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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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范文

對于如何推進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公報中用兩句話作了概括。一句是“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一句是“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這28個字，可視為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各領域改革的總體邏輯。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職業教育就是在改革中不斷發展，在發展中不斷改革。其中取得了成績，也走過一些彎路。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號角。遵循上述邏輯，在新的改革進程中，職業教育事業要避免走入一些誤區。

一是謹防全部市場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公報中，特別強調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此前的表述，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兩字之差，區分出來的是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定位。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表述，更加強調市場作為資源主要分配者的地位。據此，有人擔心，是否要把職業教育全面推向市場，政府不再扶持和保障。按照國務院“中長期教育規劃綱要”精神，政府要切實履行發展職業教育的職責，把職業教育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發展規劃。這是因為，職業教育既為經濟發展提供人力支持，也承擔眾多家庭教育和基礎教育失敗者的補償教育的重任。當下的職業教育，在本質上具有強烈的民生性、公益性。而三中全會隱含的強烈信號是，政府應該習慣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擔當主要供應者的作用，為民生托底。所以，職業教育新一輪改革，重在發揮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場的無形之手二者的合力，而不是向市場一推了之。

二是謹防全盤碎片化。

第2篇：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范文

本期做客“基金經理面對面欄目”的兩位嘉賓分別是博時基金宏觀策略部總經理魏鳳春和融通新藍籌基金經理姚昆。他們認為，在三中全會之后的11月投資策略，應該是堅決回避利益受損者，并從受益行業中尋找優質標的。

11月行情要謹慎

《投資者報》：2013年已到年末，展望2014年，對投資有決定意義的事件，在仍是美聯儲QE政策的走向，在內部則是貨幣政策、改革舉措與政策等。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勝利召開，請談談你們對全會公報的一些看法。

魏鳳春：美聯儲對QE縮量還是退出舉棋不定，這種不確定性的消除將是長期的過程。在該過程里，對貨幣寬松的敏感資產或已進入一個死結，比如黃金，QE緩退它不漲，QE真退出它可能也不跌。但現在，最令投資者糾結的還是QE政策的不透明，黃金、美債或美元等資產難有趨勢性行情，這也是制約A股的因素之一。

國內對A股影響較大的因素，首先是貨幣政策的收緊。央行有意收緊貨幣，除了想主動對沖三季度外部資金的流入以外，抑制M2增量，激活M2存量，也是考慮之一。在這種情況下，無風險利率抬升，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將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務成本，對A股上市公司必然是利空。

三中全會之后，或有具體的改革舉措，這對A股將有結構性影響。目前的A股，有想象力的沒有盈利，有盈利的快沒有了想象力。11月之后，包括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2014年可能推出的改革舉措等，或將引發A股的結構性調整，屆時受益與受損的行業或個股將更加清晰。

姚昆：三中全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時間點，根據目前的信息來看，可能會在土地、財稅、金融、國企等領域做出路徑規劃，從而釋放中國中長期增長的動能與活力；從目前披露出來的10月份的經濟數據來看，大多數的數據都符合甚至超出市場預期，表明我國的整體經濟依然穩健，超預期下滑的風險并不存在，因此大盤向下具備較強的支撐。

對于板塊而言，我們認為消費服務和科技創新仍是未來A股的主要投資方向，醫療服務、大眾消費、高端裝備、環保、傳媒行業中的平臺型公司等都是我們重點關注的板塊；此次三中全會釋放的改革信號中最為受益的板塊和個股，也是我們重點關注的機會。

但我們對11月的行情表示謹慎樂觀。尤其是在利率處于高位、通脹壓力隱現的情況下，央行是否會適當收緊銀根導致流動性超預期的趨緊？這個問題我們會一直關注。

《投資者報》：剛剛姚總對11月的行情表示了謹慎樂觀，這方面魏總又是一個什么樣的看法呢？

魏鳳春：四季度，A股的投資者比較關注改革的投資機會，對改革的預期比較高，各種政策主題在之前就已被資金追捧，而11月的十三中全會是個證實與證偽的關鍵節點。為規避大的不確定性，我們11月的投資策略也以三中全會為界，分之前和之后的兩種思路。

三中全會之前的投資策略，我們已在四季度的策略報告里表述，主要的思路是“腳踏實地”，維持對新興、輕資產行業的配置，對基建和房地產等中游保持中性，但對周期、金融和白酒行業保持負面，建議有限參與改革主題，堅決規避估值脫離基本面的成長股。進入11月，隨著市場炒作加劇，我們對這一策略做了微調，建議在三中全會之后，對不切實際的政策主題少碰為好。

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對會議內容進行了梳理和解讀，認為這次會議對投資的最大影響，或在于利益分配關系的調整。會議表露的改革意向，或對金融、石油、電力、鐵路和政府消費等相關行業有負面影響，對軍工、安防、醫療、文化傳媒、新能源、環保和信息化等行業則是利好。因此，在三中全會之后的11月投資策略，應該是堅決回避利益受損者，并從受益行業中尋找優質標的。

A股對國際熱錢吸引力上升

《投資者報》：根據上市公司三季度末前十大流通股東數據統計顯示，QFII的持股市值為792.73億元，比二季度末680.32億元增加了112.41億元，增加幅度為16.52%，持股市值創出近6年來的新高。對此你們是怎么看的？

魏鳳春：QFII逆勢增持A股，說明從國際投資者的角度看，A股的吸引力在上升。自2012年以來，管理層加快了QFII的引進步伐，QFII的投資額度已經從2011年底的216.4億美元，增加到今年10月底的485.1億美元，絕對額增長一倍還多。截至2012年底，QFII持有A股的流通市值占比僅為1.4%。從這個數字看，中國股市的對外開放度還處在很低的水平，QFII對A股的投資額度仍有較大的增長空間，現在QFII的持股市值創出6年來新高不足為奇。

對QFII投資行為的解讀，我們認為有兩點值得討論。第一點自2009年以后，A股一直處在下降通道，無數投資者蒙受損失、心灰意冷，相比其它投資選擇，股票市場逐漸淪為雞肋。但對境外投資者而言，A股的投資價值卻逐漸凸顯：1.A股估值中樞下移，已與成熟股市相當，確實具有了長期投資的價值。2.由于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正在平穩轉型，股市風險溢價趨于下降，A股也在逐漸擺脫新興市場的標簽，表現出成熟股市的氣質。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晴雨表，A股具有資產配置的價值，將來納入全球股票指數之后，國際資金對A股的配置需求也將日益強烈。從這兩方面看，國內投資者需要重新考慮A股的投資價值，提振對A股的投資信心。

第二點，對QFII的投資行為不宜過度解讀，更不必盲目跟隨。QFII確實是A股投資者里最獨特的一類，但并不說明國內投資者就要去效仿。從三季度QFII持有重倉股的行業分布看，它們會持有較多的周期、金融以及消費板塊的藍籌股，但是公募基金在三季度的配置卻轉向醫藥和TMT，對煤炭、有色、建材和交通運輸等行業配置較輕，甚至幾乎沒有配置。這種投資的結構差異，可能來自對A股及中國經濟轉型的認識。國內機構可能更有本土的認知優勢，能把握經濟轉型的投資機會，而QFII更善于做國際比較的投資，尋找價值低估的機會。

姚昆：一方面，這說明了QFII資金對A股的關注程度。從中長期來看，目前A股可能處于底部區域，大盤藍籌的估值水平相對較低，也基本與國際接軌（AH溢價消失），部分行業對于QFII而言具備了較強的吸引力，因而QFII的資金配置持續增加。從配置思路上來看，QFII比較青睞的分紅較好的大盤藍籌股目前處于相對低位，QFII的增持是比較自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800億元的持股市值相對于A股20萬億元左右的流通市值而言，仍然是很小的比例；400多億美元的QFII額度對于境外投資者渴望參與A股市場的巨大需求而言仍是杯水車薪，因此我們預計只要相應的QFII額度不斷提升，A股市場的QFII持倉仍將會逐步增加。

兩融標的無礙市場行情

《投資者報》：據統計，今年三季度共有60只兩融標的股獲得了基金的增持；共有515只標的股遭到基金的減持，占所有兩融標的股數量的七成以上，對此，你們怎么評價？看好或看淡的理由是什么？

魏鳳春：兩融標的整體看，還是以金融、周期等行業的大市值個股為主，成長性行業和個股相對較少，比如創業板的兩融標的晚至2013年1月底才放入，到目前也才35只。因此，融資融券標的的覆蓋面相對較窄，在風格和行業分化較大的情況下，機構投資者對兩融標的進行大面積增減持，屬正常的投資行為。

一般情況下，股票基金增持或減持某只股票，并不會考慮它是否是融資融券標的，對這些標的的增減持，主要是基于對基本面的判斷。三季度對兩融標的增減持的極端分布，主要反映了股票基金的投資偏好。2013年以來的A股分化嚴重，截至11月13日，上證綜指下跌8%，中小板和創業板上漲近13%和70%。從行業看，年初至今煤炭下跌約38%，傳媒上漲93%。往后幾年，中國社會和經濟大的背景是轉型，經濟增長方式由投資到創新驅動，政府更加關注民生和生態環境，這種背景下受益的當然是新興或民生攸關的行業，受損的更多是周期行業。所以，這種周期與新興成長分化的格局可能繼續。

第3篇：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范文

同時由于三中全會的閉幕，因開會而形成的政策空白期也面臨結束，接下來諸如IPO重啟、房產稅等相應政策應會陸續進行，總體上對市場將形成一定壓制。利好實體經濟的措施，經常會打擊市場，這是因為由于資源與精力的有限性，對一個目標的支持，往往意味著對其他目標的冷落甚至打擊。對一個對象的成就，往往要以另一個對象為代價。如房產稅對財政有極大支撐，意味著財政政策有能力保持寬松，對實體經濟是支撐，但這無疑削弱了消費能力，財富由居民轉入政府，好壞難以辨明。

從基本面來看，實體經濟不會強勁復蘇，經濟周期被拉長的同時，也將波幅平滑，但暫時也不會過于悲觀，作為一個宏觀經濟體，其發生重大變化所需要的時間，必然更長一些，一天內發生巨變的，只能是微觀，而宏觀面，目前保持穩定的概率更大，因此來自基本面的數據暫時不會成為打壓或支撐市場的理由。

從最新的全社會融資總量及新增信貸數據看，資金面呈偏緊態勢，央行無意放松資金面，這是顏面問題，但為了應對再次發生類似錢荒事件，會隨時有挽救性資金流入，所以資金面不會寬松，但也不會發生超越6月錢荒規模的流動性緊張，更多的可能是機構有了應對準備，提前準備資金，將時點性風險分攤。但由于有跨年因素，資本市場資金面偏緊態勢可能持續到年底。

另外從CPI數據來看，CPI緩慢攀升，年內應該問題不大，不會成為市場擔心的主要因素，但會成為明年的主要因素，由于高體量的貨幣存量，通脹對于經濟的敏感度會大幅提升，只要實體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復蘇，通脹就會很快有所反應，同時疊加豬周期，通脹對于政策面、資金面及市場的影響，明年將明顯大于今年，也正因為如此，中期看貨幣政策放松的空間不大。

第4篇：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范文

這是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之后，針對生育政策的又一重大舉措。政策出臺后，大陸預計每年的新增人口數在540萬左右。根據國家衛計委統計，現階段全國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條件的夫婦約有9000萬對。結合“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國家衛計委公布的數據：截至2014年年底，全國符合生育“二孩”條件的夫妻約1100萬對，其中約70萬對提出再生育申請，平均申請率約為6%。由此推算，“全面二孩”政策開放后，預計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數在540萬左右。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2014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為12.37‰，約有1692萬名新生兒。因此，“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每年的新增人口將比現有新生兒增加近三分之一。該政策的頒布具有較大的社會意義和經濟意義，但短時間內也會對兒童醫療和教育等領域帶來更多的壓力。

“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預計每年新增約540萬人口，將有利于緩解人口老齡化、平衡人口性別比、改善未來勞動力供給并促進經濟健康發展。但每年新增近三分之一的新生兒也將會給醫院、幼兒園、學校等帶來更多供需方面的壓力，因此也對兒童福利事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兒童醫療資源亟待增加。兒科醫生緊缺，三年數量不增反降。根據《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下簡稱《統計年鑒》），2014年兒科執業（助理）醫生僅占總人數3.9%，約為11.3萬人。據此測算，大陸每1萬名0-14歲兒童僅有5個兒科醫生，而根據網絡數據，美國萬名兒童擁有16名兒科醫生。此外，據《統計年鑒》數據測算，2010年至2014年大陸兒科醫生總量并未增長，反而減少了約0.3萬人。因此，兒科醫生緊缺問題已迫在眉睫。此外，兒童用藥還一直存在品種少、規格少、劑型少等問題。據中國非處方藥物協會數據顯示，大陸3500多種藥物制劑品種中，專供兒童使用的僅有60多種，不足2%。

為了緩解兒科醫生的緊缺問題，衛計委開展了報考兒科醫生可加分政策和兒科醫師轉崗培訓政策，但是兒科醫生緊缺的問題根源在工作量大、收入低、風險大以及醫療糾紛多。而兒童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將在“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進一步加劇。因此，應盡早制定措施，著手解決：出臺政策恢復兒科專業招生，加大對兒科醫師職稱評定和福利支持，完善三級轉診體系建立基層兒科隊伍，此外還應通過出臺政策鼓勵兒童藥物的研發和生產。

第二，應繼續支持學前教育，促進師資數量增加和服務水平提升。根據2013年實行的《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暫行）》，幼兒園教職工與幼兒比應為1：5―1：7，而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實際教職工與幼兒比為1：19，超出規定接近3倍。學前教育毛入學率為70.5%，雖比上一年度提高了3個百分點，但仍有30%的幼兒（約1000余萬名）沒有入園機會。而在民辦幼兒園占總數近三分之二形勢下，政府應積極支持民辦幼兒園的發展，提高民辦幼兒園教師待遇，以提升幼兒的入學率并增加教師數量。教育行政部門應加大對民辦幼兒園的監管力度，制定詳盡的服務標準和行業規范，促進民辦幼兒園的規范化管理。

第5篇：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范文

對于中國反壟斷的發展而言，已經過去的2014年無疑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

商務部、工商總局、發改委這“三駕馬車”在各自領域內刮起執法風暴。與此同時，有關行政壟斷的規制，在《反壟斷法》落地七年后，也終于開始浮出水面。

從執法到司法，反行政壟斷第一次進入反壟斷法律實務的主流。在徐徐展開的2015年，更大的浪潮正在掀起，中國對于行政壟斷的規制即將啟航。 行政壟斷訴訟第一案

這是第一起被法院正式受理并進入實質審理階段的行政訴訟，該案的審理程序以及專家證人也非常值得關注

作為廣東省深圳市斯維爾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斯維爾）訴廣東省教育廳涉嫌行政壟斷一案原告方的律師，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魏士廩目前正在靜待廣州市中級法院的判決結果。

“嚴格來說，第一案應該是2008年8月1日《反壟斷法》剛剛實施時，北京四家企業聯合狀告國家質檢總局，但是這個案子當時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沒有受理?！彪m然案件已經超出行政訴訟一審三個月審限，但魏士廩并不對結果感到悲觀。在律師界看來，此案能得到審理，本身已經是一種“反行政壟斷”的成功。

該案緣起于2014年4月，廣東省教育廳在2014年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廣東省選拔賽“工程造價”基本技能賽項比賽中，組委會通過《賽項技術規范》和《競賽規程》指定，賽事軟件需使用廣聯達獨家的認證系統、廣聯達土建算量軟件GCL2013和廣聯達鋼筋算量軟件GGJ2013。

作為工程造價軟件程序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斯維爾認為廣東省教育廳的這種做法，將導致職業院校為了參加省內和全國的比賽大規模購買廣聯達軟件，進而導致其他軟件廠商失去該軟件的市場，而廣聯達“一家獨大”。

在與廣東省教育廳溝通無效的情況下，去年4月26日，斯維爾正式向廣州市中級法院提訟。兩個月后，該案進行了一審開庭審理。

案件的法律事實并不復雜――實際上，在訴訟正式發起之前，原告方斯維爾已經就指定軟件參賽的問題向國家教育部提起行政復議。

當時，教育部邀請北京反壟斷法律領域的專家進行了學術論證，專家們給出的意見是該做法違反了《反壟斷法》等法律規定?；诖?，教育部取消了原定于去年6月舉辦的工程造價技能的全國比賽，斯維爾也就此撤回了行政復議申請。

“教育部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書面文件，但和我們進行了口頭溝通。”魏士廩認為，其中的反壟斷法律關系已經很明確，對訴訟的預期也是正向的，讓廣州市中級法院遲遲不下判決的原因，更多是法律之外的變數。

值得一提的是，這不僅是《反壟斷法》實施后，第一起被法院正式受理并進入實質審理階段的行政訴訟，該案的審理程序以及專家證人也非常值得關注。

在此案審理過程中，《反壟斷法》審查修改專家小組成員、北京大學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盛杰民，以及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湛中樂均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出席庭審并遞交法律意見書。

盛杰民對《財經》記者回憶，開庭時，被告方人廣東省司法廳的工作人員提出質疑，認為行政訴訟案件沒有專家證人一說，兩位教授便沒能第一時間出庭。后來經過雙方歷經一個多小時的激烈論辯，法庭最終支持了專家證人出庭發表意見。

“這可以看出，法庭的思想還是比較前衛的?！笔⒔苊裾f。

在兩位專家學者看來，該案落槌后，這份判決書的影響力將不會亞于騰訊與奇虎360的世紀大戰――什么是行政壟斷，它和國家管制是什么關系，它有沒有適用除外判決對于行政機關乃至全社會都將會是一次很好的反壟斷教育。 執法的便利與阻力

在長期的固有思維下，官員們對于行政壟斷幾乎沒有什么概念，因而也有人覺得冤屈、想要打招呼說情的情況時有發生

2014年9月，尚處在汽車業反壟斷風暴爭議中心的國家發改委，又在行政壟斷領域投下了一枚驚雷。

在國務院新聞辦反壟斷執法工作情況介紹的吹風會上，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披露：河北省交通廳、物價局、財政廳規定河北省客運企業享受過路過橋費半價優惠，涉嫌歧視性規定，國家發改委已向河北省政府發出執法建議函，建議立即責令三部門改正錯誤。

在各界看來，國家發改委這次發出的信號非常明顯：在對汽車業處罰的褒貶聲中，執法對象一直是爭議的焦點，而這一次，發改委對行政壟斷開始出手了。

在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內，目前負責行政壟斷的是競爭政策與國際合作處。該處室一共有四名工作人員，負責調查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案件，并指導協調各省級價格主管部門對行政案件的執法工作。

作為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的第一起行政壟斷案件，從2014年9月上旬建議函發出，到9月底歧視性收費的行為得到糾正，河北省交通廳的這起過橋費歧視案，從調查、發出建議書到當地完成整改，歷時不到一個月。

其中時間雖然不長，但體現了中國反壟斷執法的完善和進步，從中也可以看出反壟斷執法對于規范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在業內看來，他們反行政壟斷的工作相比其他處室，有容易的一方面，也有特殊的壓力。

據有關人士介紹，相比對企業的反壟斷執法，行政機關的壟斷行為一般都有相應文件留底，發改委調查起來不似與市場企業玩貓捉老鼠般那么費力。行政機關的“反調查”能力比較弱，對調查也比較配合，但與此同時，對行政機關的執法則會遇到更多來自體制和人情的阻力。

以這起針對河北省交通廳的調查為例，當地行政機關在調查過程中十分配合，取證也比較容易，但在長期的固有思維下，官員們對于行政壟斷幾乎沒有什么概念，因而也有人覺得冤屈、想要打招呼說情的情況時有發生。

“對于系統內層級比較低的單位，執法起來就更加困難了?！痹撎幑ぷ魅藛T回憶道。

2014年12月1日，華東政法大學攜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競爭與消費者政策署舉辦“2014競爭合規和行政性壟斷國際研討會”。許昆林在會上表示，“破除行政壟斷是該局2015年的首要任務，民眾將會看到此類案件增多。”他同時披露，目前還有其他行政壟斷案件正在調查與整改中。

在會議上，許昆林呼吁政府退出在一般競爭領域直接投資、撥款和直接干預企業生產經營的活動，為企業營造規范的市場秩序和公平的競爭環境，促進其健康發展。

由此可以聯系的，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在三中全會公報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同時，明確要求“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嚴禁和懲處各類違法實行優惠政策行為，反對地方保護，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

許昆林對《財經》記者說，發改委之所以將在2015年開始對“行政壟斷”這塊硬骨頭下手，并將之作為年度首要任務，原因和動力就在此。這項工作由十個部門共同負責，其中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是牽頭部門，國家發改委負責抓總。

有關人士透露，目前行政壟斷案件主要來自于舉報。發改委已開通四級聯網的12358價格舉報系統，舉報人可以通過這些渠道對行政機關的壟斷行為進行舉報。 授權局限尚待破題

就可行性而言，上級機關因為反壟斷處罰下級機關與中國的國情是不符的。事實上，許多壟斷行為也正是上級機關要求下級機關這么做的

行政壟斷一直是中國反壟斷法律發展中最為尷尬與微妙的話題。

從起草《反壟斷法》時有關行政壟斷專章設置的數次反復，到現實中反壟斷行政訴訟遇到的“立案難”問題，對行政壟斷的執法、司法領域的表現與社會預期存在著較大差距。直到現在，伴隨司法與執法的開展，法律本身帶來的限制也在凸顯。

在法律層面上，目前對行政壟斷的規制體現為《反壟斷法》第五章，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相關規定。就這一章的內容而言，《反壟斷法》不僅禁止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的具體行政行為，也禁止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的抽象行政行為。

然而，如果落實到《反壟斷法》規定的具體法律責任―其中第51條賦予了上級機關責令改正權，但是并沒有把行政壟斷的管轄權授予反壟斷行政執法機關，反壟斷執法機關僅僅具有可以向有關上級機關提出依法處理建議的權力。

以河北省交通廳歧視性收費的案子為例，國家發改委并不能對這種歧視性收費直接罰款，或對相關人員采取處罰，工作人員只能通過給河北省政府發建議函，由河北省政府責令河北省交通廳進行整改。

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中，如果上級政府并沒有采取措施，原反壟斷執法機構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建議權本身不具有足夠的威懾力。

“這就使得《反壟斷法》面對行政壟斷有點像一只沒有牙齒的老虎?！眹鴦赵悍磯艛喾ㄎ瘑T會咨詢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曉曄表示，對規制行政壟斷，不僅需要更多頂層設計推動，也需要賦予反壟斷機構更多的執法權力。

盛杰民認為，對于行政壟斷的執法，首先，就可行性而言，上級機關因為反壟斷處罰下級機關與中國的國情是不符的。事實上，許多壟斷行為也正是上級機關要求下級機關這么做的。另一方面，如果對行政壟斷也采取罰金處罰，由于行政機關沒有自己的財產，最終還是由財政撥款，這還會涉及國家賠償問題。因而在中國目前的行政體制和法律體制下，直接對行政壟斷進行執法是比較難的。

第6篇：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范文

“摸著石頭過河”，是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的一種形象性說法，是改革開放之初三條經驗――“貓論”“摸論”“不爭論”中的一條。30多年的改革中，像、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乃至一國兩制等等，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

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河流是一個意義豐富的對象?！兑捉洝酚小袄娲蟠ā币徽Z，老子說“上善若水”……河流蘊藏了中國人的歷史記憶和人生圓滿之想象。從南北朝開始，南北中國之間的關系更是以文明自任的中國人的傷心之所?；笢乇闭鳎袊@“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宋時抗金名將宗澤臨死前大喊三聲：“渡河渡河渡河”。

過河，辦法有多種，可以走橋，可以坐船，可以游泳，有的人干脆淌水大步過。但是大多時候你根本不知道離橋還有多遠、船什么時候會來，而很多人又不會游泳，如果直接淌著水大步過，深一腳、淺一腳，過不過得了河就完全取決于運氣，那結果十有八九會被河水所傷。

所以，改革開放破題時，借用了“摸著石頭過河”這一形象比喻，來說明我們中國的轉型。

摸著石頭過河核心是“試”，邊干邊學邊積累，在實踐中摸規律、獲真知，好處是不會嗆水，穩扎穩打。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能有舉世矚目的成績，與這種過河方式不無關聯。

摸著石頭過河前提是“想摸”。今天的改革，需要回答為誰改、改什么、怎么改的問題；需要向人們說明摸著石頭過河之后，河對岸的圖景；需要給予多元利益以表達機制、協調機制，凝聚差異格局之下的認同感；需要勾勒何謂中國人眼中的美好生活、理想社會；需要向世界說明中國立場，體現大國擔當。這是現階段深化改革無法回避的問題，需要運用新的方法來破題。

摸著石頭過河要求是“敢摸”。歷史的變局常常不期而至，機會屬于有勇氣撥開迷霧邁步向前的人。30多年前在安徽小崗村按下的指印，悄然掀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這場改變了世界1/5人口命運的改革大業，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中國改革這艘巨大的航船，以驚人的勇氣駛入了一片未知的水域。

摸著石頭過河關鍵是“會摸”。如扶貧“雙到”工作，全國其實不獨廣東在試行，只是叫法不完全一樣，實質都是“規劃到戶、責任到人”，可廣東模式很成功，其他地方效果平平。原因何在？主要問題出在“責任到人”上，廣東敢動真格，對不盡責的人嚴格追責，有的地方在追責上力度不夠，規劃到戶也就只是一紙空文。

“過河”是戰略問題，“摸著石頭過河”是戰術問題，戰略問題解決之后，戰術問題就成為關鍵。

第7篇：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范文

關鍵詞：依靠群眾；破除官本位觀念；選精官；適度削減副職；減員增效。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集聚人才體制機制，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鼓勵地方、基層和群眾大膽探索，及時總結經驗。

歷史反復地證明著這么一個觀點，人民群眾是改革思想的“孵化室”、改革力量的“動力場”、改革成效的“檢驗劑”。沒有人民群眾參與的改革，就是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注定要失敗。從一次次成功的社會制度變遷、一次次成功的朝代更替、一次次成功的改革政策落地，人民群眾無疑是參與者、推動者和受益者。

干部制度改革作為整體改革藍圖的一部分，必須也必將依靠群眾的力量。干部作為人民群眾的一份子，源于人民群眾。什么樣的干部是好干部，改革需要什么樣的好干部，群眾心里有桿秤。干部制度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也要“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特別是干部選拔任用，要更加注重群眾基礎、群眾觀點、群眾口碑，因此，要設計出讓群眾積極參與的干部制度體系，暢通群眾獻計獻策主渠道，整合運用群眾智慧力量，“集小智為大智”，增進干部制度改革的“源動力”。

激發人民群眾主動性，增進干部制度改革“推動力”。推進干部制度改革，眼睛要向下看，從根基上尋求對策、獲取力量，激發群眾的主動性。干部制度改革，從根本上還是為了群眾，如果群眾能夠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參與、主動建議、主動監督，那么改革的步伐和速度就會邁得更快更實。因此，要設計出讓群眾主動發揮作用的干部制度體系，使群眾喊起號子、甩開膀子，敦促干部邁開步子，增進干部制度改革的“推動力”。

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良好的國家治理，制度是決定性的，但治理者的素質也至關重要。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改革開放36年后，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現代核心政治價值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政治價值觀的教育，培育公民意識，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和維護公民權利，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筑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隨著人口紅利的減少和逐步消失，再加上社會老齡化問題，工作在第一線的人員所面臨的任務會越來越多，負擔會越來越重。而與之不適應的是我們的干部人數太多，應該盡早改革。同志曾講到改革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為此，我們感覺干部制度改革應走“精官削副，減員增效”之路：

1、選精官。所說的選精官就是要進一步完善選人用人機制，把真正德才兼備、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不出事的干部挑選出來。官不在多，關鍵是精。具體說來就是：沒有劣跡；群眾信任；考核優秀。換句話說，精官不僅僅是“人精”、他（她）必須是、也應該是好人。有句名言說的好：好人未必就能做好官，但是好官首先必須是好人。信哉斯言。做官和做人盡管是兩個層面，但又有其因果的關系。我們無法想像，一個人如果連“人”都沒有做好，做了官會是好官？“越壞越能當官”的傳說和“帶病”提拔的偶有事例應該徹底杜絕。

2、適度削減副職。在現階段，各級領導班子里的副職太多。以大學為例：一個學校，有十幾個副校長是很平常的事；大學下屬的二級學院里的領導班子中，除了安排一名正職，大多還安排了四名副職。其實，機關、企業也是如此。我們認為，在各級領導班子里的副職數里，去掉一半都不少，而且效果會更好。

現任的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加上國務委員才十人。一所大學，安排十幾個副校長，有必要嗎，難道一所大學的事務竟比國務院還多？一所大學下屬的二級學院里的領導班子，安排了五個職數：有院長一名；書記（兼副院長）一名；副院長三名，其中一名副院長（兼副書記）。這里，一名副院長分工負責教學；一名副院長分工負責科研，副書記分工負責學生工作。這樣的職數安排既不合理也不科學，同時也是一種人才和資源的浪費。試想：負責教學的副院長不能同時負責科研嗎？再說了，一個以教學為主的二級學院里，又有多少科研任務？副書記分工負責學生工作，書記難道就不管嗎？ 我們認為，象這樣的二級學院安排三個職數就夠了，即：院長一名；書記一名；副院長一名。退下來的充實到教學一線，這不是挺好的事情嗎。

當干部有待遇，更有隱形福利，“雙肩挑”的還減免工作量；這就讓本來為數并不太多的一線人員累夠戧。時間久了，大家能沒意見嗎。列寧說機關隊伍“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意蘊深刻。蘇共在20萬人時建立了政權，在200萬人時打贏了衛國戰爭，在2000萬人時卻失去了政權，教訓如在耳畔。

3、走“精官削副，減員增效”之路，現階段干部隊伍更應該減員增效。這里關鍵是頂層設計，形成制度。據統計中國的干部最多，中國的管理成本最高。要改變這種狀況，關鍵是領導決策，形成制度。誰都愿意當干部，誰都不愿意下來，這是人之常情。如果形成制度、成為規定，這樣就減少了些許阻力。能夠更好地推動干部制度的進一步改革。

作者簡介

第8篇：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范文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完善金融市場體系。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的本質是促進社會資源能夠實現帕累托狀態的最優，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轉向“決定性”，市場化就理應成為中國未來金融改革的核心要義。

第一，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意味著在市場化條件下，真正實現讓供求等經濟因素決定市場價格；第二，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意味著金融機構的運營模式要更多體現市場化的特征，市場要在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第三，完善金融市場體系還意味著整個金融市場要更加健全，特別是要推進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建設向縱深領域發展。

筆者以為，要實現上述目標，在中國現實背景下，起提綱挈領作用的便是減少行政干預等外在因素的束縛，而讓市場這一內因在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在金融市場價格形成過程中，金融改革最重要的體現便是利率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我們正在推進的利率市場化進程，已經放開了貸款利率限制，這無疑是利率市場化進程中的關鍵一步，但由于存款利率限制放開的“這一城”尚未攻克，我們的利率市場化還沒完全實現。國家出于經濟安全、社會穩定、存款保險制度尚未建立等因素的考量，對利率仍然有管制，導致利率不能真正反映市場價格，也不能真正反映資金融入與融出需求的對應關系。

而在匯率市場化的過程中，我們站在促使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高度上，一直推動匯率上漲，而忽視了由此帶來的產能過剩以及產業空心化的問題，這樣的匯率水平與真正反映外需情況以及資本流動的匯率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梢?，我們在推動利率和匯率市場化的同時，要在制度設計上加以改進，從真正市場化的著眼點出發，制定相關政策。

不僅如此，在金融機構發展過程中，發生的一個可喜變化是，由于貸款利率限制取消，銀行將更多用市場化方式經營，以往單純靠利差賺取利潤的經營方式已經難以為繼，未來若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銀行必須思考利潤增長點在哪里。但上面已經提到，同樣還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我們的存款利率還存在限制，這就使得中國的銀行發展雖然不能再被形容為溫室的小苗，但畢竟也不是在風雨中成長的參天大樹。盡管銀行各種中間業務、表外業務、理財業務在如火如荼發展，但傳統存貸利差仍然是其利潤的最重要來源。目前我們已經進入大資管時代和大數據時代，銀行如何應對互聯網金融沖擊、如何進行業務模式轉型都值得深思，而這首先需要我們進一步將存款利率限制取消掉，讓銀行在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定價上根據自身情況自主決定。

同時，目前在中國金融機構中，銀行仍然占據重要位置，間接融資仍然是最主要的融資渠道，這不能反映真正的市場融資主體和資金供給方力量的匹配，這也是中國大范圍的影子銀行、民間金融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由于民間金融存在種種弊端，我們在制度上總是針對這些機構的發展進行規范，卻沒有真正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筆者以為，我們出臺政策措施不僅要關注短期目標以及效果，還要更多基于長遠的角度，探索有助于市場健康發展的良性制度。

第9篇：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范文

關鍵詞 經濟法價值 住房保障 法律制度

作者簡介：宋國強，徐州市豐縣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研究方向：經濟法。

《黃帝宅經》：“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存。人宅相通，感通天地”。 住房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具有商品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屬性。 住房問題是重要的民生問題。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這項社會民生問題，十屆三次會議報告首次明確“社會要更加和諧”“住有所居”“讓人民生活的更有尊嚴”十七大報告又提出“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人民……住有所居。”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指出“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逐步改善符合國情……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合理調整分配關系……健全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實現這些民生目標，必須解決解決好城鎮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孟子曰：“民之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那么對于居民來說“房子”就是“恒產”。解決住房問題的前提是必須建立較為完善的住房保障法律制度，制定位階高，具有權威性的住房保障法律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逐步解決我國住房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苯暌詠?，我國房地產市場過度市場化，引起房價不斷攀升，遠遠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購買能力，并且出現越調越高的情勢。

上述情勢就為以適當國家干預、需要國家干預為實質的經濟法提供了制度和現實支撐。

一、堅持經濟法的價值取向必須堅持社會本位原則

在市場在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的同時，市場機制由于本身具有內在固有的缺陷，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呈現低效運行的非理性狀態，致使“市場不普遍、市場不完全、信息失靈、外部性、公共產品、經濟周期等市場失靈問題的存在”。 讓資源達到更加優化配置就需要以國家干預的形式這種“看到見的手”來彌補“看不見的手”自生的缺陷。正是由于這種市場的失靈的存在才為以適度國家干預為內在特質的經濟法提供了平臺。

我國住房過度市場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地產經濟領域的亂象，出現住房市場的失靈。因此必須通過以“社會本位”為原則，以實現實質社會公平正義為其價值理念的經濟法來對我國住房市場的失靈進行干預。

我國對住房市場的干預是在尊重市場機制的前提下對房地產市場進行的一種民主的并且主要是法律的調控。只有建立法律基礎上的對住房市場的宏觀調控才能讓廣大群眾參與，集思廣益，富有理性，才能使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公平，社會的和諧。

國家對住房市場干預的兩種調整方法都是在尊重住房市場運行規律，為了滿足社會公共利益需要的前提之下進行的干預。有利于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

二、堅持經濟法價值取向必須以政府主導為前提

住房市場的重要法律手段，發揮著促進社會公平實現的功能。保障性住房是國家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一種社會福利，是一種準公共產品，是運用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來保證住房這個產品的分配公平。在經濟法的視野下建立的住房保障法一定能保證低收入家庭住居住問題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基本構成要素，這就決定了住房的屬性首先是社會保障性，其次才是經濟性，這就表明住房問題已不單單是經濟建設領域內部的問題，還具有更多的社會責任和政治意義。保障性住房是準公共產品，具有鮮明的保障性，而住房保障法律制度是社會保障法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保障法又是經濟法的重要內容。經濟法是國家或政府干預經濟之法，因此，政府理應成為住房保障體系建立的主體，擔負起社會全面發展的職責，在架構住房保障法律體系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為規范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設中的行為，對保障住房建設執行不力還必須啟動行政問責，因此建立健全行政問責制度成為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雖然主張自由競爭，但他們也真切地認識到市場機制并非萬能的，政府的合理干預必不可少。他們的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設方面通過市場的金融政策、法律和稅收、土地制度等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進行干預和調控，解決住房市場的失靈，建立具有社會保障功能的住房保障體系。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政府承擔了一國經濟和社會的管理的宏觀調控責任，擔負著國家，社會全面發展的職責，所以在構筑中低收入群體住房保障法律體系過程中擔負主導作用亦是應有之義。

我國保障性住房建設是關乎民生、社會和諧的一項系統工程，尤其是我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收入差距巨大，要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必須要有一個切實代表人民利益，切實代表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權威機構來主導，那么這個權威的機構理只能是我國人民政府。因為沒有政府的干預和介入，沒有完善的國家住房保障法律制度提供的法律支撐、沒有資金的支持，徹底解決我國住房問題是不可能的。從這一點上來看，我國在推進住房保障體系建設進程中政府擔當主導的職責也是義不容辭的。 我國住房保障法制化建設比較滯后，有關住房保障的政策和制度基本上都是以通知、指導意見、辦法和條例的形式，指導性、穩定性較差，隨意性較強。這就導致在住房保障房的建設的實際操作中缺乏足夠的指導和約束力，因此我國必須制定一部權威的住房保障法。的分配公平。保障性住房法律制度是國家干預房分配的公平，從而彰顯社會的真正公平和實質的正義。

綜上所述，無論是從國家的宏觀調控來規制住房市場失靈方面、還是對保障性住房建設的行政干預方面、還是在我國住房保障法律制度建立方面，政府都具有天然的優勢。我國在制定《住房保障法》和構建住房保障體系中政府必須發揮主導作用。

三、實現社會實質公平是經濟法價值取向的應有之義

經濟法公平正義是其追求的基本價值目標，是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正義是實質上的結果上公平和正義，它是通過國家對經濟干預來彌補和調節“市場分配”的缺陷。事實上，社會中不同的個體或群體由于本身的自然條件、所臨境遇、對機會的把握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而這些差別又會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發生變動，使市場競爭被各種耦合因素所抑制，那么競爭的結果一定會是不同的，出現收入的剪刀差也會進一步擴大，使富者愈富，窮者來愈窮。而這種不平等是市場自身難以克服的。其結果會是相當一部分人們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市場再次分配所導致分配不公平的內在缺陷，需要借助政府的干預力量來加以克服。這樣客觀上起到了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實質公平、正義。經濟法的價值就是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一些不公正的現象的干預，這些不公正的現象產生的原因在于市場僅僅以私權自治、合同自由為指導原則，忽視了那些因自身能力不足，而無法得到最低保障的人們。因此要從經濟法的價值取向角度給予他們基本的人文關懷。要給予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那部分人一定的補償和救濟。這樣在經濟法的視野下建立的住房保障法一定能彰顯社會的真正公平和實質的正義。因此實現社會的真正公平和實質正義是包括建立住房保障法在內的社會主主義法律制度的基本理念。

經濟法公平正義是其追求的基本價值取向，它是在承認經濟法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存在差異的前提下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正義即實質的公平正義。

法學自誕生之初就和公平等思想觀念密切聯系在一起。每人的思想意識的一個固有部分就是對“制度”的公平和公正的評判。可能沒有什么永恒的公平，“這個公平卻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在起保守方面或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神圣化的表現?！被蛟S“公平的概念只有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才有意義。” 從法學視角得出的公平應當是一種社會關系上的公平。它既是法外在的價值目標也是法內在的價值尺度。法通過規范、原則、概念的權威形式表現公平，經過國家認可構筑一套反映公平標準的法律體系。公平是住房保障的理論支點。這種公平既包括橫向上公平即人人都有獲取住房的權利，也包括縱向上公平即不同經濟地位的人實行差別待遇。橫向和縱向公平的實現將促進各種生產要素的充分運用，即資源的最優配置，從而達到最高效率。

從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來看，公平具有統領的地位，從整個社會系統來看，公平既是基點又是追求的最終價值目標，效率只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手段而已。

確立公平優先的原則是我國住房保障法律制度的內在要求，是社會公平的體現，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目標。強調確立住房保障法的公平優先原則，并不排斥效率。因為社會公平有更好地利于促進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即公平具有促進效率的功能。同時住房保障法確立公平優先，本身也要追求效率，只有最大發揮住房保障制度的效率，才能更好地實現公平和社會的進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實現社會的真正公平和實質正義是包括建立住房保障法在內的社會主主義法律制度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