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認同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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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認同范文

關鍵詞：全球化；文化認同；認同危機

中圖分類號：F2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1-0065-02

在審美觀念和視角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全球化已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客觀歷史進程。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面對的是西方在此進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全球主義”和“普世主義”價值觀對其他國家利益的侵蝕；面對的是西方的資本經濟與消費文化試圖制造一個同質的社會：工業化的西方標準被視為全球通用標準，資本與市場打開了國界的大門，其運行規則得到了全球意義的擴張，好萊塢、麥當勞、英語、西裝在世界文化的各個角落長驅直入。全球化已經對經濟、政治以及社會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并且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不僅模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同時也模糊了文化的界限，使得某一個文化認同變得多重，更是呈現了一種文化認同的多極化和非單一化。在這種情形下，原有的文化認同遭到式微，我們是誰，文化將何去何從，全球化對于文化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然，全球化在推動文化變得多樣、斷裂、流動的同時，構建出來的多種他者文化，也讓各種文化互相混雜，從而也構成了新的文化認同的契機。

一、認同與文化認同

認同：自我與他人之間一種關系的界定，是共同體成員對價值歸屬的自我確定。是一個人的自我概念，即對“我是誰？”“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之類問題的回答與解釋。

文化認同是認同概念的延伸，是某一個族群或民族特有的一系列文化特征，它包括認同和建構兩個方面。它既是一個國家、階級、民族、種族、性別在文化交流中形成的獨有特征，又是處于這種文化中的主體建構的文化特征。

二、文化認同危機

相對于個人來說，文化就是一種世界觀和價值觀，從規律上說，人的發展是與文化的腳步是一致的。但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恰恰出現了人脫離文化而發展的現實。當然，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

首先，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新的通訊工具、娛樂方式，特別是互聯網的使用都在改變著人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全球的聯結更加緊密。世界在變小，也在變得扁平化，過去阻礙交流的各種壁壘正在被清除，越來越多的人活動在由網絡所構成的虛擬空間之中。隨著全球傳播媒介的發展推進，文化認同日益呈現出去疆界化的特征，地域對于文化交流的限制日益減弱。一方面，隨著跨國流動性的增加，人們越來越頻繁地接觸、進入他文化的日常經驗中，分享其他國家、民族、種族或族群的觀念和價值；另一方面，依托大眾媒介，外部世界與家庭空間聯系緊密，人們享受從電視和網絡上獲得的文化觀光，觀察和了解他國、他文化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而無論是哪種文化接觸，都會促成對他者文化的想象性認同，進而形成一種混雜性的文化認同。這種跨越國界的信息流威脅著文化認同的穩定性，正是在這一力量的推動下，人們的感知、生活體驗被重塑，人們對自我、社會、世界體系的感知和認識也發生了深刻的改變。

其次，數字化、信息化的全球化進程中，福利與弊端共存。由于數字環境的模式化，人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式去選擇。現代技術對人無微不至的服務，使技術文化無孔不入地進入人的精神文化世界，并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產生一種符號化的模式，所以它將引起另一種意義上的認同危機——精神文化層面的危機。

再次，新文化載體出現，促使單一的文化平衡遭到破壞。不同新形態的新文化粉墨登場，又或者，單一的文化被劃分不同形式的亞文化等等。人們既有的、固定的文化場域、文化秩序被消解。全球化進程的加深以及信息技術的進一步迅猛發展，使得這些文化思想和觀念在全球范圍內傳播，這便更深一步地對文化認同提出了挑戰。

第四，在經濟全球化勢力的沖擊下，非經濟因素的變化日趨激烈。在經濟變化的背后，生活方式、民族習俗和社會心理也相應發生改變。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和文化也隨著跨國資本的擴展進行世界范圍的重構。跨國公司的經營者們會試圖構建一個跨國資本集團。利用資本的滲透和擴展，傳播消費意識形態，將個人納入他們的消費世界中；其目的是為了打破人們原有的主體性，希望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一個消費的主體。只要人們原有的主體性一消失，他們就很容易變成消費的主體，將無意識地進入跨國公司的意識形態范疇。在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觀念的影響下，他們會失去原有的文化認同或文化身份。

最后，根據阿帕杜萊的分析，全球化的流動性體現為以下幾種景觀：第一，由人口流動而產生的“種族景觀”；第二，由國際大公司、跨國公司和政府機構所引領的機械和工廠的流動所造成的“技術景觀”；第三，由貨幣流動所產生的“經濟景觀”；第四，由報紙、雜志等載體所產生和傳播的“媒體景觀”；第五，以西方價值觀，與官方的意識形態或一致或不同的“意識形態景觀”。由于這些景觀的作用，人們看到的往往是一個流動的現代社會。人們原來的生活、交往方式都發生了重大改變：從封閉到開放、從穩定到劇變，不僅使“我們”必須不斷地面對更多的他者，而且“我”與“我們”也不再必然重合。開放和變化，使得現代文化變成了渙散的、動蕩的和空泛的，它失去了昔日與人的親密關系，因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園”，成為無家可歸的“文化漂泊者”，打亂了社會原有的認同模式和認同格局，引發了真正意義上的認同危機。

作為一個動態和復雜的進程，全球化牽涉到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多種因素，這些眾多因素的交相作用編織成了一幅復雜的全球化景觀。在這個場域中，人們固有的價值觀、固有的認同根基受到損害乃至崩塌，但同時又缺少新認同的依托。當原有的認同出現危機，新認同尚未完全形成之時，人們必定會出現迷惑和徘徊。

三、文化認同的重建

自從麥克盧漢提出“地球村”概念之后，全球化已經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的共同背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種文化會自覺不自覺地修正了對他文化的態度。一種文化允許他文化的特質對自己的滲透，這會帶來積極的成果：它使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導致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吸收，豐富了文化的共同內容。另外文化滲透使一種文化得到其他多種文化的刺激，更加具有生命力，加速了文化的變遷和適應。認同不僅是以共享穩定的和連續的文化為特征的；認同更是通過差異打造出來的，因此正是因為有了全球化這個他者，也給文化認同的重建帶來了契機。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種純粹的、穩定的文化認同都是不存在的，而是流動、多重和復合，用一種更加開放與靈活的態度來對待文化認同問題。全球化視野正是提供了一種更為開放的文化認同思路。在全球化的推進過程中，民族國家的邊界被打破，各文化日益從隔離的狀態下走向了與他者文化的交融與匯合中，并在這一融合過程中不斷獲得文化新質。我們在全球化語境中審視各文化，就是要跨越不同文化體系的差異，以一種開放的文化認同觀，從而探尋一些人類文化的基本規律。

文化認同危機是在一種文化遭遇另一種文化時才出現的問題。全球化創造了一個各種文化相遇的場所，在其中“我們”通過“他們”而獲得自我認同，我們通過他們而認識到“我們是誰”，我們也通過他們對我們的挑戰而不斷地創新，所以文化對話交流就是文化認同重構新的“場域”。全球化的文化認同新構建意味著并不是某一種文化的全球普及或代替其他文化的過程，而是所有參與這個過程的文化的相互重構過程，換句話說，解決我是誰的問題的文化重構，而這樣一種文化是在全球化語境中進行重構的。

另外，新媒體的出現，使某些文化范式得以進一步普遍化。除了傳統媒體外，電視、網絡、手機等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前文所說的那樣，電子時代在消解我們自身文化認同的同時，也在促進著文化認同的重構。文化通過大眾傳媒而流通，各種新文化被不同人群接觸、熟悉、內化，由此，有了共同的新文化，新的文化認同也隨之產生。

總之，全球化迫使人們去尋找自我，也尋找自己在其中感到舒適自如的文化環境，甚至直接創造出自己所喜愛的文化類型。正是因為這種差異性的存在，確保了自我和他者之間的界限。

參考文獻：

[1] Homi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Routledge （London/New York），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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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rjunAppadurai“ModernityAl 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 Globalization”U of Minnesota Press，1996.

[5] 李媛.從大眾文化與大眾傳播角度看韓劇風行[J].內蒙古煤炭經濟，2012，（7）.

[6] 賈英健.從個體、群體和類的視角看全球化條件下多重認同的困境[J].天津社會科學，2007，（1）.

第2篇：文化認同范文

文化認同是一體化的基本前提

文化認同是歐洲一體化產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這已經成為基本共識。盡管在對文化認同的內涵認識上還有差別，但幾乎所有試圖在本地區仿效歐盟實現一體化的各界精英，都在極力挖掘和宣揚本地區的文化認同（主張建立東亞共同體的人也是如此）。

雖然沒有明確的權威界定，但歐洲一體化賴以生存的文化認同，似乎可以包含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希臘―羅馬古文明的傳承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建立的西方現代民主制度與理念。歐洲躍向現代文明的第一步始于希臘。希臘人以哲學、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和城邦方面的成就，成了歐洲文化的源頭和基礎。今日的歐洲精英們談及自己的文化，往往“言必稱希臘”。羅馬文明中的大部分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雖然不及希臘文明，但羅馬文明對后來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歐洲的代議制度：公民觀念，都可以假定溯到羅馬時期。特別是《羅馬法》，它不僅是迄今所知的第一部成文法，而且成了歐洲現代法律的基本觀念來源。如今，在這一領域中的文化認同，有許多已經演化成了那些想躋身歐盟的國家入盟的具體條件。

二、基督教在歐洲的普世性。雖然歐洲歷史上宗教曾多次成為動亂、沖突和戰爭的肇因，但是以基督教為主的“宗教一體化”，卻遠遠早于今天的歐洲一體化。自公元313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以來，基督教不斷向外擴張，它不僅遍布歐洲大地，與國家權力體制難解難分，而且成了歐洲人的主要精神支柱和代表文化。它既做過掠奪和奴役的工具，也曾喚醒過弱者對強者的反抗，促進過勝者與敗者的和解。“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無論農村還是城市，無論窮人還是富人，無論官貴還是平民，無論哪個國家民族，他們都沐浴在同一個基督教文化的氛圍中。這種氛圍，甚至還規律性地體現在休息日的彌撒和餐桌前的禱告中。歐洲一體化，正是在這種文化認同中產生發展的。

三、歐洲民族語言的同根性。雖然歐洲國家一般都有自己的民族語言，但歐洲主流國家的民族語言、一般都屬于印歐語系中的諾曼語族（拉丁語族）、日耳曼語族和斯拉夫語族（還有凱爾特語族、希臘語族等）。歐洲民族語言的同根性，不只是表現為都用字母來轉化成書面語言，更重要的是它們之間的影響與融通。比如，日耳曼語族中的英語在形成過程中，受諾曼語族的拉丁語和法語的影響就很大，至今保留了很多詞匯；又如，同屬日耳曼語族的荷蘭語和佛萊芒語（比利時），在書面語言上完全一致，只是在口語上屬于不同的方言。這種同根性在斯拉夫語族的民族語言中就更明顯了。何況，在歐洲歷史上，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曾出現過民族語言拉丁化的傾向，進入近代，法語也曾一度風靡歐洲上流社會。歐洲民族語言的同根性，大大地便利了歐洲各民族之間的學習與交往。

這些帶有明顯地緣同一性的文化認同，可稱為區域文化認同。正是這種區域文化認同，構成了歐洲一體化的基本前提條件，并維系歐洲一體化繼續深化和擴大。但是，文化認同給歐洲一體化帶來的效應，不完全是正面的。

文化認同危機在一體化中的負效應

正如文化本身可以劃分為不同屬性和若干層次一樣，文化認同也具有不同屬性和若干層次。就文化來說，可以將它分為區域文化、民族文化，甚至酒文化、食文化之類的不同屬性；在同一屬性的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不同的文化層次。比如在同一民族文化中，可以有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之分，有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之分，甚至有富人文化和窮人文化之分。這樣，也就有了對不同屬性文化和不同層次文化的的認同，隨之，也就出現了不同屬性文化認同之間，同一層次之間和不同層次之間文化認同的關系問題。

認同的客觀前提是存在不同，認同的哲學基礎應該是“和而不同”。有不同就有矛盾、沖突和排斥，認同的過程就是既發現共同之處，也發現不同之處，認同就是要通過相互了解、理解，“”。這是文化認同多層次和兩重性的特點。因此，文化認同在成為歐洲一體化的基礎和前提的同時，也蘊含了同一層次之間、不同層次之間的排斥離心力，它會形成文化認同危機，產生負效應，成為歐洲一體化發展的障礙。

歐洲一體化歷史上任何一個挫折，幾乎都可以看到文化認同危機的影子。直至今日，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深化和擴大，歐洲區域層次上的文化認同進一步加強，同層次的其他區域文化也在加強，不同層次上的文化認同也在隨之加強，比如與國家、民族利益密切相關的各個民族文化認同。這就必然激化歐洲一體化中的文化認同危機。近年來，歐盟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問題不斷，比如歐盟憲法危機，圍繞中期預算方案的爭執，土耳其入盟談判的困惑，歐盟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以及馬德里、倫敦的恐怖大爆炸和巴黎的騷亂、席卷穆斯林世界的丹麥“漫畫事件”，等等，無不可從深層次找到文化認同危機的因子。

歐盟的不斷擴大，一方面需要不斷地明確和加固歐洲文化認同的基礎，另一方面，以基督教文化為基礎的歐洲文化認同，又面臨是否接受和認同不斷擴大的伊斯蘭文化對歐洲文化的沖擊的問題。

再看歐洲區域文化認同與民族文化認同之間的危機。雖然歐洲主流國家的民族語言有著同根性，并成為歐洲一體化文化認同的基礎，促進了歐洲一體化的發展，但是歐洲各國的民族語言畢竟已經成為不同民族文化的主要標志，在強調平等的歐盟內部，自己的民族語言能否成為工作語言，也就成了國家享受平等的標志。結果，現有20種工作語言的歐盟，不僅工作效率實在令人不堪評估，而且因語言問題的爭執和抗議時有發生，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法國總統希拉克，都曾因會議工作語言問題退席抗議過。在歐洲一體化中，地區文化和民族文化面臨競爭，語言文字成為文化競爭的主要內涵，也成了文化競爭的首要工具。語言本應是相互溝通了解的工具，現在卻成了爭奪和捍衛民族國家利益的矛與盾。這既是不同層次的歐洲區域文化與各民族國家文化之間的認同危機，也是同一層次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認同危機。

在歐洲一體化中，目前最典型的文化認同危機，莫過于精英文化認同與大眾文化認同之間不同層次的認同危機。所謂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等于我們平常所說的“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層次分明，本來距離就較大。一般來說，文化認同的層次越高，它所含的理性成分越大：文化認同的層次越低，它所含的感性成分就越多。這是文化認同的又一特點。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歐洲的精英政治家們考慮的往往是歐洲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在中東、在高加索地區的戰略利益，理性成分大一些，所以他們希望擴大深化；而在大多數歐洲公眾心目中，歐洲一體化是一個有感性認識的有邊界的歐盟，它包含的應該是在地理、歷史和經濟文化方面相近的國家，感性成分多一些。在就歐盟憲法公民投票前夕，一位正在尋找工作的波蘭水暖工的宣傳海報，充斥了法國的大街小巷，它反映了廣大民眾對切身利益的擔憂。正是這種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差距，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認同危機，導致法國對歐盟憲法說“不”。

少一份“理想”，多一些“現實”是必要的

歐洲文化認同危機給歐洲一體化帶來的負效應是明顯的。它說明目前主導歐洲一體化的指導思想是較高層次的歐洲精英文化，這個層次上的文化對理想主義的認同多了一些，卻脫離了由多數人占有的大眾文化的感受，即脫離了現實。

第3篇：文化認同范文

1991年，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成為一獨立的國家。就在之后的兩個星期，在莫斯科政府大樓演講廳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細心的美國人注意到，從前裝飾在演講臺上的列寧塑像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掛在墻上的俄羅斯聯邦的國旗。但問題是，那面國旗卻被掛反了。

這是享譽全球的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在其大作《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開頭向我們講述的故事。它告訴我們，人們越來越需要尋找一種文化認同，無論它是塑像還是旗幟。人們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樣更關心利益在哪里，而是更強調“我們”、“你們”和“他們”，在文化融合的同時更強調對主體文化身份的認同。對俄羅斯而言，舊的文化形象被替換了，新的文化認同形成了嗎？

這是上個世紀的90年生的“認同危機”的一個典型事例。在這場世界范圍的認同危機中，人們看到，幾乎在每一個地方，人們都在問“我們是誰？”“我們屬于哪兒？”以及“誰跟我們不是一伙？”這樣的問題不僅對那些努力創建新的民族國家的人民來說是中心問題，而且，就是對美國這樣的國家來講，亦不是可以輕易忽略的。

對某些國家來說，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完全陌生的新鮮事物。向現代化的劇烈轉型使傳統文化在西化與本土化之間游移不定，注定會使整個民族的文化發生認同危機，從而不知道“我們”是誰，變得無所適從。這些國家的精英和大眾試圖接受西方文化，但卻得不到西方社會的認同，或者是根本無法融入西方社會。

即使是認同了西方的價值，這些國家在轉型期所經歷的痛苦也是讓人難以忘懷的。在最初階段，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發展中國家紛紛發生了“認同危機”，由此而引發的制度與文化上的沖突成為戰后非西方國家在民主化改革過程中失敗的根源之一。在那些無法認同西方價值的國家和民族中，西方文明的擴張則遭到了頑強的抵抗，從而引發了文明的沖突。

誰能認清“我們是誰？”

經濟上的摩擦仍然存在，政治上的沖突也并沒有徹底解決，但是，整個世界越來越強調文化上的認同。9?11事件成為這一轉變的里程碑，它標志著一個從文化角度來界定我們自己和我們國家的時代的開始。如果說物質形態的經濟全球化、技術全球化是全球化不斷形成的物質基礎的話，那么，文化則成為全球化過程中日益構造的精神家園。當地球開始成為一“村”時，我們更需要找到自己的“家”。從宏大敘事的口徑來衡量，“我們是誰？”這一問題逐漸走向全球化進程的核心。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身份，無論是個體身份的“我”，還是群體身份的“我們”，越來越凸顯其建構的內涵。文化結構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總體結構的重要內容，文化力也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重要指標。社會科學的研究也逐漸出現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熱潮，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越來越注意文化的因素，在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領域內應用文化的視角來分析問題，并在文化與現代化、文化與民主化、文化與種族沖突等多個方面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

在全球化的現實中，美國及西方文化向外擴張，目的在于在全球實現文化霸權，但是，又有誰會否認我們仍然能夠將美國人與伊拉克人、日本人或是中國人區分開呢？那些深受美國文化影響的其他文化在與前者的沖突中吸取了有益于自身的營養，而“不是在文化傳統上失去‘自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是誰？”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人們正在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回答它。它可能是祖先、信仰、語言、歷史、習俗，甚至是一些在外人看來微不足道的標志，然而，正是這些東西或者使人們走到一起，形成統一的合力，或者使人們分道揚鑣，構成分裂的原因。

有趣的是，亨廷頓于2004年的新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又給我們講了另外一則國旗的故事。

還是以美國為例。波士頓市比肯山的查爾斯街，人們曾經天天懸掛著美國國旗，但后來，就只有飲料店還在掛國旗。到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前，人們原來懸掛的國旗就只剩下1面了，而當人們聽到9?11事件之后，這條街上掛出了17面國旗，還有一面巨大的星條旗橫跨在街道的上空。

事實上，美國的有識之士也對美國的文化認同危機憂心忡忡。社會學大師丹尼爾?貝爾甚至要重建宗教來解決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在亨廷頓看來，在美國，精英層的“帝國派”和大部分的普通美國人構成的“本土派”形成了一個對峙，但是，他們又需要共同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的根本價值觀念和國家認同是獨特的。正因為如此，美國人不可能既保持美國的獨特性又完全融合于全球社會。這一問題也正是其他國家的人民遇到的，他們既不能變成美國人又保持他們原來的民族認同。

第4篇：文化認同范文

【關鍵詞】 閩臺文化；文化認同；發展對策

一、閩臺文化認同

閩臺文化源遠流長，一脈相承，展現著閩臺人民同根同源、同文同種的密切關系。閩臺現存的民間信仰、語言文化、民情風俗，宗親活動等，無不展現著閩臺文化的高度認同。

1、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文化構成了閩臺文化的獨特現象。臺灣民間供奉的神祗，大部分與福建地方神相似。據統計，臺灣除了中國傳統神明外，諸如天上圣母、保生大帝等，都是泉漳民間供奉的神明。

以媽祖信仰為例。媽祖傳入臺灣后，位居臺灣民間信仰之首，祀奉媽祖的天妃廟“無市肆無之，幾合閩、粵為一家焉”。在媽祖誕辰前后，臺灣民間常舉行盛大的“迎神”、“游神”活動，許多媽祖廟都先舉行“回娘家”進香、請火并過爐，再回本地廟中舉行誕辰慶典，固有“三月瘋媽祖”之說。20世紀80年代后，海峽兩岸的“三通”呼聲高漲，許多媽祖信眾不顧當局禁令，通過各種渠道前往湄洲祖廟進香。當局放寬禁令后，“媽祖熱”更是席卷全島。20世紀90年代后，臺灣信眾更是絡繹不絕到福建祖廟進香，數量成倍增加。

臺灣學者張殉認為：“‘湄州進香’因此不只是表面的往湄州一地，向‘媽祖’瞻禮，而更可說臺灣漢人對祖先所來自的鄉土及文化的回歸與瞻仰。”[1] “對媽祖崇奉不單是信仰問題，也是在媽祖身上寄托著深厚的源遠流長的民族感情。”[2]在某種意義上，媽祖已成為臺灣同胞對故土思念的象征，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

在媽祖信眾的帶動下，臺灣其他信眾各捧著所信奉的神靈到閩祖廟謁祖。臺灣民俗信仰文化對福建民俗信仰文化的認同，即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隨著閩臺民間信仰的不斷往來，這種文化認同感將進一步增強。

2、語言文化

閩南話是閩臺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臺灣閩南方言被稱為“臺灣話”，是臺灣島內的主要語言。臺灣閩南話和福建閩南話幾乎沒有差別，其語音系統聲母都是15個，聲調7種，不論是泉州腔或是漳州腔，所有的韻母都沒有超出福建閩南話已有的范圍。[3]

長期以來，臺灣人民努力保存并傳承閩南方言，重要原因之一是閩臺文化富有強烈的鄉族故土觀念。許多從閩南地區遷入臺灣或東南亞的姓氏家族，總要頑強地保留自己的母語，這些移民的子孫在語言中始終保存著祖籍地的俚俗語匯和本土鄉音。這種力量主要是來自對故土鄉情的眷戀，對祖先的愛戴以及對祖先所創造的文化的自豪感。同時，共同的方言也有助于移民們溝通情感，團結互助，甚至身份認同。

如今臺灣人仍廣泛使用閩南方言，實質是通過這種特殊媒介來承認祖籍、記載故土情思。有一句閩南俗語說：“寧賣廳（屋），不變聲（鄉音）”。閩南傳統文化通過方言、諺語、歌謠融入血液，織就與家園故土千絲萬縷的聯系。閩南方言承載著閩臺人民創造的社會文化，體現了閩臺人民共同的價值觀，體現了閩臺文化的認同。

3、民情風俗

臺灣的民情風俗也與福建極為相似，尤其與閩南民俗最相近，如生產習俗、生活習俗、婚喪喜慶習俗、衣食住行習俗等。

如臺灣的商業習俗就帶有濃厚的閩南地方特征，店主俗稱“頭家”，被雇傭者稱為“伙計”，薪金稱為“辛苦錢”。與閩南商人一樣，臺灣商人也拜關公、財神、天神、媽祖以求平安發財，并利用節令進行祭祀活動，如二月初二敬拜福德正神，讓傭工食酒肉，俗稱“做頭牙”；農歷十二月十六日，各商家鋪戶備牲禮供神，俗稱“做尾牙”等。臺灣的其他的歲時節慶，如除夕“圍爐”、新正賀歲、元宵鬧花燈、清明掃墓祭祖、端午插艾和賽龍舟、七月乞巧“普渡”、八月中秋賞月、重陽登高、冬至做“亞歲”等，也與福建近似。

隨著年代的更替，福建人在臺灣已形成與故鄉相同的地域性民俗風情。閩臺共有的民情風俗保存著大量的中原古風，在一定程度體現了閩臺文化之間的親緣性，也是對閩臺文化的認同。

4、宗親活動

宗親文化以血緣、姓氏為傳承，是閩臺人民進行交流的重要精神紐帶。閩臺各種宗親活動，以祭祖認宗和修譜續世為核心，聚合了流散世界各地的同族共姓，把對祖根與本土的雙重文化認同合二為一。在臺灣的居住地多沿用家鄉地名，如安平鎮、東山鄉、泉州厝、同安村、安溪寮、福安里等。有學者統計，臺灣地名用福建故鄉地名的至少有91個。[4]沿用家鄉地名寄托著移民對祖居地的眷戀，更是讓后代子孫保持對祖居地的認同意識。

移民們還經常回祖籍修墓祭祖，翻蓋祠堂、續修族譜。族譜是一個家族的歷史，修譜是不忘本的表現。兩岸族人共修族譜，不僅是維護血緣紐帶關系的一種需要，更是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外在反映。“其水源木本之念，實相傳勿替”，這種民族文化認同的觀念代代相沿，逐漸沉淀為強烈的尋根意識。

閩臺文化具有同質性。閩臺文化的認同，遠非上述的語言文化、民間信仰、風情民俗，宗親活動，還包括閩臺在姓氏、學術、衣著、禮儀以及民間藝術等方面。閩臺文化也存在差異，如政治制度差異等，但這并不能影響閩臺文化內在的同質性。閩臺兩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種，無論怎樣的阻隔，都擋不住文化上的皈依和親和。

二、閩臺文化發展對策

閩臺文化臍帶的連結是真實的，也是永久的。發展閩臺文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要進一步研究保護發展閩臺文化，促進兩岸文化交流與溝通，重建兩岸文化認同。

1、政府方面

發展閩臺文化交流。政府要發揮閩臺文化主的體作用：首先，政府應成立一個專門的閩臺文化交流組織機構，組織領導閩臺文化交流工作。其次，政府應積極建立一個長效的閩臺文化管理機制，做好文化交流每一個環節的策劃與控制的規范性，保證閩臺文化交流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順利實施。最后，政府應積極成立一個合法的閩臺文化交流基金會，為閩臺文化交流提供經費保障，增強閩臺文化交流的層次和規模。

2、文化資源的整合和傳承

關于閩臺文化資源的整合，首先，要整合閩臺文化資源，建立大文化的發展格局。其次，要整合文化優勢力量，提升文化的規模化與品牌化。最后，要創新閩臺文化雙向交流平臺，建立文化交流品牌。不斷開拓創新閩臺文化交流平臺，探尋多渠道，建立品牌，擴大閩臺文化交流的影響度和效應度。

關于文化資源的保護及傳承，首先要組織力量做好閩臺文化資源的普查、收集與整理，搶救瀕臨失傳的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對祖祠、祖墓、民間信仰場所等實物文化遺產進行及時的保護和修復。其次要建設好文化傳承隊伍，對民間藝人進行表彰獎勵，授予稱號，防止人才流失、文化斷層。同時，要做好下一代的文化教育工作，為傳承傳統民俗文化培養補充新生力量。

3、民間交流

民間文化交流是閩臺文化交流的推動力。首先，以政府主導，培育各類對臺民間團體的建立，如各種的聯誼會、商會、交流協會等，廣泛地發動各種社會力量投入到對臺文化交流中。其次，加強各類對臺民間團體的合作，在更多領域以更多形式開展閩臺交流，增進閩臺一家的共識，促進兩地的融合。最后，鼓勵兩地各種社團組織的協作。鼓勵和支持涉臺民間團體與臺灣各民間社團之間的聯系和互動，開展政策協調、信息交流、資金籌措、市場開拓等中介、服務功能，并建立長期對流機制，積極開創福建對臺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注 釋】

[1] 陳暉莉.傳承、變異與發展-臺灣社會傳統宗教文化的現代性轉向[J].東南學術，2009（3） 163.

[2] 高梁.海峽女神一媽祖[J].華僑世界，1986（2） 3.

第5篇：文化認同范文

[摘要] 基于文化安全的視角，從民族認同感、社會經濟影響、科技影響、對主流文化的認同、教育影響、就業政策需求、旅游業負面影響、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以及民族同化等9個方面對云南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民族認同進行調查問卷研究，并利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對調查問卷中涉及到的9個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提出了增強民族認同實現文化安全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 文化安全 少數民族 認同感

云南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語言共存的邊疆山區省份。全國56個民族，云南就有51個，其中，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數民族25個，云南少數民族人口1234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33.4%，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13.5%。因而，少數民族教育是云南整個教育事業重要組成部份。經過50多年的努力，云南民族教育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單一向多元化發展，基本形成了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體系。通過發展教育，各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素質得到了提高，文盲半文盲率大幅度降低，提高了少數民族參與現代化發展進程的能力，增加了其分享改革開放成果和社會文明成果的可能。云南少數民族大學生既是未來現代化建設的高級人才，又是自身民族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者，肩負著維護文化安全，構筑文化屏障，保障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時代使命。因此，本文從文化安全的視角出發，對云南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民族認同進行研究，找出問題并提出增強民族認同實現文化安全的對策和建議。

一、文化安全與民族認同

文化安全問題在當今的中國來講，其含義主要指一個國家或者民族區域內，自身發展及傳承下來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包括語言、文字、民間藝術、文化景觀燈等）的獨立性特征。簡單來說，就是人們認為自己所屬國家或者所屬民族的文化特質以及價值觀不會消失或是退化的一種安全感。

民族文化認同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對共性的認同，即少數民族對主流文化的認同，在主流文化中找到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特質，在此基礎上積極的學習主流文化，并成為該文化的一份子。二是對差異性的認同，即把自身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區分開來。民族文化認同是文化安全的基礎。

國家文化安全包括了多方面的內容，其中主要有語言文字的安全、風俗習慣的安全、價值觀念的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安全等，但最主要的一個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國家內各民族之間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認同感。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在歷史的發展演變中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體系，雖然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但是在長期復雜的歷史進程中，各個民族的文化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相互融合，因而一些民族之間具有共同的文化表征，如共同的、語言、文字以及風俗等。石中英在文章中也指出，正是因為這些長期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特質維系著國家內各個不同的民族，使他們產生了“多元一體”的文化認同感和“休戚與共”的文化心理。這種多元一體的文化認同感和休戚與共的文化心理反過來又成為加強各民族之間文化往來的關系紐帶，成為各民族之間友好相處、相互學習、共同發展的精神動力，成為多民族國家穩定、發展和繁榮的基礎[1石中英：《論國家文化安全》，2004年3月。]1。根據這一理解，我們將民族文化認同分為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以及對主流文化的認同兩個方面。在此基礎上，我們以調查問卷的方式，對文化安全視角下云南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民族文化認同進行了研究。

二、調查問卷設計

民族認同包括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以及對主流文化的認同，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以民族認同感來表示，除了這兩者對于文化安全存在影響之外，我們還認為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民族教育、就業政策、旅游業、民族同化及其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等7個方面與文化安全也有一定的聯系。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體現在當地少數民族的民族認同感，高民族認同感就意味著社會經濟科技的發展對他們的影響是積極的，不會產生違背文化安全的因素，低民族認同感就表示影響是不和諧的，甚至有可能導致民族同化的現象。此外，民族教育、少數民族大學生就業政策以及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也從不同角度反應了一個民族的現狀及其民族認同的狀況。因此，調查問卷是以民族認同感、社會經濟影響、科技影響、對主流文化的認同、教育影響、就業政策需求、旅游業負面影響、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以及民族同化等9個指標與文化安全的聯系進行設計的，問卷一共分為五個部分，題項均為選擇題，本文主要針對第一個部分進行分析研究。第一個部分一共有20個小題，第3、4、5、7、8、11、16、19小題的設計欲從側面調查民族認同感的現狀；第1小題則側重于調查當代少數民族大學生對社會經濟發展是否對其本民族存在影響的看法；第9小題欲調查科技的發展對其民族文化是否有影響；第2、6、14小題是關于民族融合問題，即上述民族認同的兩個方面；第17、20小題欲調查當代少數民族大學生對現有的民族教育是否滿意；第15、18小題提及少數民族大學生就業政策方面的問題；第12小題從側面調查少數民族大學生對于在民族地區開發旅游業的態度；第13小題涉及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的問題；第10小題涉及少數民族大學生對民族同化現象的認知。

三、調查問卷分析

調查問卷一共發放了100份，收回91份，問卷回收率為91%，有效卷為90份，問卷有效率為98.9%。調查對象是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的學生，均為少數民族，其中男生20人，占22.2%，女生70人，占77.8%。年齡分布在20歲~25歲區間，文化程度均為在讀本科生。

問卷答案采用里氏評分法(用分值表示被調查者對題項表述的態度)，“5”表示非常贊成，“4”表示贊成，“3”表示不確定，“2”表示不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調查內容涉及A民族認同感；B社會經濟影響；C科技影響；D對主流文化的認同；E教育影響；F就業政策需求；G旅游業負面影響；H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I民族同化等，調研結果采用軟件spss18.0處理，主要采用了平均值、標準差、相關系數等統計量進行分析。

為方便分析，將題項的按內容大致劃分為九個類型，每個類型為一個分量表，有的分量表又劃分若干個層次，其中“A民族認同感”可以作為文化安全的主要標志，屬內在性因素；其余可以看作是影響文化安全的因子，屬外在性因素。

A民族認同感；B社會經濟影響；C科技影響；D對主流文化的認同；E教育影響；F就業政策需求；G旅游業負面影響；H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I民族同化

為方便量化統計，將各題選項依次進行賦值：

很不符合――1；不太符合――2；不確定――3；比較符合――4；很符合――5。

根據描述性統計中各題項得分均值，將得分區間劃分為5個層次：

分值區間5個層次的劃分

由于各類型和層次的概括有主觀性的因素，所以先對各題項進行描述性統計，再對各類型綜合得分進行描述性統計。

根據兩個統計表，可以看出：

1．各題項得分都分布在“中等”、“較高”、“很高”三個等級，并且得分“中等”的題項得分標準差較大，說明該層次各個樣本選項差異較大，而得分“很高”的各題項得分標準差較小，說明該層次各樣本選項差異較小。

2．民族認同感中，民族藝術認知、民族文化發展程度、民族節慶參與度、歷史傳統認知得分達到“中等”，民族內部團結程度達到“較高”，而民族宗教認知、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情感得分均達到了“很高”，說明除了當前民族認同感主要集中在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情感上，除了認知外，其他民族文化的認知水平都不高，民族傳統文化有被遺忘的危險。

3．在各分量表中，旅游業負面影響得分最低為“中等”級別，民族融合得分最高為“很高”級別，其他分量表得分均為“較高”級別。說明旅游也的負面影響在被調查者的認知中是不確定的，而對當前民族融合的現狀持普遍的認同。

各題項得分均值與標準差統計（按均值由小到大排列）

各因子之間的積差相關性分析中，第一層Pearson Correlation為積差相關系數，第二層Sig. (2-tailed) 為相關系數的雙尾顯著性檢驗，如果此值小于0.01則非常顯著，相關系數右上角會出現“**”，如果此值小于0.05，則表示比較顯著，相關系數右上角會出現“*”。

由相關性分析表可知：

1．民族認同感與對主流文化的認同、教育影響、就業政策需求、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等都呈顯著的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367、0.225、0.226、0.408，其解釋變異量（又稱決定系數，為相關系數的平方）分別為0.135、0.051、0.051、0.166。說明了民族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少數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交融，不僅不會弱化民族認同感，反而會強化民族認同感。加強民族院校建設，讓更多少數民族接受高等教育，在就業政策上給予扶持，國家和社會都更加重視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這些措施都將有利于民族認同感的強化，從而有利于保護邊疆少數民族文化安全。

2．對主流文化的認同與民族認同感、教育影響、就業政策需求、社會經濟影響、科技影響、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等都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367、0.481、0.453、0.217、0.366、0.289，和民族同化、旅游業負面影響不相關。說明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科技的影響、現代教育的普及，民族融合已是大勢所趨，但民族融合的積極意義是顯著的，可以強化民族認同感，只要正確引導，就不會導致民族同化，更不會威脅邊疆少數民族文化安全。

3．民族同化與社會經濟影響呈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234，與旅游業負面影響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241。說明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并不會帶來民族同化，相反經濟不發展，嚴重滯后于現代經濟發展水平，反而更容易導致民族同化。

4．旅游業負面影響與民族同化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241，與民族認同感等其他因子均不相關。因此少數民族地方發展旅游業要采取有效措施預防民族同化，保護邊疆少數民族的文化安全。

四、增強民族認同實現文化安全

1.加快少數民族地區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首先，各級政府要緊緊圍繞“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這個民族工作主題，切實加強民族工作，努力實現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充分考慮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特殊性，力求通過更大的努力，讓少數民族群眾得到實惠。其次，還要采取積極有效措施，保障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發展，在財力上，要逐步加大對民族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積極爭取各種專項資金向民族地區傾斜；在基礎設施建設上，要優先安排民族地區項目資金，幫助民族地區建設一批能夠帶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項目；對民族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也要加大資金的投入力度，促進其健康發展。

2.增強少數民族本民族文化保護的意識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維系一個民族生存、延續的靈魂，是民族發展繁榮的動力與活力的源泉。了解一個民族，必須了解她的文化；尊重一個民族，必須尊重她的文化；發展一個民族，必須發展她的文化。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化，對于提高少數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增強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后勁，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促進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少數民族具有高度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加強他們對本民族文化保護的意識：（1）挖掘文化內涵，加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宣傳與教育；（2）傳媒應該有針對性系統地宣傳和普及少數民族民俗文化；（3）少數民族年輕一代應該重新去認識傳統文化，增強對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自覺保護意識。

3.促進民族融合的同時防止民族文化多樣性過度流失

云南是個多民族聚居、多宗教融合的省份。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大多數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平時的生活和學習中，都能和其他民族的同學融洽相處，即使產生一些矛盾，也能以積極的心態去解決問題。此外，絕大多數人都不排斥學習其他民族的文化。這是一個比較能體現民族融合的好現象，但是與此同時，我們面臨的是少數民族文化多樣性正在逐漸流失的問題。因此，在促進民族融合的同時防止民族文化多樣性受到威脅，例如，可以針對不同民族進行不同的宣傳，喚起他們對本民族文化的保護意識；正確認識民族文化多樣性對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在各鄉鎮、各民族村落進行“少數民族文化與世界遺產知識”的培訓；制作各民族文化音像制品等。

4.重視少數民族教育

由相關性分析可知，民族融合與民族認同、教育影響、就業政策需求、經濟影響、科技影響、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等都呈顯著正相關。顯然，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一個地區人們經濟水平、就業以及民族文化受重視程度有著密切的聯系。目前我們還缺乏很多民族教育人才，少數民族教育水平的欠缺導致了少數民族區域發展機會的不均等。因此，我們更應該重視并促進少數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例如，可以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雙語”教學，培養“少數民族骨干”等。

5.拓寬少數民族地區就業渠道和方式并加以政策扶持

由于少數民族受教育程度不均等，加之自身就是一個弱勢群體，一些少數民族大學生即使上了大學，畢業后也很難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甚至有的收入還不如在家里干農活的同齡人。此外，在被調查的90名大學生中，就有78.89%的人認為國家應該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就業給予政策傾斜。因此，拓寬少數民族地區就業渠道，給予少數民族大學生就業政策扶持是一個有效途徑，例如，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新型農業或旅游業的開發；給予少數民族大學生自主創業貸款或是崗位條件的特殊待遇等。

6.采取有效措施預防少數民族地區旅游業開發的負面影響

少數民族地區旅游業的開發可以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但由此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例如“民族同化”現象、民族文化在傳承與傳播中變質等問題。根據相關性分析可知，旅游業負面影響與“民族同化”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241，與民族認同感等其他因子均不相關。因此，在開發民族文化旅游的同時，必須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保護少數民族文化，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在旅游產業發展與民族文化傳承之間找到平衡點和結合點，帶動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潘一禾.文化安全[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第6篇：文化認同范文

自1993年中央電視臺首次引進韓國電視連續劇《嫉妒》以來，盡管最初反映平平，但日后卻贏得一浪高過一浪的“哈韓”歡呼。1997年央視播出家庭倫理劇《愛情是什么》，收視率高達4.2％，在中國觀眾中引起意想不到的轟動，韓劇熱逐漸擴散。1998年，該劇在央視重播，再次引起收視熱潮。同年，以韓國宇田公司為代表的韓國音樂公司將大量韓國知名音樂人的作品介紹到中國。1999年后，HOT、NGR等組合以整體姿態全方位進入中國內地市場，掀起音樂“韓流”。在《愛情是什么》之后，《星夢奇緣》、《戀風戀歌》、《異國女友》、《可愛先生》、《天橋風云》、《妙手情天》、《愛上女主播》(又名《夏娃的誘惑》)相繼播出，韓劇自此盛行，并和韓國服飾、影視劇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韓流”，沖擊著中國的大眾文化。2002年，《藍色生死戀》開始在中國21個電視頻道播出，當年播放韓劇《明朗少女成功記》等達67部，同年韓國電影《我的野蠻女友》也在華創造了上千萬元的票房奇跡。2003年《愛的階梯》(又名《天國的階梯》)、《All in》，2004年《浪漫滿屋》、《對不起，我愛你》，2005年《黃手帕》、《加油，金順》、《豪杰春香》和《大長今》、《我叫金三順》，2006年《我的女孩》、《宮》(又名《我的野蠻王妃》)、《夢幻情侶》、《你來自哪顆星》和《百萬朵玫瑰》，2007年《餅干老師星星糖》、《吳達子的春天》，這些片名一次又一次地匯聚起熒屏內外如炬的目光。央視八套反復重播的《澡堂老板家的男人們》、《看了又看》、《人魚小姐》和《明成皇后》等電視劇雖然播出時段在晚間23點，但收視率仍高達10％。

韓劇，就如同這個國家的泡菜一樣，以平實的特質和獨有的魅力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國電視觀眾。如果說《藍色生死戀》、《冬季戀歌》已紅極一時，《大長今》則把韓劇熱潮再一次推向高峰。2005年湖南衛視推出的《大長今》收視率達到4.9％，同時段平均收視率穩定在4％，位居第一。央視索福瑞對全國31座城市的數據調查顯示，《大長今》的整體觀眾總量超過了1.63億，引發了中國大陸前所未有的“韓劇熱”。整體上看，據統計，2002～2005年幾乎所有的省臺都播放過韓劇：2004年我國電視臺播出的649部引進電視劇中，107部來自韓國：目前央視電視劇頻道57％的引進劇來自韓國。

韓星崇拜。隨著韓劇的熱播，全知賢、宋慧喬、安在旭、元彬、張赫、張東健、裴勇俊、宋承憲、權相宇等，對于今天中國大陸的很多電視觀眾來說，早已耳熟能詳。“哈韓”族尤其如此，韓劇中人物的服飾打扮、言談話語等方方面面都會馬上引發起這些年輕人的爭相效仿。

韓語熱潮。來自培訓超市飛龍網()的消息。從2005年9月底開始，咨詢有關初級韓語學習的北京市民明顯增多，各大培訓機構韓語報名人數都比2004年同期增長了60％以上，除了少數人是因為工作或者出國需要以外，大多數人都是因為受了韓劇的影響。

韓國歌舞大行其道。韓國流行音樂乃后起之秀，但發展卻勢如破竹。曾幾何時“韓”氣逼人的狂歌熱舞踏入中國市場，讓無數少男少女目瞪口呆，也使中國的流行音樂為之一震，旋即掀起了一陣陣韓流颶風。從最早的酷龍、H.O.T。到后來的NRG、安在旭，乃至最近在中國初露鋒芒的BABYVOX等歌手或組合，從每星期在上海、北京等地舉行的大小歌手見面會上，可以管窺中國青少年對韓國流行音樂如癡如醉的程度。2000年2月1日，H.O.T樂隊在北京舉行演唱會，現場狂熱猶如當年歐美追隨披頭士。H.O.T穿著褲管異常肥大的超級“水桶褲”，戴著亮閃閃的首飾，耳朵上掛著耳環，無一不被爭相模仿。中國最大的韓國流行音樂俱樂部Do－re－mi有約1萬名會員，鼎盛期每月以3000人的速度遞增。青年男女們唱著“H.O.T”、“神話”、“BabyOX”的歌，沉浸在HIP－HOP帶來的動感和快樂中，而N.R.G和S.E.S的時尚前衛、勁歌熱舞更是讓他們瘋狂。

正如1999年韓國的“酷龍”音樂組合掀起音樂“韓流”進而引發了人們對韓國手機、MP3、數碼產品的熱衷，韓劇熱同樣還帶動了韓國飲食、服飾、醫藥、圖書、美容美發等方面在中國的發展。如《大長今》中的宮廷料理、養生之道，不僅滿足了觀眾對韓國宮廷膳食的探究和好奇，而且連同《大長今泡菜》等食譜也隨之成為一些地方的暢銷書，在圖書市場上不只《香》、《冬季戀歌》等韓國愛情小說大都炙手可熱，韓國旅游指南、餐飲等書籍也十分走俏。韓國餐館更是大熱，連一些中餐店都增加了韓國菜品，比如串燒、松糕等。韓劇中的古典服飾讓許多中國女性為之傾倒，一些精明的婚紗影樓業主紛紛推出“大長今”主題婚紗照。韓劇中涉及的醫藥、美容美發也吸引很多韓迷躍躍欲試。

可見，在中國大陸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出現了以影響面最廣、最強大的韓劇以及韓國電影、服飾、美容美發、流行音樂、餐飲、韓語、旅游、網絡游戲、書籍等為形式載體的文化現象即所謂的“韓流”。它在中華大地魅力四射的精心打造，吸引著眾人的眼球，牽動著國人的神經，從青少年到中壯年到老年人，從“菜籃族”到白領到業內學者，“韓流”贏得了自己跨代際、跨階層的眾許“韓”迷，其中最炫也最典型的當是“哈韓”族，他們從內到外很鮮明地標示出十足的“韓”味：典型的韓式五彩染發、超大馬仔的牛仔褲和T恤，眩目橙黃和耀眼銀色的韓裝，色彩斑斕的襪子、彰顯個性的手鏈、“流氓兔”等韓式配飾，玩的是《傳奇》、《千年》、《奇跡》等韓國網絡游戲，去的美容院、料理店也是首選“韓國”的，他們就是這樣盲目崇尚、狂熱追逐、癡迷模仿著韓國時尚流行娛樂文化，連穿衣打扮、思想行為都趨“韓”若鶩。由此，“韓流”在中國大陸從衣食住行思等各個方面如火如荼地拉開了韓式消費文化空間全方位的構筑。

二、“韓流”的意義及其制造

“韓流”在中國大陸之所以獲得如此廣泛的社會文化認同意義，首要歸因于其獨特的藝術魅力與文化特質，這就為“韓流”與中國大陸受眾之間的文化認同“協商”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1、日常生活的親切感。

盡管“韓流”囊括音樂、影視、歌舞等不同文化門類，但它倍受韓迷特別是“哈韓”族青睞的就在于其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以及因此獲得的那份契然于心的親切感。韓國的服飾、餐飲、電子、汽車直到它的影視劇，日常衣食住行思不僅構成了“韓流”這一超級文化文本表層敘事的核心，而且寫意了其藝術文化品位的焦點，不妨以韓劇為例。雖然韓劇劇情推進非常緩慢，情節構成和戲劇沖突有模式化的雷同傾向，但韓劇的魅力恰恰在于“冗長”的時間使生活細節和小人物的個性得到了充分展現，不同年齡的人在劇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韓劇一般都是以“日常生活”作為其故事書寫的重要載體，在家長里短和兒女 情長這些簡實的日常敘事中，使一切變得真實而自然，平常而復雜的人生在劇中得到全景化、立體化的展現，讓人從中體味到生活況味和人生哲理。如家庭劇《加油!金順》就通過幾家人的生活瑣事，細致入微地展示了韓國人的日常生活，如同打開隔壁人家的門看他們家的生活。所謂越不像戲劇的戲劇越是真正的戲劇。越不像小說的小說越是真正的小說。雖然韓劇并不張揚，但卻慢慢滋潤觀眾的心靈，觸動觀眾心中最柔軟的部分。中國著名導演尤小剛就說：“雖然韓劇大故事結構不如中國，但他們的作家心態扎實，關注生活、注重細節。韓劇很細節化，即使結構技巧差點，也不影響觀眾喜愛。韓劇正是通過這些瑣碎的家長里短真實地反映了人們生活的原生態，一下子讓人覺得似曾相識或恰如其境，從而增強了熒幕的鮮活性和真實性，引發了觀者的共鳴，讓人倍感親切。

2　精致細膩的表演風格。

用細膩的手法展現真實的生活，可謂韓劇捕獲人心的第一殺手锏。不論是以《看了又看》為代表的家庭倫理劇，還是《藍色生死戀》式的愛情偶像劇，或者《大長今》一類的勵志劇，劇中喜歡給演員長時間的大特寫，這樣的鏡頭更有助于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具有某種凸顯“人”、重視人的文化表征意味。點點滴滴的生活細節呈現中都蘊藉著人物對家庭、婚姻、人際關系的深入洞察，而中間不時穿出的那些溫情又幽默的臺詞，讓人捧腹之余不禁感喟其娓娓道出的生活哲理。而且，幾乎每部戲都會涉及到尊敬老人、長幼有序、兄弟友愛等傳統文化美德，這些對于文化轉型期的不少國人來講，不免平添幾多缺失久違而心冀向往的觸懷。在文化共通中營造親和氣氛，在文化差異中展示獨特風情，通過對一個個細節的精妙把握，贏得了中國觀眾的芳心。

3、唯美與時尚的品位追求

韓劇的青春偶像劇就是從審美方面給予觀眾最大的滿足。它針對年輕的觀眾，滿足年輕人的理想和夢想，讓生活審美化。讓年輕人體會到美好的生活與夢想真切地存在于平凡之中而并非虛幻。它的偶像劇主演大多是秀美俊逸的帥男靚女，力求詩化的畫面風格，細雨、濃霧、濱海、村落、楓林等自然景觀在鏡頭中得到了精美的呈現，給觀眾帶來秀色可餐的視覺享受。背景音樂的旋律也根據劇情需要不停轉換，與劇中人物的情感發展形成了完美的融合與共振。例如《藍色生死戀》中披肩長發配上純潔面孔的宋慧喬、《冬季戀歌》中身穿冬大衣、系著藍圍巾的裴勇俊以及《人魚小姐》中賢淑典雅而又聰慧的雅俐英……唯美的同時往往一度演繹為眾多“哈韓族”對其形象、衣飾、言談舉止等傾心贊許與追逐的時尚。這些青春偶像形象的成功塑造與推陳出新，迎合了廣大觀眾尤其青年人求新求異的渴望心理。

其次，“韓流”適時契合了中國大陸多層次文化經驗慰藉的精神需求。

21世紀是文化傳播媒介操縱的世紀，市場經濟的較量首先是文化上的較量。馬克斯?韋伯在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著作中闡述了這樣一個原理，即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都必須有一種“核心精神”(價值取向)，作為經濟發展的“動源”，也作為一種“利益驅動”的節制或平衡。“韋伯學”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正是文化被當代人越來越重視的原因。文化不僅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因，也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韓劇中涉及的孝敬老人、長幼有序、兄弟友愛等傳統倫理美德，彌補了轉型期不少國人的精神缺失。現代生活中所體現的中華傳統文化內核在贏得國人文化認同的同時，產生了心靈的震撼與反省。比現代中國更像傳統中國的韓劇情節喚醒了國人向傳統文化的皈依。生活的真實固然值得人們信賴，但在起伏跌宕、不斷流逝的時間中，人們又希望尋得一方安穩的樂土。因此頗具中國傳統文化神韻的“韓流”，與時人一拍即合，滿足了國人對此的精神尋求。而且，就中國大陸我們自身現有的國產影視劇景況來看，雖然也出現了像《漢武大帝》、《亮劍》等一批優秀劇作，并且可能在制作、內容、劇情安排以及所體現的智慧哲理方面超過韓劇，但是這樣的作品畢竟不多，熒幕上充斥更多的是一些數典忘祖的戲說劇、消極頹廢的偶像劇、低俗平淡的懸疑劇以及單一薄弱的主流勵志劇，這些作品同精心打造的韓劇相比自然顯得蒼白而缺少吸引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發展，社會中產階層的崛起，人們對于未來中產階層生活的探知、向往與憧憬隨之而來。而韓劇恰好以其濃厚的中產階級口味，滿足了中國大陸人們對于“中產”這一特定階層特有的主體經驗與社會文化認同的想象。

再次，“韓流”“新媒體帶動新經濟”背后的文化產業動因。

韓劇從走出國門，繼而走向世界，從而拉動了一系列相關產業經濟的勃發，引起人們對“新媒體帶動新經濟”的提出與關注。無可爭議，韓國通過韓劇等文化商品的輸出，占領了消費者的意識高地，獲得文化價值觀的認同。隨后也獲得人們對其要輸出的商品消費理念的認同。

實際上，“韓流”尤其韓劇的這一成功運營可謂韓國政府十年來的文化產業戰略的集中體現。在1998年遭遇亞洲金融風暴襲擊之后，韓國開始重新認識文化產業，并將其作為21世紀發展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積極進行培育。韓國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國”方針，1999年至2001年整套“哈韓”必不可少的行頭。先后制定《文化產業發展5年計劃》、《文化產業前景21》和《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明確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和中長期發展計劃，在組織管理、人才培養、資金支持、生產經營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有力推動了文化產業發展。隨著“韓流”的升溫，2005年初韓國總理主持召開“政府對韓流的持續和擴散的支援方案”的專門國務會議，確定了以民間為主導推進“韓流”，政府為業界展開活動創造條件的基本原則。

三、消費語境中“韓流”的話語想象與認同實踐

提及“韓流”的文化蘊藉，很多人馬上反應的是與之不約而同的文化認同，覺得從中感受到了久違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余韻。這也是“哈韓”不僅見于中國大陸，而且風靡港臺地區，乃至整個東南亞的原因。不過有意思的是，當我們仔細體味、分析這份認同感，就會發現，當看到影視劇歌舞等作為具象化的韓國文化圖像，如“韓國”的濟州島風景、料理、影音，以及在形象消費意義上接受的明星，我們認同的理由并不是基于它們與我們的文化親和性，反而恰恰是因為它們屬于“韓國”而非“中國”的文化異質性。

從這一點上，我們看到文化接受的復雜性，我們常常以一種自動半自動的狀態把自己的文化認同理念對象化，所以與其說是“韓國”流行文化，不如說是“我們(心中)”的“韓國流行文化”。進一步探究“韓流”在中國大陸的盛行的文化情結。與其說是基于彼此文化相通或相近的熟識與親近，或許也更是出自一種在西方歐美文化盛行下的一種東方式的集體自救的心理和行為，是人們呼喚更久遠的東方傳統文化的普遍認同。

然而，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文化心態呢?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會產生不同的消費方式，而消費觀念和消費心理的 不同也成為影響族群認同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哈韓”族與韓國消費理念的不認同超過了對商品和大眾文化的認同。

由此得出結論：認同不是一個簡單的、單一的實體，而是分裂的、交叉的多元和多維系統，包括很多不同的層面，把認同歸結為其中任何一個方面而忽視和否認其他方面，都是片面的。

又如：韓劇中多展示的是溫情的浪漫的、中產與小資的，而實際上韓國的現狀也有梁貴子《遠村》所寫的韓國的“底層”。于是，出現了兩個看上去相去甚遠的韓國形象，到底哪個才是韓國形象的真正代表呢?其實這兩個韓國形象是一直同時存在的，這才是現實中的真實。但是，顯然在時下絕大多數中國觀眾特別是韓迷的心目中，前者所營造出的那個韓國形象才是唯一的答案。因此，出現了城市“經驗”與“想象”分離的深刻內涵，在于人們對城市知識中的文化訴求。基于國人的現代性想象，漸漸產生了關于韓國的公共知識，比如韓國抵制外國貨而買國貨的普遍存在的激昂的愛國主義，其實并不是這樣簡單的。可見，現實中這一超越經驗的韓國流行文化有著意識形態特性以及意識形態化的過程，并有意無意中推廣開來。

第7篇：文化認同范文

關鍵詞：民族文化認同；和諧社會；重塑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2-0135-02

隨著歷史和社會的發展，人們生存的境遇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民族國家在國家構建過程中，都無法回避“認同”的問題，民族文化認同更是關系到民族國家的存在和長遠發展，全球化給我們生活的各方面都帶來了重大變化，正視民族文化認同受到的沖擊，重塑民族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有重大意義。

“認同”――就個體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樣的人或信任什么樣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一般來講認同是指個人或群體在社會交往中，通過辨識和取舍，從精神上，心理上，行為上將自己和他人歸屬于某一特定客體。通常地域，語言，民族文化，和風俗習慣職業，國家制度等通常是認同的媒介，而文化“認同”是人的重要社會屬性的表現形式，文化認同一方面與地域族群相關，另一方面與民族認同有關聯也與國家政治生活相關，同時又與全球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義’有關。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媒介形式，作為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媒介形式。“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有許多方面重疊，在全球化背景的不斷深化激化了文化認同。追求文化認同是為了尋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一個民族只有與其他的民族和國家有所交往后，才會感覺得自己的族群特征及與其他民族的差異性。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幾個人類文明最早誕生的國家或地區，被定義為“文明古國”。比如，在中國盛唐時期，國人一致認為自己的種族是最優秀的種族，其他地方都是“荒蠻之地”，其他地方的人都是“野蠻人”。隨著歷史的變遷，從19世紀中葉從后的中國，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摧毀了中國的自然經濟，八國聯軍對中國燒殺搶掠，中華民族處于水身火熱中，戰爭，動亂動搖了中華民族一貫認知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近代中國和西方列強的博弈中，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挑戰，民族文化認同出現了危機。當代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單一的裸戰爭的侵略和反侵，而是經濟文化領域不斷滲透，西方發達國家憑借自身軍事和經濟的優勢，試圖用自己的價值觀改造他國控制他國，隨著西方文化和價值觀不斷入侵，民族文化認同的危機不斷顯現出來，中國開始面臨著如何繼承和發展民族文化的基礎上，積極有效的應對西方文化價值觀沖擊的等很多問題。經歷了內憂外患的陣痛，這一切促使了中華民族的真正覺醒，不再效忠單一的王朝，而是認同的自己民族和國家。中國人開始真正思考自己的國家民族和自身命運的發展，隨著一批有識之士留學海外，帶來了新思想新文化，不同國家民族之間進行不斷的交流，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價值觀之間的交流碰撞，從而產生了文化認同方面的問題。

追求文化認同的是尋求理念認知的穩定性，從而推進政治國家的穩定統一，但文化認同的過程都與人類在社會的變遷有緊密的聯系，認同問題突顯與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密切聯系逐漸淡化有關，與人與故土之間的聯系不斷削弱有關，人與家庭的關系隨著背井離鄉和社會流動性而分離，因此相對于原來靜態的生存方式相比，社會的流動性，突出了人們的認同意識。人們開始不斷地思考“自己是誰”、“存在的意義”、“信仰是什么”……對先前文化的認同不自覺開始反思，所以說現代社會流動性的增強為文化認同問題產生創造了條件。

追求文化認同的目的是尋求理念認知的持續性，與此同時，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系統的穩定對自身民族文化的發展都有很大作用。現代化進程，使原來穩定的社會系統轉變為流動性社會，原來的規則和民族文化傳承性減弱。在同質化的社會中，人們會被動接受固有的傳統文化，而現代化社會的變化，不同的文化價值觀不斷沖擊人們的思想，使人們不斷地思考自己的文化歸宿，傳統的價值觀、傳統的思考方式被新的理念所取代。我們每天都面臨選擇，在吃穿用度方面，每個人都在不自覺地做著品牌的選擇、類型的選擇，現代人都在尋求新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不斷創造適合自己并鐘愛的文化形式。

總之，現代化進程促進各種各樣的文化形式展開，越來越多的人陷入思考，究竟什么樣文化適合自身的需求；從整個社會來看，民族文化認同問題的凸顯，也是社會不斷進步的一種表現，人們不再被動的接受某種文化，而是不斷地更新選擇新的文化內容。所以說，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穩定富興，我們必須把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放在一起并全盤考量，這樣才能進一步全面增加公民的向心力，從而構筑國家穩定強大的基石。

隨著歷史的變化和社會的發展，中華民族不斷演繹著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人不斷充實著和豐富著自己對民族文化的認同。當今社會，在學術界和社會發展的變革中，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學者們競相討論的熱點問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認為，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文明沖突將是21世紀國際沖突的主要根源，因此在建構和諧社會的初期重建公民文化認同有重要意義。

首先，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項復雜的工作，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很多方面，而文化認同的建設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點工程。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維系民族團結和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礎是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精神紐帶。創建和諧社會，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文化體系。中華民族在以儒家文化為核心體系的歷史進程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隨著社會的經濟發展，中國進入國際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東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流，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碰撞越來越突出，大到國家與國家之間文化交流形式越來越廣泛，小到每一個社會成員每天都會面臨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選擇。文化認同建設可以從3個方面展開：一是將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有機的結合起來取其精華，為建設和諧社會服務。二是利用大眾傳媒對文化認同的積極影響讓公民直接有效的了解傳統文化建立統一的民族文化認同，不自覺的為構建和諧社會而努力。三是提高公民對民族文化認同的辨識度，增強國人對中國民族文化的信心，真正了解重建民族文化認同對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作用。最終明白我們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應該時常保持清醒和自信確立核心文化價值觀積極加入全球化、增加國民民族文化認同感，成為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非常嚴峻和緊迫的問題。

其次，中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多種文化觀念共生共存、相諧相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使得社會組織、社會成員的身份都向多元化轉變。在多元化社會下，每個人都在不斷的解放思想，許多思想觀念、生活方式都在發生改變，任何思想觀念、任何一種生活方式在不違法的前提都是合理的。在當今中國社會，多樣化特征已然十分明顯，單一的經濟成分已經轉變為“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生活方式多樣化”、“就業方式多樣化”、“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方式，必然促使人們多種價值觀的形成。民族文化認同也出現了多重性：外國人可以說著外語了唱著京劇打起了太極，練著毛筆字。中國人吃著洋快餐喝著百事可樂，在快餐文化正沖擊我們的餐桌時，前一段時間一部關于中國飲食文化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又喚起了國人對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甜美回憶，同時讓國人對我國傳統飲食蘊含的深刻傳統文化有了新的而且更直觀的認識。在這種形勢下，如何建立統一的民族文化認同？如何調動不同價值觀人們的積極性？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服務顯得尤為重要。現代化的中國不再是在閉關鎖國的環境中展開，而是在開放的全球化環境中進行著，這種既強化著中國民族認同的產生和發展，也使中國的民族文化認同面臨著重大挑戰，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增強國家的凝聚力是建設富強、民主的國家的重要條件。

“民族文化”是支撐一個民族團結凝聚的核心基礎，文化認同是危機勢必會導致國家的統治受到威脅，所以現代的中國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關注由外來文化進入的文化認同問題。

再次，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當代中國領導集體提出的關系國家民生的重大課題，如何讓傳統文化在和諧社會建構中發揮積極作用？首先，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互相交融，增強人們對傳統文化認同的認知，認真的對傳統文化進行提煉，揀選出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精神內核統一的東西傳遞給社會公民，尤其是讓當代年輕人讓他們真正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其次，讓傳統文化脫下高貴的外衣走進尋常百姓家，讓每個社會公民走近傳統文化由內而外的感受傳統文化帶來的心靈共鳴。最后，通過對傳統文化道德的學習和認識規約現代人急功近利的價值觀。

全球化、現代化的到來，勢必會對我國的傳統文化造成沖擊，使流傳幾千年的傳統文明與現在快節奏的生活漸行漸遠。許多中華民族幾千年傳承下來文化遺產，都在面臨著存在危機，民族文化是一個國家的精神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對增強民族凝聚力，增強公民對國家認同提升，有積極重要的作用，總而言之，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根本，在當代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必須把民族精神的培養作為重點來抓培，把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有效的融合起來，把民族文化的現代性轉化作為重要工作來抓，從文化認同的角度去研究和諧社會的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和諧社會的精神內核都是以中華民族深厚歷史文化為基礎的價值升華，社會成員都有基本認同的社會。因此對于正在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言，文化認同的重建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價值取向，而是關系到人心向背，國家政權穩定和對民族國家信念的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1]韓震.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8.

第8篇：文化認同范文

一、語言情感與語言情感研究

“認同”屬于心理學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認為:認同是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對象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在現代漢語詞典里，“認同”(identity)指“承認、認可或認為跟自己有共同之處而感到親切”，具有“歸屬感”的涵義。現代意義上的認同研究一般包括個人認同和群體認同兩個維度。而群體認同則包括社會認同、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等。語言認同是一種文化心理的趨同現象，也是一種文化認同，是指個人或群體對某一語言承認、認可的過程或趨同的結果，包含很多因素，比如情感、認知、行為傾向等，因此語言認同包含語言認知認同、語言情感認同和語言行為傾向認同。我們認為，語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族群認同的一個重要指標。它不僅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族群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族群尋求認同、確立自身合法地位的重要手段，并在某種意義上關乎著族群的生存，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所在。

社會學研究表明，個體融入群體及群體的協調維系，都與語言認同有密切的關系。或者說，不同個體構成群體、群體的和諧達成，都有著語言認同的促動。語言情感是使用者內心對語言的穩定、深刻而持久的評價，包括正面評價(如喜歡)和反面評價(如害怕、困難、不喜歡)。正面評價反映了語言使用者對語言的接受和喜愛，是非消極性的情感，反面評價反映出語言使用者對語言的排斥、害怕和恐懼，是消極性的情感。語言情感是一種語言在使用者內心的體驗，是某個群體接受或學習一種語言的動力之一。因此，我們認為對語言情感認同的研究，可以了解語言使用者的語言態度，了解某種語言在學習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價值，進而透析語言使用者產生該情感的認知因素。對語言情感的研究學術界一直很關注，也有不少成果，但在研究的內容和方式上存在一些盲點。有些研究者將語言情感與語言態度混淆使用，在研究中忽視情感產生的根源，也就是說忽視了情感與認知的關系。我們認為，語言情感是一個過程，要以認知為基礎，認知產生情感，對事物的感知影響著情感。同時我們也認為，情感還受行為的影響。以往對語言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從人類學及人口學的角度探討華裔的融入程度和華人的屬性認同;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調查不同方言區民眾對普通話、方言的情感認同、少數民族對民族語言的情感認同、不同族群的文化認同的研究;但是，在語言情感的研究中還鮮有將母國語言和居住地語言、他國語言的情感認同放在同一層面探討的。眾所周知，菲律賓與中國往來甚早、歷史上貿易往來頻繁，根據菲律賓移民局2012年的統計，在菲律賓國家中，華人血統約占百分之二十;以菲律賓現有的人口來說﹐有華人血統的可能超過一千萬人。由于歷史和地理上的關系，在菲華人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屬于閩南人。華僑到達異國，為了生活上的需要他們積極主動地融入居住國的文化，進行自身的本土化過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與東南亞其他國家一樣，在菲華人經歷了受排擠、菲化的過程，之后日漸融入菲主流社會，在形式上成了菲律賓人。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在東南亞的華僑已經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第四代了，并已經在社會和文化上分別融入了各自所處的社區和民族群體，雖然他們有一部分還會說方言或普通話，但他們所講的方言可能已經被當地語言涵化了。方言一向被認為是民族語言的組成部分，因此，認同方言也就是認同民族語言。對于菲律賓華裔來說，漢語就是菲律賓華裔的母語，閩南話是他們的母言，對閩南話的認同其實也就是對民族認同的一個標志。根據我們調查得知，閩南話是菲律賓華人社會的通用語言，也是菲律賓主要的商業語言。菲華后裔在語言學習中大多先學會說閩南話，菲律賓的華裔文化和風俗習慣也大多靠閩南話來保持。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東南亞華裔對母國語言包括漢語和閩南話的情感認同意義重大:了解華裔對祖籍地語言情感的認同，可以揭示華裔對祖籍國認同與祖籍地認同的聯系和差異;研究華裔的語言情感認同，可以了解這個群體對自己族群歸屬的認知和對某種語言的情感特征，探究這個群體對民族傳統和族群認同度;了解東南亞華裔的語言情感認同，可以有效地針對華裔的語言情感，有的放矢地開展漢語傳播，促進漢語的國際推廣。菲律賓的華裔結構和華裔融入居住國的過程在東南亞具有代表性，青少年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風向標，菲律賓華裔青少年的語言情感認同是研究華裔語言情感認同的一個很重要的參數，因此我們選擇菲律賓華裔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基于菲律賓特殊的語言環境，大多數的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從小都接觸閩南話、漢語、英語和菲律賓語言;因此，為了有所比較，我們將以上四種語言的情感放在同一平面做比較研究。在研究方式上，過去對語言情感認同的研究，大多運用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方法，如最典型的做法是問卷調查和變語配對研究。問卷調查一般采用由被調查者自己填答問卷的方式，這種研究方式在與被調查者的接觸中調查的目的已經有所暗示，調查結果缺乏客觀性，結果的深度不夠。而變語配對法則受到測試樣板語言能力差異的干擾。我們認為，當下更應該在語言現實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身的思維優勢，用更合適的研究方法展開研究闡釋。

心理學的“自由聯想”被稱為“聯想實驗的基本方法之一”①，是通過調查潛意識對外在刺激的反應來獲取個體頭腦中的認知信息。將聯想到的詞聯系起來，就可能完成對一個人心理情結的了解，也證明了人們所無法直接接觸的潛意識的存在。②這種方法是一個人在某個節點上對詞匯的激發與激動，表面上看反映了一個人的詞匯儲備量，實際上是從潛意識里激發出來的對人的心理現狀及生活現狀的寫照。這種測試方式可以擺脫傳統的“問卷調查”方式的缺點，擺脫已定的概念形式，更深刻地挖掘受試者未被人發覺的內心深處的認知反映，推測思維主體由此得出的選擇性行動。因此，本文將通過心理學的詞語自由聯想方式獲得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對“閩南話”、“漢語”乃至“英語”、“菲律賓語”四種語言的情感特征，有效地了解菲律賓華裔青少年這一群體對這四種語言的情感認知，分析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對自己族群歸屬的認知和對某種語言的情感特征，探究這個群體對民族傳統和族群的認同度。

二、調查過程與數據分析

我們把初到福建的菲律賓華裔青少年作為調查對象，包括廈門海外教育學院14人、福建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29人、華僑大學華文學院43人。分別以“閩南話”“漢語”“英語”“菲律賓語”作為目標刺激詞語，并設置“運動”“美食”“海洋”“報紙”等非目標詞語作為干擾詞，要求被試在刺激詞呈現后立即把他想到的任何詞記錄下來，數量不限，每個刺激詞間隔20秒。為了尊重聯想的規律，保證在有限的時間內被試者的書寫速度，我們允許被試者用最熟悉的語言(可以是英語、漢語或者菲律賓語等)書寫。本次實驗共回收樣本86份，借助excel統計方式進行統計分析。

1.刺激詞“閩南話”的聯想分析(1)數量分析扣除字跡不清或語義相近替代，(如“非常難”“很難”取一個代替，“奶奶”“我的祖母”取一個代替)。這樣對“閩南話”的刺激聯想實驗共獲得209個數據，其中包含80個詞語。我們首先對第一個被聯想到的詞語進行統計。因為我們認為，并不是所有被聯想到的詞都能夠反映一個群體的認知情況。同樣是聯想，“第一個被聯想到的”和“第二個被聯想到的”、“第三個被聯想到的”對于認知的關聯性是不一樣的，“第一個被聯想到的”顯然更有價值，在聯想者的心理結構的重要性更高些。在86份樣本中，第一個被聯想到的詞語有40個。其中“第一次被聯想到的”包括:家庭成員“爸爸”“媽媽”等7人次，“家”的概念包括“家”“家人”“家鄉”等9人次，與“中國”概念有關的2人次，與“華人”概念有關的4人次。我們將被聯想到的詞分成兩類:消極意義和非消極意義，所謂消極意義就是削弱對某個主體的認同感，非消極意義包含積極意義和中性意義，就是增強或保持對某個主體的認同。對“閩南話”的聯想具有消極意義的詞語有四個，非消極意義和消極意義的詞數量比是36:4。(2)“加權”分析為了更加全面準確地揭示被試者整體的認知情況，我們認為僅僅考慮“第一個被聯想到的”顯然還是過于片面，因此，我們試圖用“加權”統計法進行統計，將受試者的認知情況全面地反映出來。具體做法是:設定“第一個被聯想到的”詞語權重為2，“第二個被聯想到的”詞語權重1.9，這樣依次類推，第三個為1.8，第四個為1.7。例如，“家人”這個詞“第一個被聯想到”4次，得4×2分，“第二個被聯想到”2次，得2×1.9，“第三個被聯想到”1次，得1×1.8分，“第四個被聯想到”0次，得0×1.7分，“第五個被聯想到”1次，得1×1.6分，那么“家人”的權重得分就是15.2。我們對在刺激詞“閩南話”的刺激下被聯想到兩次或兩次以上的詞語進行加權統計。我們發現:在對“閩南話”的聯想中，包含特殊積極情感的“家”的概念詞“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家里”“家鄉”“家人”“家鄉話”“父母”等，其數值總數是83.9。通過刺激詞聯想到的地名有“晉江”“廈門”“中國”“泉州”;蘊含語言態度和語言能力的有“(很)想學”“我會說一點”“我會說”“(很)有趣”“(很)難”。其中，“聽不懂”“(很)難”具有消極意義，非消極意義的加權數值和消極意義的加權數值比是334:19.4。

2.刺激詞“漢語”的聯想分析對刺激詞“漢語”的聯想，我們共獲得295個數據，共包含97個詞，第一個被聯想到的詞語有29個。其中“(很)難(學)”被第一個聯想到的次數最多，達到20次，其次是“中文”“中國”“中國人”。在以上詞語中具有消極意義的有“(很)難(學)”“復雜”兩個。非消極意義和消極意義的詞數量比是18:2。以上詞語具有消極意義的有“復雜”“(很)難學”，消極意義主要集中在學習的難易上;“豐富”“國際語言”“需要”“重要”等均具有非消極含義，含有對語言地位、學習重要性等的評價。被聯想到兩次或兩次以上的非消極意義的詞語數量與消極意義詞語的數量比是20:2。刺激詞“漢語”獲得的加權總數值是364.5，其中含有消極語義的數值是64.2。非消極語義與消極語義之間的權重比值是300.3:64.2，二者接近5:1。

3.刺激詞“英語”的聯想分析對刺激詞“英語”的聯想共獲得213個數據包含92個被聯想詞，我們同樣做了同義歸類，如“全世界通用的語言”“世界通用語言”所表達的意思一致，我們選擇了“世界通用語言”，這樣共獲得第一次被聯想到的詞語40個:以上詞語中“復雜”和“很難”具有消極的意義，主要是學習的難易上的情感，具有非消極意義的有“國際語言”“國際(化)”“(世界)第一語言”“不難”“不太難”“喜愛”“好”“世界通用語言”等。在加權統計中，具有消極意義的詞語消失了。以上的詞語我們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表示學習的感受，如“不太難”“(比較)簡單”“容易(學)”“有趣”“喜愛”;第二類表示語言的地位，如“(世界)第一語言”“(世界)通用語言”“全球化的語言”“國際(化)”“(很)重要”等;第三類表示與語言有關的因素如“語法”“書”“美國”等。關于“英語”的聯想共獲得289.1，消極意義的加權數值為0。4.刺激詞“菲律賓語”的聯想分析華裔在菲律賓生活，主觀上需要積極融入菲律賓社會，菲律賓語是生活中必須要使用的，因此我們還對“菲律賓語”做了測試，共獲得180個數據包含74個被聯想詞，第一個被聯想到的有。我們獲得權重數值239.9，其中具有消極意義的4，占1.7%，具有非消極意義的權重值是235.9，占98.3%。

三、數據分析獲得的啟示

根據以上的測試和統計，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刺激詞“閩南話”“漢語”“英語”“菲律賓語”被聯想的權重值分別是351.4、364.5、289.1、239.9，對“閩南話”“漢語”的聯想值遠遠超過對“菲律賓語”的聯想，這是否可以說明，受試者對漢語和閩南話具有更開闊的想象空間?這種開闊的想像空間根源是什么?是對祖籍地或祖籍國的向往?是受長輩的影響?還是有更深刻的原因?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更深入的思考。在對刺激詞“菲律賓語”的聯想中出現了“印尼”“西班牙”“普通話”“漢語”等的字眼，這種現象也值得我們關注。第二，語言的情感是復雜的。假如我們將語言情感分成若干維度:親切度、全球影響度、易懂度、個人喜好度，根據詞義的情感內涵，我們把聯想到“家”“父母”“故鄉”等概念的視為語言的親切度，把聯想到“有用”“國際語言”“世界第一語言”“國際化”“全球化的語言”“需要”等概念的視為全球影響度，把聯想到的“(很)容易”“好學”等概念的視為易懂度，把聯想到“豐富”“有趣”“有意思”等概念的視為個人喜好度。那么四種不同語言的四個不同情感維度的權重值分別如下表:以上統計顯示，英語屬于全球影響度高的容易獲得的語言，漢語屬于親切度高的有歸屬感的不容易獲得但具有一定全球影響度的語言，菲律賓語屬于親切的容易獲得的全球影響度低的語言。在四種語言中，閩南話的親切度最高。在對“漢語”的聯想中，“(很)難”是一個被高頻聯想到的詞語，但是又聯想到“必須學”“很重要”。在對“英語”的聯想中，“容易”“好學”被高頻率聯想。即便被試者認為閩南話和漢語的易懂度低，但調查的結果顯示被試者對這兩種語言具有較高的喜好度。我們認為，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應該從根源上去尋找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尋找適合語言特征的教學方法，將“難”變“不難”甚至變“易”，減少學習者學習漢語和閩南話的主觀障礙。全球影響度反應語言的全球聲望和地位，我們注意到，在對“漢語”和“英語”的聯想中，“重要”“世界語言”同時被聯想到，說明漢語和英語都具有一定的全球影響度，但在對“英語”的聯想中，“國際語言”“世界第一語言”“國際化”“全球化的語言”等詞語被聯想到的頻次遠遠高于“漢語”，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在華裔青少年的心目中，漢語和英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英語的全球影響力明顯高于漢語?學習者普遍認為英語易懂、易學、有趣，這種心理認知是否會促進學習者對英語的接近?親切是情感認同與歸屬感構成的重要因素，這就意味著，華裔與漢語、閩南話相關度最高的是他們的情感認同，語言的歸屬感是促進青少年學習該語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統計顯示，華裔青少年對漢語和閩南話的親切度高，這可能也是他們學習漢語的內在動力之一。這是否可以認為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學習英語的工具性動機更強，而學習漢語的內在融入動機更強?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被試者對漢語的個人喜好度最高，我們認為這也是學習者接近漢語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心理學家認為，人的心理結構包括三個系統: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其中認知是情感的源泉，以情感為導向;情感是行為活動的源泉，以行為活動為導向，這三個系統互相作用、互為前提、共同發展;認知改變情感，情感影響認知。同樣，情感對人的行動可以起到積極地增力作用，也可以起到消極的減力作用。積極地情感能提高人的積極性，消極的情感會削弱人的活動能力。一般來說，正面認知產生積極情感，積極情感產生積極地行為，但是也有三者不和諧的情況。華裔在接觸和使用漢語的過程中對漢語產生了一定的理解和積極情感，這些情感影響著華裔的行為傾向，在聯想中，出現“喜歡”“必須學”“我想學會”，說明不管是從對漢語的情感還是從社會價值的角度或者是學習者的態度，華裔都對漢語的學習表現出積極的情感和正面的行為傾向。但是對漢語又有消極的認知，如漢語“很難”。顯然，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對漢語和閩南話的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三個系統中出現了不和諧、不平衡的情況。如果消極的知再加強，可能就會影響學習者的情感，甚至行為傾向。那么漢語國際教育中如何減少學習者的消極認知、增強積極認知，減少不平衡現象，這是當前應該考慮和解決的問題。第三，在關于刺激詞“閩南話”的聯想中，與“家”有關的概念如“家”“爸爸”“媽媽”“奶奶”“爺爺”以及“朋友”“親戚”“華裔”“菲律賓華人”被多頻次聯想到;被調查者雖然生活在菲律賓，但是在對“菲律賓語”的聯想中出現“家”的頻次很少，由此我們認為:閩南話是菲律賓華裔青少年的主要家庭語言，在菲律賓華裔青少年的心目中，閩南話與故鄉、親人等概念緊密聯系在一起，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在語言上能找到家的情感歸屬，他們對閩南話的認同是主動的積極的情感認同;這種認同感是基于一種很深的“家”的概念。即便很多被試者“只會說一點”閩南話，但他們“很想學會”。我們是否可以這么認為: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具有較強的故鄉情感認同，對祖籍國和祖籍地語言具有較強的忠誠度?方言是民系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民系自我認同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游汝杰，2009)我們認為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在對閩南話的聯想中高頻次地聯想到家的概念，說明他們具有較強的閩南族群的自我認同意識。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對“菲律賓語”的聯想中，也出現了“我們的母語”“家”等的概念，雖然權重值不高，但我們可以確定，隨著時間的推移，第三甚至是第四代華裔，在語言的認同上已經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這也是他們融入居住國的一個重要標志。在對“閩南話”刺激詞的聯想中，出現了“(菲律賓)華人”“泉州”“廈門”“唐人街”“石獅”“晉江”“中國”“福建”“閩南”“華人區”等詞語，而且，“中國”和“福建”被高頻次地聯想。我們認為，在菲律賓，在唐人街，閩南話是常聽到的語言，閩南話似乎是福建乃至中國的指稱，甚至可以認為，閩南話不止代表閩南，甚至代表福建或者是整個中國。閩南話在海外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實驗中“(很)想學”“我會一點”“我會說”“(很)難”“重要”也被多次聯想，這反映出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具有學習和掌握閩南話的愿望。在對“閩南話”和“漢語”的聯想中，與經濟類有關的詞語如“貿易”“生意”“商人”“國際語言”等被多頻次同時聯想。這也說明了一個問題:除了特殊情感之外，華裔青少年想學習閩南話的目的是希望今后與中國與閩南有更多的合作與往來，他們學習閩南話在一定程度上也為今后的發展考慮。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除了特殊的情感之外，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學習漢語包含兩個動機:漢語的國際地位很高，是今后世界通用的語言之一;學好漢語有助于今后更好地發展，更好地與祖籍國進行貿易往來。閩南話和漢語是東南亞華僑生活中的重要語言之一。因此，基于東南亞與閩南特殊的關系和華裔對閩南話的特殊情感，是否可以更大限度地發揮閩南話的作用，發揮閩南與東南亞特殊的優勢，在對其進行漢語教學中是否應該充分發揮華裔青少年對閩南話的情感認同和對閩南話的忠誠度，把閩南話作為在東南亞進行漢語教學的一門重要的中介語，促進家鄉情感的培養。漢語國際教育的根本意義不僅僅在于傳播漢語知識，也不僅僅是傳播中國文化，更重要的是構建新的情感共同體。利用語言的認同感促進在東南亞各國乃至世界各國的的漢語傳播，促進各國華裔對母國的理解和支持，促進漢語的國際推廣，推動母國在世界上各國的溝通與交流，在世界上樹立良好的中國形象。

一種語言的失卻，不僅是一種文化和民族特有的認知途徑和思維結構的失落，而且是包括民族文化的認同在內的相對性的消失。這就是所謂“蘋果人”和"香蕉人"現象的本質。很明顯，語言承載文化，在對漢語的聯想調查中，有關文化的內容很少被聯想到，這是否是漢語國際教育目標的導向結果?長期以來，漢語的國際教育的目標是對漢語進行教學，讓學習者具有一定的漢語溝通能力并以此進行中國文化的傳播。我們認為，漢語國際教育應該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廣闊的視野，不僅僅是讓學習者具備一定的漢語能力，而是能使學習者在語言習得的基礎上更好地與中國溝通，包括理解中國、理解中國人民、理解與中國有關的事物，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和諧發展，構建中國與世界各國健康、積極的關系。全球的發展趨勢是社會更加寬容和多元，各國間互相理解、溝通與融合。國家之間要相互理解，就意味著國家之間聯系更密切，經濟往來更緊密，人員交流更頻繁。未來世界的發展方向可以說摒棄了武力和戰爭，未來權力與地位之爭是話語權力之爭。幾個強國推廣自己的語言給周邊國家，形成幾種語言和文化融合、共現是主要的一種競爭形式。漢語的對外推廣就是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乃至世界各國融合理解的一種手段。而這種融合文化因素是關鍵。因此我們認為在對東南亞華裔青少年進行漢語推廣的過程中，是否應該充分利用語言情感和心理文化因素，在語詞教學中滲入更豐富的文化因子，提煉更濃厚的華人族裔情感，宣揚他們先輩遺傳下來的故土情懷;通過把語言教學同中華文化的傳承更緊密有機地結合起來，提高華裔青少年漢語和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將“難”變為不難，甚至變“易”，讓學習者在愛好、興趣和需要中獲取良好的學習效果。

四、結論

第9篇：文化認同范文

關鍵詞：全球化；文化認同； 文化適應；大學生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2）09-0013-02

20世紀80年代，全球化的概念在西方誕生。“全球化”絕非只是一個純經濟性質的運動，同時也是一個通過經濟的擴張而推行其政治理念和文化價值的歷史過程。因此，經濟的全球化必然帶來文化的全球化傳播。

全球化、社會的轉型和網絡的普及給當代中國青年大學生群體的生活帶來了與傳統革命文化完全不同的很多新符號的沖擊，成為青年人新的自我意識形成的社會背景。青年個體被置于一系列新知識、新語言、新習性和新背景的認同和表達中，并且其中“總是包含著將其他意義帶入了我們自己所有的意義之中”[1]。因此，在社會變革過程中，青年大學生們面臨著個人文化身份如何構建的問題。良性的文化身份認同與構建，能使廣大學子在自我和他者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游刃有余，進而促進整個文化生態系統各要素之間共生、共榮。相反，如果這種文化認同與構建存在缺失，必將導致青年大學生面臨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產生身份準確闡釋的焦慮，由此引發價值觀的動搖甚至缺失。因此，如何引導青年學生以自覺主動的態度去面對全球化語境，在積極的適應中理性地建構自身的文化認同，就成為當前教育界面臨的一道課題。

一、全球化背景下對大學生群體的審視

1.全球化語境對本土文化及當代中國大學生的沖擊和影響

清華大學王寧教授認為，經濟全球化導致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全球化或趨同化現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國）文化價值觀念滲透到其他國家。而在對大學生的影響上，外來文化已構成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心理的巨大沖擊，加上青年學生慣有的心理逆反，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都有退化的可能[2]。全球化給大學生的生活開辟了新天地，使他們有機會分享世界各地多種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異域文化正逐漸滲透到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改變著他們的價值觀念。

信息是影響人們價值觀形成的重要因素，搶占信息傳輸主體以及對信息傳輸工具的成功研發，使美國在媒體傳播領域占有無與倫比的優勢。美國信息時代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主導整個媒體，在這種觀念支配下，美國大力加強了對外傳播的力度，通過廣播、報刊等媒體以及風靡全球的好萊塢大片等各種文化產品，形成了美國的“話語霸權”地位。在大量的信息輸出過程中，美國通過飲食文化、影視文化和電腦軟件文化等，逐漸改變著大學生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觀。

面對美國等西方大國強大的價值觀輸出攻勢，一些青年學生的本土文化感情正在逐漸淡化，逐漸以西方文化時髦為標準，崇尚西式價值觀，而對自己的歷史、語言文字等不以為然，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正在逐漸淡化。

2.大學生自身的認知特點

大學生正處在價值觀和世界觀等“主體”構建的關鍵時期——“個人化—反省”的認知時期[3]，屬于信仰形成的承前啟后時期。這時期最大的特點是傳統信仰能夠避免的緊張沖突又會出現。處于這種信仰模式中的人們，其信仰容易發生改變，常常是一場鼓舞人心的演講或一個引人入勝的觀點，就會使某個已經選擇好了的信仰發生轉變；同時，他們又通常會全心全意地選擇一種信仰形態而排斥其他信仰。在這個時期能否順應社會和歷史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的內在需求，并在紛繁多元的文化背景下確立自身的健康的文化身份認同，將直接影響著他們能否樹立科學、進步及合理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以及將來能否成功地融入全球化時代的開放型社會，能否在頻頻出現的跨文化語境中自由游走且不失本色。

二、民族本土文化對大學生根源性的影響

文化劃分為三個層次：最表層是文化的物化形態，如汽車、樓房和文藝作品等這些被人所改造或創造的實物；中間層是文化的制度形態，它是人們在認識世界的過程當中所創造的各種制度和體制系統；最核心層是思想、意識、道德、觀念以及風俗等。一般來說，表層的變化較快，中間層與核心層的變化相對來說比較困難[4]。大學生對異域文化的追捧和迷戀，是由現階段大學生的生理心理特點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特點所導致的，是與主體分離的一種扭曲的異化鏡像。

實質上，民族文化身份在大學生多元身份中的根基和核心地位是目前全球化語境所不能動搖的，只是認識主體可能不自覺而已。從出生伊始，本民族文化就開始了對個體塑形的過程，母語、民族經典文本、共同的歷史記憶、習俗體制以及心理情感方式等，皆為形塑個體文化認同的符碼。人類有尋根意識，需要傳統帶來的穩定感、親情和友情帶來的溫暖感、故土家園帶來的心靈歸屬感，也需要在加速流動的環境里運用熟悉的思維、語言和行為方式指導生活以整合自我，保持人生意義的統一性。對本土文化的依戀已深深鑲刻在人類深層意識之中[5]。

三、當代大學生文化認同和文化適應的模式探析

1.文化認同和文化適應的內涵

所謂文化認同，是指個體或群體對所接觸的文化體系或文化元素正向的認知、情感和行為取向[6]。個體或群體對所屬文化在文化符號、文化傳統和價值規范等諸方面體現出來的區別于他文化的特性的感知和認可，構成了認識主體內在的文化“自我”，成為人們賴以確認身份認同的依據，成為個人或集體界定自身、區別他者、加強彼此的歸屬感以聚攏成擁有共同文化內涵的群體的標志。它引導著人們熱愛和忠實于本民族傳統文化，從而傳承和推廣民族文化，并最終將其內化成個人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這一深層次心理結構之中[7]。文化認同是增強社會群體、團體或組織的凝聚力的一種天然紐帶，它規范著一個民族文化的基本構架，決定著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維系著社會的生存和穩定。

美國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等在《文化適應研究備忘錄》中提出了文化適應的一般定義：“用以理解如下一些現象，即當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體進行持續的、直接的接觸之后，雙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發生的變遷。”人類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為適應生態環境而創造出來的，它是各民族為適應其生存的生態環境而做出調適的產物，因而帶有很強的適應性特征。

2.文化認同與適應的具體模式

根據個體在文化認同和文化適應中的不同表現，加拿大心理學家貝理提出了在不同文化的雙向互動中會出現的四種不同策略：整合、同化、分離 和邊緣化。當個體既重視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與其他群體進行日常的交往時，他們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整合”；當個體不愿意保持他們原來的文化認同，卻與其他文化群體有經常性的日常交流時，他們所使用的策略就是“同化”；當這些個體重視自己的原有文化，卻希望避免與其他群體進行交流時，就出現了“分離”；最后，當這些個體對保持原有文化，以及和其他群體進行交流都沒有什么可能性、也缺乏興趣時，這時的策略就是“邊緣化”[8]。

從歷史的視角審視，整合策略是符合我國傳統文化自身特色和內在發展需求的最佳選擇，對外來文化的兼容并蓄在儒、釋、道三教合流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諧共生”、“和而不同”是中華傳統文化歷來的主張，在對待多元文化的態度上意味著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參與到更為宏觀的組合中[9]。所屬母體文化在個體文化結構模式中的根基性，也決定了青年學生在面臨紛繁復雜、精彩紛呈的文化萬花筒的時候，能夠看清自身，尊重異己，整合圖式，注重相容，和諧共生。

從整合的內涵和外延來看，有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是縱向整合與橫向整合的有機統一。縱向整合即是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更新，從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現實需求出發，汲取傳統文化的精義，吐故納新，培育其現代性價值。橫向整合是在本族文化受到來自外來文化的某些文化因子持續作用后，將其中有用的內容有機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實現外來文化的民族內化過程。文化的創新是文化的本質特征和內在要求，是任何文化得以生存和傳承的生命源泉，而對外來文化的整合是其得以實現的必不可少的條件。這種整合觀如果體現在中國當代大學生的文化認同和文化適應上，就包含兩方面的涵義：從文化發展的縱向看，是反思本族文化，摒棄傳統文化中落后、消極的東西，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化；從文化發展的橫向看，是在全球化帶來的東西方文化的頻頻交流和互滲中，吸收外來文化中先進而優秀的成分，并在對二者整合的基礎上綜合創新[10]。唯其如此，才能在“自我”和“他者”之間保持合適的張力和平衡，進而增強民族自信心，獲得自我身份認同和群體歸屬感。也就是說，既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又與時俱進，能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園中展現民族文化的成果。

四、結論

文化的全球化固然會影響文化的民族性，但不會也不可能消解文化的民族性，更不可能消解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當前，要想改變我們國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被動接受和成為西方強勢文化輸入國的不利局面，舉措之一就是要構建肩負祖國建設重任、承載祖國未來的廣大青年學生適宜的文化認同與文化適應，引導他們采用整合的策略來應對全球化語境下多元文化交流與碰撞的復雜局面。要利用參與文化全球化進程的歷史機遇，獲取有益于我國文化健康發展的營養，提高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更新能力，加速文化的現代轉型，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躍遷。此外，還要在繼承和學習中創新，以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提升中華文化的競爭力，構筑中華文化的萬里長城。

參考文獻：

[1] John Storey.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2]鮑宇.整合與重構：全球化視閾下的中國文化重構[M].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2007.

[3]瑪麗？喬？梅多，理查德？ 德？卡霍.宗教心理學[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4]孫洪斌.文化全球化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

[5]丁琴海.論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J]. 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9（2）.

[6]徐立坤.文化統戰概論[M]. 北京：華文出版社，2009.

[7]白晉湘.全球化語境下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與文化適 應[J]. 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8（9）.

[8] John W. Berry，et al.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M].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