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哲學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經濟學哲學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經濟學哲學論文范文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中極其重要的，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與經濟、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及其運動是有自身可循的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考察當代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2篇：經濟學哲學論文范文

法律觀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法律只不過是經濟關系的記載和表述，是直接將經濟關系翻譯為法律原則。這是一種經濟法律觀。我們要堅持，但更要與時俱進地發展，這才是更好地堅持。其實，并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是自然資源環境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為相對于經濟來說，自然資源環境更為基礎，它是經濟基礎的基礎，對經濟基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自然資源環境是體，經濟是用，經濟只不過是對自然資源環境的占有、開發、轉化和利用。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自然資源環境就有什么樣的經濟，沒有自然資源環境作基礎，經濟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發展經濟就猶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人們應深刻地認識到自然資源環境這一終極基礎對于上層建筑包括法律等的決定作用，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觀念變革為自然資源環境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種經濟法律觀，片面地強調經濟對法律的決定作用。它把自然資源環境簡化為經濟，把經濟視為唯一尺度，目中無它。只有具有經濟價值的自然資源環境才值得考慮，舍此，都是毫無經濟價值的東西而不屑一顧。如此勢利地看待自然資源環境，具有極大的盲目性和短視性，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無價值的自然資源環境，自然資源環境并非人們認為其沒有經濟價值就真的沒有經濟價值，也并非它們在當下沒有經濟價值就永遠沒有經濟價值。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歧視破壞了自然資源環境的整體性和和諧性，破壞了生態系統，使其不能內在平衡、生生不息。這種經濟觀貌似經濟其實很不經濟，是竭澤而漁、釜底抽薪，嚴重地損毀了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根源。

由于現代經濟主要是市場經濟，所以現代經濟法律觀主要是市場經濟法律觀。市場經濟是一種逐利經濟，它追逐利潤的極大化，極大化的普遍方式常常是對自然資源環境只索取不保護，或者采取排污等方式把成本轉嫁給自然資源環境。市場經濟使人更加見錢眼開、利令智昏，更加無視自然資源環境。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在優勝劣汰的鐵律下，不進則退，它迫使人們永不知足、永不停歇地去開辟市場、創造市場，商品不斷地更新換代，有的是“換湯不換藥”，導致物事頻仍，快速折舊，未盡其用，如電子產品等就是如此。這不僅很不經濟，而且嚴重地危害自然資源環境，既浪費自然資源環境，又污染自然資源環境。市場經濟是一種效率經濟，它使人大干快上、急功近利、甚至揠苗助長。市場經濟的發展速度超越了自然資源環境的自然進程，超過了自然資源環境的承載程度和修復能力，直接導致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環境之間的對立和矛盾。這種經濟效率導致自然資源環境的衰退、枯竭，看似效率實乃速朽。市場經濟是一種科技經濟，與農業經濟、手工業經濟和簡單商品經濟等相比，它最具科技含量，也最有威力征服和改造自然資源環境，它對自然資源環境的影響和破壞前所未有，自然力量已不敵科技力量。嚴格說來，自然資源環境的破壞就是從工業革命、科技進步開始的。

這種無視、破壞自然資源環境的經濟觀，與生態觀是嚴重對立的，不但很不經濟，而且從根本上侵蝕了經濟的基礎，使經濟發展不但不可持續，而且前功盡棄。必須實現從經濟觀向生態觀的變革。生態觀不僅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且提供了持續的源泉。目前，人們不僅認為“既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而且認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隨著人們的世界觀從經濟觀向生態觀的變革，相應地也要從經濟法律觀向生態法律觀變革，對法律制度不僅甚至主要不是經濟分析和效率追求，而是生態評價和生態預防，為此需要對法律制度進行全面和重大的變革，讓法律制度生態化，用清新空氣驅逐法律身上的銅臭氣味。不是經濟觀而是生態觀才是科學的法律世界觀。

二、從見人不見物到見人亦見物

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分析經濟關系時見物不見人。①但庸俗的者反其道而行之，不僅在分析經濟關系時，甚至在分析一切問題時都見人不見物，以為只有這樣才能抓住問題的根本、人的根本，才是深刻入理。但任何極端都是片面的，真理往往在兩極中間，分析問題的真確方法是見人亦見物。因為人是一種物質性存在，根本就沒有無物之人和無物之人與人的關系，人的獨立平等、權利自由等都建立在物的基礎之上。物之如何直接決定著人之如何，物之不存，人將焉附？物之不見，焉能見人？不見物，就不能見人。由于見人不見物，目中無物，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一個無物的世界，只剩孤零零、光禿禿的人，不依于物的人；人是萬物之主宰，自然資源環境只是人所主宰的對象；一切為了人，為了人，高山低頭，河水讓路，人定勝天。但“物極必反”，人怎樣對待物，反過來物就怎樣對待人。人們沒有把自然資源環境放在眼里，自然資源環境又怎么可能把人融入其中？人不尊重和保護自然資源環境，自然資源環境又怎么可能尊重和保護人？可以說，目前自然資源環境的破壞以及它對人類的報復，正是源于長期以來的見人不見物、對自然資源環境的極端漠視。

要尊重和保護自然資源環境，就必須實現從見人不見物到見人亦見物的重大變革。物是人之所依，物是人與人之間的牽線人和黏合劑，人與人的關系，幾乎都是以物為媒介的社會關系，在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如此，幾乎沒有無物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是隨著物的豐富發展而豐富發展的，由于自然經濟條件下的物不同于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物，這直接導致自然經濟條件下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不同于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后者之物遠比前者之物豐富復雜，從而決定了后者之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遠比前者之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豐富復雜。要認識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不能就人論人，而應透過物去看人，以物度人。物是人類認識自己的一個基本視角，一面鏡子，見物以見人，這也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里的物不是一般的物，而是自然資源環境，自然資源環境是人類的棲身家園、衣食父母、生存基礎和發展前提。自然資源環境的上述性質決定了，一切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都是在自然資源環境中得喪變更的，立足其中才有客觀真實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人類根本不可能無視自然資源環境，充其量只是對它熟視無睹。無視、破壞自然資源環境，人類就會迷失家園而無家可歸，就會無處安身立命，就不能生存發展。自然資源環境不是一般的物，它不僅是先決性、客觀性的存在，而且是擬人化、意志化的存在，因此人們不能像對待一般的物那樣對待自然資源環境。人怎樣對待自然資源環境，反過來自然資源環境就怎樣對待人，這種反作用力使得理性的人不敢慢待自然資源環境。自然資源環境是人類認識自己和檢討自己的一面鏡子，人怎樣對待自然資源環境是人性、人的德性的試金石，自然資源環境演化史構成了人類的道德譜系。自然資源環境教育了人，教育人類必須善待自然資源環境，善待自然資源環境正是善待人類自己。人們正是在不斷改善對自然資源環境的態度和關系上不斷地發展完善自己的，如從“天人相參”到“天人相斥”，再到“天人相睦”，最后實現“天人合一”。①在這些演進過程中，人才真正成之為人。見人亦見物，才能實現自然資源環境法的最終目標———天人合一。

三、從部門法到基礎法

自然資源環境法作為一個部門法的出現，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在我國直到不久前才剛剛將其忝列為十六門核心課中的最后一門，這還得益于我國把“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為我國的“五大建設”之一的基本國策。長期以來，在人們的觀念中，自然資源環境法僅僅是一個法律部門，并且是一個新興的、一直處于邊緣狀態、只是隨著自然資源環境問題嚴重起來才日益受到重視的一個法律部門。這是對自然資源環境法的極大誤解。其實，自然資源環境法不僅僅是一個法律部門，它還孕育著、體現為一套與傳統法律部門及其所構成的法律體系大有不同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調整原則，集中地說就是生態觀。哲學的意義在于其普遍性，法哲學的意義在于其普適性，自然資源環境法哲學的意義在于它為其他法律部門及其法律體系提供了值得廣泛借鑒和普遍遵循的生態觀。生態觀體現了人類對自身所面臨的自然資源環境困境的理性反思、時代精神和必由之路。生態觀已成為當代人最重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一，也應是當代法律部門及其法律體系最重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一。正因為自然資源環境法為其他法律部門及其法律體系提供了生態觀，為其他法律部門及其法律體系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成為許多法律部門及其法律體系的共同基礎，所以自然資源環境法已由部門法升華為基礎法。

第3篇：經濟學哲學論文范文

馬克思以其極其敏銳而深刻的哲學判斷力，從認識論悖論入手指出了這種“客體世界觀”的根本缺陷。“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作為人類存在方式的實踐，是人類直接生存于其中的客觀物質活動。人類只能通過實踐活動中確證世界的存在。由此發展出完全不同于“唯客體”的形而上學的“辯證唯物主義”。人以生產勞動的方式存在，人類的實踐活動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過程。因此，物質生產勞動成為人與自然界的內在聯系過程。而生產勞動需要人的實踐活動作用于客體之上，人與客體都不是獨立存在的，人需要依據自身的生命需求用一種特殊的實踐方式即生產勞動創造出勞動產品，而這些勞動產品是自然與人相互聯系的紐帶，是事物客體在人生命中的體現，表現為人維持生命的物質與意識的反映。因此，人以實踐的方式與客觀事物并存，也因為實踐與客觀事物相互滲透，并通過對方來表現自身的存在方式，形成了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得出結論：事物是普遍、內在聯系的，客體就是凝固了的內在聯系的過程，事物的本源是過程，主客體聯系的過程，也就是矛盾的過程。一切矛盾就是過去一切聯系結果與現在一切聯系結果斗爭的過程。辯證唯物主義為虛擬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積極的理論支持：

1、全球經濟處于普遍聯系中，中國經濟只有在不斷的和世界經濟緊密融合的過程中，才能不斷催生新的經濟能量，經濟才能充滿活力。而真正能與世界經濟緊密融合的便是虛擬經濟。換言之，虛擬經濟是中國真正融入世界經濟的鑰匙，是中國不斷獲得經濟發展動能的重要動力源之一。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最大的超越在于看到了“流量”的重要性，雖然凱恩斯未能解釋貨幣———資本的本質是一種社會關系———社會權力，但畢竟已經認識到流動性在經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存量”沒有“流量”的經濟是一潭死水，虛擬經濟在促進流動性方面則有著巨大的優勢。當然，虛擬經濟的發展會帶來負面影響，甚至相當強烈。一方面，虛擬經濟的膨脹會增加實體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易創造出雙重價格體系；另一方面，可能對資源配置產生誤導，影響國家經濟安全。但不能因為懼怕虛擬經濟帶來的風險性和負能量就割裂了中國資本市場與世界資本市場的聯系，割裂了聯系就等于割裂了中國經濟發展發動機上的紐帶。能量有正負之分，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在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高度融合后必然波及到中國，這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只能在實踐中勇敢的面對并加以解決。世界本身就是一個二律背反，害怕和回避矛盾的后果是陷入更大的矛盾。觀察經濟社會發展要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進行審視，經濟發展就是在正負能量不斷對沖的矛盾中螺旋式的前進，每次大的波動后正能量都會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帶動世界經濟螺旋式的發展。從這個角度說，虛擬經濟本身也是一個二律背反，矛盾是動力的源泉。

2、虛擬經濟非常靈活，把全社會的資金都吸納進來，事實上，當今社會每個人都被編織到金融網絡中，即使沒有投資股票證券，也難以逃脫，如社保金、醫保金等，都與虛擬經濟有聯系。虛擬資本是系統性權力，彌漫于整個社會，形成支配全社會的金融權力，既不定型又彌漫在每個人身上。

3、應正確看待經濟穩定性。經濟的穩定性一直是各國關注的焦點，通常根據一些經濟指標來衡量，例如通貨膨脹率，存貸款利率差、實際匯率波動指標、政府財政赤字等等。另外，人們的心理預期也是衡量經濟穩定性的重要指標之一。辯證法認為，事物的穩定是相對的，事物的穩定性恰恰建立在不確定的基礎上，穩定有一個范圍，在這個范圍內對事物的穩定無影響，不確定的范圍確定確定性，這是辯證法認識對深層世界的認識，與舊唯物主義追求絕對的精確性相對立。把辯證法用于經濟發展中我們就能認識到，這種不確定性即風險性，應當允許并重視經濟發展中的正常波動，波動帶來了風險性，但波動正是穩定的載體，波動代表機體內部新生力量的動力在突破舊勢力的桎梏，是矛盾運動的表現。辯證法認為，每個層次要引起下個層次的變化，能量是不同的，所以每個層次的變化只能引起一個層次的變化，對其他層次無影響，各層次是相互絕緣的。08年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海嘯，其破壞范圍廣，穿透力強讓人們難以預料，關于金融危機為何破壞力如此巨大，下文將做專門闡述，總而言之，是由于沒能正確對待虛擬經濟造成的。

4、經濟發展是個綜合性過程，是在物質化社會系統整體性推進發展中同時發展的。無論是研究實體經濟還虛擬經濟，都不能只從經濟學科角度去觀察，應用政治學、經濟學、哲學三種學科綜合思索。當今中國，政治哲學強調人民性的重要性，經濟發展的最終受益者是不是人民，是判斷某個經濟政策的重要評判標準。所以，在制定某項經濟政策時，首先應把人民的利益考慮進去，還要綜合考慮社會、文化、國際環境等諸多因素，中國資本市場發育的20多年，雖然問題和矛盾頻現，但總體上國家和廣大人民通過資本市場獲得了巨大財富，國家資本不斷增值，這是符合辯證法事物發展規律的。

5、提倡發展虛擬經濟并不是忽略和否認實體經濟的重要性，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石，物質生產和交換永遠具有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堅實的物質生產基礎是虛擬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保證。

二、辯證的看待兩個問題

關于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虛擬經濟的經濟安全性和風險性等問題，需要借助辯證唯物主義原則進行解析。

（一）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是西方國家在經歷了長時間資本市場泡沫積聚后的一次負能量的猛烈釋放，是在虛擬經濟畸形發展，攫取大量虛幻財富在西方人心里生成的“幻象”破滅后的集中爆發。把虛擬經濟看成虛幻經濟，游戲經濟，完全脫離其現實存在的根基，任意創設虛擬的金融衍生產品，其本質已經完全脫離了唯物主義所堅持的世界觀，當時的華爾街金融體系推崇‘游戲經濟’，金融衍生品成為鍛煉人的意志與想象力的工具。從馬克思唯物主義本體論上理解，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不能理解為一種“直觀對象”的存在關系，而是一種感性互動的存在方式，是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彼此獨立而又統一的子系統。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應該存在一種張力，這種張力就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的過程，虛擬經濟需要實體經濟作為基礎，實體經濟也需要虛擬經濟加以激活，正常情況下，張力內的經濟的波動可以在一個可控的范圍內。與此相對立的“原像—鏡像”關系實際上割裂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聯系，導致虛擬經濟從應該堅持事物發展規律引向唯心主義的危險行為，當張力被強行拉伸，虛擬經濟本身的風險性就會因為過度的投機行為加深，不確定性變得難以被認識，這勢必產生極其慘烈的后果，“作為財富的社會形式的信用，排擠貨幣，并篡奪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對生產社會性質的信任，才使得產品的貨幣形式表現為某種轉瞬即逝的觀念的東西，表現為單純想象的東西。但是，一當信用發生動搖———而這個階段總是必然地在現代產業周期中出現，———一切現實的財富就都會要求現實的、突然地轉化為貨幣，轉化為金和銀。”實體經濟以實物或服務的流動作為其運行的形式，而這些形式都是以資金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在虛擬經濟中，資金是以膨脹的信用化形態出現的，如果資金的信用化膨脹進入到實體經濟中的生產循環，則就形成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緊密互動。由于這種虛擬的信用資金弱化了實體經濟所需要資金的作用，因此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互動增加了實體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虛擬經濟的膨脹及波動促成了金融泡沫的生產，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因此，發展虛擬經濟，并不是否認實體經濟的重要性，不是忽略社會因素任意虛設，更不能完全脫離實體經濟跨越發展。事物是普遍聯系的，虛擬經濟就其本質而言有它存在的物質基礎，“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既然把虛擬經濟放在唯物主義視野中考察，就應承認它與實體經濟的聯系，承認其的現實基礎，完全脫離現實基礎的“虛擬經濟”就其本身而言不是虛擬經濟，是游戲經濟和虛幻經濟。虛擬經濟是對現實基礎的抽象和放大，且放大的比例應該在一定限度之內。承認虛擬經濟的現實基礎是實體經濟，也就承認了虛擬經濟其自身的價值和意義。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都是社會經濟領域內的問題，二者之間聯系密切，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矛盾的特殊性，在對待二者關系上，尤其應注意研究特殊性，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質，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特殊原因，是事物之間區別彼此的根據。既不能用發展實體經濟的經驗發展虛擬經濟、評判虛擬經濟，也不能因為虛擬經濟的特長就否認實體經濟的存在意義，忽視其存在的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就是一種嶄新的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事物，在中國，無論虛擬經濟還是實體經濟，都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的，在發展中必然碰到許多問題，對于這些帶有特殊性的問題，不能簡單地用國外的或過去的經驗去套，唯物史觀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問題都放在我們所處時代的社會歷史條件中全面把握，中國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所有問題都應該在這個有機體中通過實踐加以分析解決。或許，哲學的“貧困”在于它無法為所有學科提供該學科本身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哲學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對所有學科進行批判和衡量，提供解決問題的正確思維和道路。

（二）虛擬經濟的經濟安全性和風險性

烏爾里希•貝克曾說過：“風險和不確定性是一種經濟行為的‘準自然的’組成要素。”因此，虛擬經濟也具有高風險性，這是由其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虛擬經濟并不包括物質生產活動，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創造財富，但卻可以對實體經濟創造出的財富進行再分配，這也是其虛擬性的表現之一。隨著虛擬經濟的規模不斷地擴大，勢必會增加整個市場經濟體系的風險。我國現在的市場經濟中的也面臨著微觀性、不確定性與盲目性等消極因素。“作為虛擬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金融資產，包括期貨、期權、掉期等衍生工具的價值，具有規避風險和發現價格的功能”，因此虛擬經濟對經濟系統中出現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性能夠有效地予以克服或減少，并由此為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切實保障，對于現代化風險投資和規模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虛擬經濟的健康發展成為經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有三點原因：

1、隨著經濟虛擬化程度的加深，實體經濟對虛擬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弱，虛擬經濟的價值系統逐漸取得相對獨立，不再依附于實體經濟，但是虛擬經濟的價值系統由于對整個市場經濟體系產生影響，從而對實體經濟的價值系統的影響卻越來越強。

2、實體經濟的價格主要受自然資源的制約，呈現出穩定的態勢。但是，虛擬經濟交易的載體是虛擬資本，而虛擬資本以資本化定價為基礎，其價格主要受到人為心理因素的影響。因此，虛擬經濟極容易產生頻率較高的波動性。3、虛擬經濟的重要功能體現在資本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風險定價和交易機制，并提供了一個降低了交易費用的穩定環境，從而使得經濟得以穩定增長。虛擬經濟既增加了實體經濟運行的風險性，又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并對現代經濟增長起到了相當大的貢獻，這實際上加強了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異化”。基于以上原因，現代經濟的危機發生主要并首先來自于虛擬經濟領域，虛擬經濟導致虛擬資本的過度膨脹，從而增加了實體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因此經濟系統的穩定運行以及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是虛擬經濟的安全。虛擬經濟的安全運行能有效地抵御來自內部及外部的系統風險，確保國家的經濟和國民財產的持續穩定的增長。當我們還在慶幸08年金融危機沒有大規模波及中國的同時，一些經濟學者把這些慶幸歸功于中國尚未融入國際資本市場，人民幣自由兌換沒有打開等因素，但這種慶幸不能成為束縛虛擬經濟發展的理由。虛擬經濟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消極因素，當前很多經濟學者熱衷于從如何消除這些消極因素進行研究，這在哲學上是否犯了蒲魯東式的錯誤？“任何經濟范疇都有好壞兩個方面……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益處和害處加起來就構成每個經濟范疇所固有的矛盾。應當解決的問題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壞的方面。”馬克思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就是立即切斷了辯證運動。”由此可見，正確認識虛擬經濟的消極因素及其可能帶來的對市場經濟體系的風險，建立起虛擬經濟的風險預警系統對于問題的處理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如何在日后避免金融危機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從哲學角度考慮，那就是在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背景下如何引導、轉化、控制這些消極因素所帶來的負能量，把它的破壞力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使負能量帶來的沖擊做到最小化，從而降低風險，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不要企圖消除它，消除了消極因素，就消除了虛擬經濟本身。

三、基于歷史哲學維度的審視

第4篇：經濟學哲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實證研究；經驗研究；規范研究；科學哲學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6－0015－06

一、問題的提出

實證研究(Positive Research)和經驗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是經濟學研究中兩種重要的研究方法，且經濟學界對這兩種研究方法均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對應，是分析經濟現象“是怎樣”，即對經濟現象進行描述與解釋的方法，實證研究的目標被認為是對可以被檢驗或被駁倒的、以經驗為依據的假設的系統表述；規范研究(Normatlve Research)是指分析經濟現象“應該怎樣”，即關于價值判斷的分析，規范研究致力于對實證研究的應用，其目的就是實際問題，包括對公共政策問題提出建議(約翰?伊特韋爾等，1996)。經驗研究與理論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相對應，是指運用已有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來討論某一個具體問題，討論中往往運用了統計分析的方法，也可以視作是對已有理論和模型的檢驗(錢穎一，2002)；而理論研究則是指理論創新，即在對前人的觀點進行吸收與評價的基礎上，提出對新經濟現象的解釋或對早期經濟現象提出更新的解釋(楊小凱，1998)。

從我國經濟學期刊所發表的學術論文來看，我國經濟學界也越來越注重用主流經濟學方法進行研究。從1993年開始，在我國經濟學期刊所發表的學術論文中，既有用計量方法對中國經濟進行的經驗(實證)分析，也有用各種數理方法進行的理論演繹推理，甚至還有數理的演繹推理加計量的經驗實證(杜兩省，2002)。利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對已有理論和模型進行檢驗，或通過定量研究發現新問題并建立新理論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在通常情況下，我國經濟學界將這一研究方法稱為“實證研究”。這一研究方法與楊小凱(1998)和錢穎一(2002)所界定的經驗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相一致，因而上述“實證研究”似乎命名為“經驗研究”更準確。

在此，本文提出并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在理論上對實證研究和經驗研究已經作出了明確的定義和界定，但在實際應用中卻仍然存在混淆?本文以科學哲學對現代經濟學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響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對上面提出的問題作出回答。

二、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

科學哲學是當代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是對科學及其演化過程中最基本問題所作的系統的哲學思考。20世紀是西方科學哲學迅速發展和成熟的時期，它以科學知識為研究對象，經歷了實證主義、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哲學、庫恩的“范式”，以及以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德等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學派(鐘群英，2003)。這些哲學思想的發展對現代經濟學思想和研究方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厘清科學哲學的發展脈絡，將有助于分析其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以及對本文所提出問題的解決。

(一)早期的科學哲學理論

1.亞里士多德的歸納一演繹法

亞里士多德認為，科學研究應由觀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觀察。他主張，科學家應該從要解釋的現象中歸納出解釋性原理，然后再從包含這些原理的前提中，演繹出關于現象的陳述。科學研究從有關事件發生或某些性質同時存在的知識開始，只有當關于這些事件或性質的陳述從解釋性原理被演繹出來時，科學解釋才得以完成(約翰?洛西，1982)。

2.牛頓的公理方法

牛頓認為，盡管從試驗和觀察出發的歸納論證并不能證明一般性的結論，但它依然是事物的本性所容許的論證方法。他一貫強調，通過綜合演繹出的推斷需要用試驗確認，并強調演繹出的推斷要超出原來歸納證據的價值。

(二)歸納主義與科學的假說－演繹觀

1.約翰?司徒爾特?穆勒的歸納主義

歸納主義是關于發現的前后關系和證明的前后關系的理論。關于發現的前后關系，歸納主義認為，科學研究是從觀察和試驗作出歸納概括的問題。關于證明的前后關系，歸納主義則認為，一個科學定律或理論僅當有利于它的證據時，才被證明是正確的。

穆勒勾畫出了三階段的演繹法：(1)提出一組定律；(2)從這些定律的特定組合中演繹出組合結果的陳述；(3)證實。穆勒認為，每個定律都是從單獨起作用的有關原因的研究中歸納出來，但是，也允許使用不是從現象歸納出來的假說。假說是科學家在歸納各個定律行不通時可以接受的關于原因的推測。

穆勒認為，如果假說的演繹推斷與觀察一致，則假說的使用就被證明是正確的。可是，穆勒對假說的完全證實提出了十分嚴格的要求，他要求一個已證實的假說，不僅它的演繹推斷要與觀察相一致，而且沒有別的假說蘊涵那些應予以解釋的事實。穆勒堅決主張，假說的完全證實要求排除所有可能存在的其他假說(約翰?洛西，1982)。

2.杰文斯的假說－演繹觀

杰文斯認為，證明一個假說，人們必須做兩件事情：一是必須證明它與其他一些得到充分確證的定律沒有矛盾；二是必須證明它的一些推斷與所觀察到的相一致。但是，要證明一個假說具有與所觀察到的一致的推斷，必須利用演繹論證(約翰-洛西，1982)。

(三)實證主義

實證主義(Positivism)創始人孔德認為，實證一詞有“實在”、“有用”、“確實”、“精確”等意思。所以，他認為哲學應以實證自然科學為根據，以可以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和知識為內容，排斥了他所認為的虛妄、無用、不精的神學和形而上學，進而建立以近代實驗科學為依據的一種“科學的哲學”，即實證哲學。所謂實在、有用等的實證知識，指的是關于現象范圍之內的知識。他認為，一切科學知識必須建立在來自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的基礎上。經驗事實是知識的唯一來源與基礎，因而一切科學知識就必須局限在經驗的范圍之內，不能超出經驗之外。否則，知識既失去了根據，又沒有可能(朱成全，2005)。

在古典實證主義發展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物理學家厄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他提出了一種理論的“虛構家”觀點。科學的理論是有用的記憶法，但科學的進步只是發生在這種有用的虛構被只包含觀察

條件的陳述所取代時。盡管孔德和馬赫對經濟學家的著述有一些影響，但他們主要影響了20世紀的科學哲學家，即邏輯實證主義者的思想。

1.邏輯實證主義

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的主要原則是由20世紀20年代的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赫伯特?費格爾(Herbert Feid)、庫爾特?古德爾(Kun Godd)、漢斯?哈恩(Hans Hahn)、奧托?諾拉斯(Ottn Neurath)、弗里德里希?魏斯曼(Ffiedfich Waismann)、魯道夫?卡納普(Rudoff Carnap)以及著名的維也納學派的其他成員所創建。邏輯實證主義是一種激進的經驗主義哲學實證，它標志著哲學探索的一個新開端。從此以后，全部哲學分析的目標不過是實證的、經驗的、科學的知識所要求的邏輯分析，即符號的、邏輯的實證主義(劉大椿，2006)。

邏輯實證主義者所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規定知識的構成，他們的辦法是分析判斷的邏輯形式。只有分析的(如概念)或綜合的(可驗證的判斷)判斷才富有認識上的意義。所有其他的判斷都缺乏認識的意義：他們是意義貧乏、形而上學和非科學的。為了實施他們的理論，邏輯實證主義者需要有認識意義的客觀標準，從無意義的判斷中區分綜合判斷。一個早期的結論是可驗證原理：只有在可驗證的情況下，一個判斷才具有意義。

2.邏輯經驗主義

邏輯經驗主義(Logical Empiricism)一方面像實證主義那樣強調經驗證實，另一方面又像羅素、維特根斯坦等人那樣強調邏輯和語義分析。邏輯經驗主義認為，復雜命題可以還原為簡單命題的邏輯函數，而簡單命題的真假需要經驗證實。簡單命題是由詞組成的，一個詞的意義是通過實指定義由經驗確定的。

除了強調邏輯和語義分析，邏輯經驗主義和馬赫以及馬赫以前的舊實證主義還存在其他的不同。舊實證主義允許用以證實的經驗是個人的，而邏輯經驗主義要求用以證實的經驗是公認的。舊實證主義認為物理學中原子、能量等概念僅僅是假設，為的是經濟地把許多感覺經驗或要素聯系起來；而邏輯經驗主義認為原子、能量等真實地存在，因為他們可以通過經驗證實。舊實證主義認為形而上學命題是錯的，而邏輯經驗主義認為形而上學命題是無意義的；哲學的任務就是澄清語言用法，從而排除無意義的命題。

邏輯經驗主義確實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他們是通過語言來陳述哲學基本問題的，假如語言或者構成語句的詞語的自身含義不清甚至混亂，那么我們怎么能期望得到有意義的結論?如果我們用以爭論的詞，如“物質”、“顏色”，不是按照公認的方式定義的，那么，我們怎么能期望爭論會得出一致的結論?所以，厘清語言或詞的公認定義或字面定義是非常重要的。

邏輯經驗主義代表人物施利克在《意義和證實》一文中寫到：“沒有一種理解意義的辦法不需要最終涉及實指定義，這就是說，顯然全部都要涉及‘經驗’或‘證實的可能性”’(洪謙，1982)。

(四)證偽主義

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實證主義在科學哲學領域內的影響大大降低，而波普爾的證偽主義逐漸受到了學者的重視。

證偽主義是由奧地利籍英國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創立，后經匈牙利籍英國著名哲學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在波普爾看來，他的證偽主義哲學就是認識論。波普爾和拉卡托斯都曾任倫敦經濟學院教授，他們所創立的證偽主義，通過教學和著作，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經驗證偽原則是證偽主義的核心，科學理論并不是觀察的匯總，而是我們的編造。對于這種編造的東西，當然要采取證偽、反駁的方法(馬濤，吳桂英，2006)。科學的理論或命題不能被經驗證實，而只能被經驗證偽。波普爾所采用的證偽的邏輯方法是演繹法，或稱演繹檢驗法、試錯法、批判法。波普爾的演繹方法論包含兩個環節：一個是猜測、假設、猜想；另一個是反駁、批判、證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將他的證偽主義方法稱作“試錯法”、“批判法”，并明確地指出：“衡量一種理論的科學地位是他的可證偽性、可反駁性或可檢驗性”，衡量一種陳述是科學的還是偽科學的，是一個“分界問題”，而“可證偽性標準就是解決這個劃分界線問題的一種辦法，因為他說那些陳述或者陳述系統要夠得上科學，就必須同可能的觀察或想象得到的觀察發生矛盾才行”。波普爾證偽主義的科學發展觀的特點是，把一切科學理論都看作是推測、假設性的，因而科學也就只能在被證偽中前進。在他看來，就是觀察和實驗也只是證偽的一種手段而已，可以看作是對理論的批判性討論或嘗試性反駁。

(五)庫恩的“范式”

對于證偽主義者所提出的“科學家要勇敢面對帶有驗證結果的個別理論，如果發生沖突就拋棄理論”的觀點，庫恩提出了質疑和批評： “正如以往反復強調的，沒有哪種理論能解決在某一給定時間內所面對的所有問題。而且已經取得的解決方式也常常是不完滿的。相反，在任何時候，正是現存理論一致性的不完善和不完美才解釋了作為常規科學性特征的許多困惑。如果任何及每一次關于一致性的失敗都是理論被拋棄的理由，那么所有的理論都應該被拋棄”(馬克?布勞格，2002)。

庫恩認為，理論、證據與涉及如何對明顯的證偽做出反應的方法論之間的關系是由學科的范式所決定的。他提出任何科學理論都是處于一定的范式之中，而任何范式的形成和摒棄都決定于科學共同體的集體信念。波普爾的“經驗證偽原則”僅注重理性分析，忽略了社會、歷史和人的心理因素在科學劃界中的作用。理論的檢驗和劃界的過程，實質上是科學共同體面對相互競爭的理論和范式進行選擇的過程。因此，他認為“證偽主義”理論存在嚴重的不足。

庫恩這里所提出的“范式”，是指在某一學科內被人們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概念體系和分析方法。庫恩認為，任何一門科學知識的歷史發展過程都是一個演化與革命、積累與創新、連續與間斷交替發生的過程，典型的形態是受某個既定的哲學范式支配的積累性常規研究與突破舊范式的創新性非常規研究交替出現的歷史進程。“范式”作為一門系統的科學知識的概念體系和分析的哲學方法，對該門科學的歷史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從事正規科學研究的人們形成了一個看不見的團體(科學共同體)，他們在哪些問題需要解決和解決問題應該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具有一致的意見。更有甚者，在對問題和解決方法的規定中，只有團體成員們的判斷才被認為是貼切的，其結果是正規科學變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決難題的自立的和積累的過程。當正規科學被打破的時候，各種理論早已擴散，方法論的爭論早已出現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為止所忽略的解決難題的方法，當我們回顧過去時就會發現，我們早已認

識到這種方法，但是以前被忽視了。新舊兩代人相互之間把過去當作在舊的分析框架中未解決的難題來談論，這種現象成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鞏固的例證。

(六)歷史主義

歷史學派拋棄了邏輯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抽象的、形式化的方法論準則和理論評價標準，引入了歷史分析、時間因素、不確定性和不可逆性，強調案例和史實研究，強調新舊理論與經驗之間復雜的多邊關系和經驗證據的相對性，強調科學家本人的心理因素、不確定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通過對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的回顧與分析，可以得出：從亞里士多德的歸納一演繹法、牛頓的公理方法、科學的假說一演繹觀、歸納主義和實證主義，一直到證偽主義，歸納－演繹法一直是哲學家們所認為的人類進行科學研究所應遵循的基本程序，只是在哲學的發展過程中，科學哲學家們對歸納一演繹法不斷提出了新的認識，并在其完善的過程中提出了上述科學哲學觀。亞里士多德認為，科學研究從經驗觀察開始上升為解釋性原理，然后再從包含這些解釋性原理的前提中，演繹出關于現象的陳述。牛頓則更進一步提出，通過演繹得出的推斷，需要試驗加以確證。穆勒的歸納主義則要求假說應從現象歸納得出，且只有假說的演繹推斷與觀察一致時，假說才能被證明是正確的。實證主義則倡導科學理論的公理化，它要求從公理出發來演繹推導出理論中的全部陳述，或從基本概念出發來逐步推導出所有概念，這就是所謂符號的、邏輯的實證主義。與此同時，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要求從理論外部來檢驗理論的優劣和可接受性。而證偽主義則更進一步提出，任何理論只有具備了“可證偽性”，該理論才獲得了科學的資格。

三、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一)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邏輯實證主義對科學理論構成的影響表現為科學理論的公理化。理論公理化要求從公理出發來演繹推導出理論中的全部陳述，或從基本概念出發來逐步推導出所有概念。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要求從理論外部來檢驗理論的優劣和可接受性，它要求對構成理論的前提和理論的推論結果進行經驗檢驗(張高榮，2007)。

自從1938年哈奇森把實證主義引入到經濟學方法中之后，人們開始用實證主義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來解說經濟學的方法論框架和基本結構。邏輯實證主義的引入，使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多地采用實證化、數量化和形式化的研究方法。邏輯實證主義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科學理論的構成對經濟學形式化的影響，體現為數理經濟學的發展；二是實證原則對經濟學可檢驗性的要求，體現為計量經濟學的發展(朱成全，2001)。

由于邏輯實證主義要求理論的公理化，而數量經濟學把各種經濟事務的數量及其相互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用數學推理代替文字分析，完全以經濟現象的函數關系來構建整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數理經濟學利用數學符號來敘述自己的問題，而借助已知的數學定理來進行經濟學理論建立和推導。由于數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符合邏輯實證主義對理論構建要求，因此，它在20世紀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由于邏輯實證主義要求從理論外部來檢驗該理論的優劣和可接受性，因此，經濟學迫切需要一種可以用于檢驗經濟理論的技術。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理論的特殊性，表現在對經濟現象及其規律的描述總是建立在一定假設前提條件下，對它的檢驗判斷不能通過有控制的實驗方法進行，而只能利用歷史資料和統計資料對理論所涉及的有關變量進行相關的回歸分析。實證原則對經濟學的可檢驗性要求，就使得一種經濟理論的評價總是圍繞著經濟計量學的檢驗結果進行，從而促進了經濟計量學的發展。

(二)證偽主義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英國經濟學家哈奇森最早運用波普爾的方法論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先驗主義方法論，非常重視對經濟理論的邏輯結構分析。在1938年他出版發表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及基本假定》一書中，首次把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引入到經濟學。他認為，任何經濟學要想取得科學的資格，都必須經受經驗檢驗(傅耀，2002)。㈣“可檢驗的”一般是經濟理論的假定，而不是經濟理論的預見，而對所有的假定都要根據從感性觀察所得到的資料一一加以檢驗。哈奇森認為，要獲得科學地位的經濟學命題，無論是同義反復命題還是經驗命題，都必須接受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檢驗，以檢驗的陳述來表達。他認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經驗科學，其自身有不少缺陷，經濟學的前提和基本假設是同義反復。

為了保持經濟理論的科學性，哈奇森要求所有的命題在經驗上是可以證偽的。他特別強調了經驗研究(Empifiel Research)在經濟學中的突出作用，這表現在：(1)他把法則定義為經驗的概括，且把它當作是“科學所要發現的主要對象”；(2)他把經驗規律看作是預測的基礎，且是純理論能夠應用于現實的前提；(3)希望獲得科學地位的經濟學命題必須至少在可以想象的程度上，經受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檢驗。哈奇森認為，只有波普爾的可證偽性，才能規定經濟學命題的科學性(朱成全，2001)。

(三)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對經濟學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影響一――經濟學的數學化

現代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都大量地使用數學和統計學的工具。理論研究借助數學模型有三個方面優勢：一是前提假定用數學語言描述得一清二楚；二是邏輯推理嚴密精確，可以防止漏洞和謬誤；三是可以應用已有的數學模型或數學定理推導新的結果，得到僅憑直覺無法或不易得出的結論。

經驗研究使用數學和統計方法有三個方面優勢：一是以經濟理論的數學模型為基礎而發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計量經濟模型；二是證據的數量化使得經驗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統性；三是使用精致復雜的統計方法，讓研究者從已有的數據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運用數學和統計方法做經濟學的經驗研究，可以把經驗研究的分析建立在理論的基礎上，并從系統的數據中定量地檢驗理論假說和估計參數的數值，這就可減少經驗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得出定量性結論，并分別確定它在統計和經濟意義下的顯著程度(錢穎一，2002)。

運用數學模型討論經濟問題，學術爭議便可以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或不同意對方前提假設；或找出對方論證錯誤；或是發現修改原模型假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運用數學模型做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可以減少無用爭論，并讓后人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繼續開拓，也使在深層次上發現似乎不相關的結構之間的關聯變成可能。

四、結論

從亞里士多德的歸納一演繹法、牛頓的公理方法、科學的假說一演繹觀、歸納主義和實證主義，一直到證偽主義，這些科學哲學理論均要求通過經驗觀察對理論或結論進行經驗驗證或證實。而在科學哲學的發展史中，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對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實證主義所要求的科學理論公理化，導致“新古典經濟學”中大量借助數學工具來建立理論模型，并利用數學中的公理和定理來對經濟模型進行推導。而實證主義所倡導的從外部對理論進行經驗驗證或證偽，則推動了經濟學大量運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對理論進行檢驗。所以，利用經驗觀察對現有理論或結論進行經驗驗證或證實的“經驗研究”方法，至少在亞里士多德時期便已存在，只是當科學哲學發展至實證主義時，經濟學受該理論的影響在研究中大量地使用了數學和統計學的工具。這一方面促進了數理經濟學的發展，同時也導致經濟計量學在經濟學的“經驗研究”中被廣泛使用。

由于經濟計量學是在實證主義科學哲學思想的影響下產生并迅速發展起來，因此，利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所進行的“經驗研究”被經濟學家稱為“實證研究”也是合適的。但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對，主張擺脫價值判斷，分析經濟現象“是什么”，即對客觀物的狀況及客觀事物之間關系是什么進行事實性陳述的研究。可見，現代經濟學中的實證研究與經驗研究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研究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應對這兩種研究方法進行明確區分。

第5篇：經濟學哲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人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從理性的人經由抽象的人再到現實的人的過程。馬克思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以實踐為基本范疇，把自己的學說歸結為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這一學說深刻的揭示了人的本質及其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現實地生成的過程。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對“現實的人”論述把人從思辨、抽象性的人和自然的人中解放出來，真正賦予了人以現實性，實現了人本質的復歸。

馬克思的人學思想的形成過程也就是馬克思思想逐漸成熟的過程 。馬克思從抽象 的人走 向了現實的人 。使得人的自我認識發生計劃時代的轉向。

一、 “現實的人”思想的提出

“現實的人”思想的萌芽大致在 1843--1844年，體現在馬克思所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和在 《德法年鑒》發表的文章中。1843--1844年這一段時期，馬克思關于人的存在思想的基調已經 由黑格爾理性主義轉向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 ，但“現實的人”的思想已經較明確地提出來了。

黑格爾哲學雖然以思辨的理性主義形式解決了人的“現有”與“應有”之間的矛盾，幫助馬克思面向現實使其成為一個理性主義的現實批判主義者，但黑格爾并沒有解決實際生活中的人的現實與理想矛盾。馬克思在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批判時，就借用了費爾巴哈人的本質異化的理論。在研究黑格爾法哲學的過程中，馬克思發現 ，國家并不像黑格爾認為的那樣是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一致的表現 ，私人利益戰勝普遍理性的事實表 明，國家只不過是主體政治異化的表現 ，是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矛盾沖突的產物。從主體活動的異化和矛盾的沖突來解釋國家現象，標志著馬克思已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開始從人學角度考慮現實問題。那么“現實的人”究竟指什么?在馬克思看來，現實的人當然是“自然和精神、肉體和靈魂”的統一體，但就其本質而言“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體本性 ，而是人的社會特質，而國家的職能等等只不過是人的社會特質的存在和活動方式”。他同時指出，應當把“人的存在的這些社會形式”如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等等看 作人的本質的實現，“看作人本質的客體化；” 應當把“人 的活動”“作為家庭和市民社會的成員而存在的那些群體”看作 國家等社會組織的基礎，而不是像黑格爾所做的那樣，于是人與社會的關系應當是“人永遠是一切社會組織的本質，但是這些組織也表現人的現實普遍性，因而是一切人所共有的”。 “因此馬克思看到，現實的人并不是單個人的存在 ，而是社會的存在，即類存在——人也 只有在 自己的類存在 中，只有作為人們 ，才能是人格的現實理念。

就這樣馬克思的早期人學理論以現實 的人為出發點展開了。從現實的人 出發，“而且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這正好體現了邏輯與現實的統一 ，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如果說有一個完整的體系的話，那么它的理論必然是這樣一個無限展開的形式：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的序言——以現實的人為核心所展開的論證—— 以現實的人的解放為最終歸宿的結論。它堅決鄙棄一切宿命論，把現實的人當作歷史的主體，當作歷史的“尉中人物和劇作者”，從而打開了歷史奧秘的大門。

二、“現實的人”思想的發展

馬克思人學理論創建的進一步發展，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勞動學說中。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只有從人的活動 中才能確證，要研究人就要研究人的活動本性 ，而人的活動則是自由自覺的 ，所謂 自由 自覺的活動，就是指人 的合規律性與合 目的性的活動相統一的活動，就是主體按照 自身的需要、價值取向以及對于客體屬性規律性認識所構成的目的而進行的感性物質活動。這種感性的物質活動，就是人的對象性活動，在哲學意義上這種對象性活動就是勞動。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勞動是人的本質。但馬克思對人之勞動本質的揭示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從勞動的否定形式——異化勞動開始的。馬克思首先從當時的經濟事實出發進行分析 ，把造成資本 主義社會工人 日益貧 困化 ，造成工人與產品對立的原 因歸結為異化勞動。“如果工人不是在生產行為本身 中使 自身異化，那么工人活動的產品怎么會作為相異的東西同工人對立呢?產品不過是活動、生產的總結。因此，如果勞動的產品是外化的，那么生產本身必然是能動的外化，或活動的外化，外化的活動。在勞動對象的異化中不過總結了勞動活動本身的異化、外化。”經過這一番分析，馬克思不僅揭示出工人貧困的原因是異化勞動，而且提示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勞動不是人的真正本質。既然人的本質不是異化勞動，那就應該是勞動。所以，勞動不僅創造了人，而且使人的生產活動有別于動物的生產，使人在保持自然性的同時，又具有了社會性、能動性 。勞動是人的生命活動的方式和內容，是人的本質，“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于他的本質：因此，他在 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 自己，而是否定 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 自己的體力和智力 ，而是使 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因此，他的勞動不是 自愿的勞動 ，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也就是說，異化勞動是對人本質的摧殘和否定——異化勞動階段是人的發展的否定階段。異化勞動使工人從勞動的主體變成了客體，使勞動喪失了自主性，使工人淪為機器，勞動成為工人的沉重負擔。異化勞動是對人本質的摧殘和否定，所以，要達到人的全面發展就必須實現否定之否定，實現從非人到人的復歸。要達到人的本質的復歸，就必須揚棄私有財產。“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從而是人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揚棄私有財產，就是使人重新占有己經失去的生命活動。這樣，在揚棄了一切異化之后，人的生命活動得到肯定和尊重，人獲得了本質的復歸。

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表述的思想可 以看出，馬克思己開始了對人自身活動的分析，并把人的本質歸結為“自由自覺的活動”，并以此為基礎，從人的本質出發，分析異化勞動的內容和歷史發展的過程。從人的現實活動內在本性上去規定人，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對人性的摧殘和異化，這表明了馬克思的現實人的理論已得到初步確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表明馬克思已轉到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立場 ，他把勞動規定為人的本質，根據人的本質——人的本質的異化——人的本質的復歸的思維邏輯模式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

三、“現實的人”思想的最終形成

真正標志著馬克思“現實人”思想成熟的著作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在這里對“現實的人”作了第一次科學的較全面地闡述。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的人學思想是圍繞著“人是什么樣的人”而展開論述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是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也是馬克思人學理論的出發點。

(一 )“現實的人 ”的含 義

所謂“現實的人”，是指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人。首先 ，“現實的人”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 的個人的存在。因此 ，第一個需要確認 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在這里，馬克思從歷史前提的高度肯定了人的自然存在的意義。人首先是肉體的存在、自然的生命 ，正是這種特殊的自然生命又蘊含著人類全部歷史發展演變的基因。其次，“現實的人”是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人——這是“現實的人”的最基本的規定性。人是從事活動、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最后，“現實的人”是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中的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物質生產關系是現實的人的所有其它規定性的基礎。生產一方面表現為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表現為社會關系。這就是說，在生產過程中必然發生與一定的生產力相適應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經濟關系、政治關系等等。

(二)“現實的人”的歷史作用

馬克思早期的人學理論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它把實踐引入到歷史觀，去解決社會問題和人的本質，奠定了人或人的實踐活動在哲學中的核心位置，開創了真正的人學理論，實現了哲學的偉大變革。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論述中，馬克思把人當作實踐的能動的人來理解，就必然要承認人的存在是全部歷史發展中的第一個前提。因為人是處在現實生活中，進行現實的生命活動的現實的人，即現實地存在著的實踐的個人，他從事的是人的實踐活動，而這種活動必然在歷史的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首先，實踐活動中現實的人的存在成為全部歷史發展的起點。一旦這種個人存在和活動時，即“一旦人們自己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 而成其為人，因而“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他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其次，實踐活動中現實的人的存在和生成演化出全部人類歷史。個人生產生活資料 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 系和政治關系，社會結構和國家經常從一定個人 的生活過程 中產生。由此演化 出全部人類歷史。最后，實踐活動中現實的人的存在產生和構造出人類的精神世界。“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 ，……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 “ 由此可見，個人，實踐活動中現實的人的存在乃是全部人類歷史活動及其發展中第一性的東西 。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論述中，馬克思不再像以往那樣，抽象地談人的類存在，更不像 唯心論者那樣談論想象中的人，而是把人理解為“可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的“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和“從事活動的人們”，即“現實的人”。馬克思通過對現實人的理解 ，從宏觀的角度描述了總體性的實踐的歷史運動過程 ，從而給人類解放的理論提供了總體的基本說明。《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人學理論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 ，他的形成是人類思想史上的革命性變革，它實現了從唯心主義人本學到唯物主義人學的根本轉變，實現了人學研究對象的根本變革。

馬克思的人學理論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把“現實的人”當作歷史的主體。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對“現實的人”論述把人從思辨抽象性的人和自然性的人中解放 出來 ，真正賦予了人 以現實本性 ，實現了人本質的復歸。現實人的理論是馬克思早期哲學的中心點 ，把握這一點 ，就理解了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

參考文獻

第6篇：經濟學哲學論文范文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二

行政哲學的上述兩個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與歷史的聯系：

從邏輯上看，對“行政學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對“行政問題”研究的“次一級”的研究，是對實際的“‘行政問題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任何行政問題的研究總是先在地包含一個方法論，即總是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立場來研究的。這種角度、立場盡管可能不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這種角度、立場本身就制約著對行政問題的認識結果。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要對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做出判斷，就必須檢討他們的方法論。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學家庫普曼（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或者是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系統的理論體系均表現為一個“價值觀假定＋邏輯推理”的結構[5]。庫氏的這一邏輯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戰。顯然，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均是從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見解出發的邏輯推理系統，其中的價值觀或方法論假定，只能表現為某種行政哲學。因此，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都是以某種行政哲學的邏輯展示的，它不能不內含著某種行政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學哲學”是以“行政哲學”為思想資料的和最終歸屬的。我們也只有對行政學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自覺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從歷史上說，對行政活動根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做過深入的論述。而對行政學根本問題的研究則不過是近100年來的事。按照時間順序，對行政活動的研究先后產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或行政學、行政科學、行政哲學。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論的分散的、不系統的、粗淺的行政理論；行政理論則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較完整、系統、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學說或行政學往往是較為完整、系統的關于行政的知識體系；而行政科學則是更加系統化、科學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行政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行政哲學則是對行政理論、行政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思辯的產物，是行政科學的哲學。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出現了獨立的行政科學時才出現的，是行政問題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對行政學活動的哲學思考是人類的行政認識和行政實踐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條件。行政學哲學與行政科學研究的問題是顯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務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學是通過對行政活動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包括歷史上的各種行政思想、行政理論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動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論并給出某種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說，行政科學主要關注的是為實際的行政活動提供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系統的行政知識、思想、原則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點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學為行政學哲學提供思想，行政學哲學則對行政科學起指導作用。任何時代的行政學哲學，除依據各自的一般的哲學觀外，都必須吸收以往的以及現時代的行政科學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學研究要接受行政學哲學的指導，這不僅體現在任何行政科學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學觀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學體系的構建、其邏輯分析與論證也要符合哲學方法論的要求。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考察的是行政科學的基礎，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便是行政學哲學的研究主題。那么，這個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行政學者以及行政人員較少或不特別考慮的問題。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人們通常是在一種沒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識的增長，提出概念、形成理論，獲得某種高效的行政方法。這一切都是圍繞著行政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行政學者為的是行政知識的不斷增長，而行政人員則是把行政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理論、方法、模式等，作為正確的東西應用于行政活動之中。他們的問題常常是一種理論或方法對他們的行政活動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種理論或方法才能夠達到一種活動的預期目的。人們一般并不考慮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合理性問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比如當理論或方法的功用開始減弱或失效的時候。一些人才可能會對已有的關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論和方法本身進行反思。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正在進行著對行政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哲學思考或批判。而所謂的對行政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研究，就是對關于行政科學元問題的研究。這個元問題就是行政科學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學正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的，對“行政”這個基本問題的明確和把握，就構成了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

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行政哲學是對行政本質以及行政科學發展進程進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學。行政哲學能否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從根本上為行政科學呈現出實質性的理論進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實際的行政活動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對行政哲學本身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不要說對行政科學的發展不會起到推動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學本身的發展和存在，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就是試圖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對象上存在的歧義性和含糊性。當然。我們在這里給出的關于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的討論還只是探索性的和試驗性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學的精神實質，研究主題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理論難題了。因為，它將會隨著我們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擴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1] 王滬寧.行政生態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2] 薄貴利.中國行政學：問題、挑戰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

[3] 顏佳華.行政哲學論[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第7篇：經濟學哲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哲學；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理論

[作者簡介]張媛媛，吉林大學學院2010級博士研究生，講師，吉林長春130012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辯證法究竟是什么？是一個學科，是一項事業？還是一個學派，是一種理論？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爭議，這些爭議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辯證法本身的復雜性及人們對其理解上的差異性，同時也給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筆者看來，這些爭議只是表層問題，其深層問題是：如何理解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系？這才是爭議的關鍵之所在。若認為哲學“凌駕于”科學之上，那是近代哲學的觀點；若認為哲學“從屬于”科學之下，那是科學哲學的主張；而認為“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學科，則是自然辯證法。本文擬對這一認識和理解，從自然辯證法的創立、自然辯證法與科學哲學的關系，以及自然辯證法是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理論學科三個方面加以闡釋。

一、自然辯證法的產生

自然辯證法的產生，既是自然科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更是自然科學和哲學相互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從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在古代，自然科學大都是以自然哲學的形態出現的，其特點是科學和哲學渾然一體，很難區分，習慣上我們將其稱為自然哲學。到了近代，歐洲中世紀后期的、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以及近代城市化社會的興起，為近代科學的誕生創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同時自然科學自身也在為爭取自己的獨立性而斗爭。16世紀中葉，一場醞釀已久的科學革命開始了，近代科學就誕生于這場偉大的革命中，其標志是1543年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發表的《天體運行論》。而牛頓經典力學體系的建立則是這一時期自然科學領域中最輝煌的成就。雖然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其他部門如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也有一定的發展，但基本上還是處于襁褓之中。當然，應該承認這一時期的自然科學使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已經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但是由于生產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當時科學研究方法（實驗、解剖、分析、歸納等）養成的習慣，加上社會的、階級的原因，使得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不能不打上機械論、形而上學和經驗論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宇宙不變”和“物種不變”，代表人物是牛頓和林耐。進入19世紀，自然科學研究的重點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以前主要是搜集經驗事實轉向對事實材料的綜合整理，并將經驗材料概括抽象為系統的理論。自然科學也相應地由搜集材料階段過渡到整理材料階段，由經驗階段發展到理論階段，這是自然科學發展的一個大的時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們不得不承認它。”與此同時，19世紀自然科學發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論成果，特別是天文學領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說，地質學領域賴爾的漸變論，物理學領域的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和電磁理論，化學領域的原子論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學領域的細胞學說和進化論，一次又一次地打開了形而上學自然觀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的客觀辯證法。這些都為自然辯證法的產生提供了自然科學的前提。恰如馬克思所說：“自然科學是一切知識的基礎。”恩格斯則更明確地指出：“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

從哲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古代的哲學以“知識總匯”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呈現為一個簡單而龐雜的混合體，哲學研究的重心是本體論問題。近代的哲學則發生了“認識論轉向”，把認識論問題置于哲學的中心位置，把人們對于認識的理論考察推向了新的階段。認識論本身的這些問題雖然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但卻受本體論的制約并反過來影響本體論問題的解決。19世紀初，黑格爾批判法國機械唯物主義哲學，集德國古典哲學之大成，提出了系統的辯證法思想，他“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在《自然哲學》中，黑格爾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種由各個階段組成的體系，其中一個階段是從另一個階段必然產生的”，整個自然界的發展過程表現為：無機界向有機界的發展和轉化，有機界向生命界的發展和轉化。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爾是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個廣博的辯證法綱要；但是，黑格爾的出發點是錯誤的，因為他認為“精神、思想、觀念是本原的東西，而現實世界只是觀念的摹寫”。因而在黑格爾那里，占統治地位的自然觀仍然是：“自然界是一個在狹小的循環中運動的、永遠不變的整體，其中有牛頓所說的永恒的天體和林耐所說的不變的有機物種。”所以，恩格斯一再強調：“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唯一的人。”

從自然科學和哲學相互關系發展的歷史來看。科學和哲學是人類理論思維的兩種基本方式，它們是在超越神話和常識的過程中產生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科學以未分化的形態而蘊含在哲學母體之中，哲學則以“知識總匯”的形式而囊括著全部科學。人們常常在“哲學”的意義上使用“科學”這個概念，也在“科學”的意義上使用“哲學”這個概念。然而近代以來科學的迅猛發展和日趨成熟，致使各門科學紛紛從哲學的母體中獨立出來，不斷地把哲學“驅逐”出其傳統的“世襲領地”，自然、社會和思維都成為科學的研究對象。而此時的哲學仍企圖以“科學的科學”的姿態而高居于科學之上。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恩格斯指出：“對于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么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于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于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可見，恩格斯既反對用哲學代替具體科學的“科學之科學”，也反對把哲學“從屬于”科學之下、妄圖取消哲學的實證主義。

正是19世紀自然科學、哲學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相互關系方面出現的重大進展，為創始人研究和闡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學的辯證法提供了重要基礎，推動了自然辯證法的產生。

二、自然辯證法不同于科學哲學

科學哲學是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哲學學科，它主要研究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科學哲學的產生是自然科學和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獲得迅速發展，科學理論層出不窮，尤其是經典物理學的衰落和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創立，非歐幾何學的發展，代數、算數的公理化以及命題邏輯的符號化等。這些科學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變革自然地喚起人們對科學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另外，還有一些哲學家主張要用科學來改造傳統哲學。例如，德國著名學者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指出：“本書認為，哲學思辨是一種過渡階段的產物，發生在哲學問題被提出，但還不具備邏輯手段來解答它們的時候。它認為，一種對哲學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不僅現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書想指出，從這個基礎上已經出現了一種科學哲學，這種哲學在我們的時代的科學里已經找到了工具去解決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測對象的問題。簡言之，寫作本書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學已從思辨進展而為科學了。”一般認為，科學哲學是在20世紀20年代以維也納學派為代表的邏輯經驗主義形成后，才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

作為一門哲學學科，科學哲學是對科學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對科學的概念框架的批判與反思。科學概念框架是科學理解的工具，是科學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學哲學是一種理解科學的東西。維也納學派創始人之一、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菲利普·弗蘭克指出：“為了不僅了解科學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學在我們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倫理、政治和宗教的關系，我們就需要一個關于概念和定律的統一體，在這體系中，自然科學以及哲學和人文學科都有它們的地位。這樣一種體系可以叫做科學的哲學，也就該是科學和人文之間的‘缺少的環節’。”從這種意義上講，對科學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對科學的哲學理解。具體而言，科學哲學就是要探討科學的性質，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科學發現與科學證明的邏輯，科學概念和科學理論的提出、論證、檢驗和評價，科學理論的結構、解釋和更替，科學發現的模式，科學思維的形式、要素、特點和作用。同時，在進行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的過程中，科學哲學也不絕對排斥考察科學的社會本質，不絕對排斥對科學的本體論研究。進而，科學哲學強調，新哲學的出路只能是使其變為像科學那樣實證，或以實證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改造哲學，把哲學從凌駕于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變成從屬于科學之下的“關于科學的哲學”或“科學性的哲學”。

自然辯證法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在我國最早是從1956年開始的。這一年，國務院組織制定了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即“十二年規劃”（1956—1967）。在這個既嚴肅又嚴謹的規劃中，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辯證法規劃草案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是在二者之間存在的一門科學。草案說：“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是存在著這樣一門科學，正像在哲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一門歷史唯物主義一樣。這門學科，我們暫定為‘自然辯證法’，因為它是直接繼承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進行過的研究。”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規劃草案既沒有簡單地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哲學，也沒有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自然科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定位在兩者之間。

從這個規劃草案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我國學者開展科學技術研究是比較早的。但與西方科學哲學學者不同，我們一直是在“自然辯證法”的名義下從事這項工作的，而且始終強調要以為指導，因為“自然辯證法同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系”。正是基于此，龔育之在1996年就已經把“自然辯證法”描述成了“的科學技術論”。

綜上，無論從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哲學的產生、發展，還是從理論框架、學科定位來看，二者都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它們的研究對象有交叉或重疊之處，即都要對科學技術進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辯證法等同于科學哲學。

三、自然辯證法是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理論學科

自然辯證法既然位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學性與非哲學性（如科學性）。向哲學靠近，它具有哲學性；向科學靠近，它具有科學性。從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在自然辯證法這個“大口袋”里只有大約“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學，偏重于對科學的哲學分析，在這個意義上，自然辯證法理應歸屬于哲學學科。但是，自然辯證法還確實具有科學性，因為它的研究對象是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的邏輯與理性特征在自然辯證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那么，自然辯證法與哲學（尤其是哲學）和科學技術之間是何關系呢？我們認為自然辯證法屬于哲學與科學技術之間的中間層次，是哲學與科學技術之間聯系的橋梁與紐帶。哲學、自然辯證法和各門科學技術學科之間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關系。因此，一方面，哲學通過自然辯證法為我們認識自然界和進行科研活動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和科學技術方法的革新也通過自然辯證法充實和豐富到哲學理論體系中，使之能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因此，自然辯證法具有交叉學科性質。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自然辯證法是以為指導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叉與相互融合的、廣闊的研究領域。”自然辯證法的深入發展，必將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匯流，有助于人們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統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類社會，探索科技與自然、社會的關系，實現人與科技、自然、社會的和諧共存、共榮。我們應該正視并承認“自然辯證法”作為交叉學科的特征，發揮其交叉學科的優勢。

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正像于光遠所指出的那樣：自然辯證法作為一個學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諸科學部門的總稱”，帶有哲理性質，但“其中包括許多不屬于哲學的科學部門”。這不僅體現在馬克思、恩格斯最初創立自然辯證法時，即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觀察自然科學，分析自然科學的各種哲學問題，而且還從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考察自然科學的性質、作用及其發展規律，并寫下了許多札記、論文和著作；同時也表現在，隨著社會實踐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也在縱橫兩個維度上不斷深化和擴展，以至其中的許多內容如科學方法論、技術創新論、工程哲學以及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等都是哲學學科涵蓋不了的。譬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命題，有人強調它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哲學命題，也有人認為它是一個經濟學的命題。”將“自然辯證法”看作哲學的二級學科，勢必要用哲學的學科范式規范“自然辯證法”的研究范圍和方法，而自然辯證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屬于哲學的內容，就會被認為“失職”、“不務正業”。哲學學者時常批評從事“自然辯證法”研究和教學的人“搞得太雜”，“專業性不強”，“研究的很多東西不是哲學”，這種批評意見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確，因為“自然辯證法”中的許多內容確實不屬于哲學。勉強地將“自然辯證法”的所有內容都說成是哲學，不僅在學術上不嚴格，學生也很難認可，同時對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者來說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理論學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屬于哲學的內容也包括其中。這不僅尊重了我們的學術傳統，也符合我國自然辯證法學科和學術發展的實際；既凸顯了本學科的特色，又體現了本學科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正因為如此，在2004年由黃順基擔任主編的《自然辯證法概論》統編教材中對自然辯證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辯證法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對象是自然界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在社會中的作用。”

總之，自然辯證法是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具有交叉學科性質的理論學科。同時由于自然辯證法目前還是我國高校理工科碩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門公共理論課。因此，我們強烈呼吁有關部門將自然辯證法納入到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中，進而使自然辯證法能夠在新世紀、在當代中國以至當代世界重振雄風（于光遠語）。

[參考文獻]

[1]龔育之.自然辯證法在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2]全國工程碩士政治理論課教材編寫組.自然辯證法——在工程中的理論與應用[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黑格爾.自然哲學[M].梁志學，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8]H·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M].伯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9]F·弗蘭克.科學的哲學——科學和哲學之間的紐帶[M].許良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朱鳳青.科學哲學：對科學的人文理解[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5，（6）.

[11]自龔育之.科學·哲學·社會[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

[12]張純成.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性質與發展方向[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5）.

[13]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與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辯證法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李桂花，肖愛民.“自然辯證法概論”在“理論課”教學中的定位——兼論它與“基本原理概論”、“現代科技革命與”的關系[J].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5）.

第8篇：經濟學哲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異化，美國夢的幻滅，消費主義

 

美國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的代言人”、“爵士樂時代的優秀編年史家”，《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發表奠定了他在美國文學中的地位。無論在思想意義還是在藝術水平方面，《了不起的蓋茨比》都堪稱20年代“美國夢”破滅的一首絕唱。小說以蓋茨比和美國上流社會的時髦女郎黛茜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并通過嚴謹的結構布局和嶄新的敘述視角，將“美國夢”的幻滅這一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不愧為“爵士時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認為，作品最動人心弦的力量還在于，小說中揭示了三種關系的異化：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反映出菲茲杰拉德對現代人處于異化狀態的關注。

一、異化

關于“異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學者的說法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舊約》，也有認為其是源于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著作，還有認為其源于佛教、伊斯蘭教的教義等等[1]。本文探討的異化是在近論框架下所產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現在通譯成“異化”(前者是動詞，后者是名詞)，它的本意是“轉讓”或者“出賣”。

近代，在社會政治學意義上使用異化一詞的是盧梭。，盧梭將異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認為，異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狀態，即依附。而德文的“異化”被黑格爾運用于其哲學之中才獲得了深刻的哲學意義。黑格爾是經典異化理論的真正創始人。黑格爾認為，異化指的是主體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分裂出他的對立面的客體，而客體后來反成為支配主體的力量[2]。

異化在人類歷史上的表現就是人與自然、歷史與人倫、理性與感性、現實與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實質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迥然相異的詮釋。盧梭以“社會契約學說”視之，叔本華以“唯意志論”視之，尼采以“超人哲學”視之，黑格爾以“自我意識論”視之。異化觀獨得其要，馬克思是這樣定義異化的:“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3] 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在異化活動中，人的能動性喪失了，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將其異化理論闡述為四個方面: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4] 在哲學視野下，這一理論亦可歸化為人與自我的異化、人與自然的異化和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異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并逐步成為貫穿西方文學的基本主題。一些現當代嚴肅作家的著作中，描繪了一幅幅“社會荒原”的凄涼畫面。本文正是采用馬克思的異化觀，對《偉大的蓋茨比》中的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從三個方面，既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異化，進行深入的分析。

二、從人的異化到美國夢的幻滅

“美國夢”源起于殖民主義時期，其代表人物為本杰明·弗蘭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國夢的本質特征。“美國夢”代表著最大化的個人自由，最先進的物質進步和最豐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機會。換句話說，人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個人成功，即獲取財富。菲茨杰拉德筆下的爵士時代，經濟繁榮，許多投機者一夜暴富，成了眾人的榜樣，因而也賦予了美國夢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這一時代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精神墮落和道德淪喪。人們盲目追求物質生活，享樂主義盛行，財富成為成功的唯一標志。《了不起的蓋茨比》這部作品，向讀者展示了荒涼的現實世界，這個世界里充斥著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異化，并最終導致了蓋茨比夢想的幻滅。

人與自我的異化主要體現為：蓋茨比夢想的異化。年輕時的蓋茨比懷著最為傳統的美國夢，以富蘭克林為榜樣，試圖通過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奮斗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響，開始不擇手段的賺錢。上流社會富有而美麗的女子黛西的出現使蓋茨比的美國夢有了具體的化身。為了贏回初戀情人黛西的愛，蓋茨比通過非法販賣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過財富使自己重拾過去的好時光，運用物質手段去實現精神夢想正標志著蓋茨比美國夢的腐敗。而“聲音中充滿著金錢”[5]的黛西，作為蓋茨比美國夢的化身，同時也是上流社會虛榮、世故的代表，將車禍嫁禍于蓋茨比。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當他揭開了“夢”的面紗后，才發現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虛幻，生命和愛情的失去標志著蓋茨比美國夢的徹底破滅。

人與社會的異化體現為：蓋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費”來顯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會滲透，但是上流社會文化決定了蓋茨比最終的失敗。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碩士論文，消費主義。《偉大的蓋茨》涉及了“美國夢”主題，美國夢，簡而言之就是對成功的追求。碩士論文，消費主義。成功的標志是獲得財富和名聲，而“到達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便可同時抓住這兩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著跳脫原有的階層、躋身于上流社會。碩士論文，消費主義。蓋茨比顯示了他對上流社會文化的模仿和對自身修養的自卑，而以湯姆為代表的貴族們利用其在教育、教養、審美方面的優勢，對欠缺文化修養的暴發戶們進行排擠和打擊。在當時那個充斥著物質享樂，膚淺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經壯志凌云追逐夢想的蓋茨比終將以失敗而告終。

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體現為：人與人之間只有金錢關系，毫無道德準則可言。蓋茨比以各種手段炫耀財富，因為他相信金錢可以買到愛情，買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錢而本身沒有實際價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愛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給蓋茨比的生活帶來意義和滿足。他建議用金錢來酬謝尼克為他和黛西安排了約會，卻對默特爾的慘死無動于衷。而他身邊的人更為殘酷：黛西，如此“純潔”、“美麗”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無視蓋茨比的命運，而去與丈夫度假；湯姆在談笑間就借威爾遜之手除掉情敵蓋茨比，毫無道德準則可言。

三、異化原因分析

通過對這些扭曲靈魂的描寫，菲茨杰拉德表達了自己對人類處于異化狀態的擔憂。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狀態的，人必然受到社會影響。在上世紀20年代，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時尚性和揮霍性。消費主義所帶來的倫理后果是人類的生存危機、社會的消費不公和人成為物的奴隸。消費主義使人成為物的奴隸，喪失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問能力。人不僅有物質的需要，而且還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僅應當追求物質的富足，而且應當追求精神的富有。雖然沒有物質的滿足，人則無以生存，但沒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則無疑是異化的存在。

消費主義者只關注自己眼前的消費和物欲的滿足，而沒有對未來的長遠籌劃，更沒有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求。它割斷了自身同未來的肯定性關系，“只留下以關心當前的滿足來掩蓋的自戀人格”，而“當人們隨著喪失對人類未來的信心也喪失從前對任何傳統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時，就會陷人及時行樂的境地”。[6]一旦人們過分地沉溺于物質財富的占有和消費之中，則必然是精神的貧乏和心靈的空虛。在物欲主義的洪流中，人們迷失了自我，喪失了對于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追問能力，雖然“我是誰”的呼聲不絕于耳，但現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獨、冷漠和人類靈魂的失落，卻無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對于財富的占有和消費，似乎成了人們自我價值確證的惟一形式。碩士論文，消費主義。

總結

綜上所述，異化問題是人類發展進程中一個非常難以逾越的痛苦經歷，人的價值觀、傳統的道德觀和信仰等缺失。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樹立了虛妄的愛情理想，他希望通過自己的物質成功來贏得愛情和社會地位，但是在當時那個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充物欲橫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并且產生了三種異化：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使天真浪漫的夢想家蓋茨比終將以失敗而告終，鑄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參考文獻

[1]陸梅林，程代熙編選.異化問題.上卷[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1.

[2]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38.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4]馬克思.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2.

[5]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巫寧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209.

[6]格里芬.后現代精神[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0.

第9篇：經濟學哲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李凱爾特;歷史觀;研究情況

在西方國家里，成體系的歷史哲學是18世紀以后產生的，任何理論的出現都是與其產生的時代緊密相關的，歷史哲學的出現亦是如此，它也是經歷了對社會歷史基礎沉淀的過程而產生，近代的工業的超級繁榮使社會化大生產成了主要的生產方式，以往的社會結構一去不復返，人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人類對于自然的影響和作用的日益深遠，能力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使人類對于歷史發展的觀點發生的新的變化。

西方的的歷史哲學像一棵令人欣喜的樹苗，到了19世紀開始向兩個方向分枝發展，一個是思辨的歷史哲學，19世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成為了思想家們研究歷史哲學的旗幟性經典。黑格爾是以他的“絕對精神”闡明了自己對于歷史的必然性的認識。在思辨的歷史哲學中對于歷史哲學的必然性認識是普遍的，而與思辨的歷史哲學相對的就是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了，分析歷史哲學的興起主要得意于分析的哲學日漸成熟，它對于以黑格爾為主要代表的思辨的歷史哲學進行了徹底的批判，為分析的哲學為歷史哲學提供了有力的論證基石，它們狠狠地批判了以往思辨的哲學方式，他將歷史哲學的眼光從對于歷史本身的研究引到了對于歷史知識的探討上來，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地位得到了突顯的提升，人們開始注意到，歷史是人對于人類發展過程的理解，認為歷史哲學的首要任務并不是解釋歷史本身，而應該是解釋歷史知識，隨著認識的不斷發展。實證主義的出現對于分析或批判的歷史哲學功不可沒，當實證主義將歷史當成和自然科學同樣的一門學科的時候，分析或批判的歷史哲學在哲學的土壤里得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份養料，傳統的思辨歷史哲學承受不了自然科學的攻擊日漸式微，但歷史并沒有被自然科學湮滅，哲學家們對于歷史的獨立性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分析或批判的歷史哲學正是這種努力產生的結果。

文德爾班在其著作《精神科學引論》中曾指出自然研究的是物質，而人文科學則是研究的人的精神，他最早提出了對于歷史知識的認識，雖然這只是分析和批判歷史哲學的開始，并沒有引起很大的影響，但時間證明，他的理論對于歷史哲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價值，批判的歷史哲學以否定歷史的必然性為主流，但角度各不相同，有的是從科學分類的角度出發，也有的是從歷史認識具有特殊性這一角度出發的，弗賴堡學派的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都是以分析和批判的歷史哲學的方法來構建自己的理論的，李凱爾特在歷史哲學方面成績斐然。他的思想與他的老師文德爾班如出一轍，二人都努力想將康德的先驗哲學在歷史哲學領域展露手腳，李凱爾特將文德爾班的理論進行了系統的闡釋和理解，使之更加系統和完整。對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分類是其思想的核心，“一般性”是自然科學的核心思想。而歷史哲學則是“個別性”知識。記錄的都是特殊的事件和知識，的都是將自然科學與歷史哲學對立起來，強調其不同，在他的哲學里，歷史就是只出現一次的，不重復的或偶然重復的個別事件，是不能構成科學規律的，這是與自然科學不同的地方，因此也是形成自然科學的界限，自然科學才是規律性的科學。那么，歷史究竟有沒有規律可循呢？這個在西方歷史哲學上被問了千萬遍的問題究竟是肯定還是否定呢？如果在卷帙浩繁的哲學資料中尋找答案，無非就是兩種對立的觀點，而這兩種觀點正是代表了李凱爾特歷史哲學的理論與唯物史觀之間的對立。新康德主義對于歷史的“個別”論，如果拋開其合理性與否暫不去討論，它的確在歷史哲學的發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李凱爾特的歷史理論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由于其理論的特殊意義和貢獻，國內外對于其理論的研究也產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下面主要介紹李凱爾特歷史哲學的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對其整體哲學思想的研究報告只作簡要概括，以求重點內容的集中和統一。

如：美國布法羅大學教授，著名史學專家，格奧爾格?伊格爾斯在他的著作《德國的歷史觀》中圍繞對十九世紀到當代的德國歷史觀和德國民族史學思想傳統進行了討論，在此書的第六章“歷史主義的危機”中對文德爾班、李凱爾特等的歷史哲學理論進行了哲學批判，提出了作者對弗賴堡學派特別是對李凱爾特歷史觀的認識。并發出了德國的歷史研究絕非如德國歷史學家們聲稱的那樣科學和客觀的感嘆。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涂紀亮在翻譯了李凱爾特的《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的基礎上對李凱爾特的歷史理論有深刻的研究，他在《李凱爾特歷史哲學批判》中曾指出“否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存在，攻擊歷史唯物主義，是李凱爾特歷史哲學的最終目的，也是他的歷史哲學所負的社會使命”。他的理論為國內李凱爾特研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趙修義和童世駿合著的《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代的西方哲學》的第三篇《科學方法論》及的第二章中及第五篇《價值論》中系統詳細的闡述了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將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對立的思想以及李凱爾特對于“價值”在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中的獨特解釋，并對其理論作出了思考和評價。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韓震教授在他的《歷史觀念大學讀本》下編“西方歷史觀念”論述了西方的主要歷史觀念，內容從古希臘西方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歷史思考開始，一直論述到福山所謂的歷史終結論。第十一章《批判的歷史哲學》中對于李凱爾特的歷史哲學進行了研究，肯定了李凱爾特在歷史哲學研究過程的中地位并對其理論進行了批判和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