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的紛爭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春秋戰國的紛爭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春秋戰國的紛爭范文

教學目標

知識結構

春秋

戰國

政治

諸侯爭霸：齊桓公稱霸，晉楚爭霸，吳越爭霸

七雄爭霸；

公元前4世紀中期，齊魏強盛；

公元前3世紀以后，秦國稱雄

戰爭

晉楚的城濮之戰

齊魏的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

秦趙的長平之戰

民族

周邊民族：北有匈奴、東胡，西有戎，南有越

各民族逐步融合

教學建議

復習課設計

第五節春秋戰國紛爭和民族融合

一、春秋戰國的時代特征

讓學生回憶春秋戰國時期的時代特征：中國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即奴隸制瓦解，封建制度確立的過程。這一時期，爭霸兼并戰爭不斷。戰爭在客觀上促進了統一與各民族的融合。

二、春秋時期諸侯爭霸

1、講清諸侯爭霸戰爭的實質

2、齊桓公稱霸

由學生回憶齊桓公是如何實現霸業的。

3、晉楚爭霸

讓學生記住晉楚先后稱霸中原的時間，以及晉楚爭霸中的重要戰役城濮之戰。

4、吳越爭霸

讓學生記住吳越兩國先后在南方稱霸。闔閭與勾踐是春秋后期的霸主。

三、戰國時期的兼并戰爭

1、戰國七雄爭霸格局的形成

要求學生記住七雄爭霸格局形成的重要歷史事件。明了，三家分晉、田氏代齊表明新興地主階級的勢力上升，并在與舊勢力的斗爭中取得勝利。

2、戰國時期的兼并戰爭

要求學生記住公元前4世紀中期和公元前3世紀以后，戰國局勢的特點以及桂陵之戰、馬陵之戰、長平之戰。

重點——齊桓公爭霸

春秋時期的最大特點是戰爭頻繁，諸侯爭霸。齊桓公是春秋時期第一位霸主。公元前7世紀前期，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改革內政，使齊國成為強國。又以“尊王攘夷”為口號，采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策，獲得外交優勢。終于公元前7世紀中期，確立了中原霸主地位，成為春秋時期第一位霸主。

重點——戰國七雄爭霸

春秋末年，晉國和齊國卿大夫中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勢力在與舊勢力的斗爭中，逐漸取代國君，掌握了政權，被周王正式承認為諸侯。即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經過春秋長期的戰爭，到戰國初年，只剩下二十多個諸侯國，其中以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最為強大，形成了“戰國七雄”的格局。七國之間戰爭不斷，此時，戰爭開始具有封建兼并戰的性質，以后逐漸轉化為封建統一戰爭。

難點——春秋戰國時期的統一趨勢

春秋戰國時期與西周時期相比，表面上看是諸侯割據紛爭、統一局面破壞，但實際上卻孕育著統一的必然趨勢。其原因如下：第一，西周末年，周天子權威已受到破壞。東周初，周天子實際上已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統一局面已不存在。第二，從經濟上來說，由于春秋以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各地社會經濟聯系加強，各諸侯國經濟交往頻繁，這就為統一創造了經濟基礎。第三，從形式上來說，逐步實現著局部統一。春秋戰國時期比西周時的“八百諸侯”相比，顯然是大大進步了，更大范圍的局部統一和區域統一已經出現。第四，從人們的要求來看，統一成為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共同愿望和人心所向。第五，從民族關系上來說，民族凝聚力增強，“華夷之辯”觀念相對淡薄，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這些因素說明，春秋戰國時期統一趨勢明顯加強了。同時為秦漢時期的大一統局面奠定了基礎。

難點——春秋戰國時期爭霸戰爭的評價問題

各諸侯國的統治者，為了擴大地盤，掠奪人口和財富，相互爭戰，故有“春秋無義戰”之說。爭霸戰爭給廣大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人民怨恨戰爭，渴望統一。爭霸戰爭的客觀后果是大國拓展了疆域，實現了區域性的統一，加強了集權的趨勢，加快了統一的步伐。同時又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奴隸主集團的勢力，便利了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戰爭又客觀上促使華夏族同其他各族加強接觸，促進了民族融合。應兼顧動機與效果，辯證統一地觀察分析爭霸戰爭。

典型例題

例題1999年全國高考試題右圖中，戰國時期韓、趙、魏都城的相應標號依次是（）

A．①②③B．①③②C．②③①D．③②①

答案：B。

例題分析：這是一道填圖型單項選擇題，本題考查了學生的識圖能力和圖文結合、歷史地理綜合能力。趙國在北方，曾修長城以防匈奴，魏國在中間，韓國在南方，最為弱小，最先為秦所滅。故選B。

例21999年全國高考試題秦國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的國家，主要原因是（）。

A．實行商鞅變法B．更多使用鐵制農具

C．牛耕得到推廣D．重視水利工程建設

答案：A。

例題分析：這是一道分析型單項選擇題，本題考查了學生對歷史事件的發生原因的分析能力。秦國能稱雄于七國主要原因不在BCD三項，它們只是秦稱雄的一個方面，秦的強大不僅指經濟發展，還包括軍事強大，政治穩定等諸多因素，這就需要一次較為徹底的變法，即商鞅變法。故選A。

例3從西周初期分封至秦統一前，一直作為諸侯國而存在者是圖中的

A．②③B．①④C．③④D．①②④

答案：B。

例題分析：此題為識圖選擇題，是歷史和地理綜合能力題，主要考查地理學科的識圖能力、歷史事實的再認再現能力、歷史思維的分析能力的綜合運用。西周初年分封的主要諸侯國有魯、齊、燕、衛、宋、晉，秦統一前的主要諸侯國有齊、楚、燕、韓、趙、魏、秦。顯然，秦統一前西周初年分封的諸侯國只剩下齊、燕。圖中①給了都城臨淄，正是齊，①可以確認。圖中④給了都城薊，正是燕，④可以確認。圖中②給了都城郢，應是楚，它不是西周初年分封的，而是后來自封的。圖中③給了都城邯鄲，應是趙，是戰國初年三家分晉而建立的。因此，符合題意要求的是①④。

例4春秋時期最典型的政治特點是()

A．周王室不被諸侯重視B．社會制度大變革

C．井田制瓦解D．諸侯爭霸，分封制崩潰

答案：D

例題向析：此題為最佳選擇題，是歷史學科能力綜合題，主要考查歷史階段特征的再認再現能力、歷史思維的分析能力的綜合運用。四個選項都是春秋時期的歷史特征，B項是根本特征，C項是經濟特征，都不符合本題“政治特點”的要求。A、D兩項都是政治特征，但是最典型的是D項，因為分封制的崩潰就是奴隸社會上層建筑的崩潰。

例5“戰國七雄”局面的出現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發展趨勢是

A．諸侯割據混戰更加擴大B．人民遭受災難更加嚴重

C．歷史朝著統一的方向發展D．封建制度逐漸確立

第2篇：春秋戰國的紛爭范文

關鍵詞：SOA；信息孤島；服務；資源整合

中圖分類號：TP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2-0273-02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信息的時代，在我們的身邊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信息以及和這些信息相關的技術和產品，我們在改變信息也同時被信息所改變著。但是必須認識到的是信息化仍處于發展的進程中，信息化在給我們帶來日新月異的驚喜時，也同樣被無形壁壘（如：制度、技術和標準等等）給分據了，這就產生了信息化“諸侯紛爭”的局面。

如果了解一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我們發現春秋戰國時期七國割據造成了極大的貿易壁壘，利用市場經濟的知識我們能夠理解缺少貿易就會導致缺少信息的溝通，從而造成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滯緩。而造成當時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可能最為重要的還是在于缺乏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如今我們雖然進入了一個信息的時代，但是同樣的問題依然困擾著我們，缺乏能夠實現資源共享的信息結構已經越來越成為我們信息化建設的屏障，信息化建設應該考慮從以前“快”字當頭的初級階段轉向“好”字當頭的發展階段。

那么如何來應對和解決當前信息化所遇到的“春秋戰國”的問題呢？我想歷史的經驗應該是可以借鑒的。我們基于不同結構和標準所建立的一個個信息化“孤島”就如當年的群雄紛爭的七國，最終秦始皇脫穎而出一統天下，而他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統一了社會結構和度量衡。當然通過純粹的暴力手段來建立框架（國家）是不穩定的（秦國很快的滅亡就是范例）。所以信息化嚴重缺乏對成、共享和集成的今天，資源整合勢在必行，而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更應該是通過識別共同目標來建立一個可行的技術結構，各方在這個結構框架下逐步達成共識并形成規范，并在未來相互協作的過程中更多的遵循這一規范（將自己特殊的部分隱含起來），而大家都通過服務的方式進行交互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也就是面向服務的體系結構（SOA，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出現的原因。

首先來了解SOA的含義。本質上SOA是一種方法，它將已有的個性化的業務需求以及這些業務的具體實現（如：軟件）包裝成為服務，服務可以進行排列組合以實現新的業務，并且能夠進行方便快速的部署，從而加強了供應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戶之間的聯系。其實我們可以簡單的把SOA理解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它幫助一方能夠方便的提出需求，而另一方能夠快速的滿足這個需求。生活當中，我們吃面包可能就是一個需求，而賣面包給你就是一個服務；在人事系統中，查詢一個人的檔案可能是一個需求，而提供查詢結果就是一個服務。我們不需要知道面包是如何做出來的，只要覺得好吃就可以了；同樣我們也不需要知道檔案是怎么收集和存放的，只要覺得信息完整和可信就可以了。這就是SOA，它是由不同的參與角色在不同的層面來實現的。

那么，在信息化的“春秋戰國”，SOA將如何來實現統一大業的呢？

1 松散耦合

春秋戰國時期，七國在統一之前都是各自為政，各自搞一套度量體制，相互之間的貿易往來非常的不便，導致的結果就是經濟發展比較落后。后秦滅六國統一了度量衡，實行了帝王制，雖然諸侯在各自的領土范圍內保持者一定的權力，但是相互之間的交流卻變得更為流暢了（要知道之前僅一個“劍”字就有很多種寫法）。用SOA的概念來解釋就是從原來的“信息孤島”變成了松散耦合。SOA就是將原來分布在不同系統（七國）中的功能（政權）從其組織結構（各國政府）中抽取出來，封裝成為一定粒度的服務，每種服務都能夠清晰地表示其業務價值（帝王諸侯制），Web Service技術則保障了這些服務將以松散耦合的形式關聯（貿易往來），服務內部的變化不會對其它服務產生影響（度量衡保證了交易的一致性）。

2 建立標準

秦始皇做得最大的貢獻就是統一度量衡，這為貿易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SOA也是基于標準的，與其它的標準不同的是SOA的標準是基于分布式的、松耦合的，具有良好的夸平臺性，這與先前我們所了解的CORBA和DCOM有所不同。SOA要求參與各方都遵循事先約定的規范來創建、注冊和使用服務，所以標準其實也是相對的，參與者多了才會形成標準，但是如果要吸引更多的組織加入，SOA完全具備了這樣的潛力。不過與秦始皇靠暴利手段建立標準不同，SOA靠的是其可發展性和廣泛的認同性，這將注定SOA的發展過程是漫長（相對暴利創建的速度而言）的但是穩定的（通過暴利創建的總是難以維持）。

3 需求驅動

SOA是一種企業架構，因此，它是從企業的需求開始的。市場經濟的環境已經充分向我們展示了“有需求就有服務”，這正說明了服務都是以需求驅動的，不管是正需求還是負需求。從本質上說，在抽象層次上，服務位于業務和技術中間，所以面向服務的架構設計師一方面必須理解業務需求和可以提供的服務之間的動態關系，另一方面，同樣要理解服務與提供這些服務的底層技術之間的關系。秦始皇的統一霸業也是需求驅動的，只不過是基于領土爭奪的需求，也可能是一己私欲，但是無論如何這與SOA的需求驅動是孑然不同的，SOA更多的考慮的是如果提供基于需求的服務，而不是霸占和掠奪。在SOA的需求驅動中，共享和集成是主角，服務只是手段。

4 關注變化

既然SOA是基于需求驅動的，那么我們就必須認識到需求實在變化的，所以必須提供響應變化需求的能力是新的“元需求”，而不是處理一些業務上的固定不變的需求。從硬件系統而上的整個架構都必須滿足業務敏捷的需求，因為，在SOA中任何的瓶頸都會影響到整個IT環境的靈活性。SOA工作的場景，更像是一個活的生物體，而不是像傳統所說的“蓋一棟房子”。IT環境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因此面向服務架構設計師的工作永遠不會結束。對于習慣于蓋房子的設計師來說，要轉向設計一個活的生物體要求嶄新的思維方式。秦最終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意識到統一六國后需求已經發生變化，沒有及時根據新的需求（民生需求）做出調整，從而才有火燒阿房宮的慘劇。但是SOA從出現的那天起就已經意識到了這點，所以SOA天生就是基于模型驅動架構（MDA）和敏捷方法（AM），技術專家可以根據變化的需求迅速而有效地做出應變。

其實SOA并非什么新的概念，當我們開始逐步了解它的時候可能就會發現很多的概念和技術我們早已在使用，所以更重要的改變可能來自于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認識，而采取更為開放的合作將是未來的趨勢。

正如秦滅六國所帶來的意義遠非政治和疆土上的統一，更為重要的是此舉打通了全中國領域內的流通貿易，為后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相對于秦始皇完成了中國的地域整合，SOA則肩負著資源整合的重任，其所帶來的也將不僅僅只是IT技術的變革，更為重要的是它將為企業提高組織戰略意義上的核心價值提供IT的幫助，為今后基于信息化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打好基礎。

參考文獻

［1］IBM，IBMs SOA Foundation An Architectural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Version 1.0,2007.

第3篇：春秋戰國的紛爭范文

關鍵詞：先秦；形式；多元；人文；理性

在西方，形式觀念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有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理形式”、柏拉圖的“理念形式”、亞理士多德的“與質料相對應的形式”，賀拉斯的既“合理”又“合式”的形式，從而奠定了后來西方的“形式主義美學”、“社會歷史批評”、“技術美學”、“審美心理學”的研究基礎，在這個意義上被趙先生稱為，“形式”是西方美學的“元概念”。西方是“形式的美學”。而在中國，“形”往往是“道”的傳達手段，統攝美學的元概念是“道”，中國是“道”的美學哪。然而，依然可以提出的問題是。以“道”為中國美學的“元概念”，在建設現代文論中可能遮蔽了什么資源?如果我們換一種關照方式，不是從“字形”上理解。而是從人類觀念出發，那么，與西方“形式”觀念更為接近的是“文”。而不是“形”。

一、上古時期的“形式”觀念

上古時期，人類就有了“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兩類“形式”觀念。由于那時人類生活還沒有具體分化，因此“形式”觀念突出體現為“文化”特點。

(一)“兩類”形式與文明初蒙

考古學發現。早在舊石器時代，人們已經有意識地將工具如刮削器、石鏃等消磨成各種有規律的形狀，到了舊石器晚期山頂洞人那里，不但石器已很均勻、規整、而且還有磨制光滑、鉆孔、刻紋的骨器。有的物品染成紅色。用來作為“裝飾品”。這不僅是從功用上。認識到不同的形狀器物發揮著不同的使用效果，而且是從單純形式上。對對稱：均衡等物理形式的注意。舊石器晚期“墓葬”的出現。說明“山頂洞人”有了靈魂的觀念。那時原始宗教已經形成，他們認為，對于死后肉體的安息處理和靈魂不朽之間具有某種聯系。這也是原始人觀念里的“歷史的意識”。這時，形式的“形而下”和“形而上”內涵已經萌芽。

“彩陶”的出現呈顯出形式觀念的“社會文化內涵”，是原始人形式觀念的進一步發展。“彩陶”的形式意義在于說明：當時人們對物質的改造，不再僅僅限于個人萌發的功能目的和裝飾的價值，而是按照群體的共同審美規則加以創造。這種創造的結果顯示了當時的“社會風尚、精神氣候和原始的意識形態”。

最有意味的是“圖騰”形式，它表征了人與世界的存在方式和人對世界的想象方式。圖騰對象可以是自然世界的任何事物，既可以是禽獸。也可以是植物、山川、河流。還可以是根據事實想象出來的組合體。如龍、鳳。圖騰形式不再是一種簡約化了的人類制作符號，而是與“神”同一的。具有終極性意義的象征符號。“圖騰保護人們”，人們懷著這種普遍的敬畏心理。生活在神所光顧和照看的一切領域。人們把自身交給了神。也就認同了神所賜予的一切際遇。

是特定的“形式”將人與神和自然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這一時期呈現出“生動、活潑、純樸和天真”的時代風格。李澤厚贊美。這是“一派生氣勃勃、健康成長的童年氣派。”

(二)獰歷、莊嚴形式與王權統治

商周時代。形式的“形而上”內涵落身到政治王權的統治層面。殷商呈現出的是“獰厲”、“恐怖”的時代風格。西周呈現出的是“莊嚴”、“肅穆”的時代風格。

殷代晚期，紋繪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植物、山川、河流紋樣已經很少見。占主宰地位的是饕餮紋、夔龍紋和云雷紋。這些圖案渲染的是一種威嚇、神秘、恐怖的氛圍。依照李澤厚的觀點。這種紋絡風格的使用，反映了的是統治者對王權地位的“肯定與幻想”，這樣的紋絡，與其看成是神所代表的世界的形象，不如說是強權貴族創造出來的森嚴的政權形象。人對這種紋絡形式產生的不再是過去的神圣的皈依感，而是恐懼、恫嚇的服從感。

周人從商人那里繼承了世襲制度，改造了商人的“親親”原則為“尊尊”原則，實行“嫡長繼承”的宗法制，通過分封制和血緣關系加強了統治的牢固性，“制禮作樂”為西周社會等級制度合理化的蒙上一層溫情的面紗，但實際上對人民的嚴酷剝削統治并沒有根本的改變。西周采用的“九貢”“九賦”的剝削條例。把社會財富集中在貴族手里，“立七十一國，姬姓五十三”(《荀子·儒效篇>)。來加強更嚴密的統治；為顯示統治階級的尊貴，把人民分成很難改動的“十二個等級”(《左傳·昭公七年》)，精細別出貴賤，規定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越貴。社會彌漫的氛圍正如同朝堂上布置得“莊嚴、肅穆”一樣。所渲染的是統治階級的尊貴和威嚴。

商周時期，形式的“形而上”內涵不再是整個世界的形象表征，而是為“一個中心”即王權統治服務的“世間形象”。

二、春秋戰國時期的“形式”觀念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進入了理性時代，“形式”不僅體現在文化上各家各派對社會存在方式的理性見解上。而且貫穿到了他們對審美以及文學藝術形式具體方面。所產生的影響。使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實踐。散發出奪目的“人性”光芒。

(一)百家爭鳴與多元理性形式

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價值觀念紛紛建立，各家各派為亂世開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對于人的理性的追求是他們共同的特點，“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傾向。”因為對社會理性的理解不同。導致他們對形式的文化和藝術見解也不一樣，就對后世影響巨大的儒道兩家來說，“多元”特點已經體現得十分明顯。

儒家形式觀念：孔子解決紛爭的良方是“貴仁”，認為西周以來的紛爭不在禮制本身，而是統治者的過于殘暴，“苛政猛于虎”(《禮記·檀公下》)所以需要改良；而對于被統治者來講。就是“泛愛眾，以親仁”(《論語·學而》)。正是因為孔子把善歸為主體對道德義務的絕對服從，主張“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才在他的文論思想中體現出來明顯的禮樂教化意味。孔子之所以重視“詩”，是因為它是“立于禮”、“成于樂”(《論語·雍也》)，以至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的基礎。以此為根本，孔子的“文類形式功能”就得到突顯出來，“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孔子看重語言的表達，“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論語·顏淵》)，最后的詩歌形態該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即“文質彬彬”(《論語·雍也》)。但是，孔子對于語言也有“單向”理解的誤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這就使他的形成“形式”的觀念，陷入了從社會到個人。從“理念”到“實踐”的邏輯錯誤。

孟子主張“仁政”思想，認為人人均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孫丑上>)，從“性善”的人性論出發，要求統治者與民同樂，“與百姓同樂，王矣”(《孟子·梁惠王》)，在文論上。孟子認為文學形式的創造成功與否，在于“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的養成，并提出對待作家作品要采取“以意逆志”(《孟子·萬章上》)、“知人論世”(《孟子·萬章下》)的批評態度。孟子的形式思想明顯體現為兩點：一、他不把文學形式的形成簡單看成是外在社會理性邏輯的推導，而是更加看重作家心性的養成；二、體現出初步的文本意識，即不是把文本的內容與社會觀念簡單地對應起來，而是要順著文本提供的線索，進一步把握作家的思想。

荀子從現實私有財產占而有引起紛爭戰亂角度看問題，把人性歸結為“性惡說”。主張通過變“偽”的途徑，達到“全粹”的人格，“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荀子·性惡》)。從“性惡”思想出發，荀子的形式思想不單注重美的形式外觀。“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荀子·天論》)；而且注重美的形式層次。“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荀子·非相》)。此外，荀子還認為。藝術形式的形成，“情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樂論》)。

道家形式觀念：老子在亂世當中開出的良方是。自然無為、“持虛守弱”。主張回到原始社會“樂土”中去。其形式思想體現為多個方面：其一。自然形式觀。“人法地，地發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其二，主張“恍惚”的風格形式美。老子認為天地形成于“道”，但“道常無名”(《老子》第三十二章)“天”有大美而不言，人們無法憑借有限的經驗去體驗“道”的無限的美，他對恍惚的解釋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老子》第十四章)。其三，形式美的相對性。“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天下皆知普之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其四，辯證形式觀。“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老子》第二章)其五，重視形式的“虛空”呈現特點。“萬物復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沖”，即是虛。“沖氣”，即是虛氣。“虛”是無有之有，很符合藝術形式的呈現方式。

莊子同老子一樣，認為西周以來的禮樂制度。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而且常常成了爭權奪利者的遮羞布，甚至是制造混亂的根源，他主張“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莊子·天下篇》)，比老子“小國寡民”更為原始一步。其形式思想有許多和老子一致的地方，如以自然為美，相對的美。以“虛”為美等。此外，莊子的形式思想還突出表現為：其一，盲是意的過程和手段。“簽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傳》)認為莊子輕言理由并不充分，雖然莊子否定了圣人所留下的經卷，認為是那是糟粕。但應當結合社會時代背景來看，莊子沒有否定圣人本人及其思想，他認為圣人之育是“不言之言”(《莊子》雜篇《徐無鬼>)。他否定的是后人的“本本主義”，歪曲利用，沒有真正理解圣人的意思。其二、由“技”可以達“道”。“臣之所好道也，進乎技矣”。(《莊子》內篇《養生主》)，看上去庖丁精湛的解牛技術，是依賴于道。可是如果沒有十九年的解牛數千頭的經歷，要想達到“道”的化境是不可能的。而這又是與有意識去接近“道”為前提的。

(二)人性解放與人文藝術形式

春秋戰國，是奴隸制向封建制過度時期，這時人的意識開始覺醒，對鬼神崇拜發生懷疑。“夫民，神之主也”(《左傳》桓公六年)，是對神民主次位置做的顛倒，“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左傳》定公元年)，是棄鬼神占卜用于人事籌算的恒量。伴隨著對鬼神的廢棄。是人性的解放，文學藝術領域煥發出前所未有的人性光芒。

在雕塑和繪畫領域，春秋戰國時代，一除恐怖、森嚴的原始宗教題材，代之的是從真實的自然界取材。注重“寫實顯意”的形式創造。尤其表現在帛面上。帛畫因其脫離了建筑裝飾而走上獨立發展道路，1949年在長沙近郊楚墓出土的《龍鳳人物圖》，面上一女子，頭上偏左有一鳳鳥，鳳鳥與前方一羹龍對持，女子側面、細腰、曳群、廣袖，發髻后挽，兩臂前伸彎曲做合掌祈禱狀。畫面以女子為重心，風展翅長鳴，姿態矯健有力。傳說中神秘恐怖象征的羹龍卻形象局促。神情頹喪。畫面呈現出一曲善靈定能戰勝惡靈。生命定能戰勝災難而贏得和平的頌歌。

在音樂方面，出現了與宗教祭祀和宮廷禮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傳統不同音樂形式，如，“把音樂與人的生理需要聯系起來的醫和的音樂理論；以抒感，‘移風易俗’的荀子的《樂論》；反復強調·養生’、‘貴生’的《呂氏春秋》的音樂理論；以及表現男女愛情的所謂‘鄭衛之音’”，它們不僅在內容上表現了人覺醒后的要滿足自身合理需要的時代意識，而且在形式上增加了藝術的治療功能、宣泄功能、陶冶功能，情感傳達功能等等。

文學領域突出成就是詩歌和散文這兩種文類。《詩經》和《離騷》是兩個時期突出的代表作品。《詩經》中出現大量表現世俗情感和現實生活的題材作品，如《詩經》中的《蒹葭》、《氓》、《君子于役)等，傳達著的是真摯、熱烈、深沉的世俗情感。《詩經》廣泛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體現出生動優美而又清新樸質的美學風格。《離騷》中的詩，情感熾烈深沉，想象豐富浪漫，辭句華美飄逸，奠定了后來文學浪漫主義的品格。而且。文學的語言形式由四言轉變到多言，擴大了表現的能力。《詩經》中的詩句還是主要以四育為主。這種形式在取到了涵永、蘊藉。而又動人、優美的藝術效果的同時，也表現出不易制造波瀾起伏和鋪陳敘事的局限。屈原打破了四言體的形式局限，在《離騷》中活用了三四言以致七八言的參差不齊的句式，這種句式在錯落中見整齊。在整齊中又富于變化，為表達個體內心的千回百轉的情感創立了獨特的騷體形式。“諸子散文的意味雋永，筆墨跌宕。歷史散文的敘事精練。描寫精當。”都說明了春秋戰國時期文學形式的建立在人性解放基礎上的人文特征。

第4篇：春秋戰國的紛爭范文

讀《東周列國志》有感

新世紀學校五三班 何康俊

《東周列國志》，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這是我寒假里讀的一本書，講述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列國紛爭的偉大時代，無數國家和人在這段長達數百年的動蕩不安中沉浮。它忠實而精彩地記錄了這段寶貴的歷史，他從西周末年寫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內容宏富，頭緒紛繁。人物、情節，錯綜復雜。它故事性強，讀起來娓娓動聽，引人入勝，耐人尋味。

里面許多故事告訴我們許多做人的道理，如：《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講的是周幽王寵信他的愛妃褒姒，為獲得褒姒的一笑，點燃了用于報警救援的烽火。臨近的諸侯看到后，馬上過來救援。結局則是周幽王的確讓褒姒眉開眼笑，但卻讓諸侯寒心，最終亡國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這樣一個大道理：做人要講究誠信，等到危險真正來的時候，別人就不會幫助于你。而你再反悔就來不及了。還有一個故事，雖然不是《東周列國志》里面的故事，但道理確是一樣的。《狼來了》這個故事大家一定都聽過吧！故事中的孩子用“狼來了”騙山下種田的人以獲得快樂，幾次以后，當狼真的來時，別人已經不相信，不去救他，讓他差點命喪黃泉！

這兩個故事異曲同工，都告訴我們做人應該誠實，不能因為自己的利益而欺騙別人。

第5篇：春秋戰國的紛爭范文

原來，趙國與魏國開戰時，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彼此將他國的百姓視為人質，竟然不擇手段，將黃河決堤以浸淹對方，受苦受難的，是手無寸鐵貧苦無告的百姓。

可曾想，僅僅過了3年，趙國滅亡。又過了4年，魏國滅亡。他們的苦主是同一個主角――秦國。短短10年時間，韓、趙、魏、楚、燕、齊六國多米諾骨牌般悉數走向滅亡，大秦一統天下。

可以說，春秋戰國末期，是水患和饑饉造就了一個強大的秦帝國。那時，割據的諸侯都彼此像賊一樣地提防著，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國的堤壩，災年禁止谷米流通等等。拼殺絕不止在戰場上，秦始皇能統一天下，或許可以從這些細節窺豹一斑。當六國都在各自打著小算盤，用百姓的生命以鄰為壑的時候，秦始皇卻宣告“隳壞城郭”和“夷去險阻”，即國內不再設防，糧食全部流通。

01

公元前221年，齊國的戰旗最后倒下的時候，坐在高高戰車上的嬴政大笑不止，秦一統天下的時代到來了――沒錯，此刻中華歷史已經翻到了“秦”的那一頁。

曾經弱小的秦國一步步成長壯大的歷程，告訴歷史上所有的帝王――沒有什么不可能。正如秦代農民陳勝所發出的天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的確，秦人并不是天生的“貴種”。秦君被正式封為諸侯的時候，是在周王朝時代的公元前770年。此間，周王朝的老根據地岐山以西和豐水一帶被西戎占領，秦襄公看到了機會，得到周平王的許可后，秦襄公將岐山以西的淪陷區收了回來。皇恩浩蕩的周天子做了個順水人情，把此地封為秦的領地。

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秦人便勵精圖治，以此為“基點”不斷向東發展。公元前714年，到秦寧公那一代時，秦遷都平陽（今陜西寶雞市陽平鎮）。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又遷都于雍（今陜西省鳳翔縣）……因為地位卑微，數百年間周王朝一直沒把秦當回事兒。

“七雄”稱霸之初，齊、楚、趙、魏、燕、韓都有狼子野心，唯獨人們不懷疑還沒有被“完全開化”的秦人。

正是這樣的蟄伏，給了大秦的崛起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機會。就這樣，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東擴張，直到逼近咸陽時，秦已經發展壯大成“戰國七雄”了。此時，秦孝公也被周顯王封為西伯（即西方霸主）。

事實上，秦的崛起，秦孝公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關鍵角色。地處西陲，秦原本是關中地區的一個小國。春秋時期時比起中原地區各諸侯國，還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小兄弟，在各諸侯國眼里，“刁蠻落后”是掩護他們最好的標簽――各諸侯國基本上沒看上這地廣人稀之地。春秋各國稱霸中原盟會爭雄時，秦國也僅僅是“跑龍套”“打醬油”的看客，常常被忽略而擯斥于外。

當時光隧道進入至“秦孝公時間”時，秦國的戰車開始提速。對內，勵精圖治，任用商鞅變法革新；廢除舊奴隸主貴族特權和世卿世祿制度，實行“獎軍功、教耕戰”；逐漸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政權。對外，利用“連橫而戰諸侯”之策，司馬錯又南并漢中、巴蜀，北滅義渠、隴西，巴蜀廣大地區先后為秦所有；白起率軍攻拔楚都郢，又擊潰趙魏聯軍于華陽，殲滅趙軍于長平。

一時間，各國才不得不為輕視秦人而付出滅頂之災的代價――中原地區的大片河山，盡在秦國的掌握之中。

02

六國日漸沒落、秦國蒸蒸日上已成不可逆轉之勢。在李斯、尉繚等人的協助下，秦王政制定了“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的策略。

經過春秋和戰國長期的兼并戰亂，中國社會逐漸向全國統一的趨勢發展。這樣的發展趨勢給了秦以千載難逢的良機――籠絡燕齊，穩住魏楚，消滅韓趙，遠交近攻，逐個擊破。這正是大秦第二個關鍵角色李斯的計謀，“先攻韓趙，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燕”。

一句話，只要找準了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牌，一切都盡在掌握之中了。韓國很不幸地成為秦人推倒的“第一張牌”。

從公元前230年攻打韓國起，到公元前221年齊國滅亡，10年時間便大功告成――先后消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結束了中國自春秋以來長達500多年的諸侯割據紛爭的局面。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君主中央集權國家由是建立。

如果把大秦當成一個龐大的企業來看待，我們不得不佩服的是，他們既有頂層設計，又有超強的執行力，這樣的團隊不要說放在遙遠的兩千多年前的秦帝國，就是今天，也未必不是最佳最優的團隊。

第6篇：春秋戰國的紛爭范文

論文關鍵詞：封建法律思想,儒家,神權政治,宗法等級,百家諸子,德主刑輔

我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糅合以法家、道家及陰陽五行家的法律思想，經過上千年的演變至西漢時形成的，又經過從西漢至封建社會末期的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德主刑輔、禮法并用、原心定罪”為主體的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下面，就以時間順序對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演變過程作以下解析。

一、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中國信奉神明的傳統從原始社會就已經存在。早在夏商時期人們就普遍虔誠信仰神明，以“任德而不任刑”為主要理論觀點的神權法思想就成為適應奴隸制統治的神明、天道觀念的主流思想。春秋戰國時期戰亂紛爭不斷，宗法制漸漸失去主體地位，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政權被新興的地主階級所掌控。因為剛剛經過混亂的諸侯紛爭，他們在立法過程中便以“嚴刑峻法”的法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以強化統治、穩定社會秩序。司馬遷曾經在講述戰國時期的立法時說過：“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為了加強思想控制，統一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受到鉗制。

直至漢初，經過連年的戰亂法家的思想主張已經不再適用，漢武帝便啟用黃老之學的思想，緩和戰亂留下的陰影與民休憩。但是安穩的表面下暗流涌動，勢力逐漸強大的各諸侯王同中央發生了強烈的矛盾，出現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觀念上的分歧，法律制度方面出現了“上無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的混亂局面。面對這種情況，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便成為最高統治集團迫切要求。西漢中期，著名儒士董仲舒所倡導的“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正好適應統治者進行集權大一統的要求，于是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開始將儒家思想奉為正統。儒家思想經過他的完善，借鑒了《中庸》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墨家的“君主法天”、道家的“陰陽結合”等思想，提出“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大其德而小其刑”。在立法中實行德刑結合：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于是“德主刑輔”的思想便成為法律制度的基本內容。至此，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最終形成并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

二、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發展歷程

（一）西漢時期——形成階段

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出了新儒學，它是有別于先秦儒學的一種新思想。一方面它把先秦儒學的內容作了神圣化、神秘化的加工和改造，另一方面又吸取其他各家、特別是法家和黃老學說中有利于當時統治的內容作為補充，使之成了具有很強適應性的精神武器和統治工具。董仲舒新儒學的主要內容包括了神權政治思想、宗法等級制度、陰陽五行說和百家諸子學。

綜上所述，以董仲舒為主要倡導者的新儒學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源于先儒又高于先儒，他把先前的法律思想進行系統化、理論化的概述，畢業論文使之成為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的行為準則。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至此出現在中國歷史之上。

（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發展階段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大地硝煙四起，處于異常混亂的局面，長期呈現出分裂割據的狀況，因此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又增添了新的內容，主要表現為以禮入律，以經立法。《春秋繁露.精華》中有語：“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體現出了引經注釋，春秋決獄的內容。

總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制建設繼往開來的性質顯而易見，這一時期是傳統法律制度發展至成熟完備期過渡的重要階段。

（三）隋唐時期——走向成熟和完備

隋唐時期是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全盛時期。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在客觀上也對法律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隋唐法律達到中國封建法律的高峰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開皇律》是一部在中國法制史上極具代表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是隋文帝時期所編纂的。唐朝時期中國法制史上的經典之作應運而生——《唐律疏議》，至此，達到了中國立法史上的巔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及“諸斷罪皆須引律令格式正文”都很好的體現出了唐朝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穩定及嚴明。

以儒家思想為宗旨的的全面體現出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法典《唐律疏議》，是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發展至完備成熟的里程碑。

（四）宋朝至清末——延伸及消亡

宋朝時，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一步步加強達到頂峰。與此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一步步走向嚴明精致。“元時斷獄，亦每引唐律為據”，明律則“篇目一準于唐”，可見唐朝以后，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得以延伸。

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代王朝，封建法制歷經近兩千年的發展，輾轉相承，相當完備。清朝法制最基本的特點就是法律的完備性，因此可以說清朝的法制建設不僅承上，而且啟下，不僅是傳統封建法制的最后形態，而且開了近代法制歷史的先河。

但是隨著清王朝的覆敗、封建社會的瓦解，封建正統法律思想被迫退出歷史舞臺，傳統法律制度進行變革，近代法律制度呼之欲出，逐漸發展。

三、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歷史作用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是自西漢確立、經過各個朝代的總結發展而形成的、位居我國封建社會重要地位的思想體制。它是一定時期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產物，又反過來影響著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給予它們發展的指導性與前瞻性，順應并推動的封建社會的鞏固與發展。但是同時，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行為，阻礙了社會的發展、民主政治法律文化的萌芽。它是把雙刃劍，我們要學會辯證的看待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我們現代社會所用。

四、結語

綜上所述，以“德主刑輔、禮法并用、原心定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各個發展因素在法律領域內“反射”的結果。隨著封建社會的逐漸衰落，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也隨之壽終正寢，但研究其形成及發展的歷程對我們對歷史的反思與總結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漢書.匈奴傳.

[2]戰國，魏國，李悝.法經.

[3]漢書.

第7篇：春秋戰國的紛爭范文

一、合理收集史料，讓學生有效參與綜合實踐

史料是人們研究歷史和學習歷史的前提，所謂史料教學即注重對史料甄別、選擇、判斷、分析、運用，而學生在歷史教師的引導下探討歷史問題，并形成一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開展史料教學的前提為讓學生明白史料是什么，學會對史料的價值的真偽進行辨別。相關史學家明確指出，史料是人類在社會發展歷程中遺留下的痕跡。

如果從價值角度分析，可將史料分為第一手和第二手史料。其中第一手史料和歷史發生過程十分接近或準確記錄，主要包括實地考察、考古挖掘、口述歷史等。而第二手史料則為經后人研究和詮釋的如專著、專論、學術論文等史料。由此可見，第一手史料有更高的價值，但目前很少初中生很少有機會獲得第一手史料，解讀史料能力也較為欠缺，所以歷史教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為第二手史料。對于歷史教師來說，主要通過網絡或文獻等方式搜集史料，或者借助歷史教材中附帶的相關材料。史料有著廣泛的選擇范圍，尤其在歷史文獻中存在真偽之分，因此在選擇史料時應注意其真實性。以《春秋戰國的紛爭》一課為例，教師就在教學中引入一則史料，即春秋戰國期間，某國國王對手下將領說……”。通過分析史料能讓學生直觀理解春秋時期各個國家的紛爭，提高學習效率。

二、運用合作教學，讓學生有效參與綜合實踐

合作學習的引入能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好奇心，同時對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能力和主動探究精神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合理劃分合作學習小組是成功開展合作學習的前提，一般合作學習小組成員遵循“組內異質，組間同質”的原則，一方面能增加小組合作成員的多樣性，也能增加合作小組學習的競爭性。

小組分工是合作學習最常見的組織形式，即學生是任務的主體，教師要按照課文教學后再安排所有小組根據教師課堂講述總結學習難點和重點并一起記憶，最后教師進行隨堂檢測，通過將每位學生的檢測結果作為其所在小組的最終成績。通過這種方式能激發學生的集體榮譽感，學生在這種強烈的集體榮譽歸屬感帶動能竭盡全力為自己小組贏得榮譽，提高學習效率。一般影響合作學習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為什么樣的問題適合合作學習以及問題與問題之間的關聯性。對此教師在設計問題可從以下幾點著手：首先以母題帶子題；這個問題可以教師精心設計的，也可以由學生提出，既能圍繞課文內容情節，也能圍繞課文篇章結構。問題設計和取舍要能體現教材的難點和重點，更要具有討論價值。圍繞這個問題再設計子問題帶動合作學習進展，使不同層次學生都能感受到成功的樂趣。例如初中歷史教材中提到黃金和絲綢，為了讓學生更好地理解知識，歷史教師可以讓學生運用大豆或玉米之類的東西代替，然而其中的治金和繪畫都要運用實體展現。教師要求學生利用周末時間準備相關學習要用的物品，部分學生家里沒有電腦就可選擇去有電腦的同學家中查閱資料，每位學生在合作小組中都會參與其中，并從中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

三、挖掘德育因素，讓學生有效參與綜合實踐

歷史是一門以史實為基礎的學科，以史育德能體現歷史教學中強調的史論統一，也能實現全面發展教育中德育與智育的統一。新課改要求歷史課堂傳授給學生知識和培養能力外，還要塑造學生思想品質，激發學生愛國情感，成為德智全面發展的現代中國人。

第8篇：春秋戰國的紛爭范文

城池防守的悠久歷史

從某種意義上講，古代的戰爭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幾千年來，“攻城拔寨”是歷次戰爭的直接目標和關鍵動機。隨著戰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為最大、最重要的戰爭舞臺。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紛爭，群雄并起，戰爭極其頻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諸侯國割據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體系，僅《春秋》、《左傳》、《國語》提及的城邑地名就達千余座。據不完全統計，僅戰國時期較大規模的作戰行動就有230多次，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和攻城有關。根據《孫子?謀攻》中“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的說法推斷，在那個冷兵器的時代，攻城往往會伴隨著極高、極可怕的傷亡率，但這也同時說明當時的守城戰術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備和發達。有“兵圣”之稱的孫子認為攻城是萬不得以的“下下策”，并告誡道：“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這一點，同時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觀點，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處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全篇介紹了守城的裝備、戰術、要點，幾乎涵蓋了冷兵器時代所有的城池防守之術。

從軍事博弈的發展脈絡看，歷代中原統治者之所以特別偏愛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礎上的“非攻”軍事防御手段，也許正是得益于筑城技術的高度發達和城防之術的極高效率。于是，專守待敵、后發制人的“筑城防御”軍事思想也因此大行其道，并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從秦始皇修筑萬里長城開始至今，歷代統治者對于長城防線的高度重視，都足已說明這種以城墻為基礎的戰略防御思想對我們的影響是多么重要、多么深遠。

當然，這種“被動防御”的軍事思想的形成，除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民族性格因素外，還與中原民族的生存環境和經濟特征是分不開的。中原民族的農耕經濟自然離不開長江、黃河廣大流域的沃土滋養，中原民族已經習慣了安樂和富足的定居生活，自然不會、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樣游擊爭斗。而平原之上無險可守，要守衛自己的領土，保護自己的家園，特別是針對游牧騎兵部隊搔擾的最好辦法，自然是建造堅固的城墻堡壘。同時，高大的城墻還能提供防洪水、防強盜、防猛獸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為固”的中國也因此能夠在四四方方的城墻庇護下，從容又體面地延續著一種輝煌而偉大的文明。

古代城池的建筑構造

中國早期的城池絕大多數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墻才開始大規模包磚。因此在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期，修筑的城池都是黃禿禿的模樣。早在3000年前的殷商時代，我們的先民已經掌握了版筑的技術。所謂版筑，就是筑墻時用兩塊木板(版)相夾，兩板之間的寬度等于墻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撐住，然后在兩板之間填滿泥土，用杵筑(搗)緊，筑畢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墻。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版筑的技術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懸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過兩側夾板，以繩索固定取直，中間填土夯實，《詩經》中“其繩則直，縮版以載”說的便是這種方法。用這種版筑技術筑成的城墻比以往更結實，因此可以取消舊法中兩側的護城坡，從而增加城墻的攀爬難度。當時有的城墻還采用土坯(單塊土坯尺寸約為1米×0.4米×0.2米)壘砌，上下交錯疊壓，以此提升墻體的密度和強度。

自春秋以降，中國城池一直采用這種樸素的土筑辦法，兩千年過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墻依然是由夯土筑成。這種土筑的城墻樣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結實，特別是一下雨就會因雨水淋蝕而損壞。當然也有例外，譬如東晉十六國時夏國赫連勃勃大單于修建的統萬城，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跡。統萬城采用“蒸土筑城”法，即把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摻和在一起夯筑而成，雖為土城，但具有石頭一樣堅硬的質地和抗毀力。傳說負責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將要求非常嚴格，他命人以鐵錐檢驗修建好的城墻，凡錐入一寸者，便立刻將工匠殺死，填尸于墻內。在這種瘋狂的高壓政策下，歷時6年修建而成的統萬城，建筑質量奇好，“其堅可以礪刀斧”。

當然，這只是特別的個例，大多數的土城墻為保證牢固和強度，只能往高大厚實上靠攏。譬如兩千多年前齊國的都城臨淄，城墻寬度就達20米，楚國都城郢的墻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時代，這樣厚度的城墻，其抗擊打能力足已令人放心。此外，為保險其見，在高大厚實的城墻外，與城墻平行的還有人工挖掘的寬深壕塹(也可以引注河水，成為護城河)。較大的都城城外環周的護溝濠通常寬度達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左右。

從軍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國古代城池的構筑可謂布局精妙、機關重重。在高大的城墻頂部，筑于外側的有連續凹凸的齒形矮墻稱作“雉堞”，又稱“垛墻”，上有垛口，可射箭和嘹望，下部有通風孔，用來保護墻體。內側矮墻稱為“女墻”，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護欄作用，防止士兵往來行走時跌下。此外，城墻內部也都修有環城馬路和登城道。

城墻每座城門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樓，這是城墻頂上精致美觀的高層建筑，平常登高嘹望，戰時主將坐陣指揮，城樓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設施。而在高大的墻體外側，每隔一定距離還會有凸出于墻體外側的一段，這就是“馬面”(又稱“敵臺”、“墩臺”、“墻臺”)，平面有長方形和半圓形兩種，因外觀狹長如馬面而得名。馬面的使用是為了與城墻互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從三面攻擊敵人。它的一般寬度為12～20米，凸出墻體外表面8－12米。間距為20～250米(一般為70米)。符合宋陳規《守城錄?守城機要》中的記載：“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覷城角，其上皆有樓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時代，這個距離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內。

為了增強馬面的防御和戰斗能力，在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敵樓，既可以屯兵和望，又可以儲藏武器，使城墻的防御性能發揮到最強。戰時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點，觀望敵人和敵情，防止敵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憑借敵樓交叉三面的火力，狙擊敵人，隨時點線相連，編織嚴密的高空火力網，這是城墻防御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

城墻四角的角臺各建樓櫓一座，名為“角樓”。角樓的朝向與大墻呈135度角，樓的高度、體量介于城樓與敵樓之間，主要用以彌補守城死角即城墻拐角處的防御薄弱環節，從而增強整座城墻的防御能力。戰時，角樓內的守御者居高臨下、視野廣闊，可監控和痛擊來自多種角度的進犯之敵。

從軍事進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環節自然是城門，因此城池的設計者自然會加大對城門的保護力度，強化正陽門箭樓其防御能力。規模小點的城池一般是設置懸門或吊橋，而大一些的城池則要設置甕城。甕城是建在城門外的小城，又叫“月城”，是專為保衛城門而設的小城。《武經總要前集?守城》記載：“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為之，高厚與城等，惟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即便敵軍攻破了甕城城門，還有主城門防御，由于甕城內地方狹窄不易于展開大規模兵力進攻，延緩了敵軍的進攻速度，而城墻頂部的守軍則可居高臨下四面射擊，給敵人以致命打擊，正所謂關門打狗、甕中捉鱉。《詩經?鄭風-出其東門》載：“出其(+西+土)(門+者)，有女如荼。”(+西+土)(門+者)指的便是甕城，可見早在春秋時期，城池的城防技術已經達到相當完善的地步。由城墻、城樓、護城河、馬面、敵樓、角樓、甕城等組成的立體城防格局，基本在春秋戰國時期都已成熟定型，并一直持續到明清時代。

今天，我們在北京看到的正陽門是老北京“京師九門”之一，它集正陽門城樓、正陽門箭樓與正陽門甕城為一體，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明正統四年(1439年)，為了加強京師的防御能力，在京師各城門外添建箭樓，正陽門箭樓也是此時建成。正陽門城樓通高43.65米，正陽門箭樓通高35.37米，在城樓與箭樓之間原有一座巨大的甕城，南北長108米，東西寬88.6米。甕城四向各辟一門，均為拱券式門洞。

城址的選擇

一座城池的防御體系強大與否，除去城池的本身建設因素外，也與城址的選擇有著極其緊密的關系。中國古代城池的選址歷來講究風水，拋開迷信的說辭不談，借天時地利之便、靠山傍水、求取兵法上所說的“城有不可攻”的優越守勢，自然會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別是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之下，這一點尤為重要。以宋元時期發生的兩座城市保衛戰役為例，頗能說明問題。

一個是釣魚城。南宋晚期，宋蒙(元)戰爭爆發，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余為抵御蒙古軍隊的進犯，采納播州(今貴州遵義)人冉、冉璞兄弟“擇險、任人、積粟、駐兵、徙城”的建議，于淳三年(1243年)在釣魚山筑城，徙合州及石照縣冶其上，屯兵積糧，控扼三江，以為重慶屏障。釣魚城依山為壘，山便是城，城就是山。它不但有構筑在陡峭山巖上的內外兩道防線，而且還有縱向延伸的水軍碼頭，以暗道出口、一字城墻相連接的給養補給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門為代表的給排水系統。在城中的兩級臺地上，還有良田千畝。糧草充足、水源無憂，加上指揮得法、抵抗有力，使得蒙古大軍縱是驍勇無比，可也只能望城興嘆，束手無策。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蒙哥汗，也在攻打釣魚城的戰斗中被飛丸擊中，命喪黃泉。蒙哥汗戰死之后，進軍鄂帥I(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和進攻漳州(今湖南長沙)的塔察兒以及占領了大馬士革、正在與古埃及馬木路克王朝軍隊作戰的旭烈兀，為爭奪汗位而匆忙回師，蒙古貴族集團開始了長期的內部爭戰。釣魚城由此在世界中古史上赫然樹立了“延續宋祚、緩解歐亞戰禍、阻止蒙古向非洲擴張”的不朽豐碑。當時，釣魚城就以“東方的麥加城”、“上帝折鞭處”：的威名震驚了中外。正是得益于釣魚城的獨特地理位置和以此為基礎的山城防御體系，宋軍才能在這座小城里堅持抵抗蒙元達36年之久。

第9篇：春秋戰國的紛爭范文

公元184年至280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即三國時期。在此期間，諸侯并起，天下紛爭，在臥龍溝的草廬中，一位中年男子頭戴綸巾，手握羽扇，雖然身在世外桃源，卻時刻牽掛著天下的興亡盛衰。于是，便有了三顧茅廬的機緣，三國的歷史也因此變得波瀾起伏……

他，就是諸葛亮。作為劉備的第一謀士，他身肩重任，正如出師表中描述的：“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他出山之時，劉備正寄人籬下，雖然已經擁有了一塊不大的領地以及少許兵權，但是和袁紹、曹操、孫權比還是相距甚遠。諸葛亮憑著自己杰出的軍事才能和外交才能，通過赤壁之戰的勝利，給了曹操當頭一棒，隨后的三氣周瑜、智取漢中、水淹七軍……終于輔佐劉備建立了一個可以和魏、吳相鼎立的國家??蜀，實現了隆中對三分天下的目標。可惜的是，隆中對中所言的“興復漢室”，卻因諸葛亮的英年早逝而變成了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不客氣地說，《三國演義》把諸葛亮近乎神化了。在羅貫中筆下，諸葛亮有通天徹地之能，深謀遠慮，有扭轉乾坤之力，呼風喚雨。無論到哪里都能所向披靡，一生少有不得志之時。草船借箭，三氣周瑜，借東風，赤壁之戰、六出祁山，七擒孟獲，空城計，無一不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正如“演義”的定義??根據歷史傳紀鋪敘引申，并經過作者的藝術加工而成。正是這一“加工”，便把諸葛亮神話了，變得人不像人，妖不像妖。

《三國志》里的諸葛亮，褪去了草船借箭的光環，少了借東風的際遇，原因在于，前者是根據歷史事件移花接木而成，后者卻是根據民間傳言加工而成。“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諸葛亮明于治而為相”，這是同時代人對他的評價。確實，《三國志》中體描述的那個真實的諸葛亮實際上更善于治國，他治國的能力可以和漢代的蕭何、陳平相比，也能與春秋戰國時的管仲、樂毅齊平。但他的軍事才能卻無法達到姜子牙、張子房的水平。如果說到用人看人的本事，就更平庸了。街亭一戰，他錯任只會紙上談兵的馬謖為街亭守將，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街亭失守，就是因為這一戰，使興復漢室的愿望成為了泡影，致使諸葛亮終其一生也沒有越過這個門檻。雖然諸葛亮不善用兵，但卻通曉蕭何的治國之道、孫武的治軍之道。在街亭失守后，他揮淚斬馬謖，然后自貶三級。正是諸葛亮這種以身作則的精神，使蜀國的政治風貌走上了正軌，也為歷史留下了絢爛的一筆。

這是我從《三國志》中讀出的一點心得體會。常言道“一百個人的眼睛里就有一百個林黛玉”，諸葛亮這個人到底怎么樣，他有什么樣的性格，又有哪些功過，歷史的長河總有一天會向我們一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