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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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一、人民幣匯率不是中美貿易逆差的主因查閱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價值的金融資源請登陸中國金融資源總庫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前十位貿易順差來源地資料顯示：2003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586.1億美元，而美國方面的統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1240億美元。從兩份不同的統計數據說明：2003年中美兩國貿易順差是誤差600多億美元，顯然兩國統計數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貿易差額統剖析
中美兩國統計數字差別如此之大主要有二個方面的原因：(1)、美國統計時將中國通過香港部分轉口貿易重復計算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方面.(2)、美國貿易數據的收集過程存在很多問題。而中國由于＿直有出口退稅的政策，并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中國的進出口數字是比較準確的，而美國由于規定對幾千美元小額的數據不納入統計資料，因此，這一部分也造成無法統計進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報道說：“據美國商務部自己的估計，美國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沒有向該部報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計算在內，1998年美國的外貿逆差只有1010億美元，而不是政府統計顯示的1690億美元的創記錄水平”。
2、中美貿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國政府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國總是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中美貿易問題，197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直實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國不能以犧牲美國對安全的考慮而換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卻轉過身來對日益增長的中美貿易逆差感到不滿，這其實對中國很不公平。
(2)、美國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是貿易差額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盡管對美國存在偏高貿易順差，但這些貿易順差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國在中國的跨國公司，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額中的56%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中國正成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削減生產成本、增加利潤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國的貿易統計報告并沒有將跨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投資收益計算在內。根據中美商會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會9月26日聯合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長達4年的調查期內，美國公司去年的盈利狀況最佳。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這次調查，其中75%的公司實現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潤非常豐厚，還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長。另外，調查還出人意料地發現，在競爭如此激烈的中國市場，美國公司2002年所獲得的利潤率居然高于他們在全球的利潤率，而這些美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收益并未被統計在內。因此，如果包括這一部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開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的面紗
美國的進口大量來自本國公司在國外設立的生產線，換言之，美國跨國公司從海外子公司輸入貨物，現實的貿易許多都是公司與公司，而非國家與國家之單證貿易。據美國《巴隆氏》金融周刊數據顯示：這類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銷售額達2萬億美元，在當地市場的銷售額占65%，其余35%則輸往美國，而這35%在美國外貿統計時均被視為對美貿易逆差。
英國經濟學家朱利葉斯就曾經對美國貿易收支統計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當地重復計算，那么，1986年美國的貿易收支就從1440億美元的逆差變為570億美元的盈余了。另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5年美國跨國公司子公司的銷售額超過2.1億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務出口額7940億美元，幾乎達3萬億美元，而外國對美國出口及外國公司在美國的子公司的內部銷售額合計為2.4萬億美元，今天的美國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逆差國，而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大貿易順差國之一了。
美國向國外的出口額和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2002年達3萬億美元。同期，美國的進口額和外國跨國公司在美國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為2.4萬億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國對世界各國的貿易總盈余6000億美元，這就是分析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時所應全面把握問題的實質所在。
4、美國貿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紀70年代，因兩次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石油價格兩次大幅上漲，加上來自日本及發展中國家強勁的經濟競爭力和美元匯率之強勢，這些都使得美國商品、勞務的貿易赤字在1987年達到1520億美元的高峰。
(2)美國惡化的低儲蓄率，美國必須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建設資金，即融通資金以進行大量投資建設。但世界各國要能貸款給美國，它們必須通過國際貿易盈余（貿易順差）來創匯，以積累資金供“美國需求”之用，即美國的貿易赤字反應了美國國內低儲蓄率與高投資率之間的“缺口”及其解決辦法，或者說，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是其為長期低儲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3)美國跨國公司在美國進口貿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貿易赤字實際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幣匯率并非是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加的原因
1、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制造業是美國主要的物質生產部門。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制造業的比重不斷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產量的縮減，1997年制造業生產的產品大約為1960年的16倍，正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利用較少的勞動資源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成為可能。
調查研究發現，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從1995年至2002年，美國大約削減了200萬個制造業崗位，降幅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業人數減少了20%；日本減少了16%；中國減少了15%。制造業人數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異：科技進步和競爭壓力使工廠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能夠在減少工人數量的同時提高產量，雖然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許多，但全球的工業產值卻增長了30%。
中國從1995年至2002年，制造業人數從9800萬人降至8300萬人，降幅達15%，超過美國的11%，這些都是客觀統計數據。
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2、美國的一輪商業周期結束是失業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斷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一直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國就業增長了16%，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5%，是工業化國家中就業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隨著美國一輪經濟周期的結束，情況發生了變化，2003年美國的失業率為6%，其它工業化國家如法國為9%；德國在10%以上；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地區的失業率也已超過8%，而發展中國家的顯性失業率與隱性失業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國政府都面臨著不斷創造就業機會以解決龐大的失業人口的嚴重問題。
3、9·11恐怖襲擊也是造成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國的各個行業都受到了創傷，航空業無疑是受恐怖事件打擊最嚴重的行業。美洲航空公司裁員和聯合航空公司裁員2萬人的消息則像瘟疫一樣傳染了整個航空業，一時間裁員風盛行。
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業率就較一年前增加了14%，達到15.5萬人。印第安納、密蘇里、賓夕法尼亞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員人數緊隨其后，分別達到了8.1萬、6.4萬、5萬和4.6萬人。
從行業來看，傳統的制造業和高科技業是這次裁員潮的“重災區”，這兩個行業的工作在經濟下滑沖擊下成了名副其實的“玻璃飯碗”。按照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00年全年美國的裁員人數增加了17%，達到184萬人，制造業就占全部裁員人數的42%。
因此，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的匯率機制，并不是影響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說成是因人民幣匯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極不公正和客觀的，也是對國際社會極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及其對策建議
從中短期看，固定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不能改變
從長期看，根據國際經驗，一個開放的經濟、貿易大國，最佳的匯率制度應該選擇浮動匯率制度，以動態變化的匯率來適應快速變化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的變化。但是，當前中國的國情仍然不能這么做。
其一，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多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是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國現在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將導致中國產品出口價格大幅提高，中國產品將失去價格競爭力，中國不僅無法成為“世界工廠”，連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業發展態勢也將出現衰退制造業衰退的第一個直接影響就是失業率上升，很可能引發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
其二、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大國，其GDP將近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貨幣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國操縱或被國際炒家狙擊，而美元卻從未發生過，人民幣固定釘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幣匯率更趨穩定。
其三、美國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人民幣釘住美元的穩定匯率政策有許多好處。如：有利于中國的進出口企業有效地避免匯率波動帶來的匯率損益、準確地估計成本與收益、便于國際貿易結算、增強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資的流入等。因此，釘住美元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進行成本核算。
第2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由于兩國統計方面的技術原因和方法誤差導致統計數字差別巨大。美國方面的統計顯示，在中美貿易中，1979年、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而中國方面的統計則表明，在從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自1993年轉為順差。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雙方數據都表明，中美之間貿易逆差增長速度驚人。1993年，中方統計數據表明中美貿易逆差僅為63億美元，美方數據也僅為228億美元。2004年，中美貿易逆差中國數據達到586億美元，美國數據更為1620億美元。與1993年相比，增長幅度分別為830%和611%。中美貿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經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最大的經濟問題。
中美貿易失衡不僅表現在絕對量上，而且也表現在相對量上，這一比例在1990年為21%，2004年達到了35%，中國因此成為了美國第一大貿易赤字國家，超過了歐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貿易失衡也表現在進出口的產品結構變化。中國不僅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占有率不斷上升，近年來相對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先進產品，占其進口技術產品總額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據美國統計數據，2002年這一比重為10%，到2004年9月上升為18%。而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03年1~8月，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620.83億美元，同比增長55.86%；其中美國是第一大市場，148.58億美元，同比增長69.56%，高出對全球出口增長速度13.7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23.9%。由于輸往香港的產品大部分最終輸往美國，美國市場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增長點。
二、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實證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已久，中美貿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各個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國貿易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我們不由得質疑，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升值有利于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嗎?我們認為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
為說明這一觀點，我們選取中美的貿易數據和匯率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在中美貿易關系實證時段選擇上，研究數據選取1990年-2004年的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和貿易差額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是根據官方統計的名義匯率扣除中美相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為了處理數據方便，我們將1990年定為基期。中美進出口數據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義匯率源于《99年世行發展指標》，物價指數選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減指數。所有數據處理都用統計軟件Eviews5.0完成。
我們試圖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匯率變動和進出口貿易額變動之間的內生關系進行檢驗，匯率變動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樣，進口變動率REM和出口變動率REP分別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計算得到。貿易余額的變動率B用(b-b(-1))/b(-1)計算得來。
Granger因果關系是基于系統的向量自回歸(VAR)來定義(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時，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結識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就稱序列x是y的格蘭杰因，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Granger1980)其雙變量回歸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則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則Y不是X的Granger因。這樣，使用F檢驗
即可實現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RSSR和RSSu分別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約束和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J和K則分別表示約束個數和回歸因子的個數。
但是上述檢驗從理論上要求殘差具有獨立同分布性質，這就導致了實證研究中如何確定滯后階的問題。(本文首先通過從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確定滯后階，然后再檢驗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實施因果檢驗的路徑是：第一步，選取初步的滯后階，估計VAR；第二步，對殘差進行診斷檢驗，據此調整滯后階；第三步，對最終估計得VAR進行參數約束檢驗，由此確定變量之間是否成立因果關系。(Grangerl987)
首先，對變量BRERREMREP進行數據圖分析，具體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四個變量的數據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隨機游走，所以我們在設定VAR模型時，省略掉截據項，經過反復試驗，我們初步選取滯后階為2，對應的VAR(2)的估計：
對上述估計的VAR(2)，按照方程(3)的變量順序，方程(4)(5)(6)省去了對因果關系不重要的項。我們以下對其殘差進行診斷。
對方程(3)的殘差s11所計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別為
S=0.42，k=0.78
所以，檢驗其為正態分布的Jarque-Bera統計量值為
N(2)=3.05
顯著水平為0.05且自由度為2的X2的臨界值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設，即ε1t服從正態分布，且服從正態分布的概率為0.65。進一步，由于所計算的檢驗ε1t為獨立同分布的統計量及其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
Q(3)=4.88，P=O.18
故在顯著水平為0.05時，ε1t具有獨立性。
對其他3個殘差，我們做類似的診斷，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殘差在0.05的水平上服從正態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但是由于其3階自相關僅為-0.04，這是個可忽略的數值，我們將視其為無自相關即不嚴格的獨立性。所以從總體上說，殘差通過診斷檢驗，因此，以下我們可基于VAR(2)作因果關系檢驗。
按照方程(3)的順序，記相應的變量系數為θi，其中i=1,2,3,4,5,6，則貿易差額變動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為H01：θ1=θ2=0，對這一原假設的檢驗即計算前面所定義的F值，其結果為
F=1.71，P=0.24
F值顯然小于對應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貿易差額的變動率B不是匯率變動率RER的因。對其他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可類似地實現，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結論是基于顯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原假設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原假設“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統計量均小于臨界水平，匯率的變動RER和貿易余額B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通過單純的變動人民幣匯率對中美之間貿易差額的影響不大。同時我們注意到，對于原假設7的拒絕，表明在我國出口的變動是造成進口變動的一個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進口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原因。而對于原假設3的拒絕，表明出口變動是貿易余額的成因。這說明我國存在著一些促進出口的因素導致中美貿易差額的加劇。正如下文分析可知，這些因素主要是兩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和儲蓄方面的差距，而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差額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匯率的波動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國方面，相對于支出的較低的國民儲蓄率和產品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導致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低下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方面，我國的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內經濟的失衡對于中美貿易失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1.中美儲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和投資的差額都等于該國的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公式為：
S-I=X-M
公式的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右邊表示出口與進口的差額。一國如果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就會大于進口，從而在貿易上就會出現順差，而當國內投資大于儲蓄，進口就會大于出口，從而表現在貿易上就表現為逆差。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儲蓄相對于投資太低。自從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以來，美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盡合理，低儲蓄高消費導致供小于求。應該說從1990年以來，美國儲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遞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儲蓄占GDP的比重為15.4%，到2001年儲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達到18.2%，但是與儲蓄相比，美國的投資率卻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率節節高升，從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達38.6%，較高的投資占有率而較低的儲蓄占有率使得美國儲蓄占有率與投資率占有率之差為負值，形成嚴重儲蓄投資的缺口，這在貿易收支中表現為進口大于出口，貿易逆差。
與美國相反，由于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國的投資支出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資占有率為38.1%，特別是在1993年投資占有率曾達到43.3%。相對于投資而言，我國由于傳統習慣、經濟體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國民儲蓄率。1990-2001年平均儲蓄占有率為40.4%，1995年儲蓄占有率更是達到43.1%。較高的儲蓄而相對較低的投資使得儲蓄和投資占有率之差為正值，這在國際收支上就表現為出口大于進口，貿易順差。
2.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勞動生產率一般可以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或者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導致產品成本和價格的實際降低，另一方面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促進出口的增加。
我們主要比較中美之間制造業和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等非貿易品部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內外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業是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就相當大了(光，2005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我國正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階段，工資成本較低，而美國勞動力工資成本相對較高，從而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現行匯率計算，美國制造業工資是中國的29.2倍，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9.2倍。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工資增長率，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國都明顯高于美國?？鄢魞r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國分別提高了1.04倍和1.29倍。雖然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快于工資增長率，但是中國的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重，中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中美貿易中，中國產品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現行的中美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就會增加，從而表現出貿易順差，而美國則是貿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間貿易具有互補性、以及美國的產業結構的特點和制度安排也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數都是美國經濟發展所需要而美國本土產量很低或不愿意生產的；而美國對向中國所需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實行嚴格的限制，導致相當一部分中國愿意進口的產品無法從美國進口。由于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后，中國所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和中間投入品在美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也減少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
四、對策和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前，中美貿易的失衡與人民幣的幣值是否被低估沒有直接關系。即使中國大幅提高匯率，能改變的，也只是由中美貿易失衡轉為東南亞其他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失衡。引起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儲蓄相對于投資來說太低了，而中美之間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第3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同時，在中國國內，資本賬戶的開放問題也一直是理論界和政府決策層關注的熱點。國內有很多學者認為，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率。根據“蒙代爾三角”，在允許外資流入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靈活的貨幣政策是無法同時兼得的。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面前，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可能意味著中國政府駕御全球經濟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結合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政府理應做出的合理選擇。事實真的如此嗎？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乃至資本賬戶的開放，自然也不例外。從相對固定的盯住匯率制度到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中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多年中，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貨幣危機，通常都是與過快的匯率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東亞、南美、俄羅斯，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直觀的經驗。所以，漸進的改革和開放可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判斷。但是，對于匯率制度改革這樣的重大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僅有一些初步的、直觀的判斷，是遠遠不夠的。直觀的經驗和感覺無法支撐理論觀點和政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我們既要從理論上探討當前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狀況，分析不同匯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來的走向。
匯率制度的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匯率形成和調整過程的復雜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各國不再規定本國貨幣的含金量，國際貨幣領域進入一個“無本位”、“無秩序”的時代。自此，貨幣在國際上就變成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其價值沒有任何明確的實物商品作為支撐。無論是購買力還是國家經濟實力，都不能為評判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可量化的標準。
離開這一基礎，可能出現的是兩種情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受制于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戰略，是依靠政府力量來設定和維持的；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對比所主導。就浮動匯率制度來說，我們知道，能夠對市場供求產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資、生產、GDP或經濟增長率這些可以觀察的經濟力量，甚至還有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市場上的供求狀況，進而影響匯率的形成和變動，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波動無常。
在諸多復雜的影響因素中，預期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熱點，也是市場實踐中人們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羊群效應”、“匯率超調”以及“市場心理”或“市場情緒”等詞匯，經常會出現于有關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行情的研究報告中。這都是和預期因素相關的。預期影響匯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所謂的“比索問題”（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資本市場收益率時，發現墨西哥的平均資產收益率持續高于美國的同類資產，他們把原因歸結為人們對墨西哥比索在未來貶值的預期。因為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比索的幣值被高估了，基于這樣的判斷，人們預期比索在未來的某一天必定要貶值。貶值意味著所持有的比索資產在未來只能換回更少的外國貨幣。
所以，他們在當時只愿意支付較小價格來購買比索資產，故而比索資產的平均收益率較高。這一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比索問題”。后來，“比索問題”被進一步發展為所謂的“災害性事件預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說，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人們總會預測未來的某一天可能會出現某種不利的意外事件。當這種意外事件能夠帶來極大的損失時，人們在當前就會要求有某種保險手段?；蛘咧苯酉虮ｋU公司投保，如戰爭險、意外傷殘險等；或者要求在現在的交易行為中直接得到補償，如上面所說的壓低現在的資產價格。對貨幣貶值的預期被推廣為對所有可能發生的災害性事件的預期。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災害性事件預期的影響會進一步擴散和自我強化。在上面所說的比索問題中，幣值高估使人們預期貨幣在未來會貶值，導致資產收益率提高；這會引起更多的外資流入，進而推動比索的匯率進一步上升；人們更加相信比索在未來某一天一定會貶值，而且貶值幅度將更大；這就要求比索資產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這個過程中，貨幣的匯率不斷上升。這樣的循環會將匯率推到一個不可維持的高水平上，資本市場無法提供外資所要求的高收益率，進而出現外資大規模撤出的現象，貨幣急劇貶值。在這個過程中，貶值的預期得到了自我實現。
在理論上，預期的影響或者“比索問題”，已經是人們所熟知的一個經濟現象。這也是過去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時遇到的一個現實困境。對于諸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本幣匯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使得“比索問題”既具備了產生的條件，也具備了擴散和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條件。
具體到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論邏輯能否同樣適用呢？中國的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都呈現順差，這也是國際上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理由。從這一點出發，人民幣似乎應該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似乎并不會遇到上述的那個困境。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國是一個尚處于改革和發展之中的國家，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整體經濟依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這種結構性調整任務加大了中國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目前，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抵消了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使得后者沒有引發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后，人民幣匯率可以更準確地反映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被釋放，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收支狀況必定要重新調整。在此以后，市場上的預期就會發生變化，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引發人們的貶值預期。發展到這一步，人民幣將遭遇“比索問題”，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也同樣要面臨那個現實困境。
上面的理論邏輯支持了浮動匯率制度不適合中國的觀點。反過來說，當前中國合理的選擇仍然是聯系匯率制度。接下來就必須說明在當前現實的條件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及整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該作一些什么樣的具體安排。
首先，聯系匯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僅其盯住對象可以調整，而且，還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場因素。過去，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資金和貿易往來對象?；谶@樣的情況，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以美元為盯住對象。隨著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位置的變化，中國與亞洲、歐洲之間的貿易和資金往來越來越多。這就要求人民幣的匯率應該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日元、歐元等國
際上主要的貨幣。其中各種貨幣的相對比例應該隨著對外貿易和外資結構的變化而做相應的調整。而且，在設定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之間的匯率時，應該充分考慮市場上資金的相對供求狀況。
在這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不能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和調整的決定因素。因為中國經濟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反映在國際收支上，同樣也要面臨結構性調整的任務。雖然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機制的自發作用也能夠調整國際收支，但是它對于國際收支的結構性調整往往是無效的。所以，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和調整過程中，必須更多地體現政府對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的自覺性。
其次，必須協調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之間的關系。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和開放資本市場是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兩個重要環節。這兩者是相互影響的，所以必須考慮它們之間的關系。
前面已經說過，浮動匯率制度不是中國的合理選擇。只有在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任務基本完成以后，實行浮動匯率制才能避免“比索問題”帶來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資本市場的開放應該先于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需要大量的外資，這對資本市場的開放提出了現實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以前，國際收支的順差可以抑制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維持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有助于把外資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國資本市場能夠提供的程度之內。這對于吸引外資、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促進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都是有好處的。
第4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匯率制度改革后，我國政府已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推出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品種、放寬企業辦理人民幣遠期結售匯的條件、擴大銀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的掉期業務等。央行與外匯指定銀行還進行了外匯掉期交易，同時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也逐漸擴大。在發展外匯衍生產品方面，我國境內外匯市場仍以完善人民幣遠期結售匯為發展重點。2006年年初實行的做市商制度對擴大遠期外匯交易有所幫助，在新制度下，做市商實行新的結售匯頭寸管理，可以在即期市場對沖遠期交易，即允許做市商賣空美元，前提是銀行通過遠期頭寸保證其整體上擁有足夠的外匯頭寸，而這在過去是不允許的。在實行做市商制度后，銀行可以一定程度上對沖遠期風險，這顯然有助于擴大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遠期交易。2006年7月1日進一步將新的頭寸管理辦法擴大到所有銀行。但總體上，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境內的人民幣外匯衍生市場發展仍相當緩慢，過于強調以人民幣遠期結售匯為發展重點，而一定程度排斥人民幣外匯期貨和期權等產品的發展。
與境內相比，在境外存在多種人民幣衍生產品，其中又以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NonDeliverableForwards，簡稱NDF）的交易最為活躍。自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境外人民幣升值壓力產生以來，新加坡、香港和臺灣等地的人民幣NDF交易迅速活躍起來，日平均成交額已超過10億美元。而在境內，由于客戶與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無論是即期還是遠期都必須以實際經濟交易為基礎，銀行與客戶間的外匯交易量非常有限，由此也導致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量也相當小，例如2006年上半年銀行間外匯市場僅有704筆人民幣與外匯的遠期交易成交，而交易額為75.46億美元，日平均成交量僅為區區的6395萬美元[2]。從遠期交易看，境外人民幣外匯交易已經遠遠超過境內交易。
更加引人矚目的是，近期CME推出了人民幣期貨和期權，首次將人民幣衍生產品納入交易所交易。CME的人民幣外匯期貨采取無本金交割的標準化合約，每份合約為1百萬人民幣，目前約合12萬美元，最終清算價格為最后交易日的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即期匯率中間價"的倒數，根據CME網站顯示的行情，推出以來每日成交約在數十筆至上百筆之間，成交至今仍較為清淡。雖然短期內成交尚不活躍，但由于CME在外匯期貨市場上舉足輕重的地位，較之原來境外人民幣NDF市場發展，其長遠影響將更具沖擊力，無論對境內還是境外人民幣外匯衍生市場的發展均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而其中最讓人關注的，莫過于對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的影響。
二、對人民幣匯率定價權的影響評估
由于境外人民幣NDF交易的規模不斷擴大，加之境內遠期外匯交易不活躍，人民幣NDF匯率已經一定程度成為人民幣匯率預期的風向標。從這個角度看，境外人民幣衍生市場已經一定程度削弱了我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人民幣NDF市場發展主要源于對匯率風險的恐懼，其報價更多地由感覺和沖動所決定，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非理性的。長期以來，人民幣NDF報價隱含的人民幣升值幅度都超過利率平價的升值幅度，也高于境內人民幣遠期結售匯的升值幅度。境外人民幣NDF匯率和境內人民幣遠期結售匯匯率在匯率制度改革之后也曾一度拉近，其原因是境內機構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境外NDF交易。但其后二者的差價又再次拉開，原因是2006年年初官方重申不允許境內機構參與境外NDF交易。目前，境內市場和境外市場一定程度上仍是兩個分割的市場。
在市場分割的情況下，境內人民幣匯率預期難以反映在境外人民幣NDF匯率上。在匯率制度改革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外預期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而境內預期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小，境內機構更加愿意選擇購買遠期外匯，而不愿意賣出遠期外匯，即境內實際的外匯供求和預期傾向于人民幣未來的升值幅度將小于人民幣遠期結售匯預計的升值幅度。因此，如果允許境內機構、特別是銀行參與境外NDF交易，境內人民幣匯率預期將能夠一定程度反映在NDF匯率上，從而可以一定程度降低人民幣NDF匯率預期升值幅度偏大的情況。由于官方所作的限制，境內實際的外匯供求以及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難以反映在人民幣NDF匯率上，因此NDF市場是不完整的。但由于其交易更加活躍，導致境外NDF市場在人民幣匯率預期上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CME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和期權，較之當前分散的NDF市場而言，對人民幣匯率定價權的影響將更大。有分析甚至認為，隨著CME推出人民幣期貨期權，我國可能已經喪失了推出人民幣期貨期權的最好時機，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將來極有可能決定于境外而非境內[3]。對此，筆者認為現在作此判斷仍為時過早。必須看到，人民幣現在還不是完全自由兌換貨幣，境內和境外市場仍處于分割狀態，境內的人民幣外匯交易仍占實際外匯供求的絕大部分，在這些交易被允許參加境外人民幣衍生產品交易之前，境外人民幣衍生市場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目前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仍主要體現在對即期匯率的控制上，例如無論是境外人民幣NDF還是CME的人民幣期貨，其使用的清算價格必須依據境內即期匯率確定，可見境內即期市場的影響力目前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但是，人民幣匯率定價的主導權旁落的擔憂絕非杞人憂天，隨著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進程逐步推進，以及CME人民幣期貨期權交易的逐漸擴大，境外遠期匯率對境內即期匯率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由于CME的規模、影響力以及公開性、透明度等特點，兼具較低的交易費用和較低的買賣點差、中央清算方式、流動性等各種優勢，長遠而言，CME極有可能逐漸取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幣NDF市場，成為境外人民幣衍生產品交易的中心。CME的人民幣期貨和期權交易將能夠更加容易地吸引包括目前在新加坡、香港等地更多的資金。特別是投機性的資金可能在特定情況下，參與對人民幣匯率的投機交易，反過來影響我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決策判斷。一旦CME成為人民幣衍生工具交易的中心，將使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焦點更加集中，人民幣匯率問題將被進一步放大，對匯率預期產生嚴重影響，并反過來影響進出口和資本流動等實際經濟交易。例如，人民幣升值預期可能由于CME集中交易而放大，將或多或少對即期交易產生影響，如我國進出口商會提前收匯結匯而推遲購匯，以及使資本流動加速流入等等。
一旦CME成為境外人民幣衍生產品的交易中心，CME對人民幣定價權的影響是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更加集中，而且使匯率預期的作用放大，吸引更多國際注意力，反過來影響國內的即期匯率。而且，這種影響力隨著我國資本管制的放開，必然將逐步增大。特別是，如果境內的人民幣外匯衍生市場遲遲無法形成規模，一旦官方允許境內的人民幣遠期外匯交易需求轉向CME，則人民幣遠期定價權將必然旁落境外。這也是目前我國政府為什么不允許境內機構參與境外NDF和CME交易的原因，但是這種限制顯然并不能維持太長的時間。
三、發展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是必然選擇
掌握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我國政府對匯率走勢的影響力；二是境內外匯市場對匯率走勢的影響力。目前我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走勢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但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要求人民幣匯率必須更多地取決于市場，應以國內實際的外匯供求和合理的預期為基礎，而不應決定于不能完整反映市場供求的境外NDF市場或是CME的期貨期權市場。人民幣匯率走勢應該更大程度上決定于國內的實際外匯供求以及對匯率的理性預期，取決于基本經濟因素的變化，而不應是境外對人民幣匯率的非理性預期或是投機活動。因此，當前更加緊迫的任務是發展和完善境內外匯市場，更好地使境內實際的外匯供求以及匯率預期在市場上得到更好的反映，而即使一旦放開資本管制，國內需求不會轉求境外的NDF市場或是CME，這才是掌握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的關鍵。
匯率制度改革之后，我國仍以完善人民幣遠期結售匯為主，而一定程度排斥期貨期權的發展。這種思路是錯誤的，遠期結售匯顯然無法取代境外NDF交易，更無法和CME的人民幣期貨期權相比，因而也無法對人民幣匯率產生足夠的影響力。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當前盡快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是必然選擇。筆者認為，應按照以下的原則操作：一是，外匯期貨交易的監管應由中央銀行負責，應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二是，對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的市場準入可以采取逐步放寬的做法，以避免出現過渡的投機。初期只允許外匯指定銀行和少數期貨經紀公司之間進行期貨交易，委托交易最初也可以只允許大機構。三是，交易品種為人民幣與外匯之間交易，并以人民幣作保證金，從而可以避免外匯期貨交易與當前外匯管理規定發生沖突。在外匯管制條件下，可以限制進行外匯與人民幣的交割，規定只有在發生實際外匯收付的情況下，才允許進行實際交割，否則只能進行人民幣保證金的結算[1]。相關的限制應適時放寬，促使期貨交易逐漸形成規模。
四、境內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的影響評估
在境內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有助于我國加強對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的掌握：
一是，國內外匯供求將更加全面準確地反映在人民幣遠期匯率上。目前由于外匯管制，人民幣遠期結售匯必須以實際交易為基礎，大大限制了遠期交易的規模，而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無須以實際交易為基礎，可以克服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在較低的交易成本下，境內外匯實際供求者將愿意參與期貨交易，期貨交易能夠體現境內外匯需求的實際情況。由于境內和境外市場分割，目前大部分境內實際的外匯供求無法反映在境外NDF或者是CME的期貨和期權價格上，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后境內實際外匯供求將反映在境內人民幣期貨交易上。
二是，期貨交易提供成本更低的套利機制，將更加便利交易者進行套利，人民幣遠期匯率將會逐漸滿足利率平價關系，因此遠期匯率將更大程度決定于即期匯率。通過法規和制度，可以將期貨交易投機行為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中央銀行還可以在外匯交易中心對期貨市場進行干預，保證遠期匯率的穩定。推出期貨交易后，由于提供了遠期避險工具，就目前狀況而言，企業和個人出于對匯率預期提前進行結售匯的情況將減少，因此也有利于人民幣匯率穩定。
三是，期貨交易將有利于外匯指定銀行管理遠期結售匯頭寸，反過來起到活躍人民幣遠期結售匯交易的作用。銀行可以通過期貨市場以較低成本，較為靈活地對未平盤的遠期結售匯頭寸進行管理。例如，當天的結匯頭寸多，多出的頭寸可以通過賣出外匯與人民幣期貨合約平盤，如果下一交易日購匯外匯頭寸多，則將原有的期貨合約進行反向操作即可。與銀行間的遠期外匯買賣相比，期貨合約是標準化的，其交易成本較低且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因此，期貨交易給外匯指定銀行提供一個靈活的、成本相對較低的管理遠期結售匯頭寸的工具，將有助于降低銀行管理遠期結售匯頭寸的成本，并擴大遠期結售匯規模。
可以斷言，境內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一旦推出，將能夠逐步取代境外NDF市場和CME成為人民幣匯率的風向標，從而使人民幣遠期匯率的形成基礎和機制更加合理。這種判斷是有事實依據的，例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的一個月內，人民銀行了關于完善外匯市場和開辦掉期業務的兩個通知，其后一兩周內，境外人民幣NDF報價水平逐漸向國內人民幣即期匯率靠攏，但由于國內遠期結售匯交易并沒有因為這兩個通知變得活躍，境外NDF市場又重新與即期匯率拉開距離[4]。再如，央行與國內銀行首次進行貨幣掉期交易的消息傳入市場后，NDF報價與人民幣的即期匯率也立即大幅收窄。顯然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國內市場的實際需求有更大的影響力。境內期貨交易一旦形成規模，這種影響力將得以更好地體現。
五、結語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尚不完善，目前國內對推出外匯期貨交易存在較大的疑慮。例如，高揚和何帆（2005）認為在境內推出外匯期貨應采取慎重態度,應在匯率制度進一步市場化的基礎上再予以考慮[5]。出于對期貨交易風險性的考慮，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是這種擔心制約了人民幣外匯期貨的發展。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證的角度分析，期貨交易必然加大市場交易波動的依據并不充分，例如宋敏（2002）總結了多種貨幣期貨交易的實證研究結果，認為罕有證據支持期貨市場危害現貨市場，或使后者動蕩加劇的觀點[6]。期貨交易產生問題的根源不在于期貨本身，而在于交易制度的不完善和對期貨交易的監管不力。以市場不成熟為由延緩期貨交易的推出，將喪失積累完善外匯期貨市場和對外匯期貨交易監管經驗的時機。CME推出人民幣期貨給監管當局提出了必須正視的挑戰，也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當前決策者應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正視境外人民幣衍生市場的發展。如果一味不予理睬，或者是繼續依賴管制措施，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時機的錯失和定價權的旁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隨著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的推進，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將更大程度上由市場決定，而目前使境內實際的外匯供求如何更好地反映在市場上價格上，其影響力如何得以體現，是人民幣匯率定價主導權的關鍵，發展人民幣外匯期貨是當前必然的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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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敏.期貨市場中的若干研究問題[A].田國強.現代經濟學與金融學前沿發展[C],北京：商務出版社，2002年.
第5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釘住匯率有管理浮動匯率匯率制度改革
自1994年開始，我國建立起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近年來的市場表現說明，人民幣匯率已經異化為單一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雖然這一制度在穩定外匯市場、擴大出口和吸引外資等方面都發揮過積極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國內經濟和國際金融形勢下，其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因此，改革人民幣匯率勢在必行。
1人民幣匯率存在的主要問題
1.1現行的單一釘住匯率比較刻板，不能及時反映對外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
當我國和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周期不盡一致，尤其是兩種貨幣的利差較大時，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增加。一般地說，一國匯率制度或貨幣政策的安排是同它的經濟周期相一致的。在釘住匯率下，釘住國的匯率必然隨著被釘住國匯率的變化而變化。當釘住國的經濟周期同被釘住國不一致時，釘住國匯率變化的方向很可能對其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這種情況必然帶來其國內貨幣政策的扭曲，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1.2在世界經濟發生急劇變化的情況下，決定出口不是名義匯率而是實際有效匯率
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真實反映市場的供求變化狀況，加劇了國內外物價的脫節，不利于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當我國貿易出口競爭國的匯率大幅波動時，不利于發揮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節作用。而實際匯率的貶值將改變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的比例，促使出口增加。而實際匯率的升值將導致出口能力下降。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我國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化不太大，但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30％以上。但由于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是釘住美元的，當我國貿易出口競爭國通過貶值擴大出口時，就必然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化產生很大的壓力。為了釘住美元，我國不得不在貿易中做出較大的犧牲。
1．3不利于培育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匯率風險意識和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
匯率風險來自于匯率變化的不確定性。由于匯率的變化，使得在外匯交易和進出口貿易結算中的風險不斷增加，金融機構和進出口企業作為外匯交易和貿易的主要參與者，必須增強風險意識，并運用靈活的風險管理技巧，才能規避交易中的風險。然而，在單一釘住匯率條件下，匯率的變化被人為的因素所左右，從表面上看，匯率的風險降低了。但由于被釘住的匯率是浮動的，因此這種人為地控制匯率變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會淡化人們的風險意識，對于外匯交易的主體必然是不利的。
1.4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不完善，對國內企業實行的強制結售匯使得中央銀行承擔了每天外匯供求差額的責任
強制性的結售匯不僅使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處于一種不平等的競爭地位，而且強制性的結匯還使中央銀行處于被動地位。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超過4000億美元，但當外匯儲備增加到一定數量后，如果在國內企業外匯需求不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還要繼續買入市場多余的外匯。而買入外匯的同時需要支付人民幣，這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將會影響國家宏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1.5加劇了資本外逃
資本外逃是一種不正常的資本流動，隨著國際資本的頻繁流動，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相繼出現資本外逃的現象。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也出現了較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然而，我國資本外逃的原因卻不同于墨西哥、俄羅斯和東南亞國家：一是我國的資本外逃不是因為投資者出于恐慌或懷疑而導致短期資本流動；二是我國的資本外逃也不是對政治或經濟危機、稅負加重、惡性通貨膨脹等因素所作出的反映。實際上我國資本外逃的原因除了在于來自壓抑的金融環境、不成熟的金融市場以及不完善的法律監管外，還在于對外匯風險的規避。雖然政府承諾保持不貶值，但是在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的情況下，周邊國家貨幣的貶值卻加劇了人們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資本外逃成為一種現實的選擇。
2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2.1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促進因素
2．1．1國內金融市場的更加開放
根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將進入新的階段，要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金融市場體系和組織體系。從目前的改革來看，利率市場化正在逐步推進，貨幣市場的改革和發展已取得明顯成效，資本市場的發展也進入新的階段。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外貿和外資的總量、流向和結構都將發生顯著變化，從而對外匯市場的供求基礎產生影響；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國內市場后，將對國內金融交易服務提出全新的要求；服務于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中心，也將受到來自國外金融中介機構激烈競爭的挑戰。
2．1．2國際金融市場發展趨勢多變
從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看，一是經濟和金融的國際化推動著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因特網技術的發展將使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二是金融市場的電子化極大地提高著市場發展的速度和效率；三是市場創新層出不窮，在活躍市場的同時也使市場投機活動日益猖獗，市場風險進一步加大，市場監管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2．1．3亞洲貨幣合作的進程加快
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過分依賴美元的匯率安排威脅到了亞洲經濟的穩定發展，亞洲國家要維護金融穩定，不能依賴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必須積極開展亞洲貨幣合作。其模式有中國與東盟十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中國、日本、韓國三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與東盟十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三種模式。不論哪種模式，加強亞洲地區的貿易和金融的合作，已成為亞洲各國和地區的普遍要求。隨著我國與周邊國家經濟貿易關系的加強，從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角度，我國應當以積極的態度推進亞洲的貨幣合作。通過貨幣合作促進成員間貿易的進一步增長、穩定成員間匯率和促進區域的金融穩定。
2.2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目標和思路
根據我國實際，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主要是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確定匯率水平；二是確定匯率調整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絕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同時應綜合考慮多方利益，把匯率制度改革同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國際收支狀況、國際貨幣合作及國際匯率制度的新趨勢聯系起來，制定好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近、中、長期目標。
（1）近期目標是逐步由單一釘住過渡為釘住一籃子貨幣，以適應貿易與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像一些小國那樣只對美元作出反映。當前，歐元誕生后的國際貨幣市場已呈現美、歐、日三分天下的態勢。由于中國與世界上很多國家進行貿易與資本往來，一旦國際貿易形勢與世界貨幣市場發生變化，與美元的單線聯系將無法全面反映這些因素的變動。因此，恰當的選擇應該是釘住一籃子貨幣，通過籃子貨幣及其權重將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聯系程度進行合理反映。事實上我國貨幣當局近年來一直采用一籃子貨幣來監測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及其合理性。尤其是美國、日本、香港、歐盟、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韓國和臺灣十大經濟體與國內的貿易占對世界貿易總額的80％以上，可以將上述十個經濟體作為一籃子貨幣?；舅悸肥窃O計一個多種貨幣所構成的虛擬貨幣，人民幣匯率在進行調控時不再釘住美元，而是釘住人民幣與該虛擬貨幣的匯率。同時，該虛擬貨幣應具備三個特征。一是包含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幣種，二是該虛擬貨幣的匯率能夠反映中國產品在所有境外市場上的總體競爭力，三是該虛擬貨幣的升值與貶值反映出短期國際資金流出（入）中國市場的可能變化方向。
（2）中期目標是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實現人民幣彈性目標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彈性匯率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限彈性制，包括對單一貨幣的有限彈性和合作安排下的有限彈性；另一類是較大彈性制，包括按照一套目標調節匯率、管理浮動和獨立浮動。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有限彈性難以實行，因為我國不能像亞洲和拉美洲的一些小國那樣長時期地只對美元做出彈性安排，也不能像歐元區那樣對外實行共同浮動。另外，我國也不能實行獨立浮動，因為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貨幣；也不能實行管理浮動，因為我國當前的匯率調控手段并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先進。因此，我國只能按照一套指標調節匯率即實行目標管理。所謂目標管理就是對國民經濟計劃給定的目標，確定人民幣對外幣匯率的目標范圍或變動幅度，一旦匯率超過了這一范圍，政府就進行干預，使其恢復到目標水平；或者根據經濟情況變化而修改目標范圍，使匯率真正反映外匯的供求關系。當然人民幣匯率區間大小的確立應綜合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實際有效匯率；月度交易余額；季度國際收支余額的變化；國際儲備的充足性與變化趨勢；人民幣利息水平。就目前形勢而言，擴大人民幣浮動幅度應分步驟實施。
（3）遠期目標是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實現人民幣的有管理浮動并最終實現自由浮動。國際經驗表明，資本管制只能起到短暫的隔離作用，而不能長期有效地保護一國經濟與金融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實現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但資本項目下的外匯交易仍受到嚴格管制，這也正是當前我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與控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加入WTO后，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推進和我國金融市場機制的逐步健全，在中國放開資本項目的呼聲日漸升溫并提上議事日程。為防止我國經濟遭受激烈的沖擊，應該逐步地取消人民幣資本項目管制，從而為人民幣將來的完全自由浮動與國際化提供一個市場制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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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基礎上的，其外匯市場仍屬于初級市場，缺乏系統完善的運行機制，在形成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從交易主體上看，現行外匯市場組織體系不健全。按照國際慣例，規范的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應由一國中央銀行、外匯銀行、客戶和外匯經紀人組成，而我國外匯市場主體只有外匯銀行和中央銀行?？梢姡覈F行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殘缺，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壟斷性，缺乏廣泛性。
從交易性質上看，現行外匯市場還只是一個與現行外貿外管體制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并非具有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交易市場。
從市場開放程度上看，現行外匯市場壟斷程度太高，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供求關系扭曲的市場。這種狀況形成了市場雙邊壟斷的供求格局，即中央銀行居于買方壟斷地位，中國銀行居于賣方壟斷地位。這種嚴重缺陷導致了現期匯率明顯地偏離市場匯率，而遠期匯率則人為地排除了市場風險因素。
從交易內容和品種上看，現行外匯市場交易的內容和品種過于單一化。目前我國外匯市場的交易幣種僅僅是美元、日元、港元和歐元；交易品種只有即期交易，還缺乏調期、期貨、期權等業務品種。這種現狀不僅不能滿足我國企事業單位對多樣化外匯交易的需求。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對策
任何匯率制度不可能適應所有國家，也不可能適應某一國所有時期。我國應根據加入WTO后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增加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宏觀調控能力，讓人民幣匯率充分反映外匯供求關系，并有效調節國際收支平衡。
加快建設貨幣市場
發達的貨幣市場是人民幣匯率政策傳導的重要媒介，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宏觀調控目標的需要，通過貨幣市場的操作，增加干預外匯市場的主動性。如：當外匯供大于求時，中央銀行可以在外匯市場上買進多余的外匯，同時在貨幣市場上賣出等值的短期國庫券。這樣既維護了匯率穩定，又不增加貨幣供應量，從而可以改變目前中央銀行被動吞吐外匯的局面。目前我國貨幣市場發展嚴重滯后，今后應集中精力，分層次地推進各子市場建設，盡快培育發達的貨幣市場。
適度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
由國際收支理論的貨幣分析法可知，為了維持固定的匯率水平，一國國際儲備變動和基礎貨幣供應必須服從于匯率穩定的需要。而實行彈性較大的匯率制度，不僅可以支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也會防止投機性資本流入，減輕國外輸入的通貨膨脹壓力；還可以提高企業和個人的匯率風險意識。因此，人民幣匯率應逐步擴大浮動空間，并根據市場狀況在規定幅度內靈活調整。同時，通過匯率微調，主動調節國際收支，使匯率成為調節國際收支的重要杠桿。
完善外匯賬戶管理和銀行結售匯體制
外匯賬戶集中反映了企業和個人的外匯資金收付，因而成為外匯收支監管的重要關口。加入WTO后，要逐步放松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開立使用的限制。這樣，既可便利企業的外匯收付，也有利于通過外匯賬戶來規范企業的外匯收支行為。目前，合并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的改革試點正在進行。由于外匯賬戶管理和銀行結售匯體制密切相關，因而上述改革措施將有力推動強制結匯向意愿結匯的轉變。實行意愿結售匯制，現匯帳戶中的外匯既可以保留，也可以在外匯市場賣出。意愿結匯可以使央行擺脫外匯供求市場的被動地位，將外匯儲備和匯率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可以提高企業的出口積極性，與外資企業享有同樣的國民待遇；使企業、銀行、央行各持有一定數量的外匯，可以加快外匯周轉資金，提高外匯風險管理能力。避免出現外匯儲備量大而企業普遍缺乏外匯，被迫發行外債的情況，更好的發揮外匯資產的效應。
積極完善現行外匯市場，向標準化、規范化的外匯市場靠攏
為了適應WTO的要求，應加快我國外匯市場標準化、規范化建設的步伐，具體表現在：逐步擴大我國外匯市場主體參與范圍，放寬對交易中心會員持匯規模的限制，完善我國外匯市場組織體系；在交易性質上，實現向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交易市場轉變；豐富外匯交易的內容和品種；完善中央銀行市場干預機制。重點要完善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操作方式，終取消強制結售匯制，建立起外匯資金的央行、商行、企業的三級“蓄水池”從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允許其按外匯市場供求狀況自由浮動。
另外，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短期投機性資本可能通過各種渠道流進流出。短期投機性資本對國民經濟運行中各種變動因素極為敏感，受心理預期因素的影響尤為突出。為了防止其對匯率制度的攻擊，政府應建立起言行一致或確保政策連貫性的聲譽，使政府發出的干預信號具有可信性，并影響投機者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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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1.在一般的貿易進出口研究中也許可以簡化分析而忽略一些因素，但對加工貿易進出口的研究卻不能單單采取這種方法，理由是加工貿易進口是出口的投入產品，或者說加工貿易進口是出口的引致需求，因此兩者之間必存在重要關系。于是我們假設加工貿易進口為m，出口為x，又設出口是進口的函數：x=x(m)（2.1）考慮到加工貿易進出口之間的關系，我們在考察匯率變動與加工貿易出口影響時把匯率作為外生變量進行分析，建立分析模型，于是將問題轉化為求解目標函數最大化。首先給出加工貿易出口商的利潤函數與約束條件分別為：（2.2）這里x表示本國加工貿易商品出口，其價格為px；m表示中間產品進口，其價格為pm，e表示匯率。對（2.8）利潤函數關于匯率求偏導數有：（2.3）引入彈性概念，定義加工貿易商品出口對進口的需求彈性為Exm=，則（2.3）可整理得：（2.4）由（2.10）可以發現，匯率變動對加工貿易出口具有積極推動作用當且僅當滿足條件>1。又假設加工貿易出口初始貿易順差為零，則有pxx=epmm，于是只要滿足條件Ex+Em-EmExm>1，即可使匯率變動對加工貿易出口帶來改善作用。這里需明確一點，一般當匯率貶值時將導致本國加工貿易出口增加，而進口相應減少，但是數據表明近年來我國及浙江、江蘇等地區的情況恰好相反，加工貿易進出口同向變動，這其中的原因尚待解決。本文認為，既然匯率變動使得加工貿易進出口同向變動，那就無需對進口出口都進行分析，又由于出口是進口的函數，因此只需分析出口即可。
2.市場定價理論匯率對進出口需求彈性只是匯率變動對貿易進出口影響的一個方面，市場定價也是匯率變動對貿易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市場定價就是商品的價格由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決定，而不是在壟斷市場或寡頭壟斷中定價，商品只有進行市場定價才能真正反應其真實價值。一般市場定價策略可分為三種：成本加成定價、商品需求彈性定價和邊際成本定價。成本加成定價是商品生產商把出口商品的價格定為商品的成本加上商品的邊際利潤，用公式可表示為：價格=單位成本+邊際利潤=單位成本+單位成本*成本利潤率=單位成本*（1+成本利潤率）這種定價方法在正常情況下保證了企業能夠獲得利潤，而且此方法所的商品價格不會因該商品市場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保證了定價的穩定性。同時，若該商品的競爭企業都采用此方法定價，則最終制定的商品價格也會趨于相近，從而避免了價格競爭。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及浙江省加工貿易發展現狀
1.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落實，人民幣匯率制度也經歷了漸進式的不斷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受到中國經濟結構、政策及對外經濟合作等方面的影響。在2005年以前，我國基本實行固定匯率制。為了刺激出口，1985年我國采取人民幣貶值政策，使得當年至1994年人民幣匯率持續下跌,到1994年已跌到1美元兌人民幣約8.62元。但是這段時間內，我國進出口貿易數據表明匯率貶值對改善貿易收支的效率并不大，出口增加并不明顯。就浙江省而言，從1986年至2010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的變化趨勢也是不同的。其中1986年至1993年出口增幅并不明顯，但進口增幅卻較為明顯；1994年起匯率制度改革使得浙江省出口額急劇增加，而進口增幅有所下降，從1994年到2005年浙江省進出口額都呈現不同幅度的波動；2005年至2010年匯率再度調整使之平穩下降，而浙江省進出口出現小幅波動?？傮w而言，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及調控正朝著理想的目標邁進，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也朝著自由浮動的市場化機制演變，這對于浙江省對外貿易及整體經濟水平乃至全國國民經濟發展而言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2.浙江省加工貿易發展現狀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省加工貿易快速崛起，而且浙江省作為我國對外貿易大省，其加工貿易在規模上和發展速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優勢?，F今加工貿易已成為浙江乃至全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方式，它對推動區域及整個國民經濟水平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都具有很大作用,從圖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加工貿易發展狀態良好，其增勢總體上是保持平穩，而且從2002年起出口增幅較明顯地大于進口增幅，只有1998年與2009年加工貿易進出口都出現一定程度下跌，其原因很可能是1997年與2008年金融危機。但慶幸的是兩次金融危機都只令第二年進出口下跌，后一年加工貿易進出口增勢繼續出現，到2010年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總額已達到330.1億美元，進口總額達到157.5億美元，由此說明浙江省加工貿易發展態勢是比較可觀的。
三、人民幣匯率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影響實證分析
1.模型設定、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1）模型設定及變量說明本文重點用計量方法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有不少文獻將貿易國GDP、匯率兩個指標作為貿易出口的解釋變量，如黃燕君（2007）提出區域出口量是貿易國經濟狀況和地區貨幣名義匯率的函數。因此本文將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計量模型設定如下：其中EX是反映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指標；FGDP是主要貿易國經濟狀況指標，作為人民幣匯率指標ER的控制變量；ER是人民幣匯率指標；ε是隨機擾動項?？紤]到2005年匯改制度，本文設置虛擬變量D1來考察制度變化的影響；同時注意提到金融危機使1998年和2009年加工貿易出口下跌，故設置虛擬變量D2來考察金融危機的影響。其中虛擬變量D1和D2（2）數據來源及說明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統一性，本文決定采用1996年至2010年的年度數據。其中各指標數據來源及說明如下：EX———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總值，數據來源為歷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并整理得到，單位：萬美元；FGDP———美國名義GDP，數據來自OECD數據庫，單位：億美元；ER———以美元為兌換標準的人民幣匯率年平均價表示，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1》，單位：人民幣元。
2.實證分析
（1）實證分析一利用Eviews軟件對方程（4.1.3）進行OLS估計結果可以看出，ln(FGDP)的系數符號為正，并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美國國內經濟水平與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因此美國經濟的發展極有可能帶來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發展。從系數值可以知道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彈性為3.629，即美國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將會使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值提高3.629個百分點。而人民幣匯率指標ln(ER)的系數符號為負，這說明現階段實行人民幣貶值（即ER值增加）并不能使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得到增加，相反可能會降低出口值。但它的t統計量只有-0.884，因此人民幣匯率指標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并不顯著。
（2）實證分析二考慮到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可能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產生滯后效應，而且實證分析一也表明金融危機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這里對模型（4.1.3）進行改進：從表2結果可以看出，仍然只有ln(FGDP)和D1的系數是顯著的，并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有正面影響；而滯后一期的人民幣匯率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也沒有顯著影響。這就進一步證實了現階段浙江省發展加工貿易出口不能單靠變革人民幣匯率制度，而應尋求其他有效途徑。
四、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及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升級的建議
1.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建議第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沿著漸進式路徑進行，保持人民幣匯率平穩變動。雖然實證分析表明匯率變動在近期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沒有顯著影響，但就整體來看，若人民幣匯率增幅過大，則不利于處于較低端的加工貿易企業的發展，從而影響整個區域經濟的穩定發展。第二，在人民幣匯率改革時要積極采取政策措施扶持浙江省加工貿易業的發展。從實證分析可以看出現階段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不顯著，而據彈性理論得到匯率變動在理想狀態下推動加工貿易出口的條件為Ex+Em-EmExm>1，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要努力朝這個方向發展。
2.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升級的建議第一，優化加工貿易進出口商品結構。要充分利用高科技改善傳統加工貿易企業，努力開發高科技產品，加快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轉型升級的步伐。第二，優化加工貿易出口產業結構，拓寬海外市場。實證表明匯率變動不顯著影響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因此要增加出口不能單靠人民幣匯率貶值，而應努力優化加工貿易出口產業結構，提高自身競爭力，擴大海外市場。
五、結論
第8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首先以1981—2011年間的M和H做回歸并寫出回歸方程看兩組數據整體的擬合度以及反映相關性的系數是否明顯，然后再按照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宏觀經濟發展軌跡分別做分階段回歸并分析其結果?；貧w方程及相關參數的系數顯著性檢驗值如表2所示。從上述方程及輸出結果來看:反映擬合度的R^2以及修正的R^2與反映整體線性相關關系的F值都相當低。因此我們得出以下結論:M與H相關性極不顯著，甚至可以說幾乎不相關。即中國經常項目下的貿易收支狀況與人民幣匯率變動并不相關。但從M與H參數前系數符號為負號可知，匯率升值將使貿易順差減小，即利于進口而不利于出口。這與匯率理論和實際經驗也相符。
2關于結論的原因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貿易收支除個別年份少量逆差外，大部分年份都實現了順差且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不少人認為這主要是人民幣低估造成的結果。但通過本文的研究我們發現:中國貿易收支狀況與人民幣匯率并不顯著相關。那么也就是說單純的人民幣升值難以改善中國對美國貿易失衡狀況。從根本上講，美國對其他國家經常賬戶的巨額貿易逆差是當今國際金融制度的必然結果，也可以說是必然要求［2］。美元仍然是全世界的儲備貨幣，幾乎所有國家都需要美元作為最后清算手段。因此，各個國家客觀上都需要不斷增加美元供應。儲備美元就意味著多賣少買或貿易順差，要不就是向美國或他國借儲備貨幣，但最終還是靠貿易順差來償還。也就是說，這種貿易結算體系本身決定了美國等儲備貨幣發行國必然經常賬戶貿易收支逆差，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經常賬戶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應歸咎于一種國際經濟制度問題。轉型經濟體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政府主導。因此，其經濟增長模式一般都屬于投資驅動型，并由此導致收入分配的結構性問題［3］。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在宏觀經濟層面表現為儲蓄始終大于投資，國內總供給大于國內總需求，國際需求自然成為國內生產過剩的對沖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國際收支失衡最終是由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模式所決定，與匯率無關。20世紀90年代以后，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也加快了全球制造業向低成本地區轉移的趨勢［4］。特別是2000年以來中國制造業水平不斷提高，幾乎承接了全部或大部分的國際產業轉移。而這也客觀上加重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綜上所述，中國經常項目持續順差主要是由當前國際經濟制度、貨幣傳導機制以及全球產業轉移等諸多因素決定的，與人民幣低估并無直接相關關系，因而單純強調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貿易失衡問題。
第9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一）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目前我國對經常項目的外匯支出基本上沒有限制，但是對資本項目仍實行較為嚴格管理，這種體制下形成的外匯交易受到體制約束，不能充分、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加之，在近幾年的實際運行過程中，由于出口貿易增長快，外貿出現大量順差，加上外資的大量流入，特別是1996-1999年年間，人民幣的利率水平高于美元，造成結匯額大于售匯額。表現在銀行業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持續供大于求，而且同期外匯需求則相對不足。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主體缺乏，市場機制尚未健全的情況下，想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外匯供求根本無法做到。雖然央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頭寸，仍然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于是造成中央銀行被動入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后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二）匯率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9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無論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呈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情況，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這表明，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真實供求所決定。在較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所制約。近兩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3-8.28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釘住美元。
（三）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于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本項目未放開、資金不能自由流動、市場金融工具匱乏，這都是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然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時期里，央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較大的調節作用。
改革面臨的思考
（一）如何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政策調控的關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運行體系中，最終必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才能使外匯資金供求完全放開，真正實現由供求確定匯率運行機制。但需注意的是，資本項目的放開是要具備條件的，放開應逐步有序的進行。在過渡時期，即使逐步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情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央行的干預調控作用。
（二）如何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與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狀況，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匯率在國民經濟的杠桿調節作用。為此，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比如，對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理論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盯住單一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
（三）如何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和金融市場將全方位的開放框架下，構建和完善人民匯率機制。世貿組織所倡導的基本原則是：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為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消除國內外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進而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構筑人民幣與外幣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所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的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準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現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實現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靠攏，才能作到競爭機制按照透明度的原則和共同的游戲規則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這是一個緊迫的大課題和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但絕不能一蹴而就，必須逐步有序地進行。
幾點建議
以當前形勢來判斷，人民幣的匯率總體水平應保持不變，這有助于匯率的穩定，有助于我國和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可考慮如下改革措施。
（一）應該對我國建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的背景和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特別是當前，人民幣受到國外升值的強大壓力時，更應該沉著應對。要總結成功的經驗，也要總結不利的教訓。
（二）改變盯住美元為“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匯率機制。選擇我國對外經貿往來中經常使用的若干種貨幣，按其重要程度確定權重，根據這些貨幣在國際市場上升降幅度，加權計算出人民幣的匯率。這樣的改變，將有助于人民幣匯率的水平更趨于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