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考察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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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宿考察報告范文

關鍵詞：高昌；地面佛寺；類型；分期

中圖分類號：K87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7）02-0084-08

Abstract：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Khocho include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nstruction， meditation-centered， chaitya-centered， and the pattern of meditation before a stupa. The structural forms， themes of mural painting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in these types of temples can further b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ave temples in Qiuci， Karashahr， and the Hexi regions. The templ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re constructed over four periods of time， namely the early 5th century， the late 6th to the 8th century， from the late 9th to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and from the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emples of differ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Khocho； temple； classification； periodization

高昌地面佛寺遺址{1}主要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勝金口和小阿薩遺址。據(jù)格倫威德爾所記，高昌故城原存佛教遺跡64處，勝金口原存地面佛寺9處。另據(jù)李肖調查，交河故城現(xiàn)存地面佛寺20處。賈應逸從形制布局的角度，將交河故城寺院遺址劃分為具備組合關系的建筑群與單體佛堂兩類，分別對“殿堂”和“主殿中的基座”以平面形制的不同進行類型劃分，并推測了幾處寺院遺址的大致年代[1]。李肖將交河故城地面佛寺分為五種類型，另對E5、E6、E7等寺院的營造年代進行討論[2]。限于考古材料，學者僅對高昌少數(shù)地面佛寺進行了年代推定。高昌故城Z寺佛殿繪塑題材明確，佛殿、佛塔與青藏、敦煌地區(qū)同類佛塔形制相近，營建年代被確定為西夏至元代[3]。M寺因出土《涼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寺院年代為445年前后[4]。孟凡人通過對寺院出土遺物年代的判定，認為高昌故城中存在一批營建于唐西州至回鶻時期的地面佛寺[5]。森安孝夫δδ嶠逃敕鸞趟重寺院的K寺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6]。

高昌故城現(xiàn)存地面佛寺遺址殘毀嚴重，考古調查與發(fā)掘工作零散{1}，多數(shù)寺院整體形制布局不清楚，但格倫威德爾[7，8]、勒柯克[9]、斯坦因[10]等人的考察報告中詳備的寺院實測圖、平面示意圖、素描、照片和文字記錄，為地面佛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交河故城現(xiàn)存地面佛寺數(shù)量較多，并進行過數(shù)次考古調查與發(fā)掘{2}，但除少數(shù)幾座規(guī)模較大的寺院外，其余佛寺形制布局不甚明確。具備考古學類型劃分與年代判定意義的塔廟，多數(shù)只殘存塔基部分，塔柱原有形制無法確知，佛殿壁畫與泥塑多已殘毀，無法辨識其繪塑題材。探險家對于交河故城佛寺的記錄又較簡略。這些都造成對交河故城地面佛寺進行全面研究的困難。勝金口與小阿薩地面佛寺遺址皆存有較為較豐富的圖像和文字資料，且保存狀況較好，可以將筆者的調查資料與之前探險家的考察報告相互比對。

有鑒于此，本文的研究對象為：

1. 高昌形制布局明確、時代判定因素可靠的地面寺院{3}。格倫威德爾在繪制寺院平面示意圖時，多只繪出塔廟或佛殿等地面寺院的中心性建筑，多數(shù)地面佛寺的整體布局并不完整。不過，塔廟或佛殿是寺院最為重要的中心建筑，是寺院類型與分期研究的關鍵。故本文所選研究對象為高昌故城中21處{4}、勝金口4處、小阿薩、交河故城10處地面佛寺遺址。

2. 交河故城存在大量單體佛堂，形制與寺院中的塔廟相近，兩者存在密切的關聯(lián)，但其塔柱多只殘存塔基，無法深入研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一 地面佛寺的類型劃分

依據(jù)寺院中心建筑種類的不同，可將高昌地面佛寺分為三種類型：

A型：以佛殿為寺院中心建筑。根據(jù)佛殿平面形制的不同，可分為四種形式：

Ⅰ式：平面呈縱長方形，正壁前塑像臺，其上塑坐像。包括高昌故城M寺（圖1）。

Ⅱ式：平面呈橫長方形。包括交河故城E-5-17號佛殿、E-12號寺院、E-25[1]{5}號寺院（圖2）、E-3號寺院、E-11-74號佛殿。

Ⅲ式：佛殿以建筑組合形式出現(xiàn)，即中間為橫長方形佛殿，前方兩側為對稱分布的兩座配殿，三殿平面呈“凹”字形。包括交河故城E-7號寺院（圖3）。

Ⅳ式：方形佛殿外環(huán)繞回廊，平面呈“回”字形。包括高昌故城E寺、V寺、寺A號建筑，交河故城E-25[2]號寺院，勝金口1號寺院、5號寺院、7號寺院、9號寺院（圖4）。

B型：以塔廟為寺院中心建筑。依據(jù)塔廟中心佛塔形制的不同，可分為四種形式：

Ⅰ式：塔廟中心為方形仿漢式木構樓閣佛塔，頂部有圓柱形覆缽。包括高昌故城寺（圖5）。

Ⅱ式：塔廟中心為方柱形佛塔，下層四面各開一龕，其上分層開龕，頂部有圓柱形覆缽。包括高昌故城寺、W寺、寺、寺，交河故城E-27號寺院（圖6）。

Ⅲ式：塔廟由前、后兩部分組成。前半部為方形或長方形佛塔，后半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廟后壁塑涅像。佛塔正面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H′寺、T寺、I′寺、Ц寺（圖7）。

Ⅳ式：塔廟中心為方形塔柱，四面開龕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A寺、Q寺、T′[1]寺、Б[1]寺、寺與K寺之間的寺院，交河故城E13-1號塔廟、E-11-61號塔廟、E-16號寺院（圖8）。

C型：寺院中心建筑為前殿后塔式布局。寺院由前、后兩部分構成，前部為橫長方形佛殿，后部為十字折角形佛塔。包括高昌故城Z寺、w寺、小阿薩佛寺遺址（圖9）。

二 各類型單體地面佛寺的年代

（一）地面佛寺相對年代的排比

高昌各地面佛寺在空間分布上相互獨立，尚未發(fā)現(xiàn)不同寺院間的疊壓、打破關系。各寺院改變形制布局的重修、改建現(xiàn)象亦極少，能夠確認的只有三處，即高昌故城寺東北角被改建為E寺，交河故城E-25[1]由橫長方形佛殿改建為“回”字形佛殿。由此可知，塔柱四面分層開龕的塔廟早于“回”字形佛殿，橫長方形佛殿早于“回”字形佛殿{1}。

寺院疊壓、打破和重修、改建遺跡現(xiàn)象的缺乏為排比不同類型寺院的相對早晚關系造成了阻礙。因此，只能通過對各類型寺院中單體寺院年代的考訂，得出各類型寺院營建的絕對年代，再結合前文寺院類型的研究結論，明確高昌地面佛寺的分期序列與發(fā)展演變狀況。

（二）各類型單體佛寺的營造年代

1. A型寺院

作為A型Ⅰ式的M寺曾出土《涼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碑文記：“涼承平三年，歲次大梁，月呂無射，量工興造?！惫识略籂I建的年代為大涼承平三年，即445年前后。

北朝地面佛寺雖然十分突出佛塔的中心地位，但以佛殿為主體建筑的寺院亦為數(shù)不少。《洛陽伽藍記》所記近50處佛寺中，只有15處佛寺建塔，其余皆以佛殿為寺院中心建筑[11]。南朝地面佛寺以佛殿為中心的形式則更為流行{2}。且中原內地和南方地區(qū)的佛殿多為橫長方形，周繞僧坊、講堂、回廊等建筑。這樣的佛殿樣式及寺院布局形式與A型Ⅱ式寺院相同。故推測此類型寺院的出現(xiàn)時間約為5―6世紀。

A型Ⅲ式橫長方形佛殿及前方兩側構筑對稱分布配殿的形制與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33窟窟頂經(jīng)變、初唐第338窟北壁說法圖、盛唐第217窟北壁觀無量壽經(jīng)變、盛唐第225窟南壁龕頂阿彌陀經(jīng)變中的佛寺布局相近。敦煌壁畫中以“凹”字形平面建筑群組作為中心建筑的佛寺在中唐以后則不多見[11]63-69。據(jù)此，可推定高昌A型Ⅲ式佛寺營建于隋至中唐的6世紀后期至9世紀后期。

A型Ⅳ式為平面呈“回”字形的佛殿，高昌故城E號建筑前壁殘存儒童本生佛本行經(jīng)變，左甬道內壁殘存兩幅佛本行經(jīng)變底部，V寺右甬道底部殘存佛本行經(jīng)變，寺A號建筑甬道繪佛本行經(jīng)變，勝金口1號寺院甬道壁面繪佛本行經(jīng)變[7]89，42，61，131。此類佛殿的洞窟形制、壁畫題材及分布位置皆與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相同。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屬于9世紀末至10世紀中葉的回鶻早期[1]427-428，故A型Ⅳ式的興建年代當為9世紀末至10世紀中葉。

2. B型寺院

B型Ⅰ式寺塔廟中心為方形仿木構三層樓閣式佛塔，頂部有圓柱形覆缽，佛塔底層較高，兩側及后方原為環(huán)繞佛塔的甬道，佛塔中雍投ゲ閿Ω哂詰筆鋇牡疃ァ4慫廟的形制布局、佛塔樣式與吐峪溝溝東區(qū)塔廟窟K18相同，當營建于同一時期。K18形成于5世紀前期[12]，故寺的營造年代當為5世紀前期。

B型Ⅱ式塔廟中心為方柱形佛塔，下層四面各開一龕，其上分層開龕，頂部有圓柱形覆缽。此種佛塔樣式在高昌地區(qū)似為頗流行，且多出現(xiàn)于規(guī)模較大的地面佛寺中。高昌故城寺，環(huán)繞中心塔廟左、右、后三面皆建形制相同的僧坊。僧坊原為上、下兩層，下層僧坊每間平面呈縱長方形，前、后兩進，前室前壁開門、窗，前、后室之間的隔墻上開方形明窗，其下為拱門，后室后壁開圓拱形龕[7]79-80。吐峪溝溝西區(qū)以第12窟（吐魯番地區(qū)文物局編號）塔廟窟為中心，兩側對稱分布一排僧房窟，亦為上、下兩層，下層僧房窟的形制與高昌故城寺相同，應是石窟寺對地面寺院僧坊的模仿。兩者營建年代相近。吐峪溝溝西區(qū)第12窟與兩側僧房窟為統(tǒng)一規(guī)劃營造的洞窟組合，故第12窟與兩側僧房窟的營建基本同時。第12窟主室中心為四面開單層龕的方形塔柱。敦煌同類塔廟窟出現(xiàn)于545―574年[13]。同時，第12窟塔柱左面、背面圓拱龕兩側殘存帶泥塑忍冬紋的龕柱，與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正壁及左、右壁龕兩側龕柱上的忍冬紋樣相同，年代較接近[14]，而莫高窟第285窟始建年代為西魏大統(tǒng)四年（538）或稍后[15]。另外，第12窟主室左壁下方殘存一排聯(lián)珠獸頭紋，此類裝飾紋樣流行于6世紀末至8世紀初[16]。因此，第12窟的年代當為6世紀后半葉至8世紀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由此可知第12窟兩側僧房窟的營建年代，進而得知高昌故城寺僧坊的形成時代，最后得知寺中心塔廟也可能營建于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即6世紀后半葉至8世初。

在B型Ⅲ式高昌故城I′寺南壁出土的說法圖等壁畫[7]圖版2中，聽法菩薩與吐峪溝溝西區(qū)第12窟主室說法圖中脅侍菩薩的造型、寶冠、瓔珞樣式及披著方式，結跏趺坐佛相同。前文已知吐峪溝溝西區(qū)第12窟的開鑿年代，故B型Ⅲ式的形成年代可能為6世紀后半葉至8世紀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

B型Ⅳ寺與K寺之間的寺院出土兩幅壁畫，一幅為聽法菩薩、弟子像，其菩薩造型、瓔珞與寶冠的樣式和吐峪溝溝東區(qū)K27相同，K27開鑿于6世紀左右。弟子造型、僧衣樣式與吐峪溝溝西區(qū)第20窟、吐峪溝溝東區(qū)第32窟禪觀圖像中的禪觀僧的相同。另一幅為菩薩立像，左有墨書榜題：“行者系念思惟眾葉間生……”[9]圖版10，此題記內容與吐峪溝溝西區(qū)第20窟（吐魯番地區(qū)文物局編號）前室右壁禪觀圖像中“行者觀想樹葉一一樹葉……”墨書榜題內容相近。吐峪溝禪觀壁畫繪制年代為6世紀中葉至7世紀中葉[17]，結合前文所引莫高窟塔廟窟塔柱四面開龕形制出現(xiàn)的時間，可知寺與K寺之間寺院的形成年代當為6世紀后期至7世紀中葉。

Б[1]寺塔柱應為四面開龕或四面塑像形制，塔廟側壁于深紅色背景上，用白色顏料繪制蓮蕾、圓圈紋和四棱形寶珠[7]107。此種繪制技法與紋樣題材在吐峪溝最早期的洞窟溝東區(qū)K18、溝西區(qū)NK2中即已出現(xiàn)[18]，直至吐峪溝溝西區(qū)第20窟、溝東區(qū)第32窟禪觀圖像中，仍是常見的裝飾紋樣?？紤]到莫高塔廟窟中塔柱四面開單層龕的出現(xiàn)時間，筆者認為，將此寺的年代推定為6世紀后期至7世紀中葉較為合適。

高昌故城T′寺由東、西兩部分構成，西部建筑出土了與柏孜克里克第14窟正壁左側相同的阿彌陀凈土變，又發(fā)現(xiàn)了身著蒙古衣冠的女供養(yǎng)人，屬于回鶻臣服蒙古后的壁畫。但據(jù)勒柯克所記，在此間建筑南墻的房柱上曾發(fā)現(xiàn)漢文題記，其中出現(xiàn)了武周新字，因而將此組建筑的年代確定為717年{1}。西側建筑明顯經(jīng)過重修改建，寺院始建年代應早于回鶻壁畫的年代。故而作為同一組建筑的東側塔廟，其營建年代可能為武周新字流行的載初元年（689）至長安四年（704）。

綜合以上各寺院年代的研究結論，可知B型Ⅳ式的形成年代當為6世紀后期至8世紀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

3. C型寺院

高昌故城Z寺、w寺十字折角形佛塔與莫高窟第285窟元代灰身塔的形制相同，又與阿里托林寺迦莎殿、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門塔、扎囊縣桑耶寺綠塔[19]的平面相近。Z寺前部佛殿中的壁畫題材已被考證為藏傳佛教的五方佛[3]，年代為西夏至元代。

三 各類型地面佛寺的分期

由各類型單體寺院的營建年代結論，可知高昌地面寺院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為5世紀前期的高昌郡時期，包括A型Ⅰ式、B型Ⅰ式寺院；第二期為6世紀后半至8世紀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包括A型Ⅱ、Ⅲ式，B型Ⅱ、Ⅲ、Ⅳ式寺院；第三期為9世紀末至10世紀中葉的回鶻高昌時期，包括A型Ⅳ式寺院；第四期為西夏至元代，包括C型寺院。分期結果如附表。

通過對高昌地面寺院中心建筑的類型劃分和年代研究，可以明確高昌寺院中心建筑存在三個基本的發(fā)展譜系：第一譜系以佛殿為寺院中心。佛殿最初為縱長方形，后演變?yōu)闄M長方形，再于橫長方形佛殿前方兩側營造相互對稱的配殿，最后于方形佛殿外環(huán)繞回廊，形成“回”字形佛殿；第二譜系以塔廟為寺院中心，佛塔是塔廟的中心，佛塔最初為方形仿木構樓閣樣式，后演變?yōu)榉街鶢钏拿娣謱娱_龕式，之后塔廟整體空間被劃分為前、后兩部分，前部為方形或長方形佛塔，后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廟后壁塑涅像，最后于佛塔四面開龕或四面塑像；第三譜系為形制特殊的前塔后殿式布局。

作為聯(lián)系犍陀羅、中亞、塔里木盆地南北緣與河西地區(qū)的關鍵節(jié)點，高昌佛教與犍陀羅、龜茲、于闐、涼州、敦煌、青藏地區(qū)的佛教系統(tǒng)有著密切關聯(lián)[20]。而高昌地面佛寺的發(fā)展譜系則能夠體現(xiàn)不同地區(qū)對高昌佛教的影響。

4世紀后期至5世紀前期，在后涼、西涼、北涼治下的高昌郡與涼州地區(qū)存在密切關聯(lián)，涼州佛教是此期高昌佛教的主流。營造佛殿是涼州佛寺中流行的做法。同時作為北涼王家石窟寺的天梯山第1窟、第4窟塔柱皆為仿木構樓閣的樣式[21]。涼州地區(qū)在地面佛寺中營造佛殿、塔廟中塔柱規(guī)制為仿木構樓閣樣式的寺院營造方式在高昌第一期地面佛寺中皆有體現(xiàn)。涼州的寺院營造模式當直接影響到高昌寺院的規(guī)制。

L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高昌地面佛寺同時受到敦煌與龜茲、焉耆地區(qū)兩大佛教系統(tǒng)的影響。

高昌A型Ⅱ式的寺院形制c中原內地及南方地區(qū)的以橫長方形佛殿為中心、周繞僧坊、講堂、回廊的寺院聯(lián)系緊密。A型Ⅲ式主殿兩側設置配殿的做法頗見于敦煌隋至中唐時期壁畫中的佛寺。B型Ⅱ式塔廟于方形塔柱上分層開龕的做法則與承繼了北涼開窟傳統(tǒng)的張掖馬蹄寺第2窟，金塔寺東、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萬佛洞，后山古佛洞等的塔柱樣式相同[22]。高昌B型Ⅳ式地面寺院塔廟于塔柱四面開龕，而敦煌莫高第二期（525―545年）塔廟窟開始出現(xiàn)四面開單層龕的形式，第三期（545―574年）塔柱流行四面開單龕[13]226-228。上述幾點足見河西對高昌地面寺院的影響。

B型Ⅲ式塔廟前塑大型坐像、后塑涅像的布局形式與龜茲大像窟、焉耆錫克沁第3、5、6、7、8、9（晁華山編號）等窟前塑大型立佛、后繪塑涅像的做法相近，應是對龜茲、焉耆等地石窟寺布局形式的模仿。

回鶻高昌時期，A型Ⅳ式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佛殿是高昌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頗為流行的樣式。此種形制的地面寺院在焉耆錫克沁佛寺遺址中也極為常見，如A2、B4、B8、C4、C56、F4、K10、（奧登堡編號）等建筑[23]。雖然兩地此類寺院的影響關系還不甚明確，但此種寺院形制對于研究高昌、焉耆在此時段的關聯(lián)至關重要。

回鶻高昌臣服蒙古后，受到藏傳佛教的強勁影響。地面佛寺也開始摹寫青藏地區(qū)佛寺的形制，出現(xiàn)了前殿后塔的寺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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