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稅收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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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業稅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該丈分析了農產品收購企業在稅收、財務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指出了問題的癥結、討論了如何加強稅收、對務管理，以期開鑿出一條在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農產品收購企業稅收管理的思路。
我國加人WTO以后、為扶持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發揮稅收調節職能，國家稅務總局在2002年把購進農業生產者銷售的免稅農業產品抵扣稅率由原來的10%提高到13%，增加了農產品增值稅進項稅抵扣額。隨著一般納稅人對農產品收購憑證需求量的增大，其稅收、財務管理方面問題日漸突出，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強對農產品收購企業的稅收管理和監督。
1當前農產品收購企業稅收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1虛增農產品收購價格和數量。有的企業在開具農產品收購憑證時搜自提高購進價格，或增加購進數量，擴大抵扣金額，多抵增值稅。在調查中發現有3家企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提高價格或虛開數量的問題。
1.2項目鎮寫不全。有的企業在開具收購憑證時不填“計量單位”、“收購數量”和“單價”、有的不填“收購單位名稱”和“驗貨員”欄。銷售者的姓名和地址不實。企業為能抵扣稅款，就虛擬銷售者的姓名和地址。特別是農產品收購業務數量多，而且大部分為現金交易，因而稅務機關在核查收購憑證時也無法確定是直接銷售的還是通過中間載體銷售的，對收購憑證的真實性難以掌握。
1.3拉自擴大抵扣范圍。有些企業為了隱藏真實經營狀況對一些不該開具收購憑證的購進貨物行為，或根本不屬于農副產品收購范圍的開支，如運費、差旅費、加工費、其他勞務，甚至連部分工資支出都用非法填開農產品收購憑證的方式支出。這樣既可以多抵扣進項稅，又能少繳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也不影響其利潤核算。這種偷稅的手段很隱蔽，且查證難度大。如某皮草有限公司把無法取得增值稅發票的染色費開進農產品收購憑證中、以抵扣增值稅進項。還有企業將32萬元的工資用開具農產品收購憑證的方式支付，并進行了增值稅抵扣。
1.4收購憑證開具時間上不娩范。有的企業利用提前或滯后開具發票的方式，來調節當期的應納稅額，從而達到減少當期應納稅款的目的。某裘皮有限公司在2002年9月一次開具了160萬元的農產品收購憑證，在當月及以后月份，按每月銷售額陸續進行增值稅抵扣。
1.5把收購憑證作為調節稅負的工具。有的企業根本不按規定將農產品收購發票開給收購對象，而是于期末根據當期的生產成本倒擠收購憑證金額，并自行填開，人為調節產品成本率，以達到多抵扣稅款的目的。
1.6免稅農產品無法確定是直接銷售的還是通過中間載體梢售的。從目前我們掌握的情況分析，通過中間載體購人的農產品所占比重應大于直接從農業生產者手中收購的比重。這在以農產品加工行業的企業和從事農產品零售的商貿企業中反映尤為突出，當前部分行業收購企業較少直接從農戶收購農產品，其進貨渠道主要有兩種:一是存在個體流動商販直接上門送貨現象。原因是企業直接收購農產品，耗時費力成本高，同時農戶受地理和交通條件的限制也很少送貨上門。因此，簡單靈活、貨物周轉快、投入少、費用低的個體商販應運而生，成為農戶和企業之間聯系不可缺少的橋梁。由于他們季節性強，無固定經營場所，稅務機關難以實施有效管理，形成一批無證業戶，無發票開具。二是存在從經營企業購進和異地調撥現象。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品加工企業，特別是作為農產品加工行業出口企業，由于國內需求有限，產品主要供應出口，企接到大宗定單時難以及時組織貨源并保證產品規格和質量，只能采取從其他企業調撥或異地調撥的形式，調撥企業有時不開具銷售發票。
2問題的癥結
2.1收的憑證功能異化、例弱了增值枕的管理。一是使農產品收購憑證成為增值稅抵扣憑證，削弱了增值稅通過專用發票環環相聯、互相制約的優點;二是虛開、多開現象的出現，留下很大的管理漏洞。一方面造成收購企業擅自擴大抵扣范圍，另一方面造成無證戶偷逃增值稅。一些企業從農產品經營單位購進農業產品時，為了擴大抵扣額，一般不向對方索取發票，而是自行開具“收購憑證不僅造成收購企業擴大收購憑證使用范圍違規抵扣進項稅，而且給經營單位進行賬外經營提供了便利，造成企業小金庫的存在。
2.2虎開收的憑證畏抽增位祝稅基。由于收購憑證是收購單位即用票單位自行填開，自行申報抵扣，因此存在較大的隨意性，存在虛開、多開及調整當期應納稅款的現象，同時稅務機關對其開具填用方面缺乏有力的監控制度，這為不法分子藉此偷稅提供了可趁之機。盡管我們現在采取了一些諸如憑身份證抵扣、本人簽字等管理措施，但事實上，這些規定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對于不法分子而言，虛擬一個銷售方易如反掌，而稅務機關由于時間、地域等客觀因素的限制，要想核實每一筆“收購業務專用發票”內容的真實性也是不太現實的，特別是外埠收購業務。因此。從目前對企業“收購憑證”的征管狀況來看，稅務機關的監管力度是非常薄弱的，缺乏有效性和科學性。
3加吸對農產晶收購企業稅收管理的措施
3.1加強稅收政策的宜傳、培訓。少數企業漏報、少報銷售收人，主要原因是不了解稅收政策，收購憑證、運費發票的不合理抵扣，也是由于法制觀念不強、稅收政策掌握不嚴造成的.因此，加強對納稅人，特別是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李前和事后的政策宜傳、培訓、輔導，讓納稅人及時了解稅收政策，正確執行稅收政策，進行日納雙方的溝通已成為當務之急.
3.2嚴格一般納枕人收勸憑征使用資格的審批制度。稅務機關應從各個方面對申請使用收購憑證的企業進行認真審查，嚴格把關，確保使用收購憑證資格的審批不流于形式。同時要加強日常的管理和檢查工作，對賬簿不齊全，會計核算不健全，特別是庫存農產品的原始資料不記錄或記錄不完整的，一律不得領購和使用收購憑證，已領購使用的，停止供應并收回收購憑證。
3.3改進農產品收的憑證的抵扣條件和方式。改購進扣稅法為實耗扣稅法。將計提的農產品進項稅額列人“待攤費用—農產品待抵扣稅金”科目。企業在抵扣農產品進項稅額時，按實際耗用或銷售的農產品成本，以及規定的扣除率，計算出應抵扣的進項稅額，將這部分應抵扣的進項稅額，從“待攤費用—農產品待抵扣稅金”科目轉人到“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科目。實行實耗扣稅法可以有效控制虛假申報，納稅人只要不作銷售，其庫存商品(產品)就無法減少，進項稅就不能抵扣，避免了納稅人一方面抵扣稅款，另一方面又不計提銷項稅的雙向逃稅行為。
3.4修定《農業產品征祝范圍注釋》，對不含枕的農產品不允許抵扣。目前我國的農業生產也向規模化、機械化、集約化發展，大部分農產品均進行了工業性的深加工，以前農產品收購憑證的虛擬抵扣制度客觀上使應該辦理稅務登記的企業不辦理登記，使大量稅款流失，為稅收征管帶來了漏洞。因此我們認為今后國家政策應是在廣泛認定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基礎上，以金稅工程為主線，真正實現增值稅的“憑票抵扣”制度，由市場規則來調節市場運行，而不是以稅收的讓步來保證某產業的發展，對國家確需支持的，可采取轉移支付手段予以補貼。
3.5加強對企業收購農產品數童及進出倉的檢查與管理。
由于現行增值稅實行購進扣稅法，進項稅額的大小直接影響到企業當期應納稅額的多少。為了少繳稅款，一部分農業產品收購企業，就利用提前或滯后以及虛構收購數量開具收購憑證的方式調整當期的應納稅額。為核實企業收購業務的真實性，制約企業據實填開收購數量，應積極推行收購數量報審制度，分行業、分規模地對不同企業核定不同的收購數量報備底限，對一次性購人數量較大的應及時下戶核實，特別是對臨近月末時頻繁的收購業務進行確認，以防收購單位借機虛開、多開收購業務專用發票，調整當月應納稅款對不報備的收購業務，不予抵扣進項稅款。
第2篇：農業稅收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業稅；農民收入；鄉村經濟；鄉村財政
一、緒論
農業稅在我國有著2600多年的歷史， 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后與1999年相比，農民每年減負總額超過1000億元，人均減負120元左右，9億農民得到了實惠。但與此同時，農業稅的取消，也對農村經濟產生了許多問題，如農村基層財政捉襟見肘，農村債務危機不斷加重，宏觀調控效應變窄等等。正如賀學峰（2007）所言：農業稅的取消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它加速了農村無序力的形成，而這種無序力打破了農民組織化對未來尚存的預期。這種情況是以前中國農村社會從未出現過的。
財稅改革的歷史是一部人類進步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充滿了血與淚的歷史。政治就是妥協，改革就是犧牲。取消農業稅的政策早已頒布，并且已經平穩運行了六年，取得了很多令人矚目的成果。本文討論的意義在于分析農業稅取消后給農村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如何將其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
二、文獻綜述
（一）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是秦暉在其論文《并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2002）中根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歷史規律，即農民負擔會在農業稅改革初期下降一段時間后上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從而走向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不同的學者對“黃宗羲定律”的成因有不同的見解。項繼權（2004）認為，雖然多數朝代的農業稅稅率不高，但農民稅外之費不絕，朝廷上下隨意征派附加稅、雜稅以及地方政府和官吏的行為與國家財政分配的不合理是導致其定律的主要原因；葉青教授（2005）認為，出現“黃宗羲定律”的原因是國家未對農民實施國民待遇以及政府實行的“城鄉分治”政策；伍潛娜（2010）認為，農民集團和官僚集團之間的利益博弈是導致這一定律形成的重要原因。
通過以上文獻總結，本文認為： “黃宗羲定律”是確實存在的，并且帶有很明顯的周期循環性，其主要原因是我國的稅收體制一直都缺少的思想。政府可以任意的加稅減稅，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約束。這就使得稅費改革中的問題只能通過體制內不斷的自我糾正來解決，缺少外部監督，更缺少合理法律依據，其效率十分低下。但同時我們不也能將該定律的影響擴大化、嚴重化，更不能形成消極的心理預期。
（二）沉重的農業稅負
過重的負擔直接影響到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影響農業發展。項繼權（2004）認為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農業收入增長緩慢；第二，由于工農業價格剪刀差的擴大。經營非農業比經營農業能獲得更多的收入，于是農民的務農積極性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張季生（2005）認為，農民經營土地收入低和負擔重，導致出現農民背離土地的現象，此外基層債務問題也日趨嚴重。因此本文認為：農業稅取消后，單從經濟上講是合理可行的。首先，征收農業稅的成本已經遠遠高于稅收本身，是不合算的；其次，取消農業稅后，增強了農民的購買力，為農村持續發展做出了貢獻；再次，農民增收使得農業的投入效應明顯增大，鞏固了農業第一產業的基礎地位。
（三）農民與基層政府的變化
農業稅取消前，農民負擔過重，因此各地農民與政府關系緊張，矛盾積聚，抗稅、逃稅，甚至是暴力毆打稅務人員的事件時有發生。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后，官民關系得到了一定的緩和。項繼權（2004）認為，農業稅無論是稅費負擔還是農民負擔，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農村稅費改革的本身并不是單純的“稅改費”或“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它的實質內容首先是國家與農民關系的調整，其中包括政治以及權力的調整。賀雪峰（2005）認為，取消農業稅會使鄉村組織在為村民提供公共品時變得消極，農民也只能各自為戰，不可能有效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問題。
本文認為：經濟基礎必然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也會對經濟基礎產生反作用力。尤其是在政府大力推行基層民主制的背景下，農業稅的取消進一步弱化了鄉鎮的影響，農民獲得了更多的自。但同時，鄉村公共品的供給又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取消農業稅的負面效應
（一）財政危機效應
首先，農村公共品的提供更加困難。根據公共財政理論，政府層級的財政支出配置主要取決于：（1）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經濟規模；（2）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外部性，即受益的外溢范圍大小；（3）居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偏好[1]。但是行政管理體制與分權型財政體制之間的矛盾所導致的后果是下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的不一致，以及政府支出職責配置的背離。其次，鄉村干部的積極性下降。取消農業稅后，由于法治建設的長期滯后，以及傳統“皇糧國稅”思想的影響，農村干部的職能一時難以轉彎；再次，農村基層政府公共服務水平低，社會管理能力弱，農村自然災害多，基層政府事權劃分不清晰等等問題的存在，使得很多基層干部的積極性受到了很大影響。
當然，中央針對以上問題也加大了對農村經濟的轉移支付。但轉移支付在制度上本身也存在缺陷。第一，針對地區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較高，這就會造成區域間的不公平，同時也會為“尋租”提供可能；第二，缺乏法律層面上的制度安排，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第三，效率低下，農村公共財政的決策機制并沒有真正建立，財政資金投入完全是自上而下，缺乏一種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和決策機制[2]；第四，缺乏對轉移支付資金的審計和監督機制，所以往往會出現政令不暢，效果不佳的結果。
（二）債務危機效應
鄉村債務問題是個長期遺留問題，也是各種發展不平衡下積累的結果，只是由于農村稅費改革使農村債務的負面效應更加公開明顯化。崔昌璽（2007）認為，改革前，由于“三提五統”和其它稅費收取渠道的存在，使得部分債務負擔轉嫁給了農民；祁巖（2007）指出， 取消農業稅后，一方面鄉村收入大幅度減少，造成鄉村政府的運轉和組織活動經費不足，這就為新債務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取消向農民收費，稅費尾欠也不予追究，這就使得鄉村政府無法獲得償債的資金，而短期內鄉鎮財政又無法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鄉村兩級的債務消償壓力明顯加大。
目前，我國鄉村債務表現出的三大特點：一是負債額高； 二是負債面廣；三是負債增長快[3]。高額的村級債務成為了新農村建設的瓶頸所導致的問題具體如下：其一，高額的村級債務讓很多農民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于是紛紛離開農村，幾乎沒有人愿意或敢于來對負債負責。其二，高額的債務讓村干部失去了基本的工作熱情與責任感。其三，債務也使鄉鎮領導失去了還債的信心[4]。
（三）宏觀調控變窄效應
在國外，農業稅免征已成為了慣例，但中國有著自己的國情。中國正處在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緊要階段，農民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之一，通過市場法則壯大和發展農業似乎更適合市場經濟規律。
在我國對農業經濟調控手段和空間有限的現實條件下，農業稅是一個很好的調控工具[5]。可以通過稅目的選擇、稅率的設計、稅收優惠政策的安排等來指導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湯貢亮，1995）。同時李曉丹（1998）認為，稅收中性化大大的削弱了宏觀調控對資源配置具體過程的干預，讓宏觀領域內的配置更加市場化。李永剛（2011）則認為， 稅收可以從宏觀上調節商品供應總量與需求總量的關系。此外稅收的固定性、無償性、強制性的特征又使其在調控效果和速度方面明顯高于其它手段。
取消農業稅后，剩下的手段只有政府的直接補貼，但這種補貼有著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在目前財權與事權相分離的大背景下，財政補貼往往很難直接到鄉村一級財政，復雜的中間環節大大增加了政策的滯后性；其次，政府補貼不具有法律規范性，隨意性很強，無法向農民傳達一個積極持久的心理預期；再次，在政府補貼的具體操作過程很難做到透明化，這就為各種各樣的“尋租”提供了可能。極大了削弱了宏觀調控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四、相關政策建議
（一）健全農村社區公共品供給機制
在農村公共品供給上，應合理界定政府與農民的責任。政府的重點應該放在那些農民辦不了、辦不好的事情上，開展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農村公益事業、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同時應該建立農村社區公共品的民主決策機制，讓農民能表達自己的偏好，監督公共品的提供。具體建議如下：
1. 理順鄉村關系，完善民主選舉。農村必須要先理清“政務”與“村務”的事權范圍及相互關系，明確領導責任。同時健全社區公共品決策機制，保障村民的選舉權和監督權。
2. 提升農村的決策能力，強化民主決策程序。一方面加強村干部的能力建設，使之承擔起提供公共品的責任；另一方面，規范議事決策程序，完善民主監督制度。
3. 建立農村公共產品選擇機制。各項資金的籌集、使用和管理必須經過村民委員會討論批準，并且要及時進行村務公開，接受監督。
從制度上有效控制農民負擔的增加。全面取消農業稅后，專門向農民征收的稅費項目是被全部取消了。但在目前的管理體制下，涉及農民生產生活的收費項目仍然不少，包括一些行政事業性收費，經營服務性收費等，而且一些超標準、亂設收費項目的現象也比較普遍。所以增強其收費的透明度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 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并且建立規范制度
農業稅取消后，基層財政依賴轉移支付的程度加深，加之在分稅制中中央和各級地方的財權和事權分配不合理的背景下，進一步改進現行的轉移支付方法、建立健全規范轉移支付的制度就顯得尤為關鍵。
首先，應該繼續加大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以各地經濟的發展水平和收入差距等客觀因素為基礎，準確合理有差別的確定支付規模；第二，轉移支付方法多樣化。運用多種方法相結合的手段，使得轉移支付效果最優化；第三，明確撥款的使用方向，使專項撥款結構得到優化。將節省下來的資金投入到義務教育、基本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縮小城鄉之間的財政投入方面的差距，使更多的農民得到具體的實惠；最后，建立緩解基層財政困難的激勵約束機制。合理劃分省、市、縣、鄉四級財政收入，完善基層財政收入體系。將地方稅種的收入主要留給縣鄉兩級，或提高縣鄉財政分享的比例，調動縣鄉政府發展經濟和增加收入的積極性。
（三）增加農民收入
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根本，而增加農民收入又是解決農民其它一切問題的關鍵。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積極進行體制改革，大刀闊斧的去除體制中的弊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使城鄉社會經濟發展融為一體。同時要從嚴約束公共權力、防止公權濫用，實現政府職能向提供公共物品的根本性轉變。
第一，鼓勵農民工進城務工。我們承認在近幾年里，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權利以及受到的待遇都有很大的改善。但是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對進城農民的不公正、歧視性待遇，極大地影響了這一政策的貫徹和落實，因此要繼續推進相關改革，并將其成為一種制度性的安排。第二，加強農村第一產業的同時鼓勵發展農村二、三產業。第一產業發展的好與壞直接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根基是否穩定。在此基礎上應該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尤其是對待鄉鎮企業，一方面要求鄉鎮企業推進改革和調整，積極引進強勢企業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等現代企業生產要素。另一方面創造更加有利于鄉鎮企業充分利用資源優勢的政策體制，只要符合安全生產標準和環境保護要求的，就不能隨意打壓。
（四）建立鄉村債務的化解和管制機制
面對全國鄉村數千億的債務，化解的方式既不可能是靠中央和省級財政的一攬子政策，也不能完全由縣鄉財政自行解決。要在摸清債務底數的基礎上進行化解式的處理。
首先，應該了解當地的事實情況，根據自身特定情況，制定出適合當地的方法。其次，對現有的鄉村債務，應該區分債務形成的原因，分類逐步化解。要首先解決涉農債務，防止出現農民以債抵稅，確保改革順利進行。再次，要嚴格控制新增負債。對具體項目要實行責任制，確立責任人，債隨人走，并且引入司法機制，加大舉債主要責任人的風險成本，杜絕因個人利益而舉債的事情發生。
參考文獻：
[1]崔昌璽. 廢除農業稅的負面效應及對策探究， 甘肅社會科學[J]，2007，（2）
[2]崔立勇.取消農業稅：農業減負不是全部[J]，中國經濟導報，2011，（3）.
[3]黃國幀. 值得關注的農民收入統計數據， 黨政干部參考[J]，2011，（4）
[4]韓俊. 調查中國農村[M]，中國發展出版社，2006.
[5]賀學峰.鳳凰周刊[J]，2005，（8）
第3篇：農業稅收論文范文
論文提要：納稅籌劃無論在微觀還是宏觀方面都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對企業來說，通過納稅籌劃可以減輕納稅負擔，獲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運營資金總量。國家和政府可以通過納稅籌劃發揮國家稅收調節經濟的杠桿作用，達到調整并優化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的目的。本文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分析納稅籌劃的主體和目標，明確納稅籌劃的深層空間，并提出政策性建議。
一、引言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納稅和征稅分別成為企業和政府相當重視的一個層面，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國家、政府間稅收協調博弈也越來越重要。無論是從企業來講，還是從國家和政府來說，納稅籌劃都已經變得刻不容緩，成為國家和企業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二、從微觀層面看納稅籌劃目標
納稅籌劃是指納稅人在法律、法規許可的范圍內，通過對籌資、經營、理財等活動進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和籌劃，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納稅支出，以謀求最大限度的納稅利益，實現企業稅后利潤及現金流量的最大化。
企業作為納稅籌劃的主體，如何來實施納稅籌劃，還是要取決于納稅籌劃的根本目的，其目的是減輕稅負以實現企業稅后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直接減輕稅務負擔；獲資金時間價值；實現涉稅零風險；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在企業越來越追求價值最大化的情況下，從納稅籌劃的主體角度來說，完全是站在減輕稅負和實現稅后利潤最大化來考慮的，這也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納稅籌劃目標。
（一）直接減輕稅務負擔，減少成本，增加企業利潤。企業可以通過納稅籌劃，在不違反稅法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避稅、節稅，以達到減少稅收成本、增加利潤的目的。
（二）利用資金時間價值，增加企業的盈利機會。對于資金充裕的企業來說，可以運用稅法規定范圍遲延支付的稅款進行投資，獲取比資金時間價值更高的投資收益，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機會收益概念；對于資金短缺的企業來說，企業可以把有限的資金用在關鍵上，在不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前提下，善于打“時間差”，合理調度應交未交稅款，獲得資金的時間價值，從而實現納稅籌劃目標服務于財務管理最終目標。
（三）實現涉稅零風險。實現涉稅零風險，是指納稅人賬目清楚，納稅申報正確，繳納稅款及時、足額，不會出現任何關于稅務方面的處罰，即在稅務方面沒有任何風險。為了規范納稅人的納稅行為，我國稅務機關引進了納稅信用等級制度，對于信用等級越高的納稅人給予一定的獎勵措施，比如減少對納稅人的納稅檢查。納稅人要充分考慮稅務機關對本企業的納稅信用等級評價，在既不影響本企業納稅信用等級，又不損害本企業利益的雙重目標下進行納稅籌劃，從而有利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
三、從宏觀層面看納稅籌劃目標
稅收政策是國家制定的指導稅收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稅收分配關系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準則。稅收法律、法規是稅收政策的法律形式和集中體現。國家的稅收政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稅收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與內容。在農村和農業稅收方面，長期以來國家實行低稅、輕稅政策，并且已經取消了農業稅；
在關稅方面，提高一些限制出口產品的稅率；現階段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別強調公平稅負、鼓勵競爭的稅收政策等。國家和政府作為納稅籌劃的主體，也就是稅收政策的選擇過程及各級主體間的博弈過程，也是稅收政策的不斷完善過程，包括國家政府與企業間、國與國之間、地方政府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各種博弈。
（一）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博弈。企業納稅籌劃的目的無非是想少交稅，而政府與其對立的是增加稅收收入，想盡辦法在企業能接受的范圍內實現提高稅收收入，同時進一步鼓勵競爭，力求實現公平稅負，優化稅收機制。這個過程當中必然涉及到政府與企業間的博弈，對立的兩端很難達到共贏，但是隨著稅收體制的改進和企業納稅意識的強化，必定能達到更好的博弈結果。
（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博弈。國家通常是稅收政策的制定者，在國與國之間發生稅收收入摩擦時，國家政府必然會為了本國的稅收利益與另一國周旋，所以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地開始反傾銷，其目的除了保護本國企業的利益外，很大層面上是為了維護其財政稅收利益。
（三）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間常常會為了爭奪一些大型企業以增加稅收收入產生分歧。很多地方政府提供優惠稅收政策來吸引跨國公司的總部落戶當地，增加其收入。例如，今年興起的總部經濟。通過吸引跨國公司總部落戶當地來增加稅收。如果將總部所在地作為主要納稅地，則數量非常可觀，這是地方政府對本地大型企業總部遷出驚慌失措，從而極力挽留的主要原因。而總部匯集地，則明顯享受到了相應的利益。
（四）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博弈。我國實行國稅和地稅分家以來，稅收收入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個重頭戲，提高其稅收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其業績。盡管為爭奪資源而在資本市場上從事稅收競爭是我國地方政府的主要動機，但我國地方政府與中央的稅收競爭也有政治動因，主要表現在地方財稅部門要面對來自中央部門和企業的壓力，其他政府部門和企業會以其他地區企業的稅負水平作為比較基準游說財稅部門降低企業實際稅負。地方政府首腦也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態。例如，由于出口退稅政策采用國家地方75∶25的比率退稅，在出口退稅率較高的年份，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減少出口退稅額，竟然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
宏觀上看，稅收籌劃的博弈將稅收政策推入了一個更加艱難的層面，只有不斷完善國家稅收政策，才能正確反映和體現政府的公平、效率政策傾向，且是實現財政政策目標的手段之一。
四、政策性籌劃的提出
近年來，出現了稅收籌劃新領域：政策性籌劃。政策性稅收籌劃是指特大型企業集團在不違背稅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與國家政府中的稅務、財政等部門進行協商，試圖改變現有對企業或行業不適用的稅收制度，以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理財方法。這種籌劃實質上是一種稅收制度籌劃的創新活動。特大型企業集團發現現行稅收制度的非均衡，從而產生稅收制度創新需求，政府根據這一制度需求對稅收制度的供給進行調整，以實現稅收制度均衡。
政策性稅收籌劃的過程是稅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只有通過改變原有的稅收制度安排，選擇和建立一種新的均衡基礎上的制度安排才能獲得潛在收益。其主要思想是，現行稅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稅收籌劃的出發點，政府和稅務部門應在此基礎上，充分考慮納稅人對稅制的接受程度，不斷地調整稅收制度供給以滿足稅收制度需求，從而實現稅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運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政策性籌劃是微觀主體和宏觀主體的一種融合，是納稅籌劃的一個嶄新課題。政策性籌劃剛剛起步，還有相當大的籌劃空間，兩大主體也有更多的可以改進和博弈的地方，相信隨著經濟發展，企業和政府間的融合會更進一步，納稅籌劃目標會更加明確和和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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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昌，李夢娟.宏觀視野下的稅收籌劃[J].稅務縱橫.2003，8．
第4篇：農業稅收論文范文
1基本情況
全縣農業人口為106.28萬人,鄉鎮地方財政收入為10706萬元,地方財政支出為16716.15萬元,預算外收入為257.6萬元,上級補助收入為7321萬元,由鄉鎮發放工資人員為9663人,其中編外人員為492人。隨著農村改革尤其是稅費改革的逐步深入,鄉村兩級債務問題凸顯出來。據了解,全縣2007年底鄉鎮級債務總額18391.45萬元,債權總額為7141.18萬元,凈債務為11250.27萬元;村級債務總額為8487萬元,債權總額為2602萬元,凈債務為5885萬元。
2鄉村債務形成的原因
鄉村債務的形成有其復雜的原因,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經濟發展滯后與公益建設需求不斷增長之間的矛盾是引發債務的主要原因蒼山縣是農業大縣,鄉鎮財政收支歷年來主要依靠農業稅收維持,缺乏大宗而又穩定的稅源。為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村公益設施,保證農村穩定,相當多的鄉鎮在財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舉債建設、改善公共服務設施。目前,鄉村基礎條件有了較大的改觀,但長期形成的債務又對鄉村今后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礙。
2.2多年來不合理的財政體制是債務規模逐漸擴大的直接原因上級要求鄉村辦的事情很多,但上級卻很少給予相應的財力保證,給基層政府運行造成了很大壓力。鄉鎮政府為了保證基層政權正常運轉,保證干部教師工資發放,保證社會穩定,保證完成上級交辦任務,就只好大量舉債,事事舉債,日積月累,造成基層債務越來越大,形成惡性循環。
2.3一定時期的行政號召和部分行政干預是債務造成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以前各級號召大辦鄉鎮企業,大搞達標升級活動,不少鄉鎮本論文出自為出政績樹形象,盲目舉債上項目、辦企業。而多數企業經營管理不善,產品質量差,不能適應市場發展變化,因而企業建成之后,也是虧損到來之時。留下來的都是一堆債務,為了挽回敗局,再貸再生產,越貸越賠,最終不得不關門破產。
2.4人員膨脹、鄉鎮機構龐大以及現行干部管理體制對債務的形成有直接關系近年來,隨著農村社會矛盾的不斷增多,鄉村工作量日益加大,客觀上為增人提供了前提。因此,財政供給人員逐年攀升。為了解決不斷膨脹的人員供給問題,鄉村兩級不得不靠借貸至高息集資保障供給。舉債度日與人員膨脹現象并存,這是基層債務越來越多的重要因素。
3化解鄉村債務的主要措施
這些歷史上長期積累形成的鄉村債務,已成為鄉村沉重的包袱不能解脫,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縣域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必須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決。從當前來看,我們認為要按照制止新債、搞清舊債、分類處理、逐步消化的思路,采取以下幾方面措施來推進鄉村債務化解。
3.1大力發展地方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消化鄉村債務的根本出路在于發展壯大地方經濟。近年來的實踐證明,大凡經濟發展較快的地方,債務一般較少,一般形不成對財政預算正常執行的沖擊。因此,只有大力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才能有條件逐步化解歷史債務。目前必須抓住各級重視基層經濟發展的有利時機,發揮自身優勢,調整經濟結構,增加經濟總量,壯大財政實力,為逐步償還債務奠定堅實的基礎。
3.2區分債務渠道,分類化解債務根據鄉村債務的性質,劃清地方政府和鄉村各自應對債務承擔的份額。在分清性質的基礎上,確定以下償債的基本原則:對于揮霍浪費、非法占有等形成的債務由當事人負責;鄉村經營舉債以及提留形成的債務由鄉村負責償還;因地方政府轉嫁負擔形成的債務由地方政府負責;舉辦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舉債以及教育達標等所形成的債務,按事權由各級財政承擔;由部門政策或者法規導致的負債,由部門負責償還。超級秘書網
3.3加強鄉村債權清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尾欠,嚴格按照稅法的規定進行,以保證基層財政收入和稅法的嚴肅性;村提留、鄉統籌尾欠,要根據數額大小和農民實際承受能力,制定分年度計劃,逐步進行清收;對農戶普通欠款,可區別對待。對有償還能力的農戶,可通過各種辦法,促其主動償還,不還的可運用法律手段進行清收。對貧困戶欠債應通過國家救濟的方式償還。
3.4實行債權債務重組對于鄉村與單位和群眾個人之間的債權債務,可通過鄉村協調和群眾自愿相結合的辦法,讓債權人與債務人協商掛鉤,進行債權置換。對于以鄉村名義為鄉村企業貸款或擔保形成的債務,企業尚在運轉的,劃撥給企本論文出自業;企業已經合并、改制的,由接收單位或者兼并單位負責償還。
3.5盤活鄉村資產對經營不善的鄉鎮、村組的集體企業,可通過公開拍賣變現;對集體的荒地、荒山、荒湖、荒坡等可采取產權轉讓、承包、租賃和拍賣等方式來開發利用。
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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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農業稅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主要由政府、集體及個人三方來承擔。由于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才剛剛起步，財政資金保障能力水平呈下降趨勢，集體補助缺失，農民的個人收入微薄，因此不足以負擔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必須通過改變政府扶持方式，以國有股轉持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以稅收支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用實物換保障來構建多渠道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方式。
目前全國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開始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籌集方式的大膽創新。探討構建多渠道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使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方式多元化，完善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有利于充分調動農民參保的積極性，有效的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中指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主要由國家、集體和個人三方來承擔。國家、集體和個人亦是基金來源的主體。
一、我國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的渠道
(一)個人繳納為主
個人是社會養老保險的受益者，是社會保險費用的承擔者和義務人。明確社會成員的繳費義務有利于減輕財政負擔，增加社會保險基金，使社會保險基金給付得到落實;有利于增強社會成員個人責任心和自我保障意識。國家財政支持力度不夠，集體補助難以到位，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上完全由個人承擔，這對收人普遍偏低的農民家庭來說是一筆較大的支出，再加上農村養老的傳統觀念，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難以在農村地區普遍覆蓋。農民收入偏低，社會養老保險繳費方式僅限于現金形式，使得保障水平偏低，難以滿足農民的需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低。一些貧困地區農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成了純粹的個人儲蓄積累保險，微薄的養老保險金根本無法提供必要的養老保障，無法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農民參保積極性不高。
(二)集體補助為輔
集體補助主要從鄉鎮企業利潤和集體積累中支付。集體經濟與農民有著緊密的聯系，有義務為農民承擔一部分的養老保險基金的繳納，這樣可以減輕個人的負擔。目前，雖然我國要求集體補助一點，很多地方也開始實行補助計劃，但是發展緩慢、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集體無力或不愿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給予補助，特別是在鄉鎮企業不發達的地區，集體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投入能力下降。
(三)國家補貼為補充
《基本方案》是我國1992年頒布的關于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方案，其中規定了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方式。國家通過對鄉鎮企業支付基本補助予以稅前列支給予政策扶持。但國家在基金籌集上沒有財政責任，即不承擔直接的出資責任。我國目前的財政收人增長很快，2008年達到61 316. 9億元，我國的經濟承受能力在不斷加強。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我國有能力承擔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注入資金的責任。
二、我國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渠道存在的問題
從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方式來看，一般是國家、集體和個人承擔。因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與國家的財政支持力度、鄉鎮政府的財政狀況和農民的收入水平有著緊密的聯系。目前，由于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不夠完善，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方式仍存在一些問題。
(一)物價水平的上漲，削弱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保障能力
近年來，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支持，財政轉移資金逐年增多，財政支持力度加大，照理農民的個人負擔應會減輕。但是由于物價水平，特別是食品價格的上漲，導致社會保障結余基金貶值，社會保障基金支出增加，使國家所提供的財政資金保障能力水平呈下降趨勢。政府在物價上漲的壓力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保障能力有所削弱。
(二)鄉鎮財政無力補助，制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水平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籌資模式中的“集體補助為輔”的原則與鄉鎮財政的補助有著緊密的聯系。鄉鎮財政滿足農村公共需求是其基本職能，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財政支持是其基本職能的體現。但鄉鎮的財政收人主要是來自農業和鄉鎮企業的稅收，尤其是一些鄉鎮企業發展緩慢的落后地區，致使農業稅成為財政收人的主要來源。隨著我國農業稅的全面取消，鄉鎮財政收人減少，鄉鎮財政無力承擔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補助，制約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水平。
(三)農民個人收入水平低，導致農民的籌資能力較弱
農民的收人普遍偏低，農民的收人水平增長速度緩慢，相對于城市居民來說，收人差距過大，只能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對于承擔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顯得有點心有余而力不足。2008年全國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的人數為5595萬人，僅占全國參加養老保險人數21891萬人的25. 6%，這比2006年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的比例28. 6%降低了3. 6個百分點。這說明只有小部分人用僅有的“富余”的錢參加了養老保險，還有很多農民沒有參加養老保險基金。如果我國堅持現有的以“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籌集原則，那么在以后實施過程中，部分農民會因為缺乏投保信心，缺少投保的資金而放棄投保，這就對我國全面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廣覆蓋產生了阻力。
三、我國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渠道的完善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必須進一步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政府和社會提供的資金不充裕的前提下，合理、可行的基金籌集方式是農村實施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關鍵。通過借鑒以前的豐富經驗，結合我國農民的實際情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需要構建多渠道的基金籌集方式。
(一)改變政府扶持方式
政府除了給予政策支持外，還應加大財政扶持，按照農民繳費標準，堅持多交多補，少交少補，不交不補的補助原則，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另外農民收人低且不穩定，制約了農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積極性，這就要想方設法提高農民的收人。(1>建立農村勞動力市場，拓寬農民就業渠道，增加就業，增加農民收人;(2)建立農業保險制度，轉移農民的災害風險，通過保險補償減少損失，減輕農民負擔。幫助農民提高抗災自救的能力和信心，保障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的穩定;(3)在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礎上，結合農業產業化發展，根據不同的人群，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安排上給予不同的優惠政策;(4)引入市場機制，利用土地資源要素，對農村上地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二)國有股轉持充實社會保障基金
2009年我國頒布了《境內證券市場轉持部分國有股充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實施辦法》。本辦法轉持國有股以及轉持股份在社保基金各賬戶之間轉賬，免征過戶費。轉讓股份目前只是按照10%的股份收取紅利，并不是讓社保基金機構去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國有股轉持緩解了減持的壓力，同時也緩解了社保基金的壓力，使社會保障基金有了穩定的來源，同時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拓寬了渠道，使籌集資金的來源增加。
(三)以稅收支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
我國稅制改革以來，稅收保持了較快的增長，2008年我國征稅54 219. 62億元，同比增長18. 8%。目前我國的稅收征收工作存在著很大的潛力，可以開征新稅種，或者從其中劃出一定比例來補充養老保險基金特別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另外，可以開征社會保障稅，對高收人、高消費階層開征包括遺產稅、贈與稅等新稅種。
第6篇：農業稅收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農業產業化資金，支農財政投入，農村金融，農民收入
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而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減慢，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云南是一個高原山區省份，全省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呈階梯狀逐級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極大，地貌類型多樣，氣候類型復雜，比起國內的其他省份，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欠發達。同時又由于經濟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得農業的投入少，農村一直處于不利的地位，農業增效難、農民增收難、農村社會進步慢的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要發展農村經濟，就要先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改變投資結構，使投入主體、投入渠道以及投入形式更加多元化，不斷完善農村產業投資體系。
一、云南省農業產業投資構成
云南省涉農產業資金來源主要有：政府、金融機構、社會投資等。其中，政府擔負著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職責，故應重點投資于那些風險較大、收益期長，對農業發展起著保護和促進作用的大中型項目；銀行等金融機構起到的是調節社會余額資金的作用，因而對農業的貸款主要應用于生產經營用的暫時周轉資金；而社會投資從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由于受多方面的原因，投資額還比較小。
目前，云南省政府對農業的投資，主要有財政預算內安排的支農資金、基本建設資金、專項扶貧資金以及對農民的直接補貼。農業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拿出來的農業產業化資金，主要用于投資農田的水利建設、農業科技推廣、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維持農業發展外圍環境的作用。2007、2008兩年全省的財政支出總額為1135.22億和1470.24億元，而財政支農支出分別為 127.60億和177.77億[1]，農業支出所占財政支出比例分別是11.24%和12.09%，表明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速度略加快。
各金融機構對農業的貸款是農業投資中另一個較大的來源。2007和2008兩年，我省金融機構發放的農業貸款分別是444.6億元和747.2億元[1]1，這主要來自國有商業銀行，說明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機構中對農業投資的主體。
農業投資中社會投資目前規模不大、影響范圍較小。農戶投資僅限于種籽、化肥、農機具等方面，由于資本積累額的限制，他們往往沒有能力開辦第二、三產業，故農戶投資對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所起作用不大[2]。因而要通過投資結構的變動來影響農村產業結構，主要還要依靠財政支出和銀行農村信貸。
二、云南省農業產業資金來源：
（一）財政投入
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主要是指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對農業發展提供的資金支持，既包括政府通過財政預算安排的直接用于農業發展的財政資金，如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等，也包括政府通過其他渠道安排的間接支持農業發展的財政支出，如各種用于農業的財政補貼支出、農業稅收減免等[3]。財政投入是國家支持農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財政對農業的有效投入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歷年省委省政府都將農業作為重點，采取各種投資方式，提高農業產值，增加農民收入。
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財政對農業的支出保持著不斷增長的趨勢，從1998年的34.66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177.77億元，上漲了約5.13倍，其中漲幅最大的為2007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較上年增長了52.16%。漲幅最小的為2005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僅比上一年增長了2.23%。從農業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看，財政農業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斷上升，1998年為10.57%，2000年為9.47%，到2003年這一比例降到了8.34%，2004年出現恢復性增長，為10.83%，到2008年為12.09%。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考慮，農業作為我省的支柱產業，每年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均小于20%，由此可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依舊較小，不能夠適應農業的快速發展。
表1云南省歷年財政總支出與農業支出對比情況
年份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
支出（億元）
農業支出
（億元）
農業支出增長
比重（%）
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
1998
328.00
34.66
2.48
10.57
1999
378.05
36.59
5.57
9.68
2000
414.11
39.20
7.13
9.47
2001
496.43
45.26
15.46
9.12
2002
526.89
46.35
2.41
8.80
2003
587.35
48.99
5.70
8.34
2004
663.64
71.90
46.76
10.83
2005
766.31
73.50
2.23
9.59
2006
893.58
83.86
14.10
9.38
2007
1135.22
127.60
52.16
11.24
2008
1470.24
177.77
第7篇：農業稅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對組織稅收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質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解決兩者矛質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悅是組織收入的基礎和保障，只有堅持依法治枕才能閱滿地完成收入任務，促進經濟發展。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依法治稅成為我國當前稅收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指令性稅收計劃對稅收行政執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稅收計劃與依法治稅的矛盾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顯現。如何嚴格堅持和推進依法治稅、如何處理好組織稅收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成為一個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實踐的重大課題。
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盾
(1)“收人中心說”帶來的治稅觀念的誤區。在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我國對稅收收人實行計劃管理，強調以組織收人為中心，以稅收計劃任務的完成情況來考核工作績效，在稅務部門形成了“唯收人論英雄、唯收人論成就”的觀念。稅務部門任務觀念很強，將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調劑稅收收人，確保收人計劃完成上，相對而言，法制意識較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
(2)稅收計劃制定的不科學性成為依法治稅的重要障礙。從理論上講，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對經濟有調控作用，所以兩者的內在發展趨勢應是一致的。由于經濟的發展呈波浪型的規律，稅收收人計劃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編制，但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編制稅收計劃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數增長法”，其公式為:稅收計劃二基數x系數+特殊因紊，即每年國家下達稅收計劃任務是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這種方法具有明白直觀、簡便易行、連續性強、較為穩定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各地的客觀經濟狀況，對保證國家財政收人的穩定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這種計劃分配方法的缺陷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第一，基數對計劃的影響程度較大，基數越大，稅收收人任務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著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務越重，實際上是一種“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稅務部門為減輕以后年度的任務壓力.出現了有稅不收等現象。第二，基數與依照稅法有可能取得的稅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稅負和宏觀調控。在稅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稅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長收“過頭稅”，導致“寅吃卯糧”。第三，系數的人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對稅源全面、科學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而是通過財政預算反推出來的，可依據性較差，只考慮財政支出的增長需求，而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總量與結構的變化，從而容易導致稅收什劃的增長偏離實際稅撅、稅收任務崎輕畸重等悄況，會給執行稅收政策帶來一定的負面影晌。
（3)過度強調組織收人導致了對征管質量的忽視。組織收人固然是稅務部門應盡的基本職能之一，但過度強調收人任務導致了稅務部門對征管質量的忽視，有悖依法治稅的原則和規范征管的要求。在個別經濟發達地區，稅撅充足，稅務部門完成當年度稅收收人任務后，放松了對漏征漏管戶的清理，企業欠稅大幅度地增加，壓欠措施不到位，查處案件過程中隨意性較大，甚至個別地方政府常以發展地方經濟為借口，超越權限要求稅務部門特別是地稅部門違法實施稅收減免和制定片面的稅收優惠政策。這種做法一方面助長了企業的欠稅、偷稅的風氣.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蔓延，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稅務部門征管水平和征管質量的提高。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脫離稅源實際，片面迫求政績和地方收人規模的最大化，稅務部門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計劃的雙重壓力下出現了征“過頭稅”“空轉稅”“以票引稅”等稅收違法現象，有的地方為完成“屠宰稅”“農業稅”等收入任務強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頭來計征屠宰稅，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更不用提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了。
（1）正確處理好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的關系
依法治稅是組織收人的基礎和保障，組織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稅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結果，依法治稅貫穿于組織收入始終。只有堅持依法治稅才能圓滿地完成收人任務，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要正確處理好組織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緩解、解決兩者矛盾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強化稅收法定原則，克服單純追求收人的觀點。在“依法治國”已成為憲法基本原則的今天，應重新對“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進行定位。從理論上講，稅收計劃是由財政機關和稅務部門制定的，是稅務部門內部的工作計劃，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而稅法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及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約束力，違反稅法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孰輕孰重顯而易見。再者，從當前形勢上講，雖說組織收人是稅收的基本職能，卻不是唯一職能，特別是我國加人WTO后，稅收更注重的是體現一種“公平”和“中性”的原則，與國際接軌，“依法治稅”顯得尤為重要。這里的“法”就是“稅法”，“稅法”才是全部稅收工作的依據，而不是“稅收收人計劃”。組織收人應在稅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做到依法征收、應收盡收、應退盡退。而所謂依法治稅，其內涵就是“應收盡收”，就是按照稅收法律、法規和稅收規范性文件的要求，通過規范的稅收行政執法行為對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稅款解繳人庫，實現稅款從納稅人到國家的財產利益轉移，既不能有稅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稅收收人任務收“過頭稅”。由此可見，“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兩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稅這一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來完成稅收收人計劃。
(2)改變現行不盡科學合理的稅收計劃制定方法。稅收與經濟是木與本、水與源的關系，不能脫離經濟去追求稅收增長，更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侈談什么稅收增長。所以，稅收計劃的制定應逐步改變現行的“基數增長法”，要以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原則，以經濟發展狀況為依據，特別是根據稅收收入的增長與CDP增長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可以考慮運用GDP來編制稅收收人，主要有彈性系數法(稅收彈性系數是指稅收收人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和稅收負擔率法(稅收負擔率是指稅收收人占GDP的比重)兩種方法。
(3)改變稅收工作考核辦法。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勢下，各級地方政府、上級主管部門對稅務部門工作業績的考核標準應多樣化，稅收收人計劃任務完成情況不應當成為考察和評價稅收工作的唯一標準。能否完成稅收計劃任務主要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情況，所以在稅收計劃執行階段，應當將稅收計劃作為預側性、規劃性、指導性計劃，而不是強制性、必須完成的指令性計劃，對稅收工作的評價應該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質的要求。沒有質的量是沒有意義的，應當適當弱化稅收計劃任務的考核，強化依法治稅工作的考核，由稅收計劃的數量考核逐步轉變為稅收征管質量的考核，將重點放在考核稅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體包括稅務登記率、納稅申報率、申報真實率、催報催繳率、稅款人庫率、滯納金加收率、違法行為處罰率、涉稅復議變更撤銷率等指標。衡量稅收工作的優劣，不應單純看收人總童的多少，關鍵是看是否堅持依法治稅，依率計征，縮小應征與實征的差額。
(4)切實改革政府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稅收計劃是財政預算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要改革現行的稅收計劃，在財政預算上必須堅持“量人為出”的原則，徹底改變當前財政支出制約稅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財政預算與稅收計劃差別較大，由此產生的財政支出缺口，應通過緊縮支出、發行國債或者其他途徑解決，而不是將組織收人任務強加于稅務部門，這樣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稅收計劃產生的負面效應，保證稅務部門依法治稅的獨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計征。
第8篇：農業稅收論文范文
【摘要】解決地方財政困難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加大縣級政府財力培育,發展適合各地實情的縣域經濟,以經濟的發展來促進財政問題的解決,走“經濟-財政-經濟”的辯證發展道路。本文以湖南省縣級政府財力培育為研究對象,在分析湖南省縣級政府財力困境現狀及成因的基礎上,提出湖南省縣級財力培育的宏觀政策。
【關鍵詞】縣級政府;財力培育;湖南
近年來,在國民經濟保持持續發展和國家財政收入連年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縣鄉財政困難越來越突出。這主要是由于農業、農村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結構實施戰略性調整,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不到位,增人增支剛性增長,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滯后等體制性、政策性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城鄉分割和地區間經濟非協調發展在縣、鄉財政上的集中反映。
一、湖南省縣級政府財力困難的主要表現
(一)縣級財政收支差額與赤字
近年來,隨著農村稅費改革和國家清費立稅改革相繼出臺,縣鄉預算外收入急劇下降,縣鄉財政的包袱大大增加。縣鄉政府作為一級政權機構,有其必須履行的政府職能,必須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但由于縣鄉財政巨大的財政赤字和財政負擔,大多數的縣鄉財政很難支持一級政府的正常運轉,影響縣鄉政府職能的實現。
以長沙市縣級政府為例,2003年財政赤字為41502萬元,2008年達到166097萬元,擴大了4倍。不僅如此,縣與縣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差距也呈擴大趨勢。在同一市內,以長沙縣與望城縣為例,2003年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分別相差15925萬元和19728萬元,2008年分別達到37021萬元和47953萬元。不同市域,差距就更大了。以長沙市長沙縣與湘潭市湘潭縣為例,2003年財政收入湘潭縣為長沙縣的37.51%,財政支出則為40.88%,2008年分別為25.97%和51.91%。可見財政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財政支出相對縮小,故地方財政承受能力即財政赤字的差距不斷擴大。
(二)文教體衛經費支出嚴重短缺
目前,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確實使中國逐步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但長期以來,由于片面強調經濟的發展,忽視了微觀經濟主體對社會環境發展的需求,致使我國大部分城市存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經濟建設與社會文化建設不協調的問題,這不僅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也加大了我國人口素質、社會環境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的距離。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轉變政府職能入手,對文、教、體、衛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給予充分的認識,并將科技和教育支出放到政府財政支出的首位,給予優先考慮。2000年至2008年,湖南省文教體衛財政總支出隨著經濟增長而增加,但占財政支出比例卻呈現出下降趨勢,2008年僅為19.69%,是近9年來的最低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35%—40%的水平。
(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財政資金需求缺口巨大
農村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城鄉社會保障實施嚴重不平衡。目前,農村以養老、醫療為重點的社會保障工作僅在小范圍內試點實行,社會保障基金調劑范圍較小,用于農村的社會保障資金費用也較少。以湖南省為例,2001年用于農村的保障資金為912.4萬元,僅相當于城市保障資金的3.4%,若加上農村困難戶集體補助金487.0萬元和農村五保戶集體供養金14467.5萬元,也只有15866.9萬元,僅占湖南社會保障金總額的9.96%。可見,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下,支援不發達地區的財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但不發達地區卻是最需要財政公正支持的。
二、湖南省縣級政府財力困難的原因分析
(一)行政機構膨脹,事業管理費高
多年來,財政供養人口過多,增長過快,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并沒有多大的改善。人浮于事的結果直接導致財政支出中用于工資的比例在增加,但行政效率卻低下,加大了尋租行為出現的可能性,增加了財政運作成本。據調查,2001—2008年湖南省政府行政管理費占財政支出的9%—10%,并呈現穩步增長趨勢;部門事業費占財政支出比重高達30%;行政事業管理費占比高達55%以上。財政支出絕大部分花費在政府行政機構、部門管理事業費上,造成財政支持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導致財源培育不足,制約了財政收入的增長。
(二)縣域、農村經濟發展不足
當前,縣鄉財政可用財力增長乏力,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不夠。湖南是農業大省,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慢,綠色、優質、高效的農產品基地規模小,農業龍頭企業帶動能力弱,農民增收的步伐緩慢。2008年湖南省農民收入中的73.8%來自農業,其中,農業收入中來自糧、棉、油、糖、煙葉的收入高達80%以上,來自果菜收入比重還不到10%。過去,在農產品短缺的情況下,農產品價格一直比較高,農業只要增產就能帶來農民增收。并且,湖南省農業稅收年增長幅度,從2000年的33%回落到2005年的9.6%直至近年才稍有回升。種種現象表明,農業增產、農民不增收和財政不增稅的問題對縣鄉財政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已經顯露出來,并呈現不斷強化的趨勢。這是近幾年來縣鄉一級財政困難程度進一步加大的重要原因。
(三)城鄉資源占有不均等導致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均等
1.城鄉人口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我國建國50多年來人口增長過快,農村人口總量也是在遞增的,到2000年才有快速相對下降的跡象,但至今仍有將近61%的人口聚居在農村,表明我國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農業就業結構轉換仍然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轉換。農村聚居大量的人口,必然導致極低的生產效率,這也和我國工業化的程度極不相稱。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當屬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戶籍制度,到現在農民要變成城市居民的主要途徑還是升學。因此,打破城鄉人口滯留的格局,加快城市化進程,顯得尤為必要。
2.產業結構演進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1978年以后,我國經濟確實出現了高增長。而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高增長卻是由第二、第三產業拉動,而第一產業停滯甚至萎縮,這主要是由農業的稟賦決定的,但還夾雜著人口因素。1997年以后,我國農業產值占到GDP的20%以下。同期,我國農村人口仍占總人口的70%左右,結果就導致城鄉收入差距變得特別突出。1978年,從三種產業的產值結構來看,我國工業所占比重已達44.8%,具有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中等發達國家的特征;而從勞動力結構來看,農業勞動力比重高達73.3%,是人均GDP200美元以下農業國家的典型特征。這里面的關鍵因素是人口結構的調整跟不上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1999年,我國農業產值在總產值中的比重為17.7%,而就業比重依然高達50.1%。根據庫茲涅茨的統計分析,當人均GDP達到500美元時,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為31.4%。可見,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過大導致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過低。
三、培育湖南省縣級政府財力的宏觀政策研究
(一)精簡鄉鎮行政機構與成員
益陽市作為湖南省改革試點城市,2006年內,全市鄉鎮從144個精簡到96個,1294名鄉鎮干部精簡為705人,鄉鎮事業編制減少10035人,精簡率達63.4%。以益陽市2005年底人口總數460.6萬人為基數,幾乎每300人中就有一名政府辦事人員;年度財政收入總額92377萬元,而財政支出達到317808萬元。從種種事實中我們不難看出,湖南省縣級政府機構臃腫,基層行政機構人員冗雜,財政供養規模過大,使得縣級政府財力無法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無法促進縣域經濟和社會事業的協調發展。這就要求必須進一步推行縣級政府機構改革,精簡冗員。可以根據“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基,一級預算,一級產權,一級舉債權”的基本原則,考察各地實際職能需要與財力因素,配備工作人員,避免出現人多反而不辦事、辦不好的情況。并且,政府的編制也應該考慮一定時期內的財政情況,在集中財力求發展的時期可以適當縮減編制,等到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更多的人才時,再適當引進,以達到比一開始人員臃腫時更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推進鄉財縣管
自從實施稅費改革、全面取消農業稅等政策后,絕大多數鄉鎮已經失去其主要的財源。農業稅在整個湖南省的財政收入中占了比較大的比重,在絕大多數沒有自主產業,僅僅依靠農業稅等稅費收入取得財政收入的鄉鎮對上級財政轉移支付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強,“吃飯財政”的現狀都難以持續。在這樣的前提下提出逐步撤消鄉鎮財政,推進“鄉財縣管”也是必然趨勢。采取預算共編、賬戶共設、集中收付、票據統管的管理模式,逐步取消鄉鎮財政。
(三)提高農民在土地轉讓過程中的分享比例
在現行征地制度下,除鄉鎮企業用地、農村公共公益事業用地、農民宅基地外,所有新增建設用地需要占用農用地的,無論是出于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目的的需要,還是出于房地產開發等私人目的的需要,都借助國家土地征用權來實現農地轉用,征地的服務范圍超出了公共利益的界限。同時,國家法律規定的征地補償標準過低,在征地補償中對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就業保障未予足夠的考慮,特別是對于本來就很低的征地補償費用,集體經濟組織又要截留、分享,因此農民實際得到的補償更低。征地后失去土地的農民由于缺乏非農就業所必需的專業技能等原因,很難在短時期內找到合適的非農就業崗位,而貨幣形式的社會保障體系又很不完善,致使一部分農民的基本生活和就業都受到了影響。在土地用途管制下,農民承擔了耕地保護、國家糧食安全、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公共利益的代價,卻不能全面分享農地轉用過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得到應有的公共財政上的支持和補貼,農民的土地權益事實上集體性地受到了侵害。
(四)改革土地流轉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
要創新土地流轉制度,一是要打破國家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允許集體非農用地直接進入市場,對經營性用地實行市場定價;二是明確界定“公共目的”的內涵和外延、明確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權限和征用范圍,提高農民轉讓土地的分享比例;三是建立能夠全面、真實地反映土地資源價格、資源成本和社會保障價格的科學的地價評估體系,對批準入市的土地進行全面的定價評估,為征地補償提供價格依據;四是在充分考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土地發展補償、未來收益補償、社會保障補償以及勞動力安置等因素的基礎上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五是對于有長期穩定收益的公益性占地,允許農民入股,允許經批準為建設用地的農用地以租賃形式轉化為工商業用地。
四、總結
第9篇：農業稅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基于經濟體制二元結構的原因，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安排具有明顯的城鄉差異性，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對我國農民社會養老保險現狀進行分析，借鑒國外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經驗，結合我國農民的社會養老實際，使可持續發展的農民養老制度應盡快得到實施。
養老主要有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兩種形式。家庭養老是中國的傳統養老形式，社會養老主要是指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討論養老保險制度安排時，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安排往往是針對城鎮職工的社會養老保險，而對于農村的養老保險往往要另行明確農民對象。在經濟體制二元結構之下，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安排具有明顯的城鄉差異性。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的養老保障的重要性眾所周知。只有農民的養老問題也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中國的養老保障制度才算真正地得到了完善。
一、二元結構的養老安排
現在階段中國農民的養老仍然是以傳統家庭子女養老為主要方式。近20多年來，隨著農村鄉鎮企業興起農民土地的征用、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和鄉鎮城市化等經濟變革帶來的農村傳統經濟模式的變化，剛性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導致農村家庭規模呈倒三角下降結構，農村老年人口占農村人口比例上升，獨居老人增多，子女對老年父母的贍養能力大大降低，傳統的以共同居住為主要形式的農村家庭保障基本功能被削弱，使農民傳統的家庭子女養老的主體模式受到挑戰。中國政府對新形勢下的農民養老高度重視。1991年民政部推出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計劃并在一些地區試行。該計劃提出了農村養老保險“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國家政策支持”的三原則。該計劃截至200年末全國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的人數為5 378萬人，全年共有205萬農民領取了養老金。年末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285億元。但是受地方經濟環境的限制，計劃僅在少數省份的經濟發達地方自成系統，大部分地區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沒有建立起來或不具可持續性，農民社會養老保險整體保障水平仍然很低。
在城鎮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關心農民的各界人士對農民的養老保險制度建設提出了大量的意見和建議。面對現在農村農民的養老壓力，有這么一種觀點，認為不把農民納入類城鎮職工的社會統籌型養老保險就是對農民不公平沒有給農民以公民待遇，甚至提到人權和生存權的高度及對政策質疑。作為長遠的目標，以上看法不無道理，實現全民社會養老保險待遇，是民主政府的基本責任。但是，全民統籌養老問題最大的制約因素是經濟承受能力，中國農村整體經濟水平低，農民個人繳費困難，集體扶持有限，國家財政無力承受農民的社會養老負擔。
綜觀國外農民社會養老的情況，包括發達國家養老保險計劃都說明不同經濟實力和不同文化的背景國家對農民實施的社會養老保險政策不同。即使少數富裕國家覆蓋包括農民在內的全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實現也是經歷了幾十年努力，比如德國直到1957年才建立了面向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其間歷經了近70年的時間，美國經歷了55年。而日本將農場主(自雇農民)納人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范籌時人均GDP高達2 519美元，經歷了整整30年時間。發展中國家因其經濟力量有限，大多結合自己國家的國情和傳統文化、民俗，采取了比較靈活的、多層次的、漸進式的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外國的農民社會養老保險發展實踐說明，對農民的養老安排要從國家的經濟實際出發，要承認工業與農業的二元經濟結構及特點，國家給了農民一定數額的土地，農民有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保障。政府現在對城鎮職工實施的具有社會統籌功能的基本社會養老保險待遇，實質上是職工自己創造的價值，從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籌集和給付過程可以清楚看到其取之于之和用之于之的過程。在探討農民養老制度安排時，必須正視和承認城鎮職工與農民的這一重要差別。當然，這一差別不能否定農民對國家發展所作的貢獻，更不能免去或推卸政府在促進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同時，努力推動農民養老社會化進程的責任。在國家經濟能力有限、農業生產、生活及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不能實施超越社會和個人經濟承受能力的養老保險政策。
二、農村農民的養老安排
“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養老保險工作”應該是研究農民養老安排的指導原則，對廣大農民的養老安排不可一刀切，而應該從實際出發，隨著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人口遷移等原因，“農民”是一個已經泛化的概念，除了以土地為依托的全職農民外，還有不少農民工人(農民工)、兼職農民(如半商半農或半工半農)或待業農民(失地農民)等等。這樣農民的生產、生活和經濟狀態有很大的差異。在考慮農民養老安排時，宜將非全職農民從農民圈分離出來，且可比照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險的辦法或類似辦法，強制要求并支持、鼓勵非全職農民參保。
對于那些真正依托土地、靠莊稼變現的廣大自耕農民，則仍宜以在法律的剛性約束下，重點支持、鼓勵和實施傳統的家庭養老。傳統家庭養老除了有土地作為基石外，還有著濃厚的血統淵源和孝道文化背景。中國多數農民一生致力養育子女和家庭建設，到年老時將整個家庭財富和自己的養老責任交由成年子女，子女在繼承家產的同時理所當然地要擔當起贍養老人的責任。在這一點上，中國與西方國家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濟傳承和文化理念。隨著我國社會發展，農村的家庭結構以及價值觀取向雖然有所變化，但是五千年的歷史證明了中國人十分認同這種“養兒防老”、血脈相承的家庭贍養方式。在農村很多的家庭是年輕人下田或外出務工，年老的父母在家里盡力照料第三代和操持家務。
對有固定貨幣收人的鄉鎮企業職工和小城鎮農轉非人員、農民工和獲得土地補償金的失地農民等，可比照“靈活就業者”和“個體工商戶”的參保辦法閉，用其工資提留或部分土地補償金或其它貨幣收人繳納養老保險費，將來與城鎮企業職工享受相同的養老待遇。失地農民獲得的土地補償金與城市一些改制企業工齡補償金十分類似。有工資收人的農民工與自謀其生的下崗職工沒有本質差別。即使是現在中央政府實施的國有股轉持、稅收和利息稅轉移支付等對社保基金的大筆補充撥款，也是償還計劃經濟年代欠下的職工養老債而已，并非對城鎮職工和農民有厚此薄彼的政策，更談不上有違人權之嫌的大問題。 對從事農業生產有一定規模和經濟條件的農民(新型農業主)，可強制或鼓勵其自愿參保，繳納和給付標準可比照企業職工或個體工商戶的標準。政策上可以鼓勵和支持農村的能人歸并使用土地、擴大生產規模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外國的經驗是，集約化農業生產及農業產業結構改革，其生產效率大大高于分散的小農經濟，只要政策得當，隨著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農業生產逐步工業化對提高農業生產整體水平改變農民生態環境大有裨益。政府在防止掠奪性兼并土地行為發生的同時，對遵紀守法農業雇主在政治待遇上要予肯定，經濟政策上給予貸款、稅收等方面的支持，以惠及一方農民。
政府在對農產品的定價上除了要考慮給予合理的農業勞動力成本價格外，要加人農民的家庭養老成本元素，隨著經濟發展調整農產品價格或政府給予農產品適當價格補貼，提高農民的收人。政府要用立法手段遏制對農民工和農民土地的廉價占用，要把對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列為勞動力雇用和土地征用估價的重要元素，盡快出臺新的用工和用地價格標準。甚至對以前過度廉價使用農民工的企業主和利用關系、權力廉價征用了農民土地的各類業主進行清理和再估價，對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缺口作出經濟補償。對農村的孤寡老人則要進一步完善“五保”政策，可將其擁有的土地移交集體，由集體(村或鄉)負責其養老。
因人制宜，分類指導是一條能夠使各個層次經濟水平的農業生產者得到社會和家庭溫暖的養老保險可行之路。現階段，整個社會還沒有能力承接農民人圍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時，家庭養老模式在農村應該得到強化，而不應該弱化。政府應該重點支持和鼓勵農村的家庭養老，大力提倡和弘揚中國傳統孝道文化，融合代際關系，宣傳和表彰善待老人的家庭養老模范，營造家庭養老氛圍。這樣精神鼓勵、物資幫助、再加上法律托底，三管齊下，農村的家庭養老安排是可行，并可持續的。
三、政策支持是農民養老的可靠保障
國家政策支持是農民養老的可靠保障。農民實現社會養老最重要的條件是農村經濟發展。農村經濟發展與國家的相關政策設計緊密相連。其中，政府政策與財政傾斜、土地制度改革和農村金融服務創新等協調配套支持是中國農民養老的可靠保障和加快社會養老保險進程的基礎條件。
政府在政策設計上要向農村傾斜，要體恤和惠顧廣大農民。在財力允許的條件下，在農村教育、衛生條件、災害救濟和反貧困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要加大。國家在減負的同時，成立專門班子，研究對農民加大政策建設和法律支持力度，建立農村社會救助計劃，政府的政策支持對改善農民養老條件具有的重要意義。
土地仍是我國和一些低收入國家農村農民重要的養老保障基石。轉型國家土地制度的改革，對農村養老保障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東南亞國家土地部分私有化、越南把集體土地的50%一80%分給農村的老齡人，不但有效保護了農民土地保障權利，而且將養老制度安排與土地制度改革統籌考慮，值得我國轉型期土地制度改革的借鑒。
在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態勢良好的情況下，制定富有激勵再生機制的農民“個人發展賬戶”政策，并以稅收優惠、利率優惠和實現規定發展目標(如發展農業生產)時，給予一定資金匹配資助，鼓勵農民把儲蓄積累與發展生產及養老保險進行統籌規劃、追求個人資產建設和自我發展目標。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設中引入“資產建設”理念，推動和支持創建“個人發展賬戶”，突破傳統養老金賬戶給付模式局限，將儲蓄一養老保險一貸款一農業生產投資置于良性循環機制，這是引導和幫助農民逐步積累資產、提高發展生產內力的制度化措施，體現了以資產建設為核心的可持續科學發展觀。
中國政府已經啟動了對農民的寬柔滋養政策，在取消農業稅的同時，實施了按農田的農業補貼政策和對西部地區的學生實施真正的免費義務教育等等，這些向農民傾斜的重要經濟政策，客觀上為農村農民的家庭養老保險提供了物資的幫助。因地制宜，分類指導是一條能夠使各個層次經濟水平的農業生產者得到社會和家庭溫暖的養老保險可持續發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