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理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社會發展理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社會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幼兒心理理論；社會發展；分析研究

幼兒心理理論發展差異作為心理理論發展差異探討的一個重要方面，其和他們的社會行為之間或許具有某種重要的關系，被越來越多的相關研究者所關注。所謂的心理理論并不是指普通科學意義上的理論，主要是指幼兒對于他人與自己心理狀態（比如意圖、愿望以及信念）的認知與理解。依據認知的領域觀，此種有關心理狀態的認識為人類最本質的認識領域，此種認知在我們的平時生活中有著巨大的作用，其發展和幼兒的交流能力、道德以及社會性的發展有著密切關系，且對幼兒在平時生活中和他人之間的互動有著重要的意義。

1 研究方法

1.1被試

在同一個幼兒園中，抽取新入院的100名兒童進行本次研究分析，在跟蹤研究期間有2名兒童流失，所以本次分析為98名幼兒組合而成的樣本。將這些參加研究者分為兩組，其中4歲組為49名（49名幼兒的平均年齡為49個月），3歲組同樣為49名（平局年齡為42個月）。

1.2研究材料

心理理論任務

不正確（即錯誤的）信念任務其實驗材料包含紙盒子、玩具猴一只、布袋每人一個以及玩偶兩個。

任務步驟：研究者使用玩偶向被研究者（幼兒）演示――“小朋友，這是小明，他有一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猴子，現狀小明向睡覺，因此將小猴子藏在了這個盒子里，之后去睡覺（把玩偶送至另外的地方），現在小明睡著了，他看得到我們這里嗎？很顯然看不到；能聽得到我們這里說話嗎？很顯然也聽不到；此時妹妹將盒子打開，把小猴子拿出來玩，之后又把小猴子放到這個袋子中，小猴子現在藏在不一樣的地方。小明知道妹妹玩過了他的小猴子嗎？很顯然他不知道；此時小明醒了，想接著玩小猴子”。緊接著，研究者開始提問（假如幼兒對于開發性問題不做回答，那么研究者為幼兒提高比如括號中所寫的選擇問題）。

記憶檢測問題：小明將猴子藏在哪里？這個地方還是那個地方？

事實檢測問題：猴子事實上藏在哪個地方？這個地方還是那個地方？

當幼兒對以上問題做出了正確的回答，方能繼續對下面的問題作出回答，否則就像幼兒重復講訴上面的故事，以此保證幼兒對當前位置與原有位置有著正確的認知。

錯誤的信念問題：小明會認為小猴子放在哪個地方？這個地方還是哪個地方？

行為預測問題：正常情況下，小明最先會到哪個地方去需找小猴子？這個地方還是哪個地方？

評分：幼兒幼兒通過了兩個檢測問題，且對行為預測問題與錯誤信念問題完全做出了正確的回答，即各得一分，所有任務的總得分在0分到2分之間。

另外，表征變化任務其實驗工具包括橡皮差一盒以及中華牙膏盒子一只。

任務步驟：研究者手里拿著牙膏盒子，讓幼兒來猜測里面裝有什么東西，之后打開盒子將里面的橡皮擦拿出來，遞給幼兒，等待幼兒完全辨別是一塊橡皮，然后研究者將橡皮放回盒子，恢復原樣。研究者進而提出問題：

其表征變化問題為：在我沒有打開盒子之前，你們認為里面裝的是什么？你們以為盒子里面裝的是牙膏還是橡皮擦？

其錯位信念問題為：假如你的好朋友小霞進來之后，讓她看里這個盒子，如果不給她看里面的東西，那么你們猜她會認為盒子里面裝的是什么東西？她會以為牙膏還是橡皮？

其事實檢測問題為：此時你們知道了盒子里面裝的是什么嗎？

評分：當幼兒通過了檢測問題，同時通過了表征變化問題，方能算通過了此任務，且計一分，此任務中同時應該包括一個有關他人信念的問題，當幼兒同時都通過了他人信念問題與檢測問題時，方能算通過此問題，且計一分，本任務總得分在0分到2分之間。

幼兒其社會行為表現

被試者（即幼兒）其社會行為的調查：使用幼兒社會行為老師評估問卷，主要包含親社會行為（共13個條目，其內在的一致性系數為a等于0.8635），攻擊―損害（共16個條目，其內在的一致性系數為a等于0.8476）以及含羞―退縮（共9個條目，其內在一致性系數為a等于0.8388）這個三個維度。其評分使用三點計分，有很不符合（即0分）至十分符合（即兩分）。

1.3研究的過程

在幼兒入園之后的一個月左右（幼兒基本能夠適應幼兒園的生活），檢測他們于心理理念任務上其表現，并以此作為研究者心理理念其發展指標。

在研究進行時，應該由同一名研究者逐一對幼兒進行研究，地點是幼兒非常熟悉幼兒園中的游戲廳。為了有效的控制任務順序的效應，在進行檢測時，對選擇問題、任務順序以及問題順序中在幼兒之間加以量化，以此達到平衡。在正式的研究之前，研究者為了和幼兒相互熟悉，需和幼兒儀器參與其他游戲。而且在研究之前和研究結束之后，幼兒每人可以得到一份她們喜歡的獎品。

當第一學期快要接近尾聲的時候，每個班對幼兒最為熟悉的同一個教室完成班級全部幼兒的在校行為表現問卷，問卷作為幼兒的社會行為的發展指標。

2 結果和分析

首先，研究者對兒童的社會行為發展實施研究，以性別與年齡為幼兒間變量實施2（性別）乘以2（年齡）的MANOVA研究，其結果顯示，年齡的主要效應明顯，4歲幼兒的親社會行為其表現比3歲幼兒的親社會行為表現要好。性別的主要效應明顯，女孩子的親社會行為其表現要比男孩子親社會行為更好。性別與年齡之間不存在明顯的交互作用。對于供給行為的表現上，性別主要效應與年齡主要效應都不明顯，性別與年齡之間不存在明顯的交互作用。而在退縮行為的表現上看，性別主要效應與年齡主要效應也都不明顯，性別與年齡之間不存在明顯的交互作用。

3 討論和結論

有關幼兒的社會行為其發展方面，和許多研究結果相同，此次實驗發現，學前幼兒的親社會行為發展較為迅猛，此種發展特別體現于他們的合作行為不斷增多，而且，其親社會行為發展有著明顯的性別差異，男孩低于女孩。不過，在此次研究中發現，兒童的退縮行為與攻擊行為不存在明顯的年齡差異，有可能是因為此次研究中兩組幼兒的年齡差值較小的原因。但是，這一結果卻顯示，在此年齡階段中，幼兒親社會行為其發展變化處在社會行為發展的主導地位。

參考文獻：

[1]WimmerH.，PemerJ.Beile～ aboutebliefs：Representaiton nad constraining funciton of wrogn eb liefsinyoungchildren’Bunderstand?ingofdceeption.Cognition，2008。13：103―12g

[2]]鄧賜平.幼兒的社會認知、社會適應行為發展及其與家庭環境系統的聯系.（2010年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3]DunnJ.Undesrtandign ohtesr：Evidencefromnaturalisticstuidseofchildren.InA.Whiten （Ed.）Naturalhtoerise ofmind：Evoluiton。development， and simulaiton ofeveryday im ndrealdgn .Oxford： Black.well，2008

第2篇：社會發展理論范文

1.涉路工程監管和建筑控制區管理難度加大。

隨著公路沿線經濟的發展，涉路工程建設越來越多，許多項目都是當地的支柱產業或者是政府招商引資項目，公路賠（補）償費難到位，未批先建等情況屢有發生。同時，由于近年來土地控制嚴格，一些鄉村不劃宅基地，使得部分住房困難群眾冒險在路邊新建和翻建住房；一些工商業戶也為了擴大經營場所，擅自亂搭濫建，導致房外房、棚外棚等情況經常出現。

2.治超工作面臨復雜形勢，治超長效機制需進一步完善。

一是受利益驅動，一些車主、駕駛員漠視交通安全，抱著多拉快跑的心態，違法超限運輸屢禁不絕。二是源頭治理難度大，產生超限超載的各種條件并未消除，例如“大噸小標”車輛和各類改裝車輛仍然屢禁不絕。三是治理手段有限，暴力抗法和車輛沖卡時有發生，甚至危及到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四是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門擔心治超影響經濟發展，對超限超載的危害性認識不足，支持力度不夠，協同作戰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3.路域環境治理機制有待理順。

有的地方政府對路域環境治理不夠重視，部門協調機制不順暢，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路域環境治理工作的開展。穿村鎮路段歷史遺留問題多，治理難度大。一些地方財力薄弱，拆遷補償資金不到位，導致房屋拆遷、路宅分家等許多問題在公路建設和改擴建期間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沿線兩側村鎮密布，企業和工商業戶眾多，對路域環境需下大力氣整治和鞏固。有些整治工作因涉及到沿線居民的個人利益，在部分鄉鎮駐地和穿村路段進行邊溝疏通、平交路口清理時，需要做好解釋溝通工作。

4.路政執法監督和廉政建設任務趨重。

最近一段時期，新聞媒體先后曝光了一些省市路政執法工作中存在的執法亂象，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由于執法環境日趨復雜，如果執法人員不能嚴格自律，極易出現、的現象。因此，在公路路政執法工作中進一步加強執法監督和廉政建設勢在必行。

二、加強路政管理工作的對策與思考

針對這些情況，應當站在加強執行力、創新力、公信力建設的高度，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研究對策，不斷破解發展難題，推動路政管理工作實現新的跨越和發展。

一是端正執法理念，規范行政行為。重新認識新時期、新階段賦予路政管理工作的新內容。伴隨著公路事業的發展，公眾對出行服務的標準要求越來越高，公路路政管理工作增加了信息服務、應急救援、安全保障、公路保暢、應急處置等新內容，路政管理人員要不斷更新觀念、提高素質，增加硬件、開發軟件，主動適應路政管理工作的新要求，積極承擔起路政管理工作的新任務。要牢固樹立依法行政的執法理念，在作出決策以及實施具體行政行為時堅持依法辦事，不僅要遵守實體法，也要遵守程序法，努力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

二是抓好隊伍建設，夯實工作基礎。提高路政管理隊伍的綜合素質和執法水平。堅持把教育培訓和文化建設作為基礎性工作，實行嚴格教育、嚴格管理，提高隊伍素質，提升隊伍形象。把好路政人員準入關，適時為路政隊伍補充有責任、有朝氣、有學識、有能力的優秀人才。暢通路政人員出口，對因年齡、身體、知識結構等原因不能適應工作崗位要求的同志，逐漸向非專業崗位轉崗分流，優化隊伍結構。組織開展路政人員培訓，抓好素質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提高執法人員工作能力和服務水平。打造學習型隊伍，讓學習成為路政人員的自覺行為。通過學習，增長知識和經驗，彌補不足，把路政隊伍建設成適應路政管理現代化的文明之師。

三是構建長效機制，推進依法治超。按照“立足源頭、依法嚴管、標本兼治、長效治理”的方針，不斷完善治超工作長效機制，將超限運輸遏制在可控狀態。按照“統一口徑、統一標準、統一行動”的要求，開展有針對性的治超活動，靈活執法，注重實效，做到執法依據、處理程序、處罰標準準確無誤。注意治超安全，確保安全保障和應急措施到位。嚴格治超紀律，杜絕貪污受賄、亂扣濫罰。同時，對闖關逃逸、暴力抗法、屢教不改的少數違法人員依法查處，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交通運輸環境。

四是健全工作機制，加大宣傳力度。在路域環境綜合整治、涉路工程監管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導、部門聯動、各負其責、齊抓共管的工作機制，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合力。要抓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學習研究和貫徹落實，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報道，增強社會群眾自覺守法和愛路護路意識。要創新宣傳模式，豐富宣傳內容，形成全方位的宣傳格局。積極宣傳公路保護工作，使宣傳與整治工作相結合，邊宣傳、邊整治，確保宣傳落到實處，效果顯在明處。通過宣傳，進一步增強路政管理的影響力，提高路政執法的社會知名度和公眾認知度，爭取各界對路政工作的支持。

第3篇：社會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公民資格；社會權利；“新社會權利”；

   一、社會權利的理論來源與經驗指向社會權利一個重要的傳統是歐洲社會模式的完整性。隨著歐洲社會的發展，社會權利的引介與公民權及歷程緊密關聯。歐洲社會對于社會權利的追求與公民資格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公民資格的發展追訴的歷史更長。

    公民資格(citizenship)與各種民主形式的政治參與相伴而生且相伴成長的，特別是投票權。著名的歷史學家波考克(j·g．a．pocock)考察希臘和羅馬公民權特點之后，提出公民權古典模式，不僅因為希臘與羅馬屬于歷史上的古典時期，而且因為后來的諸多爭論術語都由此開始創設。羅馬權力模式主要特點是作為法律統治者或制定者都是平等的公民，并且推延到全體羅馬帝國成員。這便激發后來公民權理論家：視法律地位平等作因為為公民權的主要元素。希臘公民權模式主要從亞里斯多著作《政治學》中總結而出，他把人類視為政治動物，因為生活在政治共同體當中政治是我們的自然屬性。

    他認為，公民是那些分享輪流分享統治與被統治市民生活的群體。

    社會權源于公民資格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權利即政治權，羅馬公民權模式非常強調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希臘公民權模式強調普通公民統治權與被統治權的平等，兩者其實都是將人框定在政治權圖式里面，都是在政治共同體認同之下享受的公民權。

    正如希臘規定，“凡現為他城公民者．不能為雅典公民……羅馬及雅典并令外人皆選認一主人，做為客人，而屬于公民。外人于是由公民間接屬于邦。他方能得到幾種公權，亦得受到法律的保護”3j。這也就為后來社會權利提供重要的法律基礎與法律援引，社會權利的發展一定是在公民法律上擁有并被國家認可的平等權和投票權基礎之上的。

    雅若斯基同樣認為，公民權利需要得到法律意義上的確認。他提出，公民權利是指這樣一種個人和社會(國家)的關系，個人被賦予正當的理由向社會(國家)要求得到某種能夠保證自己和其他社會成員一樣的地位和待遇，以使他獲得一種自由與合法支配某些社會資源來滿足自己需要的能力；而對國家來說，則要承擔起保證個人有充分的自由來進行他作為一個“私人”和“公民”(社會成員)所需要進行的正常活動的責任。

    雷蒙德·普拉特(raymondplant)對此進行了駁斥，他認為：因為社會權利隱含對資源訴求，故社會權利不能在法律意義上執行。理由是所有權力只要實施都有對資源的要求。實際(社會)權利應不低于諸如言論與行動等的消極(公民)權利，因為他們能確保實現值得自由的能力。第一，在民主社會里，自由從社會權利角度的應有不同的憲法地位。

    第二，現實中有工作權利必須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必須有多數意見同意支持他們的愿望與要求得以實現。第三，福利的程序權利一定程度上是公民權與社會權的混合。這種反駁是基于社會權利實踐與理論是否具有一致性層面進行的。這就說明經驗事實的不斷發展，為社會權利理論積累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在論及社會權利時，還有學者從社會自我(socialself)和資源約束的角度展開。“社會的自我是社會性的依賴。人類是基本的社會存在，基于他們的發展需要社會聯系。然而，許多社會聯系被社會中物質資源的分配嚴格地制約著。獲取物質資源的途徑影響著人們做出機會的選擇和哪些人能夠做出選擇。

    馬歇爾給公民權定義為：“公民權是給予那些某個共同體的完備成員的一種地位，就這種地位所授予的權利和義務來說，所有擁有這種地位的人是平等的”【。從t·h·馬歇爾始，社會權利理論進入了學者的視野，使得社會權利第一次真正向其他國家傳播一個理念，即社會權利是義務與權利的對等。無論這是理念層面，還是經驗層面的反饋，都說明社會權利既有理論的深度，又有經驗的指向。

    發展社會權利要求政治權利的參與幫助，雖然我們應該忽略政府設定的公民機會能施展諸如稅收減免和養老金法律等的規則框架。政治權利指作為政權許可設立團體的一員或作為這類團體成員的參選者或選舉者j。在歐洲，社會權利有兩大基石。

    第一，在國家層面上，社會運動根據福利國家有嚴格的界定和場合要求，在西方就是凱恩斯主義模式(thekeynesianmode1)。第二，在國際層面上，歐洲議會的決議和建議當中包含了一系列規則和法律措施，聯合國和后來的歐盟致力于建立社會權利和社會聚合的國際標準和程序j。國家與國際層面，都需要從政治權利維度，借助一系列運動、規則、標準、法律等措施，給予社會權利以保障。

    雅諾斯基認為，社會權利是公民權利的最終實現。公民權利包括法律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參與權利。社會權利實現需要有理論準備，同時，歐洲社會及其他國家經驗使得社會權利理論的深化做了充分準備，極具經驗指向的社會權利理論又為實踐指引了方向。

    二、社會權利理論發展的三個階段馬歇爾對社會權利的描述中，社會權利的出現屬于“浪潮式”公民權利的第三波，即民事權主要發展于18世紀，政治權對應于19世紀，社會權則對應于2o世紀。

    社會權利實質是底層群體追求自身權利，獲取與上層社會平等地位的過程，這個過程與社會的結構、性質和歷程緊密關聯。對社會權利的追求彰顯了人的存在，尤其是作為群體和社會的存在，這也就意味著社會權利理論發展的脈絡與人的發展脈絡是息息相關的。“人權”的實質是，盡管它們應該獨立地(畢竟，它們意味著這種讓某人自己的差別得到承認并因而可以保持這種差別的應有權利，而用不著擔心被訓斥或被懲罰)被享受，但它們不得不被集體地來爭取和贏得，而且只有被集體地爭取，它們才可能得到承認。根據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與社會權利的特質，社會權利發展經歷了三個主要時期。

    (一)前市場經濟社會：社會權利缺失。

    在進入市場經濟社會之前，無論雅諾斯基所討論的社會權利，還是馬歇爾界定的社會權利，均難以找到。前市場經濟社會中，政治權利居于核心和主導地位，西方公民社會處于啟蒙與發育階段，底層的行動邏輯是按上層政治權利精英意識指引的，他們缺乏謀求自身權益的路徑、意識和力量，因此，這一時期，社會權利處于缺失狀態。當然，隨著公民社會的逐步興起，西歐城市市民公民意識的逐步覺醒，他們在自愿與自覺的基礎上形成非地緣、非血緣性的群體組織，并且這種群體組織正打破前市場經濟社會的松散狀態。

    正如迪爾凱姆所言，前工業社會民眾呈現的是一種機械團結狀態，他們在這樣一個共同體當中，“凡是在統治權力樹立起權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職能就是為信仰、傳統和集體行為贏得尊重，換句話說，就是為了保護共同意識去防范任何內部的或外來的敵人”_1。此意即為，為了權力共同體內共同的意識和共同的行動，必須抑制底層群體作為權力外來者的挑戰。與此同時，底層群體形成的共同體需要其成員兌現如下承諾，“為了得到‘成為共同體中的一員’的好處，你就需要付出代價——只要這一共同體還存在于夢想中，它就是無害的，甚至是無形的。付出的代價是自由，……‘自主’、‘自決權’或‘成為自我的權利”14]。自主權利的喪失也就意味著只要堅守著共同體，任何超越內在共同體的權利追求都成為不可能，權力精英共同體無法撼動，底層群體的社會權利無從追求底層群體權利代言還未真正成長與成熟起來，他們的社會權利處于缺失狀態。

    (二)工業社會：社會權利市場化或商品化。

    步人工業社會以后，t·h．馬歇爾以英國的經驗事實論述了社會權利的產生、變化與屬性。在馬歇爾看來，社會權是一種要求獲得實際收人的普遍權利，而實際收入并不按人們的市場價值來衡量。

    就此而言，社會權實際上使人脫離了市場力量，甚至是從市場力量下把人解放出來。卡爾·波蘭尼從國家、市場和社會三維視角探討社會權利獲取的合理性，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把市場的規則運用到人們生活的社會中來了，真正的市場社會需要國家在管理市場方面扮演積極功能，并且這種角色要求政治決策，市場與社會發生著“雙重運動”，即由力圖擴展市場范圍的自由放任運動，以及由此生發出來的、力圖抵制經濟脫嵌的保護性反向運動組成。艾斯平一安德森認為，社會權利界是一種“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容納能力。其衡量標準應是人們不依賴于純市場力量去制定他們生活標準的程度j。學者從理想的圖景探討了現代社會權利的屬性，社會權利應然狀態是去商品化或去市場化，底層群體有權免費享受的社會共同成果，而不是貨幣化的。實然狀態卻是，現代社會中，社會權利需要通過貨幣去購買，按市場規則去運作的。因此，社會權利真正實現需要國家的介入，社會權利嵌入于市場經濟社會之后，尤其是凱恩斯革命之后，國家干預市場的力度呈現盤旋上升態勢，國家享受了市場帶來的巨大成果，同時，社會權利被市場規則左右之后，底層群體倍受市場經濟社會控制。

    如此一來，國家角色需要轉換，以保證底層群體社會權利的實現。

    市場經濟社會中，形成了諸多共同體：國家權力精英共同體、企業共同體、職業人士共同體④、底層共同體等。從社會權利享受的維度看，前三個共同體社會權利完全有能力通過市場規則獲取，而底層共同體卻無法做到，并且前三個共同體是內在聯系在一起的，底層共同體則成為一種“第四方共同體”②。

    整個社會被市場規則分割成了四個共同體，而社會權利方面則分成了兩大陣營，一方是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或權力獲取社會權利的群體，而另一方兩條路均無法走通。社會權利是公眾干預私人領域，以支持公民對維持經濟生計和社會存在的要求。它們能收變私人市場的資源分配。社會權利大多是個人權利，包括四個部分。使公民具備能力的權利，包括醫療衛生和家庭服務，以保證公民在社會中的基本活動。這樣，社會權利便失去了其最初的義涵，社會權利從運行邏輯層面看，應當是國家為底層群體爭取的非市場化的公共利益。

    在工業社會的前中期，社會權利市場化與商品化趨勢非常明顯，到了工業社會后期，國家權力公共性增加，公民社會的成長，底層群體集體權利的增強，社會權利去市場化和去商品化才逐漸得以實現。

    (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權利全球化和人本化對于t·h．馬歇爾的社會權利理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予評價。并由此探索工業社會之后社會權利的特征。

    工業社會中，知識精英從諸多層面論證了社會權利去商品化和去污名化的特性，但是后現代諸多學者從后工業社會的現實出發，從國家制度、時代劃分、國際化等視角進行了綜合評價。安東尼·吉登斯認為，馬歇爾并沒有真正去探討自由主義民主的吸引力或局限……一個沒有議會民主制的福利國家將會導致威權主義的出現¨。這就意味著國家制度的類型影響甚至決定著社會權利的實現程度和福利國家的屬性。

    馬歇爾理論中存在一個困難，那就是，在中世紀，如果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已經存在(不管是以一種如何“融合”了的形式)了的話，那么，為了以馬歇爾所假設的形式和順序重新出現，它們在有些時候就必須以秘密的形式發展。……因此，公民身份的連續性即使只是在一相對短暫的時期被打斷了，但它在歷史上畢竟出現過斷裂]。馬歇爾公民身份包含三種權利的劃分及相應的時代劃分遭遇了批判，其原因在于三種權利在中世紀以融合的形式出現后，且隨后出現了斷裂。

    隨著全球化的到來，美國社會學者莫里斯通過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權社會功能的討論，直接挑戰馬歇爾的公民權理論，認為公民權在國民內部是制造平等的制度，而對于外來移民而言，公民權也是一種社會排斥和制造底層階級的社會制度。特納認為，全球難民的出現，在當代政治體系中制造了無國籍民眾新的危機。稍顯不太激烈的是，隨著歐洲共同體制度建設加快，提出了關于公民權地位的重要問題，它不僅針對少數民族，同時針對各類短暫的移民的勞工_2引。社會權利作為底層群體的爭取“國民待遇”的利刃，一旦跨越國界融人全球，便成了雙刃劍。

    隨著世界經濟和政治聯系的日益密切，社會權利而呈現一種不同的樣態，通過它們，個人和家庭被賦予了與市場經濟相抗衡的權力，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須被賦予了盡可能遠離商品化勞動的權力，去從事那些既迫切需要又有利可圖的工作。

    通過全球化公民收入的推進，個人和家庭獲得了去商品化、能獲得收入、可選擇性的工作，社會權利逐步向其本質即人本化靠近。同時，公民權可以指權利，但它也能用來指義務、行動、品行和評價_2。與公民權一樣，社會權利的權利與義務對等，不僅是對公民自身的一種尊重，更是對他人的尊重與機會的均等。

    三、全球化與“新社會權利”興起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權利發展出現了新的動向，安娜·庫特(annacoote)在托馬斯·馬歇爾社會權利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出“新社會權利”(newsocialrights)理論。與此呼應的是，西方正步入烏爾里希·貝克所說的另一種社會形態即風險社會，他從反思現代化角度探討了風險社會兩大特征，一方面，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地伴隨著風險的社會生產，另一方面，通過家庭和職業，社會不平等個體化傾向明顯_2。“新社會權利”正是從風險社會財富分配、個體不平等的視角，賦予社會成員彈性的權利，從而消解社會積聚的風險，增強個人和群體發展能力。

    在工業社會發展后期，隨著人本化與全球化特質的發展，社會權利逐漸超越了傳統社會權利內涵，“新社會權利”在內容和理念兩個方面均有了新的發展。

    (一)“新社會權利”內容更加豐富和有層級，與人的發展更加契合。

    在托馬斯·馬歇爾那里，社會權利指健康照料、居住、教育(不僅包括對特殊階級或身份實施教育，還包括讓每個個體和個性得以充分發展的教育機會，包括義務教育、中級教育和高等教育、職業培訓、成人教育)、得體的收入[2。后續社會權利進一步拓展，涵蓋就業(經濟和金融政策制定必須考慮可以為全體人民提供有益職業、為了保證最大程度就業，充分組織就業市場、為了保證工作有效性，無論何時私營企業充分就業容量不能獲得，政府都必須提供相應的職業)、工作環境(公平報酬、工作時限、每周休息制、帶薪休假、員工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提供)、食物和住房、社會保障(醫療照顧是社會保障的基本項目，應該得到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覆蓋出生、疾病、事故、傷殘，確保共同體全體成員任何時候都能享受預防性的和醫療性的照顧)e27]。

    隨著全球化、人需求的多樣化和風險加劇，社會權利呈現多樣化趨勢，“新社會權利”主要包括：社會福利中的程序權利，申請程序公正；健康與健康照料權；通過地方服務合同的知情權；孩子與年輕人的權利，重點是程序權利。“新社會權利”不僅注意社會老年群體問題的解決，同時，并從年輕人參與政治開始，關注年輕人社會權利。在當代政策中，年輕人參與政治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從而導致政府開展義務公民身份教育j。

    基于個人生存與發展的“新社會權利”在不斷延伸，同時，群體的“新社會權利”通過公民權利的獲取在不斷擴展，從少數民族公民權、多民族公民權，直到世界性公民權，內在包含的社會權利也在不斷豐富。為少數民族爭取的公民權：自我管理權利、多民族權利即給予少數民族一定的財政支持和法律保護、特別代表權利0_。另外，多民族公民權利主要包括：國內亞民族和土著擁有自我管理的民主和平等權利、認可權利、認同權利和信任權利[31]。世界性公民權(cosmopolitanorworldcitizenship)強化對其他政治共同體的世界性義務；擁護在發展世界性法律的領域提出的公民權利；認可創造世界性公共領域的政治項目_3。“新社會權利”的出現豐富了社會權利內涵，增強了社會權利人本化和全球化特性，較之傳統社會權利，“新社會權利”更注重個體法律意識、自覺意識和全球合作意識，增強抗擊風險和謀求發展的功能。

    (二)“新社會權利”理念發生轉變，從關注集體轉向關注集體中的個體，從附加接受義務到追求純粹權利，從享受線性社會權利轉向尋求彈性社會權利，“新社會權利”將風險、公正和發展的理念統合于一體，實現人、社會和國家的共同發展。

    第一，新的社會權利給了每個人，成為他個人地位的一部分，給了他在經濟競爭中從事獨立活動的力量，由于他具備自我保護的方法從而可以拒絕社會的保護。雖然如此，“新社會權利”在注重個人權利(individualrights)爭取的同時，還努力追求集體權利(collectiverights)，并積極協調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第二，新社會權利與以往公民和政治權利基本的不同點還在于，后者需要接受相應的公民義務才能獲得相應的權利。而前者是一種積極的權利，不以接受義務為交換條件。第三，傳統社會權利以線性的追求社會權利為目標，這與人的生命周期是相背離的，人生與變化著的歷史時空是相互作用的。個體生命嵌人于其所經歷的歷史時間和特定的地域，并為這一歷史時空塑造。斯圖亞特·懷特從經濟權利視角探討新社會權利，將主要社會利益連接起來，簽訂一項有效新社會協議(newsocialpacts)，實現工資適度化和就業彈性化，即在工作方式、工資水平和工作時間彈性)改革稅負，以此發展新社會權利，使得新的、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持續，不僅關系高就業，同時也為了可觀的收入、更好的工資保障、家庭生活機會(彈性保障)l36j。懷特從經濟權利維度將“新社會權利”引向彈性化，實現人的不同生命階段有配套和適宜的保障。

    伴隨著工業社會向全球波及和全球化到來，“新社會權利”有助于風險社會中個體風險和社會風險的釋放，推進了社會權利理論進一步發展。

第4篇：社會發展理論范文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偉大旗幟，以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圍繞全面推進新農村建設，建設安溪集鎮的目標，著力實施“生態立鄉、工業強鄉、集鎮興鄉”的發展戰略，努力推進*鄉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

二、主要預期調控指標

農村經濟總收入6500萬元，同比增長10%以上，工業總產值突破2億元，同比增長15%以上；工業稅收280萬元，同比增長20%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800元，同比增長20%；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6‰以內。

三、實事項目工程建設

2009年，鄉黨委、政府將繼續著力辦好以下的幾件實事：1、全面完成*各村千萬農民飲用水工程建設；2、大力抓好安溪千戶避險安置小區建設工程項目，確保安溪千戶避險安置小區住宅基本建成；3、建設完成安溪集鎮自來水廠建設工程，保障集鎮發展用水；4、加快安溪集鎮建設步伐，爭取完成安溪派出所、衛生院、準四級車站等公建項目；5、推動農村環境整治工程，支持鼓勵各村開展村莊環境整治。6、完成黃竹、山頭洋650畝的土地開發任務。

四、工作重點及主要措施

第一，明確一個主題，即以新農村建設為主題。在*鄉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鄉黨委、政府始終以改變農村面貌，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作為重要的方面，2009年是實現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關鍵之年，*鄉黨委、政府結合安溪集鎮建設和打造浙*北邊際區域中心形象窗口這一有利時機，將新農村建設確定為*各項工作的中心，努力將*鄉建設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亮點。

第二，明確兩個“突出”，即突出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和工業經濟建設。隨著近幾年*鄉大量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實施和工業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鄉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了進一步加快*鄉經濟社會的發展，*鄉將繼續推出以項目建設帶動經濟社會發展，以發展工業經濟推動區域競爭力這一發展思路，堅持以“生態立鄉、工業強鄉、集鎮興鄉”發展戰略不動搖，全力構建浙*北邊際區域中心形象窗口。

第5篇：社會發展理論范文

中國正力圖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同時也處于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時期，社會政策的作用凸現。怎樣在“社會轉型"與“全球化"雙重疊加的背景下，發揮社會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公正的功能，是當今中國面臨的重點政策議題。發展型社會政策對中國的啟示意義是：(1)要重新重視和確立政府在社會福利中的主導角色；(2)在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備長遠性、戰略性眼光。

[關鍵詞] 發展型社會政策 全球化 社會風險 社會投資 社會發展

中圖分類號：F06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7)1-0088-08

20世紀90年代以來至今，隨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新的社會風險和問題，西方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和挑戰：一方面，失業和貧困加劇了對很多正規的社會保護制度，如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等的需求，但同時，由于資本轉移的加速和就業的下降，這些正規的社會保護制度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和制度缺陷；另一方面，那些影響經濟增長和社會秩序的新型社會問題如國際移民、非正規就業者的保護等等又不在社會政策的制度框架之內，迫切需要社會政策發展新的、更具靈活性的保護領域，以覆蓋新的社會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發達國家的社會政策學者如吉登斯、米奇利(J.Midgley)、P.Taylor-Gooby等對福利國家的發展戰略進行了反思和重構，對社會政策的目標進行了重新定位，認為社會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在維護社會公平和平等的基礎上，同時也能促進經濟發展。他們特別強調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性，以應對全球化條件下的技術和社會危機。這些學者提出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投資型國家、新福利主義等思想深深影響了當代許多發達國家的社會政策實踐，其具體的政策主張即是今天備受關注和爭論的“發展型社會政策"。

圍繞著“福利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這個主題，發展型社會福利理論和政策在關于以何種方式利用市場機制的問題上，在政府、家庭、市場和志愿組織(公民社會)能夠發揮什么作用等問題上提出了新的思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比較思考取向。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建設和諧社會成為新的主軸。在此新的歷史時期，社會體制的改革與社會政策的創新，成為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自2003年以來，醫療、教育、住房、貧困、農村發展、弱勢群體等問題，已經成為公眾關心的熱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社會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現。這種狀況要求我們必須深入地了解社會政策演變、創新和發展的過程及其有關的理論，為中國探求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實踐提供新的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使社會政策真正起到維護社會公平、緩解社會矛盾、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作用。

本文的首要目的是對發展型的社會福利理論和政策進行清晰的梳理；此外，在目前強調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對如何改革和建構中國社會福利體系進行簡要的評論。

發展型社會政策的產生背景及其主要理念

1.全球化時代的社會風險和國家發展戰略的演變

發展型社會政策理論產生的現實背景和首要的推動力量，是與西方福利國家對全球化挑戰的回應以及重構國家合法性的努力分不開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高科技、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福利國家面臨著新的風險和挑戰。經濟全球化涉及三種要素的跨國界流動：產品和服務、資本以及人員。產品和服務的大批量流動，引起了空前激烈的價格競爭。價格競爭直接威脅到福利國家的高勞動成本，迫使它們不得不進行福利開支和勞動力成本上的“探底競爭"，但這些措施的實行又受到國內不同政治力量和普選制度的制約。這些國家既要參加世界市場的競爭，又不想面對競爭可能導致的福利國家削減的現實，在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上十分傷腦筋。其次，信息產業的發展，交通工具的發達使全球性的資本流動速度加快。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資本逃稅要比勞動逃避稅收容易得多。為了追逐利潤，資本避開對勞動征稅很重或勞動受到嚴密保護的國家，迫使那里的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因此，當私人企業的跨國流動打破了民族國家的疆界時，那種在民族國家內部形成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服務形式也就受到了威脅。而這些社會保護體系原先是針對工業社會(制造業時代)的風險設計出來的。資本的“四處流動"擺脫了民族國家的政治控制，使受著地域約束的雇員和政府的談判能力降低。此外，全球性的資本流動還伴隨著就業機會的全球化和勞動力的全球性流動。資本的外流使福利國家的財力外泄，而經濟移民的涌入則造成福利國家在住房、醫療、失業救濟和技能培訓等方面的額外負擔，迫使福利國家不得不就移民問題進行新的政策設計。上述這三大問題使我們看到，福利國家的征稅能力、國家賴以調整經濟政策和干預社會分配的能力都被削弱了。

伴隨信息化、全球化而來的，還有社會結構和就業方式的變遷造成的危機和問題。主要表現為：①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人口老化在資本流動加速、經濟增長衰退時帶來社會保障的負擔率加重，有可能會導致社會保障制度的巨額赤字甚至破產。②信息通訊技術和知識社會的迅猛發展，造成對新技能和高學歷日漸上升的需求，同時也引起對低素質勞動力的排斥，即使他們的工資和福利待遇要求很低。③家庭結構和性別角色的變遷。離婚率的上升，單親家庭的增多；家庭生活的非標準化，即改變了工業社會和大規模制造業時代的生活和就業模式，人的就業年齡、結婚年齡、生育年齡和退休年齡等發生了多樣化。④職業結構的變化和新的就業形式。臨時工增多、小時工增多、家庭雇工增多、合作組織增多，打破了原來的工業社會的長期穩定的工廠雇用模式。這些變化都對福利國家原先的社會保護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對非固定就業的職工如何保護，對未婚生育者如何保護，如何化解人口老化的危機等。所有這些新的風險和需求并不是僅僅靠私有化政策就可以解決，如果我們接受福利國家形態的出現是對工業社會變革的反應這個邏輯，那么我們就必須認識當下這個社會狀態的特性。

從福利國家遭遇的這些問題來看，社會危機的性質改變了：由于知識的匱乏而造成的社會排斥超過了工傷和疾病引起的貧困；老齡的恐懼由生活無著變成難以支付高昂的醫療照顧費用；就業準備變得比失業保險更加重要。這一切都迫使福利國家從觀念到實踐進行根本的變革。吉登斯警告說，“沒有了敵人的國家的合法性，越來越取決于它們的管理風險的能力”。[1]80吉登斯還認為，目前福利國家的危機在于“無法及時調整自己的步伐，以便覆蓋那些新的風險，比如與技術變遷、社會排斥或者不斷增加的單親家庭有關的風險”。[2]120吉登斯的論斷使我們認識到，“福利國家的危機遠遠不僅是財政的危機，而且更是結構的危機，甚至還是福利國家作為一種國家形態，它的合理性與公平性的危機”。[2]

在這種情況下，以英國的吉登斯為代表一批學者通過自己的研究開始了重塑國家合法性的努力，他們的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西方福利國家的政府行政和社會政策的實踐。作為“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吉登斯要求福利國家從觀念到結構的更新：重新界定政府與個人之間的契約關系，改“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型國家"，從個人爭取政府的保護，轉變為個人尋求“自主與自我發展"，政府的功能應當從提供經濟援助改變為進行人力投資，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要全面調整。吉登斯明確提出了社會投資福利戰略和積極福利制度、福利社會等概念，提出建設一種能增強社會包容性，但又不限制個人對自己風險的責任，鼓勵個人積極創造的積極利制度的改革方向。這種積極福利不是要取消福利國家的開支，而是改變開支的方向，從福利消費支出，改為教育、培訓、創造就業機會、鼓勵風險投資、彈性的工作制度等社會投資支出。另外，吉登斯主張用“福利社會"的概念取代“福利國家"，也就是福利不應僅僅由中央政府提供，應該調動地方政府、社會第三部門、企業和個人等共同承擔社會福利責任。無獨有偶，在大西洋彼岸，美國加州大學的社會福利學者詹姆斯?米奇利(James Midgley)提出了發展性社會福利政策。[3]所謂發展性社會福利政策是一種把社會福利和經濟發展整合起來的福利思想。米奇利回顧了促進社會福利的三個傳統手段：慈善、社會工作和社會行政。他認為慈善和社會工作是針對個別對象提供物品和服務，或者提供治療和康復；而社會行政則依靠稅收來支持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這些傳統的手段都沒有從宏觀結構上把社會福利和經濟發展聯系起來，而發展的福利觀正是要強調在與經濟發展動態結合的過程中，通過有計劃的社會變遷來促進人口整體的福利。

上述這些新發展戰略和福利思想對西方國家的政府行政和社會政策實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原先的福利國家紛紛采取了應對新型風險和危機的措施，改革原來的社會保護體系，重新尋找社會政策的定位。社會投資型國家或能力促型國家(the enabling state)的發展戰略首先推動了發展型社會政策的產生。

2.貧困的再認識：反“社會排斥"實踐對政策轉型的推動

近年來，歐洲學術界在社會政策的研究中非常重視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這一概念，有關貧困及社會不平等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投向反對社會排斥，增進社會融合(social integration)上。所謂“社會排斥"，原先是針對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數民族的種族歧視和偏見的，這種偏見和歧視建立在一個社會有意達成的政策基礎上。“主導群體已經握有社會權力，不愿別人分享之"。譬如他們擔心移民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對這些人加以社會排斥。[4]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全球面臨的社會問題使這一概念很快被人們所接受，在社會學、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以及其他一些相關領域被廣泛使用，但含義已經被擴展和泛化。社會排斥被認為是“當一些人或地區受到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問題，如失業、技術缺乏、收入低下、居住條件惡劣、高犯罪環境、健康狀況不佳及家庭破裂等等的困擾時，可能發生的情況的簡稱”。[5]這是有劣勢地位“導致某些排斥，這些排斥又導致更多的劣勢和更大的社會排斥，并最終形成持久的多重(剝奪)劣勢"的“一個動態過程"，它導致社會紐帶的斷裂。與社會排斥相對，社會整合意味著“社會要避免出現可能威脅社會穩定的巨大收入差距，保障貧困人口享有受教育、醫療和基本服務(如清潔的水、衛生和用電)的機會，意味著人民能夠參與影響他們生活的重大決策，這也是賦權的含義”。[6]可見，社會排斥“不僅是表示收入的不足，而且表示在工作參與方面的不足。簡而言之，社會排斥強調的是社會連接的斷裂"，“表現了比社會不平等更復雜的意義"。“從貧窮的概念到社會排斥概念的轉換，這實際上是一個概念的轉換和觀念的轉換結合的過程：從靜態到動態、從注重分配到注意關系”。[7]概括而言，社會排斥是一個多元的概念，它不但含有經濟資源上的長期匱乏，尤為關注的，是人在社會關系上、心理上、文化上和政治參與上被長期隔絕的狀況，這種可稱之為個人長期無法實現的某種能力和功能的匱乏，不僅可能導致經濟貧困，甚至使被排斥者不能享受到公民地位所賦予的公民政治及社會權利。而這種權利不可能依靠提供經濟援助和保障救濟來賦予。

社會排斥的研究超越了傳統社會政策對貧困的研究手段和思維方法，而注重考察多層次的不利條件如何使社會的邊緣群體(如窮人、老人、單親、新移民、失業者等)陷入缺乏維持最低標準生活的能力，從而被排斥出主流社會。社會排斥概念的提出，使得對貧困問題的界定擴展到社會地位與權利等非經濟因素以及基本能力的被剝奪和機會喪失等方面，凸現了貧困與社會秩序、社會不同的行動者(社會政策的主體)之間的關聯。這就意味著解決這類老問題需要新的價值觀和視角――從政府控制下的經濟再分配或市場競爭中的自我依賴過渡到各種社會機制并用。在政策主體和服務傳遞機制上建立政府部門、私營部門、志愿機構和家庭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探討它們之間良性互動的機制，實現社會福利上的責任共擔。在政策對象和服務資源的提供機制上，倡導積極就業政策，重新評估人的需要和能力，將人力資本投資的經濟學成果用于社會福利政策，加強職業培訓，同時通過減免稅收、低息貸款等方式促進經濟的生產就業；消除社會福利對象參與經濟發展的障礙，強化社區內外合作關系，促進社會資本的形成；等等。總之，圍繞著社會排斥的研究，不僅促使了融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于一體的發展型社會政策的產生，而且有關社會排斥的研究和政策設計還為應用和檢驗發展型社會政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3.歐盟：超國家的政治力量對發展型社會政策的推進

全球化的影響不僅使各個民族國家在范圍內紛紛改革福利國家原來的社會保護體系、實行發展型的社會政策，而且在超國家的層面實行社會政策的聯合與協調，推行發展型社會政策，反對社會排斥，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這方面作出實質貢獻、最值得關注和總結的當數歐盟。

自1997年《阿姆斯特丹條約》以來，歐盟在越來越多的政策性文件中，貫穿著一種發展型社會政策理念：社會政策不是一種負擔或者成本，相反，它是一種生產要素。經濟和就業的持續增長是基本的，但是，僅有經濟和就業的增長，還不足以確保社會整合；投資于就業政策和社會政策同樣是必要的，這將加速和維持經濟和就業的增長，獲得競爭優勢，從而使人們有能力應對未來包括國際競爭在內的種種挑戰。這種理念集中體現在2000年3月的《社會政策議程》中。

《社會政策議程》是歐盟為實現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的經濟和社會復興目標所作努力的一部分，它力圖確保經濟政策、就業政策和社會政策之間積極的、充滿活力的互動。它的指導原則，是強化社會政策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作用。為此，它特別強調：第一，社會開支是一種投資。用于衛生和教育的社會開支是具有經濟效益的人力資源投資，此類開支的規模與各國的生產率水平是正相關的。同樣，用于養老金和社會保障的社會轉移支付，不僅有助于收入的平衡或再分配，而且有助于提高雇用質量，從而帶來經濟效益。第二，社會政策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不可或缺的一環。有針對性的社會保護對于經濟適應變遷以及提供訓練有素的勞動力而言具有重要意義；高質量的教育和培訓將有助于增強社會融入和競爭力，并增強社會整合。

《社會政策議程》提出，是為了成功地應對經濟全球化、產業信息化和人口老齡化等技術和社會變遷。這份后來被成為“里斯本戰略"的歐盟世紀文件為歐盟在21世紀的頭10年的發展提出了戰略性目標：“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知識經濟，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和更高程度的社會和諧。"[8]透過這份文件，我們可以看到，歐盟的社會目標則要致力于提高經濟效率的同時，在歐洲統一大市場內制定適合歐洲經濟發展的社會政策，改進歐洲社會模式并使其能夠應對結構變遷的影響，維持歐洲社會的團結和社會公平的價值理念。

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近幾年來，歐盟為實現《社會政策議程》提出的目標，不僅促使和監督原成員國致力于提高社會政策的質量，而且促使新近加入的成員國的社會政策體系適應社會歐洲的建設需要，實現社會政策體系的順利“并軌"。歐盟的對策是：首先，在新成員國加入歐盟之前，歐盟與這些國家簽定了有關社會保護和就業方面的政策性文件。該文件使候選國承擔了就業政策方面的義務，比如投資于人力資源，強化公共就業服務，消除地區差別和性別不平等，減少非正規經濟，加強社會伙伴在使勞動力市場現代化方面的作用等。其次，歐盟通過調整結構基金，如歐洲社會基金(ESF)和以反對各種與勞動力市場相關的歧視和不平等為宗旨的平等基金(EQUAL)積極援助新成員國消除貧困和社會排斥。[9]

總之，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歐盟通過自己的努力在一個超國家的政治層面普及發展型的福利思維及其社會政策。歐盟的工作對全球性的社會政策發展提供了鮮明的導向。

總起來看，在上述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以再分配和維持消費為取向的社會政策逐漸從傳統的、“事后補救型"的保護方法向著積極的、“生產性"的、注重社會投資的方法轉變，這使得社會政策的學科理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①強調社會政策是生產力。社會政策應被看作是對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投資，其對經濟發展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對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作出積極響應。社會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會投資的功能。②促進社會投資，實現包容、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不是相互排斥的，應實現二者的協調發展。社會福利應以社會投資為導向，與勞動力市場密切配合，社會福利必須投資到具有促進人力資本、就業、社會資本、勞動技能以及低成本高效益的社會項目上，并致力于消除社會成員參與經濟的障礙。社會投資的目的是提高人們參與經濟的能力，實現經濟與社會政策的整合目標。③以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理念加強政府與公民社會及經濟組織的合作。

這些觀點得到了很多國際組織、政府及社會政策研究者的贊同，不僅具體指導著西方福利國家的改革實踐和福利制度的轉型，而且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福利制度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實踐策略

從西方國家目前的社會政策實踐來看，發展型社會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領域：第一，針對福利國家原有的社會保障和服務體系，倡導準市場模式和福利多元主義。這方面稱為“融入經濟政策的社會政策"。第二，針對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新貧困和各種形式的邊緣化，強調社會政策的資源獲取和分配要與就業和勞動力市場相結合，增大在教育培訓等方面的公共行動，促進社會融入，降低社會排斥。這方面稱為“融入社會政策的經濟政策"。

1.融入經濟政策的社會政策

(1)混合福利制度或多元福利模式。這是指政策主體或福利供給主體方面的變化。所謂“混合福利制度"或“多元福利模式"是指社會政策的主體的多元化，即指“國民的福利由不同的社會主體提供的現象"。混合福利制度或多元福利模式是相對于福利國家體制和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私人福利體制兩個極端而言的。混合福利制度或多元福利模式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在整個社會福利體系中仍然扮演最主要的角色，承擔最基本的責任，但同時其他各類組織和個人也以制度化的方式參與社會政策行動，并在其中分擔責任。

(2)“準市場"模式。這涉及到社會政策運行機制的改變，具體是指社會政策行動在資金供應和服務傳遞模式方面的變化。所謂“準市場模式"，是指在社會政策行動中引入一定的市場機制。20世紀8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率先提出了可以在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原則下引入市場機制，保持經濟的效率和活力。進入20世紀90年代，這種觀點經“第三條道路"理論的進一步發揮，目前已成為社會福利理論中占主導地位的理論觀點。概括起來看，“準市場模式"的要點有：

在公共部門和福利性項目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打破福利中的壟斷，通過服務機構之間的橫向競爭而提高機構和項目的運行效率和服務質量。

改變政府撥款方式：將面向機構的“按人頭撥款"方式改為按服務項目的數量和質量來撥款，并進一步轉向面向服務對象的“政府購買服務"方式。

增大受益者選擇：擴大服務對象對服務機構的自由選擇，通過服務對象“用腳投票"的效果來促進服務機構重視效率和質量。

增加福利使用者的付費，通過使用者的付費一方面體現受益者的個人責任，并約束其福利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加服務機構的資金來源，并降低政府的財政負擔。

加強對服務機構的業績考核和評估，在業績考核和評估中強化效率和質量的指標。

總體上看，在福利中引入市場機制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促進服務效率和質量的提高，也可能損害對貧弱人群的社會保護。因此，引入市場機制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與其他政策主體構建什么樣的互動機制。

2.融入社會政策的經濟政策：“可持續生計"與“資產建設"

這是目前西方發達國家針對長期陷入失業和貧困的公民所采取的旨在幫助他們反對社會排斥，增強個人的自主和自立精神，從而最終徹底擺脫貧困、融入主流社會的政策措施。這構成了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又一特色領域。

“可持續生計"(Sustainable Livelihoods)這個概念，最早見于1991年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在1995年社會發展峰會通過的《哥本哈根宣言》中得到了清晰的界定：“使所有的男人和婦女通過自由選擇的生產性就業和工作，獲得可靠和穩定的生計。"納列什?辛格和喬納森?吉爾曼在《讓生計可持續》一文中指出：“消除貧困的大目標在于發展個體、家庭和社區改善生計系統的能力。"[10]

按這個思路去看待和理解貧困，這就意味著：①應該以積極的眼光看待貧困群體，把他們看作是寶貴的人力資源，相信他們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創造適合自己的就業崗位，從而獲得可持續生計。②政府應該用優惠政策鼓勵失業和貧困者自謀職業，自己創造適合自己并且可以長期或較為長期維持下去的有收入的“工作崗位"，對各種形式的靈活就業給予保護。③重視發揮社區、非政府組織和經濟組織的作用，他們擁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資源，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對解決可持續生計問題是很有效的選擇，如全世界的扶貧活動中已見成效的“小額貸款"方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資產建設"(asset budding)這個概念源自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謝若登1990年寫的《資產與窮人》一書。謝若登寫道：“凡是廣泛地和普遍地促進公民和家庭尤其是窮人獲得不動產和金融資產以增進他們的福利的方案、規則、法律法規，都屬于資產社會政策。"“如果家庭想要長久地改善其生活條件，必須就教育、住房、產業等方面進行投資和積累。這個道理對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樣的，無論是貧困家庭還是富有家庭。有人錯誤地認為收入非常低的家庭不能或者不應該積累資產。其實，即使小額的資產積累也能夠對家庭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資產積累除了延遲消費以外，很有可能產生其他積極的作用，包括更遠的未來取向、家庭更加穩定、更注重人力資本的投入、更多的社區參與等。"謝若登教授提出，他所發現的并不是資產具有積累的效用和政府早已實施的鼓勵資產積累的政策，而是在現行社會政策框架內，沒有鼓勵窮人進行資產積累的認知和地位。現行社會政策形成了制度化的對窮人積累資產的排斥，使得窮人永遠無法獲得資產積累的起步，而只能陷入貧困陷阱無法自拔。窮人和富人在資產配置上先天的不公平以及不公平的加速度擴大，是導致現代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現在需要一種制度化的設計，為窮人建立一種資產積累結構，使得政府對窮人的轉移支付不只是收入，也包括資產。

資產社會政策的提出，在全球掀起了一場從理念到實踐的革命。傳統的社會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非生產性的，政策主要是以轉移支付提供維持消費所需的收入，所以被稱為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政策工具是政府控制的社會保險賬戶和各項社會服務計劃。資產社會政策則將傳統的政策領域延伸到純粹的經濟領域如銀行儲蓄和投資，這表現了生產性的政策特征。通過倡導政府把轉移支付的部分資源用來支持窮人儲蓄，作為擁有和積累資產的起點和啟動激勵。這種做法將資產政策與收入維持政策相結合，可建立整合型的社會政策機制。政策工具主要是政府支持的個人發展賬戶。其次，傳統的社會政策是民族國家內部矛盾的產物，依國情的不同而不同。隨著人口流動量的增加以及全球的頻繁聯系，21世紀的社會政策很可能超越國界，超越國界的社會政策需要一個適應全球化環境的方式和工具，不管勞動者在哪里工作，他們都應該能夠參加退休計劃和醫療保健。個人發展賬戶以其個人控制權、選擇權和更方便的攜帶，可能成為地區和全球社會政策的主要工具。第三，初步的全球性的研究和實驗表明，資產社會政策改變了窮人的被動的接受者角色。使人們尤其是窮人擁有資產具有多種積極的社會和心理效應。持有資產增進了人們尤其是窮人的自信，培養了個人、家庭和社區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能力；持有資產可以通過跨代的累積與發展，獲得跨代的長遠幸福，使得每一個人徹底擺脫貧困。最后，以資產為基礎的社會政策需要將許多的政策努力最大限度地整合為一類制度性框架體系，這個框架體系應當能使政府、公司、非營利組織和家庭的各種創造性的以資產為基礎的努力相互組合和補充。對此，邁克爾?謝若登教授認為，“在這一意義上，以資產為基礎的政策是對以收入為基礎的政策的一個明確的替代與補充"，“作為一種全球現象，這在社會政策上近似于一場革命”。[11]

由此看來，從傳統的以收入和再分配為本的社會政策在基本特征、功能和政策工具等層面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

發展型社會政策對中國的啟示

目前，發展型社會政策處于快速發展中，它所提出的某些重大命題和社會實踐正在引起全球性的廣泛關注。發展型社會政策的最大意義在于，它使傳統的社會政策對民眾福祉的保護方式從被動型、事后補救型轉向積極干預型和促進型，內在地包含著一種中長期戰略眼光。這些政策創新對于我們如何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大的啟示意義。本文最后結合理論和實踐，對發展型社會政策在構建中國社會保障體系方面的借鑒意義作出簡要的分析和評議。

1.重新重視和界定政府在社會福利中的主導角色

發展型社會政策的一個突出特征是，政府在社會福利中并沒有退出，而是根據全球化時代的社會風險采取了針對性的對策，始終扮演著主導的角色。只有政府承擔起為社會成員提供社會福利的相應責任，才能最終建立起一種能夠使人們的生活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更有保障的利益共享機制。反觀中國，經過將近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很多重要的社會問題――如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數、持續的失業和貧困、城鄉醫療保障體系的重建以及嚴重的環境污染等――重新置于政府優先解決的議事日程上。[12]導致上述問題產生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在社會福利領域經歷了一個退出或縮小的過程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突出的表現是，伴隨著單位福利的萎縮和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個人和家庭被重新界定為社會保障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幾乎完全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或依賴家庭的支持來抵御經濟和社會變革的風險。

事實上，依賴經濟增長帶動社會問題的解決，不可能是一個自動實現過程，這里尤其需要政府有效發揮汲取資源、進行再分配、培育社會體系、實行監管的一系列重要職能。政府必須承擔起為社會大眾提供充足和高質量社會服務的的責任，但在提供這些服務的過程中可以在某些環節上有選擇地使用市場機制，即從政府包攬向“民辦公助"轉變的過程，但政府的資金保障責任則在任何時候都無法讓其他部門替代；其次，對慈善和社會捐贈行為采取積極的稅收激勵政策也是政府提供社會福利的一個重要方式。

2.改革與構建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要具備長期性、戰略性眼光

從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實踐來看，我們的制度設計是圍繞著國有企業改革和經濟建設而進行的，是為了補償體制轉軌中遭受損失的核心社會群體如國企工人的利益，是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這是一種屬于“事后補救"型的被動應急模式。相比之下，社會保障甚至整個社會政策的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功能卻被遮蔽了，像教育和醫療衛生這種關涉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投資的長期項目，在社會化、產業化的口號下日益偏離了其原來的社會公益軌道，成為當今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其次，注重經濟增長和事后補救型的思維方式嚴重制約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合理設計，容易陷入“政策衍生問題"的怪圈。比如，以低保線為標準的社會救助制度使絕對貧困的家庭的生活、醫療和教育等問題得到解決的同時，邊緣人群的問題又接踵而來，引起了新的社會不公平問題。這就造成社會政策所解決的問題經常不是“社會"的問題，而是政策自身的問題。

如何盡可能避免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社會治療模式，配套的政策是一種選擇，但擁有一種長期的眼光，培育促使社會政策良性發育的條件和機制是極為重要的。目前，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是；第一，認真研究和詳細論證有很強外部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物品的提供機制，確定政府、個人、市場以及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和職責，建立有效的問責機制；第二，政策的出臺和反饋要真正傾聽民眾的聲音，建立有效的表達和溝通機制；第三，探索各種使貧困戶和邊緣戶真正擁有可持續生計的方法、條件和機制，并及時進行各種案例的總結和交流。

注釋：

[1]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80

[2]周弘.福利國家向何處去.中國社會科學，2001(3)：121

[3]郭偉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福利政策的新趨勢//首屆社會政策國際論壇暨系列講座論文集.中國天津：南開大學，2005：344

[4]唐鈞，王嬰.城市“最低收入保障”政策過程中的社會排斥//中國社會工作研究(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32

[5]楊團.社會政策的變遷和研究走向.中國社會學網，2004-06-11：14

[6]楊團.社會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啟示.中國社會科學，2002(4)：134

[7]彭華民.社會排斥概念之解析//中國社會工作研究(第二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44

[8]周弘.歐盟經驗：促進發展并追求公正――中國能夠從歐盟借鑒什么.中國社會科學(構建中國發展型社會政策筆談)，2004(6)：15

[9]關信平.“社會政策議程”、歐盟擴大與歐盟社會政策.南開學報，2005(1)：213

[10]唐鈞.中國城鄉低保制度發展的現狀與前瞻//首屆社會政策國際論壇暨系列講座論文集.中國天津南開大學，2005：127

第6篇：社會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社會環境；青少年；心理發展

中圖分類號：G4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07)01－0114－02

收稿日期：2006-07-26

作者簡介：張瑜(1982-)，女，湖北保康人，研究生，從事教學心理與人格 發展理論研究；李宏翰(1970-)，男，河南葉縣人，教授，博士，從事認知過程、人格發展 、學習動機、學習策略研究。

一、我國當前的社會環境

我國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發展呈現出全新的面貌，我們的社會由單一、保守走向了 多元、開放，這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在政治方面，我國進入了一種從“總體性社會”向“多元社會”過渡的轉型期［1］ 。

在經濟方面，我國從供給型經濟轉向需求型經濟，從封閉和半封閉的經濟轉為開放型的經濟 ，從溫飽型經濟轉為小康型經濟［2］。

在文化方面，改革開放使我國的文化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迅速與國際接軌，文化的功能、形 式、內涵、傳播等由單一走向了多元。

二、青少年的心理發展

人的一生都處于發展變化之中，但在青少年時期(處于11、12歲到17、18歲的個體)［ 4］，這種發展變化是暴風驟雨式的，個體的生理特征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個體的第二 性征在這一時期出現顯著的變化)，由此伴隨著明顯的心理發展。

(一)青少年心理發展的表現

青少年時期的個體心理發展主要表現為隨著生理特征的劇變，個體的思維能力得到 了極大的發展，情緒情感也發生著顯著的變化。這決定著個體的社會化發展。［4］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個體的生理發展為社會化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處于青少年時期的個體，最大的特點是生理上蓬勃發展、急劇變化。這一時期，個 體的身體外形更具有自己的性別特征了，個體的體魄更加強健；內臟的機能健全了，大腦的 發展已基本成熟，心臟等器官的功能加強，個體的精力更加旺盛；性的發育成熟使青少年開 始意識到自己已向成熟過度，同時給個體帶來對性的好奇心和新穎感。［4］

2.認知能力的發展與社會化的發展

青少年時期個體的腦機能發展迅速，趨于成熟，大腦皮質的溝回組織已經完善，神 經元完善化和復雜化，傳遞信息的神經纖維髓鞘化已完成，保證信息傳遞暢通，不相互干擾 。［4］個體在大腦和神經系統上的一系列變化大大促進了個體心理的發展特別是邏 輯抽象思維能力的發展。個體思維的靈活性、深刻性、獨創性、批判性在青少年時期逐步發 展起來，表現為隨著年齡的增加，他們在看待事物時漸漸地由表象深入到本質，開始喜歡探 究事物的本質屬性，開展系統的理性活動，能變通思維方式，能用新異獨特的思維觀點解決 他們所遇到的問題，能夠比較自覺地對待自己的思維活動，能夠有意識地調節、支配、檢查 自 己的思維過程。思維能力的發展使個體開始用全新的眼光審視自己，開始注重自己的社會形 象，逐漸由自我為中心的個體轉變為社會化的個體，開始學習調整自己的言行舉止，逐步適 應社會的要求。

3.情感發展與社會化的發展

青少年時期的個體情緒情感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不穩定性，易出現極端情緒。他們時而唯我獨 尊，時而又沮喪萬分。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個體對這種不斷增加的需求時而感到滿 足與認可，時而又否定，使得他們的情緒出現搖擺不定的狀態。

(二)青少年心理發展的特點

青少年的心理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心理發展表現出以下的特征。

1.過渡性 青少年處于一個半幼稚、半成熟的時期，獨立性與依賴性錯綜 復雜的時期，充滿矛盾的時期。2.動蕩性 處于青少年時期的個體思維比 較敏捷，他們的情緒發展更為激烈，容易受外部環境的感染與影響，因此在行為、情緒上表 現得很不穩定。3.閉鎖性 青少年自我與社會的同一性仍處于發展之中 ，因此青少年只會向外界展示他認為的對他的社會化有利的內容，而將一些矛盾的、迷茫的 心理困惑等他們認為對自己不利的心理特征隱藏起來，因此他們具有較多的心理問題，這會 給他們帶來一些煩惱。4.社會性 青少年的這些特征歸根到底是因為個體 必須經歷由單個的人向社會的人的轉變過程，青少年發展中的危機能否得到有效的解決則是 個體的自我成長與社會環境共同決定的。良好的社會環境對青少年心理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 作用。

三、開放的社會環境對青少年心理發展的影響

(一)開放的社會環境對青少年心理發展的積極影響

1.經濟的蓬勃發展為青少年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國家大力發展經濟，讓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改善，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社會科 技文化 的發展，創造出大量先進的教學設備和教學儀器，這為青少年的學習創造了良好的物質條件 ，提供了優良的學習環境和豐富的學習資源。

2.開放的社會環境能夠促進青少年思維能力的發展

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社會各個方面的積極因素都被調動起來，多種思想都會在社 會中交匯、碰撞；信息技術迅速發展讓青少年可以便捷地了解社會的方方面面。這些豐富的 信息，對思維能力正處于發展中的青少年十分有利，可以開闊他們的視野，加深他們思維的 深度，拓展他們思維的廣度，讓他們在看待問題時不易盲從與偏激。

3.先進的社會文化能夠激發青少年求知欲望和發展意識

青少年時期個體的社會性需要得到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探求外在事物的能力也會得到極 大的發展。開放的社會環境滿足了他們的這一需求。大眾傳媒能及時地將社會發展的最新動 態傳播給青少年，向青少年展現多元的文化現狀，豐富的知識、精彩的技藝能滿足青少年的 求知欲，讓他們獲得發展的內在動力，提高學習的自主性。社會文化的多元發展也為這種自 主的學習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4.多元的社會文化能夠促進青少年社會化的進程

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社會文化信息有助于青少年全面地認識和了解社會，正確地評價社會 ，學習到在社會生活中應該具備的社會文化規范；有助于激發個體的社會意識，明確自己的 社 會責任；有助于個體正確的評價自我，幫助個體找準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不再盲目地樂觀 或絕望。

開放、多元的社會能為個體提供更為優越的成長環境，能有效地促進個體的社會化發展，對 個體一生的發展都將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開放的社會環境對青少年心理發展的不良影響

1.良莠不齊的社會信息與青少年過渡性的心理發展特點

物質生活的豐富使得青少年不再為衣食擔憂，奢華的物質生活對于青少年存在極 大的吸引力，容易使他們迷戀物質生活，使他們缺乏進取心。有些格調不高或不健康的 文化內容會讓青少年意志消沉，耽于享樂，不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觀念與健康的人格 。

2.多元的社會文化與青少年動蕩性的心理發展特點

處于青少年時期的個體心理發展呈現出動蕩性的特點，他們思維比較敏捷，對社會的看法容 易極端與片面，容易受外部環境的感染與影響。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各種價值觀、思想觀 念都會通過大眾傳媒來爭奪市場，如果缺少必要的引導，相互矛盾、沖突的社會思想觀念就 會給青少年帶來困惑或迷茫，容易造成認識上的混亂，這些對處于自我同一性形成時期的 青少年有不良的影響。

3.虛擬的社會文化與青少年閉鎖性的心理發展特點

計算機網絡的發展為青少年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不用面對壓力的文化空間。在這種相對安 全的文化空間里，社會被用高科技手段或多元的形式表現得唯美浪漫或黑暗恐怖。這種表 現 手法容易吸引逐漸將內心世界關閉起來的青少年，而沉迷于虛擬文化中的青少年會看不到真 實的社會，失去對現實社會的感受力，失去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意識，缺乏應有的社會責任 感，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社會化進程，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

四、開放的社會環境中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的措施

(一)教育工作者要加強對青少年心理發展特點的認識

開放的社會環境對人們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種環境下的青少年所面臨的問題是前人所不曾 遇 到的，舊有的一些經驗對青少年的成長不一定是有幫助的。青少年時期是個體一生發展 中的一個轉折點，這一發展的過程擁有獨特的規律，這需要教育工作者積極開展青少年心理 發展的研究工作，能夠了解青少年心理發展的規律，還需要教育者和家長積極與青少年一起 了解 社會環境，站在青少年的角度去看待問題、感受問題，為青少年 健康成長創造良好條件。

(二)教育工作者要加強社會文化的研究工作

教育工作者要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構建起抵御社會文化中負面影響的“防火墻”。這需要 教育 工作者積極地了解社會，對社會發展的本質規律，社會現象背后的真正原因認真地思考與探 索，即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對青少年中可能出現的失范現象和經常出現的偏離行為進行預防 性研究，做到未雨綢繆；社會、學校和家庭都要共同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形成一股合力， 尤其是學校教育，顯得格外重要。

(三)社會文化管理機構要加強對文化傳播的管理

加強文化傳播的管理，主要是實施文化管理的監督職能、引導職能、規范職能、懲 戒職能。同時要加強對社會文化的生產消費、傳播方式的研究，以及加強對社會文化傳播的 倫理、道德的研究。對傳播文化中出現的偏離行為、一般性誤導行為進行合法跟 蹤 和監管，對違規行為進行公開的處理。推進法制化進程，就是要對信息的生產、交換、傳遞 、 消費進行單獨立法，即使初始階段不很周全，但可以逐漸走向成熟。歷史經驗值得借鑒，貽 誤了青少年就貽誤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

參考文獻：

［1］沈立新，吳新葉.中國政治轉型的理論研究：綜述與評價［J］.湘潭大學學 報：哲社版，2004(4).

［2］李曙光．中國的經濟轉型：成乎?未成乎?［J］.經濟戰略，2003(3).

［3］何少林.當代中國文化的轉型及發展趨勢［J］.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00(4).

［4］林崇德.發展心理學［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62～374.

［5］續冰.網絡對青少年人格發展的影響［J］.山西師大學報，2005(4).

［6］吳彩云.信息網絡對學生的影響及對策［J］. 青海教育，2005(7).

第7篇：社會發展理論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認為工礦企業的物業管理要有自己的的發展模式。21世紀，是中國物業管理行業進入發展、完善和成熟的重要階段，在這個階段將會出現一個競爭激烈、管理完善、服務理念提升的時期。對石化行業的物業管理來說，質量理念和品牌理念的角逐、市場環境的變化、競爭格局的形成、高新技術的應用、消費觀念的更新，要求物業管理企業從服務觀念到服務方式，從經營理念到市場定位，都要作出相應的改革，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物業管理企業應當在國內物業管理規章制度不斷健全、物業管理市場容量不斷擴展的機遇下，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理念，不斷創新服務平臺，才能獲得市場。

關鍵詞：改革嘗試良性發展精干高效以人為本根深蒂固資源配置環境意識規模效益

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管轄的油田、煉油化工企業屬于典型的獨立工礦企業，由于社會經濟、地理環境和生產的特點所決定，承擔著沉重的社會負擔。煉油化工企業多建在遠離城市的郊區，生活區往往自成體系，石油企業由于油區分布廣，居民區分散建設，沒有城市依托，企業不得不建設自我封閉、包羅萬象的社會服務系統。到2000年底，石化集團社會服務系統擁有固定資產原值200多億元，從業人員20余萬人。物業系統是社會服務部分的主要內容，擁有居住面積4300多萬平方米，住宅總數超過66萬套，各類物業公用基礎設施和文體娛樂活動設施等超過4萬個，資產原值超過20億元。從事物業管理工作的人員達到近8萬人。

1998年經國務院決策，石油和石化兩大行業進行了重組，實現了上、中、下游業務一體化經營。為了適應國際化競爭需要，尋求更大發展，1999年開始，石化集團對內部業務和資產進行了重組。將核心業務中的優良資產從集團公司剝離出來，改制成中國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10月在紐約、倫敦、香港三地成功上市。占從業人員60%的非核心業務和大量的不良資產作為存續企業留在了母體，主要包括專業化施工、生產后勤輔助、多種經營和社會服務四部分。在過渡期，對存續企業實行關聯交易、限額虧損、定額補貼的經營管理政策。社會服務部分的改革目標是將來與企業分離，在條件成熟時最終移交政府、回歸社會。國家關于企業辦社會的指導方針和企業體制的重大變化對物業管理系統提出了新的要求。像石油石化這樣缺乏城市依托的獨立工礦區，物業管理行業今后的發展方向是什么？應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和對策？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粗淺的探討。

一、石化集團物業管理的探索和實踐

伴隨著石化集團重組改革的進程，作為社會服務部分重要內容的物業管理系統也進行了改革嘗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一是形成了專業化的物業管理隊伍。按照石化集團重組改制的總體要求，企業辦社會部分的人員、資產從原來的主營生產單位分離出來，組建了專門的社區管理和服務機構。例如，在油田企業管理層設有公共事業管理部門，分片設立若干社區管理中心（二級單位），下設物業管理公司或物業管理站，負責居民小區的日常管理工作。二是物業管理的覆蓋面大大拓寬。目前小區物業管理和服務涉及的內容包括房屋的維修、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管理，小區環境的綜合治理，治安、環衛、綠化、交通、消防管理，向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務，組織開展健康有益的康樂活動，豐富社區文化生活等。三是按照關聯交易的原則物業公司形成了新的經營運行機制。物業管理公司做到了經費來源規范、成本明晰、費用開支透明。物業管理費支付結算實行業主（即主營單位）與服務方（即物業管理公司、站）共同簽認制度。物業管理單位實行了獨立核算，實行以滿意率指標為主的綜合考核。四是形成了合理的服務定價機制。定價是業主和委托服務方關注的焦點。為了體現公正、公平、公開的精神，服務價格確定的原則是；有國家定價的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執行，無國家定價的按市場價格執行，既無國家定價又無市場定價的按照實際成本+合理利潤定價，以上情況都不適用的通過雙方協商定價。

物業管理改革的實踐證明，對獨立工礦企業的居民小區實行物業管理，得到了主營單位和廣大居民的支持擁護，總體效果是好的。一是礦區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觀。居民的生活質量、環境質量有了明顯的提高，廣大職工更加安居樂業。二是礦區的城市化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實行物業管理，解決了過去長期存在的各自為政、重復建設的狀態，為居住小區統一規劃、集中建設、優化資源配置創造了條件。物業管理工作進一步拓展了社區的綜合服務功能，加快了礦區城市化的進程。三是有力地促進了企業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創建國家級、省級和城市文明居住小區活動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效載體，物業管理工作是創建文明居住小區的重要內容。在創建文明居住小區的過程中，通過居民的參與，有利于塑造他們的文明意識、環境意識和健康向上的行為規范。四是解放了主營單位的生產力，促進了生產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實行物業管理，實現了企業生產經營與社會服務系統的分離，主營單位徹底擺脫了生活后勤方面的后顧之憂，便于集中精力抓好生產經營。同時，物業管理系統與主營單位在資產、資金、人員上做到了三個分清，明晰了成本，有效地解決了過去存在的生活后勤擠占生產成本問題。

石化集團雖然已經開始了物業管理的實踐和探索，但總體上尚處于起步階段，還沒有完全擺脫行政型、福利型的運行模式。物業管理經費的來源主要是行政性補貼，個人支付的費用很少。物業公司的造血功能不足，尚未建立起企業化經營、社會化服務、自立生存的良性發展的機制。由于職工的收入水平不高，居民的支付能力不足，加之根深蒂固的福利觀念的影響，在礦區還沒有形成足以支撐物業管理公司自立生存的服務市場。從物業管理隊伍本身看，也存在著總體素質不強、管理手段落后等問題。

二、獨立工礦區物業管理的定位和基本思路

物業管理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這一行業在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等城市迅速崛起和迅猛發展的事實證明，物業管理在我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獨立工礦企業推行物業管理，是符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呼映職工群眾對改善居住環境質量要求、促進礦區經濟和文化繁榮的重大舉措。推行物業管理的目的，是向業主提供有效且經濟的服務，最大限度的提升和發揮物業的使用價值和最大效用，為居民提供優美、舒適、寧靜、快樂、健康的生活環境。物業管理聯系著千家萬戶，物業管理活動既是物業公司通過提供優質服務獲得合理報償的企業經營行為，同時又是社區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從貫徹“三個代表”要求的政治高度認識和看待物業管理工作，把物業管理與建設文明礦區，塑造有理想、有道德、守紀律的公民，創造溫馨、和諧、安居樂業的良好氛圍結合起來，促進物業管理工作向規范化、市場化、專業化、社會化的健康軌道發展。

根據獨立工礦企業的特點、社會發展趨勢和物業管理本身的發展規律，獨立工礦企業物業管理發展的基本思路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導向，以產業化發展為目標，以提升物業價值和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為根本出發點，從獨立工礦企業的實際出發，循序漸進、分步運作，努力促進物業管理方式從行政管理型向經營管理型轉變，服務性質由職工福利型向市場經營型轉變，經費來源以單位支付為主向居戶支付為主轉變，服務方式由內部封閉型向社會開放型轉變，實現物業管理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的協調發展。

獨立工礦企業的物業管理應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專業化管理。將企業內部的生活服務系統與生產經營系統相分離，成立專門的物業管理機構和管理隊伍，按事業性管理，按合同制和甲乙方方式運作，通過物業管理的專業化提高服務質量。第二步，實行模擬企業法人運作。物業管理公司經濟上獨立核算，經費來源以產權單位支付為主、個人繳納為輔，實行經費補貼、模擬法人經營和市場化運作。第三步，實行產業化發展、企業化經營、市場化運作。在住房制度改革到位、房屋產權歸個人所有的基礎上，物業管理費用暗補改明補，進入個人工資總額，由個人支付物業管理費用。在居民收入、支付能力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物業服務市場比較發育，服務價格到位，物業公司以優質的服務獲得合理的報酬，實現自立生存，自我發展。

三、獨立工礦企業物業管理發展模式探討

石化集團大多數石油化工企業的物業管理已經邁入了第二步，預計還需要經過較長的服務市場發展發育過程，才能跨入第三步。在向產業化發展的進程中，筆者認為，獨立工礦企業的物業管理應采取以下的發展模式和策略：

1．走“建管一體化”之路，形成以建養業、以業促建的良性發展機制。對房地產項目從開發建設、銷售到售后管理，實行一體化運作是許多開發商采取的成功做法。通過良好管理和優質服務創造開發商信譽和品牌、以提升物業價值、進而促進商品房的銷售、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反過來再為物業管理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這是以建養業、以業促建的良性發展機制。隨著我國住房制度改革的到位，在獨立工礦企業取消實物性分房、實行貨幣化分配之后，住宅建設必須按房地產開發的方式運作，這必然面臨房屋銷售的問題。借鑒城市開發商的做法，將商品房開發和物業管理相結合，實行建管一體化模式是獨立工礦企業物業管理發展之初的必經之路。

2．走“一業為主、多元化經營”之路，廣開財源。服務市場不發育、物業管理收入來源不足是獨立工礦企業物業公司生存發展的最大障礙。拓寬收入渠道，彌補經費不足，必須實行“一業為主、多元經營”的經營策略。獨立工礦企業物業公司開展多元經營有許多有利條件，特別是發展居住小區的社區服務業大有可為。獨立工礦區因遠離城市，許多社區服務項目無法依托城市供給，因此物業公司可以發揮自身優勢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家政服務、養老服務、餐飲服務、商業服務、教育培訓服務、醫療衛生服務、文化體育服務、家庭裝飾服務、房屋出租等內容，既可以方便居民的生活，又能增加收入來源。

3．走精干高效之路，實現管理手段現代化、服務方式社會化。在實行物業管理的初級階段，物業管理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技術含量不高、以自我服務為主。隨著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物業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尤其是信息化已經開始滲透到各個領域，物業管理行業也不例外。在服務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形勢下，物業管理如果不擺脫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管理模式，不用信息技術提升管理手段，仍然采取封閉式的自我服務方式，物業管理公司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就難以生存。因此，用信息技術提升傳統管理手段，走社會化服務、精干高效管理之路，是獨立工礦企業物業管理生存發展的唯一出路。

4．走規模化發展之路，是優化資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的必然選擇。像石油企業這樣的獨立工礦區，居住區分散、規模相對偏小，物業管理機構往往按居住區設置，造成物業管理資源分散，成本偏高，形不成規模效益。隨著服務市場的發展、物業管理公司之間的競爭，通過兼并、重組，走向集約化、規模化是物業管理發展的趨勢和生存之道。深圳、上海等地的經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獨立工礦企業必須適應規模化發展的要求，對物業管理機構有計劃的進行合并重組，以發揮規模效益。

5．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努力造就高素質的物業管理人才隊伍。獨立工礦企業物業管理的人員大部分是過去從生產一線分離出來的老弱病殘和閑散人員，知識結構和整體素質已不能滿足新形勢要求。工礦企業物業管理必須按照產業化的發展方向和專業化、社會化、信息化的發展趨勢，重視人才培養，努力造就一支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素質優良的物業管理人才隊伍。

新世紀里，市場意識和市場競爭，對于物業管理行業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物業管理企業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走進市場參與競爭。因此，物業管理企業應當在國內物業管理規章制度不斷健全、物業管理市場容量不斷擴展的機遇下，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理念，不斷創新服務平臺，才能獲得市場。總而言之，物業管理企業，要想求生存，求發展，就必須為參與市場競爭做好充分的準備，才能在競爭中，贏得市場、占領市場。

參考文獻：

1、楊文士,張雁.管理學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120

2、王芳華,現代企業管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86-102

3、郭西強，名牌發展戰略理論與實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27-36

第8篇：社會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

[DOI]10.13939/ki.zgsc.2015.11.105

1 可持續發展理論概述

“可持續發展”是在1980年由國際自然保護同盟在《世界自然保護大綱》首次提出的，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首次系統闡述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即既滿足當代人的發展要求，又不影響后代人發展的需求。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可持續發展理論一方面要求人類要發展;另一方面也要求人類當前的發展要有限度，以保證后代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發展是一個系統的過程，主要經歷了可持續發展思想、可持續發展觀階段、可持續發展系統觀三個階段。可持續發展理論所關注的問題眾多，基于不同角度的可持續發展理論也有所不同。其中，側重于生態學的可持續發展主要關注環境資源的合理利用以及生態平衡方面;側重于經濟學的可持續發展主要關注經濟結構的優化;側重于社會學的可持續發展則主要關注社會中的貧富差距、收入不均等問題。

2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的界定

2.1 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的概念

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主要針對項目實施對國家或地區社會發展產生的貢獻與影響，從這個概念出發，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項目實施對于實現社會發展目標的幫助，即項目的社會效益;二是項目對社會發展目標的自然影響及社會影響;三是項目與社會的互相影響，包含有利影響與不利影響。交通部對于公路建設項目的評價主要包括過程評價、效益評價、影響評價以及目標持續性評價四個部分。

2.2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的概念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主要針對高速公路竣工后運行一段時間，且直接效益與間接效益發揮出來之后，在評價的過程中需要從國家、地方及項目社區三個方面進行評價，社會影響后的評價指標包括社會環境、社會經濟、自然環境等多個部分，并在評價結果的基礎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主要以社會學理論作為理論基礎，其數據來源則為高速公路的相關社會因素調查。

2.3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的內容

根據上文的論述，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主要從國家、地方、項目社區三個方面入手。其中，國家層次的評價內容有項目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對國家法律法規的影響、對國家財政管理的影響、對國家社會形象的影響等;地方層次的評價內容則為項目對土地使用架構的影響、對社會就業情況的影響、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對地方自然環境的影響等;項目社區層次的評價則包括對社區居民的影響、對風俗習慣的影響、對居民社會生活保障的影響等。

2.4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影響區域的界定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不僅要關注評價內容，還應對影響區域進行界定。一是直接影響區，主要是高速公路所直接經過的行政區域;二是間接影響區，主要包括與直接影響區域相連的行政區域;三是高速公路沿線范圍，屬于直接影響區的范疇，也是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所重點關注的區域。

3 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體系分析

3.1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體系的構建依據

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體系的構建依據應從評價對象、評價層面、評價范式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并以可持續發展理論作為系統理論基礎，針對高速公路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自然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作為評價對象，評價體系則主要基于國家、地區、項目社區三個層面，評價范式為社會學范式的社會應后評價。

3.2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體系的構建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體系的構建首先引關注評價目的、評價立場、評價范圍等概念，提出評價體系的構建計劃，并在此基礎上形成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體系的概念模型。概念模型需要表現出項目的社會環境影響、社會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其他因素影響在國家、地區、項目社區層面上的具體影響內容。在完成概念模型的構建之后，即可進行高速公路的社會影響后評價，通過系統分析、資料收集、評級指標確立、評價方法選擇、評價值計算、結論分析的步驟完成整個社會影響后評價。

3.3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方法概述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同等重要，且評價方法眾多，如德爾菲法、對比法、成功度法、因子分析法、矩陣分析法等，本文綜合分析各種評價方法的優缺點，擬選用因子分析法與成功度法作為評價方法。其中，因子分析法是運用將為思想研究復雜變量關系的一種分析方法，而成功度法則是通過分析項目各個環節的執行情況來評價總體成功度。

4 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分析

4.1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的選取

評價指標的選取是構建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體系的重要工作，指標選取必須遵循代表性原則、相對獨立性原則、針對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可操作性原則等。在指標選取的過程中采用頻數統計法對評價指標進行預選，指標來源包括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交通運輸部門所使用的評價指標以及相關學者對我國社會可持續發展評價的相應指標。在得到評價指標的頻數后，即可得到初步的指標集，最后再通過專家咨詢發得出最終的評價指標。

4.2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必須遵循可計量性、綜合性、系統性、實踐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則，通過歸納法將單體的評價指標納入一個綜合指標，再通過演繹法將綜合指標進行具體化，具體的指標體系包括綜合指標、分領域指標、合成指標以及單項指標。社會環境的領域指標主要劃分為人口、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社會結構等，社會經濟領域指標則由就業、收入分配、經濟生活水平三方面構成，自然環境領域指標主要包括自然資源利用、環境效益、環境治療三個合成指標。

4.3 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的實例分析

本文選取的案例為京滬高速公路二期工程，路線全長55.406公里，總投資41.21億元。根據上文對構建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的論述，本次案例分析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和成功度法，首先應用因子分析法提取關鍵指標因子，然后借助SPSS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得出社會環境影響、社會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及其他影響的主因子，最后再通過成功度法對主因子進行評價，最終得出項目成功度綜合得分83.26，達到Ⅱ級成功度水平，對社會及自然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貢獻良好。

5 結 論

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高速公路社會影響后評價主要針對高速公路竣工運行一段時期內對國家或地區社會發展產生的貢獻與影響，其評價層次主要包括國家層次、地區層次及項目社區層次三個部分。通過社會影響后評價，能夠對高速公路項目對社會、環境的影響提供詳細的評價指標，不斷提升高速公路項目的社會效益及環境效益。

參考文獻：

[1]夏立明，孫麗.可持續發展高速公路社會影響評價指標及度量[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8，30（12）：170-172，191.

[2]馬保成，崔娥.高速公路建設項目過程后評價的研究[J].華東公路，2009（3）.

第9篇：社會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 養老體系 專業化 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F842 文獻標識碼：A

1我國養老體系存在的問題

1.1養老服務隊伍專業化程度不高

盡管2000年以來國家相繼出臺了《養老護理員國家職業標準》和《家政服務員國家職業標準》，可是實行中卻有許多的不足，像許多工作人員并沒有了解相關政策，對養老方面的知識了解不夠等問題。目前，我國的養老服務機構的志愿者嚴重不足，對社區養老，家庭養老的關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除了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外，還需要大量適合老年人心理、醫學、護理等專業知識的專業人才加入到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中。

1.2養老服務供需不平衡

從當今社會看來，社區養老服務和養老機構床位供需矛盾突出。全國每一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不足20張，而國外某些國家基本是30―50張。目前，大多數公辦養老院“一床難求”。某些地區很好的養老院，竟然要排隊幾百年才有床位，有的更是天價。但有些養老院條件較差、地理位置偏僻卻具有很高的空置率，我國養老機構空置率平均達到48%，這就產生了空置率和“一床難求”的相互矛盾。對于供需偏緊，結構問題突出的養老服務市場如何獲得供給的增加才是現在的問題所在，同時基本設施不全面，實用情況低，資金投入不足，交通不便捷等也嚴重影響了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步伐，與人們所期望的狀態有非常大的距離。

1.3制度建設不完善

由于國家在養老體系方面的法律法規比較少，而且各種養老模式的定義沒能統一，導致養老服務體系不平衡，老年人的合法權益也得不到保障，由于國家扶持政策也不夠完善，盡管國家非常重視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讓社會力量參與其中，但由于許多地方認知不到位，許多政策只存在于表面，沒有真正地去落實貫徹，并沒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1.4養老體系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

我國的養老服務機構有著國家提供和社會提供等不同類型的區別，所以在發展中難免有著不公平的現象，比如政府部門，壟斷企業形成特權階層，超量占用有限的養老資源，這些不公的現象，就引起了社會群眾大量的不滿。

2我國養老體系建立與發展的建議

2.1培養專業化養老服務隊伍

培養專業化的服務團隊對增加老年人的生活品質有非常好的效果，國家根據不同隊伍的要求，制定與之相適應的職業規則，努力避免無證工作情況的出現，提高服務團隊的專業修養和專業素養，對于缺乏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員工，要強化專業技能培訓，提高自身的職業道德素質和服務水平，這對居家養老是否成功非常關鍵。其次，國家需要大力發展養老服務志愿者團隊，激勵更多的年輕人來參與，為養老體系的建立與發展出一份力。

2.2完善基礎設施建設，豐富老年人的生活

努力改善居家老人的養老環境，建立健全基礎設施建設，增加日間照料床位和機構養老床位340多萬張，保證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數要達到30張。在經濟方面，可以建立城鄉居民的社會養老體系和老年人醫療保證體系，可以支持他們接受社區養老服務。除了滿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以外，也要提供一定的娛樂活動，像開展各類體育競賽，增加各類健身器材，增加老年人間的交流活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樂趣。

2.3加強制度建設，保障老年人的權益

制定與之相匹配的相關標準，完善養老體系建設工作機制，大力發現和查補體質上的相關漏洞，并且要讓養老服務市場環境得到改善，不再混亂。需要適時監督和調控，這樣可以讓養老服務體系發展更加規范。也可以采用一些其他措施來促進社會對這方面的關注，讓一些組織自發的來建立養老服務機構，來讓養老體系真正融入到大家中來，讓人們意識到這是大家的工作。以前的監管系統只是虛有其表，沒有真正的落實到實際工作中，所以需要對監管系統進行整改，規范監管人員的職責，讓養老服務行業步入正軌，在安全，和諧的環境下發展，這樣才能更有效與其他方面相互呼應，共同發展。

2.4在公平機制下競爭

隨著社會的發展，多種多樣的社會養老服務機構不斷增多，所以不免出現許多問題，上文已經提到了存在許多不公平的競爭，所以我希望國家能夠制定一套關于公平競爭的機制來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主要措施是消除特權，制約政府尋租，強力打破特權階級層的頑強抵抗，改革等級式的社會保障體制，建立公平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實現資源的公平分配，讓所有的養老服務行業在一條公平競爭的機制下運行，所有相關機構都必須遵守，并規定一系列的獎懲制度，避免因為不公平而產生其他問題。

3總結

自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增長速度加快，需要照料的老人數量劇增，所以加強社會養老體系建設的任務非常緊迫。最近幾年，國家也非常重視，黨和政府也公布了一系列的政策來促使養老體系的建設和發展，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我國社會養老體系建設仍然沒能夠健康、和諧的發展，本文就我國養老體系現狀的分析，得出我國養老服務團隊專業化程度不高、養老服務供需不平衡和制度建設不完善、競爭不公平等問題，在培訓專業化養老服務隊伍、完善基礎設施、加強制度建設和公平競爭有待加強和提高。

作者簡介：劉波（1993-）男 湖北英山人，漢族，本科。武漢東湖學院金融專業2012級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學。

參考文獻

[1] 程曉舫，夏雙研，徐清.中國社會養老體系建設的研究新思路[J].人口與發展，2014（04）：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