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史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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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科技史論文范文

國家統計局今日“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六——科技發展成果豐碩。

報告稱，“十一五”期間，科技產出成績斐然，專利和論文位居世界前列。全國累計登記省部級以上重大科技成果17.9萬項；累計頒發國家自然科學獎160項，國家技術發明獎263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1305項，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22項；李振聲、閔恩澤、吳征鎰、王忠誠、徐光憲、谷超豪、孫家棟、師昌緒、王振義等9位科學家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報告指出，這5年間，中國還涌現出了一大批有著深遠影響的重大科技成果。具體如下：

——“嫦娥”一號、二號探月衛星成功發射，使中國跨入深空探測新領域；

——“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船發射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獨立掌握空間出艙技術的國家；

——千萬億次超級計算機系統“天河一號”研制成功，并在國際TOP500組織的最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

——“中國下一代互聯網示范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創新成果；

——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大改造工程建設任務圓滿完成；

——上海同步輻射光源建成；

——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支線飛機完成總裝下線并首飛成功；

——首臺深海載人潛水器“蛟龍號”海上試驗突破3700米水深紀錄；

——首次環球大洋科考凱旋；水稻基因育種技術再獲突破性進展；

——甲型H1N1流感疫苗全球首次獲批生產。

報告指出，專利數量是反映一國科技產出能力的重要指標。“十一五”期間，中國專利部門累計受理境內專利申請363.6萬件，授予專利權202.8萬件，境內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以24.7%和35.4%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遞增。專利數量的持續增長，反映了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和水平的日益提高。

報告還指出，論文也是科技產出成果的重要體現形式。2008年《科學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科學技術會議錄索引(ISTP)》三種國際上較有影響的主要檢索工具分別收錄我國論文11.7萬篇、8.9萬篇和6.5萬篇，分別是“十一五”期初的1.7倍、1.6倍和2.1倍，世界排位分別從第5位、第2位、第5位上升到第2位、第1位和第2位。

第2篇：中國科技史論文范文

[摘要]國際關系理論賦予了國際關系學科獨立的地位，鑒于國際關系學科過去百年發展中，主要理論范式爭論都是在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之間進行，因而學科的霸權性、不平等性非常明顯。從當前的發展來看，國際關系學科正面臨嚴重的能力不足問題，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現實發展都超出了國際關系理論能夠解釋的范圍。國際關系學科正面臨某種嬗變，表現出了去霸權化、多學科化、國家主義和全球主義的雙重發展等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2)08-0073-07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英國和美國一些高校首開國際關系課程或專業開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迄今已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經過個把世紀的發展，今天我們發現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不但沒有越來越成熟，反而面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的挑戰，這些挑戰嚴重到了甚至威脅學科生存的程度。如何理解這些挑戰，如何在這些挑戰中把握學科發展的趨勢，這是本文想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當然，各個國家由于所處地位不同，面臨國內外情況不同，對國際關系的感受，進而影響國際關系學科的生存狀況也自然各不相同。本文并沒有就此作全面的調查，許多論斷都是基于一個國際關系教學和研究者的主觀感受和思考。同時，本文的討論主要以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情況為基礎，同時適當顧及作者有所接觸的其他一些國家的情況，所以討論的內容勢必是非常片面和主觀的，權當是作者的個人思考以求教于大家。

一、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特點

應該說，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的誕生始于美國的推動，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是一戰結束后最早在大學開設國際關系課程和專業的少數國家之一，另一方面也因為美國誕生了最早的國際關系專屬理論理想主義，而且隨著一戰后大量研究國際關系的歐洲學者移居美國，推動了美國國際關系學科的規模性發展。當然，國際關系方面的研究之前就已存在，但大多散失于各個學科當中，包括歷史學、地緣政治學、法學、哲學等。許多學者指出，國際關系作為單獨一個學科之所以會在一戰后美國形成，主要與其國家的需要有關，作為處于國力快速上升期的國家，也是一戰的勝利國，美國急需一批了解世界和國際事務的人才，急需有人對世界新秩序的構建提出設想，按美國的利益來重構世界，反映了實力上升中的美國走出去的需要。

從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歷史來看，國際關系之所以獲得獨立學科的地位，以筆者個人的理解來說，主要歸功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建立與發展。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外交史、國際法、國際經濟關系等都可歸屬于歷史學、法學、經濟學等其他學科，唯有國際關系理論有它自身的獨立性。因此，人們常會以幾次理論范式(approach，paradigm)(或日大理論，grand theory)的大論戰來歸納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歷史，從理想主義標志著國際關系學科的誕生，到現實主義的轉向，以及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論戰。中間有過一段科學行為主義的興起時期，但它基本上屬于方法論上的貢獻，理論范式上并不處于和其他理論平等對話的位置。之后又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再一次論戰，但第二次論戰雙方都冠以了“新”的名義，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或制度主義)。20世紀80年代開始，建構主義異軍突起，給國際關系學科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感覺，從而形成了三大主義鼎立的局面。這些理論的論戰，勾勒出了國際關系學科的一部百年發展史。

這樣的定位和發展歸納，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國際關系確實是正宗的“美國貨”，因為這些理論的大爭論主要是在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之間進行的，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學者有介入，但他們都屬于在各個陣營搖旗吶喊，并非爭論的主角，更談不上是領軍人物。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者也不愿意平等地看待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他們的眼光主要停留在美國內部的“廝殺”上。盡管嚴重不平等，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和爭論對國際關系學科的獨立化貢獻還是應該承認的，正是這些理論范式之間的爭論和發展，真正撐起了美國國際關系學科一片獨立的天空，因為要成為單獨一門學科，其獨特的理論范式是必需的。

從這樣一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百年史來看，這個學科可以說有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國際關系是一門美國學科，美國中心色彩非常濃厚，或者說是一門霸權學科，不像其他學科那樣相對比較平等。幾大理論范式都可以說是為美國霸權服務的，理想主義可以視作美國對世界霸權的問鼎，而實際上，從歷史看，走向霸權的國家在口號上確實都有理想主義色彩，如英國在重商主義氛圍濃厚的背景中對貿易自由的強調。現實主義則確定了一個國家權力有多大，利益觸角就可伸得有多遠的原則，為美國對外搞霸權主義提供理論依據。制度主義證明了美國霸權構建的國際秩序的合法性，新制度主義還證明了美國霸權的可持續性，即使在美國實力衰落的情況下，美國霸權還可以依靠其構建的制度體系得以延續。建構主義則揭示了霸權在權力秩序之外，還存在一個知識秩序，知識秩序中同樣也有知識霸權。不管怎么說，只有霸權才有能力和欲望來討論世界秩序的構建問題，因而也才有能力來詮釋國際關系的一般性原理。

第3篇：中國科技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現狀；發展方向

[作者簡介]謝乾豐，北京科技大學冶金學院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2006級博士生，云南農業大學教師，北京100083

[中圖分類號]TF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07―0127―04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

冶金技術的發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與城市的出現)，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展到青銅農具特別是鐵制農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于他們勞動產品或技術產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出超越現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天工開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在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宋代的礦冶業之所以如此發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的鼓勵開發的告發政策、礦產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

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同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節，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節。

9．對冶金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礎理論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從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論框架

第4篇：中國科技史論文范文

培養歷史素養就成為歷史課的重要任務。中國社科院吳偉教授認為歷史素養是通過日常教化和自我積累而獲得的歷史知識、能力、意識以及情感的有機構成與綜合反映。它是歷史知識、學科能力、意識和價值觀、觀察思考問題，最終解決問題的總和。結合古修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在職業性、實踐性、開放性的課程理念指導下，中國古代史課教學在不斷探索提高學生歷史素養的有效途徑。

一、以課堂為陣地，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1.提高教師的歷史意識和教學能力

教師要精心研究并引領學生正確理解歷史主干知識的概念內涵，科學地引導學生認識歷史發展進程中重要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現象和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使學生掌握重大歷史事件發展的因果關系、來龍去脈，比較鑒別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揭示歷史發展規律及其相互聯系，把握知識結構，準確而深刻地認識歷史事件的現象和本質，解決歷史問題。

2.創新學生學習模式，提高學習效率

問題式教學法。把學生教活，很重要的三個方面就是課堂上注意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讓學生思維活躍起來；形成歷史思考。教給學生學習方法，使他們學會學習[2]。長期的講授法教學使學生失去了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這就需要進行科學的課程設計。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活動，是提高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最佳手段。用問題引領使學生積極參與到課堂活動中來。課后復習作業一般是總結問題，如春秋戰國時期經濟發展表現；戰國百家爭鳴代表及主張……，要求用圖示或表格完成，培養學生歸納總結問題的能力。明確下節課的預習任務，使每節課上都能有12個針對性較強的問題。學生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思想等進行聯系、分析、思考，課上引導學生客觀、理性的評價歷史問題，學生會始終處于積極地思維活動中。

自助與互助學習法。為更好地調動學習主動性，教師逐漸引領學生編寫“學案”。采取小組合作的形式，全班分成8個小組，以課本內容為中心，以自主學習為主體，提出自己的問題，小組討論擬定學習提綱，共同設計“學案”呈現基本知識點、知識結構和討論問題，課上讓其他同學回答，再由設題小組代表說明，最后老師把關，介入討論或點評，對學生學習進行系統的指導。一方面可以了解學生的知識掌握及學習能力狀況，及時糾正學生學習中的偏差；另一方面又能發現一些同學獨特高效的學習方法和對歷史問題的深入反思和理解，給予肯定和鼓勵，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一些復雜的問題可留到課后或放在社團活動時間繼續研究學習，指導學生參考相關資料，撰寫小論文，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學習層次。

二、以教材為依托，培養學生的歷史考證能力

古修專業主要培養的是技能型的就業人才。他們需要的是古籍基礎知識，收集古籍采選信息的能力，所以歷史課面臨著如何把教材用活，拓寬學生視野的問題。

我們習慣于從觀點出發尋找史料的“以論帶史”的結論教學，使學生養成了對教師告知結論的依賴性。在實際教學中根據學生的認知規律和現有水平，理解、把握教材的基礎上，不受教材的限制和束縛，靈活的處理教材，大膽增減、調整教學內容，對教材進行選取和整合。要想獲得對歷史的正確認識就必須尊重客觀歷史材料和證據，才能得出可靠的、有價值的歷史結論。

獲取歷史信息的途徑有很多，閱讀史料是回歸當時歷史情境最好的辦法。因此，閱讀能力的培養是一項重要教學任務。學生閱讀歷史事件的能力，就是對歷史事件的認知、領悟能力，通過對所給的歷史文獻進行整理、歸納、分析的能力。如西周時期農業發展狀況，補充《詩經·豳風·七月》“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九月筑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我們就好像身臨其境，了解了各個季節農業生產的情況和種植的主要農作物品種。另外，閱讀史料時要求學生要避免用現今的觀點和價值標準去判斷衡量歷史，而是要歷史地考慮事件的前后聯系和具體情況。根據歷史文獻或敘述的作者和來源，對比不同的思想、價值觀以及人物行為，區分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注意到各種不同的觀點，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比較相關歷史事件，使閱讀歷史文獻的能力不斷提高。

三、以社團為載體，培養學生的歷史活動能力

職業學校教學活動就是以就業為導向，以能力為本位，以任務為引領的“教學做合一”。為延伸和拓展課堂學習的效果，聯系實際，感悟歷史，使學科素養得到升華，我們充分利用家鄉南京的歷史文化名勝古跡資源，以研究南京歷史為主要切入點，組建了“金陵溯古”歷史活動社團。做學生研究性學習的導師。

開學初確定社團負責人和小組負責人，明確活動計劃和要求，定期召集團員活動，如知識講座、觀看視頻資料、參觀走訪、交流討論、辦歷史小報、撰寫歷史小論文，讀史心得，研究報告等。為保證活動效果，分集體活動和小組活動兩種形式，提高效率。

對于學生研究方向，教師給出一些課題供參考，也可自擬命題。如“歷史上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從南唐二陵看當時的民族關系狀況”，“由鄭和下西洋看中國當時的對外關系”，“江南貢院與古代科舉考試的走向和影響”……

撰寫歷史論文是培養學生質疑、思辨、求真的有效辦法。有助于他們通過實事求是的探索形成正確的歷史觀。因為學生畢業前會面臨論文撰寫的任務，及早給學生營造鍛煉的機會，到時水到渠成，也會使同學逐漸養成問題意識和思考的習慣。因為要想做研究必須以史實為依據，選擇與論題有關的歷史事實作為論據，培養學生“史由證來、論從史出”的證據意 識。學生圍繞自己選擇的論題，通過學校圖書館、金陵圖書館、互聯網等多種途徑，搜集大量材料，然后指導學生對資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篩選，選擇真實可信的材料論證自己的觀點，對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是非曲直進行客觀、理性、全面的認識和理解，形成歷史小論文，讀史心得或研究報告。在期末匯報交流和研討時，學生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發表個人見解，相互學習和借鑒，或對他人的觀點和材料提出不同意見，甚至可以對已經定論的東西提出質疑和否定，在智慧的碰撞中，知識和能力得到升華。

問題反思：注意歷史課與文化史和專業課的界限和融合。

中國古代史是古修專業必修的一門重要的文化基礎課，它承載著學生知識底蘊的積累，人文素養的提升，專業課學習的基礎，專業技能的提高等諸多使命。中古史按照編年體的體裁，側重的是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中得出規律性的結論，把握各個歷史時期和階段的發展規律和發展走向，以及政治、經濟、民族關系、對外關系和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相互影響。針對古修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和專業發展需求，培養學生的歷史素養，為學生的專業學習和今后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教學中要把握好這個度，不能把歷史課上成文化史課或專業課，又不能與文化史、書史造紙史等專業課完全割裂開。這就要求教師能很好地把握學科內涵和外延，抓住學科核心內容，適當與其他課程做一些聯系和滲透。最好能與文化史、書史造紙史課教師一起集體備課，對教學思想和內容進行切磋，整合。同時教師要主動到古修中心實訓基地，深入學生專業課環境中，參與學生相關課程的學習，了解學生的需要和欠缺，教學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總之，在職業學校歷史課往往是被邊緣化的學科，但實際上它與很多課程密切相關，在培養學生人文素養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歷史教師不斷努力和探索，尋求自己的發展空間，為歷史課賦予時代使命和專業價值，才會發揮其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第5篇：中國科技史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我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引發了爭論，中國藝術界只有立足當下，正確理解“現代性”，客觀地對待經濟、文化的全球化，發揚“拿來主義”精神，區別對待西方的現代科技文化與文化藝術。將西方現代藝術與中國傳統藝術辯證、有機的結合起來，方能實現傳統藝術真正的現代化。

前言

由于“現代性”的內涵是隨著時代、地區、民族等因素而產生不同，所以我們要將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問題中時，必須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用辯證、發展的方法將西方的“現代性”與中國的傳統藝術中“民族性”的有機的結合起來。

一、藝術“現代性”的產生與發展

對于什么是“現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啟蒙》中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把現代性想象成為一種態度而不是一個歷史時期。所謂態度，我指的是與當代現實相聯系的模式；一種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資源的選擇；最后，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因此，“現代性”實際上是一種超越、發展傳統的行為或觀念。黑格爾更認識到了現代性對于藝術的現實意義：藝術家擁有創作的自由：

l9世紀中后期至今的現代、后現代主義藝術運動，就是藝術家們自由的進行藝術創作，不停突破傳統、進行各種藝術實驗的表現。但是，二者所表現出的“現代性”含義又是有所不同的。現代主義藝術中的“現代性”與歐洲工業革命引起的社會物質和精神層面的動蕩有著不可磨滅的關系。工業革命導致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話思維被現代科技理性所取代。這種宗教整一性意識遭到徹底破壞，必然帶來了全社會性的困惑、混亂和焦慮。藝術領域中先后出現了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野獸派、立體主義以及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各種我行我素的實驗藝術，就是藝術家面對這種社會劇變所作出的反應。而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痛苦以及現代科技的突飛猛進后，藝術家們開始將自己完全淹沒在現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紀的痛苦掙扎，通過回歸自我來對抗科技壓力，而是開始滿心喜悅的享受了，后現代主義也就是因此現了。雖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后現代主義的出現與風靡，標志著統治西方200多年的“現代” 世界觀的危機，但實際上“后現代”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現代”觀呢，它們只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文化的發展呈現出了與傳統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們是有著本質的聯系的。因此，當我們借鑒西方的“現代性”觀念時，必須用辨證和發展的眼光來看，而不可斷章取義。

二、西方“現代性”的擴張

除了用歷史發展的眼光去看“現代性”，還要注意由于發展先后、經濟基礎不同、社會制度差異等因素所造成的東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強勢和弱勢之分。注意到這個因素，就不會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發端于經濟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這么一個源自西方世界的強勢文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其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不僅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導，也成為“文化全球化”的主導；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扮演著弱勢的角色，傳統文化不得不面對著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化的猛烈沖擊。“全球化”的美國文化被形象地概括為“三片”，即代表美國飲食文化的麥當勞“薯片”、代表著美國電影文化的好萊塢“大片”、代表美國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藝術領域，美國在二戰后借助其霸權化的科技、經濟、政治地位向滿目瘡痍的歐洲推廣美國式藝術，先后樹立起了滴灑抽象表現主義、集合主義、波普藝術、極少主義、觀念主義等符合美國意識形態需求的藝術流派，并使之隨著經濟全球化擴張到世界各地。在二戰后3o年內，美國式藝術成為世界性藝術，成為世界藝術發展的風向標。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認為，相對于政治經濟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種軟力量，但是它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卻是持續不斷的。英國學者湯林森更認為這是一種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在全球的擴張。雖然湯林森說的看起來有點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傳播的力度和強度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其發展勢頭不容忽視。

因此，面對從西方蜂擁而來的現代、后現代藝術文化，作為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有著歷史悠久的文化藝術成就的中國，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是相當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

如何實現中同傳統藝術的現代化，現在存在三種觀點：一，立足于過去。贊同這種選擇的人主張用“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優秀部分”去“抵制隨著改革開放而來的西方腐敗的意識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與自尊”。二，立足于未來。贊同這種選擇的人，強調“中同畫可以推向世界，為了世界性、歷史性的需要，讓世界接受中國畫”，立足于現在。這批論者傾向于中國美術的現代化，面對嚴峻的現實，對傳統進行深刻的反思。

很明顯，前兩種觀點不僅忽略了傳統的實踐性或延續性，把傳統看作靜止的、凝固著的東西，還屬于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觀，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種觀點是較為符合現實需要的，岡為它是以發展和辯證的方法去看待和解決我國藝術目前面臨的問題。首先，我國藝術必須是要發展的，而來自外部的促動和營養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華民族視為悠久歷史傳統的象征的“塔”這種建筑形式，其實是來自印度的舶來品，是隨著佛教在東晉傳人后才在中困遍地開花的。中世紀時期的伊斯蘭圍家之所以獲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發展，是因為他們翻譯了大量卉希羅的文化典籍，而歐洲的文藝復興也是以這些著作作為啟蒙和基奠的。現代的美國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傳播，除了其科技、經濟高度發達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雜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沒有什么純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義膜拜；文化藝術的發展，除了在自身尋找發展規律外，尋求外來文化的幫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來文化的時候，以何種態度對待隨經濟、科技、傳媒浪潮奔襲而來所謂“強勢文化”，是傳統藝術現代化的一個關鍵：美同在世界上確實占有領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論家所說的“美國當代藝術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技術的表現”在它的后現代藝術里，從集合主義、波普、超級現實主義、構成主義、大地主義、裝置藝術以及廣泛化的觀念主義藝術，無不充斥了美國科技文化語境中的圖像和技術產品，科技文化的產物成為藝術家創作的表現對象和手段以新奇體驗代替審美，混跡于生活取代藝術的精英意識成為藝術的新內涵此，這種藝術已經完全脫離藝術的文化傳統只是高度發達的科技、經濟甚至政治的產物。以這種認識為前提，就不會將“非藝術化”的后現代藝術與發達的科技文化混為一談，不會盲目的崇拜或反對外來的現當代文化一以“拿來主義”的方式，對于我圍經濟科技發展有利的先進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盤接受，而對不符合我閏發聰現實，與我周藝術傳統形式或意識完全割裂的后現代芝術．就要小心謹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內核”了。

除了純藝術領域，在應朋藝術領域也要特別注意防止中國本土文化識別特征的喪失、從西方傳到中國的現代藝術設計由于其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以及它本身所具備的易推廣、易操作等的特性，使其在短短幾十年內廣泛進入了我們的生活。然而，這種“繁殖”迅速的現代藝術設計，卻會因為他的標準化、可量化、科學化的特性卻極容易使一個國家民族的傳統藝術設計喪失殆盡。在現代藝術設計剛剛在歐洲推廣的時代，莫里斯的新工藝美術運動就是歐洲傳統手工藝在遭到幾乎是滅頂之災時對現代藝術設計的反抗。我國目前的藝術設計正在重蹈覆轍，中國優秀的傳統藝術已被許多開口包豪斯、后現代的現代設計師拋擲腦后，難怪一位日本設計師看過了浦東蔓延的摩天大樓后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中國沒有現代設計!”。因此，在學習利用西方現代藝術設計時，不僅要看到它的優勢，更要認識到他的局限：過于注重功能和形式而沒有文化底蘊，放之各國皆準卻而沒有民族特色。這種統一的設計思路和模式將會使我們的現代文化完全失去中國的民族特色。只有采取雙贏的結合戰略，將源自西方的“現代性”與我國的“民族性”相結合，將西方現代藝術思想和中國傳統藝術有機的結合，才既能實現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又能保持了藝術的中國身份。將西方現代藝術設計注重功能、標準、量化的特點與我國傳統設計中的注重感性、象征的審美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內涵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傳統藝術設計的現代化；認清西方現代、后現代藝術實際上是西方工業革命、現代科技革命的產物這個事實，就會知道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不僅要吸收西方現代藝術思想，更要考慮到我國的當下社會發展階段，更要考慮我國本身的藝術傳統。只有這樣，才既不會陷入設計領域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又不會失去藝術的中國身份。

第6篇：中國科技史論文范文

在理論上， 向來有兩種彼此“對立”的視角: 整體論和個體論。前者在研究農民由鄉村向城鎮邁進尋求非農職業和城市生活的時候， 關注于宏觀的結構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約作用(甚至被叫做“決定作用”)， 認為個人不過是社會關系的載體和體現， 而具有整體意義的社會關系和結構， 才是解釋社會變遷的關鍵因素。換句話說， 社會宏觀結構層面上的種種關系，如城鄉關系， 工農關系， 經濟上的發達地區(或國家)與欠發達地區(或國家)的關系， 經濟-政治-文化上的中心與邊緣的關系，等等， 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樣由傳統農業向非農特別是城鎮的工業和服務業轉移的源頭， 也是轉移以后這些個人又將如何生存、社會整體又將怎樣演變的起因。整體論研究視角的理論淵源， 可以在自稱受到馬克思深刻影響的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中找到。

后者則把變遷的關鍵歸結為行動者主體， 認為不是社會整體， 而是微觀上的個人， 憑借對資源的占有情況和對市場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在現有的務農收益和外出從事非農的預期收入之間作出的“理性選擇”。除了古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 這一視角是與韋伯傳統有密切關聯的，尤其是社會學中的所謂“現代化”理論， 其把社會的變遷歸結到行動者個人作為有理性的主體在投入/產出上的計算和在價值觀上的改變。隨著各個行動者個人在觀念和行動上的改變， 社會整體(如果的確有所謂整體的話)也就改變了，最終將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

本文作者一方面承認，上述看來相互對立的理論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圍內---或者在宏觀上或者在微觀上---有其理論解釋的力度， 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這種在整體與個體、宏觀與微觀兩個極端上提出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又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內在困難。當然， 如何克服社會學理論中的這一“經典性難題”，一直是理論家們苦苦追求的目標，也是在經驗研究中無法繞開的障礙。而且， 試圖僅僅簡單地將上述對立著的兩極湊在一起是無濟于事的。

本文受安東尼·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的啟發， 試圖對中國廣大農村村民的尋求非農活動或非農職業作出某種新的理論說明。 結構化理論是吉登斯在試圖克服整體論的二元對立而提出來的，它用結構的二重性去說明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所謂結構的二重性， 吉登斯指的是，社會結構既是由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的，同時又正是行動得以建構起來的條件和中介。

結構化（Structuration）理論把結構看作是行動主體在其頗富多樣性的行動條件下創造出的各種規則和資源， 而結構不斷卷入其中的社會系統則是由人類主體的種種特定活動構成的，其在時間與空間的條件下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主體與結構的建構并不是一種二元論的關于兩種全然獨立的既定現象的組合，而是一種二重化的過程。根據結構二重性的原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既是其不斷組織的實踐的條件，又是這些實踐的結果。吉登斯認為， 人們的有意圖的行動包括三個層面的基本內容：第一，對行動的反思性調節，它意味著，行動者總是試圖不斷地認識自己的種種活動和自己得以在其中活動的社會與物質環境，并期望知道別人對自己的這些活動是如何反應的，因此，他們也總是不斷地改變和調節著自己的行動；第二，行動的合理化過程，行動者不間斷地保持對自己活動的各種環境條件的理論性領悟，在一般情況下，如果需要，行動者是能夠對自己所從事的絕大多數活動作出某種解釋的， 既對自己也對他人作出合理化的解釋；第三，促使行動得以發生的動因，與對行動的反思性調節或行動的合理化過程不同，行動的動因并不直接與行動的連續性相連，它是潛在于行動的，它是對行動的規劃。

但是，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反思性、合理化和行動的動因的作用， 主體的有意圖的行動是會導致未能預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的，而未預期的后果又會反過來成為以后的行動的未被意識到的條件。圖一表明了行動-后果-條件的這種模式:

圖一： 行動-后果-條件:（資料來源:Giddens，1984:5。）

未被意識到 ┈┈┈ 行動 ┈┈┈ 未預期的

的 ┊ ┊ 行動

行動條件 ┊對行動的反思性調節 ┊ 后果

┊ ┊行動的合理化過程 ┊

┊ 行動的動因 ┊

┈┈┈┈┈┈┈┈┈┈┈┈┈┈

主體作為行動者，不僅總是具有明確的動因， 而且也總是能夠不斷地將自己的行動加以合理化， 總是不斷地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反思和調整。易言之， 在邏輯上， 行動者總是可以以不同方式去行動的。這就意味著，行動所體現的，是行動者改變既成事態的能力。如果說行動者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日常的人際之間的聯系過程中在做什么的話，他們很可能對自己的行動所產生的各種后果知之甚少， 其中很有意義的后果是制度在擴展了的時-空條件下的重建， 包括規則的改變和資源組合方式的調整。這些行動后果對他們而言是未能預期的，甚至是不曾期望的， 并且它們又構成了主體再行動的未被意識到的制約條件。

在對中國日益增多的農村人口和勞力就地和異地尋求非農活動或非農職業現象進行調查、研究、描述和闡釋的時候， 本文作者認為， 至少在理論上， 上述結構化框架比較有力地溝通了結構和主體的鴻溝， 因而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度。首先， 既不僅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礙或推動， 也并非簡單地只是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 而是是主體與結構的二重化過程， 構成了當今中國數以千萬計的農村戶口持有者離開農業離開農村而不斷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和生活空間。如果沒有結構性因素和條件所提供的可能和制約，村民們即使再想外出尋求更大的利潤和更多的利益，他們也無法對此施以具有實際意義的步驟，反之， 若沒有這樣的尋求非農活動的沖動， 無論什么樣的制度性安排，對村民自己而言，也是沒有意義的。其次， 農村人口的外出或轉移，絕不是盲目的，相反，他們總是具有明確的動因和目標， 一開始他們也許大多是為了從非農活動中掙得現金收入以補務農收入之不足; 而不論他們的動因和目的多么明確，他們總是在外出或轉移過程中不斷的對自己的行動加以合理化的解釋， 總是不斷地反思自己的行動、調整自己的策略。這樣， 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們不僅會經過權衡比較而不斷說服自己當初選擇尋求非農活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而且還會重新審視自己當初的目標，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當初的目標。最后， 正是因為行動者實際上總是在不斷地反思、調整自己行動的"規劃"， 故這些行動所產生的種種后果，并非總是能夠被行動者自己預期到，也并非都是符合他們當初的初衷，更不是一定都具有“正面的”、“合乎理性的”后果。 轉貼于 （二）

本文對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外出或就地尋求非農活動的現象作如下假設性陳述:

第一， 人多地少這一基本的格局是中國數億農民， 或更準確地說，他們中數量和比例都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早晚要走出農業走出農村的一個主要原因。如果我們仍然按照目前的城鄉戶籍制度劃分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 那么，無論統計上有多大的漏洞和誤差， 也無論中低產田的改造尚有多少余地，農業科技的推廣、農業服務的開展還有多少文章可做， 現在的農村人口的平均耕地面積也仍然可以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說， 大量的農村人口和農村勞力是富余和剩余的。這實際上也許是最明白無誤的社會現實和中國國情， 但是，問題在于，人多地少并不是現在才出現的新情況，為什么在過去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里，并沒有今天這樣如此規模巨大的農村人口外出和轉移?

第二， 傳統農業特別是種植業的比較收益低下， 使農村勞力逐漸意識到務農不如務工經商服務打雜，是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 包括其中并非“剩余”的部分， 紛紛轉向非農活動和非農職業的強大的市場因素。人均耕地雖然很狹小，但是如果在這塊狹小的耕地上也能夠產出至少并不低于務工經商服務打雜的收入， 而且這些收入也已經足以使農戶家庭維持并延續其還過得去的基本生存條件， 那么， 雖然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排除總會有少數人冒險， 但在邏輯上，農村的大量勞力就沒有必要以更高的代價和風險去尋求并從事非農活動。接下來的問題是， 農業特別是種植業生產的邊際報酬遞減并非始于今日， 比較收益低下也可以在分田責任制實施以前就看到， 為什么那個時候并無今天之“民工潮”?

第三， 原有的就業用工、戶籍管理、糧油票證以及醫療、福利、教育等一系列制度，是限制農村人口離開農村離開農業(特別是種植業和傳統副業)的結構性條件。而隨著改革的深化和普及， 當這些制度要么基本上取消， 如糧食憑票供應制; 要么很大程度上改變， 如城鎮的就業用工制; 要么被行動者自己有意無意地沖破或改變形式， 如戶口制在一定程度上被身份證制度取代， 等等。這些制度原來都曾以一種相互配合的系列形式， 嚴格地束縛著億萬中國農民， 而作為行動規則， 它們把資源或對資源的利用機會都分割成供城鎮人口的和供農村人口的，從而使得億萬在農村社區里生產、生活的人們即使面臨著人多地少的困境，即使意識到務農的比較收入太低， 即使想在本地或外地向非農轉移， 一旦實施起來都是極其緩慢的。不過這里仍然還有問題。如果是這一套制度框定了行動的規則、分割了資源的配置形式， 那么， 在這一系列制度、規則頒布和實施之前的時間段里，為什么也沒有大規模的人口外出或轉移?

第三， 城鎮和農村社區有沒有提供在非農行業和領域里就業的機會， 是廣大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外出或轉移與否、外出或轉移多少的重要“外部”環境條件。在明清以來的幾個世紀時間里， 雖然農村的人多地少問題越來越嚴重， 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段里，也還沒有后來那么嚴格的城鄉分割的體制性制度性格局， 但是由于內憂外患等諸多原因， 城鎮本身的工業化發展水平相對遲緩， 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要么不斷地卷入過密化的傳統農業特別是是糧食作物的生產， 要么也只好在農村社區內或者改種經濟作物(如棉花)或者發展家庭手工業、小商業， 用這樣的方式來彌補從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中的收入不足。這種現象， 在江南和華北都比較明顯， 出現了所謂商品化與糊口農業并存的局面。問題是，如果有如此嚴重的人多地少壓力，那么多的剩余勞動力， 為什么主要地都選擇了過密化或內卷化，而沒有想過自己去開辟或創造非農行業里的就業機會?

第四， 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內憂外患、城鎮化工業化進展遲緩等原因外， 在明清以來較長的時間內， 大量農村人口面對人多地少的局面，之所以從總體上說走了一條所謂過密化的道路， 而沒有主動創造各種非農就業機會，特別是開辟工業發展的道路， 一個主要原因， 是在文化層面上，他們還沒有條件對不同的謀生方式進行比較， 還更多地籠罩在傳統的生存原則之中。所以，雖然同樣是人多地少， 也沒有就業用工、戶口糧油等制度的嚴格限制， 非農活動沒有成為大量農村人口謀生的主流形式， 是因為農民們在人多地少的壓力下不是遵循所謂的“經濟理性”原則，而是為了全家的生存糊口。在人多地少、災害頻繁這樣惡劣的生存環境下， 農戶在生產活動中考慮的主要之點， 實際上是如何確保在維持全家的生存的前提下，掙得最低收入。避害第一， 趨利第二， 而且，很多時候根本就不敢想什么“最大利潤”， 即是說， 只要還“有口飯吃”， 傳統農民是很不容易考慮再投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風險去開辟新的生活空間和就業機會的。“鄉”、“土”既是傳統農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開的心理情結。

第五，80年代的農村改革也正好是整個社會逐步走向開放， 由于這個時候的年輕農民大都具有小學教育以上的文化水平， 也由于現代文明及其種種表現形式隨著傳媒技術產品的正日益普及，電視機也逐漸地進入到農村社區甚至農戶家庭， 青年農民的視覺和思維空間都已經不同于他們的前輩， 他們的價值取舍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這是大量農村人口外出尋求新的生存方式的重要文化背景。對新生代農村人口來說， 他們不僅仍然面對著人多地少、務農比較利益低下的困境， 而且對他們來說， “鄉”、“土”已不再具有原來那樣的文化意義， 他們已經有了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上橫向的比較， 再加上城鎮發展所提供的大量(哪怕是臨時的繁重體力)工作機會， 在日益松動的體制約束面前， 離開農業，走出農村， 就是不難理解的了。

第六， 農村人口的就地轉移或外出務工，不論有多么充分的經濟、社會、文化依據， 也不論他們自己有多么明確的目標、動因， 這樣一個規模巨大并且還將持續相當時間的社會現象所產生的種種后果， 大多是這些外出或轉移者自己未能預期的， 甚至是他們不曾期望的。大量農村人口外出， 就農村本身的發展來看， 不僅就象他們自己在設定目標時所預期的那樣，增加了收入， 而且在客觀上也減緩了人多地少的壓力。但是，隨著外出人口和勞力從非農活動中掙得越來越多的現金收入這一事實被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并認可， 會有更多的人外出， 特別是年輕的、受過一定教育的村民。而且， 在實際生活中， 所謂剩余勞動力與非剩余勞動力之間并沒有明確可見的界限， 外出的人完全可以包括那些在理論上并非剩余的部分。進一步說，由于外出者總是在不斷的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反思性調節并不斷地使之合理化， 他們總在不斷地改變目標， 把原來設定的短期改為中期， 季節性改為常年性， 等等。這樣， 農村本身的發展，包括對傳統農業的改造，現代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 農村社區和農戶家庭的維系和整合， 是可能面臨新的難題的。

轉貼于 （三）

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無疑要比農村人口有沒有權利選擇外出另謀生路復雜得多。自從清代乾隆以來，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是日益膨脹的人口規模與越來越有限的人均資源之間的尖銳矛盾。而且，由于歷史所賜予的機遇已經一次性地“錯過”了，這一矛盾在總體上不可象某些先發國家那樣能通過向外輸出勞工甚至對外殖民的形式加以緩解。農村人口眾多，人均土地和水資源稀少，并且剩余勞力難以向外轉移，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

在這一背景下，由于五十年代以來的種種國際國內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的綜合作用，目前我國城鎮化發展的速度不僅遠遠滯后于人口的增長，甚至也落后于工業化的發展。這不僅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并初步具備向現代工業邁進的情況下，十二億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還仍然以農民的身分生活在廣闊的鄉村，在有限的人均土地上刨食， 承受著越來越嚴重的農業生產過密化和邊際報酬遞減; 而且也體現為，在現有體制下，城鎮本身也已經出現所謂負擔過重的“超載”現象：即使是在僅僅容納不到三分之一人口的城鎮地區，作為基礎設施的交通、通訊、房屋以及與之相配的水電氣和下水系統，城鎮常住人口所人均享有的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也極其有限。正因為如此，不但如今城市改革的推進困難重重，而且城鎮人口要千方百計保住自己那點可憐的既得利益，并從心理上排擠、制度上限制農民進城務工。

根據對中國四省八村的280戶所作的入戶訪談調查，本文作者認為，目前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正發生著的非農化過程(包括就地轉移和外出務工兩種形式)中，經濟與體制的結構性因素起著特別巨大的作用。更具體地說，在土地制度業已改變，戶口、糧票等制度性約束有所松動的背景下，由于中國人口多耕地少這一長期存在的尖銳矛盾，大量農村人口主動沖破原有的規則尋求多種渠道向非農活動轉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外出或轉移的原因也不僅僅在于有限的土地或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天旱缺水等問題也部分地說明了為什么一些村民選擇了非農化道路，其中一些村民甚至干脆撂荒土地。

不僅如此。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限制，再加上某些不利的政策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致使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相當低，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推力”因素。正是由于農業生產長期存在的低效益，特別是由于某些政策和制度導致的種植業生產的低效益，使越來越多的村民們開始感到種田不劃算，結果是他們從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所獲得的低收入，必須通過其它的掙錢途徑加以補償，包括通過走出村，鄉， 鎮，縣，甚至走出省去，從事各種各樣的非農工作，來補足種田務農的“虧損”。簡言之， 由于中國社會原有的工農、城鄉二元體制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農業比較效益低下的狀況尚未從制度的層面上根本改觀，農村人口特別是農村青年更多地通過自己的門路外出尋求非農職業以增加收入并希求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是不可阻擋的。

在所謂“拉力”方面，不僅僅是城市發展提供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吸引大量勞動力的中國南部沿海開放地區的就業機會，而且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包括受商業消費文化影響的“城市魅力”及其通過電視等傳媒手段向鄉村社區的直接延伸， 也是吸引農村勞動勞力的重要因素，后者對農村中的年輕人尤其具有很大的誘惑。來自于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實際上不僅把大量的勞動力從邊遠的鄉村吸引到南部繁華的沿海地區如廣東，而且導致了在農戶和村莊兩個層面上的鄉村結構的改變。

如果我們把支撐社會系統運行的社會結構理解為資源與規則的有機組合的話，那么作為行動的主體的個人， 包括曾被認為是“口袋里的馬鈴薯”的農民， 在社會結構面前決不是無能為力的，相反，他們總是有目的地首先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其次為了自身的進一步發展而行動著；但是，不管他們的行動具有多么明確的目的性，他們在行動過程中又總是不斷地反思自身的行動，調整自己行動的目標。村民個人只是根據自己的利益和經驗去判斷和選擇就業形式與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很現實很會算計的。但是，他們不可能事先就知道他們的行動可能導致什么樣的社會后果， 這些后果對他們而言是未能預期的或不曾期望的。在這些未能預期到的后果中，一個最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后果，是這些行動所導致的規則的變化和由此必然產生的資源的重組，易言之，社會結構的改變；即使在相同或相似的環境下，不同的行為和行為規則也可以重組資源從而改變社會結構；但由于這些由行動所導致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動者自己未能預期到的，故它們并非總是符合行動者們的初衷，也并非總是能“博奕”出合乎所謂“(經濟)理性”的結果。

另一方面，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基本要素的所謂“經濟理性”， 本身也并非中國農民的唯一行為準則。 在中國農村長期以來存在的人多地少的嚴重矛盾壓力下， 尋求并維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是中國的農民在現實面前做出種種選擇的首要策略和動力。 即是說， 中國農民在自己所處的特定資源與規則條件下， 為尋求整個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選擇比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為方式。 這些農民作為行動主體在這種生存理性驅動下， 究竟是選擇走過密化農業道路， 還是就地發展商品化的家庭手工業或后來的鄉鎮企業， 還是外出到異地去打工、服務、拾荒、經商， 并不僅僅取決于他們自己的意愿， 也要受制于他們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 尤其是制度性條件， 例如結構性的城鄉關系格局以及由此產生并體現這種格局的戶籍身份制度和就業用工制度。

被譽為中國農民的兩次偉大創造的分田到戶和鄉鎮企業，在很大程度上， 是在城鄉戶籍管理和就業用工分割體制下農民自己的不得已而為之的“創造”。如果說， 分田到戶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農民從事種植業的積極性問題的話， 鄉鎮企業才開始了農村的反過密化， 雖然從所謂現代企業的角度看， 鄉鎮企業是否實現了勞動力、資金、技術的優化配置和對資源、環境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護，還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而現在， 在全國范圍內現在，大量的農村人口開始自己尋找門路外出務工，無形中又一次未能預期地、強烈地動搖了原有的體制和格局。農民作為有目的地行動的個人，一開始主要地不過是為了多掙些現錢以補務農收入之不足。但是這種有目的的行動所產生的結果，是他們自己當初很難預料到的：異地打工經商進一步敲開了工農等行業間的壁壘，跨省流動則打破了區域間的分割，進城居住并謀職更淡化了城鄉間的界限。這樣，從分田到戶，到鄉鎮企業，再到外出務工， 中國農民就是如此一步一步地自己闖出了一條實現非農化的道路。

本文作者的調查研究發現，鄉鎮企業特別是村辦企業及其發展水平，是影響中國農村人口外出務工與否、外出多少的重要因素。易言之，鄉鎮企業發展水平越高，外出的人口就越少，吸納的外來勞力就越多。但是鄉鎮企業的發展水平并非僅僅取決于有無發展的動因或目的，它也取決于當地是否具備必要的或起碼的資源與規則。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象江南一樣比較順利地發展其鄉鎮企業來。江南農民能做到的，西北西南邊遠山區甚至中部地區的人就未必能做到的，不論他們多么愿意并且花了多大的氣力。

但更嚴重的的問題還在于，即使是在江南，鄉鎮企業對農村勞力的吸納仍然是有限的。并且，鄉鎮企業如果要在競爭日益加劇的市場中進幸存下來并繼續發展，就必須由勞力密集型向資金和技術密集型轉變。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一方面由于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再如開初那樣以平均一年近一千萬的速度吸納農村勞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城鎮特別是東南沿海新一輪改革與開發的強勁勢頭，“民工潮”開始出現并日益洶涌，強烈地沖擊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角落。

大量農村人口外出務工對農村本身直接的正面效用，從總體上說，既如外出者預期的那樣提高了農村人均戶均的現金收入，這也是為什么在我們所調查的一些貧困地區，當地各級組織都有意無意地把鼓勵青年農民外出務工作為脫貧的一項重要戰略，甚至在甘肅有“出去一個，脫貧一家”的說法；又在客觀上一定程度地減緩了農村人多地少的困境，這大概是當初外出務工者自己和他們的父母家屬并未完全預期到的后果。現在，在人多地少的貧困村落，連老人們也已經開始意識到，即使兒女們打工后沒有余錢寄回來也是一種解脫：有限的耕地上靠它吃飯的人口減少了。用這些老人自己的話說，“只要能省下一個人的口糧就是好事。”

但是，目前組成外出務工大軍的，已經不僅僅是所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人多地少，剩余勞動力尋求就地轉移或外出務工勢在必行，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農業生產比較效益底下，加上各種集資攤派，致使農民一年下來所余無多，是另一方面。從對四省八村所作的調查中發現，一些農村村民開始覺得“種田不劃算”，并且對家人外出務工多數持肯定態度，還有近半數的人明確認為進城定居也是好事。現在的情況無非是：年老的沒法走，年少的還沒走；男人已經走出去，女人只好留下來。隨著大量的勞力外出務工或就地轉移，這些村子已開始出現由婦女兒童老人組成的所謂“386199部隊”，農業開始變成靠化肥等維持、由婦女經營的副業生產甚至老人照看的庭院經濟。

嚴格說來，本來在剩余與非剩余勞力之間就沒有清晰可見的界限。如果只看數量，留在農村的也并不少，甚至還可以有更多的人接踵而去。但從我們的訪談調查中看出，在留下來的人當中，大多數是十七歲以下和四十六歲以上的人，他們當中有近一半人是文盲和半文盲，一大半是婦女。而且，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們也都紛紛考慮著將來步哥哥姐姐們的后塵到外面的世界去。也就是說，潛在流出者要多于實際外出者，一旦條件具備，他們也要外出闖蕩。

但是， 這并不意味著農村人口只有外出一條路。除了鄉鎮企業外，文化小傳統，以及家庭養殖業的經營狀況，也同樣起著作用。即使是在相同的或相似的資源條件下，不同的規則也會產生不同的后果。例如同樣是人多地少交通偏僻，客觀上有沒有、規則上提倡不提倡符合當地發展的新型副業，特別是少投入、少占地、無污染的副業，對于農村人口的外出規模和速度，也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素。當然， 人多地少和農業生產比較效益低下的問題，不是一下子能夠根本解決的， 因此即使這類新型副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力的實際能力也是有限的。

而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卻并不能一定保證農業特別是種植業也肯定會從中受益。相反，在本文所依據的的一些被調查村莊，由于鄉鎮企業吸納了大量農村年輕而有文化的勞力，并占據了相當面積的農用耕地，甚至污染了農作物生長的生態環境，農業種植、水利灌溉和土壤保護反而呈衰落之勢。 毫無疑問，造成農業特別是種植業衰落的根本原因，并非鄉鎮企業，而是包括長期以來存在的工農、城鄉二元體制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農業比較效益低下在內的結構性格局。鄉鎮企業也正是在這種格局下被迫的創造性產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工農之間的屏障。現在的問題是， 一方面，人均耕地本來太少， 土地似乎應該倍受珍視; 但另一方面，由于種植業比較收益底下，農民普遍認為種田不劃算;一方面， 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 廣大農村勞動力必然要另謀他途尋求生存， 但另一方面，由于外出務工或就地轉移， 一些村莊的一些農戶又出現勞力短缺的現象。

隨著改革和開放進一步深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原有的城鄉格局正在逐漸被打破，工農之間行業之間城鄉之間的屏障也在漫漫消解。這為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其中大量的無疑是剩余勞動力!)蜂擁入城以求尋找非農工作提供了許多機會。在這個所謂的“轉型時期”，由鄉村向城鎮的外出移民活動一方面將大大地促進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體制改革，另一方面，也令人矚目地改變著農村的社會和家庭關系，影響著農業(尤其是種植業)的生產和農村的繁榮，包括對傳統農業的改造， 農用科技的推廣和應用， 農村社區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毫無疑問， 在中國這樣一個十二億人口其主體還在農村的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農村人口主動尋求非農活動，包括就地實現向非農行業的轉移， 和日益洶涌的外出務工浪潮， 現在僅僅才處于初始階段。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和作用，將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將深刻地改變現存的城鄉關系格局和城鄉管理體制，改變行之已久的行動規則和資源組合方式。

因此，如何面對農村人口外出對并相應地調試有關制度與規范，成為處理未來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城鎮化與工業化、區域格局與利益格局、經濟效益與社會公正，人口膨脹與資源制約之間的張力的一大難題：一方面，隨著信息時代的時-空伸延，任何行政手段也很難擋住數以億計的農民外出尋求生存并不斷改善生活質量和生活方式的沖動; 另一方面，在社會現有的基礎設施條件下和可見的制度性調試階段中，他們又很難在外落地生根，合理合法地實現向非農的轉化；一方面，中國社會在一個不短的時間段內，還仍然將主要依靠自身的農業來養活自己業已超過十二億的人口大眾，另一方面，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的種種必要條件又紛紛面臨新的問題。如何從這一困境中走出來，不僅對廣大農民，而且對整個中國人群體，包括它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工作者，都是一大考驗。

最后， 本文作者樂意在此將上述文字用圖二給予簡要表述:

圖二： 對非農活動的條件-行動-后果的簡要概括（參見圖一）:

影響并改變農村個人行動和農村發展的制約條件: 人口、勞力過多， 人均資源(耕地、水等)相對太少

傳統的影響：生存理性和鄉土觀念

農業生產過密化

制度安排的作用: 戶籍、糧油管理 和城鎮用工、保障制度等

務農比較收益低下

宏觀政策驅動: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

制度創新:從分田到戶到鄉鎮企業 反過密化:部分剩余勞動力就地實現向非農轉移

人多地少和務農比較收益低下問題并

未根本解決，與此同時城鎮新的就業

機會出現并不斷增加

外出務工，以補農業收入之不足

城市生活和消費文化的“魅力”， 使外出者不斷反思自己的行為，

調整行為動因， 尋求比原來更高

的目標，并不斷使之合理化

不愿種田務農、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人數增加， 且時間延長， 地域變遠， 等等

農村出現386199部隊和撂荒現象

城鎮出現新的秩序和管理問題

預期后果: 收入增加; 部分預期后果:土地壓力減緩; 未預期后果: 沖破原有規則， 改變原來資源組合方式

影響并改變今后個人行動和社會發展的制約條件: 結構性變遷， 城鄉格局的調整和工農關系的改變

對農民尋求非農活動的社會學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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