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史記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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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司馬遷與史記范文

（編 者）

司馬遷的《史記》開創(chuàng)了我國紀傳體史書的先河，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指出：“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濒斞赶壬Q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p>

司馬遷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記載：“吳王夫差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說：‘于周室，我為長。’晉定公曰：‘于姬姓，我為伯?！w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p>

筆者在閱讀太史公的《史記》時，卻發(fā)現司馬遷在對這同一件歷史事件的記錄是有一些不同的。如司馬遷在《史記》的其他傳記中對相同的事件還有四條不同的記載：

（1）《史記?秦本紀》“秦悼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于黃池，卒先吳。吳強，陵中國?！?/p>

（2）《史記?晉世家》“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p>

（3）《史記?趙世家》“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于黃池，趙簡子（趙鞅）從晉定公。卒長吳?！?/p>

（4）《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夫差十四年，因北大會諸侯于黃池，以令周室?！?/p>

對“吳晉爭長”這同一歷史事件的記錄，司馬遷在《史記》上的記錄，有四種記錄是相同的，一種記錄是不同的。但到底在“吳晉爭長”這一歷史事件中，是“吳國”爭長成功呢，還是“晉國”爭長成功呢？

司馬遷在《史記》的記錄中：記載“吳國”爭長成功的記錄有四條，分別是：（1）《史記?秦本紀》，（2）《史記?晉世家》，（3）《史記?趙世家》，（4）《史記?伍子胥列傳》；記載“晉國”爭長成功的記錄只有一條：《史記?吳太伯世家》。

那么，到底應該是哪一國爭長成功呢？

《史記?吳太伯世家》和《史記?伍子胥列傳》是記載吳國本國的人物和事情的，為避嫌，可以暫時不算。那么，還有三條記錄：（1）《史記?秦本紀》，（2）《史記?晉世家》，（3）《史記?趙世家》。其中《史記?晉世家》是記載晉國本國發(fā)展的，是為了避嫌，也暫時可以不算。這樣，記載“吳國”爭長成功的還有兩條記錄：《史記?秦本紀》和《史記?趙世家》。這兩個國家和晉國好像沒有什么關系。實際上，趙國是從晉國分出來的，這一條也暫時不算，剩下就是《史記?秦本紀》了。應該說，秦國與吳國、晉國沒有任何的從屬關系，這一條記錄應該可以算得上是最有說服力的。這一條記錄是“吳國”爭長成功。

其實，也用不著避嫌，司馬遷在《史記》中是秉筆直書的?！安惶撁?，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就是班固對司馬遷的評價。司馬遷也沒有為任何國家虛夸，在《史記?晉世家》和《史記?趙世家》里記載的都是“吳國”爭長成功，只是在《史記?吳太伯世家》里記載的是“晉國”爭長成功。依據這兩條記錄，也可以判定：司馬遷沒有為任何國家避諱。

第2篇：司馬遷與史記范文

關鍵詞：《史記》；司馬遷；取材

中圖分類號：K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11-0162-01

《史記》原稱《太史公書》，全書130篇，約52萬字。記三千年間事，上限起于黃帝，中經唐、虞、夏、商、周、秦，下限訖于太初。書中詳實地記載了紛紜復雜的政治興廢，眾多的人物事件，反應了豐富的社會生活，展現了多彩的歷史畫卷。無論是涉及時代之久遠還是囊括空間之廣闊，《史記》都是空前的，司馬遷也因此成為中國史上以歷史學家著稱的第一人。

司馬遷搜求了豐富的原始材料，并進行審慎的整理取舍，撰寫出一部通史。在史料的整理和抉擇上，司馬遷有其優(yōu)良的方法。他在《自序》中稱其總則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笨梢?，他是要把異傳的材料剪輯摘要，包羅到史記里面去。在對語句上進行技術處理的基礎上，更為重要的是對史實的理性抉擇。司馬遷一方面對所征引的材料歸納綜合，另一方面也適當增刪文字以體現自己的主觀傾向。綜觀《史記》取材的四個類覽，大致如下：

一、“厥協六經異傳”

《史記》所據之原料涉及的經傳，包括先秦典籍和當世流傳的著作，考本書中自述其所取材者如下：

寫春秋以前的歷史主要根據《詩經》、《尚書》。司馬遷在《孔子世家》里，談到孔子刪定《詩經》時，曾“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殷本紀》中有“自成湯以來，采于《詩》、《書》?！薄对娊洝酚恤斣?、齊詩、韓詩、毛詩好幾派，他采用的是魯詩?！渡袝酚梅鷤鞯慕裎摹渡袝?，也用了孔安國的古文《尚書》。

春秋時期用到的有《春秋》、《左傳》、《國語》、《公羊傳》。《五帝本紀》：“予觀《春秋》、《國語》”?！秴翘兰摇罚骸坝嘧x《春秋》古文?！边€有《論語》，《仲尼弟子列傳》：“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其他篇目中也多有引用。同時用《禮記》作補充，在《史記?大戴禮》中還采用了《中庸》、《夏小正》、《王正》、《五帝德》、《帝系姓》這些篇章。

記戰(zhàn)國的事用《秦紀》、《戰(zhàn)國策》。《秦始皇本紀》：“吾讀秦紀?！薄肚丶o》是秦國國史的名稱?！妒酚?六國年表》依據《秦紀》所編，以秦國為主，名曰六國，實記七雄。《戰(zhàn)國策》是一部國別體史書，主要記述了戰(zhàn)國時期謀臣策士縱橫捭闔的斗爭，是研究戰(zhàn)國歷史的重要典籍?！妒酚?孟嘗君列傳》里面孟嘗君手下馮諼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戰(zhàn)國策》。《史記?刺客列傳》有關荊軻的部分，也大量抄錄了《戰(zhàn)國策》的原文。

寫秦末到漢惠帝、文帝的時候，用的主要有《楚漢春秋》?！冻h春秋》一書乃漢初陸賈所著，至南宋時亡佚。所記從劉邦、項羽起事起，至漢文帝初期止，為一部雜史?！妒酚?項羽本紀》中流傳不衰的“霸王別姬”的故事，就是由《楚漢春秋》中采擷而來。

《史記》是我國先秦以及漢初歷史文化的總結,班固曾概括指出它們的聯系說:“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zhàn)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后事,訖于天漢?！睂嶋H引用的圖書遠不止此。司馬遷參考了大量古今圖書，經傳只是古籍中的一部份。除經書外，還有諸子、文、騷、賦等。

二、“整齊百家雜語”

在“整齊百家雜語”方面，司馬遷也費心做了一番工作?！罢R”這兩個字，既有綜合梳理，又含批判揚棄。這已經是創(chuàng)作，是以述為作。今列舉文本中的數例示之：

1.在《五帝本紀》的后面，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币庵赴偌抑v黃帝的事跡荒誕不經，是不大可靠的。

2.在《吳太伯世家》里有：“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謁王僚飲。”然而，《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記載：“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司馬遷對原材料中事件發(fā)生的時間做了更改。公元前104年，司馬遷主持訂定了太初歷，此處的更正便是以改正后的通行歷法為根據的。

3.在《刺客列傳》里太史公說：“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闭f一般人把這件事渲染得太過分了。下面說：“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接著就講自己的看法，說明司馬遷對百家雜語是有整合、選擇的。

司馬遷以這樣寬容、變通、剪裁、熔鑄的思想方法來看待百家雜語，采取舍短取長、出入增減的慎重態(tài)度，公正客觀地將歷史的得失利弊呈現出來。

三、“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司馬遷還利用了大量的檔案材料?！笆酚浭医饏T之書”，涵蓋了當代和前代的檔案文書。自序中所說“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所舉律令、章程等各種規(guī)章制度，即是石室金匱之書的主要內容。司馬遷任太史令之職時，有機會看到許多秘府典籍和秦漢文檔，那時史籍和藏書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甚至漢代各地方的行政報告，他那里都有。司馬遷充分掌握、利用了秦、漢的檔案文獻資料，所以《史記》中秦、漢部分寫得生動、詳盡。

可以看到，《史記》引用了計功檔案、專科檔案、詔令及有司文書、奏議文本、上計年冊、朝廷議事記錄等多項重要材料。具體來說，如《曹相國世家》所記曹參的軍功、《樊哪滕灌列傳》所記樊哈的軍功, 所列的斬、虜、降、定的敵軍人數及郡縣數, 均是依據“ 計功檔案” ；《扁鵲倉公列傳》記倉公所對的醫(yī)案是皇室所藏醫(yī)療檔案；而《史記》對西漢所屬各郡國情況的敘述, 則很多采用各郡國的上計年冊。

四、游歷訪問、實地考察

除此經籍掌故外，《史記》史料還有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親身見聞。耕牧河山、遷徙茂陵、宦學京師，二十歲以后，浮阮、湘，游淮、泗，遍及梁、楚、會稽間矣。三十歲以后，西征巴蜀、邛、i，滇黔風土悉知矣。其后官太史令，出入侍從，見之于《封禪》、《河渠》、《平準》諸書，武帝巡幸所至，史公悉與之俱。他游歷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處就訪問當地歷史古跡和遺老。司馬遷的廣泛游歷和親身見聞是其研究大量歷史文獻所得的重要補充，他往往還把他們互相結合起來。現引數例觀之：

1.《五帝本紀》：“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庇谑?，“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p>

2.《孟嘗君列傳》：“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于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彼抉R遷曾困厄于鄱薛彭城，薛在滕縣西南，是孟嘗君被封的所在。

3.《齊太公世家》：“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孔子世家》：“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等等。

司馬遷的出游，搜求了大量史料，其中也包括他看到的好些古代的遺跡，聽到的好些古代的逸聞，包括神話、傳說、歌謠、諺語等多種民間文學資料，這些都是活史料，他選取有價值的部分融入《史記》的編撰中，用來印證并補充他所讀的書。

可見，司馬遷是著重從史實方面下功夫論著，治史有此實證精神是尤為可貴的。這種囊括古今各類書籍，各家各派文化而加以融會貫通的氣魄，他的包羅之廣泛，體大而思精，至今猶令我們感到驚奇而為之贊嘆。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中華書局，1959.

第3篇：司馬遷與史記范文

關鍵詞： 《史記》 《漢書》 項羽 本紀 合理性

一、聚焦：“本紀”與“列傳”的較量

西楚霸王項羽，乃秦漢之間的政權掌握者。然由于非王室正統(tǒng)，羽立楚懷王為義帝，自封為西楚霸王，誠乃效仿東周諸侯也。太史公司馬遷將其列為與始皇、高祖并列之“皇親貴族”，為其立紀。東漢史官班固則認為項羽非正統(tǒng)王室，乃一介“僭盜”，不宜立紀，宜為列傳。關于這一爭論，后世學者多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下面就先來看看歷代學者是怎么看待這一問題的。

（一）代表性學者對《項羽本紀》的爭論

（二）聚焦學者爭論的焦點

縱觀劉知幾、宴世謝、吳非三者的觀點，三人都把反對為項羽立紀的焦點放在了項羽不是出身正統(tǒng)皇族，而是一介“僭盜”上。如劉知幾就認為《項羽本紀》不合本紀體裁，除項羽為“僭盜”之外，還因為此紀在寫作手法上不像本紀而更像列傳。最根本的是劉知幾搬出了“閏位”的觀點，顯然是一種正統(tǒng)史觀的表現。同樣地，宴世謝也認為項羽充其量僅僅是個諸侯之王，沒有資格可以與始皇、高祖平起平坐。而吳非則更是用反詰的方式表達了對司馬遷不立義帝而立項羽的不解。

陳漢章、劉咸、錢大昕則否定了前三者的觀點。在他們看來，是否可以立紀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是“皇親貴族”，而在于是否在當時掌握了政治力量的中心，而作者為項羽立紀的意旨前三者也沒有真正把握。此外，錢大昕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班固作《漢書》抑項羽的原因：“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

二、解析：“本紀”和“列傳”孰是孰非

以上都是旁人對兩部著作的看法，然而司馬遷為何將項羽列入本紀，班固為何又將項羽列入傳記呢？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體例：本紀的立意是什么？

最早明確論《史記》本紀的是南北朝時期劉勰的《文龍雕心》，他在《文龍雕心》中說：“子長繼志，甄序帝績……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候伯，八書以輔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⑦可見劉勰認為本紀就是用來紀皇帝的。而最早關于本紀的概括來源于裴松之在《三國志》中：“天子稱本紀，諸侯曰世家?！雹嚯m然他沒有明確說他所指的就是《史記》中的本紀，但他這句話卻被后來張守節(jié)引用來論證《史記》的本紀，而張守節(jié)的這一誤用便造就了很多后人對本紀的理解。從后來劉知幾等人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本紀的看法都來自此兩人的說法。由于劉勰是南北朝之人，張守節(jié)是唐代開元盛世之人，而劉知幾是唐代中后期之人，因此劉的史學思想難免會受到前兩者的影響。

那么，本紀的真正立意是什么呢？是不是就用來紀天子的呢？我認為還要回到司馬遷的《史記》中去找尋這一問題的答案。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提要中說道：“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尋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雹釓倪@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史記中的本紀更多是在記錄“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而未提及到諸如“天子稱本紀”之類的字眼。而且在司馬遷看來，本紀僅僅是一條主線，是全書的框架。按照司馬遷的邏輯，本紀是用來記錄政治權力的盛衰興亡的，那么從秦王子嬰身亡到漢高祖稱帝，期間沒有統(tǒng)治者長達四年，而這個時期的政治權力中心在誰手上？就在“封王侯，號霸王”的項羽手中。如此一來，為什么不可以為項羽立紀呢？如朱東潤提出：“項羽自為西楚霸王，霸者伯之借字，伯長也，猶言諸侯之長也。羽既為諸侯長矣，故《本紀?贊》曰：‘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則史遷又安得而不為立本紀哉？”⑩這段話也表明了朱潤東先生對司馬遷為項羽立紀的肯定。

為何班固的《漢書》將項羽列為傳記呢？這跟《漢書》全書的體例有關，《漢書》屬于斷代史紀傳體，它的特點在于將每一個朝代的事寫在一塊，正統(tǒng)史觀非常濃厚。在他看來，紀就是用來以正朔來表示朝代延續(xù)中的正統(tǒng)觀念。也正因如此，夾在秦漢中間而又沒有形成一個朝代的“西楚政權”就被班固忽略不計，而項羽自然而然地也被降格到“列傳”當中。因此，項羽在《漢書》中被降格為“傳記人物”，與《漢書》的體例有關。而大多數人誤解《史記》的癥結，就在于以《漢書》的正統(tǒng)義例范圍《史記》。魏元曠在《史記達旨》中指出：“《史記》之例，非以本紀當天子，世家當諸侯。以本紀當天子，無論項羽不當立本紀，其舍惠帝而立呂后，尤不可也……蓋本紀者，本之以紀事也。秦漢之際，天下之勢莫強于項羽，則本項羽以紀；呂后之世，天下之事屬之呂后，則本呂后以紀……《漢書》本紀例屬天子，名義一定，遂不可干，以視《史記》，蓋有同而不同者也?！眥11}因此以《漢書》的體例來否定《史記?項羽本紀》的設置，是有失偏頗的。

總之，從體例的角度來看，司馬遷將項羽列為本紀更多地是根據他立傳記的意圖，即根據社會政治力量中心的轉移來布局。《漢書》則因其斷代史的特性不立《項羽本紀》，而立《項籍列傳》。體例上兩者就存在較大的差異，而后人以此來反諷司馬遷對史記布局的安排，是有失偏頗的。

（二）史學思想：通變史觀與正統(tǒng)史觀的較量

司馬遷《史記》的史學思想是：“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也就意味著司馬遷寫史書重點不放在王朝的更迭，而是放在探求社會歷史的總體盛衰變化。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即便項羽不是“皇親貴族”，但作為當時政治力量的中心，還是不妨礙司馬遷將項羽列入本紀之中。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12}因此盡管最終項羽自刎于江邊，但鑒于項羽之前在秦統(tǒng)治上作出的巨大貢獻，司馬遷還是將其列為本紀。

班固以“綜其行事，旁觀五經，上下洽通”{13}為著書要旨，其目的是“光揚大漢，軼聲前代”，即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利益，提高漢的歷史地位。項羽作為漢朝開創(chuàng)者劉邦的勁敵，曾與劉邦爭奪天下，可想而知漢朝歷代君主對項羽的態(tài)度多是貶大于褒，而作為東漢王室的史官，班固自然對項羽也是采取一種“抑”的態(tài)度。錢大昕就曾指出：“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然較之史公之直筆，則相去遠矣?！眥14}由此可見班固“抑項”之心。另外，班固著《漢書》的動力和源頭在于其父親班彪，而班彪從小就給班固灌輸正統(tǒng)思想，結果這種思想在班固的著作中表現得一覽無遺。例如班固反對將項羽列為本紀的一大理由是認為項羽不是“正統(tǒng)王室”，既不承秦未，又不啟漢始。因此在《漢書》當中，班固將其列為“列傳”而非“本紀”。

后世之人之所以質疑司馬遷作的《項羽本紀》，就是因為他們受到了“正統(tǒng)史觀”的影響。那么司馬遷的“通變史觀”與班固的“正統(tǒng)史觀”是否是完全矛盾的呢？其實不然，在有關《史記》記述的范圍內，它與正常天子在位、朝廷更迭并不是完全彼此排斥或者互相矛盾的，而是涉及社會歷史變化的實際情況基礎上，更能體現失誤分離與統(tǒng)一的性質。因此，當歷史上的朝廷帝王力量強大，足以控制和影響全國局面，承擔起政治中心作用的時候，這個時勢的主宰者就是帝王、天子；相反則依據歷史變化發(fā)展趨勢，誰在政治風云中起主導作用，司馬遷就將誰列入本紀。這表明司馬遷所做的本紀，既記載主宰時勢的中心人物，又將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主宰時勢的力量的形成過程展現出來，以顯示出歷史的真實變化，而不僅僅顧及帝王、天子的虛名。它并未束縛正統(tǒng)的觀念，可以更確切地體現出綱紀天下時勢的作用和真實說明歷史發(fā)展的過程。應該說，司馬遷的“通變史觀”是對“正統(tǒng)史觀”的一種很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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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學思想的角度來講，司馬遷的通變史觀既包含正統(tǒng)史觀，又符合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真實過程，而《項羽本紀》作為司馬遷通變史觀的典型代表，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天命觀：天人之分與天人感應的對峙

兩漢經學的核心為“天人感應”說，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這種學說更是風靡一時、定于一尊。經學家認為天人同類，互相感應，人順天，天就降祥瑞以福佑；人逆天，天就降災異以懲罰。人世的一切，皆由上天的意志來安排。

司馬遷雖也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但其主要傾向還是天人相分，天屬自然觀象，與人事沒有必然聯系。如《項羽本紀》駁斥項羽所謂“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為“尚不覺痞而不自責”、“豈不謬哉”。這又反映出司馬遷在評論人物時并非一味持“天命決定論”。

班固卻恪守天命，迷信譴告，全盤接受了“天人感應”學說。在“傳”這一體裁中，班固特地為推陰陽言災異的人立傳，記載并贊賞其學說和奏疏；在“志”中，也詳記“五行”。

正因如此，“《史記》探索歷史發(fā)展不從天命而從人事，總是從人事人謀，從歷史人物護具體活動中，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角度，分析歷史興衰成敗的原因，總結出有益的歷史教訓，這種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正是《史記》一書比較能保證歷史科學的科學性的原因;而《漢書》則往往陷入唯心、保守的泥潭，大大防礙了它對歷史發(fā)眼進程的洞察和揭示”。{15}受“天人之分”的天命觀影響，在項羽這一歷史人物的評判上，司馬遷從項羽對社會作出的貢獻，即從他秦朝暴力統(tǒng)治，為漢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礎這一角度出發(fā)，認為項羽的功績可與漢高祖齊名。班固則受“天人感應”說的影響，認為項羽不是天授的君主，而是借著秦王朝衰敗而上位的“僭盜”，因此不應該列為本紀，而立為列傳。從當今史學發(fā)展的角度來看，無疑“天人之分”說更符合史學發(fā)展科學性的要求，因此從天命觀來看，項羽還是宜列為本紀的。

（四）史料：民間史料與官方史料的碰撞

司馬遷作《史記》，史料來源于以下五個方面：古今典籍、秦代律令圖書、漢代檔案、朝廷議事記錄、親身聞見。{16}而班固作《漢書》，在史料來源方面與《史記》大部分相同，僅親身見聞這一方面班固比不上司馬遷，而正是這一方面史料的缺失，導致了兩者在編撰史書方法上的差異。

司馬遷寫《史記》，不是“閉門造車”，而是憑著一種實錄精神，去收集史料。就連班固評論《史記》時也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17}這種思想反映到司馬遷收集史料上來，就表現為司馬遷在民間廣泛了解情況，再將這些信息與宮廷史書進行比較，然后得出自己還原出來的歷史。而這樣收集得到的史料反過來有影響到了司馬遷寫史的一種思想，即前文所說的“通變史觀”。而班固雖然懂得評論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卻沒有學習司馬遷在取材上的做法。班固作《漢書》，取材更多來源于官方史料，民間史料基本沒有采用。而官方史料滲透得更多是一種正統(tǒng)史觀，于是乎在著史的過程中班固原有的正統(tǒng)思想會越加鞏固，這種思想也就如前文所說的那樣影響到班固對項羽作紀的判斷。

從民間史料的采用度不同我們可以看出史料對于兩位作者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兩位作者對項羽作紀還是列傳的選擇。那么從官方史料來分析呢？我們先看看反對者如劉知幾是如何從《史記》的史料來源來抨擊《項羽本紀》的不合理性的。劉知幾在《史通》中講道：“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18}這段話中劉知幾認為《史記》的史料來源之一是《春秋》，這個不假。但這段話還是有問題的，首先，劉知幾講司馬遷“以天子為本紀”，前文已經講到，在《史記》全篇中都沒有一個字眼提及“以天子為本紀”。再者，《春秋》是儒家經典，也是正統(tǒng)史觀的力作之一，劉知幾講司馬遷效法《春秋》，但剛才第一點已經講到司馬遷從來沒有持“以天子為本紀”的正統(tǒng)史觀，那么何來的效法？因此劉知幾等試圖從《史記》的史料來源來攻擊《史記》為項羽立本紀的不合理性，也是說不通的。

從史料角度講，由于《史記》的史料有一大部分來源于民間，因此史記的“正統(tǒng)史觀”沒有《漢書》那么強。其次《史記》雖有取材于《春秋》，但并未效法《春秋》的史觀。而《漢書》取材，有很大一部分還來源于《史記》，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就提道：“乃今以《漢書》作比，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眥19}趙翼之言表明了《漢書》在史料采用上對《史記》的依賴性，反駁給自己提供史料的史書，這不等于在否定自己所用史料的合理性嗎？所以從史料角度來質疑《史記》為項羽立紀在邏輯上也是不成立的。

三、拍案：項羽立本紀合情合理

《史記》成書后一百多年，《漢書》面世。自《漢書》面世以來，關于《項羽本紀》的爭論就層出不窮。除上文提到的劉知幾、宴世謝等人，還有趙翼等人。清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寫道：“古有《禹本紀》、《尚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為列傳?！眥20}就趙翼這一段文字而言，趙翼又犯了與班固、劉知幾等人相似的錯誤，把本紀當成專紀皇親國戚的體例。正如高國抗在《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中關于《史記》本紀說明所言：“這是按照封建正統(tǒng)觀念來解釋本紀，并不符合司馬遷的本意。項羽不是皇帝，呂雉是個太后，司馬遷把他們列在本紀里邊，可見《史記》的本紀不一定是‘帝王書’，也沒有‘為后代綱紀’的意思。根據封建正統(tǒng)觀念把本紀說成‘帝王書’和‘為后代綱紀’，是東漢班固之后的事。后來正式由于正統(tǒng)思想的作怪，司馬遷把項羽列入本紀，才有許多非議?！眥21}這段話表明了司馬遷作《史記》中的本紀不是重在正統(tǒng)思想，而追求一種“通變觀念?！蓖瑯?，從作者的史學觀點和史料取材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史記》為項羽立“本紀”的合理性。因此，我認為司馬遷為項羽立本紀合情合理。

注釋：

①劉知幾.史通（卷二）列傳.

②宴世謝.沅湘通藝錄（卷二）太史公本紀取式呂覽辨.

③吳非.楚漢帝月表?史記不立義帝本紀辨.

④劉咸.史學述林?史體論.

⑤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余錄.

⑥陳漢章.綴學堂初稿（卷二）讀史記項羽本紀.

⑦劉勰.文龍雕心（卷4）史學.

⑧裴松之.三國志?卷6注.

⑨司馬遷.史記.岳麓書社，1988：956.

⑩朱潤東.史記考索.二十世紀國學叢書.1995.12：10-11.

{11}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92.

{12}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347.

{13}班固.漢書?敘傳.中華書局，1999.

{14}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余錄.

{15}參見傅正義.《史記》《漢書》比較簡論.渝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37期.

{16}參見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58-62.

{17}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70.

{18}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87.

{19}趙翼.廿二史札記.鳳凰出版社，2008：13.

{20}趙翼.廿二史札記.鳳凰出版社，2008：2.

{21}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90.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岳麓書社，1988.

［2］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99.

［3］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4］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5］趙翼.廿二史札記.鳳凰出版社，2008.

［6］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7］樸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

［8］劉知幾.史通.

［9］吳非.楚漢帝月表?史記不立義帝本紀辨.

［10］宴世謝.沅湘通藝錄.

［11］劉咸.史學述林?史體論.

［12］陳漢章.綴學堂初稿.

［13］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余錄.

［14］劉勰.文心雕龍.

［15］裴松之.三國志.

［16］傅正義.《史記》《漢書》比較簡論.渝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37期.

［17］汪受寬.《史記》《漢書》項羽本傳對讀記.信陽師范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VOL29，（1）.

［18］徐家驥.試論趙翼對《史記》《漢書》的研究.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VOL29，（1）.

［19］張曉松.析《史記》之“本紀”與《漢書》之“本紀”.上饒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3）.

［20］曾小霞，徐中原.近30年《史記》《漢書》比較研究綜述.商丘師范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VOL25，（5）.

第4篇：司馬遷與史記范文

確實，只要稍微讀過一點歷史，誰不知道兩千多年前，西漢有個令匈奴聞名喪膽的飛將軍李廣？只要稍微吟過幾首唐詩，誰不知道王昌齡的名句“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盡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經成了流傳千古的成語，我卻仍然不能理解，司馬遷的“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的“大”，究竟“喻”的是什么？我只是想，這位從少年時代開始，一生“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zhàn)”的李將軍，卻在六十多歲的遲暮之年，因不愿面對“刀筆之吏”而悲憤自殺；他一生的主要經歷，他的赫赫功勛，他的體恤士卒，他的坎坷遭遇，他的凄慘結局，如果沒有太史公司馬遷，作為后人的我們，究竟能夠了解多少呢？

或許有人會說：東漢的班固，不也在《漢書》中為李廣立了傳嗎？然而，班固寫《漢書》時，《史記》早已流傳百年了，何況凡與《史記》重復的歷史人物，《漢書》幾乎是全部照抄，李廣之《傳》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沒有《史記》，李廣究竟會被寫成怎樣一副面目，就很難說了。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拔高還是貶低，都只會離真實的本人更遠，離歷史的真實更遠。因此，我覺得，就這一點來說，李廣還是非常幸運的。

假如漢武帝的火氣再大一點，在聽了司馬遷替李廣之孫李陵的辯護詞后，一怒之下，不是將司馬遷下入蠶室，施以“腐刑”，而是當場將他綁赴刑場，砍頭示眾；再派武士抄了司馬遷的家，將那部尚未完成、更沒來得及“藏之名山”的《太史公書》查抄出來，發(fā)現上面有不少“誹謗之言”，一把火燒得“片竹”不存。那么，后人連《史記》也看不到了，哪里還有什么《李將軍列傳》？

假如司馬遷及其父親司馬談都沒能當上太史令一職，根本無法接觸被中央政府壟斷的、全國唯一的資料豐富的“圖書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司馬遷如何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盡管司馬遷之后，史官出了不少，史學家也不少，僅“正史”就有二十四部，還有說是二十五、二十六部的，可兩千多年來，有哪一部能夠比得上這部《史記》？有哪一部能夠被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不溢美，不諱惡，秉筆直書，即使是大力謳歌的李廣，也如實記下了他殺掉八百多降卒及公報私仇殺害霸陵尉的史實。正因為“秉筆直書”，我們面前的李廣才有血有肉，才真實可信；正因為“不溢美，不諱惡”，作為私人所撰的《史記》也才成為一部信史，比其他幾乎所有官方所修的“正史”都更具“公信力”。

司馬遷雖然歷盡千辛萬苦修成了《史記》，卻只能“藏之于名山”，直到數十年后，由他的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楊惲的結局更不妙，由于他最愛發(fā)牢騷，對現實不滿，被漢武帝的曾孫、英明的“中興之主”漢宣帝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拉到法場上攔腰剁為兩段。假如楊惲在將外祖父的這部書公開之前就伏法了，司馬遷的心血多半也會與其外孫一樣毀于一旦；又假如《史記》作于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又假如司馬遷身后不久又遭逢一場史無前例、規(guī)模更大的焚書坑儒，那么，李廣將軍還能伴隨著《史記》而流傳千古么？

第5篇：司馬遷與史記范文

關鍵詞　司馬遷；《史記》；《太吏公自序》；創(chuàng)作動機

作者簡介　李澤需，梧州學院中文系講師，廣西梧州543002

中圖分類號　I2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2728(2008)08―0139―04

創(chuàng)作動機是推動作家進入創(chuàng)作過程的內在需要或心理驅力。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作家的創(chuàng)作動機執(zhí)行著激發(fā)構思、推動傳達、引導整個創(chuàng)作活動朝著一定目標進行的重要功能。探究作家的創(chuàng)作動機。將有助于我們深入地理解作家和作品。司馬遷的《史記》被魯迅稱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它既是我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我國傳記文學的開端，具有很高的史學和文學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與司馬遷的創(chuàng)作動機是分不開的。英國著名美學家阿諾?理德曾說過：“究竟是什么東西推動藝術家進行創(chuàng)作呢?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所有的一切。藝術家進行創(chuàng)作的原因，這包括了他過去所有的生活狀況，他在創(chuàng)作時的身心狀況、意識和氣質。包括所有能引起靈感現象的一切情況。這些情況嚴格說來可以包括直到藝術家所描寫的那件事為止以前全部宇宙的歷史?！边@是很有道理的。推動一個作家進行創(chuàng)作的動機往往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因素相互交織在一起。本文擬通過《史記?太史公自序》(以下簡稱《太史公自序》)的有關記載對司馬遷的創(chuàng)作動機進行探討。

一、探索歷史發(fā)展、國家治亂盛衰的變化及其規(guī)律

司馬遷出身于一個史官家庭。其父司馬談仕于漢武帝建元、元封之間，長期擔任太史令。司馬談學識廣博，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寫成一部史書。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病死。他在臨終前執(zhí)司馬遷之手，囑托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yè)：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xù)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tǒng)，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公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

作為太史令，司馬談有很強烈的歷史責任感。無奈天不遂人愿，“廢天下之史文”讓他感到懼怕，并為此而深深自責?！八撝敝荒芷诖约旱膬鹤?，所以在臨終遺言里，他兩次告誡司馬遷復為太史、承繼祖業(yè)，并以周公、孔子來勉勵他，同時用孝道加以鞭策。面對父親的殷殷囑托，司馬遷向父親作出了鄭重的承諾：“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彼抉R談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司馬遷。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寫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這里的“先人”指司馬談。司馬談認為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應該有人繼承孔子，宣揚清明盛世的教化，驗證、核實《易經》所闡述的幽明變化之理，效法《春秋》述史，依據《詩》《書》《禮》《樂》來衡量一切。司馬遷對孔子充滿崇拜之情，他把創(chuàng)作《史記》看作是對孔子修《春秋》的繼承。對壺遂“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的提問，司馬遷作了如下的回答：

余聞董生日：“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弊尤眨骸拔矣昭裕蝗缫娭谛惺轮钋兄饕?。”夫《眷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在這里，司馬遷借董仲舒的議論和孔子本人的言論說明孔子著《春秋》是借史事來談論治國之道，以通達周王之事。司馬遷認為，史學應提供歷史的范例，判別嫌疑，辨明是非，決斷疑惑；史學應記載已滅之國、已絕世系的史實。從中總結興亡之理。另外，司馬遷在《報少卿書》中也談到要“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梢姡抉R遷創(chuàng)作《史記》的主要目的是探索歷史發(fā)展、國家治亂盛衰的變化及其規(guī)律。這一創(chuàng)作動機使《史記》具有宏大的視野，《史記》“在當時人的意識中，實際上是一部人類史、世界史。作者已經把他能夠認識到的全部時空內容包舉無遺。當我們跟隨司馬遷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全世界的上下幾千年歷史上漫游，觀察從帝王至平民的社會各階層人物的喜怒哀樂時，我們也不能不被那廣闊的歷史場景和深邃的歷史意識所震撼”。

二、歌頌“明天子”和“功臣世家賢大夫”的功業(yè)

漢代經過幾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其國力到漢武帝時達到了鼎盛時期。面對蒸蒸日上的大漢氣象，文人們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心理學認為，政治社會化的最高階段是內化階段，即一個人真正從內心深處相信某種政治觀點，并徹底地把他人的政治觀點納入自己的價值體系之中，成為自己原有態(tài)度和政治行為方式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不少學者都指出，漢代文學的代表漢賦彌漫著令后人無限驚嘆的大漢氣象。這是很正確的。漢大賦的體式宏大，風格巨麗，充分展現了大一統(tǒng)中國的泱泱氣勢。這種展現，體現了文人對大一統(tǒng)政治的高度認同心理。從某種程度上說，《史記》亦是這種時代精神的產物?！稘h書?武帝紀》載有漢武帝在元光元年的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fā)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yè)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成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漢武帝下詔要求臣子歌頌古今帝王的功績，這直接影響到文人的創(chuàng)作。班固的《兩都賦序》就寫道：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在這種時代氛圍下，壺遂就曾對司馬遷提出了一個問題：

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自序》)

壺遂的意思是說，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孔子才作《春秋》撥亂反正，留下議論來裁斷禮義，當作統(tǒng)一的王法。如今司馬遷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面得以盡職，萬事俱備，各得其所，那您寫史書想要闡明什么呢?對壺遂的提問。司馬遷作了如下的回答：

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栽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洞呵铩凡缮瀑H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p>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yè)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太史公自序》)在這里，司馬遷談到，他的父親司馬談曾經說過：伏羲最為純厚，作《易》八卦；堯舜的盛德，《尚書》有記載，禮樂創(chuàng)制在那時；商湯王、周武王功業(yè)的隆盛。詩人歌頌不絕?！洞呵铩窊P善貶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贊揚周王室，并不僅僅是諷刺譏斥。司馬遷提到司馬談對史書的這些分析，是為了說明史書應有歌頌的功能。接著，司馬遷特別談到在當今的盛世下，臣下百官盡力歌功頌德，仍然不能詳盡表達自己的心意。若自己放棄天子的圣明不予記載，埋沒功臣、世家、賢能大夫們的功業(yè)不予傳述，忘卻先人的遺言，那罪過再沒有比這更大的了?？梢?，司馬遷有很強烈的通過寫史歌頌“明天子”和“功臣世家賢大夫”的功業(yè)的創(chuàng)作動機。這種創(chuàng)作動機既來自他的父親司馬談，同時也是時代精神的產物。這直接影響到《史記》的創(chuàng)作，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史記》“描述了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對世界直接征服取得的輝煌成就。表現了‘海內一統(tǒng)’時代人們心胸的開闊，氣魄的雄沉，以及一往無前、不可阻擋的氣勢”。

三、“發(fā)憤著書”

創(chuàng)作動機可以分為始發(fā)性動機和繼發(fā)性動機兩類。始發(fā)性動機指存在于具體作品創(chuàng)作的起始階段并促使創(chuàng)作啟動的動機。繼發(fā)性動機則是指在具體作品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生發(fā)出來的新的動機?！耙粋€人只要不是置身于‘感覺剝奪’的試驗環(huán)境中，他就始終生活在無數刺激的洪流中。作家的具體生活環(huán)境，就是由各色各樣事物的刺激所構成的一個‘刺激場’?！币陨纤劦膬煞矫婵梢哉f是司馬遷創(chuàng)作《史記》的始發(fā)性動機，而突如其來的李陵之禍則使《史記》的創(chuàng)作增加了“發(fā)憤著書”的繼發(fā)性動機。

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漢武帝大為震怒。司馬遷則認為李陵帶兵不滿五千，經過艱苦卓絕的戰(zhàn)斗，所殺過當，“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而且李陵投降不一定是出自真心，或許是想尋找機會報答朝廷。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是有意為李陵開脫罪責，毀謗貳師將軍，便給他加了個“沮貳師”、“誣上”的罪名，最后處以宮刑?！霸嵞笥趯m刑”，對受過宮刑的人，人們是不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同列的。這種看法“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衛(wèi)靈公與宦官雍渠同載，孔子感到羞恥，一怒而逃離衛(wèi)國；商鞅靠著宦官景監(jiān)的幫助，見到了秦孝公，大臣趙良因為商鞅是宦官引見的便感到寒心；漢文帝乘車，宦官趙談陪乘，袁盎跪在車前對漢文帝說，我聽說與天子一起乘車的人必定是天下的英豪，如今朝廷雖然缺乏人才，您也不應該和受過官刑的人一起乘車啊!因此，李陵之禍可以說是司馬遷人生歷程中的重要轉折點。宮刑之辱不僅僅使司馬遷的身體活動面臨難堪的窘境，更重要的使他的心靈活動處于極端壓抑的狀態(tài)?！白钌羁?、最根本的觸及是對人心、對人的靈魂的觸及。倘若人一直處于順境和得意狀態(tài)中，他便總是難以有機會認真思考生命存在的底蘊，即使思考，因為缺乏另一方面的體驗，也難以感同身受。只有在挫折之下，打破順境，撕碎夢幻，才不得不學著思考正視逼人的現實。正是對生命發(fā)展的阻撓和挫折，才使生命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主動考慮發(fā)揮自己的力量。正是憂患和苦惱才促使人發(fā)現和返回作為精神存在物的自我，進而思考生存的意義和價值?！闭窃谶@種情形下，司馬遷提出了著名的“發(fā)憤著書”說：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世，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茭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太史公自序》)

對司馬遷“發(fā)憤著書”說的理解，目前學術界還沒有統(tǒng)一的看法。筆者認為，“發(fā)憤著書”說實際上蘊涵了司馬遷的創(chuàng)作動機，其包括了如下的內涵：

一是通過“立言”實現人生的價值。司馬遷是一個有遠大理想的人。他曾說過：“仆聞云：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子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彼苍敖^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yè)，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報任安書》)。他希望為朝廷建功立業(yè)，希望在“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活動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但李陵之禍使他的這種理想再沒有實現的可能。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多次談到自己在現實中的尷尬處境：任安寫信叫他“以推賢進士為務”，盡管他自己也很想為朝廷盡點力，但覺得自己沒有了這種資格：“顧自以為身殘?zhí)幏x，動而見尤，欲益反損”、“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fā)笑而自點耳”、“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馀薦天下豪俊哉”、“向者仆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呼!嗟呼!如仆，尚何言哉!”宮刑之辱使司馬遷無法實現儒家“立德立功”的人生目標，剩下的只有“立言”了。司馬遷從歷史人物身上看到，這些人物或者在創(chuàng)作前遭受磨難，或者在創(chuàng)作后遭受迫害，但不管他們的命運如何悲慘，他們的作品都能夠流芳百世，得到世人的認可。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也提到了這些歷史人物，并且表示“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而他自己“所以隱忍茍

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所世也”。在他看來，《史記》若能得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那么，“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很明顯，司馬遷在逆境中從這些歷史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他相信自己通過“立言”，也能成為“倜儻非常之人”。司馬遷由此為他繼續(xù)創(chuàng)作《史記》找到了價值依據。對這個問題，筆者在《司馬遷“發(fā)憤著書”說再考辯》一文中曾進行了詳細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第6篇：司馬遷與史記范文

《史記》這本書是漢代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寫的。司馬遷從小生活在書香門第。他十歲已能通習古文。二十歲開始出外漫游、求學。他的父親司馬談死后三年，司馬遷被任命為太史令。漢武帝太初元年，他與別人合作完成了《太初歷》的修訂工作，完成這項任務后，他就根據已有的史料，正式開始撰寫《史記》。

可是好景不長，漢武帝天漢三年，一樁突如其來的禍事降臨到司馬遷頭上，他的同事李陵犯了罪，司馬遷因為替其求情，使?jié)h武帝大怒，最終被處以宮刑。宮刑對于司馬遷來說無疑是奇恥大辱，這不僅摧殘了他的肉體，而且在精神上給了他極大地打擊。開始他簡直感到痛不欲生。然而，他想到了《史記》還沒有完成，使命猶在，他不能輕易地毀滅自己的生命。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正是在命運的殘酷打擊下，他更深刻的認識到生命的價值。

不知多少個寒暑過去了，司馬遷禪精竭慮，耗盡心血，終于完成了《史記》這部被魯迅評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學巨著。

想想看，古今中外哪位擁有學問、成就的智者不是在這意志下成功的呢？是啊！只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無論什么是都一定會成功。

第7篇：司馬遷與史記范文

關鍵詞：《史記》文學批評金圣嘆評點

一、關于《史記》文學批評的發(fā)展

《史記》的文學價值的發(fā)現比其史學價值發(fā)現得晚。學界普遍認為《史記》的文學價值的真正研究是在明代開始的。明代關于《史記》的研究出現高峰，有大量的史評與史抄，還有各類輯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凌雅隆的《史記評林》。王世貞曾為其作序，將《史記》評價為“良史至文”，并且認為《史記》的文學價值與史學價值一樣重要，要兩方兼顧。而之后的著名文學家金圣嘆更是獨辟蹊徑，為《史記》的文學研究開辟了新視角、新方向，其將《史記》列為“六才子書”之一，與《水滸傳》《西廂記》《莊子》《離騷》《杜詩》并列。而《史記》研究與評點在明代之前也從專門的史書研究向文學作品研究過渡。兩漢之際，《史記》研究與評點還更多地站在歷史敘事的角度，關注的主要還是史筆，不是文筆。但是也有個別文學家或文學批評家認識到了《史記》的文學價值。比如班固在其《漢書公孫弘等傳贊》中曾云：“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款；……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其余，不可勝計！”①此處班固將司馬遷與司馬相如歸于一類，重點突出了《史記》的文學性，在當時是不多見的。唐朝時期，《史記》的史學地位確立，《漢書藝文志》以《史記》為正史之首。而《史記》的文學地位也正在提升。韓愈等文學家們倡導的古文運動提出效仿先秦兩漢的散文，其中就提到《史記》的文學價值。古文運動將《史記》作為學習的模范，但是這種模仿與學習功利性還是很強。同時唐朝人也同樣注重學習《史記》的文風，唐朝恢弘大氣，注重修史，同時也喜愛《史記》壯闊的風格。柳宗元稱贊《史記》文章“峻潔”，韓愈評其“雄深雅健”。宋代開《史記》文學評論風氣，從文學角度點評《史記》，研究其表現手法、文學形象。歐陽修是師法《史記》最經典的人物，蘇軾曾經評價其“記事似司馬遷”。而蘇洵發(fā)現了《史記》經典的“互見法”，即在本傳中展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的傳記中展現此人物的其他性格。北宋文人馬存長于史論政論，寫就《贈蓋邦式序》中重點探討了司馬遷游歷經歷對于《史記》文風的影響，其中的“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的觀點影響了后代的《史記》研究。元代是久負盛名的戲曲時代，《史記》中的故事與傳記被改編成戲劇，在當時有助于史記中的文學歷史知識的傳播。元代是少數民族執(zhí)政的時期，漢人知識分子的地位低下，做《史記》研究的不是很多，沒有著名的專著出現。明清時期“《史記》熱”形成。如上文所說的明代的史抄與史評風靡一時。原因之一就有明代前后七子派與后來的唐宋派提倡的不同程度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運動。對于《史記》文學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學家金圣嘆，其研究《史記》的方法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金圣嘆將《史記》這樣一本大眾眼中的史書，當作一本小說來閱讀，來點評，將其觀點收錄在《金圣嘆評點才子古文》中，在《史記》評論界有不小的影響。

第8篇：司馬遷與史記范文

談歷史故事，前提是需要對歷史故事和歷史小說進行準確分辨。歷史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以歷史事實為依據，雖然在細節(jié)上或許有虛構，但是故事的大致情節(jié)和基本人物都是真實的。從這一點來說，對于歷史故事而言，真實才是前提，缺乏真實，其歷史故事也就無從談起。而歷史小說則不然，其落腳點不是歷史，而在于小說，因而其內容雖然根據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進行敘述，但內容則可以虛構，不必追求與歷史一致，不需要有真實性，畢竟對于歷史小說來說，其來源于歷史而高于或改編于歷史。教材中有很多歷史故事，也有很多歷史小說，對此教師需要辨別清楚，不能混為一談。

如《三顧茅廬》節(jié)選自《三國演義》這本小說，因而可以把它歸納為歷史小說，如果當作歷史故事，則容易讓學生先入為主，形成一種錯誤認知。畢竟從《三國志》這本史書來看，關于“三顧茅廬”只有五個字，即“凡三往，乃見”，對于人物以及事件并沒有過多敘述。再對照《三國演義》，發(fā)現整個事件是作者聯系相關史料發(fā)揮想象虛構而成的，其真實性本身就值得推敲。同樣對于《林沖棒打洪教頭》一課也是這個道理，它是改編自施耐庵的長篇小說《水滸傳》，屬于歷史小說。如果教師在教學中，對其沒有進行準確定位，沒有認識兩者的區(qū)別，必然會造成學生在思想認識上的混淆，這對于他們以后學習歷史、了解歷史是有害的。

而《司馬遷發(fā)憤寫<史記>》一課則屬于歷史故事，雖然作者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根據自己的理解認識對其細節(jié)進行了藝術加工，但就司馬遷寫《史記》這一經歷以及過程中所受的各種屈辱，還有發(fā)憤著書卻是真實的，與歷史記載相一致，且沒有爭議，因而可以歸納為歷史故事。對此，教師則可以從歷史角度對此進行創(chuàng)設情境，引導學生分析情節(jié)，感悟人物形象。同一個文本，定位不同，則教學策略不同，產生的效果也不同。因此教師在教學前，在解讀文本中，要給文本準確定位，區(qū)分歷史故事與歷史小說，以便采取不同的教學策略。

二、故事，確定文本教學重點

對于歷史故事來說，雖然其內容與歷史史料相符，但它被選編入教材，則需遵循學科教學特征，自然在教學中也必須按照學科的教學思維進行教學。遺憾的是年輕教師深受把課文教“厚”的思想影響，善于拓展，不僅對該故事進行歷史拓展，還進行追本溯源，表面上看課堂教學很豐滿，但實際上卻是本末倒置，畢竟這是語文課，不是歷史課。因而在教學中教師可以拋棄“歷史”這一因素，把這類文本歸納為故事類文本。從本質上講，歷史故事文本只是通過故事形式來體現歷史人物或者歷史事件，故事才是教學重點，自然在教學中也必須遵循故事類文本教學模式，即讓學生了解故事內容，理解用什么方式來描寫歷史事件以及塑造人物形象。

對于故事來說，最重要的一個教學要點就是讓學生學會概述故事。不同學段對此有不同的要求。低年級只要求學生能夠簡要概述故事的內容；中年級則要求學生能夠復述課文；而對于高年級學生來說，其重點則是拓展故事，并結合故事進行隨文練筆，通過仿寫環(huán)境、動作、神態(tài)等描寫，既而進行內化，讓學生明白人物寫作技巧、故事要求，從而形成自己的表達習慣。這對于歷史故事來說，是編入教材的一個重要因素，畢竟教材僅僅是個例子，讓學生從中有所借鑒，進而形成能力才是重點。

如在教學《司馬遷發(fā)憤寫<史記>》一課時，教師應先引導學生了解故事內容，即司馬遷在遭受殘酷刑罰后，仍不忘父親囑托，忍辱負重，耗費13年寫成歷史巨著《史記》。其次是引導學生明白文本的核心詞語“發(fā)憤”，讓學生了解司馬遷為什么要發(fā)憤，怎樣發(fā)憤，結果怎樣，以便引導他們通過時間順序了解故事內容。最后則需要讓學生通過其中細節(jié)描寫準確理解司馬遷忍辱負重的人物形象，這是故事重點。如有時間，教師則可以引導學生結合課后習題講述故事，借鑒文本部分內容，通過心理與動作來描寫生活中的人物，比如老師、父母或者同學，讓學生從中習得寫人的技巧，在理解文本主題的同時提高他們的習作技巧。

三、歷史，突破文本教學難點

雖然在課堂教學中，歷史故事被當作故事來教，但相比其他故事類文本來說，歷史題材也是其教學重點。但由于歷史事件與學生生活相距甚遠，學生僅僅是通過文本知曉事件，缺乏更深層的認同。因而對于歷史故事類文本來說，教師需圍繞歷史進行突破。對此，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以下幾個策略：

1. 拓展歷史資料

歷史故事雖然作為一個片段被選入教材，但在歷史進程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因而在教學中，則需要先拓展補充一些史料，讓學生提前熟悉歷史，這樣不僅讓他們對學習內容有所準備，還能拉近學生與歷史的距離。如教學《負荊請罪》一課時，有必要讓學生熟悉完璧歸趙、澠池之會等歷史資料，以便對廉頗與藺相如這兩個人物以及負荊請罪的前因后果有所了解，為課堂學習創(chuàng)造條件。

2. 引導分析歷史

一般情況下，歷史故事類文本會在開頭介紹故事背景。對此教師需要引導學生進行分析、研讀，以便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走進歷史，了解歷史。如教學《司馬遷發(fā)憤寫<史記>》一課時，第一自然段就交代了司馬遷發(fā)憤寫《史記》的原因。對此，教師需要引導學生分析、討論，從中研讀歷史，讓學生明白寫《史記》不僅僅是父親的囑托，也不是對殘酷刑罰的一種“反擊”，而是他從小的一個志向，更是他所處環(huán)境熏陶的結果。畢竟他出生在一個史官之家，這也為學生全面理解司馬遷發(fā)憤寫《史記》創(chuàng)造條件。

3. 進行換位思考

文本中發(fā)生的歷史事件離學生所處的時代久遠，學生與之存在隔閡。對此教師需要引導學生進行換位思考，最好的方式則是通過現實生活中類似情境去再現歷史場景，以便讓學生進行體驗感悟。同樣還是《司馬遷發(fā)憤寫<史記>》這一課，第二自然段中所描寫的內容與現實生活中的有些內容相似，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進行換位思考，讓他們嘗試進入司馬遷的角色，并充分利用生活經驗，去理解“淚流滿面”等詞語，去想象假如無法完成編寫《史記》，怎樣去面對父親，這樣就能真正走近歷史人物，與他們進行深度對話。

4. 填補文本空白

受篇幅限制，文本故事中會有很多空白。為了幫助學生全面理解，教師可以通過史料進行填補，以便讓學生進入故事情境，感受人物內心。比如《司馬遷發(fā)憤寫<史記>》第三自然段，是司馬遷遭受酷刑后的表現，則可以補充《報任安書》中描寫司馬遷悲憤交加的細節(jié)，既而進行對比閱讀，以便感受字里行間的情感，想象悲憤的畫面，從而便于學生真正走進文本，走近作者，走進人物內心，實現深度共鳴。

第9篇：司馬遷與史記范文

一、從書信借“情”

從文章體裁來看，這是一封回復好友任安的書信，毫無疑問，這是一封遲到的并且不能到達收信人手中的回復。任安寫信給司馬遷，是在下獄之前，目的是讓司馬遷利用在皇帝身邊工作的便利，舉薦一下自己，“推賢進士”。司馬遷回復這封信，是在任安“獲罪臨刑”之時，其間具體究竟隔了多少具體時間，我們不得而知，但司馬遷的確是在任安臨死之前做出答復的。既然任安已經獲罪入獄，這封信也就不能直接送到任安的手中，最大的可能就是落入漢武帝之手，所以，所謂的“報”也即一種形式而已。再看任安，作為司馬遷的朋友，能夠寫信給司馬遷，讓他為自己做“推賢進士”的工作，交情也非一般，司馬遷人生之中最具情感分量和憤激程度的文辭被冠以“報任安”的名義，也可以見得任安在司馬遷心中的分量。所以，這是一個刑余之人與一個瀕死之人的靈魂對話，書信只是司馬遷借以表明自我的形式，任安也只是自己設想的一個抒情對象，對話的雙方隔著漢武帝這個高高的門檻，隔著無法打通的時空，肺腑真情噴薄而出，也就舍去了不必要的冠冕堂皇和虛偽客套。同時，因為書信來往的針對性和唯一性，更容易把深埋心底的情感發(fā)掘出來，司馬遷給自己設置了一個儼然存在的傾聽者，借此毫無保留地傾瀉出積存一生的斗志、委屈、憤怒與夢想。

二、從《史記》借“氣”

借用文天祥的句子，對于司馬遷的人生遭遇，可以概括為“辛苦遭逢起一‘刑’”，即“宮刑”。司馬遷熟讀史書，也從其中獲得了敢于質疑權威的勇氣，在滿朝文武對李陵事件保持沉默的時候，司馬遷能夠站出來為之辯解，在這個時候，他不是把自己和皇帝放在君臣的位置上，而是放在平等的正義平臺上對事件本身進行質疑，也正因如此，他以現代社會的平等理念觸犯了嚴格的封建等級秩序，最終獲罪，被逼站在了生與死的十字路口。

人往往在這樣的時候，最容易陷入對既往不幸的回憶中，司馬遷就想到了自己辛苦堅韌的一生：“仆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xiāng)曲之譽”；“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仆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沉溺累紲之辱”，“幽于糞土”……而對于“生死”的命題，也就有了更為深廣的認識：“世又不與能死節(jié)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且勇者不必死節(jié)，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仆雖怯懦，欲茍活”；“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我們說，在人生的長路上，失之毫厘就可能謬以千里，在生命的十字路口，能否緊緊扼住命運的咽喉，給自己一個悲壯而偉大的承諾，恰恰就成了生存還是毀滅的關鍵。所以，雖然司馬遷多次提到“死”，考慮更多的還是“活”，無論身體以怎樣的形式生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活著的目的：“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中國人歷來有這樣的說法，“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而孟子也有所謂“吾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的說法，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盈天地之間，中國的士人歷來都是憑此完善自我的人格、偉大的志愿，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浩然之氣”，才最終做到了“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對于司馬遷來說，完成《史記》這一已經延續(xù)了不止一代的夙愿，完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巨著，就成了司馬遷受盡奇恥大辱之后活下去的最主要的信念支撐?？鬃诱f：“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從這個角度看，司馬遷是一個仁者、一個勇者、也是一個智者，而使他集這些美德于一身的，是已經超脫形體的精神，是他從完成《史記》這部鴻篇巨制的人生目標借來的生存目標，是從如《最后一片葉子》中那片畫在墻上的樹葉獲得的生命延續(xù)。

三、從先賢借“力”

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先是列舉了眾多曾經下獄受辱的歷史人物——西伯、李斯、韓信、彭越、張敖、周勃、魏其、季布等，目的是說明自己不能幫助朋友的無奈，更重要的是表明自己所遭受侮辱的程度之深，傳達內心最真切的感受。但在明確表示自己“隱忍茍活”的原因在于“私心有所不盡”之后，他又列舉了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的例子，所舉人物前后的不同在于前者為士人之中的受辱者，后者則在受辱之后有所奮發(fā)，最終名垂青史。在“受辱”與“茍活”之間，司馬遷選擇了自己所說的形式上的“茍活”，其實就是完成自己的著史大業(yè)，最終目的也就是要成為他所說的“倜儻非常之人”，最終名垂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