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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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范文

最近這幾年，經常聽到有人提，中國治理難在哪里？比如有人說，中國治理難在治官。這也促使我思考，究竟中國治理難在何處？我認為中國治理最難的問題之一就是：中國現在在治理上要面對現代化、后現代化疊加的問題，就是說，既要面對現代化的問題，又要面對后現代化的問題。

實際上，從治理的角度，現代化階段主要解決的是管理問題；后現代化階段主要解決的是服務的問題，大體上相當于我們現在講的服務型政府和公共服務的概念。這兩個階段的焦點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是不贊同要從管理型政府或者治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這個說法的。這個說法并不嚴謹，中國現在要建立的應該是一個管理服務型政府，因為管理提升的任務并沒有完成，如果單純地講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容易發出錯誤的信號。

“兩化疊加”條件下的治理難在何處

一是致使達成社會共識的過程更為復雜和艱難。比如說可能會出現用后現代化的眼光看待關于現代化的努力，說這種努力“標準太低”“太滯后了”；另一方面，你做的關于后現代化的努力同樣會有人說，“太超前”。比如，高速公路天天堵，說你滯后；高速公路修完了沒有幾輛車，又覺得你太超前。

其實，我們既有現代化的任務還沒完成，又拉到了后現代化的階段，如果我們思路更清晰一些有助于達成共識，但是現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并不是很清楚，還常常用后現代化的眼光看待關于現代化的努力，或者用與現代化階段相匹配的手段處理后現代化的課題，所以無論是從宏觀決策層面還是微觀的角度，難度都很大。當然原因不止這一個，但這是很大的原因。

二是導致政府發展理念上錯位。由于處于“兩化疊加”的時期，政府的發展應該是面臨著雙重的任務，所以現在簡單地強調從管理（管制）型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顯得有點急。中國歷史上積累下來的統治經驗比較豐富，但在管理社會，特別是管理城市方面，缺乏足夠的理論和經驗積累，治理的理念才剛剛進入。當然，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的時候，地方政府忙招商引資，當時正常的情況應該是要向服務型政府方向轉變的，2003年以來一直也要求地方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但是由于從上到下思路并不清晰，確實出現了在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同時，地方政府開始把招商引資的熱情轉向開發房地產。可見這個思路還不是很清楚。

三是不利于正確認識當前社會發展中客觀存在的某些差距。我可能偏保守一點，我認為很多差距在短時間內是難以避免的，但是思路應該更清楚一點。比如現在的地區差距、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后者實際上最主要的成分還是城鄉差距。比如說有一次我和西部省會的朋友聊天，他抱怨地區差距，我就問他：“你吃的穿的比我差嗎？住房比我差嗎？開的車比我差嗎？”不差，甚至比我的都還好。那么差在哪兒？實際上不是差在個人，是差在西部整個社會結構、經濟活動當中，農民、農村比例比東部高很多。如果不做細致的分析，只是不加以區分地對比，一會兒拿現代化跟后現代化對比，一會兒反過來拿后現代化跟現代化對比，就會給人以“亂”、“矛盾多”的印象，同時會不切實際地抬高要求，進而帶來更多難題。

如何應對“兩化疊加”的雙重壓力

作為一個政治學和公共管理的研究者，我要特別強調，我們要繼續強化管理因素，我們的管理還要繼續補課，目前重點應強調“管理-服務型”政府，逐步形成完全意義上的服務型政府，即兼顧加強管理與提升服務，“現代化”階段的主要任務側重強化管理，“后現代”階段的主要任務重在擴大服務。同時，注意強化細節管理和流程管理，改變“重體制輕機制”的習慣。

加快城市化進程。雖然城市化的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問題，包括土地、財政等等問題，但是當我見到媒體貶損城市化，心情總是不愉快。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還是要靠城市化解決。就像你跟西部的朋友對比，他們個人的生活可能并不比你差，差是差在農村和農民的問題上。西部農村和農民的比例比較高。這些問題還是要用后段加速，而不是降速的辦法解決，中國就得有速度，中國沒速度不行。要用融合而不是劃界的辦法，推動城市化健康提速與“精準扶貧”相結合，去積極彌補“兩化疊加”所導致的社會壓力和“社會斷裂”現象。

在各種政府的說法當中，相對而言，我還是比較贊成“有為政府”，也就是一個偏強和積極一些的政府。但是我說的偏強和積極一些的政府，不是比現在的政府更強，比現在的還是要相對的偏弱一點，但是和其他國家的政府比起來，它還是要相對偏強一些。它的特點我個人的理解就是：職責優化、行政主導、注重績效、規模適度、制約有力、敏捷靈活。

這里面我強調兩點，一是要堅持注重績效，雖然我不贊成搞成企業型政府，但是中國政府比較講績效，它拿績效管著你，還是有效果的。另外一個是敏捷靈活，我接觸國外一些同行時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經濟學教授對中國地方政府的評價要好于政治學教授，盡管他們的角度也不一定全面。我就問他們對中國地方政府的好評根據是什么。他們就說中國政府很積極，做事積極想辦法，反應快，很敏捷，這就可以了嘛。

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考慮公共政策整體平衡問題，避免政策指導思想的不平衡、不統一所可能帶來的治理困難。看事不能只看這一個事，要考慮整體平衡，既要考慮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當中的幾個主要方面的平衡問題，也要考慮縱向平衡，就是中國現在正處在現代化和后現代化幾乎同步推進的這么一個歷史階段。中國發展得快，主要靠的就是這兩個階段同步推進。它是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

現在有一個說法，好像中國基礎設施不能再投了，再投就過了。其實不是的，比如中國的高速公路還是沒燈的，但我去過的發達國家，大多數高速公路都是有燈的。中國城市馬路上的路燈也不算太亮，還有我們自來水的水平還比較低，等等。這些小事對整個平衡問題的解決很重要。

（作者為南開大學副校長）

第2篇：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范文

法制現代化模式選擇法制多樣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發展現象，但是世界各地又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研究法制現代化的模式，對現代化進程進行總結，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回顧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進程歷史，更重要的是能夠為我國正在進行的法制現代化提供經驗和教訓。從而更好的推動我國的社會變革和法制變革，更快的實現我國的現代化。我國許多學者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大量富有見地的論述，將法制現代化道路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了分類。呂世倫教授借鑒我國現代化學者對現代化道路的分類將法制現代化模式分為內源的法制現代化和外源的法制現代化。夏錦文教授在此基礎上以法制現代化的動力來源為標準，將法制現代化劃分為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外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和混合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一、法制現代化的概述

（一）法制現代化的概念

一個社會的法制從傳統人治型法律規范價值體系向現代法治型法律規范價值體系的轉型變革過程。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第一從橫向來看，包括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和法律觀念的現代化，觀念現代化了，才是現代化真正實現了。第二從縱向來看，包括立法現代化、執法現代化、司法現代化、守法現代化和法律監督現代化。

（二）法制現代化的特征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歷史變更的概念。法制現代化是人類法律文明的成長與躍進過程。這種歷史性躍進，導致整個法律文明價值體系的巨大創新，法的現象絕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的發展變化而不斷運動的社會現象。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民族性的概念。法制現代化這樣一個普遍性的進程總是要在一個國家具體進行，在不同的國家所呈現的特點和樣式并不一樣，每個國家都會有體現自己民族特色的法制現代化特征。因此，法制現代化是一個具有特定民族精神的概念，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是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統一。

法制現代化是法律的理想目標和現實進程的統一。法制現代化作為一個過程體現時間的連續性和歷史的承接性。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就是現代型法治社會的建構及其在生活中的實現，以現代法治國家的形成作為其終點。第四，法制現代化是法律的工具價值與目的價值的統一。法律的工具價值體現在運用現代化的法律來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社會，通過法律的治理實現法治。法治國家的形成也就是法制現代化的目的所在。

二、法制現代化的模式

（一）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1、內發型法制現代化的定義

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是指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法制因內部諸條件的成熟而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性躍進過程。這種法制現代化模式以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和美國為典型。從動力來源上看，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的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內部，是因社會內部經濟因素的增長和生產方式的發展所導致的社會進步對法律變革的需求。

2、內發型法制現代化的特征

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是一個由社會自身條件成熟而發展起來的自發的、漸進的法制變革過程。西方法律伴隨著教皇革命、宗教改革運動、羅馬法復興運動不斷演進；同時，也伴隨著英國光榮革命、美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逐漸成熟。從不成文法到成文法、由憲法典到民法典進而到其他部門法典，西方法律的形式化運動蔚為大觀。正是在這樣的進程中，西方法制逐漸展開了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內發型現代化的歷史畫面。

（二）外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1.外發型的法制現代化的定義

外發型法制現代化主要是指在一國內部社會需求軟弱或不足的情況下，由于一個較為先進的法律系統的劇烈沖擊和強大壓力，而被迫對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所實行的突變性的改革。

2、外發型法制現代化的特征

外發型法制現代化的特征在政府的目標指導下設計形成的，人為設計和建構出來的。即以國家強制力為支撐通過加強立法來人為地、有計劃地創造一種現代化的社會秩序。

（三）混合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1、混合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是指因各種內外部因素相互影響形成的合力所推動的一國法律體系從傳統型人治走向現代化法治的革命性變革。

2、混合型法制現代化模式特征

這種模式中存在著兩方面的動力，即域外法律文化的沖擊和該社會內部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因素的作用。并且需要內部因素和外來影響相互作用，其中，社會內部存在著的處于變化狀態中的經濟、政治、文化基礎和條件是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動力根源。

通過對法制現代化概念和發展模式的闡述，我們發現，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模式，對于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其最終結果是要誕生體現中國特質的中國法律。這是一種反映了中國法律人一個多世紀的不懈追求和當代中國法制理想的中國法律，這是一種在中國法律文化與世界法律文化相交融的基礎上能夠與世界法律文化平等對話的中國法律。參考文獻：

[1]陳如男，過曦嵐.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模式探析[J].中國商界，2009（08）.

[2]張光劍.清末修律與近代中國法制現代化[D].吉林大學，2008.

[3]夏錦文.論法制現代化的多樣化模式[J].法學研究，1997（06）.

第3篇：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范文

論文摘要: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現代教育技術水平，糾正教育思想意識偏差，乃是當前加強高校政治理論課現代教育技術建設的首要問題，對此，必須從教育主體的現代化抓起，通過建構主義學習思想的實踐教學應用，以及采取相應的發展信息化的有效措施，最終推動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水平的現代化。

一、問題的提出與應用誤區的分析

目前，現代教育技術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運用有了迅速發展，但是也存在有問題和誤區，其主要表現為:第一，教育理念存在偏頗。傳統的教育觀念強調以教師為中心。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之以合作學習為中心的多種虛擬學習環境和教學模式的出現，新的集成化教育系統為人們提供了更為直接和高效的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而人們的理念尚沒有及時實現更新和轉換。第二，應用網絡教室和校園網的目的不明確。許多高校把網絡教室這種現代化教育技術僅僅看作是一個教學手段的現代化，而沒有看到有此所帶來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的改革和教學方法的更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實現學習的多元化、主體化和社會化。第三，在課程信息化建設方面，技術性思維被忽視。各高校遠程聯機系統中，有關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數據庫資源比較貧乏。

二、建構主義學習思想的借鑒和應用

建構主義的學習觀認為，知識是學習者在一定的情景即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利用有意義的學習資料，通過意義建構的方法獲得。這里建構主義所強調的是學生對知識的主動探索、主動發現和對所學習知識的建構。諸如把多媒體網絡等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運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教學，就比較利于實現建構主義的學習環境。因為現代化信息資源和技術的應用，不僅能夠極大地豐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情景，有效地促進學生該課程認知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而且也會促進現代信息技術和學科課程的整合，逐步實現教師和學生的教與學互動方式的改革。

從高校的現代教育技術發展來看，近幾年來，多媒體教學已成為各個高校教學改革的熱點和發展大勢，它以圖文并茂、聲像結合、動靜相宜的表現形式和非凡的視覺沖擊力、表現力，能把人們對事物及其發展過程的認識引人了一個新境界。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抽象的理論概念較多，如果采取傳統的方式教學不僅枯燥乏味，且有時也很難闡釋清楚，而一旦采用多媒體技術輔之以圖片、動畫和視頻傳導，就會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借鑒并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對思想政治理論課進行信息化教育改革，勢在必行。而作為信息化教育改革，必然會給傳統教育模式下師生的思想行為帶來巨大變革。一方面，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要熱愛網絡和諳熟相關技術，能在正確把握教學信息真意的條件下，有效地對各種信息進行主體意義的加工，并通過網絡技術進行有效和傳遞。這一過程既包括了對傳統教學方式和手段的改善和改造，又包括了從學生的可接受性和學習需要出發，進行教學特色的創意設計和提高教學的效能。另一方面，作為學生，要確立在現代網絡化環境中自主、自覺學習的新理念，根據自己的實際水平和學習方式自主地選擇性學習，鍛煉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構建智能導師系統尋求教學幫助，或通過網絡對學習進行反饋，培養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正確獲取和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推進高校政治理論課信息化的有效措施

(一)統一規劃，逐步形成工作系統

要建立由主管部門統一規劃組織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軟件設計開發系統。首先，設計開發軟件必須走規模化大兵團作戰之路，集中資金、人力和物力，克服和糾正各自為戰、效益低下的局面;其次，要根據教育教學改革的需要，制訂有針對性的、目的明確的科學開發規劃，克服隨意性;再次，要采用以系統為中心的開發模式，組建一支由政治理論課的學科專家、教師、教學媒體專家、教育心理學家、教育軟件制作者等多方面專家組成的研發團隊;另外，要注意引進和培育市場，有機地吸收大公司或企業的資金和技術，給教育軟件發展注人活力。

(二)建設數字化教育信息資源庫

作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信息工程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要建設數字化教育信息資源庫和建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信息網絡中心。一方面開發數字化網上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信息資源，開展多媒體教學和網絡教育服務，以解決可能制約高校網絡化教育發展的“瓶頸”問題。另一方面建設現代化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驗中心，為信息化課程的開發和教學實驗提供技術支撐，同時也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快捷的信息化服務。

(三)聚合各種資源，創建學習資源中心

在信息社會里，隨著多種教學媒體的發展與應用.學習資源已由單一的圖書館擴展到多種多樣的媒體形式，而對于這種多種媒體存儲的資源中心，我們通常稱之為學習資源中心。這樣的中心不是單純的某種設備或資料，而是各種媒體、資料的集合存放和使用，需要進行一種全新的系統設計。因此，要大力挖掘和匯聚各種信息資源，如建立與校外相連接的校園網絡系統、開展高校之間的合作交流、打造現代技術信息的教育聯盟等等。

第4篇：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范文

關鍵詞：社會轉型;轉型風險;風險治理;復合治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17-0031-03

當下，中國正處于快速轉型期，也是轉型的深水期，中國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復雜性是難以想象的。社會結構轉型和體制轉軌引發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全面轉型，社會難以適應，出現社會轉型病癥，結果便是風險共生的局面，嚴重影響社會的良性運行。風險倒逼改革，從社會轉型的國情出發，準確診斷我國轉型風險的成因及特點，建構關于風險的全方位的現代化復合治理模式已迫在眉睫。

一、社會轉型與社會風險的概念界定

社會變遷是人類社會的內在特征，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每一次大的社會變遷都是一次社會轉型。因此，轉型對于人類社會而言具有普遍性。事物發生轉型必將導致事物的運行方式、內在結構發生變化，“轉型是指事物從一種運動型式向另一種運動型式過渡的過程。轉型既包括事物結構的轉換，也包括事物運動機制的轉換。”[1]所謂社會轉型是“指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機制從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轉型”[1]。從社會轉型的定義可以看出，每一社會在發生深刻社會變遷時，都將面臨社會轉型。本文所指的社會轉型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從廣義上講，中國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從1840年即已開始，到目前為止，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40年――1949年的探索階段，這一階段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階段是1949年――1978年的慢速轉型階段，為快速轉型奠定了一定基礎;第三階段是1978年至今的快速轉型階段，實現了中華民族的迅速騰飛。本文所指的社會轉型主要是指第三階段的社會轉型，是指從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總體性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多元社會的轉型，是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的轉變過程，即“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2]。中國社會轉型的加速制造了大量的轉型風險，而當下正是風險變為現實問題的“矛盾凸顯期”。

風險意味著損失的不確定性，是指“具有一定危險的可能性，是沒有發生的災難，預示著可能面臨的具有不確定性的危機狀態和災難性危險，這既是人們的一種主觀臆測，但是發生后又是一種客觀事實”。相較風險而言，社會風險強調的是風險的社會性和制度性，“是指社會系統運行存在潛在的不穩定因素，這些不穩定因素在一定條件下會破壞系統的穩定，導致系統的瓦解，最終形成危機”。①

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的加速期，從國內外形勢而言，這一時期既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又是“矛盾凸顯期”。直面風險，在我國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認識和分析風險，通過建立復合式的現代化風險治理模式，提高我國應對和抵抗風險的能力。

二、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及其風險問題

我國社會的發展與社會轉型有內在的聯系，轉型是中國變革和發展的主線和動力源。中國正處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社會各方面無不受到轉型力量的影響和塑造，從這一層意義上講，中國社會是一個轉型社會。快速轉型的中國社會的鮮明特點是復雜性、兩重性、過渡性和不確定性，發展與風險并存，社會轉型過程伴隨著社會風險。

現代化轉型過程的起因及其風險問題。植入式現代化轉型過程，意味著我國的社會轉型是被動開啟的，是受“外擾動”刺激發生的，是非原生型的，所以才有李鴻章“中國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植入式現代化轉型過程是我國社會風險的總源泉。具體表現如下，首先會造成一種發展“不適應癥”。植入“現代現象”需要中國本土對其適應，但我國具有獨特的民族傳統、社會文化和價值體系。于是，便有了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中西之間的沖突，這兩種沖突便是“不適癥”的表現。這兩種沖突成為當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不同領域中的風險因子，產生了眾多的社會問題。其次“植入式”的現代化轉型使我國受到外在的“遲發展效應”的影響和制約，使轉型風險更具復雜性。這種遲發展效應給我國帶來最大的影響是發展道路和戰略目標難以選擇，趕超心理難以克服，無法按照自然的演進變遷過程制定政策。“遲發展”意味著只能通過“壓縮”的發展方式才能實現趕超。這給我國帶來的陣痛無法估量，潛在的風險無法預測。另外遲發展效應給中國發展構成了雙重制約：一是制度和理念層面的制約;二是話語建構形成的制約。這雙重制約為中國在發展的向度上強設了一種規范標準，這種標準意味著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面對的是三個世界的“共時性問題”，即中國所處的“發展中世界”、西方提供的“現實未來”的現代世界和“話語未來”的虛擬世界。這三個世界的問題在中國轉型的過程中都要考慮，所以，中國的風險問題比任何一個國家更具復雜性和難預測性。最后植入型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會造成三種轉型風險。第一種是由于中西、古今在物質生活方面的巨大差距，會使人們形成強烈反差，造成盲目風險;第二種是社會運行失控風險，由于轉型中結構的脆弱性，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造成社會運行失控;第三種是連鎖反應風險，植入式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是一種全面的轉型過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在本土特點的基礎上做出適應和調整，牽一發而動全身，矛盾和問題的連鎖反應增加了我國轉型的風險。

我國社會轉型的主要內涵及其風險問題。我國社會轉型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社會結構、社會運行機制以及價值觀念體系。一是社會結構轉型與經濟體制轉軌同步啟動引發風險共生問題。社會結構主要是指“一個社會中社會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體系。社會結構轉型就是不同的地位體系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型”[2]。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發展，最大的特點是社會結構轉型與經濟體制轉軌同步進行。這種雙重轉型給社會帶來的改變短時間內是無法完全協調的。舊的結構體系被打破，但是新的體系和機制無法在短時間內形成，出現社會失范現象，例如貧富差距過大、信任危機、道德失范、環境污染、官民矛盾加劇。

二是社會運行機制的轉型及其風險問題。所謂社會運行機制是指“影響社會運行諸因素相互聯系的方式，以及這些因素對社會運行產生影響的作用原理和作用過程”[1]。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運行機制會隨之改變，缺乏穩定性，同時，不同種類的社會運行機制轉型的速度和深度不同，會出現摩擦，進而產生風險。從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總體性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多元分化社會轉型之前，社會系統的一切歸國家掌管，不存在獨立于國家的社會領域，所以缺少產生風險的制度環境，更缺乏產生風險的心理條件。經濟體制轉軌帶動社會結構轉型，不同功能領域的社會運行機制開始出現新的動態。社會動力機制由轉型前的靠國家動員、成員自覺變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競爭原則;社會整合機制由原來的單位制和身份制變為以利益為準，社會關系市場化、貨幣化;社會控制機制在轉型前主要是靠傳統權威和感召權威，人大于法，而在轉型期，法理權威開始慢慢登上舞臺，但是人治并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出現人治與法治共舞的局面，兩者的矛盾和沖突不斷;經濟體制的轉軌由經濟的核心區域深入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等社會保障領域，社會保障領域的市場化過程把全國人民拋向了市場，受益的大部分是體制內成員，造成現在的官民矛盾。

三是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及其風險問題。價值觀念的轉變預示著社會轉型以深入人心，對整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起初是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價值觀念不斷發生變化，但是，已變化的價值觀念會對社會轉型產生推動或制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在價值觀念方面的轉型突出的表現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沖突，可謂是“多元并存，新舊交替”。我國猶如一塊“壓縮餅干”，傳統、現代、后現代的文化價值觀念呈現一種復合性和共時性的特征。轉型過程中，既有傳統的、保守的價值觀念的繼續存在并阻礙新的價值觀念的形成，也有伴隨著現代化轉型過程形成的新的價值觀念，同時更大的文化風險在于價值觀念的真空，即新舊價值觀念并非是無縫對接的，當舊的、傳統的價值觀念在遭到破壞時，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新的價值觀念并未形成，出現價值真空。價值觀念在社會轉型中的這三種表現以及它們的相互影響成為當下文化風險的主要根源。如果說計劃經濟時代是以集體觀念為中心的總體性社會，那么改革開放以來則是以自我觀念為中心的多元化社會，而且這種自我觀念更多的是自利觀念，這無疑會給整個社會帶來風險和威脅。

總之，植入式與外生性的轉型起因、社會轉型的主要內涵加上轉型社會自身具有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脆弱性，造成社會整體的結構性斷裂、社會失控，是當下我國風險共生的源頭，這為我們科學應對轉型風險提供了條件。

三、建構應對中國轉型風險的復合治理模式

風險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相伴隨，有發展就會有風險，無法逃避，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轉型風險時刻存在。所以，我們應該看到風險的普遍性和兩重性，正確認識風險，以積極的態度對待之，“減縮社會代價，增促社會發展”。轉風險為發展機會，科學的治理風險，需要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風險態度和意識方面;二是科學的風險管理方面;三是從社會轉型入手，以科學的轉型發展觀化解轉型風險。

首先，培養公眾面對風險的正確態度，強化公眾的風險意識。當對風險進行清晰的考察后，面對風險的態度就成為治理風險的出發點，沒有正確的風險態度和意識，就無法制定正確的風險治理策略。面對風險主要有兩種心態：一種心態是盲目樂觀，很多專家系統持有這樣的心態;另一種心態是極度悲觀，不能認識風險的實質。上述兩種心態都是不正確的，是對正確治理風險的威脅。所以應該加強對公眾的風險知識普及，強化風險教育，進而使公眾形成積極、健康的風險認知，具有一定的風險預測能力，最終能夠培養起公眾的風險反思能力。另外，提升公眾的風險反思能力還會有一系列的“潛功能”，例如，提升公民的話語權，培養公眾共建社會的主人翁意識等等。總之，正確的風險態度與風險意識有利于社會的良好發展和進步。

其次，認識和提升國家在風險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治理轉型風險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認清國情。中國式社會轉型是國家推動和主導的，國家力量的存在是社會順利轉型的保障。據此，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國家在治理轉型風險中的主體地位，提高國家在治理風險中的有效性。建立起以國家為主體，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風險治理體系。同時，應充分發揮國家在風險分配中的作用，使風險分配更加公平，還應該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共同合作，應對風險。

另外，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是治理風險的重要保障。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應該包括以下三部分：風險監測、評估、預警和報警部門;風險管理部門;風險制度建設。對風險的治理我們應該以規避風險為第一選擇，所以建立科學的監測、評估、預警和報警系統在治理風險中至關重要。同時應該成立風險管理部門并提高它們的抗御風險能力，一旦社會風險轉化為現實問題，風險管理部門應該做好“善后工作”，以將風險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治理風險應該制度化，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風險治理制度體系才能使社會各方面發揮最大功用，用合理的制度為社會轉型保駕護航。

第三，從社會轉型過程入手，以科學的轉型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的良好發展，從根本上減少風險。從1840年開始的中國社會轉型過程，是被動開啟的，是植入型的現代化過程。所以，從那時起，擺在中國眼前的任務是分析西方社會為什么比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高、找到中國社會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以，中國的社會轉型是一種“趕超轉型”，發展主義將主導中國的轉型過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使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但是也使“發展”絕對化，偏離了科學發展的軌道，社會被拖著向前走。所以如若從根本上治理風險，就應該轉變發展觀念，以科學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的同步發展，彌合因不科學的發展帶來的結構斷裂，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四、結論

中國“植入式”和“壓縮式”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決定了中國轉型風險的共時性和復雜性。但是，我們面對轉型風險，應該避免盲目悲觀和極度樂觀的態度，認識其普遍性和雙重性，通過轉變“經濟驅動型”的發展觀念，在“社會驅動”的發展觀念指導下，進行科學轉型，并輔以復合式的風險治理體系，進而由里及表，由內及外，內外結合，從根本上化解轉型風險，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第5篇：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范文

[論文摘要]實踐的需要和理論的推動,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區域行政逐漸向區域公共管理轉變,這種嬗變,開啟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視角。區域公共管理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

著名行政學者理查德·J·斯蒂爾曼二世說:研究公共行政必須研究它的生態問題。按照韋伯斯特詞典的解釋,生態學是各種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各種相互關系。J·W·別斯指出生態學這個詞源于希臘語oikos,意為房子或家,經濟和經濟學也有相同的詞根,經濟學和生態學有許多共同點,但生態學的含義更廣泛。它涉及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全部相互關系。”〔1〕美國著名學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開創行政學研究的一個新途徑。我國現階段的行政環境是制約和影響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時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對象,并為行政管理的實施提供條件。故此,我們應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環境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生態環境的變遷,傳統行政學歷經了向現代公共管理學范式的重大轉變。邁入21世紀,區域行政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行政生態環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區域公共管理這種嶄新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這種轉變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21世紀中國公共管理面對的最大挑戰莫過于區域公共管理的挑戰,處理好和解決好了系列區域公共性問題,和諧社會的發展愿景就不再遙遠。”〔2〕區域公共管理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作為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陳瑞蓮認為,在我國有關區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較為零散,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學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當前一個不爭的事實: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并研究區域公共管理的相關內容。無疑,加強區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有學者說,“研究任何一種理論,都必須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術語。對于了解一種新的學術理論,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詞的正確含義,就尤為重要了”。〔3〕區域公共管理是個復合概念,其中“區域”和“公共管理”是其兩個核心概念。

一、“區域”概念眾說紛紜及其公共管理視角的界分

區域(region)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且相對性極強的概念。人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觀察、分析和理解各種不同的區域。研究視角和內容不同,對于區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會科學叢林中,最早研究區域的學科是地理學,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牛津地理學詞典》中,“區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個單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別于周圍的地區”。〔4〕經濟學將區域視為由人的經濟活動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經濟社會綜合體。埃德加·M.胡佛說,“所有的定義都把區域概括為一個整體的地理范疇,因而可以從整體上對其進行分析”,“把區域作為一個集合體,……這一集合體對于管理、計劃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是必須的。最實用的區域劃分應當符合行政區劃的疆界。”〔5〕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研究者對區域的解讀,往往側重從一種更為宏觀視角來討論區域的內涵和外延。米特爾曼提出三個不同層面“新區域主義”分類法:宏觀區域主義、次區域主義和微觀區域主義。在“區域”的多種釋義中,可以看出:區域有多種分類,系統性或整體性是區域的共同特征;區域的概念是相對的,可以依據不同視角有多種劃分;區域是變化的,應以動態的眼光來觀察它。實際上區域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很難給出一個公認的定義。本文是從公共管理學科角度來進行研究,基于此視角,區域應如何界定?有學者認為:區域是“一個基于行政區劃又超越于國家和行政區劃的綜合性概念”。〔6〕另外,從四個緯度對區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區域”做類型學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義上的經濟區域、行政區域、自然地理區域和公共管理中的“問題區域”和“邊緣區域”。〔7〕筆者以為,不論對“區域”進行怎樣的界分,從公共管理學科角度看,區域實際上是按照公共物品為標準劃分的有限空間范圍,是擁有相同一領域或多領域公共物品的域場。在這里區域不是一個地理范疇而是一個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公共利益)為標準形成的同質性域場,并不絕對與行政區劃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視角: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

要討論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的轉變,首先要了解區域行政的發展背景、內涵等基礎知識。區域行政問題與行政區劃密切關聯。學者劉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國行政區劃的理論與實踐》等論著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行政區經濟”概念,并分析我國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在我國的行政學界,宋月紅在國內首次使用“區域行政”的概念,作者從行政區劃、行政區域與區域行政的關系角度進行研究,但這是一種狹義的或傳統意義上的區域行政范疇。〔8〕陳瑞蓮、張緊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視角:區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廣義的“區域行政”概念。〔9〕隨著實踐的推動和理論的發展,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轉變。在學界,最早使用過“區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華大學的劉鋒和中山大學的陳瑞蓮,二人從不同的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論述。劉鋒運用新公共管理、區域創新系統、區域核心競爭力、支持系統等理論對區域管理進行創新,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一研究與本文所關注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它并不是真正從公共行政學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從區域地理學的角度將創新理論引入到區域發展中去。〔10〕陳瑞蓮教授是我國研究區域行政和區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領域的論述,在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三、區域公共管理的內涵、理論支撐

區域公共管理是個復合概念,前文已經界分了公共管理視閾中的“區域”。對于公共管理的概念,無論是對其內涵把握還是基本體系的構成,都還在探討中。王樂夫教授認為,“所謂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門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地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的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11〕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還包括其它的組織和第三部門組織等。公共管理主體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同時,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復合型的集體行動,以共同的目標基礎,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無庸諱言,現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發展的一個新趨勢,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綜上所述,區域公共管理是區域行政隨著實踐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斷成熟的產物。筆者認為,所謂區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區域政府組織和區域非政府組織為主的多元主體(區域公共管理部門)為了解決特定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或其它方面的公共問題,實現區域公共利益,運用協商和調解的手段和方式對區域、區域內橫向部分和縱向層級之間交叉重疊關系進行的管理。區域公共管理之所以“應運而生”,從根本上說,區域公共管理發展的動力來自于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說,除了實踐的需要外,理論的發展和推動也是非常重要的。區域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除了現代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外,還有公民社會理論、現代治理、網絡治理理論和善治等理論。公民社會,也被稱為市民社會或民間社會。關于公民社會的定義,不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研究視角形成了種種不同的公民社會定義。這些定義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類:國家與社會二元結構和國家、經濟與公民社會的三元結構。關于公民社會的結構要素,不同學者對其強調的重點不同。就中外學者取得的共識來看,公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個:一是私人領域;二是志愿性社團;三是公共領域。除了公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外,公民社會還具有自己的基本價值原則,大體說來,這些基本的價值原則包括: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公開性、開放性、法治原則。

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引發治理和善治理論的產生。從1989年世界銀行首次提出“治理”以來,“治理”概念被廣泛使用。在治理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治理有失敗的可能,為完善該理論,隨后善治進入學者的視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最佳關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和有效。區域善治是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個戰略管理問題。

[參考文獻]

〔1〕理查德·J·斯蒂爾曼二世.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26.

〔2〕劉亞平.當代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序言)1.

〔3〕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

〔4〕梅休.牛津地理學詞典〔K〕.上海:上海外語教學出版社,2001:354.

〔5〕胡佛,杰萊塔尼.區域經濟學導論〔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2:220.

〔6〕陳瑞蓮,張緊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視角:區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7〕陳瑞蓮.區域公共管理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5-8.

〔8〕宋月紅.行政區劃與當代中國行政區域、區域行政類型分析〔J〕.北京大學學報,1999,(4).

〔9〕陳瑞蓮,張緊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視角:區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第6篇：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范文

關鍵詞：現代性；中國語境；本土價值；科學發展

中圖分類號：D6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4）02-0017-03

從大歷史和長波段的視角看，現代性作為一種描述社會發展普遍特征的術語，概括和總結了人類社會工業化階段以工業文明為代表的社會發展形態的基本規定性。對于這一概念演進過程以及內涵的探討，為現代化的地方性制度實踐提供了研判基本問題的基準和尺度，尤其對于當代我國社會發展總體樣貌及趨勢的探討，擴展了中國特色現代化實踐的一般價值，也為解決本土性困境提供了富有創新意蘊的改革方案。

一、現代性及其言說

現代性是一個“簡單卻又無比令人困惑的問題”。[1]縱觀人類的現代化史 ，“現代性”的言說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1.從歷史層面上看，現代性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和時間意識的概念。人們普遍認為現代性起源于西方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它最初是指西歐國家從文藝復興到大眾傳媒的崛起這段歷史；從歐洲中世紀封建統治結束后延續至今的西方社會形態是典型的現代社會。卡林內斯庫認為：“只有在一種特定時間意識，即線性不可逆的、無法阻止地流逝的歷史性時間意識的框架中，現代性這個概念才能被構想出來。”[2]25從這個意義上講，“文藝復興是一個新的歷史周期的開始，它完成了在意識形態上與時間的一種革命性結盟。它的整個時間哲學是基于下述信念：歷史有一個特定的方向，它所表現的不是一個超驗的、先定的模式，而是內在的各種力之間必然的相互作用。人因而是有意識地參與到未來的創造之中。”[2]337這說明，現代性內蘊著歷史的進步性和時間的不可逆性。一方面，現代性表明一個不同于過去的時代，它標志著一個時期的當前性；另一方面，現代性意味著適應現時，因此也帶著無可置疑的“新穎性”。

2.從社會層面上看，現代性指社會的一種類型或模式。在吉登斯看來，“現代性指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大約17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3]它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與現代化過程密不可分。處在現代性狀態的社會被稱作現代社會（modern society），一個社會演變成為現代社會的過程就叫現代化（modernization）。就現代化的過程來看，世俗政治權力的確立和合法化、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市場經濟的形成和工業化過程、傳統社會秩序的衰落和社會的分化與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與世俗文化的興起，都深刻地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形成。因此，現代性并不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和結果，它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不同層面。社會理論家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滕尼斯、帕森斯及吉登斯等都從不同方面揭示了現代社會的制度性特征，如由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由特殊主義到普遍主義、由禮俗社會到法理型社會以及由宗法等級制向市場制度的轉變等等。

3.從文化層面來看，存在一個與社會范疇相對立和分裂的美學的現代性。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對兩種對立的現代性，特別是美學現代性的產生、核心和特征作了深刻的揭示。他認為，兩種現代性的深刻分裂在于：一個是理性主義的，另一個是強烈批評理性的；一個是富有信心和樂觀主義的，另一個是深刻懷疑并致力于對信心和樂觀主義進行非神秘化的；一個是世界主義的，另一個是排他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總之，社會領域的現代性從社會上講是進步的、理性的、競爭的、技術的；美學現代性從文化上講則是批判與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對社會領域現代性的基本價值觀念進行非神秘化。

4.就心理層面而言，現代性是指對客觀歷史巨變的一種特定的體驗，即一種關于時間和空間、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種可能和危險的體驗。伯曼把這種體驗稱之為現代性。據此，伯曼將現代性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現代性體驗的懵懂階段（從16世紀初到18世紀末）、現代性體驗的矛盾和兩分階段（始于18世紀90年代的大革命浪潮）、現代性體驗的世界化和無根階段（20世紀至今），每個階段由于體驗的不同又有著各自不同的特征。

5.從精神層面來看，現代性是一種精神氣質。現代性是對過去的挑戰和與傳統的決裂，它暗含了否定、懷疑和批判的精神氣質。在福柯看來，所謂“現代性”，作為一種哲學的態度而不是時期的概念，恰恰就是那種以反諷的方式將這樣的“今天”英雄化與神秘化的精神氣質，“它可以被描述為對我們的歷史時代的永恒的批判”。[4]因此，作為文化精神的啟蒙，現代性就是通過對傳統的否定和批判，由啟蒙運動確立起一種新的時代意識和社會理想。它樹立了人們對理性、知識、科學的信仰，讓人們相信理性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標準，相信知識和科學的歷史進步性。

通過以上對現代性不同層面的描述和解釋可以看出，現代性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方面內容的具有內在張力的總體性概念，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歷史地變化著，它具有多元異質性、開放流動性的特征。可以說，現代性是理論與實踐、事實與價值、確定與流變的統一。

二、本土語境與現代性困境

誠然，現代性是一個源于西方的概念，作為一個西方概念，它顯然有談論該問題的西方語境，這似乎與中國有沒有現代性并無關系。但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任何概念都是某種語境的產物，而這同時也意味著，只要類似的語境出現，相關的概念也會應運而生。”[5]從實踐上看，這種源于西方的現代性概念伴隨著全球化發展而向全球范圍內擴張，但是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當代文化并沒有儲備起能夠解釋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類文化轉型的文化理論，即使是當代西方的現代性，本身也存在著一種通過融入非西方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從而實現從西式的現代性提升為全球現代性的歷史性轉換。因此，“對于非西方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典型的非西方國家來說，實現自身文化的現代性轉型，早已被看成全球現代性建設不可離棄的資源，看作是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不斷通過文化上的適應性調整而共同推動全球人類文化的當代轉型的過程。”[6]

現代性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確立已經成為事實。而人們在享受現代性的成果時，現代性所蘊含的啟蒙與野蠻、生存與毀滅的現實悖論也“將我們所有的人都倒進了一個不斷崩潰與更新、斗爭與沖突、模棱兩可與痛苦的大漩渦”。[7]烏爾里希·貝克與吉登斯用“第二次現代性”表達了對現代性困境的自覺反省，激進的后現代主義者更是通過對現代性的解構和重寫來宣布經典現代性的壽終正寢。總之，矛盾重重的現代性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下認真反思中國本土的現代性問題，就顯得十分必要。

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性困境逐漸轉顯現出來，并呈現出了二律背反式的悖論。一方面，中國必須努力發展經濟，沒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物質財富的巨大豐富，就根本談不上中國的現代性；另一方面，由于我們在一段歷史時期內過于強調經濟的增長，而忽視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協調發展，又使中國的現代性充滿了矛盾與分裂。但是，在當代中國，“現代性是現代主體和現代社會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內在支撐”，[8]因此，我們又必須努力完成“現代性方案”。正是這種理性與價值、發展與代價、和諧與沖突的內在悖論，使中國的現代性陷入了難以回避的困境。

1.社會的現代性困境。現代性的后果之一就是社會風險。長期以來，我們雖然注重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卻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摩擦和沖突，忽視了對一些社會矛盾的妥善處理，結果陷入了異常復雜的社會風險之中，并導致了政府的治理危機。在我國，社會風險總體上呈現出以下兩個基本特征：一是改革開放后積累已久的傳統的社會風險仍舊嚴重，難以化解。諸如人民深惡痛絕的貧富兩極懸殊、官員腐敗、干群沖突以及各種食品安全問題等，這些傳統的社會風險久難治理，反而呈現出日益擴大化的嚴重趨勢。二是新的突發性社會風險層出不窮，難以預測。從多起反野蠻拆遷的自焚事件，到各種礦難事故頻頻發生，從幼兒園與小學生安全事件，到近期“公交兇殺案”，這些重大的無一不表明中國官民矛盾、恐怖襲擊和勞資沖突等新的社會風險越加普遍且劇烈。更令人憂慮的是，傳統的社會風險與新的突發性社會風險相互纏繞，形成了一個混亂的“風險場”，這無疑加大了中國社會風險的治理難度。一旦這些社會風險得不到及時而有效的治理，并且越積越深，就有可能造成社會矛盾的激化和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矛盾的尖銳沖突，并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

2.環境的現代性困境。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是人類繁衍和生存發展的絕對前提，沒有自然界的饋贈，也就無所謂人的存在與未來。然而，現代社會卻以發展經濟為由，借助強大的科技力量，通過不斷地索取自然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平衡，使自然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人為破壞，古老的“天人合一”境界成了現代人遙不可及的詩意想象。長久以來，那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使中國的生態環境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正如恩格斯所言，“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9] 2010年年初，中國西南地區百年難遇的嚴重干旱，同年3月席卷全國21個省區的沙塵暴以及7月松花江污染事件，皆與一些地方為了經濟效益而盲目地濫伐、濫牧、濫用水資源和濫占耕地有莫大關聯。總之，盲目追求經濟發展所造成的自然界對我們的一系列報復，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不能承受之重”。這也預示著，中國要擺脫環境的現代性困境，就必須徹底轉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3.個體人的現代性困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和踐行，既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革命，又不啻為一場影響深遠的人學革命。但是，市場經濟對人的發展影響畢竟是雙重的：一方面，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使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經典現代性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獨立自主、敢于創新、銳意進取的現代性精神也被當代中國社會廣泛接受；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的人際關系都納入強調自我利益、自我優先權的模式，而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經濟繁榮，又使人們陷入對物質需求和感官享樂的極度依賴，人成了無可奈何的“經濟人”、“功利人”。再者，當代中國在經濟層面始終未能擺脫政府權力過度地介入資源配置的狀態，這就使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一定的權力性、投機性色彩。在此背景下，社會關系變得更加理性和冷酷，裸的利益關系、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叢生。社會關系的普遍物化，使人與人關系的普遍疏離。于是，個人的無意義感，即那種覺得生活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感受，成為根本性的心理問題，這些就是當代中國在個體心靈層面正在遭遇的現代性困境。

三、和諧社會是現代性重構的價值與路徑

現代性的三重困境已經迫使人們反思中國現代性的重建問題。在當代中國語境下，所謂現代性重建，就是要建構一種既能享受現代性的成果，又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現代性的風險和代價，并且符合中國國情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在實踐上既不同于西方的經典現代性，也有別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性模式，但是它又能汲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現代性成果及建設經驗。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我們要構建的現代性應該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性。

1.“科學發展”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基本準則。傳統發展觀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注重片面的經濟增長，把經濟的發展當做醫治一切社會矛盾的“靈丹妙藥”；二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把自然界當作現代工業和科學技術任意擄掠資源的工具，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緊張對立的關系。這樣的傳統發展觀導致我國現代性陷入種種困境。而科學發展觀摒棄了落后的傳統發展理念，為中國現代性的重建開辟了廣闊空間。堅持以人為本，是消除人的現代性困境的根本出路。“以人為本”中的“人”，是既有物質需求又有精神追求的人，因此，堅持以人為本，要求我們既要努力改善民生，盡早實現共同富裕，又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精神上主動關心人，給人以人文關懷。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消除環境的現代性困境的基本要求。科學發展觀既強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面建設，又堅持生產方式的轉變，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堅持統籌兼顧，是擺脫社會的現代性困境的根本方法。通過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妥善處理好城鄉二元對立、貧富兩極分化、勞資糾紛等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協調好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維護社會的良好秩序。

2.“本土特色”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民族場域。現代性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性是多元的。艾森斯塔特認為，“多元現代性最重要的意義之一是，現代性與西方化是不相同的，西方式的現代性不是唯一‘真實的’現代性。”[10]38正因如此，“現代性的歷史應當看成是多種多樣的現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種多樣的具有獨特品質的制度模式不斷發展和形成、建構和重新建構的過程。”[10]91中國特色現代性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三點考慮：一是中國異于西方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治理念要求中國在社會結構上不能照搬西方經典的現代性模式，而應該開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性發展模式。二是中國異于西方的文化傳統、思維習慣和社會理想決定中國在文化心理上不能全盤接受西方具有理性主義傳統的現代性，而應該兼容并蓄，塑造出一種融合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于一體的新現代性。三是改革開放后，中國遭遇的與西方相類似的現代性問題要求中國既要吸取西方現代性的經驗教訓，又要獨辟蹊徑地開創出符合時展潮流、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總之，中國特色現代性的提出，不僅堅持了中國現代性重建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的基本前提，而且彰顯了中國超越西方現代性模式的理論自覺和民族信念。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成就，進一步為中國現代性提供新的意義。

3.“和諧社會”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價值目標。當前，中國正處于嚴峻的社會矛盾凸顯期，來自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諸多領域的風險層出不窮，交織并存，對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構成了巨大威脅。當社會風險成為中國最現實的現代性困境時，與“風險社會”相對應的“和諧社會”的提出，無疑為我們超越風險社會和重建中國現代性明確了理論導向和價值目標。當然，和諧社會的構建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我們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其由可能轉變為現實。就中國社會風險現狀來看，和諧社會的構建應該重點解決兩大社會問題：一是社會主義民生問題。民生問題事關人民的切身利益，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核心內容。具體說來，就是要努力解決好當前人民最關心的貧富差距、房價調控、醫療改革、教育公平、社會保障等熱點民生問題，使人民群眾各盡所能、各得其所、人盡其才，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衣食無憂。二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問題。近年來，我國突發性頻繁爆發，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緩慢。一方面，政府官員的權力行使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官員的“事后尋租”尚未得以根治，官員的“事前尋租”的腐敗現象卻日漸興起。另一方面，人民群眾的各種意愿除了訴諸互聯網和個別媒體，尚缺乏直接暢通的表達渠道，而群眾正當的上訪、舉報等合法的民意表達又常常受到忽視，致使人民群眾的許多合理利益訴求得不到有效解決。其結果往往造成官員的腐敗現象治標不治本，人民群眾的民利難以得到尊重和保障，從而導致官民之間缺乏互信，官民矛盾越積越深。從根源上看，預防和治理風險環生的突發性，離不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只有在高度的民主政治下，擴大人民群眾民主的有序的政治參與，維護人民群眾的民利和對政府的監督權利，才能規范政府行為，轉變政府執政方式，重塑政府與民眾以互信為基礎的良性互動關系，最終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參考文獻：

[1]龍佳解，蔣紅群.論當代中國現代性的困境及其重建

[J].求實，2011，（1）.

[2]馬泰·卡林內斯庫.現在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務印

書館，2002.

[3]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0：1.

[4]福柯.什么是啟蒙[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8：

436.

[5]陳嘉明.理性與現代性——兼論當代中國現代性建構

[J].廈門大學學報，2004，（5） .

[6]鄒詩鵬.中國文化轉型如何參與全球現代性的建設[J].

江蘇社會科學，2003，（2） .

[7]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M].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3：15.

[8]衣俊卿.現代性焦慮與文化批判[M].哈爾濱：黑龍江大

學出版社，2007：317.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

[10]S.N·艾森斯塔特.反思現代性[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社，2006.

第7篇：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范文

城市治理需要有新思維。

過去37年中，中國城鎮人口從1.7億上升到7.5億，城市數量從193個增長到653個，城市發展可謂波瀾壯闊。但隨之而來的交通擁堵、人口膨脹、房價急升、城市污染等問題日益嚴重，“城市病”現象困擾著各地城市的發展。

因此，2015年底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套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備受矚目。而這次會議提出的頂層設計令人耳目一新，亦為未來城市發展指明了方向。

“城市治理”的概念首次出現在頂層設計之中，會議明確指出要“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體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著力解決城市病等突出問題，不斷提升城市環境質量、人民生活質量、城市競爭力，建設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鎮化水平，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

“尊重城市發展規律”，這顯然是有的放矢。之前城市化快速發展中，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開發新城新區，尤以“大廣場”、“大社區”最令人詬病，“千城一面”的現象也使地方城市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因之，會議著重指出“必須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端正城市發展指導思想，切實做好城市工作。”

除了理念，還有措施。會議從“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系統、清晰地闡釋了城市未來建設“以人為本”的思路。

其中，多次指出要尊重市民意見，擴大公眾參與環節，比如在規劃方面指出要“邀請市民共同參與”，比如在治理方面，更鮮明地提出“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質，尊重市民對城市發展決策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鼓勵企業和市民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城市建設、管理，真正實現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會議更多次闡釋了城市文化：“要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保護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要結合自己的歷史傳承、區域文化、時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對外樹立形象，對內凝聚人心”“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環境、文化特色、建筑風格等‘基因’”。

第8篇：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范文

關鍵詞：城市現代化；社區建設；公共精神

一、現代城市社區建設和公共精神培養的價值關聯。

社區是我國城市管理實施“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行政框架內最基層單位，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和戶籍制度的改革，地域界限打破，人口可以自由流動，基層單位實體漸漸分化和消解，原來傳統的“單位人共同體”“地域人共同體”已漸漸變身為“社區人共同體”。 現代社區共同體是由來自于不同地域環境和行業的具有不同價值觀念的差質人口所組成的， 特別是長沙作為省會和中部發展快的城市，吸引了來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國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參與長沙現代城市的建設，這些不同異質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區，因為個體差異降低了鄰里關系情感認同，增加心理上誤會和矛盾，其認同危機影響社區共同體建設。加之社區行政化傾向導致居委會工作模式成就、工作方法簡單，社區居民大多是在不了解前提上被動性參與社區事務，隨意性大，導致居民對社區事務參與意識淡薄，社區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視，影響社區公共精神提升。

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各級部門越來越受重視社區建設。在城市化進程中，長沙城市化快速發展拆解原有的地域關系紐帶，單位集體記憶和情感歸屬日漸遠去，個人與社會關系網絡發變化。為適應長沙新形勢社區建設需求，培育社區公共精神以促進社區建設與和諧發展，進而提高長沙市基層社區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此課題研究具有重要實際意義。

二、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概況

（一）西方：學術界針對社區研究有的兩種不同傾向：

①一種是針對城市社區中鄰里關系變化進行研究所形成兩種對立的社區消失與繼存的理論。以滕尼斯、韋伯等社會學家為代表的社區消亡論和以美國社會學家甘斯、劉易斯為代表的“繼存論”；。前者認為社會分化結果是人們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差異增大、社會認同感降低使得傳統社區存在基礎喪失。后者認為認為傳統社區不能完全否定和消亡，在城市化過程中城中村居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情感與外面的世界并無多大影響。②另一種是社區解放論。費舍爾、費爾曼和雷頓在20紀70年代運用社會人類學網絡研究的理論研究城市社區的變化。強調現代城市社區人際關系應從地域局限中解放出來，有應該更廣網絡，開啟了新的網絡研究視角。

（一）國內在中國社區概念的研究上：、吳文藻等人創立了“社區”概念和研究社區的范式。對社區研究近年來有幾種不同觀點：

①，社區共同體包括地域性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精神的共同體，社區精神文化是從生活共同體提升到精神共同體的關鍵。社區自身就可以實現自我管理、教育、服務、約束來實現社區公共生活有序化。

②公共精神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是社會成員在公共生活中對人們共同生活行為準則、規范的認可，并體現于行動上的遵守和執行。從道德上而言，公共精神是以利他方式關心公共利益的態度和行為方式。有的學者認為它是超越個人狹隘界限和個人直接功利目的關懷公共事務的精神境界和行為態度，它孕育并鑲嵌在特定的社會架構和文化土壤當中，并不斷地影響、修復、變遷著特定的社會結構。有的學者認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人類公共生活之中的，位于人類內心深處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觀念，態度和行為取向，以公共性作為價值基石，表現為社會成員對公共事務的積極關懷和參與，對公共生活的熱情融入和，對政治社群的虔誠認同和歸屬。

綜合來看，國內外這些學者的相P研究，對課題組展開社區共同體建設與公共精神培育研究頗具借鑒價值和啟發意義。國內著名學者如秦宣、韓慶祥、張雷聲、劉書林等近年來也高度關注城市化社會發展、共同體建設和核心價值觀提煉與培育等問題，深刻回答了城市化社會發展的諸多重大問題，其觀點不僅為此課題開啟了研究思路，而且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

國內外研究尚存在些許不足和遺憾：①側重社區共同體或公共精神某一方面的研究，欠缺綜合性的研究；②；對應到長沙社區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徑研究還較缺乏；③長沙社區公共精神培育策略的評價指標體系缺乏研究。

三、長沙社區建設中公共精神的現狀分析

長沙作為省會和中部發展快的城市，吸引了來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國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參與長沙現代城市的建設，這些不同異質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區，因為個體差異降低了鄰里關系情感認同，增加心理上誤會和矛盾，其認同危機影響社區共同體建設。加之社區行政化傾向導致居委會工作模式單一、工作方法簡單，社區居民大多是被動性參與社區事務，隨意性大，導致居民對社區事務參與意識淡薄，社區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視，影響社區公共精神提升。

（一）社區公共精神培育包含培養獨立人格、民主法治精神、公平正義、社會責任、社會公德、自控自律意識六個方面。但是長沙社區存在公共精神缺乏現狀：

首先是社區意識比較單薄，從而存在對社區的認同危機，從1996年至今長沙實行單位住房貨幣化，原單位的福利房通過房改后成為人們有使用權的私有房，住房都是單位人，后來隨著房地產的飛速發展，人么需要換更大更好的房子，所以出現將原有從單位購買的房子進行轉手買賣，這樣使得原來的單位人集中居住的狀況變為各種外來人員雜居的現象，這樣彼此因為不同的需求而再生的居民社區成分相對復雜起來。經過對社區居民的100份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其中因為鄰里彼此不熟悉，即使門對門也不往來不熟悉的占40%。甚至因為工作的時間不一，有20%的問卷說幾個月都沒看見鄰居。這樣一來，因為居民間彼此陌生，對房前屋后和樓道的的公共衛生、共有園林的保護等公共環境也漠不關心，缺乏對居住環境的愛護和維持的公共情懷，亂放亂丟垃圾的現象常見。鄰里之間缺乏相互幫扶和相互關照的共同意識，還因為出租房客的成員復雜性，以及其不同的生活習慣，更增加了相互交流和溝通難度。這種復雜情況得鄰里相互很難融入在一起，引發了社區共公共精神的認同危機。

其次社區居民公共參與公共活動的自覺度不多，更難得經常性開展。為了增加社區粘合度和凝聚力、增進交流和鄰里情感，即使有社區熱情發動居民一起參與的社區公共活動，也常出現參與度很少，多數居民抱著看熱鬧的心理或不理不睬的尷尬局面，收效不大。

再次是社區建設的困境：社區主體、社區自治、社區服務、社區參與、社區文化等困境。

社區主題因為社區主體的結構先對變化，原來有單位管理的變成了社區自治，社區管理機構一般帶有政府行政性，社區劃分不夠合理，管理的區域比較大，人員與管理區域不匹配，加上社區工作人員素質偏低，工作方法簡單、宣傳較少，基礎設施不足，提供的服務還不能滿足社區居民的需要，供給缺口大；加之社區機構與政府和住區物業管理理順不足，一有問題，就是“臨時抱佛腳”，解決問題也是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沒有形成規范的社區管理機制。城市社區的行政化嚴重常常限制了社區自制能力的發揮。

最后社區法制建設滯后，與社區配套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社區建設的運行缺乏良好的法制環境。導致社區生活、社區服務、社區公益保障、社區的公共精神的加強缺乏制度保障，公共活動難以開展，居民的公共文化難以普及。

（二）是長沙城市現代化建設中需要加強社區公共精神的構建。

隨著長沙城市的發展現代化，長沙市政府確立了“建設國家級中心城市”的宏偉規劃，迫切需要加快長沙城市的的現代化建設體系；而作為長沙城市建設的的重要內核構成細胞就是的社區建設，可見社區現代化建設尤為重要。而社區公共精神的缺乏現狀與現代化社區建設是極其不協調的，所以加強對社區建設，重點是社區公共精神建設，才能帶動公共意識、公共服務、公共設施的完善和公共文化的和諧，構建和諧的現代社區。社區公共精神的建設對策和路徑有如下幾點：

1、營造濃厚的社區意識，搞好社區服務，增強社區居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建立社區通信錄和社區現代QQ群和微信群，加強社區公共活動的廣泛性，提高消息發散性和居民知情權，擴大活動的居民參與度；建設齊全社區公共服務設施。

2、理順社區建設管理體制，加強居民自制組織建設，爭取處理好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和物業之間關系。加強社區法制建設和立法工作，重視社區制度化建設。爭取處理社區和政府行為之間的聯系，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選撥優秀的專業社區管理和服務人員，提升社區管理質量，引導居民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

3、社區要加強所轄居民區的物業和業主委員會之間的聯系和溝通，通過協同合作加強社區建設，發展社區服務，增強社區服務的多樣性、社會化和產業化。

4、推社區管理創新，加強社區民主自治。學習廣州和香港等地的社區公共精神建設的經驗。建立以政府為主導，建立社區與非政府組織的物業和業主委員會為主體的社區管理體制，突出政府的服務職能，形成以民生為重點、以服務為導向的公共服務體制，豐富社區建設的服務內容的寬度和廣度，構建以兒童入園、一站式醫療服務和康復、學習和生活娛樂健身等多形式的服務體系。按權力下放中心下移原則，制定法律法規，協調社^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5、建立社情民情表達機制，充分發揮老齡群體對公共精神余熱的作用。重視大學生公共精神。充分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彰顯社區管理善治理念、構建地域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意義共同體、加強行政性復合與自主性合作、結構異質性與社區凝聚力包容共享致力形成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組織體系和氛圍。

6、加強社區的資金和人才投入，設立社區服務基金，大力培養非政府的社會服務組織，形成以“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支持”為輔的多元體制。

7、加強社區隊伍建設，推進社區人員向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發展，從而推進社區公共精神建設。充分發揮黨和政府引導作用。政府介入方式轉變維護和體現了社區共同體及其成員的自主性。培養社區意識，重建公共精神，這也是社區核心和關鍵。充分發揮居民公共精神與社區意識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建設一個充滿尊重、關心和愛護的和諧社區，是解決認同危機的關鍵。讓公共精神成為是社區建設中不可估量的無形資產。

第9篇：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范文

關鍵詞：公路；國民經濟；問題

中圖分類號：F5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01

一、公路運輸現代化內涵概括

我們根據現代化的特征，將公路運輸現代化從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去概括，即靜態和動態條件下公路運輸現代化的概念是不同的。

在運輸需求一定的情況下（靜態），從社會資源最佳配置的角度考慮，公路運輸現代化是指通達性與運輸效率的一種均衡狀態。當這兩種效用相同時，公路的社會總成本最低，此時的公路里程就是實現了基本現代化的公路規模，這時公路建設的社會資源配置最合理。

當經濟社會發展所產生的運輸需求和公路總里程都隨時間而變化時（動態），將公路的人口密度和運輸強度先后達到極值的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逐漸達到滿足當時工業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狀態稱為公路運輸現代化。

二、公路交通運輸業與國民經濟的關系

“要想富，先修路”是我們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交通運輸業有了很大的發展，表現在運輸線路長度上和客貨運送量上都大幅度增長，與此同時，我國的經濟發展也快速發展。二者的同步發展存在著某種聯系，即我們猜交通運輸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先行作用，也即交通運輸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人們進行的交通運輸活動是人類經濟活動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勞動分工，這種分工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進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交通運輸工具的制造活動，一是要進行運輸活動即人和物的位移。對交通運輸與經濟增長關系問題的研究，實際上只是經濟學最基本的關于分工問題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問題。但實際上如何解釋交通運輸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的內在經濟機制是一個尚未給出令人滿意回答的理論難題。

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將交通運輸看作社會間接資本，分析了社會間接資本與直接生產活動之間的關系。并得出結論；交通的發展有降低直接生產活動成本的作用，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從歷史上來看，從1843年到1860年期間美國工業化的大飛躍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當時的鐵路建設。

三、公路交通運輸存在的問題

1.運輸生產力水平不高

在營業性客貨運輸車輛中，中高檔客車特別是高檔客車和大噸位柴油貨車以及集裝箱等專用貨車所占比例偏低，遠不能滿足廣大旅客和貨主的需求。

2.運輸站場基礎設施建設滯后

由于種種原因，客貨運輸站場建設進度緩慢，到目前為止，在部分大中城市、相當數量的縣城以及大多數鄉鎮，客貨運輸站場基礎設施仍很短缺且設備簡陋，成為制約道路運輸發展的薄弱環節，影響了公路基礎設施功能和車輛運輸效率的充分發揮。

3.運輸組織水平和運輸效率較低

在部分地區，由于地方保護主義比較嚴重，存在著地區之間相互排斥、相互封鎖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使空駛率提高、運輸組織水平降低，對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道路運輸市場造成了消極的影響。

4.抽樣調查數據不能為政府部門提供有價值的數據信息

作為公路運輸抽樣調查數據提供者的運輸車主和數據利用者的政府管理部門和運輸企業，在信息的有效性的認知上，存在著難以彌合的鴻溝。主要表現為：一是數據主觀失真。由于抽樣調查過程缺乏制約與監督，加上某些車主對抽樣調查認識存在著距離，個別車主因逃繳規費而心有余悸，害怕如實填報，會增加費稅或者受到超載處罰。實踐中，經常會出現如下問題：（1）少報運量，多報燃油消耗。（2）多報運距，少報經濟收入。（3）多報車輛停駛日、車輛空載等情況。二是數據適用性不強。抽樣調查產生的數據，一方面為政府部門提供全社會公路運輸量，是政府統計局測算第三產業的經濟效益，測算本地GDP的依據之一。另一方面為運輸企業提供運輸效益、油耗等指標，是企業改進管理方法的重要依據。實踐中，由于抽樣調查方案本身的缺陷和調查單位的自身原因，抽樣調查數據往往小于實際運行的數據，大大降低了數據的利用價值。

四、加快公路交通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1.加大運輸結構調整，做大做強市場主體

在企業組織結構方面，從治理機制入手，以“專、精、特、新”為發展方向，鼓勵社會力量大辦運輸、辦大運輸。在運輸組織結構方面，積極推行高速快客、超長線路實行集團化、公營化；跨區線路、危險貨物、現代物流、站場經營公司化；其他線路、維修、檢測、駕校等經營方式多元化。在運力結構調整方面，高速公路和國道主干線客運以高級客車為主，城鄉客運以中級客車和普通客車為主，貨物運輸大力發展集裝箱車、廂式貨車、特種專用車輛，加快普通敞篷貨車的廂式化進程。

2.提高運輸生產力，加快道路運輸發展

采取多元化籌資的方式，鼓勵扶持各類經濟組織和個人投資建設客貨運站場；同時切實做好客運站的規劃、選址和建設工作，以適應現代化城市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3.強化運營治理，加強道路運輸安全

一是加強安全生產責任治理，嚴格實行安全生產監督責任檢查制度，把安全責任至上而下細化分解，落實到部門、落實到個人。二是加強營運車輛技術治理，堅持和完善運輸車輛技術等級評定制度和定期維護制度，切實規范營運汽車綜合性能檢測站行為。三是加強對客運站的監督治理，切實加強營運客車安全例檢和進站車輛經營資格的審查，果斷防止超員車輛、“帶病”車出站運行。

4.嚴細市場監管，創造規范運輸環境

一是按照“先易后難，分步實施”的原則，逐步解決運力大于運量的問題。二是監督治理機制，全面清理和規范運輸行業各類收費項目，大力開展運輸專項治理。三是多元經營機制，積極實施運輸市場多種準入模式，探索推行主干線、熱線客運線路經營權招投標，通過市場化運作，建立良性、公開、公正的運輸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