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周記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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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上海周記范文
1、最終結局：牧云笙和穆如寒江都成為了皇帝。牧云笙對皇位并不是那么在意，不管誰當皇帝對他而言都可以，只是他的帝王命不是說改就能改的，當然穆如寒江亦是如此。
2、牧云寒和牧云陸戰死，只有牧云合戈和牧云笙其中一人能登上皇位，然而牧云合戈被人刺殺身亡，所以牧云笙成為了大端的皇上。
3、可牧云欒并不甘心，于是和牧云德聯手攻打天啟城，但最后還是不敗而亡，另一邊穆如寒江也回到中州，盼兮走了牧云笙也無心朝政，于是把皇位傳給了牧云渙。
4、當牧云笙走后大端分裂變成了東端和西端，東端依然是牧云氏的地盤，而穆如寒江則在西端稱帝，所以說牧云笙和穆如寒江都當了皇上。
（來源：文章屋網 ）
第2篇：上海周記范文
上海市質子重離子醫院暨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質子重離子中心，地處上海浦東新區國際醫學園區內，是國內第一家、全球少數幾家同時擁有質子和重離子放射治療技術的醫療機構，在中國的醫療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質子重離子何以被媒體稱為“治癌利器”？醫院如何確保質子重離子的醫療質量安全？在質子重離子醫院開業一周年之際，記者帶著這些問題走進了這家高科技醫院。
設備“高精尖”
近年來，惡性腫瘤發病率在我國呈持續上升趨勢，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早在1998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就已開始關注國際醫療界“粒子放射治療腫瘤”這一前沿技術，并于2003年開展了引進相關設備的調研及論證等工作。在經過大量縝密的考察和科學嚴謹的論證基礎上，上海市質子重離子醫院項目于2009年正式開工建設，并于2012年1月順利完成基建工程。此后的三年中，醫院陸續開展了設備調試、運行檢測、臨床試驗等各項準備工作，最終于2015年5月份正式開業運營，質子重離子治療技術投入臨床應用。
上海市質子重離子醫院院長郭小毛告訴記者，目前國內腫瘤放射治療采用的是光子放療技術，相較于傳統的光子放療，質子重離子治療具有毒副作用輕微、腫瘤控制率高及適應證范圍廣三大特點，因而被譽為“治癌利器”。憑借質子重離子射線所獨有的放射物理學（布拉格峰）及放射生物學特性，能夠對腫瘤病灶進行精準照射，在對腫瘤細胞產生強大的殺滅效應的同時，有效減少對病灶前后正常組織的損害。
據介紹，醫院的核心設備是一套高精尖的質子重離子系統。該套設備由離子源、直線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治療室等部分組成，并配備筆形掃描技術和呼吸門控技術，可以分別產生質子和重離子兩種不同的射線，針對運動腫瘤的照射能做到精準治療。
離子源是一種使中性原子或分子電離，從中引出離子束流的裝置，例如可以分別從氫氣和二氧化碳中分離出氫離子和碳離子；直線加速器是提供給離子巨大初始速度和能量的裝置；直徑21米的同步加速器是整套設備中最為核心的部分，這是一種在特定環形軌道上，用高頻電場加速電子或離子的環形加速器裝置，在這一設備中，質子和重離子最終將被加速到光速的70%，而后被導出到治療室內，應用于患者治療。這套設備共配備四間質子重離子治療室，其中三間為水平束流治療室，一間為斜45度治療室。
郭小毛表示，根據國外同類機構數據，質子重離子對治療早期實體腫瘤療效顯著。且由于其無創性的特點，對于年齡較大、不耐受手術或是腫瘤病灶部位毗鄰重要臟器、手術難度較大的患者，采用質子或重離子治療也具有較好的療效。
通過對35例臨床試驗患者的觀察和隨訪發現：經質子重離子治療后，患者在腫瘤退縮、癥狀改善等方面都有較好體現。其中一例肝細胞肝癌患者，經40GyE/4次的重離子照射后七個月隨訪顯示，腫瘤已完全退縮，病灶處纖維化，患者目前已開始從事工作；另一例脊索瘤患者，腫瘤病灶壓迫視神經，導致患者雙眼視力下降，且右眼瞼下垂伴有頭痛，經70GyE/35次質子照射后，目前患者癥狀緩解，雙眼睜開且視力恢復至1.0。
術業有專攻
在新設備、新技術投入臨床使用的初期，醫療質量和安全是對臨床工作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要求，無論診斷還是治療都要一絲不茍。質子重離子醫院本著“對患者負責、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將醫療質量和醫療安全作為臨床工作的核心要求。
為此，醫院成立了臨床技術委員會，對現階段開展質子重離子臨床治療的收治病種、收治流程和適應證，嚴格按照診治程序進行規范，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臨床診療體系。同時，委員會嚴格執行醫療質量管理核心制度，實行院、科、組三級質量管理，由委員會主任、放療科主任、診療組長分別擔任質量負責人，通過醫院的信息化系統，對診療全流程進行遠程監控。
郭小毛表示，鑒于質子重離子治療技術在國內尚無成熟經驗，遵循腫瘤診治的多學科綜合協作原則，對于確定使用質子重離子治療的腫瘤患者，醫院將組織放射治療科、放射物理科、核醫學科、影像診斷科、門診部、護理部的專家，根據患者具體病情、病癥，如患者腫瘤生長位置、腫瘤體積以及對危及器官的侵蝕程度等，綜合探討研究是否適用質子重離子治療。然后再根據討論的結果，為每名患者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并由相關科室或多學科聯合執行治療方案。在治療結束后，醫務人員也將定期對患者進行隨訪，仔細詢問并觀察患者的治療效果和不良反應，對患者進行康復指導，如遇到問題第一時間做出處理。
質子重離子系統及相關配套醫療設備的穩定運行，直接關系到醫療質量和患者治療結果。為保障各醫療設備正常工作，醫院與設備供應商組建了一支涵蓋暖通、電力、工藝冷卻水、放射物理、輻射防護等領域的專業維護團隊，對該套系統設備的運行進行 24小時監控及實時維護。
第3篇：上海周記范文
關鍵詞:人工浮島 生態功能 水質凈化
中圖分類號:P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4(b)-0130-02
人工浮島是一種可為多種野生生物提供生物環境的飄浮結構,由植被基(人工浮島平臺)、植物和固定系統組成。由于采用漂浮的平臺支撐植被生長,所以能隨水位波動上下左右移動,從而可用于在一個水位波動的系統里恢復人類喜愛的湖濱植被。人工浮島的水質凈化是針對富營養化的水質,利用生態工程學原理,降解水中的COD、氮、磷的含量。
作為水邊的環境保護技術:人工浮島,20年前是由德國的BESTMAN公司提出來的。近年來世界上已有許多湖泊、池塘和河流采用了這一技術。如在日本的琵琶湖,作為魚類用的產卵床的人工浮島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實施[1～2]。中國也已有許多生態浮島的工程實例,如北京羅道莊河、杭州南應加河、無錫五里湖和北京什殺海等[3～6],均獲得很好的應用效果。
近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及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許多內陸湖泊、河流被污染。以上海母親河:蘇州河為例,雖然20世紀市委、市政府花費巨大人力物力進行河道整治,使蘇州河的黑臭現象得到根本治理,但近些年隨著兩岸住居人群及外來人口的增多,生活污水的排放已成為蘇州河水質變壞的主要原因,不僅影響環境,而且對上海黃浦江的水質產生影響,進而使上海的飲用水質變差。鑒于人工浮島因具有凈化水質、創造生物的生息空間、改善景觀、消波等綜合。本文以上海蘇州河水域為對象,設計人工浮島,并對人工浮島的生態效應進行分析,為蘇州河治污提供一種新的參考方法。
1 蘇州河人工浮島設計
人工浮島設計要根據實際的應用對象,從浮島類型、植物選擇、材料選擇、大小形狀、水下固定及布設規模等方面可慮,設計出既適合實際應用對象特點,兼顧應用功能、景觀功能和合理造價的人工浮島。
人工浮島可分為干式和濕式兩種。水和植物接觸的為濕式,不接觸的為干式。干式浮島因植物與水不接觸,可以栽培大型的木本、園藝植物,通過不同木本的組合,構成良好的鳥類生息場所同時也美化了景觀。但這種浮島對水質沒有凈化作用。對蘇州河人工浮島來說,主要是水質凈化,因此,我們采用水和植物接觸的濕式人工浮島。
1.1 植物選擇與栽培
針對湖泊、河流等自然水體的不同特征,由于水體動力學和更新周期對富營養化有密切的關系[7],以下將富營養化水體分為靜態水體及動態水體兩種情況進行介紹分析。
對靜態水體,杜佳沐、張飲江等人[8]采用高密度聚乙烯樹脂(HDPE)制成的邊長50cm的正方形人工浮島對上海市白蓮涇河道進行治理。使用PVC防水布圍隔,形成與河道分離的一個試驗水體。所選植物為花葉蘆竹。實驗表明,在風浪小于5級,強風暴雨暴曬的不利條件下,該人工浮島系統對白蓮涇河道富營養化水體具有較好的凈化效果,其中對總氮的平均去除率為81.79%,對總磷的平均去除率為55.88%。
對動態水體受到復雜的水力環境及其它干擾的限制,不利于進行定量研究。李希、鐵柏清[9]使用恒流泵及其他設備模擬一定水體交換時間的動態水體。試驗水體為生活污水,選擇美人蕉、燈心草、菖蒲為浮島植物,聚苯乙烯發泡沫板為浮島平臺。 實驗表明:在動態試驗條件下,人工浮島工作后2天內水體透明度提高,改善水體觀感效果。從原水樣的發黑、發臭、混濁,到開始變清,臭味消除。該人工浮島對TN和TP去除率隨水體交換時間的增加而增加,7d時TN去除率為59.5%,TP去除率為77.4%,COD的平均去除率48.4%。
蘇州河水體主要是生活污水,富營養化水質,而且為動態水體。主要降解水中化學需氧量(COD)、總氮(TN)、總磷(TP)。因此,我們選用美人蕉、菖蒲作為人工浮島植物。
美人蕉,能吸收二氧化硫、氯化氫,以及二氧化碳等有害物質,抗性較好,葉片雖易受害,但在受害后又重新長出新葉,很快恢復生長。由于它的葉片易受害,反應敏感,可以監視污染環境的有害氣體。具有凈化空氣、保護環境作用。
燈心草:是多年生草本水生植物,適用于水面景觀種植。
菖蒲:其葉叢翠綠,端莊秀麗,具有香氣,適宜水景岸邊及水體綠化。也可盆栽觀賞或作布景用。葉、花序還可以作插花材料。可栽于淺水中,或作濕地植物。是水景園中主要的觀葉植物。
1.2 人工浮島的材料
人工浮島所用材料的選擇范圍很廣泛,只要浮力效果好、不污染都可以成為備選材料。但是考慮到施工工藝和造價,目前,所用的材料大部分為竹子、泡沫、木頭、廢舊輪胎。其中竹子、泡沫應用最廣泛。以浮力效果好、結實、耐水浸等優點,竹子廣泛地使用于實踐。泡沫板的突出優點在于:造價低,浮力打、易加工、耐水浸。使用的一般方法是在一塊平整的板上均勻地打一些孔洞,然后再把裝有植物的鏤空杯子放入其中。固定植物的方法常用海綿包起其根部塞入杯中。
對蘇州河人工浮島來說,可以選擇聚苯乙烯發泡沫板:規格長40cm,寬40cm,厚2.5cm,在板上打孔,孔間距根據美人蕉、燈心草、菖蒲的適宜的種植密度而定,整板可以漂浮于水面。
1.3 大小和形狀
第4篇：上海周記范文
[關鍵詞] 旅游集散中心；自助旅游；運營模式
[中圖分類號] F59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7)11-0101-04
[作者簡介] 連 漪，桂林工學院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戰略管理與市場營銷管理；
梁健愛，桂林工學院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為市場營銷管理和營銷傳播。(廣西 桂林 541004)
一、引言
旅游集散中心作為一個集旅游交通集散、旅游信息咨詢和旅游服務于一體的城市旅游公共服務平臺，通常以經營一日游為主，配有區域內短途旅游線路，經營景點門票、火車票、飛機票，提供酒店訂房、旅游咨詢等服務。旅游集散中心往往有多條短途旅游線路定時集中出團，使得游客尤其是自助旅游者出游非常便利。而且，游客可以在旅游集散中心任意選擇、組合旅游線路，自主安排旅游行程，真正享受到自助旅游的樂趣。旅游集散中心是對零散游客進行“集聚――擴散”的樞紐。
旅游集散中心最早源于西方發達國家面向自助旅游者旅游市場的短線旅游服務中心。據有關資料顯示，國際上許多旅游城市，如：巴黎、倫敦、東京、日內瓦、慕尼黑、法蘭克福、米蘭、威尼斯、紐約、鹿特丹等，都為自助旅游者提供短線旅游服務中心。旅游服務中心提供接待、車輛、導游等項目服務。每個游客進到中心都可獲得一份城市旅游指南資料，內容既有景點、景觀介紹，還有每個景觀游覽所需的時間，以及告示中心提供車輛服務的停靠區和其他服務內容、收費標準等，很受自助旅游者和市民的歡迎。在日本，既有交通機關與旅游景區聯合的旅游集散中心，也有各種交通機關之間的聯合的旅游集散中心。如：日本鴿子巴士公司推出“一票到底”服務，采用了類似的規模化經營模式，在各地設有站點，通過巴士運營把各地的游客集中起來，統一送往相同的目的地。
二、國內旅游集散中心發展的背景分析
伴隨國內旅游業的迅猛發展，國內許多省市先后采用不同的方式組建旅游集散中心。自1998年國內第一家旅游集散中心在上海成立以來，目前，北京、南京、杭州、蘇州、洛陽、深圳等旅游中心城市已經設立了旅游集散中心。促使國內旅游集散中心發展的動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內自助游市場迅猛發展。自從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將我國旅游產業作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來培育后，全國目前已經有28個省、市、自治區明確將旅游產業定位于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或第三產業的主導產業。我國入境旅游就從位居世界第41位躍升到前5位，旅游業的地位在國內外得到空前的鞏固和提高。由于旅游者個性化需求日益凸現，尋求與眾不同的旅游體驗，以及與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等因素共同驅動，近年國內自助游市場發展迅猛。國內旅游市場游客的結構發生顯著變化，自助旅游者已占我國旅游客源市場近半壁江山，并還處于上升的趨勢。國內自助游市場的迅速發展，帶動了與之相配套的服務體系與設施的健全和完善。
(二)傳統的旅游接待服務難以滿足現代游客的需求。隨著國內旅游市場的日趨成熟，游客自主意識增強，他們在選擇目的地和旅游方式時更注重個人的自主意識，他們往往希望通過旅游消費能得到人性化和個性化的感受。而傳統的規范化的旅游模式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壓抑了旅游者在這方面的要求。比如：旅行社包價組團旅游方式存在著包價過死，瀏覽項目、路線限制過多，游客缺乏活動自由的缺陷。個別旅行社還為了追逐經濟利益，而將旅游項目安排過于集中，使游客對景點只能走馬觀花，處處趕時間，無法盡興，從而使傳統的包價旅游接待方式越來越失去游客的興趣。現代旅游市場需求的新發展、特別是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散客旅游在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下，自助游的市場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預計21世紀里，散客旅游將成為世界旅游市場的主角。
(三)應建立國內旅游城市持續競爭優勢。目前國內旅游城市之間競爭日趨激烈，競爭內容已從傳統的旅游產品競爭轉向了旅游服務的競爭、旅游品牌的競爭，搶占服務品牌的制高點是旅游目的地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如何實現旅游地從可持續發展到可持續競爭優勢的構建，打造面向自助旅游市場的城市旅游公共服務平臺，已成為國內許多旅游目的地持續發展、不斷強化旅游品牌形象的策略選擇。
三、上海、杭州和蘇州旅游集散中心運營模式比較研究
筆者從組建方式、服務對象、運營方式和經營成效等方面對上海、杭州和蘇州旅游集散中心經營模式進行了比較分析(如表1)。
(一)上海旅游集散中心運營模式。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建于1998年5月，是上海市旅游事業管理委員會直接管理的為旅游者提供自助旅游服務的事業單位。至2006年，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共接待游客超過2800萬人次，已成為上海市民中短途出游的首選。通過8年多的運作，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已摸索出一套成功的發展模式，并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1.組建方式。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作為上海市政府實事項目，由上海市旅游事業管理委員會牽頭，交通、公安等政府部門參與，以服務好2010年的世博會為目標。組建初期，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得到政府大力支持，政府投入1800萬資金，給予100輛車的牌照。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下設旅游集散站和“上海一日”旅行社兩個企業化經營實體，彼此分工協作。除上海體育場內的旅游集散中心總部外，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在東北區的虹口足球場、西北區的閘北馬戲城、北區的楊浦體育場、東南區的南浦大橋浦西圓盤引橋下設置了集散分中心和發車點。
2.運營方式。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承擔對零散游客進行“集聚――擴散”的樞紐功能，利用“旅游專線車”從上海向周邊地區集散。上海市旅游事業管理委員會負責上海市層面上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上海各區、縣、鎮政府負責旅游設施和服務保障，運營單位管理旅游線路經營，旅游集散中心負責設計、開發、宣傳旅游產品和線路以及旅游投訴處理，旅游車輛經營通過市場招標確定經營單位。
3.經營定位。上海是國內最大的旅游客源地之一。截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上海在旅行社業務上，是以組織上海市民出國旅游和國內長線旅游為主；對來上海的零散外地游客，無論購物或觀光，旅行社都沒有開展組織業務。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的成立是立足于吸引千萬人游上海，搭建旅游服務平臺，規范旅游市場，解決上海市民出游問題。針對當時上海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進行自助旅游的不便以及上海郊縣一日游的市場空白點，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將市場定位于滿足和方便本市及外地來滬各年齡層次和消費檔次游客的短線出游需求。
在運營初期，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業務以上海市內十條旅游線為主，主要是方便本地和外來游客都市觀光、購物。目前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業務從單一的都市觀光游衍生為多個主題，現已拓展至100多條旅游線(包括市內十條旅游線和周邊線，季節性線路)，幾乎覆蓋上海及長三角區域的所有自然和人文景觀。
4.經營特色
(1)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以“班次頻、線路廣、景點多、購票便、車況好、服務優、價格惠”和毋須預約、隨到隨走的自助旅游形式為特點立足于上海旅游市場。設立的“上海一日＂旅行社，作為旅游集散中心自助旅游線路的補充，為旅游者提供全程導游服務。
(2)借鑒日本鴿子巴士公司的“一票到底”服務，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推出了旅游套票模式，即集散中心提供包括旅游來回車票、景點門票、住宿及用餐、導游服務等全部或部分服務內容以及導游費用的套票，供游客選擇。
(3)上海旅游集散中心采用靈活多樣售票方式，方便游客購買。如：一是通過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各發車點的柜臺銷售旅游票；二是與上海美亞音像連鎖店、世紀聯華超市、旅行社合作售票和185郵政送票系統售票；三是通過網上售票，游客可通過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網、上海旅游網、省略訂購旅游票；四是與杭州、南京、蘇州等地的旅游集散中心票務系統進行了網絡連接，合作銷售旅游票。
(4)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注重營銷傳播投入，積極培育旅游服務品牌。一方面，通過上海市旅游事業管理委員會在上海市3星級以上的飯店發放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宣傳單；另一方面，在大眾傳媒上做廣告，每年用于做廣告費用超過200萬，最高達到400萬。
(二)杭州旅游集散中心運營模式。2003年4月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注冊登記，2003年11月杭州旅游集散中心試運行。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是杭州市委、市政府為民辦實事，打響“游在杭州”品牌、方便中外游客出游而設立的自助旅游者自助旅游集散地。目前，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已累計接待游客150余萬人，其中短途旅游自助旅游者20余萬人，觀光巴士游客50余萬人，旅游咨詢60萬人，旅游換乘20萬人。
1.組建方式。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是由旅游局牽頭，政府和企業共同組建，杭州旅游集團控股、運輸單位長途客運集團和公交公司出資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從2003年開始，杭州市政府連續三年每年投入200萬資金扶持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同時給予50輛車的指標。對于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承擔的旅游集散換乘中心和旅游咨詢服務中心職能，杭州市政府每年有專項財政資金支持。
2.運營方式。杭州旅游集散中心采取“政府主導、行業支持、企業化運作”的模式運營。作為面向自助旅游者為主的旅游機構，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是杭州地區集自助旅游者自助旅游、客房預訂、票務預訂等多種功能為一體的“旅游超市”。此外，杭州旅游集散中心以旅游集散中心為平臺，整合了旅游集散換乘中心和旅游咨詢服務中心。
3.經營定位。杭州旅游集散中心的成立是打響“游在杭州”品牌的一項重要旅游工程，是為把杭州建設成為現代化國際風景旅游城市，提高知名度，推進“旅游西進”戰略，參與長三角合作服務而設立的一個旅游公共服務平臺。杭州旅游集散中心主動接軌上海，將自己定位為接待型的旅游集散中心，主要滿足中外來杭游客的短線出游需求。
4.經營特色
(1)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基于車流、信息流帶來客流的思想來運作旅游集散中心，除了經營觀光巴士線路、空港巴士和旅游專線外，還有效整合了旅游集散換乘中心和旅游咨詢服務中心的業務。其中，旅游集散換乘中心業務(即車輛免費停旅游集散中心，花2-5元坐旅游集散中心觀光巴士到杭州景點)給其來良好聲譽。
(2)杭州旅游集散中心除了參照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模式經營外，還積極吸引旅行社產品進入旅游集散中心，大力發展旅行社成為自己的商。
(三)蘇州旅游集散中心運營模式。蘇州旅游集散中心于2004年9月21日正式成立，旅游集散中心主中心設在汽車北站，并在火車站、汽車南站、輪船碼頭設有分中心。它集旅游交通、旅游信息咨詢及旅游服務功能于一體，為來蘇旅游者特別是自助游游客及市民提供了方便的旅游公共服務平臺，是蘇州旅游對外服務與形象的窗口。
1.組建方式。蘇州旅游集散中心是由蘇州旅游局和蘇州交通局共同牽頭，政府實施工程立項，蘇州汽車客運有限公司控股經營，蘇州國旅、蘇州旅行社和蘇州導游服務中心共同出資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蘇州旅游集散中心完全按市場化運作，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靠政府財政支持。
2.運營方式。蘇州旅游集散中心運營方式是按照“政府給政策，市場化運作”的模式運營。蘇州政府對于蘇州旅游集散中心運營沒有投入任何財政資金，只給予政策層面的支持，如：旅游集散中心享受公交車待遇，在站點設置、景點門票方面給予優惠等。蘇州旅游集散中心充分整合股東單位原有資源，尤其是充分利用大股東――蘇州汽車客運有限公司營運線路的優勢，采取旅游集散站和旅游車分離方式運營，運用公開招標方式選擇旅游車運營單位的模式進行經營。
3.經營定位。蘇州旅游集散中心主要經營蘇州古城河水上旅游、市內旅游專線、市郊旅游專線和周邊城市旅游專線。蘇州旅游集散中心服務對象確定為：外地來蘇游客、蘇州本地市民、旅游企業和交通企業等相關利益群體。蘇州旅游集散中心定位為“旅游交通專業站場”，起到“旅游交通超市”的作用，即進入蘇州旅游集散中心的游客不僅可以坐上駛往蘇州市范圍內各個景區的車輛，也可以乘坐中長途車輛前往周邊省市的旅游景區，中心還提供導游、景區門票、旅游安排及食宿等服務。
4.經營特色
(1)蘇州旅游集散中心將營業部設立在車站，使旅游集散中心具備匯集各地來蘇和本地出行游客能力。游客在旅游集散中心就地換乘后通過旅游專線到達旅游目的地；將公路、鐵路、水上旅游、公交等交通方式有機銜接，實現游客在各種交通方式間的零距離、無縫隙轉換。
(2)蘇州旅游集散中心充分發揮控股股東――蘇州汽車客運有限公司的客運網絡優勢，整合客運站場資源，采取發售聯票等方式組織蘇州全市及周邊地區自助旅游者來蘇州旅游。
(3)蘇州旅游集散中心采取旅游集散站和旅游車分離方式經營，從而使運營成本最小化。另外，通過拍賣旅游線路專營權等方式，調動資本參與交通工具的改進和運營，并注重完善各種配套服務。
四、上海、杭州和蘇州旅游集散中心運營經驗借鑒
1.市場機制與政府引導雙管齊下。作為新興旅游業態，旅游集散中心的成功運營需要市場機制與政府引導雙管齊下。特別在旅游集散中心成立初期，更需要政府引導，從財政、政策等各方面大力支持。從上海、杭州、蘇州已建的旅游集散中心情況看，各地旅游集散中心均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旅游集散中心應走市場化運作之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能光靠政府財政支持，要有適應市場競爭的能力。
2.政府要加強監督管理，理順各部門間關系。旅游業是關聯性很強的產業，具有很強的綜合性。旅游集散中心管理往往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實證研究表明：實行政府主管部門“一元化”或建立權威性的協調機構，有利于提高辦事效率，減少無效益的社會成本。比如：在上海，旅游事業管理委員會負責上海市層面上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各區、縣、鎮政府負責旅游設施和服務保障的協調，這種方式效果也較好。
3.明確服務對象，選擇合適的組建方式。旅游集散中心應著眼于本地實際情況和旅游需求特點，明確自己服務對象，選擇適合自己的組建方式。服務對象不同、市場定位不同，旅游集散中心組建方式、經營選址等就會有差異。例如：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服務對象主要是上海市民，為此其將運營地址選擇在上海市民聚集地――體育館。蘇州旅游集散中心立足于服務外地游客，這樣，就由蘇州汽車客運有限公司控股經營，借助大股東資源將運營地址選擇在火車站、汽車站、輪船碼頭等外地游客聚集地，將公路、鐵路、水上旅游、公交等交通方式有機銜接，實現外地游客在各種交通方式間的零距離、無縫隙轉換。而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在剛組建時主要是學習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的經驗，沒有考慮彼此服務對象的差異，也將運營地址選在體育館。后來，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在運營中發現：體育館不是自己主要目標顧客――外地游客的聚集地，將旅游集散中心設在體育館影響自己招徠外地游客的能力，目前正考慮調整。
4.因地制宜選擇運營機制，突出本地特色。旅游集散中心應著眼于本地實際情況和旅游需求特點，選擇適合自己的運營機制，突出本地特色。例如：西湖景區是杭州豐度最高、品質最優旅游資源。隨著自駕車興起，黃金周西湖停車難問題日益突出，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應政府要求從2004年5月1日在運營旅游專線基礎上開始運營節假日游客換乘。杭州政府給予集散中心專項財政資金支持，集散中心適當收費，目前開展這項業務的社會和經濟效果都較好。而蘇州旅游集散中心完全實行市場化運作，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靠政府財政支持。為了實現企業經營的好業績，蘇州旅游集散中心采取旅游集散站和旅游車分離方式經營，以使運營成本最小化；另外，通過拍賣旅游線路專營權等方式，調動資本參與交通工具的改進和運營，并注重完善各種配套服務提高服務品質。
5.著眼于目標游客需求，開發旅游線路。旅游集散中心應以目標顧客群的旅游需要為中心，因地制宜開發旅游產品。開發旅游產品的關鍵是要符合當地實際，為發展本地的旅游業服務。旅游集散中心可以從旅游六要素角度，聯合餐飲、酒店住宿、交通、旅游景區、娛樂場所、購物商店等服務行業提供“立體型”的旅游優惠服務。例如：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從最初單一的都市觀光游衍生為多個主題，現已拓展至100多條短線旅游線。目前上海正針對市民需要，加大了對二日、三日游產品的開發。
6.注重營銷傳播投入，積極培育旅游服務品牌。旅游集散中心建設需要注重營銷傳播投入，積極培育旅游服務品牌。通過對國內主要旅游集散中心進行實證研究，筆者發現：營銷傳播投入直接影響經營成效。例如：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既通過上海市旅游事業管理委員會在上海市3星級以上的飯店發放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宣傳單，又每年拿出不少于200萬經費在大眾傳媒上做廣告，這些舉措使上海旅游集散中心逐漸提高了知名度，日益獲得上海市民和外地游客的認可，成為了上海旅游市場重要旅游服務品牌。
7.合作共存，共同培育市場。在競爭中謀求合作，在合作中提升競爭檔次，是旅游發展的基本理念。旅游集散中心應引導和促進旅行社、旅游交通企業等相關企業的聯合互動，共同開拓客源市場，共同培育居民的出游意識，共享旅游信息。旅游集散中心之間應結成戰略聯盟，通過資源共享、信息互通、優勢互補、客源互流，共同推動區域旅游發展。例如：上海、杭州、蘇州三地的旅游集散中心正按照“資源共享、線路共建、市場開拓、信息互通、雙方互利、多方共贏”的原則在互為宣傳、互送客源、延伸服務、網絡互通、集團采購、應急救援、信息交流等方面開展合作。
參考文獻：
[1]連漪，梁健愛.桂林旅游集散中心建設研究報告[R].桂林市旅游局，2006.
[2]薛瑩.論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的形成與發展[J].旅游科學，2004，(6).
第5篇：上海周記范文
關鍵詞：服務業結構 Moore值
引言
我國經濟發展在總量規模擴張的同時，正面臨著嚴峻的結構性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隨著全球服務業趨勢的不斷加劇，服務業內部發生了顯著的結構性變化，服務業結構升級已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服務業相對于工業來說，無疑是投入少、消耗低、產出高的綠色環保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也是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途徑。服務業內部結構的優化不僅是影響服務業總量增長的因素，也是影響GDP增長的重要因素，研究服務業內部結構比例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近年來北京、上海、廣州服務業結構及調整演化的比較研究，為進一步合理規劃服務業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服務業結構比較研究
（一）服務業結構現狀
北京、上海、廣州服務業結構由于統計口徑不同，其構成項目也有差異。從2003年起，服務業構成項目基本一致，主要由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十四項構成。為了便于統計與比較研究，以2003年至2010年期間的統計數據為基礎，通過計算得到北京、上海、廣州服務業內部結構比例，見表1所示。
（二）服務業結構比較
為了比較北京、上海、廣州服務業內部結構，按算術平均法計算了2003-2010年間，服務業內部結構各項年均比例，如表2所示。
通過表2，發現北京、上海、廣州服務業內部結構有以下特征：
第一，服務業內部結構中，住宿和餐飲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項目占服務業的比例都比較小，雖有差異，但比較接近。住宿和餐飲業方面，廣州最高為4.7%，北京、上海比較接近；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方面，北京、上海、廣州比較接近；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方面，廣州最高為2.7%，其次是上海，北京最低；教育方面，所占比例北京、上海、廣州比較接近，北京略高，為5.4%；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方面，廣州最高為3.2%，其次是上海，北京最低；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方面，北京最高為3.2%，其次是廣州，最低是上海；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方面，廣州最高為5.2%，其次是北京，上海最低。
第二，最具傳統服務業特點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廣州所占比例超過北京、上海。北京、上海、廣州該兩項比例合計分別為23.1%、30.3%、34.5%。說明廣州傳統服務業的比重過大，廣州高于北京近12個百分點，高于上海近5個百分點。
第三，具有現代服務業特征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方面，北京所占比例超過上海、廣州。北京、上海、廣州該五項比例合計分別為55.7%、49.5%、41.7%。說明北京市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力度大，北京高于上海近7個百分點，高于廣州近14個百分點。
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比較研究
（一）結構調整演化模型選擇
服務業內部結構的變化是一個動態調整演化過程，驗證它們的同時性或時差，需要選擇合適的調整演化指標，需要選擇恰當模型和計算方法。本文擬利用Moore值作為分析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過程的具體指標。該方法運用空間向量測定方法，以向量空間中夾角為基礎來反映服務業內部結構調整演化程度。將個行業視為一組維向量，當其中某一行業在服務業中份額發生變化時，它與其它行業的向量夾角就會發生變化，把所有矢量累加起來，即可以得到不同時期的結構變化情況。因此，可以把不同時期兩組向量間的夾角作為表征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程度的指標，該指標稱為Moore調整演化值，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Wi，t1為t1期第i項所占比重，Wi，t2為t2期第i項所占比重。e越大，則表明結構調整演化幅度越大。
（二）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
在服務業內部結構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等五項內容在服務業總量中所占比例不僅很大，而且變化大、差異大。以2010年為例，北京、上海、廣州該五項比例合計占服務業的比例分別達到63.1%、71.8%、60.7%。因此，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的影響維度主要考慮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其他行業（服務業剩余各項合計）等六維向量。利用Moore調整演化值計算公式，可以計算出北京、上海、廣州2003-2010年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的程度及趨勢，如表3、表4、表5所示。
通過表3、表4、表5，可以看出：北京市服務業結構調整幅度最大的是2009年，Moore值達到3.0217，調整幅度最小的是2004年，其Moore值為1.5640；上海市服務業結構調整幅度最大的是2008年，Moore值達到14.1288，調整幅度最小的是2005年，其Moore值為2.5535；廣州市服務業結構調整幅度最大的是2006年，Moore值達到6.0600，調整幅度最小的是2003年，其Moore值為1.0736。
（三）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幅度及態勢比較
為了便于比較北京、上海、廣州同年度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幅度及態勢，根據表3、表4、表5的Moore值，可得到表6和圖1。
通過表6、圖1，可以發現：
第一，北京、上海、廣州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呈周期變化，其周期為4年左右，這與我國五年規劃息息相關。
第二，2003-2010年期間，上海市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平均Moore值為6.0767，北京市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平均Moore值為2.2296，廣州市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平均Moore值為2.7345。表明上海市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力度最大，北京市與廣州市服務業結構調整演化比較接近，廣州市略高于北京市。
對策與建議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調整服務業內部結構，是實現服務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有效途徑，也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有效途徑，也是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途徑。本文通過對北京、上海、廣州服務業結構及調整演化比較研究，提出以下對策與建議：
第一，加大產業結構軟化力度，提高服務業比例。以2010年為例，北京市服務業（第三產業）的比例為75.1%，上海市服務業比例為57.3%，廣州市服務業比例為61.0%。北京市服務業比例已逐漸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但仍然需要進一步提高服務業比例；上海、廣州服務業比例遠遠落后北京，當地政府應加大力度提高服務業比例，加大產業結構軟化的力度。如果按經濟學中的“二八原理”作為產業結構的優化標準（即第一二產業比例為20%左右，第三產業比例為80%左右），從2010年到2020年，北京、上海、廣州服務業比例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了0.63%、3.39%、2.75%。
第二，優化服務業內部結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是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如金融業、會展業、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業、商務服務業、外包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總部經濟和旅游業等行業，優化資源配置，構建現代服務業集聚區，以實現服務業內部結構優化升級。
第三，以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贏得新的發展空間。高新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在三次產業中的廣泛應用，使趨于衰退的傳統產業（農業與制造業）發生逆向回歸。事實證明，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工業，不但使已失去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業、服裝業、建筑業正在轉變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而且使鋼鐵、汽車、化工等資本密集型產業轉變成技術密集型產業。
第四，重視引導高新技術向傳統服務業滲透，改造提升國際服務貿易的基礎性產業，建立適應市場競爭的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傳統服務業的經營效率和效益。
服務業結構及調整演化與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文中提到產業結構“二八”優化模型，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與驗證；服務業內部適度結構比例、優化模型等，也需要做進一步實證研究。
參考文獻：
1.李麗，陳迅.基于投入產出模型的我國產業結構實證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9.2
2.王慶豐，黨耀國.基于Moore值的中國就業結構滯后時間測算[J].管理評論，2010（7）
3.蘇萬春.中國產業結構、服務業結構、碳排放結構調整演化實證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14）
4.2011北京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
第6篇：上海周記范文
招商銀行蘇州分行，以青春為槳，與夢想為帆，在這里，助你夢想靠岸!
招商銀行蘇州分行成立于2000年，是總行直屬的一級分行，在蘇州市區及各縣市共設有25家支行，員工總數超過1000人，多次榮獲系統內“優秀分行”的榮譽。
蘇州分行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發展理念，崇尚“公正公開公平”的簡單文化，不搞論資排輩，干部公開競聘，為廣大青年學生的發展成長創造良好環境，提供了完備科學的教育培訓和公平合理的職業發展，許許多多的年輕員工通過努力拼搏，提升了事業，實現了理想，走向了人生新高度，成長為分支行的管理干部和業務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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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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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市區及各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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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示：
(1)所有個人資料必須真實無誤、填寫完整，教育經歷請從高中填起;生源地為您高考時的戶籍所在地;如有虛假信息，申請人將會被取消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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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時間安排：
事 項
城 市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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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注
簡歷投遞
蘇州
網上投遞
截止3月15日
一面
蘇州
蘇州招銀大廈及部分高校
3月中下旬
以短信通知為準
筆試及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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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招銀大廈
3月下旬或4月初
通知錄用
蘇州
蘇州招銀大廈
4月上中旬
第7篇：上海周記范文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政府設立在上海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園區，位于浦東境內，屬于中國自由貿易區范
>> 應對上海自貿區 蘇州服務外包業戰略轉型升級研究 湖州市:紡織產品檢測服務與紡織企業轉型升級探討 中部如何應對上海自貿區 上海自貿區對貿易轉型升級的推動 湖州市紡織行業發展報告 上海自貿區對上海樓市的影響 湖州市安吉白茶的綠色營銷策略研究 對上海自貿區的內容思考簡析 對上海自貿區的認識與建議 對上海自貿區的經濟制度及發展前景的研究 湖州產業轉型升級問題研究 暢想長三角視野中湖州市動漫產業錯位發展策略研究 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研究 紹興縣紡織產業集群轉型升級策略研究 上海自貿區打造經濟升級版 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與商業銀行應對策略探析 上海自貿區金融創新中商業銀行應對策略 自貿區與大連開發區產業升級發展策略 湖州市吳興區網球運動開展現狀的調查研究 湖州市吳興區居民早鍛煉人群特征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5] 何亮亮. 大西洋自貿區遏華上海自貿區具戰略意義. 中國集體經濟[J]. 2013（35）：35-36
[6] 鐘建林. 近水樓臺對接上海自貿區. 浙江經濟[J]. 2014（1）：52-53
[7] 張漢東. 上海自由貿易區之浙江應對. 浙江經濟[J]. 2013-10-25：28-30
[8] 張漢東. 上海自由貿易區與浙江的應對. 政策t望[J]. 2013（10）：42-44
[9] 法磊. 從局部和區域看紡織產業轉型升級. 中國纖檢[J]. 2012（12）：44-45
[10] 于斌斌. 中國紡織產業轉型升級的思考. 進展與述評[J]. 2013（4）：1-7
[11] 王建平. 湖州紡織業應對嚴峻出口形勢的幾點對策. 湖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J]. 2012（4）：75-77
[12] 王芳. 浙江紡織產業升級及政策研究[D]. 浙江：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2009：61-68
第8篇：上海周記范文
馨源樓中餐廳，坐落于瑞金洲際酒店主樓旁的一棟紅磚洋房里，是一處時光積淀出的世外桃源。它建于1920年，曾是以日式花園美景轟動一時的“三井花園”原址，設計借鑒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筑特色，糅合法式建筑風格，典雅之余亦彰顯不凡韻味。如今經由Kokai Studios的修復，馨源樓環抱著浪漫與經典，演繹著真正藏而不露的“精致私房公館”中餐。
“家”是馨源樓所系的神韻所在，它將西式細節巧妙糅合進中式設計之中。仿照家的設置，一樓溢香廊營造為“會客廳”的氛圍，透過巨幅落地玻璃幕，昔日“三井花園”的遼闊美景可無阻擋地透射入內。客人可在此享用醇香濃郁的咖啡或茶，以及花園觀景主題下午茶點。二樓睦融閣以不同圖案、線條的新中式移門屏風，靈活分割不同大小的“臥室”，不論是4間雅致的中式傳統包間，或頂層的5間尊享包房，都力求為客人帶去浪漫雅致的靜享空間。而且這里更是有180度景觀位收攬園內交錯有致的風、光、水、影之美景。
馨源樓由屢獲殊榮的中餐行政總廚范達祥先生執掌，通過對滬上美食、歷史與文化的獨到見解，形成“清鮮淡雅，淳和雋永”的風味特色。這里的菜肴相當精致，上及宮廷肴饌譜錄，下采民間風味小吃，外及世界各國風味，內及國內菜系，廣采博取，擷英集精，早在幾十年前就被國內外貴賓親切得稱為“瑞金菜”，至今依舊秉持著“不時不食”的養生理念，用當季時令食材料理出國宴級的菜品。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前瑞金賓館傳奇國宴點心大師龔惠英的“關門弟子”陸春鳳女士將20余年的白案技藝，凝聚于一個個手工點心之中，她最拿手起酥，捏出的蓮花酥總是讓人不忍動箸。
放眼望去，與精巧出品相得益彰的是馨源樓專注于細節的講究。刀叉亦是選擇來自以奢華細節和卓越品質著稱的法國頂尖品牌Christofle；水晶酒杯則是被公認為全世界鑒賞葡萄酒與烈酒所必備的Riedel；餐瓷則啟用法國兩大造瓷家族齊力推出的“如意”系列，而這一切的細膩搭配亦與馨源樓強調歷史經典的設計理念不謀而合。修復、重建后的馨源樓中餐廳，將秉承著積淀了百年的沉穩與氣魄，演繹不凡的美食之享。
第9篇：上海周記范文
關鍵詞：內卷 發展 大分岔 中西比較 18世紀
彭慕蘭認為，歐洲的發展與中國內卷之間的“大分岔”（the great p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現的。在此之前，中國在人口、農業、手工業、收入及消費等方面都與歐洲了無差異。易言之，與過去20年來的學術研究讓我們相信的情況相比，1800年以前歐洲的發展要遠為低下，同期的中國也更少內卷化。彭慕蘭選擇的例證是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前者是歐洲最發達的部分，后者是中國最先進的地區。在他看來，這兩個地方之所以到19世紀才開始分道揚鑣，主要是因為英國非常偶然而幸運地獲得了易開發的煤炭以及來自新大陸的其他原料材料。
彭的觀點與以往的認識迥然有別，但他的討論頗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這樣一個很合理的問題：即不僅要質疑為什么中國沒能像歐洲那樣發展這種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也要追問為什么歐洲沒有循隨中國那樣的密集化一內卷的趨向。對許多人來說，它蘊涵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歐洲這一很有吸引力的訴求，這種訴求不僅針對歐洲的“啟蒙現代性”，也針對我們或可稱之為“啟蒙經濟”的東西。對中國專家來說，它還附加了將前近代中國置于與歐洲同等地位這樣一種有相當吸引力的論點。在一些中國學者中間，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種民族主義的情感共鳴：近展過程中歐洲的勝利與中國的失敗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歸咎于歐洲的擴張，而非歐洲內在的某種特性。此外，諸如歐洲如何以及為何得以發展之類問題的探討，在提示偶變性——而非現代化理論主張的單線必然性——方面，似乎也彰顯出其方法論上的力度。
然而，我們不能只是出于某種意識形態或情感的原因就簡單地接納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追問：有關證據能否以證明這一觀點起碼可能是正確的？
彭著的證據基礎很難評估。該書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賴二手的學術文獻寫成。要對這本書做系統的評估尤其困難，因為它跨度極大：不僅討論中國，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東南亞；不僅利用了有關英國（或者西北歐）的研究，而且論及法國、德國乃至東歐。此外，該書還囊括了覆蓋面很廣的許多論題。
乍看起來，彭慕蘭展示的證據似乎頗值得贊賞。他跨越了兩大不同學術體的邊界。對中國專家而言，該書顯示了作者對歐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認為彭著有關中國的觀點有誤的中國研究學者，對他使用的歐洲文獻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而認為彭著有關歐洲的論述不確的歐洲專家，則可能原諒該書在有關歐洲方面證據的薄弱，因為該書畢竟不是出自歐洲專家而是一位中國研究學者之手，而這位學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國研究那個仍然相當孤立領域的十分困難的語言和材料。如此一來，這本書很可能既得不到歐洲專家也不得不到中國研究學者的嚴格評估。本文不準備對該書進行面面俱到的評論，而是集中探討它的核心經驗論證，即它涉及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論證。 這是彭慕蘭這本書立足的基石所在。
英國的農業革命
彭慕蘭認為1800年時英國和長江三角洲的農業水平大致相當，無論哪一方都不比對方發達或內卷。他的主要經驗基礎涉及農業資本投入和人口轉變動力。筆者將會討論這兩方面的論題。但是首先必須扼要地回顧一下18世紀英國農業革命的有關研究和證據，這些正是彭著所完全忽視的。
正如安東尼·瑞格里的研究所示，英格蘭在17——18世紀的二百年間總人口增長了110%（從411萬萬增至866萬），而農業人口所占比例卻縮減了近一半，從70%減少到36.52%。換言之，到1800年時占總數1/3強的人口有能力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糧食。考慮到當時食物進口相對較少，[3] 這就意味著在18世紀“每單位農業勞動力產出”至少增長了3/4。[4]
羅伯特·艾倫在更為直接的證據基礎之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結論。基于莊園調查以及當時諸如阿瑟·楊(Arthur Young)——他于18世紀60年代游歷英格蘭，記錄了幾百個農場的詳細資料——等人的觀察，艾倫提出18世紀期間農業勞動人數保持穩定，而農業產出（包括谷物與家畜）卻提高了不止一倍。這場的“農業革命”是在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完成的。艾倫甚至估計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由于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規模效益而降低了5%。[5]
瑞格里鮮明地區分開總產出的增長與單位勞動產出的增長：“我考慮的是那些在實質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無論按小時還是年度來衡量——的變化。”[6] 瑞格里這里所講的正是拙著中稱作的“發展”（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區別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內卷”（指單位勞動的邊際報酬遞減）以及“密集化”（指單位土地上勞動投入的增加）。[7] 瑞格里以如此的問題作為結束，即英國農業“在一個久已充分定居的地區上”何以能夠擺脫“李嘉圖定律”，即單位勞動與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8]
埃里克·瓊斯、艾倫和馬克·歐維頓（Mark Overton）關于18世紀農業的論述給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同時也刻畫出與長江三角洲地區鮮明的對照。在圈地運動之前，種植業與畜牧業是分開的。前者在私人土地上運作，后者則在共有土地上展開。17—18世紀圈地的拓展，使生產者得以把種植與畜牧業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系統地結合起來。在典型諾福克(Norfolk)式小麥—蕪菁—大麥—三葉草輪作體制（該制度在阿瑟·楊18世紀60年代從事調查報告時已成為英國農業的普遍模式）中，糧食作物（小麥、大麥）與牧畜以及其他牲畜飼料作物（蕪菁、三葉草）交替種植。[9] 這一制度首先提高了牲畜產量。據艾倫估計，18世紀期間牲畜（除耕馬以外）增長了73%。[10] 另據瓊斯計算，從1760年到1800年，耕畜以及其他牲畜均有增長，其中耕馬增長了69%，其他牲畜則增長了35%。[11] 此類增長也意味著農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主要是因為畜肥、畜力使用的增加以及飼料作物的固氮作用對土壤肥力的提高。[12] 最后，諾福克制度下的耕地可以和牧場輪流交替，形成“轉換型牲畜飼養”(convertible husbandry)，從而恢復或提高地力。[13] 當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有其他原因，包括種子改良，新牲畜品種、宰牲方法的改進、規模效益等等。但與長江三角洲相比，所凸顯出來的變化乃是或可稱為單位農場勞動的“資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長江三角洲的農業
長江三角洲的中心區域——大約占總面積的一半，在1816年時人口多達1200萬，而耕地面積只有1500萬畝，即250萬英畝（6畝=1英畝）。這與英國不同，后者在1800年時總人口為866萬，“農業用地”則為3560萬英畝，還有牧場、草地和公共用地。[14] 而且，相對英格蘭種植業、畜牧業混合的農業體制而言，長江三角洲幾乎是單一的種植業經濟，單位勞動的資本化程度也相應較低。對比愈發鮮明的是，當18世紀英格蘭的農業資本化不斷增長之時，長江三角洲卻正往更高的勞動密集化這一相反的方向演變。結果無疑是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亦即我所說的內卷。下面逐一檢視這些趨勢。
（一） 單一種植業農業
英國農業體系中耕地與牧場輪替，其中耕地又輪流種植飼料作物與糧食；而長江三角洲地區則幾乎完全種植糧食。典型的長江三角洲農田種植春水稻，然后是冬小麥。[15] 沒有種植糧食作物的地方，農田里一般種植棉花或者桑樹（下面還有討論）。只有數量不多的紫云英（紅花草）作為冬作物來種植，而且主要是用作綠肥，有時候也會用作家畜飼料（20世紀30年代比較精確的數據表明，在三角洲地區紫云英的種植面積占總播面積的0.9%）。[16] 農戶飼養的家畜主要是食泔水的豬，而不像英格蘭那樣主要是食草的馬、羊或者牛。
農業史家都熟知一個基本事實即在既定技術水平下，單位土地上種植農作物較之牧畜（即提供肉、奶以及乳酪）能供養更多的人口。卜凱(John Losing Buck)在其就中國農場經濟的宏篇大著中提出，這一比率為6：1中7：1。[17] 這意味著在土地數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缺乏重大的技術變遷，高人口密度將最終將排除畜牧業而使土地利用走向單一的種植業的格局。在英國（及歐洲），其農業產出中莊稼和牲畜部分通常情況下大致相等；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業，至少從17世紀起就已經基本上只生產糧食。[18] 1952年的精確數據顯示，當年牲畜（包括漁業）僅占中國農業總產出的11.8%。[19]
18世紀英國的種植業—畜牧業的混合型農業與中國的以種植業為主的單一型農業的基本差異，也解釋了兩地人民在飲食方面的基本不同。在英國人的典型膳食中，糧食（面包）和乳酪、黃油、奶、肉所占比例相當。[20] 中國人的食譜則主要由糧食組成，再輔以比重較小的“菜”——對農民而言僅包括蔬菜，特殊場合下也有肉（主要是豬肉，間或有禽、蛋）。
飲食之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比較衣著。依靠畜產品供養人口的邏輯同樣貫穿于衣著方面，例如，為既定數量的人口供應羊毛遠較供應棉花所占用的土地為多。而且，種植棉花要比養羊以出產羊毛要求更多的勞動投入。18世紀的英國人主要依靠羊毛裁制冬裝，而同時期的中國農民則幾乎完全靠棉衣過冬（雖然上層階級的確消費不少絲綢）。這也展示出兩種農業體系中畜牧業所占比例的不同。
在其他條件相等的前提下，種植業與畜牧業相結合的農業顯然形成了更為“資本密集”的農業體系，亦即單位勞動更多地使用畜肥和畜力，以及增強土壤肥力的飼料作物。而在單一型的種植業農業經濟體系中，土地上的人口壓力排擠掉了畜牧業以達到單位土地產出的最大化，但這不可避免地通過單位勞動較少的資本投入從而是較低的單位勞動生產率來實現的。
日本滿鐵（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學者20世紀30年代的田野調查留下的資料，清晰地展示出這一邏輯。在30年代的華北平原，一個男雇工的工資實際上限制在和驢價相等的水平，僅相當于馬或者騾子（可以提供兩倍于驢的畜力）價格的一半。這樣，一個帶驢傭工的人就能得到相當于兩個人的工資。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實：農忙時節飼養驢的耗費和人相當，而飼養騾子或馬的耗費則是人的兩倍。在這種情況下，農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漸降低到盡可能低的水平，即僅僅用于生產周期中那些單靠人力難以完成的環節（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豬這種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飼養也基本被排除。隨之，畜肥（除豬糞以外的）使用減少，這進而也意味著必然的低勞動生產率。[21]
瓊斯在其有關英國農業的研究中強調了混合型農業體系的重要性。彭慕蘭討論了瓊斯的著作及其分析，卻聲稱英國（歐洲）與中國農業在資本投入方面并無差異。他認為英國與旱作的華北平原每英畝的肥料使用“大致相當”（第31—34、302—306頁）。這里他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論證邏輯。內卷的要旨在于單位土地上勞動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單位勞動的邊際報酬減少。給定單位面積不同的勞動密集度，再來說單位面積肥料投入在兩個地區大致相當，實際上是為中國單位勞動非常低的資本投入事實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彭慕蘭在這里及其著作中的其他地方，沒有把握住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之間以及單位土地上勞動密集度和單位勞動資本化程度之間的重要區別。
實際上，中國的單一種植業經濟采用的肥料本身就與英格蘭的混合型經濟很不一樣。土地的稀缺排除了那些土地需求大的施肥方法，如英格蘭的轉換型畜牧業所采用的通過退耕還牧來提高地力的方法。即使是綠肥，也由于會占用土地而被壓縮到最低限度。因此，紫云英等作物在總播種面積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此外，像諾福克體系中的蕪菁與三葉草這類可以肥田的家畜飼料作物也甚少得到采用。無論長江三角洲還是華北地區，主要肥料都是由家家戶戶各自儲積的豬（和人）糞（尿）。雖然施這種肥料尤為耗費人力（特別在運送到田間以及施灑過程），但其土地要求卻最少（因為豬可以靠家庭圈養）。
18世紀時長江三角洲地區豆餅使用增加——在海禁撤銷之后從東北沿岸經海運而來——應該在這一大背景這下來理解。豆餅是大豆榨油后由豆渣制成的副產品，它在三角洲地區逐漸成為豬糞“基肥”施加之后的輔的“追肥”（有時候則是紫云英或河泥，然后豬糞、而后豆餅的第三通肥料）（第98頁）[22] 彭慕蘭在這點上錯誤地提出三角洲農民是為了節省勞動而用豆餅取代豬糞。[23] 李伯重曾基于頗具啟發性的數據提出，增加投入使用此類肥料未能促成產量的提高。三角洲地區的水稻產量歷經明清兩代增長微乎其微或根本沒有提高，即使在增加肥料投入之后也始終徘徊在1—3石（1石容量等于100公斤，重量上則大致等于160市斤或176磅）之間。李認為這是由于肥料的的效度遞減（或土地的肥力遞減）所致：1石稻米產出在明代后期需要53斤（1斤=1.1磅）肥料，清代則要115斤，而到20世紀50年代則已增至200斤[24] 。輸入的豆餅肥料很快就服從于這一勞動力豐富型經濟的邏輯：其價格漲到較窮的農民無力購買或者只能付出高利從商人手中賒購而得的地步（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春耕至秋收間的利率為100%）。[25] 因此，勞動回報很快被壓低到該單一種植業經濟中流行的一般水準。
（二） 勞動密集化
在前現代的牲畜飼養方面，我們可以設想三個不同層次的勞動密集度。密集度最低的是使用草場，其次為蕪菁和三葉草等飼料作物，而勞動密集度最高的則為糧食。18世紀英國農業一般結合使用草場和飼料作物，而長江三角洲地區幾乎沒有草場，飼料作物也比較少。耕畜一般在家閑時節靠農田“副產”如糧食作物的秸稈和葉子來喂養（亦即“粗飼料”），在農忙時節則輔以糧食這樣的“精飼料”。[26] 這意味著耕畜和人在土地生產的有限生存資料上處于直接的競爭狀態，亦即今日所謂“人畜同糧”。這是勞動密集型單一種植業經濟的一個基本特點。
英格蘭與長江三角洲除了畜牧業本身，以及英國畜牧業的發達與中國畜牧業相對缺乏之間的差異外，它們在耕作本身的勞動密集程度上當然也存在著巨大差異。我們可以利用艾倫從托馬斯·貝奇勒（Thomas Batchelor）的詳細估算中選出的數據，對英國種植業的勞動投入進行初步的估計。那些數據顯示，一英畝小麥要求相當于成年男子25.6天的勞動投入，按中國的度量來說是每畝產4.27天。這與長江三角洲每畝7天左右的投入相比較，比率為1：1.6。[27]
在英國農業中，小麥是諾福克小麥—蕪菁—大麥—三葉草輪作體系中勞動最為密集的一種作物。根據艾倫對貝奇勒數據的計算，這四種作物所需勞動的比率約為4：3：3：1。[28] 而且如我們所見，在諾福克體系下，耕地常在“轉換型牲畜飼養”中更換成勞動密集度更低的草場。也就是說，英格蘭單位農業土地的平均勞動投入，要比小麥種植勞動投入低一半還不止。
與此相對，冬小麥在長江三角洲是所有莊稼中勞動密集度最低的作物。在這里，水稻所需勞動約是小麥的1.5倍，或為英國小麥所需勞動的2.4倍。[29] 然而，18世紀典型的長江三角洲農戶不能單靠種植水稻或者水稻加小麥維持生存。三角洲的水稻單產（所有糧食中單產最高）在每畝1.5石到3.0石之間。這一水平在蘇州府的高產地區早在11世紀就已經達到了。[30] 如果我們取2.25石米作為（不同等級土地的）平均畝產量，一戶平均擁有7.5畝土地（見下）的5口之家可收獲16.9石米。由于每人年均糧食消費至少是2石，因此如果這戶人家只種水稻的話，在交付地租之后（通常是收成的40%到50%），則僅僅能夠維持其糧食消費的需要，即使我們不計算其他的生產費用。冬小麥略可補助——每畝總收入增加1石，但稻米輔以小麥仍與充分供應家庭總消費相距尚遠。[31] 這就是長江三角洲農民轉向棉花與蠶桑這類高勞動密集度高產出作物的緣由所在。
在長江三角洲東部地勢較高的松江府，18世紀時大概有一半耕地逐漸種植了棉花（有時繼以冬麥或豆類）。三角洲其他地區的植棉區則占耕地的1/5到2/5。[32] 這一狀況系棉布長期廣泛的傳播所致：在1350年至1850年間它幾乎成為農民惟一的衣料。在這一過程中，長江三角洲逐漸成為其他地區主要的棉布供應地。從水稻轉向棉花——即使就中國而言，乃是密集化加劇的一大步。單位土地上種植棉花的所需勞動一般兩倍于種植水稻，即上面提過的每畝20個勞動日與10個勞動日之比。這又在小麥與稻米的差異之上加了1：2的差額。
但這僅僅只是拉開了一個序幕。對于一般的長江三角洲農戶來說，棉花的種植不過是他們投入到棉布生產的勞動的一小部分而已。這里的農戶一般自己植棉、紡紗、織布，此即眾所周知的花—紗—布三位一體的生產體系。一畝棉花一般可出產30斤皮棉，需要共160個左右的勞動日，用來紡紗（91天）、織布（23天）以及彈棉、上漿等（46天），最后生成23匹布（1匹=3.63平方碼）。[33] 換言之，如果一家農戶將水稻改種為棉花，就需要多投入18倍的勞動。[34] 這與一茬小麥的勞動投入差異達到27：1。
植桑同樣如此。眾所周知，桑樹在三角洲南部低濕稻田的圩堤上廣泛種植（部分是為了鞏固田圩），形成別具一格的稻桑配合格局。此外，晚明以來，長江三角洲養蠶業大幅度發展，以至出現所謂“桑爭稻田”的情形。蠶絲生產的勞動需求包括：每畝桑耕作勞動48天，養蠶30天，繅絲15天。這一系列工作一般在農戶家庭內部完成，類似于植棉—紡紗—織布（雖然絲織由于其織機昂貴的資本要求而通常在城鎮里進行）。如此一來每畝總共就需要93天勞動，而水稻則只需要10天。換言之，對將稻田改作以蠶絲生產為目的的桑田的農戶來說，勞動增加了大約9倍。[35] 這與一茬小麥的差異是13.5：1。
綜合這些勞動密集度上的差異，我們就能理解18世紀英國和長江三角洲的農場平均規模的差別：英國南部為150英畝，北部為100英畝，[36] 而長江三角洲平均起來僅為0.92 英畝到1.58英畝（即5.5畝到9.5畝）。[37] 如果我們取簡單的平均數，則差異為125英畝與1.25英畝，即100：1（如果不是拿長江三角洲與英國比較，而是拿旱作的華北平原的話，差異仍達125英畝比3英畝，即42：1）。[38]
另一種考慮英國與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差異的方法是比較農業人口的人均農業土地。19世紀初英國為11.3英畝，而長江三角洲為0.25英畝，也就是45：1的差別。[39]
上述勞動密集度、農場規模以及人均農業土地等方面的差異，不僅對農業，而且對農村手工業以及收入和消費各方面的內卷與發展，都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而這些基本的情況，在彭著中是完全沒有討論的。
（三） 內卷
彭慕蘭斷言長江三角洲地區在1800年并沒有經歷比英國更為嚴重的人口/資源困境。但是，在前現代農業的技術條件下，上述密集化程度的差異真的不會帶來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亦即我所謂的“內卷”嗎？顯然，作為一個有機體，土地的產出是不會隨著勞動投入增加而無限增長的。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雖然也強調農業總產如何伴隨人口的增長而提高，但他仍然認為增加了的土地產出通常是以勞動時間的不相稱增加為代價而獲得的[40] 。
由于施行兩熟制，長江三角洲耕地面積（區別于播種面積）的單位產出自然高于英國。在長江三角洲，每英畝水稻加冬麥的產量為13.5石米（每畝2.25石）及6石小麥（每畝1石），亦即19.5石的總產出。與之相較，英國每英畝小麥產量為21.5蒲式耳，即大約7.6石（1石=2.84蒲式耳）。用磅來度量，長江三角洲每英畝的產量約為3432磅，而英國則約為1290磅。[41] 這樣，長江三角洲與英國單位土地糧食產量的差距約為2.7：1。
但我們已經知道，這個產出差距是靠更大的勞動差異獲得的。如果比較勞動生產率而非土地生產率的話，這個比例是會倒過來的。如前所述，英國的小麥是以較少的勞動力（4天，相對于長江三角洲的7天）來獲得較高的產量（每畝1.27石，相對于三角洲的1.0石）的，結果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異就是2：1。
在長江三角洲內部，冬麥的種植和一年一季的水稻相比，本身就意味著內卷。水稻10個工作日的產出是2.25石，亦即每日0.225石，而小麥7個工作日的產出是1.0石，即每日才0.14石。換言之，長江三角洲從一年一季水稻改為稻麥兩熟，即已降低了農業單位勞動的報酬。
然而，長江三角洲的內卷主要還不是體現在小麥，而是體現在我們下面要討論的絲、棉生產當中。我們知道，紡紗——18世紀長江三角洲農戶的花—紗—布綜合生產體系中最為耗時的環節（160天中的96天）——的收入，僅僅相當于耕作或者織布所得（這兩者每勞動日所得大致相同）的1/3到1/2[42] 。這意味著當一家農戶從水稻改種勞動更密集的棉花時，是以少于水稻的每勞動日平均報酬來換取單位土地產出的增加的。這正是我在拙著中所說的“內卷”和“內卷型商品化”的部分內容。
同樣的邏輯當然也適用于養蠶業，其生產過程中通常由婦女完成的養蠶和繅絲部分的報酬僅為農業勞動的一半。根據李伯重最近的計算，每畝桑田的凈利產值為稻田的3.5倍，而總勞動需求如我們所知則是稻田的9倍。[43]
顯而易見，內卷及內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著單位土地絕對產出的減少。情形正好相反。擁有一定土地的農戶當然可以通過采用內卷的運作方式（棉、絲生產）來提高農場總產，因為這將意味著就家庭勞動而言更多的“就業”和收入，盡管平均每日勞動報酬減少了。此即我所謂沒有發展（就勞動生產率而言）的“增長”（就總產而言）。就一個一定規模的農場來說，內卷可以藉使用迄今未得到就業或低度就業的家庭勞力（婦女老幼）從事低報酬勞動來提高家庭的年收入。這一過程我稱之為“生產的家庭化”。內卷甚至可能以超越勞動日報酬遞減的比例而增加勞動日數來提高每個耕作者的年產出和收入。但諸如此類的提高具有明顯的局限，應該與“發展”清晰地區分開來。“發展”意味著通過增加單位勞動的資本投入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即如18世紀英國農業以及現代機械化農業所展示的情形。
正如我在1990年的著作中所澄清的，內卷化農業構成了燦爛的中國傳統文明與落后的近代中國經濟這一矛盾事實的基礎。[44] 在被有限的食物供給所控制的前工業化地域范圍內，一個擁有（非內卷的）100萬人口以及生存所需30%以上剩余的地區，可以供給一座30萬人口的城市（即相當于中世紀倫敦的規模）；而擁有內卷化了的1000萬人口以及只有10%剩余的同樣面積的地區，則可以供給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即唐代長安鼎盛時的規模）。[45] 這或許就是復雜的城市體系、發達的文化和成熟的國家機器的邏輯基礎。然而，鑒于下面即將予以澄清的因素，正是這內卷的經濟，意味著對現代節約勞動的農業資本化的抵制和隨之而來的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維持，以及由此造成的農村低收入。這就是我的“沒有發展的增長”觀點的核心所在。
上面已經提到，由于沒有對勞動生產率與土地生產率進行區分，彭慕蘭誤解了我的內卷概念的涵義。他在書中別的地方把內卷等同于一個簡單的描述性概念，即在生存界限之下的勞動報酬和簡單的貧困化（附錄E，第320頁）。然后，他進而又堅持用不切實際的紡紗與織布收入來批駁已被錯誤理解的內卷。他先是錯誤地幻想生產布匹的7天當中有3天用于報酬較高的織布（第322頁），而事實上織布僅占7天中的1天時間，另外4天用于低報酬的紡紗（彭遺漏掉的是彈花及上漿等要花費2天的工作）。然后，通過幻想出一個高度發達的棉紗市場——事實上直至20世紀現代紡織廠出現才真正有了市場化了的商品紗，他又把屬于例外情況的只織布而不從事其他生產活動的農民當作典型的農民生產者（第102、322—323頁）。正如徐新吾所表明的，遲至1860年，中國所消費的棉紗還只有不到15的份額是從市場上購買的。[46] 對長江三角洲基本生產狀況的這些誤解，導致彭慕蘭得出了他對棉布生產收入的那些不切實際的估計（詳后）。轉貼于 注釋
* 在此我謹向下列同人致以謝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蒂芬·哈勒爾(Stevan Harrell)、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蘇成捷(Matthew Sommer)、張家炎、Jorunal of Asian Studies的三位審稿人（羅威廉[William Rowe]和兩位匿名評論人），以及特別是白凱(Kathryn Bernhardt)、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和夏明方。他們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議和評論。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譯，謹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謝。譯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閱，基本準確。
[1] K.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 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r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4.為節約篇幅，以下凡引彭書，只在文中注明頁碼。
[2] 埃里克·瓊斯(E. Jones， Agriculture 1700---780. In F. Roderick， 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66—86)、羅伯特·艾倫(R.Alle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oderick，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ro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122)以及安東尼·瑞格里(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y， xv :4 (Spring 1985); 683—728)均已指出，有關18世紀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數據非常少。大多數關于“英國”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蘭的數據。這里我也按照他們的做法而不試圖對英國與英格蘭做過分明確的區分。
[3] 據瓊斯估計，大約僅占食品消費總量的10%（Jones 前引文，第68頁）。
[4] 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23頁。
[5] Allen 前引文，pp. 102，104， 107。當然，艾倫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討論了兩次農業革命：17世紀的“自耕農革命”和18世紀的“地主革命”（R. 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Wrigley前引文，第728頁，注38。
[7] P.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以下簡稱Yangzi Del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P.11;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中華書局，2000年第2版，第11頁。
[8] Wrigley 前引文，第726頁。
[9] Allen 前引書（1992年），第111頁；M.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gnland : The T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0] Allen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頁。
[11] Jones前引文，第73頁。
[12] 此外，蕪菁也有抑制清除雜草的作用(Overton前引書，第3頁)。Overton在同書第118頁提供了諾福克體系整體效果的定量表述。
[13] Overton前引書，第116——117頁。
[14] 這些數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蘇州府、太倉州及無錫縣與江陰縣，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興與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這中間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論述的中心。這里給出的數據采自Huang，Yangzi Delta 附錄部分，表B.1，第341——342頁、黃宗智《長江》第339——340頁。英國人口數字采自Wrigley 前引文第700頁。“農業用地”數據指的是英格蘭與威爾士，采自Allen 前引文第104頁。
[15] Li Bozhong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以下簡稱Jiangna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 pp.39——40，50；參較第6、15頁。
[16] （清）姜皋：《浦泖農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頁（上、下）；陳恒力、王達編《補農書校釋》（即《沈氏農書》（無出版日期），以及張履祥的《補〈沈氏農書〉》），農業出版社1983年，第15頁；0.9%的數據來自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an :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第178頁。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首蓿更為常用。
[17] 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P.12.
[18] 陳恒力、王達編前引書；姜皋前引書。
[19] 《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第150頁。
[20] J.Drummond ， A. Wilbraham， The Englishman’s Foo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1939]，pp.206——210。
[21] P.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an (以下簡稱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8章，特別是第148頁；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中華書局，2000年第2版，第153頁。
[22] 參見如姜皋前引書，第7頁（上、下）。
[23] 感謝艾仁民提醒我注意到彭慕蘭的這一錯誤。
[24] 李伯重：《明清時期江南水稻生產集約的程度提高》，《中國農史》1984年第1期。
[25] 同李伯重上引文；另參Huang ， Yangzi Delta ， pp. 130——132；黃宗智《長江》第133——134頁。為了論證長江三角洲地區較早的發展以及“肥料革命”，李伯重改變了以前的結論。他引用包世臣觀察到的每年有“千余萬石”“豆麥”從東北運往上海，并主張這一數字采用的是東北的計量單位（關東）石，等于通用（江南）的2.5市石（Li Bozhong ，Jiangnan， p. 114， p. 209n. 35，引自吳承明編《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5、657頁）。因此，他提出18世紀二三十年代每年運往上海的“麥豆”實際應為2500萬石。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估計很可能有2000萬石左右的大豆留在江南使用，最后得出結論：如果輸入的大豆的豆餅全部投入到水稻生產中的話，每年2000萬石的豆餅將可以使水稻總產增加4000萬石，亦即每畝產出增加1石。此處有一系列很成問題的跳躍性分析。首先，包世臣“千余萬石”多半不是關東石。李伯重所借助的吳承明本人在同一觀察基礎上計量國內長途貿易時就視之為通用的市石（吳承明編前引書，第273頁）。其次，該數據并非只指大豆，而是“豆麥”，而其中的大豆多半有相當部分用于制造豆腐和醬油而非豆油與豆餅肥料。第三，即使我們權且接受李的主張，即所有大豆都被用作榨油而出產豆餅，也不能認為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豆餅被用作了肥料。正如李自己說：豆餅大部分是用作豬飼料（從而只是間接成為豬糞肥料），而沒有直接用作肥料（Li Bozhong ， Jiangnan， p. 114）。李伯重在這個新論中沒有討論他本人以前提供的關于肥料回報遞減的證據。
[26] 陳恒力、王達編前引書，第86、88頁；Huang ， North China ， P. 148；黃宗智：《華北》，第153頁。
[27] 這里的英國勞動投入數字系通過艾倫的總勞動耗費除以他的日平均工資數字而得出（Allen前引書，1992年，第158、162頁）；參較T. Batchelor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Bedord (London : Sherwood ，Neely ， and Jones ， 1813)， p. 582。
[28] Allen前引書，表8——3，第158頁。
[29] Huang ， Yangzi Delta ， PP. 84，125；黃宗智：《長江》，第83、127頁；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tatistics ， p.314。
[30] Huang， Yangzi Delta ，p.89；黃宗智：《長江》，第89頁。
[31] 關于長江三角洲18世紀時的小麥產出，見姜皋前引書第10頁（上）；參較Li Bozhong ， Jiangnan ，p. 124。感謝艾仁民提醒我進一步說明總產與凈產的不同。
[32] 見李伯重引葉夢珠17世紀末語（Li Bozhong ， Jiangnan， p. 52）。關于稻麥兩熟制，見同上書，第52—53頁。20世紀30年代的系統數據表明，松江府超過60%的耕地種植了棉花，太倉為40%—60%，而嘉興為20%—40%（Huang ， Yangzi Delta ，圖4，第26頁；黃宗智：《長江》，第25頁）。
[33] Huang ， Yangzi Delta， pp. 46，84；黃宗智：《長江》，第46、84—85頁；吳承明編前引書，第390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以下簡稱《土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頁。
[34] 如果我們把伴隨水稻耕種的副業生產（主要是用稻稈搓制草繩）所需勞動——每新加坡需要8天也考慮進來對這一數字加以修正，比率將仍然達10：1（Huang ， Yangzi Delta， p. 84；黃宗智：《長江》，第84頁）。
[35] Li Bozhong ， Jiangnan ， pp. 9095，148；Huang ，Yangzi Delta ， p. 79；黃宗智：《長江》，第79頁。或5：1，如果我們將草繩制作算入的話。
[36] Allen 前引文，第99頁。
[37] Huang ， Yangzi Delta，附錄的表B.2，第342頁；黃宗智：《長江》，第340頁。
[38] Huang ， North China，附錄的表B.1，第322頁和表C.1，第327頁；黃宗智：《華北》，第330——331、337頁。
[39] 英國的數字基于瑞格里的314萬“農業人口”的數字和艾倫的356萬英畝“總農業用地”的數字(Wrigley前引文，第700頁；Allen前引文，第104頁)。長江三角洲的數字系由1.25英畝的平均農場規模除以5口人的平均家庭人數得出。或者，如果我們估計1200萬總人口中1000萬人為農業人口，而使用的耕地總面積為250萬英畝的話，可以得到同樣的數字。
[40] E. Boserup，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 Chicago: Aldine ， 1965，第4、5章。
[41] 英國的小麥產出采自Allen 前引文（1994）表達式5.7，第112頁。這里的18世紀英國溫徹斯特（Winchester）蒲式耳（35.238公升，不是相當于36.3678公升的帝國蒲式耳）與中國的石（100公斤）——二者均為容量單位——之間的等量重量磅數當然只是大約數字。英國史學家一般采納1蒲式耳小麥相當于60磅重量，亦即每石170.4 磅；這與中國1石稻米的重量（160市斤或者176磅）相當接近。我感謝羅伯特·艾倫為我澄清了英國的度量單位。
[42] Huang ， Yangzi Delta，pp. 84——85；黃宗智：《長江》，第85頁。
[43] Li Bozhong ， Jiangnan ，pp. 95，148；另參Huang ， Yangzi Delta，p.54；黃宗智：《長江》，第53頁。盡管李伯重自己提供了證據，但他不認為存在內卷。
[44] Huang ， Yangzi Delta，pp.332——333；黃宗智：《長江》，第331——33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