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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內涵指的是各個高等學校依據既定的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從經濟性,效益性和效果性上對各個部門開展的各項工作進行分析。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的主體是指由誰執行審計的問題,可以有獨立的具有法定資格的審計機構和高等學校內部審計機構兩種審計機構。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客體是高等學校的各個部門、資金、項目以及相關政策等。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評價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促進高等學校良好健康的發展。結合以上這些我們可以將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定義為:國家指定的審計機關或者高等學校內部審計機構,根據其自身發展管理的需要,依照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以及人們在這一領域的共同認知標準,對高等學校所屬的專業學院、高校內部的各個行政管理機構等單位的經濟活動、資源利用情況以及財務收支情況進行獨立的一系列的考量、評價、分析和考察,以確保高等學校能夠對學校自身資源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得到最優化管理,明確高等學校各個行政職能部門及廣大教職員工的經濟責任,最后做出審計結論,并提出改進建議,從而全面提高高等學校經濟效益的一種監督管理活動。
二、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的現狀
1、各高等學校在經費使用效益低下。在購置資產方面,缺乏統一規劃,重復購買,設備利用率低,有一些資產長期閑置,最終損壞,報廢;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改造是沒有長遠規劃,有些設計不合理,往往會出現建了拆,拆了再建的情況;對專項資金使用管理不規范,盲目的貸款,導致利息費用增加,從而使財政困難。
2、績效審計大多保持在事后審計上,很少在經濟活動開始時就參與進來,也沒有在經濟活動事中進行控制,忽視了對管理和效益的審計;不能對違反紀律的行為采取應有的防范措施;資金使用的過程得不到有效監管,只能在事后發表評論,對于過程中的資金浪費不能有效制止,缺乏一個科學的評價依據。
3、缺少規范的審計程序。系統的理論指導審計程序不足,自發狀態多,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在實踐中帶有盲目性,審計結果難以客觀,因此缺乏約束力,甚至完全是走形式,影響績效審計工作的權威性。
4、缺乏系統的審計評價標準和完善的評價體系。由于在高等學校中被審計對象的具體情況具有不確定性,這決定了每個審計涉及的數據、環節、事項、范圍很廣,但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高等學校自身的特殊性,目前我國的相關部門也還沒有制定權威的統一的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標準,所以目前還很難形成統一的績效審計工作規范和績效審計評價標準。
三、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
1、相關性原則
為了滿足績效審計評價的使用需求,績效審計指標體系在設計過程中需要考慮到所有使用者的不同雪球,另外還要考慮指標的構成形式。首先從信息使用者的角度來看,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對信息質量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所以績效審計評價系統指標在構建過程中就要考慮多方面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其次從指標的形式來看,一些指標存在片面性,因此,如果要選擇績效審計評價系統指標的話,要特別關注那些同時能反映不同學校獨特情況又能反映所有學校管理共同特性的重要指標,簡而言之,就是構建的指標需要充分的滿足各方面使用者的需求。
2、可行性原則
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使用績效審計評價指標的時候一些數據需要從財務資料以及會計核算數據中獲得,所以設計評價指標要根據研究的目的和需要來考慮它的科學性和完整性,同時在現實中也要考慮可行性與實用性,最終增加績效審計指標在應用中的可操作性。
3、多樣性原則
對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范圍很廣,主要體現在物力、人力、財力等多個方面,近些年在高等學校資金來源的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不管是從資源的利用,還是從成本的控制等方面不同的部門都有涉及,從這個現象來說,績效審計也體現在了多個層面,所以績效審計指標體系的研究具有多樣性,并且還需要具有角度深、層次多、范圍廣等特性。
4、整體優化原則
由于評價指標還處在研究階段,所以評價指標在設計過程中要注意將評價研究與評價實際工作相結合,要通過社會實踐調查并且進行反復的驗證才能完成,這些還需要在管理學、經濟學以及財務管理學等相關理論的指導下,正確分析客觀現象的數據表現,另外,由于評價體系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是一個有著多變量輸出的系統,對各項管理的多個目標有決策依據,所以不能單一的指標進行評價,這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應該建立一套相互聯系并且又各有側重點的指標群,這樣才能反映高等學校的總體績效水平。但是指標又不宜過多,以免出現評價指標過多失去評價的重點的情況。
5、可比性原則
制定的績效審計評價指標如果成熟的話,應該會在各個高等院校普遍使用,所以指標的選擇就需要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實用性。就同一指標來說,應該能在各個時期實現自身的縱向比較;就同一時期來說,可實現各項指在不同高等學校的橫向比較。建立評價指標體系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對各個高等學校內部管理的進行評價后做出相互比較,才能使它的意義更充分地體現出來。因此,在制定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指標之間的可比性和通用性,并且要設立一定的標準,這樣才能進行量化的比較。
6、動態完善原則
學校所處的時期不同,對學校所提出的要求也不同,所以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是工作時一項動態工作,需要長期不斷完善。績效的評價需要充分的考慮到評價的趨勢性,從時間上來說,在績效審計評價過程中如果僅關注某一特定時期的評價結果,就存在一定的偶然性的影響,評價的結果也無法客觀的反映應有的績效,從而會導致失去評價的意義。所以要堅持動態完善原則,根據新的規章制度的變化,逐年修訂相關指標,這樣才能更準確地反映各高等學校的總體水平。
四、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依據
1、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
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是構建績效審計指標體系的重要依據。在國家宏觀調控的監督下,對被審計單位實施績效審計須在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的基礎上才能進行衡量。雖然目前在我國對績效審計還沒有形成一個具體的規定,但這并不是說績效審計是沒有意義的,是不重要的。如果能在相關法律、法規、政策中能夠明確提出要進行績效審計,這就能使的績效審計在各單位開展時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同時也為審計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由于績效審計經過國外一些實踐證明,對于很多單位來說是有積極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推斷隨著社會制度的進一步完善,與績效審計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行業標準,將會陸續被制定。而高等學校作為社會中非常重要的機構,它為社會提供了很多人才,同樣也是被審計的重點,這是對高等學校進行監督,只有這樣才能使各高等學校進行良性發展。所以與高等學校特點想關聯的績效審計標準體系也將被制定,這樣也為構建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提供了依據。
2、明確的目標和對象
任何一項工作都有具體的目標和對象,績效審計的工作也是如此,在做這項工作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清楚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的目標,績效審計的對象是誰。英國審計署在《績效審計手冊》中將績效審計目標定義為:“通過績效審計,確保公共資源得到合理運用。績效審計的根本目標在于促進被審計單位改善管理,提高績效。”所以績效審計又可以被稱為“目標導向性審計”,就是說制定的績效審計指標體系必須緊緊圍繞著審計對象和審計目標來進行。
3、清晰的具體內容
對我國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的內容主要應包括四個方面:對自有資源的績效審計,對資源利用的績效審計,對管理活動的績效審計,對產出的績效審計。除了這些還應該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1)高等學校自身的特點與規律。高等學校與一般的生產企業有很大的不同之處,一般的生產企業生產的是具體的產品,而對高等學校來說,合格的人才和和科研成果是它的主要產出。這樣的產品很難簡單的從數量上來對它進行衡量,所以在針對高等學校構建績效審計指標體系時要慎重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作用。(2)不同的學校間存在著一定的個體差異。近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很快,有一些學校進行了合并重組,還有一些學校建立了新的校區,這些都是各個學校在管理上有很大的差距,它們各自資金來源都不相同。(3)各高等學校培養的學生層次不同。大部分的高等院校是以培養本科生為主,在此基礎上同時也培養研究生以及專科生,但是還有一部分高等學校以培養專科生為主,所以應針對不同高等學校的教育目標來設置相應的績效審計指標體系。
4、歷史和教育行業標準
【摘要】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有限的資源集中于核心業務,同時委托外部機構經營管理中的部分職能。內部審計外部化作為企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新動向,是企事業單位理性選擇的結果。作為知識領域的前沿陣地,高等院校應該積極地從理論上探索內部審計外部化所面臨的問題和必要條件,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適合我國企業的內部審計外部化形式,更好地發揮內部審計在企業監管中的作用。
【關鍵詞】高等院校內部審計外部化
2008年一場金融危機席卷了整個世界,經濟環境不斷惡化。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有限的資源集中于核心業務,同時委托外部機構經營管理中的部分職能。內部審計外部化作為企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新動向,是企事業單位理性選擇的結果。高等院校是培養人才、科研攻關的重要基地,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起著人力和科技支持作用。隨著高校辦學規模的不斷擴大,高校與單位經濟協作活動的日益增多,其辦學和科研經費正在迅速增加。在高校改革和發展的新形式下,高校內部審計工作面臨的任務更加繁重,而現有的審計力量相對薄弱,因此必須認真應對,以開創高校內部審計工作的新局面。
1內部審計外部化的概述
1999年6月,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市,由120多個國家參加的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IIA)理事會一致同意通過了一項內部審計的新定義。新的內部審計定義為:內部審計是一項獨立、客觀的保證和咨詢活動,其目的在于增加價值和改進組織的經營。它通過系統化和規范化的方法,評價和改進風險管理的效果,幫助組織實現其目標。該定義與IIA在1990年《關于內部審計職責的聲明》中內部審計的定義存在著兩個重大的差別:一是新定義增加了內部審計具有“保證”和“咨詢”的作用,這就反映了現代內部審計活動已經擴大了它的范疇;二是新定義中去掉了“在組織內部”一詞。這就表明內部審計不再是一種組織內部的自檢活動,組織可以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履行內部審計的職能,即可以實行內部審計外部化。這種變化說明,內部審計的主體可以是組織內部的一個職能部門,也可以不是組織內部的一個職能部門,內部審計的主體可以由第三方對內部審計工作進行投標,以獲得對組織的內部進行審計的權利。
2高校內部審計外部化的意義
2.1有助于增強內部審計的獨立性,保證內部審計工作的權威性
內部審計機構作為高校的一個職能部門,其基本的職能就是監督,但內部審計的監督職能又往往因為受到學校管理層的干預而失效,使內部審計不能公允地評價高校經營管理水平。同時,高校內部審計機構名義上是與其他職能部門相對獨立,但實際上卻與其他職能部門的人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獨立性在開展工作時是無法得到保障的。如果將內部審計工作委托給會計師事務所,由注冊會計師根據與高校簽定的合同開展內部審計,他們雖然也需要與高校的相關人員進行溝通,但只是因為開展工作的需要,沒有附帶任何感彩和經濟上的利害關系,這就使得審計人員能夠毫無顧忌地指出管理活動及內部控制存在的漏洞,從而提供更具獨立性和客觀性的評價結果。同時會計師事務所有一套保證審計準則受到遵循的機制,促使注冊會計師在提供內部審計服務時遵循職業標準,從而確保了審計工作的質量。
2.2有助于降低審計風險,節約內部審計費用
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和競爭的日益激烈,傳統的內部審計的職能已經不能滿足高校建立科學管理機制的需要。因此,為適應高校管理的需要,內部審計必須不斷擴充其職能,逐漸向風險管理和管理咨詢拓展。而風險管理和管理咨詢業務的開展需要金融、會計、市場、計算機等方面的專業人士來共同完成。如果借助于外部注冊會計師來滿足這方面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節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如果高校聘請注冊會計師充任管理審計師,他可以根據內部審計業務的需要,利用其分支機構和固有渠道,合理地配置資源,避免了內部審計人員的重復勞動,節省審計成本。再者,注冊會計師對一個組織同時進行財務審計和內部管理審計,可以形成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機制,從而降低審計風險。另一方面,內部審計外部化可以節約內部審計費用。內部審計費用是內部審計人員全面履行職責過程中所支出的費用,包括開展業務活動的公用經費和內部審計人員經費兩部分。若自己設立內部審計部門,需要支付員工薪金、培訓費和管理費用。如果從外部聘請人員承擔內部審計工作,則不僅可以節省設立內部審計機構和培訓內部審計人員的費用,在不進行內部審計時便不必支付內部審計人員的工資和福利費等,這就降低了學校的成本支出。
2.3有助于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
內部審計對高校來講并不像生產經營那樣是一種經常行為,在高校管理需要的時候,從外部聘請注冊會計師對其進行內部審計并提出報告,能夠使社會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因為注冊會計師遠比高校內部審計人員的知識結構優化,而且在對不同類型的組織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是一種十分難得的社會資源。高校完全可以利用這些人才的知識而不必再去培養自己的內審人員,減少管理成本。內部審計外部化還能充分利用公共信息資源,將一些組織的先進經驗介紹給高校管理層,避免高校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由于過長的適應期所帶來的額外開支。
3如何推進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
在我國高校領域,內部審計工作雖然在某些方面依靠外部審計,但內審職能主要還是靠內部審計機構來承擔。內部審計外部化作為理論界的一個新生事物,在西方等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實踐并迅速發展,它的存在給現有的內部審計工作帶來了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方法,給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帶來了新的思維方式。
3.1高等院校實行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需要考慮成本與效益原則
3.1.1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特別適用于有房屋基建和大型維修項目的高校。如果高校在幾年中僅有為數不多的房屋建設項目,若配備工程造價審計人員進行審計,在工程建設期間支付的審計費用可能會低于聘請外部審計人員所需費用。但工程完工后,工程審計人員如不具備其他方面的審計知識,在其他審計工作中發揮不了作用,而高校仍需為其支付各種費用;同時內審人員具有的專業知識一般會低于外部專業審計人員。因此,在保證審計質量的前提下,聘請注冊會計師比高校自身配備工程造價審計人員明顯降低成本費用。
3.1.2在新設立、新升格的高校和原來沒有設立審計機構及審計人員素質偏低的高職院校可優先考慮采用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這樣能盡快改變這些高校內部審計機構不健全、工作不到位的現狀,較大幅度地提高這些學校的審計工作水平。
3.1.3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適用于高校所屬的經營單位或已經實行企業化管理的實體較多的學校。因為這些經營單位或實體分別執行不同行業的會計制度和采用不同形式的經濟責任制,對其審計工作量大、技術要求高,依靠高校現有內部審計人員很難全面完成審計任務。
3.1.4內部審計工作外部化適用于現代化教育集團及教育資源共享的大學城的內部審計。內部審計在現代化教育集團的管理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為保證審計工作的權威性和獨立性,聘請外部審計人員配合集團人員加強對所屬單位的財務審計和下屬教育單位負責人的離任審計,可以保證審計工作質量,提高集團內部審計工作的權威性。
3.2強化內部審計工作,健全科學管理機制,還要從自身作起,才能達到審計工作目的
3.2.1要順應時代潮流,積極推動內部審計工作的創新。內部審計工作開展20多年來,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在創新中謀發展,在發展中探索創新。實踐證明,高校內部審計工作必須要有創新精神,沒有創新,內部審計工作就會陷入停滯和僵化。當前內審工作的創新,應著重在以下方面下工夫:第一、創新工作理念。要提升內審工作的前瞻性,樹立“防范勝于糾正”的理念,問題發生后再審計,雖然可以達到找出原因、分清責任、采取措施的目的,但造成的損失和影響是無法挽回的;第二、要創新工作目標,不斷拓展審計領域。內審工作目標應放在促進部門與單位提高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上來,目的就是通過加強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第三、要創新工作手段。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經濟犯罪手段也越來越隱蔽,方法也越來越巧妙,這些都給內部審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對新的挑戰,客觀上要求內部審計工作必須不斷創新工作手段。
3.2.2要繼續深化高校內部審計體制改革。要以內部審計創新為動力,全面加強高校內部審計思想、制度、作風建設。正確處理內部審計的內外關系,建立“權責明確、運轉靈活、服務高效”的內部審計體制和機制。內部審計一定要眼睛向內,真正成為本單位、本部門自我約束和加強管理的工具,并且按照這一要求積極研究探討教育內部審計體制改革,理順關系,完善機制,保證內部審計健康有序發展。
3.2.3要緊緊把握好高校內審工作的質量。作為高校建立科學管理機制的重要一環,內審工作只有不斷提高質量,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內審作用,實現顯性與隱性價值。首先要在加強審計綜合分析,使審計成果成為決策的依據上下工夫;其次要重視未曾涉及到的重要領域,主動探索經濟活動與經營管理的規律和特點,把審計監督職能與服務職能結合起來;第三要把事前、事中和事后審計結合起來,實現以事后審計向事前、事中審計的轉變,將查錯防弊與效益、效率、效果審計結合起來,實現向績效審計的轉變,爭取審計工作每年都有提高。
3.2.4要注重高校內部審計人員的知識結構的更新,提高內部審計人員的業務素質。加強審計隊伍建設,是落實審計制度、促進審計工作持續開展和實現審計目標的關鍵。高校有著得天獨厚的學習與工作環境,廣大高校內部審計工作人員要積極參加注冊內部審計師的考試,使自己加快更新知識結構的步伐,為高校內部管理工作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
數學是一門思想性強、非常嚴謹的學科,它注重邏輯推理能力的培養,經過課堂教學的嚴格訓練,可以讓學生清晰、有條理地表達自己的思考過程,做到言之有理、落筆有據。我剛走上工作崗位時,也曾犯了在教學中不夠嚴謹的錯誤,在上“直角三角形全等”示范課時,我太在意課堂氛圍,教學課堂很隨意,教學時隨意地畫起了草圖。因為老師的隨意,學生作業時畫的“直角”不是九十度而是大概只有七八十度,學生指著不是直角的角講“直角”“睜眼說瞎話”。我忽然意識到自己犯了嚴重的錯誤,這就是對數學的不嚴謹。
二、以科技創新精神探究數學教學課堂
農村初中學生基礎比較差,對數學課感覺到枯燥無味,上課就是聽天書,原因是內容比較抽象、難懂。如果能將科技創新教育有機滲透于數學課堂中,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數學課也可以開展課外實踐活動課。如在教學《測量物體的高度》時,我選擇測量學校旗桿的高度,并根據當時的氣候條件,被測物體的地理環境,利用已有的測量工具,設計出測量物體高度的方法,并測出它的高度。又如,在一次數學課外活動時,我只帶了一個易拉罐和兩段足夠用的繩子及一根棍子(知道繩子和棍子的長度)。向學生提出問題:“不用測量工具你能測出易拉罐的高度嗎?”只有少數同學知道利用三角形相似可以測量出來。所以,在數學教學中,要通過教師“搭臺”、學生“唱戲”,讓他們從“讀”科學變為“做”科學,多參加實踐活動,自主探究,通過動腦、動口、動手的操作,親自獲取科學知識和經驗,并且在活動中加深對知識和方法的感悟,內化為自己的知識體系。
三、以科技創新教育的思維方法激活數學教學課堂
中學科技創新教育都滲透在學科教學中,初中數學教學是開展科技創新教育的主要途徑之一,如果能穿插科技創新教育內容,可以激活數學教學課堂。如勾股定理的推導,可以有多種方法:一是作四個全等的直角三角形,設它們的兩條直角邊長分別為a、b,斜邊長為c,把它們拼成一個多邊形;二是全等的直角三角形,設它們的兩條直角邊長分別為a、b(b>a),斜邊長為c,再做一個邊長為c的正方形,把它們拼成多邊形,以有多種方法來推導。一題多解能開闊學生的視野,提高學生的思維廣度,體會到學科學用科學的緊迫感。從而使學生認識到數學其實并不枯燥,它是生動的、彩色的、跳躍的。
四、以科技創新演繹數學教學課堂
按照1986年最高審計機關第十二屆國際會議發表的《關于績效審計、公營企業審計和審計質量的總聲明》的解釋,績效審計是對公營部門管理資源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所作的評價與監督。經濟性就是在適當考慮質量的前提下盡量減少獲得使用資源的成本。效率性是指商品和其他結果及其所用資源之間的關系,即一定的投入所能得到的最大產出,或一定的產出所需的最少投入。效益性是指項目、計劃或其他活動的預期結果和實際結果之間的關系。其中心在于評價和提高資源利用或管理上的有效性。
一、高等學校績效審計的意義
對高等學校而言,績效審計的重點是對學校資金使用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所進行的審計。在評價績效的基礎上,用來挖掘未被利用的潛力和開發新的效益途徑,以達到所得大于所費,成果大于消耗,產出大于投入的目的。
(一)績效審計是高等學校提高辦學水平,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力保證
績效審計是在財務收支真實性、合法性審計的基礎上,對學校教育事業經費、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科研經費以及專項資金項目等進行績效審計,評價其資金使用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益性。在國家投入資金逐漸增加的情況下,開展績效審計不僅順應了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通過對這些資金的經濟性、使用效率和效益進行評價,來評價學校的業績,促使學校不斷提高辦學水平,達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績效審計是高等學校杜絕浪費,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有效手段
目前各高等學校在經費使用上普遍存在著嚴重的效益低下現象:購置資產缺乏統一計劃,導致重復購置、盲目購置;基本建設及修繕工程沒有長遠規劃或設計不合理,建了拆,拆了建;創辦校辦產業可行性研究不夠,經營管理不善,學校投資常常血本無歸,負債累累;對經常性經費、專項經費的使用不規范,沒有處理好消費與積累之間的關系,盲目貸款,利息支出數額巨大,導致高等教育資源利用率低下。所有這些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也是審計的重點。審計部門不僅要審計這些資金的核算,更要審計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益,查清資金使用效益低下的原因。只有通過開展績效審計,才能及時吸取教訓,建立健全、認真落實各項管理制度,減少教育資源使用中存在的鋪張浪費問題,促進高等學校資金使用效益的提高。
(三)績效審計是合理解決教育投入和教育事業發展需求矛盾的有效途徑
我國教育投入不足與教育事業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在較長時間內依然存在。自1999年5月國務院做出了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階段招生規模的重大決策后,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迅速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規模的急劇擴張,教育經費的投入卻遠遠不夠,要緩解和解決這一矛盾,必須一靠增加投入,二靠節約開支,三靠提高效益,尤其要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績效審計始終把加強對教育經費使用效益的審計監督作為中心工作。
二、高等學校績效審計的特點
與其它行政事業單位相比,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具有特殊性。
(一)績效審計的內涵具有特殊性
高等學校的業務活動和企業以及行政部門的活動有所不同,高等學校是運用財政投入和自身籌集的經費來完成教學、科研任務,達到為社會培養合格的專門人才的目的,即高等學校以師資力量、校內設施、教學經費等進行投入,從而培養出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學生,產出一定的科研成果。
高等學校辦學的經濟性是指高等教育資源利用的節約與浪費狀態。效率性是指高等教育資源利用效率,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為取得同樣的教育成果高等教育資源占用和消耗的程度。也就是說,取得同樣質量的教育成果,高等教育資源占用和消耗的越少,其效率就越高;反之,高等教育資源占用和消耗的越多,其效率就越低。從微觀上講,高等教育經濟效率是指某高等教育單位或者學校教育事業經費和教育基本建設投資的利用效率,或稱高等教育資源利用效率,即每一定量的教育投資所能培養學生的數量。效果性側重于對成果的考查,強調的是活動的結晶。就教育而言,只要一個學校培養出數量更多、質量更好的人才,就認為效果是好的,而得到這一成果付出多少代價則歸于效率,并非效果考慮的問題。高等教育成果不僅包括培養學生人數、畢業生數,而且包括學生就業情況、數量和質量、申報課題數目、社會認可程度及學校基本建設成果,包括教學場館的建設和教學設備購置等等。
(二)績效審計的標準具有不確定性
高等學校從事的是非物質生產活動,它在教學、科研、人才培養方面所顯示出的效益很難從數量上進行全面概括。例如要求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對學生在“德”的方面進行衡量,即對學生的思想、道德、精神境界做出數量上的績效評價是有困難的,只能根據客觀情況從主觀上推斷出一個大致的評價,因而得出的結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三)效益具有長遠性
高等學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以及培養專門人才的目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活動。它在促進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等方面的成效往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表現出來,并且持續的時間很長久。所以高等學校活動的效益具有長遠性,對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應著眼于長遠,避免短視行為。
三、高等學校績效審計面臨的問題
(一)績效審計觀念尚未形成
由于在我國審計界,對績效審計的認知還局限于一個比較小的范圍,有相當一部分審計人員只是對這個名詞有一些初步印象,至于它的實際內容是什么、具體該如何操作,還知之甚少,影響了績效審計工作的開展。(二)缺乏審計標準
1999年以來,財政部等有關部門陸續頒發了《國有資本金效績評價規則》《國有資本金效績評價操作細則》《企業效績評價標準》《企業效績評價操作細則》等,為企業效績評價工作的深入開展、規范企業效績評價行為、增強評價結果的客觀公正性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對于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目前尚沒有一個明確的規范,既沒有績效審計方面的指標評價標準,也沒有績效審計方面準則性質的可操作性指導文件,由于缺乏具有針對性的制度規范,導致績效審計難以深入。
(三)審計人員素質偏低
高等學校現有審計人員的知識結構、專業素質、工作能力等方面與開展績效審計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審計師實務知識較多,而理論基礎薄弱;對傳統審計技術較熟悉,而對現代審計技術較陌生;現場作業經驗豐富,而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不強,部分審計人員的政策理解水平、業務技能較低,所有這些都嚴重制約著績效審計的效果。
四、促進高等學校績效審計的對策
績效審計的觀念在我國行政事業審計工作中已經初見端倪,而且已經具備了開展績效審計的條件,到了非開展不可的程度,為進一步搞好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工作,應突出以下對策:
(一)加強審計宣傳,樹立績效審計觀念
績效審計已成為行政事業審計的主流。盡管在我國開展績效審計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困難,但是不能讓這些困難束縛人們的思想,羈絆人們前進的步伐。只有破除傳統觀念對人們的束縛,才能從根本上提高人們對績效審計的重視程度。高等學校內部審計部門要通過各種形式強化認識績效審計對促進高等學校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并不斷提高審計人員績效審計的能力和水平。
(二)處理好績效審計與傳統審計的關系
審計人員如何處理好績效審計與傳統審計的關系,是關系到績效審計能否得到順利發展的重要問題之一。國外績效審計從某種程度上獨立于傳統審計。因為,國外傳統審計開展的時間較早,被審計單位的財政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有了一定的保證。我國則情況不同,目前弄虛作假、營私舞弊等違法、違規現象仍十分嚴重,在這種基礎下開展績效審計,則不能脫離傳統審計。在具體實踐中,審計人員要制定好審計計劃,作好審計調查。如果發現被審計單位的財務收支活動嚴重不實,則不再進行績效審計程序而應進行傳統的真實性、合法性審計;如果只發現一部分資料不實或小范圍的違規,要看其是否影響績效審計的指標評價而定。
(三)優化審計人員結構,提高審計人員素質
與財務收支審計相比,績效審計需要較高要求的審計人員,如需掌握公共管理學、電子計算機、工程學、心理學等方面的知識,而現有審計人員大都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因此,應對現有審計人員進行強化培訓,以提高審計人員的理論素質和業務水平,增強績效審計能力。考慮到現有審計人員知識結構單一的情況,還可以借用民間審計和內部審計部門的力量,以優化審計人員結構。另外,要實行嚴格的審計質量責任制、審計工作稽查制度和內部審計制度,以進一步明確審計人員的審計責任,規范審計人員的審計行為,提高績效審計的績效。
面對科技發展的二難窘境,我們該如何進行抉擇?還要不要發展科技?如何發展科技?無論是科技的悲觀主義者,還是樂觀主義者,他們把一切都歸于科學技術本身,從而走向了兩個極端。然而,事實上,科技的悲觀主義阻擋不了現代科學技術飛速前進的步伐,科技的樂觀主義也不能使人類擺脫二難的困境。科學技術是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是現代工業文明的基石,因此,遏制、取消科技的發展是不可能的,而放任科技的無度發展,聽憑人類危機的加劇,同樣也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我們必須走一條新路,這就是科學技術可持續發展之路。所謂科學技術的可持續發展,就是把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和人的發展結合起來,把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人類的內在尺度與客觀世界的外在尺度、以及人的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推進人類文化的整合,一方面繼續發展科學技術,增進人類的福利;另一方面,合理利用科技成果,減少、避免其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
2文化的整合:科學技術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
既然科技發展的二難困境的根由深藏于社會文化之中,根源于文化的破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失衡,那么,走出二難困境,實現科學技術的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就在于文化的整合、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有機統一。這是因為:沒有科學精神的支撐,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會失卻前進的動力,而沒有人文精神的引導,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會迷失方向,只有二者的有機結合,科學技術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首先,科學精神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推動力。科學精神弘揚人的理性,追求認識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理性是人類科學認識的基本特征,是人類知和行的指南,是確定已知與未知、可知與不可知,判斷正確與錯誤的基本思維依據,是人類對自然、社會和人類自身本質、規律的永無止境的追索。
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實際上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在傳統的集中計劃體制下,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是按照列寧的“國際辛迪加”模式組織起來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決策權,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支配權統統集中于中央,就業由政府統一分配,財政實行統收統支,物資實行統一調撥。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屬物,幾乎沒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審批成了一切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環節,幾乎覆蓋了全社會的方方面面。這種覆蓋全社會的行政審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護了市場機制,與市場失靈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證計劃的順利實施。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場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保持了相當大的連續性。以新建企業為例,目前新建企業所需行政審批事項與程序,盡管比計劃經濟時期有所減少,但基本框架幾乎未發生變化(李郁芳,2001)。事實上,行政審批本身就是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在催生市場、掃除市場化改革障礙方面的作用無可替代。有學者認為,“特許式改革”是廣東市場化改革的特點。事實上,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指導思想下,“特許式改革”貫穿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各個方面。事情常常是這樣進行的:先由企業或改革項目的實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級政府及中央有關部門申請,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特許后方可實施某項改革。這種以行政手段強制性推動改革的方式,客觀上必然強化政府的審批制度,使大量本應由市場本身實現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企業上市、市場準入等,需要通過層層的政府審查、批準程序方可實現。這樣,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由計劃經濟時期直接指揮微觀經濟活動,轉變為目前通過審批標準來控制微觀經濟運行中的融資、市場準入等關鍵性環節;然而,政府行政審批的實質仍與計劃經濟時期一樣,是政府企圖控制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工具。
我國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與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有本質區別。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其目的是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市場機制;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其功能卻是保持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權力。換句話說,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起源,應被理解為保持政府的微觀資源配置職能,不需要尋找“市場失靈”或“帕累托最優”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質上的區別可以歸結為行政審批制度“為誰服務”的問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政府為市場服務的工具;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則是使市場機制服從政府意圖的工具。
可見,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烙印。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與政府的公共選擇有關。具體說,目前在我國政府的公共選擇規則方面,有三個問題使當前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長期延續:
1.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構。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領域或“政治市場”上,“個人是嚴格按經濟人的方式行動的……當人們改變角色(即從市場交易主體變為公共選擇主體——引者)時,并沒有變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347。)也就是說,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在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下,政府部門在履行管理職責時可以運用行政權力收取各種管理費用,并與本部門的收入和個人利益發生了聯系。這就在客觀上推動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謀求更多收費項目,獲取更多審批權力。正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果與審批所帶來的收益有關,行政審批由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演變為政府官員追求本部門利益以及個人獎金或福利的行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棄行政審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廣州市清理出的1050項審批項目中,各部門自報要求保留的有949項,占90.4%,自報取消審批的只有10項,僅占0.95%(注:李郁芳.關于政府審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規模膨脹。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由于政府官員的名譽、地位、權利、酬金經營與其所在的政府機構的規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員必然千方百計地擴大政府機構,爭取更多的職能和預算。這就在兩方面要求行政審批的加強:第一,膨脹的政府規模需要更多的行政開支,在現有“吃飯財政”的狀況下,財政難以滿足政府機構膨脹的要求,導致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而發不出工資,迫使國家不得不默認行政機構審批收費。第二,擴大政府規模必然要求為新增加的公職人員提供工作機會,擴充政府行政審批項目是“因人設事”的簡便辦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規模持續膨脹,從1979年的505萬人增長至2001年的1104萬人,在國有單位職工總數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對政府的行政審批造成較大剛性壓力。
3.政府官員的“設租”和“尋租”。如果說審批收費還是政府官員以合法的理由獲取個人利益,那么“設租”就是以非法方式獲得個人利益了。尋租理論中的租金是指一種由政府官員帶來的非生產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們“尋求租金”,就像利潤的存在刺激人們“尋求利潤”一樣。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制度在許多領域制造了壟斷租金(即“設租”),而那些企圖進入這些產業獲取壟斷租金的人會通過游說、賄賂、雇傭官員的親屬等方式去討好、接近官員,以便通過行政審批獲取租金。在這里,行政審批變成了權錢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審批權力的政府崗位則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肥缺和爭奪對象。這同樣使行政審批制度形成長期持續的剛性。
可見,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政府官員出于個人利益而選擇的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審批的這種性質,產生了與西方國家行政審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產業準入問題上,我國的行政審批缺席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某產業制造了障礙;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卻是要取消或削弱進入障礙。當然,在西方管制理論中也有關于利用進入限制來防止新企業的“過度進入”而引起“過度競爭”的討論,但這種討論的目的同樣也是要弄清“過度進入”是否會偏離帕累托最優,與我國行政審批制度企圖控制市場機制的精神實質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逆向選擇效應
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阻礙了企業的產業進入,這種阻礙是通過逆向選擇實現的。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逆向選擇效應,與常規的逆向選擇有區別。常規的逆向選擇,主要特點是當事人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迫使信息劣勢方對信息優勢方采取一個武斷的評價標準,低于此標準即停止交易;這使得高于此標準的信息優勢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從而形成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效應。而對于政府行政審批制,即使政府審批部門與申請進入市場的企業之間是信息對稱的,同樣會出現逆向選擇現象。產生這種奇特現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員為尋求審批收費、租金等自身利益,無論政企之間是否存在信息不對稱,也必須為企業制定一個武斷的審批標準,以便從企業那里獲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這就將產生阻礙企業進入市場的逆向選擇效應。下面我們利用信息經濟學根據具體說明這一問題。
假定存在欲進入市場A的企業i,它預期進入市場后將獲得利潤R;但如果企業i選擇進入其他市場,可獲得平均利潤S,即企業i進入市場A的機會成本是S。假定S是一個常數且R>S,即企業i進入市場A后將獲得高于平均利潤的利潤率。這一假定意味著,由于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對市場A的進入管制,使市場A出現了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租金R—S,吸引新企業進入該市場。但企圖進入該市場的企業未必就能夠得到壟斷租金R—S,因為企業i在進入市場時必須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行政審批,這種行政審批將使企業i的成本增加W個單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個方面:政府審批機構的收費;因行政審批而耗費的時間;尋租過程中的成本。由于這些成本純粹是在進入過程中遭遇行政審批而產生的,因此可視為進入成本。政府審批機構為了自身利益,將選擇一個符合自己收益的審批標準,這個標準將使企業i付出進入成本W。在這種情況下,企業i是否選擇進入市場A,將取決于R—S是否大于W,即進入市場后獲得的壟斷租金是否足以抵償進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不進入;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進入。
不過,除上述壟斷租金、機會成本和進入成本因素外,企業i是否進入市場A,還需要考慮企業進入市場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過低,則企業將無法獲得足夠的壟斷租金甚至虧損,它還是要選擇不進入。而成功的概率則與企業的預期收益R有關,因為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是,高收益的項目蘊含著高風險(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業i存在連續多個投資項目,每個投資項目有兩種可能的結果:成功或失敗;成功的項目產生收益
從(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越高,企業i的進入成本越高,則企業i所選擇的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隨著政府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企業要進入市場將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審批收費和尋租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這就要求企業在進入市場后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或壟斷租金來加以補償。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擁有高收益項目的企業才會進入市場。只有低收益項目的企業,隨著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將因為不合算而逐漸被淘汰出局,放棄進入市場的嘗試。但在市場經濟中,高收益就意味著高風險和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實際效果將是越來越多的低風險企業選擇不進入市場,而越來越多的高風險企業選擇進入市場,從而企業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將因此而逐步下降。這就是的形成機制。可見,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在這里導致了“高風險的企業驅逐低風險的企業”,因此具有逆向選擇效應。在這種體制下,優質企業有可能因為進入成本過高而不愿再與審批部門糾纏,放棄進入市場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擁有高風險項目的劣質企業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繼續向行政審批部門“公關”。顯然,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這種效應,在提高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難度的同時,也使進入市場的企業的質量發生了下降。從長期來看,這是極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要解決企業產業準入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審批制是不可缺少的。問題是我們目前的行政審批制不僅沒有彌補市場失靈,反而在制造市場失靈,亟需通過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轉為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工具。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藍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審批制長期持續的深層次原因尚未解決的情況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經驗不現實。目前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需要對政府本身進行改革。
1.重塑政府機構及官員的利益結構。據施蒂格勒對美國管制收費的研究,1969年美國的反托拉斯司、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關稅委員會等基本不收費,其他管制機構的收費也很低,僅占總開支的0.022%—0.229%不等。這些費用只能彌補一些變動成本和手續費,政府官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財政撥款。這種利益結構足以保證官員不把審批收費作為“創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就是官員的利益結構的改革。政府官員的收入只能來源于財政撥款,不能與審批收費掛鉤。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大大消除審批項目的沖動。這就要求通過財政撥款適當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
2.縮減政府規模。如果政府規模持續膨脹,財政開支就難以滿足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設事”的現象也難以避免。如果僅僅取消審批事項,而機構和人員編制不作相應調整,行政審批制早晚會卷土重來。所以,縮減政府規模也是改革行政審批制的一個必要條件。目前我國的困難是事業單位規模、人員膨脹,占用的財政開支過多,使財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能力。這就形成了一個鏈條:要改革行政審批制,需要縮減政府規模,而后者又要求縮減事業單位規模,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市場化改革。
3.建立制約政府行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說到底是要約束政府行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強制力和內在的擴張沖動,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難以奏效,前述廣州市的審批項目改革就是例證。所以,改革行政審批制還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約機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場和政府之上的力量。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審批制納入法治的軌道,真正做到依法審批,才能從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審批項目的擴張。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實現政府行政審批的法制化,進而為實現法治社會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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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精神;文化自覺;高校政治輔導員;生命價值
中圖分類號:G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9-0139-03
一、文化自覺與政治輔導員職業沖突
大學精神文化自覺,是現代大學制度的文化呈現,大學精神文化有其內在的自覺與自信,知識的合法性和文明靈魂的連續性是其自覺與自信的生存基石和安全性存在方式。人類思想知識與文明靈魂的持續性筑就了大學精神文化的人文價值意義,人只有在思想與文明的文化自覺傳遞中,才能說一種精神的在世存在。社會主義大學的辦學模式承載著的政治定向,這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精神文化的特有景觀。當一代又一代政治家、教育家把西方的大學制度、大學精神引入中國并在中國培育成為現代大學之際,此時中國的大學精神文化就表現為一個具有政治向標濃厚的人文精神家園。
高校政治輔導員制度的設立與實踐正是其社會主義大學精神文化自覺與自信的時代澄明。這正好毫無表白地說明了“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關鍵在于改變世界”[1]的深刻文化自覺內涵。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在文化上的覺醒與覺悟取決于對所處時代實踐狀況的深刻認識與改造,文化自覺是一種精神力量,更是對文明方式的不懈的實踐追求。文化自覺的本質在于改變世界,只有在改變世界的實踐中才能真正呈現一個文化上的自覺與自信。
政治輔導員制度是目前大學普遍采取的一種學生管理制度,中國高校政治輔導員是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專職從事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行為管理工作,是教師隊伍的組成部分,高校輔導員肩負著黨和國家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專門人才的重任。因此可以體認到責任重大任務光榮而艱巨,具有政治的定向性。《普通高等教育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中指出;“輔導員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組織者、實施者和指導者。輔導員應努力成為學生的人生導師和健康成長的知心朋友。”多重規定與多重角色的存在,構成了政治輔導員職業角色沖突的主要因子,但是從哲學的價值思考基點來看,多重規定與多重角色并不是政治輔導員職業沖突本身,而是一個前提性的因素設定。多重規定、多重角色是一個輔導員乃至一個人的基本存在形態。
角色是常用來指稱演員在戲劇中的任務,20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米德將其引入社會心理學的研究[2]。高校政治輔導員的角色是指輔導員在高校里擁有的身份和地位,承擔的任務和責任,高等教育體制與文化精神的發展與轉變,使得在市場經濟中社會、學校對政治輔導員角色無形地賦予了更多的期待,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進而政治輔導員面臨著職業角色沖突的多重實踐路徑的壓力。政治輔導員職業角色沖突主要指:輔導員“個人在生活中扮演同一角色,由角色的不同要求而引起角色內的矛盾沖突,或者同時扮演多個角色而引起角色之間的矛盾沖突現象”[3]。之所以會出現高校政治輔導員的職業角色沖突本身在于大學的文化精神自覺不高,沒有形成現代大學制度應有的文化自覺。世界的全球化、價值的多元化所布展與呈現的世界是一個多種差異共存、多元的文化觀念整體,在文化觀念上角色本身是多元的,職業角色的沖突根源在于差異文化共生中找尋共同視點的困難和阻滯力的不斷強化,迫使文化的自覺正態擴散與公共轉換受到阻隔,所以高校政治輔導員本身的角色定位就存在文化自覺方面的缺位現象,這是現代大學文化制度建設的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在我國高等院校中,政治輔導員的角色是比較多元的,他們在高校學生工作中處于第一線,在日常教育、生活和學習等方面中具有重大作用……但輔導員本身的角色定位卻存在缺少現象[4]。主要表現為:(1)專業性不強,輔導員的來源較多,專業背景復雜,缺少理論和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輔導員隊伍,雖有短期的培訓,但缺乏系統的政治理論的學習和專業素養,導致高校政治輔導員群體整體的政治教育素質偏低。(2)科學化、職業化、事業化不高,“輔導員工作是一門科學”[4],其本質在于政治輔導員工作要具有科學研究的特質和精神風貌。“輔導員工作是一種事業”[4],事業的真諦在于奉獻,這就要求輔導員把自己的事業追求和輔導員工作本身的事業訴求統一起來。(3)成就感、安全感缺失,成就感和安全感是一個人存在的直接價值,輔導員工作的政治性和日常化的張力促使高校對輔導員的定位、待遇、晉升力度缺位,政治輔導員職業沒有一個自我實現價值的安全感、歸屬然。
二、高校政治輔導員職業沖突在文化價值上的表現及困境
高校輔導員職業任務其實是屬于現代大學的人文思想教育,人文思想教育主要是致力于傳遞或根植一種獨立、自由、批判的觀念,進而使人塑造完善的德性人格。高校輔導員肩負的價值是其如何存在的意義,其職業沖突在文化價值上主要表現為角色合作性價值的缺失導致的輔導員職業存在的意義空場與關系失衡。“人的思想活動最重要的任務是正確地認知事實,高遠地闡釋意義,主動地領略氣韻,使心靈達到真、善、美的境界”[5]。這種境界的養成就是要深切地關注當下人存在的真實狀況,高校輔導員被屬于存在的多重價值與意義,但是真實的狀況是眾多價值排序與生成。也就是說政治輔導員職業的價值與意義和輔導員作為一個人本身的生存價值之間存在差異和不均衡,不均衡和差異的狀況的生成邏輯遵循的是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自我實現,高校輔導員職業角色的多重存在映現了一個多樣的職業價值世界,真實現實社會境遇的不斷出場一次次打破這個職業價值世界。因為高校政治輔導員的真實存在邏輯生成的自己的文化價值和職業價值相差太遠,以至于輔導員本身存在就有一個價值鏡像與自我價值的沖突。
“人對存在狀況的看法也會間接影響對存在境遇的認識”[5],對經驗世界的批判是人獲得獨立與自由的根本。高校政治輔導員真切存在的地位的低微導致了價值實現生成的受阻。價值實現的阻隔使得高校輔導員的人生價值排序和職業角色合作成為一個混亂狀態。合作的進化始終不能達成。“利益”和“追求”在意義上存在的不同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礎。輔導員職業角色的合作與職業價值追求的差異在社會生活的存在現實中的表現就是職業沖突。因為職業價值的回報和市場經濟的張力牢牢地困擾著高校輔導員職業角色之間的合作價值實現。“一個采用基于回報的策略的社會確實能夠自我控制。由于確保了對試圖不合作的懲罰,這些不合作的策略就得不到好處。因而這些策略就發展不起來。也就是提供不了一個供他人模仿的有吸引力的模式”[6],公益性合作價值在職業價值中的回報是其價值實現的本質,人的價值的實現就是在于公益性合作價值在職業價值中的回報。得不到職業回報的價值將處于一個瘋癲與文明交織的意義世界場域中,“這個意義世界的一個基本變化是,一個多重意義所具有的張力使這個世界從形式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在意象表面背后確立了如此繁雜的意義,以至于意象完全表現為一個令人迷惑不解的面孔”[7]。“誘惑”多彩的職業角色面臨對鏡求索的艱難,一旦輔導員的職業面對著一面鏡將會出現映像的失真。因為現實人的生活世界是以資本邏輯深刻演繹的人文價值場景,文化已經成為一種物性觀念模塑的文化,高校政治輔導員職業沖突已經深植于整個大學的文化精神內涵之中,要想真正地解決這種職業角色的沖突,關鍵在于大學文化精神價值的再造和革新。就是倫理性的調適大學文化,使高校輔導員真正成為大學文化建設中的重要價值主體,擔負起時代履予的神圣使命。
三、在大學精神文化自覺的場域中塑造政治輔導員角色沖突的化解機制
大學精神是大學的靈魂,是通過創制的大學文化式樣和觀念形態來呈現自身存在價值的。“文化世界是由人的思想活動的成果經過世代積累形成的世界”,“文化世界是有多種以符號形式固定下來的知識、觀念和意象”[5]。大學的文化世界是大學精神的直接和真實的載體,合理、優良、自覺的大學文化的生成、培育、化解是政治輔導員職業角色沖突的現實途徑。
政治輔導員的職業角色沖突在文化與價值視域其實是大學文化與價值的沖突,其特征主要有:一是這種沖突本身具有隱性特質,不是人們常理解的表面的多個角色的疊加或多個責任主體的擔當,而是有效地轉換角色的通道受阻,坦率地講,在現實工作實踐中政治輔導員的存在價值與價值實現始終走的是兩條平行的路。政治輔導員的人生之途總是被眼界之內的東西所困擾,眼界之外的崇高的政治價值定向與理想信念似乎離政治輔導員千里之外。二是政治輔導員的職業沖突夾雜著人的價值困境,尤為顯得人的教育的支離破碎,“教育要有助于促進個人及其人格的充分發展[8]。但是當下的教育狀況卻使政治輔導員經受著內在生命力價值體驗的沖擊與困境。對于學生人生基點上的導引和自己的人生價值沒有真正地結合起來。政治輔導員的專業化、科學化總是游離于實質之外。
大學文化自覺對于現代大學具有導向作用。政治輔導員必然是處于一定的大學文化氛圍之中,文化自覺可以推進政治輔導員創造性、主動性地開展工作,文化自覺包含著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和文化的開放與包容。獨立、自由、批判、奉獻是大學文化自覺的精神實質,政治輔導員只有在這樣的現代大學文化公共性價值訴求中才能實現一個生存價值與職業價值的意義統一。
政治輔導員的理論能力決定著自我化解職業角色沖突的方式,掌握理論是充分認識問題本質的思想方式的必經途徑。“每一種教育都不能在單一措施中充分實現”[9]。政治輔導員更加要重視理論學習和合作人格的養成,合作精神、合作人格、合作文化可以從根本上化解人本身的心靈困境。全球化的現代社會是一個開放的文化社會,更是一個再現人類合作性生存的社會。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人脈借助電子傳播媒介,從經濟、文化、藝術、教育等多方面開始廣泛合作;以應對世界和人類的危機問題,合作精神與合作文化實現優勢互補,發揮積極協同效應是通過公益、共給性價值理想實現的,政治輔導員走向思想政治教育的合作性尋求是化解自身、自卑沖突的現有途徑,“進步的敵人是獨立存在著的、群眾的自卑自賤的產物,但這種產物不是觀念的,而是物質的、外在的”[10]。當今社會政治輔導員的職業沖突角色已經深植在工作實踐之中。站在理論的價值高度,尋求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動力,以人類生存發展為原點的合作教育是“生命――實踐”思想政治教育的回歸與突破,合作精神是把人類教育現象在生命實踐維度獨立展現的新視界,為中國教育人的培養架構一個生命實踐的精神家園和平臺,進而彰顯了教育的本質,合作性方式對政治輔導員職業沖突實踐性的化解,是一個以生命實踐基礎上的人文思想教育的突破性構境與人性回歸。《禮記?學記》中早有“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之說,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今時代,尋求內在性真切的合作是互為發展的必需。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提交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提出,面向未來社會的發展,教育四大支柱之一為“學會共同生活,培養合作精神”,并且強調將其作為整個教育的基礎。
政治輔導員的職業沖突在人的哲學的深層構境中表現為人面對世界的有限性限度的體認,只有體認到生存有限性的限度,進而才能追尋一種持續性生存的可能性的連續性。所以合作性生存的沖突化解機制和治理的配置成為人之連續性存在的本質特征。對此在生存場景中怎樣生存的最初追問是馬克思關注人的生存境遇和發展命運的出發點。有限性的生存對于人而言就是一個歷史情境。站在生命個體的歷史性有限生存場景,發展合作是基于文化自覺基礎上的一種共同生存有限性的面對,而實現的人的私性追求的超越,就是對自然性、求生性的私性和歷史性的私性的合理界分,進而生成的對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而言的一種教育性指向和澄明。人類社會與其他動物群體的一個主要區別是,人與人之間可以通過運用個人理性而達致某種形式的合作,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是人類文明社會的基礎,合作的生發機制本身就是一種沖突的化解機制。合作性精神是文化呈現世界和人性本真的通途。《周易》中說“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句話的本質在于成己與成物價值實踐性的化育。合作性生存樣態的生成是在內基上改變人的風險生存而言的,離開人與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將使人走向漂動的價值存在。
教育的本質在于“使人成其為人”,其根本目標則是人獲得社會公共性的文化品格。“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只有單一的文化,則意味著沒有文化,它的內涵是要被強調的”[11]。大學多元文化基礎上的公共文化認同是大學文化散布的價值基礎。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關鍵問題在于人在價值與文化的自覺上認可一種公共教育價值的實踐邏輯。政治輔導員的職業角色沖突直接地表現為沒有從大學文化自覺體驗中的改變其自身的狀況。
大學文化的自覺的化育必然要高校政治輔導員應具有精神性的價值信念,人的精神性的信念從內在心性結構的深處化解著我們的內心沖突。健全社會中職業的倦怠與職業角色的沖突本質上是人的內在心性結構秩序的混亂,人生存更需要一種精神,一種觀念與追求,一種動力和導向,這乃是人的生存能力的核心與靈魂,政治輔導員從生命存在的現行方式中真正認可一種人文教育的公共精神,只有在這樣的教育實踐敘事中不斷地創制合宜性的大學文化,才能真實地到達文化自性的高度。政治輔導員生命沉淪的真正元兇是自己本身教育性精神訴求的喪失,每一代人都會遭遇上一代人留下的生產力的物質條件并在觀念上被這種物質條件先行把握著,人只是在這一經驗現象改變著自己本身。
大學精神文化的自覺的政治定向是政治輔導員獲得職業價值的根本,生命價值的實踐就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與文化自覺認同中實現的合作性角色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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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一詞來源于行政名詞,指的是一定區域內具有某種共同特征的人群,在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共同體,是基于同類型社會生活而形成的相對獨立的地區性社會。
2國內社區干預的模式
2.1以家庭為主的模式家庭是社區的基本組成單位,患者出院后和家屬生活在一起,家庭是患者主要的支持系統,對患者能產生積極的影響,是患者康復的主要地方。有文獻報道,家庭教育和家庭干預是精神病患者社區康復非常有效的措施。孫文會等采用包括建立健康檔案、家庭康復培訓、社區居民的健康教育、家庭隨訪、個體康復計劃和輔以心理干預的家庭模式由家屬、經過培訓的社區醫生和專科醫生、居委人員組成干預小組對60例精神病患者實施為期12個月,干預前后使用社會功能缺陷篩選表(SDSS)、自制康復計劃書、患者個案管理手冊進行評定,干預后患者的功能恢復效果顯著,降低復發和在住院的機會,減輕了家庭負擔,減輕了家屬的心理壓力和社區居民的心理壓力。而蘇勉等采用電話隨訪、集體或家庭健康教育的方式由臨床經驗豐富的副主任醫師和副主任護師各1名,對患者實施為期24個月的家庭干預,干預前后使用SDSS、生活質量綜合評定問卷74(GQOLI-74)、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進行評定,研究結果顯示患者服藥依從性明顯提高,社會功能改變明顯,復發率降低,日常生活能力提高更快。曹新妹等在家庭綜合干預對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復發的影響中對干預組50名患者,實施家庭綜合干預措施,包括:介紹精神疾病的有關知識、治療及康復知識及家庭監護知識、結合家庭情況進行家庭生活和社會交往方式指導、藥物自我處置技能的指導、建立患者作息制度及癥狀自我監護技能,由3名具有本科學歷及主管護師以上職稱、同時具有心理咨詢師的護理人員擔任干預員,由2名具有本科學歷及護師職稱或以上的護士擔任測評員,干預時間12個月后對患者進行服藥依從性、患者與家屬接觸時間、疾病復發次數、SDSS量表測評,分析后結果與上述結論一致。這也與國內許多研究者的結論相一致。因此,對患者實施“以家庭為主的社區干預模式”是可行的,有效地,不僅可以提高患者依從性和保證其良好的醫從性,而且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和心理健康意識,促使其社會功能的康復,是一種行之有效的主要措施,但是,家屬成員缺乏專業的護理知識,不能及時地發現病情的波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2家庭心理干預模式心理護理干預是心理護理重要的組成部分,心理護理能使患者保持愉快的心情,使其緊張、焦慮等不穩定的心理狀態得到松弛,恢復情緒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的穩定狀態,從而使患者心情放松,提高了患者對治療護理的依從性,使患者對護士的價值產生認同感。孔媛等采用“家庭心理干預”的方法,由醫務人員對40例生活在社區的精神患者實施為期18個月的干預,分為準備階段(3個月)和實施階段(15個月)。準備階段由家庭集體心理教育、強化干預、個別干預和維持干預4個階段組成。實施階段由生活技能訓練、人際關系的發展和恢復、預防復發3部分組成。每半年隨訪一次,隨訪時用簡明精神病量表(BPRS)、SDSS、WHO-QOL-100測定簡表進行量表評定,結果顯示患者的社會功能得到明顯改善,生活質量顯著提高,精神患者普遍存在自卑、退縮、焦慮、緊張等一些負性心理狀態,干預過后發現患者心理活動和社會適應能力明顯改善,一些負性心理狀態有所下降。說明對精神患者實施心理護理是必要的,建立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統”,盡量滿足其一些合理訴求,對生活在社區的精神患者至關重要。
2.3個案管理模式一些研究者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患者個人基本信息、服藥情況、生活方式等信息,建立患者個人檔案,有針對性地對患者實施干預。朱梅芳在社區護理干預對精神分裂癥康復的效果研究中,采用建立檔案、服藥指導、生活方式指導輔以心理護理,由社區護士對100例社區精神病患者實施為期3年的干預,使用自行設計的量表進行測評,結果顯示,患者的社會功能、服藥遵醫行為、病情穩定程度有顯著的改善。周建芳等采用“個案管理”的模式由醫務人員對28例社區慢性精神病患者實施為期11個月的干預,步驟包括:采集患者康復狀況、根據患者康復狀況制定康復計劃、定期隨訪計劃的執行情況、定期評估患者的康復狀況直至出組。干預前后使用治療態度問卷(ITAQ)、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PANSS)、Morningside康復狀態量表(MRSS)、一般健康問卷(GHQ)、家庭負擔會談量表(FIS),結果顯示,個案管理模式有利于改善社區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精神癥狀,提高健康水平和康復狀態以及降低家庭照料負擔,周建芳使用了大量的量表,不僅能從不同的側面來了解患者在干預前后的狀況,而且,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其工作量大,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是其缺點,目前不適合臨床推廣使用,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推廣開來。
2.4社區主動干預模式陳鈺[17]在社區主動干預模式對社會救助精神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的研究中提出并使用了該模式,研究中由醫務人員對180例社會救助的精神患者隨機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各90例。干預組給予社區主動干預,對患者實施支持性綜合心理干預、行為矯正、誘導與督導干預、找到家屬的患者由家屬陪同一起參加家庭干預,干預時間12個月。干預前后使用BPRS、ITAQ、GQOLI-74進行測評,效果明顯,不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質量,而且也提高了患者的服藥及治療的依從性。不過,這種模式只是在社會救助精神患者的研究中使用,對社區的慢性精神患者的使用效果還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驗證。
2.5社區綜合干預模式張明蘭等[18]在社區綜合心理干預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的影響的研究中,干預組由精神科護理人員、心理咨詢人員、經過培訓的社區干部組成,對49例患者采用包括集體健康教育、家庭訪視、社會功能訓練等社區綜合心理干預措施,干預時間為12個月后,使用WHOQOL-100測定簡表、SDSS進行測評,結果顯示,能有助于改善精神分裂者的精神癥狀和社會功能,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這與張金香等在系統社區干預對出院精神分裂癥患者療效鞏固的影響中研究的模式相似,由經過培訓的專業醫師和護師進行干預,干預前后使用BPRS、SDSS、精神癥狀自評量表(SCL-90)、精神現狀檢查(PSE)進行測評,干預后效果改善明顯。郭紅利等在社區綜合性精神康復措施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康復作用中,由社區醫生和護士,對干預組75例患者實施為期3年的社區綜合干預,措施由及時提供醫療指導、為患者制定適合個體的康復計劃、定期舉辦集體活動,增加人際關系交往方面功能組成,干預前后使用Krawiecka癥狀量表、MRSS、SDSS進行測評,結果顯示,社區綜合性精神病康復措施,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癥狀和社會功能,促進患者康復。陳強等[21]對502例生活在社區的重性精神病患者采取有針對性的藥物干預、心理干預、應急處置等綜合的社區干預,由家屬、鄉村醫生、村干部、村民小組長、社會工作者組成監護小組,由經過培訓的精神科專業醫生對監護小組成員進行四次系統培訓,對精神患者干預時間2年。干預前后使用GQO-LI-74進行量表測評,效果顯著,能有效地改善、控制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病情,提高患者的勞動能力,使患者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社區綜合心理干預的效果效果明顯,分析作用如下:①提高了治療依從性。②提高了家庭對患者的應對技能。③提高了患者的生活和社會交往的能力。④減少了患者在社會環境中的不良因素等心理社會應激,增加了社會支持。這與國內其他學者所報道的情況相似。單一的干預模式側重點有所不同,干預后的效果有局限性,社區綜合的干預模式在目前的文獻中報道的最多,對患者作用的效果也比較明顯。社區綜合干預模式研究結果顯示通過社區綜合干預,能有效地改善、控制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病情,提高勞動能力,改善患者的社會適應能力,提高生活質量。
3社區干預效果的評定工具
在對精神障礙患者進行社區干預的過程中,正確的評定工具對于評價干預措施的效果是至關重要。就目前國內報道的文獻中,SDSS、GQOLI-74、WHOQOL-100測定簡表、BPRS,被學者和研究者使用比較多而且效果較好,比較能反映患者的精神及生活狀態。自治力ITAQ、GHQ、FIS、ITAQ、SCL-90臨床使用較少,也有一些研究者使用醫生專用的量表,由專業醫師進行測評,如BPRS、PANSS、PSE、Krawiecka癥狀量表、MRSS。以上量表在臨床實踐中大量使用,量表的信度、效度都得到了很好的驗證,所有的使用比較普遍,其他的研究中還有研究者自己編制的量表。在上述的測評工具中SDSS、GQO-LI-74、WHOQOL-100測定簡表、BPRS、Krawiecka癥狀量表、MRSS對評價生活在社區的慢性精神患者的效果比較好。
4小結
抓住機遇,做大做強現已經成為國有企業的共識和行動目標,那什么是大,什么是強,要正確理解內涵,科學地做大做強。做大的內涵與內容做大要包括規模大,總量大,但前提必須以盈利能力為基礎,做大不等于簡單地擴大規模,增加總量,不是低水平的粗放式的增長,而是要深刻理解做大的內涵,應包括以下內容:一是要正確認識經濟形勢,促進企業生產發展。國有企業要做大,必須高度關注,密切留意、積極跟蹤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研究和調整完善企業的生產經營計劃,采取積極措施為下一輪大發展打下扎實基礎。二是企業功能要擴大和完善。國有企業要從單一功能擴大到多功能,從二產擴大到三產,從生產擴展到服務,全方位地發展企業功能,應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責任,在企業自身獲得發展的同時為建設社會主義整體小康社會,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上做出更大的貢獻。三是將企業經營產品種類和領域做大。現在,一方面在傳統經營領域以同類或相似產品惡性競爭;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帶來的需求還無法滿足,特別是金融服務業和房地產業,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有著更大的發展空間。作為國有企業,要積極向這些新領域發展,將企業經營產品種類和領域做大,以此做大企業。四是通過專業化經營做大。隨著生產經營服務領域的拓展和市場的細分,不同企業可以在不同的領域通過差異化經營實現做大的目標。正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所以國有企業要定位準確,發揮自身優勢,利用自己的強項擴大生產經營服務領域,爭取在這些領域里確定自己的優勢地位,達到做大企業的目的。五是要靠創新方面做大。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不可能真正做大,實現跨越式增長一定要尋找新的增長點。新的增長點可以在二產方面找,也可以在三產方面找。作為深圳這樣的沿海地區,新興化的大城市,毗鄰港澳,三產比起二產更具優越性,因而國有企業要著重從三產方面找新的增長點,其中金融服務業和房地產業是不錯的選擇。六是通過體制變革和整合內部資源做大。
國務院領導多次提出要培育和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在此情況下,國有企業要充分利用國家的支持與政策優勢,通過資本經營、兼并、收購、重組、上市,優化資源配置,迅速壯大企業實力,以此做大企業。七是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國有企業要做大,打造一流的企業集團,呆在本地是不行的,必須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在進一步鞏固傳統市場的基礎上,想方設法開拓新興市場,抓住一切機遇,積極謀劃在外地建立生產基地和設立服務設施。做強的內涵與內容國有企業做強,就是要在質量、結構和效益統一的基礎上實現企業的快速發展。一是是獲利能力強。國有企業只有實現利潤,才能證明自身價值,才能回報股東,并為社會財富增長做出貢獻。國有企業是否真正成功,不僅要看它業務量有多少,資產規模有多大,更重要的指標是資產利潤率、資本利潤率和人均利潤率,從中可以看出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二是風險控制能力強。歷史經驗證明,國有企業最容易因盲目擴張導致經營風險,而經營風險又最容易對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全局性的影響。因此,能稱上強的國有企業必須有高度的風險意識,嚴格的風險管理制度和有效的自我約束機制,具備較強的抗風險能力。三是可持續發展能力強。大和強的國有企業,它顯著特點是持續經營的時間長,責任期限長,短期的業績往往不能說明什么。國有企業要做強必須培養企業核心競爭力,形成與眾不同的經營特色和優勢,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中不斷挑戰自我、完善自我,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四是企業責任感要強。國有企業真正要做大做強,首先要加強企業責任意識,不能靠寅吃卯糧讓企業轟轟烈烈一時。國有企業不僅要對企業的長遠發展負責,更要對國家、社會和職工的長遠利益負責,要有辦百年企業的決心,真正負起自己的責任意識。
二、辨證看待國有企業大和強的關系
做大與做強是辨證統一的關系。對國有企業來說,只有做大,才有可能做強,做大是做強的前提。這里所講的做強,不是一般意義的盈利或效益,而是有足夠規模的盈利和效益。企業規模過小,必要的成本無法攤薄,盈利能力無法提高,抗風險能力和發展后勁也無從談起,這樣的企業是不可能做強的。打一比方說,世界上有一些國土、人口和資源方面的大國,但不都是強國,而強國必然是大國,必須有相當大的國力規模。所以做大國有企業是做強國有企業的前提和基礎,做不大必然做不強,做強是做大的發展與深化,做強是做大的目的。大不等于強,做大不是自然就強。如果國有企業經營的都是高成本、低質量的業務,綜合成本率始終高于100%,或者經營存在許多潛在的風險,這樣把規模做大的同時,風險積累更大,是很可怕的。因此,做大不等于做強,而做強則必須做大。做大做強是國有企業的理想和雄心壯志。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做大做強必須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包括行業特點、市場狀況和企業的自身能力。不講條件的做大做強是盲目的,甚至容易掉入失敗的陷井。有條件、有基礎的國有企業要抓住時機盡快全面做大做強,尋求可持續發展,達到做大做強的目的。
三、國有企業發揮自身優勢做大做強的途徑
做大做強是國有企業的愿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和手段就是堅決貫徹專業化經營質量和效益型發展的戰略,加速戰略轉型,依靠創新發展來做大作強。
1.創新產品和經營方式
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必須做到產品和經營方式的創新,避免低水平惡性競爭。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民需求的提高,在產品開發上下工夫,在經營方式上求變化,真正把握市場脈搏,不斷推出創新型、組合型和衍生型產品以滿足和引導社會需求,使企業的路越走越寬,實現做大做強的目標。
2.創新銷售渠道
國有企業靠銷售做大做強,沒有銷售,便沒有企業,更不要說做大做強了。隨著經營主體增加,市場競爭激化,對國有企業的銷售能力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國有企業應當根據市場環境和自身的特點,探索高效率并有利于控制企業成本和經營風險的銷售模式。在建立和維護核心直銷團隊同時,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在加強自身銷售工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專業中介機構的作用,大力開展業務。通過明確行業角色定位,內外結合,優化資源配置,加強管理,實現銷售渠道的創新。通過創新銷售渠道,擴大業務量,提升經濟效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3.創新服務方式
國有企業做大做強的一個關鍵是創新服務方式,要通過優質服務來獲得用戶,提高用戶對企業的信任度與滿意度。我們國有企業雖然強化了服務意識,提高了服務質量,但是真正離用戶的需求和先進企業已經達到水準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這是國有企業創新發展的潛力和機會所在。國有企業要下大氣力提高服務水準,通過規范服務流程,提高職工素質,講究誠信和優質優價,改善企業形象,樹立企業品牌,為國有企業做大做強服務。
4.創新國有企業管理
國有企業就像一個有機的生命體,變化是絕對的,創造帶來生機。國有企業要通過學習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完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和決策、執行系統,明確崗位職責定位,使管理不斷細化。管理創新包括組織結構創新、管理流程創新和管理功能創新幾個方面。通過管理創新,明確崗位職責定位,層層落實責任,明確授權和匯報關系,兌現獎懲。在規范化管理的同時,應注意發揮管理人員和職工的主觀能動性,通過有效的反饋機制,在執行中不斷完善管理制度和行為規則。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更好地防范風險,提高企業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