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機械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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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物理機械論文范文
關鍵詞：機械制冷機污染傳質蒙特卡羅方法傳輸幾率
1前言
近年來斯特林、脈管等機械制冷技術發展迅速，已成功應用于空間、軍事、通信等各個領域[1,2]。長壽命技術是微型機械制冷機目前急需解決的一項關鍵技術，而在長壽命技術中，氣體污染是一個重要因素。污染氣體在制冷機內產生后，沿著復雜的管路進行傳輸分布，最后緩慢的吸附凝聚在蓄冷器從而影響制冷性能。
研究機械制冷機污染氣體傳質過程的意義在于可以從機理上了解污染對制冷機影響的途徑、趨勢，并對污染控制措施的改進和標準化提出建議。對污染傳輸過程的研究采用理論計算和實驗驗證兩種方法相結合。
大量的分析結果表明，機械制冷機內的污染氣體主要是水蒸氣、酒精、丙酮[3]。在制冷機的裝配、運行中有兩種情況涉及到污染傳輸：一個是裝配后的高溫烘烤除氣；另一個就是長期運行中的污染傳輸。一臺制冷機裝配后要進行烘烤除氣，相關部件緩慢釋放的污染氣體經由微小間隙、圓管等通道被真空泵抽走。在制冷機的長期運行過程中，污染的主要來源是直線電機、蓄冷器等關鍵部件的放氣，直線電機繞組的放氣通過間隙密封緩慢的擴散到壓縮腔、中間連管、膨脹腔，然后在蓄冷器被吸附冷凝，蓄冷器本身的放氣也逐漸在冷端凝結，達到一定程度后制冷機性能會顯著下降。機械制冷機的基本結構和污染傳輸路徑如圖1所示。
圖1機械制冷機構造與污染傳輸過程簡圖
2制冷機污染傳輸機理的理論研究
2.1制冷機傳輸過程的分析
對制冷機進行烘烤除氣時，很容易就可以抽到比較高的真空，此時氣體處于分子流狀態。制冷機正常運行時污染分子傳輸的主要障礙是寬度只有幾絲（10-5m）的間隙密封和內徑只有幾毫米的中間連管，其余部分對傳輸的影響可以忽略。污染氣體在氦氣工質中的分壓很小，而且水蒸氣分子在間隙密封的環形通道里克努曾數（Kn）遠大于10，也可以用分子流理論來進行仿真建模，計算傳輸特性。
2.2采用直接模擬蒙特卡羅（DSMC）方法對污染傳輸過程進行理論建模
對于分子流范疇下氣體的求解，有分析方法和數值方法兩大類[4]。分析方法計算比較困難，而且對于環狀管路很難得出精確解析解。采用直接模擬蒙特卡羅(DSMC)方法是比較合適的，它是一種基于概率統計的數值方法，通過計算機來追蹤每個粒子的運動。由于DSMC物理模擬的本質，相比其他方法可以引入更真實更復雜的物理模型，特別是對間隙密封等復雜管道內氣體傳輸特性的計算。
引入傳輸幾率——無規律的進入導管入口的分子通過出口的幾率[5]，只與管道的幾何結構有關。分子流狀態下傳輸幾率與管道的分子流率有下面的關系式：
(1)
式中：——入口處的分子流率；
——入口處氣體分子密度；
——分子熱運動的平均速度；
——入口孔的面積。
用DSMC方法來計算的基本步驟為構造貝努利模型、定義隨機變量、通過模擬獲得子樣、統計計算。圖2是圓管中DSMC計算的基本流程。如圖所示，首先在計算機中產生一系列隨機數生成有效粒子，然后跟蹤每個粒子與管壁的碰撞情況，通過比較粒子到碰撞壁面的距離、直接返回入口的距離、通過出口的距離的大小來決定是否繼續跟蹤。通過對大量粒子的跟蹤進行統計計算，得到傳輸幾率。環形管路由于涉及到更復雜的幾何結構，粒子的反射、碰撞公式、計算流程要更復雜。
2.3傳輸幾率的計算
用DSMC方法編程計算了制冷機內一些關鍵管路的傳輸幾率，表1是半徑1.2mm、長100mm的中間連管傳輸幾率的計算值；表2是內徑15.98mm、外徑16mm、長度16mm的間隙密封環狀管路的傳輸幾率計算值。計算值隨追蹤粒子的樣本數增多而逐漸收斂，一般取樣本數超過一萬時，計算值就比較穩定了。
圖2圓管中的DSMC計算流程簡圖
表1按不同樣本數得到的中間連管傳輸幾率樣本數5000200004000060000
傳輸幾率2.84%2.98%2.9925%2.9919%
表2按不同樣本數得到的間隙密封傳輸幾率樣本數1000300050001000020000
傳輸幾率1.7%2.2%2.3%2.37%2.33%
為了制冷機設計的優化，計算比較了不同尺寸結構管路的傳輸幾率，下面圖3是對不同長度L(mm)、不同內外徑比值（r/R）環路的傳輸幾率比較（外徑設為16mm，改變內徑以改變內外徑的比值）。由圖5可知，長度越長，間隙越小，傳輸幾率越小，而且間隙變化對傳輸幾率的影響比長度的影響要大一些。根據此規律可以在設計的時候對制冷機尺寸進行優化。
為了證明圓管結構DSMC計算模型的有效性，用DSMC方法計算了不同半徑R和長度L的圓管傳輸幾率，并與理論解析解和相關資料的實驗值[6]進行了表3所示的比較，發現三者吻合的比較好。對于圓環管路的傳輸幾率，用解析法很難得到，而且也未見到相關的實驗數據。需要設計、搭建傳輸實驗臺進行分析研究。
圖3不同結構尺寸圓環DSMC計算結果比較
表3不同方法得到的圓管傳輸幾率比較L/RDSMC值解析解實驗值
167.11%67.20%69.5%
251.56%51.36%52.3%
435.78%35.89%36.9%
3制冷機污染傳輸的實驗研究
3.1污染傳輸實驗的設計思想
為了進行具體實驗來驗證傳輸幾率的理論計算，根據流導的推算方法將傳輸幾率與容器真空度的變化聯系起來。分子流導定義為：其分子流率與管的兩截面或孔的兩側的平均分子數密度差之比，有兩種方法進行計算：
方法一：
根據流導、流率的定義有：
（2）
式中：——分子流率；
——入口與出口平均分子數密度之差。
根據真空度的變化可以得出分子流率的公式：
（3）
（4）
式中：——標準大氣壓(Pa)；
——入口腔內氣體真空度的降率(Pa/s)；
——入口腔的體積(m3)；
——標準狀態下1mol氣體體積(m3/mol)。
由式（2）、（3）、（4）可得：
（5）
方法二：
引入傳輸幾率的概念，分子流導可以表述為[7]：
（6）
式中：——入口處的分子流率；
——入口與出口平均分子數密度之差；
——入口處氣體分子密度(mol/m3)；
——分子熱運動的平均速度(m/s)；
——入口孔的面積(m2)；
（7）
（8）
由式（6）、（7）、（8）可得：
（9）
綜合方法一和方法二，由式（5）和式（9）可以得到：
（10）
式中的值可以通過相關手冊查出。從而得到傳輸幾率與真空度、真空度降率兩者比值的線性關系式。
3.2污染傳輸實驗平臺的搭建
搭建如圖4所示的污染傳輸實驗臺，圖中上腔、下腔、活塞、氣缸等組成污染傳輸容器,活塞與氣缸之間的間隙構成環形微通道。實驗時首先將容器外部纏繞加熱帶，控制在800C，用兩個真空泵將上、下腔抽為高真空，除去內壁吸附的水蒸氣等氣體。然后關掉真空泵閥門和加熱帶，往容器中充入小于一個大氣壓的純凈氮氣，只用與下腔直接相連的真空泵抽氣至高真空，通過真空計測量上腔真空度的變化，并用計算機進行采集記錄。
由圖5可知污染傳輸實驗所測得的傳輸幾率值為2.9%左右，與理論計算值2.37%要大，誤差約為18%，這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誤差的原因主要是間隙密封中活塞軸不是正好位于氣缸中心的位置，如果活塞偏心，間隙就不是標準的環形了，作為極限情況，把所有間隙密封的空間都擠成一個圓管，傳輸幾率變大為5.7%。在裝配過程中不可能保證完全的同心，所以實驗結果稍大是正常的。
用純氮并對容器加熱除氣，是為了抑制實驗過程中金屬容器內壁釋放水蒸氣造成實驗誤差。在分子流狀態下各氣體傳輸幾率是一樣的，所以此實驗結果也適用于污染氣體的傳輸情況.
3.3污染傳輸實驗結果分析
在實驗的過程中對真空度數據進行實時采集、處理，實時計算傳輸幾率。對于內徑15.98mm、外徑16mm、長16mm的環狀管路，根據分子流區域的劃定，在這間隙密封環形通道中，只要壓強小于50帕便可視為分子流。在不同壓強下測得的傳輸幾率值與蒙特卡羅法計算的數值比較如圖5所示。
圖5污染傳輸幾率實驗值與理論計算的比較
4結論
對機械制冷機內污染氣體的質量傳輸過程，分子流狀態下氣體分子的傳輸幾率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研究對象。通過直接模擬蒙特卡羅方法對制冷機中間細長連管和間隙密封的傳輸幾率進行仿真運算。已有的解析值和實驗數據驗證了圓管的傳輸幾率計算的正確性；設計實驗驗證方法，搭建實驗平臺進行具體測量分析，在可以接受的誤差范圍內驗證了圓環密封傳輸幾率計算的有效性。
對污染氣體傳輸影響比較明顯的幾段管路中，中間細連管的傳輸幾率為2.99%；對圓環形間隙密封的傳輸幾率，DSMC計算值為2.37%，實驗值為2.9%，在正常的誤差范圍之內。污染傳輸機理的研究揭示了污染影響的趨勢，為污染控制技術的規范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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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青.稀薄氣體動力學.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3
[5]達道安.真空設計手冊.第三版，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4
第2篇：物理機械論文范文
韓國人見面時的傳統禮節是鞠躬，晚輩、下級走路時遇到長輩或上級，應鞠躬、問候，站在一旁，計其先行，以示敬意。男人之間見面打招呼互相鞠躬并握手，握手時或用雙手，或用左手，并只限于點一次頭。鞠躬禮節一般在生意人中不使用。和韓國官員打交道一般可以握手或是輕輕點一下頭。女人一般不與人握手。
在社會集體和宴會中，男女分開進行社交活動，甚至在家里或在餐館里都是如此。
在韓國，如有人邀請你到家吃飯或赴宴，你應帶小禮品，最好挑選包裝好的食品。席間敬酒時，要用右手拿酒瓶，左手托瓶底，然后鞠躬致祝辭，最后再倒酒，且要一連三杯。敬酒人應把自己的酒杯舉得低一些，用自己杯子的杯沿去碰對方的杯身。敬完酒后再鞠個躬才能離開。做客時，主人不會讓你參觀房子的全貌，不要自己到處逛。你要離去時，主人送你到門口，甚至送到門外，然后說再見。
韓國人用雙手接禮物，但不會當著客人的面打開。不宜送外國香煙給韓國友人。酒是送韓國男人最好的禮品，但不能送酒給婦女，除非你說清楚這酒是送給她丈夫的。在贈送韓國人禮品時應注意，韓國男性多喜歡名牌紡織品、領帶、打火機、電動剃須刀等。女性喜歡化妝品、提包、手套、圍巾類物品和廚房里用的調料。孩子則喜歡食品。如果送錢，應放在信封內。
若有拜訪必須預先約定。韓國人很重視交往中的接待，宴請一般在飯店或酒吧舉行，夫人很少在場。
政府規定，韓國公民對國旗、國歌、國花必須敬重。不但電臺定時播出國歌，而且影劇院放映演出前也放國歌，觀眾須起立。外國人在上述場所如表現過分怠慢，會被認為是對韓國和韓族的不敬。
韓國人禁忌頗多。逢年過節相互見面時，不能說不吉利的話，更不能生氣、吵架。農歷正月頭三天不能倒垃圾、掃地，更不能殺雞宰豬。寒食節忌生火。生肖相克思婚姻，婚期忌單日。漁民吃魚不許翻面，因忌翻船。忌到別人家里剪指甲，否則兩家死后結冤。吃飯時忌帶帽子，否則終身受窮。睡覺時忌枕書，否則讀無成。忌殺正月里生的狗，否則三年內必死無疑。
第3篇：物理機械論文范文
關鍵詞：自然哲學 量子革命 系統辯證法
關于20世紀科學革命，有人說只須記住三件事：相對論、量子革命和混沌學（系統科學中最突出的新分支）。正是這三大科學革命為人類建構全新的自然圖景（也就是新穎的自然哲學）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這里所謂自然哲學是指人對自然的哲學反思。自然哲學的中心問題就是基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研究自然本體最一般的性質和人類的世界圖景。
一
自然哲學在哲學史上有過兩個全盛時期（古希臘及近代機械論），只是在謝林、黑格爾之后衰落了。由于20世紀三大科學革命的強大影響，自然哲學正在當代復興起來，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我們先從三大科學革命說起。
首先要提到的是相對論革命對改造人類世界圖景的貢獻。在1905年的狹義相對論中，時空性質依賴于參照系等概念是對“觀察無關性”的經典信念的初次沖擊；1915年的廣義相對論把引力場（它具有整體全息相關性）確立為新的“獨立的實在”，這是對牛頓的實體觀的又一次打擊。接著要論述的是量子革命，它比相對論革命更為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世界圖景。因為1925年以后所創建的量子力學進一步使笛卡兒與牛頓以來的主客絕對二分原則、實體主義原則乃至嚴格決定論原則都受到猛烈沖擊。最后要強調的是系統科學革命。20世紀中葉以來近半個世紀系統科學的蓬勃發展表明，從總體上說，系統自然觀集中體現了當代自然圖景的精華，因此系統自然觀幾乎成了當代自然科學的世界圖景的代名詞，貝塔朗菲稱之為“一種新的自然哲學”。20年代所出現的懷特海的“機體論哲學”則是這種自然哲學之先聲。
當代的系統自然觀借助于維納的控制論(1949)、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論(1948)、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論(1969)和哈肯的協同學(1971)等理論復活了亞里士多德的機體論和內在目的論的自然哲學。〔1〕控制論通過對“動物（即生命系統）和機器（即非生命系統）的通用規律”的研究表明，自動機器通過反饋調節機制可以表現出與神經控制同樣的合目的性或規律。[1]維納在《控制論》中對牛頓的嚴格決定論進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肯定了統計力學家吉布斯把偶然性引進到科學中來的重大的方法論意義，并突破了目的論與機械論之間的兩極對立。莫諾在《偶然性與必然性——略論現代生物學的自然哲學》(1971)一書中，則用生物微觀控制論表明，借助于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層次的反饋機制以及微觀-宏觀相互作用，完全偶然的基因突變最終可以納入物種進化的必然軌道；耗散結構論表明，在遠離平衡態條件下開放系統可以通過非線性正反饋機制的作用表現出有序化和合目的性；協同學還進一步發現序參量是整個自組織過程的主宰如此等等。總之，所有這些自動機器和自組織理論都表明，無須超自然的神力和神秘的“生命力”，自然系統也象自動機一樣可以憑借內在機制的作用呈現合目的性。從這個特定意義上說，認為宇宙＝巨大的超級自動機的“機械論”是對的，而非神學性的宇宙“內在目的論”也是對的。從歷史上看，牛頓的機械論自然哲學是對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自然哲學的否定。現在，我們的立足于系統科學的新自然哲學則應看作一種“否定之否定”。它是對機械論與目的論自然哲學的更高的辯證綜合。
當代自然哲學（它以系統自然觀及其系統辯證法為核心或靈魂）最有革命性的一個方面，也許表現在反嚴格決定論和對偶然性客觀意義的新認識。直到現在為止，一般人都相信“近似決定論”：只要近似知道一個系統的運行規律和初始條件就可以足夠好地計算出系統的近似行為。可是混沌學中著名的“蝴蝶效應”，即系統演化進程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卻斷然否決了牛頓-拉普拉斯決定論的任何翻版（如“近似決定論”）的有效性。美國氣象學家洛侖茲在1961年發現，實際上長期天氣預報是不可能的。因為即使對于嚴格確定的氣象方程組，初始條件的小誤差，也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諸如珞珈山的蝴蝶拍拍翅膀那樣的初始小擾動，經由地球大氣系統中的逐級放大，最終可能在南美洲引起大風暴。這種由決定論引出來的混沌，對經典觀念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混沌革命加強并深化了量子革命。
通過量子力學、分子生物學、協同學乃至混沌學的研究，現代科學家越來越認識到，偶然性在自然界具有不容忽視的本體論地位，以及研究偶然性的內在機制的重要性。為恩格斯贊同過的黑格爾關于“必然性自己規定自己為偶然性，……偶然性又寧可說是絕對的必然性”（〔2〕，第562—563頁）的辯證論斷，得到最新自然科學的支持。正如馬克斯·玻恩在《關于因果與機遇的自然哲學》(1951)中所注意到的，量子世界是由因果與機遇聯合統治的，其中機遇是有規則的。同樣，在哈肯的協同學演化方程（如福克-普朗克方程和郎之萬方程）中，決定論力項與隨機力項是共同起作用的。在混沌理論中，混沌本是由決定論規律引出的內在的無序和不規則性，然而對混沌吸引子的相空間圖解研究卻表明，即使混沌也有精細結構，其中機遇也是有規則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相互作用的深層非線性機制是可以認識的。從量子力學到系統科學的研究表明，概率統計定律是比嚴格決定論定律更好的認識工具，但原有的“大數定律”與“統計平均值”等概念對于描述偶然性已經顯得太粗糙了，非線性數學該出陣參戰了。因為唯有借助于非線性數學才可能認清偶然性起作用的深層結構機制。
當代自然哲學中的系統整體論思想也是相當有革命性的。自從歐幾里得、阿基米德以來，“整體＝部分和”的公理已經成為背景知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一觀念也是牛頓的機械論自然哲學的一個基本要素（它與實體主義、還原主義相協調）。然而，一般系統論中的貝塔朗菲原理“整體不等于各部分簡單相加的總和”，卻斷然取消了歐幾里得的公理，以整體論取代了機械論的還原主義。量子力學中的全域相關性和粒子物理學中的新奇現象（“基本”粒子分割到一定限度，將出現“部分大于整體”的佯謬）以及生態系統的整體關聯性（卡普拉《轉折點》，1989）都支持貝塔朗菲的系統整體觀。
總之，以現代物理學與系統科學為代表的當代科學革命已經引起了人類自然圖景的根本變革，人們有理由期待一種浸透著量子力學辯證法和系統科學辯證法精神的全新的自然哲學的出現。
二
現在我們轉入當代自然哲學的主要疑難及其可能解法的討論。
鑒于機械論自然哲學所遇到的困難，當代自然哲學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結如下：1.自然本體的性質問題。物理實在究竟是孤立的實體還是依賴于系統場境的存在？“潛在”是否也是物理實在的基本形態之一？究竟是否存在終極實在？2.物理實在所遵循的規律究竟是決定論還是非決定論的？自然系統究竟是必然性還是偶然性所支配的？偶然性應當具有怎么樣的本體論地位（是否應當有）？3.所謂“觀察者侵入物理事件”的實質是什么？主客二分的合理界限是什么？4.系統整體論與還原主義孰是孰非？5.目的論的新解釋問題。自然系統本身能有目的性嗎？能代替上帝作為選擇主體的地位嗎？目的論是否真與機械論勢不兩立？它又如何與神學劃清界線？下面我們將依次詳細分析這些問題：
1.自然本體或物理實在的性質問題。
牛頓機械論自然哲學的本體論或實在觀的要害就在于實體主義。一切物理實在被認為都有實體性、實存性，自然被等同于實體的集合（簡單相加的總和），一種在絕對空間構架中的機械性的存在物。然而，在新的原子科學中，從前認為不容置疑的“實體實存”原則已經失效。明確的電子“軌道”或光子“路徑”等經典性觀念在量子力學中是不允許的。電子實際上以“電子云”方式存在著，它并沒有絕對分明的輪廓，而且只是或然地顯現出來。如“測不準關系”所要求的，電子的位置與相應的動量具有天生的不確定性，決不可能同時有確定的值，因而人們決不可能同時測量到其確定的值。所有這些事實，如果從牛頓的經典本體論的眼光來看簡直是不可理解的，因為“潛在性”觀念完全沒有地位。
實際上，現代物理學家海森伯在批判牛頓機械論實在觀的基礎上，確實發展了一種全新的、更廣義的“潛在”實在觀。他根據量子力學事實總結出，潛在是介于可能與現實之間的物理實在的新型式，它被認為特別適用于微觀客體。海森伯尖銳地指出：“在量子論中顯示的實在概念的變化，并不是過去的簡單的繼續，而卻象是現代科學結構的真正破裂。”（〔3〕，第2頁）“幾率波的概念是牛頓以來理論物理學中全新的東西。……它是亞里士多德哲學中‘潛在’(potentia)這個老概念的定量表述。它引入了某種介乎實際的事件和事件的觀念之間的東西，這是正好介乎可能性和實在性之間的一種新奇的物理實在。”（〔3〕，第11頁）“事件并不一定是確定的，而是可能發生或傾向于發生的事情便構成了宇宙中的實在”。（〔4〕，第177頁）
總之，海森伯認為量子理論意味著實在觀念的革命，牛頓機械論的實在觀念已經失效。他舉例說，幾率波、量子態、電子軌道等都與統計期望值相關聯，表示傾向性的、潛在的物理實在，這是物理實在的新形式。
現代粒子物理學的新假說把潛在性觀念發展到海森伯本人始料所不及的程度。喬弗利·丘(Geoffrey Chew)著名的粒子靴絆學說[2]，斷然否定了終極實體的可能性，揭示了自然本體的自助的、生成的本性。按照我的看法，它使系統實在論與系統辯證法完全本體論化了！由于任何粒子都可以充當基礎粒子，用以構成其他粒子，因此說穿了沒有任何一種粒子是真正的“基本粒子”，這就是所謂“基本粒子并不基本”。從根本上說，自然界不可能還原到任何一種或幾種終極的實體。說一個質子可以由中子和π介子所構成，或者說它是由Λ超子和K介子所構成，或者說它是由兩個核子和一個反核子所構成，甚至說是由場的連續質所構成。所有這一切可能性是同樣真實地存在的。應當說，所有這些陳述都同樣地正確又同樣地不完善。因為真實世界等于所有這些潛在的“可能世界”互相疊加的總和。借用日本物理學家武谷三男的話來說：“作為終極要素的實體——基本粒子本身也是相互流動地相互轉化的。這件革了以前的物質觀，顯示了辯證邏輯的正確性。”（〔5〕，第28頁）
我們的進一步的問題是：作為自然本體的物理實在究竟是否可以歸結為互相孤立的實體？還是從本質上說只能是依賴系統場境的整體全息相關的存在？在對著名的EPR假想[3]的實驗檢驗中所表現出來的量子關聯（即遠距粒子之間的整體相關性）很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正如美國科學哲學家西莫尼(A.Shimony)所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實驗結果正在開始闡明哲學問題的非凡時代”。而今最新實驗結果表明，兩個相隔幾米且又沒有彼此傳遞信息機制的實體可能被相互糾結在一起，即它們的行為可以有極顯著的相關性，以致對其中一個實體進行測量將瞬時地影響到另一個實體的測量結果。這個新奇的實驗結果斷然否定了愛因斯坦等人(EPR)的預設（即“空間上遠隔的客體的實在狀態必定是彼此獨立的”），卻符合量子力學的系統整體觀。正如玻爾所注意到的，量子現象是作為整體而存在的，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內在關聯是不可消解的。量子現象的整體性不允許人們對它作機械的切割并把這種切割物認作它自身。因此我們有理由說，量子力學的整體實在觀是與系統整體觀相通的，量子辯證法與系統辯證法相互滲透，量子革命與系統科學革命相互支持。因此，作為科學革命的結晶，新自然哲學主張，物理實在的部分性質取決于整體，取決于系統的內在關聯，從根本上說，自然本體是整體全息相關的存在。
2.決定論與非決定論疑難，偶然性的本體論地位問題。
從前認為不容置疑的機械論自然哲學的“嚴格決定論”預設，如今在新的原子科學中也已經失效。人們向來認為，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有一個不可動搖的支柱：這就是嚴格決定論。對自然科學的這種見解，最典型地表現在拉普拉斯杜撰的那個精靈故事中，據說這個精靈（超智慧者）知道世界現況的一切決定因素，因而能夠無歧義地得出世界在過去或未來的其他一切狀態。這個被后人稱作“拉普拉斯妖”的理想實驗正是嚴格決定論的化身。可是，現在在微觀領域里發現了與這種嚴格決定論原則相違背的種種反常事實。簡略地說，熱學與分子物理學的研究表明，氣體分子運動是包含不確定性的自然進程，由于初始條件捉摸不定，單個分子的運動狀態成為純粹的偶然事件。分子運動論乃至統計力學的建立表明，概率統計定律也是自然描述不可缺少的一種基本形式。
強調概率統計定律重要性的科學思想反映到自然哲學中去，就成為“統計決定論”。其要旨可概括如下：對于一些包含不確定性的自然過程，雖然嚴格決定論不能直接應用，但若應用統計方法研究大量單個偶然事件的平均行為，卻可以找出明顯的統計規律性。換句話說，這些自然過程在統計平均意義上仍是決定論性的。這是決定論的弱化形式之一。
統計決定論的科學基礎在于經典統計力學。統計力學的基本出發點則在于，認為盡管大量分子的集團行為滿足統計規律，但從底層基礎而言，單個分子（單個過程）仍遵守牛頓定律，滿足嚴格決定論。這樣，統計決定論并不把不確定性歸因于基礎規律的不同，而是把它歸因于初始條件的難以捉摸（即人類知識的不完備性）。因此，統計決定論只是嚴格決定論的補充形式。
然而，將概率統計觀點真正貫徹到底，最終導致量子物理學的興起，而測不準關系的發現則使嚴格決定論淪為無意義的空想。
在現代科學家中第一個對“非完全決定論”（即under-determinism，這個詞的不恰當的替代詞是indeterminism，即非決定論）有十分清醒認識的是哥廷根學派的馬克斯·玻恩。他在名著《關于因果和機遇的自然哲學》中對非完全決定論作了比其他量子物理學家（如玻爾、海森伯等）更為系統和透徹的分析。通過對玻恩文本的適當解釋、調整與轉譯，我們可以提煉出對當代自然哲學極有價值的內容和決定論／非決定論問題的辯證解。〔7〕
非完全決定論的最主要或最有特色的一種表現形式，是與量子力學相應的概率決定論。其要點如下：(1)單個（量子）過程內在地是幾率性的、非決定性質的；(2)“自然界同時受到因果律和機遇律的某種混合方式的支配。”（〔8〕，第9頁）(3)機遇律是自然律的終極形式，偶然性有規則，“它們是用數學上的概率論表述出來的。”（〔8〕，第7頁）
關于自然界究竟是由必然性還是偶然性所支配的，是決定論性還是非決定論性的那個爭論，波普有一個著名的比喻：“云和鐘”。“云”就是天上的云，代表極端不確定性，它非常不規則、毫無秩序又有點難以預測；“鐘”就是家家都有的時鐘，代表高度的確定性，它非常有規則、有秩序又是高度可預測的。這是兩個不同的極端，一端變化莫測，另一端高度精確。一般的自然事物往往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波普用“所有的云都是鐘”（當然也可以說“所有自然事物都是鐘”）表示決定論，用“所有的鐘都是云”（當然也可以說“所有自然事物都是云”）表示非決定論。波普終于認識到，人類理性需要的是“處于完全的偶然性和完全的決定論之間的某種中間物，即處于完全的云和完善的鐘之間的某種中間物。”（〔6〕，第239—240頁）這種完全的偶然論（非決定論）和完全的決定論的中間物，我們可以恰當地稱作“非完全決定論”，它意味著對偶然性與必然性、因果與機遇的某種辯證綜合，這就是當代自然哲學對這一爭論所作的正確解。以上我們是借用M.玻恩與波普的話，經校正、轉譯納入自己的概念框架，并用以闡發自己的“非完全決定論”觀點。〔7〕
現代生物學和生物微觀控制論也為非完全決定論提供新的佐證。莫諾在其名著《偶然性與必然性（略論現代生物學的自然哲學）》中，從分子生物學的材料出發，有力地抨擊了嚴格決定論，并為恢復偶然性在自然哲學中的本體論地位付出極大的努力。莫諾是這樣說的：
當偶然事件——因為它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本質上是無法預測的——一旦摻入了DNA的結構之中，就會被機械而忠實地進行復制和轉錄，……從純粹偶然性的范圍中被延伸出來以后，偶然性事件也就進入了必然性的范圍，進入了相互排斥、不可調和的確定性的范圍了。因為自然選擇就是在宏觀水平上、在生物體的水平上起作用的。自然選擇能夠獨自從一個噪聲源泉中譜寫出生物界的全部樂曲。（著重號為引者所加）（〔9〕，第88頁）
莫諾這段話應當看作關于生物自然界的非完全決定論，關于極小幾率的偶然事件向極嚴格規律轉化過程的生動說明。特別是最后那句話是說明生物界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方式的絕妙比喻。當然，由于莫諾有時十分不恰當地將嚴格決定論與辯證唯物論混為一談，應當注意他的言論本身具有兩重性。（〔10〕，第324頁）
非完全決定論的內容還由于系統科學的興起而得到了進一步豐富和加強。有人因之稱作系統決定論。其要旨可概括如下：
一般的自然界的復雜系統（在自然哲學中姑且撇開社會系統），不能由它的構成要素和子系統通過簡單相加和線性因果鏈無歧義地決定其整體功能和行為。但系統的存在與演化仍有相當確定的規律可循，機遇與因果共同決定著系統的存在和發展，因而系統在整體上仍有決定性。
具體地說，系統演化的主要機理就在于機遇性漲落、反饋和非線性作用。人們常喜歡將借助于系統科學特有的資料所認識的辯證法，稱作“系統辯證法”。系統科學從自己的角度闡明了因果與機遇、決定性與隨機性的辯證法：自組織系統作為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以偶然的隨機的漲落為誘導，通過正反饋和非線性放大，某一漲落在矛盾競爭之中取得支配地位，成為序參量，于是使系統的演化納入必然的軌道，建立時空、功能上的新的有序狀態。系統辯證法與矛盾辯證法在自組織動力學機制的解釋上是高度一致的：當自組織系統處于不穩定點時，系統內部矛盾全面展開并有所激化，與各種子系統及其要素的局部耦合關系和運動特性相聯系的模式和參量都異常活躍，各種參量的漲落此起彼伏，它們都蘊含著一定的結構與組織的胚芽，為了建立自己的獨立模式并爭奪對全局的支配權，它們之間進行激烈的競爭與對抗，時而“又聯合又斗爭”，最后才選拔出作為主導模式的序參量。非完全決定論在協同學的描述系統演化的數學方程中也得到反映。如郎之萬方程（描述布朗運動的）和福克-普朗克方程中，概率論描述與因果性描述共處于一體，隨機作用項與決定論作用項被綜合在一起，偶然性與必然性因子被綜合在一起。從自然哲學看，它們體現了機遇律與因果律的辯證綜合。
3.物理事件與觀察的關系、主體-客體相互作用問題。
從前認為不容置疑的“客觀事件與任何觀測無關”的自然哲學信條，如今在新的原子科學中同樣也正在失效。正如海森伯所指出，經典物理學的真正核心，也就是物理事件在時間、空間上的客觀進程與任何觀測無關的信念，由于許多量子實驗的發現而受到沖擊。而現代物理學的真正力量就存在于自然界為我們提供的那些新的思想方法之中。因此，再指望用新實驗去發現與觀測無關的“純客觀事件”或不依賴于觀察者和相關參照系的“絕對時間”，就無異于指望極地探險家在南極圈尚未勘查過的地方會發現“世界盡頭”，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4〕，第4頁和第9頁）對原子、電子那樣的客體的任何一次射線照射或觀測都足以破壞其初始狀態，而且由于或然性和不可逆性，這種狀態不可恢復。
玻爾為量子力學所作的“互補性詮釋”中一個最基本的思想是：觀察者（主體）與被觀察者（客體）之間的嚴格劃界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實際過程中兩者處在緊密相連的相互作用之中。無論是純粹的“主體”即可以）“無干擾”地進行觀察的觀察者）或是純粹的“客體”（可以絕對隔絕外界作用而界定被觀察系統的孤立狀態）概念都只是經典物理學所作的理想化，而這兩種理想化既是相互補充又是相互排斥的。〔11〕這就是玻爾著名的“我們既是觀眾（觀察者），又是演員（被觀察者）”辯證論斷的真實含義。
實際上，從當代自然哲學的眼光看，這是很自然的：人（觀察者）本來就是自然（被觀察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只能用一種內在化的眼光來看待自然，而不可能象上帝那樣用完全超脫的外在化眼光看自然，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正如羅森菲爾德所指出，所謂“觀察者介入原子事件進程”的局勢，容易產生科學事實的客觀性被敗壞的假象，因此我們必須與機械論和不可救藥的唯心主義劃清界線。羅森菲爾德本人正是以辯證法為武器在與機械論和唯心主義劃界的過程中闡明了觀察者與物理事件的辯證關系的客觀性質。（〔12〕，第140頁）海森伯說得很分明：“量子論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觀特征，它并不引進物理學家的精神作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3〕，第22頁）可見，“客體行為與觀測有關”原則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拋棄客觀實在而接受主觀主義。
4.系統整體實在觀問題。在闡述以上各個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實際上已經闡明了整體實在觀的基本觀點：“整體不同于各部分機械相加的總和”。自然本體是依賴于系統場境的存在、處在相對相關中的存在，是整體全息相關的實在。正如D.玻姆所指出的，按照量子概念，世界是作為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存在的，其中即使是每個部分內在的性質（波或粒子）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場境。其實，人本身就是自然的產物，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只能作為參與者并在相互作用過程中用內在化的觀點來理解自然本體。只是在系統及其諸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忽視的情況下，還原主義才是近似地有效的。
5.自然本體目的性的（自組織解釋）問題。簡單地說，當代自然哲學的目的論觀是亞里士多德內在目的論的復活和發展，是現代系統科學目的論觀的升華。宇宙象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自然系統（包括生命系統和非生命自組織系統）的結構、功能和演化過程的合目的性可以通過自然本身的自組織機制的作用得到合理解釋。〔1〕
例如，自然選擇的實質問題是由生物哲學所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按照生物控制論的初步解答，關于生物進化的自然選擇機制實質上就是一種以偶然的突變為素材，通過反饋調節的最優化控制機制。艾根的超循環理論則進一步明確，在大分子的自組織階段，在生化反應的超循環中選擇價值高的突變不斷通過過濾和正反饋放大，形成功能性的組織，強化、優化并向更高水平進化。這里，一方面自然選擇表現為自然本身的純物質性的有規則的相互作用過程，但它不同于牛頓的機械因果性模式，因為其中突變與選擇機制、機遇與因果是辯證地聯合起作用的；另一方面，盡管它排除了自然神力的干預，卻仍然是合目的性的過程，因為它有自引導的、自動調節的功能（使物種或分子擬種適應環境）。這樣，按系統辯證法重新解釋過的合理的目的論又能與神學劃清界線。
三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20世紀早期的相對論量子論革命向統治思想界長達二三百年之久的機械論自然哲學，提出了全面的詰難和挑戰，并給予毀滅性的打擊。當代自然哲學正是在克服舊自然哲學的危機，在回答新興自然科學所提出的詰難和挑戰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20世紀中葉以來以系統科學群為代表的新興科學的迅速發展，豐富了當代自然哲學的內涵，加速了人類自然圖景革新的步伐。
總起來說，當代自然哲學的核心觀點，可以簡要地重新概括如下：
1.自然本體是依賴于系統場境的、在關系中生成的、流動的實在，作為孤立實體的終極實在根本不存在，“潛在”是物理實在的一種新形式；2.自然系統遵循非完全決定論（即決定論與非決定論的中間物），它是由因果與機遇聯合統治的，此兩者互斥又互補。偶然性的本體論地位是：它是自然本體本質中的一個規定、一個方面和一個要素。偶然性存在精細的非線性作用機制（由混沌革命所發現！）。3.物理事件與觀測有關，人作為自然系統的一分子只能用參與者的身分和內在化的觀點來觀察自然，絕對的主客二分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4.系統整體觀在總體上比還原主義更為合理，不過為了進行精細的研究，有節制的還原主義仍是必不可少的和有啟發力的，兩者其實是互斥又互補的。5.自然系統的合目的性可以按自組織觀點得到最合理的解釋，目的論與機械論也是互斥又互補的。
最后，我們所要強調的是偶然性的恰當的本體論地位問題。迄今仍有不少讀者受過時的哲學教科書的影響，把偶然性當作一種外在的、主觀的、局部的、非本質的和不穩定的或暫時的東西。其實這種看法有違辯證法的本意，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它屬于機械論的范疇。通過對量子辯證法與系統辯證法的研究，我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機遇或偶然性在本體論中恰恰是一種內在的、固有的、普遍的、本質的和永久性的成分。借用列寧論“假象”的話來說，偶然性是“本質的一個規定、一個方面和一個環節”，是“本質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現”。機遇與偶然性是客觀的并且具有自己的非常獨特的規律。在新自然哲學中，我們不能再滿足于把偶然性看作必然性的“補充形式”的外在化理解，而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機遇與因果相互聯結、相互滲透，辯證地融為一體。在非完全決定論中，偶然性恢復了它本來應有的本體論地位，機遇與因果，偶然性與必然性以幾率或統計性乃至“混沌吸引子”為中介辯證地聯結在一起。在相空間中混沌吸引子的精巧的無窮嵌套的自相似結構，精確而形象地展示出系統演化過程中機遇與因果如何聯合起作用的深層非線性機制，進一步豐富了對自然本體辯證內涵的認識。
應當說，這是量子辯證法與系統辯證法對矛盾辯證法的一項貢獻，它們本應是相得益彰的。
參考文獻
〔1〕桂起權：《目的論自然哲學之復活》，載“自然辯證法研究”1995(7)，并收入吳國盛主編《自然哲學》一書，中國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3〕海森伯：《物理學與哲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4〕海森伯：《嚴密自然科學基礎近年來的變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
〔5〕《武谷三男物理學方法論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
〔6〕波普：《客觀知識》，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7〕桂起權：《非完全決定論：因果與機遇的辯證綜合》，載“科學技術與辯證法”1991(2)。
〔8〕玻恩：《關于因果和機遇的自然哲學》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9〕莫諾：《偶然性與必然性（略論現代生物學的自然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0〕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1〕桂來權《析量子力學中的辯證法思想—玻爾互補性構架之真諦》，載“哲學研究”1994(10)。
〔12〕羅森菲爾德：《量子革命》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注釋：
[1]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梁實秋在《遠東英漢大辭典》中，將控制論(cybernetics)譯作神經機械學。
第4篇：物理機械論文范文
在質量作用定律創立的發展史中,有3次比較重大的時間:一是貝托雷提出質量作用的思想;而是威廉米得出的第一個物質濃度與反應速率有關系的書決表示式;三是古得貝格比較完整地敘述質量作用定律。現對該定律創立過程的近180年的歷史進行簡單回顧。
1、從日夫魯瓦到貝托雷
化學作用的本質是化學領域中最古老又最有吸引力的課題。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可勤(Empedokles,公元前約490~430)認為物質之所以能夠發生化學變化,只不過是由于"愛"和"憎"的2種力的作用,即元素在愛的作用下結合,在憎的影響下分離;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約466-377)用親疏關系結實化學作用。公元13世紀,德國煉金家馬格努斯(A ibertus Magnus,1193~1282)提出親合力概念,其原意也是姻親關系,認為一切化學結合都看做是因有關物質的"親合性"所致。早期化學家們接受了這種觀點,把導致化學反應得以發生的力稱為化學"親合力"(addinity或chemical affinity)。
在18世紀初,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牛頓(Sir Isaac Newton,1642~1727)在他的拉丁語版《光學》(Optics)(1705)的疑問31中,就從力學的角度發展了物質構造的微粒說,提出了他對化學親合力的見解。他提出:"我們已知物體間能通過重力、磁力和電力的吸引而相互發生作用,那么在不同物質的微粒間,當距離很小時(即相接觸時),則還會有另一種吸引力使2中微粒以加速地相互發生沖擊。"他把各種化學物理現象,都歸結于這種使物體趨近的力。牛頓對化學親合力的這種形而上學的機械論觀點,使他在化學研究上沒什有取得什么成就。
英國化學家、物理學家波義耳(Robert boyle,1627~1691)曾不滿于"……酸和…堿之間假想的敵視",并表明,鹽是由一種酸和一種堿相化而生成的,一種酸或堿能取代一種鹽中的另一種酸或堿。他認為:"相異兩元素之微粒相互吸引,則生成第三物質,即成為化合物。倘若此化合物中兩元素成分之相互親合力小于其中一成分與第四物質之親合力,則此化合物即分解,而生成第五種物質。"波義耳試圖力學原理說明化學親合力的性質,又用這種親合力大小解釋各種微粒的分解和結合。因此,化學工作者都認為反應物間存在著親合力,且出現了多種親合力表。
最早的這類表中,有日夫魯瓦(Etienne Francois Geoffroy,1672~1731。法國化學家)制定的一種。他在1718年試圖表明一種堿對各種酸或一種酸對各種堿的親合性的次序。他從這樣的假設出發:如果一種鹽中置換它,即物質間的反應能力可以進行比較。因此,日夫魯瓦指定了一些類似物質的表,它們按照在同表首所列物質相化合時,彼此置換的能力排列。然而,在此之后不久人們便發現,一種物質對另一種物質的親合性不是不變的。尤其是法國藥學家、波美(Antonine Baume,1728~1804)
在1773年表明,這些親合性是變化的,視溶液中反應是在常溫("溫法")下還是這些物質一起加熱到較高溫度("干溫")進行而定的。因此,需要對這2種"法"即反應條件下制定不同的表。
在日夫魯瓦以后,更應注目的是在1775年,瑞典化學家貝格曼(Torben Olof Bergman,1735~1784)的著作《選擇性引力研究》(Disquistio de Arractionbus Electivis)中提出的"有擇親合性"概念。根據貝格曼的提法,化學反應知識根據反應物的性質,通過其所決定的有擇親合力的大小而發生的,而這個有擇親合力的大小應由置換反映來決定。他在1775年~1783年間編制了這種親合性表。貝格曼花了艱巨勞動研究了范圍廣泛的物質,編撰了2張親合性表,每張表包括59種不同的物質,正式結果發表于貝格曼的《物理化學簡論》(O puscula Physica et Chimica)中。可惜,貝格曼沒有認識到且非常重要的是:要考慮一切參加化學過程的物理條件,而他傾向于把親合性看做是不變的,很少受熱以及外界條件的影響。他寫到:"在這篇論文學位論著中,我將致力于按照吸引的強度確定其次序;但是,每個吸引力的比較精確的量度(它可以表達為數字,并將表明整個這學說),則還知識迫切追求的東西。"他按照下述原則得出其結果:"設A是一種物質,其他異質物質a、b、c等等都對它有吸引力;再設同c相化合而飽和(satuation)的A(我稱這化合物為A c),在添加了b之后,便傾向于同b化合而排除c,于是可以說A對b的吸引強于c,或者說,A對b有較強的有擇吸引;最后,設Ab的化合在加入a時破裂,設b被拒斥,a被選來取代b,則將可因出結論:a在吸引本領上超過b,這樣,我們便有按效驗排列的系列a、b、c我在這里稱做吸引的東西,其他人命名其為親合性,我以后將不加區別地使用這2個術語,雖然后者比較帶隱喻性,從哲學上看不怎么合適。"貝格曼將親合力看作是吸引力,是物體化合的原因,也是物體發生化學變化的原因。但貝格曼的有擇親合力概念,對于整理當時化學反應有關的知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777年,即貝格曼提出有擇親合力概念的第二年,德國化學家、冶金家溫策爾(Karl Friedrich Wenzel,1740~1793)對金屬溶于酸中的溶解速率進行了研究,并根據這些研究估計這是化學親合力的作用;同時,他還發現了金屬的溶解速度率除了酸的種類之外,還受到酸的用量的影響,即他在《物質間親合勢的學說》(Lehre von der Verwandschafrt der Korper)中提出,化學反應的變化率與酸的"有效質量"(濃度)成正比。這是對質量作用的早期認識。
不管怎樣,首先明確指出"質量效應"的還是法國著名化學家貝托雷(Claude Louis Berthoolet,1748~1822)。他在1798年隨拿破倫遠征埃及,發現當地鹽湖沿岸有碳酸鈉,便設想了這是湖水(主要成分是氯化鈉)與巖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鈣)作用的產物。由此猜測到,當產物過量時,化學變化會逆向進行。貝托雷用這種觀點重新研究了化學變化。第二年他在開羅由一些遠征者建立的開羅學院的學術會議上宣讀了題為"親合力定律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ois de L’affinit)一文,該文于1802年出版。文中提出:化學反應不但要看親合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應中各個物質及其產物的性質,尤其是發揮性及溶解度。這篇論文中的思想在他1803年出版的兩卷本著作《化學靜力學》(Essai de Statique Chimique)中得到進一步推廣。他認為增加濃度使反應繼續進行;反應通常是不完全的,而是建立起平衡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反應產物也有變回原來物質的趨勢:"親合力并非是化合物中置換出某物質的獨一無二的力量,但在化合和分解時,它有某種程度的決定性……一個物質被另外兩個物質以相反力量作用,就被它們劃分開來,分配的比例不僅以來于親合力的固有強度,而且還以來于現存的作用物體的量,所以,為了產生相等的飽和度,分量可以補充親合力之不足。"貝托雷比較全面地認識到化學反應中的"質量效應":首先,他發現化學反應可以達到平衡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存在著產物變回反應物的趨勢;其次,他看到不僅是反應物,而且產物的質量(濃度)也會對反應發生影響,產物量可使反應向相反方向進行;最后他指出了物質的發揮性和溶解度等影響物質濃度的性質對反應的影響。這就比較系統地提出了質量作用定律的思想。
第5篇：物理機械論文范文
【關 鍵 詞】系統辯證法/系統主義/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
【 正 文 】
辯證法是近兩個世紀以來的重要哲學思潮，它可以劃分為經典辯證法和現代辯證法兩種形態。前者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由黑格爾建立的，馬克思將它倒立過來，它的核心是對立統一或辯證否定，所以稱為矛盾辯證法。而后者產生于20世紀末，因系統科學的發展而發展起來，它的核心是系統或系統層次的自組織，所以叫做系統辯證法，它是辯證法的一種現代形態。
1 系統觀是當代科學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的核心
系統或系統的觀念怎樣能夠成為一種新世界觀的核心呢？它怎能成為辯證法的核心？這不是與傳統的觀念大相徑庭嗎？這就是我國大多數辯證法學者不能接受系統辯證法而向我們提出的問題。其實系統觀念成為當代科學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的核心是20世紀的和走向21世紀的科學思潮的必然結果和必然趨勢。
1.1 從本體論思潮來看，在本世紀以前，盡管存在著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但整個科學思潮從根本上說都是從屬于機械論的。自然界被看作是一部大機器，它的最基本的單元是絕對不變的原子或其他基本粒子，它們的基本性質是彼此獨立的，只有外部的相互作用和運動，宏觀世界的一切變化都由這種不變粒子之間的量的關系來加以說明。恩格斯說的19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可以支持和確證(confirm)馬克思的辯證法，卻沒有從根本上推翻機械論的自然觀，只是使整個變化著的自然界負荷在絕對不變的原子實體之上變得十分不協調。只有本世紀初由于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沖擊，原子機械觀才徹底崩潰了。世界圖景突然發生變化。于是科學家和哲學家們紛紛提出機體觀點、整體觀念和系統思想作為一個新的世界觀的基礎。哲學家懷特海提出了機體論代替原子論作為宇宙的基本實在。生物學家摩根提出了突現層次進化論來解釋整個宇宙的演化。完形心理學家完全用一種整體觀念來探討心理過程。管理學家C·U·巴納德更將企業看作是一種協作系統組織來研究管理。特別是物理學中的量子場論則通過“場”將所有物理實體聯系成一個大系統。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系統科學的興起，進一步將各個領域的系統思想整合成一般系統論和系統哲學，認識到各門科學的異質同構性，于是構造出一般物質客體共同特征的系統模型。70年代80年代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非線性物理和混沌理論則進一步推進了一般系統的自組織演化理論。于是系統、系統的層次結構、系統的自組織演化就成為20世紀和走向21世紀的新世界觀的核心概念。
1.2 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思潮來看，古代的方法論是整體直觀和整體思辨的，它不能深入了解世界，于是，近現代科學采取分析還原方法探索自然，取得偉大的成功。沒有分析還原方法就沒有現代科學，也沒有現代工業社會。但是從本世紀下半葉起，科學越來越需要研究復雜事物。例如宇宙的演化、生態系統、全球性的問題等等，單憑分析還原方法不能完整地解決這些問題，于是方法論發展到第三階段，在分析還原方法基礎上建立系統方法，它雖然并不承認需要將整體分解為它的部分來了解事物，但它卻著重注意研究事物所處的那個更大的整體，研究它在這個更大整體中的地位與功能，因為正是這個更大的整體改變了作為它的部分的事物的性質與行為，于是單從外面向里看(Outside-in thinking)的分析方法不能完全看清楚一個事物，必須還有一種從里面向外看(Inside-out thinking)的擴展方法與它相結合成為系統的方法、系統的思維和系統的認識論才能成為當代的新思維方式。于是系統不但是新世界觀的核心，而且是新思維方式的關鍵概念。
1.3 從價值論和倫理思潮看，人類的倫理觀念的發展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古代，著重用“仁愛”的觀念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歐洲的基督教倫理以及中國的儒家倫理就是這種倫理的代表。沒有這種倫理，文明時代與禮義之邦不會到來。第二階段即近現代，著重用民主、自由、人權與 集體主義理念來調整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否則專利時代不會過去。現在走向21世紀倫理觀念發展到第三階段，將仁愛觀點和權利觀念推廣到自然界，有限度承認自然系統、生物系統和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有限度承認動物的權利，以調整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解決生態倫理問題，并由此而反觀人類，使系統價值論與系統倫理學也因此而成為當代價值哲學的核心。可見，當代科學的發展的確如恩格斯所預料的“復歸到辯證法”，但并不是復歸到以矛盾論為核心的辯證法，而是以系統論為核心的形式復歸到辯證法。這就是說，出現了一種新的辯證法：系統辯證法。
2 系統辯證法是辯證法的一種新形態
列寧不是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嗎？怎么可能有不以對立統一、一分為二為核心的辯證法呢，這不是用系統論代替辯證法又是什么呢？這不是用一種新的形而上學來冒充辯證法又是什么呢？有時，人們這樣來質問我們。其實，辯證法這個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列寧說的辯證法（或辯證法的實質）就是對立統一學說，這是狹義的辯證法的概念。廣義的辯證法概念就是恩格斯所說的“辯證法不過是關于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辯證法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這就是說一個陳述，只要能闡明世界的普遍聯系和運動發展的某種一般特征和一般規律性，那它就是辯證法的；一個理論體系只要能系統地、前后一貫地闡明這種聯系和發展的普遍機制和一般形式，那它就是一種辯證法的理論體系。我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系統辯證法哲學這個概念的，因為我們深信，系統的普遍規律就是存在的普遍規律。大約在80年代初，美國系統哲學家拉茲洛訪問匈牙利，問了匈牙利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一個問題：“什么是辯證法？”結果得到的回答是：“我也搞不清，如果你搞清楚了，請你告訴我。”這個故事是1988年拉茲洛訪問廣州時說的。后來我區分了廣義辯證法和狹義辯證法，在1997年深圳舉行的國際系統科學會議上，我又遇到了拉茲洛教授，告訴他我的思考以及我們為什么稱我們的系統哲學理論為系統辯證哲學。拉茲洛只給了我一個回答：“系統辯證法，很好！”最近傅德本先生和吳元梁先生主張普遍聯系與發展本身是經典辯證法和系統辯證法之間的“聯系環節和中介”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二者共同的研究對象都是世界的普遍聯系和發展，它們是解釋世界的聯系與發展的兩個不同的理論模型。同一研究對象有多種理論相互競爭著，這是人類認識的正常現象。只有一種唯一正確的東西存在才是十分出奇的事情。
系統辯證法怎樣揭示出世界的普遍聯系和運動發展的最一般特征和最普遍的規律？如果將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系統的組成部分，則關于系統的普遍規律，就是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普遍規律。那么什么是系統？按照工程控制論和美國貝爾電話公司創始人S·貝爾的定義，“系統就是具有動態學聯系的元素的內在統一體”(A system is any cohesive collcction of items that are dynamically related)，這個定義比貝塔郎菲講得更清楚更具體。然則系統有哪些最一般的性質和最普遍的規律？根據國內外大多數系統科學家和系統哲學家公認的，這一般特征（或規律）至少有下列五個。
2.1 系統的整體性和整體突現規律
所謂整體突現性質指的是整體出現了它的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或對于它的部分來說無意義的性質。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系統元素之間的內聚的關系如此緊密，以致于形成元素間的特定的型構(conformation)和結構(structure)，它對組成元素施加一種約束，改變了這些組元的性質與功能，使它們整體地組織與協調起來，于是便突現出了組元集合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質，形成系統的個體性特征，需要用一種與描述組成部分不同的語言和概念來進行描述。例如生命有機體出現了其組元即化學大分子所不具有的新陳代謝、自我更新、自我復制的性質，需要用不同于物理化學語言的生物學或遺傳學的語言（例如“遺傳密碼”、“突變”等）來加以描述。系統突現規律以及與此相關聯的系統結構決定功能或結構質變的規律，對于宇宙何以有質的多樣性以及一種質轉變為另一種質的現象，其解釋力決不亞于經典辯證法的從量變到質變的規律。
2.2 系統的等級層次性和層次關系與層次演化規律
系統既然由于其結構對元素的約束而產生突現性質，從而構成了這個系統的個體或實體。而這些系統個體之間，依同樣的邏輯，相互聯系，組成結構，出現高層次的突現性質，如此類推，系統形成了多層次的復雜系統。系統哲學家們證明，在宇宙的演化過程中形成多層次系統比形成單層次系統的概率大得多，自然選擇、自然淘汰的機制使宇宙具有層次結構，發展就是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由簡單層次向復雜層次的發展，不同層次有不同的實體、不同突現性質、不同支配規律和不同的語言描述，單層次的本體論和認識論 都是不可能的。還原論必須由突現論和擴展論來加以補充。系統的層次關系規律和層次演化規律，解釋了宇宙為什么有以及怎樣實現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的前進上升運動，比起否定之否定規律的解釋更有科學性和更有說服力。其實“肯定”、“否定”這些概念用來描述思維運動或精神運動是合適的。假設自然界任何一個事件都有“肯定”與“否定”，從現代邏輯觀點看，就是犯了混淆范疇類型的錯誤，與說“曹操是個質數”所犯的邏輯語法錯誤相同。而經典辯證法哲學家們對黑格爾討論絕對精神運動的“肯定”、“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等概念的重新定義，均不成功。
2.3 系統的適應性自穩定的性質與規律
一般說來，系統不是與環境無關的。如果它與周圍環境不斷發生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則它就是一個開放系統。開放系統具有這樣的特征，它在與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中通過自我調節即自動控制、自我維持，能保持自己在環境中的穩定性和亞穩定性，這叫做系統的適應性自穩定。系統的適應性自穩定性規律指明，系統的基本的變量和狀態有一個具有上限或下限的閾值，當外部環境的干擾和內部隨機的變化不超過這個閾值時，系統整體總是能夠組織自己的“流”來緩和和抵消這種干擾，使其恢復其恒穩狀態而與環境相適應。這是任何事物、任何系統都具有的負反饋機制。系統的適應性自穩定規律，包含了并大大發展了經典辯證法中“度量關系的關節線”的概念。
2.4 系統的適應性自組織的性質與規律
當外部環境和內部因素的干擾和變化超過上述所說的穩定域時，系統會走向瓦解，但系統在一定條件下，特別是在遠離平衡態和輸入負熵的條件下，系統能夠通過分叉和突變，通過系統元素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系統元素之間能自動、自發協同動作，重新組織自己的實體、過程和力，形成新的有序結構，形成描述新的整體特征的序參量，從舊的穩態進展到更能對抗環境的干擾和適應內部變化的新的穩態，由此而決定系統在自然選擇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向著更加有序和更多層次的方向演化發展。系統自組織的規律給出了這種演化發展的條件、特征與機制的分析，這是經典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的泛泛而論所不能加以說明的。于是系統的自組織規律便代替了對立統一規律而成為系統辯證法的核心。
2.5 差異協同律
烏杰教授在他1998年發表于《實踐》雜志第20期、21期的論文《系統辯證論》中，將系統的自組織機制從自組織的條件與特征中抽離出來作為基本的系統思想和基本系統規律。它說明，系統的所有元素之間（不僅是對立的元素之間，不僅是“成雙”、“成對”的元素之間）的非線性協同作用（不僅是一般的又統一又斗爭的作用）是系統存在與發展的機制或“動力”。這里說的差異協同性包括了競爭協同與非競爭協同、對立協同與非對立協同、二元協同與非二元的多元協同。我猜測烏杰教授的這個概念還想要說明在系統的形成、存在和發展中，協同的作用比之競爭更有根本的和決定性的意義。可見差異協同和系統自組織規律包含了并大大發展了系統辯證法的一分為二的對立統一規律，把這個帶有一陰一陽、一正一反的古代思維色彩的規律推向一個現代形態的表述，而“一分為二”或對立統一不過是差異協同或“合多為一”、“一分為多”的簡化模式。
系統辯證法是關于實在與過程、存在與演化的普遍規律的現代學說。整體突現律和等級層次律說明存在與演化的形式與方向，差異協同與系統自組織規律說明存在與演化的機制與“動力”（如果可以用動力這個詞的話）。而系統適應性自穩律說明從存在到演化的關節點。這樣看來，它怎能不是辯證法的一種新的形態呢？
3 系統主義的哲學理論體系
哲學有三個基本的領域，這就是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學說。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的統一，其實是本體論、認識論、邏輯三個獨立哲學學科的統一，即學科之間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滲透。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學說都應作為三個不同的基礎哲學學科來分別加以研究。這樣上面所說的系統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和方法，當運用到這三個基礎哲學學科時，就為我們開闊出新的視野和新的境界，由此可以建立起系統主義的哲學理論體系。
3.1 本體論哲學。任何本體論哲學基本上都應由兩個部分所組成：一個部分叫存在論，討論being；另一個部分叫生成論或過程論，討論becoming或process。由于引進了系統思想和系統辯證觀，在討論存在或實在問題時，我們再也不能將“實體”范疇看作是絕對不變的質料或純粹無差別的實體，實體不過指的是能獨立存在、自我支持而不需要別的載體來支持的自立體，不過是個別特殊的具體系統。我們自然應看到實體是基礎的東西，是完全意義的存在；屬性、關系與過程則是刻劃實體的第二位的、不完全意義的存在；在此建立我們的系統唯物論觀點。不過用系統的視野去看存在，“實體是關系與過程的載體”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關系與過程又決定了實 體的本質結構，相互作用乃實體運行的機制，我們完全可以說，“實體是關系的紐結，是過程的一個結構和過程的持續性的表現”。這樣，存在或終極實在就被看成是實體—關系—過程三位一體的東西，從而將實體實在論、過程實在論和關系實在論三個學派的學說統一整合起來。至于生成論或過程論，系統主義的本體論深入分析過程的機制，就將“相互作用”劃分為四種相互作用：因果決定性的相互作用，隨機性的非決定性的相互作用，體現在系統適應性自穩和適應性自組織的廣義目的性相互作用，以及將這三者統一起來的協同性相互作用。于是普利高津的結構—功能—漲落機理圖，就哲學地化為因果—隨機—目的協同作用機理圖。
3.2 在價值學說方面，本體論最后一個范疇“目的性”，就是價值論最初的一個范疇。由于自組織系統已經有了明顯的目的性，于是就有了價值的萌芽。“目的狀態”、“目的環”、“目的點”本身是系統內在價值之所在，而達到目的的手段（條件、事物、行為）就具有了系統的工具價值的意義。生命系統不但有目的，而且這目的發展為“自我”即“自己為了自己的存在”。生存與繁殖就是它的目的價值，而一切有助于維護自己物種的生存與繁殖的就具有工具的價值和效用。各種生命價值整合進生態系統中，就構成生態倫理的最高命令：“一切事物趨向于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優美的，它就是正當的、善的，反之就是不正當的和惡的”。在生態倫理基礎上分析人類的價值和價值觀問題，用系統辯證法分析人類各種價值差異、價值沖突和價值協調，可以建立一種系統主義的價值學說。在這基礎上分析人類倫理價值，可以看到人類倫理怎樣在社會系統自組織中形成，各種人類倫理系統的內部組成和結構是什么。現代的行為功利主義倫理學、準則功利主義倫理學、道義主義倫理學和境遇倫理學也就可以因此而在系統觀念基礎上整合起來，形成系統主義倫理學。
3.3 我們已經看到系統觀念引進認識論，帶來認識方法的革命，還原方法與擴展方法被統一起來了，認識的經驗層次、經驗規律層次和理論層次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用系統層次觀點加以論述；而系統自組織的動力學理論可以用來分析認識發展的動力學機制，幫助我們理解認識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認識的規范的變革以及認識的進步問題和哲學中最難解決的真理問題。這里我只想說，我們不但已經有了系統辯證法的一般觀點和方法，而且將它運用到本體論、價值論和認識論中去，可以建立一整套系統主義的哲學理論體系。這就是我對21世紀哲學發展的展望之一。
參考文獻
1 烏杰．系統辯證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烏杰，哈肯H，拉茲洛E.跨世紀洲際對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第6篇：物理機械論文范文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遺傳機制；變異機制；選擇機制
演化經濟學是相對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而不斷成長起來的一種非主流的或者說是異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隨著經濟學各種范式的沖突和較量，1981年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經濟學》，理查德·納爾遜(R，Nelson)和悉尼·溫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誕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國制度主義先驅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表著名的學術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演化科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演化經濟學”術語，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側面指出經濟學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傾化經濟學》雜志創刊，演化經濟學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學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經濟學的著述，大大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在對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個人主義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戰的過程中，被認為異端的演化經濟學的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分析框架日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國際經濟學改革運動的聲浪也日益唱響，21世紀的經濟學可能會從新古典經濟學轉向演化經濟學，從而進行革命性變革。
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而且將成為各種異端的綜合(賈根良語)。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論框架的形成及影響。
一、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演化經濟學是借鑒達爾文生物學的進化隱喻和拉馬克的遺傳變異學說，引進物理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社會系統形成、發展的動態演化和發展趨勢的學科。廣義來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而狹義上的演化經濟學指20世紀80年代之后經濟演化思想的現代形態，主要包括變異、選擇理論(以納爾遜和溫特為代表)、以非線性系統動力學為基礎的演化理論(包括混沌理論等)和演化博弈論。演化經濟學將技術變遷看作是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制度創新核心為研究對象，以動態的、演化的理念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演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某一變量或一組變量如何隨歷史而變化，如何在理論上理解所觀察的變化背后的動態過程。特別是，可以通過解釋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來理解某一變量或系統的當前狀態。這些變量或系統要經受某些隨機變異或擾動，但也存在著對變異進行系統性篩選的機制。
納爾遜總結了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兩個共同特征：(1)關注經濟的動態過程，不僅要看到均衡，更為重要的是，要說明均衡是如何達到的；(2)承認“路徑依賴”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假定，存在著強有力的慣性趨勢，使選擇過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存在著持續引入新變異的力量。
二、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超越
處于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借助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信奉決定論的哲學觀，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導致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從此出發，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這種最優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識的創造、企業家的作用、技術變遷和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等問題，將技術變遷視作與經濟學家無關的黑箱，使對技術變遷的源泉、性質和過程等關鍵性問題的討論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納爾遜、弗里曼、多西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既借用生物進化的隱喻，又借用現代宇宙理論、量子力學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對經濟系統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征與生物自然選擇過程類比，試圖對整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其基本的思路是：將技術變遷視作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研究對象，堅持從演化的、動態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的經濟學，那么，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經濟學，它可以被定義為對經濟系統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
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學范式的內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演化對均衡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是不對稱的，社會經濟過程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不可逆性極為類似，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隨時間的推移而創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認為，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的目前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的未來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過程與滯后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如果發生了變化，雖然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這是經濟社會系統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組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重視企業平衡狀態的研究，而輕視達到均衡的過程研究。演化經濟學假定企業的決策是連續的，每個企業決策時充分考慮未來的預期及其競爭對手的策略行為。“路徑依賴”說明鎖定效應和次優行為可以持久存在。歷史突出了經濟過程中具有路徑依賴、不確定性和時間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滿意對最優的超越
新古典經濟學在原子論和機械力學基礎上，在假定經濟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狀態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環境控制下的最優控制和最優路徑。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由于認識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預見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礎上的理性人假設脫離了社會現實。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拉馬克的遺傳基因理論為基本思想，強調經濟變遷的動態過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礎上，接受了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理論中的滿意假說，指出最優難以實現，均衡只是暫時的。經濟系統向著均衡靠攏，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達或漸近哪一種均衡依賴于進化的路徑。 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優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總之，經濟學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可見，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生和創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即“新奇”的創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經濟學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它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勢兩種途徑發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而選擇環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慣例是企業的組織記憶，執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造
轉貼于 變異原則強調種類和多樣性的作用，有時等同于已有特征的變化，即系統內“新奇”事物的創造。
在把演化作為重要特征的生物學、語言學或經濟學等學科中，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所觀察到的事物都必須被解釋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演化過程中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歷史性，另一個是變遷過程的無止境性。關于連續變遷端在何處這個問題，熊彼特曾經指出，經濟變遷可以被解釋為主要的“從經濟內部”產生的。“如果演化被定義為可觀察的系統歷時地自我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自我轉變呢?自由能的獲得是必要條件，一個充分條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堅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這就是新奇的創生，這在出現后，會通過系統或系統的某些組成部分進行擴散。在經濟學中，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有關這種新奇的消息可能會傳播，或者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某種新認識到行動可能性被接受，所產生的行動就被稱為創新”。
“新奇”創生機制所研究的問題是“新奇”為什么和怎樣被創造。就“新奇”為什么被創造而言，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但一種更系統和更完備的知識理論仍有待于創造。“新奇”創生是現有要素重新組合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人們怎樣和在什么地方搜尋新知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知道什么和他們從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術或制度等發展路徑都具有同樣被探索的機會，“新奇”的創生必定是路徑依賴的。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時，需要搜尋新的生產技術和慣例。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技術和慣例。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而且，創新改變原有的慣例，使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但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非創新者可以進行創新或模仿，后來者可逐漸趕上先進者，先進者會逐漸失去自己的優勢。
熊彼特曾對創新過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他把創新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的作用，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即“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類似于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納謝德·福布斯和戴維·韋爾德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功案例為例，指出了如果發展中國家注重學習，注重創新，努力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提升價值鏈，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追隨者，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實現其核心目標——價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為——由追隨者成為領先者。賈根良教授認為，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對于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才能實現自主創新并成為技術的領先者呢?通過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坦桑尼亞、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案例，并對不同環境和不同產業中多樣化的成功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盛昭瀚(2002)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了研究和探索，認為演化模型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徑依賴性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較好的分析工具，并認為這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微觀理論基礎，國家創新體系要協調好公有知識與私有知識的關系，要注重學習過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體的時間、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研究為演化經濟學變異和創新機制的運作，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佐證。
(三)選擇機制及演化路徑
選擇和評價機制是復雜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如何尋求和確定進化道路的機制。它包括系統的生存價值選擇、信息價值評價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這是進一步實現系統進化的動力學問題。
選擇機制研究變異或“新奇”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所以，變異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現。他通過“緣由累積進程”來解釋選擇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習俗、慣例的累積性發展是對傳統的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任何習俗、慣例與行為方式都受選擇機制的影響，而與變化了的環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則是檢驗其存活適應性的標準。按照個體群思考方法，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受群體成員選擇的影響。選擇過程將出現兩個方向： (1)創新被舊的慣例扼殺。 (2)在自增強作用的影響下，創新被采用并向外擴散。納爾遜認為，企業在面臨環境變化且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時，企業要進行選擇。選擇的環境包括外部環境(如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價格等市場環境)和內部環境(如創新引起的變化等)。
納爾遜和溫特強調慣例、搜尋、創新和選擇環境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經濟演化過程是一種慣例的學習過程。慣例是一種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是一種程序化的、說不出來的知識，且往往是自動進行的選擇，它控制、復制和模仿著經濟演化的路徑和范圍。達爾文的遺傳機制、“新奇”創生機制和選擇機制是演化經濟學類比和隱喻的基礎，為演化經濟學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第7篇：物理機械論文范文
李學萍：墨菲教授，據我所知，您在大學期間所學專業是歷史，后來改學文學，請您介紹一下這一轉變的緣由。
帕特里克?墨菲：實際上，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就讀時，一開始所學專業是英語。那時，文學批評理論主要局限在新批評和結構主義兩種批評方法上。這兩種批評方法都不能解決文本的主題問題，特別是政治主題問題，當時這對我來說是個問題。所以，我就改去學歷史，專攻東南亞與亞洲史，研究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以及民族解放斗爭。我的本科學位論文寫的是關于1962年發生在老撾的一場戰爭的新聞報道問題。1973年，我本科畢業。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我曾經兩次在歷史系研究生院報到，但都感覺自己對此類研究沒有足夠的興趣。
1981年，為了進行創造性寫作，我決定選修幾門英語系研究生的課程，后來拿下一個碩士學位。在我選的課程中，有一位教授講授的是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小說《達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對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詩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通過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學評論的方式將我感興趣的政治、歷史與文學結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實，我從未放棄歷史學或政治學的研究，而是將其融入到文學批評之中了。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歷史主義、解構主義、美國研究的興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這一方法也變得切實可行。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寫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溫德爾?貝利（Wendell Berry）詩歌中的場所與靈性問題。
李學萍：您從何時開始從事生態批評的？那時生態批評處于何種狀況？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的碩士論文可以算作生態批評實踐。不過，在1983年春天，我寫這篇論文的時候，生態批評這一術語尚未開始流行。我在這篇碩士論文的基礎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之后，在攻讀博士學位階段，我在“美國研究會議”提交的論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蓋亞意象進行了分析，后來這篇文章發表在《環境倫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還在其他期刊（如《美國西部文學》）上發表了關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說，我那時就開始從事生態批評實踐了，加上當時對蓋亞意象的女性主義分析，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開始成形。那時，也有一些學者在生態領域頗有建樹，如約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奧?馬克思（Leo Marx），但是他們一般不被當作批評運動的一部分。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那時則從事由賽克凡?波克維奇（Sacvan Bercovitch）發起的“新美國研究”。
在《美國西部自然寫作簡刊》創刊之前，對場所、環境以及自然感興趣的學者們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學協會”，但其研究焦點為非虛構文學作品。我從研究詩歌開始，總感覺該協會的研究范疇過于狹窄，受到諸多限制。等到我參加工作以后還是助理教授之時，我就曾提議創建一份關于文學與環境的期刊。這一想法我提了好幾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獲得支持。
李學萍：在歷經三十余年的發展后，生態批評正朝著多元方向發展。請問您是如何界定生態批評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羅?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曾為生態批評做了一個非常寬泛的定義。這一定義很有影響，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沿此進一步思考生態批評的定義問題。我認為，把這些不同的方向當作一個大的圖譜上的不同線條更為有益。如果我們將生態批評理解為一場運動，就像女性主義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運動一樣，那么我們就可以接受生態批評這場運動在方向與理論上的多樣性。
女性主義的定義表達了它所關心的問題，即女性的受壓迫問題。這一定義并未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甚至沒有明確女性主義的具體奮斗目標。生態批評的定義表達了它所關心的問題，即文學與文化對自然的表現問題。在此框架下，生態批評還有一個特別關注的問題，那就是人們的文化實踐以及文學、文化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類對自然與環境的態度，以及這種態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實體上所產生的效果。因此，生態批評一直具有倫理維度，能夠體現文學反映和導向的人類對大自然的影響的關注。
我認為，正像有些女性主義評論家那樣，有一些人對生態批評的倫理及政治含義采取回避的態度，并將評論的焦點放在美學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勸導性美學生態批評實踐》中所指出的那樣，美學分析不能成為結構主義那樣的分析。結構主義批評歷時很短，這是因為在結構主義分析結束之時，讀者總會進一步追問“那又怎么樣呢？”以及“因此？”之類的問題。同樣，在美學闡釋的結尾之處，讀者也會一直關心文學文本或文化藝術品的美學維度到底能發揮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學闡釋所蘊含的主題意義又是什么？從主題角度看，我們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學策略具有何種勸導性力量？對我而言，研究魯迅短篇小說的學者們會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閱讀姜戎的《狼圖騰》以及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reau）的《瓦爾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羅賓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說《曙光》（Aurora）時也會思考這些問題。
李學萍：您在《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以及《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中都談到巴赫金對您的影響。請問巴赫金思想對生態批評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中曾講過，巴赫金的對話思想為我提供了辯證法之外的另外一種思想方式。通過政治實踐與哲學分析，我發現無論是古希臘的辯證法還是辯證法的各種現代變體，都存在目的論和決定論傾向過強的問題。
首先，人們總是喜歡以設想的結果作為指導其行動的完美方案。當實際結果與設想的結果出現對立時，人們傾向于相信既定的綜合方式。而當實際行動所導致的結果與設想不一致或三方辯證關系在策略層面不成立時，人們往往不去反思設想的辯證結構是否存在問題，而是認為與設想相對立的實踐存在缺陷。事實上，沒有完全依照馬克思辯證法倡導的階級斗爭思想來領導戰爭，而是依靠農民取得了民族的勝利，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結果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簡化論傾向是導致實踐史中理論建構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種紛繁蕪雜的變量對人類的意識是種挑戰。因此，我們容易以偏概全，將一個或少數幾個變量當作全部變量。但事實上，身處在產生這些變量的系統之內，我們根本無法對所有變量作出精確判斷。作為思想方法，對話法強調我們的行動不帶有目的論意義上的終點。相反，由于每一個前進的步伐都會導致新情況、新變量以及對所處現實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們行動的軌跡將會不可避免地發生持續不斷的變化。我認為，后結構主義對宏大敘事以及烏托邦式結果的懷疑精神對這種非目的論思想貢獻頗多。樂觀主義會導致對可能性的優化預測，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認為是更加美好的社會也會存在不可解決的矛盾與差異。這也是厄蘇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說《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達的一點，也是我強調將對話法作為方法的原因：對話法使用“支點”（pivots）而非“基礎”（foundations）的概念，無論是對于出發還是到達來說，“支點”都是供人暫時駐足而非永久不變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從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以及追隨恩格斯思想的人來看，辯證法假定所有的現象（不僅是社會現象）都可以通過正―反―合的關系進行解釋。這也導致人們將“人與自然”作為根本的沖突，并且認為這一沖突可以通過人類戰勝自然來解決。因為自然這一整體無法被徹底毀滅，也不可能被某種后人類的建構（即人類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這一假想完全是錯誤的。
人類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盡管我們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環境之中，但卻終究離不開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環境離不開人類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質材料則在人類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環境也只能在相對溫和的氣候和天氣情況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類與大自然處于一種相互競爭、相互沖突、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不一致的對話性關系之中。只要人類存在，這種關系就會持續。羅賓森的小說《曙光》就探討了這一點，這本書非常值得一讀。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國出版以及翻譯成英語和其他語言的時間順序存在不一致，這也導致對其思想接受的歷史發展情況以及關于他的文學與修辭研究之哲學基礎存在含混不清的狀況。很多學者最早或是通過《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或是通過最早翻譯的巴赫金論文接觸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類分析以及文學話語的表現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時間順序，也就是從《走向行動的哲學》以及《藝術與責任》開始，就能發現他的文學理論以倫理哲學為出發點，強調讀者與評論者在思想與行動上的責任。由于讀者與評論者可以改變自身行為，因而能夠對現實世界產生作用。而倘若個體的思想能夠改變其行為，那么作為思想實驗的文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會具有同樣的潛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責任、獨特性以及事件最為重要。因此，如果我們通過這樣一個第三維度來看巴赫金，就會發現《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異或狂歡理論，而實際上更為側重對挑戰階級社會內部既定的價值觀和具有不同社會屬性的帶有民主性質的激進社會行為之贊賞。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個體的獨特性以及個體存在所應承擔的個人責任與義務。而他后來的寫作，如關于言語行為的論文，則重點探討了溝通的不確定性以及在溝通過程中，說話人與聽者之間相互建構、相互生發的特征。這也意味著，由于說話人、積極的聽者、語境時刻以及所言說話語的哲學元素等變量共同對言語行為發揮作用，溝通就呈現非目的論特征。
對我而言，巴赫金理論的對話思想不僅對生態批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個人反思自我并指導個體生活也具有重要價值。但是這并不是說，只有通過閱讀巴赫金著作才能達到這一目的。事實上，人們可以通過多種路徑達到這一方向。
對我來說，巴赫金著作與我為自己所選擇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這未必適合每個人。沒關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種需要與其保持一致的“主義”。我想要推廣的思維方式是這樣的：既不接受那種認為“未來業已存在，明日無非是今日之重復”的思維方式；也不接受那種認為“未來是某種烏托邦社會，我們已經清楚如何到達目的地并且已經在路上”的思維方式。這兩種思維方式都將導致人類這一物種被自己制造的廢墟掩埋，而且在此過程中，還將導致無數其他物種隨之滅亡。
李學萍：您已出版了幾部生態批評專著，如《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以自然為導向的文學研究》《生態批評視域中的文學與文化研究：藩籬、疆界與領域》《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理論問題、文學分析與文化批評》以及《勸導性美學生態批評實踐：氣候變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確定的未來》 等，請問以上著作在研究重點和方法上有何變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變化不大。在《文學、自然與他者》一書中，我提出將女性主義、生態批評以及對話法結合在一起的觀點。在該書出版之前，我在多個學術會議發言和期刊論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紹。同時，我強調理論在生態批評中的作用。為什么要強調理論？這是因為在美國生態批評界，理論還是會遭到批評或不受重視。同時，我還對一些后現論進行了分析，討論其對生態批評運動的價值與存在的問題。除此之外，我還將教學法內容納入該書，而其他研究理論和批評的學者則會在另外的著作中討論該問題。所以，在我的第一部專著《文學、自然與他者》中，我開啟了包括理論、應用批評以及教學法三者相結合的實踐方式，而這個思路是我后來一直沿用的。為了便于讀者了解我在生態批評領域的發展歷程，我還提供了一些個人自傳性質的信息。我的第一本專著從寫作到出版歷時近十年。
第二，在后來的專著中，我先后探討了美國生態批評以及世界生態批評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例如：在《以自然為導向的文學研究》中，我針對的問題是文類差異、生態批評的分類以及劃分問題。但是，我對生態批評所作的這一描述性的分類卻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評論者認為我此舉旨在為生態批評研究限定范圍，這實際上是不準確的。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讀那些指責我限定了生態批評研究范圍的學者的書，就會發現他們的研究嚴格地限定在經典作品上，如傳統的自然寫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實際上，我所有的專著都涉及小說、詩歌、非小說作品，既包括傳統上的純文學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專著中，我更加關注文學研究中常見的問題，不僅是像電影和電視劇這樣的文化藝術品，還包括大壩這樣的工程技術產品。此外，我還對生態文學所反映的未來趨勢進行了探討，如氣候變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資源危機等問題。我也經常關注女性主義與性別問題，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這些問題，因為一個評論者不能在每篇論文中都對所有問題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節（特別是最近專著中的）都是應專著、會議發言或學術講座稿約而寫。因此，這些章節中的話題有變化。有時，由于要出版的專著章節或講座有特別需要，反映在專著中的章節也就相應地有特別的側重。
第五，例如，生態批評已在世界范圍獲得發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約希望我提供比較文學、話語分析以及教學法等方面的論文。同時，美國境外的稿約也會影響我使用的文學、文化、經濟與政治案例的選擇。
第六，隨著這些專著的出版，我也更為有意識地不斷拓寬理論類型以及理論家的研究范疇，從而使我的理論與應用批評更具復雜性。所以可以說，我在方法上沒有太大變化，但在理論與應用批評的思想上一直處在不斷豐富的過程之中。這一豐富的過程有時是他人觀點啟發的結果――或者直接來自一些人，或者來自他們所運用的理論。
最后，我想說的是，我的專著和國際生態批評、新理論的發展、新的或我過去不了解的文學作品以及日漸加劇的氣候變化和飲用水危機等環境問題之間呈對話性關系。當然，我本人的愛好、對一些理論和科學分支的興趣不足以及對某些科幻文學作品理解上的困難，也給我的生態批評理論與實踐帶來一定的局限性，我也還需要盡量彌補這些不足。
李學萍：在您的《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中，您提出“橫截性”（transversality）作為研究方法，請問如何理解該術語？
帕特里克?墨菲：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論爭端，簡單來說，很多當代思想家都在用“橫截性”這一術語，如凱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與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舉例來說，美國高校里的女性主義研究項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體而非一個學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礎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義研究項目的方向往往與該項目負責人的學科背景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學校不同、研究項目負責人不同，這些女性主義研究在研究重點以及教學大綱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學校，女性主義研究偏向人文，側重文學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學校，女性主義研究則屬于社會科學項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基礎之上；也有其他學校結合哲學與政治科學進行研究。
以上方法對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處的社會條件及其身體和心理特點都不可或缺，但卻沒有哪一種或哪一兩種方法就是足夠完備的。從某一學校某一個專業畢業或取得某種學業證書的學生感覺他們已經了解或接觸過自己的專業領域，但實際上，學校的教學資源、教學人員、專業的規模、專業成立的時間甚至院系在大學所處的地理位置都會影響該專業視域的寬度與廣度。而女性主義研究的橫截式方法則會提醒學生：任何一個專業的教學大綱都不能解決該領域的所有問題。
在生態批評領域，至少是在美國，我們首先要使理論在研究與批評中的作用得到認可。此外，很多學者也呼吁要增強人文學者對科技文本的閱讀能力。
李學萍：請問您如何理解生態批評“實踐”（praxis），您如何看待環境運動中行動與理論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態批評中文學理論與文本批評的價值？
帕特里克?墨菲：“實踐”包含理論與具體文本批評之間的相互關系。從狹義角度來講，政治實踐包含勸導大眾以促進法律與管理上的基本轉變。這種轉變可能意味著對一種政府形式的排斥與對另一種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對一種管理實體的排斥（如對殖民者的排斥）和對另一種管理實體（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統治階級）的接受。這種轉變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斷擴大權利范圍、賦予年輕人投票權、維護患有精神疾病的社會成員的權利、人們表達性傾向的權利等的轉變。
在一個社會中，實踐也包括推廣和執行那些基于某種哲學信仰之上的能夠改變人日常行為的文化實踐。通過立法將毆打兒童、吃狗肉等行為定義為違法行為是一回事，而讓全社會將這些行為作為價值規范則是另一回事。在美國，道路上有提示車輛行駛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數人每天開車都超出限速。實際上，對車輛限速的立法行為并沒有真正引起人們在超速問題上的觀念變化，人們根本沒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險的行為。然而，多數人能執行在公共場所或室內禁煙的規定，實際上，政府在公共場所吸煙問題上的監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說根本就不存在。這是由于，隨著相關科普知識的推廣和逐漸改變的社會行為，美國公眾在政府執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煙令之前就已經改變了在二手煙問題上的態度。
意識形態的討論、解釋、理論發展與批評都要依靠話語完成。當闡釋與批評的勸導力度達到一定程度時，社會態度與社會行為都會隨之發生變化。分析、評判以及發展關于生命的理論都涉及思想實踐，并會對意識形態理論產生沖擊，因而都是實踐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們并不要求每個人都要成為行動主義者，也不是要求每個人都要成為理論家。然而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需要理論與行動共同發揮作用以促進變革。
生態批評是一種實踐形式。它通過對特定主題的強調、對選定的文學藝術作品以及行為的認可和評論，進而改變人們的感知方式。這樣的新感知還會進一步影響讀者和觀看者對閱讀和觀看材料的選擇，對文化作品與實踐的闡釋，以及在其意識形態領域內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理論，或者發展使其走向新意識形態的理論立場。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態批評寫作、教學與言說能夠引起人們對文學或文化作品中對自然的表現問題以及環境問題的關注，進而引起人們對自己在自然與環境方面的態度與行為進行思考和再思考。這種變化可能會發生在個人和局域范圍，例如垃圾循環、食用有機食品、成為素食主義者、改變對其他物種的態度等。同時，這種變化也會涉及個人所作的一些政治決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對一些法令或選舉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組織機構或代表某一環境團體從事志愿者工作等。
關于理論與文本分析之間的關系問題，我要強調的是，評論者有時傾向于用某些理論去分析文學作品，或從某一作家作品中總結出某種理論，但要注意的是，文學作品沒有義務固守某種理論。最激烈的爭論往往不是最具說服力的。雖然我認為恩格斯將機械論、決定論的辯證法思想直接應用到自然問題上的做法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同意他的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說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內在勸導功能的小說，是那種以巴赫金對話性而非權威主義獨白式呈現主題的小說。我在最新的專著中對此進行了具體分析。
李學萍：生態批評發軔于西方，現已發展成為一項世界范圍的運動。請問：世界范圍的生態批評呈現何種態勢，不同國別的生態批評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人對于此問題是最差的聽眾。這樣說是因為，正像很多人那樣，我們傾向于從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角度來回答此問題。我不知道“國別”是否是最好的術語。我認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有時候是國別性的，有時是區域性的。所以，我們可能會更多地使用“超國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術語。然而，這些疆界和差異并不妨礙生態批評獲得某種統一的方向。即便從宗教角度出發，人們也可以為生態批評找到超越國別和文化差異的某種統一的大方向。
關于世界范圍內的生態批評，我所看到的差異往往是研究的出發點和所關注的問題之間的差異。與美國早期生態批評相比，歐洲生態批評更為關注虛構作品。在一些國家，生態批評只注重詩歌分析，完全無視其他文類。在西班牙，由于該文化對女性主義的抗拒，生態批評與女性主義結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國家的學者們對這一結合并不感興趣，但在另外一些國家，生態批評與女性主義的結合則未遇到大的障礙。
或許，由于生態批評進入學術領域之時包含太多西方理論，中國生態批評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內的以及更早的經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鮮明的中國傳統文學研究之特色，如側重美學研究。而與此同時，不同國家的不同政治情況以及生態批評學者所面臨的職業風險也影響生態批評作為主題性或政治性批評的發展。
后殖民主義生態批評對生態批評整體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并引起對國別文學大量作品的重估，這也是快速發展的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在一些國家，生態批評使美國和加拿大關于原住民的寫作得到更多重視。與此同時，我們也一直在避免那種將所有土著文學看作同質性文學而忽視每種土著文學背后重要的具體歷史情況的理想化、浪漫化傾向。
總體來說，生態批評在世界范圍的發展所帶來的主要變化在于對理論的認可，而理論部分又是美國生態批評學者所持續抗拒的。當然，這些理論的范圍也是令人震驚的。每個理論都以不同方式改變著生態批評這個領域，而這些理論的結合、改變、綜合又不斷生成新視角和新思想。
李學萍：生態批評已經成為多民族、多文化范圍內的運動，業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態批評還面臨何種問題與挑戰，未來發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認為生態批評還會繼續作為一種相對較新的方法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例如，我把一些學術文章在adademia.edu這個網站，當有人用谷歌在該網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時，我會收到通知，大約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的學者在該網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盡管這個數字不算非常龐大，但是有一些學者來自穆斯林國家，當我在網上收到他們從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亞等國家發來的問候時，很受觸動。我還有一些學生現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們也經常在網上和我討論與生態批評教學相關的問題。
當然，這些學者都主要從事美國和英語文學研究或教學工作，具有很強的英語文學閱讀能力。所以，對生態批評感興趣的學者數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還要多，因為這些學者的同事也可能通過德語或法語或其他語言發表的著作來接觸生態批評。
其次，翻譯作品還會增加。現在，從英語翻譯到其他語言的生態批評作品越來越多，但是把其他語言的作品翻譯成英語的工作還需要進一步加強。這種翻譯工作需要跨國合作。由于在學術風格、讀者期待以及我所說的“文化語法”（cultural grammar）之間的差異，很多學者雖然熟諳英語閱讀，口語表達也很好，但用英語撰寫學術論文則有很大難度。因此，請母語為英語的人對其文章或作品進行翻譯和編輯可能是更為行之有效的辦法。
除了對批評類和理論文章與著作進行翻譯，我們還需加強對環境和自然文學作品的翻譯。由于出版商對市場和銷售量的顧慮，加上他們對推廣此類作品的意愿并不強烈，這一工作還面臨一定困難。當然，從事生態批評的學者需要掌握更多語言，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也還是需要用翻譯的生態文學作品來進行課堂教學。
第三，生態批評會在復雜性過程中保持發展，也就是說，當我們考慮文學作品的主題、結構以及深層含義時，我們將考慮越來越多的變量。這將意味著我們不得不閱讀大量我們感到不熟悉或有難度的材料，有些材料還可能遠遠超出我們所學的知識范疇，這個過程也會變得更有挑戰性。我們也期待更多的生態批評學者不僅要具備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還要能對工程、物理、有機化學以及計算機科學具備一定的理解能力，從而能夠對科幻小說和當代現實主義作出評估。
第8篇：物理機械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因果行為論；社會行為論；目的行為論；行為機能
犯罪是行為，行為是犯罪的基本存在形式。筆者將行為視為構成要件符合性之前的獨立要素，就是為起到“快速過濾”的作用，只有對那些“對行為主體動用刑罰權是有意義的”行為，才能夠進一步地進行階層判斷，從而確定它是不是犯罪。基于此，在明確犯罪的概念之前，必須先明確行為的概念。
一、大陸法系行為理論介評
(一)因果行為論
19世紀以來德國刑法學界受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與機械論的影響，將行為理解為一種因果聯系，作為生理、物理上的過程來把握，這一理論的突出特點是用因果關系來解釋行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種學說是身體動作說和有意行為說。
1．身體動作說
該說從自然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行為是神經支配筋肉的活動。對該說的主要批駁是，依據該說，反射動作、睡眠中的動作、幼兒的動作都應列入刑法評價的行為概念中，這顯然是毫無意義的。現在已經無人再提倡身體動作說，因果行為論多單指代下文的有意行為說。
2．有意行為說
該說由身體動作說修正而來，是德日刑法學界19世紀以來的多數說，其認為行為是由于主觀意志而導致外部世界發生變化的行為舉止。基于此，行為具有兩個特征：(1)有意性，即行為人的身體之所以產生運動是由內心的意思所支配的，當然，這里的意思只要能引起身體的動靜即可，而通過身體的動靜意欲產生怎樣的結果不問；(2)有體性，即行為人基于意思而為的能夠引起外界變化的身體動靜。
有意性之所以將預測到的身體動靜所發生的結果排除在意思之外，是因為學者認為意欲的內容應當屬于責任的內容，再者，只有這樣才能夠論證故意與過失犯罪都是行為。而反對者則認為這里的有意性是“空虛”的，將主客觀隔裂開來，進而導致對違法性的判斷只能是純客觀，單純地以法益是否被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危險為標準，而忽略了行為人的主觀違法要素。
行為有體性面臨的難題是，它無法解釋不作為的問題，既然因果關系是意志與身體動靜之間的紐帶，而在不作為當中我們很難看見該紐帶的存在。對此，Mezeger指出“不作為背后實隱藏了被期待的行為，故不為非單純的不為，而與作為頗有聯系”然而依照Mezeger的見解，這里的“被期待”的行為無異于給中立空虛的有意性注入了內容，這顯然與有意性的“空虛”的初衷相背。再者，如果將“意欲”視為有具體內容的，勢必排除過失犯罪行為。
盡管有意行為說存在這樣那樣的批駁，但它將思想、單純的反射舉動、動物以及法人的舉動排除在外，實現了行為理論的機能，起到了“快速過濾”的作用。
(二)目的行為論
該理論的創始者是Welzel，他將行為定義為人為達到一定的目的而在評估各種可能達到的結果后有計劃的行動。也就是說，人類的行為是為追求某一特定的意志(目的)而支配的，人由于可以預測一定的因果歷程，因而預設目的、并選擇一定的手段實現目的。行為是以一定的因果關系為前提的，但不是純粹的因果關系。行為的本質是目的，正是因為人能夠實施有目的的行為，故可以用刑罰的方式禁止或者命令人的目的活動。該理論將行為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完全存在于思維領域中，在此階段，行為人先設定自己意欲達到的目的，然后根據經驗的因果規律設置一個達到目的的手段；第二個階段是指思維在外界的實現，即用上述選定的手段產生現實的因果過程，如果結果因某種原因沒有發生，該目的行為就是未遂。
目的行為論導致了德國犯罪論體系的重大變化。首先，由于行為的本質是目的，那么行為就是一個主客觀的結合體，故意就不再是責任的要素，而是構成要件的要素，進而在責任中，違法性的認識可能性就被作為獨立的要素來考量。其次，既然行為人主觀上是有特定的目的的，那么違法性就應當包含行為人的主觀違法要素，違法不再是單純的侵害法益的“結果無價值”，而應當是由“行為無價值”決定。
目的行為論受到的最大批評是它無法解釋過失行為。對此，Welzel反駁道，過失行為的目的性是“法所要求的目的性”，這就要求人們避免法益侵害而進行“目的操縱”，而過失行為正是因為行為人沒有進行“目的操縱”，從而導致了法益侵害的結果。
但是，按照Welzel的解釋，如果沒有操縱的行為，即沒有目的的行為也能成為行為，這就與目的行為論的初衷相矛盾了。鑒于此，又有學者提出否定犯罪行為這一傳統命題，只承認故意行為的行為性而不承認過失行為的行為性。用“社會的現象”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作為行為與非行為兩者共通的上位概念“，目前學界基本上達成共識，認為過失行為也是一種行為，而且如果按照這一觀點就擴大了行為的考量范圍，無法起到行為理論“快速過濾”的作用。
對目的行為的第二個批判是，它無法說明不作為的問題，因為在不作為的情況下沒有辦法經由意志的推動去支配因果歷程。筆者認為這種批駁不能成立。無論在純正不作為還是在不純正不作為的情況下，行為人對自己意欲達到的目的其實是有明確認識的，并且他也認識到只要采取不作為的方式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即認識到不作為與目的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不作為是行為人在為達到目的的意思支配下作出的行為選擇，這是符合目的行為論對行為的定義的。
經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目的行為論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它將意思因素與身體外在的動靜聯系在一起考慮，這就使犯罪階層體系從外在到內在的判斷方式被打亂，變得復雜。
(三)社會行為論
社會行為論者欲求折中因果行為論及目的行為論，使各種犯罪形態都能夠包含在行為概念當中。因為刑法上的行為是作用于社會環境，受社會規范評價的，具有一定社會重要性的行為。依此觀點，我們將“社會”理解為一種價值關系，它是一種主觀上的判斷，只要行為具有社會意義，那么它既可能注重行為目的的追求，又可能注重結果的引起，既包括作為、不作為，又包括故意和過失。
社會行為論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20世紀30年代德國學者E．schmidt為因果行為論增添了社會屬性，認為行為具有有體性、恣意性和社會性，所謂行為應當是有社會意義的意思內容與結果的有機統一。他的理論又被稱為“因果意義的社會行為論”。
德國學者English的理論是建立在對welzel的批判之上，他提出，所謂行為是人有意惹起的、客觀的、能夠作為目的的結果。德國學者Maihiofer代表了極端的社會行為論的觀點，他認為有體性、有意性于行為概念中的一般行為是一種障礙，有必要用精神的要素代替自然的要素，應當從目的性的角度去探討人的行為，但他所強調的目的性與Welzel不同，是一種客觀的、可預見社會結果的目的。
學界對社會行為論的主要批駁是，一些具有社會意義的行為在刑法上是沒有考察的必要的，這就擴大了刑法考察的范圍。而且所謂“社會意義”本就是一種主觀的判斷，這就忽略了行為與意志之間客觀存在的因果聯系。再者，所謂的“社會意義”本身就是進行了價值判斷的產物，由于法律本身也是一種評價規范，那么這就有可能造成重復評價。
(四)人格行為論
人格行為論是日本學者團藤重光創立的，得到了大冢仁、Kaufmann等學者的支持。該理論是以人格責任論為基礎，認為行為是行為者人格的主體的實現，即行為者人格的發現或者人格表現。
在這一理論中，人作為主體始終與自己的行為緊密聯系在一起，人是社會的動物，既具有自然界生物的一切本性，又具有其特有的社會屬性，即行為的生物性與社會性。無論是故意還是過失行為，作為還是不作為，只要能表現出人格態度的行為就可以被視為是刑法中的行為，所謂的“能表現人格”應當強調的是行為人主觀因素同行為之間的聯系，也就是說，人的心理如果沒有同外界產生聯系就不存在刑法意義上的行為，相應的，不具有思想性的諸如單純的身體反射動作等也不是刑法意義上的行為。
當然，人格行為論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誠如學者指出的，“這一學說，排除的東西太多，另一方面，應當從行為中排除的東西又沒有排除掉。”它將精神病人的侵害法益的行為也包括在內，過失的不作為犯是否是人格表現也存在疑問，而且究竟什么是人格，刑法能否介入到行為人的人格也是值得探究的。
在筆者看來，人格行為論的最大問題，恐怕和目的行為論一樣，是在行為中列入了人的主觀因素，就使得行為不但要從客觀的外部表現判斷，還要從主觀意思的角度判斷，這樣行為概念就不再具有先行于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快速過濾”功能。
二、行為理論之于犯罪論體系的意義
一直以來，學界對于行為是否要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獨立于構成要件體系之前存在爭議，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應當從行為概念設立的初衷、現實的功能以及行為理論在犯罪論體系中所起的作用方面來解答這一問題。
(一)行為概念設立的初衷
我們知道，刑罰的目的在于防止法益侵害，當一個人被狗咬傷或者被石頭砸傷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去追究狗或者石頭的罪過，因為即使我們對它們動用刑罰也不能確保它們下次不會再咬人或者再砸傷人。由此可見，只有那些對其動用刑罰后可以避免再犯的行為，在刑法學說中才是有意義的兒。而行為概念的設立，就是為了討論能為刑法規范評價的行為的最低限度是什么，并且快速過濾掉諸如狗咬人，石頭砸傷人等不值得刑法考量的現象。我們看到，無論是因果行為論還是目的行為論、社會行為論、人格行為論，在不同層面上都能過濾掉一些不必列入刑法考量范圍的“行為”。
(二)行為概念的機能
1．作為基本要素的機能
行為概念是貫穿于整個犯罪論體系的，無行為無犯罪，一個人的社會危害性正是通過他的危害行為表現出來的，刑罰懲罰的也只能是這種危害行為。2．作為結合要素的機能
在犯罪論體系中，行為將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三者結合起來，而這三者也是綜合在一起對行為進行過濾，判斷它是不是犯罪。只有當一行為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違法行為、有責行為，才能被稱為犯罪行為。
3．作為界限要素的機能
犯罪的各種樣態以及罪名的具體區分都是由行為決定的。一個問題是否可列入刑法的考察范圍，首先取決于它是否是刑法上的“行為”。
(三)行為理論之于犯罪論體系的作用
1．行為概念是犯罪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從客觀主義的角度出發，行為是行為人與外部世界聯系的最直觀的表現，沒有行為就沒有犯罪，就不能予以刑事處罰；另外，當存在行為時，作為處罰的對象只能是行為。由此可見，行為貫穿犯罪的始終，是犯罪最本質的表現，也只有行為才可能對法益造成侵害，而刑法的目的就在于預防這些對法益造成侵害的行為。基于此，行為的概念應當是先在于犯罪論體系，并且貫穿于整個犯罪論體系，只有存在行為并且該行為能夠列入刑法規范考量的范圍，我們才能夠說明刑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2．行為之于構成要件：從屬還是獨立
在以行為為中心的一元犯罪論體系中，M．E．Mayer提出了“構成要件符合性――有責性――違法性”的體系，他將行為置于構成要件符合性中考察；與之不同的是Mezeger提出的“行為――不法――責任”的體系。有學者提出，對構成要件符合性的討論能夠自然過濾掉與刑法不相干的行為，也有學者認為，行為概念中的行為與構成要件中的行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我們說不屬于行為的現象在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上會自然過濾掉，那只不過是把行為與否的問題放在犯罪構成要件的層次上去討論，并不是行為的概念和問題因此就不存在了。筆者認為，出于考察的經濟性，與其漫無目的地通過構成要件的解釋來淘汰不屬于刑法考量范圍的行為，不如在構成要件之前先進行一次過濾，那么Mezeger的理論體系似乎是更為可取的。在Mayer的理論體系中，只有具有構成要件符合性的行為才能被稱為刑法意義上的行為，而事實上，我們對反射行為、睡夢中的行為是根本不會去探討其構成要件符合性的。
三、行為理論的再檢討
通過上文對行為在刑法學中的意義的闡述，我們可以明確，在犯罪理論體系中建立一個先行的行為概念是確有必要的。
從行為概念考察經濟性的角度而言，無論是社會行為論、目的行為論還是人格行為論，在對行為進行考量的時候，都加入了“人”的因素，蘊含著價值判斷，而筆者則認為，價值的判斷是違法性與有責性要完成的任務，在行為理論中進行探討，一則可能縮小了行為的概念，二則會造成重復判斷，沒有起到“快速過濾”的作用。
(一)從行為理論對犯罪論體系的影響出發
目的行為論對犯罪論體系的改變是巨大的，在其理論體系內將故意的要素之一“對犯罪事實的認識”作為主觀的構成要件要素，而將“違法性意識及其可能性”作為責任要素。筆者認為這樣的歸類是不妥的。當對犯罪事實的認識發生錯誤的時候，行為實際上達到的結果與行為人的目的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說認識錯誤進而進行了錯誤選擇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果是不符合行為人的初衷的(即行為人本意希望達到的目的)，那么這一錯誤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只能是過失的。比如說，行為人意欲殺死甲，結果由于事實認識錯誤殺死了乙，那么依據目的行為論的犯罪論體系，這時行為人成立殺死乙的過失和殺死甲的未遂，從罪責刑相適應的角度來說，這是不合理的。而如果采取因果行為論，由于行為只是行為人意志的外部體現，而意志的內容不在所問，那么行為人殺死乙的行為確實是由他的意志所支配的行為，是可以對他進行歸責的。
由于行為是具有目的性的，所以在目的行為論者眼中，違法性是對作為行為人“作品”的行為的否定，那么違法性的實質就應當是“行為無價值”，即行為對規范的違反。筆者認為，如果認為違法性的實質是規范違反，無異于將違法與責任的概念混同。同時，一個違反規范的行為如果沒有造成實際的損害卻由于他的目的和實行行為是違反規范的，就有可能受到刑事處罰，這無疑是對刑法謙抑性的破壞。
(二)從行為的機能而言
行為是貫穿于整個犯罪論體系的基本要素，它能夠區分具體的犯罪樣態和罪名。從社會行為論出發，首先具有社會意義的行為不一定具有刑法意義，同樣的，具有刑法意義的行為也可能不具有社會意義，那么當一個行為具有刑法意義而不具有社會意義的時候，從社會行為論出發它是不會列入刑法討論的范圍的，那么這里的行為就喪失了作為基本要素的機能。
(三)行為理論的選擇
筆者認為，因果行為論是較為可取的行為理論。
1．由于因果行為論要求意思與身體動靜的聯系，就能夠去除睡夢中的行為等不具有意思表示的身體動作，起到過濾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