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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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矛盾論論文范文
即使是思維邏輯能力很強的人，也難免偶爾會陷入自己所構造的矛盾之中，因此，對于常人來說，生活處處有矛盾。出現矛盾的時候，不應該花費過多時間在上面，因為，如若如此，很多時候會錯過很多重要的東西，甚至有時還會傷及人之內心最純真的本質。
人之所以會有很多矛盾，是因為世事無常，總會牽扯到多方面的關系和利益， 如何權衡好各方的平穩安定，便是癥結所在。但大多數的時間，并不能兼顧到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就有了“少數服從多數”，“站在大多數人的利益上”等等說法，可以說，這就是最實用的普世價值觀，在很多問題的解決上，這一原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減少甚至消滅了大部分摩擦和不滿。
然而，也僅僅只是別無選擇下的最好選擇。一旦矛盾和道德相關聯，這變成了無解之命題。心理學上有這么一道經典的題目：你駕駛著一輛失控的列車，鐵路前方的鐵軌上躺著五個人，但幸好這是你發現右邊有一條匝道，但是匝道上面也有一個人，現在已經來不及讓他離開了，那么問題來了，身為駕駛員的你，會選擇往前直走，還是往右拐呢？
第2篇：矛盾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所得稅領域的稅收歧視和雙重征稅能夠對服務貿易產生扭曲作用。所得稅的國際協調和貿易自由化是分別通過國際稅收協定和WTO來實現的。但是，WTO體制本身不解決雙重征稅，也無法有效處理稅收歧視問題；而稅收協定對稅收歧視和雙重征稅的消除也是不徹底的。同時，WTO體制和稅收協定也無法解決多邊的稅收問題。
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貿易內涵從傳統的貨物貿易擴展到了服務貿易。特定的所得稅措施也能夠對服務貿易產生扭曲作用。但是，在國際層面上，所得稅的國際協調和貿易自由化是分別通過國際稅收協定和WTO來實現的。本文擬在探討所得稅與國際服務貿易之關系的基礎上，對現行模式進行初步的評析。
一、所得稅與國際服務貿易的關系
WTO框架下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界定了服務貿易的四種交易模式：(1)在一個成員境內將服務提供至任何其他成員境內(跨境交付)；(2)在一個成員境內，向其他成員在該成員境內的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境外消費)；(3)一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通過在其他成員境內的商業存在提供服務(商業存在)；(4)一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通過其派往其他成員的自然人提供服務(自然人流動)。
所得稅措施能夠對上述服務產生影響，主要問題在雙重征稅和稅收歧視兩方面：
1、雙重征稅
在所得稅領域，多數國家普遍同時主張居民稅收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這就產生了三種類型的雙重征稅：(1)居民稅收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2)居民稅收管轄權和居民稅收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3)來源地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
這些類型的雙重征稅在服務貿易中也會出現。比如：
(1)甲國A銀行向乙國B公司發放一筆貸款，B公司要為此向A銀行支付利息。乙國認定A銀行的利息收入為來源于乙國的所得，要予以征稅；而A銀行作為甲國居民納稅人，該筆利息所得也要在甲國納稅。這樣，該筆利息就面臨雙重征稅。
(2)甲國A公司在乙國注冊成立一個子公司B提供服務。乙國對居民公司的認定采用注冊地標準，B公司為乙國居民納稅人。甲國對居民公司的認定還采用實際管理和控制中心所在地標準。如果B公司的實際管理和控制中心在甲國，則B公司同時也是甲國的居民公司。這樣，B公司的境內外全部所得要同時向甲國和乙國納稅。
(3)甲國A銀行向乙國B公司發放一筆貸款，B公司將貸款交給其在丙國的分公司C使用，利息由分公司C承擔和支付。如果乙國對利息的來源認定標準為借款人為居民的所在地，丙國采用常設機構標準，則A銀行的該筆利息要同時被乙、丙兩國主張來源地管轄權從而被雙重征稅。
2、稅收歧視
一國給予外國服務提供者市場準入時，仍可通過所得稅措施歧視外國服務提供者。
比如，作為甲國居民納稅人的A公司在乙國設有一個分公司B，B的營業利潤要在乙國繳納所得稅。如果乙國對B營業利潤的征稅要比從事相同業務的本國居民公司更重時，就產生了稅收歧視。
再比如，甲國A銀行向乙國B公司發放一筆貸款，B公司要為此向A銀行支付利息。根據乙國法律，B公司從乙國銀行取得同等條件貸款并支付利息時，該筆利息是可以從B公司應稅所得中扣除的。但是，如果乙國法律不允許B公司將支付給甲國A銀行的利息從應稅所得中扣除，就對甲國A銀行產生了歧視，會影響乙國公司尋求甲國銀行的貸款服務。
因此，雙重征稅和稅收歧視會構成服務貿易自由的壁壘。
二、消除所得稅貿易壁壘的國際機制
盡管自由貿易理論倡導消除貿易壁壘，但現實中許多國家仍對國際貿易施加限制。因此，貿易壁壘的消除需要國際機制。就服務貿易來講，消除所得稅壁壘的國際機制主要是由WTO體制和國際稅收協定提供的。
1、WTO體制
對于服務貿易面臨的所得稅壁壘，GATS的作用主要是消除對服務提供者的稅收歧視。GATS第17條是關于國民待遇的規定，要求WTO成員在承諾開放的部門，應給予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不低于本國相同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因此，對外國服務提供者的歧視，陛所得稅措施就在被禁止之列。
但是，GATS下的國民待遇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原則，屬于具體承諾的范圍。如果一個成員沒有把有關服務部門列入承諾表，則該成員就沒有在該服務部門給予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國民待遇的義務。也就是說，如果該成員對未列入承諾表的外國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給予的市場準入并采取歧視性所得稅措施，并不違反GATS義務。
因此，GATS的國民待遇對稅收歧視的消除作用是有限的。此外，GATS也沒有消除雙重征稅的機制，這就需要國際稅收協定發揮作用。
2、國際稅收協定
國際稅收協定具有消除雙重征稅和稅收歧視的作用。
(1)雙重征稅
國際稅收協定一般是雙邊的，主要解決兩個居民管轄權的重疊以及居民稅收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
對于兩個居民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稅收協定的做法是確定由一國來行使居民稅收管轄權，而另一國的居民稅收管轄權則轉化為對“非居民”的征稅權②。此時仍存在雙重征稅，但可通過消除居民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的機制來解決。
對于居民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的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稅收協定首先在締約國之間劃分征稅權，如果征稅權劃歸居住國或來源地國單獨享有，就從根本上消除了雙重征稅；如果征稅權劃歸兩國共享，則對來源地管轄權進行適當限制，并由居住國采取免稅法或抵免法消除雙重征稅。
上述機制可以消除服務貿易所面臨的雙重征稅。
一國服務提供者通過在另一國的商業存在提供服務時，首先要看商業存在是否構成常設機構。根據GATS第28條之定義，商業存在系指任何形式的商業機構，包括法人、分支機構或代表處。根據OECD范本第5條和第7條之規定，如果一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通過在另一成員的獨立人或子公司提供服務，它們并不構成常設機構，另一成員不能對該服務提供者的所得征稅，從而避免了雙重征稅；如果是通過分公司提供服務，則分公司構成常設機構，但另一成員只能對可歸屬于常設機構的所得征稅，此時居住國應采用免稅法或抵免法消除雙重征稅。
如果服務貿易是跨境提供的，那么一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取得的諸如利息、股息等所得在當地繳納預提稅時，這也會面臨雙重征稅問題。國際稅收協定的解決方法是：限制來源國的預提稅稅率，同時居住國采取抵免法。
自然人流動也會產生雙重征稅問題。當自然人流動取得獨立勞務所得時(比如律師、會計師提供服務的所得)，根據第7條常設機構原則處理；對于受雇勞務所得，也有相應地消除雙重征稅的措施。
(2)稅收歧視
國際稅收協定中有“稅收無差別待遇條款”，要求締約國一方的人在締約國另一方負擔的納稅義務，不比締約國另一方的人在相同情況下(inthesamecircumstances)更重。以OECD范本第24條為例，該條規定了國籍無差別、常設機構無差別、扣除無差別和資本無差別等方面的內容：
國籍無差別指締約國一方國民在締約國另一方的稅收，不應比締約國另一方國民在相同情況下的負擔更重；常設機構無差別指締約國一方企業在締約國另一方的常設機構的稅負，不應高于進行同樣活動的該另一國企業；扣除無差別指締約國一方企業支付給締約國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許權使用費等款項，在確定該企業的納稅所得時，應與在同樣情況下支付給本國居民一樣扣除；資本無差別指締約國另一方居民所擁有或控制的締約國一方企業的稅負，不應比該締約國一方同類企業更重。稅收無差別待遇條款的意義在于：對于WTO的成員來講，稅收協定中無差別待遇的適用不以外國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是否屬于東道國服務貿易承諾表開放的行業為前提。即使提供的服務不在承諾表之列，也應適用稅收協定的無差別待遇條款。
因此，就前面所舉的例子而言，一國服務提供者在另一國設立分公司提供服務時，常設機構無差別能夠使得分公司的稅負不高于進行同樣活動的東道國企業；扣除無差別則能夠保證締約國一方企業支付給締約國另一方居民的利息能夠與支付給本國居民一樣扣除。
三、現行機制評價
從上可以看出，在消除所得稅壁壘方面，GATS和國際稅收協定都發揮著各自的作用。事實上，國際稅收協定的職能與WTO倡導的自由貿易是相吻合的。不過，GATS不具有消除雙重征稅的功能，消除稅收歧視的作用有限，消除所得稅壁壘仍然是國際稅收協定發揮著主要作用。但是，這一體制存在著下列問題：
1、GATS的非歧視原則不能有效消除稅收歧視
GATT／WTO的實踐表明，非歧視原則(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對于消除貨物貿易壁壘具有重要意義。GATS也有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的規定。
GATS第2條規定，各成員應立即和無條件地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給予任何其他國家相同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與GATS的國民待遇屬于WTO的具體承諾不同，最惠國待遇是WTO成員普遍遵守的義務，不受WTO成員具體承諾的限制。也就是說，如果WTO成員對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給予市場準入，即使該類服務并非具體承諾表中承諾開放的，也要遵守最惠國待遇義務。
但是，GATS第14條(e)款規定，與最惠國待遇不一致的WTO成員之間的差別待遇，如果是源于稅收協定的規定就不是對最惠國待遇的違反。也就是說，如果有甲、乙兩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都在丙國提供服務，假如根據甲丙和乙丙之間的稅收協定，甲乙的服務提供者在丙的待遇存在差別，丙并不因此違反最惠國待遇。這意味著最惠國待遇不適用于所得稅待遇，一國通過雙邊稅收協定在不同成員之間實施所得稅差別待遇在GATS下是合法的。顯然，這與WTO體制追求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是不匹配的。
至于國民待遇，GATS第14條(d)款規定，與國民待遇不一致的所得稅差別措施，只要差別待遇是為了保證對其他成員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平等或有效地課征所得稅，就不構成對國民待遇義務的違背。根據該條款的注釋，如果稅收差別是基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稅負差異等因素產生的，也不違反國民待遇。
2、稅收協定對雙重征稅和稅收歧視的消除也不徹底
(1)雙重征稅
稅收協定的主要職能是消除雙重征稅，但其適用仍需要締約國國內法的配合。即使稅收協定規定了免稅法或抵免法，在適用居住國國內法時，仍然可能存在雙重征稅問題。比如，居住國采用限額免稅法，當居住國的稅率低于來源地國稅率時，居民納稅人境外繳納的所得稅額就不能得到全額抵免，因為此時抵免限額小于其在來源地國實際繳納的稅額。這意味著居民納稅人的境外所得所面臨的雙重征稅不能完全消除。
此外，稅收協定主要是消除法律性雙重征稅，而不消除經濟性雙重征稅。按照OECD的定義，法律性雙重征稅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對同一納稅人的同一課稅對象在同一征稅期內征收同一或類似種類的稅。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雙重征稅都屬于法律性雙重征稅。經濟性雙重征稅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對屬于不同納稅人的來源于同一稅源的課稅對象在同一征稅期內征稅。經濟性雙重征稅的典型表現形式為：對公司利潤征稅，又對從稅后利潤中分配的股息在股東環節征稅。對于經濟性雙重征稅，有的國家有消除機制，但有的國家認為沒有必要消除。OECD則認為，如果國內法不予以緩解，那么在國際上也不必予以緩解。因此，稅收協定本身普遍缺少消除經濟性雙重征稅的機制。
(2)稅收歧視
稅收協定無差別待遇的適用是以居民和非居民的劃分為前提的。由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納稅義務是不同的，而稅收無差別待遇又要求基于相同情況進行比較，這意味著非居民通常不能在來源地國主張給予當地居民的全部優惠。OECD范本第24條第3款第2句就規定，常設機構無差別不應理解為，締約國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負擔給予本國居民的任何扣除、優惠和減免也必須給予該締約國另一方居民。
此外，非歧視待遇原則只適用于對來源地所得的歧視，不適用于居住國對本國居民境外所得的稅收歧視。也就是說，如果一國居民有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其稅負比應稅所得相同但所得只來自于境內所得的居民更重時，稅收協定是不予以管轄的。前面提到的限額抵免就反映了這一問題。
再者，經濟性雙重征稅所導致的稅收歧視也不在稅收協定管轄之列。比如，一些國家雖然有減輕居民股東從境內公司獲得股息的經濟性雙重征稅的優惠，但不給予從境內公司獲得股息的外國股東。由于支付給外國股東的股息所繳納的預提稅是對毛收入的征稅，而國內股東獲得股息一般是以凈所得繳納所得稅，外國股東的股息稅負要高于境內股東。
3、WTO和稅收協定都無法解決多邊的稅收問題
(1)稅收協定
稅收協定一般是雙邊的，但跨國公司的經營是多國背景的，這就產生了下列問題：
首先，雙邊稅收協定難以解決來源地管轄權重疊產生的雙重征稅。雙邊稅收協定適用于締約國一方或締約國雙方居民的人。因此，對于前面所舉的兩個來源地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的例子，由于A銀行不是乙國和丙國的居民，就無法適用乙、丙兩國間的稅收協定來消除兩個來源地管轄權的重疊，除非甲、乙兩國稅收協定約定乙國放棄來源地管轄權。但是，稅收協定一般缺少這樣的安排。
其次，稅收協定無法解決多邊范圍的避稅問題。在一國存在廣泛的稅收協定網絡時，也能夠為跨國避稅提供空間，稅收協定濫用(treatyshopping)就是典型的例子。盡管一國可以采取反避稅措施，但對因此可能造成的資本外流的擔心會限制一國采取反避稅措施。
再次，稅收協定無法解決稅收競爭問題。為了吸引外國投資，各國可能會競相給予稅收優惠措施，由此可能產生稅收競爭問題(taxcompetition)。但是，稅收協定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因為稅收協定的無差別待遇條款并不限制締約國給予非居民更多優惠的做法。此外，雙邊稅收協定無法約束第三國優惠措施的給予。況且出于吸引外資和擔心資本外流的考慮，一國一般不會在稅收協定中約束自己的稅收政策。
(2)WTO
WTO是一個貿易組織，WTO規則中并沒有限制或約束其成員所得稅稅基、稅率等的內容。由于WTO并不涉及一國稅收體制，因此，一國給予外國投資或服務提供者比國內更多的優惠是不禁止的，反而可能是鼓勵的。事實上，GATS的國民待遇關注的是外國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本國相同的服務提供者，并不禁止“超國民待遇”。此外，在GATS體制下，也沒有類似于貨物貿易的補貼制度來限制WTO成員對本國服務出口的稅收補貼。
四、結束語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貿易、投資和稅收之間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一方面，對投資的歧視性所得稅措施會對國際服務貿易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各國競相采取稅收優惠也會對國際資本流動產生扭曲作用。
在現行機制下，WTO體制無法有效處理稅收歧視和雙重征稅問題，而稅收協定的雙邊機制也不能徹底消除上述問題。同時，WTO體制和稅收協定也無法解決多邊的稅收問題。
第3篇：矛盾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余華; 弗洛姆; 人性
余華無疑是當代文壇最為重要的作家之一，對他作品的討論也從未停止。一部文學作品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離不開作者的苦心孤詣。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是，作品展現出了人類之間共有的通性，即人的本性，因而才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余華的作品中通過大量的暴力和欲望的書寫展現出剝離了社會理性后的原始理性，即那些被社會文明所遮擋，又被我們忽視了的更為原始的人性。為了系統的分析余華作品中的原生態人性，本文以弗洛姆的人性理論為框架，對余華筆下世界里展現的人性進行分析，著重分析余華作品中的三種生存困境對人性的影響。通過系統梳理，用新的視角去理解余華作品中的世界和人性的諸多可能，以期對現實的存在有所裨益。
余華說：“在這個世界上可能再也沒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們互相溝通了，因為疼痛感的溝通之路是從人們內心深處延伸出來的。所以，我在本書寫下中國的疼痛之時，也寫下了自己的疼痛 。”[1]這種疼痛帶給我們的是警示更是安慰。一方面，余華將民族的疼痛內化到作品中，通過一定的夸張敘事，使讀者在毫無防備之時，深刻地感受到這種疼痛。而造成這種疼痛的人性，雖然是退化的人性，但它會在外部環境的激發下隨時出現，當我們真正理解這種疼痛時也就深刻理解了愛的意義。另一方面，余華作品所寫出的是扯去文明外衣后的生命的真實。余華之所以用冷靜的讓人害怕的視角描寫大量非理性的暴力和死亡，就是為了讓這些能更迅速地帶領讀者抵達生命的真實。使人理解自己，從而實現對人的終極關懷。我們不應只看到針縫密布的暴力和死亡，更應該去理解這些故事中所蘊藏的人性諸狀。
人性囚籠
人從一開始便具有合乎邏輯的原始理性，而后人在自己構建的社會關系中又發展出了一套社會理性。當一個原始人到達現代社會必然會被我們當作瘋子，甚至怪物一般的存在。但值得諷刺的是，瘋子所遵循的原始理性遠比我們所奉行的社會理性更為堅固，當文明暫時退后時，指導我們的正是原始理性，即原生態人性。
弗洛姆部分吸收了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人性觀念，構建了自己的人性理論。他認為人既不是單純的社會影子，可以被任意地馴化。也不是弗洛伊德認為的人是種種生理欲望的總和，是一個被社會抑制的原始野獸。在他看來：“人的本性就是開放性和規定性的矛盾體。人的開放適應性要求他不斷地追求和建立更好的生存條件，人的規定性又要求他不能為適應外部條件去改變自己的本性，否則便會產生了人的異化，人不為人。”[2]
弗洛姆認為人性的矛盾性基于三種最基本的生存矛盾。這三種矛盾分別是生與死的矛盾，自我實現與生命有限的矛盾，獨立人格與孤獨感的矛盾。它造成了三種基本的生存困境，史鐵生曾論述過這三種生存困境：“第一，人生來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來注定是活在他人中間并且無法與他人徹底溝通。這意味著孤獨。第二，人生來就有欲望，人實現欲望的能力永遠趕不上他欲望的能力，這是一個永恒的距離。這意味著痛苦。第三，人生來不想死。可是人生來就是走向死。這意味著恐懼。”[3]在死的歸途中恐懼活著，在追逐欲望中痛苦活著，在獨立思考中孤獨活著，這三種無法解決的生存困境貫穿在余華的作品中，最為突出的是孤獨困境。
（一）生死天定的困境
首先是生與死的矛盾，存在主義者巴雷特這樣描述人的生存狀態：“我們沒有挑選父母。我們是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歷史時代、一定的社會，帶著一定的遺傳結構，被我們的父母養出來――而且必須按照這一切去過我們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點就像擲色子一樣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一些無法逃避的事實中。”[4]
生與死的矛盾是不可避免又無法解決的矛盾，對待這種無法調和的矛盾，人類創造出多種繁復的意識形態進行調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靈魂不朽，生死輪回的觀念。它模糊了生與死的邊界，使人們擺脫突然被扔到這世上又突然被終結的無力感，人類依賴于這種安慰，又不可避免的淪為自己創造出的意識形態的奴隸。
《在細雨中呼喊》全文都彌漫著孤獨的人對于不確定的生活的恐懼和不安，而這也正是作者抓住的人性中最為脆弱的部分：生死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使人類如同乘坐在死亡瀑布的小舟上，在恐懼中掙扎。
主人公“我”的出生，源于父親的一次偶然欲望，此后，“我”又被送到新的家庭里，在新的家庭中“我”也只是被王立強夫婦當做寵物一般的存在，而后當新家庭破碎，再次回到南門時，“我”再也無法融入以前的家庭。蘇宇的死是偶然的，蘇宇的死也是必然的，因為一次青春期的沖動，蘇宇被勞教一年，歸來的他其實和孫光林一樣，在家庭中被模糊化了，他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
除了這種命運式的悲劇外，余華的作品中也描寫了另類形式下的人性。靈魂不死，生死輪回深入中國人的思想。這種思想使人可以暫時消解生死困惑。一方面它使人不再孤獨，使人有勇氣面對死亡，認為死亡是一種暫時的回歸。比如《兄弟》中的李蘭和宋剛的爺爺，李蘭將死亡看做與愛人的重逢，因而死亡在她看來是幸福的。宋剛爺爺承受了一輩子的苦難，他將死亡看做了一種解脫。
另一方面，它使人更加執念于生，甚至不惜用其他人的生命維持自己的存在，比如《往事如煙》中的算命先生。他不惜身后無人，也要享用自己孩子的壽命，他用采補之術，禍害了許多，因為他相信這樣可以延續自己的壽命。人在這一刻不再是命運的奴隸，人成了自己編織的價值觀的奴隸。這突顯出了生死矛盾對于人的影響力。
（二）追逐欲望的困境
其次是自我實現與生命有限的矛盾。雖然社會中的個人享有群體的潛能，但是個體的存在時間比之群體的存在時間過于短暫。因此人無法實現自己的全部潛能，人永遠無法超越他的時代。人雖然充分認識到自己永遠追趕不上欲望的腳步，但我們也創造出相應的理念消除這種困境下的無意義。一方面我們可以積極性地去理解夸父和西緒福斯的神話。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用社會理性約定俗成一套價值觀念，安慰已經清醒認識到無法真正逃脫欲望困境的自己。
一種價值觀念是關注身后。或者利用后代繼承自己的事業，或者達到所處時代的頂峰，將個人與歷史捆綁。這種觀念同樣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思想之中，正如傳宗接代的思想流傳在一代代人血液中。在《鮮血梅花》中繼承了家傳的梅花劍，背負復仇和家族復興重任的阮海闊，他的一生都在為復仇而行走，他自身的生命被深深打上了前代人的烙印，而到了故事最后，他在各種偶然中間接完成了復仇，故事到這里停止，留下的巨大空白使人在人生的無意義和荒誕性中嘆息。在余華的文本中我們也能發現當這種觀念被反其道而行時所表現出的人性。在《活著》中當福貴的父親責罵福貴的時候，福貴卻說你敗家就不能我敗家。當福貴終于敗盡家財時，老人讓他將家產換為零錢，前代人的事業通過特殊的方式讓福貴深刻地感受到。這與前代人初衷相反的結局，也說明這種矛盾的不可調節。
另一種觀念是依存集體（國家，種族，宗教，家庭等）的力量消解個人的生存困境，認為集體凌駕于個人之上，個人的幸福，自由，權利都因集體而實現。無疑，第二種觀念在余華作品中有著更為豐富的表現，所帶來的也有更為震撼的力量。《兄弟》中，的時代背景，為種種原始人性的展現提供了巨大的舞臺，人們利用集體的力量可以輕易地改變他人的命運，摧毀他人的生命，集體的力量為個人的潛能實現提供了可能，而一旦失去了這種集體身份，個人的孤獨感無力感便愈加顯現，甚至反被集體的力量所吞噬。
在開始的時候，舉著大旗的宋凡平似乎是達到了人生的巔峰，而在第二天他便被打倒。孫偉等人成為紅小兵可以肆無忌憚地利用集體身份迫使曾經戰勝他們的宋凡平低頭，但在孫偉父親被打倒后，孫偉就只能形單影只，甚至開始讓李光頭跟著他，聽他講問蒼茫大地啊，誰主沉浮。
（三）永生孤獨的困境
最后是獨立人格與孤獨感的矛盾。弗洛姆認為：“人是孤立的，同時又與他人相聯系。他之所以是孤立的，是由于他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而不是由于他與其他人是同一的，而且因為他意識到他的自我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當他不得不單單靠其理性的力量來作出判斷或決定的時候，他必定是孤立的。然而，他又無法忍受孤立和與其同類的毫不相關。他感到他的幸福依賴于他和其同類的團結，依賴于與先輩和后代的休戚相關。”[5]
個體化與孤獨的矛盾催生出兩種原始人性，一種是利己性，一種是利他性。見諸于余華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既有《現實一種》里冷漠的家庭關系和家庭中只遵從原始邏輯做出判斷的成人和兒童;也有為了家庭賣血的許三觀。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中，這種矛盾有著更為清晰生動的表現。故事的開頭是在盤山公路上背包遠行的少年，少年遇到了汽車拋錨的販蘋果的男人和哄搶蘋果的村民。這篇故事的荒誕性在于，被搶的司機與哄搶者合流，最終完成了這一哄搶過程，甚至報復了幫助他的少年，少年則在經歷了荒誕事件后，找到了自己的旅店。
全文充滿了暗示話語。少年在遠行的過程中實際上是社會化的過程，作者通過司機的荒誕表現出社會的荒誕。同時我們也可以有另種解釋，司機的行為其實是合乎理性的行為，如果司機表現出和少年一樣的正常反抗，司機很可能受傷甚至死亡，他同樣無法阻止哄搶事件的發生，而他最后搶走少年的包，使他和哄搶者同化，因而他可以坐上拖拉機離去。少年的行為和司機的行為如果都能說得通，那么這種荒誕性也就有了合理性，因為作為人性基石的原始矛盾決定了人在做出理性判斷時他是孤獨的，人的原始理性要求他做出最利于自己的決定，而少年的悲劇就在于，他所運用的是后天習來的社會文明。
上述三個矛盾是與生俱來，且無法從根本解決的生存矛盾，從生存矛盾中得以看到一部分原始人性，但因此認為矛盾就是人的本性顯然是牽強的。理解人性最重要的不是認識人的生存矛盾，而是認識到人為了解決矛盾所做出的選擇。我們為了解決亙古至今的生存困境，產生了各種各樣的需求，這些需求為人性的種種可能提供了選擇。
人永遠不會滿足于已知的世界和生存手段，總會產生新的追求，因而人性的諸種表現形式都可以看作是一種選擇：即在解決基于人類原始矛盾的本質需要上所做出的選擇。人具有多種選擇，因而人性紛亂復雜，弗洛姆承認人性存在的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完整性和發展性，他也指出，創造性的選擇才會真正保全人的存在，推動人的進步。
余華在作品中以一種反叛社會理性的純粹邏輯書寫了生命的真實。我們分析余華作品表現出的生命的真實，就是在肯定人性繁復詭譎的同時，找到孕育人性的各種因素，更直觀的發現自己，更深刻的理解自己。（作者單位：江西科技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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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矛盾論論文范文
摘要：現今，全球金融市場表現為銀行業合并的趨勢，銀行混業經營成為各國討論的焦點。在研究了各國銀行業的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分析了幾種銀行混業經營所引發的利益矛盾沖突，以及這些利益矛盾對金融市場產生的影響，結果表明，隨著各國銀行和企業關系密切程度以及市場完善程度的不同，銀行混業經營引發的利益矛盾對金融市場產生的影響不同甚至有可能相反。針對這些利益矛盾，還給出了一些對策和建議，研究的結果對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很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銀行；混業經營；信息范圍經濟；利益；矛盾
0前言
伴隨著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商業銀行的經營日趨全能化，國際金融領域混業經營已漸成趨勢。銀行的合并熱潮引起了整個金融服務業的重視，焦點事件就是1998年花旗銀行和旅行者集團的合并成為全球資產最大的金融集團，使得其在消費者銀行，企業銀行，股票經紀業務和保險市場擁有了獨一無二的地位。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頒布，標志著混業經營時代的來臨。
究其原因，可以從需求方和供給方兩個角度進行分析，可能是需求因素，也可能是供給因素影響促使全球銀行業趨向混業經營。從需求方面來看，顧客可能從全能型銀行提供的一站式的金融服務中獲得很大的便利與滿足，但實際情況表明大多消費者不愿購買一站式金融服務，許多消費者傾向于向不同的金融機構分別購買銀行、證券和保險業務。所以混業經營的動力來自于供給方，全能型銀行可以從混業經營中獲得的經營協同效應和風險分散的好處。
近兩年來，花旗銀行又選擇了新的路徑，開始通過資產置換或逆向并購的方式收縮非核心業務，從混業經營返回到其原來主業，花旗的回歸顯示銀行控股集團的混業經營方式自身存在某些缺陷。實際上，銀行的混業經營可能引發一些利益矛盾沖突，這些利益矛盾會對銀行自身經營以及整個金融市場產生影響。
本文在研究了各國銀行業的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分析了幾種銀行混業經營所引發的利益矛盾沖突，以及這些利益矛盾對金融市場產生的影響，結果表明，隨著各國銀行和企業關系密切程度以及市場完善程度的不同，銀行混業經營引發的利益矛盾對金融市場產生的影響不同甚至有可能相反。
1銀行混業經營的利益矛盾研究
在混業經營的模式下，一家銀行可能是客戶公司的貸款銀行，同時又是客戶公司證券的發行承銷銀行，甚至還充當投資者資金管理人的角色。這樣，銀行、客戶公司和投資者三個主體之間由于相互聯系緊密程度的不同會引發利益沖突。
下面將分別從對以色列、日本和美國銀行混業經營的研究中，揭示這些矛盾的存在。
1.1以色列銀行業情況分析
以色列銀行是貨真價實的混業經營銀行，銀行參與幾乎所有資本市場業務的運作，包括一般銀行業務﹑公司證券承銷發行﹑投資資金管理甚至擁有公司的股票參與企業管理。而在90年代初，以色列很多公司的股票在股票市場第一次公開發行，銀行既作為承銷發行銀行深入參與了這些公開發行過程，又通過銀行管理的投資資金購買了公司發行的大量股票。這就為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樣本。
Ber，Yafeh和Yosha（2000）對以色列1991—1994年第一次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當貸款和證券承銷發行都由同一家銀行負責運作的公司，其證券公開發行的銷售成績往往好于平均水平，但這家公司第一次公開發行股票后的第一年的股票回報率普遍低于平均水平；當貸款、證券承銷發行都由同一家銀行負責運作的公司，且銀行還將自身管理的投資資金注入該公司時，這家公司股票上市第一年的股票回報率甚至更低。這表明上述公司的股票在公開發行時股價被高估，銀行將過多的資金資源投入到客戶公司的證券發行與銷售，這一行為浪費了投資者的資金。
所以，在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市場條件下，說明銀行對公司客戶比對資金投資者客戶更為忠誠。由于銀行業務的全能化，證券發行承銷銀行會對客戶公司更為了解，混業經營的銀行內部存在利益沖突，使得證券發行承銷銀行有可能利用信息上的優勢，銀行趨向于向不知情的投資者推銷其自身負責承銷的證券，將低效益的公司的證券轉嫁給不知情的投資者，損害資金投資者的利益，對市場資源的分配造成不良的影響。
1.2日本和美國銀行業情況分析
日本企業的融資主要以銀行融資為主，美國企業融資是以資本市場融資為主。在日本，公司和銀行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一家典型的日本公司往往與幾家銀行有緊密聯系，而其中最大的貸款銀行往往對公司的發展狀況和前景十分了解，在日本，銀行更有可能對企業施加影響。相對來說，美國公司由于主要不通過銀行來融資，公司和銀行之間的關系就不那么密切，銀行對企業施加影響的可能性較小。
美國90年代放松了銀行分業經營的限制，允許美國銀行承銷發行公司證券，這一改革使得日本在美國的銀行業務下滑，為了增強自身競爭力，日本在1993年的《金融系統改革》法案中允許日本商業銀行提供投資銀行服務。銀行混業經營引起了對其利弊的討論，還有其對銀行系統穩定性和安全性的影響，焦點在于商業銀行在承銷其有借貸關系的公司的證券時的角色。
美國的研究表明，混業經營的銀行承銷客戶公司的證券時，由于信息共享產生范圍經濟效應，這將使得銀行所服務的客戶公司獲益。因為全能型銀行作為商業銀行向客戶公司提供貸款并且持續向公司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務，它們相對專門的投資銀行來說在企業信息收集方面的更有優勢，這一信息收集優勢可以幫助客戶公司在資本籌集過程中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生成的額外成本，通過引導公司的決策，混業銀行可以降低客戶公司金融壓力的成本。總的說來，和普通交易所相比，混業銀行承銷證券對客戶公司更有利。
但在日本的市場條件下，得出了和美國相反的研究結果。Kang和Liu（2007）對日本1995—1997年股票市場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日本市場中銀行和企業間過于密切的借貸關系，會使得銀行可以給企業施加影響。當銀行進入公司證券的承銷業務并急于拓展市場時，需要與投資者顧客建立穩固的關系，因此，銀行會通過自身在貸款方面的地位給企業施壓，降低這些企業的證券價格。雖然這一較低的價格可以使得投資者獲得收益較高的投資機會，但是卻增加了證券發行企業的金融成本，損害發行證券者的利益。
日本金融市場中的這種現象的背后推動力是銀行和其顧客之間緊密地借貸關系，而資本市場的競爭不能消除這一沖突；在美國卻剛好相反，資本市場的發達使得銀行不能過多干預企業，使得企業證券得以以更為公平的價格銷售。
2結論與對策
上述研究表明，銀行混業經營過程中，各主體之間存在利益矛盾的沖突，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沖突焦點不同，從而對金融市場造成的影響各異。以色列的市場條件下，混業經營的銀行對發行證券的公司客戶更為忠誠，傾向于高估公司客戶的證券價格，向不知情的投資者推銷自己承銷的證券；在日本的市場條件下，銀行為了拓展市場，傾向于向發行證券的公司客戶施壓，降低證券價格賣給投資者，以建立與投資者客戶間的密切關系；在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融資條件下，矛盾得以緩解，混業經營的銀行可以憑借在信息方面的優勢，降低客戶公司上市成本，提高效率。各方利益沖突的矛盾存在，會減弱混業經營本來可以帶來的經營協同效應優勢，如果市場不能消除這一沖突，將會對金融市場效率造成不良的影響。
要使得混業經營在金融市場最大化其帶來的各種優勢，從宏觀角度來看，應該健全完善資本市場的運作，在政策和法規上加以正確的引導。
從微觀角度看，近期花旗銀行的發展為混業經營的銀行提供了較好的發展模式，混業模式從集團內部的混業經營，轉變成與其他金融集團不同金融業務的合作，不再強調經營協同，而是發揮金融協同效應。花旗集團在流動性管理上是高度分權的、在風險管理上是分層的，但在資本充足的監管卻是高度集權的，這樣在集團整體層面單一業務的波動風險可以被相互平滑，集團總體業績相對穩定，評級較高，從而保持了總體融資渠道的暢通，這樣當任一種單一業務陷入周期性低谷時，集團總體有充足的金融資源可以支持其渡過危機并整合行業。
我國銀行業將日益走向混業經營，應正確把握混業經營帶來的優勢和劣勢，結合國外的經驗，走出一條與自身情況相符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1］馬駿.證券業改革與金融機構混業經營模式探討［N］.上海證券報，2005-3-25.
第5篇：矛盾論論文范文
的確，怎樣面對這些矛盾，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在做人上，現在的孩子處在“言教”與“身教”的矛盾中。
“言傳身教”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教育的永恒命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的這種“身教勝于言教”的教育法則，在幾千年后卻被我們給扭曲了。許多家長一邊給孩子講“粒粒皆辛苦”，一邊卻隨手扔掉不合口味的食品；一邊結孩子講“孔融讓梨”，一邊卻爭先恐后地擠車搶座；一邊讓孩子尊重父母，一邊自己卻不盡瞻養父母的職責和義務；一邊給孩子講“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大道理，一邊自己卻一年也不摸書本，甚至沉溺于撲克麻將桌上；一邊要求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一邊卻又幫孩子打掃教室衛生，恨不得連勞動課都要替孩子上；一邊告誡孩子要好好聽老師的話，一邊卻又背后對老師評頭論足，甚至破口漫罵……諸如此類的矛盾行為，比比皆是。
這種充滿矛盾的家庭教育。讓不明世事的小孩確實感到為難，他們無所適從。他們往往學家長樣子，一面從學校接受文化知識教育，另一方面從家長身上仿效“說一套，做一套”的圓滑世故的處世哲學。因此，人們很形象地總結出“5-1＝0”，即學校苦口婆心的5天教育，被家庭、社會的一天教育所抵消。
在生活上，今天的孩子處在“窮教”與“富教”的矛盾中。
改革開放，使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明顯改善，使人們有能力為子女提供最好的生活條件。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是獨生子女的劇增，使人們從情感上愿意為其奉獻一切。現今的很大一部分家長在其成長過程中，都曾承受過物質上的匱乏，他們今天不想再讓自己的子女遭受自己童年的困境。于是“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口號率先在每個家庭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家里水果、點心、高級飲料、高檔食品之類的東西，應有盡有，以滿足子女的生活需要。同時，他們又要求子女生活節儉，不要光顧吃而不學習，埋怨子女好吃懶做。一年四季衣服花樣翻新，甚至每天可以不重樣，什么服裝名牌新潮，就給買什么，另一方面卻又希望子女要多把心思放在學習上，常常又拿偉人的儉樸生活來教育他們，講授“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陳年舊理，家貧出孝子，執绔出富家的千年古訓，成了許多人街頭巷尾閑談的至理名言，而一旦涉及具體問題，則往往又是另一番表現。
很難想象，在這種矛盾家教中長大的孩子，會形成何等的生活質量觀。我們并不是吝嗇鬼，也并不絕對反對改善孩子的生活，但必須適可而止。在生活上對子女要有所節制，那樣才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因為“現在的孩子仿佛天天都過年，因而他們已無法嘗到真正過年時的甜蜜。”“現在的孩子得到什么都很容易，因而他無法理解‘簡樸’和‘珍惜，的含義。”從小的范圍看，我們的這種教育方式只能讓孩子成長為一個個身寬體胖的“胖墩兒”，卻無法讓他們成為一個能夠真正承擔社會責任的“巨人”。從大的范圍講，這樣培養出來的社會極端利己主義者，將是人類社會的一大災難：很難設想一個人人都只知“索取”和“享樂”的社會，會是怎樣一種情境。
在親子關系上，今天的孩子處在“溺愛”與“叛逆”的矛盾中。
目前在我國青少年中普遍存在長期困擾著教育工作者的許多問題，諸如厭學、逃學、吸煙以及團伙違法、犯罪等不良行為，乃至近期屢屢發生的駭人聽聞的青少年自殺、殺人等事件，均與家庭中的不良親子關系有關。少年時期，國外有學者稱之為“親子關系危機期”，對孩子的影響極大，不僅有可能會影響孩子的一生，并且對提高整個民族的素質都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孟育群教授對親子關系進行了10年的研究，她的調查表明：絕大部分受測試家庭親子關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對孩子的期望值過高，父與母人數分別達70％和80％，過分溺愛的父與母人數分別達到40％和60％。許多家長對子女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可換來的結果是，子女不尊重父母，不理解父母，甚至走入極端，對父母操起了罪惡的屠刀。對此，家長應該認真檢討、反省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其實孩子的許多毛病都是我們自己教出來的。
良好的親子關系是家庭教育的基礎，更是孩子健康人格生長的土壤。父母不僅是孩子的監護人，更是孩子的家庭教育者，在親子關系中起主導作用，其中，父親的作用更大。據研究，父親在兒童少年社會化過程中的作用日漸增強，具有母親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國目前許多家庭中，由于傳統家庭分工格局、觀念和錯誤的教管方式，以及現代社會角色分工，導致父親“談出”家庭教育，這對子女的成長是極其不利的，應該引起社會的重視。在教育方式上，現在的孩子處在“放縱”與“專橫”的矛盾中。
市場經濟的建立，帶來社會的巨大變化，導致了許多人思想上的是非模糊，許多家長在教育子女問題上也出現了一些偏差。有的家長在孩子破壞公物、在公共場合撒野、無故同學等不良行徑發生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聞不問。有的家長為了彌補孩子的“膽小”個性。竟毫不掩飾地要求孩子對其他同學要“以牙還牙”，“該出手時就出手”，不要伯。有的家長自以為是，總認為孩子很小，孩子身上的許多缺點都被看成了一種天真的表現，對其缺點錯誤聽之任之，不加任何管束。
父為子綱的封建思想在今天的許多家長頭腦中、仍占有主導地位，在家庭教育問題上表現得更為突出，無論是“學富五車”的讀書人，還是“目不識丁”的大老粗，很多人都將自己擺在了家庭的絕對權威的地位。孩子一不小心弄壞了家里的一件小東西，家長會大發雷霍。一次考試失誤，家長會毫不留情，痛罵斥責。孩子如果在外闖了禍，那可更不得了，一頓臭罵自然少不了，拳腳相加也會接踵而至。50％的家長都會憑借自己的家長“權威”，去過分干涉孩子的生活，如私拆子女的信件、偷看日記等。在許多家長眼中，孩子永遠都只是自己的附屬品，殘留著“孩子是私有財產”的封建宗教法制觀念，他們不愿意或不善于讓孩子取得和自己的平等地位，不懂得尊重孩子的權利和人格。
在教育內容上，現在的孩子處在“重智”與“輕德”的矛盾中。
由于應試教育的影響，人們都對考試成績特別關心，將目光一直盯在學生的考試分數上。到學校，家長首先看的是學生考試的成績，問的是子女在班上的成績排名；子女放學回家，家長首先檢查的是學生的作業，輔導的是學生的課外練習；人們很少，甚至根本不涉及學生的思想品德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品德問題似乎沒有什么問題，或者不需要像學習那樣值得重視。“唯上大學才是人才”的人才觀，“重智輕德”的教育觀，讓年幼無知的孩子失去了最佳的人格教育期，使許多孩子在“心理斷乳期”、“人格成長危險期”中迷失了人生的航向，導致了許多惡性事件的發生。這些結我們的教訓難道還不夠多嗎？
在個性發展上，現在的孩子處在“發展”與“限制”的矛盾中。
第6篇：矛盾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城管；規范經營；非合作博弈；納什均衡
城管與商販的矛盾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外來人口增加。他們缺少生產資料，一部分成為工人，另一部分成為商販。商販多以販賣水果蔬菜、零食小吃為主，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由于商販整體素質偏低，對垃圾處理不當破壞環境，亂擺攤位容易導致交通堵塞。政府為了維護市容，設立城管部門，對違反規定的商販進行罰款、沒收設備器具等處罰。但這對于原本就處于低收入狀態的商販來說難以接受，在抗議無效后較易引發暴力事件，尤其是在商販人數較多，規模較大的攤販集中地更易發生。
事實上，城管與商販的矛盾并非完全對立的，不可調和的。簡單來說商販為獲得利潤選擇擺攤，但擺攤對環境、交通等造成影響，城管部門為了減輕甚至消除其影響，選擇對地攤取締，商販因此利潤受損。應該看出，商販的目標是取得利潤，而城管目標是降低不利影響，所以，只要商販確保在擺攤期間主動降低對環境、交通的影響，也就是規范經營，兩者的矛盾便可以消除。針對于此，實施怎樣的措施使商販主動選擇規范經營便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針對城管與商販的矛盾，國內有不少文獻進行了博弈分析，解釋了其產生原因、指出可行的解決措施。王菲（2011）年建立了流動小攤販與城管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指出由于信息不對稱、錯誤預期，博弈陷入“經營、圍堵”的結果。同時城管部門管理形式單一、執法方式不當加重了兩者的矛盾[1]。向彥任（2011）通過城管與商販合作前后博弈模型的分析指出，如果城管選擇幫扶商販，他們的效應可同時提高，兩者將最終走向合作[2]。
本文通過博弈論的基本原理首先對商販的三種處理方式：簡單罰款、頒發許可證和幫扶商販進行博弈模型分析，找出影響商販違規擺攤概率的因素，并對三種處理方式的效果進行比較分析。
1、簡單罰款的博弈分析
1.1 簡單罰款博弈模型的建立
在簡單罰款下的措施中，商販不存在規范經營的選擇，城管部門不區分商販的經營情況，對檢查到的正在擺攤的商販都進行處罰。在這種措施下，城管選擇檢查或不檢查，商販選擇擺攤或不擺攤。當城管檢查到商販擺攤時對其罰款，罰款金額為X（為起約束作用，罰金需大于商販的利潤），并勒令其撤除攤位。
當商販選擇不擺攤城管不檢查的支付為0；檢查的支付為—C，表示城管由于檢查耗費的人力等成本。當商販選擇擺攤時城管不檢查的支付為—K，其中K表示由于商販的不規范經營導致對環境的破壞及造成交通堵塞等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損失；城管選擇檢查的支付為X—C，城管收到罰金X，耗費了檢查成本C，并使商販對環境交通的破壞K降為0。
當城管不檢查時商販擺攤的支付為V，表示商販利潤為 V（V
假設商販和城管擁有完美信息，則兩者的博弈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其支付矩陣為表 1：
1.2 簡單罰款模型下的結果分析
從結果可看出，當商販意識到城管的檢查成本升高時，會更多的選擇擺攤；當對商販罰款金額升高時，商販會更少的選擇擺攤；當對環境交通破壞嚴重時，城管部門會迫于上級政府及群眾反映的壓力，增強對商販的打擊力度，從而商販會減少擺攤。
商販違規經營的利潤增加會提高城管檢查概率，因為當檢查機關意識到小攤的利潤升高時，認為小攤會更多的涌現從而對環境影響更為嚴重，會更多的選擇檢查。
同時，雖然從增加對商販的罰款金額可有效減少小攤數量，降低檢查次數。但在實際生活中需對罰款金額慎重決定，如果城管執法給商販造成的損失不大，會讓商販忽略城管的權威，但是如果處罰超出商販承受能力，往往會激化矛盾[1]。
2、頒發許可證的博弈研究
2.1 頒發許可證模型的建立
針對簡單罰款下無規范經營概念的弊端，有人提出了參照管理小餐館的方法規范管理商販，向商販以一定價格出售許可證，并由城管部門針對商販制定規范，為商販劃定攤位、規定營業時間、規定衛生要求等。城管部門對商販是否持有許可證進行檢查時，對持有許可證的商販不予管制，對無許可證擺攤的商販予以罰款。由商販自由選擇是否購買許可證。
現假設政府決定向商販提供許可證，許可證售價為M。城管部門負責檢查商販是否持有許可證，如檢查到的商販有許可證，則只對其位置不當等行為進行糾正，如無許可證予以罰款。通過提供許可證的舉措，使持證小攤成為合法經營，而政府也由最初的堅決反對變為一定程度上的容忍。
小攤販因為移動位置清理垃圾等使其利潤降低為V′（ V′
提供許可證后，其支付矩陣可表示為表 2：
可以看出，對商販來說，不擺攤和有許可證按規定擺攤兩個戰略空間嚴格劣于有許可證違規擺攤這一戰略，故將這兩個戰略剔除。剔除后的支付矩陣為表 3：
第7篇：矛盾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藥學專業；畢業設計；工作實習
中藥學專業是一門特色學科，目前全國各中醫藥院校均招生
中藥學專業學生，而且隨著綜合院校紛紛成立藥學院，很多綜合類大學也開始招收中藥學專業學生。中藥學又是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目前各院校對中藥學學生培養主要為4年制，開設與中藥學學科相關的各門課程，主要包括專業課程中藥學、中藥鑒定學、中藥炮制學、中藥制劑學、中藥制劑分析等，還有專業基礎課包括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等。雖然培養計劃不盡相同，但大部分為三年半的基本理論學習，半年的畢業設計，有些院校完成畢業論文的時間甚至大于半年，足見各院校對本科畢業論文撰寫十分重視。在平時的上課期間，雖然各院校都會開設很多的實驗課，但絕大部分為驗證性實驗，綜合設計性實驗比例較小，因此學生只能掌握一些基本技能，不能培養出科研思路，獨立完成科學研究比較困難。因此，各院校在培養本科生中都會設計畢業論文這個重要環節，培養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獨立設計實驗方案，動手完成論文。因此，畢業論文是大學生四年生活的檢驗，也是提高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最佳途徑。畢業生也希望自己能夠完成一份有分量的論文，為自己的四年生活劃上完美的句號。
在完成畢業論文的同時，尋找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對每個畢業生來說都是頭等大事，但目前中藥學學生就業面臨著巨大壓力，各個用人單位對沒有任何工作和實踐經驗的剛走出校園的學生有著很高的期望和要求，如何快速地融入社會，熟悉即將從事的工作內容，盡快為企業單位創造出效益，是擺在畢業生和用人單位面前的共同課題。針對這一問題，用人單位提出畢業生在畢業前的一段時間到用人單位實習，這樣一來，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用人單位的問題，但對學生來說既要完成實習工作又要在沒有指導教師幫助的情況下，獨自完成畢業論文，從精力和能力來講都變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編造、抄襲就不可避免；對學校教師來講，常常陷入體會學生的難處，對質量低下的論文視而不見，還是以犧牲學生的實習，施加壓力，指導和幫助學生完成論文的兩難境地。難道畢業論文和工作實習就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真的沒有“魚與熊掌兼得”的方案嗎？
針對當前的現狀，我們既要保證畢業設計的質量，又要使學生能夠順利就業，使二者兼顧，必須多管齊下，各個環節統籌協作，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畢業設計與就業之間矛盾，筆者認為可以從以
下方面加以考慮。
一、學校應加強就業指導工作
首先，學校要轉變觀念，不包分配不是不管分配，從學生進入學校的第一天到畢業的那天為止，都要不遺余力地將就業指導工作貫穿其中。首先教師在教授學生知識的同時，需向學生灌輸所學知識和將來就業的緊密聯系，讓學生了解本專業的就業方向和前景，指導學生能夠正確認識自我，使學生盡早構建起符合自己的職業規劃。其次，建立專職的就業指導教師隊伍，不僅能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時還要專業化，了解用人單位的專業需求，有的放矢地進行有效的就業指導工作。
二、真正向校企聯合實習基地輸送學生
目前高校畢業普遍面臨的問題是，理論知識掌握一大堆，但缺乏實際經驗，往往連最簡單的儀器操作都不規范，出現很多“紙上談兵”“高分低能”的畢業生。而當今的用人單位已經完成從單純地追求學歷型人才向追求實用性人才的轉變。如何提高畢業生的動手實踐能力，使其所學的理論知識能夠和實際工作盡早融合，是必須解決的一道難題。而建立廣泛而穩定的校外畢業設計實習基地就是最有力的解決方案。校方可以針對不同的專業方向有目的地選擇幾個固定的企業或公司作為實習基地。秉著“互利，互信，平等”的合作理念，在與企業合作完成高校產學研一體化這一重要命題的同時，也可向企業輸送企業需要的人才，并可有針對性地培
養，使學生將所學理論知識應用到實踐中，既可以檢驗其所掌握的專業知識水平，又可以增強學生的實踐經驗和適應社會的能力，同時可以保證畢業設計的時間，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畢業生就業
與畢業設計時間沖突的問題。同時也實現了畢業生與企業的無縫對接，為畢業生早日融入企業創造價值創造了條件。目前很多高校也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并且建立很多實習基地，但目前存在的問題往往為掛牌實習基地，真正向實習基地輸送畢業生去完成畢業論文的并不多。主要一方面企業往往不能提供很多學校畢業論文要求的格式的論文內容，二是學校沒有真正建立校企聯合畢業實
習畢業論文如何完成的制度，使得學生在企業里實習的內容無法
和畢業論文真正成為一個體系。因此，這就需要各個學校認真地考慮將畢業論文靈活化，不要格式化、統一化處理，使得學校能真正地利用實習基地，為學生提供更寬闊的思路。
三、對畢業設計環節進行改革
畢業設計環節是提高學生綜合設計素質能力的重要課程，如果不充分利用畢業設計環節，對學生的理論知識和實際進行有效整合，就等于為社會輸出了一個半成品或不合格的畢業生，這對用人單位、對學生、對社會都是一種及其不負責任的行為。
首先，對畢業設計和教學環節進行整合。指導教師應根據學生的情況制訂科學的目標，既不能過松又不能強度過大。通過制訂目標會讓學生有一定的緊迫感，從而提高效率，讓學生在成功實踐中獲得自信和成就感。同時，學校應多給學生提供各種實習的機會，鼓勵低年級學生根據興趣加入，讓他們在積累理論知識的同時提高
獨立設計的能力，為擇業和日后的就業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其次，設立淘汰制。從教育體制上來說，高校應當建立淘汰制，而淘汰制應該是在每個階段都存在的，不僅僅是在畢業階段。如果說競聘上崗、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下企業用人的法則，那及早引入淘汰制，是對學生能力培養和人才成長最好的保護。
再次，調整目前的畢業設計方式，由集中式畢業設計改為分散式畢業設計。目前畢業設計與就業之間的沖突主要是在時間上的重疊，所以可以考慮調整專業教學計劃，將畢業設計由集中式進行改為分散式操作，實施畢業設計大學期間全程訓練計劃，將畢業設計工作貫穿于整個大學學習階段，最后一個學期的任務只是總結前段工作并完成論文的寫作，輔助于一些學生感興趣的專業選修課程學習，或者工作前的實練。這樣可以減輕大學生的擇業壓力，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去解決就業問題。
總之，各高校應當積極探索解決中藥學專業畢業生畢業論文與工作實習間的矛盾，上述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部分矛
盾，但這是一個長期的課題，而且隨著社會就業環境影響較大，應當與時俱進。
參考文獻：
第8篇：矛盾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隨粉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化，國際貧易活動與交往的須繁進行，不用國家與民族，尤其是東西方文化差異在國際貧易中的影響日益凸現，充分了解和認識文化差異，并來取恰當的方法和措施應時國際貧易交往中的丈化差異在當今世界1得尤為重要。
國際貿易就是國際間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換。由于人的購買行為是由需求決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約，人們總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習慣、文化標準和風俗來審視和評價外來文化，在國際貿易這種跨文化的經濟活動中，任何細節都無時不受到不同文化的沖擊。所以說在國際貿易中，適應特定文化環境的企業就能抓住消費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環境的特點和消費者的需求，其國際貿易活動就難以展開，可見能否適應不同國家的文化氛圍是國際貿易成敗的關鍵。在現代東西方國際貿易中影響國家間跨文化交際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東西文化反映在價值觀上的差異
價值觀是人們對好與壞、美與丑、值與不值、干凈與骯臟、正確與錯誤、善良與殘酷、公正與不公正、得體與不得體所進行判斷的標準。價值觀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為選擇的心理活動，是人們對周圍的世界進行思考并使自己與之適應的活動。
東方文化注重“和為貴”，以“和”體現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識中，全局的觀念比較淡薄，個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義上沒有東方人的背負，他們只知道為生存而奮斗;為利益而爭斗;為欲望而決斗。獲取個人利益是其社會行為的指南，也是其事業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個人權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一個任何人，無論出身貴賤，都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從頭開始的社會，這一“平等”觀念體現在行為模式中常表現為對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過份客氣和禮貌，如對任何服務都要說聲“謝謝”，作完報告也要說聲“謝謝”，對待家庭成員甚至是晚輩也是“謝謝”掛在嘴邊，連打個噴嚏也要說聲“對不起”。
二、東西文化反映在思維邏輯上的差異
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辯證思維與邏輯思維上，一般用辯證思維來描述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用邏輯思維或者分析思維來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歐美人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的辯證思維包含著三個原理:變化論、矛盾論及中和論。變化論認為世界永遠處于變化之中，沒有永恒的對與錯;矛盾論則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對立面構成的矛盾統一體，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本身;中和論則體現在中庸之道上，認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著適度的合理性。對中國人來說，“中庸之道”經過數千年的歷史積淀，甚至內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與中國人的辯證思維不同，西方人的思維是一種邏輯思維。這種思維強調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勝認為事物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一個事物永遠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個命題不可能同時對或錯;排中性強調一個事物要么對，要么錯，無中間性。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叫分析思維，他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像中國人那樣追求折衷與和諧，而是喜歡從一個整體中把事物分離出來，對事物的本質特性進行邏輯分析。正是因為思維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況下，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對人的行為歸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國人強調個人的作用，而中國人強調環境和他人的作用。東方人信仰理想主義，重視主觀看法。西方人則信奉現實主義，重視客觀事實，一切以數據和事實為依據。新晨
三、東西文化反映在風俗習慣上的差異
第9篇：矛盾論論文范文
自思想政治教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二十多年來，學界對這門新興的學科作了大量的研究，碩果累累，在面臨今天國內外各方面的挑戰，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發展顯得尤為重要，但是，對學科的研究卻出現了一些問題和偏頗，這尤其體現在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的研究上。
學界針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出了不少論文成果，但大多都缺乏創新，“換湯不換藥”，有些甚至連“湯”也不換，似乎寫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的論文已經有了一套約定俗成的“模式”。
首先，在寫作步驟上，文章一般都會以“任何一門學科的形成，都必須具有本學科獨立的研究對象”開頭來說明“研究對象”的重要性。接著引用《矛盾論》中的話“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來論述要確立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首先就要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學是否具有特殊的研究領域，和該領域中需要解決的特殊矛盾是什么。因而就通過分析“研究領域”、“特殊矛盾”就得出“……的規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的結論。
其次，在文章內容上，文章在得出某個結論前，一般都會羅列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取其“折中”意見作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羅列的這些觀點幾乎都是一樣。例如在“特殊矛盾”上，列舉“主體和客體、思想和行為的矛盾”“主體意識形態和客體思想行為的矛盾”“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與社會環境之間的矛盾”等幾個觀點，最后都會得出“人的思想政治觀念和思想政治素質的形成和發展”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特殊的研究領域的結論。
再次，在某些引用和語言上，在許多文章中都能見到一模一樣的文字。上述《矛盾論》的引用為一例。又如通過論述“思想政治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區別來說明“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特殊性時，都會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是人，思想政治教育學就是研究如何做人的思想工作，肯定要研究人，但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學就是研究人的科學。思想政治教育學不可能研究人的一切，只能研究人的某一個領域，某一個特殊的領域”來論述。再如在論述研究對象問題的重要性時，都會先說明“建設任何一門學科都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該研究領域必須有特殊的研究對象；二是必須有指導其研究的理論基礎和方法；三是必須著力開展實際的研究，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
難道真的那么巧合，這些文章的作者竟然如此“默契”，思考結果甚至是所用語言都如此驚人相似？細想一下就知道，其實不然，出現這樣的情況是首先由于現在學界盛行的功利主義所引起的，尤其是在碩士研究生的的制度上的“負作用”的反映。其次是學界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缺乏創新，甚至某些人會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學”已無研究價值。而且，有些文章還是對邱偉生、張耀燦編寫的《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一書中的有關文字的簡單挪用。因此，筆者斗膽認為，按此“模式”寫成的文章，多為“拼湊”之作。這些思想和行為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發展甚為不利。當然，不能否認，學界也不乏真知灼見之文，如武漢大學黃釗教授《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學”學科名稱的再思考》一文，文章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還包括“思想道德教育”，從本質上說，兩者都屬于“思想觀念教育”，因此黃釗教授認為可以將兩者并稱為“思想教育學”，筆者對這個觀點印象尤為深刻。
二、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的層次問題分析
現在學界普遍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領域的特殊矛盾是一定社會、一定階級對人們思想品德的要求與人們實際的思想品德水準的矛盾。在研究對象的一般界定時，應該顧及到兩個側面，一個是客體的側面，另一個是主體的側面。因此，對上面這個“特殊矛盾”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從受教育者的角度而言，是研究其思想品德形成發展的規律和所接受的教育內容的規律；從教育者的角度來說，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規律。因此，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的層次問題也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范疇
作為有自身完整體系的一門科學，“思想政治教育學”這一總的稱謂實際上涉及了三個范疇：“思想”、“政治”和“教育”。由于這三個范疇在對“研究對象”考察的視野中是密切關聯，不能分開的，因此必須把這三個范疇連貫起來考察“研究對象”。
首先，唯物論告訴我們，社會中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因此，這里所說的“思想”不同于一般的“觀念”、“認識”，它是對社會的認識，而且這種社會認識不是指心理層面上的認識，而是指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認識。也就是說，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著眼點是對人們在社會認識的理性層面展開的。
其次，我們知道，只要社會存在著不同利益集團就存在著“政治”。其實，“政治”更多的是集中在這種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表現到意識形態層面的東西。比如法律的、國家的、政治思想意識的，這些實際上都是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
這樣一來，“政治”與“思想”就很自然地關聯在一起了。“思想”是對社會“政治”現象的認識，而且是在社會意識層次上的認識，這種認識間接地反映社會存在，而社會存在最要緊最集中的表現就是社會利益集團的存在，它上升到意識形態方面就是政治意識和思想政治。
再次，“教育”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活動，將“教育”與“思想政治”聯系在一起就是指通過這種活動“引導”人們去接受某種思想意識、某種政治格局。“教育”可以是最廣義的，是社會層面明擺著的一種“政治思想”的轉變工作，它每時每刻都在影響著人們，這是一種教育；我們這里的“教育”是專指的一種思想政治的引導活動。將“思想”、“政治”與“教育”連貫起來看，它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而且這種現象只要社會的“政治”存在著，社會的“思想政治”就必然產生，“教育”也就必然存在。
2.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結構分析
為了更好地確立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在分析過程中，我們還必須對其研究客體――思想政治教育的總體結構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與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項社會實踐活動，它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總的來說，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三個實踐層面上展開的。
在第一個層次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作為國家或社會的事業，是社會這個大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就像社會的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文化系統一樣。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宏觀層。在第二個層次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機構的活動，在各級各類學校、工礦、企業和軍隊等機構實體中進行著，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中觀層。第三個層次，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人與人之間的特殊交往形式存在著。交往的一方為教育者，另一方為受教育者，他們借助于一定的信息媒介進行交往，這一活動的直接結果就是受教育者身心的變化和發展。我們可以把這一層次稱為微觀層。
這三個層次間的關系是逐層內化、個別化。社會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首先內化為各級各類學校、工礦、企業和軍隊等機構的具體要求，然后再轉化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要求，并通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共同活動，轉化為受教育者的個體內部的變化和發展。這三個層次，各有特色，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只有當我們從這三個層次逐步地認識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時，才不致于陷于片面和被動，從而使我們在廣泛的學科借鑒中、在廣闊的知識背景中較為科學地確定其研究對象。
三、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的屬性問題分析
人們在界定一門科學的“個性”時，通常會通過其與其他關聯學科的“共性”的區別來顯現出來，這是建立在與“他者”的比較分析上的，但對科學本身的內部屬性的分析卻顯得不夠充分。就思想政治教育學這門科學來說，不可否認它與教育學、政治學、心理學、管理學等學科關聯密切，通過它們之間的區別的確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個性”顯現出來，但分析其研究對象的屬性則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界定其“個性”。
現在人們習慣于把思想政治教育學界定為“一門綜合性的應用科學”，因此，對其“個性”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學的應用性與理論性
這里其實是對上面提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客體――思想政治教育的屬性的分析，也就是到底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當作一個應用性的工具來研究，還是當作一門理論科學來研究。其實，把思想政治教育學當作應用科學，是從它與實際關系的大小程度立論的。這種提法本身沒有錯，關鍵在于“理解成什么樣的應用科學”和“怎樣理解它是一門應用科學”。按照偏重于理論還是實踐這個標準，人們通常將所有科學劃分為兩大類，即抽象性的基礎理論科學和具體性的實踐應用科學。也就是說，當我們把思想政治教育學當作應用科學時，是相對偏重于理論的基礎科學而言的，是以其他大量的應用科學為參照系的，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中應用性多于理論性、理論研究服務于實踐為旨歸的，而歸根結底這種零散的經驗整理、教條式的“注經”思維是必須而且應該升華為科學理論的。唯有這樣的理解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學，才是對思想政治教育學應用性的正確認知。那種因為應用性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學脫離其理論性，將思想政治教育學降低為簡單的實際操作的行為，不僅否認了科學的基本要求，而且違背了人類思維發展由感性至理性的必然規律。正確的思路應該是，在的指導下，圍繞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借助于其他科學，比如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管理學、傳播學、社會學等，使思想政治教育學成為真正的理論應用科學。因此，當我們說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實踐應用性很強時，那也是指它必須有正確的政治理論作指導為前提的，而這個正確的政治理論是來源于對生動活潑的生活實踐的科學抽象。
2.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綜合性與邊緣性
大分化大綜合、在學科交叉地帶重生，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大趨勢。“邊緣學科”是在各學科“邊界”之外各學科都不顧及的“邊界”間找到特定研究對象加以專門研究的學科。思想政治教育學就是以教育學和管理學等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邊緣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