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世界歷史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世界歷史論文范文

【摘要題】理論與方法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關鍵詞】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目前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從整體上系統地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方法。系統論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質或精神，無不以系統的方式存在，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世界是系統的世界，我們所涉及的對象，都可以作為一個系統而加以討論和研究，找出其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揭示一般規律，從而達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認為，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貫穿著系統論的基本思想，因此，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進行系統分析，將有助于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解讀馬克思的歷史觀。

一、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們從系統論的角度審視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便不難發現，馬克思在探討世界歷史的發展變化規律過程中，是把“世界歷史”看作一個系統來分析和研究的。“世界歷史”理論集中表現出了系統的整體性、相關性和動態性。

1.“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性是說，對世界歷史必須給予全面的整體的系統的把握，立足于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的關系來考察世界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對于世界歷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統的整體性原則。馬克思不僅從某一側面、某一角度對世界歷史進行了審視，而且將其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整體的、全面的考察。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的出現，并不僅僅意味著各個國家、民族經濟聯系的加強，而實質上反映了16世紀以來尤其是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在世界整體范圍內出現的以現代工業和科學技術為動力所引起的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轉變，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和新的文明的創立。世界歷史從其形成的時候起，所顯示的意義是社會生活的整體變革。世界歷史固然是由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的，但世界歷史并不僅僅標志著一場“技術革命”、“工業革命”，而是包含社會生活全面變革的“社會革命”，是“市民社會中的全面變革”(P281)。在世界歷史條件下，不僅生產、消費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發展也具有世界性，就連人的發展也成為世界歷史作用的結果，“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P86)。世界歷史體現了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世界歷史的形成便意味著整個世界成為一個相聯相依的系統。因此，必須從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出發，才能真正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

2.“世界歷史”的系統相關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相關性是說，如果把世界歷史從整體上作為一個系統來考察，那么，構成它的子系統便是民族和國家。系統的相關性集中體現了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而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時，重點探討了不同文明尤其是東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間的沖突。馬克思在談到世界歷史條件下的文明關系時，講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幾年學者們經常引用的那段話：“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這里，馬克思從“三個從屬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系統內基本要素之間的相關性特征，真實地反映了世界歷史條件下不同文明之間的真實關系。馬克思認為，這種關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為增殖資本而拼命擴展的結果。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P276)。應當說，馬克思當年所揭示的這種文明間的關系及其產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著，而且有著繼續強化的趨勢。

3.“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是說，世界歷史從整體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每時每刻都處在運動、變化之中，靜止的、不變的事物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確提出，在人類歷史上，“除了變化本身之外沒有任何不變化的東西”(P37)。他在另一個地方，把世界歷史的動態性描述如下：“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產生和消失。”(P417)現代科學還告訴我們，對于動態事物的認識，必須從時空相關性和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入手才能夠實現。由于整體就是部分與部分之間以及整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構成的，因此，事物只能從整體上才能夠被理解，也只有從整體的角度才能得到對事物的真實認識。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世界歷史的實際過程為依據，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時空表現及其有序性給予了深刻揭示。社會發展規律是一個特定的動態的過程，這一過程通過不同的世界歷史階段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出來。作為特定動態過程的社會發展規律在世界歷史時代的范圍內必然表現為世界歷史過程發展的有序性或階段性。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式”或“三階段式”問題有著熱烈的討論，但是，一個共同的認識就在于普遍承認世界歷史過程和發展過程的有序性或階段性。而這種有序性或階段性恰恰是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的展現。

二、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的發展圖式

第2篇：世界歷史論文范文

這樣的結構模式的提出有兩個理論依據：一、它符合人們認識事物的一般規律。認識的規律認為，我們認識事物一般總是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這樣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從初步感知詩歌大意，到深入理解詩句，再到體味詩歌的藝術境界，符合人們的認識過程。二、它符合語文閱讀教學一般過程，即“從初讀課文整體感知到局部講讀加深理解，最后到總結課文整體研讀”。因而這種教學結構更符合語文閱讀教學的規律，更具有科學性，在教學過程中更能收到好的效果。

一、知詩意。這是古詩教學的第一步，教師著眼全詩，引導學生通過多種方式獲取全詩有關的概略性信息，初步地感知詩意。

1.從插圖入手感知詩意。現行小語教材中，幾乎每首古詩都配有插圖，這些圖往往從某些角度揭示了詩意，教師必須充分地利用“圖資源”。教學時，可先指導學生觀察圖畫，在觀圖中讓學生了解詩歌大意。如《游園不值》的插圖是詩人在春日去訪友沒碰上，卻見友人院內已是春色滿園，一枝紅杏探出院墻。教師可以引導學生觀察圖畫，明確：圖中畫的是誰？什么季節？他在干什么？看到了什么？這些問題有機地聯系起來，就是這首詩要表現的基本內容。

2.從詩題入手感知詩意。有的詩題就揭示了詩的基本內容，學生只要懂得了詩題的意思，就能初步感知全詩內容。如《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一詩，可引導學生先弄清“九月九日”、“山東”、“憶”等詞語所指的意思，這首詩的內容大體上就了解了。

3.從舊知入手感知詩意。學生學習過一段時間古詩后，就會逐步儲備積累一些古詩的知識，這時教師就可以調動學生已有的舊知，促進對新授詩的感知。教師要善于尋找到恰當的“知識停靠點”，如教學《泊船瓜洲》時，讓學生在初讀的基礎上，引導他們回憶以往學過的古詩，哪些詩的詩題與此詩相似，如《宿建德江》，這樣的詩一般是寫什么的？猜想一下，要學的這首詩可能是寫什么的？

對于小學生來說，初步感知詩意是學習一首古詩的起始，因而，其認識是粗淺的、表層的、概略的。這時教師應該允許“不求甚解”，不必提過高的要求，甚至對某些認識上的偏差，教師也可以暫時放一放，而在以下幾個環節的學習中再來解決。

二、解詩句。學生對全詩大意有了整體上的感知后，接下來可以指導學生學習詩歌的詞語和句子，通過對詩歌詞、句的進一步理解，深化對全詩的理解，糾正初步感知時可能出現的偏差，為體味詩情、進入詩歌意境做好準備。

解釋詩句要圍繞閱讀目標進行，因而首先必須明確閱讀目標。抓住詩歌大意，教師指導學生思維發散，引導學生提出疑問，最后師生共同確立閱讀目標。如《泊船瓜洲》的詩歌大意是詩人瓜洲夜泊時的所見所思，那么當時詩人看見的是什么呢？想到的又是什么呢？這樣一疑一思，詩歌的基本閱讀目標就明確了。

接著，教師就應該啟發學生在字里行間尋找答案。具體可以通過以下一些操作來完成：

1.再現形象。詩歌其實是以形象來說話的，讀詩也就是要把握住詩人創造的形象，再現于自己的頭腦之中。基本方法就是教師指導學生抓住關鍵詞句，通過想象實現語言符號到腦屏形象的轉化，如“一枝紅杏出墻來”、“草色遙看近卻無”等，可以要求學生用自己的語言描繪詩句表現的形象。

2.填補豐富。詩歌語言是凝煉的、含蓄的、富有跳躍性的，詩人也往往只擷取生活中美麗的“碎片”加工成詩，因而要再現詩歌形象，就要求讀者作必要的補充豐富。教師要指導學生調動自己的生活知識，把一些隱含在字里行間的內容挖掘出來，把“碎片”還原成完整的形象。如“松下問童子”，問的是什么？再如“獨釣寒江雪”，應是老翁獨自一人，在滿天雪中，在凄寒的江上垂釣，理解時需要作調整和補充。

3.聯想深化。聯想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進行理解的一種很好的方法。詩歌中的弦外之音、象外之旨就可以通過聯想讀到。如學生想象“四海無閑田”的景象后，接著引導他們聯想，按詩歌所描寫的，農夫們照理應該怎樣？按常理，農夫應豐衣足食，但詩歌最后卻寫“農夫猶餓死”，啟發學生通過對比，思考深化。

三、悟詩情。在逐一理解詩句的基礎上，學生的認識又較初步感知階段深化了。這時，教師應該及時地把學生帶回到全詩的把握上來，著重體會詩人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或明確詩歌所表明的道理。例如，為什么詩人在泊船瓜洲時會在內心問自己：“明月何時照我還？”這是怎樣的一種感情？為什么看到廬山千變萬幻的峰巒，詩人就會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他講了一個什么樣的道理？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探究，引導學生悟情明理，把古詩讀懂讀好讀活。具體可采用以下方法：

1.依“象”悟情。即引導學生以第二環節通過詩句的想象形象為基礎，進一步體驗象中之意、象中之情。學了“一枝紅杏出墻來”，教師可以讓學生體會，詩人為什么要特別描寫一枝紅杏？詩人看到這一枝出墻來的紅杏，是怎樣的心情？

2.讀誦深化。學生有了情感體驗后，立即趁熱打鐵，有感情地朗讀、甚至背誦詩歌，加深對詩人情感的體味。

四、入詩境。讀詩的最高境界是進入詩歌意境。這對于小學中高年級的學生是可以做到的，但教學中往往難以達到，這就直接影響了古詩教學的效果。進入意境就是引導學生真切地體驗詩人所創造的那個景象和情感水融的藝術境界，為之動情。如詩人為什么看到“春風又綠江南岸”，就會產生“明月何時照我還”的動情發問呢？進一步探究詩人眼前所見之景，和由此而產生的情是怎樣自然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讓學生體驗，這是怎樣的一個天地啊。在入詩境中我們可以借助以下一些方法：

1.朗讀入境。即借助朗讀想象悟情入境。

第3篇：世界歷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網絡第四媒體/媒介網絡媒體第二媒介時代“作為虛擬世界的網絡”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網絡是什么?十多年中有過許多回答。今天重提這個問題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實并非已經清晰。首先聲明，我不是從工程技術的角度來探討網絡的本質，而是追問網絡的文化社會意義所在。似乎可以說，本文探索的是網絡對于“人”或“人類社會”來說是什么。網絡無疑已經對當今社會產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響，它向前延伸的每個新進展，都使網絡在遠離起點的時候越來越需要人們反思它的社會本質。

一、網絡概念的變遷和網絡發展以及與此對應的人們認識的豐富和深化

網絡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時間的順序，出現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說網絡是“第五媒體”，是排在包括雜志在內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是“第四媒體”，是排在不包括雜志在內、在新聞傳播意義上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只提“網絡媒體”，而回避了“網絡作為一個整體是什么”的問題。還有的說，網絡實際上是“信息平臺、虛擬空間和商業平臺”。有的說網絡開辟了“第二媒介時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問“網絡是什么”，而只是用經驗和直覺來從傳統的框架來觀察網絡新媒體，如博客、維客、流媒體、網絡電視等等。

這些概念的變遷真實地表現了我國學者、研究者和業界對網絡認識的軌跡。從泛泛地談網絡是什么到具體地談論網絡的形態——“網絡媒體”、“新媒介”；從既成的大眾傳播媒體的框架“內部”來理解網絡到從更大框架——與傳統社會、傳統媒介時代對立的大視角——來理解網絡；從具體的媒介形態的遞進和演化上升到能夠意識到媒介代際的更迭；從試圖研究網絡的本質到暫時放棄本質等待網絡自身發展成熟后解答。這個軌跡明顯地體現出人們對網絡研究的深入，也從側面折射著網絡自身的成長。

二、網絡的本質在爭議和反復中漸漸顯露

如今網絡已走過童年期，童年期的網絡遠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輪廓，人們只能根據有限的、暫時的現象近于臆測網絡的本質。今天的網絡展現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現為：網絡發展從早期的直線上升到現在的平穩上升，無論是網絡用戶，還是網絡的技術的原創推出，都展現了同樣的趨勢。網絡用戶告別了此前的瘋狂的增長，而原創性的技術也放緩了研發的腳步了。“三個月一年”的“互聯網年”節奏[1]和“光纖定律”[2]已經成為一個沉入歷史的輝煌記憶。這些現象都證明這個網絡的本質已經漸漸浮出水面。我們知道每個新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成熟期，也就是形態和屬性基本“定型”的時期，甚至是“類型化”的時期。這就是我們追問網絡本質的根據，這是一個網絡相對定型可以理解的時期。

不懂得歷史，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誰。同樣，不知道網絡在歷史上出現的概念和理解，我們也無法直接推斷網絡的本質，從源流開始梳理，我們不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質，而且能夠更準確地把握不同時期的網絡研究，懂得它的價值和意義，明了它的缺點和局限。下面對歷史的角度對網絡的概念進行梳理：

（一）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的階段

“網絡是什么”的問題最早是用“網絡與媒體的關系”的方式提出來的。這是因為媒體尤其是大眾傳播媒體關系到人類“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們最渴望理解的是，網絡對于當今時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眾媒體有何種影響的問題。研究者首先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把網絡看成是傳統社會中大眾傳播系統中的一個媒介形態。這種理解很顯然無法容納網絡中表現出來的如此之多的異質的、非大眾傳媒的特點和屬性。把不同的東西混淆到一起，顯然是牽強而缺乏說服力的。這個思路無法真正解決網絡的定位問題，更無法達到對網絡本質的思考。

作為“媒體形態的一種”，先后出現了“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體考察，從時間序列上說，網絡不是“第五媒體”，更不是“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這點已有公認；從承載內容的性質和符號載體上說，網絡也不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點有些復雜，我想從“媒介的特質”和“傳播的意義”兩個角度來說明。

首先從“媒介的特質”的角度考察。我們知道，信息的載體是符號，符號傳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質。新聞意義上的大眾媒體，包括報紙、廣播、電視三大媒體。他們的最大特質是各自擁有獨特的符號系統。報紙主要靠文字；廣播主要靠音響；電視靠以影像、聲響為主，文字為輔。獨特的符號系統，是識別三大傳統媒體的基本依據。而網絡的符號仍然是文字、聲音和影像，只是綜合利用，并沒有創造出新的傳播符號。

然后，從“傳播的意義”的角度做考察。傳播的內容是新聞、神話傳說還是歷史知識也是媒體定位的標志。“三大媒體”都是在“新聞的意義”上談的。所謂在新聞的意義上，是指他們都以新聞為本位，為重要任務。而網絡顯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實時聊天、電子郵件等等。他們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旨趣，從總體上網絡傳播是“大雜燴”，并沒有形成對新聞的重點強調。

以上分析看出，把網絡從“媒體”或“媒介”的角度，進行傳統或習慣意義上的排名歸隊，無論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當的。

（二）把網絡的討論分解到“網絡具體形態——網絡媒體”的討論的階段

網絡與媒體關系探討的突破，就是把“網絡媒體”的概念從宏觀抽象的網絡的大概念中抽取出來，而從網絡的一個形態組成來考察，單兵直入的討論獲得了成果。

“網絡媒體”的提法，就是在這個認識背景下升溫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體”的概念，“網絡媒體”成為人們討論網絡時的主要探討對象。[3]“網絡媒體”的界定有很多困難。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網絡傳統新聞網站媒體和商業網站媒體，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們具有某些大眾傳播媒體特征，具有“準大眾傳播媒體”的特性，因為龐大的網民規模支持著網頁的瀏覽率。當然“按照傳播學的定義，一種媒介使用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1/5，即可被稱之為大眾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著龐大的受眾群，也不能斷言它已經成為大眾傳媒；但是根據互連網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肯定“網絡媒體”成為大眾傳媒是未來的必然。這個階段的探討進入了網絡的具體形態組成，討論因為具體化而更為集中，對象的特性也更為清晰，“網絡媒體”概念的出現表明人們對網絡的認識開始深化。

“網絡媒體”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問：網絡作為整體不是媒體，但網絡的組成部分“網絡媒體”是媒體；我們可以暫時擱置是“第幾媒體”的爭論，至少從“網絡媒體”概念中，我們長期感覺到的網絡具有的“大眾傳播”的性質終于落到了實處，而不必忍受這樣的困惑：一方面強烈感覺網絡的大眾傳播媒體的屬性和特點，一方面卻清楚地察覺到網絡與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巨大差異。這兩個感覺形成了一個在傳統認識框架里解決不了的悖論。“網絡媒體”概念破解了這個難題。

“網絡媒體”回應了此前我們關于網絡是“第幾媒體”，是不是媒體的討論；同時網絡與“網絡媒體”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網絡是什么”的復雜和困難。

（三）“網絡媒體”不過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延伸”

進一步的追問是，“‘網絡媒體’究竟是什么樣的媒體”？具體化這個追問，我們需要搞清楚“網絡媒體”有哪些特點和意義。它與傳統媒體有怎樣的不同？是本質意義上的不同還是表面的差異？前面擱置的問題再次提出，它與傳統的三大媒體是什么關系？網絡媒體是一個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還是一個和睦友好的鄰居？是一個熟悉的同類還是一個陌生的異類？

從媒介符號來說，傳統媒體各有自己獨特的符號語言系統；而網絡媒體沒有。“網絡媒體”的新聞載體仍然是傳統媒體的符號語言系統，包括文字、聲音和影像。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媒體”似乎并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異類，而是一個似曾相識的鄰居。“網絡媒體”并不具有本質意義的特殊性，更多地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模仿”和重新組合。

從內容上說，無論是網絡傳統新聞媒體網站，還是商業網站的新聞傳播，都是傳統媒體的新聞傳播的“延伸”。新聞網站從內容到形式，極大程度地依賴著傳統媒體的資源。商業網站在主要意義上也只是傳統媒體新聞的重新組合，而非本質意義上的顛覆或反叛。

所以，把“網絡媒體”理解為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發展延伸”，是一種合理的邏輯。網絡媒體是延伸，而不是創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闖入；是文明的變遷，而不是文明的斷裂或者重生。

（四）把網絡看成是“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階段

這個階段，人們看到了網絡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復雜的性質。正像“網絡媒體”概念的提出一樣，“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同樣表達了人們分門別類研究的努力。既然整體的認識很難達到，我們不如分別表述這個復雜的對象。“網絡媒體”概念是對網絡組成形態的個別研究，而“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提法則是對網絡功能的總體上的分類研究，前者是微觀的，后者是宏觀的。這些認識終于深化和豐富了人們對網絡的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機械地為網絡做一個定義。

同時，“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的意義還在于，超越了“媒體”的說法。這個提法能夠從更宏觀的層面認識網絡的社會本質，為未來更準確地理解網絡提供了一個臺階。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一個分類的視角，如果網絡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更本質的概括。

（五）網絡就是虛擬世界

具體的、分類的角度看問題解決了許多基礎性的問題，那么我們來從宏觀的角度考慮問題。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相互映照，那么“網絡媒體”的母體網絡呢？網絡的對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網絡的對照物和聯系，我們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網絡是什么”的答案。這個思路接近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質是什么”的思路，馬克思如此定義：“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5]

經由關系、聯系來解釋本質，是一個合理的路徑。由此知道，“網絡是什么”，當然也可以從網絡與對照物和網絡的全部聯系中，認識網絡的位置、特點和作用，那么“網絡是什么”的問題也就得到一條清晰的出路。

“網絡是什么”的長期爭論展現了研究對象自身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其復雜表現為網絡上形態眾多，作用和影響各異；其多變性表現為網絡上原創技術出現周期很短，網絡組成部分新成員不斷增加，新功能不斷開發，原有的形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這里出現了問題：我們長期從“網絡和媒體”的角度來試圖認識網絡的本質。結果證明不成功。我們在探討“網絡是不是媒體，是第幾媒體”的時候，長期糾纏不清，認識混亂。我們把“網絡是不是媒體”這個問題拋開，跳出這個狹隘的怪圈，直接討論網絡對于人意味著什么？

用信息流的觀點來看待網絡可能更能接近網絡的本質。信息總是從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復雜流動，也可稱為精神交往，成為信息時代的非常重要的內容。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就是一個推動信息流動的計劃。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為乘客；那么網絡上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車；網絡就是道路。三者的關系就是“乘客、汽車和道路”的關系。同樣，我們觀察另一個系統，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種形態的傳統媒體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車，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現實世界可比喻為道路。那么我們面前有兩條道路，道路奔跑著形態不同的汽車，汽車里坐著乘客。

這個比喻的意義在于，把網絡和現實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相對存在，互相作用和影響。那么，網絡能夠承擔這樣大的比喻么？網絡有資格成長為足以與現實相對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從歷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日本學者藤竹曉提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的概念，[6]這些概念都傳達出這樣的含義：在一個走向信息社會的時代里，大眾傳播媒體營造的信息空間，已經構成了一個區別于現實環境的“第二環境”，也即“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盡管當時這個環境還沒有足夠完整、真實和獨立。而在今天，這個“信息環境”、“擬態環境”在網絡的催生下已經相當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學鑾使用的“網絡社會”[7]，開辟了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時代”[8]，發展出一個張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們將面對著劉建明提出的“雙重存在”的“社會”（即領土意義上的國家社會和超級信息和觀念全球化的社會）。[10]

我們深知，網絡在傳播技術方面的優勢遠勝傳統大眾媒體，它對“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的構成起到更為巨大的作用。社會演變的信息化，信息傳遞的網絡化，這兩個趨勢就決定了未來的時代是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現實社會和虛擬社會，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對立而存在。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聯結和影響。

如果從世界的角度來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車”的比喻，可以置換為比喻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顯然存在著兩種“大地和房子”，現實大地上建造著現實中的傳統媒體形態；虛擬大地上建造著虛擬中的網絡媒體形態。在本質上，虛擬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現實大地的一個變形的折射；同樣在本質上，網絡媒體形態不是“創新”的產物，而是傳統媒體形態在虛擬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這個比喻超過了傳播的意義，而是建造了一個“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說，傳播畢竟強調的是信息的流動和疏離個體的連接；那么“世界”的概念顯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駐留和傳播，固守和變遷，穩定的秩序與流動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筆者的觀點水到渠成，“作為虛擬世界的網絡”超過了“作為傳播媒介的網絡”，更充分而且有說服力地解決目前網絡理論解釋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糾纏，也是我們對網絡本質認識發展的新階段。

[參考書目]：

[1]方興東：《“網絡社會化”新時代的來臨》，參見陳衛星主編：《網絡新聞和社會發展》，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2]閔大洪：《網絡傳播研究亟待加強》，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閔大洪：《網絡媒體定義與中國網絡媒體生態環境》，參見鄧炘炘李興國主編：《網絡傳播與新聞媒體》，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4]杜駿飛：《網絡新聞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陳力丹，第1版，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7]彭蘭：《網絡傳播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8][美]馬克·波斯特著范靜嘩譯：《第二媒介時代》，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第4篇：世界歷史論文范文

針對當前中國電視娛樂節目所存在的問題，探討的視角可謂眾多，而從觀眾的接受視角展開思考則是一個頗為值得關注的命題。當我們將電視娛樂節目的研究置于接受美學視域之中時，發現電視節目的接受者同樣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對電視娛樂節目的創作也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當前中國電視娛樂節目的快速發展與節目制作者對節目的接受者——觀眾的重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是目前的尷尬處境又同制作者對電視觀眾的認識不足息息相關。

本文在進入主題之前，先廓清電視娛樂節目及其接受者等概念。

一電視娛樂節目及其觀眾

電視娛樂節目的概念長期以來并不是特別清晰。從廣義上講，電視的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娛樂，因此可以說，任何電視節目都可以被稱為娛樂節目。對狹義的電視娛樂節目的界定歷來表述不一，但都將界定的焦點集中在這種電視節目的核心功能——“娛樂”上。由此，筆者試圖對電視娛樂節目作如下厘定：電視娛樂節目是通過電視媒體播出的，以滿足電視觀眾娛樂需要為核心功能的節目形態。如此厘定在于著意將研究視角聚焦在“娛樂”功能這一維度，將電視娛樂節目是否正視了廣大電視觀眾的主體性，是否真正滿足了觀眾自主的娛樂需要置于考察的中心地位。

電視節目的接受者普遍被稱為“電視受眾”。“受眾”泛指信息的接受者，電視受眾也就是電視信息的接受者。由于對“電視受眾”的研究在不同領域有著不同的側重，“受眾”一詞對本文所涉及的命題仍然存在界定模糊的問題，因此有必要作進一步解釋：

在傳播學領域，對“受眾”（audience）的研究大都隱含著一個共同的假設：傳播是信息傳送的過程，媒介在這個過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更側重以媒介為中心，對傳播過程進行研究。然而，這種理論由于思潮的發難，受到了很大的挑戰，特別是“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從社會文化學的視角對“傳播”特別是“受眾”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們更強調參與傳播的雙方是平等的，在對電視接受者的研究中，他們更愿意用views（觀眾）或readers（讀者）來指稱電視接受者。用reader暗示了電視是文本，觀眾是讀者。根據接受美學的原理，作為文本的電視節目的意義是有著強大主動性的讀者在特定的閱讀過程中產生的，其接受活動構成了藝術活動的重要一環。藝術創作必須考慮讀者的接受，必須以尊重接受者主體性、滿足接受者的期待為前提，而受眾（audience）更多地暗示了接受者的反應是因電視的刺激而被動發生。用復數readers而不用單數reader是因為單數暗示了觀眾是單一的、均質的大眾，在接受同樣的信息時會產生同樣的反應，復數至少說明觀眾是多元的、有差別的。有鑒于此，本文將電視節目的接受者更確切地稱為電視“觀眾”（views）。

由于電視娛樂節目以“娛樂”為核心功能，所以電視娛樂節目是否真正正視了觀眾的主體性、迎合與激發了觀眾主動的“娛樂”期待，便成為探究電視娛樂節目發展瓶頸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二人的娛樂本性需要電視娛樂節目

電視觀眾作為現實中的社會人，有著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按照馬斯洛的說法，人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和歸屬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電視娛樂節目的出現使人的上述基本需要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滿足，也使其自身贏得了存在和發展的理由。這里，起關鍵作用的是電視娛樂節目所發揮的娛樂功能。

由此，有必要先對“娛樂”作一相對全面的認知。《說文解字》解釋：“娛，樂也。”此后，“娛樂”一直有“使快樂、愉悅”的意思。值得強調的是，這種使人快樂、愉悅并不僅僅是使人的生理獲得愉悅，更重要的是人內心的愉悅。而人內心的愉悅的基本前提正是安全需要、愛和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等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它實際上是一種自由、自主精神的滿足，是在“自由自覺”的能動活動中獲得的愉悅，其源于一種自主生命的自由表達。

在此，我們應回歸對“娛樂”的客觀全面的評價，應該看到人在娛樂中獲得的不僅僅是生理的滿足，更多的是精神層面、心理層面滿足，人需要在“娛樂”中獲得自我價值的確證。因此，我們對以娛樂為核心功能的電視娛樂節目的理解也須時刻以尊重和滿足人的生理、心理基本需求為宗旨，以“人文精神”為旨歸。“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就是尊重人的主體地位，尊重人的身心主動需求，以人為本。可見，娛樂是符合人的基本需求的、態度真誠的嚴肅的活動。

然而在傳統的文藝領域，很長時間以來由于對娛樂表現出來的感性狂歡和體驗享受的外在形態有著片面的理解，缺乏對娛樂的全面認知，人們對高揚娛樂精神的文藝缺乏應有的寬容。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話語有以下幾種：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娛樂不過是一種使人迷醉的，人們沉溺于這種中時也在不知不覺地屈從于意識形態的認知暴力。這顯然因其對大眾文化的全方位批判而誤解了娛樂本身。在中國本土，傳統的道德訓誡因素使人們堅持著對“喪志”的斥責，長期對以“聲色”為外在形態的“娛樂”存在偏見與抵觸；另外，現代中國很長一段時間的極端一元化意識對多元開放的文化形態的抵制也是人們對“娛樂”存在誤解和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長期的對“娛樂”的誤解使人在文藝領域的自由自主欲望漸趨抑制，于是“對肉體的由貶低到遺忘，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生命狂歡的意義的忽視”成為了評價藝術的“最大遺憾”。①這在中國電視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由于傳統理論話語的引導，中國電視長期以來有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對電視娛樂缺乏應有的寬容，使掌握話語權的人們對電視娛樂產生了不自知的偏見，他們以其“高高在上”的“嚴肅”趣味疏遠于電視觀眾合理的娛樂需求。

然而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消費主義觀念開始滲透到文化領域，電視也從主流意識形態運作向商業主義和消費主義接近和移植。取得消費者身份的觀眾獲得了追尋自主文化消費空間的可能，人們有了自由選擇、平等共通的機會，而不再是只被教化的“他者”。在這樣的語境下，中國電視進入了從以傳者為中心過渡到尊重觀眾合理欲求的以受者為中心的時代，中國的電視娛樂節目在90年代初的迅猛發展就是這一點的最好佐證。可見，電視娛樂節目的走紅在當代中國社會有其必然性，它是文化轉型與價值重建過程中產生的必然現象與結果。

同時，電視娛樂節目在當代中國也有著其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性。一方面，電視娛樂節目是內心焦慮的現代人的有效“心理代償”，有助于人們重新獲得對自身價值的肯定，進一步投入到新的生產活動中去。激烈的競爭、不平等的生存狀態等，使人們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和心理失衡，而高揚娛樂精神的電視娛樂節目以游戲的外化形式和特定的狂歡氛圍使不同層面的觀眾暫時顛覆日常的生活秩序，實現平等的共通，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精神放松。這是保證旺盛的生命力，刺激和強化活動能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娛樂所帶來的身心具有本能地抵制受控狀態的功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和民主制度的強化，使每個人的個性增強，自主意識發展，形成了一種對等級模式無意的反對心理。盡管任何人不能逃離政治、法律、道德以及形而上的規約，然而高揚娛樂精神的電視娛樂節目畢竟構造出了一個表達群體需要的公共領域，這對中國形成真正的公民社會有著重要的作用。

總之，以“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為旨歸，高揚娛樂精神的電視娛樂節目在當今中國社會有著其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它有責任和有必要去回歸觀眾的主體性地位，積極倡導和實踐以人為本的娛樂理念。這是一種實質性的倡導和實踐，具體表現為不僅僅讓電視觀眾有收看電視節目的選擇權，與電視節目制作者的淺層次互動、參與權，更在于獲得更高層次的人文關懷，否則便難以擺脫一方面在觀眾的娛樂需求下催生了大量的電視娛樂節目，另一方面又面臨著觀眾不滿與譴責的尷尬處境。

當前中國的電視娛樂節目正處在這樣的尷尬處境之中。筆者試從兩個方面梳理中國電視娛樂節目的發展現狀，分析其身處尷尬境遇的原因正在于對觀眾主體性的忽視和誤讀。

三忽視和誤讀觀眾主體性導致的尷尬現狀

電視娛樂節目以節目現場觀眾和熱線電話等方式在技術上打破了審美主客體無法溝通的局面，為提倡讀者主體性地位的接受美學思想找到了落腳點。然而電視娛樂節目在當前語境中存在和發展的關鍵在于能否從實質上做到尊重觀眾的主體地位，使之在受到充分的尊重與肯定中得到自由自主的身心愉悅。當前中國的電視娛樂節目囿于發展瓶頸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此：因節目生產者對電視觀眾的主體地位和主動的娛樂需求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忽視和誤讀，導致娛樂節目觀眾的上述需求并未得到真正滿足。主要表現為以下兩種狀況：

1.強勢話語粗涉觀眾主動性。

當前中國電視娛樂節目運作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現狀：說話者以強勢話語權在貌似平等溝通的形式下強行安排和制造接受者的需求。這實際上是對觀眾主動性的忽視，甚至是粗涉。

巴赫金的“狂歡理論”曾部分地點出了“娛樂”的品格——“是全民性的，無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的親昵的交際”②，是精神自由自主的、無等級的、全民共享的。這種狂歡品格使人從壓抑中解放出來，對僵化的秩序有著解構的作用，體現了人們對自由自主的追求。但是有著“狂歡”外在形態的當代中國電視娛樂注定與巴赫金的“狂歡”存在著錯位，這要從中國的世俗化背景說起。中國的世俗化進程伴隨的是對準宗教化政治權力的部分解構，而西方的世俗化過程是在對神權的根本解構中進行的，這就導致娛樂精神在中西方有著相反的語境：西方的世俗化是針對神權社會而提出的，人的欲望是最核心的訴求；中國的世俗化所消解是準宗教性專制集權，而且只是部分的消解，國家所處的政治文化體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西方的神權社會在世俗化進程中可以說根本消失了，而中國的世俗化仍然沒有擺脫與主流話語的糾葛。所以筆者認為，當前強化了娛樂功能的文化活動在中國雖然有著存在和發展的趨勢，但是并沒有獲得真正獨立發展的空間。加之在文化傳播領域，我國媒介向來就有作為宣傳工具的傳統，吃著財政“大鍋飯”的傳媒不需要考慮受眾的實際需求，長期決定中國傳媒生存與發展的是整個社會的政治環境，而不是受眾的選擇。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傳播領域都過分看重電視的宣傳功能。

直至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漸入市場化進程后，中國的傳播機制才由單一國有的一元媒介制度走向了產業化。特別是電視傳播，體制背景的轉變促進了其對市場效益的依賴性，而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一定消費自主空間的觀眾因此在電視傳播領域的地位大幅度提高，部分地獲得了話語主動權。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電視娛樂功能的強化，并同時推進了電視娛樂節目的發展。可以說，中國的電視娛樂節目是在體制轉變的背景下，在作為“消費者”身份的電視觀眾的消費自主性漸趨提高的前提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從這里不難看出，作為節目“接受者”身份的電視觀眾的主體地位并未真正被強化。因此，強勢話語對觀眾主動性的忽視仍然存在，對電視節目的控制和壟斷作用仍在發揮。制作者在已經成為習慣的“寓教于樂”的思想指導下總想在節目中帶入更多的說教使命，“娛樂節目不娛樂”的情況并不少見。以一位電視臺長的講話為例：“電視臺作為喉舌，要宣傳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堅持這一大方向的同時，還要堅持社會效益……”③這里，電視節目的接受主體——觀眾的自主娛樂需求卻沒有被考慮到。這是一種說話者在慣性思維下養成的“自以為是”的思想，他們在節目制作中有意無意帶入的強勢話語使之與觀眾的自主需求產生了錯位，是一種對觀眾自主需求的忽視。在節目制作中這種情況表現為以節目制作者的教化導向和主觀因素來安排節目內容，只是在節目現場強制添加娛樂氣氛，以增加節目效果。這種以傳者為主導的節目制作機制在電視娛樂節目產生初期主要體現為以政治教化話語為導向，以政治強勢話語干涉觀眾的主動性。隨著國家經濟重心的確立，政治教化傾向的弱化，這種明顯的政治教化話語導向有逐漸減弱的趨勢，但是以傳者思想為主導的節目制作思路仍然根深蒂固。節目制作者忽視觀眾的主動娛樂需求，主觀操控節目內容，指導節目發展方向，預定節目結果的情況在當前的電視娛樂節目中仍是普遍現象。即使有觀眾現場參與的節目，現場觀眾作為廣大電視觀眾的代表，不過是充當被動拉拉隊的角色，電視機前的觀眾獲得的僅僅是一種消化過的“食品”。這種大大異于觀眾真實需求，藐視其主體地位的結果只能是給廣大電視觀眾帶來被欺騙的憤怒和不滿。

2.市場利潤平面觀眾主動性。

電視娛樂節目忽視和誤讀觀眾的接受主動性還體現在以商業訴求掩蓋觀眾的主動娛樂訴求。

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市場化促使媒體發展的產業化，其中，電視首當其沖。隨著市場經濟規律的滲透，中國電視文藝作為意識形態宣教者的時代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電視文化領域的商品化和消費化。相應的，取得消費主動地位的電視觀眾獲得了追尋自主文化消費空間的可能，他們對違背自身實際需求的宣教式文化灌輸不屑一顧，導致電視界風行多年的傳者單極主導的模式全面解體，代之以眾多強化娛樂功能的電視節目，以求滿足觀眾的收視需求。90年代以后從中央到地方的眾多電視娛樂節目火爆熒屏正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這類相對滿足電視觀眾主動性接受需求的電視娛樂節目自出現以后便面臨著“媚俗”、“低俗”的批評性字眼。電視娛樂節目自身“娛樂”觀眾的宗旨并沒有錯，是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娛樂節目的“低俗”責任不在“娛樂”，我們或許可以從節目制作思路上找找原因。

市場化競爭帶來的是電視業對作為文化“消費者”的電視觀眾的重視，這雖然部分地恢復了觀眾的主體地位，但同時也使電視業受著市場規律的制約。或者說，電視業是為了謀求市場利潤的最大化而重視電視觀眾的需求的。這樣的運作出發點產生的結果便是失卻了對觀眾真正意義上的重視與關懷。

美國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曾提出電視的“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理論，其中“金融經濟”體現的是電視節目的交換價值，“文化經濟”則體現電視節目的使用價值。對此他進行了解釋：電視節目制作者把節目當成商品賣給電視經銷商，這是一種簡單的金融交換。但是電視節目的經濟功能并沒有在它銷售給經銷商以后就完成了，電視節目在被消費的時候又轉變成了生產者，它生產出來的是觀眾。然后，這批觀眾又由電視臺作為“商品”被賣給了廣告商。所以，費斯克認為，文化工業最重要的產品就是“商品化的觀眾”④，電視產業的當務之急就是“生產”出商品化的觀眾和“生產”出觀眾的利潤。事實上觀眾在這里成了利潤追求的被利用者，這也正是電視產業重視觀眾的深層原因。這種生產理念產生的結果便是用“觀眾數量”本位替代“觀眾本位”，這是一種對觀眾接受主體性的誤讀。

通過吸引觀眾注意力以獲取最大限度利潤的電視節目制作的直接結果便是節目運作要盡量滿足最多觀眾的需求，但是電視節目的觀眾是異質的、多層、多元價值指向的群體。那么把握觀眾文化趣味的“最小公約數”便成了最方便的做法，而觀眾文化趣味的“最小公約數”往往指向人的淺層次感官刺激和生理滿足。所以，在最大限度地吸引觀眾群的目的下，有相當一部分電視節目存在著追逐緋聞、隱私、欲望，盲目追求低級趣味的“庸俗”、“低俗”的狀況和趨勢在所難免。正如布熱津斯基在分析西方電視時指出的：電視及其娛樂節目的低劣化，并非出自電視人的本性，而是出自電視節目的商品性和電視觀眾“人性的弱點”之合力。雖然這種分析是針對西方電視而言的，對處在市場化轉型期的中國電視不一定完全適用，但其借鑒意義是重大的。因為事實上，中國電視文化的商品化程度越來越深，強烈的商業利益的驅動使相當數量的電視娛樂節目將電視觀眾尊為“上賓”，將對這位“上賓”的拉攏當成了電視節目制勝的法寶。然而，我們要認真思考的是電視娛樂節目的制作者是否真正了解和尊重了這位“上賓”。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從傳統的“以傳者為中心”向“以受者為中心”的轉變過程中，因商業利潤的驅使導致的矯枉過正，使電視娛樂節目的制作缺失了對人的真正尊重，壓制了個體的精神上的文化需求和情感需求，將“以觀眾為本”誤讀為“以觀眾數量為本”抑或“以經濟利潤為本”。

四尋找出路：以人為本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當前中國的電視娛樂節目領域，存在著對觀眾固有的主體地位的忽視和誤讀的情況。因此，貫徹“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正視和回歸觀眾的主體性地位，重視觀眾合理的人性訴求成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筆者在此針對中國電視娛樂節目現存的忽視觀眾主體地位的問題，試圖以人文精神為旨歸，找尋一些幫助其盡快擺脫發展困境的方法。

1.突破強權話語，尊重觀眾主體地位。

針對我國電視娛樂節目仍然存在的強勢話語權導向過度控制娛樂節目、忽視觀眾主動娛樂需求的情況，必須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受眾本位”觀，做到全方位地回歸觀眾的主體地位，接納觀眾的主動參與。在節目的制作和傳播過程中要根據觀眾的需要來確定傳播的目的、步驟以及傳播的內容和方式，并以觀眾的實際反應作為評價傳播得失的標準，切實履行“以人為本”的節目理念，喚起觀眾的主動參與意識，改變其作為“道具”、“擺設”的弱勢形象。

過去，由于傳播通道有限而且向度單一，傳與受雙方的互動交流難以充分實現。近年來隨著電視的現代化發展，互動交流所需的技術門檻大大降低，這為建構大眾的話語空間提供了基本前提，也使觀眾互動參與的熱情日漸高漲。然而，這些只是為轉變觀念做好了技術方面的準備，與深層的以“人文精神”為內核的“受眾本位”觀還存在著一定的距離。特別是目前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在這個問題上更需要看清發展方向，在具體操作中主要表現為改“顯性互動”方式為“隱性互動”方式。所謂顯性互動只是技巧和形式上的互動，是一種有問有答、有說有聽的形式安排，比如遙控器選擇、電話、網絡互動和設置現場觀眾等。可以說這些只是一種表面上的觀眾參與，節目的結果仍被預先設定，觀眾主動性的發揮空間仍然受到壓制。對電視娛樂節目的發展而言，真正的發展出路是切實貫徹“隱性互動”。這是一種觀念上的互動，就是抱著平等開放的思想，為觀眾提供主動思考、主動選擇的空間。縱觀當下的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在“顯性互動”方面并不落后，缺少的是體現真正人文關懷的非技術性的“隱性互動”。

2005年湖南衛視主辦的《超級女聲》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觀眾在電視節目所提供的全程跟蹤、全程互動的技術條件下與參賽的“超女”們共同經歷了比賽的全過程。在整個賽程中，現場參賽者、現場觀眾及電視機前的觀眾在通信、網絡等技術手段的支持下都有相當自由的發表意見的空間，并且節目制作者做到了切實使節目向著觀眾的意愿方向發展，而非預設結果。這使觀眾的主動性受到了極大的尊重，同時也在這種有實質性效果的參與中獲得了自我精神的愉悅。這是一種對以往“政治烏托邦”的解構，對強權話語框架的突破。

2.擺脫市場束縛，重視觀眾人性訴求。

如前所述，目前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存在著以追逐經濟利潤為最終目標而迎合觀眾低級趣味的現象，這種有悖于人文關懷原則的狀況終將付出失去電視觀眾尊重的沉重代價。切實貫徹“以人為本”的精神，應該明確這里的“人”不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而是“具有社會人的一定性質”的人⑤。“人性”的訴求既包括生理需求，更有著精神需求，因此，電視娛樂節目在履行人文精神時必須實現對人的全面尊重。

當前中國的電視娛樂節目仍然存在著對人簡單理解、忽視人的主體性、無視人性的合理訴求的狀況，這往往表現為在所謂的善意關懷中仍存在隨意侵犯他人隱私、忽視人的心理感受等情況。這是有悖于人文關懷原則的，是對“以人為本”人文精神的簡單理解。因為觀眾需要的不僅僅是表面的關愛和表達上的善意，而是通過節目所體現出的平凡人的內在精神、信念、理想和尊嚴，所弘揚的質樸、善良、堅韌和互助等美德獲得對自我的觀照，得到對自我價值的肯定，進而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和提升。

在這一點上，值得肯定的是央視著名的電視娛樂節目《非常6+1》。我們從節目中可以看到節目編導努力營造的是一種觸及人靈魂的對“真、善、美”的人生追求，在作為普通人的節目參與者身上顯現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同樣作為普通人的觀眾在見證參與者圓夢的過程中也獲得了自身的心理補償和精神的提升，得到了觸動內心的精神體驗，而非淺層次的生理層面的低級趣味。這是一種真正的人文關懷。《非常6+1》還巧妙地把以高獎金、強刺激為代表的西方真人秀節目中“”的金錢利益誘惑改為精神層面的滿足，以一趟放松精神的旅行，見一位思念已久的人，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等形式為獎品替換了金錢刺激，將的物質訴求轉化為人性的精神訴求，熔鑄了更多、更濃的人文關懷成分。

中國電視娛樂節目的出現和發展是時代的產物，符合日趨精神自主化的廣大民眾日益提升的娛樂需求，有著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又因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認識偏差而走進了誤區，面臨著諸多尷尬境遇。面對中國電視娛樂節目的發展現狀，要找到正確、健康的發展方向，一個重要的問題亟待解決，那就是糾正錯位的觀眾觀，樹立正確的觀眾觀。只有正視觀眾主體地位，切實尊重和發揮觀眾的主動性，才能在真正意義上獲得觀眾，走出發展誤區。



注釋：

①徐岱：《美學新概念》，第55頁，學林出版社，2001年。

②《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169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張孝軍：《修飾好電視這扇窗子》，《電視月刊》1995年第10期。

第5篇：世界歷史論文范文

本人就幾年來的教學實驗經驗積累，提幾點建議和看法，以供大家作參考。我認為一堂完整的物理實驗課，應做好如下幾個環節：

一：看

所謂“看”即“觀察和了解”是所有實驗的第一環節，包括對實驗器材的選取，器材的使用規則，器材的使用范圍，以及器材的精確度等，要有一個詳盡的了解。例如：測量教室的長度，我們是選用米尺還是選用皮尺呢？因為測量工具的米尺和皮尺，最顯具的特點是它們測量范圍――量稱不同。如果用米尺就必須采用重復測量的方法，即使方法和操作都正確，但仍加大了實驗的誤差，而皮尺可以一次性測量，有效地減小了誤差。使用前，我們還用“看”它零刻度的位置，零刻度是否磨損，以及它的分度值。這些因素直接關系到我們是否操作恰當，讀數是否準確的問題。

在體溫計的使用上，體溫計作為一種特殊的溫度計，它有著與其他溫度計顯具的不同點，（1）量稱不同：其它溫度計量稱一般是從－100℃致100℃甚至更大。而體溫計的量稱只是從35℃到42℃。（2）構造不同：體溫計有一纖細的縮口而其它溫度計沒有，構造不同導致使用上的不同，體溫計讀數時可以離開被測物，而其它溫度計不允許。更應值得注意的是：每次使用體溫計之前，要“看”水銀柱是否退回玻璃泡，如果沒有，需甩幾下，否則使用時可能導致數據的不真實：如：已知甲、乙兩人的體溫分別為38℃和37.5℃，測量完甲的體溫以后，醫生忘了甩幾下，又直接去測量乙的體溫，這時體溫計上顯示的數據將不會是37.5℃而是38℃

二：調

即“調整或調節”，它是進行實驗的一個準備階段，調整或調節的正確與否對實驗的成功有決定性的作用。對部分需要“調”的實驗儀器，應注重怎樣正確的“調”。最好當學生的面示范一次或幾次。例如：托盤天平的調平衡，首要條件是要將托盤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然后才能調平，在調平的過程中，雙眼應指針，輕輕旋動平衡螺母，使指針指在分度盤的中間，（如不能達到目的，則需移動，并記下游碼的位置）。在此過程中，不能用力太猛，否則易于損壞刀刃，減少托盤天平的靈敏度，加大實驗的誤差，而且每一次進上步的調節，都應在天平靜止以后才能進行。

在電流表或電壓表的機械調零上，由于電流表或電壓表長期的使用、運輸等因素，使指針不能準確地指回零刻度處，一般我們都采取機械調零的辦法：先找到刻度盤中下部找到調零的螺絲，用平字起，慢慢旋動，使指針指回零刻度處，操作的過程中，眼睛應始終盯住刻度盤，旋動的手腕要用力均勻。

三、做

做，即做實驗，它是學生實際動手操作參與實踐的具體過程。每一種儀器，都有它的使用規則和要求，我們應嚴格地按照它的規則要求進行操作。特別是在做一些帶危險性的或損壞性的實驗時，應先通過教師的檢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壞和意外。在用電流表測量電路電流的連接電路時，開關應斷開，電流表應與被測部分串聯，要保證電流必須從電流表的正極流入負極流出，被測電流不超過電流表的量程，（在不能確定的情況下，可以采用點觸或試觸的方法），不能將電流表不經過用電器而直接接在電源的兩端。當然，我們可以事先將電路圖畫好，然后按電路圖連接達到操作時降低難度的目的。這個過程中必須得到教師的檢查同意以后，方才可閉合開關進行實驗。否則一旦電流表的正負接線柱接反或電路中發生了短路現象，很容易燒壞電流表。

在“做”觀察水的沸騰實驗時，就應特別注意酒精燈的正確使用。酒精燈作為一種加熱工作，它的構造限定了它的使用方法，不允許用酒精燈去引燃另一盞酒精燈，使用完以后，不能用嘴去吹滅酒精燈，而應用燈帽蓋滅，操作過程如果不當或不慎，使灑出的酒精燃燒，不可用水澆（因為酒精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燃燒著的酒精易漂浮在水面上，隨水流動，容易發生火災，而用濕抺布蓋滅（隔絕空氣的辦法）等。

四、記

即在實驗中，正確的讀取和記錄數據，它包括：讀取的姿勢（例：刻度尺數值的讀取時，眼睛應水平垂直或豎直垂直刻度）；讀取的方法（讀到分度值的下一位）和準確的記錄（數字與單位要準確）。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通過多媒體演示錯誤的讀取姿勢或方法，加深學生對錯誤和差的了解，加強學生對動手操作的掌握。同時，也應注重實驗的事實，而不能任意加大或減小實驗數據，有意迎合實驗的真實結果，應著力培養學生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五、析

對于記錄的數據由于操作者不同，實驗器材的不同，操作方法的不同等因素，可能導致同一實驗結果的不同。我們應及時加以總結和分析。幫助學生分析哪些是錯誤導致的結果，哪些是誤差造成的原因，與學生共同探求對實驗器材和實驗方法的改進，進一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拓寬他們的思維。例：做動滑輪可以省一半力的實驗過程中，實驗的結果與理論的數值存在偏大的現象，我們應幫助學生指出，這并不是錯誤實驗的原因，而是由于摩擦力存在的導致的結果，為了使實驗結果更趨于理想，我們應想辦法，減少摩擦（學生分組討論，老師加以歸納和總結）。

六、理

第6篇：世界歷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文學理論；解釋學；邏輯模式

解釋、理解的目的在于促成“意見一致”，并從而達成對話和交往的順利進行。哈貝馬斯認為：“傳統語境的武斷不僅一般地受語言客體性的支配，而且也受種種抑制力量的支配，也就是這些抑制力量使同意本身的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變形，并一貫地歪曲日常交往。”“真理只能以那種意見一致來保證，即它是在沒有控制、不受限制和理想化的交往條件下取得的，而且能夠長久保持下去。”{1}阿佩爾也指出，解釋學的理解同時也能導致批判地探明真理，只要它遵循這一調整原則：設法在解釋者不受限制的共同體的框架內建立普遍的意見一致。{2}走向沒有控制的意見一致是解釋的目的，也是批判的目的，批判為理想化的解釋趨向開辟道路。

在我國20世紀文學理論話語體系中，許多理論范疇沒有達到一種較為理想化的“意見一致”，我想，其中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兩個方面：其一，是理論沒有自覺其為理論，有些人沒有能夠自覺地按照理論自身的邏輯來看待、來思考、來理解理論，理解主體沒有和理論主體一起站在理論的平臺上進行有機地溝通和對話，有機的主體之間的聯系沒有真正確立起來；其二，是理論的解釋者或應用者對理論的理解被某種“目的”或“利益”所局限或控制，從而使“意見一致”成為某個傾向集團（或利益團體）的“意見一致”，而非普遍的“意見一致”。因此，我們要達到理想化的“意見一致”，一方面要做到理論的自覺，即知道自己是在探討或思考理論問題，要自覺按照理論自身的方式來理解理論；另一方面要盡量排除外在于理論的種種功利目的因素對解釋主體的控制，以使對理論的解釋大體建立在不受限制的基礎之上。

一、理論與理論的解釋

什么是理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我們將對理論的解釋與對其他類型對象的解釋剝離開來的基礎。喬納森·卡勒在探討“理論究竟是什么”時得出四點結論：“1.理論是跨學科的——是一種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學科的作用的話語。2.理論是分析和話語——它試圖找出我們稱為性，或語言，或文字，或意義，或主體中包含了些什么。3.理論是對常識的批評，是對被認定為自然的觀念的批評。4.理論具有反射性，是關于思維的思維，我們用它向文學和其他話語實踐中創造意義的范疇提出質疑。”{1}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這四點，即理論是一種對現象所進行的綜合性、反射性（即反思性）和超越性的解釋的話語。

綜合性即是指理論的“跨學科”性，理論不可能單純依靠某一學科來完成，也不可能只就某一單純對象來完成，借鑒與綜合是建構理論的必由途徑。文學理論的建構也是如此，它必然地要借鑒、綜合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等方面的知識，其對象也必然不會僅僅局限于文學作品，而是會擴展到社會、文化、心理、語言以及其他藝術形式等等。所謂“反射性（即反思性）”，也就是卡勒所說的理論“是關于思維的思維”，是對一種思維現象進行的再思考，對于話語實踐來說，它則是解釋其意義或概括出某種普遍性原則的“工具”，用卡勒的話說就是理論能夠“提供非同尋常的、可供人們在思考其他問題時使用的‘思路’”{2}。超越性是指理論對常識的超越以及理論話語對日常話語或話語的日常意義的超越，當然也是指理論化解釋對日常化解釋的超越。理論話語不象日常話語那樣，“它不能一望即知；在諸多因素中，它涉及一種系統的錯綜關系”，其“主要效果是批駁‘常識’”，“理論常常是常識性觀點的好斗的批評家。并且，它總是力圖證明那些我們認為理應如此的常識實際上只是一種歷史的建構，是一種看來似乎已經很自然的理論，自然到我們甚至不認為它是理論的程度了”③。理論話語的深刻性、錯綜性體現了理論思維的抽象層次較高的特征。

對“理論”這一范疇的理解是理論的解釋的基礎，理論的上述規定也規定著對理論進行解釋的原則或維度，即綜合性原則、反射性原則和超越性原則。首先，我們不能把理論局限在單一學科與單一對象上來理解，理論是通過借鑒與綜合而逐步建構起來的，我們也只有由多個層面、多個視角來觀照才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晰全面。而如果只從某一個方面或某一個角度來理解理論，就必然會陷入片面性解釋的誤區。其次，就理論所具有的“反射性”來看，理論就是“再思維”，就是解釋的一種實現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對理論的解釋也就成了“解釋的解釋”。對于“解釋的解釋”而言，揭示意義（或內涵）已經不再成為解釋的主要目的，而對原解釋得以確立或形成的語境、條件、邏輯與規則的揭示則開始居于主導地位，它不僅要考察理論內涵形成或變異的歷史，而且還要考察使這一理論得以存在或實現的時空場域特征。這樣，很明顯“解釋的解釋”的實踐性追求更為增強了。再次，理論的超越性也要求對理論的解釋要本著超越性的原則，這種超越主要體現在對日常化理解的超越，或者是對僅從字面來解釋的超越。比如對“反映”的理解就是如此，字面上看，或由日常經驗來看，“反映”就是“照鏡子”，而從哲學的層面來理解就迥非如此了。理論解釋的超越性原則其實就是要使理論回到理論的層面，也就是要站在理論的層面上來探討理論問題（簡單地說，也就是要求講“內行”話），這樣就可能避免在不同的解釋層面來解釋理論所帶來的歧異。

對文學理論的解釋與對其他學科理論（比如“法”）的解釋一樣是要憑借“邏輯分析的方法”和“經驗事實的驗證方法”來達到對于解釋對象的客觀性認識的{4}，對這兩個方面考察也同樣可以發現作為解釋的理論本身所達到的客觀化程度。理論也帶有主體性特征，理論主體的目的性、功利性常常內在地決定著理論判斷，當然理論主體性的特點也決定于主體性形成的客觀的社會環境，所以主體性是從微觀來講的，宏觀上看主體性也是有條件的，是客觀化了的。就我國現代文學理論的發展來看，理論的主體性由膨脹走向式微、客觀性由邊緣走入中心是一條基本的發展脈絡。文學理論中“反映”概念意義的變遷就表明了這一點，為了強化文學對于社會、對于現實的影響力、對于民眾的啟蒙效果，20世紀初的知識分子大力張揚“文學是時代（或現實、生活）的反映”這一理論命題；20世紀中葉，出于革命的熱情而把“真實反映”的觀念轉移至“正確反映”的維度，由強調“真實與否”轉向強調“正確與否”；20世紀的80、90年代，人們對“反映”概念的討論使“邏輯分析的方法”和“經驗事實的驗證方法”發揮了主導的作用，人們對“反映”概念的認識的客觀性大大增強了。我國20世紀文學理論中，對“文學與政治之關系”的認識也是如此：由目的、功利或價值主導逐步轉向由邏輯分析與經驗驗證為主導。文學理論為何生成、怎樣生成、生成什么樣態是對文學理論進行解釋的中心環節和問題。通過這種解釋使文學理論找到恢復自身理論面目的途徑，最終使理論成其為理論。

在我國現論界，常常見到“泛理論話語”的現象，這里所謂的“泛理論話語”是指學科理論話語的使用或理解越出規范的限度。比如“反映”作為哲學范疇可以運用到學科理論的“理性的根據和開端”層面，它解決的是文學理論中屬于哲學的部分；所以把“反映”運用到“實證”的方面就是“泛理論話語”了。說“文學是現實的反映”是在“理性的根據和開端”層面，而說“《西廂記》反映了封建社會中青年男女為爭取愛情自由對禮教觀念和門閥制度的斗爭”，“《威尼斯商 人》……反映了西歐上升期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的斗爭”{1}則是在“實證”方面使用“反映”概念了，也就是說，在這里“反映”概念成了“泛理論話語”，其實這里的“反映”一詞如果用“體現”、“描寫”、“顯現”甚至“表現”來代替，則更符合文學作品的具體實際情況。“泛理論話語”的存在嚴重敗壞了“理論話語”的純潔性，這是“理論話語”理論性淡化，“理論話語”走向“日常話語”的癥結所在。我們要做的理論的解釋就是使理論回到理論自身層面，從而使理論的探討真正成為可能，使“意見一致”向理想化狀態邁進。

這里，值得一提的還有理論和對象（或現象）的關系問題，在這組“我（理論）—你（對象）—它（對象）”對話中，作為“我”的理論和既作為“你”同時又作為“它”的對象（或現象）應該是處于一種互釋（或“互文”）關系，理論是對對象的“你”、“它”雙視角的理解或解釋，即既重視對象與“我”的共時存在關系，又重視對象與“我”的歷時存在關系。比如，“我”閱讀一部文學作品，被其中的意蘊深厚的意境或觸及靈魂的情節所感動，從而與之發生了強烈的共鳴，這種“共鳴”性的理解就顯現了“我—你”的共時性存在關系；而如果“我”對這部文學作品的寫作時間和所由發生的主客觀語境進行考察，從而理解到文學作品所要傳達的原初命意，這樣的理解或解釋就體現了“我—它”的歷時性存在關系。對文學理論文本的解釋也大致是如此。

在作為解釋的文學理論對于對象的作用或功能問題上，需要注意的是，文學理論一般并不直接幫助創作，所以要求理論直接對創作有“用”或者要求以理論指導創作也都是不十分確切的觀點，也都是在某種程度上對理論的誤解。理論對創作起作用要通過“文學批評”的中介。這也是我們真確理解理論所必須注意到的。我們可以由理論的角度來理解“反映”概念，而不應該從“現象”自身去理解。因此，“反映”應該只用在本質層的探討中，在文學理論體系的具體“創作論”或具體“作品論”環節也使用“反映”去描述或說明就常常是不恰當的。嚴格說來，只有“本質論”才是真正的理論；“創作論”和“作品論”中可以稱為理論的內容的，其實都是文學“本質”的要素，都是在不同方面對文學本質的探討和補充。“創作論”與“作品論”中更多的具體方面其實可以歸屬于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對于其對象來說的主要功能是“知”，而非“行”，強調前者文學理論才會獲得一種理性的邏輯分析系統，才會具有理論性；而如果過于強調后者，那么，其內在的主觀欲望和道德激情也就不會得到適當的控制，從而，使文學理論的理性和獨立性的生長可能受到不應有的局限，乃至于泯滅或喪失。

二、解釋的秩序與日常思維阻礙

秩序意味著穩定性和已完成的體制，意味著權威和規則的控制；穩定性和已完成的體制是體現，權威和規則則是秩序內在的支持因素。權威和規則一方面是目的性的規定，一方面則是邏輯性的規定；因此，解釋或理解的秩序也一方面是目的性的，一方面是邏輯性的。{1}目的性和邏輯性之間有一種控制與被控制的糾結關系，當目的性控制邏輯性時，就會導致價值取向主導的秩序生成，當邏輯性控制目的性時，科學性主導的秩序就可能產生。理想狀態的“意見一致”應當是目的性和邏輯性、價值取向和科學性的契合與統一。其發展的過程或趨勢大體上是由價值取向主導發展到科學性主導再到二者的契合與統一，當然，這一過程實際的情形是相當復雜而曲折的。

我國現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也正是如此，20世紀初比較先進（或者說先鋒）的文學觀念，比如“文學是時代（或現實）的反映”，其目的并非是探討文學是什么，而是著眼于文學對于時代、社會和人生的作用，著眼于文學實際的功效。對文學理論的實踐性質（或者說“有用性”）的過分強調，把理論或知識的范圍和要素同現實或實際的范圍和要素相混淆，這樣，就勢必會導致文學理論秩序由價值取向一方來規定。對文學理論概念的理解也是在這一秩序中被規定好了的。邏輯是觀念發展成理論的必然要求，也是秩序得以確立的內在質素，在價值取向支持下的理論秩序中，邏輯退居次要地位。所以，20世紀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在對像“反映”這樣的理論概念的理解就往往會難以達到邏輯起決定性作用的“學理”化闡釋的層面。在這樣的語境中，“你—我—它”不再處于“互文”狀態，而是以“我”代“你”、以“我”代“它”的“我”中心主義態度。具體表現在很多層面或方面。比如，在“中—西”理論話語間這對闡釋關系層面，就有學者曾正確地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意識的形成，并不是所謂的盲目崇拜西方，導致與傳統的決裂。崇拜是有的，但是卻并不是盲目的，相反，人們對外來文學的注意、理解、闡述和接受，都有著明顯的選擇性和傾向性。”{2}這種選擇和傾向的依據就是“為我所需”，是“有用”。這就形成了類似對“反映”概念的解釋（赫胥黎對“進化論”的闡述也是如此）這樣的現象，不去從學理上細究理論話語的原義是怎樣的，而是根據當下現實的需要來理解，甚至是曲解。這種“我”強行占有“你”，而置“它”于不顧的情況嚴重地阻礙著理論“自主性”的確立與實現。當然，這里還有問題的另一方面，即在我國的本土知識中已經存在著蘊涵西方理論觀念的方面或土壤，“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在把它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③，理論觀念，甚至是通過翻譯產生的理論觀念，也都是如此，它在本土文化中必然自在地存在著相關的因子，只有這樣，異域的理論觀念才有在本土得以成長的可能性。

對理論的研究在學術體用層面的分野上也體現出了這種“邏輯主導”或“價值主導”的傾向，以“體”為目的或以“體”作為“權威”的理論研究是邏輯主導價值的，而以“用”為目的或以“用”作為“權威”的理論研究則是價值主導邏輯。正像“邏輯”不能以“價值”來衡量一樣，“體”也不能夠以“用”來衡量。在我國現代文學理論語境中，對“反映”概念的研究或解釋有不少是在“體”的層面進行的，比如把“反映”觀念視為能夠強烈促使文學影響現實社會的思想武器就是如此（當然也有人把在文學理論中是否堅持“反映論”看做是是否堅持某種政治傾向，這就是更具體的“用”了），如果這一狀態走向極端，就會造成理論話語的失序狀態。這是典型的對理論的實用主義的理解。對于這種理解來說，“掌握真理，本身決不是一個目的，而不過是導向其他重要的滿足的一個初步手段而已”{1}。而真正對“反映”概念作出深刻理解的則是在完全“學術”的層面上進行的，在這一層面，“掌握真理”本身就是目的。當然，也會有這樣的情形，由于長期以來受以“用”的方式理解“反映”概念的影響，使人們對之產生了一種慣性認識，即仿佛一談“反映”，就是功能化地去理解文學現象，這就會使人們產生逆反心理，這也給恰當而深入地理解“反映”概念含義帶來了一定困難。也可以說，這是傳統解釋對后來者的“前理解”的一種傾向性規約。

真正能夠給人們邏輯地理解“反映”概念、邏輯地解釋文學理論開辟道路的是人們在主觀上擺脫了價值“目標”的控制，在理論研究上更趨于理論自覺或學術自覺的傾向，邏輯開始在理論話語中成為秩序的真正主導性要素。

另一個決定著解釋的邏輯秩序的重要方面是思維，作為思維的產物的對象不同，思維方式也就不同，理解它也就必須按照它本身的思維方式來進行，否則思維就不能夠真正地進入對象。文學理論作為理論是理論思維的產物，解釋或理解文學理論也必須按照理論思維的方式來進行才是可能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談及“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時認為，理論思維有兩種方法{2}：第一種方法，即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所達到的范疇是簡單范疇（即“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③）；另一種方法{4}，即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所達到的范疇是具體范疇（即“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5}）。馬克思認為：“簡單范疇是這樣一些關系的表現，在這些關系中，較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范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系或關系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范疇當作一種從屬關系保存下來……比較簡單的范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于支配地位的關系或者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系，這些關系在整體向著以一個比較具體的范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6}“比較簡單的范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范疇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充分發展恰恰只能屬于一個復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范疇在一個比較不發展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分的發展。”{7}

“反映”概念在西方的發展也是如此，早期是簡單范疇，到黑格爾時展成具體范疇，那么其后在理論上對“反映”概念的理解達到具體范疇的高度才應是充分和深刻的。中國20世紀的理論界（當然包括文學理論界）對“反映”概念的理解也大致經歷了一個由簡單范疇到具體范疇的發展。然而這并非是一帆風順的，制約這一發展的主要是別種思維方式（即非理論思維方式），尤其是日常思維方式，時常對理論思維方式的阻礙、干擾甚至是取代。馬克思在論及理論思維時說道：“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于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1}這里馬克思指出了四種思維掌握世界的方式，簡言之，也就是四種思維方式，即理論思維、藝術思維、宗教思維和實踐思維。上面論及的那種要把理論也當作文學作品來寫的想法，其實就是要以藝術思維方式代替理論思維，這必然使理論走向非理論。而就我國現代文學理論的發展來看，尤其是就人們對“反映”概念的理解來看，以“實踐思維”對“理論思維”的潛在沖擊為最大。

“實踐思維”也就是“日常思維”，其基本特征是思維附著于日常生活實踐經驗，它依賴于日常體驗和感知，基于此，匈牙利學者阿格妮絲·赫勒（Agnes Heller）分析了日常思維與科學思維的差異，她說：“日常思維作為日常活動的一種功能，可以被視為不變量。然而，它的結構和內容則各異，它們的變化速度也極其不同。日常思維結構的變化極其緩慢，它包含著完全停滯的方面。它的內涵的變化相對迅速。但是，如果我們把日常思維同科學思維作一比較，甚至日常思維的內容也傾向于保守和具有惰性。”“由于日常思維的內容……植根于基本上是實用的和經濟的結構之中，因此，將它們同那些超越純粹實用性的思維結果相比，在根本上具有惰性。這一對實用性的超越可能發生于科學（哲學）的間接知識（intentio obliqua）之中，即發生于對某些問題情結的發現之中，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理解，同在日常‘個人’的實用方法和需要或者利益之中獲得的以人類為中心的情感背道而馳，不管這一‘個人’是特性的還是個體的。”“就超越日常性的制度化或迄今是異化的其他對象化而言，日常思維的實用主義與這些對象化相對而作為‘天然的常識’，作為正常狀態的尺度而出現。然而，就這些對象化代表了與類本質的更深的關聯而言，日常思維的內涵是作為成見的體系而出現的；‘常識’獲得了否定性的評價印記。”{2}

理論思維是對象的抽象和綜合，而日常思維則“從人的日常經驗中直接進行推導”③。在我國現代文學理論上，將“反映”視為“鏡子”般機械或被動反映的，一提“反映”就想到鏡子的，都是以日常思維取論思維的表現。那些要求文學理論要能夠具體地幫助創作的，或者以其他方式實用主義地對待理論的，也都是由于沒有擺脫掉日常思維的模式所致。“反映”概念發展到黑格爾就已經經歷了所有的意識形式，應該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4}，而要把握這一點，離開理論思維是不可想象的。在理論思維過程中不剔除日常思維，其抽象性和超越性就會被嚴重遮蔽。日常思維的邏輯被日常生活現象所牽引，它的“證明和反駁”，也通常只“與事件的事實有關”{5}，通常的解釋或理解方式是打比方——用“鏡子”來喻“反映”，以“瓶子和酒”來喻內容和形式等等，這樣就不能解釋“反映”涵義的復雜性，也不可能理解內容和形式的辯證關系，因為“瓶子是酒”或者“酒是瓶子”這樣的命題表述是會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

語言是思維的直接實現，理解首先也是對語言的理解，因此，把握理論語言的性質也是對理論思維的進一步理解，同時也是理解作為話語形式的文學理論的必要前提。我國有學者把科學語言分為三類，即實證科學語言、哲學語言和文學藝術語言，認為實證科學語言是嚴格的規范語言和正指謂值語言{6}，哲學語言是規范語言{1}和負指謂值語言，而文學藝術語言則是變異語言和負指謂值語言。{2}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包括文學理論）語言顯然更接近于哲學語言，因此，人們在理解或解釋理論時，就既不能象理解正指謂語言那樣機械地為其概念尋找在現實世界的對應物，也不可象理解變異語言那樣去發掘其心理或情感的意義或功能。與日常語言相比較，理論語言跟其他科學語言一樣是超常語言。由于適用領域的廣泛，日常語言往往具有一定的彈性，與日常語言不同，“科學語言符號更加具有規范性，或更加具有變異性；所包含的負指謂值語言符號更少，或所包含的負指謂值語言符號更多”③。就理論語言來看，就是更加具有規范性、所包含的負指謂值語言符號更多。人們在理解上往往更易于從日常語言角度出發來理解理論話語，這樣也就往往會步入理論解釋的誤區，也就是說，理論的超越性和抽象性不僅體現于思維上，也同樣體現于作為思維的直接實現的語言上，因此，在解讀理論語言過程中批判、剔除日常語言的“當然性”理解也是確當地解釋理論話語之重要前提。

三、文學理論解釋學的構想

對理論進行有效解釋是使理論回歸自身，走向理論自覺的重要途徑，本文之所以要建構起文學理論解釋學，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探索并最終建立起“理論解釋”或者說“理論走向自覺”的有效途徑。那么什么是文學理論解釋學呢？簡單地說，文學理論解釋學就是通過對理解或解釋文學理論的現象（主要是文本）進行分析和研究，探究影響或決定對文學理論進行恰當解釋的諸種因素和條件，從而建立起來的旨在規定如何對文學理論進行有效解釋或理解的原則或理論系統。

那么，很顯然，依據對文學理論解釋學的這一規定，可以看出，本論文中的文學理論解釋學在性質上是屬于方法論的活動，而非哲學活動。{4}英國理論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對哲學活動和方法論活動做了區分，他說：“前者關心的是理論思索和價值判斷，以及什么值得和什么不值得的內心質疑。后者主要關心解釋的邏輯，和保證我們的論證是嚴格的，推論是合理的，以及我們的方法內在聯系是前后一貫的。”{5}這樣的界定就可以使我們擺脫作為哲學的解釋學立場的羈絆，而強調解釋學的獨立于哲學之外的方法論特性，它可以為持有任何其他哲學立場的研究者所利用。或者可以換句話說，人們也能夠在其他的哲學立場上來建構自己的解釋學。

建構文學理論解釋學的基本設想，筆者認為初步的工作就是確立起文學理論解釋學的研究對象，確立起最基本的文學理論的解釋原則，并把握到文學理論解釋的基本模式（或模型），并在此過程中建立文學理論解釋學的一些較基本的概念或范疇。

文學理論解釋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文學理論的解釋現象，也就是文學理論中的“事”{6}。金岳霖指出，知識的“事”的成分，“一是知者，一是被知者，一是二者底關系”，“假如我們要對得到知識這樣的事有所了解，我們不能忽略這三者之中的任何一成分”。{1}同樣，文學理論解釋學的研究對象具體地說也是這樣的三個方面：解釋者、被解釋者（文學理論）、解釋者和被解釋者的關系。“知識論要在事中去求理”{2}，文學理論解釋學也是要在“事”中求“理”。金岳霖認為，作為知識論的對象的知識的“理”，“是獨立于我們底理。獨立兩字非常之重要；一思想結構或圖案給我們的真正感要靠對象的理底獨立”。③文學理論的“理”也要求是獨立于人的，因此，文學理論解釋學在“事”中求“理”的同時，也要求對那些控制“理”、并從而取消“理”的獨立性的“事”進行批判。文學理論解釋學應該是對于文學理論中的“事”的批判性研究。

圍繞對文學理論中的“事”的批判性研究，我們就可以確立起一些文學理論解釋的基本原則。

文學理論的解釋首先要澄清的是歷史和歷史性{4}問題，并由此建立起文學理論解釋的歷史原則。談歷史原則顯然離不開，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學派比更注重歷史，創始人指出：“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5}“歷史”是他們研究或解釋任何問題的前提和出發點，恩格斯在解釋歌德現象時說：“歌德在德國文學中的出現是由這個歷史結構安排好了的。”{6}列寧也強調：“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7}

伽達默爾的看法表面看似乎與的觀點相近，比如他也認為：“歷史并不隸屬于我們，而是我們隸屬于歷史”{8}，“理解從來就不是一種對于某個被給定的‘對象’的主觀行為，而是屬于效果歷史，這就是說，理解是屬于被理解的東西的存在。”{9}人不能超越自己的歷史，理解者只能站在傳統之內而不能站在其外去思考，理解有賴于前理解，判斷有賴于前判斷，歷史決定著理解的可能性及其限度。{10}按照伽達默爾確立的歷史性原則，我們就可以對他所理解的解釋的主觀性和客觀性作出這樣的判斷：解釋的主觀性是歷史性的主觀性，因為解釋者本身即是歷史性存在，“歷史地在先給定的東西……是一切主觀見解和主觀態度的基礎”{11}；解釋的客觀性也是歷史性的客觀性，它“只能靠對把認識的主體及客體連在一起的效果歷史的語境進行思考才能獲得”{1}。

但就理論的實質來看，伽達默爾所建立的解釋學的歷史原則與的歷史原則有著根本的不同。的“歷史”是一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是一個“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它既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2}恩格斯認為，人們可以客觀地認識歷史，并能夠通過對歷史的客觀認識來理解觀念的東西，在他看來，歷史是認識的對象，同時，歷史也是認識的依據和前提。③而伽達默爾的“歷史”則是被理解的“歷史”，是文本的“歷史”，他說：“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4}伽達默爾的“效果歷史”其實是把客觀的“歷史”變成了主觀的“歷史性”，他以此來克服歷史客觀主義和歷史主觀主義傾向，認為歷史是主客的交融和統一。然而，正像伽達默爾所意識到的那樣，“這里經常存在一種危險，即在理解中‘同化’他物并因此忽略它的他在性”{5}。對“歷史”的這種讀解方式，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并不處于這處境的對面，因而也就無從對處境有任何客觀性的認識”{6}。伽達默爾的“歷史性”只是一種控制因素，它限定了認識或解釋本身的客觀性，卻放棄了它們對于對象來說的客觀性，這顯然是缺乏現實感的、“半截子”的、很不徹底的歷史觀。

那么，我們在建構文學理論解釋學時如何處理歷史和歷史性問題呢？本論文認為，我們要以的歷史觀（即唯物史觀）作為我們的哲學基礎，作為我們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和指南，而將伽達默爾的“效果歷史”作為具體的方法論層面的原則來加以借鑒。這樣我們就既可以確立起文學理論解釋學的客觀性原則、歷史原則，同時，又可以確立起具體文本解釋過程中的客觀的而非主觀的“歷史性”原則。

文學理論解釋學應該確立的第二個原則，就是它還必須具有批判性立場和功能，尤其是意識形態批判的立場和功能。 “意識形態批判”就是“從否定性角度研究意識形態”{7}。文學理論本身是意識形態形式，其意識形態特性或功能往往會造成文學理論的權威化、體制化，當人們由政治立場的層面來看待文學理論中的“反映”概念的時候，即使是對“反映”的極其扭曲的理解也就成為不可搖撼的“真理”了。當作為意識形態權威的理論觀念無批判地進入到文學理論教科書中，“教育者使得那些借助于權威而在受教育者頭腦中形成的偏見合法化。教育者與榜樣的同一性創造了權威；規范可能深入人心，即偏見可以穩定化，借助于這種權威，偏見本身是可能取得的認識的前提”{8}。因此，意識形態批判立場就成為維護解釋客觀性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學理論解釋的歷史性也就是“批判的”歷史性，當然，意識形態批判也是“歷史性的”批判。

“批判”立場的主要功能是控制，通過“批判”控制解釋的非客觀化、非科學化的傾向。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er，又譯波珀）認為科學陳述的客觀性就在于“主體間相互批判”，他說：“科學陳述的客觀性就在于它們能被主體間相互檢驗。”{1}而“主體間相互檢驗只是主體間相互批判這個更一般的觀念，或者換句話說，通過批判性討論進行相互理性控制觀念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2}我國也有學者指出：“在學問之領域，無所謂絕對的權威存在，無不可討論或批判者。任何主張，任何見解，無不可秉此‘學問上公開’之性格；容許各方討論或批判，反復輾轉為之，始可逐漸提高學問上之認識，以提高其客觀性。學問之與‘教條’不同，其理由即在于此。”③我國現代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的“現實主義”的討論，“形象思維”的討論，“文藝與政治之關系”的討論，“文藝的意識形態性質”的討論，以及關于“文學反映”概念的討論等等無不顯示了“批判”在文學理論解釋中的重要意義。弗雷格提出的在研究中“要把心理學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明確區別開來”；“要時刻看到觀念和對象的區別”，{4}要做到這些，所需要的無異也是“批判”。可以說，如果沒有“批判”性的立場，客觀主義就可能是形式化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也就可能是虛偽的，真正自覺的文學理論的解釋也就根本不可能發生。

當然，應該注意的是，“參加討論或批判者若不依循‘一定之標準’提出討論批判，將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無異在不同的層面上各說各話，其結果，客觀性之目標仍無由以達”{5}。對于文學理論而言，就是只有在同一的理論話語層面、理論思維層面、理論的方法論層面來探討問題，才可能產生真正的對話和交流，或者說他們的對話和交流、他們的探討才是有效的，客觀性也才會實現，才會有由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可能。我國文學理論中對于“反映”概念的解釋就有著這些方面的諸多問題，有學者從哲學層面來認識，有學者從實證層面來認識，有的從日常經驗做判斷，有的從心理學角度去解釋等等，這樣的交錯討論就不會使彼此的觀點“相遇”，因而也就是無效的爭論，并不能使理解在某一個方向上深化下去。

建構文學理論解釋學的第三個原則是要把握文學理論的動態性，把握其運動的特點和性質，從而為文學理論的解釋提供原則性參照。

我國文藝理論家楊晦在其《論文藝運動與社會運動》一文中，曾以地球的“公轉律”和“自轉律”做比況來論述文藝的運動規律及其與社會的關系的，他說：“要是打個比喻來說，文藝好比是地球，社會好比是太陽。我們現在都知道地球有隨太陽的公轉，也有地球的自轉。其實，就是文藝也有公轉律和自轉律的。文藝發展受社會發展限定，文藝不能不受社會的支配，這中間是有一種文藝跟社會間的公轉律存在；同時，文藝本身也有自己的一種發展法則，這就是文藝自轉律。”“大概在一個社會正在發展，走著上升路線的時候，文藝活動也就最為活躍；而且是，雖以文藝活動的姿態出現在社會活動里邊，實際上，也就等于是一種社會活動。自然，也跟地球的同時有向心力和離心力一樣，在文藝活動里，文藝工作者也因為社會關系的不同，有著彼此甚至相反的傾向，同時都在活躍著。不過，這時候的文藝發展和社會發展卻是相應的。在一個社會正在急激變革的時期，文藝活動往往為社會活動所淹沒或者掩蔽，只剩下一些擱淺在沙灘上的離伍人物，才在那里自彈自唱，或是自鳴得意，或是顧影自憐。”“至于社會發展一時停滯起來，或是在一種社會形態停滯過久了的那種社會里，文藝自然跟社會有了距離，成為一種游離的狀態，文藝只是在一種習慣或是傳統的支配下，繼續它的存在與活動，于是，自然就陷在一種所謂形式主義的框里邊去，也就跟哲學上的唯心論結下了不解之緣。就社會說，這是一種危害；就文藝本身說，難免要由空洞而走入枯竭，成為一種衰落的現象。”{1}

文藝的運動有“自轉律”、“公轉律”，文學理論的運動亦然。文學理論在社會、經濟基礎的支配下的運動是“公轉”，而自己的獨特（注意是“獨特”而非“獨立”）發展則是“自轉”；地球可以自轉，但離開公轉它將不復作為地球存在；而公轉當然也不能代替自轉。文學理論離開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礎，同樣也將不可能作為文學理論而存在，當然，文學理論自身的運動也決不能夠為其對社會和經濟基礎的某種依賴關系所遮蔽或替換。同地球的運動類似，文學理論的運動也是有“向心力”和“離心力”的，雖然許多作家是一個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的代言人，但是偉大的文學卻是能夠超越某一流行的意識形態之上的。{2}文學理論家也是如此，對于當時的主流社會來說他們往往可能同時具有“向心力”和“離心力”。文學理論所具有的這些運動特性，就要求我們在建構文學理論解釋學時，既要注意到那些對文學理論受社會制約的方面（即“公轉律”）的理解，又要注意到那些對文學理論自身運動（即“自轉律”）所作出解釋的方面；既要注意到對文學理論適應、肯定社會現實或觀念的一面的理解，還要注意對文學理論批判、否定社會現實或觀念的一面的理解。

文學理論的“自轉”和“公轉”、“向心”和“離心”的運動規律，也表明了文學理論的“界限”。“石頭不會思維，因此它的局限性（Beschranktheit）對它說來不是它的界限（Schranke）。但石頭也有自己的界限，例如：它如果‘是一種能夠發生氧化作用的鹽基’，氧化性就是它的界限”。“如果磁石也有意識，它就會認為自己的指向北方是自由的（萊布尼茨）。——不，那時磁石會知道空間的一切方向，并且會認為僅僅一個方向乃是自己的自由的界限、乃是對自己的自由的限制”。③所以，對文學理論來說，宏觀來看，文學理論的運動規律也就是它“自主”或“自由”存在的“界限”，對文學理論的解釋不能逾越這些規律，否則，它就不會再作為一種意識形式而存在了；微觀來看，文學理論自身的規定性就是其“界限”，超越這一“界限”文學理論就不再是文學理論了。

建立或確立起文學理論解釋學的基本原則是一個方面，考察文學理論解釋的基本邏輯模式（或模型）是建構文學理論解釋學的另一方面。

綜觀我國現代文學理論中的解釋話語，主要有如下幾種較為基本和較為常見的解釋邏輯模式或模型：第一，因果模式。因果原則的一般表述方式是：當且僅當A發生時，B一定因此而產生。大衛·哈維指出，因果概念“深植于語言中”，像“決定”、“支配”、“招致”、“控制”、“產生”、“妨礙”、“引起”等一類詞語都“傾向于隱含某種必要的因果聯系”。“解釋的整個觀念本身，常被看成是與‘確定某事物的原因’同義”。{1}因果模式是文學理論的解釋中廣泛使用的一種模式。“文學是現實的反映”、“文學源于生活”、“詩緣情”等等都是暗含著因果模式的理解，它表明文學一定因“現實”或“生活”而產生。“內容決定形式”的命題（這里我們且不考慮這一命題的真偽），“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命題，從解釋模式上看也都是因果式的。因果解釋模式的重要特點是其“不可逆性”，即如果由A推出B，那么就不能由B推出A。對于上面的命題來說，也就是文學因現實生活而產生，而現實生活卻不是因文學而產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往往容易將因果模式和決定論緊密相連，并從而導致對因果模式的懷疑和批判，其實決定論和因果是不同的，“決定論本質上是一種工作假設，它象征著‘一種決定從來不滿足于未經解釋的變化，而總是力圖在較廣泛的普遍性角度中取代這類變化’”；而因果則是“一種邏輯結果”，而非一種“普遍的經驗假設”，我們在邏輯地討論因果的時候應該拋棄那些“決定論的一般形而上學問題和常與因果的使用相聯系的自由意志”，從而明確“因果是一種重要的邏輯原則，經驗分析可依靠它得以實施”。{2}

韋勒克、沃倫在他們的著作《文學理論》③中把文學研究分為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其實文學理論解釋的因果邏輯模式也可分為外部因果模式和內部因果模式兩個方面。外部的因果模式就是“外在于文學文本的何種因素導致了文學”，比如可以說生活導致了文學，或者說文學家導致了文學，文學是作為“何種因素”的特征性結果而存在的；內部的因果模式則是“文學導致了內在于文學文本的何種因素”，比如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看法，文學“使那些已變得慣常的或無意識的東西陌生化”{4}，“何種因素”在這里成了文學的特征性結果（即“陌生化”）。這樣從因果模式的視角來重新考察文學的外部和內部研究，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它們各自的話語邏輯特征或策略。

文學理論解釋的因果模式還具有發散性，具體體現為“一果多因”或“一因多果”。“一果多因”是指一個結果不是由單一原因引起，而是由多種原因合力推論而出。文學理論著作在分析作家之所以成為一個作家的條件時就常常認為，作家這一“果”是由經驗因（作家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情感因（多情善感的心理或氣質）、能力因（審美及語言運用的能力）等多個方面促成的。王夢鷗在其《文學概論》中說：“從這原形式上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譬喻法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有不同的二個對象，A與C；第二、A與C必須有B使之相牽連；第三、這個B必須是AC共有的某種價值。例如‘有女如花’，‘女’與‘花’是不同的二對象，而二者所以‘如’，是因那‘如’含有二對象所共有的某種價值。”{5}這也是典型“一果多因”、“由果溯因”的因果邏輯模式。而“一因多果”則是由一個原因推出多個結果，與“一果多因”在形式上正好相反，不再贅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往往容易將因果模式和決定論緊密相連，并從而導致對因果模式的懷疑和批判，其實決定論和因果是不同的。決定論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假設，它追求的是一種從普遍性角度出發的解釋；而因果模式的蘊涵則是一種邏輯結果，并非形而上學的假設，我們在邏輯地討論因果模式的時候應該拋棄那些決定論的一般形而上學問題和常與因果的使用相聯系的自由意志，從而明確因果是一種重要的邏輯原則而非其他。在本文的論閾內，我們只是從邏輯的角度或層面來看待“文學是現實的反映”、“內容決定形式”等文學理論命題，而不是在決定論的意義上來看待這些命題的。

第二，時間模式。時間在這里不是指物理的時間，也不是哲學的時間，而是邏輯上的時間性，它表示邏輯具有一定的順序和方向，具體表現為“過程”。解釋的時間模式也就是指按照一定的順序和方向對經驗所做的理解或描述。在文學理論的解釋中把文學視為一種活動，就蘊涵了時間性于其中，就是解釋的時間模式。從通常文學理論體系的設置來看，往往是從創作論到作品論再到接受論（或鑒賞、批評論）；用“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來描述整個創作過程；用“言”、“象”、“意”來展示文學接受過程的三個階段，或者以之來分解文學作品的結構層次，這些都是文學理論解釋的時間模式的體現，它們都呈現給人們一種順序和方向。時間作為“繼續”、“流動”、“變化”等的表征，以之為模式的解釋很容易勾畫出理解過程的運動性、連續性和活性——這是它作為一種文學理論中的基本解釋模式的重要特點和優點所在。

和因果模式一樣，文學理論解釋的時間模式也可分為外部時間模式和內部時間模式兩類。美國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認為，文學作為一種活動總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讀者等四個要素組成的。{1}如果文學理論解釋的時間模式存在于作家、世界、讀者這三個維度，或者這三個維度與作品的關系中，那么這時間模式就是外部時間模式；只有存在于對于作品本身的理論闡釋中的邏輯時間模式才是內部時間模式。就此而言，也就是說，在文學原理、文學概論類著作中，只有作品論部分的時間模式可稱為內部時間模式，而其他諸如創作論、鑒賞論等中的時間模式則都是外部時間模式。

作為一種順序的時間模式，有時是變動的，這體現了人們理解上或者解釋觀念的變化。比如人們對于文學的社會作用的理解， 1980年代出版的以群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中認為文學有認識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該著認為，思想（即認識作用）是文學作品的靈魂，教育作用和認識作用緊密結合在一起，文學的認識、教育作用通過美感作用來實現。{2}而2000年出版的顧祖釗的《文學原理新釋》中則把文學的社會作用敘述為審美作用、認識作用、教育作用。認為文學的審美功能是首要和基本的功能，是文學作品“最早”發揮出來的功能，文學透過對社會生活的審美把握而具有了特殊的認識功能，在審美、認識功能的基礎上產生了文學的教育功能。③時間的邏輯模式在這里無疑是受到了作為一種權力的現實需要的制約，也體現了時代的歷史變遷——當一個時代以主體人群的物質生存作為首要追求目標時，文學的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就具有了優先的合法性；而一個擺脫了主體人群以物質生存為首要目標、轉而重視觀照其精神存在的時代，文學的審美作用也就具有了超乎其他功能類別的優先地位。可見，文學理論解釋的邏輯模式并非超越社會和權力的“自然史”的模式。

文學理論解釋的時間模式往往還是延伸的，它隨著人們認識閾的拓展而拓展。就西方文學理論研究對象的變遷——從主要研究作家到主要研究作品再到主要研究讀者——來看就是如此，這也可以說是文學理論邏輯模式的歷時性展開。而我國20世紀中期以前的文學理論著作也大都關注的是文學與時代（或現實）、文學與作者、文學作品三個方面，很少有關注讀者的鑒賞和接受的。1959年出版的巴人的《文學論稿》也只是分為“文學的社會基礎”、“文學的特征”、“文學的創造”和“文學的形態”四個部分，其中根本沒有讀者文學鑒賞和接受的位置。{4}那時，即便有些文學理論著作簡略地談及了文學批評，也不是自覺地、獨立地從讀者的角度來進行闡發和論述的。{5}在我國，直到1970年代末以后，自覺的、獨立的讀者角度或領域才被逐步發掘、開拓起來。這一進程顯然體現了時間模式所具有的發展狀態與延伸性質，并且這種狀態或性質本身也呈現著文學理論解釋本身的時間模式。

第三，功能模式。功能分析的主要目標是“展示行為模式對于維持和發展它發生于其中的個體或組群所起的作用”。“功能分析尋求認識行為型式或社會文化體制，根據它們把一定系統保持在適當工作秩序中，并因而將其維持為運轉著的事物時所起的作用來認識”。{1}所以，功能模式是通過考察或研究作為系統組成的要素在系統中的影響與作用，或者說作為系統組成的諸要素在系統中的相互影響與作用來進行或完成解釋的解釋模式。比如文本要素系統中，內容和形式的相互作用；文學創作要素系統中，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在接受或閱讀要素系統中，讀者和作為閱讀對象的文本的相互作用等等，都屬于功能模式的解釋類型。功能模式重在強調要素之間的關系和影響，是把要素作為一種維持某種秩序而起作用的因子來理解或解釋。當然，文學理論也可以把文學作為一個整體放到社會的大系統中來做功能性的考察和理解，喬納森·卡勒說：“從歷史的角度看，文學作品就享有促成變革的名譽，比如哈麗特·比徹·斯托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在那個時代就是一本暢銷書，它促成了一場反對奴隸制的革命，這場革命又引發了美國的內戰。”{2}這就是通過文學和社會變革的關系來理解或解釋文學了。文學理論史上對文學和政治關系的探討也是如此。

上文提到楊晦先生曾以地球的“公轉律”和“自轉律”來論述文藝的運動規律及其與文藝的關系，這里的“公轉律”和“自轉律”恰到好處地體現了文學理論解釋的功能模式，太陽和地球之間的相互功能模式不是作為主觀的想象性的存在，而是一種作為客觀的邏輯性的存在。文學理論對于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的解釋所遵循的也正是這樣的一種功能邏輯模式。如果在這里也區分出外部功能模式和內部功能模式的話，那么，顯然“公轉律”范圍的功能模式屬于外部功能模式，而“自轉律”范圍的功能模式則是屬于內部功能模式。很明顯，在本文論閾內，功能模式的解釋仍然是一種邏輯主導的解釋，而非價值主導的解釋，這一點也許會因為“功能”的字眼而使人們發生誤解。價值主導的解釋當然也會有自己對對象功能或作用的認知，但它是源自于一種信念或主觀目的，而不是源自于邏輯。比如在我國20世紀的不同時期，人們認為“文學是宣傳的工具”，“文學從屬于政治”，“為人生而藝術”和“為藝術而藝術”等等觀念，在當時大都源自于某種信念或主觀目的。從功能模式上說，文學當然可以是宣傳，但如果稱其為宣傳的“工具”，就顯然是對文學的一種主觀利用；同樣，文學和政治之間也需要功能模式的闡釋，但說文學“從屬”于政治，那么，主觀信念或目的性就會對正常的功能模式的解釋產生扭曲力，邏輯的功能模式就演化為價值的功能模式了。

以上，我們主要探討了三種文學理論解釋的邏輯模式及其各自特征，實際上，文學理論解釋的模式不止上述三種，并且，這些模式也根本不是單一地存在于文學理論的解釋現象之中的。現實地看，文學理論解釋模式或形態更多地是上述諸種模式或形態的綜合性存在。隨著人們思維的復雜化、細密化和全面化，單一的解釋模式不僅是不現實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了。董學文、張永剛在其著作《文學原理》中分析環境與人物的關系時說：“環境對人物活動及其性格的形成發展起決定作用，但是人物性格一旦形成，便會對環境施加改造影響，使之按照順己意愿發展。”③這里就既有時間模式——從最初人物被環境支配到人物性格形成再到人物支配環境；又有功能模式——環境與人物的相互作用；同時也隱含著因果模式——環境支配人物表明環境是人物之因，而人物支配環境則表明人物是環境之因。正是這些邏輯模式的存在決定了文學理論闡釋的有效性或可靠性。可以說，邏輯本身的性質決定了邏輯模式的存在是使文學理論解釋或推理變得“中立”和客觀的重要保證。文學理論解釋的價值模式，促成了文學理論的人文性的一面；而文學理論作為“思”的科學性，則主要是在于其解釋的邏輯模式的結構與支撐。因此，我們探討文學理論解釋的邏輯模式對于理解文學理論的科學性，并進而建構科學化的文學理論無疑都有著重要意義和價值，今后人們對于這一闡釋維度的探索的深入也是可以預期的。

第7篇：世界歷史論文范文

韓國是單一的朝鮮民族，通用朝鮮語(亦稱韓國語)，信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多種宗教，風俗習慣獨特而有趣。

韓國人待客十分重視禮節，男性見面要相互鞠躬，熱情握手，并道“您好”。異性之間一般不握手，通過鞠躬、點頭、微笑、道安表示問候。分別時，握手說“再見”，若客人同自己一道離開便對客人說“您好好走”，若客人不離開則對客人說“您好好在這兒”。進門或出席某種場所，要請客人、長輩先行；用餐，請客人、長輩先入席；與客人或長輩遞接東西，要先鞠躬，然后再伸雙手。

同韓國朋友約會，要事先聯系，盡管韓國人對客人不苛求準時，但他們自己是嚴格遵守時間的，因而客人也應守時，以表示對主人的尊敬。到韓國人家里作客，最好送一束鮮花或者一些小禮物，見面時雙手遞給主人，感謝主人的盛情接待。進入韓國朋友家里，須事先脫掉鞋子，交談時，說話要細語輕言，不可大聲說笑，女性發笑時用手遮掩住嘴，不要當著眾人的面擤鼻涕，吸煙要向主人打招呼，否則會被視為不禮貌，不懂禮節。 韓國人接待經貿業務方面的客人，多在飯店或酒吧舉行宴請，而且多以西餐招待。非業務交往，多在家中請客吃飯，用傳統膳食招待。韓國人愛吃辣味，主食副食里常常少不了辣椒和大蒜。主食以大米和面食為主，最喜愛的傳統面食是辣椒面和冷面。韓國人制作冷面的面條是用蕎麥面做的，湯里放入大量辣椒、牛肉片和蘋果片等，而且要冰鎮，吃起來清涼爽口，但過一會就會周身發熱。副食中的名菜有生魚片、烤牛肉、干燒桂魚、脆皮乳豬、油泡蝦仁、脆皮炸雞、爽口牛九、軟炸子雞、冷拼盤等。韓國人每頓飯要有一碟酸辣菜，尤以酸辣白菜最為爽口。在正式宴會上，第一道菜是用九折板盛有九種不同食物送上來，其中必須有火鍋，隨后再上其他的菜；在家中請客，所有的菜一次性上齊。 吃飯時，主人總要請客人品嘗傳統飲料——低度的濁酒和清酒，濁酒亦稱農酒，昔日是農家自釀酒，制作簡單，歷史悠久，將糧食搗碎下酒曲發酵而成，酒色混濁，但酒精度低，清涼宜人，健胃提神，各商店有售。對于不飲酒的客人，主人多用柿餅汁招待。柿餅汁是一種傳統清涼飲料，把柿餅(亦可用梨、桃、桔、石榴等果品)、桂皮粉、松仁、蜂蜜、生姜放在冰中煮沸，待涼后濾去渣皮即可，味道甜辣清涼，家人逢年過節飲用，平時用來招待客人。有的人家還用油煎餅、松餅、油蜜果等傳統食品招待遠道而來的客人。

此外，韓國擁有許多西餐館和日本餐館，漢堡包、炸雞、熱狗等快餐食品受到人們歡迎，使韓國人以魚、蔬菜和米飯為主的傳統膳食結構趨向方便化、快捷化和多樣化。在韓國沒有收取小費的習慣，客人進餐、購物、住賓館等不必送小費。

第8篇：世界歷史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深基坑支護類型土壓力支護結構地下水動態設計施工

深基坑工程是隨著城市建設事業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較類型的巖土工程，基坑支護設計是一個綜合性的巖土工程問題既涉及土力學中典型強度與穩定問題，又包含了變形問題，同時還涉及到土與支護結構的共同作用以及結構力學等問題。隨著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及其對策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新技術在深基坑工程中也得到應用。

1深基坑支護類型

1)土釘墻支護。2)攪拌樁支護。3)柱列式灌注樁、排樁支護。4)內支撐和錨桿支護。5)鋼板樁支護。6)地下連續墻。

2深基坑支護的土壓力

2．1土強度指標的選擇

土的抗剪強度指標C，與土的固結度有密切的關系，土的固結過程就是土中孔隙水壓力的消散過程，對于同一種土，在不同排水條件下進行試驗，可以得出不同的抗剪指標C和，故試驗條件的選取應盡可能反映地基土的實際工作狀態。在基坑支護設計中應采用三軸試驗的指標，才能保證選取參數值的客觀性和準確性。對于黏性土，計算圍護結構背后由自重應力而產生的主動土壓力采用三軸試驗的固結不排水剪的指標與實際工作狀態較致，但由地面臨時荷載而產生的土壓力，通常采用三軸不排水剪指標較合理。特別對于軟黏性土，最好采用現場十字板的原位測試方法確定c和妒，因為室內試驗的擾動影響太明顯，強度指標偏低，使設計過于保守。計算基坑內被動土壓力時，一般宜采用三軸固結不排水剪。對于砂土，由于排水固結迅速，對于任何情況，均可采用排水剪指標，或采用固結不排水剪經孔隙水壓力修正后的c，值來計算土壓力。

2．2土壓力計算理論及方法

1)試驗結果證實了太沙基理論的定性結論，土壓力大小取決于位移的大小和位移方向；2)實測結果表明，當變形小于5％H(H為開挖深度)時，被動土壓力仍然能得到充分發揮，所以說，對于深基坑工程的實際變形情況而言，套用一些經驗的位移指標來判斷墻前土體是否達到被動極限狀態，是有局限性的；3)在黏性土上的許多基坑支護工程，護坡樁鋼筋強度未完全發揮，實際鋼筋應力還低于鋼筋的設計強度，造成很大浪費，而造成鋼筋應力低的原因主要是計算土壓力大于實際土壓力。實驗還表明，把基坑支護結構視為平面不合理，因為基坑工程的“角效應”即土壓力的空間效應，對墻移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利用這種空間效應可以在兩邊折減樁數或減少配筋量。

2．3水土壓力的合算與分算

按照有效應力原理，可知“土、水壓力分算”比“土、水壓力合算”概念要清楚。但由于要測得有效應力強度指標，一般試驗難以做好，而且水、土壓力合算法在一些軟黏土地區的臨時性開挖工程中土壓力計算值與實測值較為符合。

土在有水作用時，墻后土壓力主要是水、土壓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未搞清水、土耦合效應的前提下，水、土壓力合算是一個包含一定的實踐經驗的綜合方法，對工程實踐來說是有利的。

為搞清墻后土體在水、同作用下的破壞機理，進行水、土壓力分算，是符合系統科學原理的方法。

3支護結構計算方法

3．1靜力平衡法

靜力平衡法亦稱自由端支承法，該法假定圍護結構是剛性的，并可繞支撐點轉動。圍護結構的前側產生被動土壓力，后側產生主動土壓力。靜力平衡法適用于圍護結構的入土深度不太深即底端非嵌固的情況，此時圍護結構由于土壓力的作用而達到極限平衡狀態。利用墻前后土壓力的極限平衡條件來求插入深度、結構內力等。

3．2等值梁法

單支撐(錨拉)埋深板樁計算，將其視為上端簡支、下端固定支承，變形曲線有一反彎點，一般認為該點彎矩值為零，于是可把擋土結構劃分為兩段假想梁，上部為簡支，下部為一次超靜定結構，其彎矩圖不變，該法稱為等值梁法。實踐表明，等值梁法計算板樁是偏于安全的，實際設計計算常將最大彎矩予以折減，折減經驗系數為0．6～0．8，一般取0．74。等值梁法基于極限平衡狀態理論，假定支擋結構前后受極限狀態的主被動土壓力作用，不能反映支擋結構的變形情況，亦即無法預先估計開挖對周圍建筑物的影響，故一般僅作支護體系內力計算的校核方法之一。

3．3彈性地基梁的m法

基坑工程彈性地基梁法取單位寬度的擋墻作為豎直放置的彈性地基梁，支撐簡化為與截面面積、彈性模量和計算長度等有關的二力桿彈簧。彈性地基梁法中土對支擋結構的抗力(地基反力)用土彈簧模擬，地基反力的大小與擋墻的變形有關，即地基反力由水平地基反力系數同該深度擋墻變形的乘積確定。即f=mzy，其中，．f為土對支擋結構的水平地基反力，kN／m2；為比例系數，kN／m4；為計算深度，m；為計算點處擋墻的水平位移m。彈性地基梁的m法優點是考慮了支護結構與土體的變形協調。工程實踐表明，在軟土中的懸臂樁支護計算采用m法，計算位移與實測位移有很大差異，實測位移是計算值的好幾倍。這說明樁后土體變形已不再屬于彈性范圍。另外，m法無法直接確定支護結構的插入深度，通常假定試算有很大的隨意性，有時樁底落在軟弱土層中，還需經驗來修正。

3．4彈塑有限元法

有限單元法作為今后基坑支護設計計算的發展方向，它的優點是考慮了土體與結構的變形協調，而且可以得出塑性區的分布，從而判斷支護結構的總體穩定性。但選取合理的本構模型與計算參數，以及塑性區范圍與穩定性之間的定量關系均缺乏經驗。目前，隨著計算機技術及系統科學的發展，為有限單元法的完善提供了更有利的工具。在結構計算方面，建立了能考慮基坑圍護結構和土壓力的空間非線性共同作用理論及其計算方法，并編成程序，方便高效地完成基坑圍護工程的計算。

4地下水治理

4．1明排水治理法

在填土、淺層黏性土中開挖基坑，經計算和現場試驗判斷不可能發生坑底突涌或側壁滲漏、流土，可采用明溝盲溝排水方法。

4．2井點降水治理法

降水治理方法適用以下條件：1)地下水位較淺的砂石類或粉土類土層；2)周圍環境容許地面有一定的沉降；3)止水帷幕密閉，坑內降水時坑外水位下降不大；4)基坑開挖深度與抽水量均不大，或基坑施工期較短；5)有有效措施足以使鄰近地面沉降控制在容許值以內；6)具有地區性成熟經驗，驗證降水對周圍環境不產生大的不良影響。填土、粉土及含薄層粉砂的粉質黏土含水層涌水量不大時，適用輕型井點降水。黏性土、淤泥質土和粉土，適用電滲井點降水。砂土、粉土地層適用噴射井點降水。砂土、碎石土和巖石地層適用管井井點降水。管井降水可根據水文地質條件，水位降幅要求和環境保護要求采用完整井或非完整井。

4．3隔滲治理法

采取隔滲措施治理方法適用以下條件：1)開挖深度以上或坑底以下接近坑底部位分布有粉土、粉砂，有可能產生流土時；2)鄰近基坑有地表水體(湖塘、渠道、河流)，與基坑之間沒有可靠隔水層時；3)有承壓水突涌可能，且無降水措施時。

4．4減小降水不良影響的措施

1)充分估計降水可能引起的不良影響；2)設置有效的止水帷幕，盡量不在坑外降水；3)采用地下連續墻；4)坑底以下設置水平向止水帷幕；5)設置回灌系統，形成人為常水頭邊界。回灌系統適用于粉土粉砂土層。

5動態設計和施工

深基坑工程是土體與圍護結構體系相互作用的一個動態變化的復雜系統，僅依靠理論分析和經驗估計是難以把握在復雜等條件下基坑支護結構和土體的變形破壞，也難以完成可靠而經濟的基坑設計。通過施工時對整個基坑工程系統的監測，可以了解其變化的態勢，利用監測信息的反饋分析，就能較好地預測系統的變化趨勢。當出現險情預兆時，可做出預警，及時采取措施，保證施工和環境的安全；當安全儲備過大時，可及時修改設計，削減圍護措施，通過分析，可修改設計模型，調整計算參數，總結經驗，提高設計與施工水平。

第9篇：世界歷史論文范文

由于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性、社會性，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一直是文學作品翻譯中較難且較易出錯的部分; 同時，受限于人的經驗（grounded in experience）和社會契約（socialcontracts），文化負載詞在跨文化過程中被接受的程度不確定并會存在一定的障礙。因此傳統且單一的歸化與異化翻譯策略無法靈活解決翻譯過程中出現的詞匯空缺，可譯與不可譯等翻譯現象。20世紀60年代，姚斯、伊索爾提出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批判俄羅斯形式主義，布拉格的結構主義以及英美新批評。不同于傳統的“作者中心論”“文本中心論”以及“意義既定論”，接受理論強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文本的不確定性并主張讀者多角度解讀文本。接受理論站在讀者的角度強調文本意義的傳遞而文化負載詞翻譯的重點與難點亦為文本意義的傳遞，因而，接受理論對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有一定的啟示性作用。接受理論有三大支柱理論，分別是：讀者期待視域、文本的不確定性以及隱含讀者。下面，作者將以《圍城》英譯本為例，從以上三方面，試論接受理論對文化負載詞翻譯的啟示。

一、讀者期待視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讀者期待視域包括定向期待和創造性期待。定向期待由讀者所受教育，所有文化，欣賞習慣等構成，是文本中讀者熟悉的、已知的內容;創造性期待則以讀者不熟悉的、異域元素構成，不同于讀者以往的經驗，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或重塑讀者的期待視域。而融合了定向期待與創造性期待后形成的新觀點、新看法、新思想則被稱作“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

（1）完全視域融合（full fusion of horizon）：是指原語詞匯和目的語詞匯能夠實現高度對等或完全對等，即“字對字，詞對詞”，但只有極少數詞語能夠實現完全對等。對于原語詞匯中能實現高度對等或完全對等的詞匯，譯者一般采用歸化法進行翻譯以使譯文讀者最大程度理解原語意義。在《圍城》及其英譯本中也有這樣高度對等的例子。

例1：那張是七月初的《滬報》，教育消息欄里印著兩張小照，銅版模糊，很像乩壇上拍的鬼魂照相。

Translation：It was all early July Shanghai newspaper， with two small photographs in the educational news column.The plates were as blurry as the picture of a ghost taken at the divining altar.

此處，珍妮?凱利和茅國權將“戰壇”譯為“divining altar”可見兩詞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戰壇”是典型的中國詞匯，即古人講的“開壇做法”。“戰壇”是封建制度的產物，即由道士溝通天地，開壇做法以驅邪避惡;而“diving altar”則指放置于教堂、廟宇里的圣桌，人們通過獻祭以求上帝保佑。由此可見，將“戰壇”譯為“diving altar”能使譯文讀者清楚的認識到“此事與神靈有關”。雖然，這兩個詞的詞義不盡相同，但究其意義和運用場合，將“戰壇”譯為“diving altar”更能幫助讀者理解文本。

（2）部分視域融合（partial fusion of horizon）：是指在目標語中無法找到與原語相對應的詞。在這種情況下，譯者往往會采用異化法進行翻譯，一方面力求保留原文的風格，另一方面則避免強用歸化法造成的歧義與誤讀。相比于上文提及的完全視域融合，《圍城》及其英譯本中部分視域融合的情況更為普遍。

例2：董斜川道：“好，好，雖然’馬前潑水’.居然’破鏡重圓’，慎明兄將來的婚姻一定離合悲歡，大有可觀。”

Translation：Tung Hsieh-chuan said， “Well， now. Though ‘water was poured before the horse’ still， the ‘broken mirror was made round again.’ Shen-ming’s future marriage will certainly be full of vicissitudes. It should be worth watching.”

Note：1. From the story of Chu Mai-ch’ell of the Han dynasty， whose wife left him because she could not stand his poverty. Later he rose to a high position through diligent study， and his wife， who was by then destitute， begged to rejoin him， but he replied “If you can pick up spilt water， you may return. She then went away and hanged herself.

2. An expression meaning to retie a loose marriage knot， used to refer to a divorcee who marries the same person again.

“馬前潑水”和“破鏡重圓”是兩個典型的中國詞且有深層的含義，在英語中很難找到與之對應的詞。“馬前潑水”是指“夫妻離異無法挽回”，而英語雖中有“It is no use crying for split water” 或“What is done cannot be undone”，且都有“無法挽回”的意味，但卻不是指婚姻的破裂。“破鏡重圓”是指“夫妻失散或離婚后重新團聚”，但就作者所學，英語中并無相應的詞或詞組。

此處，珍妮?凱利和茅國權將“馬前潑水”譯為“water was poured before the horse”;將“破鏡重圓”譯為“broken mirror was made round again” 采用了直譯（literal translation）的方法，但顯然收效甚微， 譯文讀者無法準確理解這兩個詞語的意思。珍妮?凱利和茅國權還分別為兩個詞語加了注解以幫助譯文讀者更好的理解詞義。由此可見，僅僅用直譯的方法來翻譯文化負載詞是不可取的，雖然直譯鮮少造成誤讀，但卻容易使譯文讀者感到不知所云。因此，在直譯的同時應加上注解，以全其意。

二、文本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 of the text）。伊索爾認為文學作品（literary work）不等于文學文本（literary text），其間的差異即為文本的不確定性。唯有讀者進行主動的、創造性的閱讀才能填補文本的不確定性與空白，并賦予文學文本以意義使其成為文學作品。譯者作為接受者，一方面需要認真研讀文本，了解作者的用意;另一方面需要滿足譯文讀者的期待，這就需要譯者擁有扎實的雙語能力。然而，文化負載詞具有鮮明的民族性、社會性，在跨文化的過程中被接受的程度不確定，給翻譯帶來障礙。在《圍城》及其英譯本中，一些文化負載詞在譯者筆下失去了獨特的文化特性，有的則出現誤讀的情況。

例3：天空早起了黑云，漏出疏疏幾顆星，風浪像饕餮吞吃的聲音……

Translation：Dark clouds had already formed in the sky， disclosing here and there a few stars. The storm sounded like a man greedily gulping his food…

“饕餮”在漢語中指傳說中的一種兇惡貪食的猛獸也指貪婪的人。此處的“饕餮”用以形容風浪巨大，風聲呼嚎，而珍妮?凱利和茅國權將“饕餮”意譯為“a man greedily gulping his food”。雖然這樣也能再現風浪的聲音，卻少了“饕餮”一詞所承載的中國文化色彩，失去了原文的意味。

例4：仿佛洋車夫辛辛苦苦把坐車人拉到了飯店，依然拖著空車子吃西風，別想跟他進去吃。

Translation：It was like the rickshaw boy who pulls his passenger up to restaurant after much pain and effort， and then is still left to drag along his empty rickshaw， feeding on the west wind， with never a thought of going in to eat with him.

在中國文化中“西風”多含有絕望、蕭索、衰敗，悲涼等意，因此“吃西風”即為“喝西北風”，意思是沒有東西吃，空著肚子過日子;而在西方文化中，“西風”指希望、變革。正如雪萊《西風頌》中所贊頌的一樣，西風意味著改革，意味著美好的未來。而此處珍妮?凱利和茅國權將“吃西風”譯為“feeding on the west wind”，并沒有“沒有東西吃，空著肚子過日子”的意思，會使譯文讀者混淆文本意義，給人以模糊不清之感。

三、隱含讀者（the implied readers）。隱含讀者不同于真實讀者（real readers），是作者創作之初旨在吸引的特定的讀者群體。事實上，在作者的創作之初，作者對讀者范圍和群體的考量往往會因文化程度、興趣偏向、社會環境，審美情趣等因素的不同而有別于真實讀者群。因此，真實讀者和文學文本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被稱之為審美距離（aesthetic distance）。審美距離的存在，一方面，激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另一方面，使文本特有的文學價值也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得以體現。然而，對譯者來說，如何翻譯文本使其保有原有的審美距離則是翻譯中的難點，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譯者需要時刻把握翻譯的“度”。在《圍城》及其英譯本中，譯者面對類似的問題，根據整體的考量，做出了不同的翻譯。

例5：他跟周太太花燭以來，一向就讓她。

Translation：From the day the red candles were lit for them， he had always yielded to her every wish.

此處，珍妮?凱利和茅國權將“花燭”譯為“red candle”顯然有失其意。在中國文化中，“花燭”即“紅燭”，用于中國傳統婚禮，寓意著一對新人婚姻美滿;而在西方文化中，“red candle”只是紅色的蠟燭，再無它意。此處僅將“花燭”譯為“red candle”不利于譯文讀者了解原語文化，失去了原作特有的審美情趣。然而，若在此處加上注解，對“red candle”進行簡單解釋，則有利于幫助譯文讀者通曉其意。

例6：鴻漸道：“小胖子大詩人曹元朗是不是也請在里面？有他，菜可以省一點;看見他那個四喜丸子的臉，人都飽了。”

Translation：“Is that little fatso and big poet Ts’ao Yuan-lang included？If he is， they can save on the food. Just looking at that meatball face of his will make people feel full，” he said.

此處，珍妮?凱利和茅國權將“四喜丸子”直接譯為“meatball”，達意居首位，審美其次。考慮到“四喜丸子”這道菜給人的直觀感受即為“meatball”，且此句在原文中所起的作用，譯者對“四喜丸子”進行了簡化處理，即省譯（omission）。

由上文作者列舉的例1――例6可見，珍妮?凱利和茅國權在翻譯的過程中，并沒有刻板的運用歸化和異化法對原文進行翻譯，而是給予東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對不同的文化現象采用了靈活的翻譯方法，即考慮到讀者的接受能力與接受需求，譯者根據原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不同文化傳統，有側重的滿足讀者的定向期待與創造性期待。因此，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分析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應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靈活處理翻譯過程中遇到的跨文化問題：

1.在熟讀原文的基礎上，對原文進行嚴謹的考量與分析，確定文本的大方向。因譯者的翻譯過程亦是創造性的活動，因此不用逐字翻譯，在保有原作完整性的基礎上，有輕重、有取舍的翻譯文化負載詞。

2.在跨文化過程中，面對文化相似度高的詞，主要采用歸化法或轉譯（conversion）以使讀者準確且完全的理解詞義，弱化文化障礙，增進相互理解;面對文化相似度較低，在翻譯過程中障礙較大的詞，可采用：1.直譯+注解（annotation）的方法，既保有原語文化特別的韻味，又幫助譯文讀者理解詞義;2.意譯的方法，運用譯文讀者熟悉的詞法、句法來解釋原語詞匯，能使讀者完全理解詞義，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向譯文讀者傳遞異域文化的機會。

3.在面對較為晦澀，譯者無法吃透的部分或相對不重要的部分，適度的省譯也不失為一種翻譯策略，但譯者應慎用省譯，在翻譯過程中盡可能調動所有感官與知識，做到嚴復先生所說的“信、達、雅”且將批判思維貫穿翻譯的始終。

總而言之，接受理論將讀者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要求作者與譯者在寫作和翻譯過程中側重考慮讀者的接受能力與接受需求。在翻譯文化負載詞的過程中，譯者應考慮到視域融合，文本的不確定性以及隱含讀者三點對翻譯的啟示――將讀者放在首要的位置的同時傳遞中西方文化，靈活運用多種翻譯方法，如：直譯、注解、轉譯、意譯、省譯等方法進行翻譯。（作者單位：東北大學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1]Holub， Robert C.（1984）Reception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

[2]Iser， Wolfgang.（1974）The Implied Reader：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錢鐘書.（2003）.圍城.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