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研究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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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技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學家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參考文獻：
[1][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3．
[2]杜石然．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3]金秋鵬．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4]晉書•虞喜傳[A]．中華書局本．
[5]宋書•何承天傳[A]．中華書局本．
[6]南史•祖沖之傳[A]．中華書局本．
[7][清]阮元．疇人傳•李銳[A]．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
[8][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語類[Z]．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49．
[11][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數學史論文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
[1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2．
[14]樂愛國．從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學中源說的形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10）．
[15]錢寶琮．九章算術及其劉徽注與哲學思想的關系[A]．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16]新唐書•歷志三上[A]．中華書局本．
第2篇：科技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科技史；歷史；歷史哲學；科學主義；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的一門源遠流長的人文學科。它首先是在科學家專業群體中產生的，它不僅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科學技術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而且還集中地體現了科學家求真務實的獨特和珍貴的人文精神。科技史與歷史的關系不只是部分與整體的單純形式關系，其中包含極為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對科技史自身基礎理論建設，而且對傳統歷史學思想和方法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尤其在帝王將相主宰歷史的中國社會，它還將超出歷史學科本身，對未來的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產生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一、“存在”視域中的本體論關系
歷史首先是一種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種可以直觀地呈現在物理空間中的物質實體，而是一種呈現在時間關系中的屬性存在。時間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時間尺度，則任何實體都將只有現在而不會有過去和未來；實體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實體在時間中的變化，則所有的時間都將會聚成為現在。歷史之所以能夠被識別而成為一種存在，正是由于實體在時間中所發生的某種變化。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原因，歷史又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夠像科學家在實驗室中所處理的物質實體那樣重復發生。一切事物和現象稍縱即逝而成為一種歷史。
現代哲學拒斥本體論問題，所以西方的歷史學家們大都是歷史的不可知論者，他們習慣于懸置存在問題，從而使得西方的歷史概念重“史”輕“歷”。《新不列顛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歷史的：歷史“是一門研究事件（影響國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編年紀錄之學科，它奠定于對原始史料的考證之上，并對這些事件的緣由做出解釋。”[1]與西方不同，經驗形態的中國哲學還沒有能力給歷史學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條。所以中國的歷史概念是尊“史”重“歷”。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大國。國內目前流行的工具書基本上反映了國人的歷史概念。《辭海》認為，廣義的歷史“泛指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與社會史”，而狹義的歷史“通常指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它們“是史學研究的對象”，而“一般說來，關于歷史的記述和闡釋，也稱為歷史。”[2]可見中國人首先考慮的是存在，其次才是關于存在的描述。這是一種直觀的和樸素的實體中心主義的歷史概念。雖然它在本體論上作出了一種承諾，然而濃厚的經驗色彩則束縛了其歷史視野，限制了中國人的歷史空間。比較起來，《現代漢語詞典》表述要更為全面，它認為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也指某種事物的發展過程和經歷”。[3]盡管它還是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卻畢竟意識到了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外還存在某種東西，只是沒有明確表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
歷史是一種時間性的屬性存在，它表現為某種流變的過程。從實體方面來看，歷史過程的主體包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而從關系方面來看，則歷史過程還要包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現為自然界對人類的統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人類擺脫種種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這種相互作用才能夠更深刻地體現歷史在時間中流變的本質。當然，這里并不是說沒有人類社會就沒有自然界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而是說自然界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都只有借助于這一相互作用才能夠被識別從而成為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創生人類的那個所謂純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這一相互作用獲得的經驗經由推測而成為歷史的。所以從實踐本體論的觀點看，一部完整的歷史應當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樣三個方面。這種歷史概念不僅超越了實體中心主義思想的束縛，消除了自然與人類、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兩極對立，更重要的是把人類的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內部的爾虞我詐、互相殘殺提升到了人類在自然界中尋求解放的共同事業中。
科技史從屬于歷史，它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相互作用的產物。所以它既不能夠被錯誤地歸結為自然史，也不能夠被簡單地歸結為社會史。自然史是指獨立于人類的那個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時間中的演變過程，包括宇宙史，天體史，地球史，動物史，植物史等許多具體分支。它們首先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其次才能成為史學研究的對象。自然史的史料絕大部分來源于科學活動，它所以能夠成為我們所謂的歷史，是由科學研究加以確認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在自然史研究領域中，科學與史學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為人類科學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還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這當然就更是錯誤的。社會史是指內在于人類自身的那個由人際關系所關聯起來的社會在時間中的演變過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國別史、世界史等眾多的分支。它們首先在人類的感知中直接成為歷史，而后才被納入到歷史科學中。許多人認為，科技人員是屬于社會的，科學活動也是在社會中展開的，所以他們把科技史也看成社會史的一部分，這就未免失之淺薄了。因為我們也可以在同樣的意義上接著講，科技人員是屬于自然的，科學活動也是在自然界中展開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個部分。事實上，科技活動既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過程，也不是一個純粹的社會過程。自然過程是一種相對自足的存在，而社會的意志性活動則無疑是對自然過程的一種否定。科技活動既是對以自由意志作為特征的社會非理性過程的一種否定，同時又是對自然理性的一種回歸。歷史正是通過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實現了它的自我認識。
科技史是歷史自我認識的一種高級形式。在歷史的本體論結構中，它處于自然史與社會史之間，隸屬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范疇。人類社會所曾歷經的種種自然災難史，是自然界統治和奴役人類的歷史，正是它開啟了人類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歷史，迫使人類走上了一條擺脫奴役、尋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開天地、羿射九日、女媧補天等，就是人類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從神話史開始，經過巫術史與宗教史，歷史在哲學史中開始了自己的理性認識，并最終在科學史與技術史中實現了它的自我認識。這里之所以說科技史實現了歷史的自我認識，是因為科技史不僅譜寫了自然界的歷史，而且開啟了人工自然的歷史，第一次在實證的意義上描繪了一幅完整、系統和詳細的歷史全景圖。如果說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個客觀規律支配的世界，社會史所記錄的是一個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則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個介于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之間的世界，是一個從自由意志走向客觀規律的過程，是人的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的一種和諧與統一。它不僅關聯著自然界所發生的各種變化，而且直接關聯和影響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
科學技術是人類精神回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其本質來說是關系的，而且它從自然界所呼喚出來的巨大的物質力量對現存的社會關系來說也確實具有一種革命的意義。科技人員是科技史的主體，從物質的和世俗的層面來看，他們同其所生活的社會具有廣泛和密切的聯系，而從精神的和超越的層面來看，他們則同社會的其他成員具有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與人生追求。這就使科技史表現出了一種濃厚的和不同尋常的人文精神。科學與技術首先是科技人員的一種生存方式，是他們修身養性的一種形式。這在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即使在現代為功利主義所主宰的所謂大科學和高技術社會中，真正的科技人員精神始終也還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會的。科學活動是這樣，技術活動也是這樣。所以，科技人員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從社會人際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才能夠使他們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處，欣賞到絕大多數人所無法觀賞到的那種獨特景觀。這是在科技史的深處所隱藏的一條獨特和永恒的規律或法則。
二、思維“建構”中的認識論分析
歷史不僅是一種存在，而且是對存在的一種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種呈現在史料關系中的虛擬性存在。由于歷史事件的流變性和否定性特點，人們通常所能夠面對的就只能是關于歷史事件的各種回憶和記錄。事物和現象的稍縱即逝、不可重復性不可避免地把歷史史料推到歷史前臺，人們只能根據這些史料重構人類已經逝去了的歷史。在認識論的視野中，史料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保存下來的史料，就沒有任何可以知曉的歷史；構造是歷史之所以成為歷史的關鍵，如果沒有對于歷史史料的梳理，歷史就只能是一種僵死的文字堆積而不可能真正成為鮮活的歷史。歷史之所以能夠被表述成為一種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某種內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原因，歷史又表現為一種可能性存在。它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絕對的真實，未來所發掘的新史料還將不斷地豐富、完善和修正人們頭腦中的歷史，有時甚至重構正在傳世的歷史。
歷史是一種呈現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現為某種史料之間的依存關系。傳統史學非常重視收集歷史史料。中文中的歷史與英文中的History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時指稱歷史過程與歷史記錄。司馬遷把自己所撰寫的從黃帝到漢武帝時代的中國歷史稱之為《史記》，而西方史學的奠基人希羅多德則把他描述希波戰爭的著作直接稱為《歷史》。歷史史料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本來的歷史作為一種在時間和空間中曾經存在的具體事件已經煙消云散了，人們只能根據那些歷史記錄在客觀知識世界中再現那一去不復返了的歷史。從原則上講，史料在總體上應當內在、自足、唯一地蘊涵一種歷史。這種歷史無論同本來意義上的歷史有多大的差別，人們也只能、而且必須把它作為本來的歷史來追求。因為從認識論上講，史料之外的歷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知道的、沒有任何意義的偽問題，其存在問題確實應當被懸置起來，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歷史可知性與真實性問題則全然不同，盡管這種記錄在史料中的歷史仍然保留了歷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點，但它卻絕不能夠繼續被懸置起來；否則，史學將喪失自己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追求而徹底蛻變成為一種文學。
歷史是一種被建構起來的可能性存在。歷史學家不僅需要考證和梳理歷史過程遺留在客觀知識世界中的種種歷史史料，而且還必須綜合各種史料在人們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現一個感性具體的歷史過程。任何一種歷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礎上被建構起來的。由于不同歷史學家所占有的具體史料不同，從而關于同一歷史過程的描述就必然會有所不同。同時歷史學家要超越有限的具體史料再現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就不能不依賴于某種合理的推測與說明，對于可疑的或存在爭議的具體史料還需要做出某種特殊的解釋，從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讓不確定入史料的梳理過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犧牲歷史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所以，任何一種歷史所描述的事實上都只能是一個可能世界。然而這決不意味著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種不同的歷史一定是平權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礎上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版本，其各自的競爭力與生命力一方面依賴于自己所賴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它們相互之間的開放性及其對未來所出現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與適應性。把歷史的建構性推向極端的建構主義是對歷史的科學精神的一種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認同。
首先，在形形的歷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顯著的特點，其中歷史記錄與研究成果是同時保存的。科技史中不僅具有文字記載，而且同時具有與文字記載相應的思想成果和物質產品一起保存下來，里面有一些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還依然發揮著自己獨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歷史事件過去了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除了當事人的回憶和記錄很難再找到其它的旁證。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記錄下來的科技活動，就一定具有傳世的東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著當時的歷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讀。牛頓與麥克斯韋早已經成為歷史，然而經典力學與經典電動力學仍然活躍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瓦特與法拉第也已經成為歷史，可是蒸氣機與電動機則繼續構成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些鮮活的歷史史料中，人們可以見證到當時的歷史。當然文學史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然而文學作品的意義通常需要讀者結合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加以闡發，而且不同的讀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讀，缺乏必要的確定性。科技產品則不同，它們的意義將由邏輯、符號與實物內在地和無歧義地規定在具體的概念、理論和產品中，從而永遠都是確定的與歷史的。盡管不乏一些后現代思想家熱衷于把科技產品作為文藝作品加以解讀，試圖闡發其中所蘊涵的思想解放意義及其社會顛覆作用，然而最終則還是無法撼動它們的科學意義。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僅有其歷史意義，而且同時還具有它的科學價值。科技史中不僅包含著人類科技活動的歷史記錄，而且包含著有關自然史乃至社會史方面極為豐富的歷史信息，其中不僅保存著大量已經過去了的科學事實，而且隱含一定的科學問題、豐富的科學思想與獨特的科學方法，從而它也就不僅是歷史的，同時無疑也是科學的和現代的。竺可楨先生曾經把科學與歷史結合起來開創了科學研究的歷史方法，他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產生了巨大反響；席澤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記錄證認超新星遺跡并判定其年齡也在天文學領域里產生了很大反響；吳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國宋元時期數學的代數化和機械化特點，他首先將幾何問題用代數方程表示，然后對代數方程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實可行的計算機算法，從而開創了機械化數學的新時代。中國擁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歷史史料。在中國科技史上雖然缺乏某種成熟的理論思維成果，然而卻不乏方方面面的觀測記錄資料。全面、深入、系統地發掘和整理這些珍貴的歷史史料無疑將是一件極為重要的工作。實證主義曾試圖把整個歷史學變成一種經驗科學，就像竺可楨先生在氣象學方面所做的那樣，它讓歷史哲學在其中去發現支配各種歷史事件過程的一般規律。這種科學主義的宏偉藍圖雖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學者的多方責難，然而它無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與現代價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構是當代價值取向的，它的客觀主義原則最終必然要表現為當代主義。如同自然史的時間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樣，科技史作為科學知識的進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薩頓認為科學“是人類唯一真正積累性的、進步的活動”,“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4]用恩格斯的話說，“科學就是這種謬誤逐漸消除，或是更換新的但終歸是比較不荒誕的謬誤的歷史”。[5]這種歷史只要有所選擇和取舍，其結果就必然是當代取向的。所以，堅持歷史的客觀主義原則最終就必然要選擇歷史的當代取向。就連以反歷史的輝格解釋著名的巴特菲爾德本人一旦進入科技史領域，也不能不選擇當代的價值取向。事實上，按克羅齊的說法，“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6]這個判斷在自然史與科技史領域里還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到了社會史領域中，當代價值被淹沒在黨派的階級利益之中，人們已經很難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歷史了。因此，輝格史的核心問題是黨派利益，而決不是什么當代主義。所以客觀地說來，反歷史的輝格解釋斷然不能適用于科技史領域；否則，將會導致現代科學徹底喪失自己的歷史，而這恰恰是形形的蒙昧主義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為歷史而歷史”的歷史學家們所向往的所謂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不僅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導致歷史學家喪失自己對現代社會的道義責任。當然在社會史領域中，這個問題仍然有其獨特的價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構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歷史中的建構。自然史是一個不依賴于人類意志的客觀歷史過程，它的建構是人類科學認識發展的一種產物，其建構性直接表現為它的客觀歷史性，或者具體說來，就是科學認識的階段性；社會史是一個人類自由意志相互沖突的自然歷史過程，它的建構往往伴隨著強力意志的發展，其建構性首先表現為人類的主觀性與階級性；而科技史是一個主客體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它是人類的自由意志與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的一種歷史性統一，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和諧統一。科技史的建構性集中表現在它的當代性這一缺省配置上。本來意義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編年史。只要有選擇和取舍，就一定會有建構問題。巴特菲爾德要求歷史學家具備一種能夠看到重要的細節與發現事件之間的關系與影響的天賦，以及領悟使歷史過程得以起作用的整體模式的天賦。而所有歷史建構的一個無法回避的硬約束就是作為歷史過程結果的當代。倘若一種歷史沒有能夠走向當代，則它無疑是歷史學家們的一種歷史幻覺與文學虛構。反輝格史的巴特菲爾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備這樣一種歷史天賦，從而才更加無法回避科技史的當代取向。當前有一股史學思潮一方面以歷史的建構性解構歷史的當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須有的歷史客觀性恢復所謂歷史的本來面目，其目的無非是要把科學與宗教等一系列本質上對立的范疇淹沒和消解在歷史的瑣碎細節之中，把科學淹沒和消解在傳統的社會歷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學批判和改造傳統社會歷史文化的理性職能，為基督教文化壟斷現代文明提供歷史依據。事實上，科技史始終都是建構性與客觀性的內在統一。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時刻保持自己清醒的頭腦。
三、“客觀知識”傳統之間的方法論分歧
歷史作為人類思想的一種建構，內在地關聯著一系列不同層次的理論和方法。它是一種呈現在思想關系中的建構性存在。這里方法是歷史建構的工具，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沒有一定的方法，不僅難以鑒別史料的真偽，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實；理論則是方法得以運用的動力和指南，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一定的理論，方法將失去其靈魂而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歷史之所以能夠被建構成為一種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論和方法共同運作的結果。科技史作為一種歷史，在世界觀和終極的意義上，無疑是應當同自然史與社會史共同分享一種統一的元歷史理論與方法，然而在其具體操作的不同層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獨特的理論與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內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有些則顯然是由于學科發展的不完善所產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學家專業群體中產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學方法之間具有一種天然的聯系。科學研究中的分類、比較、分析、綜合、歸納、類比、假說等邏輯思維方法和直覺、想象等創造性思維方法都曾被廣泛地應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鑒別、科技史事件的梳理與科技史過程的建構中。科技史研究雖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然而科學方法的應用卻絕不僅僅局限于科技史領域中。事實上，科學研究中的絕大多數方法很早就已經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學研究領域中了。中國傳統的史料學與考據學中就包含著多種科學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學派的訓詁、校勘和類推就是以歸納為主兼及演繹，他們首先是廣泛地收集例證，在頭腦中形成通則，然后再用通則推演同類；而“理斷”則是以演繹為主，是以常理推斷某一史料的真偽。實際上，在乾嘉樸學中歸納和演繹是經常同時并用的。當然其間也常常交替穿插著分類、比較、分析、綜合、類比等多種方法。顧炎武倡導的“實事求是”正是樸學精神的集中體現。梁啟超就認為：“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7]也認為“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8]他還把中國傳統史學中提問、設答和證偽之術進一步提煉和概括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樣一項重要的史學方法論原則。
從原則上講，科學方法應當普遍地適用于整個歷史學研究領域。因為歷史學就其思維形式來講，是一門非常典型的科學。這集中地體現在歷史學所特有的懷疑、批判、求實和理性等科學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學處理的大都是即時和直接的觀察材料，而歷史學所處理的則大都是時過境遷的歷史遺存。當然也有一些方法還存在著爭議，例如演繹方法，迪昂就明確反對把演繹方法應用于史學，他認為“歷史將永遠不是演繹科學。”[9]不過西方人重視抽象的理論和建構，中國人重視具體的史料與方法；西方人重視先驗的原則，而中國人更重視經驗的實效。所以在兩種不同語境中所說的演繹顯然不在同一層面上。一般說來，任何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都存在著特定的適用范圍，從而它總是有限的，然而不斷發展著科學方法的總體則是無限的。目前所存在的問題似乎還不是如何在技術上確定各種方法的適用范圍，而是科學與人文的背景沖突，反科學主義的實質是元歷史理論與方法的主導權問題。記得金觀濤曾把系統方法應用于中國歷史研究，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假說，就頗受到一些歷史學家的非議。當然這種問題只能在科學與人文的持續沖突中自然歷史地解決。
其次，科技史作為歷史自我認識發展的一個高級階段，不僅是歷史的，同時也是邏輯的，它是歷史與邏輯的有機統一。作為人類關于自然過程的認識史，科技史是對主體與客體、人類與自然界相互作用過程的歷史表述，它必須反映這一客觀歷史過程的內在邏輯。恩格斯在談到邏輯與歷史的關系時曾經講到：“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10]恩格斯這里所說的“歷史”，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Ⅰ，是指客觀世界現實的發展過程本身；而“邏輯”則是廣義上的邏輯，泛指人類的理性認識過程。作為事件的歷史Ⅰ已經消失了，然而作為史料的歷史Ⅱ保存下來了；同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關于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研究還揭示了隱藏在歷史過程背后的一些重復的和穩定的關系，以這些普遍的歷史規律作為基礎梳理歷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歷史階段起作用的特殊規律。歷史研究首先應當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歷史Ⅱ中所蘊涵的內在邏輯，然后再以這一客觀邏輯作為藍圖在思想上建構一種具體的和豐滿的歷史Ⅲ。這就是所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它應當作為編史學領域一項總的方法論原則。
在科技史領域，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具體地體現為邏輯主義編史學綱領。無論是薩頓和李約瑟的編年史，還是柯瓦雷與巴特菲爾德的觀念史，本質上都是邏輯主義的。從亞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從哥白尼到牛頓，從牛頓到愛因斯坦，既是一個歷史流變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科學思想邏輯演化的過程。吳文俊教授利用計算機甚至從開普勒運動三定律中自動推導出了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說編年史還是萌芽狀態的邏輯主義，則觀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邏輯主義。二者彼此表里呼應，互為補充，共同構成科技史的主體。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歷史的史料中喪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頓的煉金術編進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歷史本來面目的輝格史；還有人熱衷于張揚科學的宗教起源。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過在社會史領域，情況就要復雜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總是不可避免地表現為歷史主義編史學綱領。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沖突作為特征的社會歷史過程本身的邏輯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人們自身無法排除的利益關系，從而使得社會史領域充滿了難以捉摸的復雜性。要超越這種復雜性必須超越社會歷史過程本身，把它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看待。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社會史領域中這樣一個卓有成效的邏輯主義編史學綱領。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礎應當來自于歷史，而不是哲學，它是一門歷史科學。然而由于科技史與科技哲學長期的曖昧關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離了歷史的科學精神。盡管“沒有某種理論偏見的歷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歷史科學的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科學的客觀性原則就是要把偏見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學家則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見的高手，哲學中充滿了形形的偏見。尤其是當科學哲學發展到連科學家都不想接近的時候，科學史家就更是沒有理由同這種東西聯姻了。早在19世紀時，坦納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學哲學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爾等歷史人物時，其特有的哲學偏見致使他們離開了真實的歷史，從而變得“非歷史”了，所以他提醒歷史學家要警惕“科學的哲學”。隨著邏輯實證主義的興起與科學史的社會建制化，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開始彼此自覺地疏遠了。然而歷史主義的興起又吹起了層層波瀾。拉卡托斯所謂“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12]其實是在現代哲學社會學化的歷史背景中出現的一種謬論。它不僅斷送了科學哲學，而且擾亂了科學史。有人曾經這樣評價拉卡托斯的這一命題：“由教條的自命不凡的科學哲學所支持的科學史要冒雙倍盲目的風險，而由黨派的科學史支持的科學哲學則要同時冒盲目和空洞的風險！”[13]以至于就連庫恩這樣的著名的老牌歷史主義者也認為，按照哲學理論“重建”歷史的做法“可能會成為編造歷史的借口”，[14]而且“為哲學而寫的歷史，往往幾乎不是歷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學水火不容嗎？恰恰相反。真正的歷史需要一種真正的哲學。這種哲學是一種恬靜無為的哲學，它應當是超越歷史的演變過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應當是客觀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觀的和武斷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賴于某種哲學的話，則它應當回歸一種元史學或歷史哲學，而不是科技哲學。而真實的情況正如美國科學史家費諾喬羅已經指出的，迄今為止所有希望擔任這個角色的人都沒有成功。同時，真正的科學哲學也不是像歷史主義者所向往的那樣利用概念逼近真實的歷史。無論科學哲學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學史實，它也絕不可能代替科學史的認識，反而科學哲學自身的價值在這種迎合科學史的逼近中喪失殆盡了。杜贊奇認為歷史是反理論的，“歷史學可能是唯一一個不反思自身假設的學科，而且很可能還是習慣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學科。”[16]這種說法雖然過于絕對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歷史學家警惕哲學家的圈套。哲學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貼近歷史，哲學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邏輯的，它是人類思維的一種自由創造。默多克有一種說法頗有啟發意義。他說哲學家的討論幾乎從來不和歷史學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學哲學對于科學史的價值恰恰在于這種“不符”。換句話說，哲學也正是由于它所帶來的與歷史的“不符”而成為有價值的、啟發歷史分析的工具。[17]顯然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同這樣一種價值是相去甚遠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過外史的擴展走向社會史領域，最終實現整個歷史科學理論與方法的統一。本來意義上的科技史應當是內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質則比較復雜：一部分可以作為內史的擴展，例如薩頓的《科學史導論》和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它們原則上可以納入邏輯主義的編史學綱領中；另一部分屬于社會史的延伸，例如默頓《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和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歷史上的科學》等，嚴格說來，這一部分應當作為社會史專題研究，它們在原則上可以納入歷史主義的編史學綱領之中。一般說來，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較為規范，而后者則是五花八門。從總體上看，科技史還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和方法，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這里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各種研究方法跨學科應用的試驗區，是各種外來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戰場。而任何一種方法在科技史領域中應用的合法性并不取決于它在理論上的自我證明，而取決于統一的歷史科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以邏輯主義為綱領的科技史和以歷史主義作為綱領的社會史之所以可能實現溝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內史可以通過外史橫向擴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社會史也可以通過自然主義化縱向收縮自己的內涵，增強自己的理論性，使其能夠被納入邏輯主義的綱領之中，進而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真正統一。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絕大多數場合都把科學技術連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區分，這是由于科學理論中內在地蘊涵著技術原理，從而技術原則上應當作為科學的一種應用，盡管許多技術事實上都出現在科學之前。
四、社會“利益關系”中的價值論批判
歷史中蘊涵著價值，它歸根到底是一種價值性存在。無論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Ⅰ，還是作為一種史料而存在的歷史Ⅱ，抑或是作為一種思維的建構物而存在的歷史Ⅲ，本質上都是一種價值性存在。這里價值是一個關系范疇，它隸屬于主客體相互作用過程之中。其中主體的歷史需求是歷史價值存在的前提，正是這種需求把歷史的可能意義加以肯定并轉化為現實的形態，沒有主體需求的這種肯定和轉化作用，也就無所謂歷史的價值；而歷史的客觀屬性是歷史價值存在的基礎，是歷史價值的一種載體，沒有這樣一種屬性，歷史價值將會失去它的依托，從而也同樣無所謂歷史的價值。人類出現之前或迄今依然獨立于人類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價值，不僅是由于歷史內在地蘊涵著人化自然史與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則是由于人類的存在本身已經把這種可能性轉化成為現實性。歷史正是在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地生產著人類的歷史需求并不斷地滿足這種需求的。它是一個以人類作為核心的價值增值過程，而科技史是歷史價值運動的一個制高點。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類文明史的軸心。人類的文明是人類在擺脫種種自然奴役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從鋼鐵時代、電力時代到信息時代，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后工業社會，從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標志著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水平。而科學技術則始終是推動文明發展的革命性力量。薩頓曾經呼吁歷史學家在把注意力從政治史與軍事史相繼轉移到文學史、藝術史、宗教史和經濟史之后，再進一步轉移到科學史中來，因為“科學是我們精神的中樞，也是我們文明的中樞。它是我們智力的力量與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應該主要集中于科學史。”[19]而“科學史的目的是，考慮精神的全部變化和文明進步所產生的全部影響，說明科學事實和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從最高的意義上說，它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其中科學的進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歷史經常是作為背景而存在。”[20]事實上，科學技術不僅是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人類文明，而且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科學技術還在創造和擴展著歷史本身。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印刷術，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豐富與珍貴的歷史史料；如果沒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輕松地拓展如此廣闊和充實的歷史空間；如果沒有互聯網，如果沒有現代科學與技術，歷史或許將永遠塵封在歷史學家的書齋里，而不可能進入人們的社會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識全球化的歷史，是我們理解世界歷史和把握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不同的民族擁有不同的文化，塑造著自己豐富多彩的內在精神世界，然而它們所面對的卻是同一個自然界。科學技術是人類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人類理性超越各種不同精神世界回歸同一的自然界的結果，是全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按照薩頓的說法：“科學從根本上說是國際性的，或許我們應該說它是超越國度的。”[21]李約瑟則把人類科學的發展形象地描繪為一個“朝宗于海”的過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學細流，正像江河一樣奔向近代科學的大海。”[22]因為人類是統一的，自然界也是統一的，作為自然界在人類精神中的鏡像的科學技術也必然是統一的。統一的科學技術為統一的世界歷史提供了一種發展的可能性。科學技術的求真務實與分工協作精神不斷地破除民族國家所固有的狹隘視界，推動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發展，創造著統一的世界歷史，使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的歷史不僅是民族的，同時也是世界的。科學技術是人類文明的基石，是世界歷史全球化發展的動力。一般說來，民族國家對于科學技術、尤其科學精神普世價值的認同與接納程度，是其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標志。只有具備濃厚科學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闊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大潮；否則，必然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終走向反科技。近年來形形的所謂地方性知識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與反全球化思潮的風起云涌也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
再次，科技史是人類智慧邏輯演進的歷史，是人類在這種智慧演進中逐漸擺脫奴役和尋求解放的歷史，是逐漸消解與顛覆傳統歷史價值觀的歷史。薩頓曾反復強調過：“科學活動是人類最主要的創造性活動，不只是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學技術不僅是能夠把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且可以使人類從此擺脫種種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類逐漸戰勝迷信、擺脫神像、告別奴性、走出蒙昧的歷史。按薩頓的說法，“科學史是人類的統一的歷史、人類的崇高目標的歷史和人類逐漸得到拯救的歷史。”[24]“我們的主要目標不是簡單地記錄孤立的科學發現，而是解釋科學思想的進步和人類覺悟的逐步發展，理解并擴展我們在宇宙進化中的職責地位。”[25]這樣一種宏偉的目標還將使科學家進一步擺脫狹隘的自我利益的內在精神奴役成為一個截然不同于傳統歷史主體的嶄新的人類。愛因斯坦曾講過：“一切宗教、藝術和科學都是同一株樹上的各個分支。所有這些志向都是為著使人類的生活趨于高尚，把它從單純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個人導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這樣一種天地境界則顯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將相爾虞我詐的歷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動的歷史，是科技勞動者智慧和創造的歷史，它無疑是對人類傳統歷史價值觀一種根本性顛覆。
最后，科技史中蘊涵著一種新的和科學的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并沒有傳統人文主義的豪言壯語，然而卻更加求真務實、客觀公正；它也沒有傳統人文主義那種貴族化的浪漫情懷，但卻更加積極進取、無私奉獻。它是一種以人類作為終極關懷的、既具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然而卻又是大眾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義。這是我們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歷史中難以看到的。薩頓畢生致力于利用科學史來弘揚和傳播這樣一種科學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無論科學活動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質上是人的活動，是人的滿懷激動的活動。”[28]“科學只不過是自然界以人為鏡的反映。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始終是在研究人，因為我們只有通過人的大腦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們同樣也可以說我們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為沒有自然我們無法理解人。”[29]“每一個科學思想，無論它多么神秘，從其誕生到成熟都徹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終表現是無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為我們只是通過冷漠的印刷字體了解詩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認詩歌具有人性一樣愚蠢。科學也像其它人類活動一樣充滿生機，正是由于產生它的特殊活動是最高級的活動之一，它充滿了最高級和最純潔的生命力。”[30]因此，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必須能理解科學的生命，正如他必須理解藝術的生命一樣。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薩頓的理想和愿望并沒有能夠實現，科技史中的這種科學的人文主義或者說新人文主義至今依然風雨飄搖在人類社會歷史的驚濤駭浪之中。
參考文獻
[1]ThenewencyclopaediaBritannica.15thed.Chicago:EncyclopaediaBritannicaEducationalCorp,1977.
[2]辭海(上)[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334.
[3]現代漢語詞典[Z].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700.
[4][13][17]轉引自劉兵.克里奧眼中的科學[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36,67,68.
[5]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9.
[6]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M].北京:商務引書館,1997.1.
[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28.
[8].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A].參見歐陽哲生.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88.
[9]轉引自李醒民.略論迪昂的編史學綱領[J].自然辯證法通訊,1997(2).
[10]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2.
[11][12]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166,141.
[14][15]庫恩.跛子與瞎子:科學史與科學哲學[J].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1981(2).
[16]杜贊奇.歷史為什么是反理論的[A].參見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9.
[18][19][23][28][29][30]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24,106,48,38,29,122-123.
[20][21]薩頓.科學的生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30,24.
[22]李約瑟.世界科學的演進[A].李約瑟文集.沈陽:遼寧科技出版社,1986.195.
第3篇：科技研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探討了現代農村建設中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推廣戰略，從加強農技培訓、進行技術組裝、抓好示范典型、加強基礎建設和有效行使政府職能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實施對策。
目前我國的農業科技成果中存在著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農業科技成果的總量很大，據統計，我國每年產生6000多項農業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運用于生產，產生實際經濟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在65%～85％之間，而我國僅為30%～40％；世界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60%～80％，而我國只有42％，這說明我國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推廣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現代農業的科技推廣不是靠農業技術人員向農民說教，而是通過示范使農民購買作為科技載體的產品（種子、肥料、農藥、農膜等）以及把新技術應用到農業生產中。農民依靠多項新技術新產品組裝生產，實現高產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1開展農技培訓，優化科技成果的轉化
開展農技培訓，要從以下幾方面展開：一是加強農技培訓中心建設，各市縣要組建一定數量的培訓中心，讓這些培訓中心成為培訓農民學習農業科技和文化知識的大學校；二是開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動，分別在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利用農閑時間對農民進行科技培訓，把科技致富能手組織起來，組成科技致富大王講師團到各地進行科技致富宣傳，使農民在親身體驗、現身說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廣綠色證書制度，通過培訓合格后取得農民技術員職稱，使這些農民成為農業生產的技術骨干和轉化農業科技成果、推廣新技術、培育和選用良種、防治病蟲害及技術咨詢的帶頭人；四是實行農民職業規范化教育，以農村職業技術學校、農業廣播學校、實行3+1體制的普通中學和各類技術培訓中心為陣地，對農民進行較系統的培訓，使農民職業教育經常化、制度化和規范化；五是結合實施星火計劃培訓人才，優先考慮星火計劃的實施，按計劃要求的內容進行專題講座。
2進行技術組裝，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綜合效益
技術組裝重點是從2個方面入手。一是圍繞糧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豬）、水產（中小水面）、優勢特產資源和生物技術等重點領域進行攻關，使其形成規模效益。例如在農作物新品種方面，圍繞水稻、大豆、玉米三大優勢作物，產前、產中、產后的一些關鍵技術（如耕作方法、病蟲害防治）開展系列攻關，取得像水稻大棚盤育、水稻育苗床土調酸綜合技術、鹽堿地種稻技術、大豆綜合豐產技術、玉米早熟豐產綜合技術、玉米抗旱保苗技術、玉米大面積機械化綜合高產技術和赤眼蜂、黑光燈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與生產條件相適應的耕作栽培技術以及與病蟲害防治的配套技術。二是合理組裝，全力組織推廣。把各單項技術組裝起來，有組織、有計劃地加以大力推廣。
3積極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轉化的輻射源
在農業科技示范工作中，重點抓“三區”建設。一是高效農業科技示范園區。在主要產糧區和城市郊區以鄉、鎮為單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農業科技示范園，通過完善組織機構，實事求是地制定切實可行的園區建設發展規劃和與之相配套的優惠政策，積極組織對園區的科技培訓，大力轉化推廣先進成熟的科技成果，強化組織、協調指導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長和發展起來。二是重點建設幾個星火技術密集區。星火技術密集區是科技成果推廣的基地，能夠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樹縣，自建立星火技術密集區以來，連續幾年實施了以轉化推廣玉米豐產、耐密型玉米高產、工業應用的良種玉米栽培、米麥間作及長白雜交瘦肉型新豬種、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養豬等農業科技成果的星火計劃項目，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三是農業綜合開發科技示范區。把農業綜合開發科技示范區和農業生態區結合在一起、健全技術體系與技術經濟體系。結果顯示：示范區內農民純收入比輻射圈內的農民同期年平均增長60%；示范區內糧食每年增長1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產1050kg/hm2，提高了60%以上。4切實加強基礎建設，疏通科技成果轉化的渠道
基礎建設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①建立農技推廣組織機構，形成以省為主渠道，以市為重點，以鄉為骨干，以村為基礎，以民間科技組織為補充的農技推廣網絡和以農業站、畜牧站、園藝特產站、農機站、林業站、經營站、水利站等為主體的橫向網絡的農技推廣組織體系。②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搞好農業成果推廣的全程服務，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轉化的有效性，促進科技成果向規模化、產業化方面發展。例如，為了轉化肉食雞高產綜合配套技術這項科技成果，在養雞的重點鄉成立科技服務公司，對養雞行業進行全過程服務，做到“七統一到戶”，即統一貸款到戶、統一送雛到戶、統一送料到戶、統一培訓到戶、統一防疫到戶、統一回收到戶、統一結算到戶。③抓科技情報信息系統建設、舉辦科技成果展示會、召開成果轉化交流會、大力宣傳科技成果等4個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盡快送到農民那里。④從3個渠道促進科技人員與農民的結合。一是以農業科技人員為核心建立農業專業研究會和農民技術協會；二是采取“四包一掛”的形式，即包技術、包產量、包效益、包賠嘗實行責權利掛鉤；三是以省內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為骨干組成的科技服務小分隊，在農業生產的關鍵季節到農村去搞技術講座，現場傳播技術知識。
5有效行使政府職能，加大科技成果轉化力度
5.1強化決策系統的科技意識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方面有所作為，地方各級政府要堅持把這項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努力強化決策系統的科技總識。一是成立科技與經濟結合的領導小組，二是建立科技進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積極選派科技副職。
5.2制定優惠政策
要充分調動廣大科技人員和科研、推廣單位投身于農村科技事業和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地方政府要結合本省本地情況制定各種政策文件，加大科技成果轉化力度。
第4篇：科技研究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非營利科技機構；法律；政策；建議
作為科技創新服務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科技中介機構，尤其是非營利科技機構，其發展與壯大對于我國順利實施產業結構優化與調整，提高抗擊國際金融風險等能力，由經濟大國變為經濟強國，由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創造，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中國，非營利科技機構跟它的上層概念“非營利組織”一樣，目前還沒有相應法律法規來規范、支持它的發展，只是2000年由科技部、中編辦、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制定的并由國務院轉發的《關于非營利性科研機構管理的若干意見(試行)》有所涉及。根據意見中“非營利性科研機構以推進科技進步為宗旨，以營利為目的，主要從事社會公益為主的學科研究、技術咨詢與服務活動”“非營利性科研機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政府有關部門的指導下，自主管理”“非營利性科研機構要根據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和出資者的約定，制定章程，明確機構宗旨、業務領域、組織結構、決策監督程序、內部管理制度”等捕述(不是定義)，對這類機構有了一些抽象概念。
1．非營利科技機構的法律定位
在國內，由于非營利科技機構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實際存在形式有的是事業單位，有的是非企業法人、有的是實質上的財團法人(我國沒有明確提出此概念)，形式多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的進一步完善，非營利科技機構也在逐步發展壯大。與之相適應，國家也出臺了一些與非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科技機構相關的不成體系的“補丁式”文件。但始終沒有涉及到法律定位這一根本問題。為達到既要保持穩定又要加快發展的目的，在參照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經驗的基礎上，筆者建議對“民法通則”關于法人的章節盡快做出修改，并同時修改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相應的條款，存事業單位沒有完全退出；我國法律框架之前，新增非營利科技機構法人作為過渡。
從圖1可以看出，社團法人可根據科教文衛等不同目標，建立相應的非營利機構。
2．非營利科技機構的認定與管理
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制定非營利科技機構的認定與管理的正式法律。2000年民政部頒布了《科技類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審查與管理暫行辦法》，這是我國唯一涉及科技類非營利機構認定的部門規章，其中只涉及了民政部登記和科技部負責審查，缺乏實際運行和管理的條款，實際操作較困難。另外，雖然在《關于非營利性科研機構管理的若干意見(試行)》中有“科研機構按非營利機構運行和管理的認定條件、規章制度和配套政策等，由科技部會同財政部、中編辦、國家稅務總局另行制定”的規定，但到日前為止，這“另行制定”的政策毫無蹤影，因此近10年來科技類非營利機構沒有得到大的促進和發展。建議我國應盡快制定“科技類非營利機構條例”，指導各地方政府制定非營利科技組織認定與管職實施細則，從而健全非營利科技機構法律體系。
由于非營利科技機構實際仔存形式很多，此建議新制定的條例和符地的實施細則中應涉及以下幾方面內容。
(1)財務與會計。
改革現行的事業單位會汁制度，創建非營利科技機構的會汁模式和統一規范的會計準則體系，構建起我舊政府會計、非營利科技機構會計和業會計大會計體系的新模式。
一是非營利科技機構會汁準則?涉及的內容與事業單位會汁準則基本相同，其日的、意義及作用存此不作闡述，縣就具體內容提出建議。①會計基本前提。與事業單位一致，為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和記帳本位幣。但對會計主體再新確定，對于非營利科技組織來說，應引進“項目”概念，進行項只管理，以確立新的會計主體②會計要素、建議增加財務狀況變動表或現金流量表(現金流人、現金支、現金凈流量)。
二是非營利科技機構財務與基金管理。涉及這方面的規定很多，在此只做框架描述①制定財務管理的有關規定：如盈余分配約束、支出比例、行政方而開支比例、財務公開制度等。②制定投資活動有關規定、如投資的基本原則、理事會責任追究制、專業咨詢和投資經理制、投資類的限制等。③制定財務督制度。如非營利性的約束、受贈財產支出比例約束等。④有關財務控制的艦定如支出權限的流轉、預算的調整等．⑤基金管理規定如基金投資原則、基金投資策略與注意事項等。
(2)桶利與保險
結合我同發展現狀，就非營利科技機構從業人員的編利需求提出建議。
①津貼：非營利科技機構的從業人員少應留目前事業單位所享有的保健、誤餐、交通等各項津貼；津貼汁人員工個人所得；津貼標準的制定及變更由非營利科技機構理事會根據國家宏觀調控標準議定。
②假期非營利科技機構的從業人員除享受國家法定節假H和其他假期之外，還可享受特別休假(取代公休假)，可參照的標準：非營利科技機構從業人員自服務于本機構滿一年起享受特別休假：服務1年以上3年未滿者7日；服務3年以上5年未滿者lO日；服務5年以上10年末滿者14日；服務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1日，加至30日為止。:
③培訓。非營利科技機構的從業人員依照組織規定之程序可享受培訓福利；組織為此項福利所列支經費不計人員工個人所得，可按組織運行成本處置；非營利科技機構年度培訓經費需由理事會審議批準。
④社會統籌保險：非營利科技機構從業人員應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失業、醫療等各類社會統籌保險。
⑤個人帳戶養老保險。非營利科技機構需為其從業人員建立個人養老保險帳戶，由國家、非營利科技機構、員個人分攤保險費用，且員工個人分攤不超過50％。其中組織承擔部分不計人員工個人所得，而是納入運行成本。
⑥附加體保險。非營利科技機構可為其從業人員投保團體保險，具體險種、范用、保額及保費分攤標準南組織理事會確定。其中組織承擔部分計人員工個人所得，可納入運行成本。
(3)審計。
建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審汁法實施條例》和有關非營利科技機構的認定和管理辦法制汀具體的(可參照行業性)《非營利科技機構負責人離任審計實施細則》《非營利科技組織年度審計實施細則》和《非營利科技機構內部審計實施細則》等法規，從而讓非營利科技機構的公益性、道德感和使命感得到充分體現和保障。
3．非營利科技機構的稅收政策
目前我國對非營利機構規定了名日繁多的稅收優惠政策，但基本上涵蓋了向非營利組織征收的各個稅種，如所得稅、營業稅、增值說、消費稅、關稅、房產稅、土地稅和車輛購置稅等。在此僅討論所得稅、營業稅。
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公益事業捐贈法》《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企業所得稅征收管理辦法》《關于非營干利性科研機構稅收政策的通知》等法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非營利科技的稅收優惠，但由于政策的不配套，非營利科技機構無法享受這些優惠。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所得稅法》的第二十六條第(四)款“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的收入”就讓人無法理解和操作。另外《關于非營利性科研機構稅收政策的通知》是一項有針對性的政策，但由于配套的認定管理辦法未出臺而令眾多非營利性科研機構可望而不可即。此，建議政府盡快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業所得稅法》，明確關于非營利科技機構的有天免稅政策；盡快出臺《關于非營利科研機構稅收政策的通知》的具體執行辦法，讓非營利科技機構十年的期待得到落實。我國非營利機構情況復雜，制定統一的稅收政策難度較大，建議先選擇一些非營利機構發展成熟的行業，如科技領域進行實踐，盡快出臺《非營利科技機構稅收管理條例》，指導、規范相應的稅收工作。
第5篇：科技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西傳統科技觀；差異；比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觀即科學技術觀，是科學觀與技術觀的統稱，它是人們對科學技術的總體看法和基本態度。但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和不同的理論，對科技的看法和態度常常有很大差異。
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活動總會受到科技觀的影響。科技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社會作用。這種作用的方向、強度、方式等不僅取決于科技本身的發展狀況水平，而且還取決于社會歷史的發展現狀和條件。由于科技觀的差異，所以它引導的效果也就不一樣，正確的科技觀可以引導人們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奧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進而達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錯誤的科技觀則會引導人們走向錯誤的認識，離真理越來越遠，達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傳統科學技術觀從本體論上講，主要是探討中西方在科學技術研究中關于主客體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別。其主要特點是中國注重從主體到主客體的統一，形成整體自然科學觀；西方則注重從客體到主客體的統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學觀。從認識論上講，主要是探討中西方在科學技術研究中關于實踐和理論的關系問題。從方法論上講，主要是探討中西方在科學技術研究中關于致思途徑和思維方式的差異。本文主要從以下三方面來進行比較研究：
一、科技是干擾“天人合一”的觀念與科技是“認識和征服自然”觀念的對立
中國傳統科技觀認為科技在本質上是干擾“天人合一”的東西，主張“見素抱樸，絕圣棄智”；西方科技觀則認為科技在本質上是“認識和征服自然，張揚個性”的東西，主張“知識就是力量”。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特征。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與天地萬物和睦相處。而西方則強調以人為中心，崇尚對自然的征服與駕馭。
中國傳統的有機整體自然觀、整體自然科學觀和人倫中心相結合，在認為人與自然是渾然一體的基礎上力圖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諸如天人感應、天人同理等觀點。中國的“天人合一”,實際上更多強調的是人與人的和諧,而非真正重視自然的天。認為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同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是一個有機整體，要求人們在認識自然時不能離開社會的現實，因而人們很難把自然界作為科學研究的獨立的客觀對象，也很難從客觀的角度來把握自然現象而形成科學理論體系。在歷史上中國人由于所處的生存環境相對較優越，使他們無需與自然作太艱苦的抗爭即可獲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們企望與自然保持一種親和的關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會的建立與研究上。中國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倫理及政治哲學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獨尊地位，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認識自然規律、創造物質財富為宗旨的科學技術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
在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是社會經濟的主體。這種落后的生產方式,狹隘保守的思維方式也成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桎梏。以農業為社會經濟之根本的農本思想從維護封建經濟的目的出發,重農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壓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嚴重阻礙了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且還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舊,不思變革,極大地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巨大創造力,阻斷了我們領先走向近代社會的可能。
歷史上,中國是一個儒教國家,倫理型文化色彩濃厚。儒家的義利觀、道器觀、宇宙觀等根深蒂固的觀念約束著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中國古代有著重“道”輕“器”的傳統。在封建社會,就整個學術理論而言,是重視人文科學而輕視自然科學,輕視對具體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對具體事物進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夠從中發掘出總體精神時才具有意義。因此,古代賢哲對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銳觀察和新見解,結果總是無一例外地導向對人心的啟迪,歸結到啟示人們某種社會人生的哲理,否則便被視之為“喪志”。這種崇尚政治人倫之“道”,而輕視具體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藝之“器”的偏執,只會將讀書人隔絕在自然科學技術的門外。倫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輕外求。在探求客觀事物本質和內在聯系時,這種自省法表現為內心世界的自我體悟、猜測和臆想,極力排斥對事物進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內部的結構、機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禮記•王制》稱:“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與士齒”,“作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者,殺”〔2〕，強調自省內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們向外探求自然奧秘的道路。
總之，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小農經濟文化,對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質和規律,通過自給自足的生產基本上就能滿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視對大自然奧秘的深入探索。學者們在沒有弄清自然的本質,也沒有對科技本質形成正確認識的情況下,只是憑著感覺經驗，主觀上認為探索和改造自然,會破壞自然,破壞“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斷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質、規律,并改造自然的,從而必然不斷地改變自然的原貌、改變著人與自然的關系。因而使學者們認為發展科學技術會導致人與自然的日益對立以及矛盾的尖銳化,破壞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各種和諧關系，因而科技在本質上實際是干擾“天人合一”的東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擯棄，乃至做到“見素抱樸，絕圣棄智”。〔3〕西方的學術起源于古希臘。在古希臘時期，地中海沿岸諸城邦古國，由于其地理環境和客觀條件，決定它的經濟朝著航海、貿易、商業和加工業為主要內容的方向發展，由于航海和商業的發展，可以把外國的資源運回本國進行加工，引進國外的科學技術，促進其發展。這一切，增加了人們的冒險心理和進取精神，培養了人們重視自然，追求科學知識，崇尚理性的風氣，認為科技能使人認識改造并戰勝自然,使其商業文化獲得大發展，這為古希臘以來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經濟基礎和思想條件。
要確保航海和商業貿易的順利進行,就必須注重對大自然的探索,不斷揭示自然界的奧秘,注重對自然細節的了解和認識，從而獲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驚濤駭浪帶來的生存憂患，使古代希臘人產生了人與自然對立的觀念。同時也激發了他們征服和駕馭自然的雄心。而要駕馭自然的先決條件便是認識和掌握自然的規律，知識就是力量，因而“愛智”成了希臘人乃至整個西方民族的共同價值取向。古希臘的學者們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拋棄了神話，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樂能操縱人和世界。他們認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終按一定的方式運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規律秩序，甚至還能預知它將會出現的事態。古希臘人尤其偏愛能幫助人認識利用自然的知識。這顯然是因為探求和發現自然之奧秘乃是戰勝自然、實現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幾乎所有古希臘學者都接觸到或掌握了當時自然科學前沿的知識、理論，并且較為得心應手地用自然科學事例論證自己的哲學思想，自然科學往往是他們學說的一塊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學家歷來都觀注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和物質運動的各種形態。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質上是“認識和征服自然，張揚個性”的東西的西方科技觀，它主張“知識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肯定人為萬物的尺度，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從而鼓勵人對自然的征服與駕馭，這就為西方以認識和利用自然為宗旨的科學體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動力。但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啟蒙心態在20世紀受到了質疑和挑戰，因為它的后果是被破壞的自然秩序對人無情的報復。
二、“非理性知識”與“理性知識”的對立
中國傳統科技觀認為科技是非理性知識,而西方科技觀認為科技是理性知識。
中國古代在認識上注重直覺體知的方法以及知識成果的獲得大都不是通過思辨的或理性的論證方式得到，使其產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識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質和規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斷改變著自然的原貌、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會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和矛盾的尖銳化。中國古代學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視為非理性的產物了。既然科技被認為是非理性的，是干擾“天人合一”的，自然就會遭到排斥和蔑視。中國的歷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學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識，所以，儒、道、名、法、陰陽諸家均視科學技術為末道或不屑為之，或持明確的排斥態度。在這一觀念的影響和價值導向下，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寧可走科舉仕進之途或沉溺于經學義理的研習考據之中，也不屑于棄儒從技，絕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學理論，致使科技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越來越無足輕重。
古希臘時期，人們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們崇敬自然界，把對自然現象的解釋看作是智慧的表現，研究自然界是獲得智慧的途徑。學者們普遍認為自然界中蘊藏著真理，赫拉克利特說過:“智慧就在于說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聽自然的話”〔4〕(P25)。古希臘的學者大都專心研究自然界，以獲取智慧。他們為研究自然,不惜犧牲自己的榮譽、地位和財物。學者們把掌握科學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勝利。他們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關心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和過程。古希臘學者并不滿足于解釋自然現象，而是在這一基礎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學，并以這些理論為基礎，結合社會事物，以說明整個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釋自然又能解釋社會的哲學理論。古希臘的哲學體系乃至整個學術體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礎上的，它的發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聯系在一起。這一傳統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藝復興后被不斷發揚光大。西方的學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當時自然科學知識的，他們的學術同自然科學都有著某種聯系。這種傳統對西方科學技術乃至社會科學的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學術起源于對自然的研究，學術的發展與自然科學有密切聯系，眾多的學者包括社會科學者都比較自覺地關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靈學說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質運動的某些材料為自己服務。因此，西方傳統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夠幫助人們實現對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識。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識，西方的科學家們都十分注重科學精神，特別是科學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統化、理論化的獨立學科體系與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獨立學科體系的區別
中國傳統科技觀認為科技是不需要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獨立學科理論體系,而西方科技觀則認為科技應當是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獨立學科理論體系。
首先，中國的學術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學。從現代科學分類角度看，巫、史之學基本上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內容。到春秋時期，社會發生極大變動，逐步形成了春秋戰國時諸子的學術思想。其內容主要是關于安幫定國之策，整個學術都是以探索社會政治之術為目的，其學術起源及其發展與自然科學都比較疏遠，主要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內容，并有明顯為社會政治服務的色彩。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視自然科學的學派。《墨子》一書中有這一派對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的許多研究成果，代表了當時科學技術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學的內容也只是墨家學術體系中次要部分，其學術體系的重心、目標主要在社會政治方面。令人遺憾的是，自漢以后，儒家定為一尊，道家成為其輔，儒道互為表里，形成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開創的科學精神和獨到的科技理念，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未能在傳統科技文化中占有應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學術領域中自然科學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國古代幾乎沒有像樣的科學技術研究團體。科學家大都是分散、孤單地進行研究，沒有形成一支持續不斷，以自然界作為對象的研究力量。中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均以“內圣外王”、經世致用為宗旨，推崇實踐理性，貶損以科技為主要內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論思維的翅膀被綁上了沉重的經世致用的鉛墜，難以建立起科學理論體系。其次，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表現為很強的實用性。這就決定了中國技術思想特別發達，并形成了工匠傳統。許多能工巧匠盡管在技藝上有很高的造詣，擁有豐富經驗技能，但由于知識有限，卻無力把經驗上升到理論體系層面，形成科學理論。他們的技藝一方面無法得到總結提高，另一方面也無法通過文字記載傳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傳，這往往會造成人死藝絕的失傳現象。而絕大多數正統的學者由于沒有實踐經驗，也難以完成這一重任，加之對科技有偏見和誤解，也就不重視科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中國流傳下來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對某一時代科技狀況的直接記載、現象的描述和經驗總結，卻很少有理論方面的研究總結。中國科技具有的理論技術化傾向雖暫時有利于技術工藝的發展，但不利于理論體系的構成，譬如中國天文學的觀察資料非常豐富，但它長期附屬于歷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學理論體系。
再次，從科技理論建構角度看，中國傳統科技觀未能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國人在整體自然科技觀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具有無限涵容性的理論體系。這使自然科學始終包含在思辨哲學和其它文化形態中，限制了它走上獨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獨立學科理論體系。這阻礙了科學認識論的發展，使中國的科學技術大都停留在直觀觀察、經驗推斷和主觀臆測的水平上，沒有超出經驗的層次，沒有升華到系統的理論體系，沒有對規律性現象進行分析、研究，沒有用理論形式將其概括和總結，不能完成理論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學作為知識體系，還必須從大量事實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關于事物的本質聯系，即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而建立起科學的知識體系．這個過程通常是由兩個步驟來實現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認識，側重于對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導作用的思維形式是形式邏輯；笫二步是具體的理性認識，側重于對第一步所獲得的思維材料作綜合的研究，起主導作用的思維形式是辯證邏輯。這個過程是離不開邏輯的。中國古代的思辨性思維是比較發達的，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學派林立，百家爭鳴，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來解釋自然現象，較之神學自然觀有很大的進步。如以“氣”來解釋宇宙萬物的構成，以陰陽來解釋萬物的變化發展，具有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因素，但是這種自然觀是排斥對客觀事物作具體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國傳統科學強調應用，把有關名詞，概念等邏輯方面的議論斥之為“詭辯”，予以唾棄。先秦時期名家學派的惠施、公孫龍和后期墨家談辯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對時宜，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談辯派所研究的問題在科學思想史上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的名家與墨家談辯派的湮滅，是中國科學思想史上的一大損失，致使中國在科學方法論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國傳統科學總體上還停留在經驗形態上，缺乏嚴密的理論體系，這不利于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人文傳統長期以來形成了只是努力發展各種與人倫社會有關的思想學說，而不關心對客觀自然的認識、探索，不熱心邏輯認識體系和自然科學體系的建立。長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獨立學科理論體系的誤解。
古希臘人在機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觀思想指導下，自然科學很早就逐漸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研究主體、對象、手段和成果。并從其它社會實踐中分化出來，組建成共同體。這一點和中國人始終把科學事業涵容在其他社會實踐中是不同的。古希臘學者研究自然“都應起于對自然萬物的驚異，他們先是驚異于種種迷惑的的現象，逐漸積累一點一滴的解釋，對一些較大的問題，例如日、月與星的運行以及宇宙之創生，作出說明。”〔5〕(P5)這就形成了最早的學術，最早的科學理論。
古希臘科學的發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倫和印度文明所創造的科學。但是古希臘的科學家們將這些源于實用的天文、數學、醫學知識加以理論的升華和系統總結，建立了分類明確的科學學科體系，為后來西方科學的長足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如，被稱為西方科學之父的亞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紀便寫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學》、《天體學》、《動物史》以及氣象學、礦物學方面的著作，而他關于邏輯學、形而上學的理論對于西方理性思維方式與科學思辨精神的形成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術，但總的來說，科學理論的創立更為突出。其著名的哲學家、科學家，如德莫克利特、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歐幾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學巨人，他們都是學者型的，古希臘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學思辨中追求嚴密的演繹化系統的傾向。從泰勒斯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幾乎所有哲學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邏輯的推理規律問題，亞里士多德建立了一個嚴密的形式邏輯體系，接著歐幾里得又建立了數學史上第一個公理化系統的歐氏幾何體系，為近代科學理論體系的創立打下堅實的基礎。到16世紀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實驗和開放性技術體系，從而形成了近代科學技術結構。這種結構具有科學理論、科學實驗和技術三者之間的互相推動的循環加速機制，促進了科學技術革命。科學技術的發展強調理智的作用，重視知識的完善，科學家同時又是哲學家，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這就決定了西方科學思想特別發達，并且形成了智者傳統，他們善于構造科學理論體系，其影響直至今日。
〔參考文獻〕
〔1〕王亞麗.孟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楊天宇.禮記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蘇南注評.道德經［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第6篇：科技研究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科技獎勵制度，對比研究，中美
人才資源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對這種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增長社會財富的真正源泉。對人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不僅僅是將其投入生產線那么簡單，需要激發他們的能量。科技獎勵制度是一個完善的具有自組織能力的正反饋機制，最早對其運行規律進行研究的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指出：獎勵制度其模式的核心就是將它當作某種功能強化所導致的產物，是某種功能強化制度。這種強化大致可以從精神和物質層面去理解，從精神層面來考慮科技獎勵制度，沒有什么比達爾文所闡述得更加貼切了：“我對自然科學的熱愛……因為想得到我的自然科學家同行的尊重而大大加強。”從美國科技獎勵的實效來看，達爾文這種提法是及其符合科技事業發展的規律的，美國的科技大獎中，其中總統科學獎和總統技術獎沒有任何獎金，但由于其本身的巨大精神鼓舞而倍受科學研究者所追逐。從物質層面去理解科技獎勵制度的價值則更為容易：大部分科技工作是科技工作中謀生的一種手段，特別是很多專門科研機構工作人員更是如此，在科技領域的突破和獲得承認，為后續物質條件的改善以及其他物質生活方面會有重大改善畢業論文ppt，是推動科技人員積極投身于科技建設的動源。
1中美科技獎勵的制度差異
1.1 科技獎勵的體制差異
美國的科技獎勵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政府部門或總統名義設置的科技獎勵，如美國設有國家科學獎和國家技術獎作為政府的最高科技獎項，國家科學獎是美國最高的科學榮譽，由總統授予杰出成就的科學家；國家科學技術獎也是由總統授予促進就業、提高美國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工程技術人員。另一種是各行業、企業和個人設立的各種獨立的獎勵。如美國的科技咨詢機構（美國科學院）、專業協會、各種社會基金、科研研究所、大學學院等設立。這是美國獎勵制度的主體，所設立的獎項也基本覆蓋了科技領域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獎項，獲獎成果也代表了本學科和本領域的最高榮譽，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美國科學院獎[②]、美國工程院獎、美國物理學會獎和美國化學學會獎。他們之間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不呈現分層分布，各種獎勵獨立設置，不相互干擾，一種獎勵的承認不會影響到其他獎勵的參與，并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和激勵性。
中國的科技獎勵是由各級政府頒發的獎勵作為獎勵制度的主體，在絕大情況下，頒獎機構的行政級別決定了該獎在獎勵體系中得地位，如國家獎的效力大于省部獎，省部級獎勵效力大于地方獎，地方獎效力大于基層獎。獎勵的垂直型分布現象及其明顯。中國社會設獎種類也較為豐富，但是得獎無論是對科技工作者的效力還是獎勵本身的權威性都不被社會接受，特別是各種逐利團體和個人以各種名義設立的獎項幾乎沒有任何激勵意義，它們的存在只是為這些團體和個人取得各種評審費用和其他各種名目費用的手段。
1.2科技獎勵的效力差異
在美國，由于各行業、基金會、企業和大量慈善家設立了各種各樣的獎勵，根據劉澤芬等編的《國外科技獎勵制度》的介紹，美國除聯邦政府設立的國家科技獎勵之外，其余的獎勵都是由政府獎和民間獎構成，設獎最多的是全國性學會和協會，這些獎勵和政府頒發的獎勵一樣具備權威，能被科技界承認和認可，和少數的政府獎一起組成了極富有激勵功能的獎勵體系。
中國的國家層面的科技獎勵對科研人員來說，也具有極大的價值承認和認同免費論文。獲得國家級別的大獎是科學家或者身份和權威認同的方式。但是，除政府之外的科技獎勵系統沒有充分發揮其效力，這種狀況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影響力方面，都比政府獎勵相差甚遠。在1999年科技獎勵制度改革以前畢業論文ppt，國家獎勵曾經多達800余項，省部級獎勵高達1.2-1.4萬項之巨。[1]與此相對應的民間獎勵只有100多項，在獎勵力度和覆蓋范圍上遠遠不如政府獎勵。
1.3 在獎勵的對象方面
在美國，政府頒發的有影響的大獎如美國國家科學獎、國家技術獎等獎項的獎勵對象都是個人，獎勵的依據是獲獎者在所在領域所取得的貢獻和影響為衡量標準，由獨立的評審委員會組成的評審團評審得出。除政府之外，各民間團體如美國科學院、美國化學學會等頒發的各種獎勵，獎勵的對象都是依據獎勵個人在所在領域所做出的貢獻和影響。
在中國，科技獎勵的授予的對象絕大多數是科技成果。國家五大科技獎勵中除了數量極少的國家最高科技獎（每年不超過2人）和國家科技合作將（每年不超過5人）是針對人物之外，設獎數目較多（包括各種級別高或者低）的獎項都是針對項目。受國家層面獎勵規則的影響，各部委、省（直轄市）、基層單位所設立的科技獎勵基本上都是成果獎。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成果獎勵的比例占獎勵總數的90%以上。[2]
1.4科技獎勵資源分配方面
一般來說，科技研究可以根據研究的性質區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在兩者之間的關系上，是一個源本關系，基礎研究是源泉，沒有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就無法談起。從科技發展史來看，基礎研究的重大發現，往往能夠大大的推進科技發展與進步。正因為如此，美國對基礎理論研究的獎勵非常豐厚，據相關統計，美國1991年到2000年間，共有102位科學家活動國家科學獎，而獲得科技獎的科學家只有70位。[3]
相比之下，中國的基礎研究在整個國家的獎勵體系中所占比例較低。據統計，2002-2007年間，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和科學技術進步獎三大將共計1802項，自然科學獎只有177項。
1.5在對待年輕科學家獲獎問題方面
美國非常重視年輕科學家的培養，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重量級資助獎勵政策和制度，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青年科學家培養長效機制。美國設立了沃特曼獎、總統杰出青年學者獎等專門針對青年學者的獎勵，特別是總體杰出青年學者獎，對從事生物、醫學、物理等科技領域研究取得突出成績的青年科學家60名，每位得將人在未來五年內分期獲得NSF提供的高達30萬美元的研究資助。各種科研機構、基金會、私人慈善基金等也不遺余力的對年青學者進行資助。這些做法畢業論文ppt，對美國科學界吸引年青科技人才全身心投入科學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美國源源不斷的吸引發展中國家青年才俊的有效方式。
反觀中國，首先是針對年輕科學家培養的獎項缺乏，部分針對年青科學家的獎勵因為獎金額度較低，對年輕學者的吸引力不夠。而以項目為參評對象的評價體系青年學者往往做了較多的事情，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以年青科學家成果參與各大獎項的評比，雖然有陳智勇這樣的70后科學家稱為國家自然科學獲得者的個例，但整體較少在有影響力的大獎中有所斬獲。
二、中美科技獎勵制度的差異給我們啟示
由于中美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照搬美國的科技獎勵制度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但是作為世界的科技中心，美國在多領域的核心科技遠遠強于我們的現實基礎之上，對美國的科技制度的研究是很有意義和啟發價值的。
2.1 中國獎勵制度的體制健全方向
中國基于行政級別的主體獎勵評價體系存在很多的弊端，影響了獎勵制度的有效激勵，首先是區域科技水平發展不均衡，造成同一級別獎勵影響力不同。如一個科技成果在西部落后省份能獲得較高級別的獎勵，而在東部沿海甚至沒有入圍的希望；其次是行政化的獎勵級別勢必造成獎勵程序的行政化。在我國，候選人由所在部門按行政級別逐級上報，科技行政人員是審批的主要職責人，這種缺乏相應專業的評審者對申報人的行政級別和學術權威等外在條件對獎勵的評價，極大的影響了參評項目價值的認可。
科技獎勵主體的多元化，已經是各國獎勵制度發展的趨勢。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一群有實力和需求的經濟體和個人的出現，是引導民間資本參與獎勵的合適時機，扶持各種民間獎勵，規范民間獎勵的評審過程，逐步擴大民間獎在整個獎勵體系中得比例，更關鍵是提高民間獎的地位，將大部分應用研究的獎勵由政府轉移到民間，國家層面擴大基礎研究的獎勵，尤其是彌補國內獎勵對教育貢獻和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的缺失。
2.2 逐步提高獲獎的含金量
相比美國的科技獎勵制度，我國獎勵的特點是獎勵設立過多，各級行政機構重復設獎。1996年對現存獎勵有所精簡畢業論文ppt，但是還是數目巨大，特別是以項目為獎勵對象的獎勵制度，很多人因為行政權力、學術權威和個人關系，“搭便車”現象嚴重，獲得獎勵的名單很長，很多沒有潛心于科學研究的人因各種關系獲得獎勵，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獎勵的含金量。這種獎項設置過多，造成單項獎金數額較小，也造成獎勵的含金量有所不足。獎勵因其崇高性與稀缺性而對科學家產生吸引力，獎金額高才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力，激勵科技工作者向難度大、周期長的項目挑戰免費論文。目前的獎勵方式對獲獎者的激勵作用不足，在社會上產生的榮譽導向效果也有限，許多獲獎者更關注的是這些獎項背后的種種派生利益。
2.3 獎勵對象的調整
中國科技獎勵制度注重獎勵項目，而美國科技獎勵注重獎勵個人。JerryGaston認為，默頓實際上提出了一種假設，即只有當競爭機制以一種普遍主義的方式運行時，最能實現科學的建制目標。在普通主義的運行方式下，獎金的額度水平不會威脅到獎勵系統，只要資金的分配方式是獎勵優秀者。但如果獎金是按照人口或者按照比例方式分配，那么就會對獎勵系統造成消極后果。[4]所以說針對項目的獎勵在激勵效果上有較多的缺陷。嚴格來講，科技獎勵的本質就是獎勵對做出科技成果或者貢獻的個人和組織，不存在針對獎勵成果的科技獎勵。針對個人的獎勵也不會對整個團隊的進取心產生太大的影響，古語云“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在科技獎勵中仍然有借鑒意義。長期關注獎勵科學技術成果本身，而忽視了創造相關科學技術成果的人，這種“見物不見人”的獎勵，就可能抹殺了科學家的貢獻，降低了科技獎勵的影響力。
2.4引導將研究力量的轉移，形成合理的研究經費投入比例
基礎理論研究是科技發展之源，只有源遠才能流長。中國科技界要改變目前這種“輕基礎、重應用”急功近利的研究勢頭，通過加大對基礎研究的獎勵投入力度，對研究難度大、周期長的基礎理論研究予以扶持。引導高校、科研機構等事業單位的主要研究力量向基礎理論研究轉移畢業論文ppt，允許各種企業參與各種行政級別的評獎活動，將游離于科技獎勵制度以外的科研隊伍組織起來，鼓勵企事業單位自己投入科研經費和力量，建設自己所需要的應用型科研。同時，要加大應用型成果的針對性。
2.5 獎勵要重視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養與鼓勵
青年科技工作者既是科研工作的新生力量，代表著國家科技發展的未來，又是科技發展的中流砥柱。韋伯爾分布（歷史上重大科學成果獲得者即時年齡在年齡譜上的分布規律）表明，歷史上重大科學發現和重大科學成果的發明者大都是年齡在25—45歲之間，概率峰值是37歲。[5]而科研獎勵中的“馬太效應”不可避免的存在，尤其是中國行政化嚴重的評價體系中，各種越軌因素[6]（報獎者的名望、報獎者的以往獲獎記錄、職權大小、報獎者所在單位的名望、報獎者所在單位的職權大小、以及評委是報獎者、科研主管單位有人參與報獎項目等），使本應該受到獎勵的年青科學家敗在年長者手下，嚴重影響了科技獎勵的公正性，挫敗了年青科技工作者的研究積極性。故可以考慮在科技獎勵設置中強制性的設立年青科學家受獎比例，增加年青科學家專項獎勵，增強年青科學家的工作積極性，鞏固和增強這支隊伍的工作積極性。
參考文獻:
[1]新疆自治區科技成果管理辦公室.科技獎勵一科技獎勵制度的改革[DB/L].xjkjeg.eom，2007一06一05.
[2]阮冰琰.中外科技獎勵制度差異及啟示[J]，科技管理研究，2009.8
[3]高洪善.美國的國家科技獎勵及特點[J].中國科技獎勵,2002 (4): 72-75.
[4]GASTONJ, SONSW J. The RewardSystem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Science [M]. Inc. New York. 1978.
[5]仲偉綱.走進諾貝爾獎[J].自然辯證法研究, 1999 (5):65-69.
[6]劉愛玲.科技獎勵獲得中越軌現象探因[J].科學學研究，1997.9.
第7篇：科技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競技體操 核心期刊 現狀分析
中圖分類號：G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3）06（b）-0250-01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我國競技體操以九金直上紫禁之巔。中國體操完成了一次全能式的精神革新與實力飛躍，平了獨聯體在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上獨霸九金的紀錄，與前蘇聯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十金奇觀僅差一金。科學研究的每一次進步，都必將給技術的發展帶來深刻的變革，技術的進步必須伴隨科學理論的指導。我國競技體操從弱到強，從金牌為零到金牌大國的發展史就是最好的證明。
本文通過對2000—2008年我國中文體育類核心期刊競技體操科研論文研究現狀分析表明，目前我國在競技體操理論研究方面還不夠深人，這與我國在競技體操方面取得的成就不相對稱，若想繼續保持我國競技體操在世界體壇的領先地位，除了技術上精雕細刻外，必須在科研上狠下一番功夫，以達到理論指導實踐，實踐驗證理論的同步協調發展。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筆者以2000—2008年“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為查找范圍，以體育類核心期刊發表的256篇競技體操論文為研究對象，對所涉及的各期刊年的科研群體的結構特征、地域特征和科研論文的研究內容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根據對研究現狀的分析，歸納、總結了我國競技體操文獻的規律性特征。
2 競技體操科研群體的結構特征
2.1 年齡特征
按其數量上看，我國從事競技體操科研群體從30～45歲年齡段呈上升期，46～60歲開始呈下降期，60歲以上又有上升趨勢。其原因主要是：30～45歲年齡段的群體，精力充沛，對學術研究有較大的熱情，同時有提高自己技術職稱的需求，故對科研工作投入較大，發表的論文數量較多。而46～60歲及以后年齡段的群體，特別是60歲左右群體，面臨退休帶來的極度不適應，投入在科研上的時間和精力相對較少，論文數量越來越少。而60歲以后的群體退休后余暇時間較多，有一部分人又重新回到研究的工作中來。
2.2 性別特征
在統計的242人次中，其男性為151人次，占62.4%，女性有91人次，占37.6%。競技體操科研群體中男性人數遠遠高于女性，這與作者主體集中在高校，而高校又以男性教師較多有關，同時也與競技體操這個項目有關。另一方面因為女性的特質，家庭觀念比較重，致使女性的科研動力不足。關心和鼓勵女性群體從事科研工作已成為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2.3 職稱特征
中級和副高級職稱的在職人員會發表較多數量的論文，正高職在職人員明顯會很少。本文總結了以下幾點原因：（1）從事科研人員的群體對其的動機和認識產生偏差，科研和晉職產生概念化混淆。（2）評聘工作被政府和學校等的智能部門公式化：N篇文章就是一個教授。（3）崗位相應的業績考核缺乏，這樣晉升副教授的教師和晉升教授的副教授這樣技術職務的人數明顯增多，如果升到正高級，科研的自覺主動性自然而然的就會降低。
2.4 競技體操研究的地域特征
從競技體操文獻的地域分布情況及數量來看，現在中國競技體操科研整體水平較為落后，具有明顯的不均衡性，普及度也不高。首先，競技體操科研水平與該地區的經濟水平直接相關。經濟發達地區如：中國南方地區，以及華北、華中沿海地區競技體操科研水平較高。其次，競技體操文獻發表的不均衡性也體現了競技體操高競技水平的地區與自身競技體操科研實力的不匹配性，競技體操強省湖北、江蘇等，每年發表的競技體操科研成果都很有限。
2.5 競技體操研究的內容分析
我國競技體操科研內容主要集中在比賽分析與發展趨勢、訓練理論與方法、技術動作分析三個方面，對于規則分析、科學選材研究較少，對于競技體操的器械、營養與運動損傷、市場化產業化和裁判因素研究很少，這與我國現在競技體操所取得的輝煌成績不相協調。
3 結語
我國競技體操在2000—2008年間在核心期刊上的發表數量總體較少，主要集中在2004、2001和2005三個年份，自2004年以來有逐漸減少的趨勢。研究者多集中在41～45年齡階段的具有中級和副高級職稱的人員，其中男性明顯高于女性。
從競技體操文獻的地域分布情況及數量來看，現在中國競技體操科研整體水平較為落后，具有明顯的不均衡性，整個中國競技體操科研的陣地主要位于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中國南方地區，以及華北、華中沿海地區，且普及度不高。
我國競技體操科研內容主要集中在比賽分析與發展趨勢、訓練理論與方法、技術動作分析三個方面，占到68%。對于競技體操科學選材及市場化等方面的研究十分稀少。
4 建議
以上現象與當前競技體操可持續性發展不相適應，分析發現，盡管我國競技體操科研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績，但要保持技術水平穩定發展，繼續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在研究內容和方式上應多樣化、系統化，進一步促使競技體操科研規范化、制度化。各級政府、機關及高等院校應及時制定相關政策，正確引導科研群體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競技體操事業在世界上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并不斷向前發展。
參考文獻
第8篇：科技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觀摩課；危機；教學理念；目標；反思
觀摩課快速提高教師的教學功力具有積極意義。本文所說的觀摩課，一是指示范性的公開課，二是指極具表演性質的教學比賽課。這兩種課雖然指向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作用，即讓其他教師通過觀摩，學習教學，改進自己的教學行為。20世紀80年代，特殊的社會背景使廣大教師渴望看到高水平的教學，觀摩課應運而生。20多年來，觀摩課使許多教師得益，也使許多教師成名。于是，一種對觀摩課的迷信悄然產生，觀摩課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許多問題。隨著我國教育改革的深入，人們對觀摩課進行了更為理性的思考，如觀摩課的意義，觀摩課應該是常態的還是非常態的，觀摩課上學生的選擇是否科學，觀摩課上教師的表現是否真實，觀摩課的設計是否合理，觀摩課到底該不該存在，等等，但對與觀摩課相關的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還關注不夠。本文將跳出前述研究，聯系新的教育教學理念，冷靜地審視中小學觀摩課實踐，從觀摩課追求的目標、觀摩課評價、教育理念、形式與內容、聽課教師的追求等方面深刻分析觀摩課的危機，以期使觀摩課對教師教學功力的提高產生更為積極的作用。
危機之一：教師表演，觀摩課目標偏移
觀摩課表演性質濃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大多數人在認識這一問題時，主要關注的是任課教師在觀摩課上的表現真不真實，認為有的教師的教案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有的教師的觀摩課是師生多次操練的結果，幾乎所有的觀摩課都經過了極充分的準備，已經不是常態教學。這些問題的確存在。客觀地說，幾乎所有領域的演示和比賽都經過精心準備，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脫離了常態。因此，公開課和教學比賽“經過準備”應該是無可指責的。關鍵不在“準備”本身，而在“怎樣準備”。教學演示和比賽與其它領域的演示和比賽有所不同，在諸多不同中，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教學演示和比賽應重視“對話”，而其它領域的演示和比賽則更側重演示者和參賽者展現自己。如果教學演示和比賽在準備階段更多地著眼于教師個人的展示而忽視了“對話”，甚至經過“排練”搞假對話，那么，這種教學演示和比賽絕對是失真的。我們應該認識到，任何教學行為后面都有特定的教育觀念。教師的教育教學觀念決定著教師在觀摩課上的表現，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教師認為課堂教學的中心是教師，就會把觀摩課的中心確定為教師的表演。反之，如果教師認為課堂教學的中心是學生，自然會淡化教師的表演，強化學生在課堂上的真實表現。在觀摩課“不真實”的背后，任課教師在追求失真的表演的過程中對學生發展的忽視，才是觀摩課“表演的目標追求”所隱含的最嚴重的危機。這是因為，當今方興未艾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標就是“一切為了學生的發展”。在課堂教學中，學生不僅要學習知識，發展思維能力，學會學習，更重要的是要在教師人格力量的感召下，樹立正確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進而學會做人。在“失真”甚至是弄虛作假的觀摩課上，在教師威信和人格力量喪失的過程中，師生關系走向疏離，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的發展會受到無形的損害，這與課程改革的精神是相悖的。
危機之二：評委水平，觀摩課評價失當
觀摩課的評價問題，關系到觀摩課任課教師的發展，也關系到對觀摩教師的引導。能否很好地利用觀摩課這一教育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觀摩課的評價。通常，觀摩課的評價通過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是評委對公開課的總結和評價，二是評委對參賽課的評獎。一般說來，觀摩教師往往把評委評價高的課和獲獎課看作優質課，將其作為自己改進教學的重要參考。因此，評委的水平對能否很好利用觀摩課這一教育資源關系重大。然而，在各類觀摩課的評委中，相關的專家偏少，具有一定行政職務的官員則偏多。客觀地說，行政級別的高低，并不與評課水平的高低成正比。有的官員恰好是某方面的專家，其作為相關學科教學的評委是無可非議的；但不同的學科具有不同的知識體系，教法也有很大差異，因此，跨學科評課有很大的局限性，容易有失公允，而有失公允的評價對任課教師和觀摩教師產生的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部分學科專家在評價該學科的觀摩課時也存在有失公允的問題，這是觀摩課評價長期存在的問題。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教學評價本身有一定的難度。優質課的標準是什么？這是一個理論和實踐的難題。評課的困難在于評價者的教育觀念、學識水平、課堂教學習慣等都會對教學評價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此外，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迅速推進的今天，教育教學新理念不斷出現，評價者的教學理念如何與時俱進，關系到觀摩課評價的質量。如果用昨天的理念來評價今天的教學，那么，觀摩課非但不能對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起積極作用，甚至還會起消極作用。其次，在觀摩課評價方面，有一個問題長期被忽視了，那就是評委的關注點。在絕大多數觀摩課上，更多的評委關注的是教師的表演，忽視了學生的反應。這一點，從評委選擇的座位位置就可以看出。在觀摩課上，評委往往坐在第一排，面對授課教師而背對學生。這種位置選擇，隱含著評委對課堂中心不盡正確的認識。國外教師聽課更關注學生的反應，而中國教師聽課則更關注教師的表演。在“課堂教學以學生為中心”的今天，中外聽課的區別值得評委們深思。再次，新的課程理念強調“過程比結果更重要”，這就要求評委在評課時要注重評價教學的過程。遺憾的是，在評價觀摩課時，評委們更關注“教師是否設計了某項教學活動”，如果有此設計，此項可得分。至于實施這一教學設計的過程如何，評委們就很少關注了。以一次小學語文教學為例。觀摩課上，教師先演示漢字書寫筆順，然后要求學生按要求練習書寫。學生在自己寫字的過程中，倒筆順問題很突出，任課教師卻并未對此進行檢查和輔導，而是在講臺上靜等學生寫字。在場的評委也無一人巡視學生書寫。評委最后根據“有學生動手環節”而給教師打了較高的分數。其實，從教學效果來看，最重要的不是有無某教學環節，而是教師實施教學環節的過程。觀摩課評價所隱含的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危機之三：追求完整，教學理念滯后
目前，觀摩課存在著追求完整的傾向。這方面的問題不是出在對“完整”的追求本身，而是出在對“完整”的理解問題上。以往，大多數教師對課堂教學“完整”的理解是完整地解決一個或幾個問題，而這種解決又是追求讓學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于是，觀摩課上追求一個個問題的答案的得出，有些教師在觀摩課即將結束時問學生“還有什么問題”，學生若表示“沒有問題了”或沉默，教師就會帶著一種“完成了教學任務”的滿足感結束觀摩課。觀摩課上“去問題教學”盛行，與教學新理念背道而馳。所謂“去問題教學”，是指“學生沒有問題走進教室，沒有問題走出教室”①。“去問題教學”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受到質疑的做法。這是因為，21世紀的教育把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放在重要位置，這是全世界教育界的共識。我們知道，問題是創造的前提。基于此，教育界的有識之士倡導“以問題為紐帶的教育”。所謂“以問題為紐帶的教育”是指“學生帶著問題走進教室，帶著更多的問題走出教室”②。在這種新的教育理念下，觀摩課作為一種用以指導教師提高教育教學水平的途徑，是否應該質疑“解決問題
觀摩課追求解決問題的完整性，自然帶來了另一個問題，即以課堂提問代替探究性教學和研究性學習。由于探究性教學和研究性學習關注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因而這樣的教學不利于體現傳統意義上的“教學的完整性”。目前，觀摩課有一個動向，即在陳舊的教育教學觀念指導下進行“探究式教學”，引導學生進行“研究性學習”，堅持傳統意義上的“教學的完整性”。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有一個重要的亮點，就是由關注教師的教轉變為關注學生的學。探究性教學和研究性學習正是著眼于學生的學，而探究和研究的過程，應是學生不斷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而且允許存疑。但是，由于觀摩課長期以來形成的“把展示教師的教放在第一位”的錯誤認識很難根除，以“解決問題”為宗旨的“教學的完整性”追求很難改變，因此，在觀摩課上出現了以教師提問代替學生探究的現象，并將這樣的課冠之以“探究性教學”或“研究性學習”。說到底，還是“教師中心”的觀念在作祟。這種名不符實的觀摩課，對教師的引導是最危險的。危機之四：形式主義，觀摩課的歧途
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由于觀摩課評價過分強調對任課教師教學行為的量化（這在觀摩課的評分標準中可見一斑），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觀摩課對形式的追求和對“質”的忽視，具體表現為以形式的熱鬧與否評判觀摩課的好壞，使觀摩課走入歧途。觀摩課的形式主義首先表現在多媒體的使用上。使用多媒體成為當今觀摩課必備的項目，在科技發展，教學手段更新的今天，這本無可非議，然而，這項規定忽視了對多媒體使用“質”的要求。于是，為了在“多媒體使用”一項獲得高分，許多任課教師無視學科和教學內容的特點，過多使用多媒體，使多媒體這種教學的輔助手段成為主要教學手段，錄音、錄像、投影、圖片、影視片段、文字展示輪番出現，學生無暇顧及文本（而文本恰恰是學生課內學習的最重要材料）。語文觀摩課上，中國詩歌所特有的、給讀者留下豐富想象空間的、具有模糊性特征的“意境”，在多媒體課件中成為確定的、清晰的畫面（盡管有的畫面很優美）。數學觀摩課上，本該用粉筆書寫，引導學生思考及體驗過程的證明，變成了清晰規整、現成的課件展示，過早地把結果展示給學生。這樣的多媒體教學，不僅背離了學科特點，也違背了教學規律，更限制了學生思維的發展。
觀摩課形式主義的另一表現是追求課內學生活動的熱鬧，忽視學生活動的“質”。讓學生廣泛參與教學，這是全世界教育教學改革的共識，也是廣大教師的實踐，但是，任何一個教學環節都應該是有目的的。教師在設計教學時，應該追問并明確每一個教學環節的目的，而教學環節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讓學生學有所得，使學生得到發展”，背離這一點的教學環節絕對是無意義的。例如，《泰坦尼克號》（初中課文）的一次觀摩教學在電影《泰坦尼克號》凄婉的主題歌中開始，和著主題歌，教師介紹了電影《泰坦尼克號》梗概。然后，要求學生在預習的基礎上分角色表演。三個學生上臺，一個扮演男主角，一個扮演女主角，一個擔任旁白。這一表演，只有三個學生參與，且歷時近20分鐘（將近半節課）。由于幾乎所有的學生都看過電影《泰坦尼克號》，加之學生的表演與電影反差太大，除三名臨時演員外，其余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很消極。表演結束后，教師播放與課文相關的電影片段，要求學生比較同學的表演與電影演員的表演，課堂討論頓時熱烈。之后，教師要求學生就課文片段的理解發表自己的看法，學生發言的積極性一般。最后，教學在電影主題曲中結束。這一教學案例，就教學環節來說，有音樂、有錄像、有表演、有討論，形式十分熱鬧。但是，45分鐘里，“有效環節”所占比例是很低的。學生閱讀、思考文本的時間幾乎為零，學生的發言脫離文本、海闊天空。從“欣賞”的角度講，學生既沒有在占時很多的、極少數學生參與且表演藝術性很差的“課堂劇”中受到美的熏陶，也沒有理解影視欣賞的最基本要領，更無暇體會《泰坦尼克號》影視劇本中環境描寫語言的優美。從教學設計的流暢性來看，近20分鐘的課堂表演所造成的大部分學生的消極情緒，使教學過程松散。然而，類似的觀摩課卻由于其形式熱鬧最終獲得高分。
危機之五：模仿多于反思，聽課教師的誤區
從觀摩課實踐中反映出來的一個突出現象是：絕大多數聽課教師更多的是懷著學習和模仿的心理來聽課的。這種心理的外在表現是，聽課教師選擇的座位往往是教室的最后一排，聽課時面對執教教師，而學生背對聽課者。然而，大部分聽課者只對教師的表演感興趣，對學生的反應并不關注。在聽課的過程中，很少有聽課者考慮到以恰當的方式了解學生的學習過程和反應，幾乎所有的聽課者都只顧埋頭記筆記，記下教師的每一個教學環節、每一句話（如果可能的話），部分教師甚至照搬觀摩課的教學設計用于自己的教學。其實，聽課者的教育觀念決定著聽課的質量。懷著舊觀念去聽新教學，會導致聽課者聽課的感覺錯位，難怪有的聽課教師抱怨聽新課程理念下的課“學不到東西”（因為教師講得少，學生做得多）。當前，反思性教學理論對教師專業化和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反思性教學理論提倡教師應成為學者，并將“反思”作為教師的重要素質之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要求教師能夠培養學生反思的意識和能力。很顯然，缺乏反思意識的教師不可能成為學者，更不可能培養學生的反思意識和能力。
在聽觀摩課的問題上，教師應意識到，聽課最重要的不是學到了什么，而是思考了什么。教學設計沒有“頂峰”，更不存在適用于一切學生的教學設計。觀摩課對一個教師來說，只是研究教學的一個“案例”，而不是一個供模仿的“范例”。模仿往往聽一課會一課，而反思才能總結出規律，擴大觀摩課對教學的指導意義。模仿受制于觀摩課的質量，而反思則能使聽課教師從一切觀摩課中真正有所收獲。由于部分聽課教師對這一點認識不足，導致他們雖然聽過不少觀摩課，但其教學水平并未有明顯提高，有些教師甚至走了彎路。相當一部分聽課教師之所以重模仿而輕反思，是因為教師中存在著重實踐、輕理論的傾向，誤以為理論是空洞的，直接從實踐中學習更實際。事實上，缺乏一定的理論指導，就不可能高質量地評課，甚至無法準確辨別觀摩課的優劣，陷入“盲目模仿”的境地。在盲目模仿的過程中，教師教學水平的發展是十分緩慢的，只有提高教師的教育理論水平，才能使觀摩課在提高教師教學水平方面步入良性循環。
觀摩課作為提高教師教學水平的一條途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自身的優勢。然而，觀摩課的優勢能否很好地發揮，有賴于我們認真思考觀摩課存在的種種危機，從而找到走出危機的道路。要使觀摩課在指導教師教學方面步入良性循環，不僅需要教育教學研究者們的努力，也需要觀摩課的執教者、聽課者、評課者共同做出努力。只有這樣，觀摩課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促進教師的專業化發展。
第9篇：科技研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計算科學主要講述了一種科學的思想方法，計算科學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識它的發展主線、學科分支、還有計算科學的特點、發展規律和趨勢。
引言：隨著存儲程序式通用電子計算機在上世紀40年代的誕生，和計算科學的快速發展以及取得的大量成果。計算科學這一學科也也應運而生。《計算科學導論》正如此書的名字，此書很好的詮釋了計算科學這一學科，并且指導了我們應如何去學好這一學科。使得我們收獲頗多。并且讓我深深的反思了我的大學生活。正如趙老師書中所講的：“計算科學是年輕人的科學，一旦你選擇了計算科學作為你為之奮斗的專業類領域，就等于你選擇了一條布滿荊棘的道路。一個有志于從事計算科學研究與開發的學生，必須在大學幾年的學習中，打下堅實的基礎，才有可能在將來學科的高速發展中，或在計算機產品的開發和快速更新換代中有所作為。
一什么是計算科學和它的來歷
計算科學主要是對描述和變換信息的算法過程，包括其理論、分析、設計、效率分析、實現和應用的系統研究。全部計算科學的基本問題是，什么能（有效的）自動運行，什么不能（有效的）自動運行。本科學來源于對數理邏輯、計算模型、算法理論、自動計算機器的研究，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的后期。
隨著存儲程序式通用電子計算機在上世紀40年代的誕生，人類使用自動計算裝置代替人的人工計算和手工勞動的夢想成為現實。計算科學的快速發展以也取得大量成果，計算科學這一學科也也應運而生。
二計算科學的發展
a、首先先介紹圖靈機
圖靈機的發明打開了現代計算機的大門和發展之路。圖靈機通過一條兩端可無限延長的袋子，一個讀寫頭和一組控制讀寫頭的（控制器）組成它有一個狀態集和符號集，而此符號集一般只使用0和1兩個符號。而就是這個簡潔的結構和運行原理隱含了存儲程序的原始思想，深刻的揭示了現代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的核心內容。現在通用的計算機是電子數字計算機，而電子數字計算機的發展是建立在圖靈機的基礎之上。他的二進制思想使計算機的制作的簡化成只需兩個穩定態的元器件。這在今后的計算機制作上無論是二極管或集成電路上都顯示了明顯的優越性。
b、計算機帶動的計算學科
1946年隨著現代意義上的電子數字計算機ENIAC的誕生。掀起了社會快速發展的嶄新一頁。計算機工作和運行就擺在了人們的面前。
1、計算機語言
我們要用計算機求解一個問題，必須事先編好程序。因此就出現了最早的機器指令和匯編語言。20世紀50年代后，計算機的發展步入了實用化的階段。然而，在最初的應用中，人們普遍感到使用機器指令編制程序不僅效率低下，而且十分別扭，也不利于交流和軟件維護，復雜程序查找錯誤尤其困難，因此，軟件開發急需一種高級的類似于自然語言那樣的程序設計語言。1952年，第一個程序設計語言ShortCode出現。兩年后，Fortran問世。作為一種面向科學計算的高級程序設計語言，Fortran的最大功績在于牢固地樹立了高級語言的地位，并使之成為世界通用的程序設計語言。Algol60的誕生是計算機語言的研究成為一門科學的標志。該語言的文本中提出了一整套的新概念，如變量的類型說明和作用域規則、過程的遞歸性及參數傳遞機制等。而且，它是第一個用嚴格的語法規則——巴科斯范式（BNF）定義語言文法的高級語言。還有用于支持結構化程序設計的PASCAL語言，適合于軍隊各方面應用的大型通用程序設計語言ADA，支持并發程序設計的MODULA-2，支持邏輯程序設計的PROLOG語言，支持人工智能程序設計的LISP語言，支持面積對象程序變換的SMALLTALK、C等。
2、計算機系統和軟件開發方法
現代意義上的計算機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計算機了而也包括了軟件（系統軟件、應用軟件）。各種各樣的軟件使得計算機的用途大大增強。而軟件開發也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和發展方向。軟件開發的理論基礎即是計算模型。隨著計算機網絡、分布式處理和多媒體的發展。在各種高級程序設計語言中增加并發機構以支持分布式程序設計，在語言中通過擴展繪圖子程序以支持計算機圖形學程序設計在程序設計語言中已非常的流行。之后，在模數/數模轉換等接口技術和數據庫技術的支持下，通過擴展高級語言的程序庫又實現了多媒體程序設計的構想。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并行計算機和分布式大規模異質計算機網絡的發展又將并行程序設計語言、并行編譯程序、并行操作系統、并行與分布式數據庫系統等試行軟件的開發的關鍵技術依然與高級語言和計算模型密切相關，如各種并行、并發程序設計語言，進程代數，PETRI網等，它們正是軟件開發方法和技術的研究中支持不同階段軟件開發的程序設計語言和支持這些軟件開發方法和技術的理論基礎----計算模型
3、計算機圖形學
在計算機的硬件的迅速發展中。隨著它的存儲容量的增大，也掀起了計算機的巨大改革。計算機圖形學、圖像處理技術的發展，促使圖形化界面的出現。計算機圖形學是使用計算機輔助產生圖形并對圖形進行處理的科學。并由此推動了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計算機輔助教學（CAI）、計算機輔助信息處理、計算機輔助測試（CAT）等方向的發展。圖形化界面的出現，徹底改變了在一個黑色的DOS窗口前敲代碼輸入控制命令的時代。同時也成就了一個偉大的公司Microsoft。
4、計算機網絡
隨著用戶迫切需要實現不同計算機上的軟硬件和信息資源共享。網絡就在我們的需求中誕生了。網絡的發展和信息資源的交換使每臺計算都變成了網絡計算機。這也促進計算機的發展和廣泛應用。
三計算機學科的主線及發展方向
圍繞著學科基本問題而展開的大量具體研究，形成學科發展的主流方向與學科發展主線和學科自身的知識組織結構。計算學科內容按照基礎理論、基本開發技術、應用以及他們與硬件設備聯系的緊密程度分成三個層面：
1、計算科學應用層
它包括人工智能應用與系統，信息、管理與決策系統，移動計算，計劃可視化，科學計算機等計算機應用的各個方向。
2、計算科學的專業基礎層
它是為應用層提供技術和環境的一個層面，包括軟件開發方法學，計算機網絡與通信技術，程序設計科學，計算機體系結構、電子計算機系統基礎。
3、計算科學的基礎層
它包括計算科學的數學理論，高等邏輯等內容。其中計算的數學理論涵蓋可計算性與計算復雜性理論形式語言與計算機理論等。
四計算機的網絡的發展及網絡安全
(1)計算機網絡與病毒
一個現代計算機被定義為包含存儲器、處理器、功能部件、互聯網絡、匯編程序、編譯程序、操作系統、外部設備、通信通道等內容的系統。
通過上面定義，我們發現互聯網絡也被加入到計算機當中。說明了網絡的重要以及普及性。21世紀是信息時代。信息已成為一種重要的戰略資。信息科學成為最活躍的領域之一，信息技術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現在互聯網絡已經廣泛應用于科研、教育、企業生產、與經營管理、信息服務等各個方面。全世界的互聯網Internet正在爆炸性的擴大，已經成為覆蓋全球的信息基礎設施之一。
因為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與應用，我們各行各業都在使用計算機。信息安全也顯得格外重要。而隨著計算機網絡的發展，計算機網絡系統的安全受到嚴重的挑戰，來自計算機病毒和黑客的攻擊及其他方面的威脅也越來越大。其中計算機病毒更是很難根治的主要威脅之一。計算機病毒給我們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損失是刻骨銘心的，譬如1999年爆發的CIH病毒以及2003年元月的蠕蟲王病毒等都給廣大用戶帶來巨大的損失。
我們想更好的讓計算機為我們服務，我們就必須很好的利用它，利用網絡。同時我們也應該建立起自己的防護措施，以抵抗外來信息的侵入，保護我們的信息不受攻擊和破壞。
(2)計算機病毒及它的防范措施：
計算機病毒是一組通過復制自身來感染其它軟件的程序。當程序運行時，嵌入的病毒也隨之運行并感染其它程序。一些病毒不帶有惡意攻擊性編碼，但更多的病毒攜帶毒碼，一旦被事先設定好的環境激發，即可感染和破壞。
<一>、病毒的入侵方式
1．無線電方式。主要是通過無線電把病毒碼發射到對方電子系統中。此方式是計算機病毒注入的最佳方式，同時技術難度也最大。可能的途徑有：①直接向對方電子系統的無線電接收器或設備發射，使接收器對其進行處理并把病毒傳染到目標機上。②冒充合法無線傳輸數據。根據得到的或使用標準的無線電傳輸協議和數據格式，發射病毒碼，使之能夠混在合法傳輸信號中，進入接收器，進而進人信息網絡。③尋找對方信息系統保護最差的地方進行病毒注放。通過對方未保護的數據鏈路，將病毒傳染到被保護的鏈路或目標中。
2．“固化”式方法。即把病毒事先存放在硬件（如芯片）和軟件中，然后把此硬件和軟件直接或間接交付給對方，使病毒直接傳染給對方電子系統，在需要時將其激活，達到攻擊目的。這種攻擊方法十分隱蔽，即使芯片或組件被徹底檢查，也很難保證其沒有其他特殊功能。目前，我國很多計算機組件依賴進口，困此，很容易受到芯片的攻擊。
3．后門攻擊方式。后門，是計算機安全系統中的一個小洞，由軟件設計師或維護人發明，允許知道其存在的人繞過正常安全防護措施進入系統。攻擊后門的形式有許多種，如控制電磁脈沖可將病毒注入目標系統。計算機入侵者就常通過后門進行攻擊，如目前普遍使用的WINDOWS98，就存在這樣的后門。
4．數據控制鏈侵入方式。隨著因特網技術的廣泛應用，使計算機病毒通過計算機系統的數據控制鏈侵入成為可能。使用遠程修改技術，可以很容易地改變數據控制鏈的正常路徑。
<二>病毒攻擊的防范的對策
1．建立有效的計算機病毒防護體系。有效的計算機病毒防護體系應包括多個防護層。一是訪問控制層；二是病毒檢測層；三是病毒遏制層；四是病毒清除層；五是系統恢復層；六是應急計劃層。上述六層計算機防護體系，須有有效的硬件和軟件技術的支持，如安全設計及規范操作。超級秘書網
2．嚴把收硬件安全關。國家的機密信息系統所用設備和系列產品，應建立自己的生產企業，實現計算機的國產化、系列化；對引進的計算機系統要在進行安全性檢查后才能啟用，以預防和限制計算機病毒伺機入侵。
3．防止電磁輻射和電磁泄露。采取電磁屏蔽的方法，阻斷電磁波輻射，這樣，不僅可以達到防止計算機信息泄露的目的，而且可以防止“電磁輻射式”病毒的攻擊。
4．加強計算機應急反應分隊建設。應成立自動化系統安全支援分隊，以解決計算機防御性的有關問題。
很多公司都有因為電腦被入侵而遭受嚴重經濟損失的慘痛經歷，不少普通用戶也未能避免電腦被破壞的厄運，造成如此大損失的并不一定都是技術高超的入侵者所為，小小的字符串帶給我們的損失已經太多。因此，如果你是數據庫程序開發人員、如果你是系統級應用程序開發人員、如果你是高級計算機用戶、如果你是論壇管理人員......請密切注意有關字符漏洞以及其他各類漏洞的最新消息及其補丁，及時在你的程序中寫入防范最新字符漏洞攻擊的安全檢查代碼并為你的系統安裝最新的補丁會讓你遠離字符帶來的危險。經常殺毒，注意外來設備在計算機上的使用和計算機對外網的鏈接。也可以大大有效的避免計算機被攻擊。
五總結
在學了計算科學導論之后，讓我更深入的了解了我將來要從事的學科。計算科學導論指導著我們該怎么學習計算機。讓我更清楚的知道我們信息安全專業的方向。正如計算科學這座大樓一樣，在不斷的成長。信息安全也必將隨著網絡的進一步發展而更多的被人們重視。總之學習了這門課之后讓我受益匪淺，也知道自己應該好好努力，爭取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有所成就。
參考文獻：
1、《計算科學導論》（第三版），趙志琢著，科學出版社2004版
2、《計算機病毒分析與對抗》傅建明彭國軍張煥國編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