魯迅雜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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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魯迅雜文范文

水是生命之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人類是怎樣對待“生命之源”的？

人類對海洋的直接影響——對水產品的不合利、或過度捕撈，其對海洋生態系統的破壞力是不可估量的。

現在，人們對鯊魚的魚翅需求量越來越大。漁民們不再像過去那樣捕殺鯊魚再取魚翅了——他們“仁慈”地直接割掉鯊魚的鰭，再把它們放回大海。可是這樣，鯊魚失去了鰭，無法掌控游速、方向，曾經的海中霸王喪失了捕獵的能力。鯊魚在長出新鰭之前就受饑餓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鯊魚作為海洋生態系統的高層消費者，如果其數量大量減少，低層消費者的數量大量增加，從而造成食物短缺，威脅到海洋生態系統的平衡，進而影響一些重要經濟魚類的生存 。現在，大規模工業化捕撈正使鯊魚數量急劇下降，某些品種的鯊魚數量已經減少了90％。一些非法捕撈者甚至把網撒向了國際海洋保護區，例如哥斯達黎加的加拉帕哥斯群島和科科島。

去年的8月7日，西班牙海域來了一群神秘的不速之客——海蟄。這些攻擊性強、毒性大的海洋生物向人類發起了猛烈襲擊。西班牙政府雖然已經采取了應對措施，但海蜇危機并沒有得到遏制。相反，這些淡紫色的有刺生物正以驚人的速度侵占整個海洋……

不但有大量的旅客被蟄傷，西班牙的經濟也開始受到影響。7、8、9月是西班牙的旅游旺季，但大批海蟄的光顧使政府不得不關閉一些海濱浴場。僅安達盧西亞地區就可能因此損失數億歐元。為了將危害和損失降到最低點，西班牙環境部在海蜇泛濫海域雇用漁民捕撈海蜇，并設置全新的海蜇警告系統。

然而，這些方法并沒有阻止海蜇的“攻勢”。上個月，一大團海蜇阻塞了日本核電廠的海水冷卻系統，迫使該核電廠局部關閉；中國大連幾個浴場相繼出現海蜇傷人事件；美國從夏威夷到科德角灣到處都是海蜇，且種類繁多。這讓很多游泳愛好者避之不及；韓國出現一種三英尺寬的毒海蜇。另外，法國、挪威、克羅地亞、北非等許多沿海地區也相繼出現海蜇危機。這些可怕的小毒物讓很多國家感到束手無策。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小小的海蟄如此猖狂？這是有人為因素的。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全球氣溫變暖，海水連著一起變得非常溫暖，浮游生物也大量滋生，正好為海蟄提供了適宜的生存環境，于是大量繁殖。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海洋生態系統遭破壞，人類對海洋魚類過度捕撈，如海龜、金槍魚這些海蜇的天敵大量減少。天敵少了，海蜇自然會泛濫成災。

這僅僅是海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中的少許。

由于河流上越來越多的大壩截斷或明顯減少了流入海洋的水量，從而減少了自然水流中生物物種的交換，許多河流中的魚、蝦、蟹、藻類、微生物、植物減少或消失，多起來的是海潮難以沖擊的污染物。全世界每年海上運輸的30%是原油，油船慢性泄漏和海上運輸的排污、海底石油管道的持續泄漏，對于海底世界都是災難。在亞得里亞海有100個鉆井平臺，這些平臺本身不是問題，但采完油后這些垃圾鋼架將怎樣處理？拖出海洋運回陸地要花不少錢。但留在海上顯然也不是“海洋土著”們所歡迎的。

常常有一些人在海邊度假回來后，發現自己患上了奇怪的病。剛開始，人們并沒把它與海洋污染聯系在一起。總有人以為海洋是無限大的垃圾桶。從陸地河流中輸送到海洋里的垃圾里的無數致病的病原菌和病毒泛濫開來，它們的種類和存在形式越來越多，生命力越來越強。一種附在小蝦身上的水生霍亂病毒，生在水中長在水中，也可附著在其他浮游生物上。當人嗆了海水或喝了海水，甚至通過皮膚也能感染。

過多地被送進海洋中的重金屬同樣是危險的。這不僅對海洋中的生命，對人類也很危險。這些重金屬被藻類和海洋植物吸收，小蝦吃了藻類，魚吃了小蝦，人又吃了魚。最終遭殃的是排放污染的人類。即使每公斤魚肉中有1微克的含量也是很可怕的。

現在，許多漁民有了“更先進”的捕魚技術——用炸藥來炸魚。這樣，炸藥所產生的爆炸力往往使熱帶淺海魚賴以生存的珊瑚礁被炸得粉碎，幾十年都難以恢復。同時產生的硫磺、硝酸等污染物也嚴重污染海洋。

前蘇聯，工廠和城市每年向湖中傾瀉6000多萬立方米的污水，致使600多中水生物完全滅絕。印度，每天有多達6000萬多升污水排放到恒河中，當地人有90％以上得過腸胃傳染病。中國，每天工業排放的污水達7000萬噸。1979年，全國受到污染的河流多達850條，有些城市幾乎全城無凈水……

第2篇：魯迅雜文范文

那時不過十來歲，讀的是寄宿學校，讀什么書，父母無從干預，所以除去課本，擇書很雜。學校的校長是位大學生，員，北平解放就接管了這所中學。他喜歡文學，周會上常常講著講著就背誦起剛出版的新書中的一些格言、警句。譬如，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那段關于生命應當怎樣度過的名言，又比如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中的“幕布拉開了，生活中是沒有觀眾的”；“人們，我愛你們，但你們要警惕啊！”等等。講話很有感染力的校長，不知不覺把他的愛好傳遞給了學生，所以我們不少同學閱讀課外書的興趣更甚于比較枯燥的課文。晚自習把不多的習題做完，便三五同好嘰嘰喳喳地讀起了吸引我們的書籍。

記得那時讀得最多的是魯迅。年少無知，并不很懂，但卻十分帶勁。我們也有比較：郭沫若的詩熱烈但覺空洞，朱自清的散文優雅但過于沉靜，梁實秋的文字有點做作，林語堂的小說離我們太遠，惟有魯迅的作品，讓我們激動，促我們思索，即便是似懂非懂，也能感覺到他的熱烈、深刻，余味無窮。

開始寫雜文是在“”之前。那時涉世未深，許多事看不明白，所謂雜文，跟風多，識見少，現在重讀，頗感赧顏。真正把雜文當作寫作的重點，是在改革開放之時。經過了一場“”，經歷了斗人、挨斗、希望、失望、受騙、醒悟，終于覺得這世界離理想的境界實在太遠。我們建設的并不是我們希望的，我們曾經以為是真理的，其實離真理甚遠。回頭再讀魯迅，才開始有點懂得，魯迅那一代人夢寐以求的，恐怕仍是今天需要爭取的。

現在不少人以否定“五四”、批判魯迅來顯示高明。其實他們對中國的了解程度遠在魯迅之下。“五四”時期那一代思想先驅反對讀經，是因為他們讀過經，深知讀經的弊端。今天大倡讀經的，多半沒有讀過經，或根本讀不懂經。“五四”那一代思想先驅大呼民主、科學，因為他們深知專制、迷信之害。今天不分好歹大頌古老文明的，是因為深中專制、迷信之毒。魯迅一輩人，也有失錯，也有偏激，也有誤信，但大致的方向不曾錯。后來我們建立的并非我們理想的，只是因為迷誤了這個方向，以新的包裝承襲了老的釀造。

在有了這番經歷之后，再寫雜文，起初只是希望借此表達對社會現狀的一點觀感，并沒有太大的奢望。在中國，文字的力量，尤其是一介平民的文字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有時甚至激不起一絲漣漪。但這一個人的獨語如果能夠引起幾個人的認同，至少也把一種思索放大了幾倍。發出這樣獨語的人多了，個人的思索就可以成為社會的話題。社會的話題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就有了改進的希望。就這樣，一發而不可收，至今已有二十多年。這二十多年，我像一個巡醫在社會的密林中游走，不斷挑剔著這社會的弊病。有人問我，難道你眼中只有弊病么？當然不是。如果一個社會都是弊端，早就無法生存了。但是我們這個社會，從古到今多的是頌歌。唱頌歌的一向生活得十分滋潤，因為他投合了在上者的心意，而挑剔弊端的則多半結局凄涼。今天已經是民主的時代，但千百年的習慣勢力仍舊使許多人善于迎合，避談缺失。既然已經有太多的頌歌，何不拾遺補缺呢。總要有耐得住寂寞的人來做這些未必討人喜歡的事吧。

寫雜文，我以為總要有三個條件。

一是要有比較廣博的見聞。這種見聞既來自書本，也來自社會。有了比較廣博的見聞，遇事才能產生由此及彼的聯想，對事情的理解才會較為深入，讀者也會從中得到一些藉以比較的知識和觀察問題的方法。東坡有言：“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觸類旁通，就事論事的文字，恐怕也算不得雜文。可惜報刊雜文版上，這類非雜文的雜文并不鮮見。

二是要有比較深入的思考。羅列現象不算雜文。雜文總要有自己的思考。這種思考愈是個性化愈是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因為它提供了觀察問題的新的角度和新的材料。當然，故作驚人之論，毫無根據地口吐狂言、不講道理的破口謾罵，并不是深入的思考，只能叫嘩眾取寵。它或許能得到一時的轟動，但終究要歸于湮滅。

三是要有文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采并不是雕章琢句，更不是堆砌辭藻。文采應當包括文體、文氣、文辭、文韻。雜文最忌單調、平板、枯澀、不耐咀嚼。

第3篇：魯迅雜文范文

好的雜文常于常規思維處有重大突破，喚醒人們在日常思維之中發現“異樣”的存在，進而以這種發現為契機，實現對回歸“常識”的吶喊，對普通民眾的啟蒙。

《一種默契》即是如此。

作者察覺到當時的一種特別的現象――商店“號召顧客的策略現在居然用‘關店’的惡名來做幌子了”，“并不關店的也要冒著關店的惡名”，甚至，不惜“附一個律師代表清算的廣告表明他們是真的關店了”，對于商家這樣十分坦然毫不難為情的把戲，人們是如何反應的呢？“看的人也認為很尋常”，“并沒什么不該”，“彼此之間自然而然地發生了一種默契了”。原來“默契”竟是這樣產生的！國人向來喜熱鬧，樂得做看客，然而與這種強烈的好奇心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熱鬧過后那種“見怪不怪”的心理，無論是怎樣的事情，用不了多久，國人都能與之產生一種“默契”。乃至“大學生畢業了沒事做”、“工人突然失業了”、“房租好幾個月付不出”等等，人們都覺得那樣稀松平常，理所應當，自然而然，一向如此，以致認為這就是“現世的實況”，從而達成“默契”！這與其說是一種默契，毋寧說是一種沉疴！

于是在今天，我們還能看見商店以“開業大酬賓”、“幾周年紀念”、“迎××節低至×折”、“零利潤虧本回饋顧客”種種美名來做廉價的借口時，“全民瘋搶”的局面一次次火爆上演。我們還能看見如芙蓉姐姐、鳳姐之流一輪輪炒作興起時，人們一面口誅筆伐罵聲一片，一面樂此不疲津津樂道地進行著一輪又一輪的“審丑”。普通民眾面對一路飆升的房價，首先想到的也不是房價何以大漲，而是如何勒緊褲帶，克服自己生活中的種種不便與困頓，先爭取交上首付，然后再成為房奴……由此，我們發現，國人面對“被制造的需求”，“被陷入的困境”，“被安排的命運”等等，通通能迅速地形成一種“默契”，一種十分強悍的耐受力。面對國民性中的此種頑疾，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以致在文章末尾不無隱憂地寫道：“從來的道德，習慣等等，在這種默契之下，恐將不再維持它本來的面目了。”這就深深地表達出作者對于此種“默契”之下的國民性格和國民心理的一種焦慮與關切。

第4篇：魯迅雜文范文

一、品味語言，感悟雜文語言特色

雜文以短小精悍的諷刺幽默為主來鞭撻丑惡時弊，用求索真理來詮釋人生。因此，通過語言視角，能精準地把握文章主旨以及文本情感。語言是雜文的情感語言之一，有言外之意也有無窮意味，是生動概括的“意”。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就是以生動活潑的語言來襯托具有明顯戰斗力的諷刺。語文教學的核心就是語言，它要求學生在閱讀過程中必須自主參與到語言實踐之中，要用自己的語言活動來表達對文本的感悟。因此，品味語言是個性化閱讀、感悟文本的第一步。

作為經典雜文，《拿來主義》犀利風趣的言語中所蘊藏的就是獨到的藝術性和獨特的思想性。如果將教參的要求強加給學生，就會造成一味的灌輸行為，教師滔滔不絕地講，學生卻沒有絲毫的興趣聽。而以雜文語言特點為切入點，倡導個性化閱讀就會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在自主論證中主動接受知識，學生也會情不自禁地融入到文本中，在探究文本的過程中品味語言，完成與文本、作者之間的親密接觸。這既體現了課堂的民主性，也增強了學生思維創新的能力。

教師在課前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學生帶著疑問閱讀文本：“眾所周知，魯迅的雜文一直被冠以具有標槍、匕首般的力量，在文中有哪些句子能感受到這種力量？為什么魯迅先生的雜文會有如此大的力量呢？請同學們自讀課文，各抒己見。”在閱讀完課文后，有的學生說：“送古董送活人一直到什么都送光了，說的是墮落與倒退，不是講進步，這是典型的反話。而不知后事如何恰恰說明了這是一種數落，諷刺那些人熱臉貼了冷屁股，甚至是不受歡迎。”有的學生說：“數量有限的幾張畫，卻掛了數個國家，這根本不是發揚國光，恰恰是民族的恥辱，這也是在諷刺。當時國力衰竭國庫空虛得可憐，根本就是在打腫臉充胖子，一味的送和敗家子沒什么區別。”還有的學生說：“作為當時時尚詞語的‘摩登’，恰恰說明了當時‘送去主義’已經變成了一種流行趨勢，其實質就是賣國求榮、崇洋。作者用了‘摩登’一詞，正是在詮釋對比‘拿來主義’和‘送去主義’，這兩種主義的錯誤態度是相同的，誰是誰非不言自明。”由此可見，閱讀后的對話是理解的重要組成部分。

教師充當的是引導者，學生是解決問題的實踐者，自主個性化的閱讀是學生探究式學習的重要步驟。只有學生精準地把握文本語言，才能在品味中理解諷刺幽默的獨特效果，也間接掌握了文本的深意。

二、品味語言，探究雜文人物形象

眾所周知，雜文中的人物是一類人一群人，而非一個單獨存在的個體，因此，雜文對人物的刻畫是最生動傳神的。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提出第二個問題：“以往大家讀過的小說中，都是通過外貌描寫和肢體語言等形態描寫來刻畫人物形象的，那雜文是不是也是如此呢？請大家帶著思考繼續閱讀課文。”這個問題一提出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因為分析雜文人物形象的教師少之又少，但是學生還是很有興趣地去分析語言，并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有的學生說：“閉關讓國力衰竭卻還硬撐著說不讓別人來，其實已經無法阻止別人來了，這種閉關主義者的可憐與無奈把‘自己不去還不許別人來’寫得淋漓盡致，一個‘捧’字恰恰說明了奴才狗腿子不知廉恥的丑惡嘴臉。”有的學生說：“文章的第三段，尼采瘋了，中國瘋了，這正是說明送去主義者不僅是掩耳盜鈴的瘋子，也是地地道道的敗家子。‘徘徊’更是說明了這幫膽小懦弱的瘋子在極度愚蠢在外強內干中洋洋自得。”有的學生說：“拿來主義者是自私的，他們只與所謂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自己的東西，借此來說自己寬容有禮，其實這正是值得同情的地方，搖尾乞憐的亡國奴不僅行為懦弱可憐，更是主觀思想行動上的矮子，拿來‘廢物’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奢侈地生活。這里正是說明了作者的勇敢和拿來主義的勇猛。”

沒想到一個問題會引來這么大的反響，教師切實地體會到了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教學效果。學生的回答和思考多數都是教科書上沒有的，正說明學生已經找到了個性化解讀作品的鑰匙。同時，也說明文本解讀應從文本主體出發，只有走進文本的精神世界才能完成對作者的心靈解讀。精神上的對話就是對文本內容和思想情感的探究，只有感悟文本，靈魂才能觸碰到作者的精神世界。正如王尚文先生說的那樣：課文只是學生與作者內心對話的橋梁，只有將文本主體變成自身感悟，才能完成心靈與心靈融合的微妙境界，才是語文素養融入人文素養的過程。

三、品味語言，把握情感走向

個性化閱讀不能背離作者，作者的精神世界會完全體現在文本之中。同時，個性化閱讀不是復制作者思想的過程，而是一種實際性的創造過程，要實現作者精神世界與學生精神世界的對接，首先要充分開發學生的精神創新和思維活躍能力。針對這個目標教師可以設計第三個問題：“找到文本中的情感傾向與打動內心的句子，并加以闡述。”通過學生對語言的反復咀嚼，不拘泥于舊說，大膽說出各自的看法，不僅在品讀中感受到了雜文的獨特魅力，也精準掌握了作者的情感傾向，逐漸形成了屬于學生自己的閱讀情感。

同時，在追尋情感走向的基礎上，教師應引導學生探究文章的主題和主旨，如魯迅創作《拿來主義》的目的是什么。教師同時展示作品的創作背景，然后讓學生思考：“拿來要怎樣拿？拿來的根本意義是什么？”學生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批判錯誤思潮，提倡拿來主義，用腦髓放飛眼光自己拿來。作者不僅是在呼喚拿來主義，更重要的是指導我們在外國文化和舊文化面前要懂得吸收和集成。”

第5篇：魯迅雜文范文

我很少責備學生。責備也未必有用。他也許收起了書，但那顆心卻未必收得回來。——與其讓他心有不甘地作“認真”狀，不如讓他快意地讀幾篇魯迅的雜文。再說，學生上課去讀其他書，原因可能比較復雜；在我，則要反思，何以這幾節課對他沒有吸引力。

這位學生上課不聽講，悄悄讀魯迅，會有哪些原因呢?——實在是太喜歡魯迅的作品了，覺得勝過語文教科書；高一年級規定的必讀書目里有魯迅雜文，他沒來得及讀完，上課繼續看；他也許認為近期語文課內容淺了；他可能對我的教學暫時沒有興趣，或不適應我的教學方式；他的閱讀和寫作能力超出了同齡人，常規的課程讓他有饑餓感……

比之高中語文課上的另幾種狀態，我倒寧愿他這樣偷偷讀魯迅。同事也常說道：有些高一學生不知受什么影響，語文課公然在做“有用”的理科習題；負擔太重，困倦至極，或昏昏欲睡，或強打精神；從不讀文學作品，只讀教輔；自覺地將課堂分成兩部分——應試與非應試，對前者聚精會神，對后者自動屏蔽。

而這位上課讀魯迅雜文的學生，語文能力并不低，我聽過他富有激情的朗誦，他的作文總有自己的見解，表達也有特色；他按時交作業，也能順利通過考試；他課外活動很豐富，他的攝影和繪畫都“有兩下子”；更重要的，是他上課看課外書從沒妨礙他人……我也記得，在我的課上，他也曾聚精會神，傾聽我和同學們的交流，也曾提出過有價值的問題。學生的這種學習狀態，不正是我期待的嗎?作為任課教師，我還有什么不滿意的呢?語文學習的天地很廣，方式很多，一名高中生如果已經具備了自主學習和探究問題的意識與能力，完全可以選擇對他更適合和有效的方式。他可以讀魯迅，可以讀《紅樓夢》，可以讀普希金；他可以到田野中去感悟自然，也可以在星空下思考人生；他可以在寧靜的書齋里“聲聲入耳”，更可以對社會百態“事事關心”。

如果教師認為只有通過自己的課堂，學生才能學好語文，是可笑的自負。我的教學會比閱讀魯迅作品更有價值?我的教學必定是最有效的?有位學生曾在作文中坦陳：初中所學的議論文，統統比不上王小波、柏楊、龍應臺所教給她的；而她那些受到老師稱贊的作文，無一不是課后“翻閑書”、“亂讀”有了靈感的。——而如果離開了我的課堂，學生就不會或不愿學語文，沒有了閱讀的熱情，那恰恰說明我教學的失敗。從某種角度看，班上多幾個不聽講而癡迷于魯迅的學生，更讓我自豪，那可能正說明我的教學成功：如果學生只肯聽講、背書，只想習得一堆應試技巧，卻不愛閱讀，沒有求知欲和思考力，那種教學又有什么值得稱道的!

第6篇：魯迅雜文范文

而所謂“雜文作家”，其實算不上作家——他“雜”而有之，“家”則弗如。不僅他自慚形穢，旁人更不拿他當根蔥。這旁人包括閑雜人等，更含有作家之“家”——作協衙門里諸君子。去中國作協瞅瞅，它設有各種文學樣式十個“專門委員會”，唯獨不見“雜文委員會”。“魯迅文學獎”好歹有個“散文雜文獎”；到作協，在“專門”“散文委員會”里，雜文連“附屬”也難一“附”，悄悄兒被滅啦。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門”之烏有，何以為“家”啊！？

所以，本人雖一時虛榮貿然混入作協，后瞧這陣勢，便不往“作家”堆里湊，自我定位“寫零碎的”——日前召開中國作協“”，作協機關有人通知我當“代表候選人”參選，本人自認無格而敬謝不敏，連選舉會也不參加，去蜀南竹海了。

初寫雜文就事論事，深感自身眼光短淺、腹笥空泛和知識結構的缺陷，于是加緊讀書補課——當然，這乃是一輩子的事。到今天，二三十年過去，我雜文沒多大長進，而我在雜文界也屬于邊緣人。唯我對雜文有一個一以貫之的追求，即“雜文須有雜文味”。雜文之為雜文，正因其中浸著“雜文味”，猶如男人要有男人味一樣。男兒身上若彌漫著濃重的女人味，或風姿綽約，或發嗲，這樣的“偽娘”，是算不上男子漢，或曰“真正男子漢”的。

第7篇：魯迅雜文范文

沉寂中的生機――《2003中國年度最佳雜文》代序(節選)

王　芳

2003年的雜文對我國的、世界的、當今的、歷史的社會檔案進行梳理與分析、比較與反思，那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是與非、白與黑一一進入雜文家視野。

雜文是有社會功效的，但它既不能興邦也不能喪國。雜文家曾以“傻子”自喻，以“說了白說，白說也說”自嘲，這些都正視了雜文既干預生活、作用又極為有限的事實。但雜文家們仍以其膽識，按照歷史與社會的發展規律堅守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考，擺脫輿論一律的束縛，沖破了話語霸權的堅固樊籬，執著地發出另類聲音，2003年這種另類聲音日漸清晰，從而使雜文的社會效果愈見其大，這成為雜壇的一大生機，我想，這種另類聲音，無疑會愈來愈多。

時評與雜文打架可看作是本年度雜文界的另一大事。這次時評與雜文的孰是孰非、孰高孰低、孰優孰劣的論爭，是由于時評近年來的興盛與雜文的衰頹引發的，論者大多抑時(評)而揚雜(文)，這是有依據、有道理的。

一般的時評都是速制品，社會上發生了一件事，立馬寫出“評論”，像球場上的裁判。“據報載”。下結論“一二三”，沒有文學性，沒有藝術構思，更來不及冷卻、推敲，這樣的時評不僅缺乏感染力，更由于是突擊寫作，難以精雕細刻，從而很難有深度，其思想價值與藝術魅力無法與優秀雜文比肩。

雜文創作，我們倡導要題材新、角度新、構思新、語言新、結構新、題旨新，這種創作取向受到眾多雜文作家、作者的認同。

為什么粗劣的時評式雜文在2003年形成鋪天蓋地之勢?我以為一是有些作家、作者的浮躁情緒使然，是一種急功近利在作祟，君不見有些作家、作者可以批量生產雜文嗎?二是有些新他們尚未掌握雜文的創作要領，把寫時評、雜感等混同于雜文創作。時評是新聞家族的子弟，靠“快”、靠信息量生存；而雜文則是文學的一支，靠思想性、藝術性取勝，優秀的上乘之作具有旺盛的藝術生命；兩者區別明顯，功能各有所長。

多年來，雜文界井水不犯河水，缺少思想的碰撞與爭鳴。這場時評與雜文的論爭為當代雜文史所鮮見，不僅可以廓清時評與雜文的概念、內涵，促進雜文創作品位的提升，還可以扶掖大批雜文新秀不斷成長、成熟。

2003年的雜壇沉寂中顯現生機，還表現在大量新面孔成批量地走上雜壇，取代了老中年雜文家，這也是不動聲色的一大變化。

第8篇：魯迅雜文范文

關鍵詞：文學批評史寫作　批評立場　批評角度　新型批評模式

白以來，有關文學批評的作品愈來愈多，文學批評這一文體也漸趨發展成熟。文學批評，不僅僅是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和批評，在現代文學三十年里，他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可以說，是文學批評引導著主流文壇的走向。歷史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現代文學批評試圖做一番總結性的思考，重新進行歸納、估價這三十年的義學批評思想，大量批評史著作相繼出版。

在學界影響較大的有：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禮1993年版)、許道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筆者還對照參閱了美國學者夏志清著有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以便審視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對現代文學、現代文學批評的評價。

這四本書雖然面對的是同一個對象，即是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但他們結論卻有很大的反差，主要歸因于相異的批評立場和批評角度；這些立場和角度有其優點，亦有其缺憾。鑒于現有批評史寫作存有的缺憾，筆者想重構一種新型批評史寫作模式。

一、不同的批評立場和批評角度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一部文學史，側重對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定位，尤其關注作品的藝術價值在文學史中的意義，和其他三本的寫作對象有所區別自不待言。然而其他三本在寫作文學批評史時的角度和理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側重于對單個批評家理論的深入分析，對當時該批評話語所產生的語境略有介紹。作者明確指出：“批評史不等同于文學史，也不等同于思想史，雖然彼此有關聯，批評史應有自己的研究視角，它所關注的是對文學的認知活動與歷程，是對文學本質、文學發展、文學創作的不斷闡解與探討。”在該著作中，作者詳細論述了十四位批評家，分析他們各自的理論在文學審美特性上的建構及其理論意義。這樣以批評家為重點的闡述模式和高揚文學批評的審美特征，在當今的批評史寫作中是具有別開一面的創新意義的。這是該書最大的優點，但也造成了它的缺陷，即缺乏對二三十年的文學批評進行整體性、邏輯性的歷史梳理。

許道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彌補了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一書的不足。該書每一章既有對當時文學批評背景的總體性介紹，又有對單個批評家批評思想的評價，敘述上給人以完整性和邏輯性，有真正的“史”的意識。但該著作在處理批評史和思想史的關系上，有過分倚重思想史之嫌，對文學批評的獨立品性關注不夠。

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采用的體式和許道明的論著一樣，都是先概括每一個時期的整體風貌，然后再舉出代表性作家進行詳細分析，但二者在構建批評史的思路上有很大的不同。周只是在透過批評文本來建構“文學批評”這一文體是如何醞釀、如何發展，分析文學批評的結構類型和語言形態，將對現代文學批評文體自覺性的研究納入視野。該書不單是對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文學批評進行思考，當代文學批評的風貌也被納入其考察的范圍。概而言之，該書是在梳理“文學批評”這一具有獨立審美意義的現代文體在中國近一個世紀的流變風貌，這是卜分具有意義的。

以上是列四本書整體風貌上的概括，就各書具體而言，他們所選的作家、批評家也各有不同；不僅如此，對同一個作家、評論家做出的評價也有很大的差別。我們現已對魯迅先生的評價為例，更進一步分析各著者相異的批評角度和批評立場。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魯迅的總體評價并不高，他對魯迅的兩本小說集《吶喊》《彷徨》都給以很高的評價，而對其雜文，則認為“這些雜文往往有生動不俗的意象或例證，時而有絕妙的語句，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但整個來說，這些文章使人有小題大做的感覺”。“作為諷刺民國成立二十年來的壞風惡習來看，魯迅的雜文非常有娛樂性，但是因為他基本的觀點不多——即使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他十五本雜文給人的總印象是搬弄是非、噦噦嗦嗦。”在論魯迅那一章的結句是這樣說的：“他自己造成的溫隋主義使他不夠格躋身于世界名諷刺家——從賀拉斯、本·瓊森到赫胥黎——之列。這些名家對于老幼貧富一視同仁，對所有的罪惡均予以攻擊。魯迅特別注意顯而易見的傳統惡習，但卻縱容、甚而后來主動地鼓勵粗暴和非理性勢力的猖獗。大體上說來，魯迅為其時代所擺布，而不能算是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

而許道明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中是這樣評價魯迅和他的雜文的：“魯迅是偉大的創作家，也是一個偉大的批評家，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他還是一個本色的批評家。他的小說滿貯著批評的意味，而他的更為著名的雜文，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在現代中國，雜文因為他的原因而成為一種戰斗的文體。”同樣，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設有專節對魯迅的批評思想進行闡釋，并給予很高的評價。

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根本就沒有魯迅的立足之地，對魯迅的批評沒有給予關注。也許在溫儒敏看來，魯迅根本就算不上是個文學批評家吧。

面對魯迅和他的雜文，以上的學者為何得出的結論是如此的懸殊?不言而喻，這是由于各自的批評立場和批評視角不同所造成的。夏志清和溫儒敏兩位學者注重文學的審美價值，對社會價值不予重視。而許道明和周海波兩位學者則能在把握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和現代思想文化密切關系的基礎上，來建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而魯迅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個領軍人物，其文學批評當然更要予以重點的研究。

但這不禁讓我陷入思考：面對三十年的文學批評所產生的歷史語境，即啟蒙和救亡一直緊緊地纏繞著中國新文學，中國新文學一直以來都擔任著重要的政治任務，有時候甚至以文藝的政治價值來取代文藝的審美價值。面對這一復雜的文學現象和文學歷史，我們究竟該站在何種立場、采用何種標準來寫文學史和批評史?能不能找到一個客觀而公正的立場，站在這個立場上來審視、構建我們過去的文學和批評，并且這個立場能較好地處理中國現代文學自身內部包含的二律背反：審美和政治的矛盾關系?

筆者認為，對文學來說，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兩者都不可偏廢，過分關注文本的藝術價值而置文藝的社會價值于不顧是不可取的；同樣，過分關注文本的政治道德意義而忽略文本的審美意義，那就已不是文學，更加不可取。那么，面對上述的批評史著作所存有的缺陷，重新建構一種新型的批評史寫作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新型批評史模式的建構

筆者認為，就已經出版的批評史論著，在總體上都采用像溫儒敏和許道明的構建模式，依靠分析、闡釋幾個重要的批評家來完成批評歷史的梳理；當然，還有以

問題為綱、以思潮為綱的批評史寫作模式，前者以杜書瀛、錢競的《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為代表，后者以席揚、吳文華的《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史論》(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為代表。但不論哪種模式，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建構主要是關注批評文本的文藝思想以及批評文本與當時的思想文化史之間的密切關系。可以說，目前已有的批評史著作對批評文本的思想價值及道德價值的研究已經很深人，但這樣的批評史寫作模式是遠遠揭示不出文學、藝術自身形式的流變規律以及文學批評與文學藝術的相互影響之態勢；更不要說文學批評這一文體自身形式的流變規律了。

筆者認為，文學批評史的內涵是豐富而復雜的，大體可以概括為兩大部分：一方面，文學批評史要研究批評文本所體現的審美理想和文化思想；另一方面是要研究文學作品文本和批評文本各自在審美形式方面的變化、發展，并將其放在歷史的視點中予以研究，突出其流變過程。目前的批評史寫作對前者予以充分的研究，而對后者關注卻很少。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憾。

因為，文學批評的對象是文學和藝術的具體文本，而文學和藝術有其自身形式上發展的規律，文學批評必須要予以研究，對其在審美形式上的發展、流變的過程要予以梳理；另外，文學批評作為一種自覺的文體，自身也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的，因而文學批評史也理所當然地去研究文學批評文體自身的藝術形式的特色及其流變。

基于以上文學批評史的內涵，那么，文學批評史的寫作既要關注到批評史和思想文化史的關系，又要關注到文學自身的審美演變規律；既有藝術價值的考量，又有社會價值的考量。在兩者間求得平衡，以這種方式寫作，就不會持有將眼光只關注一面，尤其是只關注社會思想價值這一面的片面化立場，對藝術家、批評家將會有一個比較公正而準確的判斷和評價，再不會出現像前述對某一作家的評價懸殊較大的情況。

就文學體裁而言，文學可以分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據此，文學批評的對象就可以分為詩歌批評、小說批評、散文批評、戲劇批評；文學批評史的寫作也就同樣包括詩歌批評史、小說批評史、散文批評史、戲劇批評史四個部分，另外還有文學批評的批評史這一部分，共五大部分。在每一個部分中，既要分析該文學體裁在歷史的長河葉中不同的作家作品所發生的形式和思想兩方面的流變及其意義，也要分析某時期應對該體裁而生成的具體的文學批評文本所呈現出的審美傾向和其批評方法和批評特色。這樣一來，文學藝術文本就和文學批評文本相互映照，相互凸顯，更能體現出各自在歷史發展中的樣貌特征，具有強烈的邏輯感和歷史感，再也不會出現各種義類的批評混在一起的情況了。

當然，這種文學批評史寫作是一項非常費力氣的工作，它需要大量的細讀文本，既有文學文本，也有批評文本，工程是十分浩大的。也許，梳理中國現代詩歌批評史的寫作就足以成一本專著，因為其中既要求有具體詩歌文本的思想和審美價值的分析，還要體現詩歌流變的本貌；既有對具體詩歌批評文本的思想和審莢價值的分析，也有闡發批評文本的歷史流變過程。只有將這四者融合，才是理想的中國現代批評史寫作。其他體裁的梳理亦是如此。

第9篇：魯迅雜文范文

我現在寫的東西通常被人稱為“雜文”，而我對從事雜文寫作起初并無自覺。無非是偶有所感，便信筆涂鴉，至于屬于什么文類，并未顧及。倒是妻子的反應提醒了我。當初我整天耗在河邊釣魚的時候，她固是嘖有煩言，然尚能相安；等到我“浪子回頭”，整日伏案敲鍵盤時，她卻流露出惶恐的神情。有一回，她說：“你要是因為放的這些屁，被抓起來，別指望我給你送飯！”她又說：“像你放的這些屁，要擱‘’那會兒，早被拉出去槍斃了！”也許就是在這一刻，我才猛省：由于厭棄板正、艱澀的學究文字，我常常會寫一些被我戲稱為“性情文字”的東西，使文章帶上我情緒的印記，帶上我情感的體溫，如此一來，已使我的文字成為了“雜文”！寫了三年雜文的我，還在這個世界上好好地活著，沒有被“槍斃”，沒有被“抓起來”，甚至沒有領導找我談過話，因此我對我們時代的“偉大”與“進步”毫不懷疑，我對這個世界只有感激！

一個雜文作者經常“遭遇”的夸獎也許是“深刻”。我對此的回答是：我寫的，或者說我呼喚的只是常識；如果常識也讓人覺得“深刻”，只能說明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現實已經蒙上了一層過深的塵土，只能說明人心已經裹上了一層厚厚的硬殼。掀掉這些塵土，敲碎這些硬殼不正是今天雜文的使命？

一個雜文作者經常遭受的指責或許是“偏激”。我對此的回答是：我寫的只是常識，如果常識也讓人覺得“偏激”，只能說明這些常識還遠沒有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現實。我對于如今這個“偉大時代”沒有過高的期待，只是希望我們的社會能離“常識”越來越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常識”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現實，也好讓我早點摘掉“偏激”的帽子――戴著這樣一頂帽子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能生活在一個“常識”和“常情”的世界里，到那時我情愿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樣做一個“平和中正”的人，也不去寫什么勞什子雜文！

套用女士的一句話，一個雜文作者只是通過自己的文字，向公眾揭示“太陽是從東邊出來的”這樣一些真理。一個大多數人都愿意閉上眼睛相信“太陽是從西邊出來的”的世界就是一個背離了“常識”和“常情”的世界。雜文作者是這樣的世界里的理想主義者。與這樣的世界不合作、不妥協是雜文作者的使命，也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