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備貨幣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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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儲備貨幣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輸入型通貨膨脹，大宗初級產品，美元貶值，人民幣國際化
一、2007-2008年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概況
2007年開始，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就在一直高位運行，從年初的2.2%上升到當年12月份的6.5%，然后又上升到2008年2月的8.7%；隨后CPI一路下滑，降到7月6.3%，最后12月降到1.2%[2]，形成一個從上升、高峰、再到下降、消失的完整過程。
而同一時期，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價格在飄升。2008年7月，世界石油價格暴漲至創紀錄的歷史高點147美元。糧食、鐵礦石等其它我國大宗進口資源的價格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而我國又是這些資源性商品的進口大國，石油、鐵礦石一半以上需要進口，糧食中的大豆更是90%依賴進口，通過國際貿易使通貨膨脹傳入我國，并對國民經濟造成傷害。
二、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分析
關于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概念，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一般是指：在開放經濟中，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和國際資本流入規模過大，導致進口商品成本上升和國內貨幣供給被迫增加，進而引發國內市場價格普遍、持續上漲的經濟現象。本文主要分析由于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導致我國出現的輸入型通貨膨脹。
一般而言，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上漲，首先推動我國原材料、材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的上漲，然后引起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即工的上漲國際貿易論文，最后再傳導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而引起物價的全面上漲。2007年初級品進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燃料等生產原料比重占91.67%，這些產品進口價格變化必然改變國內廠商的生產要素價格和生產成本，表現為國內工業品出廠價格的變化，并最終間接影響居民消費價格水平。
以石油為例，由于石油是基礎能源產品，是工業交通的血液，被譽為“黑色黃金”。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導致國內成品油價格的上漲，又引起國內交通運輸、用油工業品以及居民燃氣價格的上漲；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則與國際原油價格同步，隨著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其下游的塑料、橡膠和化纖等工業中間品的價格也進一步上升，并由此一步一步向下傳導，最終引起整個社會價格總水平的上升論文開題報告范例。
三、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原因分析
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除了受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等因素限制外，由于其以美元計價，在世界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以及受次貸危機影響金融資產接連發生危機的背景下，世界大宗商品被賦予了金融投機以及資產儲備功能，從而導致這些商品價格出現大幅度上漲的態勢。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放任美元貶值，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大量美元，成為全球貨幣的“供鈔機”，造成世界范圍內貨幣供應過多、流動性過剩，國際市場石油、原材料、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形成全球性通貨膨脹。衡量美元強弱的指標美元指數在此期間發生了巨大波動，美元指數的上升說明美元升值，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下跌，反之則貶值，商品價格上漲。美元指數由2006年9月1日的85.67一直下跌至2008年3月7日創73.11歷史低位，在此期間，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急劇上漲[3]。
四、對策分析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此輪輸入型通貨膨脹，與美國的國內經濟問題及其“以鄰為壑”的匯率政策是分不開的。這些政策給全球帶來巨大災難，但各國也沒能牽制美國，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實施了新一輪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向世界輸入大量的美元，助推國際大宗初級產品的價格屢創歷史新高。據報道國際貿易論文，為刺激經濟進一步復蘇，美聯儲計劃在近期推出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將造成美元進一步貶值。
因此，治理輸入型通貨膨脹，除了配合使用相應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外，我們應從問題的根源出發，即美元這種主權貨幣既是國際儲備貨幣又是大宗初級產品的計價貨幣還是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美國對經濟失衡的匯率調整是無效的，因為多數國家貨幣都以該國貨幣為參照。為解決經濟問題而制定的政策必將對美元的幣值變化產生影響，并最終影響到大宗初級產品的價格。為此，各國應積極加強經濟政治合作，協調財政和貨幣政策，避免出現“以鄰為壑”的政策出現；同時還應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最后，還應適時的將大宗初級產品以這種國際儲備貨幣計價。對我國而言，應抓住機遇，積極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首先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結算貨幣，這樣我們既可以降低以美元等貨幣結算的匯率風險，還可以減少以美元等國際貨幣的外匯儲備，降低國際通貨膨脹通過貨幣途徑傳遞的幾率。
第2篇：儲備貨幣論文范文
關鍵詞：金本位制國際市場金融危機
作為一個超過一個世紀的主要造幣，金本位有其優點。首先，成功地避免了在金本位制下的固定匯率造成的波動率，這肯定會有助于穩定世界貿易的不確定性。二，由于對稱的金標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在這個系統中享有的特權。干預外匯市場，然后是每個國家的義務。第三，因為每個央行要求其黃金價格在一個固定的水平針，一個國家的貨幣供應量將永遠能夠更迅速地超過其實際需求和國家去，從而可以躲避通脹的風險。
然而，美元的想法，回到金標準，只不過是不切實際的windbaggary。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和哲學的角度來看，總是在走向革命的某種東西躺在道路的必然性和客觀性。其實，確切的原因，紙的標準取代了一次當時的黃金標準金標準的存在，嚴重抑制了世界經濟的發展。由于每個國家的黃金儲備的限制和黃金開采效率低，貨幣供應量只能共享一個相對緩慢的上升，在金本位制度。統計顯示，在世界各地的約386噸的黃金儲備在1900年，全球黃金的年產量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的中間時期以來20世紀90年代，在每年2500噸。然而，在20世紀的經濟總量16.4倍的速度比在19世紀末。所以很明顯，貨幣體系將是無與倫比的的快速發展的世界經濟，如果我們粘貼的金標準。盡管一些專家和學者主張，美元應該和必須返回在其彎曲的頂部的黃金標準，這是毫無疑問對歷史的軌跡，甚至一個世紀前就注定的命運。
其次，黃金標準本身不是一個絕對穩定的硬幣，人們普遍認為。即使是真金的支持下，貨幣體系的貨幣危機的爆發仍然指日可待。由于是固定匯率制的情況下，有了一個在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如政府赤字水平比較高，嚴重的不當行為，在交流炒家將傾向于以期望政府的困難保持的價格比率之間其貨幣和黃金。投機者則可能為了保住價值，甚至賺錢的黃金兌美元的運行。讓我們在西方國家，例如在1960年的野生傳播動蕩。由于焦慮的財政危機日益加劇，在美國，這是造成美元進一步貶值，在倫敦市場的黃金價格從最初每盎司35％美元直線飆升40.6娃娃。此外，法國，意大利，瑞士，德國，以及加拿大都遭受了從國家這是lateer作為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描述和空前的恐慌購買。即使在紐約市場，黃金量只買了10月20日達到了創紀錄的2000萬美元。因此，黃金標準，作為對持續貶值的事實對策，卡上的是促使新一屆的波動。
第三，黃金標準將呈現強硬，強硬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帶來惡性循環，最終導致世界各地的全身性的經濟衰退。一方面，央行可以通過主導下的黃金標準的總貨幣供應量的不規范總值要求。因此，當一個國家在經濟下滑的痛苦，央行可能不利于刺激國內需求，以刺激經濟的表現和在經濟下滑，隨著時間推移，最終會導致整體停滯。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坐月子的黃金數量，世界各地的所有國家將努力改善他們的生產水平，實現了全球黃金的更大的配額。據Fisher方程（P×Y=M×V），作為國家的產量增加，團結產品和勞動力價格是越來越低。這將導致全球失業和再破的開放型經濟的內部平衡，導致了全球經濟運行的低效率。
第3篇：儲備貨幣論文范文
一、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
一般來說，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者認為，長期穩定的匯率水平有助于人們建立穩定的
預期，為國內外投資者的決策制定提供一個確切的基礎，促進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而未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會對投資決策制定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際貿易和投資。雖然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和期貨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以規避風險，但這意味著交易成本的上升。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外匯市場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對缺乏，它們在浮動匯率面前尤其顯得束手無策。極端的易變性意味著貨幣錯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發生，而這將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減少投資和外貿，引起經濟增速降低，這對于缺乏遠期套期保值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動匯率制度的倡導者聲稱，作為本國貨幣的外國價格，匯率可以在外匯市場上由供求決定，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價格信號往往是最優的，有利于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很多經驗研究證明，匯率的短期易變性對于貿易的影響是極小的。而且，被觀測到的匯率易變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實際風險。即使該風險在外匯市場受到壓制，它也會在其他場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發出來（Frankel,1996）。（例如，美國為避免因實際供求因素導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匯率制度選擇的中間派和靈活派則認為，匯率變動對產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且可能與經濟實體的特點及初始條件有關。因此，應對外部沖擊的合適政策應該是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匯率制度與通貨膨脹
實施釘住匯率制可以約束釘住國政府貨幣政策。當釘住國的通脹率與被釘住國的通脹率嚴重背離時，資本的跨國流動將使釘住國貨幣面臨貶值或升值壓力。若釘住國通脹率顯著高于被釘住國，資本外流將造成貶值壓力，為了維持釘住匯率制將減少甚至耗盡其外匯儲備。所以這種約束可以看成是一種貨幣紀律。理論和經驗分析給出三個理由，證明釘住匯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貨膨脹：（1）釘住匯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標，同時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脹的承諾更加可信；（2）釘住匯率可以幫助價格和工資制定者圍繞一個新的低通脹均衡協調它們的行動和預期；（3）釘住匯率制度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業能夠在高通脹時期渡過后，將它們從海外撤回的離岸資產轉化為本幣資產。（在浮動匯率制下，沒有這樣能重建本幣資產的自動機制，因為央行沒有義務購買撤回本國的以外幣計值的資本）（Bruno,1995）。
浮動匯率制下反通脹措施的緊縮性比固定匯率制下更強（通常導致過高的實際利率和
本幣高估），因此浮動匯率制下很多穩定措施都失敗了。即使在浮動匯率制下反通脹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顯比在釘住匯率制下高。以波羅的海沿岸的兩個鄰國為例，愛沙尼亞采用了貨幣局制度，拉脫維亞早期采用了浮動匯率制度。兩國都成功地結束了轉軌時期的高通脹，但拉脫維亞經歷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據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資料，愛沙尼亞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長率為-7%、6%、6%，而拉脫維亞的同期增長率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脫維亞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釘住匯率制（Sachs,1996）。
三、匯率制度與匯率的波動與背離
資本流動性的增大容易產生匯率的波動性和背離問題。由于可以通過市場消除與不確定性相關的即期匯率波動，所以匯率的波動性并不是個嚴重問題。背離比波動性更嚴重，因為持續的高估對經濟的長期競爭力和就業有重要影響。相對價格的變化可能引發高成本的資源配置。Meershwam(1989)證明，匯率持續性高估可能導致競爭力的永久損失。
在固定匯率制下，均衡匯率的制定是一個難題，中央銀行并不比市場更“英明”。市場總是在發展變化，而均衡匯率的調整總是滯后于市場需求的變動。因此，固定匯率制雖然避免了匯率波動性問題，卻面臨匯率的背離問題。
在浮動匯率制下，由于貨幣市場的調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場的調整速度，存在匯率超調（Overshooting）的問題，從而導致匯率可能長時間處于沒有經濟基本面支撐的水平。此外，投機者的套匯與套利行為可能加大名義匯率的波動幅度。
未實行釘住貨幣時實際匯率的變動幅度遠遠大于實行釘住匯率時的幅度。同樣，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偏差在未實行釘住時也比實行釘住時大得多（除了被釘住的貨幣處于一系列廣泛的管制情況以外）。實際匯率這樣大的變動幅度恰恰說明了名義匯率的變動幅度要遠遠大于同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差異變動。20世紀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動匯率制度都有一個典型的特征，即“善惡循環”。各國貨幣在經歷超過正常水平的通貨膨脹后，其貨幣貶值速度和幅度都超過了由通貨膨脹率差異決定的長期均衡水平，然后開始升值，貨幣的升值也超過了長期均衡水平。貨幣快速貶值削弱了貨幣當局穩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達到金融穩定的難度（阿里巴，2000）。
在浮動匯率制下，當國際貨幣市場上出現明顯的不均衡時，投資者就會轉移資金以獲取利潤，這將導致實際利率的變動，于是預期利率的變化就會產生很大的結構性影響。預期利率變動而引起的實際利率變動將影響長期資本運動的形式。為了國際貨幣市場的均衡而發生的即期利率變動，將會引起國際資本市場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匯率制度與內外沖擊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市場價格信號劇烈波動的情況時有發生，而浮動匯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夠較快地調整以“絕緣”外生性沖擊造成的影響。對外貿易的商品價格波動越大，匯率浮動的可能性越大，因為浮動匯率有助于隔絕外國價格的動蕩對國內價格的沖擊（梅爾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認為，與固定匯率制度相比，浮動匯率制度最大的優勢在于，即使名義剛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調整經濟以應對實際的貿易沖擊。實證分析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彈性匯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經濟體避免受實際干擾的影響。浮動匯率在貿易沖擊形成后，能更好地調整實際產出。人們似乎不必擔心浮動匯率對貿易沖擊的影響，因為當受到負面沖擊的影響時，浮動匯率制度可以使名義匯率相應的貶值。
弗里德曼同時認為，如果價格輕微波動，那么改變名義匯率以應對實際匯率調整的沖
擊，與商品和勞務市場的過度需求推動名義價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時間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沖擊是真實的，從理論上說，浮動匯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選擇。實際上，實行浮動匯率制最大的優勢在于它能給予實際的沖擊以平穩、適當的調整。當國內價格是粘性的，那么為應付沖擊而發生的改變是緩慢的，一個負面的實際沖擊（如出口需求或貿易的下降）會導致名義匯率的貶值。對貿易品的需求減少時，匯率貶值會降低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彌補負面沖擊帶來的不利影響。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義價格下降時，名義貶值會增加其國內價格，這又有利于經濟得到一個更平穩的調整。也就是說，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匯率起著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匯率制度則不得不依賴國內價格的緩慢改變以走出蕭條。換句話說，釘住匯率制度必須承受負面沖擊帶來的影響。而且，中央銀行必須阻止本幣貶值，否則用外幣購買本幣將會導致貶值發生。這是一種內在的緊縮，它會引起就業率大幅度的下滑。對20世紀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國和阿根廷來說，為重新安排相對價格，渡過漫長而痛苦的緊縮時期是必要的，這也意味著保持固定的名義匯率要付出代價。
浮動匯率制度平息沖擊的另一種方式是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當實際的負面沖擊存在時，政府能夠采取措施減輕衰退。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國家可以通過貨幣擴張的方式來應對沖擊。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的增加只意味著儲備的外流而對產出沒有任何影響。
但是，固定匯率可以更好地處理內部沖擊，如通脹率或利率的暫時性變動等，外匯儲備的增減可以作為一種緩沖器，以避免匯率的無謂頻繁波動。國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越大，釘住匯率的可能性越大，因為國際貨幣的流動是一種減震器，它可以減少國內貨幣供應的變動對國內價格的影響。如果實行固定匯率，國內貨幣的過量供應會使資本外流，因為部分超額貨幣可以通過國際收支赤字來消除。在浮動匯率下，過多的貨幣供應量仍然滯留在國內，并使國內貨幣貶值（梅爾文，1991）。
不同匯率制度相對優勢的存在，是以影響經濟體的沖擊的特征為基礎的。當沖擊來自國內貨幣市場，固定匯率制度會自動阻止沖擊影響實體經濟；如果確實發生了需求沖擊，在貨幣當局購買外匯儲備以阻止本幣升值的同時，貨幣供給將會增加，而實際產出不變。相反，彈性匯率制度則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實際貨幣需求減少到實際貨幣供給未發生變化時的水平。因此，如果這些沖擊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這就是贊成固定匯率制度的一個理由。
五．匯率制度與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
固定匯率制很容易受到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這是因為固定匯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機者認為持續高估貨幣遲早要向市場均衡匯率回歸。投機沖擊可能引發貨幣危機，迫使一國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本幣貶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債的銀行和企業債務成本高企，加上央行為捍衛本幣匯率而提升本幣利率所造成的銀行利潤率下降以及企業國內債務成本升高，從而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代爾蒙德和代布維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統論述了固定匯率制下的清償力危機。嚴格釘住匯率制度限制了貨幣當局擴大國內信貸的能力，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卻不利于銀行穩定。在貨幣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國內銀行體系沒有最后貸款人。在一個銀行規模小、存款保險制度不完備的金融體系中，這可能造成自負盈虧的銀行倒閉。相關模型表明，貨幣局制度通過加大產生銀行危機的可能性來減少形成國際收支危機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貨膨脹價格可能是金融體系不穩定所特有的現象。與貨幣局制度不同，在固定匯率制下，中央銀行愿意充當最后貸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國際收支危機而不是銀行危機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動匯率制并不意味著與危機絕緣。浮動匯率制國家也可能同時遭受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雙重打擊。以美國為例，美國之所以能夠在經常項目長期巨額逆差的壓力下保持美元堅挺，是靠長期源源不斷流入的外國資本。而資本項目的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的主觀預期和對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國經濟的放緩和美國股市泡沫經濟的破滅改變了人們對于美國經濟與美元的預期，外國資本的抽逃將對美元造成巨大的貶值壓力。為了減緩資本抽逃的沖擊，美聯儲很可能調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會進一步加深經濟的低迷。也就是說，美國終將為其經常項目赤字付出代價，長期累積的風險終將爆發。反對彈性匯率制的另一個原因是，在發展中國家里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普遍存在。那么本幣名義匯率的貶值將增加美元債務的輸送成本，并導致企業的接連破產及財政危機的發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經驗證明未能揭示在匯率制度和銀行危機之間存在任何聯系。近年來較為流行的“原罪論”說明，如果一個國家金融市場不完全，即一國的貨幣既不能用于國際借貸，甚至在本國市場上也不能用于長期借貸。那么一國的國內投資不是面臨貨幣錯配（借美元用于國內項目），就是面臨期限錯配（用短期貸款作長期用途）。如果出現貨幣錯配，匯率貶值將造成貸款的本幣成本上升，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致破產；如果出現期限錯配，利率上升也會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致破產。在這種國內金融極端脆弱的情況下，不論是采用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都難以避免危機的爆發（張志超，2001）。
六、匯率制度與貨幣以及鑄幣稅
根據三元悖論（TheImpossibleTrinity）,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固定
匯率制和獨立的貨幣政策。因此，在資本帳戶開放的前提下，一國實行釘住匯率制度意味著自己貨幣（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讓渡。在釘住國和被釘住國的商業周期和經濟結構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釘住國內外平衡的任務就只能依靠單一的財政政策。但是，根據丁伯根法則（TinbergenRule）,要實現一定數量的政策目的必須要有同樣數量的政策工具，單憑財政政策不能夠同時實現內部和外部均衡。根據蒙代爾分派原則（MundellAssignment），貨幣政策應該用于實現外部均衡，財政政策應該用于實現內部均衡。同時，米德沖突（Meade’sConflict）也證明，單靠財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時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財政政策具有相當長的內部時滯，這使得財政政策無法有效地實現穩定政策。因此，貨幣的讓渡實質上不僅僅是一個有關民族情感的問題，它可能會帶來一國經濟的內部或外部失衡，從這個角度來說，浮動匯率制似乎是一個更優的選擇。
但是，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執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小國的貨幣政策實際上本身就是無效的。例如，該國經濟不景氣時，為刺激投資和消費而降低利率，但本國利率和外國利率的差異將使得資本外逃發生，從而加重衰退；當該國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時，調高利率以緊縮銀根，但國際資本的大舉流入將加劇該國的通貨膨脹。既然貨幣政策本身無效，貨幣讓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時，只有少數工業化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和利率變動能夠左右國際匯率的走勢，大多數國家只是被動的價格接受者，因此匯率政策本身作為一種調節政策來說也是無效的。因此有人認為，“對于尋求穩定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清潔浮動匯率不是好的選擇。清潔浮動匯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經濟政策的大型發達國家能夠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費舍爾（Fischer,1981）指出，從鑄幣稅的角度來看，能夠允許一個國家自由決定其通貨膨脹率的匯率制度是最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是次優選擇，使用其他國家的貨幣是最差的選擇。為了滿足國際支付的需要，非儲備貨幣國家都必須持有一定數量的國際貨幣，即繳納一定數量的鑄幣稅。而在固定匯率制下，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中央銀行必須經常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這又要求中央銀行擁有比浮動匯率制下更為充足的外匯儲備，而這又意味著大量的鑄幣稅損失。在貨幣局制度下，本幣的發行以外匯儲備為基礎，鑄幣稅損失最大。
但也有一種觀點指出，由于我們沒有看見各國相互競爭以獲得儲備貨幣地位的事實，說明鑄幣稅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國、日本等國家之所以反對其貨幣成為主要儲備貨幣，是因為它們發現，國際上對儲備貨幣需求的變化會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內經濟運行產生影響（尤其是對外經濟活動所占比重高的國家）。
七、匯率制度與政治因素——信譽和時間一致性問題
一般說來，每屆政府上臺之后都想在國內外建立起信譽（Credibility）和時間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稱政策延續性）。但是正如各種官僚行為理論和政治商業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樣，政府很難保持實行固定匯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實證研究也證明，總是存在通過改變政策而把事情辦得更好的動力，即存在時間不一致性。
對公開宣布實行的固定匯率制度進行調整的代價非常昂貴，因為這樣做將產生信譽鴻溝（CredibilityGap）和時間不一致性。從這個角度來講，最佳辦法是實行彈性匯率制（蔣鋒，2001）。Edwards（1996）發現，政治不穩定性在匯率制度選擇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越不穩定的國家越不可能選擇釘住匯率制，因為在釘住匯率制下匯率貶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的唯一準確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匯率制度能適合所有的國家
或者在任何時期適合同一個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該取決于一國面臨的特定環境。將某種匯率制度過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險的（Frankel.，2000）。
筆者在此將以上討論形成的結論總結在兩張表中：
表1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的優劣對比
項目固定匯率浮動匯率
經濟增長建立穩定預期優化資源配置
遏制通貨膨脹有效或成本小無效或成本大
匯率波動和背離匯率背離匯率波動（超調）
應付內外沖擊更好地應付內部沖擊更好地應付外生性沖擊
危機貨幣危機和清償力危機信心危機引發雙重危機
貨幣和鑄幣稅喪失貨幣，難以實現內外平衡繳納更多鑄幣稅小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無效,征收鑄幣稅會帶來成本
政治因素信譽鴻溝和時間不一致性時間一致性
表2選擇固定匯率制或浮動匯率制國家的特點
固定匯率浮動匯率
規模小規模大
經濟開放經濟封閉
貿易集中貿易分散
持有外匯儲備機會成本低持有外匯儲備機會成本高
新興市場國家和轉型國家發達國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場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場
面臨的外生性沖擊較少面臨劇烈的外生性沖擊
國內貨幣供應量變化大國內貨幣供應量變化小
政治穩定政治不穩定
通貨膨脹協調通貨膨脹不協調1.
經濟增長率低經濟增長率高2.
注解:
1.邁克爾•梅爾文：《國際貨幣與金融》，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證實，在發展中國家中，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同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和較高的產出波動性相關聯。它們的經濟增長率比起浮動匯率制國家來平均要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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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儲備貨幣論文范文
關鍵詞：國際經濟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
一、 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經濟面臨諸多問題，國際金融體系日益失衡，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如何去規避主要匯率波動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如何去更好的參與世界貨幣體系的重新構建是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要了解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狀況，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參與到多邊金融體系治理中。
二、 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
1. 資本跨境流動規模日益擴大。國際金融市場迅速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是資本跨境流動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包括國際負債證券、國際股權在內的所有表內金融工具，都得到了迅猛發展。1971年美元停止兌換黃金終于使其擺脫束縛，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獲得了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世界經濟隨即完全被美元化，各國不得不接受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世界中央銀行”的地位。美元匯率穩定的支柱由黃金轉變為債券和金融資產，這種虛擬化的信用體系為美國大規模對外提供流動性打開了大門。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目標，美國在保持了較低的實際利率水平的情況下不斷降低實際有效匯率，持續向世界其他國家輸出流動性。
2. 國際間資本流動加速。當今世界各國對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逐步提高，因此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逐漸減少，而各國的金融資產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因此，資本的流動對各國利率的差異極為敏感，細小的差異會使得資本在短期內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大規模的流動，這也是美國常年保持較低利率的原因。近年來發展迅速的利差交易就是一個標志性的結果。
3. 國際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漲。當今世界金融自由化被世界各國廣泛的倡導，它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加強銀行的獨立自主性，加強國際資本流動，允許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交叉，逐步取消對信貸的控制。
近些年來整個世界對于金融自由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它是更近一步的全球金融化的前提，也為其提供了合理的規則。在這一過程中，不同類型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例如作為金融強國的歐盟和美國，主導并維持著世界金融運行規則和秩序，因此成為推動金融自由化的強大力量。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各國金融發展較為緩慢，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往往成為秩序和規則的被動接受著，受制于發達國家，因此處于被動和劣勢地位。
三、 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
1. 作為貨幣的美元充當世界本位貨幣。
（1）市場過度依賴美元，國際金融體系不對稱。美元在擺脫了黃金兌換的束縛之后居于世界貨幣體系的中心統治地位，所以在這種背景下就確立了美元本位制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這種貨幣體系必然會導致世界范圍內的國際收支失衡現象，并且長期存在。以美元本位制為中心的國家及其相關體系國家的交易范圍不斷擴大加速了資本及資源的流動，使得這些國家從中獲利，而其他國家受損，因此加劇了國際收支失衡。
（2）美國通過國內貨幣、財政政策影響外匯市場，導致全球范圍貨幣戰爭。美國當前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強大使得美國可以在必要的時間來操控美元的利率水平和匯率水平，而使得結果朝著美國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發展。因此對其他國家匯率調整的要求成為美國特有的一種政策。
一方面，美國自2010年年初以來就不斷給中國政府壓力，要求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升值，以期扭轉美中之間巨額的貿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國政府通過國內經濟政策間接影響國際經濟走向，比如增加貨幣發行購買金融資產，能夠間接幫助金融機構及企業。但是這一政策會導致過度流動性，流向包括中國、巴西等在內的新興發展中國家，沖擊其國內經濟的穩定并導致其貨幣升值，反過來間接對美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經常項目產生正面影響。美國的這種做法招致世界各國的嚴重不滿，將會導致全球范圍的貨幣戰爭。
2. 國際金融治理機構本身存在著缺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組織是目前治理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機構。而這些組織本身存在的局限也是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和出現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缺陷。從建立以來，IMF在很多方面進行了改革，但這些都無法掩飾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缺陷。
①IMF沒有發揮其作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減壓閥”和“穩定器”作用。這也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IMF的初衷。但是，由于IMF的主導權掌握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手中，所以IMF一直受制于發達國家，而它的這種局限性也限制了其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發揮有效的作用。
②IMF對國際金融體系缺乏有效的監管。首先，IMF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監護人的角色缺失，IMF把注意力過多的集中在發展中國家上，而往往忽略了對美國等主要儲備貨幣國家的相關金融部門的監督，另外，IMF沒有預見到國際金融體系本身的缺陷以及信任危機在各國之間的傳遞效果，往往疏忽了對國際金融中心及金融工具的監管，從而造成金融風險。
③IMF協調全球經濟發展的能力有待改進。當今社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蓬勃發展，對世界經濟的貢獻日益加大，出現了許多新興經濟體，其中金磚四國尤其顯著，一個國家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則國際經濟話語權如IMF投票權和執行董事代表權也必然會得到提高。目前IMF投票結構和治理結構仍然是依據之前的世界經濟力量的分布，因此并不能合理的反映當今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利益代表性。這極大削弱了IMF自身的影響力，也進一步加劇了IMF各成員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協調性。
（2）世界銀行自身存在缺陷。
①在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方面存在不足。首先，世界銀行會定期的去制定和一系列的戰略發展文件，但是在之后的實施上又缺少有效的手段硎導。其次，無論是其單個的執行董事還是作為整體的董事會都無法做到真正的為世界銀行的戰略發展方向去負責，因此其戰略作用大打折扣。再次，世界銀行建立了發展委員會，這個機構由24個國家的政府部長組成，它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形成一個具有咨詢性質的團體，但是這種“咨詢”的性質缺乏相應的工具去監督其公告的執行情況。
②世界銀行代表性不足，全球經濟協調的能力缺失。世界銀行從成立至今， 一直是由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掌握著世界銀行的大多數投票權，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意愿并不能夠得到合理的反映，這與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經濟迅速蓬勃發展的趨勢相違背。發展中國家不但代表權不足，而且投票權不能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自動與周期性地調整。
（3）G20的作用仍有待發揮。誕生于1999的G20作為作為最重要的國際論壇之一，G20致力于防范和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改善各國經濟金融體系透明度，總體而言，G20放映了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遷，順應了全球經濟治理的需要。但是，G20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多邊金融治理方面的作用。
①G20集團化特點日漸明顯。G20的成員是國際秩序中的重要利益獲得者，是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成員國家，G20既有來自發達國家的成員也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成員，他們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矛盾沖突，因此，在議題的設計上就需要協調所有成員方的意見，而這些議題的范圍往往比較廣泛，因此很難在規定的時間內，對特定議題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②G20仍然被少數發達國家左右。G20在議題的設計方面由西方發達國家控制和主導，這無法從根本上去保障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雖然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后，發展中國家紛紛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設性的議題，但是G20的大部分議題仍然是被特定國家所主導。
3. 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協調機制。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條件下，經濟在信息技術的進步下加速發展，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使得國際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使得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聯系更為緊密。各國之間緊密的經濟金融聯系使全球經濟產生了連鎖效應。在貨幣政策領域表現的尤為明顯，各國貨幣發行必須與一定的經濟指標和規模掛鉤。也就是說，各國在發放基礎貨幣時，不能只考慮本國的金融目標而采取過禁或者過度的措施，而應該從全球經濟合理穩定發展的前提出發。尤其是作為國際貨幣的國家要合理適度的發行貨幣，合理地規避系統風險不能任意無度地發行，攪亂國際金融秩序。但是，目前世界各國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協調機制和平臺，協商宏觀經濟政策。雖然G20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效果現在還不明顯。
四、 中國參與多邊金融體系治理體系的選擇
在面對國際金融體系嚴重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應該如何去面對國際收支失衡，如何盡量降低世界主要貨幣匯率波動所產生的風險，如何與世界各國去參與到國際貨幣體系新秩序的重建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對于中國而言還是應該積極廣泛的參與到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中來。
1. 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平穩變化。一國的政府當局會根據本國具體的經濟發展情況及穩定宏觀經濟的承諾來選擇實行浮動匯率制還是固定匯率制。結合中國國情，中國政府認為應該選擇固定匯率制。第一，固定匯率總體上可以有效的穩定本國國內經濟水平。在本國有充足的外匯儲備的條件下能夠有效穩定國內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第二，固定匯率能夠增加就業。固定匯率通過調節儲備水平改變貨幣供給，調節一般價格水平。在固定匯率下如果采用本幣一次性貶值的政策，可以達到降低出口產品價格，增加國內就業以及擴大產品出口。第三，固定匯率可以穩定國際貿易預期，減少匯率風險。因此中國可行的選擇是走一條中間道路，即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改變對人民幣大幅升值的預期。
2. 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所謂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使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行使其流通手段、價值標準、儲藏手段、支付手段的職能，最終成為全球普遍接受的可兌換貨幣。
如何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我國政府對此提出了兩方面的“三步走”的方針戰略，即在臨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推動人民幣的流通，實現人民幣的區域化發展，做到適時適度的發展、逐步有序的漸進式發展。
（1）在空間上的擴張上實現“三步走”，即首先實現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廣泛流通，其次將人民幣往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推動，即形成區域化，最終實現全球范圍內的人民幣國際化。
（2）在貨幣職能上也分“三步走”，即實現人民幣成為結算、投資、儲備貨幣的三步走。首先在國際貿易的結算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使人民幣成為國際結算貨幣；然后促使人民幣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主要的投資貨幣，逐步使得人民幣成為國際投資貨幣，最后隨著前兩步的發展最終使得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3. 鼓勵與監管金融創新并舉。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要求中國未雨綢繆，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加強對國內房地產、期貨、證券等資產市場的監管監管力度，并且加大對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監督力度。
加強金融監管的具體方案有：
（1）建立健全金融監管協調機構。要求加強功能監管而非傳統的分機構監管，不同的監管部門要做到分工明確，都要統一接受銀監會監管，并且要求保監會以及證監會加大對從事保險業務和證券業務的機構的監管力度。
（2）加強配套性條件及外部環境的整治。金融危機后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創新需要金融法律體系、宏觀經濟環境、金融體制微觀基礎等一系列的外部環境和配套條件的改善。我們提出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具有透明性、穩定性的特點，政府應該具有調控宏觀經濟的強大能力，和全局把握能力；還要善于從微觀上去改革金融體制，強化分散和轉移金融風險的能力，最終實現建立一個穩定健全的金融市場的目標，以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3）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金融監管合作。隨著經濟發展和金融體系的進一步開放，我國的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開放程度的加深會越來越廣泛的參與到全球金融市場中來，從而會面臨更大的系統性風險，因此我們要通過加強國際間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以防御大規模的系統風險。
4. 量力而為，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的定位有三個方面：第一，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近些年來中國的經濟水平迅速發展，中國擁有豐富的人口和自然資源，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在不斷提高，在國際組織中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二，盡管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行列。雖然我國的經濟總量很大，但在人均水平上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地區間和產業間的不平衡，各個產業發展層次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較低。以上事實說明，我國雖然邁入大國行列，但還不是一個強國，只能屬于發展中的大國；第三，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性質使得中國這個大國與其他資本主義的大國有著本質的區別，這個特點對中國的國際環境與國際行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面對眾多資本主義大國中國如何在國際體系中立足發展便成為中國參與世界經濟政治合作的核心問題。中國在確定了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的定位下，應該合理恰當的利用自己的國際影響，為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更多的參與到國際經濟和政治體系中來，產生的更大的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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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儲備貨幣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全球經濟失衡,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
全球經濟失衡是2005年初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但它已經是在全球連續多年存在的現象,即一國擁有大量貿易赤字,而與該國有貿易往來的一些國家卻存在大量貿易盈余。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表現是,美國日益擴大的經常項目逆差和對外債務,而亞洲國家和地區主要是中國對美國持有大量的貿易順差。全球經濟失衡的不斷加劇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產生諸多不利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影響世界經濟的穩定性
(一)引發次貸危機乃至全球經濟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增長減緩
作為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方面,美國同日本和歐盟經濟增長速度差距拉大,主要表現在消費需求和企業投資上。美國由于消費需求旺盛和企業投資增多,拉動了該國經濟的增長。相比之下,日本和歐洲的消費需求疲軟和企業投資無力,導致日歐經濟下滑。鑒于高油價、糧價上漲和國際金融危機等因素的不利影響,預計近幾年美國消費需求和企業投資都將可能下降,而日本和歐洲在上述兩方面可能也不會有好的表現。所以,因需求疲弱和企業投資下降,最終將導致西方經濟增速放緩。
亞洲與拉美大都是外向型經濟經濟增長,對西方經濟的依賴性較大,因而受西方經濟影響,亞洲和拉美經濟增長也將在未來幾年出現減緩勢頭。
(二)導致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減緩
經濟全球化使更多的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東亞國家和地區憑借優越的投資環境,吸引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世界制造業的加工基地。這既是經濟全球化下該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也是該地區比較優勢的體現。美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和經濟擴張的動機:一是為了占領和擴大在發展中國家市場中的份額,二是利用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優勢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亞洲制造業發展相對迅速,長期把美國作為制造業出口地,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貨幣過度盯住美元,一旦發生金融危機,這些國家和地區就會被到卷入金融風波中。
一般情況下,一國的國際收支通常是不平衡的,平衡只是偶然的情況。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順差必然表現為另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逆差。美國與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嚴重失衡,從短期來看,這種失衡表現出動態性和持續性。全球經濟失衡對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產生不利影響。全球經濟失衡不僅掠奪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成果,而且使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盈余不得不投資到美元資產上,作為外匯儲備,致使國內經濟發展資本嚴重缺乏,從而美國資本賬戶盈余逐漸上升,彌補了其不斷增加的經常賬戶赤字。而且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順差是出口國以貶低勞動力的價值,耗盡自然資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將許多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同時,也將一些污染型企業轉移過來,使發展中國家自然環境受到污染、生態失衡、資源嚴重浪費論文怎么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競爭,使處于國際分工低端地位的發展中國家過去曾受到保護的許多部門被卷入競爭,一些幼稚產業和基礎薄弱產業會受到嚴重沖擊。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不均衡性導致發展中國家邊緣化,使這些國家經濟遭到侵蝕。
全球經濟失衡條件下,美國采取高赤字、高利率、高匯率政策,將擴大國際資本流向美國的規模和速度,從而影響發展中國家資本凈流入的增長。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著諸如危機轉嫁、貨幣作陪、貨幣政策兩難困境等風險。在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土地價格、能源和資源價格看漲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未來增長可能減速經濟增長,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和國內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進而使國內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減緩。
(三)全球貿易失衡加劇了世界經濟不平衡格局
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處于核心地位,是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導者,其貿易狀況處于有利地位,可以通過國際貿易推動其經濟發展;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所處的位置較低,其貿易狀況處于不利地位,貿易狀況難以改善,其獲得的貿易利益份額較小。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狀況長期惡化,貿易差額不斷擴大,這不僅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短期經濟增長,還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經濟利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兩大貿易集團在貿易條件和貿易利益上的對抗性非常突出。伴隨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競爭關系不平衡性的日益變化,發達國家往往借助各種手段來提高發展中國家產品的生產成本,以達到限制發展中國家產品輸出和保護本國國內市場的目的。
全球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因素的差異,而非貿易政策。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國企業的外向型程度不斷加深,對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國際貿易市場環境的新變化及成本限制、資源約束和環境壓力對各國對外貿易造成的影響都會導致貿易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全球貿易失衡的實質是各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失衡以及由此決定的各國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權利失衡和利益失衡,是各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地位不平等的外在表現。它是由美國的內外政策選擇、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金融服務水平以及美元在國際的中心地位造成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動蕩,世界各國經濟普遍受到影響,全球經濟體制和模式也深受影響,全球政治格局遭受巨大沖擊,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的穩定性。
二、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影響
(一)影響國際國幣體系的正常運轉
當今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這種制度安排的最大特點是:“一個國家可以把整個全球經濟體系扣做人質”(Stiglitz,2002)。美元是全球交易結算和儲備的主要貨幣,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匯率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元掛鉤,所以,美國的金融政策時刻影響全球。金融全球化讓經濟體貨幣政策自主性大為喪失。與各國的國內貨幣體系相比,國際貨幣體系有其自身的特點。首先,它是世界各國間長期實踐所形成的一套慣例和規則,體現出較大靈活性和松散性,因而對各國一般不具有強制力。其次,在出現國際經濟失衡和金融波動時,各國首先考慮的是本國利益經濟增長,使得國際貨幣體系表現出較強的波動性。
(二)暴露國際國幣體系的弊端和不足
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源于美元本位制。二戰之后,美國憑借自己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取代英國,又通過沒有硝煙的“凱恩斯計劃”主宰了國際金融秩序和國際貿易秩序,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個體系因其固有的“特里芬兩難”矛盾而難以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歐元和日元崛起,對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構成了一定的威脅,但美元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并沒有削弱。20世紀90年來以來,美國經濟增長強勁,美元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儲備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絕對優勢。
后來建立的牙買加體系是并沒有擺脫“特里芬難題”。世界經濟的發展要求貨幣有充足的流動性,美國只有保持經常賬戶的逆差,通過輸出美元低價進口實物資本和自然資源, 維持本國物價的穩定。美元作為一種信用貨幣,它的發行不受任何限制,美國可以通過大幅發行美元來彌補國際收支逆差。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貿易逆差,反而惡化了美國的貿易收支,進而加劇全球經濟失衡。當今美元本位制與黃金本位制的最大區別,在于美國可以通過無節制地濫發美元進行對外支付。美國又憑借其金融霸權,利用國家間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和非對稱性,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獲取最大利益,維護和促進了美元本位制的運行。
不同歷史時期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它是由發達國家操縱和控制的,體現的是大國或大國集團的意志和利益,是國家之間相互爭奪、相互妥協的產物,本身帶有歧視性、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在這種國際貨幣體制下,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沒有平等的參與權和發言權。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人們意識到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嚴重弊端,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因此要對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
三、全球經濟失衡使國際金融風險增大
美國新金融霸權控制著國際貨幣體系,掌握了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權。它可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為所欲為,通過操縱匯率、利率、股票和債券的價格來獲取豐厚利潤。并通過操縱國際資本流動,進行國際金融投機,支配弱小國家的經濟活動。美國的這些行為都對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資本流動管制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構成了嚴重文怎么寫。
(一)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上被巧取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牙買加體系建立,代之以多元化的國際儲備體系,發達國家的貨幣經濟增長,如美元、日元、歐元等都具有充當世界貨幣的職能,而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其綜合經濟實力有限,其貨幣無論在以前或當前的貨幣體系下都不具有充當世界貨幣的職能。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交往中搶占先機,獲得國家鑄幣稅的特權,通過擴大國內預算赤字和貿易赤字等途徑巧取他國財富。另外,多數發達國家采取浮動匯率制,而新興發展中國家大多實行固定或半固定匯率制。多年實踐證明,發達國家的匯率波動比預想的要頻繁得多,波動幅度也較大,這種劇烈的波動極大削弱了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給本來就脆弱的固定匯率制以沉重打擊,將信貸危機無形中轉嫁給發展中國家。
(二)發展中國家在金融危機中被掠奪
美國金融霸權操縱國際資本流動,進行金融投機或攻擊性的投機活動,由此引起經濟動蕩和金融危機,金融霸權國家趁機大發“難財”,進行裸的金融聚斂。同時,巨額外債使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危機的深淵,加大了對金融霸權國家的依附性,經濟命脈從此被金融霸權國所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較弱,對國際規則陌生,在金融領域中的弱點和疏漏極易被國際炒家抓住并進行攻擊,造成嚴重的金融危機。
(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處于不利地位
美國金融霸權削弱或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和金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游戲規則”是在金融霸權國的主導下制定和完善的,金融霸權國家通常是從自身經濟的獲利性和維護其霸權地位出發而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霸權國家不僅操縱和控制著國際金融組織,而且把本國的意志強加給發展中國家,國際金融組織成為貫徹霸權國家意志的有力工具和武器,國際金融組織喪失了國際性和公正性,其功能的發揮也因被金融霸權國家左右而人打折扣,完全是為金融霸權國家的利益服務的。
美國金融霸權削弱或剝奪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美國等發達國家利用自己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主導地位,在制定國際金融規則時,置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于不顧,使所有的政策、制度、規則向少數發達國家傾斜,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第6篇：儲備貨幣論文范文
關鍵詞：日元升值；人民幣升值；比較
人民幣升值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人民幣升值將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影響甚至是嚴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是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環。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從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原因及應對措施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中日貨幣升值的背景比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
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周期性經濟危機，由于美元匯率高估，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嚴重。同時，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也不斷增長，日本積累起的巨額經濟財富使其成了世界級的銀行家，而同時美國也失去了世界放貸者的地位，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債務國，這就加劇了美日之間的摩擦。
于是面臨著經濟蕭條，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雙重壓力，美國國內要求日元升值的呼聲日益增高。于是美國希望以美元貶值形成弱勢美元來加強美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增加出口，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現狀，挽救日益蕭條的美國經濟。
（2）日元升值的國內環境
事實上，美國利益集團要求日元升值并不是空穴來風的，當時日元已經具備一定的升值基礎。第一，二戰結束以后，日本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地位從第7位躍升到第2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第三大儲備貨幣，成功的實現了日元國際化。日本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展、對外貿易的大量順差、日元資產需求的不斷上升，都在客觀上形成了日元升值內在壓力。第二，日元升值是金融市場開放必然結果。隨著日本金融市場由封閉走向開放，日元資產的魅力展現出來，需求的增加必然帶來日元的升值。第三，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過擴大內需這一變革應付升值帶來的對外貿易損失。[1]
由此來看，廣場協議的出現有外來的壓力的作用，同時也是日本自身的內在要求。于是在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即G5集團）財長以及中央銀行行長，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一攬子協議，史稱“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廣場協議自開始實施，日元匯率開始一路上揚，日元兌美元匯率從1985年的250一路上升到1987年的123.5，兩年的時間下降了近50%。
2．人民幣升值背景
（1）人民幣升值的國際環境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吁人民幣升值，背后還隱藏著其他原因。首先，中美匯率之爭的根源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轉嫁經濟危機，緩解其經濟面臨的各種問題。另外，日本就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同時也想借助人民幣升值來恢復本國經濟。除美日以外， 加入WTO以后，我國經濟和對外貿易持續快速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中國與美、日、歐盟等經濟體的貿易摩擦進入高發期，這些經濟體基于本國內經濟和政治需要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也對我國施加各種壓力。
（2）人民幣升值的國內環境
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長期外匯儲備過量以及大量順差所造成的。從1994年至今，我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并在2001年到2008年期間呈高速增長狀態，同時，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也進一步助長了人民幣升值。另外，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政府招商引資政策的出臺，我國的投資環境日益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來華投資，導致人民幣需求增加，這些都對人民幣升值形成了巨大壓力。
于是，我國政府在2005年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有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形成了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這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我國匯率制度的變化對于我國出口貿易產生了多種多樣的影響。
有上述比較可以看出，中日貨幣升值的國際因素有幾分相似：兩國貨幣升值的國際因素主要原因都是美國巨大的貿易赤字和經濟危機引起的。可見，兩國貨幣升值的幕后主導者都是美國，從國內環境上看，外貿順差大也是中日貨幣升值的共同的內在因素。影響兩國貨幣升值的國內環境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日本金融市場開放對日元升值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我國匯率制度的轉變及投資環境的改善是人民幣升值的重要原因。
二、中日應對貨幣升值的對策和措施比較
1．日本政府應對日元升值的對策
（1）加速日元國際化
日元國際化路徑具有比較明顯的階段性特點。1964年，日本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八國條款國后，日本開始在對外貿易和外匯中使用日元。1980年12月，日本修訂了《外匯法》，實現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可兌換。1984年，日本和美國共同組建了“日元—美元委員會”，發表了《日元—美元委員會報告書》，日本大藏省也發表了《關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的公告，成為了日元國際化真正開始的標志。此后，日本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擴大對外提供日元貸款、積極促進日元在國際貿易中作為結算和支付貨幣、吸收歐洲日元貸款和放寬發行歐洲日元債券條件等。[2]
（2）大力發展對外投資
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開始急劇增加。1984年，日元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100億美元，在1986到1988年3年的時間里，日本對外投資總額已經累計超過1000億美元，超過了戰后1951—1985年35年累計對外投資總額的837億美元，并在1989年首次成為對外投資的第一大國。從投資結構上看，日本在產業和結構上呈現了制造業、金融業、商業，“三業并舉”的多方位、多層面投資的整體格局。從投資地區上看，日本對外投資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主要是為了繞開NAFTA和EU的貿易壁壘。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主要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主要集中在東亞等地區。#p#分頁標題#e#
（3）改善出口結構
在高科技成為推動當今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以后，技術貿易成為高附加值的重要貿易形式。為了促進技術貿易的快速發展，日本政府大力倡導的“科技立國”政策。技術含量已經成為日本產品占領國際市場的有利武器。除了保持傳統的優勢產業外，日本對生物工程產業，信息產業，新材料產業等高新技術產也進行了大力扶持，提高了日本尖端高科技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于是，日本出口的產品以其穩定的質量和節能環保、高科技等特點的競爭手段主導著國外需求市場。[3]
（4）加強和亞洲國家的貿易往來
新世紀初，整個世界經濟都處在減緩增長的階段，但是日本的進出口貿易盈余卻在遞增，這主要得益于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雖然日本對美出口一直在下滑，但對亞洲國家的出口卻在迅猛增加。2004年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出口和進口貿易均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在美國經濟下滑的情況下，亞洲國際已經成為日本對外貿易的重要支柱。
2．日本企業應對日元升值的措施
（1）增加海外投資與并購
80年代后期，日元被迫升值使日本經濟開始趨于國際化，日本海外輸出的商品、資本、人員也變得更加強勁。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0年的220億美元迅速上升到1989年的670億美元，在1986—1991年間，海外投資總額累計超過了4 00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額躍居到世界首位。[4]日元的大幅升值促進了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于是，日本人憑借著財力的優勢，在國外掀起了購買熱，僅1985至1986年度，日本企業就收買了大量的外國企業，這些企業涉及制造業、金融業等眾多領域。[5]
（2）調整產業結構
雖然，日本的海外投資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產業空洞化，但同時產業空洞化也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階段，它直接促進了本國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廣場協議”后，日本企業開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將眾多附加值低和受日元匯率動蕩影響大的紡織、輕工、普通電機等行業的生產轉移到海外，留在國內的主要是研究開發型企業、尖端技術和高附加價值行業。這部分行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不是價格，而是技術含量和品牌。實現了國內產業逐步由厚、重、粗、大型向輕、薄、短、小型轉變，產業結構也逐步由低級向高級發展。
（3）改變企業經營模式
日元升值在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也對日本企業傳統管理經營模式提出了挑戰。一時間各企業開始對原有的經營管理模式進行變革。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企業成本提高，企業內部管理體制受到挑戰，于是日本企業針對當時的狀況找到了新的管理體制。主要變化有：在企業內部的決策機制上，由協調一致到權責集中；在雇傭制度上：終身雇傭模式隨著經濟蕭條的壓力被改變。[6]
（4）非價格競爭
非價格競爭越來越成為國際市場上的最重要的競爭形式。在經歷了兩次大幅度降低產品利潤以后，日本企業開始通過提高產品的技術水平、質量、功能、外形等非價格競爭方式來提高產品的競爭力。日本企業在加強了非價格競爭以后，對產品質量、設計、形狀和品種不斷進行革新，更加注重產品的附加價值，并在原材料、生產、流通及生產程序上進行技術革新，逐步實現了由價格競爭走向非價格競爭的方式來實現。
參考文獻：
[1]尹延慶．日元升值對中國的啟示[D]．碩士學位論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6
[2]陳虹．日元國際化之路 [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05)：65-71.
[3]王厚雙，劉向麗．日元升值與日本對外貿易政策調整的績效分析 [J]．東北亞論壇，2004(02)：79-83.
[4]日元升值后引發資本輸出狂潮導致泡沫經濟出現[N]．第一財經日報，2005-08-04.
[5]周銳．本幣升值壓力下國內經濟的調整：日本的經驗與教訓[D]．碩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07
第7篇：儲備貨幣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貸幣
一、全球經濟逐步復蘇，但時間漫長
就目前的態勢來看，金融危機后的全球經濟正在逐步走向復蘇，但是由于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其要完全復蘇所需的時間將會是十分漫長的。首先，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動資金短缺或償付能力不足的現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銀行等金融機構剝離了大量的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資金以彌補其虧空。其次，全球經濟的復蘇還會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例如美元的貶值、經濟的失衡及失業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貶值極有可能造成在實體經濟或金融市場中出現新的泡沫，嚴重影響了經濟或市場的穩定性；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失衡會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速度，其要達到再平衡的態勢又需經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才能得以實現；此外，失業率的攀升、就業壓力的增大等非經濟因素則會從另一角度制約和干擾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諸多有利的因素將從正面推動全球經濟的復蘇，而且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其形勢還是比較樂觀的。首先，針對于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都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及措施，這對刺激經濟的不斷增長、恢復當前的市場信心、扭轉經濟的下滑態勢、促進經濟的快速復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國為了應對本次金融危機，刺激本國經濟的增長，從國家財政上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了巨額的投資，并對其他領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積極培育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政策或措施都將大大的推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其次，科技的創新、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將從很大程度上促進全球經濟加快復蘇，在長期內會決定全球經濟增長的總趨勢。因此可見，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仍將會在整體上實現復蘇，但需經過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
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產業轉移加速
從另一角度來說，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實質上是對早先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一次強制性的調整，其調整的原因是該模式無法維持全球經濟的持續曾長；經過這次強制性的調整，可以使全球經濟重新回到再增長的良性循環之中，但其調整的成本卻是極其高昂的，導致了全球經濟的一次重大衰退。
為此，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整體角度出發，必須對早先全球經濟的增長模式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調整，例如發達國家必須適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遏制超前和過度消費，減少自身的資產負債率，執行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等；而發展中國家則需重新調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擴大內需，刺激?肖費，以實現從內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或拉動，防止因外部不穩定性所導致的經濟增長乏力。
經過本次金融危機，全球產業將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場潛力大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或其他新興市場轉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礎上盡早實現對產業的轉型或升級，以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全球經濟的早日復蘇以及進一步的發展。首先，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產業有望引領全球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在本次金融危機過后，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紛紛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等領域的技術研發投人力度，努力推動其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并以此來引領全球產業結構的再調整，使其拉動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增長。其次，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載體，西方發達國家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在技術創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國際分工中處于領先地位，其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和運用低碳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仍將繼續發展金融、保險、信息、科技、法律、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優勢。由此可見，全球產業轉移將呈現出多層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橫向與縱向相互交融，從而形成更加復雜的全球產業格局。
三、國際貿易投資加速，但受保護主義制約
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向復蘇，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投資將會再次活躍，并從很大程度上推動全球經濟加快復蘇。首先，全球產業轉移將在更廣范圍、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上進行，從而大大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并且拉動了全球范圍內相關服務業的增長，創造出了愈來愈多的就業機會。其次，國際貿易投資的加速還會對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在區域內其產品、資金、技術、人員等要素的流動會更加便捷，其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會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或空間。最后，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的迅速發展，也會帶動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從而創造出對綠色產品、環保節能技術及設備的更多需求，拉動全球經濟和市場的復蘇。
但是，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各國由于大多是從自身角度出發，為加快本國經濟的復蘇，將采取一些對本國經濟或市場的保護主義政策及措施，這對于國際貿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首先，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盡快恢復經濟，保持經濟的平衡，將調高存款準備金率、減少超前消費、擴大國內需求、降低進口需求，因此這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增長尤為不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其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增大的現象，也將會對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一定的沖擊，其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恢復就業市場，降低失業率。最后，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企業破產率的增加，各國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通過設置相關障礙防止過多的本國企業被兼并或控制，盡力降低其投資或兼并活動給本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不利影響，從而弱化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限制了國際性投資活動的發展。
四、國際貨幣體系出現新變化。但仍將以美元為主
第8篇：儲備貨幣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影響匯率變動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紙幣本位制下的規則和制度影響著匯率變動；二是一般人類勞動是匯率變動的最深層次的原因；三是現實經濟生活中影響名義匯率的具體因素。在影響名義匯率變動的因素中，應當關注理論前提和具體的經濟情形。盡管西方宏觀經濟學關于匯率的主要理論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前提是：開放條件，平等關系，貿易順差國的順差應當保值。這些前提過分理想化，與現實政治經濟狀況相差太大。通過對影響匯率的基本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我們相對全面地把握匯率變動的一般規律。
人民幣升值，成為人們廣泛討論的主題。不少經濟學者運用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分析匯率問題，但是缺乏對匯率問題的整體審視。本文從紙幣本位制的背景下，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分析宏觀經濟學的匯率理論在運用中的具體條件，為進一步認識匯率變動的一般規律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當代匯率問題直接根源于紙幣本位制
匯率問題，從直接根源上看，是與國際貿易中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本位貨幣相關。從19世紀末一直到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前，國際貿易中的本位貨幣是黃金，而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以美元為中心、其他各方貨幣為輔的紙幣成為國際貿易中的本位貨幣。
從16世紀以來，各國國內和國際貿易中本位貨幣的變動經歷了銀本位制、金本位制、紙幣本位制三個階段。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使各國紛紛禁止黃金的輸出，導致了金本位制的全面崩潰。金、銀本位制先后崩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金銀的稀缺性，限制了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規模，成為阻礙貿易和經濟發展的障礙。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黃金一美元本位制，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真正開始了紙幣本位制。
1944年在美國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該體系的主要內容:第一，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貨幣金融事務進行國際磋商。第二，確立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實行黃金一美元本位制。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規定1美元=0.888671克黃金，其他國家的貨幣則與美元掛鉤，以美元作為規定貨幣平價的標準。各國政府或中央銀行隨時可以用美元向美國政府兌換黃金。第三，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會員國有義務維護匯率的穩定，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允許的波動范圍為其平價的1%。
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黃金一美元本位制。這種本位制依托美國當時占世界3/4的黃金儲備，是一種以黃金為基礎的美元本位制，可以說實質仍然是一種金本位制。這個體系的建立，對于維護世界金融的穩定，促進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但是，由于美國推行對外擴張政策、德國與日本的經濟崛起等原因，導致美國的黃金儲備逐漸減少，貿易逆差日益擴大。從1960年10月到1973年2月，美元經歷了10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機。每爆發一次美元危機，美元就貶值一次。1973年3月爆發了拋售美元的狂潮，美國最終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而后，各國協議實行浮動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破產。
由于美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強大實力，德國、日本的貨幣不能代替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中心地位，美元仍然是國際間結算的主要支付手段。但是，美元的不斷貶值，也迫使許多國家實行儲備貨幣多元化，力求達到保持外匯儲備的購買力。1976年的牙買加協定確認了這一現實。牙買加協定確立了新的國際金融體系，以美元為中心，歐、日、英等國貨幣為輔的紙幣真正取得了一種本位貨幣的地位，以浮動匯率為主的混合匯率體制得到發展，國際收支主要通過匯率機制、利率機制調節。
在當代的經濟貿易中，恢復金銀本位制是不可能的，稀缺的金銀資源阻礙了正常的貿易活動，因而紙幣本位制具有歷史進步性。在紙幣本位制下，一國的本位貨幣采用紙幣，不再與黃金發生聯系。紙幣本位制克服了貨幣供給量不足的缺點，紙幣可不受黃金、白銀供給量的限制，易于配合經濟發展及交易需要作有彈性的調整。但是，紙幣只是一種法定貨幣符號，本身不具有價值，而且，紙幣所代表的一般等價物的價值不易確定，容易引起金融危機，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紙幣本位制的弊端主要表現在:整個貨幣體系高度不穩定，各國貨幣地位受到自身的經濟、外貿實力的影響;國際儲備多元化缺乏統一的貨幣標準，導致國際經濟混亂;匯率頻繁浮動，資本投機盛行，給國際經濟貿易帶來不利影響;美元、英鎊、日元、歐元等紙幣之間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下，金融市場異常活躍，價值標準是動蕩不定，深刻影響世界貿易。
當代國際匯率體系不穩定，主要在于世界經濟并沒有擺脫美元的影響，由于美國的對外戰爭、對內過度消費使自身收支日益不平衡，導致美元的持續貶值風險。
總之，盡管紙幣匯率制具有歷史進步性，但在牙買加體系下，國際金融市場被幾個西方經濟大國所操縱和控制，他們通過發行紙幣，影響匯率變動，掠奪他國財富。這個國際金融體系，仍然是一個不公正的體系。從現實來看，一個國家只有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建設和改進中，并在政治經濟作用下使本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才能最大限度地公平地保護本國匯率變動的利益;從長遠看，只有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才是解決匯率問題的根本途徑。
二、匯率變動的基礎是一般人類勞動
公正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中，匯率變動的基礎是一般人類勞動。國際貿易是一種商品交換，國與國之間交換的基礎是商品的價值。匯率，也是以單位貨幣所代表的商品的價值為基礎的，而這種衡量最終歸結于單位貨幣所代表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
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商品是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統一體。馬克思說:“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如果現在我們來考察勞動產品剩下的東西。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
這里，馬克思談到，商品體是使用價值和勞動產品(價值)的統一體。但是，對于“物品的價值是什么”沒有說明。對于這個命題，有一種理解是把使用價值與價值截然對立，認為只有用于商品交換才有價值，沒有用于商品交換就只有使用價值，沒有價值。這是錯誤的，馬克思主張從商品經濟轉向計劃經濟，廢除了商品交換，所有的產品都失去了價值?實際上，通過商品交換這個過程，只是把商品交換之前本身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價值實現了社會化、貨幣化。因此，物品的價值就是凝聚在物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
顯然，馬克思的使用價值也是價值的表現，價值是使用價值的抽象。使用價值與價值都是價值的不同方面，使用價值是物品對于不同的人們的效用價值，是具體的，體現的是價值表現的多樣性;而價值是物品固有的凝結在其中的一般人類勞動，是相對抽象的，體現的是價值的本質性。使用價值是價值，價值也具有使用價值。
不少學者不同意把自然資源的價值，視為根源于人類的一般勞動的觀點，他們認為價值是勞動與自然資源的結合。因為，盡管馬克思認為自然資源經過人類加工以后，自然資源又轉移到新產品中去了，但是，在能源、動力、原材料在向新產品轉移過程中有損耗，并且最終的消費產品中，不少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其實，自然資源的價值也是人類勞動創造出來的。自然資源的價值，不是某一企業直接的個別勞動價值，而是一種社會平均價值。它包括開采、運輸的勞動，對生態環境破壞后恢復生態環境所付出的勞動，為開采其他的條件差的同類礦所進行的科技投人，發現替代品的科學研究投人等。越是稀缺而當展不可缺少的自然資源，價值越高，這越要求人類投人更多勞動尋找替代品。
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衡量價值的基礎。衡量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標準。馬克思認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這幾個概念是抽象的本質性的，這幾個本質性的概念，對于我們把握國家總財富具有積極意義。這些范疇的基礎是牢固的，從這里引申出來的對國家總財富的說明具有牢固的基礎。這幾個范疇，有助于我們從本質上、整體上對國家總財富加以說明。
國家總財富是一個國家(或者使用同一貨幣的國家聯盟)在一定歷史時期所擁有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自然資源等的價值總和，是該經濟體在一定歷史時期所擁有的無差別人類勞動的總和。具體包括:(1)經濟能力:1)生產能力，如，生產工具是否先進，科學技術運用與發展程度，人口數量與質量，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管理水平的高低，基礎建設與基礎設施的發展程度，等;2)商業發展水平;等等。(2)國內政治上是否和諧穩定，社會管理與決策水平，社會治安狀況;(3)對外政治能力。如，國際交往能力，國際規則制訂的影響力;(4)軍事上，是否保證社會的安全、穩定，是否保證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5)個人的自由解放程度、文化發展水平、生態環境質量等;(6)自然資源的擁有與獲得;等等。以上六個方面，都是人類勞動與實踐的產物。
要看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大小，不僅僅是國民生產總值(GNP)或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僅僅是貨幣上的、可見的價值，還包括人類勞動創造的、因為種種原因忽略的商品、服務的價值。正因為如此，那些國際投機商們才說經濟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結合。只有根據國家總財富，堅持以一般人類勞動作為基本尺度，才能從根本上衡量各國之間的匯率水平。
三、影響名義匯率變動的具體因素
一般人類勞動、國家總財富決定著匯率變動，這是從根本性質上、從整體上去分析的。如果要達到對匯率變動的更加精確的理解，那么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在具體層面上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也就是，探討在紙幣本位制下，國家總財富是如何具體對各國國際貿易產生影響，并如何影響名義匯率的。
1.假定整個世界存在著許多相互獨立的經濟體，而且，假定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活動開放的情況下，如果各國之間的關系是平等互惠的，那么，由于以人類的一般勞動為價值的基礎，所以各地的物價水平是相近的。
(1)一價定理可以適用于確定匯率。在不同國家購買同樣的一籃子商品，可以確定相對匯率水平。真實匯率高的國家和地區，名義匯率應當升值。不升值，則將損害整個經濟系統的集體福利。
(2)物價水平影響真實匯率水平。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物價上升，貨幣貶值，真實匯率下降;物價下降，貨幣升值，真實匯率上升。
因此，各國的貨幣發行增長速度與貨幣發行總量應當公開。各國應當按照其經濟增長率狀況、流動性偏好與變化狀況等發行貨幣，從而維護相對穩定的物價水平(P) 。
從貨幣數量公式MV=PQ中，我們得到:貨幣量M與物價水平P、社會產品數量Q成正比例關系，與貨幣流通速度V成反比例關系。PQ代表一定貨幣表示的社會總財富，直接決定著貨幣發行量M的大小。
(3)各國國內利率調整影響，使相對利率發生變化，也影響名義匯率水平。利率的變動，也使資本流動發生變化。一國利率水平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人，也會帶來一定升值壓力。但是，這種升值壓力不是以國內經濟增長和實力為基礎，只是一種虛假的升值壓力。
(4)貿易順差與逆差影響名義匯率水平。貿易順差的國家，貨幣應當升值;貿易逆差的國家，貨幣應當貶值。如果不調整匯率，由于紙幣沒有價值，順差國利益受損，逆差國必須在現有物價水平上出賣其優勢產品，否則順差國應當拒絕與逆差國貿易。 如果逆差國、順差國在現有匯率水平上基本達到進出口平衡，則不必調整匯率。
由于貿易順差導致的升值，應當保證以前的貨幣的真實價值。這由雙方協商解決。之后，按照貿易逆差原因，具體進行解決。a.如果逆差國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則:或者順差國應當減少出口，逆差國減少高消費，或者逆差國以其他有價值的東西交換。b.逆差國勞動生產率比較高，則貿易逆差原因在逆差國。如果雙方商品是互補的，按照國際價格而不是自己單獨確定的價格，公平進行交易，逆差國應當多出口順差國需要的高技術產品及其他商品。
解決貿易順差，應當是貿易順差方占主導位置，逆差方盡力與順差國達成消除貿易逆差問題。在紙幣本位制下，貿易順差獲得的大量紙幣，本身只是過去財富的一種符號，是貿易逆差國給予的一種信用支付。如果貿易逆差國信用破產，那么，大量紙幣就是廢紙。這是根本不同于黃金、白銀本位制下貨幣具有一定的保值功能。如果貿易順差國對貿易逆差的政治沒有控制力，貿易順差獲得的大量紙幣就更沒有保障。在確保貿易順差的外匯儲備盡量保值、增值的同時，謀求本國國民的更高福利與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根本。
從以上推論中，我們看到了西方宏觀經濟學關于匯率的主要理論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前提是關鍵的:開放條件，平等關系，貿易順差國的順差應當保值。如果過分理想化，而不關注具體的經濟情形，或者忽視了這些理論前提，那么將面臨理論陷阱，給經濟發展帶來災難。
2.假定整個世界存在著許多相互獨立的經濟體，而且，假定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活動開放的情況下，如果各國地位是不平等的，那么，除了勞動價值作為交易基礎外，軍事、政治、經濟手段等作為控制世界的工具。
(1)強大的經濟體總是試圖通過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生產廉價的商品進人世界的各個市場，其他實力相近的經濟體以相近的科學技術水平生產互補的產品滿足對方，這些經濟體是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主導者，屬于世界經濟體系的第一集團。第一集團國家之間的關系以產業互補、優勢互補、相互競爭為基本特征。這個集團各國之間由于勞動生產率相近，內部關系是平等互利的關系，按照上述(1)—(4)中的規則進行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系。這也是我們熟悉的西方宏觀經濟學中處理匯率的規則。
(2)第二集團的國家，是軍事、政治獨立自主，且實力比較強大的國家，他們經濟、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較差。
第二集團的發展目標是憑自己的實力進人第一集團。這是一個奉行叢林原則的經濟生活，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各國必須以發展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為基本目標。
第二集團應當努力使自己在國際貿易體系中居于平等地位。也就是應當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出售產品。a.如果能夠以超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格出售產品，那么，該行業的發展已經居于世界領先行業。應當防止供過于求，惡性競爭，影響正當利益的獲得。b.如果經濟生產效率低于一般國際水平，那么一方面是盡力追趕，另一方面可以用豐富的勞動力使用次級技術彌補。
第二集團往往用自己辛勤勞動掙下的血汗順差、資源順差，還要忍受第一集團的金融敲詐和壓力。在國際貿易中，第二集團的國家沒有對等的紙幣流通權，即本國貨幣沒有成為國際貨幣，因而，貨幣只是國內使用，本國貨幣往往不公平地與強國貨幣保持某一固定比率，使本國貨幣、以至整個國內經濟受該強國經濟支配。同時，各經濟強國為了轉嫁本國的巨額社會福利負擔或者對外戰爭費用，大量發行紙幣，不斷使他國的外匯紙幣貶值。而且，巨大的資本投機市場，不時人為地給各經濟弱國制造災難。
良好的匯率政策是保持國際收支必要的順差，但是，外匯規模應當適度。由于在國際經濟體系中還處于被束縛的地位，本國貨幣還沒有被國際上其他大國對等接受，因而，國際貿易中儲存國外的大量紙幣，是要承擔巨大風險的。不能為了追求高順差而過分低價值出售本國商品，因為過分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出售商品，是對國民財富的浪費，是以本國財富補貼強國民眾，這樣將會遲滯該弱國正常的可持續發展。即使升值，也應當在現有匯率增殖、保值的條件下，否則，寧可控制貿易規模。
因此，第二集團國家首先必須在政治、軍事上保持強大，這是他們崛起的基本保證。一旦政治、軍事受制，失去獨立自主性，那么，經濟將處于更加弱小的境地;其次，是珍惜國內財富，包括豐富的勞動力和資源，必須使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為國內經濟服務，而不是單純追求貿易順差獲得外匯紙幣;第三，堅定不移地發展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科學技術水平。這是最終實現國家崛起為世界強國的保證。
(3)第三集團是廣大的中小規模的發展中國
家。軍事、政治受大國主宰，經濟上以出賣廉價的勞動力、自然資源、市場為特征，他們被大國以強大的科技、軍事力量納人世界經濟體系，他們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處于被支配的地位。爭取平等的國際貿易體系和貿易條件，能夠使中小規模的國家免受壓迫和剝削，不是讓少數國家享受科技與經濟、社會進步的成果，而是與富裕國家共享社會進步的各種成果。
3.假定整個世界存在著許多相互獨立的經濟體，而且，假定一些國家經濟由于種種原因與開放世界經濟之間存在著某種相對封閉的情況，一個國家的開放或封閉，更多來自于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
封閉的國家是在狹窄的國內市場調節資源，因而該國的優勢的或者特長的產業就比開放世界的一般價格更低，同時，該國的劣勢產業就比世界的一般價格更高。
當封閉的國家進人世界市場的轉軌過程中，凡是與封閉國家的優勢或者特長產業相關的那些產業的世界市場一般價格，將從現在的高價格水平趨向下降;凡是與封閉國家的劣勢產業相關的那些世界市場一般價格，將從現在的價格水平趨向更高。這一轉變過程，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不管是對于這個封閉國家，還是對于世界市場，都是擴大了世界市場規模，使人們可以在更廣闊的市場中配置和使用資源。
這種轉軌時期的匯率，波動比較大。過去經濟只是在一國范圍內調節資源，開放后在世界范圍內調節資源，因而國內各部門、各行業有一個從國內面向世界轉軌的過程。如果該國的弱勢行業的價格水平還低于世界一般水平，則升值是必不可少的。故意壓制升值，不利于該國經濟的發展。當然，封閉國家匯率升值是調整匯率的一個漸進過程，這樣有利于減少經濟震蕩和波動。
對于我國的人民幣升值問題，不少國內外學者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對人民幣匯率進行計算的結果認為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有代表性的計算結果(韓月娥、任若恩，1994;易綱、范敏，1997;凌星光，2002 等)認為1美元的購買力平價折合人民幣大約在2—4元之間。同時，按照世界銀行(2004)的測算，2002年的1美元購買平價約合1. 8元人民幣(1990年則為1. 2元人民幣)。造成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基本原因在于我國勞動力價值的長期低估，社會普遍的價格水平低于世界一般價格水平;同時，我國的科技水平逐漸進人世界先進行業。
我國經濟正是從一個經濟相對封閉狀態走向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也正在從一個經濟第二集團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強國。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標志著中國經濟從一個封閉的國家經濟走向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國13億多人口加人世界市場，對世界的商品的一般價格了產生重要影響。由于中國的豐富的勞動力，凡是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相關的商品，世界的一般價格下降;凡是中國擁有的豐富的礦藏資源，世界一般價格下降;凡是中國缺少的高科技產品、缺乏的礦產資源，世界一般價格上漲。中國成為最具活力的經濟區域之一，也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
第9篇：儲備貨幣論文范文
一、金本位還是信用本位
國內外一些略顯激進的學者和分析人士認為，復辟金本位是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從混沌和動蕩回歸平靜和穩定的唯一出路。雖然無法親身感受1870年至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時代和1919年至1939年的金匯兌本位時代，但在這些人看來，黃金真實價值的存在構成了金本位貨幣體系的定海神針，在“自由兌換、自由鑄造和自由流動”的規則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可以避免通貨膨脹、匯率波動、國際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
從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12日，全球股市市值已經從57.16萬億美元驟減至30.76萬億美元，縮水幅度達到46.19％，而與此同時黃金卻價值堅挺，從2007年8月1日的666.9美元／盎司，到2008年12月15日的834.4美元／盎司，黃金在危機動蕩中身價徒增。毫無疑問，大多數與次貸危機緊密相關的要素都產生于信用貨幣體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審慎的次級房貸、金融衍生品以及美國政府長期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因此很多人將次貸危機的危害歸結為信用本位的失敗，并將期盼救贖的目光投向堅挺的黃金。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次貸危機的爆發只能說是以“華爾街文化”為表征的一種特有微觀金融發展模式、宏觀金融監管模式和經濟調控方式的失敗，更進一步地講，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為核心的特有信用貨幣體系的失敗，但并不意味著整體信用貨幣體系的失敗。
其次必須指出，市場價格在次貸危機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著黃金有能力擔負起世界貨幣的重任，只能說在財富儲藏這個屬性上，黃金顯露出了閃光點，但世界貨幣還必須發揮價值尺度、國際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個閃光點的存在并不意味著黃金能夠處處閃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種特有信用貨幣體系的失敗并不對應著金本位貨幣體系的必然成功。實際上，復辟金本位更像是綠野仙蹤般的童話，有四個理由讓我們相信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不會走這段回頭路：
1 對黃金總量“有限性”的預期與發揮貨幣職能所要求的“無限性”之間存在矛盾。雖然金本位和黃金之間并不完全對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黃金，金本位也能運轉”，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此。事實上，制約金本位正常運轉的，不是存量的數字大小，而是人們對黃金存量有限性的預期，受制于有限的黃金供應量，金本位下的貨幣供給必將收斂于一個極限，而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空間及其對應的貨幣需求則可能沒有極限，在所有理性預期者看來，兩者之間必然存在沖突，這意味著金本位貨幣體系并不能帶來安全感，一旦有風吹草動，市場主體往往會爭先恐后地擠兌黃金，爭取讓有限的黃金更多地落袋為安，這種矛盾使得金本位難以穩定維持。
2 黃金對“總量有限性”瓶頸的突破則將動搖自身的貨幣基礎。非常尷尬的是，雖然黃金總量有限性使其難以有效發揮世界貨幣的職能，但如果突破了這層約束，黃金的未來不僅無法海闊天空，反而會走進另一個死胡同。“金銀天然不是貨幣，貨幣天然是金銀”的原因在于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本身也具有真實價值，商品與貨幣的雙重屬性使得黃金在作為貨幣時具有幣值穩定的優良特性，一旦科技發展讓“人造黃金”不再是夢想，那么黃金稀缺性的瞬間消失也將讓表面上的金本位貨幣體系一夜之間驟然演化為實質上的信用貨幣體系，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背景下，這種隨時可能發生的大變化就像一枚定時炸彈，將時刻威脅著金本位下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的安全。
3 金融危機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風險催化劑而非穩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實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對金融危機更有免疫力。且不爭論這一觀點客觀與否，一個簡單的常識就是免疫力更強的人一旦生病則更難痊愈。事實上，金本位之下，宏觀調控特別是貨幣政策幾乎無力可施，這使得市場失靈缺乏“看得見的手”的及時糾正和調整。更可怕的是，維系金本位的種種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機，當一國陷入金融困境的時候，國際資本往往會出于避險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時維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該國貨幣當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資金內流并平衡國際收支，而不合時宜的緊縮政策對進入下行周期的實體經濟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來，大蕭條之所以持續43個月之久，并造成了深遠經濟影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當時的美聯儲主席roy a，young維系金本位的行動加劇了通貨緊縮。因此，在次貸危機引發信貸市場流動性緊張的背景下，復辟金本位十分危險，就算是在危機平復之后，未來市場與政策共同作為資源配置手段的互補性也將日益增強，與宏觀調控的內在沖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備回歸的客觀條件。
4 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黃金時代”難以再現。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表明，金本位運行的穩健與否取決于其制度性基本規則是否得以普遍認同、貫徹和執行，即黃金的“自由兌換、自由鑄造和自由流動”。而在現在和可預知的未來，這一規則都很難再被嚴格遵守：首先，黃金真實價值的存在對規則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戰，由于黃金等同于財富，流入相對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睞，而一旦某些經濟體具有左右資本流動、抑制黃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權力量，那么“自由流動”的規則將被違反，制度平穩運行的基礎將遭到破壞。事實證明，這種財富激勵導致的違規行為難以避免，obstfeld的經典論文顯示，在1885年至1913年間，強大的英、法、德都通過大量經常項目順差從世界范圍內吸收黃金，其順差占gdp的比重分別高達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將使規則難以被整體所嚴格遵守。歷史比較顯示，古典金本位時代之所以比后來的金匯兌本位時代更加平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前一階段市場對金本位的信心遠比后一階段強，而信心會促使不同經濟體不約而同地遵守規則，平等承擔起干預外匯、維護整個體系安全的責任。在信用體系如此健全的現在，很難想象市場會對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個體理性的驅使下，每個經濟體都有可能選擇“搭便車”而不主動遵守規則。此外，由于現有黃金儲備數量不同，金本位給不同經濟體帶來的潛在激勵也相去甚遠，根據imf的最新數據，2008年9月全球黃金儲備為8.473億盎司，其中美國擁有2.615億盎司，歐元區擁有3.5億盎司，全球占比分別高達30.8％和41.3％，其他經濟體的占比總共不及30％，歐美借由高比例儲備將可能在復辟金本位的過程中獲得貨幣霸權，由此可能觸發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勢必難以得到廣泛認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運行依仗的基本規則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總之，金本位已經作古，復辟金本位不僅違背了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次貸危機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險，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不可能再走這段回頭路。
二、單極還是多極
既然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不可能走金本位的回頭路，那只能在信用本位的框架內尋求變革。接下來的問題是，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需要幾個核心?一個，還是多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之中，美元都是貨幣體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貸危機深刻動搖了美元的貨幣基礎，很多市場人士認為歐元將取代美元成為新的唯一核心。實際上，就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而言，歐元或其他幣種能否承擔唯一核心的職責并不是關鍵，最重要的是，一個有且僅有一個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否適應經濟、金融發展變化的需要，單極體系是否具有穩定性?
支撐單極體系的是霸權穩定論(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1971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自由派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其名著《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這一理論，隨后該理論被羅伯特·吉爾平加以系統完善。在研究大蕭條的過程中，金德爾伯格認為大蕭條之所以演化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沒有一個大國有能力或愿意承擔制止危機的主導責任，停止“讓你的鄰居當乞丐”的以鄰為壑的政策，特別是無人愿意充當最后貸款人，以阻止金融危機的急速蔓延。有鑒于此，金德爾伯格指出世界經濟必須有一個超級霸權大國作為“穩定者”(stabilizer)，為全世界范圍內的剩余產品提供一個市場，保證資本的充分流動，并在銀行面臨危機的緊要關頭發揮救助作用。用他的話說：“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歷史的主要教訓是，世界經濟想要穩定，就必須有個穩定者”。
隨后，金德爾伯格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不但危機時期需要一個穩定者，在正常時期也同樣需要一個穩定者。他還把穩定者的責任又增加了兩項：維持國際匯率結構和協調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另外，他還在第一項責任中增加了與別國分享短缺資源的內容。按照金德爾伯格的觀點，單一霸權國將為世界經濟提供稀缺的公共商品。他把各國的個體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經濟的穩定視為公共商品，這種公共商品意指和平、開放的貿易體制、統一度量衡和固定的匯率等。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只有霸權大國才有能力提供公共商品，并通過主導性決策統一無序的分散性個體行為，讓世界經濟保持有序和穩定的發展態勢。
吉爾平等國際關系學者則豐富了霸權穩定論的體系，并將金德爾伯格的理論從經濟領域延伸至國際安全和軍事領域，逐漸形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流派，他們把霸權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合作聯系起來，在理論和歷史經驗上尋求霸權和國際合作之間的相關性。吉爾平認為：“國際自由經濟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個霸主，歷史經驗表明，沒有一個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強國，國際經濟合作極難實現或維持，沖突將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
從歷史的角度看，霸權穩定論存在于特定國際社會背景和世界經濟環境之中，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次貸危機的爆發，這一理論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已經不合時宜，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長期發展方向將不可能是單極體系，原因有三：
其一，單極貨幣體系與世界經濟結構變化方向相矛盾，世界經濟結構在長期發展中日趨多元化，任何單一經濟體在經濟領域都難以具有絕對霸權地位，根據imf的數據，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在影響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縮小，在1980年至2007年期間，新興市場經濟體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經歷了“u”字型變化，從1980年的30.9％到1992年的16.5％，再到2007年的28％，新興市場占比先減后增；而從增速看，新興市場經濟體近十年來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發達經濟體則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8年間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長率為3.37％，后8年為6.36％，增速不斷加快；發達經濟體28年問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2.74％，其中前20年為2.82％，后8年為2.52％，增速有所放緩。
其二，單極體系本身存在較大缺陷。霸權國能夠提供稀缺的國際社會公共商品，引導政策博弈趨向協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霸權國尚有余力顧及全球，并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整體利益優化。但一旦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于霸權國，那么霸權國將難以擔負起維系體系運轉的責任，而且此時其個體利益體現在通過霸權來向外分散風險，這與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全局穩定的整體利益存在巨大沖突，這種沖突一方面將導致危機從局部擴散到全局，另一方面也將深刻動搖霸權國的霸權地位。金德爾伯格始終強調“霸權國本身必須恪守自由主義的市場觀念”，而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體都不可能避免經濟周期的起伏，這就意味著霸權國的經濟基礎是極不穩定的，其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協調也是偶然的、間歇性的，堅守同一個霸權并不能保證體系運行的長期有效。此外，霸權的階段性更替則不僅無法回避經濟周期帶來的影響，還可能導致更多的動蕩，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因此，從本質上看，單極體系不具備在長期內維持世界經濟秩序穩定的能力。
其三，單極體系的穩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非合作博弈的背景下，各自為政的個體理性往往導致集體非理性的“公有地悲劇”，霸權國的存在將改變博弈結構，并可能引導博弈均衡向集體理性的方向發展。但改變博弈結構并非只有引入強權這一種方法，通過建立協調機制加強個體間交流與談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實際效力的個體約束機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發生優化。此外，在提供國際經濟社會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強化的國際性機構比依靠霸權力量更為有效，且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小。因此，單極體系對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的穩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多極體系中加強制約機制建設并增強國際性機構的影響力，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依舊能夠實現長期穩定。
總之，霸權穩定論已經不合時宜，單極體系難以擔負穩定世界經濟秩序的重任，其不太可能構成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長期發展方向。
三、多極還是多元
既然多極將構成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長期發展方向，那么下一個問題就是，這將是怎樣的一種多極?與前兩個問題一樣，答案還是非此即彼的兩個：簡單的多極或是復雜的多極。簡單的多極意指無秩序、無層次的多極，即各經濟體在多種核心貨幣間隨機取舍。
復雜的多極則代表一種有秩序、有層次的多極，即各經濟體根據地理位置、經濟開放程度、經濟規模、進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地域分布、國內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及其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程度和相對的通貨膨脹率結成幾個不同的區域貨幣同盟甚至是成立統一貨幣區，而每一個特定貨幣區內的區域統一貨幣則構成了多極體系中的一極。
這種復雜的多極與蒙代爾的“金融穩定三島”具有較大相似之處，蒙代爾近年來一直提倡美元、歐元和亞元分別承擔起區域貨幣的職責并共同構成多極貨幣體系。但這種復雜的多極并不僅僅意味著多個統一貨幣區的并立，實際上，每個貨幣區就像是貨幣體系中的一個單位“元”，而這些單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個區域貨幣本身又形成一個更高層次的“元”，這個高層次“元”也有一個核心，即一種類似于多極貨幣基金的世界性貨幣，就像是imf特別提款權的加強優化版本。每個層次的每個“元”內部不僅固定匯率，生產要素順暢流動，并能夠實現宏觀政策的協調。理想狀態是，各個統一貨幣區內部政策較為統一，而高層次“元”又能通過國際性機構的制約實現各區域政策的整體協調，多層次的多極貨幣則能夠充分滿足各區域和全世界的各種貨幣需求。從這種意義上看，這種存在多層次內部制約和外部協調機制的復雜的多極可能就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長期發展方向，即“多元”。
相比簡單的多極，“多元”具有兩大優點：一是層次性，簡單的多極只是一個平面，而多元則是立體的，區域貨幣是統一貨幣區內經濟、金融活動的貨幣核心，而以這些區域貨幣為基礎構建的世界性貨幣則是全球范圍內、統一貨幣區間經濟、金融活動的貨幣核心，對于整個全球經濟而言，以區域貨幣為基礎的世界性貨幣受各個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任何一個經濟體、甚至是貨幣區的財政和儲備狀況都沒有絕對的決定力，這不僅避免了霸權帶來的非理性選擇，還減小了區域金融動蕩和經濟危機對整個國際貨幣體系的負面沖擊。二是秩序性，簡單的多極意味著任何單一經濟體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都面臨著復雜、多變的貨幣選擇問題，全球性經濟、金融往來一團散沙，而多元則帶來了秩序性，對于同一貨幣區內的經濟活動而言，支付和結算僅涉及兩種貨幣的選擇(本區域貨幣和世界性貨幣)，對于不同貨幣區間的經濟活動而言，支付和結算則僅涉及三種貨幣的選擇(各自的區域貨幣和世界性貨幣)，而所有經濟體的儲備貨幣選擇也并非十分繁雜，僅需要在少量的幾種區域性貨幣(這些區域性貨幣大概有三到四種)和世界性貨幣間搭配和取舍。由此可見，簡單的多極和有層次、有秩序的多元之所以優劣相差甚遠，關鍵在于多元非常強調統一貨幣區的建設及其在世界性貨幣構建中的作用，由于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愈發重要，亞太地區的貨幣區域化發展以及更進一步的統一貨幣區建設尤為重要。
四、激進還是漸進
從以美元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向多元化發展，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路徑可能有兩種風格：激進型或是漸進型。綜合歷史沿革、次貸現狀和未來要素，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不可能是激進型，原因有三：其一，美元不可能迅速退出歷史舞臺，從美元資產“絕對增持、相對減持”的趨勢和美元匯率“先揚后抑”的未來走勢分析，次貸危機雖然動搖了美元作為核心貨幣的貨幣基礎，但美元在危機時刻發揮的核心作用不減反增，在次貸危機平息之前，美元不可能被其他貨幣超越和取代，國際貨幣體系迅速拋棄美元的結果將是更大的混亂和更長的衰退，因此，多元化不可能迅速一步到位；其二，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經濟基礎尚不牢固，由于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尚大，世界經濟結構多元化的深遠發展還需要一個漸進過程，以其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也不可能即刻實現；其三，多元化每一個單位“元”的建設都是漸進性的，區域貨幣聯盟的實現以及更高層次區域統一貨幣的誕生都需要經歷一個長期漸進過程，而國際性協調和制約機構的強化也需要較長時間，因此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實現。
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路徑將是循序漸進的，短期內，美元將繼續作為唯一核心貨幣支撐起單極體系；中期內，歐元等主流貨幣將日益分擔世界貨幣的責任，國際貨幣體系將向簡單的多極緩慢發展；長期內，伴隨著各個貨幣區建設的長遠進步和國際性機構的強化，具有內在約束力和外部協調性的多層次“多元”國際貨幣體系將逐漸建立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