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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錢幣鑄造技術――范鑄技術,是中國錢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錢幣由于鑄造次數的頻繁,它的大小輕重最敏感地反映當時的財政、經濟狀況,所以它是直接史料,是最可靠的史料。”⑴和錢幣相比,錢范也是當時政治、經濟狀況的史料,同時,錢范還更加直接地與國家的貨幣生產、貨幣政策,以及當時的雕刻、冶煉等生產技術密切相關。
錢范鑄造工藝研究概況
從南北朝蕭梁時代到20世紀前半期,對于中國古錢幣的研究始終是處于金石學的范疇。20世紀50年代以后,科學的考古發掘不僅為錢幣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實物、擴大了研究的范圍,而且科學技術的引進、跨學科結合的視角和研究思路為錢幣研究提供了新的平臺。對于錢范和鑄錢工藝的科學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更上一層樓。
近年來,錢幣科技考古的一項重要收獲是,用模擬實驗的方法從技術工藝發展史的角度出發,對歷代鑄錢工藝進行系統的研究。中國錢幣博物館、鄂州市博物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等針對學術界就中國古代鑄錢工藝領域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如“先秦錢范的制作”、“石范能否鑄錢”、“銅范能否鑄錢”、“漢半兩疊鑄范”是否存在,以及陶范、石范與銅范之間的演變關系、疊鑄工藝的演變等,進行模擬實驗,并且解決了長期存在的一些爭議問題。⑵
還有上海博物館也進行過模擬實驗研究。另外,關于鑄錢工藝、錢范的制作以及特征的研究的文章也大量出現。對于古錢幣的研究,從傳統金石學到20世紀的金屬成分分析、金相分析,發展到了進行實踐與理論的互證,錢幣學與錢幣科技考古、冶金史、貨幣史的結合。
錢范的種類及發展演變
“黃帝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為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貨幣行矣。”⑶ 這句話中“范”即模范,“以模鑄金也”。說黃帝就開始以范鑄錢估計是后人的附會,但是中國古代的范鑄工藝確實是很早就有了。
只就發現的較早的青銅鑄幣來說,有安陽大司空村商墓出土銅貝3枚,系仿海貝鑄造而成⑷、偃師南寨西周早期銅鏟⑸、偃師李村西周早起銅鏟⑹,華陰磚瓦廠西周原始空首布⑺等等,雖然都沒有發現范,但是從銅貝、銅鏟和空首布的形制和同時代青銅器可知是范鑄的。所以可以說,錢幣的范鑄工藝是伴隨著銅質貨幣產生而產生的。
按照鑄造過程中的不同作用可以分為祖范、母范、子范。祖范為手工刻制得陰文反書錢模,用于翻制母范,母范陽文正書,母范翻制用于鑄錢的子范。
按照錢范的質地可以分為泥陶范、石范、金屬范三大類,其中泥陶范分為泥范和陶范,金屬范分為銅范、鐵范。
需要指出的是,祖范一般為石質,一般用細膩質軟的變質石灰巖⑻;母范可以是銅質、陶質或者鉛質⑼;子范可以是陶質、銅質。祖范和子范都是陰文反書,但祖范刻工細致工整、棱角分明深峻、質地堅硬平滑,并且沒有澆鑄的痕跡,子范則因經過澆鑄使用,留下了磨損痕跡,不及祖范深峻。祖范的數量很少,故發現得也少,子范相對較多,發現也就多了。母范為陽文正書,較好辨認。
從先秦至六朝,范鑄法都是主流,六朝時候,疊鑄工藝盛行,并自成體系,但還是屬于范鑄工藝。自唐朝之后,鑄錢技術發展為翻砂法。
湯可可先生在《中國錢幣文化》一書中,將中國古代銅錢分為先秦、秦漢至隋、唐代至清代三個發展演變的階段,每個階段分別對應的鑄錢工藝是采用硬范澆鑄(石、陶、銅等質地的范)、泥范疊鑄(采用硬范翻制泥范疊鑄)、翻砂鑄造三種技術。同時,書中說這種區分是大致的,并不是絕對的⑽。這樣的劃分把握了各時期的主要特征,又顧及到了特殊情況,因而是可取的。
另外,據《上海博物館藏錢幣――錢范》一書可以知道,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子范絕大部分為疊鑄陶范,另外發現疊鑄銅母范。在浙江杭州⑾、江蘇句容⑿、鎮江⒀、南京⒁等地都發現有六朝時期的錢范,說明六朝主要使用疊鑄式陶質錢范。
那么,是不是采用疊鑄工藝就比傳統金屬范鑄造效率高呢?有人曾經同時采用疊范鑄錢和金屬范鑄錢做模擬實驗,得出金屬范鑄錢的效率遠遠比疊鑄范生產效率高,其高效率是與平板范豎式澆鑄鑄錢工藝比較而言,“疊鑄法鑄錢能夠保證所鑄造錢幣的質量,王莽時期對錢幣質量的要求是疊鑄法在王莽時期重新應用和發展的原因。”⒂
疊鑄錢范一般是用銅范翻制大量泥質陶范,疊在一起,其中各個泥質子范有共通的澆道,可以做到一次性澆鑄幾百枚銅錢。疊鑄子范外面還要涂抹一層草拌泥固定。新莽、東漢時期的疊鑄范還都是單面范,每一個泥質子范用銅母范分別翻制出來;而到六朝時期疊鑄錢范為雙面錢范,使用范母同時壓制雙面范兩面,形成雙面錢腔,這樣疊放起來的泥質子范所占用的空間,就比單面子范少了一倍。
另外,錢范從先秦時期的“鏟形”發展到漢代的“盒形”,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由單范澆鑄到疊鑄工藝的轉變,當然并非完全對應。到新莽,尤其是到六朝之后,錢范越來越多采用正方形等等邊形,因為要便于翻制的疊鑄子范的放置。因為這種形制的錢腔內部錢幣的正反對應情況,已經在母范上設置好了,所以只需要將疊鑄錢范疊放置在一條直線上,就不要再考慮錢范的澆鑄道及文字的朝向等問題了。而這一特征是西漢時疊鑄錢范沒有采用到的優點之一。
錢范鑄錢過程中的“失誤”
錢范被用于鑄錢之前,銅質范還需要涂抹一層隔離層,泥陶質范還需要在烘范窯中燒制以去掉范中的水分。先秦至六朝采用熔銅范鑄的鑄錢工藝,總的來說是比較粗糙的,首先是銅質成色的不一定,其次是由于采用手工制作的錢范鑄錢,因此造成的情況是幾乎沒有兩枚一模一樣的錢幣,多少會有一些差別,古錢幣收藏中的小版別便是這種情況。
錢幣學中的一些術語,如合面、合背、移范、漏范、倒文、傳形、搖頭、流銅、砂眼等等名詞的產生,都是伴隨著錢范在鑄造錢幣過程中的”失誤”而產生的。
語言資源是一種可以開發利用的重要旅游資源。方言、古歌謠等語言類資源是人文旅游資源,同時,這類語言資源本身也有可能成為消費性旅游產品。應加大語言資源在旅游資源開發中的權重,充分利用作為文化代碼的語言資源來開發旅游產品。
關鍵詞:
語言資源; 旅游資源; 開發利用
收稿日期: 2010-06-03; 修訂日期: 2010-10-15
基金項目:
浙江省高校優秀青年教師資助項目(浙教辦高科[2008]142號)
作者簡介:
陳麗君(1973-),女,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浙江旅游職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胡范鑄(1955-),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1 引言:語言是一種社會資源
20世紀70年代,伴隨著語言社會學和語言經濟學的產生,語言作為社會資源的一種引起了人們的關注。Jernudd和Das(1971)首次提出,語言是一種資源,使用一種語言的成本和獲益可以用衡量一般資源或商品的投入-收益方法進行測定。此后語言資源在很多國家受到重視,人們在思考如何發揮語言的文化價值、經濟價值。陳章太(2008)認為,語言以它的物質結構系統,承載著豐富、厚重的社會文化信息,為社會所利用,能夠產生社會效益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效益,所以是一種有價值、可利用、出效益、多變化、能發展的特殊的社會資源。李宇明(2008)認為,把語言看作“資源”,看作人類重要的文化資源乃至經濟資源,便于著力保護和開發利用這種資源。
“語言資源”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語言資源”是指語言信息處理用的語料庫和語言數據庫以及語言和聲電動畫片等(陳章太,2008)。胡范鑄認為
①,
廣義的“語言資源”可以包括:語言本體、語言理論研究的資源(如語料)、語言的文化資源(如方言、語言符號、文學語言等)、語言的經濟資源(人力資源、產業資源,如廣告、旅游服務產業等)、國家安全及形象維護的語言資源(如軍事機密語言)等。
本文所討論的語言資源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主要有:(1) 語言本體(由語音、詞匯和語法構成的系統),包括方言;(2) 以語言為載體的文學作品(詩歌、楹聯語言等)、民俗作品(諺語、民歌等)、影視小品、戲劇等;(3) 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如甲骨文、東巴文等,以及文字的藝術表現形式,如書法、篆刻等;(4) 以語言為媒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神活、史詩等。
2 語言資源可以成為旅游資源
旅游資源涉及面比較廣。根據國家旅游局的《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2003),“旅游資源”是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凡能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可以為旅游業開發利用、并可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各種事物和因素”。我們認為,旅游資源可分為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旅游資源兩大類,前者包括山體、水體、氣候、生物等,后者包括歷史文化、宗教、建筑、文學藝術、民俗風情等。富有文化意蘊的甲骨文、東巴文、女書等語言的書寫藝術形式和少數民族方言、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古歌謠等也應該屬于人文旅游資源的范疇。
語言作為一種旅游資源,它符合旅游資源的可利用、可開發性質,尤其是具有觀賞性、趣味性、稀缺性等特點,能有效地吸引旅游者,使他們得到審美享受和精神滿足。下面試作分析。
(1) 觀賞性:以視覺形式表現的古文字、書法、碑刻、篆刻、楹聯等都具有獨特的文化意蘊,能吸引旅游者駐足觀賞。甲骨文、東巴文、女書等文字、楹聯詩歌等文學語言作品以及旅游廣告語、旅游解說牌等,就像是一道道美麗的風景,具有觀賞價值,能讓旅游者回味。
(2) 趣味性:導游在旅游過程中唱民歌民謠、教旅游者一些原汁原味的當地方言等,這些優美風趣的語言能使旅游者忘卻疲憊、感到身心愉悅。而優美流暢、幽默生動的旅游講解語言更是獨具魅力的動態聲音景觀。
(3) 稀缺性:“物以稀為貴”,稀缺的東西往往是最能吸引人的旅游資源。《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口頭傳說和表述,以及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梁保爾、馬波,2008)等。如貢山的“獨龍族語言”、怒江“若柔”語言、耿馬“傣繃文”等被列入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而以瀕危語言為載體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古歌謠、史詩、長詩、諺語、謎語等,更是具有吸引力的稀缺性旅游資源。
可以說,旅游更多的是側重一種文化消費和審美消費。旅游者購買的是一種精神享受和審美體驗,甚至是購買一種氛圍、一句話、一個符號。由此,能夠給旅游者帶來審美享受的趣味方言語言、文學類語言以及稀缺的瀕危語言等也有可能成為精神性的消費產品。
3 作為旅游資源的語言的開發利用
語言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語言資源的經濟價值體現在對語言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上,商品化和產業化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創造經濟效益。而對于語言資源來說,合理的開發利用就是一種保護,因為它和其他資源不同,是用進廢退,越使用和開發,其增量就越大,持續再生力就越強(范俊軍,肖自輝,2008)。
合理開發前,我們認為應先對旅游業能利用的語言資源作一個勘察分類。基于旅游體驗的角度,語言類旅游資源可作如表1的分類。據語言具有工具性、知識文化性等本質,語言類的旅游資源可作如表2的分類。
3.1 從語言作為交際工具、語言作為能力出發
語言作為一種符號體系,是信息發出者和接受者的社會交際工具。語言是旅游宣傳、接待、講解活動過程的最基本的交際交流工具,簡明、流暢的旅游語言是保證旅游過程順利進行、實現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前提。書面形式的旅游廣告、景點標識和口語形式的導游講解等都以語言為載體,提供最基本的旅游信息。
旅游語言應該是可被旅游者消費的,是可當作審美享受對象的,所以開發利用語言資源就要把語言的工具性發揮好,并使之藝術化,成為能帶來精神愉悅、審美享受的精神產品。旅游宣傳、解說中要充分結合人們的認知心理,利用文學語言、神話故事等使之生動化、審美化。精美的旅游宣傳手冊有時可以成為視覺的盛宴;導游流暢、得體的講解能讓旅游者獲得比山水、飲食更多的享受。
從提高旅游從業人員語言能力角度應重點把握兩個方面:(1) 語用策略的使用能力:語用策略強調如何更好地使用合意性的語言,在適當的語境里采用最合適的話語,以使交際交流者最大化地實現自己的意圖,也就是用優美、幽默、得體的語言,使旅游者看起來感覺“賞心悅目”,聽起來感覺“絲絲入耳”,回味時能“會心一笑”,實現審美享受的目的。(2) 語言類藝術的表達能力:語言類藝術包括相聲、歌曲、幽默笑話等,如導游唱一些民族歌曲、聲情并茂地穿插一些幽默故事,會喚起旅游者的審美感情,在歡聲笑語中感受到旅游的快樂。
據筆者對96名旅游者“是否愿意花固定的錢請語言能力特別好的優秀導游帶團”的調查發現:只有10%左右的人對導游的語言的要求是“清楚即可,關鍵在于景點是否好看”;而70%以上的人同意“祖國江山美不美,全靠導游一張嘴”,對于“如果旅行社能保證有語音標準、風趣幽默、說唱俱佳的優秀導游員就愿意增加一定的旅游費用”表示推崇。從中看出,語言能力可以作為實現經濟價值的旅游資源之一。
3.2 從語言作為知識和文化出發
語言作為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是典型的人文類旅游資源。如湖南永州的旅游指南把“女書”(一種特殊的女性文字符號體系,是目前世界上活到今天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書法村(道縣道江鎮東門村是清書法家何紹基的故里)、戲曲、永州官話和土話等都列入了旅游資源;歷史古都河南安陽,有甲骨文、周易文化;在云南,不僅有麗江納西族的東巴文(一種古老的象形文字符號),還有很多白族、傣族等用少數民族方言傳唱的歌謠、神話等,這些獨特的文化遺產都是一種旅游資源。
由此,我們可以設計一些獨特的旅游線路和產品,如方言之旅、女書之旅、東巴文之旅、越劇之旅、書法之旅、小品之旅等。
(1) 利用方言的旅游線路
旅游是一種空間的變換,在這一變換的過程中,不僅意味著自然風光的變換,同時還意味著風土人情的變換和語言的變化。如果導游在旅游者到達每個地方時傳授一些有關當地方言的知識,并適時用原汁原味的方言講解時,將會給游客帶來不少興致和情趣。
據筆者自身旅游經歷和對20名導游員的調查,發現在團隊旅游過程中,100%的地接導游會使用一定的方言來調節氣氛。如大連的導游會教大家把吃飯說成“逮飯(音)”,把婦女愛漂亮說成“浪”,云南彝族導游就會把女游客統稱為“阿詩瑪”,把男游客稱作“阿黑哥”等。到了湖南,很多導游都會告訴旅游者一首方言版歌曲:“我從細到大,住得長沙河西,恰的水,恰的魚,哈是湘江河的……”這樣一來,導游和旅游者的關系會變得更加融洽。聽各種各樣的方言就像看不同的風景、吃不同的小吃一樣,趣味方言已日漸成為較容易轉化為經濟和社會價值的旅游資源之一。
旅游管理專家格拉本(L.G.Crampon)曾列出一個簡單的步驟,把旅游者變成一個夏威夷人:第一步――給旅游者穿上夏威夷人的衣服;第二步――教旅游者說夏威夷方言;第三步――讓旅游者扮演夏威夷人”(Cohen,2007)。Huisman和Moore(1999)曾對一部分到新西蘭的德語旅游者進行調查,發現其中95%的人對太多的用德語提供的旅游信息和服務并不欣賞,認為這樣減少了旅游過程中的挑戰享受感,他們更喜歡用當地人的語言來實現旅游體驗。這正如我們要把“劉三姐”翻譯成“Miss Liu”或者“Sister Liu”時,老外卻喜歡漢語拼音“Liu san jie”,他們認為這樣“當地的語言”更原汁原味,更富有韻味。
由此可見,方言或當地語言和用作交際交流的標準語不一樣,成了旅游者體驗的對象,可以說是一種體現當地文化的旅游產品。
(2) 利用小品、影視語言和民俗語言等資源的旅游線路
旅游活動力求豐富多彩,經典的小品、影視、戲曲語言等可以給旅游者帶來很多快樂。據沈陽旅游網報道,“劉老根大舞臺”已開創了沈陽文化旅游的熱點,去東北的旅游者大多會選擇去欣賞趙本山等人的幽默小品。去杭州的西溪,很多人會選擇去電影《非誠勿擾》拍攝點以體會影片經典對白的幽默。
(3) 利用文字及文字的藝術表現形式(書法等)資源的旅游線路
喜歡文化旅游的人往往會對古文字、碑刻等感興趣。西安碑林博物館2009年上半年接待中外游客近19萬人次(據陜西文物局漢唐網);甲骨文的故鄉安陽,2009年“五一”期間就接待游客37萬多人次;在旅游大省云南,只要涉及麗江的旅游線路,100%都包括領略東巴文的神秘韻味的活動。書法之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如紹興每年的三月都會舉辦蘭亭書法節。張捷(2007)甚至提出了“書法景觀”的概念,他認為:書法景觀是中國文化景觀中最為直接和最具象征意義的文化景觀類型,可以作為中國文化景觀在全球化時代的重要個性識別符號和象征,是一種“國家文脈”。
(4) 直接利用作為文化代碼的語言文字資源來開發旅游商品
旅游是一種短期的生活方式,游客追求的是文化的享受與美好的回憶。旅游商品作為文化的載體,每一件都鐫刻著旅游者一段難忘的經歷,都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淵源。蔣冰華(2008)曾提出“把甲骨文化、周易文化等印在各種日用品上和精美的圖片上,也可以制成各種小玩具,讓其具有購買和收藏價值”。
旅游產品利用文字這種文化代碼,可以保護和發展文化。陳昕(2002)曾以東巴文為例對旅游產品的文化復興功能作了充分的肯定:“東巴文一直以來只被用于撰寫經文――東巴經。但隨著麗江旅游業的飛速發展,當地人已開始把簡單的東巴文字寫在、刻在木盤上或印在T恤衫上,制成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旅游藝術品。由此而掀起了一陣全國性的‘東巴文化’,這不僅復興了一種文化,更保護和發展了一種文化。”
所以,在旅游商品同質化的今天,充分挖掘具有民族特色的語言文字類旅游資源,把它們設計成獨具意蘊的旅游產品,是非常必要的。
4 結論:把語言資源作為旅游資源看待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把語言資源作為旅游資源看待,具有雙重意義:
其一,在語言學理論上,可豐富語言資源觀,促進趣味方言學等的研究。目前大家對語言資源的認識更多地停留在語言規劃的層面上,主要涉及瀕危語言的保護、語料庫的建設等,而對于發揮語言作為產業資源的探討不多。本文對于語言作為旅游資源的提法為應用語言學提供了更多的案例。另外,對于什么場合使用方言、方言和通用語如何適時轉換、用哪些方言能達到幽默效果,如何使旅游者實現當地文化體驗等問題的探討,可以增進對趣味方言的研究。
其二,對旅游業來說,能讓人們對語言的本質認識更全面。首先,作為旅游資源的語言不僅是一種交際工具,還能成為可消費的“旅游產品”,這為從業人員的語言訓練和考核評價提出新的課題。其次,能讓我們對旅游資源的概念有更全面的認識,加大語言資源在人文旅游中的權重,為旅游線路的設計提供更多啟發,在開發旅游商品時能充分利用作為文化代碼的語言資源,創造更多異質的、民族的旅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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