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機時代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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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后金融危機時代定義范文
中圖分類號：F83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16)04(a)-077-02
1緊跟國際準則正確定位
后金融危機時代，面對金融資產減值暴露出的諸多問題，對金融資產減值的改革迫在眉睫，我們除了要加強自身內部改革之外，首先應該考慮的是借鑒國際準則方面最新出臺的規定，對于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最新頒布的新模型，改變以前在金融減值損失發生之后才計提的方法，要求企業提前預測、估計金融資產情況，預測發生減值時計提減值損失。雖然這種方法能夠及時反映風險“，攤平”信用損失、謹慎地反映企業的資產質量和風險狀況，也便于投資者了解金融資產減值的更多信息。但是，它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促成的，盡管預期損失模型在理念上先進，但其計提損失的方法與權責發生制相矛盾，也不能解決順周期效應問題，該方法提前確認不可靠的事項，而一旦發現該事項影響并不是如此嚴重，甚至是根本就不存在，再毫無限制地加以轉回，無疑是違背了會計計量的基本原理。并且，實際執行障礙眾多，操作難度很大；在實務中技術操作層面，對于減值轉回、預計現金流量模型中數據的測算以及配套數據庫的建立等問題考慮不夠成熟，缺乏廣泛的可行性。但長期以來，我國會計準則一貫堅持會計信息要準確、真實，在這樣的要求下，實際損失法雖然不能及時反映金融資產減值情況，但也絕對不是金融資產減值問題爆發的主要原因。后金融危機時代面對國際金融資產減值的改革，我們需要冷靜思考，全面分析新金融工具存在的利弊，結合我國國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金融資產減值方面對于減值損失的計提還應該在堅持實際損失法的前提下，借鑒國際準則，加強金融資產減值在確認方面的約束，要做出更詳細、更具體的要求，還要及時掌握導致金融資產減值發生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及時做出估計和披露。在人力、財力各方面全面支持關于金融資產減值的改進，并積極獻計獻策，提出更好的改進方法。
2加強國內經濟制度建設
2.1強化國內市場經濟制度建設
我國的市場經濟呈現出越來越復雜、多元化的趨勢。市場經濟的自我微觀調控、修復能力本身就不是萬能的，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市場經濟錯綜復雜，自我恢復能力崩潰，更需要市場經濟以外的國家宏觀調控，政府積極參與經濟治理，加強市場經濟制度的建設，比如金融資產減值損失在確認、計量時沒有統一的標準，難以合理估計金融資產的價值，造成金融資產減值計提不準確，嚴重影響會計信息的質量，為此，國家就應該加強經濟制度建設，全面利用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出臺相關政策統一標準、建立健全金融資產的價格信息平臺，使企業有章可循，使相關監管部門更具權威性。同時，改進已發生損失模型，避免識別滯后性。預計損失法的頒布本就是針對已發生損失法在信息察覺方面的滯后性，緩解已發生損失法的順周期效應。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如果不對此滯后性做出反應，可能會加重金融危機的深度。因此，可對原有模型進行改進，例如相關機構應該進一步提供識別損失事件發生的操作指南，避免滯后集中。還有關于確認貸款損失，應進一步規范貸款損失的轉回要求和時點等。再適當地對信貸領域進行調整，避免大規模的銀行資金流出，防止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
2.2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準則
金融資產減值爆發的諸多問題主要的原因就是相關準則、法律法規存在漏洞，我們除了要加強經濟制度的建設外最要緊的就是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強化多層次的監督機制，規范相關行業行為。后金融危機時代完善金融資產減值的相關法律法規，一方面，要適當借鑒國際會計準則的最新規定，比如，因貨幣時間價值的變動而引起的金融資產減值損失，在以后的會計年度內不得轉回，還有在金融資產減值損失轉回時無法明確表明損失轉回的原因，就應該用追溯調整法來解決等；另一方面，就是完善我們已有的準則，對判斷金融資產是否存在減值的客觀條件、減值跡象做出更加詳細、更精準的解釋及規定，還有金融資產減值損失轉回的會計年度，不能任由企業選擇來分攤風險以及在轉回時最高限額的確定。要強化概念，加重客觀條件的約束，減少人為的主觀判斷空間。除此之外，在金融資產減值計提過程中，最主要的就是準確計算可收回金額的大小，但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會遇到如何確定金融資產銷售價格和處置費用等問題。在我國《企業會計制度》和相關準則中并未見有明確定義，這一點我們應該借鑒國際相關準則的規定。還有，關于確定金融資產的使用價值，即對金融資產持續使用直至壽命終結所產生的現金流量進行估計時的折現率，這是可收回金額在計算過程中最難確定的一個指標，也是企業在對某項金融資產進行購買或者投資時需要的必要報酬率。但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市場經濟瞬息萬變，各種不穩定因素的存在，使得從經濟市場中取得折現率的相關信息不僅困難而且極不準確，所以，關于折現率的計算問題就應該在準則中明確提出不同情況下采取不同的計算方法，比如報酬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率等。
2.3提高從業人員職業道德專業技術水平
首先，應該加強相關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教育，不僅只是在概念上理解，更重要的是從實踐中發現、培養優秀的會計、審計等專業人員，要求從業人員不僅專業理論知識扎實，更要具備良好的思想品德，能在實戰中帶著這種優良作風靈活應變，適應環境，緊隨環境的變化做出最好最快的決定，尤其是相關崗位在任用工作人員的時候務必要選擇品行端正，思想覺悟高的人員。其次，提高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比如作為一名合格的會計人員應該要有較高的專業知識，比如基礎會計、財務會計、會計準則等相關知識，這是從業人員在進行職業判斷時所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也是會計人員應具備的從業知識。同時，在如今的計算機網絡科技時代還要提高從業人員的計算機操作技能，在使用網絡數據信息時，能熟練掌握相關網絡操作技術，并且全力支持技術創新，這樣才能提高自身的業務素質，才能更好地解決新問題。同時，還要不斷學習國家財經法規及審計、稅法、統計、電算化、經營管理等方面的規定。不斷給自己充電，充實專業知識和非專業的相關知識，全面發展，做一個工作達人。最后，還應該提高從業人員后期專業技術知識的補充學習能力，加強相關人員的后期繼續教育，可以利用多媒體網絡技術資源實行網絡授課，也可以開辦相關的培訓補習班，極力提高整個從業隊伍的專業技術水平，讓更多的人不僅擁有高學歷、多資格證等硬件能力，而且還擁有豐富的從業經驗和實際業務處理、應變能力，比如，在后金融危機這一特殊金融時代，對金融資產減值問題的準確處理就是對從業人員專業技術水平能力的最佳考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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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建中,丁乾桀.預期損失模型的應用局限與對策[J].會計之友,2012(1).
第2篇：后金融危機時代定義范文
【關鍵詞】特大城市 金融業 輻射力 路徑
城市輻射力是指城市產業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基于自身基礎對周邊區域發展產生的影響力和推動力。基于此，可以把特大城市金融輻射力定義為特大城市金融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以金融機構和市場機制為依托，對周邊區域金融發展產生的影響力和推動力。在此可以將發揮金融輻射力的城市定義為中心城市，而周邊區域城市即為腹地城市。努力提升特大城市金融輻射力，一方面有助于區域金融的發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
一、新階段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特征
目前，受市場因素及政策因素等多方面影響，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都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既給我國特大城市金融業發展和金融輻射力提升帶來了極大挑戰，同時也提供了難得機遇。新階段兼有以下特征：
（一）后金融危機時代
發生于2008年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對我國經濟形成巨大沖擊的同時也阻礙了處于經濟核心地位的金融業的發展，更對我國特大城市金融機構產生了極大影響。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依然面臨著很大的內外部壓力。外部，歐美國家恢復緩慢，新興經濟體實行緊縮政策，全球范圍內風險控制和金融監管加強，金融市場流動性匱乏；內部，金融危機對國內金融機構的影響還未結束，市場不安情緒還未消除，治理危機導致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近期顯露的鄉鎮債務危機和持續性通貨膨脹正在肆虐，銀行信貸緊縮和存款流失問題還在持續。然而，危機后監管體制的完善和各種扶持政策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也會給金融業發展提供難得機遇。
（二）國際債務危機時代
近期，美國債務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持續擴散引發全世界對于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從美國信用評級下調到希臘救助計劃的多方博弈，再到意大利陷入僵局，國際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全球市場持續震蕩。一方面，雖然各國政府出臺了一些暫時性措施，可以對債務危機稍加遏制，但長期隱患依然存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與歐美往來密切的我國金融業必將長期受到國際債務危機影響。另一方面，資本項目開放前的過渡性制度如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的推出使得我國金融機構與經濟部分綁定，這可能會加速危機向我國金融機構的傳導速度。由此，城市金融輻射效應也必然會受到影響。
（三）“十二五”規劃時代
2011年3月14日批準的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指出，“按照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帶小的原則，遵循城市發展客觀規律，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從宏觀層面對我國提升特大城市輻射力給予政策指引。而各特大城市對此也有相關說明，例如北京在市“十二五”規劃中指出“擴大生產業的輻射帶動”、“著重提升首都生產業的輻射服務能力”，并提出要把麗澤金融商務區打造成“具有全國輻射力的新興金融功能區”。進入“十二五”發展重要時期，受益于相關政策支持和金融環境改善，我國特大城市金融輻射力必將得到極大提升。
（四）總部經濟發展時代
目前，我國城市總部經濟已經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國內外公司總部集聚到特大城市，對特大城市的經濟發展以及產業結構調整產生較強正外部性的同時，也會給特大城市金融業的發展，乃至金融輻射力的提升帶來一定機遇與挑戰：一方面，總部集聚區優質的經濟金融環境吸引金融機構大量進入，有助于特大城市金融功能區的建設；另一方面，總部經濟發展必然要求與之配套的金融服務機構，因此我國特大城市必須注意基于總部經濟的金融業優配問題。
二、制約特大城市金融輻射力提升的現存問題
我國金融業完整意義上只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時期，離成為真正的金融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在金融發展方面存在著一些具體問題，制約了特大城市金融輻射力的提升。
（一）腹地金融業發展緩慢
腹地城市保險業、證券業、信托投資和其他金融服務市場發展相對滯后，金融機構集聚程度不高，且金融市場不夠完善，地方融資結構不合理（融資方式主要是以借貸融資為主的間接融資，通過證券市場直接融資比重小）。因此腹地城市金融業發展速度較為緩慢，金融業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尚未充分發揮，例如2010年北京市金融業總量為1863.6億元，占GDP比重為13.2%，相比之下，經濟腹地唐山市金融業總量為98.25億元，占GDP比重僅為2.2%。中心城市與腹地城市金融業的發展是金融輻射效應發揮作用的基礎。因此，腹地城市緩慢的金融業發展速度會對特大城市提升金融輻射力形成制約。
（二）外國資本供需不平衡
相比之下，國外資本傾向于向經濟發展和財政實力較強的特大城市集聚。由于本身資金相對充足，外資大量進入使特大城市金融市場過分膨脹，導致資本非正常流動、投機行為抬頭等一系列問題。而腹地城市則由于環境、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缺乏對外資的吸引力。這樣，資本充足市場和資本匱乏市場同時存在于區域中。而目前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的城市間資金引導機制，特大城市不能利用自己的外資聚集優勢為腹地提供資金支持。
第3篇：后金融危機時代定義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公允價值；金融資產
0 引言
2008年9月，美國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雷曼的破產像一根快速燃燒的引信，引爆了華爾街金融危機，隨后事態不斷惡化，最終演變成一場全球范圍內的金融海嘯。這場歷史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其沖擊之強、涉及范圍之廣，令整個世界措手不及。當然，我國企業在金融衍生品上，也出現了大額虧損，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成為全球討論的主旋律，也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焦點。
為了應對全球的金融危機，我國財政部于2011年1月9日《關于執行企業會計準則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業做好2010年年報工作的通知》，明確指出企業應采用適當且可獲得足夠數據的方法來計量公允價值，而且要盡可能使用相關的可觀察輸入值，盡量避免使用不可觀察輸入值。并明確公允價值在計量時的三個層級，這一定位與FASB對其的規定保持一致。
1 國內外對公允價值概念的界定
1.1 美國FASB關于公允價值的最新定義
SFAS157《Fair Value Measurements》FASB在2006年9月15日了SFAS157號公允價值計量，并于2007年11月5日起付諸實施。其定義是在計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市場參與者出售某項資產所收到的價格或為轉移負債所愿意支付的價格。
FASB將其分為三個級次，分別為：第一級次輸入值，存在活躍市場對相同資產或負債的報價（未調整）；第二級次輸入值，活躍市場中類似資產或負債可觀測的報價，或非活躍市場中相同或類似資產或負債可觀測的報價；第三級次輸入值，市場活躍極少下資產或負債的不可觀測的輸入值，（需用估值技術、定價模型和假設對資產或負債未來的風險和現金流量進行估測）。
1.2 IASB對公允價值的定義
公允價值是指，在計量日的最有利市場，出售一項資產所能收到或轉移一項負債將會支付的價格，無論該價格是直接可觀察的還是用估值技術估計的。
1.3 我國對公允價值的定義
公允價值指資產和負債按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易或債務清償之金額。其中明確指出，一般應采用歷史成本，采用其他會計計量的要遵循“可靠計量”原則。
財政部于2011年1月9日提出了公允價值在計量時應分三個層次，這與FASB對公允價值的規定保持一致。通知稱，企業在披露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相關信息時，應當分別披露確定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的方法是否發生改變及改變的原因、各個層次公允價值的金額、公允價值所屬層次間的重大變動、第三層次公允價值期初金額和本期變動金額等相關信息。在第三層次公允價值計量中，如果估值技術中使用的一個或多個輸入值發生合理、可能的變動將導致公允價值金額發生顯著變化的，應披露這一事實及其影響。
2 金融危機下的公允價值會計 1 金融危機下論戰雙方的主要觀點
在圍繞著金融危機的種種分析和指責中，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因為可能加劇金融危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損失慘重的金融界認為公允價值計量加劇金融危機，要求修改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而背負罪名的會計界則認為準則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金融機構對準則雙向和功利的態度，因而反對修改規則。 1.1 反對方，損失慘重的金融界
他們的主要代表性機構和人物是花期，美林，瑞銀，美國國際集團，百仕通，美國金融家協會ABA，美聯儲FR，國際貨幣組織，麥肯恩等。他們反對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主要原因有：（1）FV導致金融機構確認巨額的未實現、沒有現金流量的賬面損失；（2）這些損失引起投資者恐慌，導致拋售次貸產品金融機構的股票；（3）金融機構不惜代價降低次貸產品的風險暴露頭寸，加劇次貸危機；（4）強烈呼吁修改、暫停、廢除終止FV。 1.2 支持方，背負罪名的會計界
他們的主要代表性機構和人物是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機構投資者委員會，審計質量中心，注冊財務分析師協會，Robert Hertz，David Tweedie，Dennis Nally等。他們反對支持的主要原因有：（1）指責FV旨在轉移公眾視線，為激進的衍生品、資本虛增Capital padding和失敗的風險管理RM開脫罪責；（2）指責FV顯示機會主義色彩濃厚；（3）FV增加透明度，讓投資者和監管機構及時了解次貸危機嚴重性；（4）FV并非完美，回到HC并非理想，而是因噎廢食的倒退。 2 塵埃落定：既堅持，又妥協
2008年10月10日，FASB第157號認為：當相關市場可觀測數據無法獲得時，可以使用管理當局關于現金流量和貼現率風險調整的假設。2008年10月13日，IASB發表解釋性文告Press Release，允許金融資產重新分類，并將此執行可以追溯至當年7月1日。至此，伴隨著金融危機而愈演愈烈的FV之爭暫告一段落，塵埃落定。但其中也體現了會計界通過有限的“調整”和“妥協”以達成堅持之目的。 3 公允價值會計尚需磨礪
FAS157《公允價值計量》將其定義為“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假設將一項資產出售克收到或將一項負債轉讓應支付的價格”。該定義要求存在一個習以為常的交易市場。但次貸危機顯示，該假設的問題暴露無遺。FAS157也沒有考慮到流動性缺乏的資產對FV的影響。在危機中，ABS、MBS、CDO等因信貸萎縮大都變成了流動性較差的金融資產，這些與次債相關的產品從第一、第二級次落到第三級次時，準則又未能及時提供估值模型方面的技術指導。
3 我國目前仍然是以歷史成本為主，適度引入公允價值
對于國外很多國家來說，他們現代信息技術較為發達，會計人員普遍素質較高，由此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在這些國家迅速運用，并有效實施，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尚不完善，經濟并不發達，會計人員的總體素質較低，尤其是那些懂得跨文化交際，整個資本市場運作的高級會計人才十分匱乏，因此公允價值在我國從1998年的引入到2001年的基本取消，再到新準則的重新引入這一“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面對會計準則技術層面以及趨同、直接采用等戰略層面的斗爭異常激烈的復雜背景，財政部于2010年4月2日了《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持續趨同路線圖》，明確了相關重大問題的解決思路是繼續支持并積極參與全球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制定，以表明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會計姿態以及我國目前仍然是以歷史成本為主，適度引入公允價值的原則。
4 后金融危機時代公允價值面臨的挑戰 1 對資產負債表B/S的挑戰
未來B/S將逐漸簡化并集中于披露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其中資產負債表演變主要表現為：（1）現金、銀行存款，未來依然存在，科目屬性為金融資產；（2）應收帳款未來可能不存在，科目屬性為金融資產；（3）存貨未來可能不存在；（4）固定資產，未來可能不存在；（5）投資，依然存在，科目屬性為金融資產；（6）向供應商負債，未來可能不存在，科目屬性為金融負債；（7）稅務負債，未來可能不存在；（8）融資負債未來依然存在，科目屬性為金融負債；（9）股東權益未來依然存在，科目屬性為股東權益。
資產負債表的演變給我們以下幾點的啟示：第一，歷史成本會計將被公允價值會計所替代。但是市值計價會計取決于：存在活躍的市場，而非Mark to Management，即不能管理當局說了算；要有科學合理的估值方法，而非Mark to Model，即采用不當或錯誤的數據模型或參數。第二，充分披露交易的意圖。這是公司管理當局的義務，尤其是證券投資中的交易性或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長期持有、套期保值等的分類。第三，杜絕表外項目。主要指用于信用承諾、交易衍生產品的項目，如可轉換債券的承諾合同；新準則要求對此按公允價值在B/S中披露。 2 對利潤表I/S的挑戰
利潤表漸趨復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收益范圍或邊界值厘定：經營性的，理財性的。第二，多維度，如業務分布、產品或勞務組合、地區或客戶分布等業績。第三，時間線，由于企業可以在期貨市場上購買3-5年后的資源，企業競爭的時間線從1年拉長至3-5年甚至更長，I/S由披露過去一年業績逐漸改為披露未來現金流現值的變化，如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計量，故從此意義講，會計工作由回顧過去的會計正在走向面向未來的會計。第四，波動性，正在變大，資金成本對盈利影響加大，當資金成本及其時間線復合在一起時，波動更大；用戶關心核心利潤與財務利潤的區別。第五，風險信息，未來時間線上的風險會給企業帶來什么機會或損益。
5 后金融危機時代對公允價值未來的展望
盡管我國新的會計準則要求企業充分考慮公允價值運用的限制條件，并不是所有企業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運用公允價值，而是只有滿足公允價值適用條件的企業或事項才允許運用。但由于公允價值客觀上存在且難以完全避免的“主觀性”，其運用的效果究竟如何，尚不能過早下結論，更不能盲目樂觀。本人認為，在運用公允價值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 辯證地看待公允價值與可靠性、相關性之間的關系
我們應該客觀看待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各自的優點和不足，努力做到趨利避害。當可靠性和相關性可能會出現沖突時，以可靠性為先；在可靠性能夠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努力實現相關性最大化。死守歷史成本計量屬性，僵化可靠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盲目追求相關性，而不顧可靠性的做法則是危險的。二者的最終結果都會喪失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大大降低會計存在的價值。 2 完善會計監管，強化外部約束
新會計準則實施之后，肯定會有企業利用公允價值自身的主觀“能動性”進行利潤操縱。這就需要建立科學有效的預防、發現、糾正和懲處會計造假的新機制。 3 改進公司治理和完善內部控制，避免財務報告引發的法律風險
監管部門必須督促企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增強財務報告法律風險防范意識，不斷提高管理層和會計人員的道德水準，勤勉經營、誠實披露信息，以實現持續發展，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6 結語
第4篇：后金融危機時代定義范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期；職業；職業人；職業道德；
中圖分類號：C9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1）08/09-0072-04
在世界性金融危機中，專家學者紛紛針對國際金融狀況，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國情，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建議，比如，新能源的革命、產業的轉換、技術的提升，等等。這些都是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經濟繼續獲得發展所必須致力的方向。
作者認為，在當下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要想實現這些建議中所提到的發展目標，就必須深刻理解“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真正內涵，把對經濟發展的主體――人的重視真正提高到必要的高度。這種重視的范疇當然是多方面的，本文側重從職業道德的角度進行探究。如若沒有高素質的職業人，一切發展設想都只能是空想。所以不管是從保增長的角度，還是從惠民生的角度，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都要求職業道德建設的穩步跟進。也就是說，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中國職業道德教育問題，已經成為當下最主要的時代課題，不容回避地擺到了中國人的面前。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職業人”的發展
對現代人而言，“職業”其實已成為人們在現代社會中必要的謀生手段和生存方式。個體從職業中獲得的不僅是生活、生產資料，同時，也通過職業獲得來自社會公眾和自我兩方面雙重給予的人生定位和價值判斷。現代社會是一架大機器，社會運行和發展的運作模式將每個人與其所從事的工作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更緊密地聯系起來，無論從事何種職業，所有人都在這個大機器中，無形有形的職業影響無處不在。人們在把自己既主動又被動地鍛化為社會這架大機器上的一個零部件的同時，以個體和群體兩種形式、直接和間接兩種結果對社會和社會發展產生作用。也就是說，現代社會對個體所賦予的價值概念并在此之上對個體進行的價值判斷，其實都是離不開“職業”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現代人其實更應被稱為“職業人”。
勿庸置疑，中國社會的進步帶來了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發展。職業的發展既是社會進步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社會進步的顯著成果之一，而職業發展最顯著的表現就是使當代中國社會產生越來越多的“職業人”。個體成為“職業人”，“職業人”越來越多，他們成為群體甚至大的集體。在中國“職業人”身上，存有歷史給予的中華民族傳統理念的影響，同時，又有改革開放國策下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科技等新概念和新認識的痕跡。當然，作為包容性最強的中國文化的生產者的后代，中國“職業人”既主動也被動地接受、創新和發展著所有的一切。中國社會在發展，中國職業在發展，中國“職業人”也在發展――個體既在思想、行為、生活工作上，也不斷在規模上以群體形式（日益龐大的群體形式）成為“職業人”。總之，當前中國社會擁有現代國際社會幾乎所有的職業，因此，也就擁有工作在各個行業的“職業人”。
那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里，中國民眾在職業的選擇方面是怎樣的呢？2004年，有學者對我國科技工作者從事科技職業的原因做了樣本調查，得出原因是如下幾種：工作穩定：35.20%；完全被動，沒其他機會：22.40%；能發揮自己的才能：15.60%；收入高，福利好：8.4%；技術含量高，富有挑戰性：8.40%；其他：10.00%。［1］41這種職業選擇之下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職業責任感當然不會太令人滿意。這個例子可以讓我們“窺一斑而見全豹”――在真正的現實社會中，人們對于職業的選擇更多是由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主觀的情況和客觀的社會要求所決定的。當然，這些也是人們職業選擇時的重要因素。但很顯然，從改革開放直到今天，由于社會生產力基礎的薄弱，由于此薄弱所帶來的一系列物質文化教育等滿足人民需要力量的薄弱，由于社會轉型期（同時，也是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在傳統和未來之銜接處所必然產生的部分暫時性的理念和實踐轉化為理念的雙重空缺，所以中國“職業人”盡管數量上為滿足社會發展不斷增加，但是高素質的“職業人”還是很欠缺的。
建國以后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社會，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下以農為主進行職業分配。改革開放之初，農業人口開始轉入各行各業，如進入沿海開放地帶的鄉鎮企業；之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批年輕的農村青年進入城市工廠。從那時起到現在，他們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因其農村成長的背景，在吃苦耐勞、埋頭苦干等方面展示了自己的特色。這個龐大的群體在進入中國所有的大、中、小城市后，以實際行動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加快了中國城市化、城鎮化的進程。另外，還有的農村人口進入商業領域，先以個體戶的形式，后以各種大、小實體經濟的形式，轉為從事某種職業的“職業人”――包括房產商、公司老板等。亦還有部分農村人口通過教育等手段進入各行各業，成為教育、行政、文化、衛生、科技領域的“職業人”。當然，原本的城市、城鎮居民也在整體的社會發展中通過各種方式投身于各行各業，成為“職業人”。
這種個體主觀適應社會的要求和客觀社會的需求相結合下不斷壯大的“職業人”隊伍，雖然大大解放、促進了社會生產力，但是他們職業選擇時所體現出的對職業的認識（既有對知識化、技能化的認識欠缺，也包括對職業責任認識的欠缺）直接影響到他們對職業道德的追求。2002年，相關學者做了《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在國有企業中職工負性情緒的感知是40.90%；民營企業是36.95%；外資企業是39.17%。經營者對自身身心滿意程度是國有企業
通過對中國“職業人”的了解，可以知道，它有以下特點：一是人數多：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職業人”之多當屬世界第一；二是發展快：短短三十多年的時間，迅速發展起來；三是中國具體國情下產生的中國“職業人”有自己的特點，職業道德教育的欠缺是其中之一。
二、中國“職業人”職業道德現狀
何謂職業道德？《辭海》指出，職業道德是指從職人員在職業活動中應當遵循的美德。在職業生活中形成和發展，以調節職業活動中的特殊道德關系和利益矛盾，是一般社會道德在職業活動中的體現。社會主義社會職業道德的基本要求是：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等。各行各業都有各自特殊的職業道德要求。［3］2942社會主義國家職業道德的原則是集體主義，出發點和歸宿是為人民服務，要求是正當競爭，內容是忠于職守。［2］236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社會主義國家的職業道德建設也在進行，但相對于經濟建設來說，力度和速度遠遠落后。同時，社會發展快速，職業發展迅速，“職業人”人數、種類急劇擴展的事實，也使職業道德建設的發展頗有難度。可以看到，職業道德建設一直在搞，也一直在強調，但是力度、強度、細度都不夠，完備度更不夠，基本屬于社會工作者在國家認定的大框架下的零零碎碎敲打。因而，體現在中國“職業人”身上，是他們對職業道德的追求既缺乏外在整體性、明確趨向性的要求，也缺乏內在主動的追求。
仍以科技工作者群體為例，2004年，我國科技工作者職業道德總體狀況的調查顯示：有些問題，但總體看起來還不錯的占61.20%；不大令人滿意的占31.00%；很好的占4.00%；相當糟糕的占3.80%。［1］但正如調查者所指出的那樣：“61.20%的正面反應也許令人感到寬慰，但是，其中的潛在問題卻讓人難以真正心安理得。這是因為相當多的職業技術問題并非短期內就能暴露。”［1］可以說，職業技術問題（非科技水平局限原因）有多嚴重，職業道德水平就有多低劣，職業道德問題就有多嚴重。另外，職工對工作的倦怠以及心理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缺乏職業道德所產生的相應后果。不敢想象，對職業缺乏道德感的個體能夠在職業中投入責任意識和行為；也不敢想象，缺乏職業道德的職業個體和群體能夠在工作中體會到多少職業的快樂和成就。因此，在很多職業領域出現各種關乎百姓衣食住行的問題就不足為怪了。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扎堆出現這些問題，并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危機的原因，而是行業內部職業道德缺乏的后果在經濟形勢不好的狀況下必然性地集中體現。
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職業道德問題從國家層面來說，需要政府加大力度和持續地在職業道德原則上的推廣、規范上的細化、可操作上的真正實施以及教育上的投入。從個體層面來說，面對所有社會成員都必然成為“職業人”的發展趨勢，必須加強職業道德原則在內心的扎根，使之成為信念。并在此基礎上，無論進入哪一個（數個）職業，都將相對應的職業道德規范內化于心。
當然，職業道德建設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職業道德教育。這是應對當下職業發展、職業人增多、職業道德現狀堪憂的后金融危機時期和直指未來保增長、惠民生、長足發展的舉措。
三、后金融危機時期的職業道德教育
首先厘清兩個概念：一是職業教育。所謂職業教育，就是給予學生或在職人員從事某種生產、工作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教育。分就業前和就業后……［3］294二是職業道德教育，其屬于職業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將同人們的職業活動緊密聯系的、具有自身職業特征的道德準則和規范的職業道德通過教育手段內化于個體內心的過程。根據這個定義，職業道德教育是個體成為合格乃至優秀“職業人”的必要前提條件。又由于前文所提到的現代職業的特點，所以職業道德教育必然要跟上時代。
1.對待已經工作在各行各業的“職業人”。一方面，進行在崗跟進式的職工道德教育十分重要，應該將其納入終身教育的組成部分，成為終身學習的內容之一。同時，通過常態性的評比、獎懲等形式褒進抑后，達到修正個體職業道德認識、提高個體職業道德認知水平的目的。另一方面，對網絡社會中客觀存在的“職業人”，可通過網絡擴大宣傳職業道德的原則和規范的范圍，并針對網絡職業出臺具體的可操作性的職業道德規范，利用網絡管理系統對網絡進行管理，建立常態性的評比、獎懲規范網絡職業，強化網絡職業道德在網絡“職業人”中的認識、影響。
2.對還未走上職業崗位的個體。首當其沖的是中、高職校的學生群體。21世紀以來，中國中、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迅速，高職院校已經發展到1100多所，培養出來的“職業人”越來越多。職高學校的規模也不斷增大，以江蘇省的揚州市為例，2010年，升入職高的學生和升入普通高中的學生的比例已經達到了1∶1，所以對在校職高、高職學生的職業道德教育應該大力加強。對中、高等職校學生的職業道德教育，不能僅局限于思想道德修養課程和就業指導課中膚淺的職業道德內容，而是要做到程度上深化、內容上細化、時間上常規化、門類上完備化。同時，普通高等院校的學生群體同樣在經歷若干年的學校教育后要走上職業崗位，所以他們也是職業道德教育的主體對象。這些院校中，醫學和師范專業在職業道德教育上一直走在前列，除公共課涉及到職業道德教育問題外，基本上還分別開設了醫學倫理學和教師倫理學課程，強化醫學專業和師范類學生的職業道德教育。在其他院校，也有這方面與時俱進的先鋒者，如清華的生態倫理學課程、上海交大的文秘職業道德課程、南京大學的倫理學課程、東南大學、河海大學的科技倫理學和江河倫理。當然，不僅如此，全國范圍內還有一些院校也頗有前瞻意識，在培養自己學生職業道德的同時，已經在為未來社會輸送合格的“職業人”做努力和準備。
3.對低齡和高齡的職業人。由于當今社會職業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所表現出來的對個體在年齡和專、兼職上的寬松，所以職業道德教育還應開始向低齡和高齡兩個階段延長。這對研究職業道德建設的工作者來說，是一個比較創新的課題，但是也還是有人、有地區走在前面的。如江蘇徐州陳延斌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未成年公民基本道德素質養成的德目目標指標體系及相關養成訓練活動方案設計”中，提出十個德目“忠、孝、仁、義、禮、勤、儉、和、恥”，并在不同年齡階段根據十德目的順序設計出了具體的活動培養方案。當然，這些主要是為了自幼培養孩子健全的道德人格，但針對當前職業發展的特點，是完全可以有意識在活動設計中加入帶有職業道德元素的活動方案的，這種設計才是真正讓孩子們體驗當前職業化社會的有效措施。對于老年人，其本身已經固有的職業道德意識可以在社會環境對職業道德的整體強化下得到加強和優化。
總之，對不同行業的職業人，我們要灌輸的一個原則性、基礎性的理念仍舊是集體主義。在充分尊重個性的同時，強調個體＜小集體＜大集體＜整體。在此，引用馬克思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的話：“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不應認為，這兩種利益是敵對的，互相沖突的，一種利益必須消滅另一種的；人類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的：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
綜上而言，在當今社會職業化的發展趨勢下，迎合時代的需要，以“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充分認識現代職業特點，加快進行職業道德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建設，通過健全的職業道德建設體系培養高素質的職業人，才能從容應對后金融危機時期的經濟發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向更高更好的目標邁進，實現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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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鄧定芬，吳薇莉.中國員工心理健康狀況研究報告［J/OL］http//省略/zhi-sk/jt-page.asp?articleid=97558.
第5篇：后金融危機時代定義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公允價值；問題與改進
一、金融危機觸發的公允價值論戰
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并愈演愈烈，全球經濟發展受到極大沖擊的同時，也觸發了一場公允價值的論戰。在危急中遭受重創的跨國金融巨頭首先將矛頭指向會計。他們認為以公允價值計量金融衍生產品導致金融機構過分對資產按照市值減計，在賬面上確認了未實現且不涉及現金流量的巨額損失。這些賬面損失誤導了投資者，導致他們的恐慌性拋售行為，而這種行為又反作用于金融機構，致使整個金融體系的資產陷入 “ 交易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核減資本金——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 的惡性循環中。公允價值會計和已發生損失減值模型具有嚴重的順周期效應，在經濟繁榮時期使本已過熱的經濟火上澆油，創造資產泡沫，在經濟蕭條時期使本已惡化的經濟雪上加霜，形成資產黑洞；于是，以花旗、美林、瑞銀、百士通為代表的金融機構，紛紛開始責難公允價值會計，聲稱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夸大了次債和其他金融產品的實際損失，放大了金融危機的廣度和深度，要求完全廢除或暫時停止采用公允價值會計。
面對各種指責和壓力，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FASB）依然極力維護公允價值會計的地位。會計界認為公允價值會計不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而是客觀反映了金融危機的事實，而金融巨頭抨擊公允價值會計準則，是為自己的過度投機和失敗的風險管理尋找替罪羊。無論這場論戰的結果如何，我們都應該深入的思考目前公允價值計量存在的問題，客觀的分析其利弊并進行改革與完善。
二、危機凸顯的公允價值會計的不足
1.市場價格不一定公允
虛擬化的金融產品，其價格雖然受價值規律支配，但與實物相比，其所受影響因素更為復雜，價格的即時性以及人的心理因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市場價格不公允。
價格的即時性。在金融市場上，價格是瞬息萬變的，它作為一種市場信號，具有慣性，以其作為公允價值依據提供的信息預測能力取決于市場狀況：市場處于正常情況時，預測能力較強；在市場處于拐點時，則毫無預測能力，通常還有誤導作用。例如在股票市場中，牛市時，一個價格高點后市場通常還認為有更高點，而在熊市中，低點后通常認為還有更低點。而對于金融衍生品，價格的波動更大，期末市場價格只代表即時價格，因此我們該選擇何時的價格作為公允價格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交易的有序性假設并非總是成立。美國第157號準則《公允價值計量》（以下簡稱FAS157）將公允價值定義為“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假設將一項資產出售可收到或將一項負債轉讓應支付的價格”。這一定義中包含一個重要的假設條件，即計量所涉及的資產或負債均存在著一個有序的交易的市場。但金融危機表明，這一假設并非總是成立。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人的心理因素與情緒的傳染效應疊加出現“羊群效應”，這一因素公允價值分析中顯顯現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例如，因為投資者極度恐慌和信貸極度萎縮，此時的市場參與者沒有了理性的分析，有的只是恐慌的心理，他們不再是自愿的了（自愿銷售者是指不過于著急出手、不準備在任何價格下都會被迫出售的銷售者，他們不會抱著固定價格不放，而是理性地考慮市場狀況（葛家澍，2007））。整個市場處于一個扭曲的狀態，陷入困境的資產賣方處于甩賣境況和非理性狀態，此時的公允價值根本就不再滿足自愿性這樣一個基本屬性，公允價值的估價就存在問題了，就不再是公允的了。
2.參數缺乏，理論模型的可驗證性差
公允價值按照市場信息分為三個層次：同類資產或負債存在活躍市場，公允價值的確定根據活躍市場的報價來確定（第一層）；類似資產或負債存在活躍市場，公允價值的確定依據類似資產或負債的報價，并經過相應的調整（第二層）；無法獲得相同或類似資產或負債的交易價格，管理層需要根據主觀判斷以及市場假設建立估值模型來確定公允價值，主要有市場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種方法，而且采用的估值技術應該盡可能多的使用市場輸入變量，最小限度的使用屬于主體特有的參數（第三層）。2007年底，在美國金融機構的公允價值計量中，第一至第三層次公允價值的占比分別為6%、72% 和22%，可見，絕大多數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需要參照相似資產過去的市價進行調整或采用估值模型加以確定。當市場巨變和信貸萎縮導致次債相關產品從第一或第二層次掉落至第三層次時，FAS157未能就這種情形下如何確定公允價值提供技術指引，導致第三層次的公允價值計量結果差距很大。按“市值計價”的會計準則要求企業根據當前市場價格確定其資產負債表上相關資產的賬面價值，取代過去的歷史成本會計。但這種會計方法會導致資產價格的不斷下滑和低價出售套現，使金融穩定性進一步惡化。因為企業在泡沫時期的資產負債表水漲船高，容易采取進取擴張的策略；而在金融危機時期，由于持有的投資工具（如基金、股票等可交易的衍生產品）大幅貶值，按市值入賬將會產生巨額損失，企業在資產貶值、盈利下跌的情況下難以尋找到融資，放大了財務困境的程度。金融危機下人們對公允價值的抨擊也正是基于這一點。這個時候如果還是堅持采用市場價格來作為金融資產的計價依據，得到的公允價值就不再是公允的了。此時應該采用估值模型，結合主觀判斷和市場情況來確定公允價值，其可靠性就取決于模型的好壞和所使用參數的級次。
一方面，在第三層次的估值模型中，市場輸入變量少得可憐，參數缺乏，因此得到的價值主要是根據管理層的主觀判斷也就是使用了很多的主體特有的參數，這樣的處理未能得到公認，在謹慎的會計師和審計師的堅持下，管理層不得不根據市場上的甩賣價作為手中金融產品的價值，從而計提了巨額的資產減值。美國國際保險集團持有的信用違約互換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很多金融機構所使用的程序交易模型都是外包的，即大多數金融機構均使用了有少數金融工程式設計的模型，這些模型的實用性值得懷疑。兩方面結合來看，復雜的金融產品定價被模型化，并摻雜人為選擇的參數，結果是有多種模型估算同一證券價格，形成差異巨大的結果，并很難判斷那種結果更合理，因此不同金融機構之間不可比。再者，驗證通過模型獲得的公允價值是否可靠，對于外部審計、評級機構及監管機構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三、金融危機后公允價值的改進
雖然金融危機暴露了公允價值會計的技術性缺陷，但是不能阻擋公允價值會計發展的趨勢。2010年3月26日，我國財政部會計司有關負責人表示：公允價值會計在我國未來幾年的應用，將如洪水猛獸一樣，無法阻擋！ 我國應用的范圍不會縮小，只會更加擴大！ 因此對公允價值的深入研究極其重要和迫切！
解決非活躍、非流動、非理性的市場環境下公允價值科學計量的問題，減少或消除公允價值計量的“順周期效應 ”。IASB采取的改革舉措包括：（1）改革金融資產減值模型，探索以預期損失模式取代已發生損失模型；（2）為缺乏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提供更詳細的指引，允許報告主體在業務模式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對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3）賦予報告主體更大的公允價值選擇權，以降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在計量上的錯配效應。2008年10月，IASB了市場不再活躍下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計量和披露，一方面是提高當市場不再活躍時準則對金融工具估計的指導性，另一方面是更好地披露估值方法及相關的不確定性為解決非活躍、非流動、非理性的市場環境下公允價值計量問題。后金融危機時代，公允價值計量應著力解決公允價值會計信息的穩健性，增強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公允價值計量準則應以目標為導向，統一諸多分散在各具體準則和指南中的公允價值計量方法，建立健全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
建立實施及應用公允價值的良好環境，提高公允價值的決策有用性。隨著企業新業務不斷涌現，未來會有很多業務涉及公允價值，因此，必須加快具體準則的制定步伐，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建立公平、開放、自由、誠信的交易規則體系。另外，由于公允價值估值的二、三層次對會計人員及相關人員的專業素質要求較高，因此，需要加強會計人員估價專業技術能力的培養。同時，要大力發展第三方估值服務，提高資產評估機構在公允價值計量上的參與度和規范性，因為對不存在活躍市場報價進行公允價值計量時，會不同程度地介入主體的估價和判斷，這些估價和判斷受制于主體的利益取向，會降低估計結果的市場性，破壞計量的公允性，所以又必要發展具有獨立性的 資產評估機構，使評估免受主體利益取向的影響。
3.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一個完善、公開、透明和有效的金融資產價格市場，可降低會計人員估價的主觀性，減少信息不對稱。而且一個強有力的監管體系能推動市場發揮最大效應。對此，政府可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資產評估機構建設，改善評估職業環境，加強和完善注冊會計師審計制度。另外要充分發揮社會監督力量在金融、保險業中的公允價值的應用。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我們不能說公允價值會計是罪魁禍首，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從中認識到了公允價值計量確實存在技術性缺陷。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公允價值的推廣和應用仍將為社會廣泛接納和認可，公允價值會計的全面應用是大勢所趨，所以為保證公允價值會計的健康發展，改進與變革是一種必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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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隋海燕.金融危機對公允價值的影響分析.財會通訊，2012，3.
第6篇：后金融危機時代定義范文
一、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反思
隨著金融危機后曝露出美國監管體制的種種弊端，美國各界對金融監管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此背景下美國《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金融監管改革法》）在美國各個利益階層的博弈和世界各國的關注中最終得以通過。雖然該法的實際實施效果尚有待進一步觀察和評判，但作為金融危機后美國最為系統和全面的金融改革舉措及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美國金融體系第一次大規模修正，該法案對現代金融體系的發展和監管模式的影響仍將十分深遠，《金融監管改革法》是美國政府和國會對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全面反思的集中體現。
（一）從宏觀層面分析。從宏觀層面分析美國金融監管改革首先要了解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宏觀原因。其宏觀原因主要是過多的無監管金融創新等引起的流動性旺盛導致產生資產泡沫從而引發的金融危機。在后危機時代，針對金融危機爆發所顯現的宏觀層面的原因，美國金融監管法案制定了多項政策多管齊下以防范系統性風險。例如該法案設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進行監管并對重要機構資本金要求順周期，這也是美國第一次關注資產泡沫風險。
（二）從微觀層面分析。主要分析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對微觀層面的漏洞如何彌補，其改革邏輯的微觀層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改革以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為導火索的引爆機制。加強了對金融消費者保護，對誤導欺詐消費者的行為進行監管。加強了對貸款方的要求，要求他們在做任何貸款之前對借款方的資質進行嚴格的審核。加強了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法案要求在美國證監會內新設評級機構監管部，以強化對評級機構的監管，提高評級的精確度和保證評級不受利益沖突的影響。二是對于導致美國金融體系脆弱的傳導機制方面的改革。導致金融體系脆弱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某些金融機構特別巨大、特別重要，它的倒閉就可能導致整個體系跟著倒，雷曼兄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次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對這樣的問題也提出了對策。包括定義一批大而重要的機構為系統重要性機構，針對系統重要性機構實施更為嚴格的監管。
二、我國金融監管體制存在的問題
雖然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體制基本適應我國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需要但這種分業監管的體制也存在著很多問題。為了了解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的現狀，我們還要分析一下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存在的問題以便根據這些問題從美國的金融監管改革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對現行的分業金融監管模式提出了挑戰。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對這種分業監管的模式提出了挑戰。按照機構性監管的原則，對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進行監管，并不能實現對金融控股公司整體的有效監管，多機構監管易導致監管沖突。另一方面，隨著我國銀行、證券、保險業之間業務合作與跨行業并購的發展、金融業務的綜合化，將使得以監管銀行為主的分業監管體制的有效性大大降低。
三、值得借鑒的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一）針對宏觀層面上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啟示。后危機時代防范系統性風險將成為各國金融監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最重要和最突出的表現是我國商業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占比過高，使得大量金融風險集中于商業銀行，這一現狀亟需改變。為了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我們應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加快建立系統性風險監測和防范機構，化解我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二）針對微觀層面上的啟示。在消費者保護方面，中國應建立自己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案；對場外衍生品監管方面，我國要構筑一套完善的衍生品監管體系，應確立場內衍生品市場的基礎地位并根據經濟發展與市場需求適當引入場外衍生品充當補充，但要重視場外衍生品的監管，并與其他金融業務隔離，防范系統性風險；對信用評級機構監管，我們應當參照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明確規定所有評級機構必須接受證券監管部門的監管，在證券監管部門內建立專門負責評級公司的部門，制定行業發展規劃，尤其是對外開放戰略步驟；對改革金融機構高管薪酬，我們應優化薪酬委員會的組成，強化獨立性與外部性，即對巨額薪酬發放方案進行合理監管又不抹殺其積極性。
第7篇：后金融危機時代定義范文
【關鍵詞】 國有資本； 企業目標實現； 相關性； 列聯表
一、理論文獻綜述
西方經濟理論認為，資本是價值增值的手段和載體。按所有者不同，資本可以分為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公有資本通常即為國有資本。我國的國家性質和經濟體制決定了國有資本在我國的重要地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國有資本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戰略調整步伐日益加快。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增大了企業中非公有資本的比例，形成了國有資本控股、非公有資本參股或非共有資本控股、國有資本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大量出現；但可以看到，在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中國有資本的比重仍然很大。因此關于國有資本與企業特別是上市企業經營績效關系的研究在我國一直是一個熱點。
關于國有資本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問題前人已進行了多項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關于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的實證研究結果可以分為兩大類：相關和不相關。例如，董麓、肖紅葉（2001）對169家公司1996年到2000年的有關數據進行回歸發現，股權集中度、國家股比例對上市公司經營業績沒有影響；而許小年、（1999）通過對1993至1995年我國300多家上市公司的分析發現國家股比例與公司績效正相關。另外，郭躍進、（2005）通過對我國上市公司2002年數據的實證分析，研究了公有資本與非公有資本的結合效率問題，他們發現公有資本與非公有資本結合的上市公司中，非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明顯優于公有資本控股的上市公司。
二、研究方法
雖然關于企業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前人已做過很多，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關于國有資本與企業特別是上市企業經營績效相關性研究一直是熱點，且近年我國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創新、企業改革不斷，特別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因此，重新分析研究當前企業國有資本與企業績效的關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由于知識能力和篇幅有限，本文只從反映企業績效的一個方面來分析，即企業目標實現程度（或者盈利性）。首先，本文在進行國有資本比例與企業目標實現程度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采用列聯表對兩者的關聯性進行分析。
（一）變量選取
1.對于企業目標實現程度指標，本文選取了凈資產報酬率（ROE）和營業收入現金比率①。關于什么是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目前學術界還存在認識上的差異，主要觀點有三種：企業利潤最大化、股東權益最大化、企業價值最大化。雖然主流觀點是以企業價值最大化，但這一目標在計量上存在一定困難，可操作性不強，而且當前的股票市場投機行為較嚴重，不適合用股票價值來反映企業的價值。而對于利潤最大化，是一個絕對指標，對于規模相差較大的企業評價，結論準確性較差。本文選擇凈資產報酬率作為企業目標的衡量指標的原因：本文選取的樣本企業均為上市公司，凈資產報酬率較適合作為股份公司的目標，而且，凈資產報酬率是一項綜合性較強的指標。另外，本文還采用了營業收入現金比率作為補充指標。這是因為，一方面該目標容易計量，現金流量和營業收入數據可直接從現金流量表和利潤表中獲取；另一方面現金流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因此，“現金流量最大化”可作為“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具體目標。
2.根據一般意義上的理解，本文將國有資本定義為上市公司的國有股份額，并在此基礎上計算國有資本占總資本的比率。定義變量B，并為變量B定義其變量值標簽：當國有資本比例≥50%時，取值1，定義為“控股”；當國有資本比例
前述變量和指標值均選取2009年年報數據，這樣更能反映2009年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國有資本的新的運營情況。
（二）樣本選取
本文數據來自國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數據庫。選取2009年度我國上市公司中國有資本所占比例較大且集中的交通運輸業，水、電力、煤氣供應生產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個行業作為樣本。在樣本選取時，剔除了被特別處理的上市公司和國有資本為零的企業，最終選取了交通運輸業29家，水、電力、煤氣供應生產業28家，社會服務業23家，共80家上市公司作為樣本企業。
（三）實證過程
1.相關性檢驗
（1）交通運輸業相關性單尾檢驗（見表1）
H0：國有資本比例與ROE、營業收入現金比率相關系數≤0。
H1：國有資本比例與ROE、營業收入現金比率三者相關系數＞0。
結論：國有資本比例與凈資產報酬率（ROE）相關系數為0.507，且顯著水平0.003低于0.05，拒絕原假設，接受對立假設，即國有資本比例與凈資產報酬率（ROE）顯著正相關；同理，國有資本比例與營業收入現金比率也顯著正相關。
（2）水、電力、煤氣供應生產業相關性單尾檢驗（見表2）
H0：國有資本比例與ROE、營業收入現金比率三者相關系數≤0。
H1：國有資本比例與ROE、營業收入現金比率三者相關系數＞0。
結論：國有資本比例與凈資產報酬率（ROE）相關系數為0.451，且顯著性水平0.022低于0.05，拒絕原假設，接受對立假設，即國有資本比例與凈資產報酬率（ROE）顯著正相關；國有資本比例與營業收入現金比率相關系數為0.398，顯著性水平0.051，勉強通過假設檢驗。
（3）社會服務業相關性單尾檢驗（見表3）
H0：國有資本比例與ROE、營業收入現金比率三者相關系數≤0。
H1：國有資本比例與ROE、營業收入現金比率三者相關系數＞0。
結論：國有資本比例與凈資產報酬率（ROE）相關系數為0.535，且P值0.004低于0.05，拒絕原假設，接受對立假設，即社會服務業企業國有資本比例與凈資產報酬率（ROE）顯著正相關；但國有資本比例與營業收入現金比率正相關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通過對上述三個行業的相關變量的相關性單尾檢驗，可知企業國有資本與企業盈利性顯著正相關，即企業內國有資本份額越大，企業盈利性越強，企業目標完成程度越好。
2.列聯表分析
為了做出列聯表，筆者計算出上述80家公司的國有資本比例比例及各變量的平均值，其中，ROE平均值0.0726，國有資本比例平均值0.35286。以國有資本比例的平均值為標準，將樣本中的80家公司分為國有資本高比例和低比例兩類。類似地，以ROE的平均值為標準，將樣本公司分為高盈利和低盈利兩類。得到國有比例與盈利2×2列聯表列聯表中的每個數據是同時符合行、列所示特征的公司數量，如表4。
進行列聯表分析：
H0：國有資本比例與凈資產收益率相互獨立。
H1：國有資本比例與凈資產收益率不相互獨立。
結果如表5、表6所示。
期望頻數小于5的單元格為0（低于20%），且最小期望頻數16.15（大于1），有效例數為80（大于40），因此卡方值應選Pearson Chi-Square=20.124，相應P值為0.04
結論：拒絕原假設，認為國有資本比例與盈利能力不相互獨立。
因此，通過國有資本比例與盈利能力的列聯表分析，進一步驗證了國有資本與企業目標（以盈利目標為代表）的相關性。
三、結論
通過上述相關性檢驗和列聯表分析，可以得出在以2009年年報數據為基礎上分析，企業國有資本與企業目標實現程度成正相關。這與大多數研究的國有資本效率不高的結論是相矛盾的。一般研究認為，國有資本的所有者是全體國民，這是一個整體概念，缺乏真正人格化的代表，因此在國有資本的經營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多重的問題，進而導致了國有資本經營效率的低下。
而本文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了國有資本與企業績效正相關的結論。筆者認為這是由于特定的經濟環境所導致的。2008年爆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2009年我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特別是在公共事業方面，加大了財政支出。本文所選的三個行業，均與公共事業聯系密切。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與不足。首先，只針對交通運輸業，水、電力、煤氣供應生產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個行業進行了分析。其次，受能力和篇幅限制，在指標選取方面，只采用了凈資產報酬率和營業收入與現金比率，還不夠全面。另外，只選取了2009年的數據，縱向拓展不夠寬，易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影響。
四、現實指導意義
本文通過分析研究企業國有資本比例與目標實現程度的關聯性，得到國有資本與企業績效正相關的結論，這對當前我國國有企業的財務績效評價具有理論和現實雙重意義。
受國際金融危機以及自身結構性矛盾的疊加影響，我國國有企業發展面臨著困難與挑戰。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有企業，應抓住政府出資人的優勢，大力整合現有資源，明晰企業產權，真正體現出政府出資人的職能到位。
一方面，完善國有資產所有者治理結構，建立具有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現代企業制度。可以抓住改制上市的時機，推動企業主營業務整體上市，直至整體企業的上市，在不改變國家所有權的前提下，實現股權多元化。
另一方面，引人市場的監督機制，重建內部激勵機制，實現國有企業內部治理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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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后金融危機時代定義范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 宏觀壓力測試 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0)011-022-05
引言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4)的定義，壓力測試是指評估金融體系承受“罕見但是仍然可能”的宏觀經濟或金融市場波動沖擊能力的一系列方法與過程。根據關注范圍的不同，壓力測試可以劃分為宏觀和微觀兩類。宏觀壓力測試由于能模擬潛在金融危機等極端事件對銀行系統穩定性的影響，在實踐中得到迅速推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2006)于亞洲金融危機后聯合推出銀行部門評估規劃（FSAP），首次將宏觀壓力測試方法作為衡量銀行系統穩定性分析工具的重要組成部分。
Erlenmaier(2004)和Gersbach(2005)利用宏觀經濟模型RIMINI對總體審慎指標的趨勢與發展進行預測，并且建立了評估貸款違約率的宏觀信貸方程。Froyland和Larsen(2002)利用宏觀經濟模型RIMINI對銀行不良貸款在宏觀經濟波動情境下進行了壓力測試。
雖然國際上宏觀壓力測試已成為政策當局分析銀行穩定性而廣泛使用的工具，但國內宏觀壓力測試尚處在推廣初期。陳華、伍志文(2004)運用1978年-2000年間的數據對中國銀行體系脆弱性狀況進行了量化分析，結果發現宏觀經濟變量是宏觀經濟政策影響銀行穩定的傳導路徑。徐光林（2008）利用線性壓力測試模型，分析GDP增長速度和CPI同時發生不同程度惡化對我國銀行業資產規模增長速度的影響。華曉龍(2009)通過假設情境法進行宏觀壓力測試，定量分析宏觀經濟因素波動對中國銀行體系不良貸款率的影響。
目前，全球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進入到實體經濟受到巨大沖擊的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存在著很多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全球經濟下我國宏觀經濟亦不可避免的受到多方面的沖擊。因此，如何識別潛在的宏觀系統性風險對銀行系統穩定性的影響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有許多不同于發達市場經濟的特點，能否尋求一種不嚴格依賴經濟理論、從數據變化中尋找規律、把握動向的宏觀壓力測試方法，是具有現實緊迫性的課題。本文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提出基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的宏觀壓力測試模型，定量評估分析宏觀經濟因素波動對我國銀行系統穩定性的影響，對防范和化解銀行體系系統性風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宏觀壓力測試原理
宏觀壓力測試通過宏觀壓力情境的構建，預測極端但可能發生的宏觀經濟變動對銀行系統穩定性的影響。如圖1所示，宏觀壓力測試過程主要包括三個步驟：首先，定義壓力情景及強度，選擇能夠體現宏觀經濟風險的主要因子；其次，構建宏觀經濟因素的關聯關系，確定壓力情景下各宏觀經濟變量取值；最后，建立風險因子與內部因素的沖擊路徑。
（一）定義壓力情景
壓力情景的定義方法有歷史情景法和假設情景法兩種。近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環境主體上還是呈良好的上升趨勢，缺乏較嚴重的經濟衰退或壓力事件。因此，本文采用基于假設情景法進行情景設定。
1.定義壓力情景因素
基于國內外實證研究及數據可得性，本文選取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消費者價格指數(CPI)、1年期銀行機構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IR）等三個宏觀經濟變量作為外部宏觀經濟因素，選取商業銀行貸款不良率作為內部因素，即衡量銀行系統穩定性的指標。本文選取上述四個指標1996年-2009年季度歷史數據進行分析，并采用PBC版X-12-ARIMA1年季節調整軟件剔除時間序列數據的季節因素影響。
2.設置壓力測試強度
選擇實際GDP增長率作為主因素，根據實際GDP增長率歷史數據擬合Beta分布，確定它在三種不同宏觀經濟衰退情景的取值，代入壓力測試情景設置模型，確定其他宏觀經濟因素取值。
參照FSA壓力情景設置標準，以所擬合的Beta分布上1/10分位數數值（6.69%）、1/25分位數數值（5.87%）、1/100分位數數值（4.89%）表示實際GDP增長率在溫和、嚴重、極端宏觀經濟衰退情景下的取值，其發生概率分別是10年一遇、25年一遇、100年一遇。沈利生（2000）認為現階段我國 GDP 潛在增長率為 8.6%，2009年四季度我國 GDP 增長率為10.7%。因此，設定GDP在溫和、嚴重和極端壓力情景下取值為7%、6%和5%。
（二）宏觀壓力測試情景設置模型
Sims(1980) 提出了使用模型中的所有當期變量對所有變量的若干滯后變量進行回歸，用于相關時間序列系統的預測和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構建非結構化的多方程模型（VAR）。它不帶有任何事先約束條件，將每個變量均視為內生變量，避開了結構建模方法中需要對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關于所有變量滯后值函數的建模問題，它突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讓數據自己說話”。
大多數情況下，經濟變量各自均為隨機游走時間序列。而長期來看，兩個或兩個以上經濟變量之間的線性組合可能是平穩的，即它們之間存在某種確定的變化比例關系，這時稱兩個或兩個以上經濟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經濟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由于其他因素的影響在短期內可能出現失衡狀態，如果能從動態角度將它們之間的短期變動行為和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聯系起來考慮，分析結論會更具針對性。Johannes(1991)提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引入了協整關系方程的誤差項反映這種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穩定關系修正的機制。因此，本文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的基礎上，構建宏觀經濟變量VECM模型（1）確定各變量之間的聯動關系。
計算自回歸模型殘差協方差矩陣S，對協方差矩陣進行柴可夫斯基分解。選擇主因素y1,t，如，實際情況下選擇GDP作為主因素，給定某宏觀風險因素的壓力值，代人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第一個方程反解出殘差項m*1t，產生由偽隨機殘差m*1t以及蒙特卡洛模擬產生的其他兩個標準正態分布隨機數m*2t,m*3t組成的向量r=(m*1t，m*2t，m*3t),將m=r*A代入向量自回歸模型，計算出壓力情景下其他變量值。重復此過程，計算足夠次（大于100萬次）蒙特卡洛模擬下的變量值，然后求平均值作為壓力情景下宏觀因素取值。
（三）壓力測試傳導機制
本文借鑒Wilson(1997)研究框架中關于宏觀經濟因素和貸款違約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設定，使用Logit模型將貸款違約率轉化為宏觀綜合指標Y，以指標Y作為因變量與宏觀經濟因素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更好地利用各宏觀經濟指標所提供的信息。
t= 1， 2 ……N (2)
NPL代表主要商業銀行貸款不良率，Y為反映銀行體系違約概率和各宏觀經濟變量關系的“中介指標”，利用歷史數據進行模型估計，通過處理的貸款不良率值代人式(2)就可以得到估計的綜合指標Y的估計值。
1， 2 ……N(3)
式（3）反映了Y與宏觀經濟因素之間的傳導關系。考慮經濟變量之間與商業銀行不良率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若對非平穩序列進行差分，用差分后的序列建模，但差分往往使數據中包含的長期調整信息丟失，忽略了變量水平之中包含的信息。本文對具有協整關系的序列算出誤差修正項，并將誤差修正項的滯后一期看作一個解釋變量，連同其他反映短期波動關系的變量一起，從而能夠反映這種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穩定關系修正的機制，構建宏觀經濟因素X1、X2……Xm與銀行貸款不良率Y的傳導關系(3)，在執行壓力測試的時候，將壓力情景下宏觀經濟變量值代入估計出的式(3)就可以得到壓力情境下的Y，代入式(2)就估計出了壓力情境下銀行系統不良率。
二、 構建宏觀壓力測試情景設置模型
（一）變量平穩性檢驗
由于虛假回歸問題的存在，所以在進行動態回歸模型擬合時，必須先檢驗各序列的平穩性。本文用擴展的單位根檢驗法(ADF)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GDP、CPI、IR的ADF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非平穩的。進一步檢驗顯示，上述三個序列的一階差分序列，即DGDP、DCPI、DIR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平穩
的。
（二）建立VAR模型
由于三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可以建立VAR模型。首先，需要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參考赤池信息準則AIC、施瓦茨準則SC，以及極大似然估計量，可以從統計意義上，確定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結果如表2所示，從統計意義上，最優的滯后階數為1階。從經濟意義上考慮，壓力測試需要考慮銀行在經濟衰退情景下一年內每個季度的表現，因此將VAR模型的滯后階數設置為4階。
滯后期數為4階的VAR模型估計結果如下：
（三）建立VECM模型
在VAR模型的基礎上進行Johansen的多元協整檢驗，判斷多元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表3列出Johansen多元協整檢驗的臨界值和似然比率。
由表3可知，在5%的顯著水平下存在一個協整方程。協整方程為：
令誤差修正項為：
VECM模型估計結果為：
（四）Grange因果關系檢驗
為了確定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對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如表4所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滯后階數為1和2時，GDP是CPI、IR的Granger成因，CPI是IR的Granger成因；滯后階數為3時，GDP是IR的Granger成因。
（五）壓力情景設置
將GDP在三種不同程度（溫和、嚴重，以及極端）的宏觀經濟衰退情景的取值，代入VEMC壓力情景設置模型，即可確定CPI和利率在相應宏觀經濟衰退情景下的取值。由于模型所基于的宏觀因素數據為季度數據，因此，需要確定實際GDP增長率在每個季度的施壓路徑。徐光林（2008）假設宏觀因素指標呈指數增長或下降，具體形式如下：
其中，K表示施壓路徑的總季度數，i 的取值從1到K，b為總沖擊量。a 為待定參數，其計算公式為：。計算出壓力情景下各季度GDP取值，代入VECM模型，獲得壓力情景下各季度其他宏觀經濟變量取值。
三、 構建宏觀壓力情景與銀行不良率的傳導機制
（一）模型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在建立長期均衡模型之前，必須對各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斷各序列的平穩性，ADF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模型相關變量都是I(1)過程，即一階單整的。
* 對于Y而言，其0.01和0.05相應的臨界值分別為-3.83和-3.03。
（二）協整檢驗
金融危機發生后，國家出臺對應政策促進經濟增長，減少
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2008年第4季度我國商業銀行不良率相比于2008年第3季度有較為大幅度的下降。這段時
期不良率與宏觀因素之間的關系不反映它們長期均衡關系，另外我國利率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因此，選取2005年第1季度和2008年第3季度數據構建商業銀行貸款不良率與GDP，CPI之間的協整關系：
對殘差項進行單位根檢驗，T統計量p值為0.02說明殘差項在95%置信度是平穩的，說明上述協整關系成立。
（三） ECM誤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已證明，不良率與GDP和CPI之間存在(1,1)階協整關系，將回歸方程的殘差作為誤差修正項，可建立的誤差修正模型。在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之前，加入了啞變量，以反映金融危機期間外部政策的作用，誤差修正模型形式如下：
四、 結論與建議
理論上，在經濟衰退時期，銀行不良率會升高。但是，在經濟衰退時期，也可能出現其他因素，緩和銀行不良率的上升。緩和不良率上升的因素包括以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方面。貨幣政策方面表現為在經濟衰退期，國家往往會調低貸款利率，加大貨幣供給量，這些政策使得銀行不良率傾向于下降。如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顯現后，央行自2008年9月以來9次調整利率水平；財政政策方面表現為經濟衰退期，國家加大財政支出來促進經濟增長，減少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如這次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政府出臺4萬億投資拉動內需、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等政策。
因此，本文不僅分析理論壓力情景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變化，也分析實際上國家采取應對政策進行調控下商業銀行不良率的變化，我們設計了三個壓力情景：壓力情景下國家保持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變；壓力情景下國家保持貨幣政策不變，但不采取應對的財政政策進行調控；壓力情景下，政府應對的采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行調控。
情景一：假定在經濟衰退期，利率水平保持不變，政府不采取類似于次債危機期間的管控手段（即將啞變量設置為0），結果顯示隨著經濟衰退程度的加強，銀行不良貸款率升高的幅度增大。
情形二：假定在經濟衰退期，利率水平保持不變，政府采取2008年－2009年金融危機時期的管控措施（即將啞變量設置為1），結果顯示隨著經濟衰退程度的加強，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水平值不斷上升。由于政府的管控措施，在經濟衰退情景下，不良率水平相比當前時點，出現下降。
第9篇：后金融危機時代定義范文
關鍵詞：國際保理 融資 結算
國際保理的起源、界定和發展
國際保理業務歷史悠久，萌芽于五千年前的古代巴比倫，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保理業務則起源于19世紀的美國商業模式和20世紀50年代的歐洲大陸貼現商的貼現業務。
對于國際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的定義，國內外流行的有以下三種：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制定的《國際保理公約》對國際保理的定義是：保理商向以賒銷方式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的出口商（賣方）提供的綜合性金融服務。
國家外匯管理局對保理的界定是：出口保付業務（簡稱“出口保理”）系指外匯指定銀行（出口保理商）為出口單位（出口商）的短期信用銷售提供應收賬款管理與信用風險控制、收賬服務與壞賬擔保以及貿易融資等至少兩項的綜合性結算、融資服務的業務。
國際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又稱保付，是指出口商（賣方）以賒銷（O/A）或承兌交單（D/A）等方式銷售貨物時，保理商買斷出口商的應收賬款，并向其提供進口商（買方）資信調查及信用評估、貿易融資、信用風險擔保、銷售賬戶管理、賬款催收等一系列的綜合性金融服務。
通過對以上三種定義的比較分析，筆者更傾向于第三種。此定義強調兩點：一是其服務對象主要是國際貿易中以賒銷方式為主的國際結算；二是國際保理業務所采用的法律根據是債權的轉讓，而這正是國際保理的核心。
由于國際貿易競爭的加劇，基于商業信用的國際保理發展迅速。1968年，國際保理商聯合會（Factors Chain International，簡稱FCI）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該組織是由世界各國主要保理商組成的國際組織，目前會員單位覆蓋72個國家和地區，總數達258家，其會員的國際保理業務量占世界國際保理業務量的80%以上。
當前我國保理業務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保理業務起步較晚，1987年，中國銀行（BOC）與德國貼現和貸款公司簽署了國際保理總協議；1993年中國銀行加入FCI；2001年南京愛立信倒戈事件促進商業銀行對保理的研究和拓展；截至2011年底，全國銀行保理商約30家，注冊的商業保理機構25家，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和國內保理業務量折合人民幣達2.24萬億元，約合3560億美元。但國際保理業務量在我國國際貿易結算中占比很小，與國外銀行相比，無論在業務規模、服務水平和經驗方面都存在著差距。
（一）我國國際保理業務法律體系不完善
盡管1987年國際保理業務在我國出現，并接受了國際保理界公認的“兩規一約”，即《國際保理慣例規則》、《國際保理仲裁規則》和《國際保理服務公約》，但其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形成的法律和規則，并不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不能直接指導和監督我國保理業務的具體實施。而我國現行金融法律法規中沒有《保理法》，沒有針對保理業務的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沒有相應的法律保障，這就使得國際保理業務無法可依、有法難依、一旦遇到業務糾紛，銀行很難保障自己的權益。因此，目前我國開展國際保理業務面臨的一大薄弱環節就是法律的欠缺以及相關制度的落后，這嚴重阻礙了我國國際保理業務的開拓和創新。
（二）我國信用體系和保理意識有待提高
我國在建立市場經濟中，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是基礎，而信用體系的缺失會給國際保理業務的開展帶來許多障礙，其表現形式為產品質量問題、信息造假問題、信用數據問題和經濟詐騙問題等。首先是貿易主體習慣于傳統交易結算模式，如托收、信用證等，對國際保理結算方式不太適應。因國際保理從業人才的匱乏，貿易主體一般認為保理會增加費用，而沒有意識到保理業務也便于融資，減少風險，擴大出口，有利于開拓國際市場，而這種交易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保理業務的發展。其次是貿易主體缺乏保理的意識。當市場處于賣方市場時，出口商一般采用現款的結算方式，同樣當處于買方市場時，進口商也要求現款結算，因此不存在應收帳款，不利于保理市場的形成和培養。
（三）我國商業銀行面臨諸多風險
首先，商業銀行需承擔進口商信用和進口國國家風險。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保理業務要特別強化對進口商的資信調查，重點關注進口國的政治、經濟、外匯管制等情況顯得尤為重要，利比亞政府以及敘利亞政局動蕩就是很好的例證，這是無法掌控的局面。因而商業銀行要對自己核準的信用銷售額度承擔全部風險。其次，承擔保理模式單一帶來的風險。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主要采用單保理模式，單保理是指只有一個保理商參與，該保理商提供融資、催收、帳戶管理、風險承擔等一系列服務。其弊端顯而易見，從而限制了保理業務的長足發展。最后，在敘做保理時，我國保理商可能承擔發生債務抵消的應收賬款和已經質押的應收賬款的風險。
（四）我國國際保理專業人才缺乏
國際保理專業人才是高素質、復合型人才，必須具備國際金融、國際結算、應收賬款管理和法律等專業知識，熟悉相關保理慣例和規則，精通行業英語和計算機操作等技能。但是從我國實踐上看，保理從業人員缺乏保理理論基礎知識和保理實務實踐機會，大多數人沒有接受過專業的國際保理業務培訓，而拿到FCI資格證書的專業保理人員也相對較少，因此，保理從業人員在工作中體現為業務不熟練，效率低，無法與發達國家的保理專業人才真正接軌。同時，從保理理論和立法研究隊伍角度看，這支隊伍仍需要大力加強宣傳和建設，近年來，雖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真正高質量的、引領國際保理業務發展方向的論著較少，再加上立法研究隊伍的匱乏，進一步制約了我國國際保理業務的發展、推廣、應用和創新。
另外，從國際上從事保理業務的機構看，西方發達國家大部分有專業的保理公司，當然我國也有非銀行機構專門從事保理業務，如寰東潤（中國）國際保理有限公司（Orbrich（China）International Factors Ltd.Co，簡稱寰東潤）、嘉融信國際保理有限公司（JRF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Ltd）等，但絕大部分保理業務是由商業銀行下設的國際業務部來完成，這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國際保理專門人才的培養和成長。
解決我國國際保理業務困境的對策
（一）營造國際保理業務開展的法制環境
首先，建立健全我國國際保理業務的法律框架。政府應采用“走出去，請進來”的戰略，從歐美等國保理業務中完善的國際管理、法律制度和國際公約等，提取適合我國國情的法律條文，借鑒國外成熟的管理經驗和法律規范，參照他國成熟的保理業務操作程序，發展和完善我國保理業務發展的法律框架。
其次，加快《保理法》的立法進程。建立保理商的準入和退出機制，保障保理業務的健康發展和保理各方的權益；明確保理流程各個環節的相關法律，對保理當事人如出口商、進口商和保理商之間的相關法律法規要明確，可操作，使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對保理業務納入金融監管，采用現場檢查和非現場檢查的手段，確保市場有序推進。
最后，政府應引導建立保理商聯合會，加強保理商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大力普及國際保理業務知識，增強保理意識和法律意識。同時要嚴格執法，依法維護保理市場的經營秩序。加強與世界知名保理商的交流和合作，學習和借鑒他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二）完善信用體系并提高保理意識
首先，政府需建立一套宏觀信用管理模式，以確保整體市場經濟正常運作。同時，政府應倡導和支持微觀主體信用信息系統建設，商業銀行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網絡優勢搭建信息平臺，加強數據庫建設和更新，完善企業信用評估機制，保障保理業務順利開展。
其次，加快商業銀行電子信息技術建設，有助于商業銀行與FCI其他成員國建立信息交互網絡，利用FCI豐富的國內外資源和保理商覆蓋網絡，加強國際間的保理業務合作與信息共享，以快速提升國際保理業務在我國的開展。
最后，培育商業銀行的保理意識。增強商業銀行的保理意識就是改變以往只針對國有大型企業或超大型企業的做法，目前就我國現有經濟的發展情況看，針對中小企業的保理服務應是未來我國發展的方向和趨勢，也是保理業務發展的潛在市場。因此，應加強銀行和中小企業合作，將國際保理業務納入整體營銷戰略中，在外資銀行搶占我國金融市場的今天，使國際保理業務成為商業銀行與國際金融業務接軌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三）加強商業銀行風險防范能力
首先，強化對進口商的資信調查。即通過FCI的會員合作、進口保理商或進口國的分支機構對企業本身的經營穩健、財務狀況、市場飽和度等進行詳細動態調查，對進口國的國家信用進行高度關注，以防其政局動蕩帶來的巨大損失；其次，商業銀行應充分利用信貸風險控制能力和經驗，對應收帳款轉讓設立專門的調研和風控團隊，制定風險控制標準并嚴格執行，同時，積極與知名國際保理商合作，取長補短，進一步提高風險控制和管理能力，完善和彌補我國商業銀行國際保理業務的不足；另外，擴大和推廣雙保理模式，有助于降低和轉移風險，自2008年起，雙保理模式逐漸成為保理的主要成功模式，我國的出口雙保理業務量連續4年位居全球首位，這一現狀充分證明雙保理模式的應用和推廣對于商業銀行風險防范具有深遠意義。
（四）加快國際保理專業人才的培養
首先，對保理從業人員進行業務培訓，加強其保理理論和操作水平。國際保理業務是一項涉外的綜合性金融服務業務，利用國外成熟的管理模式和豐富的交易經驗培養專業人才，從方式上看，既可以吸收國際先進經驗，也可以邀請國際保理業務專家舉辦國際保理業務培訓。因此，在借鑒國外成熟的保理理念和專業知識的基礎上，結合我國保理業務的現狀，形成具有我國特色的保理從業隊伍，進一步推進和宣傳國際保理業務，為形成一支強大的保理人才隊伍奠定了基礎。
其次，全面提高保理從業人員素質。保理商應組織從業人員參加FCI組織的保理課程學習和考試 ，以獲得FCI 頒發的從業資格證書。加強國際保理從業人員間的經驗交流和最新發展動態研討，以期切實提高國際保理業務人員的理論及實務水平。積極加入國際保理商聯合會（FCI），借鑒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學習優秀保理商的操作流程，加快提升我國國際保理業務水平。同時在全國范圍內定期召開保理業務知識競賽，在競賽中強化和提高業務水平。
保理業務是一項以債權人轉讓其應收賬款為前提，集融資、應收賬款催收、管理及壞賬擔保于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在我國近些年發展迅猛，但仍處于初級階段，如信用機制尚不健全、保理理念落后、法律體系不完善、專業人才隊伍沒有形成，嚴重制約了國際保理業務在我國壯大和創新。因此，積極推進保理業務法律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加快國際保理人才的培育和培養，營造良好的保理業務的成長和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借鑒歐美等國的成功經驗，采取無追索權保理和雙保理等國際上普遍的做法，加強風險防范，使國際保理業務成為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融資結算的新手段。
參考文獻：
1.劉曼沁，劉國勝.我國國際保理業務發展現狀及對策分析—基于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廣交會遇冷的思考[J].企業經濟，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