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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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草原文化范文

草原文化在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弘揚草原文化，提升地區文化軟實力，是在新的起點上實現內蒙古科學發展、富民強區的重要文化支撐。

弘揚草原文化是提升內蒙古文化軟實力的核心。草原文化博大精深，內涵深厚，是內蒙古從民族文化大區向民族文化強區跨越的文化源泉。多年來我們著力弘揚草原文化，促進了內蒙古文化生產力的極大解放和發展，文化競爭力和影響力與日俱增，有力地提升了內蒙古的軟實力，推動了民族文化大區建設。今后內蒙古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也必須緊緊圍繞進一步弘揚草原文化這個核心，通過建立完善草原文化傳承、開發、保護體系，建立完善促進草原文化產業化的政策、法規體系，加快包括有利于弘揚草原文化在內的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等途徑，使草原文化在經濟社會轉型發展中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

弘揚草原文化是提升內蒙古文化軟實力的不竭動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從本地區文化資源實際出發，著力發揮本地區的文化優勢，努力把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發展優勢和產業優勢。內蒙古作為草原文化的主要發祥地和承載地，草原文化是內蒙古的文化資源、文化優勢所在。弘揚草原文化，必將不斷為推動內蒙古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注入活力，這是提升地區文化軟實力的動力之源。

弘揚草原文化，提升地區文化軟實力，是在新的起點上實現內蒙古科學發展、富民強區的重要文化條件和文化保障。內蒙古經過十幾年的跨越式發展，現在已經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上。在這個新起點上，弘揚草原文化，提升文化軟實力，就能夠為進一步實現科學發展、富民強區，貢獻強有力的文化力量。弘揚草原文化，就是要為內蒙古的科學發展、富民強區更好地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動力、文化支撐，在新的起點上推進內蒙古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推進建設富裕、文明、和諧的內蒙古。

草原文化核心理念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弘揚草原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弘揚草原文化核心理念。

近年來，我們提出和倡導了“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這一理念是草原文化精神內涵的集中體現，是草原文化區別于其他文化的重要品質之所在；是貫穿草原文化全部歷史和各個層面的靈魂，涵蓋了人與自然、人與人和人與社會的關系，是全部文化行為所遵守的準則。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三者是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共同構成了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包含了草原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社會環境下生存、發展、對外交往的思想觀念，有著豐富的歷史的精神內涵，是草原文化形態特征的集中體現。

第2篇：草原文化范文

關鍵詞：草原文化；內涵；特征

1 關于草原文化的內涵

“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主城部分，它不同于一般學科概念的綜合性人文學概念，草原文化是居住在草原上的人們――草原民族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中不斷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留下來，并經過歲月長期洗禮的物質與精神世界財富的總和。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狩獵為主的廣泛流動性的生態型文化。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共同構成了輝煌燦爛的華夏文化，在推動中華民族的歷史向前發展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草原就是保持著草本植被或灌木植被的半干旱地區。”[1]例如蒙古草原，這里地處內陸，季節變化不明顯，無霜期短，氣候寒冷，每年五六月份長草到七八月份有枯萎。草原文化是一種生存意識很強的斗爭性文化。歷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有突厥、韃靼、女真、匈奴、鮮卑、契丹、蒙古族等等，面對嚴寒和干旱，這些民族為了求得生存，無數次的風餐露宿，不停歇的顛沛奔波，造就了游牧人硬漢的性格。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從事農業、工業、商業幾乎是不可能，他們采取獵牧或牧業為主以農耕為輔的復合型生產生活方式。因此，草原文化就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產過程中孕育、發展起來。作為草原文化主角的草原民族前仆后繼，世代相傳。創造了風格粗獷，魅力無窮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一種活性的動態文化，蒙古有句諺語‘被牲畜采食過的土丘還會綠起來，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這句諺語表達了草原游牧民族對牧草枯榮，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環、物種再生的原理以深刻詮釋，道出‘凡有生之物皆無常也’的萬物無常并時刻處于變化、運動之中的道理。游牧文明中這種活性因素始終以旺盛的生命力發展著，并與尊崇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相結合，成為草原文化典型的審美內涵。”[2]綜觀草原文化，它不是一時一族所能創造的，這些文化的形成，延續的時代很長，除早期居住在草原上的狩獵部落到后來的游牧部落和農業民族，先后經歷了幾千年的漫長時間。研究者發現，前后不同的民族在傳承自己文化的時候是互相打破、穿插、積淀并注入新鮮活力，這就使得草原文化發展成為內涵豐富的地域民族文化。

2 草原文化的特征

2.1 草原文化的地域性

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造就不同類型的文化，之所以世界文化呈現多樣性就是這個原因。人類社會自古就形成以地域為特色和界線的諸多地域文化。比如海洋文化、極地文化、江河文化、草原文化等都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的文化區系。草原有著特殊的土質和土層結構，并生長著獨特的植被，這種植被對土質環境和氣候環境都有限制。我國有著廣袤的草原，東北草原區、蒙寧甘草原區、新疆草原區、青藏草原區。在這廣大的地區生活著眾多的少數民族，草原文化廣泛分布的地域性，不僅促進了民族的融合和團結發展，更加強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緊密聯系和交流。

2.2 草原文化的民族性

從古至今北方草原是我國北方民族共同的發祥地，也是北方民族文化發育、形成的天然沃土和核心區域。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諸多民族出現在北方草原，盡管他們的歷史有長短，人口、地域有不同，但在長期的游牧生涯中用各自鮮明的特色文化為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壯大注入新的活力。雖然各民族在語言、種族方面存在一定區別，但在相同的地理環境和相同生產方式下，產生多元而多源的個性。“民族文化”體現在：牧民們以皮毛為衣，產生獨具特色的民族服飾；以肉酪為食，產生了以牛羊肉及附屬產品為主的飲食文化；以氈廬為住，產生了蒙古包文化；以馬、駝為行，形成了馬文化；以弓失為戰；以敖包為祭，敖包在蒙古族民眾心目中，是神圣的化身。每當牧民路上遇到敖包都要進行膜拜，祈愿山川大地之神保佑自己安康順利；以長調為歌，長調民歌是草原牧歌最富代表性的藝術，根據草原自然界的特點利用仿生學原理而創造了民族特色的草原牧歌；以馬刀、筷子、盅碗為舞，產生充滿激情的蒙古族舞蹈；以藍天為蓋；以大地為床；一切都是獨具的，都是草原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獨特的草原民族特征。

2.3 草原文化的開放性

開放性是草原文化的又一特點。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四海為家。草原牧人在延續傳承本土文化的同時，從不排斥異族文化和周邊文化，他們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不斷地充實、完善自身，使草原文化的內涵和結構更加渾厚，多源。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漢族雜居和通婚，把自己的血統、語言和文化融入漢人當中形成中國戎狄參半的居住格局。他們積極主動的開辟對外開放的通商大道，早在商朝游牧民族就打開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最早開拓草原絲綢之路。游牧民族通過戰爭、遷徙拓展自己的活動領域，他們與歐洲商人進行貿易往來，同波斯人、羅馬人長期文化交往，使得宗教、文化、經濟都與西方有了聯系，形成了開放的互動的對外交流方式。

2.4 草原文化的多樣性

從草原文化的發展歷史看，一開始就不存在封閉的狀況，而呈現多元發展的趨勢，草原地區大多處于偏遠的邊疆地區，處于農耕地區和中原地區的交接和邊緣地帶，并且和國外相鄰，這種地域分布的獨特性決定了草原文化必然受其他文化的影響。漁獵文化、游牧文化以及聚落城市文化，商業文化和工業文化等不同形態的文化，這些文化在歷史和發展問題上盤根錯節，彼此重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草原文化在演進過程中積極吸納新的文化因素，多種文化相互交融，不斷自我完善最終使草原文化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

總之，草原文化的發展經歷了五千多年漫長的發展歲月，在這五千年中，草原文化經過多次的更替、演變，但其內在脈絡始終沒有中斷，草原游牧民族面對著草原、森林、高山這樣一種生存環境的挑戰和應戰過程中形成了以上特點。他維系了游牧民族的生存，顯示了游牧民族的活力。憑借著這些特點，草原地區人民的生產生活水平穩步提高，草原文化是草原牧人的光環，是中華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化中一朵奇葩。

參考文獻：

第3篇：草原文化范文

關鍵詞：草原文化；歷史；現實機遇

一、草原文化的起源

“草原文化是生息在草原上的各民族創造的一種與草原生態相適應的文化形態，它具有濃厚的地域特點和民族特點。”[1]如果說中原地區的“倫理型文化”更注重社會的道德修養，而草原文化則屬于更強調崇尚自然、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型文化”。獨特的自然環境和歷史背景造就了草原民族的英雄精神、自由精神、頑強精神和開拓精神，也造就了草原文化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的核心理念。

我國的草原文化發祥于原始草原，其大致分布區域為東起大興安嶺，西至阿爾卑斯山，涵蓋整個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相通，既地勢高又被各大山脈包裹在離海較遠的內陸，因此常年雨量奇缺，冬季有漫長的嚴寒，夏季又短暫而酷熱。這樣的自然環境只適宜草本植物的生長，因此不適合農耕活動，發展畜牧業又害怕破壞草原，草原民族便形成了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在遠古時期就有游牧民族在這片大草原上繁衍生息，歷史上的幾千年來，有匈奴、鮮卑、回鶻、突厥、契丹、黨項、滿族、蒙古等二十多個民族在這里留下了他們的文化足跡，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更是以這里為中心，建立了元朝的輝煌霸業。

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歷史上的草原文化便是由全體草原民族以一種言傳身教的方式完成對子孫后代以及侵略和遷徙中遇到的他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規訓。這種由不同民族共同融合和繼承衍生而來的草原文化具有“天然性的文化本性，前赴后繼性的文化軌跡，流動性的文化行為，尚武性的文化心理，開放性的文化精髓，誠信性的文化內核六大特征，它維系了游牧民族的生存，顯示了游牧民族的活力，是中國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2]

二、現代化進程中草原文化所面臨的挑戰

（一）社會形態變化對草原文化的稀釋。自古以來，不同的游牧民族在這片歐亞草原上繁衍生息的過程中，也不斷繼承、豐富和發展著草原文化的內涵，正是這悠久的草原文化包含了無窮的多樣性，我們不僅有游牧文化，還有與此相伴隨的奶文化、酒文化、馬文化、裝飾文化、藝術文化、民俗文化和蒙古族政治文化、軍事文化、商業文化、宗教文化等等具有突出民族特征的文化形態。然而城市化進程的逐步推進使得草原上的人們紛紛由封閉落后的牧區、農村走向現代化的城市，他們的原始生活方式和觀念態度都得到極大地改變，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卻逐漸對本族文化產生了陌生和疏離感。

“文化是一個不斷整合的、漸進的系統，城市化進程中的草原民族群體，受到主流時尚和不被‘另眼相看’社會心理的影響，主動選擇去接觸、吸收和模仿主流文化范式，再加上電視、廣播、報紙、網絡、手機微信等傳播渠道中主流文化的狂轟亂炸，從而引起草原文化與社會主流文化的趨同化，‘民族性’因素不斷下滑。在這些趨同化表象之中，語言、服飾、居住方式、飲食文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3]

（二）傳播形態變化對草原文化的冷落。當今，以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為代表的新媒體化傳播特征正在沖擊著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帝國主義利用經濟上的強權占領了世界的主流傳播渠道，并將他們的文化也一并塞給被經濟全球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使得民族文化的發展受到嚴重的扭曲和侵蝕。另一方面，以牧區為主的草原地區不免出現人口素質偏低、缺乏高層次人才等文化貧困化特征，從而缺乏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也使得草原民族加速對草原文化的背離。“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曾用‘文化的精神分裂癥’來形容那些在文化上無所歸依的民族的精神狀態。從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分裂，是任何國家、民族的最大悲哀。”[4]

草原文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長期受到冷落，其重要價值也一直被低估，使得一直以來傳播草原文化的主體稀少，渠道不受關注，受眾往往留不住，就在這時，新媒體時代悄然而至，這對草原文化重新被認識被關注，既是威脅也是機遇。

三、草原文化傳播的時代機遇

（一）草原文化的歷史地位通過考古發現被正名。草原文化在歷史上中華版圖中的覆蓋范圍都遠遠超過了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卻一直以來被視為蠻夷文化而受到邊緣化的待遇。然而2004年“草原文化研究工程”課題組宣布了新的史學觀：在內蒙古相繼發現的大量史料和考古遺跡都證明了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一樣，是中華文化的主要源頭，這使得草原文化的歷史地位得到極大提升，也使得草原文化研究和發展的重要意義得到極大彰顯。

第4篇：草原文化范文

在古代歷史長河的進程中，來自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在不同的時間內，互相接觸和持久的交往，在帶動北方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推進著民族的融合和社會的整合，完成了草原社會的一體化，最終由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主要傳承者蒙古族扎根在鄂爾多斯地區世代繁衍生息至今。顯然，鄂爾多斯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這一特定自然生態環境中，不同種群的人們共同創造的文化，是中國北方草原文化大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發祥的原生性

自人類先祖之一“河套人”遺址被發現，揭開了鄂爾多斯地區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進化史之后，對環境考古的研究表明，鄂爾多斯地區在全球冰后期氣候趨暖的進程，比中原及東北遼河流域大約晚了1000年。因此屬于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古人遺址，在該地區至今尚未發現，但是對距今約6500年前屬于新石器時代中期階段的陽灣遺址和距今大約5000年，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寨子圪旦遺址的發現和研究，證明鄂爾多斯地區的原始農耕文化的起步，雖然比中原和遼西等古文化發達地區略晚，可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期，其發展水平毫不遜色。然而當占地4000平方米的朱開溝遺址發掘進入人們的視線之后，對鄂爾多斯地區乃至內蒙古中南部的考古研究，則有了石破天驚的進展。朱開溝遺址的年代上限屬于約距今4200年的龍山時代晚期，下限約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前后延續約800年。以朱開溝文化為代表的人類集團其社會經濟主要以發達的農業生產為主，與最早發源于黃河流域的中原農耕文化在夏代即具雛形狀態基本同步。但是，當夏代興起之時即距今約4000年之際，中國北方包括鄂爾多斯地區氣候已由溫濕向干旱轉化，嚴重阻礙了農業生產的繼續發展。根據對朱開溝遺址所獲得有明確層位的植物孢粉考古資料分析：朱開溝遺址的第一階段仍屬森林草原景觀，到第三階段已屬灌木草原景觀，到第五階段已接近于典型的草原景觀。氣候急劇的干冷化促使經濟形態由農向半農半牧推進，導致草原文化形成的重要標志――“細石器文化”已在朱開溝產生。朱開溝不僅出土了壓制、剝制、琢制、磨制相結合使用的細石器，還有以骨為柄、石片為刃的復合式砍削器，以及后來出現的青銅戈、短劍等都證明朱開溝至少在商代已經擁有制造青銅器的技術和產品。作為“鄂爾多斯青銅器”的原始樣本足以證明北方游牧民族的標識物――鄂爾多斯青銅器就誕生于鄂爾多斯地區。迄今為止朱開溝文化不僅是鄂爾多斯草原文化的源頭，也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多樣化的一個新起點，因此可以認為鄂爾多斯地區是中國北方草原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同時由于考古發現的朱開溝文化分布地域廣闊奠定了鄂爾多斯以草原文化歷史悠久的原生性。

二、持久的交融性

公元兩千多年前，在黃河中游一帶建立的夏商經過千年被周朝代替。夏商周時期鄂爾多斯地區水草豐美，是發展畜牧業的一方寶地。隨著游牧部落的不斷壯大，鄂爾多斯地區成為北方眾多游牧部落的聚居地和根據地，從而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的一次社會大分工，引發了以牧為主的北方民族與以農為主的中原民族的分野。以畜牧業為社會主導經濟的北方民族正式登上歷史大舞臺，拉開了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長達數千年的碰撞、交融和整合。

無論是戰國時的胡服騎射，秦國的筑長城、修直道以及現代最具魅力“蒙漢調”（漫翰調），許多的典型事例都無不說明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在鄂爾多斯地區以跨民族、跨地域的形式，持久交融了數千年，經過長期的積累和凝聚使鄂爾多斯草原文化體現出以下特色：

第一，雖然在各個歷史時期顯現了不同的民族性，但是由于北方游牧各民族之間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族際傳承關系，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經過互相借鑒和融匯，所形成的鄂爾多斯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農耕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統一，成為一種以多種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內涵豐富、形態多樣、特色鮮明的復合性文化。但是由于鄂爾多斯草原文化在古代歷史發展進程中沒有改變以草原自然生態作為生存的基礎和游牧的方式，所以游牧文化主導草原文化的地位沒有改變。

第二，以鄂爾多斯地區這個歷史平臺嬗變推演的北方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長時期的碰撞與交融，主導了北方古代歷史發展的進程和民族的大融合，對結聚的華夏族向漢民族群體的演變和形成、對古代國家政治格局的變化、對中國統一穩定的進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鄂爾多斯草原文化以其歷史的連續性和多元合一的獨特性，成為影響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重要動因，以各民族分進、融合、共榮的發展促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最終形成，并共同培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歷史生動地顯示了鄂爾多斯草原文化以其顯著的地位和游牧民族豪邁的氣質和剛健的品格，不斷為中華文化的發展增添著生機與活力，促使中華文化不斷實現新的變革與發展，從而證明草原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它無愧成為中華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

三、璀璨的經典性

鄂爾多斯經歷了波瀾壯闊的歷史演進，神奇的大自然和歷史悠久的人文積累，孕育出了韻味獨特、古樸、典雅、別具一格的鄂爾多斯草原文化，其中具有唯一性的文化遺存、人文景觀、民俗活動，體現出了具有中國草原文化特色的經典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鄂爾多斯青銅器文化

鄂爾多斯青銅器起源于商代，是以狄――匈奴為代表的我國北方地區早期游牧民族的物質文化遺存，于春秋戰國、西漢初年達到鼎盛，以具有便于攜帶的小型實用器、以大量動物紋樣作為裝飾題材和青銅、金銀制品共有的特點而別于其他青銅文化。按用途分，可概括為兵器、生產和生活工具、裝飾品、車馬器四大類。其上的動物紋飾有鷹、虎、狼、羊、馬等草原動物。鄂爾多斯以動物作為紋飾的原始樣本，追本溯源，當推在朱開溝考古發現的至少距今約3500年前的一件青銅戈上鑄有虎形頭像的標記，雖然后來陸續發現的鄂爾多斯青銅器上的動物紋飾兼有與歐、亞草原地帶游牧文化代表器物相似的特征。這只能說明，顯然是與在戰國時代匈奴帝國達到全盛，東滅東胡，西擊月氏，威服烏孫，疆域盡擴歐亞草原的東半部，形成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盛況有著密切的關系。考古發現亦證實，鄂爾多斯青銅器遍布在南起陰山山脈，北抵貝加爾湖，東至遼河，西逾蔥郁遼闊的區域內。這些區域正是中國古代早期北方民族縱馬馳騁，從事游牧生產的駐足之地。

（二）阿爾寨石窟文化

在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草原上突兀著一塊紅砂巖的巨石，這就是阿爾寨石窟遺址。中國石窟藝術是隨著佛教的傳播而向前推進，考察阿爾寨石窟洞窟建筑的形制特征，顯示出一個從魏晉南北朝至西夏、元、明的發展過程，所以阿爾寨石窟群開鑿的年代要早于公元13~14世紀，約在北魏中期始鑿。公元13世紀該地區屬西夏管轄，石窟中的壁畫有豐富的藏傳佛教內容，這與西夏遵藏傳佛教為國教顯然是一致的。西夏壁畫的風格集中中原和藏地傳統于一身，這種多元的繪畫藝術在中國石窟藝術上，是經五代、宋走向衰微之后，出現了又一個高峰，從而在中國繪畫藝術史上占有獨特的歷史地方。阿爾寨石窟壁畫不僅薈萃了藏傳佛教多種派系的內容，構成了藏傳佛教在蒙古草原地區流傳的歷史畫卷，還有反映西夏及元代世俗平民生活的題材，體現了獨特的草原文化個性魅力。壁畫上珍貴的回鶻蒙文榜題和蒙古族喪葬祭祀圖等，對于研究蒙古語言文字、、民族心理演變、民族祭祀形式、文學和藝術都有重要的價值。其中一幅蒙古貴族受祭圖，場面浩繁、人物眾多。有學者認為受祭人物屬成吉思汗黃金家族，但學界尚無定論。

（三）成吉思汗祭祀文化

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在攻打西夏時逝世，不久就在蒙古汗廷開始了祭祀活動，“八白室”成為祭祀成吉思汗的圣地，也就是后來稱之為“成吉思汗陵”的主體。1649年（順治六年），成吉思汗“八白室”遷至鄂爾多斯大伊金霍洛后，守護、祭祀“八白室”演變的達爾扈特人也隨之居住在其周圍，奉守護之責。由“八白室”演變至今形成的成吉思汗陵，作為中國帝王陵之一，是供奉成吉思汗英靈的勝地，成為全體蒙古族崇拜祭祀的“總神o”。從13世紀至今，由鄂爾多斯及達爾扈特人世代相傳進行的成吉思汗祭奠是蒙古族古代文化精髓的“活化石”，歷經800年的延續一直保留至今，堪稱世界奇跡。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涵蓋了蒙古族的信仰、歷史、文化、風俗、禮儀、語言、文字、文學等各個方面，從而，奠定并推動了以游牧文化、宮廷文化、祭祀文化、民俗文化為一體的蒙古族傳統文化傳承不息，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四）鄂爾多斯婚禮文化

源遠流長的鄂爾多斯婚禮民俗經典，繼承了蒙古族古老的婚禮傳統，較多保存了成吉思汗時代男婚女嫁的遺風，既有嚴格的禮儀程序，也有歡樂詼諧的生活情趣。整個婚禮儀式用一套婚禮贊詞貫穿始終，在起承轉合中推動婚儀步步走向，充分體現出蒙古族充滿智慧的藝術創造才能和富有美學觀念的文化修養。婚儀禮節中不但有獻茶、敬酒、贈哈達等游牧民族的生活禮俗習性，也集中了贊美、祝福、祭天、拜灶等具有深刻社會背景和宗教色彩的禮儀形式，形成了一部完整的蒙古族風俗錄，并登上了中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殿堂。

四、進取的現代性

鄂爾多斯草原文化從遠古走來，雖然歷經多次更替和演變，但堅守內在的脈絡始終沒有中斷。草原文化注重保護生態“天人和諧”的核心價值觀；注重開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觀；崇拜英雄自強不息、奮發進取的競爭觀已深深熔鑄在鄂爾多斯地域文化中。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中形成了鄂爾多斯地方人民的群體個性，凝結成了敢于創新、敢于爭先的群體性格。如發生在1858年，持續71年之久的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解放的蒙古族“獨貴龍”運動。而今，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的時代召喚與鄂爾多斯草原文化傳統精神和鄂爾多斯人的心理需求自然相通，引發了一系列超前認識和創新行為。傳統和現代文明在碰撞融合中又形成了新的有機的統一。1979年，率先在實行和畜牧雙承包生產責任制；率先以補償貿易的形式引進日本成套技術設備，建立起內蒙古第一個外向型的伊盟羊絨衫企業。2001年，撤盟建市，全市大力實施“工業立市，依法治市，文化塑市”方略，經濟與文化建設一體化的發展戰略，促使鄂爾多斯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有了跨越式的發展，鄂爾多斯草原傳統文化精神和品牌效應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光大，產生了舉世矚目的“鄂爾多斯經濟現象”。而這種現象的文化核心就是鄂爾多斯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開放胸襟，積極接受先進文化的傳統和勇于創新的文化自覺。事實證明，文化與經濟始終是鄂爾多斯騰飛的雙翼，一個祥和、富裕、文明的鄂爾多斯正在西部誕生。（注：文章發表時有所刪節）

作者簡介：

第5篇：草原文化范文

關鍵詞：草原文化；牧區蒙古族文化；文化保護

中圖分類號：C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21X（2012）02-0091-04

一、蒙古民族主體的文化境遇

草原，是蒙古族牧民最為根本的生產資料。蒙古人的祖先在生存發展過程中曾面臨多種生計選擇，最終以游牧畜牧業作為對草原資源環境的利用方式，牧民生產勞動和土地的關系通過牧人與牲畜的關系以及牲畜與土地的關系兩個環節來實現，牲畜是介質，而草原才是生存和發展的根本。1984年7月，牧區工作會議決定，在牧區全面推行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價歸戶的“雙包制”，1996年又繼續實施第二輪草畜承包，落實草牧場所有權、使用權和實施草牧場有償使用家庭承包責任制，簡稱為“雙權一制”。雙權一制中牧戶擁有草場的使用權和轉讓權，草場所有權歸嘎查集體。該制度實行后牧區很快出現了兩種新事物，即有場無畜的雇工和有畜無場的雇主。所謂有場無畜的雇工是指分包了草場，但自己沒有牲畜或只有少量的牲畜，因此只能在承包的草場上為其他各類畜牧業投資人代牧或干脆處理掉草場（包括短期流轉和長期轉讓）后替別人當牧工為生的牧民。有畜無場的雇主則是指以投資獲利為目的雇用草場和牧工來進行畜牧業生產的非牧業人口的大小投資人，這部分人里包括非法占用草場的黨政機關干部和商人等。前者無畜或少畜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缺乏勞動力、家中常年有病人的；二是勞動松散、勞動技能不足等自身原因所致。這部分人是新制度環境下第一批被邊緣化的文化主體。因為草畜分包到戶后牧戶進入全面單干的時代，缺乏勞動力的牧戶可獲得的來自集體的人力、財力、智力支持大幅縮減，無畜或少畜戶獲得起始資本的機會變得更少。沒有固定資產的牧民基本上沒有機會獲得貸款，尤其是在將草場長期轉讓出去后，牧民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沒有了最主要的生產資料——草場的使用權，也就沒有了重整旗鼓的根本基礎，因此無畜戶一旦出現，東山再起的機會十分渺茫。因為對未來的無望，這部分人的環境資源貼現率①①金融行業中，將持票人以沒有到期的票據向銀行要求兌現，銀行將利息先行扣除所使用的利率，或未來支付改變為現值所使用的利率稱為貼現率。資源占用者不計資源的未來使用價值而在當前消耗掉未來資源的一部分或全部，其提前消耗的部分即是資源占用者的資源貼現率。變得非常高，牧民不再關心草場，①①蒙古語中對自己使用范圍內的草原稱為“nutug”，這是個含有所有權意識的詞，接近于“家園”的含義。在草場分包到戶后可能是因為將漢語中很中性的詞“草場”直接翻譯使用，牧區官方的文件和用詞中更多地開始用“evsen　tlabai”意為“長草的地方”，原來視為家園的nutug變成了毫無感彩的evsen　tlabai，這本身就體現了文化情感上對草原的漠視。現在很多牧民也在使用這個詞。不計劃也無力計劃更遠的未來。

公共資源問題專家，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將獲得者奧斯特羅姆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傳統的家族網絡里，還是在現代的合作性組織中，若使公共資源的管理遵循著可持續發展模式，必須滿足下列條件：（1）群體的生產目標類似；（2）群體成員間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沒有明顯差異；（3）群體成員資格對個人非同小可；（4）尤其是關于資源使用的管理規則為群體成員共同遵守，或被權威機構有效地貫徹執行[1]。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間，內蒙古人口激增，大量漢地農業人口進入內蒙古草原。90年代第一次草畜承包時因為規定不能有“黑戶”，因此當時從事畜牧業的所有人口都在當地落實戶口并成為生產隊社員。這是當代牧民第一次遭遇對群體內成員資格毫無控制能力的境地。此后各類原因和名目占用草原的非牧民越來越多，大量的外來投資人擠占了屬于牧民合法的生存空間，非牧民占用的草場面積在不同的牧區達到10%30%甚至更高。這些人和牧民一樣擁有了使用草原的權力和事實，其成員資格的獲得卻從來不是由牧民投票賦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第十三條規定：在草原承包經營期內，不得對承包經營者使用的草原進行調整；個別確需適當調整的，必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牧）民會議2/3以上成員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和縣級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門批準。集體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確定給集體經濟組織使用的國家所有的草原由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經營的，必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牧）民會議2/3以上成員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批準。但事實上有關集體草場征用和轉讓流程的管理非常混亂，很多集體草場和牧民承包的草場征用、流轉并不按上述法律規定開牧民會議決定，而各級政府對此的監管也很不力，甚至有政府出面強征強轉的現象。

教育是目前全球最關心的問題之一。遺憾的是在這一領域里蒙古族牧民長期以來積累的生態智慧和知識體系并沒有得到承認。1992年6月14日在里約熱內盧的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聯合國《21世紀議程》，我國政府做出了履行《21世紀議程》等文件的莊嚴承諾。1994年3月25日，《中國21世紀議程》經國務院第十六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但與聯合國《21世紀議程》多個條款中反復強調土著民族的傳統文化及其價植、作用所不同，《中國21世紀議程》中完全沒有相應的內容。因生態移民等政策退出草原后的牧民，連草原防護員的工作機會都無法得到，因為非城市戶口、未經漢語教育者沒有資格[2]。草原防護員一定要由城市人口來擔任，如此荒唐的事絕非單此一例，蒙古族牧民在環境保護領域的經驗和知識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被承認的。即使在學術界直到現在仍然有人在發表文章稱牧民原來“消極和落后”，而從牧區的村莊生態移民到農區的村莊后“受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的影響變得進取了[3]。

盡管在政策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學習受到鼓勵和重視，甚至已經有專門的法律來保障其權利，但從整個社會來看，漢語言文字是唯一的通用語言文字，雖然學校可以做到蒙漢雙語教學，但社會就業面上對雙語或純蒙古語授課學生的水平承認度很低，導致蒙古語授課學生學無所用，致使蒙古語的社會功能萎縮。國家公務員考試近兩年才開始有崗位面向“蒙漢兼通”的畢業生，但在全區公務員錄用名額當中所占比例很低，且大部分只限于“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在一個純牧區要面向80100%為蒙古族居（牧）民的基層機關工作，蒙古族學生的漢語言文字水平要達到母語為漢語的考生相同水平的前提下才有優先權，這既無必要更欠公平。我國實行計劃生育國策后，雖然規定牧民戶口的蒙古族可以生23個子女，但生活壓力、觀念轉變等原因，即使在牧區多數牧戶都只有一個子女。孩子是未來的希望，父母供孩子上學，無非是希望孩子將來能有出息，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蒙古語授課出來的學生就業前景暗淡，讓很多牧民父母選擇讓孩子上漢校，一代人從母語環境和文化當中生生被剝離出去的現象，對于蒙古文化的未來無異于災難。21世紀初開始實施的撤鄉并鎮政策連帶出的效應之一，是基層蘇木和嘎查學校被大量并入市、鎮。牧區的兒童必須從上小學，甚至是幼兒園開始就要離開父母和家園進城讀書。這不僅給牧民增加了巨大的經濟負擔，也讓出去讀書的孩子過早地離開了蒙古文化環境，感情上與上一輩人和草原疏離了。而且一旦他們不能升入大專院校或專業學校，回到牧區后就成了“牧盲”。事實上，真正支撐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的，不是其成員的民族情感，也不是政策層面對民族教育的鼓勵和宣傳，而是一個可以讓文化扎根生長的土壤，一個足以讓文化的載體——成員們運用這一種文化來完成生活、生產的、完整的社會體系。

蒙古族牧民面對的生產融資形式同樣嚴峻。2010年冬天筆者在呼倫貝爾做的一項調查中，年畜牧業總收入21萬元的一牧戶，其當年總支出是1726萬元。支出中各類貸款的利息有16萬元，未還的本金尚有11萬元。所貸款項中年息最高為60%（即所謂的5分利），其余還有年息為36%的（即3分利）。即便是信用社提供的牧民貸款，年利息也達到了168216%。一個總人口只有257人的嘎查，當年年末貸款余額為12315萬元，其中3分到5分利的高利貸有406萬。當年應還利息共計2378萬。牧區高利貸橫行給蒙古族牧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麥金農（Ronald.Mckinnon1973）提出的關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假說與市場分割性假說，闡述具有高利貸特征的非正規金融在發展中國家產生的體制性根源，認為高利貸是一種效率低下的融資安排導致產生的[4]。在中國知網查閱關于農村高利貸問題的研究的學術論文，搜索到的74篇文章中除了10余篇對明代、清代以及民國時期為背景的研究論文之外其余全部是關于近30年以內的農村高利貸問題的。從發表時間上看，可查到的最早發表的相關研究論文是在1995年，這也恰恰反映了農村高利貸問題卷土重來的時間。

近代，尤其是近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著產權制度、人口政策、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蒙古族牧區的推行，蒙古族牧民對社會資源的擁有量明顯縮減，對社會資源的支配和控制力急劇減弱，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蒙古族牧民作為蒙古文化主體，對自身、下一代以及文化的未來期望度走低。盡管前述種種問題中蒙古牧民自身素質、文化自覺以及自我更新能力等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但客觀地看，對牧民“恨鐵不成鋼”的幽怨和指責未免失之簡單和偏頗。對于個體來說，意志或可以決定其成敗，但在整個社會層面來說需要靠的不是精神力量，而是要靠制度可以給人帶來的發展空間。人活著可以感受得到未來，有理由相信未來會比現在好，才會有動力為之努力，小至群體大至全社會，才會有和諧的發展方向。如同先生所說：“人類必須建立的新秩序不僅需要一個能保證人類繼續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態格局，而且還需要一個所有人類均能逐生樂業，發掘人生價值的心態秩序。”[5]

二、蒙古文化的保護

保護文化，必然需要先了解文化的存在形態、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根基。筆者對蒙古游牧文化的理解基于這樣一種認識：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是對草原生態環境適應和管理的綜合型經濟文化形態。蒙古游牧文化的根本在于保障人和環境的共存。游牧民移動遷徙的目的不是為了追求游牧移動的高頻率，移動的頻率與蒙古族文化的正統性并沒有正相關的關系。遷徙也不是為了保護文化，更不是出于邁爾斯所說的“一種情節”　[6]，而是為了保護草原、保障生存，是人、牲畜和草原的三個層面生態適應的結果，而這種過程孕育和發展了游牧文化。這樣的關系，卻常常被本末倒置。以藝術、服飾等方式表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是蒙古族文化對草原生態環境適應方式、理念的體現和延伸，游牧民取自其特定自然、資源和畜牧業產品的衣物、用器、使役畜等，是牧民基于生態資源的文化行為在民俗學場景中的體現。

關于蒙古族文化的保護，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我國歷屆政府每年都花大量的資金用于此項支出，每屆的人大、政協會議，少數民族文化是個必談的題目；中央組織的全國性活動、演出也從來沒有少過蒙古歌舞的一席之地，可見黨和政府對蒙古文化保護的重視程度是高的，學術方面來說還有中國蒙古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樣高規格的學術活動被提議并按期召開每屆會議，此外還有各種不同范圍和規格的蒙古文化研究主題學術交流活動也都說明了這一點。但在內蒙古各盟市旗縣競相建立蒙古文化主題博物館、蒙古文化主題街道，看似蒙古民族文化氛圍越來越濃的同時，蒙古文化的弱化危機卻絲毫沒有緩解，文化主體與文化之間的疏離程度依然在加劇。這說明蒙古文化保護的方向和著力點應該被予以反思。

文化的內容往往容易被劃定在文學、藝術、工藝以及吃、住、行的習俗等范圍。但如果文化保護的努力方向變成保護上述因素，那么這樣的文化保護行為只能是舍本逐末。蒙古民俗、藝術只是蒙古文化的淺層表現，蒙古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哲學思想和情感積累才是其根本，而這種深層的文化根基產生于并只能發展于人與草原和諧共處的生活形態中。蒙古文化的意義不在于“傳統性”。她來自于古遠的時代，但從來不是停留在那個時代的。所謂傳統，只是個相對的概念，蒙古文化的珍貴在于她在每一點上的表現總是能夠與自然環境渾然一體。蒙古族的歌會變、舞會變，牧民的裝束、居所都會變，但文化汲取營養的土壤是肥沃的，那她的變化就會保持良性。

如本文前段所述，當下的蒙古族文化的困境來源于其文化主體的生存困境和對未來期望的不明朗。因為不同領域不同目標方向的政策和制度，相互間的銜接不足，導致彼此矛盾甚至沖突。文化政策在大力投入保護的時候，其他政策和制度可能正在撼動這個文化的根基。現代的蒙古文化保護首先應該做的是保護文化的活態，保護文化的發展可能性，而不是在博物館里堆積蒙古文化用品，為未來的考古學者提供研究的方便。如果將蒙古文化喻作植物，作為文化保護行為的主導方，至少政府的文化保護行為不應該是出于“搶救”和“搶收”的目標，而應該是陪土，至少不挖土。蒙古文化依然是一種保有巨大能量和活力的文化，蒙古文化必須發展，中國文化發展的大局也需要蒙古文化的發展。但文化保護也好，促進也好，不是要給文化指引方向，而是保護她的根基不受無端的侵擾，讓文化的主體能夠有空間、有機會自行修復和雕琢。

參考文獻：

[1]　Ostrom　，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　：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史俊宏，趙立娟.草原牧區生態移民生產生活可持續發展問題研究——以內蒙古烏拉特中旗收縮轉移戰略為例[J].經濟論壇，2009（11）.

[3]　焦克源，王瑞娟，蘇利那.蒙古族生態移民的文化變遷考察[J].前沿，2008（11）.

[4]　丁彥皓，　馮廣波.福利效益視角下的農村高利貸[J].經濟界，2010（4）.

第6篇：草原文化范文

【摘要】科學發展觀為旅游業的發展指出了一條光明之路，旅游產業落實科學發展觀，就必須深度發掘旅游文化內涵，構筑旅游業發展新優勢，實現旅游產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本文以內蒙古希拉穆仁草原為例，對草原文化旅游資源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對草原旅游業如何可持續發展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及建議。

關鍵詞 旅游業；草原文化；可持續發展

【作者簡介】張曉娜，內蒙古財經大學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城鄉規劃。

近年來，隨著內蒙古地區旅游業的發展，草原旅游已發展成為該地區的特色品牌。但由于內蒙古地區旅游業發展較晚，草原旅游的發展還存在諸多問題。因此，應根據不同的草原條件確立不同的市場定位，加強草原文化資源建設，深度發掘草原文化內涵，開發草原旅游產品，形成獨具特色的草原品牌，實現草原旅游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內蒙古希拉穆仁草原旅游發展現狀分析

希拉穆仁草原位于包頭市達茂聯合旗的東南部，是距離呼和浩特市最近的草原。這里草原遼闊，水草豐美，有著深厚的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族的文化氣息。呼和浩特市作為的首府，是全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古就為內蒙古草原民族的重要聚居地，旅游資源豐富，文物古跡眾多，民族風情獨特，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春秋戰國時期，呼和浩特地區就已成為我國北方民族生息繁衍之地和開發、創造草原文化的歷史舞臺，為今天希拉穆仁草原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經濟和文化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呼和浩特旅游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已成為的旅游中心和游客集散地，而希拉穆仁草原已成為蜚聲海內外的旅游避暑勝地。

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隨著內蒙古旅游業的迅速發展，希拉穆仁草原從軟、硬件方面全力打造草原文化品牌，以“天堂草原”為宣傳主題，旅游業的食、住、行、游、購、娛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旅游接待基礎設施得到加強，服務體系基本配套，旅游人數和收入持續增長，旅游業發展勢頭良好，旅游產品和特色旅游產品不斷得到開發并已成型，再加上多方位的宣傳促銷，大大提高了“草原旅游”和“首府旅游”的影響力。但由于內蒙古旅游業發展得比較晚，希拉穆仁草原的旅游業尚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很多問題：一是開發不規范，尚屬粗放型的開發；二是旅游形式陳舊單一，產品雷同，惡性競爭，旅游產品的開發生產呈弱散狀態，尚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旅游拳頭產品；三是旅游發展規劃、景區建設規劃尚不夠完善；四是草原文化與旅游融合度較低；五是旅游行業管理體制尚不完善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利于提高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品牌的知名度，不利于希拉穆仁草原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為實現希拉穆仁草原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深度挖掘希拉穆仁草原的文化內涵如少數民族文化、區域文化、歷史文化以及飲食文化、服飾文化、文學藝術等等。應在統一的草原品牌下，根據不同的草原條件確立不同的市場定位，以多種形式進行開發，形成獨具特色的草原品牌，實現草原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草原文化旅游資源開發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 旅游業發展起步較晚，開發草原文化資源有難度

內蒙古地區旅游業起步較晚，旅游開發建設的觀念意識比較落后。在開發希拉穆仁草原旅游時必須注意旅游資源中的區域性和綜合性特點。所謂區域性，就是在旅游開發規劃中必須重視對本地旅游資源確實有研究的本土專家和真正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專家的意見。而綜合性則要求對旅游資源的開發有旅游、地理、文化、歷史、經濟、建筑、民俗、藝術、環保等多學科專家的協同工作。開發旅游并不是簡單的粗放的開發，不能僅追求眼前的利益。要更新觀念，提高意識，重視旅游業所具有的區域性和綜合性的特點，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 民族相互融合影響著蒙古族民俗文化的傳承

截至2010 年，有2400 多萬人口，其中漢族占80%，蒙古族不足20%。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少數民族尤其是蒙古族明顯漢化，特別是居住在中心城市周邊的蒙古族聚集區尤為明顯。在內蒙古地區， 漢文化相當普及，蒙、漢、回、滿等民族長期以民族大雜居的形式共同生活在一起，少數民族文化尤其是蒙古族文化已成為弱勢文化。以呼和浩特為例，各民族間的相互影響以及融合已是普遍的社會現象，周邊的蒙古族聚集區如希拉穆仁草原的蒙古族群眾絕大多數已從游牧經濟轉變為農耕或農牧的經濟生活，并有相當數量的人進入城市生活，僅有一小部分人仍生活在牧區中。正是這種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使得很多蒙古族的傳統風俗習慣開始發生變化。草原上的牧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傳統的風俗習慣，但他們的生活習性已部分漢化。因此，在旅游開發中恢復原有的蒙古族民俗文化有較大的難度。

（三） 無形的精神文化多，有形的實體文化較少

中國北方草原民族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立在游牧經濟基礎之上，草原文化本身具有游牧文化的特點，這一特點決定草原文化中的物質文明部分必須適應游牧經濟方式的要求。目前，草原文化旅游資源中的物質文明部分相對較少，規模也小。而且，有限的有形文化在歷史的巨大變遷中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保存至今的已相對較少。在希拉穆仁草原上遺留下來的游牧文化建筑物非常罕見，在旅游業起步階段，由于粗放型的開發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僅有的文化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文化沒有物質的附著，所以開發起來較為困難。

（四） 盲目招商引資，草原文化與旅游融合度較低

在希拉穆仁草原已經開發的旅游景區景點中，很多為招商引資項目，由于外來投資商對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化了解較少，片面追求眼前經濟利益，盲目開發建設，忽略了草原文化，使得草原文化與旅游融合度較低，大大沖淡了草原旅游品牌的特色，導致游客數量減少，不利于草原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重視旅游文化資源建設，促進旅游可持續發展

要實現旅游產業利益的最大化和不斷發展，關鍵在于開發利用各種文化資源，滿足人們對旅游產品和服務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內涵的過程中，建立良性的產業內部運行機制和外部發展關系，提升產業質量，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 堅持政府主導，全面發揮旅游產業功能

要形成“政府主導、市場主體、企業運作、全民參與”的產業發展態勢。在旅游目的地，旅游投資經營者、游客、當地居民三者之間的利益交織在一起，只有政府才能協調好他們之間的現實矛盾，達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文化效益的統一。政府管理部門要提高管理的專業化、科學化水平，摒棄短期行為，做先進文化的代表，引導當地旅游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全面發揮旅游產業功能。

（二）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轉變旅游發展觀念

在希拉穆仁草原開發建設上，必須改變外延式擴張的、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粗放型發展觀念，減少其對旅游目的地自然資源和社會文化資源造成破壞。旅游產業發展要堅持可持續發展，從數量型轉向質量型和效益型，挖掘旅游文化內涵，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向深度發展。

（三） 分析希拉穆仁草原地區歷史文脈，確定開發的方向和主題

利用北方游牧民族核心的草原文化創意，在分析希拉穆仁草原文脈的基礎上確定文化的開發方向和主題格調，明確定位，圍繞主題進行內容組織，進而通過旅游產品加以體現，不斷豐富文化內涵，進行創造性的升級改造。其中，對希拉穆仁草原文化主題的感知和把握并經由旅游產品外顯是關鍵，其本質在于對希拉穆仁草原文化資源進行概括、發掘、升華最終凝聚區域特色的個性化精神，然后通過物化、創新實現更深層次的整合，將文化內涵滲透、表現在旅游產品的各個層面，形成特色品牌，強化旅游吸引力。通過不同的文脈從而整合為統一于一體但又各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品牌。不僅要打造品牌，還要提高其內涵，提高其知名度，管理和維護好草原文化品牌，充分提高品牌的附加值和服務的附加值，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四） 加快旅游業專業人才培養，夯實旅游產業發展基礎

要加強對旅游管理、旅游服務等方面高素質人才的培養，進一步規范旅游人才的管理和培訓，提高旅游管理和服務的專業性，促進草原旅游文化的發展，提高希拉穆仁草原文化的品牌知名度，實現希拉穆仁草原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四、結語

旅游產業是兼有經濟、文化、社會和環境四大功能的產業，但一味追求經濟效益忽視文化及其他功能的現象屢見不鮮，旅游資源的適度開發和永續利用要求提升產業素質，整合旅游文化資源，進行品牌運作。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研究精神文化，開發物質文化，打造制度文化和管理文化，推進教育文化，由政府以及與旅游產業有關各方參與，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內涵，積極實踐，促使希拉穆仁草原旅游產業走向成熟和實現持續健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謝春山.旅游文化——中國旅游業參與國際競爭成敗的關鍵[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1,(3):29-30.

[2]孫克勤.世界旅游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第7篇：草原文化范文

關鍵詞：經典蒙古族民歌 歌詞 草原文化特征

蒙古族人民自古以來生活在一望無際、山清水秀的大草原上，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居，他們在長期的狩獵、游牧生活中以民歌為伴，蒙古族不論男女老少都愛唱歌，他們常常引吭高歌，贊美草原、贊美家鄉，在馬背上，在氈房中，你唱我和，創作了一首首充滿民族風情的蒙古民歌。“藍藍的天上白云飄，白云下面馬兒跑”這一類情深意長的蒙古族民歌早已傳遍草原。

不同的地域產生的蒙古族民歌不僅曲調風格不同，其歌詞的情感表達方式，體現的審美心理特征、民風民俗等有所區別，因為民歌本身就是一種地域文化的體現。但是，無論產生自什么地區的蒙古族民歌，它們都是植根于整個蒙古族草原文化這個共同土壤中的，因此有許多共同之處，體現了蒙古族草原文化獨有的風格。蒙古族民歌不僅曲調高亢悠揚，宏大雄偉，內容也很豐富，有描寫愛情和娶親嫁女的，有贊頌英雄人物、父母、山川、河流、草原和馬兒的，也有用于迎賓、敬酒的宴歌，還有婚歌、情歌、牧歌、敘事歌、禮儀歌等等，總體看來，蒙古族民歌主要分為兩大類：禮儀歌和牧歌。禮儀歌用于婚宴等喜慶場合，以歌唱純真的愛情、歌唱英雄、歌唱賽馬騎手為主要內容，牧歌多在放牧和搬遷時唱，內容以贊美家鄉，狀物抒情者居多，這些民歌反映了蒙古族的風土人情，具有不同的草原文化特征。

首先，蒙古族民歌的歌詞體現了蒙古族的婚俗文化。

傳統的蒙古族婚禮儀式的程序較為繁雜，其中的勸嫁、迎親、討名問庚、獻茶、婚宴、送親等都有祝頌之歌。這些婚禮歌的語言樸實流暢朗朗上口，內容豐富寓意深刻。不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還表現了人們的倫理道德和審美情趣。這些歌至今有人傳唱，尤其那些訓諭、教導之歌，每逢婚宴時老人們也頻頻歌唱。例如在《勸戒歌》中唱道：奶茶喲象哈達似白云，泛起潔白如玉的波紋，又好似那母親的乳汁，喝吧，莫忘母親之恩。青青的楊柳棵連棵，婚配的男女心相合，托著他們的福氣喲，唱呀唱出滿堂的歌。綿綿的榆樹根連根，新人如魚水不能分，借他們新婚的喜氣，喝呀喝到半夜時分。

歌詞中以魚和水，樹的根比喻對新人表示祝福，以蒙古族人民喜好的方式飲喜酒、喝奶茶、獻哈達、唱贊歌來慶祝婚禮，同時又規勸新人結婚后莫忘父母恩情。

《蒙古族婚禮歌》套曲第五十八首《賽馬歌》，是迎親路上的一首進行曲。其中男方祝詞的歌詞：“七個人一溜煙的，送親隊伍，七種光彩的長袍，裹著俊秀的腰身，四十九匹駿馬喲，騰開四蹄，空中的七色彩帶，匯成七色的云朵”，“那支鳳尾，在晨風里搖曳，那就是我們勇敢的新郎喲，頭上戴著那翎羽的紅纓帽”，“迎親的馬隊，飛快的馳行在草原上”。這首歌體現了蒙古婚俗的一個方面，講的是在送親途中，人們唱著《賽馬歌》，盡情地催馬奔馳，相互追逐嬉戲，在陣陣歌聲中完成“搶帽子”、“逗新郎”的游戲。搶帽子嬉戲，是蒙古古代的習俗。在新郎成親的日子，誰能把新郎的帽子搶到手，誰的好運氣就會日夜升騰。同時女方家的親友為了延長送親的行程，總要千方百計地將新郎的帽子搶過來扔在地上，迫使男方家的親友想盡方法將帽子拾起來。在“搶帽子”的過程中，男方家的親友們都要掩護著新郎，快馬加鞭，一路狂奔。這一路，與男方家的親族們相互傳遞著新郎的帽子，眾人你呼我應，互相追逐，場面十分歡快。

從這首民歌不僅看到蒙古族婚俗的一些特點更能體現出蒙古族人民是馬背上的民族，駿馬是蒙古族牧人的助手，沒有騰飛的駿馬，蒙古人就失去了腳足。下面就談談蒙古族民歌中體現出的馬文化。

其次，蒙古族民歌的歌詞體現了蒙古族的馬背文化。

自古以來，蒙古族牧民生養繁息于無垠草原之上，他們的生活離不開馬，以良馬比喻良朋，說明牧民對馬的深厚感情，善歌的牧民放牧著馬群、羊群，置身于遼闊的草原，觸景生情，唱出草原上天籟般的歌聲，贊美自己與駿馬的深厚情感。在蒙古族的民歌中，駿馬的形象層出不窮，草原 “那達慕”盛會上經常傳唱的傳統民歌《馬贊》，表達蒙古族人民對馬的喜愛之情。蒙古人的駿馬享有很多美譽，如成吉思汗的兩匹神馬、八駿馬、千里馬、追風馬、“騰格里”天賜之馬、“畢力格”智慧之馬等等，由此可見蒙古人愛馬的情愫，以及馬文化的發達程度。

蒙古民歌《成吉思汗的兩匹小青馬》中唱到：兩顆珍珠，像兩個流星，那是成吉思汗的兩匹小青馬呀，那是兩朵金花。長鬃似火苗，頭顱如月牙，美鹿一樣矯健的身體喲，彩虹般的尾巴。用“金花”形容駿馬的高貴，用“流星”形容駿馬的眼睛，用“火苗”，形容駿馬的長鬃，用“月牙”形容駿馬的頭顱，歌中展示給我們的形象：四體格外健美，神馬一般的俊俏。這何嘗是兩匹馬，真正是蒙古族人民心中最親如兄弟的俊男，最有魅力的神明。

再如《駿馬贊》：它那飄飄欲舞的美麗長鬃，好像閃閃發光的金傘隨風旋轉；它那炯炯閃爍的兩只眼睛，好像一對金魚在池塘中游玩；它那寬闊無比的胸膛，好像盛滿甘露的寶壺一般；它那精神抖擻的兩只耳朵，好像山頂上盛開的兩朵蓮花瓣；它那震動大地的嘶鳴，好像動聽的海螺發出的呼喊；它那寬敞通暢的鼻孔，好像姑娘編織的盤腸一段；它那瀟灑飄逸的尾巴，好像絢麗的彩綢一樣燦爛；它那碩大的四只圓蹄，好像風馳電掣的車輪在飛旋；它全身匯集了“八寶”的圖案，這神奇的駿馬呀，是我舉世無雙、獨一無二的伙伴。歌中對馬兒的贊美發揮到了極致，用了八個排比和比喻來形容駿馬，同時表達出蒙古族人民對駿馬的無比喜愛之情。蒙古人民愛馬如命，蒙古族男子對于駿馬的忠愛，往往勝似友人。在古代遠征時，身邊沒有親人相伴，就和跨下的坐騎悄悄對語，情同友人。同時馬背是蒙古人成長的搖籃，一個孩子自小就學習騎上馬背馳騁草原，在馬背生涯中，人與馬的關系情同父子情深義厚，密不可分。

再次，蒙古族民歌的歌詞體現了蒙古族的酒宴文化。

“金杯金杯斟滿酒，雙手舉過頭。炒米奶茶手抓肉，今天喝個夠。朋友朋友，請您嘗嘗，這酒純正，這酒綿厚。讓我們肝膽相照共度春秋，在這富饒的草原上共度春秋。銀杯銀杯斟滿酒，雙手舉過頭。載歌載舞慶佳節，今天喝個夠。朋友朋友，請您嘗嘗，這酒純正，這酒綿厚。讓我們心心相印友誼長久，在這嶄新的生活中友誼長久。”這首歌道出了蒙古族人民對酒的喜愛。蒙古族人生活中不能沒有酒，也不能沒有歌。蒙古族自古就是一個豪放勇敢的民族，他們喜歡飲酒，飲酒、騎馬體現了這個民族粗獷豪放的性格。他們認為“無酒不成席”、“無酒不成禮”、“無酒不成俗”，酒給賓和主帶來了隆重的氣氛和歡樂，表達著蒙古族人對賓客的尊敬和深情厚誼。因此，蒙古族人向客人敬獻醇香的馬奶酒或白酒，被當作是一種增進友誼的方式。

如果說“金杯”、“銀杯”里的奶酒醇香、醉人，哈達象征純潔友善的感情，那么祝酒歌表達的是美好的心愿，祝酒詞則是對親朋好友工作與生活的祝福。蒙古族人民喜歡用一邊唱歌一邊敬酒，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對遠方客人的歡迎，這種以歌敬酒的方式，在宴請賓客時隨時可見。他們迎接貴客時要唱歌勸飲“下馬酒”，送客人上路時要唱歌勸飲“上馬酒”。另外，在蒙古草原上還流行著一種勸酒民歌，有四句的，有兩句的，有單人唱的，有男女雙方對唱的，形式多種多樣。例如：“舉起了蒙古族的酒，放開你的歌喉。杯中盛滿深深的愛，美酒醉心頭。干一杯蒙古族的酒，天南地北是朋友。”“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話兒，萬句不多。”“燒酒本是五谷水，喝到甚時候也喝不醉。”“陽春三月桃花花開，端起酒盅盅迎客來。”“美酒倒進金銀杯，酒到面前你莫推，酒雖不好人情濃，遠來的朋友飲一杯”這種充滿激情的關于“酒宴”民歌，其歌詞內容有敘友情道珍重的，有結交天南海北的客人的，有賀喜祝頌的等等，蒙古族人民的每一杯酒里，都飽含著給他們的純樸與真誠，都飽含著他們一顆顆熱愛大草原熱愛美好生活的心。

參考文獻：

1.李樹榕.“文化認同”與“草原歌曲”[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社），2008，2.

2.趙萬梅.試論蒙古族民歌《鴻雁》的人文內涵[J].內蒙古教育，2012，9.

3.歐文靜.論內蒙古現當代“草原歌曲”在草原文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J].職大學報，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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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草原文化范文

馬鞍對于游牧民族來說，不僅是必備之物，而且也是一種身份和財富的象征。一般牧民的馬鞍具大都用金屬、木料和皮革制成。馬鞍的制作大都選用樺木或榆木，并要打磨光滑，前舌用粗鋼筋做成橢圓形，后舌為圓形，中間墊皮革或褥墊。有些講究的還在前后舌上鑲嵌金屬和瑪瑙，飾以色彩，看上去富麗堂皇。除此之外還有在前后舌上浮雕或漆有各種本民族的圖案。另外，配套的馬嚼、馬鞍帶、馬肚帶等做工也十分講究，一般用納花法或用模具壓制成花紋，使其形成具有立體感的浮雕效果。座墊一般都用高級面料如燈心絨或色彩艷麗的鍛子做墊面。一副品質優良、精心制作的馬鞍，可以用上四五十年，甚至上百年，幾乎陪伴騎手的一生。當年華老去，騎手以布滿皺紋的手撫摸與自己形影不離的馬鞍的時候，絢麗依舊的馬鞍不免使其回憶起生命中那許多自豪的、艱辛的、難忘的片段。

下面筆者介紹幾件有多元文化交融特點的馬鞍具。

圖2是在蒙古族牧人家里發現的一個景泰藍馬鞍，上面除了有漢族人傳統的“暗八仙”圖案外，還增加了“吉慶有余”“平升三級”等吉祥圖案。“暗八仙”是道家文化紋飾，這副景泰藍馬鞍兩邊各有一組“暗八仙”圖案，但細看有些圖案造型不是十分準確，也少了“暗八仙”中葫蘆和寶劍的紋樣。“吉慶有余”和“平升三級”是中原傳統的吉祥圖案，“平升三級”傳統的圖案是一個瓶子上插三支戟，旁邊還放有一個笙，寓意瓶（平）笙（升）三戟（級）。但這副景泰藍馬鞍上的“平升三級”沒有笙，卻在兩頭各掛一條魚，把“吉慶有余”和“平升三級”融為一體了。馬鞍的下方還有佛教的吉祥八寶圖案。這具景泰藍馬鞍上的圖案很有可能是蒙古藝人繪制的，他們對中原地區流行的吉祥圖案不是很精通，經常把佛教的吉祥八寶圖案和道家的“暗八仙”圖案組合在一起，有時還把“四藝”圖案也加入其中，這也正體現了中原文化和西域草原文化的融合。

圖3是雕刻有一對獅首鳥身圖案的全木質馬鞍，是在巴里坤縣鑒寶活動時發現的，屬于當地一位哈薩克牧民家傳之物。兩只獅首鳥身的奇異動物相對而立，雕刻在馬鞍的前舌，沒有其他色彩，只顯木質本色。它不像其他馬鞍鑲金鍍銀，品相已顯得陳舊，似乎歷經滄桑。這件馬鞍沒有引起在場專家的重視，連海選都沒選上。但其奇特的動物雕刻造型引起了筆者的注意。聽物主說，這具馬鞍在他們家已經傳了好幾代了，至于從何而來，他也說不清楚。這具保存基本完好的獅首鳥身的木質馬鞍，把我們帶回了更加悠遠的年代。獅首鳥身是古時蘇美爾地區神話中的神鳥，它能呼風喚雨，揚善懲惡，保護人類，這個產生于公元前30世紀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化元素，何以越過時空出現在東天山草原？足以引起我們的種種遐想。這件獅首鳥身的木質馬鞍充分說明了東天山草原文化的多元性。

圖4為一具哈薩克牧民的銀質馬鞍，馬鞍前舌左右上方鏨刻兩條向上盤升的龍紋，相對而出，栩栩如生。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上下五千年，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中國人對龍具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因此在中原象征正義、吉祥的龍紋處處可見。而哈薩克民族的圖騰是天鵝、貓頭鷹。這具刻有雙龍的銀質馬鞍出現在東天山草原，充分說明中原文化早已融入西域各少數民族的精神世界。

第9篇：草原文化范文

該刀刀身與刀柄為一體式青銅材料制造，刀柄造型以鹿為主題，簡單的青銅線條勾勒出一只活潑生動、向前奔跑的鹿形象。細看之下就會發現，無論是彎彎曲曲往后伸展的鹿角，還是奔跑向前的姿態，都與蒙古鹿石（主要指經過人工雕刻加工而成的一種碑狀石刻，因雕刻有鹿的圖案而聞名——編者注）上的刻紋極其相似。其不僅在美學上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同時也非常符合力學和人體工程學的要求。

我國著名國際級刀劍師陳朝波先生受奔鹿小刀感染，帶領他的團隊研制出復制品。與青銅制原品不同，該復制品采用不銹鋼材質刀柄，再現鹿的造型，刀刃選取高速工具鋼鍛造。高速工具鋼是一種用來制造電動工具如電鉆鉆頭的高硬度鋼材，是能夠切割其他金屬的一種金屬。其加工難度大，不用經常打磨，鋒利度可長期保待。團隊利用高科技手段將這兩種硬度不同的鋼材焊接在一起，體現了古典美學和現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奔鹿小刀的歷史淵源

提到青銅器，人們腦海中會立刻出現“商朝”、“殷墟”、“中原地區”等概念。先秦時期中國青銅器發展到鼎盛時期，器型種類繁多，鑄造水平與造型藝術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考古發掘過程中，河南省安陽市出土的大批商朝青銅器等文物確立了殷墟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都城的地位，陜西省寶雞市出土的晚清四大國寶[西周時期的青銅器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盤、虢（guó）季子白盤于晚清時期出土，合稱晚清四大國寶]等青銅器物令寶雞被譽為“青銅器之鄉”。而在中國北方遼闊的大草原上，同樣有一座閃耀著奪目光芒的“青銅器之鄉”——鄂爾多斯地區，那里出土了眾多以武器、工具和飾件等小型器物，被稱為“鄂爾多斯青銅器”或“北方青銅器”。

北方青銅器是先秦時代與中原諸類文化不同風格的一類青銅器，其紋飾主要以動物和幾何圖案為主。關于北方青銅器的起源在學術界存在多種觀點：由于中國北方草原地處歐亞草原之中，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便與斯基泰人和西伯利亞人有所關聯，東西方文化也在密切的來往中得到交流與貫通，于是有人認為中國北方地區的動物主題器物風格來自西方；另一方面，北方青銅器的起源無法回避黃河中下游地區商周文化中的相關因素，所以也有人認為寫實動物紋飾是殷商文化的傳統，并由綏遠、鄂爾多斯、蒙古傳到葉尼塞河流域，影響了卡拉蘇克文化。除了自西向東和自南向北這兩種學說，北方青銅器還存在著當地起源說。學術界的辯論各有其說，但草原文化的遷移性已經使越來越多的學者承認東西方或南北方文化的影響是雙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所以無論北方青銅器起源于何方，地域特色以及各方文化的融合滲透，即形成了其別具一格的草原風格。 北方青銅器中的各種刀型

北方青銅器中器物種類多種多樣，包括劍、矛、刀、鏃、盾、斧及弓等等。其中條形青銅小刀是歐亞草原地帶普遍出現的工具，使用時間長，形制多樣。這些青銅小刀造型多樣，紋飾豐富，根據其刃身與刀柄結合方式的差異分為復合柄刀和連柄刀。

復合柄刀，即銅質部分以刃身為主體，刀柄扁薄短小，必須以木質或其他材料套接、鉚接或夾裝后方可使用。

連柄刀，即刃身與刀柄一體鑄造而成，除有可能在刀柄上纏繩或包裹皮條之外，無需用硬質材料對刀柄進行接長與加粗處理，屬單一質地的青銅工具。

連柄刀以其柄首形制的差異可分為蕈首、環首、鈴首、鼻鈕首、穿首及獸首5個主要類型。

蕈（xùn）首連柄刀，即刀柄端為蘑菇狀。環首連柄刀，即刀柄端為環狀。鈴首連柄刀，即刀柄端置有一鈴。鼻鈕首連柄刀，刀柄端下緣設有小型半環，似大象內勾形鼻子。穿首連柄刀的刀柄末端有穿孔。獸首連柄刀簡稱獸首刀，包括獸頭首刀和獸形首刀。前者以獸頭雕為柄首，后者則以獸之全形設于刀柄端。獸頭首刀大致分布在米奴辛斯克盆地、阿爾泰及新疆地區、黃河中下游地區和遼西地區，此外，在蒙古西部的鹿石上亦常見獸頭首刀的刻紋。獸形首刀出自草原西部的塞伊馬及中部天山、米奴辛斯克盆地區。

奔鹿小刀即屬獸首刀。 神秘鹿石與奔鹿小刀

獸首刀的動物原型有鹿、野豬、羚羊和貓科猛獸，但數量最多的要屬鹿，這與蒙古鹿石上所見的刻紋一致。鹿石是一種以鹿為圖騰的文化存在，是擬人的長條形石柱，在東起外貝加爾，西至保加利亞的草原地帶共發現600余通，其中500余通集中在蒙古高原西部地區。

蒙古鹿石最初發現于19世紀末，鹿石圖案中除鹿以外，還有許多動物、植物、武器乃至太陽，這些都經過幻想加以變形，或加上符咒符號而刻成，今天仍可感到其中滲透的畏懼與膜拜的感情，以及對那種超自然神性的神秘感應。鹿石上較典型的是長有鳥喙、呈飛天狀的鹿狀圖案，有學者認為這是由于鳥是天上的飛禽，而鹿是地上奔跑很快的動物，古人把這兩種具有靈性的動物融為一體，象征天地，加以崇拜，并通過鹿石這個載體呈現出來，其神秘之美始終對人們充滿了誘惑。

鹿石刻紋主要分作兩類：一類是鹿形抽象、夸張，鹿角及頭部昂起，前蹄騰空，動感強烈；第二類，鹿形寫實具象，呈矗立狀。蒙古西部的鹿石九成以上刻有動感而抽象的雄鹿即屬第一類鹿石，奔鹿小刀的刀柄造型與此類鹿石紋刻同源。

奔鹿小刀的刀柄造型以鹿為主題，卻并不完全符合典型的獸頭首刀或是獸形首刀造型標準。其造型該如何解釋，至今仍是一個謎團，許多愛好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展開遐想。

遐想一，刀柄造型為一只奔跑的鹿，人們在使用中呈現的動態，就如同一只鹿隨著奔跑姿勢的改變，鹿頭呈現出或上或下或直或彎的一系列力量優美的姿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