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建筑差異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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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建筑差異論文范文

You Hongyan

【論文摘要】在英語教學實踐中，很多學生常把英漢文化等同，忽略了文化的差異，在理解方面造成了許多誤區，阻礙了外語水平的提高，影響了教學效果。語言、文化和社會是密不可分的統一體。而語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傳播工具，因此在英語教學中，讓學生了解中西文化差異，豐富文化背景知識，對于英語語言的學習是十分有必要的。

文化是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目標和技術的總稱，是在一個社會漫長的形成演變中產生和發展的產物；而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傳播工具。因此要真正學會一種語言就必須了解這種語言所體現的文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掌握此語言的精髓。我們教師在教學中應逐步滲透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提高學生對英語的理解與把握。英語教學大綱指出,外國語是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獲取世界各方面的信息、進行國際交往的重要工具。因此,學習一門外語的過程,也是了解和掌握對方國家文化背景知識的過程。

下面先來看一個對白：一個外國人稱贊一個中國人Your wife is beautiful , 中國人用where ? where ? ( 哪里? 哪里?) 來回答,于是外國人說:From head to toe (從頭到腳都美) ,中國人又謙虛地說:Not to be seen ,not to be seen (不見得,不見得) 。這樣的對話顯然是由于說話方對中西方社會習俗差異的不了解而引起的。在美國,稱贊對方或對方的家人是很重要的一種社交習慣,被人們稱贊時,要表示樂于接受并愉快地感謝,不要急于否認或自貶,也不應表現得扭捏不安。而在中國,聽到別人的贊美總要謙虛一下,因為這是中國的傳統美德! 因此如果不了解語言的文化背景和中西文化差異,在英語學習和用英語進行交際時,就會產生誤解和歧義,不能得體地運用語言,以致鬧出了笑話。

就文化差異的內容來說,涉及面非常廣,從中西方的文學、音樂、美術、雕塑、建筑風格和人們的衣、食、住、交友、娛樂、節日等風土人情到日常見面問候、稱贊、致謝、道歉等生活習慣,還有中西方各自獨特的委婉語、禁忌語乃至體態語言等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有時對待同一個詞匯、同一個手勢、同一句話,英美人與中國人的理解就大不一樣。所以,我們的英語教學幾乎是從第一天起就開始接觸中西方兩種文化的差異。通常有詞匯的文化內涵差異：如ambition（野心）一詞，本身具有褒貶兩種含義。我們常用其貶義表示“野心勃勃”，而美國人卻常取褒義表示“有雄心壯志”；思維方式的差異：中國人以謙遜為美德，中國人在待人接物，舉止言行總考慮溫文爾雅，通常會用“You are overpraising me.”（過獎）來應酬，這往往會讓說話者感到你在懷疑他的判斷力；抑或是用“Where? Where?”來回答，弄得外國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對隱私的界定差異：如中國人表示關心的“你去哪兒？”（Where are you going？）和“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在英語中就成為刺探別人隱私的審問監視別人的話語而不受歡迎；稱謂上的差異；由于這種文化上的差異，造成學生的簡單理解。同樣還把漢語中習慣上稱呼的“張醫生”、“王護士”稱為Doctor Zhang，Nurse Wang。英語中稱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如 ：在中國稱中年以上的人為“老”，是尊敬的表示；可在西方，“老”卻意味著衰朽殘年、去日無多，因此西方人都忌諱“老”、都不服“老”。在美國老人普遍得不到尊重的社會里，老人們養成了堅持獨立的習慣。所以美國的老人都不喜歡別人稱其為老人（elderly people），在美國都用“年長的公民”（senior citizens）這一委婉語來指代老人。

對于別人送來的禮物,中國人往往要推辭一番,接受以后一般也不當面打開。而在英語文化中,人們對于別人所送的禮物,一般都要當面打開稱贊一番,并欣然道謝。 ( Thank you , I really appreciate it) 。在講英語的國家,談天氣是很保險的搭話方式,如:——Lovely weather, isn’t it? 又如：中國人也喜歡用“去哪啊？”打招呼，如果和你的外國朋友說“Where are you going?”大部分人會不太高興，有甚者會說“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你管得著嗎？）”。還有禁忌話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最明顯的禁忌話題要數“How old are you？”。對于中國人來講可能覺得很正常，可是對于說英語的國家人來講他們更注重“個人隱私”，因此多半情況下，他們會告訴你“It’s a secret.”

由此可見,文化差異的確是英語教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更進一步說,在我們進行英語教學時,學生好比是整個建筑,文化是建筑風格,語言是建筑實體,而老師就是建筑設計師。學生對中西文化差異的了解程度,直接決定著學生能否自如得體地運用英語的能力。而且在英語教學中滲透文化因素,還能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賦予語言以情感色彩,使學生帶著趣味情感學習,這樣學生對所學語言材料的印象就會深刻而牢固,理解也會透徹而容易,那么在教學中,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筆者認為：可以在課堂上結合課本介紹詞匯的文化內涵，教師在語言教學中應該有意識地總結一些具有文化背景的詞匯和習慣用語。例如red 一詞,無論在英語國家還是在中國,紅色往往與慶祝活動或喜慶日子有關,紅色象征著激情。但在英語中的紅色還意味著危險狀態或使人生氣,如red flag (引人生氣的事) 。加強中西文化差異的比較，將中西文化在稱呼、招呼語、感謝、謙虛、贊揚、表示關心 、談話題材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自覺自然地滲透到英語教學中。

第2篇：中外建筑差異論文范文

關鍵詞：建筑營造法　龍慶忠　學術　思想　特色

中圖分類號，TU-8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8537(2008)09-0170-07

背景

龍慶忠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建筑學家，他提出了建立在歷史研究和實踐應用基礎上的建筑歷史與理論教育體系，并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建筑研究生培養中付諸實踐。龍先生的建筑歷史與理論教育體系包括防災、保護和設計營造法三大方面。由于龍先生年事已高，在其最后的學術生涯中，主要培養了防災方面的研究生，同時創立了我國第一個建筑防災研究室；在保護方面，龍先生也培養了研究生，并親自指導了廣州南海神廟等嶺南重要歷史建筑的復原設計。長期以來，以龍先生的助手或學生為主的華南理工大學(原華南工學院)建筑歷史方向的學者，為華南地區文物建筑的保護和修繕做出了重要貢獻。相對上述兩個方向而言，龍先生在古代建筑營造法方面的學術探索和成就不太為學術界所了解和注意，這筆學術遺產需要進一步發掘整理和深入研究。龍先生的古代建筑營造法研究，散見于其手稿和部分中，也見諸其建筑教育和言論中，影響了其學生和同仁。在本文看來，龍先生的古代建筑營造法研究，不僅是一種設計法則和設計規律的分析，同時也是對歷史建筑營造實踐中設計思想和設計理論的探索。龍先生在這方面的探索更多的與其對建筑防災，建筑保護等方面的研究結合在一起，提出富有啟發性的觀點，其研究方法體現了鮮明的特色，可為今日研究所學習、借鑒。由于此前這一課題未曾得到系統的總結論述，本文僅僅是一種嘗試性的初步解讀。在解讀過程中，本文將重點對部分與古建筑設計法則(主要表現為數理關系和尺度規律)直接相關的文獻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嘗試結合龍先生的其它文獻，探討龍先生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研究的學術思想和研究特色。

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研究的現狀和趨勢

中國古代建筑的設計理論，主要采用了工匠世代相傳的方式得以延續。專論建筑的傳世文獻極少，地方性的、民間的建筑做法更是缺乏文獻資料。現存的古代文獻如宋代的《營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等，都反映了當時的官式建筑做法。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探索，表現為以上述兩種文獻為主，結合實例的分析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對清代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陳明達先生對宋代營造法式的研究……等。在他們的基礎上，經過眾多學者的努力，對中古以來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探索不斷有新的進展。

目前對于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研究，暫不考慮建筑實例稀少的唐代以前各時期，就唐代至清代這一時期而言，仍存在一些難點，例如下列課題

①宋《營造法式》提及的“材”模數制在唐至元時期實例中的應用程度和表現；

②清《工程做法則例》、《營造算例》、《營造法原》和實例的對比研究，我國古建筑實例少有大量精確測繪，公開發表更少，受限于此，這方面研究進展不多；

③模數營造法則從宋《營造法式》到清《工程做法則例》的演變過程，包括元、明時期的斷代專題研究等。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進展，但受限于上述①和②兩方面的成果，仍有待進一步深入。

④地方性傳統建筑的營造法則。近年來，部分建筑學者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地方性和民間建筑的工藝、地方傳統工匠經驗等領域的研究。這一轉向，是對傳統建筑史學以官式建筑營造法則為主流研究方向的拓展，是對近二十幾年來對民間建筑(主要是傳統民居)研究的深化，也是對近十幾年來在建筑史學理論研究的反思后更為貼近歷史主體、歷史事件和歷史實踐的方法論轉移。

龍慶忠先生的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研究概況

1　成果文獻

龍先生對中國建筑史學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其大量的研究手稿中，目前其手稿僅整理出一部分，以《中國建筑與中華民族》為題于1989年出版為論文集。其中收入的下列5篇論文屬于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方面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下文文獻名后括號內為本文編號、文稿完成日期、文集頁碼)

《中國塔之數理設計手法及建筑理論》(文獻Ⅰ：1987年6月；P16)、《營舍之法》(文獻Ⅱ；完成時間不詳：P87)、《論石券橋之設計思想》(文獻III；1982年；P104)、《中國木構(梁枋柱桁椽等)由廳堂中間柱梁依次折減的計算方法》(文獻Ⅳ：1986年3月P110)、《中國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文獻V；1982年之前；P246)。占論文集收入18篇論文的近三分之一，具有相當份量。在論文集所收的其它各篇中，有部分內容也涉及建筑營造法則的研究。此外，龍先生1986年1月完成的論文稿《論中國古建筑之系統及營造工程》(文獻VI)也是一重要文獻，1995年發表于《華中建筑》。

2　研究周期

在《論中國古建筑之系統及營造工程》序言中，可以發現龍先生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關注是一個長期的過程，1956年、1965年、1978年，

1985年均分別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論文中相應的表格實際上也已經在上述各個年代完成。這三十年(實際上應考慮更早時期的探索)的研究過程，同時也正是中國建筑史學界對宋代《營造法式》及其反映的營造法則的進行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時期，其中比較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

(1)梁思成先生主持的《營造法式》注釋研究工作。這一工作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行，因而中斷，198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僅有上卷)。

(2)陳明達先生對宋代《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的探索研究。這一工作源于其20世紀60年代初期對山西應縣木塔的研究，到1981年出版《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龍先生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一古建筑“營造法式”的持續研究，正如其同時代的建筑史學者們一樣，是對主流課題的關注。

3　研究條件、研究資源

如同那個時代的所有其他學者一樣，龍先生是在艱苦困難的條件下進行著自己的研究工作。現代中國古代建筑史學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中國營造學社的調查研究，研究者掌握的實例資料不足對建筑營造法則、尤其是尺度設計法則的研究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到目前為止，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很多研究文獻仍集中關注于《營造法式》等歷史文獻的文本闡釋，大量進行實例數據驗證的文獻仍顯不足。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龍先生的文稿中比較多的引用了實例的

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和探索，并參證以日本的資料例，如文獻Ⅰ對日本古塔資料的引證、文獻Ⅳ對日本中世紀建筑資料的引證等。這種中、日對比研究，在當代的中國建筑史學研究中仍顯不足。此外，大量引證經史文獻闡釋中國古代建筑文化是同時代的建筑史學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由于時代的限制，當時尚不可能展開對地方性和民間建筑的工藝、地方傳統工匠經驗的深入研究，以及將地方和官式做法進行比較研究。但是龍先生在其學術歷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地方民間營造的經驗，并進行歷史的分析。如在1930年表的《穴居雜考》一文(見《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五卷第一期)，應屬最早關注民居建筑的論文。

4　學術史影響

現發表的龍先生文章由于主要是由后人據其手稿編撰而成，其中有不少編輯上的不足，文字缺漏錯亂也有；在表達上，文章具有明顯的手稿特點，包括大量的參考文獻內容的摘抄引用和計算，大量符號的使用等，同時由于時代的限制，龍先生的文稿在表達上很多時候無法滿足今天所謂學術規范的要求，另外，文稿也有強烈的研究者個人特色，包括在當時時代背景下的微言大義式的一些表述。這些因素都影響了今日將這些文章作為純粹的建筑設計法則研究文章進行研讀，對這些文章在學術史上發揮影響帶來了消極的作用。

龍先生在1980年代進行的華南理工大學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培養了建筑(包括城市)防災方面的研究生。龍先生教育特點是在其自身多年研究積累的基礎上，指導研究生繼續探索，其成果往往是在龍先生手稿基礎上的擴展和深化。可以想見，如果天假以年，龍先生是可以在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的。今天我們對于龍先生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方面的文稿，應加以重視，以發揮其積極的作用。

主要文獻評述

前述的6篇主要文獻(文獻Ⅰ～Ⅵ)可以分為四類。

1　文獻Ⅰ

文獻Ⅰ針對古塔這一特殊的建筑類型進行研究。其思路源于《營造法原》中外塔盤外階沿之周圍總數和塔總高相等的制度，由此得到了豎向尺度和水平尺度的基本關系。再通過各種實例數據的驗證和分析，探索古塔各層高度、邊寬的相互關系以及層間遞變規律。由于古塔作為具有強烈儀式象征作用的多層建筑，其尺度一般具有較規律性的取值，這種傾向數理分析的方法是有效的。論文初步提出以下基本觀點

(1)多邊形樓閣式塔的公式是基本關系式，總高H=底邊周長C=n×底邊邊長a(n為邊數)；

(2)以(1)式為基礎，對密檐塔提出了參考關系式，總高H：塔底層之邊長a＝4～4.8，以4為多；

(3)各層塔身寬w：塔身高H＝1/3～2/5。以1/3為古制，并提出以此取值代表古塔的臺殿式傳統；作為對比，部分密檐式塔首層為光平無柱的高塔身，是為闕榭式傳統，其首層塔身寬與塔身高之比可達到1.2。尺度規律的探索聯系形態和制度，并互為促進，這是古建筑營造法則研究中的重要學術傳統，在陳明達先生《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我們同樣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4)對于密檐式塔，結合磚皮數分析尺度，這就擺脫了純粹的數字分析而聯系到工程實踐的可行性，是一可貴的研究思想。

2、文獻Ⅲ

文獻Ⅲ是對官式石拱橋這一特殊的建筑類型進行研究。此研究源于王壁文先生的《清官式石橋做法》(見《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五卷第四期62～114頁)。這篇文稿相較于文獻I，更典型地體現了龍先生探索古建筑數理設計手法的分析手段。不同于西方文化對幾何作圖法則的重視，這種以數字比例為主的見解也見于陳明達、莫宗江等學者的理念中。

3、文獻Ⅴ

文獻Ⅴ是對《營造法式》所提到的“以材為祖”制度的歷史考證。龍先生在文中對“材”、“章”等作了辨析，并對八等材的數列規律提出了初步的設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龍先生指出7寸材的特殊性。文中引《說文通訓定聲》“材，木挺也，從木才聲。才方三尺五寸為章。唐人言一檀，章雙聲，故言木之盛曰千章。”又引《類編》“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作者還引用其它古代文獻，指出：“材是條直橫長有一定尺寸的木挺。章是這種材的計量單位。”并據五臺山佛光寺大殿月梁剖面為7:5，以及《營造法原》對界擱柵用7寸×5寸，提出“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撞。”中“方”為立方之義，方三尺五寸為一根標準方桁的體積，表示為0.7尺×0.5尺×10尺＝3.5立方尺。故7寸×5寸可能是唐代的一種標準用材，這一見解后來也出現在其它研究者的文章中。材的概念源于基本構件，因此中國古代建筑“以材為祖”的思想，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數學模數，這一點在評價和研究中國古代建筑思想上也需加以重視。

4　文獻Ⅱ、文獻Ⅳ和文獻Ⅵ

它們是關于古代官式木構建筑營造法則三篇重要文獻。其內容各有側重而互有補充。

(1)文獻Ⅱ借用《夢溪筆談》關于北宋俞皓《木經》的論述中“營舍之法”及其上中下三分的思想，意在對房屋整體設計作一通盤論述。其中“上分”的屋頂部分論述甚簡略，“下分”分析臺基以及欄桿的制度的論述則甚為細致亦少見他人研究。“中分”部分包括中分與上分的木構件在設計上的聯系是全文的重點。其主要思路是綜合比較《營造法式》、清式做法和《營造法原》中基本木構件的尺度關系，辨異求同。文獻Ⅱ似乎成文較早，并未系統提出尺度設計的法則性結論，不過，文獻Ⅳ和文獻Ⅵ的基本思路和部分前導性觀點此文中已經形成(文獻Ⅱ中有關柱徑與桁檁徑關系討論的小段文字再現于文獻Ⅵ中)。

(2)文獻Ⅳ則是綜合比較清式做法、《營造法原》和日本中世紀(引自關口欣也的著作)三種對于房屋主要木構件尺度的計算方法，并概括為一個一致的傳統法則；在一座建筑中設定一個主屋(即明間、正間等)，決定其主要構件尺度后，向上和四周遞減尺寸。這里最先決定的主要構件在《營造法原》中是大梁圍；清式和日本中世紀則是用柱徑。文獻Ⅳ未涉及宋式的討論，其主要用意不在于法則的推演，而是張揚此種技術傳統的實用和經濟價值，以之為現代建筑設計的借鑒。

(3)文獻Ⅵ似可作為龍先生建筑營造法則研究的代表。前文已提到，該文稿歷經三十年始成，1986年成稿后始終未發表，10年后才發表時龍先生已經離世一年。恐怕不能作為定稿看待。文稿分為三部分，大體對應于3個時期的探索，并對應于文章中的3個附表。

①表一成于1956年，顯示出對于數列規律的重視，類同于文獻Ⅰ、文獻Ⅲ：同時也關注各間遞變規律，即文獻Ⅳ的研究內容。總的來看，表一是一個較為理想化的數列體系。

②表二成于1965年。按文中序言，這部分工作是從《營造法原》、《清式

營造算例》、《營造法式》三書制度比較中取得它們在建筑種類、用材、椽平、闌額高、桁徑、柱徑等關系，分為八項。這里的八項是按照《營造法式》八等材劃分的，實際上這部分研究的主要貢獻也在于為《營造法式》原文未明確的部分制度性內容提出了新的探索途徑和觀點。其探索途徑的關鍵是利用《營造法原》的制度來推算《營造法式》的開間取值，本文嘗試將原文中推演過程簡化改述如下：

按《營造法原》，有下列關系式(圍徑比按3計算)：

a　桁圍＝正間面闊×(1.5/10～2/10)，有：開間＝(15～20)×桁徑(圍徑比按3計算)

b　柱圍＝正間面闊×2/10，有：開間＝15×柱徑(圍徑比按3計算)

c　大梁圍=內四界深×2/10，有：椽架平長-4×梁高(梁圍比梁高按10/3計算)

d　正間面闊×0.8＝次間面闊

e　闌額高=柱高×0.1

根據《營造法式》，桁徑取1材～2材(這里取桁徑而不是取柱徑進行推算，是由于宋式柱徑相對較大)、四椽袱取2材～3材、次間面闊按2倍橡架平長、闌額高取2材，各項代入上面關系式，并相互復核，可以得到

f　正間面闊=20～30材

g　次間面闊=16～24材

h　椽架平長＝8～12材

i　柱高=20材

上面是本文根據按原文思路推算的結果，可作為參考。如按原文表二，則較多直接采用了尺寸值，并以等差數列方式給出。

③表三成于1978年，增補了磚、瓦等項目，并把建筑類型調整為7大類，以當心間方的取值劃分。

在本文作者看來，文獻Ⅵ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表2的部分。根據表2的內容完全可以在當時(1965年)就提出一個《營造法式》材分制度下各項建筑指標取值的解釋系統；如果龍先生在1980年代前后更多傾心于此，那么我們今天將會讀到兩種關于《營造法式》制度研究的經典：龍先生的和陳明達先生的。這將對《營造法式》的研究帶來更多的積極影響。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龍先生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研究具有鮮明的特色，體現了其學術思想。本文嘗試概括為：

1　基于道德感與實踐感的規范性研究取向

相對于純粹的實證性研究，以歷史文獻為主的營造法式研究，不可避免的都具有規范性研究取向的特點。身處現代中國古代建筑史學的開創期和建立系統中國建筑理論的動力，無疑會加強研究者的這一傾向；而在當時掌握的實例資料不足的背景下這一研究取向似乎也是唯一的選擇。我們在梁思成先生的《清式營造則例》和陳明達先生的《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這兩份經典文獻中均可發現這種規范性研究的特點。龍先生對中國古代建筑營造法則的規范性研究取向，并非出于一種對建立宏觀統一理論的純粹學術偏好，而是在其強烈的歷史感和道德感支持下的實踐方向。生于農村、長于動亂的舊中國，長期關注底層民眾的營造實踐，都促成了龍先生獨特的學術關懷。在《序言》中，龍先生指出，“學習、研究、編寫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實際上是在‘知生’。因為人死了的東西不僅包含著它生的時候那種活潑生氣，而且會影響和推動人們去再生產。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這反映了龍先生歷史研究的學術思想。

2　面向民間的經驗性研究取向

龍先生的文稿中多處綜合比較《營造法式》、《營造法原》和《清式營造算例》的制度，用共時性的方法嘗試建立一個系統的尺度規律。這種研究方法固然也是屬于規范性的研究，但卻另有值得考辯之處，而且也是不見于同時代其他學者的獨特視角。這種從設計角度出發的研究方法論，其背后的根據是中國民間傳統營造經驗的穩定性，對木構件材料力學性能認識的穩定性。正因為如此，才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忽略宋代和清代的系統差異、甚至官式和民間的系統差異，根據常用尺度的比例關系(具體而言，就是構件的高跨比、細長比之類)，探索歷史文獻未能明確的某些營造法則。在文獻Ⅵ中，這一方法的運用最為突出。

3　面向社會的系統研究取向

第3篇：中外建筑差異論文范文

Abstract: Now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hich will affect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future for the graduates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hese mainly include weakening of the technology curriculum courses, lacking practical courses and so on. These problems weake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background to the graduates. These also resulted in the weakness of the graduates’ practical abilit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some reforms must be taken like providing more technical, practical computer courses for the students. We also need to make some adjustments on practice study and curriculum setting based on the current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So we should build a flexible and dynamic curriculum setting system.

關鍵詞： 就業；工程管理專業；課程設置

Key words: employment；engineering management；curriculum setting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8-0213-02

0 引言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今年各行業的大學生招聘就業情況與往年相比有很大不同，金融、貿易、房地產等行業招聘人員減少的情況尤其明顯，而對地方高校的就業影響就更大。從工程管理專業來看，企業的招聘數量和招聘場次都有所減少，與此同時，企業對學生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不僅要求專業對口，同時企業更注重學生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創造性思維能力和綜合協調能力，知識復合、能力復合和思維復合是目前企業對工程管理專業學生的更高要求，這就要求地方建筑類院校的工程管理專業在培養工程管理專業學生的時候，以學生就業和社會需求為導向，適時調整專業課程設置，采取更加靈活、動態的課程管理。

1 目前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1 1999年我國建立了工程管理專業的教育評估制度，截止到2008年底，已經完成了全國大部分建筑類院校的工程管理專業的評估工作。這無疑對教學質量的提高、企業對教育的參與以及我國工程管理專業高等教育得到國際認可具有促進作用。

建筑類院校的工程管理專業主要培養的是從事建筑工程的管理人員。工程管理雖然有管理兩個字，但是，并不是畢業后就一定從事純管理的工作。國外工程管理的范疇主要是對系統工程、工業工程、計算機、化學工程等廣泛的管理運作；而國內的工程管理，大都集中于對土木工程的管理安排，也就是對一個工程從概念設想到正式運營的全過程(具體工作包括:投資機會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最終可行性研究、勘察設計、招標、采購、施工、試運行等進行管理)。從學科設置上看，國外很多大學都設置了工程管理專業，但這門專業往往是碩士學位的一門專業，它要求學生有工程類的學士學位或相關的學術背景。而在中國,這門專業往往被設置在管理學院或土木工程學院，并且作為本科的一門專業。建筑類院校的工程管理專業學生，為了達到所謂的“工程管理”，在課程設置上既要學習土木工程類專業的有關技術類課程，又要學習有關技術經濟和管理學方面的知識，造成了“什么都學，什么都不精”的尷尬現狀，人才培養效果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巨大差異和距離，導致在就業時，對將要從事的工程管理方面的技術知識有所欠缺，嚴重影響了就業層次和就業率。

1.2 企業對人才的需求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目前從企業反饋的信息來看，企業對學生的要求越來越高，尤其針對建筑類高校的工程管理專業的學生，即要求他們掌握有關工程施工的有關技術，又要求他們具備項目管理的基本知識，很多學生到了工作單位，不能馬上適應企業的要求。鑒于建筑類高校的工程管理專業的特殊性，傳統的教學方法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學生求學的要求，不能跟上現有人才的需要。工程管理專業是一個有較強的實踐性的專業，尤其是更應側重于培養實際操作技能。目前，該專業在課程設置中也有一些實踐課程，如認識實習、課程實習、畢業實習等，但由于客觀上的各種因素，難以形成較固定實習基地，多數實習流于形式，走馬觀花，實踐量不足，學生掌握的專業技能不能滿足實際工作的需要。另外，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企業對學生的計算機應用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各種軟件的應用不僅僅是局限在OFFICE，還要求會應用較為專業的CAD、項目管理以及造價管理的軟件，這就局限了學生的就業范圍和就業能力。

1.3 從國內大多數高等學校目前畢業設計（論文）的現狀來看，一般都是在第7學期末由相關專業的指導教師提出畢業設計選題，然后公布給學生，讓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題目，在第7學期末或第8學期畢業設計開始前下達設計任務書，也有少數的學校在第8學期畢業設計進行時才給學生分配相應的設計題目。以上兩種方式，學生基本上均處于被動的角色。這就造成了多數情況下,學生想做的題目，教師沒有給出，而教師拿出的設計題目與學生今后的工作基本上沒有關系，因此，畢業設計本來這一最重要實踐性教學環節，卻成了學生為了應付畢業而必須要完成的一項任務，即大多數學生把畢業設計看成是“要我做”，從而在設計過程中一般也是應付了事[1]。另外，目前大多數高校為了應付本科教學評估，在畢業設計中往往過分注重形式和規范的要求，例如，什么時間應該完成開題報告、什么時間應該完成文獻綜述、什么時間應該完成外文翻譯、文獻綜述和外文翻譯應不少于多少字等等，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畢業設計內在質量的提高，也忽略的學生的就業興趣和方向。

2 對策

2.1 優化教學內容，加大技術內容課程的比例 從國內外的情況看，中外工程管理專業教育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無論在平臺課，還是在專業方向課上，都具有極強的專業技術性，是純管理專業無法相比的；同時，技術課程貫穿工程管理專業教育的各個方面。這就決定了它所實施的管理必須是基于技術之上的管理，沒有技術作保障，管理就無從落地。實際上，現在的工程管理專業是1998年國家教委對高等教育專業目錄進行重大調整后形成的。這次調整將原來的工程管理、房地產管理和投資造價管理等專業合并成工程管理專業，而將它們作為工程管理專業下的三個不同專業方向。可見，工程管理專業與傳統的管理專業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所涉及的技術內容較多。在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考量因素中，“專業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指標之一，這反映了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習態度，若是崗位和專業對口，更反映了學生將來適應崗位要求的潛力。雖然不能像土木類學生所學的課程完全相同，但是主要的技術課程應在課時和教學資源配置上應一致，提高工程管理專業學生的技術專業水平，以適應目前就業的形勢。

2.2 建立實訓基地，增加實踐課程的比例 近年來的實踐表明，實踐、實習經歷對于促進大學生就業有相當大的作用，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要求應聘者有工作經驗，不少經歷過求職的大學生也會反映“實踐能力”在求職中起到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對于建筑類的工程管理專業的大學生來說，參加社會實踐和實習，是將理論知識與實際應用結合的有效途徑。在實踐、實習過程中，他們得以提前體驗職業角色，不僅積累工作經驗，還可以積累社會閱歷、鍛煉人際溝通能力，為職業發展做好心理上的準備。此外，不少學生通過實踐、實習，展示了自身的良好形象，直接獲得了就業的崗位。

加強實踐教學，建立穩定的實訓基地，增加實踐課程的比例，廣泛開展畢業生的技能培訓和就業見習，提升畢業生的實踐能力和就業能力，進一步擴大高校畢業生就業見習基地的地域范圍和數量，可改變過去單純走馬觀花是的實習方式。通過現場實習，使學生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體驗理論知識的實用價值，掌握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從事工程施工與管理的基本技能。在課程教學實習的基礎之上，還應注意發揮高校的科研優勢，加強對學生科研創新活動的支持力度，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其實現個人成才、實現自我價值的愿望。

2.3 運用現代技術，強化計算機應用課程 在建筑領域，計算機應用技術日趨完善，無論是設計、施工還是管理等方面，已開發出了不少應用軟件，許多施工單位和項目管理單位已在使用各種輔助管理系統。在經濟發達地區，建筑類工程管理畢業生是否掌握計算機應用技術，已成為用人單位招聘人才的重要條件之一。建筑類院校的工程管理專業培養的學生，培養的正是懂設計、會施工的管理人才，因而，對建筑類院校的工程管理專業的傳統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強化計算機教學勢在必行。與此同時，高校也應加強提高教師隊伍的相關軟件的應用能力和技術水平，安排有關老師參加建筑應用軟件的學習與培訓，以便更好的為教學和實踐服務。

2.4 根據就業趨向，改革畢業設計 建筑類地方院校的工程管理畢業設計（論文）大都是由指導教師選題，選題范圍也局限于以往的題目和有關的應用圖紙，技術方面也大都是工民建的內容。另外，我國為了擴大內需，計劃兩年內投資4萬億元擴大內需，重點放在了鐵路和基礎設施方面，這對工程管理專業學生的就業市場會有正面影響。鑒于此，加大畢業設計的選題和指導力度，實時調整畢業設計（論文）的內容和形式，加大交通和道橋等專業的指導內容，真正提高畢業設計質量，使畢業設計內容和要求與學生就業趨向密切結合，把畢業設計（論文）由“要我做”變成“我要做”，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結合學生的就業趨向，指導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將來的工作，完成畢業設計（論文），實現就業前對大學四年所學知識的實踐和應用，并為就業做好第一份答卷。

對于高校而言，只有摒棄傳統的專業化教育模式，注重學生知識復合、能力復合和思維復合，適時調整專業設置，才能為社會發展輸送更多的復合型高素質人才，提高工程管理準也學生的就業率。

第4篇：中外建筑差異論文范文

[關鍵詞] 再生混凝土；研究現狀；意義

[作者簡介] 秦荷成，廣西建設職業技術學院講師，工程師，國家注冊一級建造師，碩士，廣西 南寧，530003；趙治超，廣西建設職業技術學院講師 ，碩士，廣西 南寧，530003；謝華，廣西建設職業技術學院工程師，碩士，廣西 南寧，530022

[中圖分類號] TU52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23（2013）03-0040-0002

一、再生混凝土技術的產生

再生混凝土也可稱之為再生骨料混凝土（英文名為Recycled Concrete RC），它是指將一些廢棄混凝土塊經過回收、破碎，然后再清洗、分級后，部分或者全部取代天然骨料，再按一定的比例與水泥、砂、水混合配制成的新混凝土。

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充分地循環利用建筑材料。對于再生混凝土來說，原生混凝土是用來生產再生骨料的原始混凝土，它的作用則在配合比相同的情況下同再生混凝土進行配比。

縱觀人類文明建設的發展歷程，砼材料早在19世紀初開始生產和使用，目前它在建筑行業中是用量最多、范圍最廣的一種建筑材料之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加快，混凝土材料的人均消費量與日俱增。相關資料統計顯示，目前，我國砼的年產量約占世界總量（年產量約28億立方米）的45%左右[1]。混凝土主要由粗骨料（石）和細骨料（砂）組成，這兩種骨料大概占混凝土總量的75%左右。在過去的經濟建設過程中，資源保護和環保意識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以為砂石骨料來源廣，價格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并進行大肆開采，甚至出現濫采濫用的現象，對自然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建筑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伴隨著世界人口的不斷增多，對骨料砂石需求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長時間對資源的開采和消耗勢必會造成資源枯竭，原有砂石骨料資源豐富的情形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骨料的短缺和環境的污染。天然砂石的自然形成需要漫長的地質年代甚至更久，屬于不可再生資源，長此進行大肆開采而不采取相關的保護措施，天然骨料必將面臨短缺問題。另一方面，隨著水泥結構適用年限的到達，大量的建筑物將被拆除，必然會產生大量的廢棄混凝土。世界上每年都會產生大量的建筑垃圾。對比國內外的數據發現，在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等，每年產生的建筑垃圾數量大得驚人。德國每年拆除的廢棄砼量大約為3800萬噸左右；美國年廢棄砼量大約為6000萬噸。我國每年的建筑垃圾數量同樣不容忽視（約4000萬噸），混凝土塊則占到三分之一 [3]。建筑垃圾對耕地的占領不斷擴大，粉塵等對環境的污染隨著經濟的進步在不斷加劇，處理大量的建筑垃圾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對環境的影響更令人擔憂。

如果能將這些廢棄砼塊適當處理后，作為骨料再重新應用到實際工程中，這將為資源環境的保護、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到重大的推進作用。目前，世界各國都在致力于對廢棄砼再生利用課題的研究，大多數將廢棄砼塊生產為再生粗骨料，組合形式有：粗骨料為再生骨料與天然骨料的混合骨料，或全部為再生骨料，細骨料為天然砂。下文所提到的再生骨料指的都是再生粗骨料。再生砼的產生，為砼生產過程中的物質循環利用指明了方向，同時實現了建筑行業以及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再生混凝土基本性能研究

砼配合比和再生骨料的性能會影響再生砼的各項性能。相同條件下，它的力學性能、變形性能、耐久性能、和易性等性能低于普通砼，使得再生砼結構性能較普通砼結構有不同程度地降低。

（一）再生混凝土的和易性

影響再生混凝土和易性的因素主要有：再生骨料取代率以及水膠比。再生骨料表面粗糙，孔隙率大，導致吸水率增加，在相同條件下，塌落度會比普通混凝土的小。且隨著再生骨料的增加，塌落度會逐漸降低。其次，同天然骨料混凝土類似，相同條件下，水膠比越大塌落度越大。

（二）再生混凝土的力學性能

再生骨料破碎方法、骨料替代率、原生砼的強度等級以及再生砼的配合比等對再生砼的強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再生砼強度變化的規律性較差，主要是因為原生砼的強度等級、使用環境各不相同，再加上破碎工藝也有差異。以下是相關研究人員得出的結論：

1. 一般情況下，如果所采用的混凝土設計配合比相同的情況下，配制的再生混凝土比天然骨料混凝的抗壓強度要低，其主要原因是再生骨料與新、舊水泥漿之間結合比較弱。

2. 有關試驗結果表明，原生砼強度對再生砼抗壓強度有一定的影響，一般是會隨著原生砼的強度下降而降低。

3. 隨再生骨料用量的增加再生混凝土的抗壓強度而降低，當水膠比相同時，再生骨料取代天然骨料的替代率在30%以內時，再生混凝土的抗壓強度降低程度比較小，此后，再生混凝土的抗壓強度會隨著替代率的增加而降低。再生混凝土的強度也會隨著水膠比的降低而減輕。

4. 邢振賢等實驗證明，和配合比相同的天然骨料砼相比較，全部采用再生骨料配制的再生砼，抗壓強度、抗拉強度、抗折強度都會降低約10%左右。

5. 相比同配合比的天然骨料砼，再生砼抗拉強度會有所降低，但降低幅度會隨著齡期的增長而逐漸減小。

6. 相比同配合比天然骨料砼的情況下，全部采用再生骨料配制的再生砼抗折強度一般要下降10%至25%左右。但一般都可以達到4～5MPa，能夠滿足工程需求。水膠比對再生砼抗折強度有很大關系，基本成正比例關系，同時抗折強度也會隨著再生砼抗壓強度的增大而線性增大。

（三）再生混凝土的耐久性

有關研究表明，同比天然骨料砼來說，再生砼抗裂性能較好，但抗滲性、抗硫酸鹽侵蝕性、抗凍融性、抗磨性則不及天然骨料砼。在再生砼中摻入適量的粉煤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抗滲性和抗硫酸鹽侵蝕性，通過降低水膠比則可以提高其抗凍融性。

三、再生混凝土的研究意義

在建筑工程領域中，混凝土是用量最多、同時也是應用最廣泛的建筑材料之一。相對建筑鋼材、木材等材料而言，混凝土價格便宜、力學性能穩定、耐久性好、適應范圍廣，這些優勢決定了它在建筑市場所占據的地位。近幾年來，隨著舊建筑的拆除和新建筑的建設，帶來了一系列關于自然能源、資源、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等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混凝土集料需求越來越多，造成資源的大規模開采，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其次，隨著新建筑的建立舊建筑的拆除，這樣會產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勢必對環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并且要占用大量的掩埋垃圾用地；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對建筑垃圾的再生利用，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開采，這才是建筑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根據權威部門的統計結果顯示，混凝土的主要組成材料是碎石或卵石、砂子和水等天然資源，目前，這些天然骨料正以約80億噸每年的速度消耗。同時，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20世紀60至80年代的建筑物已經落后于人們當今使用要求，很多建筑物將面臨改造、加固甚至被拆除，這樣的建筑垃圾必定會日益增多。據英國的混凝土會議資料顯示，從1991后的十年間，全世界廢棄的混凝土統計的總量超過10億噸。我國建筑垃圾的每年產量很大，目前，在國內建筑垃圾處理的方法主要是掩埋，這樣勢必會占用大量的垃圾掩埋用地，如果長期這樣下去，我們將會缺少掩埋用地，這已經警示我們尋找處理建筑垃圾辦法的迫切性。

因此，如果能將建筑廢棄混凝土回收再利用，經過適當的加工處理后運用到實際工程中，在能降低廢棄混凝土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的同時，又能很好地保護天然資源，這樣對于建筑垃圾的處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居住環境的改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再生混凝土可以滿足世界環境組織提出的“綠色”要求，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綠色混凝土，廢棄混凝土的再生循環利用已成為一項亟待解決的課題。

[參考文獻]

[1]徐卓，龍幫云.開發利用再生混凝土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J].中外建筑，2004，（2）.

[2]田洪臣，段緒勝，王福忠，馮勇.建筑垃圾的綜合應用[J].山東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37（1）.

[3]李學英.改性聚丙烯纖維混凝土的性能研究[D]. 哈爾濱工業大學碩士論文，2003.

第5篇：中外建筑差異論文范文

[關鍵詞]大數據；游客情感；在線文本分析；中國出境游客；澳大利亞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5-0046-1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5.010

引言

當前中國日漸成為國際旅游市場中重要的客源地，出境游客數量不斷攀升，并在2014年首次過億。在此熱潮的引領下，如何更精確地解析中國游客對海外旅游地的偏好、興趣和評價等特征，成為學術界、業界和政府關注的焦點。當前國際學者們主要關注中國出境游群體的需求動機、目的地形象感知、出行特征等議題，并進一步依據滿意度影響因素來探究中國游客群體的評價特征[1-3]。但是這些研究尚不足以判斷并解釋中國游客的旅游偏好和情感特征。首先，由于中國游客與國際游客的行為特征和偏好可能存在重大差異，能否使用基于國際游客建立的研究模型來研究中國游客的滿意程度，仍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其次，傳統研究主要通過滿意度指標來獲取游客對旅游目的地的整體評價，但是實際上滿意與否并不能準確地刻畫游客對旅游目的地的情感正負面評價，以及影響這些評價的要素。盡管研究者可以通過問卷設計和訪談的方法，預設游客滿意度評價指標和影響因素并進行測度，但是這種做法受限于研究者的知識水平問題，容易出現偏見和錯誤的預設。因此，如何更為全面地了解中國游客的整體消費偏好和情感特征，是當前國際旅游市場研究亟須解決的重要議題。

本文認為基于因特網的社交新媒體的興起，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新的路徑。手機客戶端自媒體軟件普及，使得游客有機會在旅行的過程和之后在社交媒體大量的旅游評價信息，這些信息在內容和總量上都遠遠超過之前的PC時代。盡管當前學者們已經開始探討利用網絡產生的旅游大數據信息，對游客的情感展開分析，但仍未有成熟可靠的大數據處理方法[4]。與此同時，當前基于在線文本的情感研究，主要借助一般性詞庫對數據進行分類和探究[5-6]，暫未針對旅游活動構建情感評價詞庫，存在一定的專業領域局限性。鑒于上述考慮，本文借助游客情感分析的理論觀點，嘗試性地構建游客情感評價專屬詞庫，并以赴澳中國游客為例，以在線評論為素材，探究中國出境游客群體對目的地的情感傾向，揭示中國出境游客的情感特征，以及引發正負面情感的影響因素。該研究從網絡大數據中解讀中國出境游客的情感特征，是一種基于旅游大數據探究游客情感傾向的嘗試，有助于更好地指導國際旅游目的地改進針對中國游客的營銷策略和方式，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

1 中國出境游客特征與游客情感研究進展

當前，中國出境游群體的特征研究主要關注旅游需求、旅游動機、出行模式和旅游偏好等方面的差異問題，而聚焦到游客情感的角度對該群體的特征進行分析，主要來源于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迄今，對中國出境游群體的特征和游客情感的綜合探究中尚未有較為成熟和科學的嘗試。下文依次對中國出境游客特征、游客情感分析、在線文本情感分析技術和旅游在線評論研究進行回顧和綜述（如表1所示）。

首先，在中國出境游群體研究方面，基于旅游大數據的研究仍處于探索階段，未形成體系化的分析框架和專屬詞庫，這是學界尚未解決的研究問題之一。當前對中國出境游群體的研究中，學者們傾向于從跨文化的視角切入，探究旅游目的地選擇、形象感知、游客行為特征等議題，并針對游客偏好和滿意度的影響要素進行深入分析[7-10]。基于問卷、日記解讀或訪談等調查方法，這些研究指出中國出境游客的滿意度與自然環境質量、旅游吸引物、風景景觀等要素正相關，而游客對語言類服務項目等要素持較低的滿意度[11-12]。近年來，學者們不斷在理論方法上做出新的嘗試。趙忠君和孫霞借助扎根理論，從旅游評論中歸納和總結出48個影響中國出境游客滿意度的因素，并構建“出境前準備階段-旅游城市體驗-旅游景區體驗-配套設施與服務-游后評價”5個維度的理論模型[13]。但是，他們并沒有對該模型所包含的48個要素進行明確的正負面評價區分，比如建筑文化、歷史文化、旅游線路等要素，這些要素能夠影響游客對景區的體驗和評價，但如何影響并造成游客的何種情感傾向，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盡管存在較多研究缺口，該研究是運用旅游大數據分析游客評價的突破性嘗試，理論上可以全面覆蓋中國出境游客在網絡上的所有信息。然而，運用在線評論文本時，覆蓋面偏差和自選擇偏差的問題不置可否。覆蓋面偏差源于這些在線評論的用戶，大部分是年輕的、受過教育的、可以接觸到網絡的人群[14-15]；自選擇偏差則是那些滿意度更低的游客有更強烈的沖動去發表負面評[16]。但是，相對于傳統的通過問卷或訪談對游客進行情感分析的方法，旅游在線評論所涉及的群體類型和數量更為全面，給被調查者私密和方便的空間，也更少涉及倫理道德問題，同時盡可能避免調研者的主觀影響，比如在訪談中對調查者的引導或暗示，問卷中題目對回答范圍的限制等。

其次，當前游客情感已經成為一個新興研究話題，但方法上還有待創新。

在傳統的滿意度研究中，采用抽樣調查的方式，覆蓋面偏差和認知偏差問題難以避免，因此通過游客情感的評價來判斷消費者滿意度的研究成為近年新興的一個熱點，主要集中于針對一般消費品的市場營銷領域，尚未拓展到旅游市場領域。這些研究將游客情感區分為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兩大類，并進一步劃分為快樂、愛、幸福、恐懼、憤怒、悲傷、后悔等基本情緒，由此探究游客情感因素及可能產生的影響[17-20]。在影響因素的探究上，學者們主要從游客自身的角度展開，并結合認知評價理論進行解讀。研究揭示出游客對目的地的開心、愛、驚喜、恐懼等基本情感，是由自我的目標一致性、內在的共通性、目標興趣、自身想象力等評價性因素引起的[21-23]。而在游客情感的影響方面，根據“認知-情感-行為”理論，有學者發現游客情感作為中介要素，既受到服務公平性這一前因變量的作用，又能夠正向影響游客滿意度和口碑宣傳，表明旅游活動也是情感體驗過程[24]。盡管這些研究通過游客情感評價解釋了旅游者自身認知及對服務質量滿意度等問題，但基本采用實證調查，構建出一般性的情感評價模型，而缺乏專屬于旅游活動的情感分析框架，導致旅游中的各要素與游客情感未能夠完全匹配，無法針對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特點進行解釋。

第三，當前在線文本情感分析技術的研究已經有較為成熟的研究套路，為本次研究提供了重要 基礎。

傳統的在線文本分析大多基于客觀要素，而忽略情緒態度、情感傾向等主觀信息。因此，近年來，在線評論的情感分析逐漸成為研究熱點[25]。這一點在旅游領域中也受到學者們的特別關注，他們主要探討酒店服務質量真實感知、目的地評價等話題[26-27]。當前，成熟的分析技術包括語義定位方法和機器學習方法。語義定位方法是通過測量詞語與積極或消極之間的距離，對其進行情感分類；而機器學習方法則是通過事先的監督訓練測試，進行觀點挖掘和情感分析，常用的技術方法包括樸素貝葉斯、支持向量機、元語法模型等[28-30]。已有研究認為機器學習方法比語義定位方法更加可靠[31]，但是，機器學習方法需要大量的語料和長時間的訓練和學習，而且學習之后的算法邏輯不得而知，無法根據旅游活動的特征展開針對性的解釋，因此更適用于智能預測，而不適用于旅游現象的解析。另外，詞匯是情感分析的基礎元素，通過探析詞匯的情感傾向，可以明確文本的情感定向。當前學者們已經根據不同情緒情感結構理論，建立了多個不同的情感詞庫和語料庫，比如WordNet-Affect共篩選出4787個情感詞，分為快樂、悲傷、憤怒和恐懼4種基本情緒。這些一般性詞庫已廣泛運用到情感傾向的分析，用于解釋網民情感卦象、輿論觀點等話題。但是，因為游客在旅游語境中的情感表達具有特殊性和領域性，某一正面詞匯在旅游語境下也有可能傳達出負面意義，現有的詞庫并不能直接套用到旅游研究中。因此，有必要根據旅游的特點，綜合考慮游客的行為特征和表達傾向，對游客情感評價詞庫進行提煉，以更全面地區分游客對目的地吸引物和旅游服務的情感特征和評價。

第四，旅游在線評論研究已經起步，但主要集中在酒店業，關注旅游者、行業和景區等層面，尚未將研究尺度拓展到旅游目的地。這個研究缺口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旅游在線評論因其簡短、時效性強、樣本量足等特點，逐漸受到學界的關注，學者們主要基于旅游者和旅游企業的視角，研究旅游者的滿意度或感知可信度、對旅游企業績效或品牌價值的影響等議題[32-35]。從旅游者的角度，學者們認為網絡在線評論能夠正向影響旅游者的感知形象、態度和旅游意向[36-37]。基于在評論的大樣本優勢，Radojevic等抓取了歐洲47個首都城市共6768家酒店的2 067 370條在線評論，研究證實酒店的星級評論是影響顧客滿意度最顯著的因素，并識別出8個與以往研究不同的因素[16]。從旅游企業角度出發，學者們已辨析出網絡總評價、負面評論被回復數等因素與酒店績效正向相關[38]。比如，Ye等人的研究表明酒店在線評論與銷售預訂量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并量化地指出在線評論每增加10%，酒店的網絡預訂將提高5%以上[39-40]。鐘櫟娜結合文本分析和復雜網絡分析技術，定義了旅游地感知的22個要素，證明了旅游者對于旅游地的感知首先是環境整體，其次是功能性的因素，然后是最具有探索價值的因素，最后是旅游者認為具有一般價值的因素[41]。沈體雁等以國家5A級景區為例，構建了中國景區網絡形象指數，并總結出這些形象存在4大分異，包括整體形象分異、空間分異、知名度與美譽度分異，以及類型分異[42]。但是，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酒店住宿業以及旅游景區，尚未充分關注目的地層面的在線評論。酒店業和景區的正負面評價指標，不足以表征對旅游目的地這一區域尺度的評價。因此，從目的地層面對游客情感傾向及其特征因素進行分析，是對現有目的地尺度研究的一個補充嘗試。綜上，從游客情感的角度切入，構建基于旅游活動的情感分析框架，探究中國出境游客群體在旅游評論中所呈現的情感特征和偏好，是本文聚焦的研究問題。

2 研究方法與數據

2.1 研究區域

本文選擇澳大利亞作為研究區域，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第一，澳大利亞城市較少，近年旅游資源狀況變動不大，數據穩定，較容易開展比較分析。第二，中國是澳大利亞旅游市場中重要的且增長迅猛的國際市場，2015年中國赴澳游客的人數達到102.36萬人，較上年增長21.94%1，以澳大利亞為研究區域具有較好的現實指導意義。在此基礎上，本文選取了澳大利亞10個著名的旅游城市為案例地，分別是：堪培拉、悉尼、墨爾本、布里斯班、凱恩斯、黃金海岸、阿德萊德、珀斯、霍巴特和北領地。其中，北領地為澳大利亞北方的自治領地，該區域包含艾爾斯巖、愛麗斯泉、帝王谷等著名景點，分布較為分散，故以北領地統稱。

2.2 數據采集和處理方法

本文采集的數據來源于窮游網、螞蜂窩網、攜程網3個當前中國知名度較高的旅游社交網站，利用網絡爬蟲工具共抓取36 148條旅游在線評論，總字數超過247萬字。數據收集時間截至2016年3月，所獲得的評論主要來自2012―2015年。

在數據處理上，本次研究首先構建了基礎旅游分析詞庫。該詞庫以HowNet（知網）詞典2為基礎詞庫，再通過大量讀取（超過200篇游記）和整理旅游在線評論、游記、旅游文獻，提煉出旅游專屬詞庫。該詞庫內容覆蓋旅游景區、餐飲、交通、住宿、娛樂、購物6個方面，共包含317個正面詞匯和185個負面詞匯。與HowNet詞典相比，本次人工篩選新增298個詞匯，只有40%與Hownet的詞匯重合。與此同時，本文也對HowNet詞典進行修正，刪減部分只有在特定語境下才會表達出情感偏向的詞匯和具有二義性的詞匯。最終所構建的完整游客情感評價詞庫共包含3507個正面詞匯和3365個負面詞匯。

其次，考慮到中國游客表達的語義邏輯特征，筆者進一步對情感評價詞前的程度副詞、否定副詞、轉折詞的作用進行梳理和解析，對于不同的詞語賦予不同的系數。HowNet詞庫共收納219個中文程度級別詞語，并劃分為6個等級，分別為極其|extreme/最|most、很|very、較|more、稍|-ish、欠|insufficiently、超|over。本次研究通過閱讀所采集的評論發現，根據主要詞匯和旅游評論的慣常表達方式，6個等級中的“稍”和“欠”等級十分接近，難以區分，所以合并為一個等級。同時，Hownet詞庫中有多個詞同時出現在不同等級中，如“多”“還”等，而這種情況計算機無法識別其具體等級。因此，筆者經人工判斷，將其歸入一個等，并刪除極其少見的副詞以減少計算量（如曷、磣、郅、綦、J等詞），最終獲得171個程度副詞。在此基礎上，根據正負面詞語的總體比例（4至5倍），以0.5分作為一個量級（以1分為量級，計算結果偏差巨大），將這5個級別的程度副詞賦予“3，2.5，2，1.5，0.5”的系數分值。例如，當一條評論出現“美”這個詞時，將被記錄1分，而當“美”這個詞的前面還有“超”或者“很”等程度副詞的時候，分值將變為2.5分或者2分。對所有情感詞進行得分計算之后，將對每一條評論的正負情感得分直接加總。除了程度副詞之外，否定詞和轉折詞的出現會導致語義發生變化，因此也需要考慮這些詞的作用，具體規則見表2。

本次研究將采集到的評論，基于上述規則進行情感得分的計算，當總得分中正面情感得分超過負面情感得分時，將此條評論判定為正面評論。在做完上述的各種處理之后，本文借助武漢大學沈陽教授團隊開發的內容挖掘軟件ROST CM6中的“社會網絡與語義網絡分析”功能3，對已區分的正負面評論進行量化處理，生成關鍵詞共現網絡圖，用于進一步分析正負面評價的結構與特征。

3 結果與討論

經過上述方法處理，本研究總共提煉出96 653個正面詞匯和14 989個負面詞匯，正面詞匯約為負面詞匯的6.45倍；在設定規則的判斷下，正面、中性和負面評論分別為28 568條、4646條和2934條，以正面評論為主（如表3所示）。其中，阿德萊德和凱恩斯是獲得正面評論比例較高的城市，均超過80%；而獲得負面評論較多的是霍巴特，比例超過10%；其他均保持較低水平。相對而言，堪培拉和布里斯班獲得的評論比較中性，詳見表3。

3.1 中外游客情感特征差異

為比較中國游客與國際游客的偏好差異，本文選取了Tripadvisor上對澳大利亞旅游景點的旅游評論排名作為參照系，截取同樣的時間段中2450條由國際游客填寫的旅游評論（這些評論已由該網站志愿者翻譯成中文），構建國際游客群體的評論語義網絡圖。通過對比發現，中外游客對澳旅游城市的偏好和情感特征存在重大差異。

首先，從城市的排名差異（表3）可看出，沒有一個城市在兩個排名中的位序是一致的，大部分在2～3個位序之間波動，比如悉尼、墨爾本、霍巴特等城市；部分城市的排名位序出現較大變化，比如阿德萊德和黃金海岸，在中外的排名中幾乎分屬正負兩面。總之，中國游客群體對澳的游客情感特征的特殊性十分明顯。

其次，通過對比中外游客評論的語義網絡圖（圖1和圖2）可以發現，中國游客的網絡圖呈現多中心結構，分散組合成不同的網絡；相反，國際游客群體的網絡圖以核心高頻詞“地方”作為單一中心節點，直接與多個要素關聯。從要素內容上看，中國游客關注建筑、動植物、海濱等目的地要素，體現在“歌劇院、袋鼠、海灘”等高頻詞，同時也偏好觀光類、休閑度假類的旅游活動，比如“欣賞、觀光、沖浪”。相反，從“藝術、博物館、咖啡館、花園”等高頻詞看出外國游客關注藝術類、當地文化類或生活類的吸引物，同時還傾向于參加社交活動類和知識教育類的旅游活動，體現于“朋友、野餐、咖啡、放松”和“孩子、導游、展覽、參觀、博物館”兩類詞。由此可見，中外游客群體在吸引物類型和旅游活動類型這兩個維度發生差異。這個發現與現有研究基本一致，從旅行生涯階梯理論或者文化差異理論都可以得到解釋。

根據Pearce的旅行生涯階梯理論[43]，游客的旅游需求隨著旅游經歷的積累會不斷地改變和升級，逐步從較低層次的放松、安全保障需求，演變為追求更高層次的關系、自尊和發展、自我實現等需求。相對于國際旅游市場，中國出境游雖然增長十分迅猛，但起步較晚，旅游需求主要還是停留在觀光、放松的層面，尚未發展到休閑度假、社交等層面，更不會是自我發現和自我實現[44]。將本文挖掘的中外游客評論的核心詞匯進行歸類，可以看出中外游客的差異基本符合這一點。中國出境游客在現階段的旅游需求，以觀光、休閑、度假、安全為主，因此對特色類景點、代表性地標、體驗性活動要素產生較為豐富的游客情感；而外國游客在澳大利亞的旅游需求可能已遞增到較高層次，因此對冒險類、藝術文化類等要素表現出較為豐富的情感。例如，在放松層次，中國游客的關注點以游覽觀光、休閑娛樂和體驗項目為主；在安全層次，中國游客關注“中心區位”“可達性”“擁擠度”等要素，體現出中國游客在這方面的強烈需求，而外國游客在這方面沒有顯著情感。在關系、自尊和發展、自我實現等高層次中，中國游客基本沒體現出明顯的關注，而外國游客的關注則十分明顯。一方面出現了大量關于冒險和體育類型活動相關的評論；另一方面，以野餐、朋友等要素所構建的社交類旅游活動和以孩子、博物館、歷史、藝術等要素所構建的知識教育類旅游活動也有所體現。這些差異表明國際游客已不滿足于簡單的觀光游覽，而注重通過旅行增進親友間的關系、提高自我修養和挖掘自己的潛能。

本文所挖掘的文本數據只能描述特征，并不能解釋因果關系。因此，上述解釋只是一種理論猜測。同樣，用文化差異理論也可以解釋上述發現。現有研究認為，東方人出境游具有“保守集體主義”的文化特征，傾向于制定詳細計劃，必須“游有所得”，并且注重觀光和增長見識；而西方游客則具有“積極個人主義”的文化特征，傾向于自由計劃，注重休閑度假和追求新奇[45-46]。盡管這種差異尚未能認定為是定勢感知（習慣性的認知偏見）還是真實的文化屬性，但是本文的發現至少可以證實這種差異當前仍然十分明顯。

3.2 中國游客總體正負面情感特征

在識別出中國赴澳游客總體評價關注點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提取10個城市的正、負面評論，分別進行語義分析，構建語義網絡圖，探索正負面評價產生的緣由。其中，節點代表高頻要素，節點之間的連線表示要素間的聯系，線條的疏密代表共現頻率的高低。

從正面評論網絡圖（圖3）的總體結構來看，悉尼和墨爾本這兩個城市在游客評論中的關聯度最高，其他城市基本不可見。評論關鍵詞的一級網絡則由“悉尼、澳大利亞、地方、建筑”4個詞構成。除去一些沒有具體含義的介詞、動詞和形容詞，“悉尼”主要鏈接的基本上是澳大利亞最有吸引力的景點；而“澳大利亞”主要鏈接的是“公園”“動物”；“地方”主要鏈接的是“景點”“風景”“美麗”等詞語；“建筑”則主要鏈接了諸多相關的評價詞，如“風格”“藝術”“古老”等。從鏈接的密集程度，基本上可以看出與悉尼相關的景點和澳大利亞的建筑物等旅游吸引物，是讓游客產生正面評價的主要內容。傳統印象中澳大利亞最為出名的濱海沙灘、沖浪、袋鼠和動物等等因素，雖然出現在網絡中，但并不是決定游客正面評論的核心要素。在一級網絡（黑點）中主要節點的差異性方面，“餐廳、購物、中心”等詞語僅和“悉尼”相連；“免費”“參觀”等詞與地方和建筑相連，與“悉尼”無關。

負面評論所構建的語義網絡圖（圖4）中，“悉尼、澳大利亞、建筑、地方、時間”5個詞語構成了一級核心，表明這些核心吸引物同樣也是負面情緒的主要來源。其中，“時間”是唯一在負面情感網絡的中心詞匯，與“排隊、小時、距離、開車、表演”等詞條相連，表明景區的進入性和擁堵程度極有可能是造成中國游客產生煩躁、惱怒、不開心情緒的重要因素。此外，比較突出的負面評價詞是“遺憾”和“可惜”。“遺憾”主要與“建筑”“進去”和“拍照”相關聯，極有可能是諸多建筑不允許游客拍照導致游客產生負面情緒。而“可惜”只接了“悉尼”和“時間”兩個詞，基本可以判定是因為游客們普遍覺得在悉尼停留的時間不夠而導致的。整體上，“遺憾”和“可惜”的負面情感主要是來自景觀層面、時間層面和其他地方性層面的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刺激”一詞本身判定為正面的旅游評價詞匯，表達出興奮、驚喜的正面情緒，但本文發現，該詞頻繁出現于負面評論語句中，與負面情緒同時出現，表明澳大利亞的冒險類、極限類、恐怖類的旅游項目，并不受中國游客的青睞。同時，“唐人街”也與“悉尼、地方”等核心高頻詞直接相連，通過判讀原評論，發現其負面評論大部分集中于臟亂差、飲食沒特色、餐飲價格過高等因素。

將正負面語義網絡中的關鍵詞進行分類，可以發現，游客的正負面情緒雖然來源于相似的要素，但是內容卻有較大的差異。在目的地要素方面，正面情緒主要來源于餐飲、購物和中心區位；而負面情緒主要來源于唐人街、擁擠、天氣、排隊等因素。在吸引物類型方面，正面情緒主要來源于“濱海”“動植物”和“建筑”，相對而言，中國游客對“土著文化”和部分澳大利亞的“歷史遺跡”沒有好感。此外，澳大利亞的景觀特點容易致使中國游客產生正面情緒，而冒險類的旅游活動則容易引發游客的負面情緒。

對比現有研究，本文進一步發現游客滿意度不高并不代表游客會表達出負面情緒，這一點在餐飲、購物環節表現得較為明顯。根據Jie和Carr的研究，以及澳大利亞旅游局2014年的中國游客滿意度報告（以下簡稱2014報告）[47]，中國游客在澳購物和飲食的體驗滿意度不高[48]。而本文發現，購物和餐飲要素主要出現在中國游客正面評論的語義網絡圖中，在負面評論中很少被提及。在飲食方面，2014報告顯示中國游客因為飲食的不適應性，對于袋鼠肉、鱷魚肉等特色食物不太青睞。但是本文的分析發現，中國游客會對此產生正面評價，因為這些新奇事物能讓中國游客產生好奇、特別、驚喜等情緒。在此背景下，游客更傾向于表現出正面情感，也更愿意去嘗試和體驗。在購物方面，盡管2014報告顯示中國游客滿意度不高，但是中國游客依然對澳大利亞的購物環境給予了較多和較為正面的評價。這種結果反映了中國人在旅游購物這方面的偏好有著較為特殊的文化背景。由于當前中國食品安全問題較為嚴重，因此對澳大利亞旅游飲食和保健產品會較為認可，而且加上中國人傾向于將旅行紀念品作為禮物饋贈，從而有助于自身在社會網絡中維持良好的關系[49-50]。因此，盡管滿意度不高，但中國游客仍然會出現較多和較正面的評價。

在負面情感的解析中，本文的發現也與現有研究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唐人街”所具有的特色餐飲文化、以中文為基礎的溝通交流環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其對陌生環境的恐懼，強化對地方的熟悉感。因此，唐人街的存在，被認為是對中國游客表現出友好態度的一種象征。2014報告指出，在澳大利亞的旅行中，80%的中國游客在行程的絕大部分飲食以中式食物為主，98%的中國游客會在旅程的某些時間點享用中國食物，而唐人街是中國游客此時的首選[48]。但是，在本研究中，“唐人街”卻頻繁出現于負面評論中，以負面情緒為主。筆者深入分析評論的內容發現，大部分中國游客將唐人街與物價高、飲食沒特色、臟亂差、秩序混亂等聯系起來，在其中沒有體驗到熟悉感，反而頻繁出現被騙、被坑的事件，現實與預期的強烈反差使其表現出厭惡、討厭等負面情緒。

本小節的發現與當前研究較為一致的地方，主要體現在旅游吸引物類型上。Packer等指出，中國游客更容易表達出一種與自然強烈的聯系感，將大部分行程時間安排在自然類吸引物的游玩中[51]。這一點從圖3中可以得到證實。建筑景觀、海濱景觀、動植物和表演類活動等要素，的確較容易引發中國游客產生正面評論。當然這一點也與旅游宣傳的頻度和強度有關。建筑、濱海和動物等因素是澳大利亞旅游宣傳的重點，較容易受到游客的重點關注。

3.3 城市情感特征分類

從總體層面而言，中國游客對澳的正負面情感要素顯著不同；而對于不同類型的城市，也具有差異化的情感傾向。在旅行中，隨著旅游刺激物的不斷變化和所面臨的各種突l情況，游客對旅游地產生喜愛或厭惡的情感。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相同的旅游吸引物或者旅游服務要素，均有可能激發游客的正面或者負面的情緒，但從表3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出，游客對不同城市評論的熱度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本文認為通過正負面評論的熱度的組合，可以對旅游城市在游客心目中的地位進行刻畫。主要可以有4種類型：分別是“愛”“怨”“愛怨交織”和“無感”4種類型：“愛”指的是旅游評論以正面情緒為主，例如喜愛、融入、驚喜等情感；“怨”指的是旅游評論以負面評論為主，例如厭惡、害怕、悲傷等消極情緒；而當游客在目的地的評論較多，而且正負面評論的數量較為相當時，我們稱其為“愛恨交織”；相反，當總體評論偏少，而且正負面評論差異不算太大時，我們稱這種情緒為“無感”。

經過分析發現，中國游客最“愛”的城市主要是阿德萊德、悉尼和墨爾本。因為悉尼和墨爾本為綜合性旅游城市，提供多樣的旅游吸引物和完善的旅游服務配套，滿足中國游客觀光、休閑、度假等旅游需求。相對而言，精致小城市型的阿德萊德，雖然吸引點不夠豐富，但旅游資源本底較好，沒有太多讓游客產生負面情緒的資源和服務，因此它在中國游客的情感排名中位居第一名，正面評論比例高達81.8%。讓中國游客最“怨”的城市主要是霍巴特和北領地，這些城市屬于邊緣型城市，旅游吸引物以歷史遺址、土著文化、沙漠風光為主，區位較偏遠，不在主要游線上，旅游服務配套不夠完善，再加上不良天氣、惡劣環境和交通等要素的存在，更容易觸發中國游客的負面情緒和厭惡情感。

以“愛怨交織”為特征的城市主要是單一旅游資源型城市，比如凱恩斯和黃金海岸。這些城市具有重要的吸引物，如大堡礁、沖浪者天堂，也提供受青睞的特色體驗活動。但由于缺乏多樣性，單一旅游活動較為集中之后，容易產生擁擠、消費水平過高等負面情況，而且因為冒險類活動較多，容易讓中國游客產生明顯的負面情緒。最后，讓中國游客較為“無感”的城市為布里斯班和堪培拉，中性情感評論占據較高比例。其主要原因是該類城市的旅游吸引物不突出，城市的主要職能也不是旅游城市。布里斯班主要是東海岸等旅游資源點的集散地，而堪培拉是首都，因此較難獲得游客的青睞。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城市的情感類型與其旅游資源的豐富程度和城市基本職能有著本質關聯。旅游型的城市自然會引發更多游客的關注和評論，而綜合型旅游城市與單一型旅游城市相比，更容易獲得游客的好評，與常識判斷一致，表明通過這種方法對城市的游客情感進行分類有一定的科學性。

4 結論和建議

本文借助網絡大數據研究方法，以澳大利亞為例，從游客情感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出境游群體的游客情感特征，主要得出3個結論：第一，基于情感特征的中外游客旅游偏好存在著重大差異，中國游客給予正面評價的旅游地與倍受國際游客好評的旅游地完全不一致，而且主要關注的要素比國際游客更為多樣和分散，其內容也與國際游客有一定的差異。本文認為這種差異可能是因為中國游客和外國游客處于旅行者職業生涯階梯的不同層級造成的，也可能是文化偏好差異所決定的。中國游客主要為了滿足放松、觀光和安全的需求，而國際游客更注重休閑度假和自我實現的需求。第二，讓中國游客產生正負面評價的因素略有不同，中國游客盡管對某些旅游服務或因素不滿意，但仍愿意給予好評。中國游客對澳大利亞的餐飲、建筑、購物、自然環境、地標性景觀和多樣化旅游資源都給予較多的好評，而對地方文化，例如土著和一些歷史遺跡，以及冒險類旅游活動均無好感。本文發現，中國游客普遍對澳大利亞的旅游購物給予好評，但對唐人街等中國元素給予差評，這與澳大利亞旅游局所做的滿意度調查結果相反。通過進一步解讀評論內容，發現中國游客對旅游購物的好感來源于商品本身，而對中國元素不滿是因為唐人街的飲食體驗和購物信用狀況均較差。第三，中國游客對澳大利亞旅游城市的情感喜好，與其旅游資源的豐富程度和城市基本職能存在一定關聯，綜合型旅游城市與單一型旅游城市相比，更容易獲得游客的好評。

本研究的意義在于開拓了研究游客偏好和評價的新方法，有助于更好地指導國際旅游目的地改進針對中國游客的營銷策略和方式，具有較好的應用價值。在方法上，本文是大數據研究分析技術對中國出境游客研究情感特征的積極嘗試。主要結論與傳統研究的理論（如旅行者職業生涯階梯理論）和常識判斷基本吻合，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和科學性，適用于各種旅游目的地有針對性地開展市場分析研究。較于傳統問卷調查和訪談法，這種基于大數據的研究方法具有實時性和全覆蓋性，能夠較為高效地獲取游客對某一旅游地的整體評價狀況，具有較好的應用價值。通過這種方式來刻畫游客情感特征，可以更為深入地了解影響游客正負面評價的主要因素。在理論上，本次研究不僅對中國出境游研究領域做出有益補充，證實中外游客存在重大差異，揭示影響游客正負面情緒的主要因素，而且初步揭示了情感關注熱度和旅游城市類型之間的關系，為進一步的理論探討奠定基礎。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數據源僅來源于3個旅游評價網站，尚未實現真正意義的網絡數據全覆蓋。

基于上述發現，本文對旅游目的地營銷和發展提出3點建議：第一，旅游目的地管理當局要充分認識到旅游大數據的重要性，并掌握正確的數據挖掘方法。不能持續依靠小規模調查訪談反饋回來的局部情況，來制定整體性的戰略，一定要善用當前已經可用的在線旅游大數據來獲取全局評價和判斷。第二，在使用大數據時，要注意使用正確的數據挖掘和分析方法。當前可用的在線旅游大數據中，旅游電子商務網（如Tripadvisor和攜程等）上酒店等預訂類產品中，有兩類數據存在潛在的不準確性：一是星級評分，一般情況下消費者會給予3～5分，而極少給出1分的差評，總體上會夸大其正面評價。二是消費者商品評論，商家有可能使用軟文廣告或者虛假評論的方式來增加其商品的吸引力。因此要注意使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數據挖掘和清洗，進一步從游記和評論中去分析真實的情感特征，從而為旅游目的地的發展提供更加科學的決策支持。第三，具體到澳大利亞的旅游目的地，本文建議其近期應該開展營銷策略調整，重新定位本國的旅游城市體系，并確立相應資源營銷策略。在鞏固傳統重點旅游城市的基礎上，重點開發中國游客所鐘愛的旅游城市和旅游產品，進一步完善倍受中國游客青睞的吸引物和旅游服務，比如特色動植物、海濱風光、建筑等。對于單一資源型旅游城市，提供更多的體驗性項目和活動。要加大力度摸查和測度中國游客的旅游偏好，在中國游客的自我實現需求不強烈的情況下，不要盲目開發文化類或歷史類旅游資源。另外，對偏遠的旅游目的地或景區，重點策略是完善旅游服務配套，特別是增加與中心性城市連接的交通設施，方便游客進入，使主游線能得以延伸和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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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中外建筑差異論文范文

1.1圖書館的參與和支持使校企合作更加完美高職院校致力與企業行業開展全方位校企合作。著力發揮人才資源、技術資源、實訓設施、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優勢，企業行業發揮實踐經驗、設備、技術及市場等方面的優勢，并在合作實踐中逐步豐富合作內容，完善合作方式，實現生產、教學、科研相結合，互惠互利，共同發展。圖書館作為學院的信息服務中心，如果全程參與校企合作過程，將為學生和企業的發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企業實習和工作的學生可以充分利用學校圖書館的豐富資源，實現理論與實際的有機統一，不斷提高其職業技能。而企業職工也可以到圖書館借閱資料，積極開展相關工作，有效地節約了企業購進圖書資料的成本，極大地提高了校企合作的質量。

1.2加快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目前，高職院校圖書館收藏有海量的文獻資源，大多數圖書館不僅僅收藏紙質文獻，比如紙質圖書和期刊等，更重要的是收藏大量的電子文獻，以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圖書館為例：在購買重慶維普資訊有限公司的《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期刊總數8000余種，核心期刊1810種，獨家內刊744種，萬方有限公司生產的《萬方數據服務平臺》，包括國內出版的各類期刊7500余種，其中核心期刊2700余種，論文總數量達1800余萬篇，每年增加約200萬篇，每周更新兩次。2014年增加了中國知網（CNKI）和名家講壇類數據庫，再加上各種數據庫的生產廠家在圖書館免費試用的數據庫，如《全球公開課》、《就業數字圖書館》《創業數字圖書館》、《黨政圖書館》、《標準文獻數據庫》、《會議文獻數據庫》《專利文獻數據庫》等，這些電子資源數據庫海納了中外學術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中外學術會議論文、標準、專利、科技成果、工具書、特種圖書等各類信息資源，資源種類全、品質高、更新快，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提供檢索、多維知識瀏覽等多種人性化的信息揭示方式及知識脈絡、查詢咨詢、論文相似性檢測、引用通知等多元化增值服務。電子資源由于其采用的先進的檢索方式、服務集群技術及高水平的技術團隊，保障系統的高速穩定運行，全方位貼近用戶使用習慣，豐富的人性化設計理念深受讀者的歡迎。但目前高校圖書館和企業相關部門尚未實現統一聯合，沒有充分挖掘圖書館文獻信息以及智力資源的價值，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因此，高校圖書館和企業合作可以極大地加快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促進圖書館和企業的良性發展。

1.3實現互利共贏，推動雙方良性發展目前，在高校圖書館管理中，始終存在著一個基本矛盾，即有限的經費和無限的文獻資源之間的矛盾，尤其是現在，圖書館在購買和儲存文獻資源的過程中，由于數字化信息的大量出現，各類紙質出版物價格不斷上漲，品種不斷增多，圖書館資金不足，難以滿足文獻信息建設的資金需要。以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圖書館為例，在圖書館每年投入100余萬元，用于購買各種文獻資料，僅僅能夠滿足服務在校師生1萬余人的需要，而無法履行其社會服務職能。而方圓5公里內的32家企業中，每一家企業都購買數據庫和大量的文獻資料，必將增加企業的投入和負擔。32家企業中，每年一家企業投入5萬元用于購買圖書文獻資料，其總額就高達160萬元。如果企業能將這些資金的一半投入到學校，加上學院的投入，每年就是180萬元，將大大提高資金的利用率，滿足高校和企業的共同需求。由此可見，館企合作可以有效地節省資金，實現資源互補，從而推動雙方的良性發展。

2圖書館為合作企業服務的有利條件

2.1基礎條件圖書館館藏豐富，是學校的文獻信息儲存和管理中心，肩負著文化傳承和創新的重任。作為學校科研和教學的專門機構，其服務質量直接影響著學校的未來發展。本文僅以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圖書館為例，其總建筑面積為21140平方米，設有圖書借閱室、電子閱覽室、報刊閱覽室、過刊閱覽室、采編室、特藏室、自修室、音像視聽室、多功能報告廳等多個服務窗口，閱覽座位2100余席，具有藏、借、閱一體化服務功能。現有各類文獻146.6萬冊，其中，紙質文獻50萬冊，電子文獻96.6萬冊，購買并開通了書生數字圖書館、超星數字圖書館、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萬方碩博士論文數據庫；會議論文數據庫、專利文獻數據庫、中外標準數據庫、科技成果數據庫、政策法規等9個數據庫，館藏以工科為主，兼顧人文、藝術、工商、體育等其他學科，涵蓋學院所設專業的基礎學科，基本適應學院專業的需要。

2.2科研隊伍圖書館擁有專業技術人員39人，其中高級職稱18人，中級職稱14人。已公開300余篇，著作15部，科研課題50余項，具有強大的科研能力，能夠勝任為企業服務的任務。

3濮陽地區中小企業信息資源需求度調查

為進一步了解和掌握濮陽地區中小企業對信息資源的需求情況，本文通過調查的方式重點走訪了中原大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貝英數控、濮耐集團，訪問有關人員40多人次，并向有關領導和專家進行了咨詢。

3.1中小企業信息資源基本需求情況從總體調查情況來看，目前很多大型企業都有專門的信息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如科技信息研究中心、交流處理中心、技術中心等，主要負責信息的搜集和整理，為企業領導層的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企業的持續穩定發展。當前，各企業因資金技術水平等方面的差異，其信息獲取的能力也有著很大的不同。一般地，信息化程度高的企業，其信息獲取渠道和范圍較廣，信息獲取和處理能力也相對較強，其資源共享機制較為健全。對這些企業而言，其獲取的資源除了滿足自身發展的需要之外，還可以向外提供專業的信息服務，對外合作頻繁。而信息化程度較低的企業其服務機構建設不完善，信息獲取面較窄，信息服務能力不足，更傾向與學校開展合作，加強信息交流與開發共享。

3.2企業急需信息通過調查，我們了解到目前多數企業對市場信息、技術信息、競爭信息以及產品信息等的需求較為迫切。其中，有80％的企業重視市場信息的收集與管理，有60％的企業將技術信息、產品信息、決策信息作為企業信息管理的重點。另外，還有超過45%的企業重視產品信息和競爭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不同性質的企業對各類信息的需求也略有差異，其中合資企業更加重視市場信息和決策信息，國營企業則重視科技信息，一些小型企業表示更需要商業信息和行業信息。就調查結果來看，多數企業表示愿意與高校圖書館開展信息服務合作。

3.3企業信息需求內容企業信息需求的內容以競爭對手、人才、新產品開發等方面信息為主，其中競爭對手信息的需求比重最高，為79%；對濮陽地區中小企業信息需求的調研結果顯示：受訪者最有興趣獲取的信息包括產品銷售渠道、原材料供求、競爭對手信息等市場相關信息，其中產品銷售及原材料供應的需求比例最高，為87％。就調查結果來看，當前企業最需要的是產品銷售渠道、原材料供求、競爭對手信息等與市場相關的信息，此外就是包括市場容量、新技術、盈利情況、政策導向等在內的行業信息，但往往是某一行業下一個極細小的分支或某一具體產品的信息。

4小結

第7篇：中外建筑差異論文范文

關鍵詞：居住倫理；居住建筑倫理；居住環境倫理；居住方式倫理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03—0110—06

“居住倫理”，即人們在日常居住生活中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念對個體的人格、人生的塑造，對人際交往和社會風氣的影響及應遵循的行為規范和良序美俗。作為生活倫理的重要內容，居住倫理重在以倫理、道德的視角關注百姓的日常起居生活，塑造健康的居住方式，樹立理性的居住倫理觀和行為方式。目前國內的居住倫理研究主要可以從近30年來關于居住學研究的成果中體現出來。居住學研究的主旨雖然在于探索人類居住生活的內在規律，生活與空間的相互關系及發生、發展、變化的因果關系和結構關系等①，但在研究過程中必然關涉對現實倫理問題的闡析，而且有的倫理研究（如建筑倫理）已呈獨立的態勢，因此，本文基于居住倫理的內涵與居住學的三個重要范疇：居住建筑、居住環境和居住方式，結合國內的居住學研究成果，對其中倫理研究的發展脈絡、主要成果和研究的不足做一述評。

一、居住建筑倫理研究

正如法國建筑師勒·柯布西耶所說：住宅是居住的機器。作為一門綜合諸多軟科學與自然科學為一身的綜合性學科，居住學與建筑學關系密切。人類居住的本質在于建基于人類生活與行為之上的家屋，家屋并不僅僅包括具體技術、材料等實在的內容，還包括抽象的文化傳統意識、價值取向等范疇，而這些使居住建筑的倫理研究成為可能。

居住建筑學與倫理學的結合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其興起，一方面源于建筑本身與倫理之間的深層關聯，另一方面則是因現代建筑實踐中涌現的大量倫理問題的推動。中國的建筑倫理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由一些建筑學者發起，他們在其論著中開始涉及建筑的倫理問題，如同濟大學建筑系教授沈福煦在《宗教·倫理·建筑·藝術》一文中較早論及建筑與倫理的關系，指出：“建筑倫理學是從建筑實踐中引出的經驗和原理，主要關注的是對與建筑相關事物的態度，或者是說，對這些事物的判斷。”②21世紀，隨著居住學研究在國內的深入展開及城市居住環境惡化、建筑師職業精神缺失等多重危機的出現，關于建筑倫理的討論日趨白熱化。除了建筑學者，一些倫理學者也加入其中。拓荒之作為秦紅嶺的《建筑的倫理意蘊——建筑倫成果，其主要是從如下四個方面展開探討的。

第一，以倫理視角闡析古代居住建筑的思想特征，揭示中國傳統居住建筑文化的倫理意蘊及倫理功能。倫理概念在建筑中的形象反映構成建筑與倫理的狹義關系，而倫理觀的流變與建筑發展間的關系則構成建筑與倫理的廣義關系。有的研究從建筑與倫理的狹義關系出發，指出中國“居以載道”的建筑理念充分表達了中國傳統的倫理型文化。如秦紅嶺認為，中國古代建筑無論是宮殿還是民居，都體現了皇權至上的政治倫理觀、尊卑有序的等級道德觀、群體本位的價值取向及和諧為本的人倫觀；陳喆等在《傳統民居空間劃分的倫理內涵》中以家庭倫理為主線，考察人類傳統民居建筑的空間劃分方式，揭示了其中蘊含的倫理旨向；馬旭初在《北京四合院與傳統倫理觀念》中以四合院的建筑風格為例，揭示了四合院內宅、外宅的劃分體現著尊卑有別的等級觀念，內宅的居住安排反映出長幼有序的傳統倫理觀念；張峰率在《“男尊女卑”倫理觀對中國傳統居住建筑的影響》中，通過對中國傳統居住建筑中男女空間的比較研究，闡述了“男尊女卑”倫理觀對傳統居住建筑設計的深廣影響。從以上研究成果看，中國傳統的建筑具有內外有別的空間格局、尊卑有序的標示功能以及注重禮制的精神承載等特征，這些特征皆源于傳統儒家倫理規范——“禮”，“禮”是中國傳統建筑的核心價值內涵，因此，由“禮”的精神影響的建筑無不體現著一種等級差序。有的研究則從建筑與倫理的廣義關系出發，探析倫理觀念的流變與民居建筑的賡續構成的源流關系。有學者以民居建筑嬗變之“流”為立足點，指出導致這一嬗變的原因是倫理觀念的變遷。如董睿在《居住文化的變遷與傳統倫理的嬗變》中，從大歷史層面揭示了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倫理觀念從大一統走向民主、從強調等級走向主張平等的巨大嬗變，而作為文化物質載體的民居建筑則見證并體現著這種嬗變。有學者以道德觀念的嬗變之“源”為立足點，微觀論證觀念客體，即民居建筑的巨大變化。如陳斌的《從家庭倫理道德的轉變看家庭居住方式的變化》指出，不僅社會文化、倫理意識的變遷會深刻地影響居住建筑、居住生活的變化，居住建筑、居住生活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傳統價值觀的嬗變。

第二，從應用倫理的視角，探討建筑師的職業倫理問題。建筑師的職業倫理可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入手進行分析，前者指建筑師從建筑的價值屬性、建筑與社會的關系、建筑與自然的關系入手進行的哲學探究；后者則基于西方的倫理準則，圍繞建筑師的個體責任和義務，研究建筑師在民居工程實踐中碰到的倫理難題和責任沖突及應當遵循的職業道德規范。目前，國內的研究多從微觀層面出發探討建筑師的職業道德問題。如秦紅嶺在《試論土木工程師的職業倫理》中將責任倫理視為建筑師首要的道德規范，認為建筑師必須擔負起神圣的原始倫理責任，詩意地創造和守護人類的家園，讓人更好地存在著。秦紅嶺在《職業倫理視野中的建筑工程倫理》中還提出了保證這種責任有效的方式。除了責任倫理，有的研究還從美德理論出發，指出建筑活動內蘊著求真、臻善、趨美的倫理價值，所以，“建筑師不僅有求真的欲望，更有求善的欲望……希望自己的目的能夠在改造世界和創造人類生活環境的活動中實現，希望人們在他們所創造的生活環境中幸福地生活”③。這是建筑師的普遍良知，這一良知甚至在制度倫理缺位的時候也能發揮巨大的規范與引導作用。這些研究開拓了國內職業倫理學的新視野。

第三，以中西方哲學元理論來探討居住建筑的倫理基礎，擬構建國內居住建筑倫理體系。對此，有的研究從傳統建筑所載之“道”著手，汲取其中的建筑理念，賦予現代居住建筑設計以生命。如邱建偉的博士論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設計的人文反思與非線性思維觀建構》，通過哲學與科學的綜合分析，建立科學與人文相交融的合理化因素，從更廣泛的領域反思現代建筑設計理論，提出現代建筑設計應秉持人性的、人文的理念，要使建筑與人實現“天人合一”。有的研究以海德格爾的現象學理論來探討建筑的倫理本質問題，對其“詩意棲居”的筑造理念進行倫理學的解讀。如郭宇力的碩士論文《歷史的棲居：基于現象學視角的“歷史性存在”筑造思考》，把“面對事實本身”作為理論視角，將歷史街區問題的研究置于“人之存在”的深度和城市、建筑整體演化的背景之下，從哲學和現實“筑造”兩個層面展開命題式的探討，對當前人類社會的危機根源予以反思。還有一些研究基于國內建筑實踐中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建筑活動中存在的值得研究的倫理問題，如建筑工程倫理、建筑技術倫理等問題，不同利益階層的利己行為、弱勢群體的居住質量問題等，這些研究強調未來的居住建筑實踐必須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建筑倫理原則和行為規范，兼顧公平與正義等。

第四，從代際倫理的視角探討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倫理問題，尤其是傳統民居的保護問題。這些研究或者運用建筑學、人類學、哲學等方法，反思城市化的功過，認為城市化導致普遍的文化平庸狀況，這種平庸已經使歷史豐富性喪失，城市記憶力模糊，甚至失語；④中國的城市化正處于非常危險的時期，正在走向反人性、反人文之路，城市化應有的倫理目標應該是為歷史留空間，為生活留空間，為子孫留空間。⑤或者運用文獻學、建筑學、倫理學相結合的方法，在拼貼、還原中華傳統古老民居建筑原貌的基礎上，一方面指出這些由城市、鄉鎮、集市構成的復雜社會文化現象會隨著自然的、經濟的和社會行政局面、倫理文化賡續的盤根錯節而融為一體，它們是中華悠久歷史饋贈給后世的豐富遺產，我們的倫理責任就是讓其得以存續；另一方面指出研究本身即是一種文化的“尋根”，在“實用”哲學大行其事的今天，我們要完成個體靈魂的完善，以實現中華傳統文化從冷僻、萎縮走向“適應、合理、變通、兼融”。⑥

綜上分析，目前國內建筑倫理研究雖然取得了進展，但總體仍處于起步階段。正如秦紅嶺在《建筑倫理研究的現狀評述：學理基礎與趨勢展望》中指出的，國內建筑倫理研究在研究對象、學科性質、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諸多不足；不僅如此，建筑倫理研究的成果更多關注的是城市建筑而非鄉村居住建筑的倫理問題，更多的是對文化意蘊而非人居建筑倫理價值的思考，這是由居住倫理的非獨立性所導致的。但應當肯定的是，相較于居住倫理其他范疇的研究，國內建筑倫理的研究成果最豐碩、內容最豐富、體系最完整。這些研究，一方面，為中國建筑倫理學的構建奠定了基礎，促進了城市的人性、人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作為國內居住倫理學建立之先聲，居住建筑倫理的研究也為居住環境倫理、居住方式倫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居住環境倫理研究

挪威建筑理論家C.N.舒爾茲認為，“居住”意味著人與給定環境之間建立一種有意義的關系。人想獲得一個“存在的立足點”，必須“認同”于環境，即人賦予環境以意義、對環境有“歸屬感”，這才是居住的真實意義。⑦因此，有的學者甚至將居住學視為全面研究人類居住環境的學科。人類居住生活與社會文化環境、人工環境之間的關系，在居住學形成之前，就已是學界關注的主要倫理問題。20世紀20年代，中國學者鄒德謹和一些日本學者就對這一方面做了最早的探討。20世紀50年代以后，隨著居住學的確立，日本學界以深切的現實關懷和廣闊的理論視域不斷推動研究的發展。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國家也開始了對居住環境倫理的體系化研究，時至今天，居住的生態倫理、環境倫理研究已成為西方倫理學研究的顯學。但由于政治的原因，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葉，在一些建筑學者、倫理學者的推動下，中國的居住環境倫理研究才漸趨復興。居住環境包括居住的自然生態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及人工環境。⑧所以下面就從這三個方面對國內人居環境倫理研究給予述評。

第一，基于生態倫理觀、環境倫理觀探討傳統的居住觀念、居住行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既有之利”、“現有之弊”與“應有之義”。其中，“既有之利”指居住環境倫理研究重在把握人類傳統居住文化的價值，指出中國傳統居住追求“宜居”，強調居住環境與人和自然間的融合。如譚剛毅在《兩宋時期的中國民居與居住形態》中指出，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生態倫理”的概念，可實際生活中卻無不體現著人與自然的親和關系。這種親和關系源自中國人的古老智慧。朱力認為，“在中國古代依靠經驗來營造宜居環境，并以陰陽五行等思想加以引導，而產生了風水學說，按照‘趨吉避兇’的原則，以指導居住環境的選址、定向、施工等，其中隱含著樸素的生態倫理觀念”⑨。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大多都認識到指導傳統中國人“宜居”生態理念的是“天人合一”哲學觀。“現有之弊”主要指出了人類居住文化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危機，分析了造成危機的主要根源在于錯誤的生態觀。荊其敏等強調，導致空氣、水等居住環境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現代人類生存的價值觀及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弊。傳統的住宅講究“天人合一”，但現在，由于建筑師缺乏土地生態學的觀點，城市和鄉村在建房時只會挑選最好的地段，從而破壞了自然環境。⑩對此，秦紅嶺也在《試析生態城市建設應遵循的價值原則》中揭示，現代人主張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將自然視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工具，這種觀念已經成為現代人類的普遍價值觀，反映在國家發展、城市建設、民居建筑和人們居住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朱力以本雅明的批判理論分析了這一價值觀的哲學根源，其指出，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理性的崇拜與確立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主宰了人類的價值體系。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當代環境倫理問題產生的價值根源。“應有之義”旨在基于導致居住環境日益惡化的價值和人性根源，強調借鑒傳統，以新的自然觀應用于當代居住設計與建設、居住生活理念之中，培育現代人的環境倫理道德意識。如孫彩萍從宏觀層面指出，傳統的自然觀、生態倫理觀不僅是中國未來居住建設的文化資源，還是遭受現代機械自然觀之苦的西方文化觀念變革的契機所在。朱力從微觀層面強調，明代文人在居住環境理想圖式、日常生活情趣、休閑娛樂、社會交往、消費觀念等生活方式上對自然的審美與尊重的精神，對當代社會構建生態環境倫理觀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能夠幫助我們超越僅從工具理性的視角思考自然價值的思維定式。此外，有的研究也正確地看到正是人類的欲望造成了今天的環境問題，所以必須抑制人類的消費欲望，善待環境，關愛萬物，建立起一個“低熵”社會。

第二，從生活倫理的視角出發，探討社會文化環境與居住行為間的倫理關系。作為生活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居住倫理研究的社會文化環境既包括居民的居住觀，也包括居住區內的安全、鄰里關系等問題。研究者從宏觀與微觀層面出發，分析社會文化環境對于居民生活的意義。宏觀層面，有的從歷史主義視角研究儒家禮制文化與陰陽風水等神秘文化對城鄉聚落方式的影響，如肖群忠指出，中國古代鄰里關系的基本特點決定鄰里關系主要是以道德作為調節手段，形成了親仁善鄰的道德態度、鄉鄰和睦的價值目標、相容相讓的基本道德、相扶相助的倫理義務；有的研究，如林永匡的《民國居住文化通史》，立足社會大變動時期，探討新舊文化在城市居住倫理中的共存與沖突。有的研究立足現實，闡述現代社會文化環境對民居建筑和居住生活產生的利弊，如郭曉蓓的《“城市生活”今昔：民生倫理的審視視角——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道德思考》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以俗文化為主流的社會，這一俗文化在商品社會中以群眾的消費文化、商業文化等為內核，極大地影響著當代的居住文化、居住倫理和居住道德。微觀層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中國各區域及少數民族人居環境倫理的探討，這是目前該領域研究得比較充分的部分，為中國古民居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從生活倫理的視角出發，研究人工環境的倫理性及其對居住生活的選擇、居住質量的影響。“人工環境”指由于人類活動而形成的環境要素，包括住宅的設計和配套的公共服務設施、衛生綠化等。調查顯示，人工環境的質量直接反映居民的居住質量，決定著人們的購房行為，成為衡量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主要標準。羅雪中認為，與以往人們“被居住”不同，現代人在選購商品房時更追求住宅區的人工環境。與傳統的宜居理念不同，現代的“宜居”與“便利”緊密聯系，進而與幸福感、城市的滿意度與認同感等倫理心理密不可分。遺憾的是，國內目前這一層面的研究多停留于藝術、建筑的層面。

總之，現代人迫切需要一個安靜、安全、優美、便利的居住環境，然而，國內居住環境的狀況雖已得到一定改善，倫理研究也已起步，但與民生需求相比，都是相對滯后的。主要體現是：缺乏類似國外學界將居住、社會和環境問題聯為一體系統地歸納和闡述居住環境的概念、指標體系、評價理論的系統化、評價理論的理論化等研究成果；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尚未建立，或囿于現象的描述，學理分析不足，或僅局限于形而上的論述，而建筑、環境學等科學知識背景匱乏；針對居住環境問題開出的很多“藥方”只能停留在學術層面，缺乏現實的可操作性；諸如居住安全、居住用水等居住環境的范疇研究尚待起步。這些既是居住環境倫理研究的局限性，也是其未來研究與發展的生長點所在。

三、居住方式倫理研究

居住方式倫理以居住主體的價值，居住主體與居住空間的關系，社會中各種因素成長、組合與嬗變綜合作用引起的居住方式流變為研究內容，其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初，伴隨世界范圍內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居住問題成為城市發展的焦點問題。20世紀50年代，居住學形成，居住方式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焦點問題，逐漸為西方的多個研究領域所重視，出現學科綜合、交叉的大趨勢。在中國，現代意義的居住方式研究開始是作為民俗學的研究內容承擔著啟蒙民眾的使命，20世紀90年代中葉得到一定程度的獨立發展。21世紀，城市化進程速度加快，傳統聚落與現代城居的矛盾，居住主體的多元化、復雜化與住宅理念一元化的矛盾，貧富差距、居住空間的隔絕與社會制度的公正性問題之間的矛盾以及西方居住學理論的引進，推動了居住方式研究的迅速發展。綜合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從人本主義出發探討居住方式的倫理本質及現代居住行為的價值缺失問題。有的研究綜觀古今中外的居住文化，主張住宅建設必須以人為本才能讓人們對生活更滿意，才能共建和諧的人際關系，而現代城市高層住宅與小區正背道而馳，造成使用者的不滿。有的研究認為，雖然現代城市住宅建筑已開始強調人的參與和改善人的居住感受，但中國的城市規劃本質上仍未擺脫功能主義的影響，住區規劃“見物不見人”，缺乏人文關懷的問題依然很嚴重。鑒于此，邱建偉博士在其論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設計的人文反思與非線性思維觀建構》中，主張研究或借助西方建筑模式、生活模式的自然主義、人本主義思潮指導中國的建筑觀、居住觀，或者致力于以傳統“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作為今天住宅建設者的學理依據。

第二，從政治倫理層面探討公眾參與城市規劃、居住建設的權利。根據1987年國際建筑師協會的《布賴頓會議宣言》提出的城市住宅的發展均勢，未來的居民是最主要的決策者與建設者。按建筑規劃設計的步驟，市民、設計師、政府官員分別承擔著不同的義務，由此產生了對不同角色職業倫理問題的探討。目前，國內研究多為對建筑師、城市規劃設計師和政府官員的職業倫理的探討，而對于城市規劃、居住決策的“公眾參與”問題的倫理研究很少有涉及。其中，對政府官員職業倫理問題的探討主要從百姓“難住”、“住難”的現狀及其居住政策、法規的研究中加以體現，如張增船指出，“住有所居”是當前的一項民生大計，有著人道主義、制度公正、人權等內在倫理意蘊，在現有的制度環境下，政府責任的缺位、財稅體制和土地政策的倫理失范，使“住”成了居民的沉重負擔。居住危機實質上就是制度倫理危機。

第三，從制度倫理與關懷倫理層面探討中國的弱勢群體居住生活中凸顯的倫理問題。這是目前中國居住倫理研究亟待重點關注的領域，然而卻處于相對匱乏的狀態。現有的研究有的著力從整體探討城市“居住弱勢群體”的倫理問題，如焦怡雪的博士后報告《城市居住弱勢群體住房保障的規劃問題研究》，將“居住弱勢群體”界定為居住現狀水平不能滿足基本居住需要又無法通過市場途徑改善居住狀況的群體，提出城市居住弱勢群體住房保障的目標為實現人人享有適當住房的社會權利。有的則具體研究了“年齡弱勢群體”——城市老人的居住問題。21世紀，人口老齡化成為中國面臨的突出社會問題，老年人居住問題的研究持續升溫。與20世紀不同的是，這一時期的研究更多關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如王江萍在《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研究》中指出，孤獨感和沮喪感是獨居老人的普遍精神狀態，傳統的以“孝”為核心建構的住宅設計和家庭居住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緩解老人的這種狀態，使老人能夠獲得幸福的晚年生活。有的研究針對“絕對弱勢群體”——農民工的居住問題作以初探，如單孝虹的《失地農民集中居住新區的道德倫理建設初探》強調，農民工居住在城市中，形成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其居住方式或大或小地影響著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實際上，農民工的居住方式彰顯出的是制度的公正、公平等倫理問題。這部分的研究應當成為倫理學各個領域研究的核心內容。

第四，從家庭倫理的視角透析反傳統的“特殊家庭”的居住倫理問題。由于家庭組織形式和成員間倫理關系、社會地位的不同，家庭成員的居住方式、日常的交往形式存在巨大的差異。有的研究探討了“丁克家庭”的家居方式，如梁旭的《“丁克家庭”的居住問題研究》指出了“丁克家庭”這一居住方式對傳統婚姻、家庭價值觀念的巨大沖擊。有的則研究了城市的“空巢家庭”，如侯立麗的碩士論文《我國城市“空巢家庭”居住模式研究》指出，計劃生育造成“空巢家庭”成為未來中國人的主要居住方式，對于“空巢家庭”，除了來自家庭、社會的人文關懷外，還必須實現空巢家庭住宅設計的人性化、住宅環境的環保性和住宅社區的交流性特征，這樣才能確保空巢家庭的和諧。實際上，除了城市“空巢家庭”，鄉村也表達出日益糾結的家庭、社會倫理困境：夫妻長年外出打工，孩子和老人形成“空巢家庭”，由于相比由此導致的“留守兒童”的倫理問題，老人的居住倫理問題已顯得微乎其微了，所以這部分的倫理研究少有人問津。

第五，從社會倫理的層面探討社會轉型期間出現的居住方式倫理問題。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空間資源分配不公導致階層分化，由此映射出社會階層分化后不同階層居住方式的封閉與隔絕、貧富差距日趨擴大等諸多社會倫理問題。在中國現有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住房資源不僅被市場“看不見的手”掌控，更為權力所控制，于是，腐敗現象叢生，尋租活動猖獗，有限的住房資源分配失衡。就此，劉精明指出，舊城改造的過程就是一個城市優勢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是權力和金錢占有教育、交通、環境等最好的資源，而拆遷居民逐步被邊緣化為弱勢群體的過程。居住資源分配不均導致空間使用上的隔離與分化，客觀上形成了社會的階層隔離和貧富隔離。鑒于此，研究者試圖提出有效的解決路徑，秦紅嶺在羅爾斯正義論的啟示下，強調了城市規劃者的社會責任。有的研究則通過對美英等國的實踐分析，提出“混合居住”的方式，以解決居住分異、空間資源分配失衡等問題，實現社會的和諧。但唐曉嵐反對“混合居住”方式，認為這樣可能引發和激化階層矛盾，應該加強以政府管理為核心的社會調控的介入，以達到各階層居住利益的公平。

總之，目前國內關于居住方式倫理的研究從各個層面反思了中國現代居住方式存在的倫理困境，但研究也存在非獨立性、非系統性特征。此外，研究更多關注的是政治制度倫理的否定維度即保障性制度的研究，而非諸如公眾權利、公眾參與、公眾監督等的維度；研究還局限于城居生活方式的探討，鄉居方式的研究甚少涉及；對居住主體范圍的倫理研究也亟待擴大。

四、結語

“住”是人類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質需求和行為，而以居住建筑倫理、居住環境倫理與居住方式倫理為本質內容的居住倫理，蘊含著人道、人性和人本，公正、平等和幸福等豐富的倫理道德內容，不管時空如何變幻，都必然折射出個體的追求與價值、整個社會的文化精神和價值取向。所以，它本應為倫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然而由于主客觀的因素，相較于發達國家理論成熟、視閾開闊、方法多元的居住倫理研究，中國的相關研究起步晚，目前還處于對居住的倫理問題進行多角度反思與學理基礎的探索階段。因此，這些反思和探索必然存在著諸多的不足，而彌補這些不足，推動中國的居住倫理研究走向獨立，實現學理化、系統化和人居價值指導正是未來研究者的目標所在。

注釋

第8篇：中外建筑差異論文范文

關鍵詞：遺址遺跡；利用；綜述；研究現狀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3-0148-04

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被稱為“無聲的紀錄片”。無論是站在建筑學、藝術學還是旅游學的角度，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我國擁有豐富的古跡資源，世界文化遺產多達28處，對其合理利用有利于延續傳統文化。有學者曾指出：文化是旅游之魂，為旅游注入品質內涵；旅游又為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提供廣闊市場[1]（張培端，2008）。

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載體，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的價值已得到廣泛認可，同時也是重要的、不可復制的社會資源。相關研究正不斷深入、范圍和方法也在不斷拓展。本文對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相關研究進展進行綜述，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作出展望。

一、相關概念界定

世界遺址遺跡研究領域的權威組織——國際古跡理事會（ICOMOS）于1964年頒布的《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威尼斯》）曾指出：“……歷史文物……不僅包含建筑，也包含任何能夠見證文明、社會發展及歷史事件的、來自于城市與鄉村的環境”；“它（遺跡）絕不局限于偉大的杰作，也可以是過去不太重要、但隨著時間流逝重新獲得文化象征的任何作品。”

遺址遺跡類資源應具備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反映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的成就。在這一點上它與文物相同；但遺跡又是一種特殊文物，是不可人為移動的。

根據《文物保護法》，遺址遺跡類資源相當于如下范疇。

一是具有歷史文化、科學藝術價值的古遺址、建筑、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畫等；與著名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及人物有關的；具有重要紀念與教育意義、歷史價值的近現代重要史跡、建筑。

二是根據我國國情，具體表現為單體古建筑、歷史街區、歷史文化名城等形式。1972年法國巴黎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將文化遺產定義為“歷史文物、歷史建筑及人類文化遺址。”并進一步細分為“物質”和“非物質”兩種文化遺產。本文討論的“遺址遺跡”的概念則相當于“物質文化遺產”中“不可移動”這一部分。

《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將常見旅游資源劃分為8個大類、31個亞類、共計155種基本類型。其中遺址遺跡類（E類）旅游資源分類詳情，如下表所示[2]。

二、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及其利用研究現狀

參考文獻來自CNKI及互聯網等，年份從1999年至2011年。從研究方法看，早期以定性研究為主，兼有少量定量研究；近年來受國外研究影響、及數學建模工具大量引入，定量研究逐漸成為主流。

從研究內容看，1999年-2005年相關研究多集中于旅游資源開發、保護等領域；近年來在基礎研究繼續深入的同時，大遺址研究、旅游市場、資源開發與城鄉建設、公共管理及政府職能等逐漸成為新熱點。

（一）關于遺址遺跡類旅游地形象

旅游地形象是指旅游者對接待地旅游資源、產品和服務的總體印象及評價。由于資源同質化現象一直嚴重，鮮明的旅游形象便成為競爭力的基礎。

郭曉康（2011）針對山西平遙旅游發展現狀，提供確立當地旅游形象定位的一系列措施，如對建筑風格重新思考、引入“旅游形象識別系統（TCIS）”等[3]。李鋒（2008）借助Logit模型對影響古城鎮旅游前感知形象要素進行一系列研究，指出8個重要因子并分析其作用程度的大小[4]。陳建明（2008）利用SPSS從物質景觀、社會文化兩方面對鳳凰古城旅游形象要素進行分析，并研究旅游者類型對其影響[5]。

（二）關于遺址遺跡類旅游市場及旅游經濟

目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市場綜合分析、旅游地經營模式的選擇等方面[6-10]。

侯建會（2009）通過比較山西、陜西兩省遺跡類旅游業發展特點及差異，指出并分析下列影響因素[6]：資源構成結構的差異；文化側重點的差異；價值認知與推介模式的差異。

他指出：“文化溝通與精神上的共鳴有助于提升旅游質量，因此應當建立文化產業與旅游業間的互動關系”。這也是未來開發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的必然趨勢。

劉青（2008）利用波特五力模型分析了四川成都主城區名勝古跡旅游行業競爭現狀[7]，結論可推廣到更大的市場范圍，為進一步研究同類市場提供參考。

當前，我國遺址遺跡類旅游區的典型經營模式有“轉讓式”和“管理式”兩種[8]。前者表現為政府向有關市場主體轉讓其對景區的經營、管理與收益權，傾向于市場化運作；后者需要行政部門直接推動，有一定的官辦壟斷性。

蔣滿元等（2008）針對文物古跡資源開發過程中涉及范圍的廣泛性、相關利益主體的復雜性，對有關經濟主體的行為進行博弈分析，認為在建立有效市場監管的前提下，輔之以恰當制度安排，才會推動各經濟主體由競爭走向合作[8]。薛婉珍（2009）認為評價文物古跡的經營管理應從保護狀況、經營績效兩方面考慮[9]。前者包括項目投入、政策執行力和完整性；后者包括經營管理活動帶來的實際收入、成本控制等。

多數遺跡類景點在開放后實行購票參觀，既是經濟手段又是管理手段。首先，為了避免過多游客活動造成破壞，門票起到控制游客數量的作用；其次，面對目前財政撥款不足的困境，門票收入也是景點經費重要來源。李曉東（2002）針對部分古跡景點門票價格過高現象進行研究，指出財政支持不力、彌補虛空、價格聽證缺失都不利于指導科學定價；另外商業化泛濫也使景區逐漸失去公益性質，成為某些單位賺取利潤的工具[10]。

近年來隨著大批景區實現免費參觀，這一問題已得到緩解。文物古跡的公益性質正在回歸。

（三）關于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

保護問題在全部研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相關理論較為成熟的領域[11-21]。

隨著各地城市化進程加速，遺址遺跡的生存空間日趨狹窄，與外來開發的沖突也在不斷增多。寧夏曾發生一系列古墓葬在商業開發中被損毀事件，部分文物甚至被開發商私人占有[11]。2012年初重慶行營被開發商強行拆除事件[12]，再次刺痛了媒體及民眾的神經。城市建設規劃與文物保護兩者間的脫節，將考驗決策者的素養及政治素質[13]。

關于開發與保護的爭論由來已久，文獻頗多。王小斌（2009）結合四川彝族“漁沙拉聚落”保護規劃與當地旅游業發展，認為邊遠村落民族心理較為穩定，不易受外來文化沖擊。若在良性思想指導下適度發展旅游業，對其民族文化的保護、挖掘、整理和展現有積極推動作用[14]。宋子千、宋瑞（2010）針對周莊、宏村等4個古村鎮，在對居民、專家兩個群體調查基礎上利用成本—收益模型對當地旅游開發效果評價進行實證研究[15]，認為旅游開發總體來說是利大于弊。總之在這個問題上，一切偏激思想都是需要摒棄的。我們反對任何短視行為，也反對一味保護而放棄開發的行為。因此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還將持續存在。

張柏（2005）認為應關注對遺址遺跡周邊環境的保護[16]，包括物質環境與歷史文化環境。由于環境具有動態性，要根據變化的性質謹慎對待。羅述龍等（2010）根據深圳寶安區文物古跡現狀，運用“主因子法”對該區80余處文物古跡按其內在價值、保護狀況、影響因素等進行定量評估，劃分為3類預警方案，以此為依據制定保護與開發措施[17]。

古跡、古建筑作為城市景觀特色重要構成部分，通過科學規劃，完全會使歷史遺存及其周邊特色環境在新環境里繼續發揮功用。陳軍（2005）從寶應縣城鎮規劃案例出發，提出城市更新應考慮保護古跡、塑造特色、完善功能等方面，使古跡在當代城市中得到更好的保護[18]。吳良墉（2009）認為城市功能區、交通線及生態系統的設置都要針對“城市性質如何為旅游發展服務”這一問題，既保持古城整體性又要控制周邊環境[19]。鄒珺（2004）指出各地古跡規劃多隸屬于總體規劃，由于《城市規劃法》有其自身缺陷（如政府自由裁量權過大），古跡規劃很容易帶有傳統城市規劃的缺點；另一方面，當前各地建設規劃多委托專業機構或高等院校設計，較為程式化，往往脫離實際或違背設計者初衷[20]。于學文（1999）通過回顧北京市數十年來發展過程中古跡保護工作的經驗教訓[21]，認為應利用“控制性詳細規劃”對古跡周邊地帶提出明確的建設控制要求，并建議利用經濟杠桿協調兩者間的關系。

（四）關于“大遺址”類資源的研究

“大遺址”概念，是我國近年來針對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保護的需要而提出的。目前在我國2 351處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古墓葬及古遺址占到710處，其中“大遺址”為583處[22]。

“大遺址”最早由蘇秉琦于1980年代提出[23]；1997年《關于加強與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首次以官方形式提出“大遺址”概念[24]，當時專指“大型古文化遺址”；繼2005年設立“大遺址”專項保護經費后，“十一五”規劃正式確定將重點保護100處大遺址；2009年“中國大遺址保護洛陽論壇”提出：我國初步形成“長城、京杭大運河、絲綢之路‘三條線’、西安洛陽‘兩大片區’為核心，100處重要大遺址”的格局[25]。一時間“大遺址”受到全社會高度關注。

從“遺址”到“大遺址”，正是我國遺址保護工作走向深入的重要環節[26]。由于這是個相對較新的概念，目前學術界還沒有作出權威定義。相關研究集中于大遺址的保護利用、規劃制定、大遺址與周邊環境及城鄉建設的關系等方面。

從屬性上看，傅清遠（2008）認為大遺址專指那些在規模及文化價值上突出的文化遺址，具有遺存豐富、信息量大、不可再生的特點[27]。張忠培認為大遺址除具有藝術、科學、歷史價值，還有文化價值[23]。指出大遺址“不但包括各王朝或民族政權遺留的、有代表性的遺跡、陵墓、地下遺存物及交通遺址，也包括根據歷史傳說修建的紀念性建筑物（如黃帝陵）等”。

從規模上看，孟憲民（2001）指出大遺址是古人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建設、從事生產生活的遺存[28]，是“大規模的文化、環境遺產”，認為它與自然歷史環境相關，具有一種自為或計劃的群體系統。董欣（2004）認為“面積在3km2以上、有明顯區域性”即符合大遺址特征[29]。朱光亞、崔明（2006）認為大遺址并非新的遺址類型，而是各種大型古代文化遺存[29]。張祖群（2006）指出大遺址可界定為“具有重要價值的大面積文化遺存”。其“大”的概念體現在相對規模大、綜合價值大、存在問題大、保護難度大等方面[30]。

通過總結思考，筆者認為“大遺址”應具備如下特征。

1.依托于單個或數個有關聯的文物單位。范圍除中心區域，也包括周邊任何相關環境、風貌等。

2.面積達到一定規模，埋藏有較豐富或重要的文物、古遺跡等。具有較高的科研價值和一定社會影響力。

3.周邊環境較為復雜，可能涉及多個管轄部門。

4.多為露天形態，易受外來損害。

《威尼斯》指出“保護文物建筑，意味著要保護其周邊環境”。白海峰（2008）以大遺址環境為切入點研究西安附近漢長安城、大明宮遺址等保護利用情況，認為大遺址環境整治應與所在區域發展相結合[31]。冀和（2007）以通濟渠為例探討“線形大遺址”這一特殊形態大遺址的保護問題，認為它實質上是穿越不同行政區域的“文化帶”，合理保護有利于沿線地區城鄉建設、提高社會經濟效益[32]。肖莉（2010）認為大遺址屬于土地資源，兼具土地價值與遺產價值。但兩者效益常存在矛盾，因此首先要從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入手[25]。事實上，對大遺址保護與利用并行、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已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樊海強（2005）認為實現大遺址的產業化經營應堅持主體多元化、保護展示現代化、開發深度化、商品市場化、管理科學化[33]。

關于大遺址與社區關系的研究，趙宇鳴、趙榮（2006）利用薩繆爾森的“外部性理論”分析大遺址保護區的居民行為，提出消除“負外部性”的措施是加大政府的購買支出[34]。張宏（2009）通過研究漢長安城內部聚落發展趨勢及其對遺址的影響，提出解決聚落搬遷問題的措施[35]。

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指出“大遺址保護與利用應作為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內容，不斷創新展示與利用模式[22]”，近年來各地在不斷摸索大遺址保護利用的新思路。2001年浙江批準設立“良渚管理區”并設立專門管理機構、創新管理模式[36]；還有人建議在大遺址密集地設立國家級保護區[37]，認為有利于統一保護利用、取得政策技術支持等。

三、總結與展望

總體來看，關于遺址遺跡類資源與旅游業的研究仍有限，但涉及面廣，已有一定建樹。從文獻來源看，近年來核心期刊的文章數量有所增多，涉及各個領域（表2）

（一）研究對象

縱觀全文，目前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文獻多集中于旅游市場及目的地研究、旅游資源、綜合規劃、旅游與環境及社區的關系等；而有關旅游者心理及行為、線路設置、旅游產品開發等則是今后需要關注的方向。

由于遺址遺跡類資源研究處于學術交叉領域，文獻多以建筑類、高校學報及綜合性雜志為主，純旅游研究型雜志寥寥無幾。作為旅游研究的前沿陣地，旅游學術刊物應更加重視遺跡類旅游資源在旅游業中的重要地位。

（二）研究方法

未來旅游學研究的重要方向是實證研究，可進一步分為數理研究、案例研究等，要求研究者能夠提出假設并加以驗證。相對于國外同類文獻以實踐性強、視野廣闊著稱的特點，國內文獻目前仍停留在感性階段，以理論構建與前沿性研究為主。近年來定量研究、個案研究已有長足進步，多為定性與定量方法兼備。但研究方法、研究領域等略顯單一，且多照搬國外相關經驗。這也反映了中西方旅游課程教育模式的不同。

（三）研究區域

目前研究以中東部旅游較發達省份最為活躍；西部地區則以大遺址領域為主，綜合型研究仍然匱乏。西部民族區域（、青海、新疆等）擁有豐富古跡資源及特色文化，近年來隨著區域開發的不斷深入，當地旅游業發展如火如荼，相關文獻已有一定數量，如羅會光（2008）分析新疆新和縣文化古跡資源開發利用的利弊[38]；次旺（2011）就的古跡資源及開發價值作了初步探討[39]等。受環境及研究方法所限，以基礎型研究為主，實證分析尚不深入；涉及宗教旅游、生態等專題性研究也相對缺乏。填補相關空白有助于全社會更好地了解當地旅游資源及旅游業。

（四）研究展望

隨著全社會對于遺址遺跡的討論不斷升溫，良好外部環境有利于推動相關研究進展。

我國擁有日益龐大和完善的旅游市場，面對劇增的境外旅客，遺址遺跡類資源日益成為對外宣傳本國悠久歷史及特色文化的重要基地，地位愈加明顯。在深入基礎研究的同時，以資源密集區為重點、以國內外相關研究為基礎，進一步拓寬視野和方法成為當務之急。

通過回顧十余年來研究軌跡，旅游資源、旅游產業、旅游規劃等傳統領域仍占據主流；有關交通設施、旅游者特征、市場營銷、產業政策等新興研究仍具發展潛力。近年來隨著我國文化旅游業快速發展，遺址遺跡類資源商品化、產業化程度日益提高。由于各地的資源在規模、價值及功能上各不相同，如何合理選擇及評價開發方向、開發模式，值得探討。

從研究方法上看，針對前沿理論的綜述、定性研究將趨于穩定；針對實證的定量研究及混合研究將持續增長。由于研究對象的隨機性及建模的不嚴密性，研究結論存在局限。因此某些開創性研究仍有必要深入開展，在不同區域和文化環境中接受更多驗證。

從政府及社會扶持力度來看，近年來源于各級科研基金、特別是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正在增多，對旅游學術研究的重視度在加大。未來針對遺址遺跡類資源的研究需要更多聯系實際，真正服務于旅游學科及地方旅游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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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外建筑差異論文范文

關鍵詞：復雜系統；城鄉空間；城鄉關系；城鄉空間統籌規劃

中圖分類號：F294；N94 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近十幾年來，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城鎮化進程逐步加快，城鎮化水平日益提高。從1978年到2011年，城鎮人口從1.72億增加到6.9億，城鎮化率從17.92%提升到51.27%。但同時，在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中仍然存在諸多矛盾，如城鎮體系發展不協調、大城市人口過度集中，資源環境承載力受到嚴重考驗，小城鎮建設遍地開花，相同職能類型的城鎮重復建設，同時廣大農村地區建設滯后，城鎮化進程對資源消耗過大，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嚴重等。在此背景下，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首要任務是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規劃是城鄉一體化的龍頭，是基石和前提。從本質上看，新時期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應是以優化“城鄉關系”為重點的城鄉空間融合規劃，其基礎工作則是認識城鄉空間的復雜性。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起源于城市空間復雜性的探索，作為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人口集聚為主要的居民點，其“復雜的非線性”空間特征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被提及[1][2]，但直到80年代非線性科學和復雜科學理論和方法不斷應用于城市系統領域，才真正開始形成復雜城市系統研究洪流。由于過分追求城市發展而導致城鄉用地矛盾及空間利用“破碎化”等問題，城鄉關系優化及城鄉空間統籌被提上日程。因此，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角度也由城市擴展到了城市—鄉村。

然而由于多種原因，我國城鄉統籌發展及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仍然面臨著城鄉關系的惡化和城鄉空間分離的挑戰。在此背景下，理論和方法論上的探索與創新成為推進城鄉統籌發展、落實研究重點和突破研究難點的關鍵。基于此，文章對國內外城鄉系統空間復雜性的相關文獻進行詳盡梳理，以厘清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脈絡，為今后進一步研究提供借鑒。

2 城市空間復雜性研究進展

2.1 國外城市系統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追朔其研究源流，有四個主要支流倍受關注：一是分形城市，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與異速城市保持研究邏輯同構；二是元胞城市，崛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最早追溯到70年代，與動力城市及網格-主體城市存在一定淵源；三是分形與元胞城市于90年代合流[3]，統一于自組織城市研究主流；四是非線性動力學的發展，和復雜網絡理論的興起，為傳統城市網絡系統復雜性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支撐，從而奠定了復雜網絡城市研究流派。

（1）異速城市。早在20世紀50年代，Clark就發現城市人口密度距離衰減的負指數律（Clark定律）[1]，此后許多學者如Noroll[2]、Smeed[4]、Nordbeck[5，6]、Gould[7]、Dutton[8]、Lo[9]等紛紛通過實驗研究證明：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之間滿足冪指數關系，即城市擴展存在異速生長現象，系統建立了系列城市異速生長函數，其中以Smeed的城市人口負冪律模型和Nordbeck-Dutton的城市人口-面積冪指數模型最具影響力，為此Clark模型的負指數律受到廣泛置疑和批判，尤其是與異速生長律同構的分形學派。近年，我國一些學者（陳彥光、劉繼生）通過數理推導，統一了冪式異速生長關系與負指數人口分布之間的邏輯不兼容，從而將城市系統納入簡單性與復雜性的對立統一體系中[10]。

（2）動力城市。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人們開始意識到基于牛頓力學的傳統靜態空間模型（如引力模型、潛力模型、空間擴散模型、距離衰減模型等）不能有效解釋城市自組織的動態演化過程。因此，城市系統的動態演化過程和行為機制受到廣泛重視。1969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J.W.Forrester率先將系統動力學引入城市結構變化研究，創立城市系統動力學模型（Urban Dynamics），即構建一系列反饋城市系統要素關聯的微分方程；1971年，A.G.Wilson引入最大熵原理，改造Lowry模型，構造了城市動態學模型，即構建一組展示城市突變的非線性方程[11]。二者開創和引領動力城市研究潮流：一方面，大量學者從系統動力學視角，系統開展了城市人口、經濟、環境、資源、生態等子系統的相互作用機制及可持續發展預測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學者運用突變論、協同學等全面揭示了城市空間變化的動力學過程，如Amsin的城市突變方程和Weidlich & Hagg的區域遷移動力學方程[12]。

顯然，動力城市模型研究多以系統構成要素的關聯反饋為主，缺乏位置、距離等空間要素的考量，無法有效反映城市空間的動力演化過程；部分模型盡管開始考量時空變量，但多以宏觀尺度為主，缺乏對個體行為和微觀結構引致的空間變化分析。這為后來的復雜城市系統研究提出新的課題：如何從宏觀到微觀、從系統要素關聯推演到城市空間演化？也相應促使分形城市和元胞城市研究的孕育和萌發。

（3）分形城市。分形城市源于分形思想的城市形態、結構的模擬與實證研究，其歷史可追溯到20世紀初的城市統計分析，但最終奠立分形城市研究的是Mandelbrot B.B.[13]，隨后Batty M.及Longley P.A.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長期全面地對城市及城市系統的內部空間結構展開分形理論和實證研究[14][15]，系統奠立全新的分形城市研究的理論體系和計算模型。近年，分形城市研究領域不斷擴展，從城市內部形態向內逐漸細化至城市建筑，向外逐漸擴展到城市體系：微觀層次——城市建筑分形，主要運用分形幾何學，從建筑審美和城市設計視角，解析城市公園、城市街區、家居環境、建筑外觀等建設和設計理念的“最優形態”。中觀層次——城市內部分形，研究最為廣泛，內容涉及城市邊界、景觀、人口及城市化、土地利用、經濟、交通網絡結構等方面[16]。宏觀層次——城市體系分形，以城市等級規模、空間作用、中心地體系為主[17]。

（4）元胞城市。元胞思想應用于城市系統研究歷史已久，早在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就有學者零星運用CA計算模擬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發展過程[18]。70年代末，Tobler將CA模型引入地理學，創立“細胞地理學”[19]，并率先實證模擬了美國底特律城市擴展過程。受其影響，80年代中期美國的 Couclelis和英國的Batty等人，率先在城市動態模擬領域開展CA理論和實證研究[20][21]，引領一些學者在城市規劃領域作了嘗試性及至深入性的應用和擴展。90年代以來，隨著GIS技術日益成熟，GIS-CA模型成功實現融合，學術界掀起一股CA城市系統研究熱潮[22]，研究內容集中于城市系統形態生長、土地利用、城市景觀、位序-規模等領域[23]。

（5）自組織城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系統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混沌論、分形理論、人工智能-生命理論、自組織臨界論、自適應系統論等復雜科學理論與方法不斷應用于城市-區域系統復雜性研究，分形和元胞城市漸趨合流，形成自組織城市研究學派[24，25]，集中于耗散城市[26，27]、協同城市[28，29]、混沌城市[30，31]、自組織城市[32，33]、智能城市[34，35]、網格-主體城市[36]等領域。

（6）復雜網絡城市。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織，世界城市系統研究轉向網絡化視角[37]，從空間實體流（全球航空流、貨運流、城際交通流、城市-區域人口流等）[38]和虛擬流（互聯網、信息流、社會網絡、通訊網絡、技術研發區位和擴散、生產業網絡等）兩個方面[39]，揭示城市系統關聯的網絡復雜性研究成為熱潮。Taylor構建“連鎖網絡模型”（Interlocking Model），通過跨國生產企業空間聯系實證分析，得出全球城市網絡的組織方式仍為等級或位序的“累積”[40]。近年來，隨著圖論和統計物理的融合，復雜網絡理論取得大發展，一些學者從城域（城市內部）和城際（城市體系）兩大視角，從交通聯系（交通網絡、交通流）、社會聯系（人口遷移）、企業聯系（公司交流、企業合作）、信息交流和創新擴散（因特網、電話呼叫、技術交流、創新擴散等）等方面，將復雜城市系統抽象為復雜網絡，系統分析了城市系統網絡拓撲連接的復雜性規律[41]，如無標度性、小世界性等的驗證，脆弱性或魯棒性評價及控制，以及動力學演化與傳播特征等。

2.2 國內城市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國內城市空間復雜性研究集中于兩大視角：一是哲學思辨和定性描述，借鑒復雜科學理論和方法，架構城市系統的復雜性理論體系，揭示城市系統的非線性、自組織性、突變性等復雜性規律[43，44]；普遍認為城市是一個極為復雜且處于動態變化中的巨系統，表現出非平衡性、多尺度性、多層次性、不確定性、非線性、突變性、自組織性、自相似性、隨機性、無序與有序交互性等復雜性質[45，46]。二是計量分析和模型模擬，或者通過實證分析揭示城市空間結構復雜性，或者創新性建立城市空間演化模型，成為當前研究的焦點和前緣[47，48]。

與國外一樣，國內城鄉空間復雜性計量研究也以城市系統研究最受關注，成果最為豐富，形成兩大陣營：城市內部和城市體系，但主要為城市地理學家所關注，與國外的多樣研究學科背景不同。同時，研究的內容也相對較窄，主要集中于空間結構[49]和空間演化[50]復雜性研究兩個方面。前者側重于借鑒分形理論、元胞自動機等復雜科學理論，從城市內部景觀結構、土地利用、人口分布、交通網絡以及城市體系空間形態、分形體系、等級結構、網絡聯系等方面，揭示城市系統空間結構的復雜性，以分形城市、分形城市體系和元胞城市為代表[51]～[54]。后者側重運用突變論、系統動力學、灰關聯系統、自組織理論、復雜適應系統論等復雜科學理論，開展城市空間演化過程（相變及突變）和動力機制（自組織和他組織）的定量研究和模擬預測，如動力城市[55]、自組織城市[56]和主體城市[57]。

研究方法上，以靜態數學模型[58]（等級體系標度模型、城市統計模型、引力-熵模型等）、動態演化模型[59，60]（城市空間動力學模型、異速生長模型、網絡動力學-細胞城市模型、分形城市模型、自組織城市模型）和智能模擬模型[61，62]（多主體模型、遺傳算法、虛擬城市模型等）為主，內容涉及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網絡、城市規劃、人口分布和遷移、景觀結構、城市環境、城市就業和居住、城市體系及等級規模分布等方面。張新生歸納城市空間增長的動力學機制，建立基于個體行為的城市空間動力學模型，實現威爾遜模型的擴展[63]。孫戰利將主體（Agent）引入控制因素層和動態交通層，構建了城市動態演化模型，實現了宏觀與微觀、空間變化與屬性變化相結合，面向對象的軟件系統，并在GIS的支持下，對美國Ann Arbor城動態發展進行了模擬[64]。陳彥光借鑒自組織理論，提出城市系統復雜性檢驗的三大判據：分形結構、Zipf定律和1/f噪聲[65]，并系統運用分形理論，實現實空間-相空間-序空間的統一，構建了系列蘊含靜態和動態、功能和結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擬和預測于一體的分形城市系統模型：引力模型及推廣模型、異速生長模型、空間動力學模型、等級規模模型、自組織演化模型等[66]。

3 城市—鄉村空間復雜性研究進展

3.1 國外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長期以來，人們通常只是將城市和農村孤立起來分析，城鄉關系研究薄弱。上世紀末，一些學者紛紛呼吁重視（城鄉）關系復雜性研究，認為關系（經濟聯系的復雜性）及其空間結構（景觀的復雜性）的復雜性規律研究應成為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重點范疇，經濟實體及其相關作用關系所引起的經濟地理發展和變化過程應成為研究的中心[67]。

直到近年，以城市為依托的中心發展型面臨突出結構性問題和缺陷，城鄉之間缺乏有效和有序的聯系，表現為“脫臼的經濟”（Dislocation Economy）形式，人們才開始重視城鄉關系復雜性研究。研究內容集中在“城鄉對立”（Urban-rural Independence）[68]、“城鄉互動”（Urban-rural Interaction）[69]和“城鄉互助”（Urban-rural Partnership）[70]等方面，研究視野和切入點多集中于發展中國家（地區），或許是發達國家的城鄉一體化已經成為“過去完成時”。人們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區域問題呈日益復雜的態勢，解決這種復雜城鄉關系失調問題的根本路徑是實現“鄉村-城市關聯觀”（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71，72]。Cooke[73]、OECD[74]、Murdoch Jonathan[75]等人則從城鄉關系網絡視角，明確提出城鄉協調發展的“網絡”化模式。

但這種城鄉關聯復雜性的研究范式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對空間的關注相當有限，更多的只是在城鄉經濟社會差異（社會問題、健康衛生、政策體制、意識形態等）、經濟社會要素流動（人口遷移、產業聯系、資源和資本轉移）等方面部分提及城鄉關系作用的復雜性問題[76]，專門而系統的空間復雜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鄉交錯帶（邊緣區），普遍揭示出其空間結構的動態過渡性、人口社會學特征多元化、經濟發展復合型、土地利用多樣化等復雜性特征[48]，以McGee的亞洲城鄉一體化“Desakota”空間研究為代表[77]。

3.2 國內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城鄉關聯是一個泛合的概念，涉及社會學、規劃學、地理學、經濟學、人口學、生態學等眾多學科。研究視角集中于空間區位關系（地理學）、工業-農業關系（經濟學）、市民-農民關系（社會學）、斑塊-基質關系（生態學）四個層面[78]。地理視角上的城鄉研究倍受關注，成為熱點，已經形成理論和實證、定性和定量、時間和空間的研究范式。研究理論涉及城鄉融合論、城鄉協調論、城鄉一體化論、統籌城鄉發展論、城鄉網絡化發展論等[79-81]；研究區域觸及中國和外國、東部和中部、西部、發達和欠發達地區、城鎮密集區和非密集區、沿海熱點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82-84]；研究時間尺度以建國以來為主，并考慮信息時代和數字時代的影響[85-86]；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不多，以關聯協調模型為主[87，88]；研究內容主要從城鄉聯系和作用切入，涉及城鄉關聯的歷史演進、空間差異、影響因素及動力機制、協調對策及發展模式等[89-91]，總體存在兩個研究傾向：一是不考慮城鄉地域空間差異性，研究二者相互關系的發展變化，忽視城鄉關系的空間復雜性；二是研究城鄉關系的靜態空間分異與組合，而忽視其地理變化過程的自組織性。

4 結論與研究展望

城市和鄉村的歷史淵源決定了城鄉關系的不可分割性，工業化和社會化發展使得二者在空間上越來越隔離，同時也在城市和農村內部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了解決各自的發展問題，最終需要回歸到二者的統一，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空間統籌規劃就是對這種訴求的回應。當前，在國內掀起新一輪城鄉統籌規劃熱潮的背景下，城鄉空間統籌研究具有十分廣闊的研究前景，我國幅員遼闊，各類城市與鄉村所處社會經濟背景迥異，也為國內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提供了廣泛的研究案例。本文通過對國內外城鄉空間復雜性文獻回顧與梳理，得出以下結論：

（1）從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角度來看，城市空間成為中心，鄉村空間“被邊緣”。無論是國外的自組織城市（耗散城市、協同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細胞城市、沙堆城市和主體城市），還是國內的分形城市、自組織城市、元胞城市、虛擬城市、城市系統動力學、城市地理空間系統，多是借鑒系統科學和非線性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從區域論城市”，對城市體系（inter urban）和城市內部（intra urban）空間復雜性展開理論和實證分析，作為區域的重要載體——鄉村往往處于從屬地位，甚至淪落到被忽略的邊緣。城市—鄉村空間復雜性研究仍處于呼吁和倡導的階段。

（2）從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方法來看，方法集成綜合研究不強。分形理論和CA模擬技術的融合以及在協同論、耗散論和混沌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組織理論，雖體現了學術界集成各種方法和技術對復雜城鄉空間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但在具體的子系統或子集要素研究中多借助分形理論、空間句法或系統動力學的某個單一理論，綜合多學科、多理論對城市多要素和多系統的空間關聯分析不足。而且，傳統的研究多是從某一個時間斷面進行考察，而對于城鄉空間動態變化描述和模擬則需要新的方法和模型進行補充。

（3）從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內容來看，今后城鄉空間統籌研究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和深化：①城鄉關系空間復雜性研究。新時期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以優化“城鄉關系”為重點的城鄉空間融合規劃，當前，盡管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城鄉關系是由物質、經濟、人口遷移、社會、服務供應、政治行政聯系相互關聯、共同作用的構成的一個動態網絡系統，具有復雜性，但城鄉關系的空間復雜性研究幾乎空白，只有部分學者涉足城鄉耦合、關聯、協調的非線性規律和城鄉關系空間演化的動力機制；②城鄉空間自組織演化機制與模擬。已有不少西方學者建立了相關模型解釋城市空間自組織演化機制。而對于城鄉空間演化過程的分叉與選擇、混沌與有序、漸變與突變、競爭與協同、集中與分散等作用機制討論，利用開放性、非線性、不平衡、環境選擇等原理對自組織臨界性、相變性等過程的邏輯、實證和類比判據將會是以后研究的重點。加強對城鄉空間生長的模擬將會更理性把握城市空間拓展的方向、范圍、規模，解釋城市變遷的內在動力，透視城市化的本質，更好預測控制城市的發展；③城鄉關聯空間復雜性研究。以城鄉道路網為載體的城鄉關聯空間的復雜結構正逐漸被管理學、物理學等學科認識，打開地理學研究主頁，從網絡關系系統科學角度，探索城鄉關聯系統的空間自組織運行規律、交往協同演化機制的復雜性研究還相當薄弱；④城鄉社會網絡空間復雜性研究。基于復雜科學理論，對城鄉人口空間分布，市場網絡分形，交通網絡對區域經濟發展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化，特別是信息要素空間傳播、職業流動和社會資源關系等虛擬城鄉社會網絡，更需填補研究的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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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Urban-rural Spatial Complexity

DUAN De-zhong1， LIU Cheng-lia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Institute of Innovation & Strategic Studies，East C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