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學科評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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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文地理學科評估范文
地理學是一門涉及多學科、跨領域的綜合叉科學。地理學科文理兼備的綜合性、社會實踐性、區域性的特性決定了其在研究性學習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為研究性學習的開展提供了內容基礎、社會實踐基礎和方法論基礎。如地理學中關于資源開發與合理利用、環境保護、產業布局與結構調整、交通運輸、城鄉規劃以及人口、環境、資源等重大區域問題及其可持續發展等內容，均可構成研究性學習的重要素材；地理學要求培養學生很強的實踐能力，這種實踐能力，小到地圖的辨識與繪制，大到城鄉規劃、國土開發整治等，恰恰是研究性學習所需要的；地理學注重人地關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綜合集成，強調多種方法的靈活選擇與組合，如比較法、文獻資料分析法、實證分析等。此外，地理學科善于利用先進的3S手段和計量地理工具，對地理事物和現象進行準確描述、合理解釋和預測，這些正是研究性學習所需要的方法論基礎。
隨著國家教育部將“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納入“實踐教學重點”和“教育教學水平評估體系”，以及“十一五”規劃中“創新型國家”目標的確定，創新性教學與研究已成為教育教學的主旋律。教學和科研相結合、教學與教研相長，是地理教師隊伍必備的素質。憑借地理學科特性優勢，地理課程教學在區域人口、資源與環境等領域開展研究性學習的條件更成熟、更優越，為研究性學習的開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揮空間。
二、地理研究性學習的課堂組織
課堂是教育教學的主渠道，是地理研究性學習的主陣地。地理研究性學習的開展，必須充分考慮到地理學科特性和專業培養目標，遵循一定的組織原則，結合各校地理師資條件、實驗和實習條件以及學生能力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選擇研究性學習的內容和組織模式。
1.研究性學習的組織原則
在研究性學習中，筆者認為應遵循以下五個原則：一是自主性原則，即把學生真正置于主體地位。強調學生的自主意識、自主能力、自主習慣，通過學生自主選題、自由組團和自覺研究，來充分發揮每個人的創造潛能，使學生在學習中實現自我、創新自我和發展自我。二是實踐性原則，即充分利用地理學科的實踐性特點，把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構建應用型的研究性課題，讓學生走出校園、走向社會。讓學生在社會大熔爐中完成實地考察、調研以及課題相關信息資料的搜集，提高對現實世界的認知能力，增強對社會實際的了解，并收獲人際交往技能、溝通技能、與他人合作技能，培養社會適應能力、社會責任心和使命感。三是興趣性原則，即研究性學習課題的選擇不僅具備研究價值和科學意義，同時必須要有趣味性，容易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興趣點。教師要善于發現和捕捉周圍客觀環境的新變化，增添研究性學習課題的時代感和吸引力，以促使學生興趣火花的不斷迸發。四是創新性原則，即研究性學習活動能夠通過主動參與、自主探究，培養學生對地理事物和現象敢于質疑、勇于創新的心理傾向，能夠樹立起學生的創新意識和求新精神。五是可操作性原則，即研究性學習課題的開展，必須著力于高師地理院校自身條件和學生實際能力水平。在內容設置上，要有一定的難度和能力要求；在空間尺度上，應以學校周邊社區、城市或區域為研究重點，給學生以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并能實現費用成本的最小化，增強學習研究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2.研究性學習的內容體系
根據地理學科特性和研究性學習開展的基本原則，筆者以人文地理部分課程教學為例，進行研究性學習課題素材的挖掘。人文地理學是關于人類活動的空間差異和空間組織以及人類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在研究內容上，注重人地關系，并以人地關系為主線，以當前人類面臨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為重點，貫穿于工業、農業、交通、商業、城市等內容之中。在人文地理學龐大的科學知識體系中，產生了諸如文化地理、人口地理、農業地理、工業地理、聚落地理、語言地理、宗教地理、旅游地理、政治地理、行為地理等眾多的分支學科。在地理教材的人文地理部分中，可以從基本理論、方法論及部門地理三個方面，提煉出以下研究性學習課題（圖1）。
其中，基本理論部分包含的主要研究性課題有人文地理學的應用及理論價值、人地關系的可持續發展觀等；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部分可以引導學生進行人文地理工作者（教師、科研人員、政府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能力要求的探討；部門地理中可以挖掘出眾多的研究性課題素材，如文化地理部分的不同空間尺度的文化沖突與融合問題；人口地理部分的人口增長的社會問題（人口老齡化、留守兒童等）、人口政策（戶籍制度、計劃生育等）、民俗景觀中的人地關系態度等；農業地理部分，包括現代農業的基本特征及其實現條件、三農問題、新農村建設中的人地關系問題（基礎設施、教育、醫療衛生、保險等）；工業地理部分的技術創新與工業革命關系、工業布局的影響因素及其時空演變、工業化進程中的人地關系問題（如區域協調發展、環境保護、主體功能區劃分）等；聚落地理中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關系、城市（鎮）體系、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問題（失地農民、城市交通擁阻、城市教育醫療衛生支撐體系等）、農村聚落規劃與管理（如古村落景觀、農村聚落空心化現象）等；語言地理部分，包括語言分布與擴散的影響因素、地名景觀中的人地關系等；宗教地理中的與國家關系（如國民特質、國家凝聚力）等；旅游地理中的旅游活動對區域的影響（含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方面）等；政治地理部分的地緣政治與國家戰略（尤其是中國的地緣政治與外交戰略）等；行為地理中的人類行為空間尺度的影響因素、全球化與本土化關系等。
3.研究性學習的組織實施
研究性學習目標的實現依賴于良好的課堂組織，尤其是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共同努力和真誠合作。研究性課題的組織實施可以分為課題選擇、計劃制定、資料收集、資料分析、成果表達、成果交流和成績確定（課題結題）等七大步驟（圖2）。
第2篇：人文地理學科評估范文
關鍵詞：地理學 前言探索 特點問題
一、學術研究的前沿探索
1.全球變化及其區域響應研究
全球變化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國際學術界為迎接人類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和發展問題而設計和實施的研究計劃，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龐大的超級科學計劃。全球變化研究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地理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全球變化及其區域響應涉及古地理環境演變、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變化、減輕自然災害、典型區域環境定位研究以及全球環境變化的對策等眾多領域。我國的青藏高原、黃土高原等區域和全球環境變化關系密切，正是地理學研究可以發揮特長、顯示才干的領域。
2.陸地表層過程和格局的綜合研究
地理學的傳統研究領域是發生在陸地表層各種自然和人文現象的空間分異和空間組織。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內地理學界發展了地表熱量與水分平衡、地理環境中化學元素的遷移轉化以及生物群落與其環境之間的物質、能量的交換等三個過程研究的方向，國內外地理學界也發展了用社會科學理論解釋空間格局的人文地理方向。在這些方向上，自然地理學研究注重野外定點觀測和室內的實驗研究，人文地理注重地理空間人流和物流的調查分析。
3.自然資源保障和生態環境建設研究
水資源、土地資源和生物資源是地球人類家園支撐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掠奪式的開發和不合理的經營管理，導致自然資源枯竭、環境退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成為制約我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可持續發展要求在不同尺度的區域內，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保持協調的關系。因此，應綜合研究我國各類自然資源的格局、過程和動態，從整體出發，研究各類自然資源之間的相互關系，揭示其組合特征和演變規律。研究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之間，不同區域的資源與環境之間，特別是人類活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揭示自然資源的時空變化規律并評估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環境效應，闡明人類經營活動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影響，提出其調控機制和對策。土地退化生態環境惡化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要劃分不同的生態類型，對其成因機制、動態過程和發展趨勢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提出宏觀整治戰略及生態環境建設的途徑和措施。
4.區域可持續發展及人地系統的機理和調控研究
可持續發展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手段，而人地關系的協調需要從全球、國家和地區等不同尺度和層次上進行。人口、經濟發展、資源、環境和生態等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無不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不同的地域，其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的內涵也不同。區域尺度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是地理學更能發揮優勢的領域。
5.地球信息科學、技術和“數字地球”研究
地球信息科學是地球系統科學、空間技術和信息科學等交叉、融合的產物。它以信息流為手段研究地球系統的物質流、能量流和人流的運動狀態和方式。由于地球信息科學的多學科性，它能夠為地球系統中許多研究領域的綜合、大型地學問題的解決和研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以至于全新的研究和解決方案。地球信息科學的形成和發展，標志著信息時代地球科學的研究方向，有著廣泛的社會需求。
地球空間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有能力對全球性問題進行系統研究，促進了地球系統科學研究的現代化和信息化。“數字地球”的核心思想是用數字化手段，整體性地研究解決地球問題和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資源。它不僅為地球可視化提供平臺，而且為地球科學實驗提供一個基本模型框架。利用這個框架，可以重演地球整體各圈層的演變與相互作用的歷史、評價現狀、預測未來。地球信息科學研究則為“數字地球”關鍵技術的解決奠定了科學基礎，其發展將有助于推動“數字地球戰略與中國對策”的研究。
二、結合實踐的熱點問題
1.資源環境問題
人與自然的關系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類對自然的影響與作用，包括從自然界索取資源與空間，享受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功能，向環境排放廢棄物；二是自然對人類的影響與反作用，包括資源環境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制約，自然災害、環境污染與生態退化對人類的負面影響。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 （2006-2020年）》指出：改善生態與環境是事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的重大問題。我國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加劇；污染物無害化處理能力低；全球環境問題已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亟待提高我國參與全球環境變化合作能力。綱要列出的資源環境“重點領域及其優先主題”有：水資源優化配置與綜合開發利用、綜合資源區劃、生態脆弱區域生態系統功能的恢復重建、全球環境變化監測與對策、城市生態居住環境質量保障、重大自然災害監測與防御。綱要提出的“科學前沿問題”和“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基礎研究”中涉及資源環境問題的有：地球系統過程與資源、環境和災害效應，人類活動對地球系統的影響機制，全球變化與區域響應。
2.城鎮化與城市發展
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以“人地關系的地域系統”為研究對象，以探求可持續發展機制及對策為己任的現代地理學有著廣闊的研究領域。城市地理學是近年來世界和我國地理學科中發展速度最快、應用性最強、學術思想最活躍的分支學科之一。城市地理學研究歷來有兩大走向：一是把城市作為“點”，研究區域的城鎮體系；二是把城市作為“面”，研究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從應用角度看，兩者均是為城市和區域規劃發展服務。目前的研究熱點與學術前沿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城市化與鄉村城市化機制和體制創新研究，城市體系與城市群（都市區、都市連綿區）的研究，大城市空間擴展與社會空間、感應空間的研究，信息化與城市發展研究，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等。
3.區域統籌發展
統籌區域發展的提出既是中國區域發展戰略理論發展的結果，又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統籌區域發展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是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從區域經濟學的角度說，全面發展就是發達和欠發達地區等各種地區都要得到發展；協調發展就是各種區域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區域關系融洽、區域處于良性互動的發展狀態；可持續發展就是區域發展具有持續發展的能力，重點是加強資源和環境的保護，注重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統籌區域發展是科學發展觀在區域層面的戰略要求。通過統籌區域發展，實現區域經濟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目標，縮小區域發展的差距，從區域的層面為和諧社會的建設打好堅實的基礎。
4.生態文明建設
黨的十報告中指出，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因此生態文明及其首要任務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成為地理學領域的熱點問題。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是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是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倫理形態。在我國資源環境壓力已較大的背景下，如何在有限的國土空間合理布局，以承載人口增長、經濟擴張帶來的高強度的經濟活動，使我國生態脆弱和環境惡化的地區得到保護和改善，使大都市區、城市密集區、經濟帶等實現可持續發展，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三、面向未來的發展趨勢
1.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
長期以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割裂對立的二元論阻礙了地理學整體綜合研究的發展。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作用越來越大，其影響也愈加顯著。地理學應十分重視人文因素的影響及其反饋的研究，重視和發展與人文因素有關的分支學科，并促進其與自然地理學各學科間的滲透和融合。在人類對自然環境影響日益強烈的今天，人地關系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并且擴展成為全球環境變化問題。
2.深化微觀研究，探究地理事物的成因和變化機理
從發展趨勢看，微觀研究的深化主要表現在由靜態、類型和結構的研究轉變向動態、過程和機理的研究以及進一步的動態監測、優勢調控和預測預報等。自然地理側重生物、化學和物理過程的研究，人文地理側重經濟、文化和社會過程的探討。注重物質遷移過程的物理、化學、生物學和人文機理， 物質在多界面轉化和傳輸過程等方面的研究。從不同的物質尺度， 對地形發育、徑流形成、環境演變、污染物遷移、土壤發生形成、植被演替、土地退化、城市化等地理過程進行深入的研究。
3.進一步拓展地理學的應用研究領域
在地理信息系統快速發展的20多年，地理學不僅僅在決策支持方面，在涉及區域和空間問題的管理方面也拓展了許多應用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前，地理學的決策支持研究在我國主要集中在農業發展、工業的資源開發和利用、重大項目的選址、區劃和區域規劃領域。隨著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重視，資源保護、環境建設、災害防治、城市和農村發展等問題成為地理學應用研究的熱點，以GIS技術應用為龍頭的地理信息和3S技術應用產業化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有力地增強了地理學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
4.研究方法和技術的現代化
地理學經歷了從個別地理知識的記載到地理現象的歸納解釋，從定性的文字描述到定量化揭示地理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過程，從最初的多元統計與線性規劃的應用，到后來系統科學、灰色描述、模擬實驗在人地相互關系、自然過程模擬、社會發展因子相關分析等方面的應用，到今天對地觀測系統、全球定位系統和衛星網絡通訊技術的建立和應用，大大提高了地理研究的效率和質量。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也從點到面、由微觀到宏觀、由區域到全球。地理學研究技術手段的豐富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認為當代地理學也正在從經驗科學走向實驗科學。
參考文獻
[1]李旭旦.人地關系的回顧與展望――兼論人文地理學的創新[J].世界地理集刊，1981（2）
[2]寧越敏.新城市化進程――90年代中國城市化動力機制和特點探討[J].地理學報，1998（5）：470-477
[3]鄭弘毅.農村城市化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周一星，孟延春.北京的郊區化及其對策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第3篇：人文地理學科評估范文
關鍵詞: 鄉村社會地理; 綜述; 國外
鄉村研究很多學科都能夠找到切入點，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其研究較早。鄉村社會學研究側重鄉村社會變遷， 鄉村地理學則側重于從地域分布、空間的觀點分析鄉村的各種問題[1]。隨著鄉村的演進及學科的發展， 二學科研究內容交叉重疊的現象比較明顯。鄉村社會地理即是針對鄉村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現象， 從地理學視角進行分析: 時間上以鄉村社會變遷為主線， 空間上探討社會現象對鄉村各主體空間分布及分異規律的影響。
1 研究進程
1.1 鄉村社會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時序分析
鄉村地理學發展較早， 二戰前， 其研究內容主要是農村聚落的歷史分析( 包括農村聚落的起源、結構與類型) 、土地利用問題， 同時有一些對于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 如德國學者如魏伯、奧特倫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態、鄉村道路網、農舍、村落等農業活動所引起和制約的文化景觀或鄉村景觀， 但總體上研究較少[2]。
二戰后到1970 年， 各國( 不僅是歐洲國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經濟發展引發的城市化浪潮， 畢業論文推動了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高漲， 而忽視了鄉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這一階段由于把對鄉村區域的研究簡化為對農業問題的研究， 世界各國普通存在農業地理興盛而鄉村地理極度薄弱的現象[3]， 這一階段是鄉村地理學的衰退期[1]， 而鄉村社會地理因而沒有發展起來， 但社會學對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較多， 地理學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間， 環境壓力及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導致對鄉村可持續發展研究， 鄉村地理學出現“再生( rebirth)”現象[1]， 這一期間對鄉村社會的研究一直成為國外鄉村地理學的一個熱點， 推動了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 但不同國家研究內容存在一定差異[2]。表現在研究者的重視， 組織了許多學術活動， 并提出了一些發展理論。如美國經濟史學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鄉村增長中心發展理論;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鄉村社區發展理論等[4]。隨著研究的深入， 相關研究范圍逐步擴大到包括鄉村發展的許多方面， 主要有鄉村社區、鄉村人口結構、遷移和就業， 居住問題、鄉村城市化、城鄉相互作用以及鄉村規劃等。一些研究中尋求地理學者和社會學者共同研究的關鍵主題。1980 年代許多學者還進行了鄉村地區發展政策效果評價的研究。對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具體如下: Ambrose 認為鄉村仍然是明顯的等級社會， 包含至少五個明顯區別的階層; Newby( 1979) 認為鄉村居民被多種因素所束縛( 如貧困) ， 因而形成社區以尋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這一過程中鄉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鄉村區域人口和雇用問題; Roger 對于鄉村住房問題有一定研究; Lewis 運用新的方法對鄉村社區進行了研究; Tanner對鄉村區域娛樂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 Robins 總結了鄉村規劃和環境保護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對象分析
從研究對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研究客體主要為物質實體，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學化所加強， 這反映了環境決定論持續的影響; 伴隨人口的減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鄉村研究中出現對人口學特征的研究， 如列舉人口數量、分布和密度; 對社會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學要與社會公正相連接; 對家庭和社區的研究， 許多地理學者在研究中尋求與人類學和社會學的關聯， 認為這類研究至少也是社會地理學的一個方面[7]。
1.2 新的研究進展
1990 年代以來， 國外社會地理學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圍繞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來確定研究出發點; 從社會問題的空間表述、空間因素、空間過程和區域特征來確定研究角度; 針對社會問題中受害一方來確定側重面; 重視城市社會在西方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來確定重點區域[8]。此時的鄉村地理學出現兩個明顯轉向， 其一是社會文化轉向。與二十世紀人文地理學第三次轉型趨于一致[9]， 鄉村地理學研究也開始由側重空間分析向社會文化轉型， 特別是近年來特別明顯， 使得社會文化成為地理學“社會論”的核心理念， 并構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內容[10]。許多學者將社會和文化研究的理論用于鄉村社會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鄉村和文化地理學融合的形勢; Seymour 在鄉村地理學理論發展討論會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鄉村地理學的明確的邊界; Halfacree 把鄉村作為“非物質的感知構建”來研究。這些研究顯示鄉村社會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學的界限。其二是鄉村地理研究的后現代轉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學者開始認為對鄉村的研究已經、或將要、或必須向后現代轉型。人們開始著眼于從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鄉村的優勢、局限和問題， 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①陸續有一系列的對鄉村“被忽視方面”的研究; ②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性別關系角色進行了重新認識。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對鄉村的現代主義進行了分類: 作為時間概念的現代主義; 抽象理論的現代主義; 結構分類的現代主義( 特別指鄉村和城市間的劃分) ( 表1) [7]。此時許多鄉村地理學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開始了明顯充滿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認為關注不公正、開發以及鄉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動了此種研究， 并認為此時的鄉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結構和意義; Phillip 認為此時在鄉村社會地理研究中， 已將政治的、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因素聯系在一起[7](
具體來說， 除繼續關注早期鄉村現象外， 鄉村社會地理順應上述趨勢， 其研究也出現了許多新的主題。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對鄉村地理學研究進行總結后， 指出現在缺少對鄉村可持續性的研究， 并針對廣泛的爭論， 對后生產主義者的鄉村空間進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對鄉村地理學2002 年出版的期刊總覽， 認為許多傳統的研究沒有減少， 只是近年有些轉變， 研究并指出三個共生的鄉村發展模式: 農業—工業化、后生產主義和鄉村可持續發展[12]; 基于人們對鄉村過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對于鄉村剝奪( exploitation)進行過相關論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來人們開始關注網絡與信息對鄉村的社會影響。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會中鄉村地區的發展前景， 他認為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縮減了鄉村與市場的距離， 并提高了鄉村地區的對外學習的能力與機會， 但遠距離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為鄉村地區最美好的前景， 將來也只會給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遠的鄉村， 帶來絕對的發展優勢[14]， 此外他還對信息技術對鄉村發展的利弊及鄉村網絡社會的增加狀況進行了探討[15]。
1.3 發展的路徑
縱觀鄉村社會研究的整個歷程， 不難看出鄉村社會地理發展而來的兩條路徑。首先， 鄉村地理學研究向社會轉向。地理類的文獻中， 關于鄉村社會的探討和研究十分豐富， 并且包含鄉村社區、鄉村景觀、城鄉關系、鄉村旅游、各種鄉村沖突和問題及政策制度等諸多方面[5，13]。其次， 社會學者開始關注涉及鄉村空間的問題。早期鄉村社會學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學的內容， 近年來出于研究及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 逐漸將空間現象納入研究范圍， 相關學術論文明顯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鄉村社會學科中忽視空間的分析， 地理空間在組織階級關系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對于鄉村研究雖然從鄉村的社會學表象寫起， 但對農業和田園風光的問題分析， 卻有著強烈的地理氣息[17]。
2 當前主要研究內容
2.1 鄉村社區
最先研究鄉村社區的是鄉村社會學家。羅吉斯和拉伯爾認為“社區是一個群體， 它由彼此聯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紐帶、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組成”， 碩士論文主要研究社區變遷、類型、邊界、權力機構及發展趨勢[18]。鄉村社區是地理學研究社會的切入點， 它促進了鄉村地理學的社會化[19]。同時鄉村由于存在不同層次的發展實體， 因而能夠較好地展示社區的演化系列。Liepins 認為可以“通過社區來尋找到鄉村性”， 并提出一個從物質和意象角度來理解“社區”的框架( 圖2) ， 認為從地理和社會形成角度， 社區可被分成四維進行分析， 同時他認為輿論和能力對于社會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認為社區是鄉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國外鄉村社區地理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 ①鄉村社區變遷及機制研究， 它一直是鄉村社會學研究的重點[18]， 而鄉村地理學善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尋求事物的時空變化規律。近年來此類研究逐漸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論著對鄉村社區變遷均有描述， 并試圖尋求其內在機制[5， 13]。②鄉村社區空間分析， 是鄉村社區地理的核心。Mormont 認為鄉村可以體驗一種與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會物質空間[21]。Havey 等也分別從鄉村政治經濟學中積累與消費的觀點論述了鄉村空間的作用， 認為非城市空間的存在對于城市空間本身的再生產也是必要的[22]。③鄉村社區可持續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蘭北部的調查， 發現種族、階級和職業結構的不斷分化給“可持續的鄉村社區”帶來復雜性， 并建議“可持續的鄉村社區”應被視作一個民族范疇， 而鄉村社會地理中應采用更為寬泛的社會可持續能力的概念[23]; 英國學者MacKenzie 也對社區與可持續性進行了深入探討[24]。④社區文化與制度變遷研究，以往社區文化經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來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不應讓世俗社會代表鄉村、法制社會代表城市， 而是應將社會看成一個整體， 鄉村社區的大眾文化已被城市化。⑤鄉村社區與產業的聯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蘭兩處地方農業和鄉村社區的聯系[25]; ⑥社區問題研究， 如社區內部各階層及內部與外部的沖突、貧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現的問題; ⑦此外還有鄉村社區規劃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來地理學者對于鄉村社區的各個方面， 往往從更為廣闊的社會學視角加以研究。
2.2 城鄉關系
城鄉關系牽涉到城市和鄉村的許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學(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點之一。Mormont 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現在已經逐漸成為過去， 城鄉之間的差異與界限現在日益變得模糊“， 鄉村不再是單純的鄉村空間， 多樣化的社會空間能夠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區域內疊加在一起”[13]。隨著社會及經濟的發展， 出現了新的城鄉關系， 也促進了對新城鄉關系的研究。城鄉關系研究的領域包括城市對鄉村作用、鄉村對城市作用及城鄉結合部的現象。
具體研究內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鄉關系變遷研究。②城鄉連續體研究， 如Cloke 運用16 個變量對城鄉分界點問題進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點， 支持了城鄉連續體這一說法[5];Murata 提出了城鄉相互依賴的工業化模式[26]。③城鄉人口遷移研究， 城鄉人口流動是貫穿城鄉關系的主線，研究也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對加拿大城鄉人口遷移的研究， 討論了移民的方式、遷移前后環境變化的對比、人口遷移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也討論了職業、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對人們作出遷移決定的影響[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個量化指標對城鄉人口遷移速度與發展進行了研究[28]。④城鄉關系協調及制度創新研究， 通過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協調存在于城鄉各主體之間的關系。⑤城鄉隔離及重構研究， 目前各個國家均試圖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動政策等) 來重構歷史上的城鄉隔離;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蘭商務中出現的城鄉數字隔離的程度[29]。
2.3 鄉村景觀
鄉村景觀及規劃概念緣于邁克哈格( 1969) 、西蒙茲的( 1978) 和劉易斯( 1998) 對大地景觀概念和規劃的提出[30，31]。鄉村景觀規劃就是在綜合大地景觀和鄉村人居環境理論的基礎上， 對鄉村區域進行的綜合景觀規劃設計。目前鄉村景觀研究是景觀科學和景觀規劃研究的一個前沿領域， 往往綜合景觀規劃學、景觀地理學和景觀生態學加以研究[32]。地理學角度研究鄉村社會如何改變其生存的景觀和環境[33]。
當前國外對于鄉村景觀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鄉村景觀演變的動力機制研究， 無論對于生態學還是地理學， 分析景觀格局和動力機制是景觀研究的一個主要目的。Nelson介紹了關于經濟、人口統計學和環境驅動力三維組合重構而成的美國西部鄉村景觀， 并認為作用于區域的最重要的驅動力是移民， 流動人口的力量正轉變著區域的社會文化景觀( 圖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對諾曼底地區25 年來的景觀格局進行了分析， 發現導致鄉村景觀發生變化的主要動力來自三方面: 農業耕作的增強或廢棄、城市化對景觀構成的改變、地方保護政策的作用[35]。②鄉村景觀規劃， 它是一個人類與環境關系的調節工具。國外鄉村景觀規劃研究始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 開展較早的主要是歐洲一些國家， 對世界農業與鄉村景觀規劃起了很大推動作用。美國景觀環境規劃學之父Olmsted 認為， 景觀規劃不僅要提供一個健康的城市環境，也要提供一個受保護的鄉村環境[31]， 同時研究也注意到景觀規劃面臨著文化景觀發展帶來的挑戰[36]。③鄉村景觀與人、文化、建筑等主體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認為文化景觀是物質與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觀感知的文化維[37]; Ruda 認為， 要使鄉村聚落保持可持續發展， 必須對建筑區與自然平衡、當地社區、歷史傳統及本土文化進行保護[38]。④不同國家、不同類型鄉村景觀的對比研究。Arriaza 等人對地中海地區兩個鄉村的若干圖片進行對比研究， 指出了與鄉村景觀視覺質量有關的要素， 并對其進行了排序[39]。⑤鄉村景觀感知與視覺評估， 研究認為鄉村景觀可以從視覺( 形態) 、感知( 內涵) 和經驗( 功能) 等方面進行分析與評估[40]。⑥鄉村景觀可持續研究。1996 年“歐洲鄉村景觀的未來”會議中， 分析了目前中歐與北歐地區人類對鄉村景觀的影響， 并研究了景觀可持續發展的概念[41]。同時一些研究也提出從景觀生態學角度恢復可持續的鄉村， 并保護鄉村景觀的多樣性。⑦“特殊的”鄉村景觀，如對性別及同性戀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過調查，認為農業中同樣存在著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貢獻[42，43]。
2.4 鄉村社會問題
鄉村發展的不同階段伴生著不同的社會問題， 國外不同學科學者對其研究一直十分關注。一些社會問題始終伴隨社會存在( 如貧困、社會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異， 而不同時期又會出現新問題。留學生論文 地理學者對鄉村社會問題的視角， 主要是社會問題對鄉村空間布局與演化的影響及由于鄉村空間布局與演化所形成的問題。
近來國外鄉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會問題及相應的研究: ①鄉村區域各主體間的沖突， 包括鄉村內部各階層間的沖突及鄉村與外部進入者間的沖突[44]。②貧困與就業， 是鄉村最古老的話題， 對于鄉村的貧困問題存在一定爭議， Cloke 將鄉村生活描述為田園詩畫， 一定程度掩蓋了英國農民的貧困， 但他指出應從政治上提高農村生活自身的收益、減少農民被剝奪的現象[5]。③不可進入性， 對于主流鄉村地理學者和規劃者， 可達性被看作是理解鄉村絕對的中心， 這種關注已在近來大量的著作中體現出來; Phillips 和Williams 對鄉村可進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進入性”和“社會不可進入性”[45]。④“特殊的”鄉村問題， 主要包括兒童、少數有色人種、無家可歸者[11]、男女同性戀和旅行團體等， 近年來這類問題的研究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 研究認為在鄉村人們的實際境況與鄉村表面上平靜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會問題外， 鄉村還存在著住房、老齡化和社會保障等問題， 各國此種問題的程度存在較大差異， 不同國家對此研究的內容與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關研究
除上述幾大方面的研究外， 國外鄉村地理工作者對于影響鄉村發展的政策制度、熱點問題及突發事件等也有相應的研究。如杜贊奇從國家政權建設的角度， 探討了隨著國家政權力量的滲入， 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 并提出了一個具有綜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網絡[46]; 經濟全球化對上述各要素的影響研究， 如McGee 探討了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城鄉關系[47]等等。
3 結語
本文回顧了國外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歷程及各階段研究的重點內容， 并詳細介紹了當前國外這一領域研究的幾個主要方面。能夠看出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已受到關注， 并逐漸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學科特征。伴隨著20 世紀人文地理學的第三次轉型， 鄉村社會地理也出現明顯的文化及后現代轉向， 并且在未來一定時期內， 將成為學科發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難發現， 在學科發展過程中， 相應理論的進展相對較為緩慢， 全新理論的探索及學科的交叉研究， 將會是未來鄉村社會地理學研究的難點與突破點。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轉變、社會轉型對鄉村社會的影響; 社會分層日益嚴重， 如何從鄉村地理學角度加以研究; 學科交融與學科體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將成為這一領域研究的主要內容。與國外相比， 我國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尚處于起步、緩慢發展階段， 因而積極、科學地借鑒國外先行發展的理論、方法與實踐， 有助于推動我國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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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人文地理學科評估范文
【關鍵詞】實踐教學體系 建設 基礎
【中圖分類號】g5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09(2010)06-00-01
高師類高校培養的人才,畢業后的去向主要有直接走上工作崗位和繼續深造兩種,直接工作的多以教師崗位為主。因此,高師類學校教育的主要任務,除過加強基礎理論知識的學習外,一是要重視學生就業的師范性質,加強師范技能的訓練,能夠勝任未來的教學工作;二是要營造鼓勵學生成為批判性和創造性的思考者,在大學學習結束后,具有繼續學習和深造的能力,具有較強的實驗和實踐技能。因此,如何針對高師學生的去向,改革和調整大學期間的實踐教學環節,是關系學生能夠勝任教育工作或繼續深造發展的重大問題,也是我們教學成敗的標志。為此,為了在我們學院地理科學專業建立探究式、師范類高校的教育教學模式,營造教學和人才培養的良好氛圍,我們在強化實踐教學環節、加速進行師范類高校實踐教學體系的改革與創新方面做了以下的工作。
1 實驗教學體系的建設和改革
1.1 深化教學改革,創新培養方案
以更新教育觀念和人才培養理念為先導,以培養方案的創新為切入點,修訂教學計劃,實行根據地理專業自身的特點,進一步完善和調整指導性教學計劃,重點強化實踐技能與實踐訓練,在本專業開設的必修課中,增加實驗課的比重,特別是綜合實驗課。
1.2 提高實驗課教學質量
1.2.1 普遍增加基礎實驗課程教學內容
地理信息系統的上機時間由原來54學時增加到現在的90學時,地質學基礎由原來的4個實驗增加到現在的10個,自然地理學實驗也由原來的10個增加到現在的24個,文獻檢索課程由原來的純理論教學到現在增加6個學時的網上檢索實踐。更重要的是多門課程還設置了選修實驗。
1.2.2 使用多媒體與網絡技術,提高實驗教學水平
自然地理學制作了完整的網絡課件一套,已全部上了學院網站,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網上學習資源。其它重點課程的課件制作也正在進行中。
1.2.3 重視和加強地理學野外綜合實習,重視學生實踐能力培養
對于學習地理科學,不管是自然地理學還是學習人文地理學,野外教學實習活動都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重要教學環節。在野外觀察和實踐中使學生接觸自然地理中廣泛的未知領域和人文現象的多樣性,從而激發學生探索大自然奧秘和人文文化的熱情,學習鉆研科學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對培養學生逐漸成長為有生物科學理論素養、見多識廣、思路靈活、有創新能力的地理科學工作者以及陶冶情操、鍛煉意志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我們在組織學生野外生物學綜合實習時,派出教師指導組,將學生組建成若干個課題小組,將學習與課題研究結合起來,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和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2008年開始,我們將地理科學野外綜合實習地點定在人文與自然結合典型的山東泰山(自然地理實習)與曲阜(人文地理實習),這樣將自然與人文景觀很好的結合起來,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專業學習興趣和綜合素質。
1.3 加強課外實踐活動的開展
提倡和鼓勵學生開展課外實踐活動,是一項非常不錯的舉措。我們從2007年3月以來,一直開展的“地理講壇”就非常成功。
地理講壇是我們根據師范類地理專業的特點與培養目標而發起、以學生為主體、教師參與點評的一個地理知識性課外講壇。地理講壇,對一個學生來說,在形式上經歷了一個從選題到查閱資料、從資料整理到講述、從講解到接受指導的完整過程;在思想上經歷一個從理論學習到聯系實際問題、從思考問題到機制探討、從發現問題到探尋解決途徑的全過程。這個過程對學生是一個全方位的鍛煉和提高過程,對全面提高學生的專業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及師范技能的培養等方面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1.4 強化創新意識和科學能力訓練
第一,在理論教學中,倡導教師將課本理論知識與學科前沿特點問題結合起來進行課堂教學,為學生掌握學科前沿動態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第二,為高年級學生開設科研訓練必修課程,鼓勵學生進人科研實驗室、參與教師的科研,特別是對于考研究生的學生。目前,學生參與教師的科研活動有:土樣采樣、分類與前處理,水樣采取等。
第三,積極創造條件,讓學生到其它大學或相關單位進行考察與學習,拓寬其視野。
2 實踐教學體系建設的基礎建設
做好實踐教學體系建設,必須重視該體系建設所必須的硬軟件建設。基礎建設主要包括實踐教學環境建設與師資隊伍建設。抓好實驗教學環境建設是進行實踐教學體系建設的基礎,加快實驗教學隊伍建設,是進行實踐教學體系建設和確保實驗教學質量的首要任務。
2.1 重視實驗室建設和實踐基地建設
2008年,我們在原來的基礎上,新建3個野外實習基地、2個師范教育與實習和3個地理實驗室。教學實驗室面積有很大的增加;固定資產總值由2007年的100萬發展到2008年的248萬元。
2.2 加強實踐教學管理
我們系各實驗室能夠按照國家有關基礎實驗室、專業實驗室和評估評價標準,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實現實驗室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和標準化。修訂實驗酬金分配辦法,形成合理的分配機制。
2.3 加強實驗教學教師隊伍建設,不斷提高實驗室隊伍的整體素質
隨著實驗設備的不斷增加和實驗技術的提升,我們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斷提高實驗室隊伍的整體素質,包括外出業務培訓、參觀、理論學習、外語培訓、專升本學習等。我們要求實驗指導教師必須具有碩士以上學歷或高級技術職稱,采取多種形式培訓實驗技術人員,努力提高實驗室隊伍的業務水平和實驗技能,以適應學校實驗室建設和發展的需要。
通過這些措施,規范和嚴格了日常實踐性教學,提高了實踐教學隊伍的整體素質,并促使大家把自己的工作與創新人才的培養聯系起來,極大地促進實驗教學中心良好的育人環境和氛圍的形成,專業成立以來,我們在加速進行實踐教學體系的改革與創新方面進行了一些有益和成功的嘗試,并取得顯著進展。我們還要不斷努力,開拓進取,為新形勢下的人才培養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第5篇：人文地理學科評估范文
綜合研究有現代過程的研究和歷史過程的研究兩個互相關聯、互相補充的方面。地理環境中現代過程的綜合研究包括：地表熱量、水分的分布、轉化及其在地理環境中的作用；化學元素在地理環境中的遷移過程；生物群落與其環境之間物質、能量的交換。景觀學和土地科學從類型結構角度對自然綜合體進行綜合研究，而自然區劃則從區域角度進行綜合研究。
在中國近現代地理學的發展歷程中，自然地理學的發展較之人文地理學更強一些。20世紀50年代以前，林超、黃秉維等就已從事自然地理的綜合研究工作，如黃秉維在30年代編撰了《自然地理原理》[1] 和《中國地理》[2] 等，周廷儒在30～40年代開創對歷史時期環境變化的研究。我國綜合自然地理學經歷了20世紀的初的西方近代地理學的傳入，又繼承了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傳統。還受到原蘇聯地理學思想的深刻影響，與國家的經濟建設密切結合，形成和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自然地理學，目前在科學之林中占居一席之地。50多年來，中國的綜合自然地理學研究在古地理學、綜合自然區劃、景觀學和土地科學、現代自然地理過程、區域自然地理等領域均取得了顯著進展。
1 古地理學
自然地理學方向的古地理學，主要研究新生代以來的地理環境演變。此項研究遵循“將今論古”的現實主義原則，通過沉積、孢粉、同位素、冰芯、樹木年輪、考古和歷史文獻記載等多種分析手段獲取各種代用資料，對過去的地理環境進行復原。
我國古地理學研究是隨著近代地質學、近代自然地理學、近代氣候學等地球科學的出現而起步的。20世紀50年代后，古地理學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周廷儒于60年代初提出發展自然地理學的古地理方向，1962年在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系開設古地理學課程，隨后創建古地理研究室。《中國自然地理·古地理》[3] 和《古地理學》[4]，分別為國內古地理研究的第一部區域性與原理性專著。80年代后，他將自然景觀—受人類活動改變的文化景觀—未來景觀的預測聯成一體進行規律的探索，以期把握未來環境變遷的方向，引領中國環境變遷研究。7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上對過去全球變化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國的古地理學研究也獲得了重大進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竺可楨開創的基于考古和歷史文獻資料的氣候變化研究，劉東生、安芷生等領導的中國第四紀黃土及古季風研究[5]，施雅風領導的中國東西部第四紀冰川研究[6]、以及全新世環境演變研究，汪品先等領導的中國海域第四紀環境演變研究，及其他大量區域環境演變研究[7～9]。青藏高原、第四紀黃土和考古與歷史文獻記載的研究是我國獨具特色的研究領域，主要研究新生代以來的地理環境演變，在國際上居領先地位，備受中外學者重視。
古地理學研究的突出成果可概括為以下幾方面：中國第四紀以來環境演變過程與全球變化過程在總體格局上一致；青藏高原的隆起不僅使其自身從亞熱帶景觀向干寒方向轉化，還導致現代季風環流系統的建立與加強，強化了我國西北內陸地區的干旱程度，出現荒漠環境；新生代以來我國的環流系統經歷了非季風、古季風和現代季風的演變過程；第三紀是我國自然環境格局形成的關鍵時期，該時期我國氣候普遍比現代溫暖，其后隨著全球性的新生代衰退，溫暖程度逐漸降低；第四紀時期，隨著全球性冷暖期的交替變化，我國自然地帶發生多次推移；全新世暖期盛期，我國東部地區平均溫度較現代高2.5℃左右，增溫幅度北方大于南方；氣候干濕程度變化對我國的影響，不亞于冷暖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中國西部和華北的干旱化趨勢得到認證；第四紀時期，海面隨冰期—間冰期的交替而升降變化，最后冰期時海面低于現代海平面130～150m，與此相應，大規模的海陸變遷成為第四紀東亞地區最顯著的地理變化之一。
我國自然地理學方向的古地理研究恰與國際性的全球變化研究相接軌，積極參與了PAGES等國際研究計劃，正進一步深入研究全球變化在中國的表現與響應、以及中國環境演變對全球變化的影響。主要是關注15萬年來及兩千年來兩個時間尺度的環境演變，注重分析技術的改進、新代用資料的開發、高分辨率序列的建立，及定量化程度的提高。
2 中國綜合自然區劃研究[10]
綜合自然區劃研究是對自然區域的劃分、研究、描述。一個國家的自然區劃水平是反映對自然地理環境認識深度和自然地理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
綜合自然區劃是從自然環境的綜合特征出發進行的地域劃分。綜合自然區劃不僅要正確認識地域分異規律，還要深入分析各組成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是對各級自然綜合體自然環境與資源的全面認識。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各地綜合科學考察的逐漸深入，各類觀測站網的建立，比較全面地、系統地積累了許多基本科學資料，中國綜合自然區劃研究因而有了長足的進展。先后有林超等[11]、羅開富[12]、黃秉維[13～15]、任美鍔等[16，17]、侯學煜[18，19]、趙松喬[20]、席承藩等[21] 以及鄭度等[22～24]、傅伯杰等[25，26] 幾個方案。其中侯學煜、鄭度、傅伯杰等的方案更多地滲入了生態學的觀點。當然，影響最大的還是黃秉維方案。由于該區劃的主要目的是為農、林、牧、水等事業服務，區劃所采取的原則，一是先進行類型區劃，然后進行區域區劃；二是偏重現代的自然特征及其相互關系；三是以地帶性為第一性因素，非地帶性為第二性因素；四是地帶性因素先考察較難以人力改變的溫度，然后考察在一定條件下、一定限度內可以人力改變的水分狀況；五是在擬定溫度帶(原稱熱量帶)和水分狀況地區的界線時，一般先著眼由溫度及水分狀況的地域差異所導致的其他現象的地域差異，然后選取界線，再尋求較能體現地理相關性的界線指標。原則和方法既適合中國特點，又便于與國外相比較。綜合自然區劃的結果顯著地顯示出自然地理地帶性規律，將全國劃分為3大自然區，6個溫度帶，18個自然地區和亞地區，28個自然地帶和亞地帶，90個自然省。這是中國最詳盡而系統的全國性區劃，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60年代和80年代，黃秉維又對該方案進行了系統的修訂。
50年代以來，中國各省區大多先后完成自然區劃研究，并有專著出版。如甘肅省綜合自然區劃[27]，青海省綜合自然區劃。一些特殊區域，如河西走廊、珠江流域、華南熱帶、川西滇北、青藏高原、橫斷山區、干旱及半干旱區、黃土高原等也都作了相應的綜合自然區劃。此外，還有為特殊目的服務的自然區劃，如為水土保持服務的黃河中游黃土區自然區劃[28]，橡膠宜林地區劃，為公路建設規劃服務的全國公路自然區劃[29] 等。
目前，中國學術界對自然區劃的若干基本問題仍然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不同見解。例如，從時空角度綜合來看，地帶性因素與非地帶性因素相互作用表現出來的形式，是地表最基本的分異規律。因此，在自然區劃中，應該將貫徹始終、影響全局、決定分異本質和過程的地帶性和非地帶性的有機結合關系放在重要位置，作為總的指導思想。但在具體劃分中，往往需要根據不同分異聯系的主導規律，是否應如此就引發了單列系統和雙列系統之爭。發生學原則早在19世紀后半期就已開始應用到區劃實踐中，但迄今國內外學者仍缺乏共同的理解和明確的認識。20世紀60年代，中國學者發表了不少文章闡述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此外，關于區域共軛性原則的爭論集中在這一原則的具體應用上等。
對于區劃原則和等級單位體系存在的觀點分歧和方案的不同，集中地反映在各級區劃單元界線劃定上。為了解決熱帶與溫帶之間連續過渡所產生的困難，結合中國亞熱帶性特別顯著的特點，借用氣候學的概念，劃分出一個亞熱帶，可以緩沖和彌補某些缺陷，更正確地刻畫自然界的漸變。竺可楨[30]、黃秉維[31，32] 等多數學者認為中國亞熱帶的北界接近北緯34°，即淮河、秦嶺、白龍江一線。由于這條界線無論在自然條件方面，還是在農業生產上，意義都比較明確，各方面的意見比較一致。但界線的具體擬定仍存在一些分歧。中國的半濕潤地區和半干旱地區地域廣袤，兩者之間無論在自然界的客觀實際還是在農業生產狀況方面都存在顯著不同，把它們區分開來是有意義的，但它們之間的界線劃分至今仍存在較多的分歧和爭議[33～40]。
自然地域分異規律是地表最基本的分異規律，亦是進行自然區劃的基礎。關于地帶性學說，近百年來一直存在著廣義和狹義的兩種不同的理解。黃秉維主張從廣義來理解地理地帶性分異規律，認為自然地理地帶性包括緯度地帶性、經度地帶性和垂直地帶性等3個組成部分。胡煥庸等主張狹義理解，即地帶性主要是指緯度地帶性，而經度地帶性和垂直地帶性屬于非地帶性。中國自然環境異常復雜，在眾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下，客觀上存在著地帶性規律難以辨識的困難，黃秉維1959年中國綜合自然區劃方案揭示并肯定了地帶性規律的普遍存在，這對于中國自然地域分異規律研究，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自然地域分異規律作為各類自然區劃中最基本的理論依據而得到充分反映[41]。
在黃秉維1959年區劃方案中，直至第三級的劃分都遵守生物氣候原則，即根據氣候與土壤、生物、農業的相關性來劃分。所考慮的規律主要是廣義的地帶性，劃分的結果亦基本上是水平地帶性規律的反映。低級區劃單位的地域分異則是地方性差異，主要取決于非地帶因素，以地貌、地質構造與巖性、土壤溫度與土壤水分、地表水、地下水……等因素為劃分依據。
在垂直地帶性規律支配下，具有一定高度的山體所產生的由下而上的帶狀更迭，稱為垂直自然帶。發育在不同地域山體的垂直自然帶具有各自特殊的帶譜性質、類型組合和結構特征。發育在不同水平地帶的垂直自然帶的各類型之間，亦存在一定的聯系，反映出它們在三度空間上的規律變化。黃錫疇[42] 研究了歐亞大陸溫帶山地垂直帶結構類型，劃分出大西洋沿岸垂直帶結構亞綱、大陸垂直帶結構亞綱和太平洋沿岸季風區垂直結構亞綱。姜恕[43] 在劃分川西滇北山地垂直帶類型時，主張將垂直帶譜分為綱、類、型等3級。
多山地和高原是中國自然界的突出特點之一。60年代以后，隨著青藏高原自然區劃工作的開展，高原山地自然區劃問題逐漸被提上日程，并日益深化。應用三維地帶性觀點進行垂直自然帶譜分析，已較廣泛進行。中國幾大高原的地勢結構不一，海拔高度不同，在自然區劃中的位置也不一樣，鄭度等[44，45] 認為，要闡明其自然地域分異，必須對高原各種地貌類型組合的基面的海拔高度進行比較分析，按照不同區域確定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度范圍，以便首先使水平地帶性得到充分反映，然后再體現垂直地帶性的差異。張榮祖等[46] 按照垂直自然帶譜的基帶、帶譜結構、優勢垂直帶以及溫度、水分條件等特點，將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帶劃分為季風性和大陸性兩類帶譜系統，前者又分為濕潤、半濕潤和高寒半濕潤3個結構類型組，后者又分為高寒半干旱、高寒干旱、高寒極干旱、極干旱、干旱和半干旱等6種結構類型組。鄭度、楊勤業等[41] 認為，熱量平衡隨高度而改變是垂直地帶性的起因，是在能量分布和水分作用等基本分異背景下派生的地域分異規律。垂直自然帶既有與水平地帶相同的成分，但亦有大量相似的和獨特的成分，它不完全重現緯度地帶的序列。同時，垂直帶的類型結構存在于它所處的水平地帶，是在水平地帶的基礎上發育和發展起來的。
水平地帶和垂直自然帶關系的深入研究，為高原山地的自然區劃提供了可能。關于青藏高原地域分異規律，長期存在不同觀點。或認為水平地帶性被垂直地帶性所掩蓋，或認為高原上的地帶僅能由垂直帶辨認，或強調高原非地帶性明顯，不應劃分為自然地帶等。鄭度等[47] 認為，從三維地帶性出發，高原邊緣的垂直帶與毗鄰低地的水平地帶有聯系，在內部其基帶優勢垂直帶在高原面上聯結、展布，反映出自然地帶的水平分異，反過來又制約著垂直自然帶的特點，是三維地帶性在高原上的體現。從上述認識出發，依據大地貌的區域差異，溫度、水分條件的不同組合，地帶性植被、土壤和垂直自然帶結構類型的異同，高原被劃分為9個自然地帶。這一劃分已經成為協調區域資源、環境、人口、發展的重要自然基礎。亦為世界其他高原山地提供了借鑒[48]。
地表的自然地帶性是復雜歷史過程的產物，每一個地帶都有自己的歷史和年齡。由于現代自然地域分異規律是歷史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四度時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張榮祖等[46] 研究了上新世以來青藏高原水平地帶和垂直自然帶的變化，以及兩者的相互關系。邢嘉明等[49] 分析了更新世以來華北平原水平地帶的變化。楊勤業等[50] 繪制了黃土高原不同時期自然地帶示意圖，認為現代自然地帶是第三紀以來地質歷史演變的產物。但時間因素或殘遺因素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尚待今后進一步深入。
3 景觀學與土地科學研究
土地類型的研究對象是自然地理各要素(氣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綜合體。它是在自然地理要素研究，以及繼綜合自然區劃研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類型研究，因而其形成、發展被看作是20世紀綜合自然地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
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陳述彭等[51] 就開展了大比例尺景觀調查與制圖的實踐。此后從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廣東鼎湖山、北京懷柔、內蒙古毛烏素、甘肅民勤等地進行大比例尺的土地類型調查與制圖，隨后相繼開展了中比例尺制圖與調查研究工作。60年代以來對許多山區進行的山地垂直帶研究和制圖工作，也是中、小比例尺的土地類型研究[52]。自70年代起，以土地類型為基礎進行土地資源評價，確定土地利用結構并開展農業區劃的應用研究有較大的發展。在林超、趙松喬、陳傳康的倡導和推動下，吸取德、蘇景觀學派和英、澳土地學派的長處，以土地類型為基礎的土地資源、土地評價、土地利用、土地規劃和土地管理決策的系統研究，已經全面發展為土地科學的系統研究。根據1978年制訂的全國自然科學和基礎科學發展規劃，在全國開展了編制1∶100萬土地類型圖、土地資源圖和土地利用圖的研究工作。此期的研究成果，一是提供了宜農荒地自然類型、質量高低、開發條件和面積數量，為國家農業開墾提供了基本依據，二是在土地類型分級和土地系列制圖上積累了經驗，逐步完善和建立了獨立的土地類型學體系，并為土地科學在我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了基礎。
20世紀80年代我國土地類型調查和制圖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主持下，1981年1月成立了由39個科研、教學、生產單位組成的中國1∶100萬土地類型圖編委會(主編趙松喬)，參與此項研究的專業人員200余名，至20世紀末，取得的進展包括：第一，確立了土地類型在綜合自然地理學中的地位，明確其研究對象是地理環境中的類型綜合體，具有反映地段綜合特征和屬性的功能。通過系列制圖的實踐，土地類型基本上可分為三級：土地類、土地型和土地單元。從中國國土遼闊、地域差異大的實際出發，中國1∶100萬土地類型圖編委會在土地類之上設立0級單位(土地綱)，作為土地類型分級的控制單位，實際上也是綜合自然區劃的基本單位。土地綱劃分的基本依據是水分、溫度大尺度分異，將全國劃分出：A濕潤赤道帶，B濕潤熱帶，C濕潤南亞熱帶，D濕潤中亞熱帶，E濕潤北亞熱帶，F濕潤半濕潤暖溫帶，G濕潤半濕潤溫帶，H濕潤寒溫帶，I黃土高原，J半干旱溫帶草原，K干旱溫帶暖溫帶荒漠，L青藏高原。土地類為土地類型分級單位的高級單位，反映了主導分異因素地貌的變化，如灘涂，低濕河湖洼地，海積平地，沖積平地……等。適用的制圖比例尺為小于1∶100萬。土地型是土地類下的續分單位，表示植被型(或亞型)，土壤類(或亞類)的組合匹配形式，適于1∶20～1∶50萬比例尺作圖。土地單元是土地類型分級的基層類型單位，表示的是植被群系(或群系組)、土壤屬(或種)的組合，或局部地段的綜合特征，適宜于1∶5萬～1∶10萬比例尺成圖；第二，具有大批同一區域不同比例尺土地類型系列圖件，適于滿足不同管理層次級別的精度需求。至1989年，按國際分幅出版了西寧等8幅彩圖，鑒定評審通過了北京等23幅，覆蓋面積達國土面積的40％以上。各省(區)同期為農業區劃需要編制了大量1∶20～1∶50萬比例尺土地類型圖件，基本制圖單位為土地型。以省區級獨立完成的有寧夏等19個省區，大部完成的有四川等10個省區；第三，擁有大量典型區域以土地單元為制圖對象的資料、圖件，是深入解析不同自然區的地域分異規律和土地合理布局的基本依據；第四，對某些特定條件下形成的土地類型，如沼澤、海涂，荒漠、綠洲等進行調查、制圖，在促進區域開發和環境整治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第五，亦有不少理論方法總結，如《土地類型結構與農業綜合自然區劃的初步研究——以北京市為例》[53]、《貴州省地域結構與資源開發》[54]、《西藏雅魯藏布江中游地區土地系統》[55] 等。
以土地類型為基礎進行不同利用目的的應用研究，在80年代取得了重大進展。應用最為廣泛的是農業合理用地規劃、調整土地利用結構方面。《中國1∶100萬土地資源圖》的編制(主編石玉林)，基本摸清了我國宜農、宜林、宜牧土地質量與數量，并為國家制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農業發展規劃提供決策依據。在若干地區的研究中，也取得成績。如西藏自治區土地利用的研究[56]，在相當大的范圍內應用航空航天遙感技術，完成大中比例尺的現狀調查，這在全國是沒有先例的。服務于單項目的的土地質量評價研究，亦有很大發展，如對水稻、柑橘、茶葉、橡膠的單項土地適宜性研究，均可視為土地屬性深入研究的成果。80年代后，土地的應用研究領域不斷拓寬，擴展到旅游、城市用地和環境綜合整治方面。旅游質量用地評價依據土地利用的歷史文化價值、藝術觀賞價值、科學研究價值，采用景點、景觀單元、游覽線和景區的結構分析方法進行評價，通過對北京旅游區、烏魯木齊南山風景區、廣東丹霞山風景區、黃果樹瀑布區等的研究，初步確立了我國旅游用地評價體系。城市土地評價在90年代中國房地產業的興起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不僅考慮土地的自然屬性，更多地依據城市土地的經濟價值(地租)進行評估，對于建立城市用地合理結構有積極意義。以土地類型生態屬性為基礎開展環境綜合整治的研究，有80～90年代在中國“三北”防護林建設體系的林灌草布局規劃、黃土高原重點產沙區水土流失治理設計、吉林西部退化土地恢復整治生態建設、中國脆弱生態環境綜合整治等。利用土地類型空間結構分析方法進行自下而上綜合自然區劃的工作，80～90年代完成了北京市、貴州省、青海省、云南省、甘青寧“三北”地區、江漢平原區、關中地區、秦巴山地等區域。在土地類型與土地資源評價研究基礎上，80～90年代相繼開展了土地生產潛力與人口承載能力的研究。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等單位開展了以土地評價分等單元為依據的類型等級法，進行了柴達木盆地、黃河大柳樹灌區的研究。這一領域的研究，由靜態研究轉變為跟蹤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活水準提高的動態研究，以適應動態管理決策的需求。
由于航空航天遙感資料和計算機的應用，土地研究日益向定量化方向發展。80年代，利用假彩色合成衛星圖像和彩紅外合成航空像片逐漸普及，解譯準確性和制圖精度亦漸趨成熟，90年代開展了超小比例尺航空像片的解譯及應用。利用衛星像片編制1∶50萬土地類型與土地資源圖件在80年代已經成功，利用1∶10萬TM衛星像片編制相應比例尺土地圖件，已較廣泛應用于若干重大項目。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IS)進行土地利用管理決策和ARC/INFO軟件制圖的新技術應用，90年代亦日漸成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研究作為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正廣泛開展，并取得可喜成績[57，58]，成為土地系統分析與評價、土地質量指標體系建立與環境效應預測的重要科學基礎。但是，不同驅動力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驅動力尤其是人類活動的定量化表述存在難點，從而嚴重阻礙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的綜合研究以及動態預測模型的建立與運行[59]。
景觀作為科學名詞被引入地理學，具有地表可見景象的綜合與某個限定性區域的雙重含義。最早是19世紀的德國地理學家洪堡倡導景觀研究作為地理學的中心問題，探索由原始景觀變成人類文化景觀的過程。自20世紀30年代景觀生態一詞為C. Troll首先提出，景觀的概念被引入生態學，作為位居生態系統之上的一種尺度單元。景觀生態學是一門在景觀地理學和生態學綜合研究相結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交叉學科，它以生態學的理論框架為依托，吸收現代地理學和系統科學之所長，研究景觀的結構(空間格局)、功能(生態過程)和演化(空間動態)，研究景觀和區域尺度的資源、環境管理，具有綜合整體性和宏觀區域性的特色，并以中尺度的景觀結構和生態過程關系研究為所長。
景觀生態學的建立源于西歐20世紀30年代，在80年代進一步發展。在我國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1981～1988年是引入介紹階段。1983年林超發表了C. Troll的“景觀生態學”和納夫的“景觀生態學發展階段”兩文的譯文，在國內是首次介紹景觀生態學的代表性文獻。1985年陳昌篤發表“評價Z. 納維等著的景觀生態學”，1986年景貴和發表“土地生態評價與土地生態設計”，陳昌篤發表“論地生態學”，對景觀生態學和地生態學內涵作了有意義的探討。1988年李哈濱等發表“景觀生態學—生態學領域里新概念構架”，重點介紹美國學派的景觀生態學研究進展[60，61]。80年代末，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我國景觀生態學的發展方向、景觀空間結構、景觀異質性動態變化、景觀生態類型、遙感和地理信息系統應用、生態過渡帶研究、以及其他方法研究。90年代，出版了幾種景觀生態學教材。以后，景觀生態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被國內同行廣泛接受。
4 現代自然地理過程研究
早在20世紀50年代黃秉維就提出自然地理學要分別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學的和生物的自然過程，然后加以綜合。他指出，從更廣闊的視野看，3個方向存在著外延部分疊合的關系，可以將不同尺度的研究結合在一個統一的體系之中，并將導致對地理環境中現代過程及其地域分異秩序的全面了解[62]。這樣，就突破了描述性的、以要素為主體的傳統綜合研究模式，為綜合自然地理學的深入和自然地理綜合研究開創了新路。物理過程包括風力作用、水力作用、地表水分和熱量平衡；水力作用研究包括徑流的形成過程，侵蝕作用與河床過程，則與坡地利用和坡地持續生產力研究相聯系，偏重解決生產實際問題，學科本身的系統研究只是在20世紀末才漸有起色。化學過程原以鹽分平衡開端，水鹽動態著手，后來轉向與人體健康有關的地方病和環境保護研究；生物過程則與農業生產潛力相聯系。后來，發展為土壤—植物—大氣系統(SPAC)的綜合研究。它包括蒸發過程、蒸騰過程、根系吸水過程、土壤水分運動、土壤水與地下水的相互交換過程以及水分在傳輸過程中各環節和界面上的勢能變動和阻力等在內的水分傳輸和能量傳輸研究。1956年，黃秉維就提出要發展自然地理定位觀測與實驗。60年代初相繼在石家莊、德州、衡水和延安、武功、民勤等地開展定位試驗。又于1979年在山東禹城建立了禹城綜合試驗站，80年代籌建了北京農業生態系統試驗站，對太陽輻射能、光量子能量、農田二氧化碳濃度、土壤水分狀況、作物葉面溫度、作物氣孔阻力等進行了為期數年的測定，還對灌水定額和灌溉制度、耕作和輪作制度等方面的問題開展了研究，完全與農業生態系統研究融為一體。隨后幾年研究的主要進展是建立了田間試驗研究網絡。1988年由中國科學院直接主持的田間試驗網絡包括從中溫帶至中亞熱帶，濕潤、半濕潤、半干旱及干旱地區不同生態類型的8個試驗站，在80年代進行了兩整年的同步觀測、其中作為農業生產潛力研究基本組成部分的太陽輻射分光譜(包括紫外、可見光、紅外輻射)觀測研究在國內是首次開展；建立了計算農業自然生產潛力的數學模型。這些定位觀測試驗的部分研究可以認為是黃秉維開創的熱水平衡研究和左大康開創的太陽輻射研究的繼續。但實驗研究和測定技術仍然薄弱。1973年黃秉維首先提出了光合潛力的概念、計算公式及公式中各項系數的數值。認為，光合潛力是在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正常，其他環境因素都處于最適宜狀態時，具備最適宜于接受和分配陽光的群體的，高光合效能作物充分利用陽光所能生產的植物質(包括根、莖、葉和繁殖器官含水15％的干物質)。所采用的光合潛力估算方法是將太陽總輻射〔卡/厘米[2]〕數值乘以0.124(后訂正為0.123)便是光合潛力[斤/畝]數值。這個方法很簡單，但每項參數的選擇都經過比較仔細的考慮，又經過一些驗訂，總的傾向是偏保守一些。隨后又完成了光溫潛力、光溫水潛力的分析計算方法，并就全國各區域的情況分別予以討論。此后，農業生產潛力研究被廣泛應用到不同自然區域的綜合研究工作中。過去幾十年，點上的觀測試驗、方法論研究和過程模擬已經相當深入，還可以繼續深入下去，深入是無止境的，但工作內容過細，學科比較單一，已經不像綜合自然地理意義上的試驗研究。似應建立更加綜合的試驗基地，開展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氣候、生態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才是正確的方向。同時，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的綜合顯得十分不夠，亦需要予以解決[63]。
5 區域自然地理研究
區域研究是自然地理學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全國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主要有：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自然區劃(初稿)叢書、70～80年代的中國自然地理叢書的《總論》、任美鍔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綱要》、《中國自然區域及開發整治》，趙松喬的《Physical Geography of China》以及各大學地理系編撰的《中國自然地理》教科書等。
區域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豐碩。《中國干旱區自然地理》[64] 從綜合自然地理、地貌、氣候、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以及動物地理等方面對干旱地區分別進行了概要分析和探討。《新疆綜合自然區劃概要》[65] 分析了新疆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資源概況，并對區劃劃分的各個單元進行綜合研究，闡明其基本特征及其利弊，以及開發利用中的問題，和相應的建設性意見。《西藏自然地理》和《中國的青藏高原》[66] 全面闡述了青藏高原基本自然特征、組成自然地理環境的諸多要素，揭示了高原區域的自然地域分異規律。其中，《西藏自然地理》是我國第一部重視從生態學角度進行區域地理闡述的著作，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和贊揚。《橫斷山區自然地理》[67] 討論了橫斷山區地域分異特點、垂直自然帶譜、地形因素以及區劃界線等問題，進行了綜合自然區劃。《雅魯藏布江中游地區土地系統》探討了高原山地地區土地系統的整體性和綜合性特征，分析了土地類型、土地結構、土地分區、土地評價、土地生產潛力、土地發展規劃和土地人口承載潛力等子系統，并討論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和作用。《中國綠洲》[68] 比較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干旱荒漠區的基本自然地理過程，綠洲地域系統及其類型、特征和演變，綠洲結構及其功能，綠洲經濟與文化，綠洲發展規劃與管理體系建設等。《中國天山自然地理》[69] 是對我國境內天山全面系統論述的自然地理著作。此外，較具代表性著作還有《湖南自然地理》[70]、《湖北省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71]、《河南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72]、《青海省自然地理》[73]、《黃土高原地區自然環境及其演變》、《青海可可西里地區自然環境》[74]、《南迦巴瓦峰地區自然地理與自然資源》[75]、《喀喇昆侖山—昆侖山地區自然地理》[76]、《廣東自然地理》[77] 等。可見，區域自然地理研究大多與綜合考察相結合，始于邊遠、資料缺乏的地區，而后才逐漸向較發達、人口較多的地區延伸。同時，研究亦從單純的自然地理學向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相結合的方向發展。此外，綜合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工作還包括資源合理開發利用、退化土地的整治與恢復、坡地改良與利用、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被變化、景觀生態規劃與設計、自然災害的綜合研究以及環境脆弱與環境沖突研究等領域亦都取得成績[78～80]。
區域地理學新的發展趨勢包括綜合研究與區域整合、新區域地理學的興起、全球環境變化及其區域響應、區域地理研究的信息化以及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等幾個方面。強調自然與人文的結合，關注人在區域性質的產生、延續與演變時所起的作用[81]。
第6篇：人文地理學科評估范文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在一定區域內，根據國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和當地自然、經濟、社會條件，在空間上、時間上對土地的開發、利用、治理、保護所作的總體安排和布局，是國家實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礎。土地利用結構優化又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核心。因此，土地利用結構優化能夠促進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減少利用過程中對土地資源的浪費，確保土地資源的可持續發展[1-2]。
1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配置的概念
土地利用結構就是指各種用途的用地比例和空間結構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是指通過土地資源的規劃配置，對土地水平和垂直方向進行開發利用，以減少土地資源的浪費，提高土地使用率，在獲得較好的經濟利益的同時獲得良好的生態和社會效益。
土地利用配置，可以簡單地認為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生態經濟最優目標，依據土地的特性，利用科學技術和管理手段，對區域一定數量的土地利用結構、方向，在時空尺度上，分層次進行安排、設計、組合和布局，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產出率，使土地生態系統維持相對平衡，實現土地可持續利用。
“優化”是一種針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問題而提出的人類期望和目標，包括目標優化、結構優化、效益優化等。隨著近幾年來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對產品的產量和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土地資源總量不變的前提下，獲得較高的產量和品質是土地資源進行優化的目的。“配置”則是一種過程，是通過對土地潛力適宜性進行評價之后，利用合理的土地利用管理方式進行配置。Plummer L N在1993年給出了具體的定義為：“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生態經濟最優目標，依據土地資源的自身特征和土地適宜性評價，對區域內土地資源的各種利用類型進行更加合理的數量安排和空間布局，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維持土地生態系統的相對平衡，實現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2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配置的目標設置
大多數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配置的目標都是基于短時間內、小范圍的規劃，例如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水、食物、生活、交通、生產、居住等。實際上，經濟、社會和生態更是人們應該關注的目標。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是土地利用優化配置的核心，其涉及到諸多的因素，例如科技進步、信息暢通、自然地理、人文環境等方面，因而其優化目標也具有多樣性，各目標相互制約，各目標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對土地利用結構的優化配置不僅要符合單方面的目標，更要與綜合目標相統一。
3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模型設計
進行模型設計時不能僅以尋找靜態最佳方案為目的，這種思想不適應當前快速發展的社會環境。因為人群的思想和社會經濟水平構成的多樣性，再加上當今快速發展的經濟和產業，使得土地利用結構必須時刻保持動態的變化才可能適應當今社會條件下的土地利用。因此，選擇模型方案時必須要考慮到未來的各種情況進行模型建立，即動態的優化模型。在進行模型設計時可以把模型看作是一個系統，對系統進行分析和描述，進而形成模型設計的產物——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流程圖。
3.1準備工作階段
準備階段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進行組織準備。建立領導機構，組織專業隊伍，舉辦技術培訓，制訂工作計劃。二是進行資料準備。需要準備的資料包括地形圖和遙感資料等。航片、衛片航片收集時要注意攝影時間、航高、焦距等參數資料。收集時還要注意航片是否經過糾正，對未糾正的要進行糾正或轉繪。三是進行背景資料收集。背景資料主要包括專業調查資料，如行政區劃圖、地貌、地址、土壤、水資源、草資源、森林資源、氣象、交通等圖件與資料；社會經濟統計資料，如人口、勞力、耕地、產量、產值、獸醫、分配等。
3.2土地現狀調查與評價
為了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方案，必須要建立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土地現狀評價，構建土地資源數據庫，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布局、土地適宜性評價、土地利用現狀、土地生產潛力、土地物理經濟生態條件等。對這些選定的影響因素進行歸納總結，對各因素的重要性進行排序來設定其權重。
3.3分析與數學模型設計
通過對土地開發利用程度、土地集約經營程度、土地用途的選定及其與土地評價單元質量的比配，土地利用的綜合（社會、經濟、生態效益等）效益，土地供給量需求量的分析，了解土地利用的現狀，土地利用的優點和缺陷，掌握土地的質量狀況和土地的利用潛力等。
傳統的優化設計側重于定性研究，這就導致了主觀判斷占有主要地位。不同人群的判斷千差萬別，導致決策結果的不一致性。因此，要逐漸加大模型的引入，進行科學準確的定量分析，當然也不能舍棄定性分析，因為定性是定量的基礎，定量是定性的進一步延伸。通過定量與定性結合的分析方法，最終得出結論[3-4]。
由于土地利用需求受到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影響，這就需要使得規劃目標的時刻變動，也就是模型方案也要處于動態中，所以要建立規劃目標與規劃因素之間的對應關系，建立二者之間的信息反饋機制，從而能夠方便快速地進行模型的微調[5-6]。
3.4對比與決策
對比計算各種方案下區域土地的總生產潛力，作為評價土地經濟效益的標準；對比確定生態用地量和各資源利用率，評價土地利用結構的生態效益；對比考慮土地產出的產品和服務與社會需求適應性，評價土地利用結構的社會效益。最后通過總結3種綜合效益進行抉擇。
3.5方案實施與反饋
在土地利用結構化配置方案實施后，要運用計算機和相關軟件對提出的優化方案進行中長期的觀察反饋與糾正，并由決策者和優化方案實施者如土地管理者、土地利用規劃人員對優化方案進行實地的檢驗，動態評估優化方案的實施過程。只有經過反饋、糾正、實地檢驗這些過程，才能夠確定方案是否合理。
4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配置的建議
4.1重視研究領域的學科交叉
由于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的研究與經濟學、規劃學、房地產學、管理學、土地信息系統都有必然的聯系，因而在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時也就要對相應的學科進行研究整理，將學科交叉應用到具體的土地利用空間中，做到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在社會、經濟、生態等各方面的協調統一。
4.1.1建筑規劃學角度。在規劃、建筑學專業知識背景的基礎上，嚴格參照區域土地規劃和建設的要求，分析工程技術的可實施性、經濟性，并注重進行多因素綜合分析和多方案選擇。
4.1.2經濟學角度。以宏觀和微觀經濟學為基礎，運用經濟學中的各種模型，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著重從土地利用的經濟效益角度分析設計土地利用結構。
4.1.3地理學角度。對土地資源進行優化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率。要更好地發揮土地資源的作用，就要在優化的過程中對地理的各種因素進行周密考慮。充分發揮人文地理學的優勢，將自然、經濟、社會理論緊密結合起來，以此作為研究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注重地域的差異和分工，采用GIS和CAD等專業工具進行繪圖。
4.14從生態學角度。生態學理論將土地作為典型的社會經濟與自然復合的生態系統，從物質能量流、生態協調系數、自我調節能力等方面為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研究設計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4.2重視科學性
以應用土地信息系統和遙感技術為基礎，結合各種數學模型優化采集、存儲、操作、管理、分析和顯示輸出地球空間數據的各種操作過程，為規劃管理和決策提供信息和技術方面的支持。利用高分辨率衛星影像與GIS方法獲取土地利用現狀數據，在此基礎上建立土地利用空間數據庫，以促進信息共享，為合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提供資料，最終實現數據信息的采集、錄入、編輯、管理、瀏覽、查詢和數據的可視化功能。
4.3重視社會性
從社會學角度出發，要注重了解社會群體對土地利用結構各方面的需求，因地制宜地進行改革建設，加強公眾參與的土地利用優化配置研究。在以往的土地資源利用過程中，往往更加重視社會上層集團的利益，而忽視社會其他各方團體的利益。傳統的這種土地利用結構配置方法只能滿足人數較少的上層集團的利益需求，限制了土地資源的優化，不能使土地資源發揮其重要作用，不利于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在土地資源利用過程中要注重基層土地用戶的需求，協調好個人與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使人地關系協調穩定發展。
總之，隨著社會和經濟的逐漸發展，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率，優化土地資源利用方案，確保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優化土地利用結構和配置，才能確保土地資源合理利用，才能保證社會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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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文地理學科評估范文
[關鍵詞]高星級酒店；男性氣質；性別；紳士；廣州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1-0042-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10
引言
在傳統的性角色理論中，男性被定義為追求成功、擁有自信、在上處于主動地位等的形象。學者普遍認為，“男人”不只是一種性別，更應是一種社會角色和責任。因此，在傳統社會中，男人被界定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承載者和社會道義的承擔者。但隨著“花樣美男”時代的到來，這種認知也遭受巨大沖擊――與陽剛之氣迥然不同的嫵媚妖艷更受眾人的追捧，愈來愈多的男性形象開始變得女性化、異質化。這種與傳統男性認識的背離也引發了社會對男性身份的焦慮和認同的擔憂。社會媒體充斥著對男性及“男性危機”的焦慮[1]，并進一步導致了一些學術著作的產生，以尋求社會科學關于所謂“男性危機”的見解[2-3]。學者首先否定和批判了基于“生理性別”理論的傳統男性認識論，并指出了性別認同的歷史和地理特殊性，有關性別的社會建構論開始顯現。學者指出，性別及性別氣質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不同的環境塑造著不同的性別氣質。
然而，在中國的語境下，諸如酒店、社工等服務性行業中的男性職員的性別身份依然是被社會大眾所詬病的對象，高星級酒店等服務空間被認為是承載“男性身份危機”的場所。因此，本研究以高星級酒店中的男性職員為研究對象，援引西方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地理學等學科中有關“男性氣質”與“性別認同”的相關理論，從空間和社會建構的角度，分析諸如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和后現代消費空間是如何規訓男性職員的性別氣質的，男性氣質在這樣的空間中具有怎樣的變化和重塑。研究嘗試建構微空間男性氣質研究的框架，建立國內地理學男性氣質研究與西方學術界的理論對話，并補充與完善西方語境下男性氣質研究理論，同時也為國內酒店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1 研究回顧
雖然目前西方學術界關于“男性氣質”的概念尚無一致定義，但關于男性及男性氣質的研究卻早已開始，并經歷了從生理學模式到人類學模式再到社會學模式[4]的漫長演變。且隨著地理學有關性別研究的介入，男性氣質的研究開始進入了“社會建構模式”（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del）時代。學者逐漸將空間理論引入男性氣質的研究中，提出男人不是生來的，而是創造的，男性很積極地構建了自己的男性氣質的論斷。由此，男性氣質的定義也由聚焦于性/性別生理系統發展到強調男性氣質的歷史性和地理性差異（空間性）上來[5]，學者逐漸開始關注男性氣質的時空演變過程。
早期地理學關于男性氣質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對男性氣質空間屬性的解釋及對性別氣質多元化的解讀。男性氣質既具有時間性，又具有空間性[5]，它是多元化的、多樣的、因空間而異的[5-6]，同時又是不穩定和矛盾的，而不是統一的和單一模式的男性氣質[7-8]。它是“依據適合一個人的性范疇態度以及活動規范化的概念來管理這個人行為的一種活 動”[9]。而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Conell在《男性氣質》（Masculinity）一書中將實踐中建構起來的男性氣質分為4種類型：支配性、從屬性、共謀性和邊緣性，這些類型均是男性氣質的不同表達方式，它們共同建構著現代西方社會性別秩序中主流的男性氣質模式，以及其相關的實踐和關系等[10]。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新文化地理學的發展以及城市地理對性別研究的深入，使得男性氣質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發展和走向。研究不再將男性氣質固封于某一種既定的特性和本質框架之下，而是聚焦于更多元的男性氣質內涵，論證不同的男性在不同的環境下如何社會性地建構具有歷史和空間特色的男性氣質，并進一步指出，空間環境決定了男性氣質的特點[11]。因此，有關城市男性氣質的研究則見證了男性氣質研究由固封的性別氣質研究向男性身份與認同解讀的轉變。
西方有關服務業男性性別氣質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那些跨入非傳統男性行業工作中男性的身份和氣質問題，如醫護業[12-14]、社會工作[15-16]、酒店餐 飲[17-19]等。學者指出，男性從事女性的工作，對于他們來說一個重要的方面可能會對男性氣質和男性身份有著不同方式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首先，這些帶有嚴重女性色彩的服務性工作，男性職員也被要求學習溫順、順從、同情心等“女性化”的技能[20-22]，而這會把他們建構成女性化的職員[23]；其次，服務性工作通常被社會主流話語歸為是一種“苦活、臟活”[24]，而且面臨著待遇不高，地位低下[23-25]的困境，因而被認為是不適合男性的工作[26]。因此，Williams指出，在非傳統男性職業中工作的男性，經常被冠以不是男子漢的詬病，同時，他們自身也表示讓自我與他人確信他們也是男子漢實屬困難[27]。因此，學者指出，比之傳統崗位上的男性，在非傳 統崗位上的男性趨向于表現出較少的男性性別 類型[28-29]。
可見，性別研究作為國外人文地理學跨界研究中不可忽視的話題，已取得了豐富的成果。而國內有關性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30-31]，關于男性及男性氣質的探討比較少。不可否認，對男性氣質進行空間性解讀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城市高星級酒店作為極具男權色彩的消費空間，其典型服務性使得其內的男性職員受到來自多方話語的身體壓迫及氣質影響，為有關男性氣質的微空間解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素材。因此，本研究以廣州城市高星級酒店為案例，從男性氣質社會建構理論視角來探究微空間下男性氣質的建構與演變，以期豐富和推動有關服務業男性氣質研究，也為轉型期有關酒店男性職員性別氣質的誤解和偏見予以學術上的糾正。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案例地
研究選取廣州市高星級（四星及以上級別）酒店為案例地。廣州是中國最先開放的城市之一，也是現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服務業十分發達，且思想開化程度相對較高。根據廣東省星級酒店名錄，截至2015年1月，廣州共有白金五星酒店1家，五星級酒店22家，四星級酒店41家。本研究主要選取了廣州市的3家國際品牌酒店（海航威斯汀酒店、富力麗思卡爾頓酒店、廣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和2家本土酒店（廣州恒大酒店、白天鵝酒店）共5家五星級酒店的職員作為調研樣本。本研究選擇以上案例地主要是兼顧國內和國際品牌酒店和可進入性及資料收集的便利性等，研究盡力做到樣本的多樣性，以及不同文化環境的差異性，以便全面反映高星級酒店男性職員性別建構的過程。高星級酒店作為舶來品，其所建構的“紳士化”空間對本土文化語境下男性的傳統氣質有著劇烈的沖擊和影響；同時，高星級酒店作為濃縮的社會，其多元的工作內容需要有男性職員的參與。因此，高星級酒店不僅僅具有非傳統男性行業的普適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獨特性。
2.2 研究方法與過程
研究主要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包括實地觀察、深度訪談與文本分析。研究者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間對研究中所選的5家五星級酒店進行了實地調研，并于2015年4月至5月進行了相應的補充調研。調研內容主要有酒店實地考察、非參與式觀察以及深度訪談的方法收集第一手數據，并與訪談者建立網絡好友關系，并在訪談后收集與訪談者相關的網絡博客信息等二手資料。同時，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不僅局限于高星級酒店中的男性職員，同時還涵蓋了女性職員，以及酒店消費者等酒店內活動的多元主體，他們均與酒店男性職員有較為深入的社會互動，不僅對酒店男性職員有一定的認識，同時對酒店男性職員也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本研究共訪談了酒店男性職員20人22人次（表1）和女性職員10人13人次，另外，還訪談了10位具有豐富酒店消費經歷的顧客，他（她）們在酒店平均每年消費的時間為30天（含）以上。女性職員和酒店消費者根據訪談時間順序，分別編碼為：F-1、F-2……F-10與C-1、C-2、……、C-10。在以上的訪談過程中，綜合運用了個體深度訪談（包括3人次的網絡訪談）和小組焦點訪談。此外，還采用了文本分析法和話語分析法，對樣本酒店的相關規章制度、員工手冊、職員博客、網絡信息、影像視頻、圖片等文本信息進行了深入分析，盡可能全面研究酒店男性職員的空間規訓與性別氣質之間的互動關系。
3 研究內容
3.1 職業規訓：酒店工作要求與職員男性氣質建構
眾所周知，高星級酒店不僅具備著豪華、昂貴的硬件設施，同時需要有高品質的服務與服務人員保證這種豪華與高雅的文化氛圍。因此，由外而內地構建酒店員工禮儀、形象，對于提高酒店的產品質量及品牌價值有著重要的影響[32]。所以，酒店為員工制定了一套詳細的約束和規訓辦法，并以員工手冊、各類規范書等具體文本信息，以及崗位培訓、早會、交流等管理活動展開，最終具化到職員日常工作實踐當中。
3.1.1 管理制度約束與男性氣質塑造
酒店為自己的職員制定了一套詳細的規章制度，對職員的儀容儀表、行為動作、工作態度等方面作出了詳細的規定和要求，以實現對酒店男性職員言行、舉止、態度、衣著等個體行為方面的掌控，將男性職員建構成正式、整潔、紳士的外在形象。在訪談酒店里前廳部、餐飲部等一線部門的基層職員時，提到最多的就是酒店對職員儀容儀表、著裝打扮的要求等。如廣州某五星級酒店員工手冊第4章第10節關于“個人儀表”的規定：所有員工都代表酒店形象，因此整潔端莊的個人儀表對于建立良好的賓客關系至關重要。員工應隨時保持干凈整齊的形象，并遵守以下的行為準則：
[個人衛生：＼&員工必須每天刷牙，保持口腔及呼吸口氣的清潔＼&內衣：＼&內衣的圖案或顏色不得透出制服外＼&襪：＼&男員工：暗色的短襪
女員工：自然色的沒有走線或沒有洞的絲襪＼&制服/上班著裝：＼&制服/上班著裝保持干凈、得體，并著裝整齊，不得有洞，紐扣掉落或松垮襯衫、外套應扣上紐扣，衣袖不得卷起＼&＼&……＼&指甲：＼&指甲修剪整齊，保持清潔，涂自然色的指甲油＼&首飾：＼&除了樣式簡潔的手表、結婚戒指和女員工的小耳環外，不得在穿著制服時佩帶其他珠寶等首飾
女員工：每個耳朵上只可戴一個耳環，且不可以戴懸垂式的耳環
男員工：不可戴耳環＼&]
――廣州某高星級酒店規章制度節選
規訓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微觀權力，需要通過一定的手段，除了規章制度之外，還需要如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和檢查等發揮其效用[33]。由于酒店的規章制度影響作用往往是暫時性的、易變的，酒店還會在員工培訓的過程中強化酒店對職員的規訓力度和效果。“入職之后都會有培訓的……告訴你怎么做，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做的不好會有什么結果什么處罰等，都會具體和你說明，而且這些東西……都是在培訓中啊，工作中啊，一點點形成的……”（訪談者M-10）。酒店的培訓、早會、例會等為酒店提供了監視、裁決以及檢查男性職員的機會和具體方法。這種監視往往是隱性的，如通過職員早會中的工作盤問、經驗分享等，以實現對男性職員工作的掌控和監視。同時，酒店往往會利用例會等活動進行對職員的獎懲和規范化裁決：通過將個人表現納入一定的整體空間中，并根據規范化的標準對個體行為進行精確評估，標出差距，通過具有“矯正性”的規訓權力針對性地對身體進行懲罰和獎勵[34]，以達到對男性職員的規訓作用。“有忘記弄頭發，試過幾次，有幾次就是不想弄；但是早會前大家看到都會相互提醒，而且進入工作區域了就會弄的很好，就不會很隨意……”（訪談者M-17）。
因此，高星級酒店中的男性職員，在酒店管理制度約束下，不僅要求儀容儀表方面必須衣冠得體、干凈整潔；同時個人行為必須舉止大方，無不良嗜好；對客態度上也需具備禮貌謙和，穩重文雅的氣質，表現出酒店男性所特有的良好修養，塑造酒店男性職員的“紳士化”形象。
3.1.2 日常工作實踐與男性氣質塑造
管理制度約束只是酒店對男性職員身份和形象規訓的開始，而酒店工作對男性職員的塑造作用更多的是灌注在職員日常的工作當中。酒店的工作相對其他行業來說，具有工作時間長、不定時、職責多變、工作瑣碎復雜、需要處理不同的需求和服務等特性[35]。一般在剛開始的時候，男性職員在酒店服務工作中的表現會遜于女性職員，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工作經驗的累積，男性也慢慢表現出仔細、耐心、溫和、健談等諸多方面的特點：“能力方面，相對來說，細心、細節方面不會有女性做得那么細……（和之前比）和客人的溝通會好一些，會流暢很多，見得多，對客人的性格就有所了解……洞察力性格方面，剛開始內斂，然后會變得放得開”（訪談者M-2）。
酒店工作強調的是具體的服務，而這種具體的服務進一步挑戰了男性職員一些傳統的男性自我表達方式[36]。因為酒店服務除了需要酒店職員付出大量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外，還需要他們付出大量的“情緒勞動”，如“微笑服務”等[37]。因此，酒店關于職員要求的另一個重要內容便是集中在對客服務的態度方面。諸如卑屈、溫順等“女性化”的態度往往能夠更好地被消費者所接納而被高度贊許[26]，因此，處于這種溫順和順從所支配的環境中，男性職員需要學習一些女性化的技能[21-22，38]。如男性職員也被要求以溫柔和謙卑的態度面對顧客。“我們會要求員工（工作中）保持微笑，而且說話聲音不能太大，對客人說話的分貝都有要求，還有說話的語氣什么的……如果偶爾遇到不講理的客人，都是要求不能直接頂撞客人，員工先道歉解決，不行就找領導……”（訪談者F-8）。除此之外，“容忍和委屈”是酒店服務工作的一個重要要求。酒店客人很多時候比較敏感和挑剔，員工隨時可能受到客人的抱怨和指責，壓抑和偽裝的情緒給酒店員工帶來較大的壓力[37]。“因為我們在這個社會里面，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有的人可能不是很土豪，但是他會覺得他是客人，可以從這些客人的行為中看到mind（思想），他們的思考模式就是，認為我給了錢，我就可以為所欲為”（訪談者M-7）。由于受到酒店規章制度的約束，酒店男性職員即使在遇到消費者無理取鬧的情況，也必須仍然保持禮貌、謙遜的態度。“投訴一般都是直接和員工抱怨，員工處理不了就會找領導……遇到投訴（我們要）先道歉，所有的崗位都是一樣的，然后找辦法解決”（訪談者M-5）。但是“有時候會有沖突，因為有時候可能，男性處理問題，客人一罵他，可能自尊心比較強吧，就會受打擊吧，就會有：你來這里用餐，你把自己當什么，你以為自己是誰啊……這樣的想法，但不會說……”（訪談者M-14）。因此，與傳統男性沖動、攻擊、極力捍衛自己權力的表現不同，酒店男性職員更多的是主動或被動采取隱忍、退步、主動放棄的行為和決策。隨著時間的流逝，男性職員這種被動的態度逐漸轉化為自我的一種無意識地約束，在行為上的表現就是成為彬彬有禮的“紳士”。
綜上可知，酒店通過一系列的程序、層次、目標組合而成一種特殊的技術手段與權力類型，來實現對男性職員的規范化訓練[33]。與傳統男性所表現的粗狂、大氣、自我的性質不同，酒店男性職員被要求盡力做到溫順、乖巧，以及情緒管理和順從等，在外在形象與表現方面逐漸從“被動的紳士”演變成“主動的紳士”，身心合一的實現酒店的目標“We are ladies and gentleman serving ladies and gentleman（我們是為紳士淑女服務的紳士和淑女）”（訪談者M-19）。
3.2 “他者”規訓：“他者”作用與職員男性氣質建構
酒店男性職員不僅受到來自酒店的規訓作用，同時也受到來自酒店空間中“他者1”的規訓，包括女性同事、上層管理者、其他男性同事以及酒店消費者等。這些“他者”的存在，對酒店男性職員性別氣質的建構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將主要從酒店職員（女性同事、上層管理者）以及酒店消費者兩個層面探究“他者”對酒店男性職員性別氣質建構的影響作用。
3.2.1 職員之間的協商與作用
國外有關男性氣質的研究在討論服務業及其他女性工作對男性氣質影響的時候，往往只集中在工作本身對男性氣質的影響和建構作用，而忽略了女性同事以及其他層級職員對男性職員性別氣質建構的影響。地理學研究強調空間權力關系對男性身份的塑造作用，而女性及其他層級職員作為空間關系中最重要的他者，對酒店男性職員的發展和建構具有重要的協調和確認作用。
（1）女性職員的凝視和影響作用
酒店行業作為典型的服務性行業，特別是高星級酒店，目前職員的性別比例仍然是女多男少。在酒店和餐飲方面，女性的比例達到59%，而男性的比例只有41%，而國內酒店業女性所占比例則超過60%[39-40]。諸如服務員等崗位女性的比例更是高達77%[41]。因此，酒店男性職員首先面臨著與眾多女性職員和諧共事的任務和壓力。而由于受父權制度或思想的壓迫，男性被灌輸了主動承擔繁重棘手的勞動和保護女性的責任和義務。因此，酒店中雖然女性在數量上占據著優勢，但限于生理因素，工作上諸多事情往往不得不求助于男性職員。這種男女互動關系促進了男性職員對自我男性身體（體能）的認可和男性身份的認同，再現作為男人所具有的“威武”“陽剛”的男性氣質。如：“女生放不下面子的就會讓男人去做”“比如客人點睿這也沒有那也沒有，就會不好意思，就會推男生去做”（訪談者F-5），以及“像酒吧等部門，或者是晚上值班呀，查房呀，男生都有絕對的優勢的……女生就比較危險嘛，所以都會叫上男生幫忙……”（訪談者F-7）等。因此，雖然男性職員處于酒店工作空間的空間管制之下，但女性職員的依賴及自我生理優勢，使得男性職員在一個小的場域內，提供了建構支配型男性氣質的可能。
此外，由于受女性同事存在的影響，以及日常生活交互、團隊工作任務協作等其他諸方面的壓力，男性也會在語言風格、做事態度等行為上做出相應調整，通過弱化支配性氣質來達到與女性職員的協同共存。正如Galbraith所說，男性可能會接受一種“轉型”的男性氣質，而在這種男性氣質中，一些傳統的男性標準和價值，如野心可能會繼續維持，但是傳統的性別界限就會被抵制[42]。酒店男性一方面通過身體和硬氣展現自我作為男性所獨具的剛性、支配性的氣質，一方面迫于工作和環境的壓力而調節自己的特質，與女性做出廣泛的妥協，而不是裸的統治或者說一不二的演示。如“語言風格上可能會稍作調整，用他們能聽得懂的話，可能會留意自己的溝通風格，跟他們講的時候會事先考慮如何表達一件事情……”（訪談者M-6），“不能說是女性化或者娘吧，可以說更斯文一點……”（訪談者M-12）。
（2）不同層級職員之間的協商與作用
由于特殊的職員等級制度，酒店不僅有嚴謹的職位區別，也有嚴格的等級劃分，同一職位也會劃分出不同的職員等級，而與之對應的則是不同的權力。同時，酒店還存在著不同等級不同職位職員共事于同一空間、從事相同工作的現象。“（我們）也會做擦桌子、收拾餐具的事情；如果是很忙，什么都要做的，最終的目的是讓客人愉快的用餐，如果員工忙不過來，上級都不幫忙的話，那是不可能的……”（訪談者M-12）。
因此，由于上級管理者的存在，使得酒店基層男性職員在工作和休息的時間內也加強對自我言語及行為的約束作用，這首先體現在日常的言語交流中。“說話啊，玩手機啊什么的都有……肯定不會那么死板嘛，只要不被經理看到就行……”，“（平時休息的時候）就各種聊啊，吐槽這吐槽那，也會聊老大，但是聊的不多，隔墻有耳嘛……”（訪談者M-11）。
可以看出，由于工作和生活空間中有上級權力的介入，以及隱性監視的存在，使得基層男性職員原本的行為言語受到干預和破壞，進而使得其變得更加謹慎和細心。可以說，上級管理者的存在使得酒店基層男性職員不得不表現出男性氣質中的從屬性――服從和沉默。當然，這種不同層級之間支配性和從屬性男性氣質在酒店等級森嚴的工作空間下總是相對的，相對于上級對下級的支配性，則有下級對上級的從屬性。
因此，酒店男性職員不同層級間相互影響其男性氣質的建構。一方面，基層男性職員在上級職員權力和隱性監視的作用下，不斷完成自我從屬性男性氣質的建構；另一方面，酒店高層職員基于對基層職員的行為示范效應，不斷認同與強化自我男性氣質的支配性特質。
3.2.2 消費者的行為習慣和消費傾向的影響
酒店作為典型的服務性行業，其存在的根本意義在于為不同的消費者提供滿意的服務。高星級酒店的消費者市場定位為社會精英人士，其對酒店男性職員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1）消費實踐的顯性影響作用
高星級酒店的服務對象往往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素質，他們的服務要求更加細分和專業。這就要求男性職員不僅具備良好的工作心態，更要求酒店男性職員的自我內涵塑造與社會知識養成。“當然你如果會英語就更好，可以和他們（外國消費者）飆英語，不會的話就只能用手勢簡單交流了……如果遇到好的客人的話，他也會教你說（英語）……”（訪談者M-11）。同時，酒店職員在與此類消費者互動的過程中，也會在有意無意中進行自我知識的生產和綜合素質的提高。酒店復雜的服務環境和內容提供了酒店男性職員多樣的社會知識習得的機會，豐富了個人社會認知以及交際能力。所以，縱然酒店男性職員平均文化水平處于較低狀態，但是卻擁有著較高的社會見識和素養，酒店男性也呈現出“素養高、見識廣”的男性氣質狀態。“這一行做久了，和客人之間的溝通，會更好一點……會比以前流暢很多……長時間的話，見得多，對客人的性格就有所了解，聊幾句就會知道客人大概什么性格，就可以聊不同的話題，自己在溝通方面和交流方面都有大的提升，對人的方面了解的比較多一點，各種各樣的人都會見到……”（訪談者M-14）。
對于酒店男性職員而言，社會知識習得可以說是酒店消費者對男性職員的正面作用。有些時候，消費者也會反向作用男性職員性別氣質的建構，但這種反向作用往往起到正面作用。“因為酒店有時候，在中國這個服務環境下，來的客人很多都不是溫文爾雅的，有些是傲慢粗暴無理，如果服務員沒有足夠的忍耐力，很容易就控制不住，明明是他錯了，他還是要指責某個職員有問題……不過，我們一般都會控制自己”（訪談者M-12）。
來自社會精英階層的高星級酒店的消費者往往掌握著一定的社會話語權力，而在這種話語權力驅使下的個人行為及性格品質也會帶入酒店空間，而消費者的這種本位主義思想以及對權力的極度追求，又與酒店的規章制度或管理支持一起，迫使酒店男性職員選擇從屬性的行為表現，以從屬、順從的性別身份和行為參與酒店實踐過程中。客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酒店男性職員向社會精英靠近的素養與能力，實現酒店男性職員從“形式美的紳士”逐漸演變成“內涵美的紳士”。
（2）消費實踐的隱性影響作用
由于消費主義文化強調商品的重要性，而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其主要提供的消費商品就是服務，因此服務的質量問題及與之對應的酒店職員的服務管理問題，成為酒店建設的重點內容。由此可知，高星級酒店消費者往往更注重服務的質量，有著更高的服務要求等。而高星級酒店消費者除了會基于高規格的服務要求給予酒店男性職員直接的身體互動和行為塑造外，消費者對酒店男性職員的作用往往可以延續到更深的隱性層面，即直接參與酒店職員的管理。
高星級酒店消費者除了在消費現場與酒店男性職員存在互動以外，往往會以意見卡、消費體驗等形式記錄下消費過程中的體會以及更詳細的要求，而這種意見卡、消費體驗等，酒店則會以文本的形式保存，并由酒店某一部門（如前廳部）負責記錄、收集，然后在一定的時間內轉交給人事部門，由人事部門負責統一整理、提交數據庫等。而這些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對酒店職員的投訴、批判及感謝等內容，會構成酒店對職員獎勵和懲罰的依據。“客人投訴服務不夠好，當然大多時候是針對某個員工，然后給張warning單（黃單），下次長記性就好啦”（訪談者F-4），員工也會接受來自管理層職員的批評或懲罰，進而做出調整和改進，“但如果同類投訴較多，那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就涉及管理模式的問題……”（訪談者M-8），進而會從規章或制度入手，從根本上對職員產生影響；而與之相反，消費者的反饋同樣會有對員工的感謝與褒獎，“之前有一個客人在我們酒店集團下的一家酒店住宿，把她的iPad落下了，然后就是好像是在一次和員工聊天的時候提到了這個，然后那個員工就記下了，然后真的就找到了，而且打電話給這個人，給她寄過去了，這個事情之后我們集團酒店每次都會拿這個案例出來分享……”（訪談者F-7）。由于酒店的懲罰或獎勵均會記錄在冊，同時會以會議、通報或通知的形式被周圍其他職員同事所了解，因此，這種后期的、偶然的懲罰或獎勵實踐，往往會給予酒店男性職員更大的影響作用。消費者的這種隱性的無處不在的影響作用，促使酒店男性職員，進行“全方面的紳士化”建構。
3.3 自我規訓：酒店男性職員的自我主動建構作用
3.3.1 基層男性職員的身體實踐與酒店男性氣質建構
酒店基層職員作為酒店工作空間中權力最弱的主體，受到來自酒店規章制度、上級管理者及消費者等多重壓力。而在這樣的權力空間和制度規訓下，基層男性職員一方面主動或被動接受著酒店空間權力對其身體、性別氣質的規訓作用，而另一方面也會基于自我需要積極地將自己與周圍環境進行融合，從而加速自我男性氣質的建構。
（1）高品質物理環境下的自我約束
酒店基層男職員除了受到酒店規章制度等直接的有形規范作用外，同時還受到酒店整個工作空間環境的無形規訓作用。高星級酒店豪華的硬件設施與彌漫于內的高雅人文氣息，給予工作于此的職員以極大的心理壓力和身體影響。差異和變化是理解文化身份的關鍵[43]，同時，文化身份也具有一定的空間政治意義[44]。當意識到自己特定的身份時，個人往往在這個身份的框架內來感知周圍的世界，即在不同空間，不同的社會情境中啟動不同的身份[45]。酒店職員通過對酒店空間的凝視和認識，并將這種認識反身建構于自我的身體之上，進而積極地將自我與酒店空間產生聯系，積極主動地重構自己的酒店男性形象與身份認同。如：“你想你在這樣高逼格（規格）的環境下工作，那你這個人肯定要先正派起來，表現得像一個紳士，這樣才能對得起這樣一個工作的環境……”（訪談者M-1）。
（2）主客關系環境中的我者身份完善
酒店男性職員雖然在與消費者消費互動過程中被凝視并被動地進行自我身份建構，但同時也會根據自我對消費者這一主客關系中最重要的他者產生凝視作用，從而選擇性地對自我進行啟發和生產。消費者消費與接受服務的過程，也是被酒店男性職員凝視的過程。這進一步使得消費者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話題以及內容等也會對男性職員產生一定的示范效應。如：“那個客人會和他（男職員）聊籃球聊NBA，而且還特別喜歡跟他說一些自己的經歷，說一些大道理，教他怎么做人啊……”（訪談者M-6）。“第一次操作的時候特別緊張，手一直在抖，反而客人叫我不要緊張……有的外國人還會教你說外語……”（訪談者M-3）。這種與消費者的直接互動與交流往往會對酒店職員的工作及性格產生較大的影響和導向作用。
酒店工作因為其高度的流動性而被社會主流話語認為是暫時性、過渡性的職業選擇。雖然酒店工作被冠以各種不平等的標簽，但事業的發展仍然是酒店男性為表達作為一個“男人”的有效途徑。因此，酒店男性職員會通過對自己身體的改造而積極地將自己塑造為酒店需要型人才。如：“能夠晉升當然主要是工作能力，可能我在工作上會比他更細心，比如客人想要什么、喜歡什么，都做個記錄……大概就是這樣咯，肯定是誰做得好誰上去……”（訪談者M-2）。
因此，為了更好地發展，基層男性職員往往會更好地將自己融入酒店的制度和文化中，積極滿足酒店對男性職員的氣質要求，自我主動建構酒店式的紳士化氣質，在與客人互動過程中，更多地從顧客角度出發，犧牲自我傳統男性的霸權意識，在行為和性格上更加約束自己，進而表現出從屬性的紳士化氣質。
3.3.2 高層管理職員權力實踐與身份表達
相對于酒店基層男性職員（主管及以下），酒店高層男性職員除了具備基本的酒店男性形象以外，如禮貌、紳士、溫和等氣質，同時也因為擁有著更多的空間權力，而呈現出不同于基層男性職員的支配性紳士化氣質。
（1）高層男性職員酒店尺度支配性紳士化氣質的建構
基于高星級酒店空間權利的嚴重分化，高層男性職員因為職位差異而享有充分的酒店空間支配權及話語權。如對空間布置、陳設、硬件設施等的管理和決策權，對下屬職員的選擇、獎懲等管理權，對公司層面建設的決策權等。而支配性的主要產生動因便在于此，主體憑借在階級關系中的文化動力或權力來聲稱和擁有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46]。雖然并不是說擁有機構權力或大筆財富的人便具有絕對的支配性男性氣質，但話語權力給予酒店男性管理層職員以支配性男性氣質形構的基礎和動因，如酒店高層職員通過開發自己的管理風格來重塑空間的慣習，對酒店空間及下屬職員宣誓自己的權威性――男性氣質獲得支配性的標志 [46]。“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比如我們之前那個經理……說做什么改變什么政策就照他的意思進行……”（訪談者M-7），“對員工宿舍，我都希望像軍人一樣，我們會檢查員工宿舍……我們給他們的解釋就是，你們在公司里面下了班，這個就是你們自己的家，你在家里面到處臟不拉嘰，這會影響到工作的行為和習慣……”（訪談者M-6）。
對職員的控制是酒店高層男性管理者展現自我權力和權威性的一種有效手段，而除此之外，其工作中對消費者投訴的處理、高層級的職員之間的對話、行業間的專家交流等，都有效構建了高層職員的權威性和支配性。“遇到投訴一般都是我們先道歉，然后如果權限允許的話就按客人要求滿足他就行了，如果客人不滿意或者什么的，那就要找領班啊主管啊，或者是經理出來，一般經理出來，客人就不會那么囂張，情緒就會好一點……”（訪談者M-15）。酒店高層男性職員在與基層職員和消費者互動時，一方面建構了自己支配性的男性氣質，另一方面又示范和強化了酒店男性職員紳士化的內涵。“不管是對員工還是對顧客，都要表現出彬彬有禮……我們的言行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都非常重要，是留住員工和留住顧客的根本……”（訪談 者M-8）。
（2）高層男性職員在超越酒店尺度層面的支配性男性氣質表達
酒店高層男性職員不僅僅在酒店尺度積極建構支配性男性氣質，作為酒店的管理者和代表人，也需要在超越酒店尺度層面展演支配性男性氣質，如酒店的發展規劃、市場戰略、人力資源模式等，不僅僅需要在酒店尺度進行設計，更需要在超越酒店尺度層面進行有效的社會互動。“我們需要有敏捷的思維定位我們的客戶群，還需要告訴我們的客戶，酒店的品位是什么，這個時候需要我們酒店管理者親自出馬，例如主辦一些活動，或者參加一些活動……所以我們在外面更要注意我們自己的形象”（訪談者M-13）。“酒店中的高管是很受歡迎的，他們都很紳士，我們所接觸的一些酒管高人，都是魅力四射的，風度翩翩的……”（訪談者C-3）。
除此之外，酒店高層男性職員的性別氣質更多的是表現在不同酒店之間的交流活動以及重大事件或重要消費者的接待之上。如，代表所在酒店進行酒店業界的相互溝通、交流和學習，在此過程中，酒店高層男性職員的言行舉止往往決定了外界“他者”對自我酒店的感知和認同。“在國內行業中，有過一些次數，有代表過酒店出去分享。在和人家交流的時候，都是行業的人與事……每個酒店都不一樣，都有自己的特點。我們更多的是凸顯一個酒店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如何提升它，如何保持它。這一點上，我們酒店在過往的具體事件中，有自己的哲學……”（訪談者M-6）。
可見，酒店高層男性職員在超越酒店尺度層面的商業交流中，如社會活動、校園招聘、校企合作、培訓講座等，通過自我的行為展演，宣示酒店男性職員的性別氣質與酒店特質。
4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立足于國內社會日趨凸顯的男性身份危機以及新時代男性社會責任和意義轉變的現實背景，以及國外人文地理視角下的建構主義男性氣質理論背景，以廣州市高星級酒店男性職員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非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文本分析、對比分析等多種研究方法，對酒店男性職員的男性氣質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分析，并對其酒店男性氣質的建構、協商和展演過程進行了深入的論述，發現：
（1）酒店男性職員通過管理制度約束、具體的日常工作實踐等職業規訓，逐漸從“被動的紳士”演變成“主動的紳士”。
（2）酒店男性職員通過與女性及其他層級職員之間的空間互動，以及消費者的顯性與隱性引導等“他者”規訓，逐漸從“形式美的紳士”蛻變成“內涵美的紳士”，實現“全面的紳士化”建構。
（3）酒店基層男性職員通過酒店物質與人文空間的自我約束與自我發展，完成了從屬性紳士化氣質的建構。酒店高層男性職員通過酒店尺度與超越酒店尺度兩個層面的自我權力和自我行為展演，實現了支配性紳士化氣質的表達。
酒店男性職員在職業規訓、“他者”規訓以及自我規訓的綜合影響下，呈現出具有酒店特性的“紳士化男性氣質”。研究認為，酒店男性職員的性別氣質建構是多方面多維度的，既有來自酒店方面的制度與環境影響，也有來自其他同事、消費者等“他者”的作用，同時還有自我的積極建構作用。酒店男性職員在以上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表現出外在西裝革履、整潔干凈，內在溫柔、禮貌、幽默、見多識廣的形象氣質，建構了具有酒店特色的紳士化男性氣質。研究呼應了男性氣質身份政治[7]的結論，認為男性氣質是多元的、發展的，而非固定的、單一的，不同的空間環境下會造就不同類型的男性氣質。
此外，學者關于其他服務性行業，如醫護業、社會志愿者等的研究指出，這些職業因為帶有女性化色彩，會將工作于內的男性職員建構成女性化的職員[20-23]。本研究通過對高星級酒店男性職員的性別氣質研究指出，諸如溫柔、順從等傳統被認為是女性特質的屬性，在酒店中被酒店男性職員內化為自我紳士化的一面，相對于其他男性，酒店男性職員表達出禮貌、謙讓、熱情、細心、有內涵、善交際等酒店男性氣質。因此，本研究也進一步回應了地理學有關男性氣質研究的男性身份研究取向，明確“如何成為男人”更多受到所處微觀環境的影響與 作用。
西方地理學者在對男性氣質進行分析的同時，雖然指出了男性氣質的多元性、不穩定性等[5，7-8]，但仍然將男性氣質作為一種固化的、一維的性別氣質進行分析，而沒有深入探析某一類男性氣質的具體構成。本研究通過對酒店男性職員在酒店空間中的性別氣質研究指出，男性氣質的多元性不僅在于主體不同而呈現不同氣質類型，同時，同一主體在同一空間下也會受到空間規訓呈現動態的氣質建構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是從職業規訓到“他者”規訓到自我規訓逐漸演變的，形成從被動到主動，從形式到內容的自我內化過程。該結論補充了男性氣質建構的內涵，認為男性氣質是一個投影于空間的動態建構過程（圖1）。
在實踐方面，本研究對酒店人力資源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酒店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人員流失率高，人員缺口比較大，高素質人才難以獲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酒店自身人力資源管理問題以及社會對酒店崗位的詬病[47]，本研究結論有助于糾正社會對酒店崗位的誤解，同時為酒店人力資源管理提供更加細化（如按照性別、地域、學歷、年齡等進行不同方式的管理）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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