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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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范文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活動形式的是一個客觀的“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結構的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義經濟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的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客觀形態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第2篇：計劃經濟范文
今天，生態環境的惡劣是全球高速經濟發展的結果，自由經濟制度促使各國瘋狂掠奪自然資源和嚴重污染環境為代價來獲取其高額利潤創造財富的活動破壞了生態平衡，已造成全球物種急速減少消亡的趨勢，為阻止生態環境繼續惡化蔓延，為保護生態平衡和資源健康可持續發展，本文提出“以新計劃經濟拯救生態環境設想”的論調。
1.“新計劃經濟”的概述
“新計劃經濟”是在我國60、70年代已經經歷過的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提出的，是一種全新的個人理念設想，有區別于我國60、70年代的計劃經濟的。
原則上“新計劃經濟” 依賴政府的指令性計劃，取締不必要的物品生產(塑料袋一類的)，減少對衣、食、住、行、用的產品總數量的生產，但這些產品的品種、科技含量、價格、經濟增長速度等等均由市場來決定。未來的經濟絕對不應該是以數量取勝的，應該是以質量和科技立足的。
假設我們已經進入了“新計劃經濟”時代，那么我們的資源消耗速度將會慢下來，我們不在那么過分追求手機、電腦的更換速度，不在快速的換衣、換車、換房，我們的精力將會轉向其他方面，比如向農業、軍事、教育、醫療、計算機、軟件、硬件、機械、智能、宇宙等尖端科技、高端領域進發。
“新計劃經濟”的宗旨是：能創造但不輕易制造。
這樣我們既能保持在強敵環飼的列國有立足之地，也能在各國角逐中有一抗之力，打消了放緩步伐進人“新計劃經濟” 時代的種種顧慮，可以相對放心的以“新計劃經濟”拯救生態環境的歷程邁進。
2.“新計劃經濟”拯救生態環境的步棸
2.1國家指令性干預
國家以保護整體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為目地指令性干預市場，通過限制部分產品總數量，規定其標準、質量、投資方向、競爭等政策矯正如今的經濟運行模式，以克服市場缺陷，促進經濟環保健康發展。
(1)健全完善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
(2)細化生態環境的法律法規，使觸犯生態環境法的企業、集體和個人有法量刑。
(3)法律規劃生態環保監測機構的執法力度，不作為者依法追究其法律刑事責任。
(4)國家指令性計劃生產衣、食、住、行、用的產品總數，減少數量，提高質量。減少資源原材料的總體消耗，全民進人節儉型生活模式。
(5)取締制造塑料袋和一次性碗筷、牙刷等用品，取締不必要的產業鏈。
(6)禁止市場投放過度包裝的商品，應把包裝規定在方便物品運輸就行。
(7)禁止企業過快的向市場投放新型的手機、電腦、衣物、飾品，特別是以塑料、銅、鐵、鋁等材料制成的裝飾品。
(8)精細化回收垃圾廢棄物，實行建筑等其它垃圾和生活垃圾分開治理制度.
(9)致力探索廢棄垃圾再利用，再還原原材料技術。
(10)政府不以房地產和過多開發礦產資源為經濟增長點，官員不以破壞生態環境而創造的財富為任期內的政績，國家更不該以此為考核標準，節省土地、礦產資源。
(11)禁止人為巨資打造各種觀光旅游景觀，違反規定者依法追究法律刑事責任。
(12)有計劃的開采國內現有資源，有計劃的進行伐木、養殖、捕撈、采摘、獵殺。
(13)對海洋、湖泊、河流、地下水資源分階段、量化高效重復利用，并進行定期質檢，對污染源進行治理消滅，對造成污染的企業和個人依法追究法律刑事責任。
(14)充分利用我國地理環境，按我國原有動植物種類和生長區域特性培育繁殖生態環境循環圈，逐步養成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
2.2企業承擔
企業是生態環境破壞的直接參與者和實施者，阻止生態環境惡化的進程，保護生態環境的任務也理應由企業來主動承擔.
(1)企業一切活動理應考慮環保法實行。
(2)企業應樹立節能、環保、高效、可循環使用的發展理念。
(3)企業應積極組織和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宣傳活動。
(4)企業應積極參與國家的環保項目開發。
(5)企業應主動放緩短期財富指標，以發展兼顧生態環保為己任，生產制造節能、高效、環保、可循環利用型產品。
(6)企業應在產品創造和制造期初就想好產品廢舊了怎么回收處理，做在實處。
(7)企業要積極自助開創、探索節能、環保、高效、可循環利用的新產業新鏈條模式。
(8)企業要致力于環保產品的上市和售后服務問題。對自己的產品負責，要質量穩健
(9)企業要以生產實用耐用型產品為己任。
2.3規范民眾行為
民眾是生態環境的破壞者和承受著，為了自身的生存環境和健康更應該積極生態保護環境，始終把節約、節能、保護環境，做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把這種生存理念一代代的傳承下去。
(1)民眾要自覺保護生態環境，不亂砍亂伐，隨意捕撈、浪費自然資源。
(2)社會、企業、學校要主動承擔教化、灌輸節能環保理念和健康環保的消費觀念。
(3)從娘胎開始灌輸節能環保理念。
(4)從小樹立孩子健康環保的消費觀念。
(5)從小開始培養勤儉節約的生活習慣。
(6)從小教育孩子垃圾分類投放。
(7)從小帶孩子一起積極參與生態環境保護活動。
(8)全民進人無紙化辦公。
3.結語
嘗試通過“新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的方法，探索發現一條可以節約資源，阻止破壞，又不影響國家可持續發展進程的道路，借助國法、企業、民眾的共同力量，建立完善的國家生態環境監測機構，形成有利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健康消費生活模式，真正起到生態環境保護的目的。
第3篇：計劃經濟范文
關鍵詞：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結合；運行機制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1-00000-01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重要性
在新時期，推動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進程是促進中國特色經濟穩步、健康發展的有效手段。政府主導計劃經濟，并進行宏觀調控，而市場經濟中以消費者為指導。如果國家經濟運行中缺少政府的宏觀調控，則會出現經濟疲軟的局面，市場經濟發展迷失方向，最終導致經濟的滯后和隨意，美國經濟危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缺少消費者的指導，完全由政府負責，權利過于集中，也會出現市場疲軟、企業發展過程中動力不足，進而阻礙了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應加強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
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的探析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目標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系中，徹底改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雜亂無章的局面，進而實現計劃經濟的穩步發展是其主要經濟目標。然而大量實踐活動表明，傳統計劃經濟沒有考慮到市場經濟的競爭性和靈活性，為此，我國在改革開放時期，制定了新的經濟發展目標，即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變革市場和市場經濟方式，這不僅充分調動了群眾的經濟主動性，還獲得了理想的效果。由于市場經濟體制中借鑒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相關理論，導致在具體的市場經濟運行中一些問題凸顯。十會議后，我國強調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的基礎上，通過市場經濟提高經濟積極性，進而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需求。
（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科學性
國際經濟強調經濟的整體性，而國內經濟注重經濟的和諧性與合理性。單純的市場經濟中缺少對經濟從整體層面上的掌控，十分容易出現整體經濟崩潰的湖面。而單純的計劃經濟中市場主觀能動性不足，制約了經濟的穩步發展。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系的構建和不斷完善，大量的實踐活動表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具有一定的科學性，這不僅能夠讓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發展，還能促進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內涵
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運行體系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在具體的運行過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單純的市場經濟的運行中，存在較多的負面性，有時甚至會引發經濟危機。結合現階段我國經濟建設的具體需求，我國應進一步控制經濟的負面影響，借助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的優點，增強我國經濟抵抗風險的能力。旨在通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實現優勢互補，有效彌補這兩者的缺陷，創新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模式，進而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奠定扎實的基礎。
（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亮點
分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可知，這兩者經濟運行體制均存在一定的問題，其中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經濟體系內部。為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需求，我們應進一步優化和完善經濟體系。充分利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中的優點，并將此二者有機結合，進而更好地滿足新時期經濟發展需求。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具有宏觀調控能力，可有效消除市場經濟運行中的隱患或者降低危害，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
（五）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社會意義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結合我國經濟的獨特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求，我國實施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分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可知，這兩者有著各自的優缺點。為構建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應合理應用這兩種經濟體制，取長補短，在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的基礎上，以市場經濟的調控能力為核心，不斷優化我國經濟結構，并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注意事項
為更好地滿足中國特色社會經濟建設需求，加快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然而在該運行體制的發展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問題：
1.更新經濟決策部門的思想觀念，加強對相關理論知識的學習；
2.在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核心，緊密結合新時期國際經濟發展態勢，以此來明確我國經濟發展目標；
3.增加計劃經濟的科學性，不斷規范、優化經濟管理條例，推動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進程，真正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四、結語
現階段，我國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為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需求，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選擇性地應用了計劃經濟，為促進這兩者的有機結合，應更新經濟決策部門的思想觀念，加強對相關理論知識的學習，依據新時期國際經濟發展走向來明確我國經濟發展目標，合理應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充分利用其激勵作用，進而促進我國中國特色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桂芬.淺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3（32）：282.
[2]胡留洲.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文獻綜述[J].中國商貿，2012（21）：254-255.
第4篇：計劃經濟范文
完美計劃經濟下重復建設的不可能性
馬克思早年設想的計劃經濟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前提下誕生的。經濟在一國之內僅有一個計劃決策中心，并由這個計劃中心負責收集信息，最后制定出全國各地、各個產業之間相互協調、運轉順暢的龐大而細致的計劃體系，并通過逐級下達而得到貫徹執行。此外任何單位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也沒有計劃的決策權。如果這個模式是完美的，投資多少、投資于哪個行業或哪個地區，計劃中心完全可以根據總體經濟而事先作出精確的安排。因此，在完美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會出現所謂的“重復建設”。
完美計劃經濟的不可能性與現實計劃經濟中的重復建設現象
完美計劃經濟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極其苛刻的假設條件下才能成立，而事實上，這些條件時至今日尚未出現過，而且也無法估計在未來多長期限內才會形成。現實的所謂計劃經濟都是放松了完美計劃經濟假設的“不完全計劃經濟”。在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盡管計劃在經濟運行中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不同的利益主體在決策上也擁有相當的權力。投資決策的分散至少使重復建設具備了可能性，但為什么要重復建設還要取決于中央計劃決策當局的偏好。比如“”時期，在中央的號召下，各地建設了大量的“小高爐”、“土高爐”，并由此引發了投資過度膨脹。由此可見，在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重復建設主要表現為一種在中央政府默許情況下的地方政府行為，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一種決策選擇。
完美市場經濟體制下重復建設是必要前提
根據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完美的市場經濟就是完全自由的經濟，經濟的計劃和決策權被分散在無數個個體手里。每個市場的參與者只是價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價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因此，完美的市場經濟要求有眾多的參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各種決策，從而形成充分競爭，并在充分競爭中發現真正價格。投資是市場參與者重要的決策行為，所以，僅就投資而言，只有在市場上形成大量類似的投資（也可稱為重復建設），才能真正形成充分競爭的關系。否則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壟斷，而壟斷就意味著效率的損失，這是完美市場經濟所不能容納的。
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是傾向于阻止重復投資
同完美計劃經濟一樣，完美的市場經濟也從未在人類社會中出現過。就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看，市場競爭的參與者總是不滿足作為價格的接受者，通過壟斷而成為價格的制定者并由此獲取超額利潤是他們的理性選擇。因此，通過各種手段和方法阻止其他參與者的進入就成為其重要的策略。這種行為的結果表現在投資上就是阻止重復投資的發生。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之所以都有強硬的反壟斷法，恰恰說明壟斷行為在它們的市場經濟中是何等突出。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完美的計劃經濟與現實的市場經濟之間，就投資而言都有抑制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的一致傾向。無怪乎經典作家已經看到資本主義是通過壟斷形式而最終進入社會主義。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現實的計劃經濟（或不完全的計劃經濟）與完美的市場經濟都會形成并要求重復投資，在這一點上兩者至少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盡管在不完全計劃經濟體制下，重復投資主要是由各級地方政府造成的，而完美市場經濟的重復投資則是建立在眾多非政府市場參與者參與的前提之下。
第5篇：計劃經濟范文
一、 銷售主體的改變
銷售模式其實是一種銷售方式，是銷售主體通過流通領域，運用銷售方式銷售商品的一種活動。其流程是：商品——流通領域——消費者；具體操作為：銷售主體——商品——銷售人員——營銷方式——流通領域 〈市場〉——消費者。
計劃經濟下的銷售主體主要是國有、集體企業和一些個體商販。國有、集體企業占所有銷售主體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其中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其它居于次要地位。以前我們外出時通常能看到一些企業的名稱前面都冠有“國營”兩個字，連一些集體的飲食店、供銷社也冠有“國營”的名稱；在公安、司法實踐中要認定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銷售主體，很間單，沒有任何異議。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國進行了 經濟體制的改革，到目前為止，確立了按照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二十幾年的改革成果，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了國有經濟，同時也使許多國有企業改變了性質，采取了多種有效實現形式，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各級政府加大了對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幫助力度，初步建立和逐步規范了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體制下銷售主體主要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銷售主體演變而來，在原來的基礎上擴大了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以及個體、私營企業等銷售主體，銷售主體就變得復雜。
在公安、司法實踐中 要認定市場經濟體制下銷售主體必須先查明企業性質。特別是一些個體、私營加工企業，連法人登記都沒有，根本無法查明，在訴訟階段，就有一些典型案例引起司法界、法學界的爭議和爭論。
二、 銷售人員的身份改變
計劃經濟體制下銷售人員的身份是明確的，習慣統稱“供銷員”。所謂“供銷”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采購〈供應〉原材料，推銷〈銷售〉商品的行為。企業的供銷員負責兩方面的工作：一是采購；二是推銷。
所有的供銷員都是企業的正式干部職工，一些大中型企業把人事、勞動部門分開，干部由人事部門管理，職工由勞動部門管理；一些小型企業把人事、勞動部門合并為統一科室進行管理。公安、司法機關要確認其身份，到所在單位調閱一下檔案就可以。那時個體經商人員的成分不叫供銷員，有一個固定稱呼，叫個體商販。
市場經濟體制下銷售人員的身份我們把他們統稱為“銷售人員”。現實中有稱：“業務員”、“推銷員”、“銷售員”、 “供貨員”、“委托產品銷售人”、“人”等；工作職責與計劃經濟體制下大致相同，負責銷售主體的采購、推銷工作。
市場經濟體制下銷售人員的身份是復雜的，有正式干部職工，有合同聘用制銷售人員。其中聘用的銷售人員有長期、短期的區別。國有、集體企業、公司和規范的個體、私營企業、公司管理規范，公安、司法機關要確認銷售人員的身份，到企業查一下檔案就可以。但是有一些個體、私營企業、公司內部管理混亂，沒有建立檔案管理制度，一旦企業被詐騙或被侵害時，無法維權，無法舉證。可謂：“啞巴吃黃連，有苦無處說！”如某市公安機關今年三月份偵破了劉某涉嫌特大職務侵占一案，涉及到證實犯罪嫌疑人的“銷售人員”身份時，由于是私營企業，內部檔案管理混亂，連起碼的聘用合同、銷售合同都找不到了，公安機關為了證實其身份，只好到外地客戶去調查取證，花費了一些本不該花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教訓很深刻。
三、 銷售人員的待遇及銷售方式的改變
計劃經濟體制下供銷員的待遇主要體現在：供銷員拿銷售主體的固定工資，領出差補貼，一切福利待遇與正式干部職工同等。
市場經濟體制下銷售人員的待遇主要體現在：沒有固定的工資待遇，銷售方式普遍實行“責任制”。國有、集體企業、公司和一些規范的個體、私營企業還比較好，在實行“責任制”的同時一些政治、經濟方面的待遇尚能落實，如保險、統籌等銷售主體都能解決。一些不規范的個體、私營企業銷售人員的待遇就沒有保障，尤其是一部分不講信用的個體、私營企業等銷售主體拖欠、克扣現象嚴重，糾紛頻繁。這種現象在沿海發達地區尤為嚴重。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供銷員與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銷售人員待遇和銷售方式方面最大的區別是：銷售行為與銷售業績是否掛鉤的問題，前者不掛鉤，后者掛鉤。 計劃經濟體制下供銷員的采購、推銷行為不落實“責任制”，不與業績掛鉤，干好干壞一個樣。
市場經濟體制下銷售主體對銷售方式普遍落實了各種“責任制”，而這些“責任制”名目繁雜，形式多樣。如“包干制”、“包底銷售制”、“地區產品委托銷售制”、“利潤分成銷售制”、“讓利銷售制”、“某某銷售制”等。
如某市公安偵查機關今年二月份辦理了一起挪用資金案件，涉及到犯罪嫌疑人挪用貨款的問題。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對其銷售方式、銷售人員身份進行了調查確認：銷售方式是“包干制”，即銷售主體以低于出廠價格提供給銷售人員商品，并送貨到客戶，承擔運費、稅收，不拿固定工資，自負盈虧年終到銷售主體結賬；身份是銷售主體正式聘用的銷售人員。由于銷售主體內部管理混亂，“包干制”有缺陷，銷售主體對銷售人員的銷售活動、資金回籠等無法監控、管理，“包干制”流于形式，給犯罪嫌疑人鉆了空子；在報捕階段，個別司法機關的經辦人員的觀念還停留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年代，對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銷售人員身份識別不清，認為證明犯罪主體證據不足，不批準逮捕。后來公安機關直接向檢察機關移送審查依法起訴，最后審判機關認定被告人有罪判了刑。由于偵查、檢察機關對該案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認定有異議，嚴重地影響了辦案的質量和速度，造成了打擊不力的現象。
從公安、司法實踐中大家體會到：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公安、司法機關要查清供銷員的待遇及銷售方式很容易，有檔案可查。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公安、司法機關要查清銷售人員的待遇及銷售方式很難，原因在于：
〈1〉銷售主體復雜。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實體區別巨大，在具體辦案過程中公安、司法機關之間沒有一個統一的認定標準；公安、司法人員之間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標準，有的公安、司法人員平時不注重學習，思想僵化，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銷售模式區別不清，常常因案件的一些細節爭執不下，影響了辦案的速度和打擊的力度；
〈2〉銷售方式千變萬化，沒有固定的形式。在銷售活動中銷售主體說了算，不能以一句營利和虧損來概括。
如某市公安機關2002年11月在初查一起職務侵占案件中，發現一銷售主體從營銷策略上去做文章，臨時搞部分商品底于出廠價進行虧本銷售，具體銷售活動由銷售人員進行，銷售主體沒有書面授權，也沒有文字記載，只是電話通知，又沒有原始記錄，時間一長，大家都說不清楚了，年終結賬時將虧損部分都算到銷售人員上。銷售主體以涉嫌職務侵占犯罪將銷售人員告到公安機關。雖然該案偵查機關沒有立案，但銷售人員的名譽受到了侵害，這些都是銷售方式上存在的問題；
〈3〉檔案不全，銷售主體被侵權后無法舉證。國有、集體企業、公司，規范的個體、私營企業等，內部管理規范，各種規章制度健全，檔案完整。但是一些小的企業、公司，特別是一些個體、私營企業，在聘用銷售人員、福利待遇、采用銷售方式等方面，沒有任何檔案或原始記載，甚至連本臺帳都沒有，發生案件、糾紛后，自身無法舉證，公安、司法機關調查取證、訴訟活動困難重重。
2002年10月份，某縣公安機關派員到沿海一個發達的城市去調查一起職務侵占案件，在當地公安機關的配合下找到一個個私公司的老板，意圖取一個證據，要求個私老板提供財務賬，一問才知道哪有什么財務賬，他做生意從來不建賬，收支全在自己的口袋里，本來可以通過查一下賬目，個把小時就能解決的事情，卻無法進行。由于這份證據是定案的關鍵，某縣公安機關前后三次找他，制作了三份筆錄，最后還是達不到要求，真是勞命傷財。
四 、銷售環節的變化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銷售環節是計劃性、指令性、層層進貨、批發，一件商品從出廠到消費者手中，環節、手續繁雜。在公安、司法實踐中收集證據容易。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銷售環節是根據市場變化而定的，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銷售環節的簡單化，一般商品取消了計劃、指令性。銷售主體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消費者可直接向銷售主體進貨，在流通流域減少了許多環節，減輕了生產、銷售成本，縮短了資金周轉周期，提高了資金運作效率。
第6篇：計劃經濟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文化；經濟現代化；經濟發展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與發展中，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及優勢確保了經濟發展的穩定性。世界經濟危機雖然對我國國內經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國經濟的發展仍維持穩定發展趨勢。這一現狀表明了我國經濟體制的健全性及抗風險能力，充分肯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策略與戰略的科學性。但是，全面小康社會構建中，市場經濟文化也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為了保障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保障全面小康社會構建需求，新時期經濟發展中必須加強經濟文化的建設與引導。以國家政策、戰略的有效實施促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健康發展，促進我國經濟體系的完善。
1 市場經濟文化的重要作用分析
現代經濟領域的研究表明，經濟發展與經濟領域有著重要的影響、與經濟文化有著重要關系。經濟體制、發展模式需要以文化及價值取向進行引導，以文化為動因實現經濟的健康發展。市場經濟是通過自由競爭使市場資源配置充分發揮自身作用，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經濟文化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如何實現科學的市場經濟文化建設、加快經濟現代化發展是我國目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利用文化支撐作用為基礎，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構建。
市場經濟文化內容的探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嶄新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是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的重要階段。由于這一經濟發展模式缺乏借鑒性，因此經濟發展活動中存在著諸多不足與問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市場經濟文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通過經濟文化核心價值觀，指導市場經濟文化的發展、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發展。根據市場經濟文化發展需求，市場經濟文化的主要內容集中在合理的個人利益與價值觀、價值評價與社會導向、商業氛圍及經營理念等幾個方面。針對市場經濟發展需求確定文化內容、針對社會主義特性完善文化內容，以此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與發展，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
2 市場經濟文化與經濟現代化分析
2.1 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完善，促進市場經濟文化與經濟現代化發展
在世界經濟環境影響下，我國經濟環境不可避免收到了沖擊與應用。為了滿足我國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必須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徹底轉變傳統計劃經濟體質，以市場經濟現代化為目標開展經濟體制的完善工作。依靠市場經濟特征實現國家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應用，實現健康的市場競爭、市場整合與市場分配，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資源利用的最大化，滿足我國新時期和諧社會構建戰略目標要求。
2.2 以政策引導及國家宣傳為基礎，促進市場經濟文化的建設
針對市場經濟文化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我國相關部門應加快政策的分析與探討。以政策引導為基礎、以宣傳工作為中心，提高經濟體系內各組成部分對經濟文化的關注。通過國家政策傾斜、引導工作的開展，保障市場經濟文化發展方向。同時，對行業發展、行業法規等進行規范，促進各行各業行業協會的建設，以行業協會為基礎，滿足新時期市場經濟發展需求，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文化的建設。
2.3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市場經濟文化需求的分析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戰略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是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點。針對和諧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我國政治、社會會、文化、經濟的并列發展對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有著重要影響。各因素的協調、促進關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核心問題，是我國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及政策制定的關鍵。針對經濟發展對市場經濟文化的需求，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應對市場經濟因素、價值觀念等進行分析，以市場經濟為背景借助市場本身的調節功能，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和諧發展。以文化為依托實現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引導市場經濟規律發展。通過協調文化與市場經濟發展方向、內容，滿足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發展需求，滿足我國經濟體系轉變與改革的需求。
2.4 以市場經濟文化為引導，促進經濟現代化發展
在我國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經濟現代化發展需要以文化為引導，以此為基礎實現高度綜合的社會發展。通過國民經濟工業化、知識化以及勞動生產力、國民收入的持續性增長，實現經濟的改善，實現國內經濟公平環境的建設。根據市場經濟文化對經濟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中應明確經濟文化的重要意義。通過市場經濟文化構建、引導及科學發展，促進經濟現代化目標實現，促進我國和諧社會構建目標的實現。
3 以誠信經濟文化為重點，促進經濟現代化發展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與發展缺乏經驗借鑒，因此需要在不斷的發展、完善過程中不斷推進，以此實現科學的經濟發展模式。針對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需求，我國應規范企業的經營。以企業對市場經濟規律的遵循、誠信態度及法律法規的遵守，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以誠信和規則為基石，以規則文化為重點，建立有法必依、堅決執行的市場經濟環境。以文化強化、經濟強國為中心，針對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運用文化引導、政策規范等實現經濟文化與經濟現代化的健康發展。
4 結論
綜上所述，在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市場經濟文化對經濟現代化發展有著重要的引導與規范作用。為了滿足我國全面小康社會構建的需求、滿足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國必須加快市場經濟文化的構建。通過政策、法規、宣傳、輿論等方式，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的發展方向，為促進我國經濟現代化發展奠定基礎，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第7篇：計劃經濟范文
關鍵詞：企業文化精神食糧塑造價值觀念
企業文化為企業員工共同認同和遵守的企業道德提供了良好的精神食糧，并形成了獨特的價值觀念。企業文化的內容是比較豐富的，它的主要要素包括企業哲學、企業價值觀、企業精神、企業道德、企業風尚和企業的市場形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文化能促進企業良好形象的樹立，同時，企業員工的文化底蘊的發揮對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推動社會進步起著主動、積極的作用。具體來說，企業文化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具有導向功能、融合功能、激勵功能、凝聚功能和輻射功能。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不但可以在本企業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作用，而且還會通過不同的社會渠道對社會產生良好的作用，一個企業的員工看起來活動在本企業，但是他還可以通過同學、朋友、家庭成員和社會各方面進行交流，他們在社會的交流中就會反應出所在企業良好的精神面貌，這種良好的精神風貌將帶動其它企業競相效仿，甚至提高整個宏觀管理水平和改變企業的微觀世界，使企業員工在潛移默化的文化氛圍中接受共同的價值觀念，并轉化為他們的自覺行為；改變人們頭腦中的等級觀念，使他們協調地融合于企業文化之中；使全體員工的使命感和責任心進一步增強，為構建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一、我國企業文化的基本現狀
我國企業文化在工業經濟時代就開始形成，在企業文化中企業的經營理念就在于盡可能地占有和支配自然資源。因此在評價這個企業的實力時，就要看它占有和支配自然資源的總量。這一條件在工業革命時期確實得到了提高生產和經濟效率，快速地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個階段的企業文化氛圍中，也充分體現了這個時代企業發展的個性。在工業革命時期從企業文化的任何一個角度看，都可以體現出企業的發展是以自然資源占有和支配為中心，企業在生產經營上要盡可能地獨占自然資源，因而企業就會從社會掠奪更多的自然資源。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資源分配實施的是平均主義，這就促使企業產生膨脹的資源占有意識，因而搶計劃、增項目、要資金、拼資源，這就是當時企業爭取發展的現狀。我國大多數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當步入市場經濟時發現企業這樣得經營模式得到的結果是虧損嚴重，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思維定式仍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沿襲，反應在企業文化上，一方面沒有從計劃經濟的企業文化模式向市場經濟的企業文化模式轉變，另一方面，也沒有跟上市場經濟發展的步伐，沒有適應從計劃經濟時代的企業文化向新經濟時代的企業文化轉變的規律。仍然沿襲著傳統的企業文化觀念，它必然與當今市場條件下的管理制度發生碰撞，不能較好地進行企業文化在新時期的整合與發展，使企業文化得以重新塑造成為適應構建和諧社會需要的企業文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文化的建設中，要充分認識和深入考察信息化為基礎的企業現狀，可以看出，無論是企業的價值觀，還是企業的行為準則，在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時期的企業文化都有異于傳統工業經濟中的企業文化模式。這會使企業培育起一種重視速度的企業文化成為當務之急，在未來的商戰中，不再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
企業的速度文化。企業文化的發展與現代信息網絡相關，現代信息網絡可以用實時的速度收集、處理和應用與其相關的信息，它可以使企業的經濟節奏加快，也可以使企業的產品老化加快，因而創新周期的縮短是必然的，它使傳統的競爭因素得以減弱，企業相互間的競爭成為一種時間和速度的競爭。這就使企業認識到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必需重視速度的企業文化的發展。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所遵循的不再是大吃小的傳統規律，而是快吃慢的新型模式。
企業的創新文化。企業的創新來自企業員工自身素質的創造性發揮。企業的創新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期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的創新文化已經得到發展和加強，創新文化的發展將促進企業經營的發展，企業文化將成為企業發展的力量之泉，那時候，企業的發展主要是依據企業的先進技術和企業的創新意識。
企業的學習和文化。今天的經濟全球化與技術革新隨著信息產業的發展得以高速發展，現代企業發展的生命周期受到市場競爭的挑戰。成本——市場學派的費農認為：產品生命是指市場上的營銷生命，產品和人的生命一樣，要經歷形成、成長、成熟、衰退這樣的周期，而這個周期在不同技術水平的國家里，發生的時間和過程是不一樣的，其間存在一個較大的差距和時差，正是這一時差，表現為不同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它反映出了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的差異，從而決定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變化，為了便于區分，費農把這些國家依次分成創新國（一般為最發達國家）、一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
企業的融合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企業文化時期，還有一個時代的特征，那就是要講文化和企業融合在一起。世界經濟的發展走向世界，打破了國家的界限，是世界經濟貿易走向全球化，這使經濟貿易的競爭更加復雜，競爭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競爭，這在全球的許多企業內所進行的兼并或行業間的聯盟都有過鮮明的例證，只要把握好企業與文化的關系，更好地獲得各種信息，使企業中的人才和資源共享。就可以使企業形成跨文化的優秀群體組織，它會使企業不斷融合多種文化，同時，全球新經濟的到來為企業文化鋪平了道路。近年來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的兼并，就是通過全球性的合作來實現優勢互補的。
二、我國企業文化的發展目標
l、企業文化要突出中國特色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迎來了新經濟的春天，經濟全球化，經濟無國界使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強，在企業發展過程中要理性對待和吸取世界各民族企業發展的優秀文化，與我國現有的企業文化融合起來，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企業要以創新為主，要有獨創的精神，不要沿著別人的老路走，要形成自主獨創的產品、創造名牌企業效應，才能占領國際市場競爭的制高點。
2、企業發展依靠“以人為本”的價值觀企業無論在國際和國內市場的競爭都是人才的競爭，人才是企業的生存之本，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在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中更要注重企業文化要為經濟的發展服務，要注重培養從事本行業的研究開發與企業管理的中、高級人員，為他們提供競爭力的機會和良好的福利待遇，要加強企業員工可塑性的發展空間，為員工創造一個寬松、協調的工作環境，這樣企業員工就可將深厚的技術儲備和豐富的業務知識，全身心的投入到企業的工作中，使企業的發展得到全面的提升。
3、企業發展與企業文化建設企業的發展依靠企業的制度文化，企業的制度文化主要是管理制度、人事干部制度和分配制度。制度文化的健康發展可以為企業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在企業的生產管理活動中制定和諧的制度，可以保障員工的權利，也可以激發員工的熱情。制度文化是企業發展目標的措施和手段。它可以成為職工行為規范的模式，使員工的活動合理進行，同時也是維護職工共同利益的一種強制手段。一個優秀的制度文化必然是人性、科學、實用的管理方式的體現。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企業的文化發展得到大的發展，在國際、國內的經濟大環境中，我國的企業的發展和生存必須擺脫狹隘的閉關意識、地方主義，主動參與全球企業文化的多元化進程，在發展中要站在時代的高度，使我國在企業發展中發揮企業文化的魅力，迎接新經濟的挑戰。
參考文獻：
第8篇：計劃經濟范文
大城市郊區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表現出很強的邊緣效益，是我國最有生命力、經濟發展最快的新興地帶，也是我國人均收人較高的地區，這不僅在我國，而且在世界也是令人矚目的，稱得上是本世紀末期在東方出現的奇跡.郊區孕育著城市發展的未來，是城市快速發展蔓延的主要地區，是衛星城鎮的前身，是農村發展的榜樣和先導.從一定意義上說，大城市郊區是我國持續發展的范例，搞好這里的生態經濟規劃具有突出重要的意義。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城市規模迅速擴大.做為城市化的前沿，城市郊區在發展中也暴露出許多問題.諸如:郊區做為城市蔬菜、副食品重要生產基地的功能在逐漸減弱;郊區已經成為城市生態危機的轉嫁地;郊區的土地利用與城市整體發展相脫節;郊區自身資源配置結構不盡合理，等等。這些問題都要求我們去探討，如不加以解決，就會把暫時取得的發展抵消了。
1大城市郊區生態經濟規劃的理論思想
1.1持續發展理論持續發展的涵義是指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題下，尋求我們當代人對自然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再分配的發展途徑。它包涵了六個基本嚎則:公平(Justce)、持續性(Sustainability)、和諧(Ha~ny).需求(N氏過)、高效率(托ghEffianCy)和質量升級(QuslityPromotion)，其中持續性是最基本的原則。持續發展理論做為人類新的行為規范和價值觀念，已經得到全世界的認鳳.持續發展戰略是本世紀乃至今后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持續發展理論是“共生”理論、“共同創造”理論的發展，認為地球上的環境各部分都是相互聯系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始終是相互作用的，人類要認識到地球具有整體性和其間各子系統的相互依存性，人類必須考慮到環境與發展兩個方面.持續發展理論并不反對經濟增長，反而認為無論是發達工業化國家，還是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只有積極發展經濟，才是解決當前全球性危機的根本出路.同時，持續發展理論強調:要實現人類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努力保護環境，不能以環境惡化來換取經濟的增長。大城市郊區的生態經濟建設必須遵循持續發展理論，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環境質量的提高.
1.2邊緣效應理論奧德姆(E.P.Odum)的邊緣效益思想是純生態學的.國際上把產生邊緣效應的空間域稱為Ecotone.實際上，邊緣效應不僅存在于生態學，同時也存在于自然界的許多領域。如:林農交錯帶(山地平原交錯帶)、農牧交錯帶(森林草原與草原交錯帶)、城鄉交錯帶等，這些地帶已經成為生態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大城市郊區位于城鄉交錯帶，這一過渡帶對Ecotone的特征體現得十分明顯，從環境、人口數量和質量、經濟形態、社會生活以及物質能量交換等方面都具有過渡帶的時空變化，主要特征:(l)多樣性:受城鄉經濟的雙向輻射，產業結構具有雙向銜接的特點，綜合性強，部門多樣;(2)機動性:不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束縛，決策管理靈活，產業選擇機會多，獲得信息快，部門結構變率大，產品更新快，使郊區的經濟充滿生機;(3)突變性:其產業和管理都不是單一的線性延續，而是突變的、非線性的.鄉鎮企業的產值經常是成倍增長;(4)脆弱性:大多數鄉鎮企業抗外界干擾能力弱，產業結構依賴城市大工業強，獨立性差.而且大多數鄉鎮企業在發展初期只注重經濟效益，對生態環境破壞嚴重.這些特征中有正向效應，也有負向效應.其正向效應包括很強的競爭力，變化速度快，移動能力強，是突變的產生區，生物具有多樣性，等等。負向效應是指具有脆弱性、恢復原狀的機會小，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因此，在大城市郊區的發展中要應用邊緣效應理論揚長避短，以特定的理論去指導特殊地區的經濟發展。
2大城市郊區生態經濟規劃的原則
大城市郊區是由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是一個多等級的復合的生態系統.在規劃中要從整體上研究大城市郊區各子系統間的內在聯系，尋求對該系統進行整體的協調規劃，使系統的整體結構達到最合理，整體功能達到最佳狀態。大城市郊區的生態經濟規劃是以大城市郊區復合生態系統為研究對象，以生態經濟學理論為指導，以士地利用規劃為重點，運用系統分析的方法，對區域內各種生態因素、社會經濟因素、自然因素和系統功能進行綜合評價，提出區域的生態經濟開發方向、發展目標、途徑和對策，對其生態經濟結構合理布局，促進大城市郊區的自然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協調持續地發展。要協調系統整體之間關系，實現生態環境、社會經濟各方面綜合效益的持續提高，應考慮到兩個方面。即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大城市郊區位于大城市向農村的過渡帶上，獨特的區位優勢使大城市郊區具有城市生態經濟系統和農村生態經濟系統都不具備的特征。在大城市郊區的生態經濟規劃中要本著兩個原則，第一要保持和提高整體的持續性;第二:充分利用邊緣效益.
3大城市郊區生態經濟規劃的主要內容
大城市郊區的生態經濟規劃就是在規劃原則的指導下.對確定規劃期內該復合生態系統的一種優化設計，這種設計主要是對復合生態系統的結構和規模進行規劃，該規劃是以復合生態系統辨識和土地資源性質分析為基礎的.規劃程序可用框圖表示如圖1所示.復合生態系統辨識要從系統的自然條件、社會經濟條件和生態狀況等方面著手，進行綜合分析。自然生態條件主要著重于經濟建設的自然生態條件分析，包括氣候、地貌、土壤、植被等諸多方面.社會經濟條件包括所轄區的社會經濟狀況，人口構成、固定資產、年創產值、利稅、人均收人等.生態經濟發展現狀是指該規劃區的自然生態條件對其經濟發展的影響和規劃區現有的產業結構。在上述諸多因子分析的基礎上搞清楚規劃區存在的主要生態經濟問題，找出解決問題起主導作用的生態因子.認識復合生態系統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對大城市郊區復合生態系統的土地資源性質進行分析。因為復合生態系統是建立在土地資源之上，土地資源的性質是復合生態系統的物質基礎。土地資源的性質包括土地利用現狀、土地自然類型、土地適宜性評價、土地潛力分析、土地利用存在的問題，這些方面的分析是一環扣一環的。在復合生態系統辨識和土地資源性質分析的基礎上對該系統進行預測.本文主要進行了人口預測和土地預測。人口預測是為了清楚規劃期的人口數量、人口數量決定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量和各項生態經濟指標的人均占有量.從總體上看，人口的發展是各項用地的依據，人口規模和人均用地的水平決定了土地利用結構.因此，人口預測是復合生態系統預測的基礎。按非建設用地類，上地需求預測應該包括耕地、園地、林地、牧草地、工礦用地、交通(包括水利設施)用地、水域、事業居住用地.這類用地可根據所規劃區的復合生態系統發展方向和土地資源性質對某類用地進行重點預測，有條件的可對各類用地均進行需求預測.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不斷增加，對土地的需求量也不斷增加.但由于土地是自然的產物，土地資源是不能再生的，既使沙化、鹽堿化.水土流失等災害全部消除，人口、土地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也會日益尖銳.因此，確定一個合理的土地利用結構，可以確保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為規劃期的上地利用提供一個可靠的依據.在大城市郊區，土地的生態經濟需求預測還有自身的特點。大城市郊區有強的邊緣郊應，居民的生產、生活也有由農村向城市過渡的特點，物質能量的商品性很強，口糧很少部分自給，蔬菜、副食品的生產主要是滿足城市消費因此大城市郊區的人門預測只能影響到居住用地和輕度影響農業用地的需求，郊區農用地的需求和大范圍內農用地需求預測不同.如:大城市郊區耕地需求預測分兩個部分第一是為當地居民提供蔬菜副食品和部分口糧的耕地濡求預測;第二是為市區提供蔬菜副食品及其它調劑商品所需的耕地數量.在上述系統辨識和需求預測基礎上，對復合生態系統的結構和規模進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最后做出大城市郊區包括土地利用規劃、生態經濟類型規劃、生態經濟產業結構及指標規劃在內的具體規劃方案和規劃圖.
4大城市郊區生態經濟規劃的幾點認識
4.1經濟發展的起點高我國目前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大城市郊區比城市、農村和一般的城鄉過渡帶都具有明顯的優勢，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搞好其生態經濟規劃具有突出的重要意義。大城市郊區除了具有城鄉交錯帶的普遍優勢外，在我國特殊的經濟環境下，還具有許多時代的特殊性.首先它具有較大城市內部更為廉價的土地資源優勢;其次，沒有傳統計劃經濟的束縛，也沒有計劃經濟留下的包袱，運轉靈活機動，容易實現高速發展;第三，集體經濟為主體的郊區鄉鎮企業較城市個體經濟和國有經濟容易籌集積累資金，且周轉速度快，比較易上檔次、上規模、上水平;第四，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城市居民對綠色食品的消費、對旅游休憩的需要更為旺盛，這為郊區農村經濟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潛在的市場需求。在犬城市郊區的生態經濟規劃中不僅要利用其邊緣效應，還要抓住經濟體制轉軌這一特殊時期殊地帶速變性特點，站在經濟發展高起點上，合理布局.農業要實行規模經營，形成高投人、高產出的大批量、無季節性的蔬菜生產基地、花果基地、乳肉蛋基地。工業生產要立足本村面向城市，把當地經營與異地經營相結合，在大市場環境中抓住機遇.發展經濟.形成農工商一體的大型產業集團。
4.2生態環境具有脆弱性要重視郊區的農田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土地資源的不合理使用會產生一系列的生態問題。在齊齊哈爾市郊區就存在沙化、鹽堿化和次生鹽堿化水土流失等現象.多數鄉鎮企業只重視經濟效益，缺乏環境保護的配套設施，排放的“三廢”危害了郊區的生態環境.郊區又是城市垃圾、廢水的排放地、傾倒場，污染工業的搬遷地.這些因素都直接影響了郊區的生態環境，從這一點看，大城市郊區是生態環境問題迫切需要解決、形勢最嚴竣的地區。
第9篇：計劃經濟范文
經濟全球化將推動我國的改革進入新階段，例如：經濟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對政府的壓力，徹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全面的市場競爭，加快企業改革，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具緊迫性；經濟全球化強調金融的國際化，金融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將首當其沖。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現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加快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打造與新體制有效運行相適應的制度性、社會化的基礎。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實現產權制度改革的突破至關重要。產品短缺是計劃經濟體制突出的特征和現象。但從制度的缺陷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短缺是產權的短缺，它的基本特點是產權主體的單一化。這是傳統經濟體制下不可能產生競爭、沒有經濟活力的制度原因。經過20多年的改革進程，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任務還遠未完成。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展開和深入，產權主體的社會化成為一個必然的要求和趨勢。結合我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以無償和有償相結合的原則，多種途徑實現企業家、尤其是創業型企業家的價值，規范推進具有我國特色的職工持股制度，有效構建企業與職工的利益共同體，由此推進產權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社會化的轉變，打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制度基礎，是新時期經濟改革的重要任務。此外，要從法律上賦予和保障農村土地產權關系，為農民增收創造根本性的制度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