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研判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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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意識形態研判報告范文
體育與健康學院黨總支貫徹落實《關于報送2020年第四季度意識形態和安全穩定形勢分析研判報告的通知》，學院領導班子對學院內的意識形態風險點進行分析和排查，切實維護學校的安全維穩工作。
一、意識形態陣地管理
對自身的心理體育與健康學院的意識形態陣地管理相對于學校內的其他學院有特殊性，因學生均住于廣西師范大學雁山校區，在師大校園內進行陣地建設較為困難。但在廣西師范大學的協同管理之下，學生受安全防范、生活指導等方面的教育宣傳程度能保持與廣西師范大學學生保持同步。在線上意識形態陣地建設方面，學院每學期按照學校要求進行新媒體平臺信息登記，和學生進行詢問排查有無在校園內出現一些不良的微信、QQ群。
1、新媒體和自媒體平臺管理
形勢研判：在師生及輿情員的監督下新媒體和自媒體平臺出現意識形態和安全穩定問題的威脅可能性小。
風險點：學生加入一些傳播不良信息的群聊，受不良信息危害。
解決辦法：定期通過學生輿情員了解學生近期思想動態。
2、學生參與社團的管理
形勢研判：學生參與漓江學院各社團的情況較其它學院數量較少，部分學生會參加師大的社團活動，出現意識形態和安全穩定問題的威脅可能性小。
風險點：學生參與師大的社團，學院缺少了解和監管。
解決辦法：目前體育與健康學院在匯總統計學生在師大參與各類社團及成為學生干部的情況。指派社團聯干部與團總支學生會成員協助關注該部分學生群體。
二、師生教育教學管理
體育與健康學院把安全維穩工作實抓細抓落地，按學校規章管理制度做好師生教育教學管理工作。
1、對于教師教學管理和師資隊伍建設方面
形勢研判：目前教師教學管理出現意識形態和安全穩定問題的威脅可能性小。
風險點：外聘教師的監管問題、新入職教師監管問題。
解決辦法：體育與健康學院每學期定期召開外聘教師交流會議，同時嚴格外聘教師任課資格審查，各教研室定期開展查課活動，每學期開展學生交談會議，了解老師上課情況。
加強黨總支委員對新入職教師的溝通工作，指派黨總支委員一對一了解新入職教師的思想動態和工作生活，促新進員工較好的適應工作，了解述求。
2、對于學生教育管理方面
形勢研判：學生管理工作時刻不能松懈，隨著冬季到來，學生宿舍內的違紀行為照以往會上升，需進一步加強學生宿舍的管理。
風險點：學生不服從管理在師大雁山校區違紀，給漓江學院帶來不良影響。
對策措施：輔導員通過周末晚例會，每周各年級統一主題開展教育活動，從2020年6月份至今體育與健康學院在符合廣西師范大學及疫情防控的要求之下，一直堅持每周線下課堂晚例會，對于畢業班學生每周一直堅持線上晚例會，做到學生日常教育的全覆蓋和重質量。
三、對于特殊群體的管理
體育與健康學院建立《特殊關注及跟蹤人群臺賬》，對可能引起和發生問題的學生或已經發生問題的學生情況進行記錄，提醒輔導員定期關注該部分學生并談心談話，對于已發生處理的事件問題對處理辦法進行記錄，吸取成功經驗。
形勢研判：目前體育與健康學院特殊群體中首要需要處理的是“趙鳳嬌”事件。趙鳳嬌于2020年6月份在上課時被同班同學的鉛球砸到腰部，該生哥哥在向學校索取賠償，賠償金額加醫藥費約為2萬，并且該生哥哥認為此次事件為校園安全事故，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教師在上課時已做好安全提醒，砸人學生未按老師要求砸球，并且出現脫手。
風險點：趙鳳嬌及其家長因在校被鉛球砸傷來學校引起沖突和社會不良影響。
對策措施：目前體育與健康學院正在積極的和砸人和被砸學生及家人溝通，已通過黨政事務部與法律顧問，在趙鳳嬌的和解協議上進行修改完善。在處理這一事件上如能和解是最好，如果被砸學生不支持和砸人學生的和解協議，則下一步走法律訴訟程序。
四、對于輿情的管理
建立《體育與健康學院輿情事件臺賬》。自2019年5月份起，體育與健康學院對每月學院發生大小輿情事件進行記錄，了解事件處理辦法、引起原因、造成后果，不斷的在事件中吸取經驗，加強學生輿情管理，同時設置各班級年級輿情員，輿情員教師，學生輿情員為各班各年級心理委員，輿情員教師為郭時駿。
形勢研判：體育與健康學院發生重大輿情事件的可能性較小，但小范圍的輿情事件發生可能性較大，近期需要多方面關注、了解學生生活學習。
風險點：體育與健康學院教職工目前處于兩地辦公的情況，學生與輔導員、老師之間的溝通較其它學院來說有一定不便，學生突發輿情事件的反應可能會較慢，在醞釀、發酵中的輿情事件可能不易發現。
對策措施：繼續發揮宿舍黨小組作用，了解學生宿舍生活。同時結合輔導員查寢，班級輿情員關注、宿舍長QQ群，多方面、多渠道了解學生出現的問題。
五、轉設期間的焦點問題
體育與健康學院相對其它學院師生對于專設的關注度明顯較高，主要原因為體育與健康學院學生均住于廣西師范大學雁山校區，大量外聘老師來自廣西師范大學，專設問題更加密切的聯系到了學院內老師的教學和學生的生活。
形勢研判：對于學生方面，各年級輔導員已經收集了學生的問題，輔導員們統一口徑對于能回答的問題進行了統一回答，學生目前尚未有發生不良輿情和行為的趨勢。教職工方面，目前教職工對于轉設的關注度較高，但尚未有發生不良輿情和行為的趨勢。
風險點：教師因轉設而離職，學生因轉設發表負面言論。
對策措施：學校方有對轉設下發的新信息新精神做好傳達工作，和師生傳遞“轉設只會越轉越好”的積極心理，收集師生轉設意見和疑問。
第2篇：意識形態研判報告范文
按照XXX要求，XX黨委現將意識形態風險隱患排查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
(一)加強對意識形態的領導。
成立意識形態領域風險隱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工作領導小組，明確職能職責，落實人員責任，加強學習教育，引導全體干部職工要充分認識開展風險隱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的重要意義，建立意識形態工作長效機制，即查即改，不留死角，不留盲區，將風險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領導小組嚴格履職盡責，對排查發現的問題，狠抓整改。對工作不落實，排查整治不力，敷衍作假的，進行通報批評;對發生責任事故的，嚴格追責問責。
(二)隱患排查情況。
一是嚴格黨員干部紀律約束。加強對全體干部職工特別是黨員干部的管理和教育，教育黨員干部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帶頭抵制生活中、朋友圈的各類謠言，嚴禁在手機朋友圈造謠傳謠，對在公共場合中發表同中央精神相違背的言論，非議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及重大決策部署，散布傳播政治謠言的黨員干部依法嚴肅查處。
二是加強輿情監控。成立網絡輿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加強對涉及衛生計生領域的重大輿情監控，對可能涉嫌發生重大輿情的，相關科室要第一時間介入，并及時向領導小組匯報，迅速展開輿情事件調查和處置工作，及時掌握輿情動態，加強輿情會商和研判預警，控制輿情態勢，嚴格把握信息工作。
三是管控好信息傳播途徑。加強本系統內外網管理，嚴禁利用內外網、傳播各類損害意識形態安全的信息，通過增加監控軟件、硬件防火墻等設備，截斷傳播途徑，發現相關隱患及時處理。
四是管控好信息審核關。加強對意識形態領域各類信息的審核和把關，及時發現問題和隱患，切實把控好“出口關”。
(三)總體評價
總體判斷，XX能夠深入學習貫徹XXX精神,堅決貫徹落實XX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決策署，強化意識形態主體責任,加強意識形態陣地管理,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深入分析研判意識形態領域形勢。通過對意識形態責任制落實情況分析認為,目前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總體向上向好,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落實比較到位。黨委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堅強有力，中心組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踐行和普及、網上輿論陣地管控、對外宣傳和基層文化陣地建設、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等意識形態工作領域取得明顯成效。
二、存在問題
個別部門、人員對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性認識不足。有些人認為意識形態工作離我們距離尚遠，無需操心;有些領導干部忽視了意識形態工作的協調發展，在理論武裝、干部教育等方面投入不足，把大量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到業務工作中，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投入較少;管理不到位，不善于研究解決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
三、改進措施
(一)勇于擔責，補齊責任短板
要“高處”發力。全面貫徹落實《黨委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細則》，建立同心同向、同頻共振的工作格局。
(二)夯實基礎，補齊保障短板
要加強制度建設，推動已有規章制度落細落小落實，確保意識形態工作有章可循、有規可依、高效落實。要配齊配強宣傳委員、宣傳干事，加大培訓力度，通過全員輪訓、專項進修等方式，提高基層宣傳干部業務素養。
第3篇：意識形態研判報告范文
關鍵詞：大數據；大數據工程；意識形態安全
一、大數據對意識形態領域產生革命性影響
馬克思在很早的時候便注意到了科學技術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密切關系。他在《資本論》中論述了自然科學通過技術與人的社會生活、特別是精神生活的內在聯系，認為：“技術會揭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根據的觀點，雖然科學技術本身不屬于意識形態范疇，可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意識形態的變化具有深刻影響。大數據不僅是指體量巨大、結構復雜、類型多樣、高速變化、真實質差的數據集合，而且也是一種現代技術，其對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了一系列革命f生影響。
1.大數據技術成為把握受眾思想動態的重要手段
近年來，伴隨著互聯網、物聯網、三網融合、云計算等IT技術與數字電子技術、無線技術及光纖通信技術等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數據呈“井噴”狀態，這其中就包含著大量反映受眾思想動態的數據。意識形態工作者運用數據采集技術全方位大縱深地獲取源于不同信息載體的反映受眾思想動態的數據，運用數據存儲技術，將類型多樣、結構復雜的數據轉換為單一的或是便于處理的結構，運用數據清洗技術對內容殘缺、重復冗余、過時失效以及帶有隨機噪聲、孤立噪聲等問題的數據進行清洗，運用數據分析技術對清洗后的可信賴數據進行關聯分析，在此基礎上建立反映受眾思想動態的模型，進而達成對受眾思想動態的準確認知和把握。很明顯，大數據技術成為了意識形態工作者把握受眾思想動態的手段。
2.大數據思維改變了意識形態傳統決策模式
大數據不僅是指體量巨大、類型多樣、高速變化的復雜數據集合，而且也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大數據思維可以被理解是一種在匯聚整合數據、分析處理數據的基礎上進行決策的思維，是一種基于客觀事實而少憑借主觀經驗進行決策的思維模式。意識形態傳統決策模式是指意識形態工作者依靠自己的價值觀念、思想方法、學識才能、經驗教訓等，在對以往進行概括總結及對未來開展綜合分析的基礎上，展開決策活動的思維模式。科學決策并不絕對排斥經驗，但決策的“個人權威性”與“個人經驗性”相結合，往往可能導致決策的局限性和狹隘性，發生決策失誤。意識形態工作者在大數據思維的指引下，深入挖掘反映受眾思想動態的數據，對其進行關聯分析，在此基礎上制訂意識形態工作方案，這有助于提高意識形態工作方案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提升意識形態工作效度，增強意識形態治理能力。顯而易見，大數據思維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對意識形態傳統決策模式的替代。由此，大數據思維改變了意識形態傳統決策模式。
3.大數據標準影響意識形態宣傳部門的權威
可以說，大數據的使用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科學研究、教育治理等方面帶來了重大機遇，另一方面對社會其他領域帶來了嚴峻挑戰。比如，大數據使用存在泄露隱私的隱患；“大數據的異構性、規模、及時性、復雜性和隱私問題從各個環節阻礙了數據價值的創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數據標準（數據搜集標準、數據計算標準、數據分析標準等）的不一致，直接導致了數據結論的不一甚至迥異。當前，由于數據的采集標準不同、分析標準相異、計算標準有別，導致社交媒體、智庫、互聯網公司等的數據分析報告同意識形態宣傳部門所的結論相去甚遠，甚至相悖。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意識形態領域噪音不斷、余音不絕，消解了“權威”與“元敘事”，影響到了意識形態宣傳部門的權威。
4.大數據處理將增加意識形態工作部門的工作成本
大數據時代，各種信息載體每天都會產生大量結構復雜、體量巨大、時效性強的反映受眾思想動態的數據，對這些數據進行挖掘和存儲等是把握受眾思想動態的重要前提。但是，傳統的數據挖掘、數據存儲技術難以處理大量結構復雜、體量巨大、時效性強的反映受眾思想動態的數據。具體而言：在數據存儲方面，“傳統的數據庫追求高度的數據一致性和容錯性，缺乏較強的拓展性和較好的系統可用性，不能有效存儲視頻、音頻等非結構化和半結構化的數據。目前，數據存儲能力的增長遠遠趕不上數據的增長，設計最合理的分層存儲架構成為信息系統的關鍵”。在數據挖掘方面，“從數據庫的觀點看，挖掘算法的有效性和可伸縮性是實現數據挖掘的關鍵，而現有的算法往往適合常駐內存的小數據集，大型數據庫中的數據可能無法同時導入內存，隨著數據規模的不斷增大，算法的效率逐漸成為數據分析流程的瓶頸。要想徹底改變被動局面，需要對現有架構、組織體系、資源配置和權力結構進行重組。”為此，應當對已有的數據技術進行升級。毋庸置疑，升級數據存儲技術、數據挖掘技術等，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作，需要意識形態工作部門投入資金、制定科學合理政策等。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意識形態工作部門的工作成本。
5.大數據治理將為維護自媒體空間的意識形態安全創造條件
大數據時代，具有平民化與大眾化特征的自媒體，改變了固有的信息生產模式，重塑了信息生產主體，變革了信息生產中的精英主義傳統，激發了大眾壓抑已久的創造欲望。大眾化的話語形態因此而大量生成，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權威”與“元敘事”，造成了自媒體空間主流與非主流觀點并存，紅色、黑色、黃色信息同在，正面報道與負面謠言同臺競技。這在較大程度上擠壓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空間，削弱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輻射力，“同時也消解了主流話語的公信力。”毫無疑問，自媒體空間的話語治理首先應當是法律治理，但與現實公共空間不同的是，自媒體空間是話語與技術相融合的空間，所以，有必要運用大數據技術開展自媒體空間的話語治理。通過大數據采集技術對自媒體空間的話語進行大規模實證采集，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分析并揭示自媒體空間話語方式多層面特征，在此基礎上構建自媒體空間話語監測數據庫，開發自媒體空間話語監測預警平臺，進而為規范自媒體空間的話語傳播，提升自媒體空間的話語傳播質量，維護自媒體空間的意識形態安全創造條件。
二、大數據成為西方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重要工具
鑒于大數據對意識形態領域所產生的一系列革命性影響，西方國家非常重視大數據的發展，研發出了許多先進的大數據技術。一方面運用先進的大數據技術維護本國意識形態安全，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大數據方面的技術優勢，對外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為確保上述目標得到切實貫徹執行，西方國家從宏觀戰略層面制定戰略規劃，指引大數據發展進程，從微觀政策層面建立保障體系，確保戰略目標得以落地。
1.制定戰略規劃，指引大數據發展進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大數據的作用，通過制定戰略規劃，指引大數據發展進程。2011年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提出建議，認為大數據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但聯邦政府在大數據相關技術方面的投入不足。作為回應，美國白宮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OS.TP）建立了大數據高級監督組以協調和擴大政府對該領域的投資，并牽頭編制了《大數據研究與發展計劃》（以下簡稱《計劃》）。2012年3月29日，《計劃》正式對外，標志著美國率先將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再如澳大利亞，2012年10月，澳大利亞政府《澳大利亞公共服務信息與通信技術戰略2012-2015》，強調應增強政府機構的數據分析能力從而實現更好的服務傳遞和更科學的決策，并將制定一份大數據戰略作為戰略執行計劃之一。2013年2月，澳大利亞政府信息管理辦公室（AGIMO）成立了跨部門工作組――“大數據工作組”，啟動了《公共服務大數據戰略》（以下簡稱《戰略》）制定工作，并于2013年8月正式對外。
2.建立保障體系，確保戰略目標得以落地
為確保大數據戰略得以順利實施，西方發達國家建立了一系列保障體系。一是技術支撐：美國高校和研究機構專注于大數據理論研究，對關鍵性技術進行前沿性研究，在數據存儲、數據分析、數據安全等方面研發出了大量實用技術。二是資金保障：“法國政府宣布將在2013年投入1150萬歐元，用于7個大數據市場研發項目，旨在通過試點探索，促進法國大數據發展。”2012年3月，美國政府啟動了2億美元的注資計劃，意在提升從大量數據中“沙里淘金”能力。三是人才支持：美國《大數據研究與發展計劃》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擴大從事大數據技術開發和應用的人員數量。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會，鼓勵研究性大學設立跨學科的學位項目，為培養下一代數據科學家和工程師做準備，并設立培訓基金支持對大學生進行相關技術培訓，召集各個學科的研究。此外，美國的一些大學通過設置大數據相關專業，培養大數據人才。四是政策扶持：（1）數據共享政策：2010年12月，美國聯邦政府宣布“云優先”政策，規定所有新建的政府信息系統必須優先考慮云平臺。應用云平臺為實現政府部門間共享數據提供了便利，因此，“云優先”政策的實質便是數據共享政策。“法國制定了公共數據開放和共享路線圖，其核心內容為：更廣泛便捷開放公共數據，促進創新性再利用，為數據開放共享創造文化氛圍并改進現有法規框架等。”（2）數據開放政策：2009年1月，奧巴馬總統簽署了《開放透明政府備忘錄》，自此，美國聯邦政府開始向公眾大量開放公共數據，并把許多數據公布在中央信息交換庫――Data.gov網站上，便于民眾查閱；加拿大實施了開放地理空間數據政策；2013年5月9日，奧巴馬總統簽署開放數據政策（Open Data Policy）；法國制定了Open Data Proxi.ma Mobile政策。（3）數據安全政策：澳大利亞政府于2012年7月了《信息安全管理指導方針：整合性信息的管理》為海量數據整合中所涉及的安全風險提供了最佳管理實踐指導@。“歐盟也一直非常重視公民隱私權的保護，歐盟的數據保護指令實行于1995年，當時互聯網的使用并不普遍。但目前為止，27個成員國對該法令的認知各不相同，因此在推行過程中產生了很大分歧。2012年1月，歐盟委員會提出全面改革1995年的數據保護指令，以加強網絡隱私權利的保護和促進歐洲的數字經濟。”
有了促進大數據發展的頂層設計及保障體系，西方國家得以將大數據技術成功地運用到意識形態領域。一方面，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工作者運用數據分析技術自動分析出本國信息載體所蘊含的意見傾向，從而達成對本國受眾思想動態的認知和把握，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工作內容與議程，維護本國意識形態安全。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利用其在大數據方面的技術優勢，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企圖通過這種柔性方式，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維護其所謂的國家利益。大數據在西方國家對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方面的具體應用如下：首先，運用數據采集技術收集反映我國輿情動態的數據。2013年6月，CIA前雇員愛德華?斯諾登透過美國《華盛頓郵報》與英國《衛報》向外界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在2007年啟動了代號為“棱鏡”（PRISM）的絕密電子監聽計劃。在此項計劃中，NSA要求美國電信巨頭威瑞森公司（Vefizon）每天上交數百萬用戶的通話記錄。聯邦調查局與NSA均可直接進入微軟、雅虎、蘋果、Palmlk、谷歌、AOL等網絡巨頭的服務器，通過數據傳感體系、智能識別體系等數據采集技術對中國的聊天記錄、文件、視頻、音頻等上網信息中的反映我國受眾思想動態的數據進行識別、定位和接入，進而獲取了大量關于我國輿情動態的數據。其次，運用數據分析技術對涉輿數據進行分析。運用在線數據分析、預測性數據分析、數據網絡挖掘、特異群組挖掘、圖挖掘等數據分析技術，對涉輿數據進行關聯分析，進而精準地把握我國的輿情動態。第三，通過數據載體對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在把握我國輿情動態的基礎上，打造契合我國受眾接受心理的話語體系，通過手機、社交平臺（skype、YouTube、Facebook）、數據庫等數據載體對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第四，改進意識形態滲透方式。運用情感語義分析、網絡行為分析等數據分析技術，自動分析出我國受眾對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情況，以進一步改進意識形態滲透方式，增強對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實效性。
西方國家之所以將大數據作為對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重要手段，是出于以下兩方面的考慮：一是大數據的運用減少了意識形態滲透阻力。大數據時代來臨前，西方國家以教育文化交流和培訓項目為載體，以經濟、技術交往為途徑，以廣播、電臺為平臺對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這種裸的滲透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我國受眾的反感，意識形態滲透的有效性因此而大打折扣，達不到其預設的滲透目標。通過運用大數據技術，廣泛搜集反映我國受眾心理需求、接受特點、思維習慣的數據，達成對我國受眾接收特點的準確認知，通過打造契合我國受眾接受心理的話語體系，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對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阻力，增強了意識形態滲透的實效性。二是西方國家具有先進的大數據預測技術，為把握對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對象和時機創造了條件。牛津大學教授維克托?邁爾一舍恩伯格指出：“大數據的核心就是預測，不是要教機器像人一樣思考，而是要把數學計算運用到海量數據上，來預測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斥巨資研發出了許多先進的大數據預測技術。在全方位、大縱深地獲取反映我國受眾思想動態的數據的基礎上，充分運用大數據預測技術，精準預測出我國輿情的發展趨勢，進而準確把握意識形態滲透的對象和時機。
三、實施國家大數據工程是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保障
大數據時代，實施國家大數據工程是應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系列挑戰的重要舉措。
1.從宏觀戰略層面把握實施國家大數據工程的原則
一是普惠原則。要加快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步伐，讓信息時代的缺席者有機會通過網絡平臺表情達意，為意識形態工作者挖掘“沉沒的聲音”，科學制訂網絡意識形態工作方案創造條件。二是技術優先原則。無論是從類型多樣、體量巨大的數據集中抽取出正確、真實的涉輿數據，還是對涉輿數據進行存儲和關聯分析，對關鍵、敏感涉輿數據進行保護，都離不開先進的大數據技術做支撐。因此，必須秉持技術優先原則，著力開發包括數據存儲技術、數據分析處理技術、數據可視化技術在內的大數據技術。三是共享原則。掌握反映受眾情感、訴求的數據或涉輿數據是開展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工作的前提。當前，涉輿數據廣泛分布于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部門，由于上述部門缺乏統一的數據存儲標準，各部門所擁有的涉輿數據無法實現兼容，這加大了涉輿數據的采集成本。因此，必須堅持共享原則，建立部門間數據資源統籌管理與共享復用制度，進而突破數據共享瓶頸，形成部門間數據共享共用格局。四是法制保障原則。采集反映受眾情感、訴求的數據（涉輿數據）是科學制訂網絡意識形態工作方案，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前提。在涉輿數據的采集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個人隱私遭泄露的問題，更糟糕的是，某些權力機構或掌握實權的人物可能為了一己之私而泄露、濫用涉輿數據。一旦一些關鍵、敏感的涉輿數據或數據分析結論遭泄露或被濫用，很可能會造成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工作處于守勢。為此，必須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從法制層面嚴格規范涉輿數據的采集和利用，為保障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奠定堅實的法制基石。五是人才支撐原則。大數據從概念到實踐，從技術到應用，從戰略到執行的過程中，需要大量既諳熟大數據理論又具有數據搜集、存儲、分析及應用經驗的數據人才。六是內外結合原則。對我國而言，實施好國家大數據工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的技術難關有待突破。因此，不妨學習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與具體做法。當然，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時，必須立足于中國的實際，靈活借鑒，防止生搬硬套。
2.從具體技術層面完善國家大數據工程的內涵
國家大數據工程，毋庸置疑，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是由多個子系統構成的。因此，要實施好國家大數據工程，就必須豐富各子系統的內涵，充實各子系統的內容。
一是實施數據搜集工程，提高意識形態工作方案準確性。還有不少人因為各方面原因無法通過網絡平臺表情達意。誠如徐繼華所言，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還有很大一部分的農民和城市底層居民，他們因為各種原因而成為信息時代的缺席者，無法在網絡世界表達意見和訴求。盡管他們的意愿也會由一些網民代為表達，但畢竟只是“被代表”。為此，有必要通過實施數據搜集工程，搜集反映這部分人群思想動態的數據，以提升意識形態工作方案的準確性。（1）實施信息惠民工程。國家每年應從網絡基礎設施投資中，撥付固定比例的資金用于農村現代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為廣大農村地區的人民群眾通過網絡平臺表達情感、反映訴求提供便利，為意識形態工作者搜集反映該群體思想動態的數據提供渠道。（2）大力發展農村現代信息教育。依靠國家財政可以建設一大批農村現代網絡基礎設施，但是，如果做為信息時代缺席者的農民不懂得如何使用這些網絡基礎設施，意識形態工作者同樣無法獲取反映他們的思想與情感方面的數據。為此，應當大力發展農村現代信息教育，提升廣大農民的信息素養。
二是實施數據清洗工程，確保數據真實可靠。有必要通過實施數據清洗工程，清洗掉虛假的涉輿數據，以確保意識形態工作方案的準確性。（1）著力發展數據清洗技術。數據清洗技術（Data Cleaning）可以起到改進數據質量的作用，被廣泛運用于數據倉庫及決策支持系統中，其主要任務是從原始數據集中剔除內容殘缺、重復冗余、過時失效及錯誤的數據。目前，已有一些用于數據清洗的ETL工具提供了功能強大的軟件平臺，利用它們可以從類型多樣的數據源中對數據進行抽取、轉換后加載至數據倉庫中。因此，應當采取有力舉措大力發展數據清洗技術，借助數據清洗技術，從原始的涉輿數據集中清洗掉虛假、錯誤與重復數據，抽取出正確、有效的涉輿數據，為開展涉輿數據分析，精準研判輿情創造條件。（2）公開數據。在確保關鍵、機密、敏感的涉輿數據不外泄的前提下，通過移動通信客戶端、信息可視化等渠道公開涉輿數據，接受公眾監督，讓虛假數據無遁隱之處，為從涉輿數據集中清洗掉虛假涉輿數據創造條件。（3）監測數據。積極培育社會化的第三方數據監測機構，使其參與到涉輿數據的管理、控制與評估工作中，以剔除虛假涉輿數據，確保涉輿數據的真實可靠。
三是實施數據分析工程，提升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數據分析能力。對數據的誤解，會動搖意識形態工作者對意識形態工作緊迫性的認識。為此，我們應該通過實施數據分析工程，提高意識形態工作者對大數據的解讀能力，增強意識形態工作者對意識形態工作緊迫性的認識。（1）培訓意識形態工作者。借助高校平臺，并積極發揮社會教育與培訓機構的作用，對意識形態工作者進行數據科學和數據工程等學科培訓，增強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數據分析能力。（2）開發數據分析技術。發揮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社會組織等的作用，著力研發一大批先進的大數據分析技術。比如，情感語義分析、探索性數據分析、定性數據分析、離線數據分析、在線數據分析等，以幫助提高廣大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數據分析能力。（3）做好聘用大數據分析師工作。積極聘請既諳熟大數據理論又有大數據分析實踐經驗的數據分析師服務于意識形態工作部門，幫助提升我國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數據分析能力。
四是實施強化數據意識工程，增強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數據意識。伴隨著各種隨身設備、物聯網和云計算、云存儲等技術的發展，人和物的所有軌跡都可以被記錄，數據因此被大量生產出來。海量數據從一個方面反映出了我國民眾的思想、情感，為有效開展意識形態工作提供了條件。可是，長期以來一些意識形態工作者習慣于拍腦袋決策，沒有養成基于數據進行決策的思維習慣。因此，有必要實施強化數據意識工程，以提高我國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數據意識，提升意識形態工作方案的可行性。（1）做好大數據知識普及工作。應通過報紙、電視、新媒體等渠道，以社會大眾普遍可以接受的方式，開展大數據知識普及工作，幫助意識形態工作者提高對其的認知水平，促使他們逐步養成基于數據分析做出決策的思維習慣。（2）建立和完善意識形態數據庫。建立與完善意識形態數據庫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作，其中之一就是需要意識形態工作者及時把握輿情導向。這就會促使意識形態工作者經常去密切關注各種涉輿數據，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數據意識。（3）對意識形態工作者進行培訓。一方面通過集中學習、講座與開會等方式對意識形態工作者進行大數據理論培訓，以提高意識形態工作者對大數據理論的認識水平；另一方面聘請數據專家在數據搜集、數據存儲、數據分析、數據安全等方面給意識形態工作者以具體指導，從實踐層面強化其對大數據的認知。
第4篇：意識形態研判報告范文
關鍵詞：民族崛起；民族軟實力；先進文化發展機制；根本途徑。
黨的十七大報告突出強調了加強文化建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極端重要性，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作出全面部署。這是我們國家總結歷史、立足現實、著眼未來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充分反映了對當今時展趨勢和我國文化發展方位的科學把握，體現了我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覺。加強中華民族軟實力建設，塑造強大民族之魂是擺在中華民族面前的重大歷史使命。
一、什么是民族軟實力？
“軟實力"是近年來風靡國際關系領域的最流行關鍵詞，其概念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奈于上世紀90年代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以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所體現出來的"硬實力"，也包括以文化和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的吸引力所體現出來的"軟實力"。而軟實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對外政策、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等。文化軟實力是國家軟實力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紛紛調整文化政策，制訂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在"知識經濟高地"進行戰略競爭的同時，又在"文化經濟高地"展開了新一輪競爭與博弈。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都是這一輪文化軟實力競爭的積極推動者。
約瑟夫·奈教授認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存在于三種資源中：第一，它的文化，即對其他國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第二，它的政治價值觀，特別是當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努力實踐這些價值觀時；第三，它的外交政策，但這些外交政策需被認為合法且具有道德權威。
二、成熟民族文化的表現
一個民族的成熟最終表現在制度文化和民族文化胸懷上的成熟。首先、成熟的民族必定有博大的民族文化胸懷，善于吸收一切民族的一切優異成果。真正成熟而偉大的民族是"泰山不辭杯土""江河不擇細流"才成其高成其大的民族，理性對待世界一切贊美和批判、甚至詆毀的民族，在腳踏實地的行動中增強世界的影響力的民族，決不是靠暴力統治世界的民族。決不是張揚且霸氣十足的民族，必定是以其不張揚而達張揚目的的民族。要用這樣的心態理性對待這個世界，只有這樣的民族心態看待一切，對待一切，我們才能輕裝上陣，不為眼前的迷霧而迷失前進的方向。如當前世界上掀起的抵制中國奧運，將奧運政治化的做法，我們要理性對待，不能過于刺激民族情緒。
成熟的民族必定是善于開放的民族，善于學習的民族，在學習中創新，在創新中改革的民族。一個國家若無開放，則絕無好的改革。必須以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精神，以博大的胸懷，實行民族文化的對外開放。中國必須把眼光放到國際上，盡可能把握大的趨勢，研判世界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和地區的政策、體制、方法、組織形態，去粗取精，區分優劣，看那些能產生可持續發展的好效果，值得學習借鑒。這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執政黨應有的態度，才是一個執政黨應有的治國理政的成熟態度，也是一個民族成熟的根本標志。決不能投鼠忌器、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墨守陳規，決不能以一黨一己一小集團利益之私見而置民族國家利益而不顧，以什么國情為借口拒絕改革，拒絕向外國學習。要正確處理黨和人民的關系，真正擺正黨和人民的位置。從制度構建，文化構建上找出路，真正實現主觀與客觀、內容和形式、理論和實踐的內在邏輯統一。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做好制度準備和文化準備。我們不能搞形而上學主義；更不能搞靈魂和軀體分離主義。靈魂和軀體分離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實現國家強大的，也不可能實現一個民族的真正崛起。政黨文化是國家的靈魂，人民是國家的軀體。只有二者的一體化，國家才能真正崛起。一個公民和執政黨離心離德的國家是不會強大的，最終要喪失政權。
三、"軟實力"與"硬實力"之間的關系
硬實力是軟實力的體現，軟實力是硬實力持續發展永久壯大的文化根源。必須承認，一個國家的硬實力特別是其經濟實力，能夠為這個國家的軟實力增長提供很多有用的資源，比如說，能夠買更好的文化工作設備、雇傭更多的人、開辦更多的媒體、讓相關的從業人員有更多的機會出國；更進一步，能夠從國際上為這個國家的相關機構包括媒體雇傭更高素質的專業人才，等等。所以，很難想象一個國家沒有相當雄厚的硬實力為基礎，并以此在許多方面作長期、穩定、有效的投入，就能夠推動軟實力的顯著提升。
但是，我們對軟實力和硬實力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不能作過度的線性解讀，否則，就成了物資崇拜主義。我們不能斷言：一個國家只要有大量的金錢、對外貿易、兵力，就一定在國際社會里有與之相匹配的軟實力影響。假如一個國家的硬實力能夠直接、同步、迅速、有效地轉化為軟實力的話，那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不會是像這樣的了。縱貫當今世界，還有一些國家，規模很小，整體的硬實力亦很有限，但它們在國際社會卻令人敬重；它們的聲音受到廣泛的關注；它們提出的一些規章、建議，在國際上受到普遍的好評--它們常被稱為國際社會的"優秀公民"。這類國家至少可以列舉出好幾個，諸如挪威、芬蘭、瑞典、丹麥、新西蘭、荷蘭、冰島、瑞士等。
這些國家從硬實力來講，在全球的頭二十名以下。它們的人口很少，沒有嚇人的軍隊和核武器，也不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國，然而，它們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發言，無論是西方的大國，還是東方的大國，都很難忽視。譬如新西蘭，全國人口400萬，遠不如北京市的人口多，但這個國家卻在國際舞臺上扮演一個受人尊重的角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新西蘭就以它的國內種族關系方面的進步開明，令美國人刮目相看。多年來，新西蘭一直堅持其周邊領域為無核區，即便是它的戰略盟友美國，也不能將核動力軍艦泊進它的水域和港口。那些北歐諸小國就更不用提了，它們在國際和平、人權、人道主義援助、環境保護、氣候變化等等方面，拒絕作世界上現有大國的附庸。它們經常批評美國和俄羅斯的政策，當然也經常批評中國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由于在大國主導的當今國際秩序中，這些小國秉持基本的國際公道，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人權而呼吁奔波，它們在國內的社會政策和人權方面的持續進步，使它們在全球范圍內的軟實力影響，遠遠超出它們硬實力的相應規模。
第5篇：意識形態研判報告范文
關鍵詞：高校;青年教師;思想特點;教育對策
高校青年教師是高校教師隊伍的重要力量，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辦人民滿意高等教育的根本要求，是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升教育教學質量的重要內容，也是深化育人機制改革、夯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做好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我們把握規律、有的放矢、講求實效。
準確把握高校青年教師思想特點
一要準確把握高校青年教師整體思想狀況。高校青年教師大多擁有碩士、博士學位，學歷層次高，綜合素質強。在職業選擇多樣化背景下，能夠抵擋住各種職業誘惑，選擇從事高等教育作為自己的職業，說明其對教育事業具有深厚感情與職業向往。同時，當下進入高校工作門檻不斷提高，競爭激烈，青年教師能夠在激烈的就職競爭中脫穎而出，證明其具備較強的能力和素質。整體而言，當前高校青年教師主體積極健康向上，政治立場堅定，具有較強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他們工作熱情高、創新意識強，思維敏捷、精力充沛，往往能夠較快地進入角色，迅速成長為各自領域的中堅與骨干。同時，由于國際和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社會多元價值觀念的沖擊，加上青年教師工作生活壓力增大，極個別人在政治信仰、思想道德、育人意識等方面出現不同程度的模糊或錯誤認識，主要表現為“重業務、輕政治”“重個人、輕集體”“重科研、輕教學”等。
二要準確把握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教育規律。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師的主體為高級知識分子，大多受過高層次的教育培養，有著較為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較為成熟的思想體系，具有相對獨立的分析判斷能力和較強的自我塑造、自我教育能力，許多青年教師還直接參與從事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對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與形式都有著較高的期許。這要求我們在對其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時，不能高高在上、坐而論道，而是應充分尊重其自我教育的主體地位，積極構建開放式、參與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努力實現其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學習的轉變。另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師思想解放、思維活躍，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同時又有著廣泛的接收信息渠道，對各方面知識信息和社會思潮反應敏銳。要求我們緊跟時代潮流，積極探索掌握卓有成效的工作形式與渠道，主動占領意識形態領域新陣地。
三要準確把握高校青年教師現實需要。青年教師大多處于事業和人生的起步階段，職稱和職務相對較低，工資收入和資源掌握有限，課題申請、職稱晉升和結婚、買房、子女升學、贍養老人等工作和生活現實問題給他們造成的壓力較大。特別是與大學畢業后從事某些高收入行業的同齡人相比，經濟收入和生存狀態的反差常常讓他們產生強烈的心理失衡，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熱情和社會認知。可以說，青年教師思想政治方面出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現實問題。要求我們要堅持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切實做到政治上主動引導、專業上著力培養、生活上熱情關心，真心實意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發展，積極為他們解難事、辦實事、做好事，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四要準確把握高校青年教師育人優勢。相對中老年教師，青年教師在育人方面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第一，接觸、影響機會多。青年教師大多處于教學科研管理一線，有更多的機會直接接觸學生，其本身也大多樂意與青年學生進行接觸、交流，對學生的影響機會多、更直接。第二，年齡、心理差距小。青年教師特別是“80后”青年教師與學生年齡差距較小，生活方式趨同、思維方式相近，更善于了解學生的思想狀況與現實需求，在交流溝通中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在思想和行為上更容易產生共鳴和默契。第三，知識、信息更新快。青年教師思想活躍，能夠及時追蹤社會熱點與學術前沿問題，在知識和信息的更新方面優勢明顯，能夠較好地滿足青年學生對新鮮事物和資訊的需求。鑒于青年教師在影響青年學生方面的特殊地位與獨特優勢，要求我們更加注重加強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引導其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激發立德樹人的責任意識，同時要積極幫助其掌握科學有效的育人方法，并為其創造良好的育人條件。
扎實推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
一是理論教育。理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和放松。開展青年教師思想理論教育，必須緊密結合其思想特點，切實轉變傳統“我說你聽”“我打你通”的說教式、灌輸式方法，積極探索理論學習教育的新內容、新方法，不斷提高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要堅持不懈地對青年教師開展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教育，開展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開展形勢與政策教育，引導廣大青年教師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堅定擁護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自覺抵制各種錯誤思潮和腐朽思想文化的影響，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頭腦清醒、立場堅定。要綜合采用專題學習、輔導報告、座談研討、網上學習、實踐考察等豐富形式，不斷增強學習吸引力、感染力。要注意區分層次、突出重點，對于大多數思想積極向上的青年教師，應強化日常學習教育;對于學成歸國的青年教師，應開展專項集中培訓;對于少數思想落后的，應進行重點轉化教育。要積極為青年教師創建便捷的學習平臺，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料，為其開展自我學習、自我教育營造良好的環境。
二是實踐鍛煉。社會實踐是人的正確思想形成發展的源泉、是思想發展的動力，是思想認識的目的，也是檢驗思想觀念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要把社會實踐作為開展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環節和有效載體，加強經費條件保障，深化平臺基地建設，積極創造條件支持和鼓勵青年教師廣泛參加生產勞動、調查研究、學習考察、志愿服務、掛職鍛煉等多種形式的社會實踐活動，在實踐中開拓視野、經受鍛煉、增長才干，在實踐中了解國情、社情、校情，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信念。要加強相關政策導向，將青年教師參與社會實踐鍛煉的經歷納入職業履歷體系，作為職稱評定、崗位晉升的重要參考，充分調動其參加實踐鍛煉的積極性。
三是典型引路。作為受過高層次系統化教育的成年人，高校青年教師價值觀已經基本成型，思想相對獨立。對他們而言，“言傳”的影響遠不及“身教”來得深刻。這就要求我們重視發揮先進人物的示范作用，注重典型引路。為此，應積極開展教師先進集體與個人評選表彰活動，并配合以全方位、大力度的宣傳報道，著力樹立教師身邊的典型，讓廣大青年教師學有榜樣、趕有目標，有效發揮輻射教育功能。在此過程中，應注意實事求是地樹立和宣傳榜樣，務必做到“樹得起，立得住”，切忌弄虛作假、任意拔高、脫離實際;應主動適應青年教師獲取社會資訊、接受外界影響的途徑方式轉變，積極運用現代化的教育手段與傳播方式，塑造和呈現生動可信的榜樣形象，強化典型示范成效。
四是助力發展。要積極構建高效暢通的信息溝通渠道，及時了解青年教師的思想動態和關注問題，建立完善青年教師訴求表達、矛盾化解、利益協調機制。要切實改善青年教師成長發展的制度環境，努力營造有利于優秀青年教師脫穎而出的良好氛圍。要積極鼓勵優秀青年教師繼續深造與境外研修，切實提高其職業發展的能力和水平。要尊重青年教師的勞動成果，通過改善工資收入、福利待遇和醫療保障等，使他們的勞動價值得到合理體現。要密切關注青年教師心理健康，采取有效措施幫助他們緩解壓力、調適心理，以積極健康的精神狀態投入各項工作。要千方百計解決青年教師住房和子女入托上學等實際困難，不斷完善服務保障體系。
第6篇：意識形態研判報告范文
摘 要 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國內經濟增速明顯放緩，資源環境約束更加嚴厲，煤炭市場競爭愈加激烈，企業內部增量不足、減收增支因素增多、煤價下跌、資金需要巨大等諸多困難與挑戰的嚴峻形勢下，煤炭企業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始終將形勢任務教育工作作為企業管理中的重要一環予以強力推動，不斷探索實踐創新方式方法，及時總結經驗彌補不足，引導廣大干部職工進一步增強危機意識、創新意識、發展意識，助力企業形成堅定改革發展的信心，凝聚起應對危機、推動企業經濟平穩運行的合力和正能量。
關鍵詞 形勢任務 企業 健康發展
一、持續開展形勢任務教育是企業平穩發展的實際需要
根據新的形勢任務，堅持開展形勢任務教育，是煤炭企業的優良傳統，是始終抓在手上的重要管理手段之一。特別是2012年以來，煤炭市場的突變給企業經營管理和改革發展帶來的巨大壓力，以及干部職工思想意識和觀念與形勢的不適應，讓我們更加認識到形勢任務教育的重要性和艱巨性，更加需要我們投入精力抓好抓牢這項重要的企業管理舉措。
持續深化形勢任務教育工作，是企業應對經濟形勢不確定性的需要。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干部職工必須對當前形勢政策有一個科學的研判和把握，進而統一思想，形成合力，積極應對。不斷深化形勢任務教育，引導干部職工進一步認清形勢，統一認識，消除盲目樂觀思想，增強危機意識、創新意識、發展意識，振奮精神，鼓足干勁，齊心協力，共同應對危機和挑戰就顯得尤為重要。
持續深化形勢任務教育工作，是企業應對干部職工思想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發生深刻變化的需要。近年來，隨著西方國家敵對勢力的思想滲透和戰略遏制，國內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信息傳播技術迅猛變革，人們的思想意識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導致個別職工理想信念缺失，思想道德滑坡，價值觀扭曲，愛崗敬業精神消褪，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的利益共同體意識淡化。這些思想觀念與目前企業發展的新形勢新挑戰極不相適應，必須通過持續開展形勢政策教育，加強正面引導，使大家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切實增強危機感、壓力感和責任感，勇于擔當，勇于創新，開拓奮進。
持續深化形勢任務教育工作，是企業推動內涵發展、轉型發展的需要。形勢任務教育，不僅講企業發展遇到的困難，也要講企業發展的優勢，堅定大家戰勝困難的信心，更要講應對危機、推動發展的措施和辦法。通過借助形勢任務宣傳教育這個平臺，不斷延伸內涵、拓展影響，將形勢政策教育與企業的生產經營工作進行有機結合，引導干部職工把主要精力放到企業應對新形勢的統籌部署上來，放到企業的重點工作上來，放在自身的崗位創效上來，從而從推動了企業內涵發展、轉型發展。
二、持續開展形勢任務教育為企業發展提供穩定內部環境
穩定的內部環境是企業發展的基礎。要通過開展形勢任務教育，穩定干部職工思想，營造良好的企業發展環境。
（一）構建三個平臺，讓所有人員都參與
1.構建層層宣講平臺。在組織各級領導、政工人員廣泛宣講的同時，整合拓展落實教育工作的人力資源。組織專業人員講，讓安監人員講安全、運銷人員講煤質、財務人員講成本、技術人員講創新，向職工交實底、亮家底;組織職工代表講，讓職工代表深入班組、宿舍，宣講集團公司應對危機的思路、措施;組織職工家屬講，讓職工家屬深入一線講心聲、講期盼、送溫暖、送信心。
2.構建互動教育平臺。要組織開展“全力創新發展，應對市場挑戰”大討論、內部市場化大討論、內涵發展大討論，讓職工結合自身實際談認識、講體會，變被動受教為主動參與。
3.構建新媒體平臺。利用礦區內網、區隊網站、QQ群、博客、手機短信等播發行業動態信息、宣講材料、教育視頻等，讓干部職工隨時掌握形勢變化。還要建立企業“班子成員”QQ群，實現信息共享。
（二）注重實效，讓所有機制都發動
1.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創新成果的作用。在落實企業創新戰略過程中，形成員工幫助計劃、全員大溝通、“五小”工作法、虛擬社區管理、新媒體平臺、大學生班組等多項思想政治工作成果。要把這些成果充分應用于實施形勢任務教育。組織心理輔導講師進行“企業有困難我該怎么辦”“應以什么樣的心態投身應對市場挑戰”等專題心理輔導報告;利用“虛擬社區”這一平臺，組織社區片長、聯絡員將形勢任務教育工作做到家庭，將教育對象由職工全員擴展到家屬;利用千人溝通會、職工代表溝通會、區隊溝通會、班組溝通會等，面對面解答職工關注的焦點難點問題。
2.充分發揮傳統文化的作用。著力于具體實在、凸顯特色、凝魂聚氣，部署等方面開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活動，增強形勢任務教育的厚度。開展道德講堂、“讀書一刻鐘”、國學經典品讀交流等活動。認真組織收看能源集團紀錄片《路》和《超越之路》。
3.充分發揮典型引領的作用。以優秀榜樣激勵人教育人。啟動了第二屆“感動新礦”人物評選，層層選樹愛崗敬業、危中求進、孝老愛親、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等方面的典型。組織開展“青春榜樣”優秀青工事跡巡回報告會。用典型實例啟示人塑造人。
四、持續開展形勢任務教育為企業經濟工作提供強大動力
形勢任務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激發“人的潛能”進而最大限度地挖掘“企業潛力”，實現步步深化、以變應變、推動發展。
（一）解決制約企業發展的個性問題
讓廣大干部職工真正認清形勢任務，這只是教育的第一個層次，屬于共性問題。隨著市場的持續下行、推動發展的壓力加大、中心工作舉措的出臺，思想教育進入到了“深水區”，如何因時因事、抓準抓具體地解決個性問題，成為思想教育需要破解的主要矛盾。要圍繞影響和制約著企業創新發展、內涵發展、轉型發展的深層次思想問題，突出強化創新意識、市場意識、質量意識、內涵發展意識等專項教育。在增強內部市場意識教育中，組織開展提煉和宣貫個性化理念活動。“干多少活、掙多少錢、多干多掙、不干不掙”、“拿材料當錢花、把設備當人待”;“不節支不降本、工資收入就虧本”等理念，成為企業的流行語和干部職工的自覺實踐。
（二）解決制約企業發展的實際問題
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邁開步子。要堅持把教育激發出的積極性、創造性引導到促進企業轉型發展上來，走“輕資產、精用工、市場化、均量高”為主要特征的新礦內涵發展之路，成為廣大干部職工的共識。通過實施商業模式創新、推進內部市場化管理，保持“人員零增長”，以及創新驅動和節支降本、提質增效勞動競賽等，深入挖掘成本潛力。同時，采取“三支撐一強化”的營銷策略，以低成本、適銷對路和高質量的產品及優質的服務作支撐，強化全員搶占意識，促進了產品銷售。牢牢把握安全這條底線和紅線，緊緊圍繞“安全零死亡”，做到不管經濟形勢如何變化，始終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安全生產方針不動搖;不管生產任務多么緊，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先安全后生產、不安全不生產的理念不動搖;不管資金周轉多么緊張，始終堅持科技興安、技術保安和安全投入足額到位不動搖等“七個不動搖”，使應對危機、內涵發展有了安全穩定的環境。
第7篇：意識形態研判報告范文
西華大學易班作為以高校師生為主要使用對象的網絡虛擬社區，對加強校園網絡輿論的形成與引導，提高高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效性進行了有益探索。本文立足于西華大學易班建設經驗，提出高校校園網絡輿論形成與引導的策略。即，以搭建良性互動平臺為切入點，構建高校和諧的師生關系;以構建豐富的信息內容為著力點，強化高校校園網絡的正能量;以現實班級易班再造為歸宿點，檢驗高校校園網絡輿論形成與引導的成效。
關鍵詞:
高校;校園網絡輿論;形成;引導;策略;西華大學易班
如何滿足當代大學生對網絡多元化的需求，加強高校校園網絡輿論的形成與引導，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是我們今天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西華大學作為滬外易班建設的首家試點高校，遵循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立足西華大學實際，將易班建設與高校校園網絡輿論的形成與引導有機結合，從尋求切入點，強化著力點，實現歸宿點三個角度探索出高校校園網絡輿論形成與引導的策略。
一、以搭建良性互動平臺為切入點，構建高校和諧的師生關系
易班作為以高校師生為主要對象的網絡虛擬社區，如何才能構建出師生之間的和諧關系，是西華大學易班建設中需解決的首要問題。在多次的討論中，不論是學校領導還是各位教師代表都提出要充分利用易班的特點———“物理身體不在場”的熟人網友關系，搭建良性的互動平臺，將大學生與老師之間不便當面說的話題利用易班實現相互之間的溝通。根據這一原則，西華大學在易班建設的過程中，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強調師生之間在通過易班進行互動的過程中，遵循“主體間性原則”，強調彼此應清楚自己在對象中的權利與責任。正如馬克思而言，在人的實踐活動之前或之外，并不存在什么先定的抽象關系，人“并不‘處在’某一種關系中，而是積極地活動”［1］。也就是說，從教師的角度，要時刻清楚自己在通過易班與大學生的交流中，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要通過積極的活動，讓學生參與進來，了解大學生的所思所想。從大學生的角度，要文明上網，通過易班互動平臺，全方位的提升自己。二是通過易班網絡互動平臺，做好彼此的牽引工作。首先，相互導向。一方面教育者在易班上通過完善個人主頁、撰寫博客，話題、設置調查問卷、開發添加各類輕應用等方式不斷塑造自身網絡形象，提升個人魅力，以“網友”身份與大學生互動交流，將校園網絡輿論的形成與引導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傳達，讓大學生樂于接受。另一方面，大學生通過在易班上的對話、博文、貼文、照片、討論、參加投票、開發添加各類輕應用等記錄大學生活，表達自己的情感，對教育者進行導向。讓教育者在充分對大學生的網絡信息進行分析與研判的基礎上決定傳送什么內容和運用什么方式對大學生進行網絡輿論引導。其次，相互促進。“大學生是青年中知識層次較高、最有潛力、最富創造性的群體，相對于一般的社會群體，大學生群體還具有相互交往頻率高、持續時間長、群體目標共性強等特征。”［2］
這也就決定了大學生的思想與行為在與社會發展脈搏同頻共振時，具有獨特性。因此，教育者在通過易班與大學生進行互動時，若還存在網絡意識弱、技術水平差、敏銳性不強等問題，將不能有效的開展工作，從而促使教育者不斷提高水平，彌補其不足。另一方面，大學作為傳道、授業、解惑之所，教育者淵博的知識、高尚的人格將在互動中對大學生的知、情、意、行產生影響，在不知不覺中實現對校園網絡輿論的引導，使大學生成為社會所需要的人才。最后，相互轉化。這實際上反映了教育者與大學生在通過易班進行互動的過程中表現出一種體驗性與遷移性。即兩者在體會、揣摩、反思、體悟的過程中，實現對對方的理解，達到對某種觀點、理論、思想的認同，有助于使校園網絡輿論的形成與引導趨向一致性。通過易班搭建師生之間相互溝通的平臺，避免了師生之間直面溝通時會出現的尷尬局面，有利于師生之間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實現和諧的師生關系。
二、以構建豐富的信息內容為著力點，強化高校校園網絡的正能量
信息內容是西華大學易班網絡虛擬社區的生命力所在。也就是說，大學生注冊使用后，信息內容量、信息內容傳播的廣泛度與共鳴度是留住大學生、聚集大學生，形成良好的校園網絡輿論與教育合力的關鍵。因此，西華大學在易班建設過程中，以構建豐富的信息內容為著力點，遵循弗隆期望理論和斯金納強化理論的觀點，不斷強化高校校園網絡的正能量。具體體現在:一是整合內容，擴大信息內容量，滿足大學生對校園文化的需求。西華大學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將校園網絡的信息內容整合為學生事務管理、新聞信息、文化活動開展、學習資源服務四個方面。學生事務方面重在解決大學生的日常事務與管理問題。如:查詢一卡通余額、課表、成績、圖書借閱情況、學校電話、校歷和校車時間、獎助學金評定、社團活動報名、新生入學業務、課程中心在線學習等。新聞信息方面主要在第一時間學校的各類信息，讓學生了解學校動態。如:學校舉辦的各類活動、學術報告，校園趣聞軼事、成都本地高校動態、成都演出展覽電影等文化娛樂信息和旅游購物交友等生活資訊。文化活動開展方面重在組織豐富多彩的網絡文化活動吸引學生。如:易班學生工作站策劃、組織了易班微訪談、網薪換實物、易周精彩等富有影響力的網絡文化活動。學習資源服務方面重在為大學生提供各類學習資源。如:名校名師的在線課程;通過掃描二維碼，進入老師建立的課程班級，接收老師發送的通知和學習資料，與師生在線進行學習討論等。正因為具有豐富的內容，西華大學易班虛擬社區成為大學生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也成為教育者對大學生思想和行為狀況進行了解與掌握的主要渠道。二是拓寬信息內容傳播的渠道，提高信息內容傳播的廣泛度。學校組建了西華大學易班機構號，建設了服務全校體育教學和體育活動的公共號，組建了網絡創新實驗室等虛擬班級群等，組織了“易班英語四六級輔導”等學習活動。各學院建設了學院公共號，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學院通知、組織主題教育活動、報道學院師生典型，學生只要關注學院公告號，學院的各類信息就可以及時準確地送達學生手機。另外，各學院還以班集體為單位，建立班級群號，信息傳播全方面覆蓋。三是加強引導，實現信息傳播的共鳴度。如何強化大學生對教育者在易班上信息的認同，更有效地實現對校園網絡輿論的引導，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西華大學以學生的需要為出發點，研發了“西華資源分享系統”、“西華電話本”、“西華簽到系統”、“西華報名系統”、“西華廣播”、“西華電視”等應用。學校組織了基于易班的APP創意創新大賽，圍繞學生需求和創意，將訂水訂飯、團購、二手物品交易等更多應用系統納入開發計劃，滿足學生的需求，讓學生切實感受易班的各種便利，從而增強學生對學校各類信息的認可，產生共鳴。另外，西華大學還建立信息內容處理機制。在第一時間了解大學生的訴求，大學生反映的問題及時處理并通過易班進行信息反饋，做到重大活動集體推廣，重要問題集體發聲，主動參與網上意識形態斗爭，發出正確聲音引領校園輿論。以信息內容為著力點，不斷傳播正能量，將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校園網絡輿論，規范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直接決定著高校校園網絡輿論形成與引導的成敗。效果如何，則可以通過現實班級在易班的網絡再造進行檢驗。
三、以現實班級易班再造為歸宿點，檢驗高校校園網絡輿論形成與引導的成效
高校校園網絡輿論形成與引導的成效如何?西華大學在易班建設的過程，提出了現實班級易班再造，實現歸宿的問題，其目的在于讓大學生能充分把握校園網絡輿論的本質，具有不易被虛擬社會中的各種輿論所異化的能力，它反映了校園輿論形成與引導的成效。若校園網絡輿論形成與引導成效顯著，大學生在易班班級發展與事務管理的過程中，必然會充分發揮自主力，進行符合教育者期望的積極的、創造性的勞動。否則，則相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面對虛擬社會中海量的數字信息，能結合現實社會中班級發展的需要，對各種校園網絡輿論做出獨立判斷，具備基本的信息素養，為現實班級在易班上再造做準備。不能把虛擬社會中的各類數字信息作為一種快餐文化來對待，只瀏覽，不消化;不能過度依賴各類數字信息，產生信息崇拜，影響其對現實社會所提供信息的判斷;不能面對海量的數字信息產生恐慌，應根據現實社會中班級發展與事務管理的需要，有針對性對各類數字信息進行梳理、分類、總結，形成對校園網絡輿論的正確判斷，以滿足在易班上對班級發展與事務管理進行網絡再造的需要。二是對校園網絡輿論做出的判斷進行反思，形成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根據與標準。在對海量數字信息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對于校園網絡輿論做出的信息判斷往往會隨著新的校園網絡輿論的出現而發生變化，因此，它需要大學生不斷反思自己梳理、分類、總結的數字信息的根據和標準。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3］
“對象的尺度”和“人的內在尺度”構成了大學生反思的衡量尺度。也就是說，大學生應根據教育者的要求以及班級發展與事務管理的需要，對不斷出現的校園網絡輿論進行取舍，反思對數字信息取舍的根據，從而按“兩個尺度”的衡量標準形成相對穩定地處理校園網絡輿論的根據。三是將各種校園網絡輿論有效整合并付諸行動，在易班班級發展與事務管理中展現。人的活動與動物的活動的本質區別在于，動物的活動是一種“生存”活動，而人的活動則是一種“生活”活動，是一種“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4］的活動。作為一種目的性的活動，它反映了大學生內在的向往與追求;反映了大學生在校園網絡輿論形成與引導上的認知與參與，以及有效利用校園網絡輿論進行易班班級發展與事務管理的意圖。在現實班級通過易班進行網絡再造的過程中，大學生對于校園網絡輿論的有效整合與運用反映在兩個層面:第一，大學生參與到易班班級中各種信息的處理以及交往性的實踐活動中，體現為一種外向性的實踐方式。如:易班班級聊天、班級成員飛信、班級信息、班級事務討論、班級發展規劃、發起班委選舉、獎助金評定等各類相關問題的投票活動等。第二，大學生利用易班，創造出各種體驗性的實踐活動，將班級發展的網絡再造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體現為一種內斂性的實踐方式。現實班級管理中不可能實現或實現難度較大的問題，大學生通過易班虛擬社區來實現，如:不同地區、不同高校之間建立虛擬學校，展開各種學習資源、信息的利用;建立符合大學生需求的休閑娛樂活動;建立符合大學生身心發展的各種志愿者組織;開展各類網上模擬的創新創業活動等。就目前情況而言，由于易班虛擬社區還處在不斷完善與發展中，大學生在易班班級發展與事務管理中內斂性實踐方式還需進一步探索。當然，在大學生發揮自主力進行現實班級易班再造的過程中，若校園網絡輿論形成與引導效果不佳，則大學生的信息素養、校園網絡輿論評判標準與根據將與教育者期望相背離，通過易班將班級發展與事務管理等進行網絡再造的實踐活動將不能有效展開。近年來，隨著教育部易班建設工作的不斷深入，易班虛擬社區的示范作用不斷擴大。通過易班虛擬社區探索高校校園網絡輿論形成與引導的策略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必將有助于提高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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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昌祖，周杰，鄭蘇法．高校網絡輿情及其研判的若干思考［J］．江蘇高教，2010(05)．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274．
第8篇：意識形態研判報告范文
1國際氣候談判的路徑和軌跡
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20年來國際氣候談判形成了以《京都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巴厘路線圖》、《哥本哈根協議》和《坎昆協議》為代表的成果，這個階段見證了不同締約方力量的消長、談判集團的“碎片化”和國際減排機制的“退化”。2012年底達成的德班增強行動平臺（以下簡稱德班平臺），在某種意義上希望“撥亂反正”，使氣候變化談判回歸到應有的軌跡上。
1.1議定書確立了發達國家“自上而下”強制減排機制，談判集團逐步“碎片化”
議定書落實了公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它規定附件I締約方的二氧化碳（CO2）等6種溫室氣體的年均排放量在2008年到2012年承諾期內必須比1990 年降低至少5%。議定書還參考了各國的不同能力和國情差異，為附件I名單中的不同國家或區域一體化組織設置了有差別的減排承諾，以整體實現上述5%的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締約方在議定書下不需承擔此類強制性的減排目標，但附件I國家可以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以資金和技術支持在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級別的合作減排。議定書標志著在公約框架下正式形成了發達國家“自上而下”（首先制訂總量控制目標，之后在附件I締約方進行分解）、發展中國家不承擔強制減排義務的溫室氣體減排機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四次締約方大會（COP4）上，一直以整體出現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出現分化：環境脆弱、易受氣候變化影響，自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島嶼國家聯盟（AOSIS）提出愿意自愿承擔減排目標。這一分化對后續談判的影響越來越嚴重，直接削弱了發展中國家整體談判實力。隨著談判的不斷進展和關注角度、立場的不同，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小集團”越來越多，2012年達到14個之多；兩個傳統陣營之外更出現了“環境整體性”和“卡塔赫納”兩個“跨陣營”集團，談判集團呈現“碎片化”趨勢。
1.2《巴厘路線圖》堅持已有減排機制但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有所增加
進入21世紀之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實力和排放開始快速上升，不滿議定書的發達國家極力轉嫁責任開始呼吁新的減排安排。2007年底在巴厘會議（COP13）上通過的巴厘路線圖是20年談判的一個轉折點。整體上，巴厘路線圖延續了公約和議定書精神，尤其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既響應IPCC第四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要求全球立即行動起來大幅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呼吁，也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締約方之間有區別的義務性質和履約方式定下了總體基調。但是，巴厘路線圖要求發展中國家采取“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實”（MRV）的適當國家行動（NAMAs）以減緩溫室氣體排放，非附件I國家的履約義務開始增加。
1.3哥本哈根協議使現有減排機制面臨挑戰
雖然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哥本哈根協議不僅首次在公約文件中認可了2℃度全球目標，更隱晦地提出了一個“統一的減排機制”，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主提出減排/減緩目標，但對發達國家實施類似于議定書下的“三可”制度，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國際磋商和分析”。這種新的“自下而上的減排保證”（pledge）+“統一核查機制”（review）的全球減排機制逐漸顯現，原有的發達國家“自上而下”、發展中國家自愿承諾的減排機制受到很大挑戰并開始動搖。隨后的《坎昆協議》將《哥本哈根協議》內容部分正式化，正式承認了2℃全球目標，2012-2020年間的減排安排框架基本塵埃落定。
1.4德班平臺直指2020年后全球氣候治理新安排
2011年公約大會通過德班平臺，2012年多哈氣候變化大會結束了歷時五年的“巴厘路線圖”談判，從法律上確定了《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公約長期合作特設工作組結束談判，德班平臺工作計劃。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在多哈實現了平穩過渡。從2013年起國際氣候談判將轉入到以“德班平臺”為主的“一軌談判”，目標是到2015年底形成適用于所有締約方的“議定書（protocol，法律約束力強）”、“其他法律文件（legal instrument，法律約束力未知但應該弱于前者）”或“經同意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成果（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法律約束力最弱）”，2020年生效實施[1]，氣候變化談判由此進入轉折期。
2未來國際氣候機制走向分析
為構建新的全球氣候治理框架，將溫升幅度控制在2℃之內，在過去20年談判經驗基礎上，隨著研究和談判的進展，不同的設想紛紛出現。總體而言，這些構想可以大體劃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類以及兩類之間的某種過渡形式。
2.1“自上而下”機制與“自下而上”機制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用來涵蓋一系列不同的國際氣候政策構想。從理論上講，嚴格的“自上而下”機制應包含很強的全球協調性、得到普遍認可和追求的總體目標、分階段目標和時間進程表、共同遵守的規 則機制（如市場機制）、嚴格的進度報告和核查機制以及遵約機制；“自下而上”機制則相反，沒有或很少涉及到全球協調（或者所謂的協調僅局限在少數國家），各國自行安排相關行動，進展情況由國內核查制度來確定而不接受國際核查，也沒有國際遵約機制約束[2-3]。總體而言，《京都議定書》是“自上而下”機制的代表（雖然它的覆蓋面一直備受爭議），而《哥本哈根》以及《坎昆協議》所確定的“減排保證”+“審評”的機制是一種近似的“自下而上”機制。
議定書為發達國家締約方規定了一定時間段內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總體減排目標和國別減排責任，并通過市場機制的介入降低減排成本。此外，議定書為發達國家締約方制定了嚴格的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報告和核查制度以及相應的遵約機制[4]。
美國在哥本哈根會議提出的“減排保證”+“審評”的機制主張各國自主提出減緩目標和行動，接受略有不同的核查機制，無國際遵約機制。至于所達成協議的法律約束力，美國強調“對稱性”（legal symmetry），即最不發達國家之外的國家都應該接受相同的約束力[5]。此外，美國一直努力將氣候變化納入公約外多邊機制對話之中，并倡導建立了“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論壇（MEF）”、八國集團（G8）、20國集團（G20）、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國際海事組織（IM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氣候與清潔空氣聯盟等國際集團和組織也紛紛涉及氣候變化議題，通過集團共同立場或國際組織決議對聯合國框架下的氣候變化機制形成影響[6]。通過這些公約外機制發揮影響和作用，也是“自下而上”機制的重要內容。
2.2主要締約方關于“2015年協議”的總體立場動態
2013年4月德班平臺第二次會議之前，各締約方應主席要求就談判內容提交提案。根據這些提案，主要締約方對“2015年協議”的立場如下：
歐盟：以氣候變化進程引領者自居的歐盟一直倡導建立覆蓋所有締約方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統一減排框架”[7]，并將其作為接受議定書二期的首要條件[8]。德班平臺達成后，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壓力下，以歐盟為主的部分發達國家接受了議定書二期，使議定書在法律上延續下去。2013年3月以來，歐盟開始就2020年后國際氣候制度廣泛征求意見。在歐盟提案中[9]，歐盟重申2015年達成的協議成果應該是一個覆蓋100%排放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議定書，同時，最不發達國家（LDCs）、小島嶼國家聯盟、獨立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聯盟（AILAC）等眾多集團與歐盟一樣，支持制定新的議定書，甚至強調其在覆蓋范圍、減排強度、實施力度上均要超過《京都議定書》。此外，歐盟也認可各締約方的減排承諾應該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確定，有所區別的“光譜式”（spectrum）多元化國家減排承諾是可以考慮的。
美國：一如既往，美國反對“自上而下”的減排安排，提倡“自下而上”的“光譜式”多元化國家減排許諾結構，同時，美國提出了“軸輻式協議（從中心向外輻射狀，hubspokes）”概念[10]，即構建一個所有締約方參與的、相對恒定的、包括關鍵設計要素的“軸協議”（hub agreement），圍繞這一作為核心的“軸協議”，就細節問題達成一系列具體、可實施、不一定所有締約方參與、便于修改的“輻決定”（spoke decisions），共同構成一攬子協議體系。“軸決定”強調國內的地區、企業、NGO等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國際減排合作，并高度重視公約外多邊機制的作用。“輻決定”游歷于公約之外，既不要求所有締約方參與，也不需要遵守公約原則，其參與行為體可以是主權國家之外的行為主體，實施內容也可以和現有的各種公約外機制緊密結合。
因此，未來減排機制的設計方面，歐美之間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歐盟以達到2℃溫控目標為前提，提出自上而下分配減排任務，強調全經濟范圍和全體國家的參與，希望通過強有力的體制約束達到目標。而美國則提出減緩需要加強現實世界的力度（promote realworld ambition），2℃溫控目標僅能作為參考而不具有強制力，減緩仍應建立在各國自愿性貢獻上。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將成為下階段談判的主線之一。然而，這種分歧并不影響歐美在針對發展中國家時的“聯合一致”，如強調全體締約方、不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二分法”等，矛頭直指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排放大國。此外，澳大利亞提出了具有三層結構的新協定，中心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輔以各種有或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補充性條款和制度，并將國家時間表作為附錄，該方案在某種意義上結合了歐美的主要觀點，有可能彌補歐美之間的分歧，值得進一步關注。同時，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LMDC）也在眾多問題上保持了相對一致，正在成為氣候談判中一股重要力量。
2.3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決定公約下的“自上而下”機制應發揮主導作用
氣候變化是全球問題，必須由全球行動來解決。已有科學認知告訴我們全球長期濃度目標越低，越要求更快的減排速度和更廣泛的參與，而且越早行動相應的減排代價就越低[11]。盡管尚存不確定性，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認為總體上實現2℃溫升目標很可能要求本世紀末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450ppmCO2當量上下，相應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盡快達到峰值并持續下降。“自下而上”的松散機制遠遠不能保證此目標的實現。議定書二期所覆蓋的排放量占2010年附件I締約方排放量的35%（全球總量的14%），鎖定的減限排承諾相比1990年降低18%-19%，遠遠低于IPCC所提出附件I締約方到2020年整體減排25%-40%的目標；即使考慮其它附件1締約方和非附件I締約方的自主減緩目標和行動，到2020年，距離實現2℃目標要求的差距仍有80-130億t CO2當量[12]。這種趨勢如果不能及時得到扭轉，全球升溫將超過4℃[13]，人類可能面臨不能承受的災難性后果。如果我們認真對待2℃共識，那么一個強有力的“自上而下”機制才能為所有國家提供足夠的互信并激勵盡早開展實質性減排 活動。
實際上“自上而下”機制（京都議定書）在過去20年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減排成效，引領了世界低碳發展潮流。首先，議定書激勵、加速了承諾強制目標國家的低碳產業和市場機制發展。可再生能源產業、新能源技術成為經濟危機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擴大就業的新領域。歐盟2009年通過了“Directive 20-20-20”，第一次為可再生能源發展確定了強制國別目標； 議定書所確定的靈活機制為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的建立提供了國際法律依據，同樣在議定書下承諾減限排目標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也都在排放權交易、碳稅等方面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嘗試。第二，議定書促進了減緩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截止2013年6月，在CDM執行理事會注冊的CDM項目超過7 000個，簽發的經核證的排放量（CERs）近13-6億t CO2當量。歐盟成員國投資了超過50%的CDM項目，日本投資的項目個數超過10%。一些CDM項目在促進發展中國家農村脫貧、改善室內空氣質量、提高農民健康水平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第三，大多數承諾強制目標國家的國內整體排放都出現了明顯下降，完成京都目標沒有懸念。以歐盟為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滲入歐盟社會經濟發展全局之中，2011年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已經比1990年下降17%，人均排放也在逐年下降。通過履行國際承諾，這些國家的低碳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其他發達國家締約方通過參加靈活機制也基本能完成目標，而從來沒有批準議定書的美國和退出議定書的加拿大，其2011年排放分別比1990年上升8.4%和17.4%。
2.4德班平臺談判下的其他關鍵問題
除關于德班談判成果框架、原則和減緩這一系列焦點問題外，適應、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等議題作為發展中國家一直以來的重大關切，是共區原則的具體體現之一，也是目前談判的關鍵問題。很多發達國家將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統一歸為實施手段，以此形式與減緩、適應等問題并列，其旨在把資金和技術轉讓問題作為一般性實施手段，而弱化其作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主要支持承諾的實質。同時，發達國家強調私營部門在提供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將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義務轉化成市場化行為，從而使發達國家免于承擔其責任義務。在2013年4月的波恩會議上，幾乎所有締約方都不否認適應是“2015年協議”的重要內容，發展中國家認為適應行動應在現有適應機制基礎上繼續加強，繼應對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損失與危害問題在多哈會議突然升溫以后，這一議題依然是波恩會議的重點之一，這一問題對推動發達國家承擔歷史責任和維護發展中國家團結具有重要意義。發達國家做出的到2020年每年動員1000億的長期資金承諾依然沒有見到任何具體計劃，相反，OECD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OECD國家用于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額呈現下降趨勢[14]，綠色氣候基金依然面臨無米之炊。德班會議初步建立了以技術執行委員會和氣候技術中心為基礎的技術機制，在多哈會議上技術機制談判模糊觸及知識產權問題，部分發展中國家表示滿意。波恩會議尚未就德班平臺下的技術轉讓進行進一步談判，但可以想象隨著新技術機制在2013年全面實施，應對氣候變化領域中的知識產權問題將更加復雜，發展中國家對該問題的談判訴求仍將長期存在，發達國家的立場和態度也很難妥協。
3中國的戰略選擇
在公約談判進行的20年中，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到世界第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更快速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2011年我國CO2排放占全球28.6%， 已經超過歐美之和[15]；1990-2011年我國的CO2排放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例超過60%，人均排放已接近部分發達國家。隨著這種結構性力量的增強，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別是氣候公約談判中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6]。
在公約談判中，中美歐仍是決定未來談判走向的三股重要力量，任何二者的聯手都會對談判格局帶來極為重大的影響。對2015年協議的內容和形式，歐美之間的分歧越來越明顯：歐盟雖然暫時同意從“自下而上”的“自主許諾+審評”模式入手，逐漸按照一定的標準提高各國減排力度，但其實際上追逐的仍是通過公約體制最終實現“自上而下”全球統一行動機制，這與美國的“去中心化”或“虛中心化”的松散機制立場仍有本質性不同。中國雖然還沒有很明確地表示立場，但在避免國際氣候變化機制對國家發展造成硬性約束這一點看，中美態度比較接近，這也成為奧巴馬政府推崇氣候領域“中美共治”的原因之一。
2013年4月在美國的倡議下中美簽署《中美應對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認識到“氣候變化危害和全球應對努力的不足”，中美兩國應“采取強有力的國內適當行動，包括大規模的合作行動”，并承諾將在2013年建立氣候變化工作組。美國在中國外交戰略中始終居于首要位置，將氣候變化納入中美整體外交中是完全有必要和有意義的。但是由于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維護發展中國家陣營的團結不僅在氣候變化領域，在整個中國的外交戰略上同樣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另一方面，從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和世界低碳發展趨勢看，歐盟倡導“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議定書模式擴大化）也值得中國認真思考。
中國還沒有將發展戰略與氣候變化大背景和全球經濟技術發展大趨勢密切聯系起來。全社會對低碳發展的緊迫性認識不足，共識不夠，對綠色低碳發展的內容和道路沒有透徹了解和深入分析，“低碳”這個概念遠遠沒有納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許多地方打著“低碳”的旗號，走的仍是“高碳”的老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以外促內應成為推動我國發展模式轉型的巨大動力[17]。黨的十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美麗中國”，還應該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引導下逐步為全球環境保護做出與大國地位和形象相稱的貢獻。
4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