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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知情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銀監會已于7月底向各家商業銀行下發通知,擬于近期對商業銀行執行《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監發【2013】8號,下稱“8號文”)情況展開檢查。
上述通知的三張附表顯示,此番檢查直指2013年3月-7月,商業銀行“8號文”具體執行情況,包括截至今年7月末銀行理財資金投資情況表、理財資金投資非標資產期限情況表,以及理財資金投資非標資產投向情況表(按行業)明細。
“重新摸底非常有必要,地方銀監局對商業銀行繞道達標的做法早有警覺,也有怨言。”12日,一位南方銀監局人士如是告訴記者。
“8號文”監管重拳之下,銀行理財業務增速顯著放緩。來自銀監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末,銀行理財資金余額9.08萬億元,環比增速從4月末的19.46%降至-7.38%,其中非標準化債權資產余額2.78萬億元,比4月份(規范理財投資的8號文出臺前)下降7%。
簡單測算,2.78萬億非標債權資產,約占理財產品余額的31%,占銀行業總資產比例為2%,均低于8號文要求的35%和4%兩條紅線。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8號文之后商業銀行發展出新的規避模式,將銀行非標資產轉手給券商、基金、信托和保險(放心保)等第三方機構,然后再運用自有資金或者同業拆借資金將這部分轉售的非標資產接盤回來,這加劇了銀行的流動性風險。
監管機構此番顯然注意到了上述問題。上述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本次監管風暴將采取商業銀行總行自查與地方銀監局針對性抽查相結合的方式,監管機構要求各商業銀行8月27日前將自查報告報至對口監管部門或銀監局;此外,8月30日前,各地銀監局需對所抽查商業銀行形成的檢查報告報送至對口監管部門并抄送銀行一部。
監管文件顯示,此番銀行自查和監管抽點指向了8號文明細的九大領域。比如,理財產品與所投資資產(標的物)能否實現一一對應,能否做到每個產品單獨管理、建賬和核算;是否比照自營貸款管理流程,對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投資進行投前盡職調查、風險審查和投后風險管理;能否向理財產品投資人充分披露投資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情況,包括融資客戶和項目名稱、剩余融資期限、到期收益分配、交易結構等。
三張表、全掃描
監管機構對商業銀行規避8號文、繞道監管的行為已有總結,一是做大分母,部分銀行為達到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的比例要求,大量發行機構理財產品做大分母;二是做小分子,其手段包括將相關資產從理財賬戶轉到自營賬戶,通過“互買”、“過橋”等方式反映在同業資產、其他類投資等項下等手段。
監管機構還發現,部分銀行對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投資沒有完全比照自營貸款管理,盡職調查、風險審查和投后管理不到位;短期理財資金匹配長期資產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扭轉……
此番,監管機構列出三張大表,力圖將8號文執行情況進行全方位自查和抽查。
第一是銀行理財資金投資情況表,包括對銀行理財投資余額、理財投資合作機構名單及其投資余額、以及“為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或股權性資產融資提供直接或間接、顯性或影響擔保或回購承諾余額”三大項明細。
除了對理財資金投向非標資產余額及兩條紅線逐月填報外,值得關注的是,監管機構詳細列舉了所有銀行理財投資合作機構名單,包括信托、證券、基金、保險、私募基金、金融資產交易所及其他通道投資,并要求商業銀行詳細自查每項理財資金投資余額及通過該通道投資非標資產余額。
“這是全方位的掃描。”上述監管人士告訴記者,此番檢查無非四大內容:各行是否根據“8號文”規定,修改本行理財政策制度。各行是否逐一梳理理財管理流程,并對照8號文的要求落實整改措施;是否按照超過非標額度或不能做到一一對應的要求立即停止本行新增非標投資;是否加強內部檢查以強化理財制度執行。
理順期限錯配,掌控投向
監管機構所擔憂的是,9.08萬億銀行理財及其2.78萬億非標債權資產存在的期限嚴重錯配,以及投向不明。
此番,監管機構對銀行理財投向非標債權資產的期限,也要求分類整理包括短期(1年以內到期)、中期(1-3年到期)、中長期(3-5年到期)以及長期(5-10年到期)的情況。
“商業銀行通過打造通道業務,實質就是將銀行信貸業務轉變為資金業務,大量的理財資金投向了為信貸業務所限制的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以及過剩產能行業。”
上述監管人士告訴記者,因此期限錯配是銀行理財業務流動性風險之源。
上述文件也顯示出此次檢查對銀行理財資金投向非標資產投向的關注一一包括房地產業在內的20項投向被列出,要求商業銀行填報。
不容樂觀的財務前景
記者: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亞和全球的經濟現狀?西太銀行財務前景會因此受到影響么?
費爾·柯菲:澳洲經濟現在的表現極為出色。部分原因是我們與亞洲的聯系,因為亞洲比北半球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快得多;另一個原因是在全球經濟危機爆發時,澳洲經濟十分健康。
當時,澳洲財政充盈,加上銀行系統監管嚴格,失業率很低,這是我們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強大優勢,從而幫助我們化解了全球動蕩帶來的壓力。另外,我們在這場危機期間推出的舉措也發揮了積極作用,澳洲經濟始終表現十分出色。盡管如此,澳洲有些地方和行業目前面臨的局面,與五年前相比要嚴峻得多。
GDP增長強勁和較低的失業率并存的事實表明,增量和減量正在相互抵消。從發展趨勢看,失業率可能會攀升,但基數仍很低。
至于全球經濟,在歐洲和美國依然存在一些不平衡,要徹底解決尚需時日。現在歐洲很多銀行向歐洲央行融資,這種做法對付短期危機尚且可行,但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應逐步向更自然的融資渠道轉變。經濟增長在短時間內恢復到較高水平,似乎不太可能。
變化中求發展
記者:西太銀行在未來12個月將面臨那些主要風險?有哪些機遇?
費爾·柯菲:無論是對我們貿易平衡及貿易條件的影響,還是對地區增長總量的影響,中國都是澳洲經濟增長方程式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雖然部分原因是美國和歐洲對中國商品的需求減少,但實際上是因為中國經濟驅動因素由出口轉向包括消費在內的國內增長點,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中國需要一些時間來完成。
至于機遇,那就太多了。我們的股市這幾年幾乎崩盤,這就表明我們投資者及社會儲蓄的偏好已經改變。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有機會做更多的財富管理業務。另外,擔保退休金儲蓄方面的變動對于我們和顧客來說也是利好消息。“嬰兒潮世代”開始步入退休階段,意味著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業務機會。
記者:對于資產負債表和并購活動,您的風險態度如何?
費爾·柯菲:我認為短期之內不會發生其他大的風險。我們已經看到,全球資本市場動蕩不安。但銀行體系、公司客戶和政府也已經認識到,它們現有的機制能夠應對那些市場的動蕩和經濟放緩所產生的影響。另一個現象是,市場杠桿化水平正在降低,這就意味著我們和客戶現在所承受的風險相比幾年前更低。
財務變革中的角色變化
記者:2008年發生了全球經濟衰退以來,您的角色有何變化?
費爾·柯菲:最根本的變化是:銀行的CFO要花大量的時間關注資產負債表的各項要素。這并非說,資產負債表過去不重要,只是現在它成為所有事情決策的根本因素。投資者明顯更加主動地對資產負債表表示出興趣,CFO 與評級機構的互動程度、與監管機構的聯系也變得更加頻繁。債務投資者的口吻也由之前的“我們不太擔心它”轉為“我們在密切關注著正在發生的事情”。
所有這些說明,CFO需要像處理其他事情一樣,花大量的時間去思考并與債務和股權投資者談論資產負債表的情況。
我也總是把管理風險看作是我職能的一部分。過去,風險的重心經常是側重貸款風險,因此你得緊緊盯住你的資產。而現在,我們常說,你的負債方面的風險也同樣重要。我從來不認為,風險控制只是首席風險官的事,相反,財務人員與風險人員必須攜手合作,高度重視風險,營造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環境。
記者:在與公司其他部門溝通變革的提議時,財務部門的角色是什么?您如何鼓勵員工給予支持?
費爾·柯菲:我們公司內部建立了正式的溝通機制,正式機制納入公司主要業績考核體系,轉移定價政策的變化就是通過正式機制將信息到全公司的一個例子,這個機制也能強化公司高管的其它信息。
同樣,如何分配資本也是財務部門為表達何事重要而發出信號的經典方式。通過資本配置的差異性為公司下一步工作關注的重點指明方向。另外,財務部門還就全球市場的動態為全公司提供信息。同時,我們建立了會議制度和治理機制來研究問題、探討風險和做出決策。
記者:您的團隊在2012~2013年最需要何種技能?
費爾·柯菲:我們力求提高通過提供建議而增加價值的能力。世界變化越快,競爭壓力就越大,因此通過財務分析提供的價值就會越高。財務部門關注的核心也應當由具體事務轉移到價值創造的真正來源所在,認清現象下的本質,尋找解決途徑。
我們有三個核心目標:其一是提供建議,其二是高效運作,其三是控制。我們公司對自己的生產力能力感到自豪。我們的成本收入比率是最低的,如果我們要告訴大家如何提高生產力,我們自己就是榜樣。我們是唯一在美國證交所注冊的澳洲銀行,因此我們還要按照薩班斯法的規定來運營。這方面雖然有時會給我們很多限制,但同時我們也深受其益。考慮到這些,我們對控制不能有絲毫放松。
記者:未來12個月財務部門會有什么主要的制度改善?
(一)高校非經營資產績效評價必要性 主要表現在:
(1)對高校非經營資產加強宏觀監管的必然選擇。自2006年始,財政部相繼出臺了《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財政部36號令)、《財政部關于〈中央級事業單位國有資產使用管理暫行辦法〉的補充通知》(財教[2009]495號)等監管法規,但高校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不健全導致國家對高校撥款和宏觀指導缺乏績效支撐。因此,導入績效評價機制,將高校非經營資產置于國家宏觀指導和監督之下成為國家宏觀監管的必然選擇。
(2)提升高校非經營資產使用效率、建立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內在要求。長期以來,我國高校非經營資產配置和使用的粗放管理使大批資產閑置。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提升高校非經營資產利用效率就是增強高校自身競爭力;同時,高校資產的公共產權特征決定了只能由政府相關部門通過行政管理手段來行使高校國有資產管理權,從而失去對產權主體的激勵約束。因而,構建準確可靠的指標體系對高校非經營資產進行評價成為調動產權所有者主動性、創造性,最大限度發揮資產使用效率的內在要求。
(3)滿足投資主體多元化需求、促進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深入,高校資金來源形成由政府、個人、社會和金融機構多元投資格局。多元投資主體必然要求高校通過建立國有資產績效評價體系為投資者提供投資決策所需信息;同時,高校的產業特性決定了高校的可持續發展應以營利為手段,而建立高校非經營資產績效評價體系就是高校以盈利為手段,通過國有資產的高效運營為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發展提供經濟支撐。
(二)高校非經營資產績效評價特殊性 主要表現在:
(1)績效評價四特性:評價主體多樣。評價主體既包括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外部評價,又涉及上級主管部門和專職機構的內部評價;評價導向多角度。即多視角、多層次績效指標才能綜合評價高校非經營資產真實績效水平;評價內容系統。高校非經營資產績效評價體系應整合財務和非財務指標,全面客觀反映其社會、經濟貢獻;評價方法綜合。指標體系應同時設計定性和定量指標以滿足各級指標、各性質指標的相互比較。
(2)績效評價四難點:資產可計量性和效益。高校非經營資產本質上是一種能以貨幣計量的經濟資源,但對其非貨幣性收益(效益)評估比較困難;收付實現制和績效評價真實性。高校現行收付實現制易導致資產賬面價與真實價值不相符,對這些不相符資產的價值計量一直是績效評價難點;構成復雜與評價指標統一。高校非經營資產來源渠道復雜多樣、種類用途各異無疑給構建統一的綜合績效評價體系帶來困難;與高效經營性國有資產績效評價比較,現有非經營資產綜合績效評價研究文獻相當匱乏。
二、高校非經營性國有資產綜合績效評價體系構建
(一)構建原則 主要包括:(1)凸顯資產、預算、財務管理三結合。高效非經營資產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指標設計應凸顯資產、預算、財務管理三結合以提高資產管理效率;(2)系統全面中突出主導性。在系統設計多層次評價指標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反映高校非經營資產不同績效基礎上,所設計指標應能對高校資產使用起到一定主導作用;(3)定量定性指標相整合。指標設計應以考核資產價值指標為主,同時對非價值指標進行輔助考核;(4)激勵約束。在通過設計具有一定挑戰性指標來激發管理者工作潛能的同時應將績效評價約束在管理者所能控制的范圍內; (5)易操作。指標設計應定義明確、分類界限清楚便于評價人員理解和填報。
(二)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框架構建 在上述構建原則引導下,可從資產管理績效、預算管理績效、財務管理績效、社會貢獻績效四維度設計高校非經營資產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三、高校非經營國有資產綜合績效評價體系應用
(一)效度、信度檢驗和指標無量綱化 主要包括:
(1)指標效度、信度檢驗。指標效度可通過計算“內容效度比(Content Validity Ratio,CVR)”來衡量。CVR=+1,表示所有評價者認為指標項目準確性較好。計算公式為:CVR=。指標信度可通過計算Cronbach內部一致性系數來衡量。一般而言,當指標相互獨立、內部結構良好、關系一致時具備較高可靠性。計算公式為:rα=k/k-1|1-∑S2i/S2|。
(2)定性指標定量化。可借助凱勒(Kelly)個人結構理論中格柵獲取法量化非經營資產定性指標變量。
(3)定量指標無量綱化。可借助標準變換法將正向指標(指標值越大越好)、逆向指標(指標值越小越好)、中性指標(指標值越趨向于某一數值越好)無量綱化,統一變換到[0,1]范圍內。具體而言:正向指標可通過公式:(Xi-Xmin)/(Xmax-Xmin)無量綱化;逆向指標可通過公式:(Xmax-Xi)/(Xmax-Xmin)無量綱化;中性
(二)層次分析法(AHP)對指標體系權重的測定 具體為:
(1)構造兩兩比較判斷矩陣。在表1中,非經營資產綜合績效評價四目標分別用Al,A2,A3,A4表示;非經營資產綜合績效評價十三層面,分別用Bl,B2,……B13表示;非經營資產綜合績效評價具體指標用Cijt表示(i,j,t=1,2,……6)。以aij表示Bi與Bj對目標層影響比,A―B表示準則層B對目標層A的判斷矩陣,采用1-9標度法可得兩兩比較判斷矩陣A―B:
A-B={aij}n×n,其中:aij>0,aij=1/aij(i≠j)aii=1(i,j=1,2,3,4,5,6)
求解該判斷矩陣最大特征值λmax及對應特征向量W,經歸一化后可得B中相應元素相對于A的重要性排序指標權重。
(2)按照判斷矩陣A―B構造方法,同理可分別構造B-C判斷矩陣,進而求出各判斷矩陣最大特征值和對應特征向量,最終求得各指標權重。
(3)一致性檢驗。對判斷矩陣A-B、B-C,首先計算一致性指標:CI=(λmax-n)/(n-1);然后計算隨機一致性比率:CR=CI/RI;若CR<0.10,則判斷矩陣A-B、B-C滿足一致性檢驗。
(三)模糊綜合評價 指標體系中各指標權重通過層次分析法已確定。因而,基于模糊綜合評價法思想,當Xki表示第k年、第i個指標實際評價值時,第k年該部門的綜合評價值為Vk=(XkiWi);當Xsi表示第s個部門、第i個指標實際評價值時,第s個部門的綜合評價值為Vk
【關鍵詞】非標準審計意見;影響因素;Logistic回歸
截至2008年4月30日,我國A股市場共有1551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07年年報,117家公司被出具了非標準審計意見(以下簡稱“非標意見”),占全部上市公司的7.54%。在非標意見中,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有88份,占非標意見總數的75.21%;保留意見為15份,占非標意見總數的12.82%;無法表示意見的有14份,占非標意見總數的11.97%。非標意見對市場評判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合法性和公允性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且不同程度地表明被審計單位的會計報表存在一定的問題,提醒使用者需謹慎使用會計報表資料。因此,對上市公司非標意見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研究假設
李淑華的研究發現,資產規模小、盈利能力較低、流動性較差的上市公司較容易收到“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朱小平、余謙的研究顯示,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等與公司收到非標意見的概率負相關,現金流量比率等因素與公司收到非標意見概率正相關。唐躍軍、左晶晶依據2000—2003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驗證了非標意見與年報披露遲滯的顯著正相關關系,公司的資產規模、獲利能力、償債能力、經營效率等情況,給審計師判斷審計風險提供了依據。因此,人們有理由認為,這些因素會影響審計師對被審計單位出具的審計意見類型。
根據已有的研究文獻及理論分析,本文提出5大假設(H):
H1:經營效率低、盈利能力較低的上市公司比較容易收到非標意見。
H2:資產規模與上市公司收到非標意見的概率負相關。
H3:債務杠桿高、流動性較差的公司容易被出具非標意見。
H4:總現金流量金額與公司收到非標意見的概率負相關。
H5:被出具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年報披露存在顯著的時間遲滯。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筆者選取2004—2007年連續4年被出具非標準意見的43家A股上市公司,剔除數據缺失的10家公司,將余下的33家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同時選擇同一行業被出具標準意見的33家公司作為控制樣本。研究所需的相關數據來自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CCER數據庫及巨潮資訊網,并經過逐一整理。同時,筆者對所選取審計意見的統計數據與中國證監會公布的統計數字進行了核對,以確保其準確性。本文的數據處理使用SPSS11.5統計軟件進行。
三、研究方法與變量設計
(一)研究方法
筆者以連續4年被出具非標意見的33家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分別從公司的規模、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經營效率等方面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在選取研究樣本和配對樣本時已經考慮了公司年報披露的時間、公司的行業和規模對審計意見的影響,因此研究中另外再選取每股收益、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周轉率、流動比率、每股經營性現金流量凈額5個關于財務狀況的指標作為解釋變量,以控制其他變量對測試假設可能產生的干擾。
(二)變量設計
1.被解釋變量。筆者以OP表示審計意見,OP=1表示非標意見;OP=0表示標準意見,意味著審計師認為被審計單位的會計處理不存在重大錯報且不存在取證限制。
2.控制變量。企業資產規模也會對審計意見造成影響。資產規模小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內部控制薄弱,而且往往容易面臨能否持續經營和經營失敗的問題,因此比較容易被出具非標意見。筆者以TA表示總資產,取自然對數(即lnTA=X1),預期上市公司規模與非標意見負相關。
3.解釋變量。每股收益(X2)指標反映公司的獲利能力,獲利能力越差,盈余操縱動機越強烈,越容易被出具非標意見。本文預測每股收益對非標意見影響的估計系數為負值。每股經營性現金流量凈額(X3)可以作為企業業績的預警信號,其相對信息含量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因此,筆者預測每股經營性現金流量凈額與非標意見負相關。流動比率(X4)直接反映了公司的償債能力。一般地,流動比率越低,說明公司的償債能力越低,越容易被出具非標意見。本文預測該指標與非標意見類型負相關。資產負債率(X5)指標既反映了公司的償債能力,又反映了公司資本結構的穩定性。資產負債率越高,公司的償債能力越差,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也越差。本文預測該指標與非標意見類型正相關。總資產周轉率(X6)是考察企業資產運營效率的一項重要指標,體現了企業經營期間全部資產從投入到產出的流轉速度,反映了企業全部資產的管理質量和利用效率。一般情況下,該數值越高,表明企業總資產周轉速度越快,銷售能力越強,資產利用效率越高。本文預測該指標對非標意見類型的影響的估計系數為負數。年報披露天數(X7)對審計意見有很好的預測作用,筆者以實際披露日期與當年資產負債表日的時距(天)作為審計意見的一個變量,并預測其與非標意見正相關。
(三)模型構建
筆者基于前面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文獻,并針對這些研究的缺陷,設計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模型設計方面,筆者基本參考了以前的研究,將審計意見作為因變量,以每股收益、經營性現金流量凈額、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周轉率和年報披露天數作為解釋變量,并加入一個控制變量,構成Logistic模型進行回歸分析,估計模型的表達式為:
lnp/1-p=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ε
其中,P為非標意見的概率。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從收集的數據可知各影響因素的平均值比較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從被審計公司的資產規模看,標準意見組總資產的平均數為739467萬元,高于非標意見組的99509萬元,初步驗證了假設2。從盈利能力看,標準意見組的每股收益的平均數為0.5,高于非標意見組的-0.6,說明盈利能力低的公司更容易引起會計師事務所的關注;標準意見組的總資產周轉率平均數為1.12,高于非標意見組的0.42,從而驗證了假設1。從公司的現金流量狀況看,標準意見組的每股經營性現金流量平均數為0.96,明顯高于非標意見組的-0.0625,于是假設4得到初步驗證。從公司的償債能力看,標準意見組的公司的流動比率平均數是1.49,而非標意見組的流動比率為0.85,流動比率是標準意見公司高于非標意見公司;標準意見的公司資產負債率平均數顯著低于非標意見公司的306.15,因此假設3也得到初步驗證。標準意見的公司報表披露時間距資產負債表日平均為84天,時間少于非標意見組的103天,假設5得到初步驗證。
(二)邏輯回歸結果
Logistic回歸結果表明,各影響因素系數值的符號均與預測的符號一致。上市公司的規模對審計意見不存在顯著影響,雖然大公司治理結構一般優于小公司,但大公司審計風險高,審計成本和訴訟成本高。安然、世通等事件使審計師已經淡化了客戶的規模優勢
總資產周轉率與非標意見在0.01水平上負相關,這說明注冊會計師較為關注上市公司的營運能力,上市公司的資產周轉率較低時,則預示著資產周轉速度慢,利用效率低,公司的營運能力較差,這將使注冊會計師更傾向于出具非標意見;資產負債率與非標意見顯著正相關,這說明當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較高時,注冊會計師則會認為公司長期償債能力不佳,存在較大的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因此更傾向于出具非標意見;每股收益和每股經營性現金流量凈額與非標意見負相關,說明獲利能力與財務困境是審計師出具審計意見的重要考慮因素。假設1、3、4得到充分支持。
年報披露遲滯時間與非標意見顯著正相關,績差公司往往到4月底(法定截止日前夕)才披露年報。公司在年報盈虧的性質和數量上都表現出非比尋常的在意,需要在會計上進行“特殊的處理”,這自然容易招致非標意見。同時,為求得注冊會計師的認同,公司與審計師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的溝通,這又會影響到年報披露的時間,假設5得到驗證。
五、建議及對策
(一)優化公司財務結構,降低審計風險
上市公司獲得中長期資金主要依靠再融資,不僅途徑單一,而且由于不斷稀釋股東收益,不利于公司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上市公司可以通過發行公司債券來募集中長期資金,從而優化資本結構和債務結構,提高流動比率,降低流動性風險,降低不必要的借貸成本支出;通過采取固定利息方式鎖定未來資金成本,有效降低財務費用;拓展融資渠道,降低單純依賴銀行貸款帶來的財務風險。最大限度地發揮財務杠桿效應,增強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股東權益收益,有利于實現股東利益與公司價值的最大化,從而降低審計風險。
(二)規范公司治理結構,建立有效的內外約束機制
針對上述公司治理結構中存在的問題,要強化上市公司的獨立性,使控股股東真正做到與上市公司人員、資產、財務分開,機構、業務獨立,各自獨立核算,獨立承擔責任和風險。要求嚴格執行《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保證準則的權威性。同時,要對違反準則的行為進行嚴懲。要建立資本市場誠信原則及相關的法規,讓上市公司大股東與經營者擔負起誠信義務,這既是推進上市公司治理和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精髓所在,也是證券市場賴以存在的基礎。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的核心是規范大股東及董事會,特別是董事長的行為,應建立完善的法規,明確大股東等有關法人、董事長和其他主要經營人員所負誠信義務的具體內容與標準,規定在違反誠信義務時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而不僅僅是調整董事會的結構,增加獨立董事或外部董事。在美國安然事件中,安然公司擁有多名獨立董事,從董事會的結構看,應能達到有效的公司治理,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因此,只有對企業實施有效的約束機制,才能使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使我國證券市場和審計行業規范、健康地發展。
(三)政府部門應加強監管,提高年報披露的及時性
政府監管部門應制定相關措施,加強公司年報披露的及時性,應對被出具非標類型審計意見的公司和虧損公司進一步加強監管力度,減少公司管理層為達到特定目的而故意推遲披露的機會,保護投資者利益,使其他信息使用者能夠及時獲取公司信息。此外,還可以結合國外實踐及投資者對信息及時性的需求,考慮縮短年報的披露期限。美國、德國以及日本等國的年度報告披露期相對較短,為90天左右。考慮到年度報表需經審計以及定期報告披露的頻率,本文認為我國將披露期限制在3個月內比較合適。
【主要參考文獻】
[1]田利軍.審計意見影響因素實證分析[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7,(06).
關鍵詞:嵌套、非標、委外
從2017年3月1日開始,媒體大肆報道了人民銀行會同三會一局聯合起草了《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此為內審稿。指導意見中有30條意見,現選取重要的進行解析。
第一條明確了資產管理的定義,資產管理業務是指銀行、信托、證券、基金、期貨、保險等金融機構接受投資者委托,對受托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的金融服務。金融機構為委托人利益履行勤勉盡責義務并收取相應的管理費用,委托人自擔投資風險并獲得收益。
第二條將私募基金納入資產管理產品范疇,按照以往的情況,只有持牌金融機構才能發行資產管理計劃。
第三條對資管產品的合格投資者進行了規定,(1)投資于單只產品的金額不低于100萬元,(2)家庭金融凈資產不低于100萬元,或者近3年個人年均收入不低于30萬元,且具有2年以上投資經歷。目前,證監會體系下的對合格投資者的要求最為嚴格,未來指導意見實施后,對與券商資管、基金專戶、私募基金等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相關的合格投資者影響不大
第五條中強調金融機構應加強投資者教育,向投資者傳遞“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理念,逐步有序打破剛性兌付。
第七條中主要限制非標債權類資產,非標其實就是未在場內交易的債權性資產,目前銀行理財業務不存在非標業務資質的說法。普通信托產品投資亦無非標的概念,只有資金池類信托計劃才會涉及。私募基金也不存在非標的說法。證監會體系下,目前只有券商定向資管、基金子公司、私募基金可以投非標,且私募基金目前是開展非標業務的主流。此外,鑒于備案規范4號文的出臺,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私募基金投資房地產類非標業務已受到嚴格限制。指導意見框架下,只有具備評估和管控非標債權類資產信用風險能力的金融機構才能投資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并且監管部門將逐步縮減非標規模。鑒于指導意見已禁止資管產品的嵌套投資,且券商、基金子公司以通道業務為主,未來該類主體開展非標業務已受限,其是否具備非標投資資質對該類金融機構已無太大影響。對于私募基金,如按照嚴格的信用風險標準來評估,則多數將不能具備非標業務資質。此外,對于監管評級較低的農商行和城商行,未來也可能因無法達到上述標準而無法進行非標債權投資。
第九條對廣義私募產品做出了定義,私募產品是指通過非公開方式向合格投資者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包括但不限于:銀行向私人銀行客戶、高資產凈值客戶非公開發行的理財產品,資金信托計劃,證券、基金、期貨公司發行的客戶資產管理計劃,保險資產管理產品,私募投資基金等。
第十五條關于第三方獨立托管,要求金融機構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資產應當由第三方托管機構獨立托管,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本條對銀行理財影響最大,但該要求與2016年的銀行理財新規的要求保持一致。
指導意見實施后,第三方托管將會被嚴格要求落實。該做法有助于銀監會核查底層資產,以便于阻礙部分理資金違規流入相關行業或產業,對于通過嵌套繞監管以及資金池運作都將形成很強的限制。
私募基金目前基金法并不強制托管,所以私募基金應該適用上述“另行規定”條款,但如果不托管需要詳細風險揭示。現實中多數私募基金選擇券商或銀行進行了托管。少數私募基金即便沒有“托管”,也選擇券商的PB綜合托管業務,實質服務內容差不多。
第十七條關于統一資本約束和風險準備金,目前資管產品中信托計劃和基金子公司已經有風險準備金要求,但銀行理財仍未計提風險準備金。指導意見本條要求與2016年銀行理財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內容一致,市場已有預期,對銀行理財總體影響不大。
第十八條關于統一杠桿的要求,指導意見框架下,融資杠桿統一設定為公募總資產/凈資產不超過140%;私募總資產/總負債不超過200%。這里討論的杠桿與結構化杠桿不是一回事,結構化設計是通過優先劣后形式為劣后級增厚收益,但并沒有“融資”行為發生。這里屬于融資杠桿,融資杠桿是指資管產品為主體從外部借錢的行為,多數是通過質押融資,所以主要有債券質押式回購和股票質押式回購兩種加杠桿形式。
第十九條關于禁止資管產品嵌套與規范委外業務,首先我們要明白資管產品嵌套是怎么產生的,我國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導,銀行在資金來源、客戶渠道等方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這也使得銀行理財資金成為最大的資管業務資金,然而銀行本身運用如此大的資金也存在一定困難或者監管障礙,因此基于銀行理財資金需求的資管嵌套業務產生了,它是整個資管嵌套的核心。指導意見原則上禁止資管產品嵌套,但FOF以及MOM屬于例外。目前僅在去年出臺有關公募FOF產品的法規,對私募FOF暫未有相關規定。鑒于FOF以基金組合為投資標的,間接投資于股票或債券,其可能無法作為非標債權的通道。關于MOM是否局限于標準化產品,是否能成為最后的通道,尚無從知曉。根據指導意見的要求,金融機構可以委托具備專業投資能力和資質的其他金融機構對外投資,但不能再加通道,并且委外需要實施白名單管理。也就是銀行自營可以委托其他機構進行管理,但并沒有明確是否可以委托私募基金。根據意見的第二條私募基金屬于金融機構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范圍,應該屬于委外對象。但現實中127號文沒有列舉私募基金為SPV,而且契約型私募基金因為相對不穩定,從治理結構而言不利于風險隔離。
第二十二條關于控制風險集中度,要滿足雙10%的要求,單只資產管理產品投資單只證券的市值或者證券投資基金的市值不得超過該資產管理產品凈資產的10%,
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銀行中有14家的凈利潤增速均在5%-21%的區間,整體利潤增速明顯收窄;另兩家銀行分別為增速最高和最低的平安銀行和中信銀行,其中,中信銀行歸屬股東凈利潤為323億元,同比增長4.6%,這一增速在上市銀行中墊底,比國有大銀行的交通銀行凈利潤同比增長5.8%、工商銀行同比增長7.3%的增速還要低,與同為股份制銀行的招商銀行凈利潤同比增長16%更是不可相提并論。
但分歧就在于此,單從業績增速琮看,中信銀行前三季度4.6%的凈利潤同比增速在上市銀行中墊底的成績實在不能算是吸引市場的亮點,但卻有機構強烈看好中信銀行的未來表現,理由是造成中信銀行業績增速大幅放緩的原因是大力度的撥備計提而非盈利能力的惡化,它有望率先走出資產質量的周期,市場應給予其更高的估值溢價。
資產質量問題徹底暴露
數據顯示,前三季度,中信銀行21%的營業收入增速和24%的撥備前營業利潤增速均居銀行板塊前列,貸款撥備計提同比增幅達121%,2014年前三季度信用成本(未年化)高達83BP(2013年前三季度僅為43BP),2014年第三季度信用成本(未年化)為28BP(2013年前三季度僅為16BP)。在如此大力度的撥備計提下,截至9月末,中信銀行撥貸比環比上升21BP至2.51%,已超過2.5%的監管要求,撥貸比缺口這一長期以來的不確定性因素得以徹底消除。
當前銀行股估值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業績增長多少,而是資產質量問題的嚴重程度到底有多深,換個角度看,如果哪家銀行能把資產質量問題暴露得最徹底,那么它有望最先走出資產質量周期。
中信銀行三季報中披露的不良率為1.39%,環比二季度上升達20BP,是上市銀行中增幅最大的,中信銀行主動暴露真實不良資產狀況的意圖非常明顯。據國金證券的測算,2014年第三季度中信銀行核銷處置不良貸款約11億元,僅相當于第二季度29億元核銷的40%,與其他銀行在三季度普遍加大核銷力度以壓低不良增速的策略大相徑庭。如果加回核銷后,三季度不良率上升至1.44%,不良凈生成率達到102BP,較二季度的87BP繼續上升,預計四季度資產質量問題繼續暴露之后,中信銀行有望在2015年率先走出中國銀行業這輪漫長的資產質量惡化周期。
2014年前三季度,中信銀行總資產規模環比下降6%,總負債環比下降7%,總貸款環比增長0.2%,總存款環比下降6%,同業資產環比下降27%(其中買入返售環比下降27%),債券投資環比下降5%(其中應收款項類投資環比下降9%),從資產負債(尤其是包含非標資產的應收款項類投資)期末余額壓降程度來看,中信銀行的降幅是居上市銀行前列。
更為突出的是,中信銀行三季度生息資產日均余額環比亦下降1.2%,是上市銀行中唯一出現生息資產日均余額環比下降的銀行。這表明中信銀行此前大幅擴張非標的策略得以糾正,其降杠桿是貫穿于三季度周期之中的,而非僅是單純的期末壓降,單純的期末壓降可能會被更多歸因于存款偏離度考核新規的影響。
另外,與中信銀行三季度業績一同披露的還有其定向增發計劃,面向中國煙草總公司的119億元定增如果付諸實施,必將進一步夯實其資本基礎。此次公布的4.84元的定增價格較10月29日4.66元的收盤價有4%的溢價。預計該定增計劃最早將在2015年上半年完成,提升中信銀行2015年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35BP。定增完成后,除了及時補充100多億元的核心資本外,中信銀行與財務狀況良好的中國煙草總公司在存款方面的合作有望繼續深化,對其負債端壓力的緩解是一大利好。
與其他上市銀行相比,中信銀行的基本面發生了較大變化,這或與2014年5月新任行領導就任以來的清晰的戰略轉型及堅決有效的執行力度有關。過去兩年,中信銀行一直面臨著管理層的變動,這種高層人事的不穩定確實對銀行轉型戰略的貫徹實施是很大的掣肘。而一旦人動趨于穩定,中信銀行主動作為的策略則顯示出較大的優勢,降杠桿工作的堅定推進,撥貸比缺口得以解決,資產質量問題徹底暴露等種種跡象表明,中信銀行有望在銀行業中率先走出本輪資產質量惡化周期。在當前中國銀行業被資產質量真實性和高杠桿下的潛在風險問題持續困擾的大背景下,中信銀行如能盡快甩掉歷史包袱,將從資產質量惡化周期逐漸步入業績改善周期,如果這種預期能夠明確確立,則中信銀行享受更高的估值溢價是水到渠成之事。
不良高位企穩苗頭漸顯
中信銀行降杠桿到底如何徹底,恐怕不能自說自話,還是要拿數據說話,而且要與同業進行比較才更有說服力。
從中信銀行與上述交通銀行、工商銀行、招商銀行的三季報的期末余額來看,四家銀行均出現資產、負債及存款余額環比的下降,包含非標資產的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應收款項類投資等項目亦出現較為明顯的環比下降。按照以往慣例,銀行期末存款余額環比下降更多是受存款偏離度考核的影響,盡管資產類業務難以在季末時點出現大幅壓縮,但僅通過資產負債期末余額的變化,仍很難有效區分這種下降是源于銀行主動降杠桿,還是由存款端期末收縮帶來的資產端同步收縮。
但我們從三季度生息資產日均余額環比增速及其與期末余額增速之間的差異,可以更加有效地揭示各家銀行在周期之中的資產擴張節奏。截至三季度末,工商銀行期末資產余額環比下降0.8%,平均生息資產余額環比上升1.0%;交通銀行期末資產余額環比下降1.1%,平均生息資產余額環比上升1.6%;招商銀行期末資產余額環比下降6.2%,平均生息資產余額環比上升6.2%。而只有中信銀行期末資產余額環比下降6.2%,平均生息資產余額也同時環比下降1.2%,也就是說,只有中信銀行一家銀行的期末余額和平均生息資產余額是同向下降,因此,如果說中信銀行在三季度已開始降杠桿的話,那么,交通銀行、工商銀行、招商銀行則在三季度才開始放慢了繼續加杠桿的速度。
此外,招商銀行還披露了其信貸類自營投資類非標和非信貸類自營投資類非標的數據,截至9月末,招商銀行自營投資類非標資產余額為3803億元(即應收款項類投資項下非標資產),其中信貸類非標2085億元,非信貸類非標1718億。據此測算,招商銀行總自營投資類非標資產余額環比6月下降13%,其中信貸類非標環比6月末增長6%,非信貸類非標則下降29%,信貸類非標環比繼續小幅擴張,但“低收益、低風險、低資本占用”的非信貸類非標明顯下降。
招商銀行三季報披露,對信貸類自營非標比照自營貸款計提資本并以貸款補充風險準備形式計提撥備,這意味著9月末2085億元信貸類非標已按100%風險權重計入加權風險資產,預計此類非標應當已實現0.5%-1%的撥備率水平。截至9月末,招商銀行買入返售類非標余額1415億元,較6月末下降11%,符合“127號文”規定的壓降買入返售類非標的行業大趨勢。
除繼續主動暴露不良資產的中信銀行之外,部分銀行資產質量也出現高位企穩的跡象。
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在三季度核銷處置的金額分別為98億元、32億元和35億元,分別較二季度的核銷水平均有所提升。如果加回核銷后,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三季度的不良凈生成率分別為73BP(二季度為40BP)、61BP(二季度為58BP)、110BP(二季度為108BP),數據顯示,除了工商銀行三季度不良生成率有所提升外,交通銀行和招商銀行已出現高位企穩的跡象。
交通銀行披露的明細數據顯示,截至9月末,其關注類貸款余額環比增長10%,關注類貸款率為2.36%,環比提升19BP,上升幅度遠小于此前的市場與預期,這預示著未來將承受的關注類貸款向下遷徙為不良貸款的壓力相對較小。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這一指標從6月末的99%下滑至86%,顯示其在不良貸款認定標準上略有放松。
再來看三季度銀行息差貢獻因素的新變化,盡管有效信貸需求不足,但流動性的寬松降低了負債成本的壓力,交通銀行三季度單季息差為2.42%,環比下降2BP。通過對季度息差環比變動的因素分析可知,流動性寬松的大環境對銀行息差最大的負面影響來自貸款定價,貢獻高達-10BP,這不僅與有效信貸需求不足導致整體定價水平下降有關,而且也是當前降低社會融資成本政策大方向的結果。
另一方面,存款和同業負債成本下行則分別貢獻6BP和2BP,這與全行業流動性寬松的格局直接相關。基于此,在流動性寬松大格局仍然不變的前提下,若有效信貸需求得不到恢復,銀行未來息差可能將呈現如交通銀行三季度一般小幅收窄的走勢;若“流動性格局維持寬松+有效信貸需求恢復”得以成立,銀行貸款定價水平有所恢復,則有望實現穩中略升的息差走勢。此外,在同業監管從嚴的大背景下,銀行二季度來自債券投資收益提升的息差貢獻在三季度基本消失并小幅轉負,非標資產擴張腳步放慢應是大勢所趨。
風險預期改善是關鍵
當然,一個季度的數據尚不能成為銀行拐點已現的證據,其實,銀行股能否上漲與銀行業績的好壞不是必然的聯系,根據息差收窄、業績下降就一味看空銀行股的邏輯則比較牽強。
眾所周知,目前壓制銀行股估值的核心問題在于不良資產,尤其是真實的不良資產一直令市場糾結不已,甚至有一種說法,“銀行真實的不良率遠高于披露水平”,這一方面是經濟下行趨勢愈發嚴重,這對強周期性的銀行股而言絕不是一個好消息,另一方面,融資平臺貸款和產能過剩行業貸款問題積重難返,也對銀行股的估值提升設置了無形的天花板。
事實上,盡管銀行披露的資產質量數據較真實的狀況的確存在一定的差距,但A股銀行板塊當前估值水平所隱含的5%-6%的不良率,即便放在中長期的時間跨度來看也難以實現。對銀行股的投資者而言,把握不良率的變化趨勢更為重要。
而此次三季報最大的亮點即是在三季度宏觀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上市銀行不良生成速度出現企穩的苗頭,盡管這種企穩還有待進一步的數據確認,但不良資產的穩定至少是比進一步擴大要好得多。如果未來不良貸款生成速度被證明“高位企穩”,這遠好于市場此前對不良資產“加速上升”的擔憂。已有機構預測,隨著宏觀經濟的下行,上市銀行不良貸款可能仍將持續暴露,但其增速將在2015年下半年出現顯著回落,本輪資產質量惡化周期的結束時點有望在2015年形成一致預期,而這種預期的形成比對銀行股變化拐點的把握更為關鍵。
在向好預期尚未形成之時,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成為銀行股的負面消息,如大額可轉讓存單的推出、存款保險制度的出臺,以及互聯網金融對銀行的影響等,都對銀行股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
對大額可轉讓存單的擔心在于會使存貸息差明顯縮小,這是靜態思維的典型代表。銀行資產負債是動態匹配的,回顧過去幾年,每次銀行負債成本上升帶來的息差下降幅度都是不準確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這種靜態測算忽略了銀行在資產端的調節能力。銀行之所以發行大額可轉讓存單,是因為其可以在資產端進行合理的收益匹配,如果沒有收益恰當的資產匹配,銀行根本沒有動力而且也不會發行成本更高的大額可轉讓存單。
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本來至少是一偏中性的消息,是有利于保護存款人利益的,同時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銀行的規范經營,但它卻在市場上被演繹成“將導致大量中小銀行倒閉”的潛臺詞。反問一句,如果換位站在監管層的角度來看,若出臺一項政策之后的預期是大量金融機構倒閉,那監管機關出臺這項政策的意義何在?
互聯網金融對銀行的沖擊確實不小,尤其是在負債端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在以“余額寶”為代表的各種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沖擊下,銀行被迫改變負債結構,提高成本負債占比,進而增加了負債成本,這個進程的確不可逆。但時至今日,銀行體系通過發行自身的“寶寶”類產品已從互聯網公司奪回大量存款份額,且“貨幣市場基金對存款的分流能力存在極限”這一結論,早就在國外經驗中得到廣泛證明。而存款成本的上升本來就是利率市場化的結果之一。對主流市場參與者而言,互聯網金融沖擊的負面影響早已包含在股價預期之中。
資本市場從來不缺波詭云譎的故事,3月28日,銀行股開盤大面積下跌再次演繹股市的大起大落——銀行板塊整體跌幅一度超過4%,中信銀行、興業銀行、南京銀行、民生銀行四只個股盤中跌停,而四大行跌幅稍少。
此次下跌,恰逢銀行2012年年報密集期,就在3月27日,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剛了業績,凈利潤再創新高。工行2012年實現歸屬于股東的凈利潤2385.32億元,同比增長14.5%,穩守全球最賺錢銀行;截至2012年末,工行總資產規模達到17.5萬億元,是全球資產規模第一的銀行。
不知是否巧合,同一天,根據報道,銀監會出臺了《中國銀監會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監發13年8號文,下稱“《通知》”),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投資運作。《通知》主要內容為:(1)商業銀行應實現每個理財產品與所投資資產的對應;(2)理財資金投資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的余額在任何時點均以理財產品余額的35%與商業銀行上一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總資產的4%之間孰低者為上限。(3)商業銀行不得為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或股權性資產融資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擔保或回購承諾。
對此,市場的第一反應是:具體規模不清、數量達到“萬億元”級別、在過去幾年內急速膨脹、基本處于無人監管狀態的銀行理財資金,從現在開始起將被勒上緊箍咒。而對“規范”的另一個角度的理解,即為“商業銀行理財業務風險亟須防范”。
無論市場反應是否過度敏感,于是,我們又一次看到了銀行股的集體下跌。
監管動機揣摩
第一反應瞬間過去之后,必然是對政策的冷靜解讀。
理財產品與投資資產的對應要求針對的是過去資產池的明顯弊端,銀行為理財產品投資非標準化資產提供擔保這也是過去通行的做法,而這些做法使得銀行承擔了額外的風險。此外,“35%”的要求實質上意在規范小銀行高成本發行理財產品的現象。但從“4%”來看,監管層還是為銀行理財留足了發展空間。監管層動機在于規范而不在于整頓,且呵護意圖一覽無遺。
看來,中小銀行跌幅稍大是有理由的,“35%”意在規范某些小銀行高成本發行理財產品的現象。過去,某些小銀行的確以較高成本發行理財產品,以緩解網點不足帶來的資金壓力,這些銀行為了覆蓋成本,配置貸款的比例就有提高的需要。而監管層規定35%主要是為了防止銀行理財產品的發行利率競爭。但大中型銀行的配置比例普遍在30%左右,達標沒有壓力。
而“4%”則設置了一個很高的透明天花板。根據東方證券的估算,目前銀行業的理財產品投資非標準化資產/總資產比例在2%左右,遠低于4%。《通知》不影響短期流動性:大部分銀行早已實現產品與資產的“一一對應”,“35%”和“4%”這兩條標準也基本得到滿足。大部分銀行不需要對理財產品余額或者結構進行調整以滿足理財新規要求。
不過,獨立研究機構莫尼塔分析指出,如果《通知》嚴厲執行,部分股份制銀行的理財產品發行會受到限制,引發盈利及流動性的負面拖累。《通知》可能成為市場對銀行板塊情緒的分水嶺,樂觀情緒在逐漸消耗,而政策引發的不確定性以及對進一步收緊的擔憂,將引發a股市場股份制銀行股的調整。
國泰君安則更直接指出,理財產品的新規為經濟復蘇增添變數,對銀行股影響為負面,但是長期有利于銀行理財業務持續健康發展。
非標債權之影響
《通知》中提到的非標準化債權資產值得關注。
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是指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包括但不限于信貸資產、信托貸款、委托債權、承兌匯票、信用證、應收賬款、各類受(收)益權、帶回購條款的股權性融資等。
截至2012年末,銀行業理財產品余額為7.1萬億元。根據最新的披露,理財產品投向債券、貨幣市場工具、同業存款的占60%以上,債權類項目類融資(信托貸款、委托貸款、票據資產、銀信合作等)占25%左右,高收益型權益類資產占10%左右。據此,中金公司按照債權、權益類投資占40%的上限計算,“非標債權”約為2.8萬億元。
這對銀行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從全行業來看,7萬億元的理財余額意味著監管機構可以允許2.45萬億元“非標債權”投資,因此,最多不超過3500億元“非標債權”需要銀行加以處置。處置方式可以為出售或回表,以及發行更多不含“非標債權”投資的理財產品,從而攤薄其占比,按比例推算,需發行約1萬億元不含“非標債權”的新產品。
而從目前各銀行反饋來看,大部分銀行均表示非保本理財產品基本都實現了一一對應,且此次銀監會給予了9個月寬限期(截至2013年底),因此銀行有充足的時間實現平穩過渡。
因此,從總體上看,盡管對存量業務的影響不大,但是動態來看,對增量業務的短期發展還是有一定的挑戰:對“非標債權”投資的比例限制將會影響新發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率,從而降低產品吸引力;“一一對應”的規定對增量業務即刻生效,也令理財業務操作不規范的銀行面臨短期整改壓力。
據此,中金公司估計理財余額增速將從2012年的55%降至20%—25%之間。動態來看,銀行存在多種應對方法。目前,僅部分銀行披露理財產品存量規模,但是沒有理財投資于“非標債權”資產的信息。按照“非標債權”資產投資占35%,和非標投資占總資產4%的雙上限來推算,則理財余額占總資產比例超過11%的銀行(4%/35%=11.4%)超出紅線的概率較高。因此,估計興業(未披露數據,但是理財業務發展較快)、光大(占比11.7%)、民生(10%)、平安銀行(9.3%)可能在短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預言者肖鋼
其實,此次管理層對理財產品的規范并非無緣無故。
過去的2012年已有多家銀行因銷售的金融產品到期不能償付而引起糾紛,最著名的當屬“華夏銀行事件”。不知,銀監會的規范要求是否與華夏銀行的此次償付風波有關。
這家以資產規模計列中國第十三大的銀行,名下一個支行的一名雇員向投資者推銷了這類產品。華夏銀行拒絕賠償這些投資者,并稱該行的支行僅僅是幫助銷售第三方投資公司設立的產品。這些投資者之后獲得了投資公司的本金償付和產品償付的承諾。
從整個銀行業角度看,2012年中國銀行業理財業務快速發展,大行貢獻了相當大的比重。年報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末,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理財產品余額為30534億元,工行占比最大,期末余額達1.005萬億元,農行最小,僅為4700余億元。
3萬億元規模接近2012年信貸規模的一半,如此龐大數量級不能等閑視之,但監管層除了沉默或不痛不癢地表示“風險不大”之外,再無下言。
2012年底,時任中行董事長的肖鋼站出來打破了沉默。他
在媒體發表英文署名文章稱:“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根本就是一個龐氏騙局。在一定的條件下,投資者一旦失去信心并減少他們的購買或退出理財產品,這樣的擊鼓傳花便會停止。”
肖鋼直言,目前銀行發行的“資金池”運作的理財產品,由于期限錯配,要用“發新償舊”來滿足到期兌付,本質上是“龐氏騙局”,“影子銀行”大致可以描述為一個涉及實體的信用中介系統,且其活動超出常規銀行系統。在發達國家,最大的“影子銀行”玩家通常是對沖基金、風險投資以及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而在中國,“影子銀行”通常表現為理財產品、地下金融和表外借貸的形式。
一個大行的董事長如此公開直言理財產品的風險,不管事前有無監管授意,至少表明管理層和銀行高管對此問題獲得某種程度的共識。
而在就任證監會主席前夕,3月,一向以低調、穩健風格示人的肖鋼又一次直言:銀行業業績高增長時期已經過去,銀行業整體業績將進入個位數增長階段。
肖鋼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宏觀環境變化,包括利率市場化逐步改革、銀行業收費清晰規范,都對銀行業業績產生影響。此外,銀行業改革紅利的逐步趨弱也是重要原因。銀行利潤增長面臨壓力,增速放緩很明顯,過去幾年20%以上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結束。
他認為,銀行凈息差有收窄的壓力。其次,非利息收費收入減少,一些收費項目的費率下調對銀行也會有影響。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也會對業績產生影響。
這不幸被隨后陸續公布的銀行業績所驗證。從最新公布的銀行年報來看,2012年凈利潤增速明顯低于2011年的平均水平。五大行年報顯示,農業銀行凈利潤同比增長19%,在五大行中領先,但是對比2011年28.52%的增速來看,增速已經大大放緩。而中國最賺錢的銀行工商銀行的業績增速也創造了2006年上市以來最低水平,建行凈利潤14.13%的增幅也是6年來最差的業績增幅。而交通銀行2012年的利潤增幅創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銀行業增速放緩已成為業內擔憂的因素之一,這或許是銀行股暴跌的根源所在。
后續還會有監管政策出臺嗎?
我們先看肖鋼的預言:現在銀行的監管是全口徑的,將表內和表外業務并到一起監管。影子銀行是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的結果,資金需求是多元的,一些項目無法從傳統途徑得到資金,影子銀行應運而生。對影子銀行的定義不一,但影子銀行如果發展不好會存在系統性風險隱患。
據此理解,《通知》針對理財業務的規范,應該只是開始。未來仍有可能陸續出臺針對其他影子銀行業務的監管措施,如同業業務、信托受益權等。
市場普遍擔心一系列的影子銀行監管將打壓社會融資總量,進而影響經濟復蘇。中金公司預計全年社會融資總量將保持在16萬億-18萬億元(2012年15.8萬億元),不必過于擔心。
因為理財中的項目融資僅是社會融資中的一小部分。2012年新增理財規模2.5萬億元,按照40%的非標投資占比計算,項目融資僅1萬億元,占當年社會融資總量的1/16。
關鍵詞:財務識別;上市公司;競爭力;衰退
一、企業競爭力衰退識別
企業必須能夠通過一些財務指標識別其競爭力在衰退,但企業這樣識別競爭力衰退較困難,因為其相關數據也難于取得。由于上市公司有信息披露義務,而且年度財務報告必須經過有資質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在上市公司年度審計報告中有就公司“持續經營假設”提出質疑或提出“持續經營能力存在不確定性”。因此,以上市公司年報審計意見中是否被出具與“持續經營假設”或“持續經營能力存在不確定性”來界定企業是否存在競爭力衰退。
在上市公司年度財務報告中,注冊會計師出具的審計意見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簡稱標準意見),另一類是非標準審計意見(簡稱非標意見),在這些非標意見中有提及企業持續經營能力的審計意見。根據A股(包括A股、既發A股、又發B股或H股的公司)上市公司歷年非標意見的統計,涉及持續經營能力非標意見占非標意見的比例從1996年開始逐年上升。根據涉及持續經營能力非標意見的內容分類,影響上市公司持續經營能力的主要原因按其所出現的次數多少排列為:虧損,包括連續虧損、當年虧損、重大虧損、累計未分配利潤為負等;未能償還到期債務,包括未能償還逾期借款、到期債務金額大、未能償還到期債務等;資金緊張,包括流動資金(或營運資金)為負,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資金匱乏等;經營困難,包括公司停產、半停產、經營出現困境、營業收入大幅下降、主營業務萎縮等;債務負擔重,包括債務負擔沉重、擔保數額大、涉訴擔保或負債金額大等;資不抵債,包括凈資產或股東權益為負、資產負債率高等;子公司經營困難,包括子公司或附屬公司經營困難、停產、半停產、子公司巨額虧損、公司投資占資產比例大且投資損失大等;關聯占用金額大,包括控股公司、關聯公司資金占用、為控股公司或關聯公司擔保或抵押等;還有直接說明公司財務狀況惡化或嚴重惡化。
二、研究設計
由于1996年和1997年涉及上市公司持續經營能力的非標意見較少,本文選取1998年至2003年被注冊會計師出具涉及持續經營能力的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共173家。按行業相同、上市年限相同、規模相近(期末總資產數額接近)且注冊會計師出具的是標準審計意見的非sT公司為對照樣本,從1998年至2003年取得樣本數分別為10、16、19、18、24和19組對照樣本,共212個觀測值(原始數據來自巨靈數據庫)。本文選取反映公司競爭力衰退的指標包括:市場占有率指標——主營業務收入變化率;盈利能力指標——凈資產收益率、主營業務凈收益率、每股收益;經營能力指標——存貨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償債能力指標——流動比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率、每股經營活動凈現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數;投資規模指標——長期投資比率;關聯占用指標——關聯占用率;
三、實證結果
本文先進行單變量非參數檢驗,后利用Lo-gistic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為比較競爭力衰退的公司與其對照樣本公司各變量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我們進行了單變量非參數檢驗,結果如表1。其中第1組為所選取的競爭力衰退的公司,第0組為其對照公司。
從表1可以看出,除長期投資比率(X13)是在10%水平顯著,其余所有變量都在1%的水平顯著外,而且只有資產負債率(X10)、長期投資比率(X13)和關聯占用率(X14)的差異是顯著為負,即競爭力衰退的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長期投資比率和關聯占用率平均得分都大于對照樣本公司對應指標,其余變量都是競爭力衰退的上市公司平均得分,小于對照樣本公司對應指標。為檢驗各指標與企業競爭力衰退的關系,用Logistic模型進行回歸,結果如下:模型擬合信息與總體假設β=0檢驗知,因為-2LOGL協變量的似然比卡方值為177.9160,Score協變量的卡方值為103.6086,Wald協變量的卡方值為43.3804,它們的P值均小于0.01,所以模型有顯著性意義。最大似然估計得到,X1(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X2(每股收益)分別在5%和1%的水平顯著,且估計值為正,表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每股收益對上市公司競爭力衰退起抑制作用,即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每股收益越大,上市公司競爭力衰退的可能性越小;X10(資產負債率)、X13(長期投資比率)和X14(關聯占用率)分別在5%、10%和1%水平顯著,且估計值為負,表明資產負債率、長期投資比率與關聯占用率對上市公司競爭力衰退起加速作用,即資產負債率、長期投資比率和關聯占用率越大,上市公司競爭力衰退的可能性越大。另外,從預測概率與觀察反應的關聯性分析可知,預測與觀察一致概率達到95.7%,不一致的概率只有4.2%。
四、結論
對中信銀行業績起正面影響的因素主要為生息資產規模的擴張、非息收入的快速增長以及經營效率改善帶來成本收入比的大幅下降,但由于不良攀升加之核銷加速導致撥備支出同比大幅提高、凈利差縮窄等負面因素,中信銀行2015年凈利潤增長緩慢。
非標高增長對沖息差收窄
中信銀行2015年總資產規模的增速為23.8%,其中,四季度環比三季度增速達到10%,這表明中信銀行四季度信貸環境較為寬松,同時非標投資也有所回暖,使得四季度貸款環比三季度增長7%,投資類增速達到53%(非標資產增速約30%)。因此,信貸、非標雙輪驅動帶動資產規模環比快速增長,并部分對沖息差下行的負面影響,這才是驅動中信銀行規模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
2015年,中信銀行凈利差為2.13%,同比下降6BP,凈利息收益率為2.31%,同比下降9BP。主要原因為:一是連續降息的影響,二是直接融資的比例加大,經濟下行期,銀行主動退出部分高風險、高收益領域;三是地方債置換,相關生息資產收益下降。
在2015年利率持續下行與利率市場化推進的情況下,中信銀行下半年存貸利差較6月末繼續收窄19BP至3.69%,其通過增加非標類投資則更多受益于資金利率的下行,也起到部分對沖存貸利差收窄的作用。
中信銀行2015年末的資產總額為5.12萬億元,比2014年末增長23.76%;客戶存款余額為3.18萬億元,比2014年末增長11.69%;貸款余額為2.53萬億元,比2014年末增長15.58%。中信銀行2015年的一個變化是加大對零售業務的拓展力度,2014年開始表內信貸零售的新增超過對公業務,2015年零售貸款在貸款總額中的占比達26.44%,比上年末上升1.09 %,貸款結構有了一定程度的優化。
此外,中信銀行2015年還加大了應收賬款類投資的配置力度,截至2015年年末,投資證券以及其他金融資產1.7萬億元,比2014年末增加6296億元,在資產總額中的占比為33.3%,比2014年末上升7.30%。
不良核銷壓力絲毫未減
盡管2015年中信銀行收入成本比為28%,同比下降2.5%,帶動撥備前利潤增速達到21%,與2014年持平,但在資產風險加大的壓力下,全年撥備計提增長79%,這是拖累中信銀行利潤增長的最主要因素。
中信銀行2015年全年的不良率為1.43%,同比上升0.13%,環比三季度末僅增加1BP。根據測算,中信銀行四季度不良凈生成率環比上升64BP至2.22%,全年不良生成率達到2.40%,依然處于高位,顯示資產質量風險暴露趨勢未有改觀。
中信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360.50億元,比2014年年末增加75.96億元,上升26.70%。2015年加大了不良的核銷力度,核銷金額達262.39億元。信用成本提升至1.45%。2015年四季度核銷力度有增無減,單季核銷113億元,四季度單季的信用成本為1.89%,較三季度單季2.01%的水平有所下滑,但仍維持在高位。
從撥備情況看,中信銀行12月末的撥備覆蓋率為167.81%,環比下降11%,同比下降13.45%;撥貸比為2.39%,同比上升0.03%,環比下降14BP,未來撥備計提壓力仍然較大。由于撥備覆蓋率離150%的監管紅線較近,在經濟未見好轉的情形下,預計中信銀行2016年不良仍會繼續反彈,其將繼續通過擴大收入增長為加大核銷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