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問題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法律問題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法律問題論文范文

對于具有跨國性質的股息、利息、證券交易所得，居住國和來源國都希望獨占征稅權或把自己的征稅權擺在優先的地位。由于產生股息、利息、證券投資所得的資產富有流動性，居住國根據居民稅收管轄權（residencejurisdiction）認為來源國不應征稅，來源國則認為股息、利息、證券交易所得的來源地在該國境內，根據來源地稅收管轄權（sourcejurisdiction），征稅權應由來源國單獨行使。雙方都為自己的要求尋找了一些事實基礎，然而稅收管轄權是與一國相關的，迄今除了有關外交豁免的規則外，國際公法上沒有限制一國征稅權的法則，作為各國締結雙邊協定藍本的聯合國范本與經合組織范本，也均在第10條、11條中規定居住國和來源國可以對利息、股息同時行使征稅權。基于此，在對股息、利息、證券交易所得的稅收管轄權問題上，居住國或來源國試圖獨占征稅權或把自己的征稅權擺在優先的地位是沒有法理依據的，兩種稅收管轄權都是基于國家的而產生的權利，應處于平等的地位。也正因為各國政府都有自己的課稅，所以對股息、利息、證券交易所得，居住國和來源國都堅持分別按居民稅收管轄權和來源地稅收管轄權予以征稅。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產生國際間的雙重征稅問題。譬如，我國稅法規定居民要對其世界范圍內的收入納稅，而美國稅法則規定所有來源于美國的收入都必須在美國繳稅。如果中國控股公司在美國子公司要向中國國內的母公司支付股利時，就會發生雙重征稅。股利作為美國子公司稅后利潤分配，在美國要繳納所得稅，同時股利又是中國母公司的收入，在中國也要繳納所得稅。雙重征稅違背了稅收公平的原則，使跨國投資者擔負了沉重的納稅義務，它降低了投資者的利潤，因而會挫傷投資者境外開拓業務的積極性。實際上，許多國家已經認識到了對股息、利息、證券投資所得雙重征稅的不公平性和危害性，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來消除或減輕證券跨國發行與交易中的雙重征稅。

1、單邊稅收減免措施

為了避免雙重征稅影響，一個國家可以選擇單向稅收減免的方法。由于股息、利息、證券投資所得及產生這些所得的資產或營業活動首先處于來源國的管轄之下，因此盡管居住國和來源國的征稅權在法律上處于平等地位，但在事實上來源國的征稅權具有時間上的優先性，并且可能形成事實上的獨占。所以，為消除這種事實上的優先性或獨占，來源國可單邊作出讓步，稅務當局可以規定對非居民的證券投資所得不予征稅或按較低稅率征稅。例如，世界各國中對非居民股息不征稅的有英國、尼日利亞、愛爾蘭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利息不征稅的有奧地利、荷蘭、瑞士、丹麥、挪威、津巴布韋等。同時，跨國證券投資者首先應在來源國履行了納稅義務后才可將所得轉移出境外，進入居住國的管轄范圍。這時居住國便不得不考慮跨國納稅人在來源國已繳納的稅款，如果不予考慮的話，則納稅人的稅負將會大大地加重，超過一般稅負水平，甚至可能稅額超過凈所得額。因此，居住國也必須作出適當的讓步，這種讓步表現為：（1）對居民納稅人的境外證券投資所得給予免稅。但這些國家僅限于歐洲的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其它地中海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各國。（2）對居民納稅人由于境外證券投資所得向來源國交納稅額在計算本國稅額時給予抵免。如美國1918年的《國內收入稅法典》和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均有此規定。（3）對居民納稅人由于境外證券投資所得而向其它國家交納的稅額在計算應稅所得時予以扣除。作為避免國際雙重征稅的一種輔助措施，在許多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當抵免制方法不能適用時，可使用扣除制。

2、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

對于股息、利息和證券交易所得，目前國際上一般采取來源國和居住國共享征稅權的方法，但如果兩國都按本國規定的稅率對股息、利息等征稅，則會導致一筆所得負擔雙重的稅收。而如果允許進行稅收抵免，來源國征稅后居住國往往就無稅可征。所以，為了防止同一筆股息、利息、證券交易所得負擔雙重稅收，同時又能使來源國和居住國共享征稅權，兩國之間可就此簽訂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在存在雙邊稅收協定的情況下，讓步是相互的，居住國可通過協定來限制來源國，使來源國也承擔相應義務，并使得來源國征稅權不至于獨占或處于優先地位，以保證居住國在實施外國稅收抵免后仍能征得一部分稅款。這種相互限制在稅收協定范本中表述為：支付股息公司所在締約國，可以按照該國法律對這些股息征稅，利息、證券交易所得可以在其發生的締約國，按照該國法律征稅，但是如果這些股息、利息、證券交易所得的受益所有人是締約國另一方居民，則所征額不應超過一定限額，也就是說，來源國承擔了限額征稅的義務。這一限額在經合組織范本中，對利息規定為不超過利息收入總額的10%，股息一般情況下不超過股息收入總額的15%，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擁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25%資本的公司（合伙企業除外），不應超過股息收入的5%.聯合國范本未規定具體的限額，具體限額留待締約國雙方決定。對于居住國來說，其義務是實施限額稅收抵免，即“當締約國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項目所得，按照第10、11條的規定，可以在締約國另一方征稅時，締約國一方應允許在對該居民的所得征稅時扣除一定的限額，其金額相當于在締約國另一方所繳納的稅款，但該扣除不應超過在扣除前對來自另一國的這些所得計算的稅額。”到目前為止，我國已先后同日本等56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在我國同日本、英國、美國、比利時、法國、德國訂立的雙邊稅收協定中，都規定居住國和來源國對股利、利息等可以同時行使征稅權，這反映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同時對來源國的征稅一般都設下了10%的限額，這折射了中國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的政策。因為在雙邊稅收協定中，我國在很大程度上是處于來源國的地位，將征稅限額定在10%這個相當低的水準上，有利于調動外國投資者對我國證券市場和其它市場的投資積極性。

3、簽訂諒解備忘錄

在避免雙重征稅的條約方面，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各國稅務當局之間經常簽訂諒解備忘錄，這種諒解備忘錄雖然不構成《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基礎上形成的條約的一部分，但對稅收條約進行釋義和解決雙重征稅中出現的新問題（如跨國證券投資的雙重征稅）卻大有幫助。

二、證券跨國發行與交易所涉及的主要稅收

1、證券收益所得稅

證券收益所得稅是各國證券稅制的核心之一。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將股息、利息、紅利等證券收益所得列入所得稅的征稅范疇中，并對非居民實行預提稅制。根據對世界上78個國家和地區的稅收資料統計，有72國對非居民的股息、利息、紅利等實行預提稅制。

在對股息、紅利等收入課稅時，考慮到來源國已對分配給股東的股息、紅利已征預提稅，如果居住國對股東再征一次稅，那就形成了重復征稅。因此，為了消除或減輕國際雙重征稅，來源國和居住國都進行了各種努力。居住國采取的措施有：（1）對來自國外的股息、紅利減免所得稅。如法國、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新西蘭、盧森堡、丹麥等。（2）準許國內母公司和國外子公司合并報稅。如英國、德國、愛爾蘭、墨西哥、西班牙等。（3）對外國所征收的公司所得稅實行間接抵免，如德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國內稅法均有此規定。但目前我國僅對本國居民來源于外國的股息等的扣繳的外國所得稅實行直接抵免，缺乏母子公司之間間接抵免的明確規定，對于雙重征稅的抵免不徹底，使中國法人從外國子公司受領的股利仍存在經濟性國際重復征稅，造成不同海外經營方式的不平衡。因此，我國應盡快對稅法的有關規定進行修訂，在繼續保留直接抵免法的同時，引進間接抵免法，以消除母子公司之間的國際重復征稅。來源國所采取的措施有：（1）雙稅率制。即將公司利潤分成兩部分，對用于分配股息的利潤和不用于分配股息的利潤實行不同的公司稅率，前者稅率低，后者稅率高。如德國早在1953年1月1日就開始實施雙稅率制。（2）折算制。法國是實行折算制的典型國家，在法國和美國的雙邊稅收協定中，法國同意對美國的證券投資者給予法國居民所享受的折算制待遇。在法國和英國、法國和德國、英國和美國的雙邊稅收條約補充協定書中，也都有類似法美稅約中將折算制適用于非居民證券投資者的規定。

我國國家稅務總局在1995年的《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暫行規定》（下稱《規定》）對預扣稅作了定義，其中《規定》第4條第6款規定預扣稅也適用于利息、股息。但任何證券收益的預扣稅，對于投資者來講，意味著利潤的減少，一般會使證券市場的流動性降低，因此國家稅務總局早在1993年7月21日的《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和外籍個人取得股票（股權）轉讓收益和股息所得稅收問題的通知》中就明確規定，對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國企業和外籍個人，從發行該B股或海外股的中國境內企業所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預扣稅），這就使得外國證券投資者從我國取得的證券投資收益可免遭雙重征稅。眾所周知，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既包括外國（地區）投資者進入我國證券市場，還包括我國證券投資者進入外國（地區）證券市場。因此，這里還有一個我國投資者進入外國（地區）證券市場（主要是我國企業境外間接上市）的雙重征稅問題。我國企業境外間接上市，是通過“買殼”或“造殼”方式來進行的。對于“造殼”方式，公司注冊地點在國外，涉及到“殼公司”向國內投資者支付股利和收入問題；對于“買殼”方式，國內企業是其控股股東，也會遇到“殼公司”向國內企業支付股利問題。“殼公司”向國內企業支付股利時，應當按當地國（地區）法律支付預扣稅，另外，國內企業還要為這種股利收入繳納所得稅，雙重納稅也就在所難免了。國內企業為避免雙重征稅可供選擇的方法有兩種：（1）通過稅收協定來免除雙重納稅的負擔。如果中國同“殼公司”所在國之間有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并且協定中涉及到了股息和利息，那么國內企業可依靠該協定來免除或減輕雙重征稅。（2）如果不存在這一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則可考慮選擇一個稅收特別優惠的國家或地區注冊或買一個“殼公司”（殼公司向國內證券所有人支付股利或利息不被征收預扣稅），然后通過定向配股，把國內企業的資金和業務注入到“殼公司”，實現在境外上市。如果要進行融資，則由“殼公司”在上市地發行證券，發行收入可通過再貸款或投資形式轉移到國內企業。至于對“殼公司”所在地的選擇，作為免稅天堂的荷蘭的安第+斯群島的大鱷魚島、英國的處女島、百慕大和塞普路斯等自是首選之地，我國現行的稅法也能滿足上述的要求。例如，1993年中國光大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標購廣西玉柴后，在百慕大注冊一家控股公司-中國玉柴股份有限公司，然后由中國玉柴對廣西玉柴進行控股；并最后于1994年以中國玉柴股份有限公的名義在美國紐約證交所成功掛牌上市。又如，“金杯”汽車首先和另外兩家公司在百慕大群島注冊成立“華辰控股有限公司”，由我國“金杯”汽車控股20%，“華辰控股”在美國上市后，所籌集到的資金拿回來用于“金杯”汽車。上述兩起“造殼”上市均有效地避免了雙重征稅。

2、證券交易所得稅

證券交易所得稅是以證券資產因買賣而發生的增值所得為課稅對象的一種稅收，屬于資本收益稅和資本所得稅范疇，通常稱為證券所得稅。目前，各國對證券交易所得的稅務處理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1）對公司和個人證券交易所得均免予征稅，如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比利時、南非、新西蘭、冰島、希臘、菲律賓等國，因此，在這些國家進行證券跨國發行與交易不會遇到證券交易所得方面的雙重征稅問題。（2）將證券交易所得區別情況對待，屬于公司行為的，將交易所得并入利潤征收公司所得稅，屬于個人行為的，則免稅。如瑞士、巴西、墨西哥等國。（3）對公司和個人的證券交易所得都征稅，但對個人征收較低的稅，如英國、意大利、1988年以前的美國等。（4）對公司和個人所得均視為一般所得全額征稅。如加拿大、德國、1988年以后的美國等。此外，各國在對證券交易所得的處理上還具有如下特點：（1）設立起征點。如法國對個人因出售股票的資本利得設定的起征點為281000法郎，英國稅法則規定，凡股票的資本利得，對個人年收入超過19300英鎊本應征收個人所得稅的第一個5000英鎊應稅所得實行免稅。設立起征點的規定使中小投資者的跨國證券交易所得基本上不再有雙重納稅之虞。（2）對證券擁有期長的，實行低稅甚至免稅，對短期投資者則實行較高的稅率。如德國對投機性的證券利得（持有期不滿6個月）按全額稅率課稅，對持有股份達25%且持有5年以上者，出售股份的利得可享有50%的扣除率。這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長期性的證券交易比短期性的證券炒作所擁有的避免雙重納稅的機會更多。

在避免證券跨國交易所得的雙重征稅問題上，目前國際上比較通行的做法是在相互間簽訂的雙邊稅收協定中規定，對于轉移財產（如股票、可轉換債券）的利得，僅在投資者居住國納稅，除非投資者在來源國有常設機構，而且這部分財產又是常設機構資產的一部分（如金融交易商的一家國外分支機構）。此外，有些國家則通過單邊稅收減免來解決證券跨國交易所得的雙重征稅問題。例如，我國國家稅務總局在1993年7月21日的《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和外籍個人取得股票（股權）轉讓收益和股息所得稅收問題的通知》和1994年7月26日的《關于外籍個人持有中國境內上市公司股票所取得的股息有關稅收問題的函》里規定，對外國企業轉讓不是其設在中國境內的機構、場所所持有的中國境內企業發行的B股和海外股所取得的凈收益，和外籍個人轉讓所持有的中國境內企業發行的B股和海外股所取得的凈收益暫免征所得稅，從而較好地采用單邊減免措施解決了境外投資者在我國證券交易所得的雙重征稅問題。又如，英國和美國的雙邊稅收協定也規定，允許各自國家可以自行根據國內法律對資本利得征稅，而將單邊稅收減免規定運用于各自管轄區，以減輕或免除雙重征稅。

3、證券交易稅和印花稅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證券交易環節都征收一定數量的稅收，而其征稅方式則多有不同，總體而言可分為三類：（1）只征收證券交易稅的國家和地區。如瑞典、比利時、南非、韓國。（2）只征收印花稅的國家和地區。如中國、意大利、法國、英國、澳大利亞、泰國等。（3）證券交易稅和印花稅兼有的國家和地區。如香港、新加坡、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證券交易稅和印花稅主要根據證券發行與交易資本額征稅。一般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并不能減輕這種證券交易稅和印花稅。所以，我國企業在選擇境外上市地點的時候，應該考慮到這方面的問題，以使其境外上市成本盡可能更小。

第2篇：法律問題論文范文

關鍵詞：小額信貸；法律特點；法律關系

1小額信貸界定

1.1小額信貸的定義及性質

由于各國國情和小額信貸模式的不同，國際上對于小額信貸的定義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中國銀監會政策法規部主任黃毅在《小額信貸問題研究》中提出“小額信貸為貧困、低收入家庭以及微小企業提供一系列廣泛的金融服務，包括存款、貸款、支付服務、匯款、擔保、小額租賃、住房金融和其他非金融服務”。筆者認為，他對小額信貸的定義符合世界小額信貸的現狀。

通過對各國現代意義小額信貸的總結可以發現，小額信貸本身具有以下特點：（1）屬于無抵押信用貸款；（2）貸款金額小；（3）以扶貧為首要目標，為家庭創造基本收入以維持生計、幫助企業生產發展，同時也包括對公益項目的支持，如（貧困人口的）醫療、教育。不過，由于各國的經濟模式和金融成熟度的不同，現在國際上對小額信貸提品的目的上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認為小額信貸只用于生產，而不應用于消費；另一種則認為小額信貸不應當僅僅局限于生產型的經濟活動，還應包括小額的消費信貸。

筆者更傾向于后一種觀點，即小額信貸除了農村扶貧信貸，還應包括著眼于能夠幫助自身發展的無抵押的個人消費信貸、助學貸款、創業貸款等。

首先，就小額信貸本身而言，顧名思義，它就是無抵押、金額小的信用貸款。而我國現有的貸款類型中，無論是農村扶貧信貸或是個人消費信貸，無論是助學貸款還是大學生或下崗職工創業貸款都具有前面所提到的特征，都屬于小額信貸的范疇。

其次，就我國城鄉二元化的現實國情而言，我國的小額信貸體系在城鎮和農村面臨著完全不同的狀況，我們必須區別對待。

最后，就小額信貸專門法律規制來說，法律本身必須具備的穩定性決定了在制定該法律時必須考慮到小額信貸的發展趨勢。如今，小額信貸機構市場準入資格和營業范圍規制問題除了考慮扶貧性因素外，還應考慮商業性因素已經是一個共識。

1.2小額信貸的法律特點

1.2.1小額信貸屬于無抵押和擔保的類似項目融資的新型信用貸款

根據我國《貸款通則》和相應的法律法規，我們以貸款有無擔保（或擔保的方式）為標準，將傳統貸款分為信用貸款、擔保貸款。小額信貸，不論是扶貧型的還是發展型的，其服務對象都是傳統信用評估中信用值較低的人群，因此，小額信貸雖與傳統意義上的信用貸款從表面上看極為相似，但實質卻完全不同。小額信貸以無抵押為其首要特征，顯然也不屬于擔保貸款。小額信貸中的小組互助、互保的制度設計與法律中的“擔保”不是同一個概念。我國《擔保法》規定擔保人屬于第三人且必須具有大于借款數額的資產，而小組聯保制度中的小組成員則均是借款人，同時也不具備一定大于借款數額的資產。

通過對小額信貸要件和原則的研究，我們發現它實質上與項目融資擔保貸款非常類似，項目融資擔保是指僅以項目本身的資產和收益作為擔保。首先，兩種貸款中，貸款人對項目本身以外的其它資產和收益都沒有追索權。其次，兩者所提供擔保都是以借款所購財產進行擔保，即以將來的財產設定擔保，這一特點在農村小額信貸和創業小額信貸中更為突出。第三，雖然原因不同，但是項目融資擔保的風險分擔原則在小額信貸中也非常適用。項目融資擔保的項目建設多需要大資金，承擔高風險，且建設周期長，變現性不良好，因此，貸款人和借款人單方承擔風險非常不現實。所以，為保證貸款人的債權，要求將與項目有關的各種風險要素以某種形式在借款人與項目開發有直接或間接利益關系的其他參與者和貸款人之間進行分配，沒有任何一方單獨承擔其全部項目的風險責任，這就是風險分擔原則。小額信貸雖沒有明確提出這項原則，但是其運作卻一直在該原則的指導下。借貸方作為貧困人口，他們的特殊性、脆弱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單獨承擔風險責任，小額信貸扶貧的目的也決定了小額信貸機構以及為小額信貸提供信用評估和項目評估的機構應當承擔一定的風險責任。它從本質上將小額信貸與傳統貸款區別開來。

但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小額信貸與項目融資擔保貸款存在的巨大差別。項目融資擔保是為了平衡債權人、債務人和擔保人的利益，減輕政府和擔保人的責任，避免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危機的一種融資形式；而小額信貸是以扶貧為目標的信用活動。

因此，小額信貸是一種無抵押和擔保的類似項目融資的新型信用貸款。

1.2.2法律調整的相對獨立性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小額信貸是金融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產物，無論信貸產品和信貸方式都不同于傳統的金融活動。從法律角度分析，它的要件不同于傳統貸款要件。因此，小額信貸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一般都為小額信貸單獨制定了法律。

1.2.3許可經營范具有廣泛性

傳統法律理念中貸款是指金融機構依法把貨幣資金按約定的利率貸放給客戶，并約定期限由客戶償還本息的一種信用活動。因此傳統貸款的許可經營范圍是局限在貨幣金融的范疇內的，而小額信貸的許可經營范圍與傳統貸款相比更具有廣泛性。小額信貸機構向其客戶提供的產品既包括傳統貸款所提供的金融服務，也包括傳統貸款所不具備的非金融服務，如提供項目評估、提供技術支持等等。

2小額信貸法律關系

小額信貸法律規范應當是調整小額信貸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調整對象是各種主體之間因小額信貸活動而產生的社會關系，即小額信貸關系。而小額信貸關系除了包括小額信貸領域內各種相關主體之間的小額信貸交易關系，還應當包括國家金融主管機關與各類主體之間的調控和監管關系，即小額信貸管理關系。

第3篇：法律問題論文范文

關鍵詞：BOTBOT特許協議經濟合同

一、導論

在福建省泉州市的東南角，屹立著一座宏偉壯觀的特大型公路橋梁，這就是我國首例民營經濟以BOT方式建成的泉州刺桐大橋。這是一個官民并舉、以民為主、完全采用BOT（建設—經營—移交）投資模式的建設項目。在國內，以民營經濟為主，通過BOT參與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刺桐大橋工程實屬首例。它開創了以少量國有資產為引導、帶動大量民營資本投資國家重點支持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先河。[1]筆者的家鄉在泉州，所以對刺桐大橋給家鄉帶來的重大經濟效益關注較多。2001年11月10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即WTO），這使我國經濟的發展逐漸與國際接軌，但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仍然相當薄弱，尤其是當前我國正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開發利用西部豐富的自然資源必然要進行各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BOT投資方式將扮演重要的角色。鑒于BOT是一種效應很好的投資方式，筆者認為目前我國急需通過BOT方式引進外國資本，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國民經濟增長。有鑒于此，以下筆者擬對BOT的主要法律問題作一膚淺論述。

二、BOT的內涵界定與法律特征簡述

BOT名稱是對Build-Own-Transfer（建設—擁有—轉讓）和Build-Operate-Transfer（建設—經營—轉讓）形式的簡稱。現通常是指后一種含義。關于BOT投資方式的定義，目前國際上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但至少有下列幾種觀點：1，BOT是一種涉外工程承包方式；2，BOT是項目融資方式；3，BOT是一種國際技術轉讓方式；4，BOT是政府合同或行政合同；5，BOT是融資租賃方式；6，BOT是委托管理；7，BOT是一種新型的投資方式。[2]

筆者認為BOT是一種新型、特殊的投資方式（觀點1到6均只是其內容的某一方面）。具體而言，它是指東道國政府與私人投資者（本國或外國均可）簽訂特許協議（以授予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將某一公共基礎設施或基礎產業項目交由私人投資者成立的項目公司籌資、設計并承建，在協議規定的特許期內，由該項目公司通過經營該項目償還貸款、回收投資及獲得利潤，而政府則從行政角度對BOT項目進行行政管理、監督；特許期滿后，項目無償移交給所在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3]

BOT投資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方式，同以往其它融資方式相比，有其自身的法律特點：

第一，法律性質的特殊性。主要是指BOT特許協議的特殊性質（留待下文論述）。

第二，主體的特殊性。BOT合同主體，一方是東道國政府，另一方為私人投資者或企業，大多數為外資企業。其中政府既是一個與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個政府特許權利先行獲得者、承受者和具體實施的監督者，即其具有雙重身份。

第三，投資客體的特殊性。作為BOT投資項目的標的——東道國的基礎設施，如橋梁、電廠、高速公路等，不同于其他的投資項目，建設的又都是公益事業，東道國對其擁有絕對的建設權，私營企業則通過許可取得其專營權。又因其涉及到本國使用者的利益，國家必須權衡本國的國情和投資者利益兩個方面，對其行使價格決定權以及相應的管理監督權。

第四，法律關系的復雜性。BOT投資方式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種新型的投資方式，其內容涉及到投資、融資、建設、經營、轉讓等一系列活動，當事人或參與人包括東道國政府、項目主辦人、項目公司、項目貸款人、項目原材料供應商、融資擔保人、保險公司、經營管理公司以及其它可能的參與人。因此BOT投資方式形成了由眾多當事人或參與人組成的多樣復雜的法律關系。[4]BOT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復雜的合同安排，它所涉及的各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關系無一不是通過合同確立的。這些合同包括特許協議、貸款協議、建設合同、經營管理合同、回購協議以及股東協議等。

BOT的以上特征把它與一般的合資、合作項目及工程承包區別開來。

三、BOT投資方式中的主要法律問題分析

關于BOT投資方式中的主要法律問題，理論界已對其有了相當深入和寬泛的討論。以下筆者選取BOT投資方式中幾個有爭議且比較重要的法律問題進行探討，以加深對BOT的了解。

(一)BOT特許協議的性質問題

特許協議是指BOT運作中政府主管部門授權特許私人投資者進行BOT項目建設和經營的協議，其不同于政府對建設和經營該項目給予必要的批準和同意[5]。特許協議是BOT方式賴以運行的基礎，隨后的貸款、工程承包、經營管理、擔保等諸多合同均以此協議為依據，因此，從合同法的意義上說，特許協議是BOT法律關系的主合同，其他合同均為從合同。BOT特許協議被譽為“BOT項目合同安排中的基石”。

除BOT特許協議外，基于這一協議上的其他合同都是平等主體間的合同，可以通過有關的民商事法律規范予以調整。而對于BOT特許協議的法律性質爭議則較大。有關BOT特許協議的法律性質，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可以得出不同的定性。其爭論主要存在于兩方面：第一，BOT特許協議是國際契約還是國內契約（其中一方為外商投資者的情況下）；第二，假如是國內契約，該契約是行政合同還是民事合同。

1，BOT特許協議屬于國內法契約

BOT特許協議的法律性質有分歧：有人認為特許協議應屬國內法契約，有人認為特許協議是國際性協議，也有人認為特許協議屬于“準國際協議”，還有人認為特許協議是“跨國契約”等[6]。爭論的焦點在于：特許協議是國內法契約還是國際協議。

筆者認為特許協議是國內法契約。特許協議是根據東道國的立法確定其權利義務關系，并經東道國政府依法定程序審批而成立。協議的一方為東道國政府，另一方為外國私人投資者，并非兩個國際法主體。而持國際協議者認為國家與外國投資者簽訂專屬于國家的某種權利，國家就已默認另一方外國公司上升到國家的地位。[7]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法律關系的主體都由法律確定，而不是由締約一方賦予；任何一種法律關系的主體都有其本身的法定要素，而不能由任何一方賦予或默認。[8]因此，BOT特許協議不是國際法主體間訂立的協議，不屬國際協議，不受國際法支配。

2，BOT特許協議是經濟合同

BOT特許協議是屬于國內公法契約還是屬于國內私法契約尚有爭議。英國學者一般認為它是政府契約，適用普通法上的私法規范，但又根據其自身的特殊性創造了“契約不能束縛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判例；美國學者將其當作“特許權”；而法國則將其視為政府執行經濟計劃的一種方式，因此稱之為“行政合同”，并通過行政法院的判例,發展了一整套關于行政合同的法律規則和法律制度。[9]在國內，有人認為它是民事合同[10]，有人認為它是類似土地使用權轉讓的行政合同[11]。

筆者認為，BOT特許協議是經濟合同。在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民事合同（廣義上包括商事合同）、行政合同及經濟合同做一區分。首先應當明確的一點是，這三種合同是分別屬于民商法、行政法和經濟法的調整范圍。[12]具體言之，民事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合意，那些為了明確上下級責任或將公權力具體化的合同，不屬于民事合同[13]；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機關為了實現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標和履行行政職能而與相對人經過協商，雙方意思表示一致所達成的協議[14]，其所側重的是行政組織及其權利設置、行使、制約和監督；至于經濟合同，此處其具有特定的含義，筆者認為其是指由經濟法調整的、國家在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與相對人經過協商，雙方意思表示一致所達成的協議，其包括三種具體的法律關系，即經濟管理關系、維護公平競爭關系及組織管理性的流轉和協作關系[15]，“國家調節及參與”是其主要特征。經濟合同所側重的是有國家一方主體參與的、與國家整體經濟運行有關的內容。從前面對BOT投資方式法律特征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BOT特許協議的主體——政府具有雙重身份，其既是一個與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個政府特許權利先行獲得者、承受者和具體實施的監督者，政府運用BOT特許協議是為了滿足社會對公用事業的需求，而且，政府還可以基于公共政策的考慮單方面變更和中止合同，體現了“國家意志”和“經濟”二者的統一。因此不難看出BOT不同于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它具有經濟合同的一般特征。

(二)BOT的法律保證問題

由于BOT項目涉及所在國的公眾利益，而且是大規模的系統工程，因此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東道國政府是否給予強有力的支持。這種支持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的法律保證：[16]

第一，國家豁免問題。在BOT項目運作中，如果東道國政府違約，又不放棄豁免，會由于不能對其而導致項目承辦公司諸合同項下的權利不能享有。對這一問題的國際慣例是要求簽約的政府就合同中的一切事項放棄司法豁免權，從而成為BOT運作中與其他當事人平等的法律主體。事實上，政府在BOT合同具有雙重身份（如前所述），政府可以公益需要對項目進行征收或采取某些限制措施，而這對投資者是不利的。一般都在特許協議中訂立相關的補償條款，以彌補投資者的損失；同時也要求因投資者的不當行為造成的政府損失由投資者對政府進行補償。

第二，給予BOT項目公司政策及法律上的優惠。以BOT方式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建設周期長、投資回收慢、投資者對項目不能帶走或實施法律強制保障措施，相比于有投入有產出的其他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承擔的風險更大。所以應以法律的形式把對BOT投資者的優惠政策確定下來，以消除投資者的顧慮。但不能單純依靠諸如稅收優惠這樣的手段來引導BOT的發展，因為這種以犧牲國家利益來吸收外資的行為不是長久之計，而且外商更注重的是東道國投資環境是否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環境，包括有關BOT法律的制定及實施。

此外，BOT的順利實施還有賴于東道國政府完善的風險分擔結構。政府承擔的是政治風險和不可抗力風險；項目公司則承擔經濟風險，如價格波動、供求變化、市場競爭壓力等，這是由BOT項目中風險由最有能力規避的一方來承擔的原則來決定的。所以項目公司對東道國法制環境、風險分擔機制的健全和完備狀況是很重視的。[17]

(三)BOT項目公司的經營權與政府的所有權問題

首先，可以從BOT的具體內涵解析。根據世界銀行《1994年世界發展報告》定義,具體的BOT投資方式主要包括三種方式：一是BOT；二是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意為建設—擁有—經營—轉讓；三是BOO(build-own-operate)，意為建設—擁有—經營。現在國際上的BOT投資方式是指第一種，它與后兩種方式的主要區別是項目公司只擁有基礎設施經營權，而無所有權。

其次，從權利轉移看。政府通過與項目公司簽訂“特許權”協議（授予專營權），轉移基礎設施的經營權，項目公司則在一定期限后將其轉交給當地政府。所有權自始至終由政府掌握。

此外，我國目前的法律對外商投資基礎設施有限制性規定，而國家政策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基礎設施業的經營權放開更持謹慎態度。事實上，BOT投資項目與單純的基礎設施項目有所不同。在BOT投資中，外商只擁有一定期限的項目使用權和經營權，期限屆滿后即將之轉移給政府。因此，政府可在符合產業政策的前提下，根據不同的具體項目，允許外商獨資經營和控股經營。經營權是關系項目成敗的關鍵。政府作為BOT項目的最終受益人，應通過法律手段對外商經營BOT項目進行有效監督，用立法形式允許外商采用委托經營、聯合經營、獨資經營等方式行使經營權，但不允許轉讓和出售經營權。在經營期限內要求外商接受定期調查，公開財務狀況，維持項目擴大收入，為政府提供技術資料、培訓管理人員。政府可通過以下途徑控制項目經營權：（1）確定指標——設立相關資產經營狀況指標；（2）限定數量——明確規定每一指標的上、下限；（3）法律途徑——若發生私自更改或超過數量限定的訴之于法律。[18]

(四)BOT投資方式引起的有關爭議是適用國內法、國際法，還是采用意思自治原則問題

關于BOT投資方式引起的爭議，發達國家主張采用意思自治原則或適用國際法，其主要理由是BOT方式為合同行為以及發展中國家法制不健全，若適用東道國法律，會導致不公平、不公正。發展中國家則認為，由于BOT投資方式涉及的項目均為東道國的基礎設施，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并且是在特許協議下進行經營的，因此應適用東道國的法律。

筆者認為，BOT投資方式中涉及兩類重要合同，即輔合同和BOT特許協議（已如前述）。所以對該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因輔合同引起的爭議可以依合同法律適用的一般原則來適用法律；至于BOT特許協議，如前所述，BOT特許協議屬于國內法契約，加上其所具有的特殊標的，則在合同的雙方當事人沒有明確約定的情況下，原則上適用東道國法律，雖然如此，這一實踐與合同法律適用的一般原則仍然有著密切聯系。

有關BOT的法律問題還很多，如建設、經營等合同的法律問題、風險防范問題、環保法律問題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討論。

四、結語

BOT作為一種新型的投資方式，有著巨大發展潛力，并在許多方面具有傳統投資方式所不具備的優勢，因而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所廣泛采用。其有利于促進東道國基礎設施的建設并緩解東道國的財政負擔資金困難，有利于東道國轉移經營項目建設的風險，也有利于提高項目運作效率和質量。此外，它對東道國培養管理人才，發展經濟等都有很大益處。[19]但是，由于BOT誕生的時間短、經驗少,各國的立法尚不完善，尤其是在我國尚未有關于BOT的專門立法，所以更應該加快立法步伐，結合在實踐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爭取盡早制定出一部完善的、能夠對BOT投資實踐起積極指導作用的BOT法律或法規。

主要參考書目：

1，余勁松、吳志攀主編：《國際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

2，余勁松主編：《國際投資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3，史際春、鄧峰主編：《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4，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下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訂第三版。

[1]參見《應用"BOT"投資模式建設泉州刺桐大橋的探索》，《中國工商》，2001年08期。筆者較關注家鄉的建設，對于BOT這種新型的投資方式也頗感興趣。

[2]徐兆宏：《BOT投資方式的主要法律問題分析》，載《財經研究》1998年第2期（總第195期），第42頁。

[3]參見譚秀環：《BOT方式的法律探討》，載《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余勁松、吳志攀：《國際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22頁。

[4]徐兆宏：《BOT投資方式的主要法律問題分析》，載《財經研究》1998年第2期（總第195期），P43。

[5]余勁松、吳志攀主編：《國際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24頁。

[6]參見余勁松主編：《國際投資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47—148頁。

[7]譚秀環：《BOT方式的法律探討》，載《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總第91期)，第7頁。

[8]同[6]。

[9]同[7]，第8頁。

[10]王海波：《BOT方式法律性質分析——兼談我國的立法對策》，載《杭州大學學報》1998年。

[11]孫潮，沈偉：《BOT投資方式在我國的適用沖突及其法律分析》，載《中國法學》1997年第1期。

[12]“經濟法”是一門新興的法律部門，關于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的關系，可參看史際春、鄧峰主編：《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39—143頁。這有助于對“經濟合同”的理解。

[13]參見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下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訂第三版，第644頁。

[14]方世榮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56頁。

[15]史際春、鄧峰主編：《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0頁。

[16]參見李運霽：《BOT投資方式的法律問題及立法實踐國際比較》，載《廣西經貿》2001年6月（總第208期），第37頁。

[17]龔曉春、王鴻波：《試析BOT投資方式的法律特征》，載《投資研究》1997年第1期。

第4篇：法律問題論文范文

【關鍵詞】：電子合同法律效力無紙化

在電子商務的過程中，參加交易的雙方是以交換電子數據訊息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當面簽訂或交換書面文件的方式來達成或進行商業交易的，由于該過程以電子數據訊息代替了傳統的書面文件，實現了無紙化，因此產生了一種新型的合同形式：即電子合同，目前，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為了確保電子合同的順利進行和發展，紛紛著手通過對電子商務立法的研究和制定來規范電子合同。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1996年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制定通過的《電子商業示范法》，1999年11月的美國《統一電子交易法》，以及2000年5月的歐盟《電子商務指令》。這一系列法律文件、法規的出臺，為各國電子商務的立法提供了借鑒與依據，為電子合同的實際應用提供了規范與標準。我國現有的網絡立法，主要有1996年2月1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1999年2月1日海關總署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艙單電子數據傳輸管理辦法》；1999年上海市制定的《國際經貿電子數據交換管理規定》以及我國1999年10月1日起實施的《合同法》；等等。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國針對網絡交易的立法還是能夠基本滿足需要的，只是不夠系統。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關于網絡交易的立法還很不夠，許多問題都未能解決，尤其是在電子商務的立法方面尚無一部統一的綜合性法規。因此，本文結合我國的現行有關法律和實際情況，針對我國電子商務活動中電子合同的形式與特點，電子合同的成立，電子簽名的效力與確認，電子合同證據效力的認定幾方面進行初步探討。

一、電子合同的形式與特點

電子合同，是指以電子數據交換（縮寫為EDI），電子郵件（E-mail）等能夠完全準確地反映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電子數據訊息的形式，通過計算機互聯網訂閱的商品，服務，明確相互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所謂電子數據交換（EDI）是使用統一的標準編制資料，利用電子方法，將商業資料由一立的電腦應用程序，傳送到其他的獨立的電腦的應用程序。EDI的傳遞具有通用的特點：它可以產生紙張的書面單據，也可以被儲存在磁的或者其他的接收者選擇的非紙張的中介物上（如磁帶、磁盤、激光盤等）。而電子郵件，是以網絡協議為基礎，以終端機輸入信件、便條、文件、圖片或聲音等通過郵件服務器傳送到另一端終端機上的信息。由此可見，電子合同雖與傳統合同所包含的信息大體相同，同樣是對簽訂合同的各方當事人權利和義務作出確定的文件。但因其載體和操作過程不同于傳統的書面合同，故具有以下特點：

1、訂立合同的雙方或多方在網絡上運作，可以互不見面。合同內容等信息紀錄在計算機磁盤中介載體中，其修改流轉、儲存等過程均在計算機內進行。

2、表示合同生效的傳統簽字蓋章方式被數字簽名（即電子簽名）所代替。

3、傳統合同的生效地點一般為合同成立的地點，而采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的合同，收件人的主營業地為合同成立的地點。沒有主營業地的，其經常居住地為合同成立的地點。

4、電子合同所依賴的電子數據具有易消失性和易改動性，電子數據以磁性介質保存，是無形物，改動，偽造不易留痕跡，其作為證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電子合同的以上特點，電子商務立法應當對電子合同的有效性做出一般性規定，即合同的成立可以通過電子形式表達，合同的有效性不應僅僅因為合同采用了電子形式就受到影響。對此，1996年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制訂的《電子商業示范法》指出：因為數碼信息具有以后被引用的可能性，足以擔當書面文件的任務，不能僅僅因為信息采用的方式是數碼信息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強制執行性。我國《合同法》第十一條規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能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第三十三條規定：“當事人采用信件，數據電文等形式訂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簽訂確認書，簽訂確認書時合同成立。”從而確立了合同除了以傳統書面方式外還可以以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作為其表現形式。但是對電子合同的發送，對合同接收和承認，以及發送和接受的時間地點的認定等問題還是需要更為詳細的規定。需要說明的是，法律規定以電子形式締結的合同具有效力，目的只在于掃除有關合同形式要件的現行法律規范給電子商務造成的障礙，保證法律系統允許合同以電子形式締結，不因為這些合同采用了電子形式就剝奪其有效性和約束力，但并不是說只要合同采取了電子形式就一定具有了法律效力。

二、電子合同的成立

在合同中，合同成立的時間與地點對合同當事人具有重大意義。合同成立的時間決定合同效力的起始與法律關系的確立；合同成立的地點則對確定適用的慣例、在訴訟時確定管轄法院以及對確定適用的法律均具有重大意義。

（一）電子合同成立的時間

在傳統合同中，只要有一方發生要約，另一方作出承諾，那么合同就成立了。而采用EDI方式簽訂的電子合同，是由買賣雙方在交易洽商過程中的多次電子數據傳遞構成的。一方電子數據的輸入即為要約，另一方電子數據的發出即為承諾。對于接受的生效時間，英美法和法國法均采取所謂的“投郵主義”，德國法則采取所謂的“到達主義”，《聯合國國際貿易物買賣合同公約》對接受生效原則上采取到達生效原則。

由于各種法律制度的差異，加上受到通訊手段的限制，因此，以合同是否成立及何時成立，存在著許多不確定因素。在電子環境中，為避免貿易糾紛，確定了到達生效原則，即：不論何種傳遞，只有在被對方適當地“收到了”，才具有法律意義。這就要求傳遞的信息必須能夠進入對方在協議中指定的收據電腦。在EDI中，“收到”的意義也與各國法律的規定一致的，即當傳遞進入接收方的收據電腦時，即為收到，而不管接受方時否已了解其內容。至于由于接收方自身的原因，延誤對進入信息的反應而產生的風險責任則由接受方承擔。

我國《合同法》明確規定：要約到達受要約人時生效。如果采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系統接收數據電文的，該數據電文進入該特定系統時間，視為到達時間；未指定特定系統的，該數據電文進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統的首次時間，視為到達時間。作出承諾的通知到達要約人時即發生法律效力。如果根據交易習慣或者要約的要求以履行方式做出承諾的，履行開始時，承諾即發生法律效力。如果承諾是以數據電文方式作出，承諾到達的時間適用《合同法》第16條的規定。

（二）電子合同成立的地點

針對合同成立的地點，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業示范法》第15條規定：除非發端人與收件人另有協議，數據電文應以發端人設有營業地的地點，為其發出地點，而以收件人設有營業地的地點視為其收到地點。就本款的目的而言：如發端人或收件人有一個以上的營業地，應以對基礎交易具有最密切的營業地為準，又如果并無任何基礎交易，則以其主要營業地為準；如發端人或收件人沒有營業地，則以其慣常居住地為準。之所以“營業地”作為發出或收到地，主要是基于使合同等行為與行為地有實質的聯系，從而避免以“信息系統”作為發出或收到地可能造成的不穩定性。我國《合同法》第34條第2款與示范法的規定頗為相似，采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合同成立的地點，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首先受制于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由當事人予以約定，在缺乏約定時，以主營業地為第一標準，以經常居住地為替代標準。

三、電子簽名的效力與確認

簽名，通常指簽署者在文件上手書簽字，其實質在于認證該項文件。其基本要求具有獨特性。因而它可以使用某種獨特的符號來代替。在傳統的，以紙張為基礎的書面合同中，一般都有買賣雙方代表的簽名，其用意是證明交易雙方當前的買賣意圖——即雙方愿意在合同規定的條件下進行交易。按照我國《合同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只有“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電子合同未必具有傳統概念下的書面正式文本，此時所謂的簽字蓋章也就有了新的概念和方式，這就是電子簽名。如同傳統合同簽字蓋章方才生效一樣。電子簽名無效，則無法導致電子合同生效。由于電子商務交易各方絕大部分是未曾謀面的，交易又是即時發生的，因此如何使彼此的要約承諾具有可信賴性，當債務與合同義務發生不履行時，又如何有效使違約方面承擔起負有的法律責任，這就涉及到交易雙方的身份確認問題。

在傳統合同中，手簽名或蓋公章的行為有三種功能：一、是表明合同各方的身份；二、是表明接受合法約束的意愿；三、是在發生糾紛時作為證據，保證交易的安全。但在電子合同中，傳統的簽名方式很難應用于這種電子交易方式。因此，國際上建立了一種參加交易的每一方都采用電子簽名機制。這種電子簽名機制是由符號及代碼組成，它用于每一份單據，以每一方來講，具體采用什么符號或代碼，是根據現有的技術，可應用的標準的要求及所使用的安全程序來確定的。任何一方的電子簽名可以不時地改變，以保護其機密性。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確保電子簽名者的當時意圖，這與傳統的簽名的意義和要求相吻合的。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業示范法》采用了一種“功能等同”方法以解決電子數據訊的書面形式問題。這種方法立足于分析傳統書面要求的目的和作用，以確定如何通過電子商業技術來達到這些目的或作用，其具體做法是挑出書面形式要求中的基本作用，以其作為標準，一旦數據電文達到這些標準，即可與起著相同作用的相應書面文件一樣，享受同等程度的法律認可。我國《電子簽名法》第十三條規定，電子簽名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視為可靠的電子簽名：（一）電子簽名制作數據用于簽名時，屬于電子簽名人專有；（二）簽署時電子簽名制作數據僅由電子簽名人控制；（三）簽署后對電子簽名的任何屐能夠被發現；（四）簽署后對數據電文內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動能夠被發現。第十四條規定：可靠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或者蓋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因此，隨著電子簽名確認技術問題的解決，需要從法律的角度給予其認可，確認其效力。目前，國際上已普遍采取通過建立電子商務認證中心，擔負起類似印簽管理和登記制度擔當起對電子文書的真實性證明和鑒定責任。作為獨立于交易各方的權威機構，如果交易雙方或第三人對當事人身份或交易內容有所質疑，認證中心可作為鑒定人提供有關身份確認的資料與證據。這樣交易雙方或第三人均不得任意否認交易的發生及其內容，從而使當事人在網絡這一虛擬世界環境下所發出的要約與承諾與現實世界的要約與承諾同具法律約束力。我國《電子簽名法》第十八條規定：從事電子認證服務，應當向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提出申請，予以許可的頒發電子認證許可證書，申請人應當持電子認證許可證書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企業登記手續，取得認證資格的電子認證服務提出者，應當按照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的規定在互聯網上公布其名稱、許可證號等信息。這就規定了取得認證資格法律程序。

四、電子合同證據效力的認定

傳統的確定交易各方權利義務的各種書面合同單證，被儲存于計算機設備中的電子文件所代替后，這些電子文件就成為電子證據。因此，電子證據也被稱為計算機證據。由于電子商務中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的各種合同單證都是采用電子形式的，因此，電子證據作為一種新的能引起一定法律后果的行為載體，在訴訟中，已不僅僅是合同形式，同時也具有證據意義的權利義務根據。《電子商業示范法》第9條規定：任何方面不得以數據電文形式不是原件為由否定其作為證據的可接受性。

當然，電子證據雖然應當是一種介于物證與書證之間的獨立證據。但我國訴訟法目前對其法律效力并未明確規定，沒有將其單列出來作為證據一種，但因其屬于計算機儲存的能證明事實數據和資料，對照《民訴法》第63條的規定，可將其歸入“視聽資料”類，且《民訴法》也規定在提交原件確有困難時，可提交復制品或副本。而新《合同法》也已規定了電子合同可以作為書面合同的形式，因此，我國法律在證據采納方面的規定不構成電子證據采納為證據的障礙，只需在今后的立法或司法解釋中加以明確即可。

我國《民訴法》第69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視聽資料，應當辯別真偽，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可見，視聽資料不能單獨、直接地證明待證事實，屬間接證據的范疇。同時，由于電子證據容易被偽造、篡改，加上易受人為的原因或環境和技術條件的影響而出錯，故也應將電子證據歸入間接證據。按照法理學的理論，只有直接證據才能直接單獨地證明案件主要事實，而間接證據必須和其他證據聯系在一起才能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怎樣判斷一項電子證據的效力？《電子商業示范法》第9條第（2）未規定了一個指導性的原則，即“在評估一項數據電文的證據時，就考慮到生成、儲存或傳遞該數據電文的辦法的可靠性，保護信息完整性的辦法的可靠性，用以鑒別發端人的辦法，以及任何相關因素。”它特別強調審查電子證據生成的可靠性、儲存的可靠性、傳輸的可靠性、保存方法的可靠性和發送人身份的確定，也就是說某項數據電文（電子證據）自生成后直到提交給法庭或仲裁庭時止，如果它在儲存、破壞，則該電子證據是合法有效的。本人認為這個規定同樣應當作為我們審查電子證據的根本原則，只有在確定某項證據真實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判斷電子證據的真實可靠性和如何與其他證據結合起來認定案件事實將是是主要的工作。本人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審查電子證據的來源。包括形成時間、地點、制作過程等。

2、審查電子證據的收集是否合法。

3、審查電子證據與事實的聯系。只有與案件相關的事實或邏輯上是相關的事實才能被認為證據。

4、審查電子證據的內容是否真實，有無偽造、篡改等。

5、結合其他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如與其證據相一致，共同指向同一事實，就可認定其效力，作為定案根據，反之則不能。

由于我國目前尚無規定要求網絡服務商對傳輸的電子文件儲存記錄或轉存的制度，造成了一旦發生爭議，將無第三方可以出具有中立性的證據。對此還應當以法律的形式對此做出具體規定。對電子證據的收集、運用、判斷有一個逐步完善、逐步規范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賴于技術的發展和推廣，因此立法既要有超前性又要有靈活性，不宜制定過于量化的條款。同時我們還要注意一個有害的傾向：因為電子證據具有無形性和易破壞性的特點，故對電子證據的認定提出過于苛刻的要求，似乎所有的電子證據都只能算作間接證據、似乎不到萬無一失排除一切的程度就不能對其加以采信，這種極端的謹慎是不可取的。事實上任何一種傳統的證據都存在被仿造、被篡改、被破壞的可能，任何一種傳統的證據都存在滅失、難以再現的威脅，在對證據的取舍和認定上，每一個承辦人都會程度不同地運用“自由主證原則”，所以法律不能給司法人員評判電子證據設置過多的障礙。

五、符合電子合同特點的法制健全和完善

隨著電子商務在全世界的廣泛開展，在簽訂電子合同過程中所暴露出的各種問題也日益增多。我國《合同法》雖然有了幾條關于電子合同規定，但過于簡單、過于原則，難以適用。例如，對電子格式合同的具體規定：在訂立電子合同之前要求簽訂確認書等問題制約著電子合同的效率及發展。為有助于電子合同效益的正常發揮，有力地保護合同簽訂雙方的合法權益。電子合同的特殊性要求我們制訂一系列具有超前性，又要有靈活性的更具操作性的法規。本人認為，應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權威數據機構，加強對電子數據的監控，從而在達到保護數據往來的真實性，以防患于未然。對此，從法律角度出發，可在實施EDI過程中，建立一個聯系接各須知戶的EDI中心。并應對該中心的法律地位作出詳細規定：

1、它必須是一個獨立的中立性的服務機構，不得參與任何形式的貿易活動，以保證其在發生糾紛舉證時的公正性；

2、它必須是用戶資料的傳遞中心。EDI用戶的任何資料均經過中心以傳遞。發生糾紛時，受理機關根據中心提供的資料，即可得以及時審理案件，可省去許多取證、質證方面的不便，同時也保證了證據的真實性、權威性。

3、它必須有對資料保密和儲存的法定義務。由于EDI中心實際上成了超級商業情報中心，如有泄露，用戶將會有重大損失。另外，糾紛發生，可能延續到交易之后；而審理的時間，又往往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后。所以，EDI中心必須在法定的期限內，妥為保存資料，以備核查。

4、它必須對其網絡本身的技術及安全、日常傳遞中出現差錯（例如及未及時發出或錯誤地發出等）負法律責任。

總的來說，立法的根本目的不是約束電子商務，而是保障電子商務的發展，讓所有的交易者能夠預見其交易行為的法律后果，使合法的交易行為得到法律的保護。電子商務的立法將真正促進我國的經濟的發展，使我國抓住新技術帶來的新的發展機遇，向新世紀的經濟強國邁進。

參考資料：

1、《民商法論叢》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業示范性》

3、郭衛華金朝武王靜著《網絡中的法律問題及其對策》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4、蔣建平楊毅《電子合同效力問題初探》

第5篇：法律問題論文范文

［關鍵詞］證券經紀業務、券商全權委托、受托理財

經紀業務是證券公司（以下簡稱“券商”）的一大業務，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按照《證券法》第129條的規定，券商的三大業務是證券經紀業務、證券自營業務和證券承銷業務，并明確這是綜合類證券公司可以經營的業務，且將經紀業務列第一位。2001年12月28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證券公司管理辦法》擴大了券商的業務范圍，但經紀業務仍然列第一位。（參見《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第4條，2001年12月28日，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命令5號。）中國券商的營業網點遍及全國各地，截止2002年年底共有2900個，（《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2003年第1期，第21頁。）而營業網點主要從事經紀業務。此外，券商中還有經紀類證券公司，也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業務。

資金是券商的生命線，對其經紀業務也是如此，資金是關鍵的關鍵。券商收取手續費，證券交易量越多，其獲得回報也就越豐厚。總之，越多資金，越多交易，越多回報。投資者也一樣，他們買賣股票就是追求高額回報。對投資者來說，自己投入的資金越少越好，但回報要高，而且風險要小。

在利益的驅動之下，券商與投資者斗智斗勇，云譎波詭，險招跌出，證券市場因之亦波瀾壯闊、暗潮洶涌。經紀業務的相關法律和法律實踐便是圍繞資金展開的。金融產品千變萬化，名稱五花八門，但萬變不離其宗，法律方面離不開以下問題：（1）是證券的買賣還是全權委托？（2）是單一經紀服務還是全面經紀服務？（3）是經紀業務還是公開發行證券？（4）是混業還是分業？（5）經紀公司業務是否超出券商法定業務范圍？（6）是否允許差額貸款？（7）券商的法定措施和法定補救措施。

本文集合“集合性受托投資管理業務”分析以上問題。

一、與券商經紀業務相關名詞的辯析

（一）證券的買賣與全權委托

美國的證券經紀人可分為兩類：單一經紀人和全面服務經紀人。單一經紀人（discountbroker）只按客戶指令買賣證券，并不提供任何咨詢意見。單一經紀人與股票經紀人或全面服務經紀人對應。股票經紀人（stockbroker）或全面服務經紀人（fullservicebroker）向客戶提供咨詢，（JacobD.Smith，RethiinkingaBroker‘sLegalObligationstoItsCustomers，SecuritiesRegulationLawJournal，Spring2002，p63.）同時也扮演財務顧問的角色，（JacobD.Smith，RethiinkingaBroker’sLegalObligationstoItsCustomers，SecuritiesRegulationLawJournal，Volume30Number1，p52.）在美國受制于《投資顧問法》。（參見朱偉一：《美國證券法判例解析》，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頁。）我國法律中的“證券的買賣（《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第4條第（一）款。）”類似美國的單一經紀業務，即，通常所說的經紀業務。而全面服務中提供咨詢則與我國的“證券投資咨詢業務”相似。我國針對或涉及證券投資咨詢業務的法律是《證券法》、（見《證券法》第八章“證券交易服務機構”。）《證券、期貨投資咨詢暫行辦法》以及《關于規范面向公眾開展咨詢業務行為若干問題的通知》。（2001年10月11日證監機構字［2002］207號。）關于經紀人的法律、法規越多，經紀人便越有可能違反法律規定，投資者訴訟時可依據的法律也就越多。

投資者為買賣證券而在券商處開的帳戶分為：全權委托帳戶與非全權委托帳戶。如果券商從事證券買賣，投資者開設的是非全權委托帳戶（non-discretionaryaccount）。如果券商從事全權委托業務（discretionaryaccount），投資者開設的是全權帳戶。非全權委托就是券商接受證券買賣的委托，根據委托書載明的證券名稱、買賣數量、出價方式、價格幅度等證券買賣；買賣成交后，應當按規定制作買賣成交報告單交付客戶。全權委托正好相反，投資者授權經紀人決定買賣證券的種類、時間和價格等。（Stevensv.Abbott，ProctorandPaine，D.C.Va.，288F.Supp.836，839.）

美國券商的全權委托是其經紀業務引發訴訟最多的地方。股災之后，總有投資者試圖通過訴訟挽回損失，但是勝訴可能性不大，因為舉證太難，全權委托就是一種打亂仗的做法。我國《證券法》杜絕全權委托（第140條和第142條），比美國法律更加謹慎。

（二）限制全權委托是否違反“合同自由”

美國法律并不禁止客戶全權委托券商買賣其證券。美國是極端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崇尚個人冒險的自由。股市博弈，投資者甘冒傾家蕩產的風險豪睹，不愿父愛政府插手。究其性質而言，全權委托也是一種合同，在合同自由原則下應允許其存在。美國法院認定，合同自由是《憲法》第5和14修正案所確保的個人的基本權利。（32F.Supp.964，987.）依照這兩條修正案，非經正當程序，不得剝奪自由。這里的自由包括合同自由。但合同自由原則也有其克星，即，立法機構出于公共衛生、安全、道德或福利的考慮，可以限制合同自由。不過，“此類立法必須合理，不得武斷，而且所選擇的方式與要取得的結果之間的關系一定要是真實的，并且有很大聯系”（57A.2d421，423.）。

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經紀合同可以是全權委托。《合同法》第397條規定：“委托人可以特別委托受托人處理一項或者數項事物，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處理一切事物。”但《合同法》總則部分又規定：“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據此，《合同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可以限制《合同法》的法定權利。就全權委托而言，《證券法》超越了《合同法》。我國司法實踐中很少將合同自由提高到憲法的高度，我國也沒有限制合同自由的明確標準和原則。但在我國立法實踐中，出于公眾目的而限制合同自由的法律障礙低于美國的有關法律。即便按照美國判例的標準，我國《證券法》限制全權委托的規定也有充分理由，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就是出于“道德或福利”的考慮。

（三）網開一面

我國《證券法》明文禁止全權委托（第140條和第142條），但以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的有關規定有了很大松動，證監會制定的《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第5條網開一面，允許綜合類券商從事“受托投資管理業務。”“受托投資管理業務”是指“把投資者委托的資產在證券市場上從事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的組合投資，以實現最大收益”（見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2001年11月28日的《關于規范證券公司受托投資業務通知》第1條，證監機構字［2001］265號。）。這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應該包括了全權委托，其形式可以是全權委托帳戶。受托投資管理業務與全權委托本質上相同，是一種關系、兩種表述。

就證券業務而言，受托投資管理業務就是投資者將資金交給券商買賣證券，這就是一種經紀業務。文字上經常有游戲可做，但文字游戲的空間還沒有大到我們為伊人起個新的芳名，便可以硬說她是神女下凡轉世。證券法涉及經紀業務，沒有必要指鹿為馬。《證券公司管理辦法》制定者之所以這樣閃爍其詞，就是因為他們是在悄悄更改《證券法》的內容，而且變動超出了非本質性的修正。

《證券法》明列了綜合券商的三項業務：證券經紀業務、證券自營業務和證券營銷業務。而《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第5條特別增加了“受托投資管理業務”和“證券投資咨詢業務”。按照《證券法》第129條，證監會確有權力對券商網開一面，允許它們從事《證券法》沒有列出的業務。該條規定，綜合類券商可以經營“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核定的其他證券業務”。但是《證券法》還有第142條，該條明確禁止經紀業務的全權委托。

法律有許多作為支撐點的原則，其中一條就是堅持錯誤。比如，香港《基本法》五十年不變，錯了也不變。《證券法》生效僅幾年，部門規章便對其做重大改變。《證券法》1999年7月生效，2001年11月各方就按捺不住，以《證券公司管理辦法》修改了《證券法》的重要內容。從1988年3月的《關于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范化的政策建議》一文問世，到1999年7月《證券法》生效，其間有十年左右的時間，有十年的時間思考討論證券法的方方面面，而且既有美國的前車之鑒，又有我們自己的豐富實踐，立法上不能說沒有優勢。可是，十年制定的法律，兩年不到便要傷筋動骨。除了我們的見異思遷之外，也是因為當初思考不周，缺乏認真探討所致。

此外，以一個行政部門的規章來修改全國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是對法律的不敬，思想上容易引起混亂，使人們無所適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規定，“以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規定的”，有關機關“予以改變或者撤銷”。《證券公司管理辦法》是國務院一個部門制定的規章，是《證券法》的下位法，中間還隔著一級法規，以《證券公司管理辦法》來改變《證券法》的內容顯然不合適，不利于我們的法治建設。

（四）是信托責任，不是誠實信用責任

按照證監會《關于規范證券公司受托投資業務通知》的規定，券商受托業務中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關于規范證券公司受托投資業務通知》，第三（二）1款。）但這里用誠實信用的標準低了，券商對客戶的責任應該是信托責任，而不是誠實信用責任，信托責任高于誠實信用責任。所謂“信托責任”（fiduciaryduty），就是業務中將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Black‘sLawDictionary，SixthEdition，West，p625.）全權委托經紀人對客戶負有信托責任，即，經紀人必須全心全意地為客戶服務，為其客戶挑選最好的股票，謀取最大的利益。信托責任通常適用于受托人或監護人，是民事關系中的最高責任。投資者將資金托付給券商生財，券商還就此收取費用，券商當然應該盡心侍奉。何況，券商還有自營，買賣自己的股票，有利害沖突，券商理應嚴格要求自己。

誠實信用是我國目前用得很濫的一個名詞，而且用起來大多是望文生義。該用良知或信托責任的地方，卻經常錯用了誠實信用。誠實信用要求券商不做有損于客戶的事，損人利己合法也不做。按照《美國統一商業法典》，誠實信用是指商人在事實方面誠實，并遵守商業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準。（《美國統一商業法典》，2—103（1）。）而信托責任下券商與客戶的關系就是理想社會中公仆與主人的關系，券商必須全心全意地為客戶服務，為客戶謀求最大的利益。良知是指底線道德，即，盡管我們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但有些慌話不能說，有些壞事不能做。比如證券行業，盡管追逐利潤有時已經到了為富不仁的地步，但不能搶孤兒寡母口中的面包，否則就是傷天害理。不過，今天良知與誠實信用之間的界線似乎越來越小，證券市場就經常搶弱者的錢，搶雇員的退休金。

《關于規范證券公司受托投資業務通知》2001年制定，在此之前信托責任概念已經引進中國。1994年8月27日公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以下簡稱“《條款》”）已經引進了信托概念。《條款》第113條和115條都明確提到，公司董事、監事、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行使其職權時，“應當真誠地以公司最大利益為出發點行事”。2001年4月28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以下簡稱“《信托法》”）也規定了受托人的信托責任，即“受托人應當遵守信托文件的規定，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處理信托事務”（《信托法》第25條）。

從時間表上看，制定《關于規范證券公司受托投資業務通知》時，證券監管部門已經有了重量級的海歸人員，域外知名人士也已身居要位。在這種情況下，受托理財規定中用“誠實信用”的責任，而不用“信托責任”，不知是否有什么深意？不過，是誠實信用責任還是信托責任，不僅僅是抽象的學術之爭，而且有重大的實際后果，對訴訟會產生很大影響。如果是信托責任，對券商的責任要求就更高，投資者訴訟便更容易勝訴。例如，如果券商有信托責任，原告對被告的意圖的舉證責任就可以放低，被告雖無主觀意圖，但其行為如果是一種妄為（reckless），也有可能判被告有民事責任。如在美國聯邦法院的有關判例中，一家投資銀行的合伙人沒有向客戶披露有關交易的重大事實。法院認定被告的行為構成一種妄為，違反了10b-5.（SundstrandCorp.V.SunChemicalCopr.，553F.2d1033（7thCir.1977）。）10b-5是反欺詐條款，通常情形下是需要由原告證明被告的主觀故意的。

二、集合性受托投資管理業務

為了籌集資金，券商有時不惜挪用投資者的保證金。但首先必須投資者來開戶，有投資者開戶才有保證金可挪用。所以，券商的第一步是設法吸引客戶，客戶資金到位后如何烹調是第二步。但股市失手后投資者大多裹足不前。券商便巧立名目，推出種種誘人的金融產品。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券商牢牢抓住投資者的一個心理，就是投資者要的是只賺不賠，最低限度不能賠。券商金融產品隨之便有兩大特點：保底與全權委托。

因為是保底，所以便是全權委托，如果純粹是證券買賣，則完全是由投資者自己買賣證券，別人無法為其保底。投資者的理想是在市場游戲中，贏利歸自己，損失歸別人，但很難有這樣的好事，股市就更沒有這樣的好事。再者，券商并不相信那些出資的投資者，券商要自己操盤或是由其信得過的人操盤。金融產品的要害就是投資者出資，由券商游戲博弈。只要牢牢把握住這點，許多復雜問題便迎刃而解。

我國券商歷史雖短，但已推出過不少金融產品，其中的重要實踐之一就是“集合性受托投資管理業務”。集合性受托投資管理業務涉及券商權限以及證券定義等問題，但爭執仍然集中在保底和全權委托方面。

（一）不識廬山真面目

2003年5月15日證監會公布了《關于證券公司從事集合性受托投資管理業務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中規定，“集合性受托投資管理業務”（以下簡稱“集合受托投資”）是指“向特定或不特定的投資者募集資金，設立集合投資計劃”。集合受托投資是證監會發明的新名詞，其原形為何物，我們大多沒有見過，只能從媒體報道中見到只鱗片爪，拼籌還原為集合受托投資。有的報紙介紹如下：

5月初以來，此類計劃已出現近十個。意思差不多，就是由銀行出面，吸引儲戶加入，再把錢交給券商去證券市場運作。金融機構賺管理費，儲戶則有機會享受證券投資的高回報。賠了怎么辦？銷售人員說，咱有保底，比一年期儲蓄利率高。（張越：《券商銀行手難牽》，《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

很遺憾，沒有集合受托投資的代表性文件。國內研究法律，即便是事后，有關事實也說不清楚。訴訟是認定事實的有效手段，至少法律上認定事實是如此，但我國國內法院的判決書短而又短。即便是這樣的判決書，查閱也很不方便。其他方面掌握的事實難免不是一面之詞。媒體報道也不是可靠的事實重述，但因資料有限，只能借助媒體報道，因為媒體報道畢竟是已經公開了的報道。

（二）法定業務范圍的限制

集合受托投資受到法律上的一系列限制。首先，集合受托投資有可能超出了券商的法定經營范圍。根據《證券法》和《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經紀類券商可從事的業務是：證券的買賣；證券的還本付息、分紅派息；證券代保管、鑒證；登記開戶。根據《證券法》和《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綜合類券商除可以從事經紀券商的業務之外，還可以從事的業務有：證券的自營買賣；證券的承銷；證券投資咨詢（含財務顧問）；受托投資管理；以及中國證監會批準的其他業務（《證券法》第129條；《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第4條、第5條。）。

“中國證監會批準的其他業務，”這是關鍵的一條。也就是說，券商只能從事法律明示允許或證監會批準的業務。《證券公司管理辦法》是行政規章，不是行政法規。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的要求，“公司的經營范圍屬于法律、行政法規限制的項目，應該依法經過批準”（第11條）按《公司法》的規定，僅有《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的規定，還不足限制券商的業務。但《證券法》也有相同規定，即，“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核定的其他證券業務”（第129條）。《證券法》第131條更強調，券商必須“提出業務范圍的申請，并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核定。證券公司不得超出核定的業務范圍經營證券業務和其他業務”，這就是緊箍咒，是否超出法定范圍，要由證監會來決定。

非常明顯，立法者對券商業務范圍限制得很緊。券商是金融機構，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其經營范圍有嚴格的法定限制，因為金融機構產品的風險比較大，而且“極易引發社會風險”。而券商躲躲閃閃，不肯向證監會報審其新業務或創新產品，其本身就說明券商知道自己的產品有很大問題。

《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第2條已經規定，只有綜合券商才能經營受托理財業務。既然《通知》將集合受托投資定性為“受托投資管理業務的一種新形式”，受制于相關的《關于規范證券公司受托投資管理業務的通知》，（參見該《通知》第1條，第2條第（三）款。）那么只能由綜合券商經營此類業務，經紀券商不得染指。

（三）不得保底

從《證券法》禁止全權委托到《證券公司管理辦法》推出受托理財，是監管防線的的后撤，但券商不得對客戶投資者保底這條限制沒有退。《證券法》第143條規定：“證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對客戶證券買賣的收益或者賠償證券買賣的損失作出承諾”。受托理財買賣證券，當然也不能保底。《通知》第二（一）款再次強調：證券公司不得以書面或者口頭、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委托人承諾承擔投資損失、保證投資收益；向委托人提供投資收益預測的，應當有充分的根據，并以書面方式明確說明所作預測僅供委托人參考，投資風險由委托人自行承擔。

既然如此，集合受托投資保底便違反了法律規定。

（四）可以零點，但不能包席

集合受托投資所籌資金哪里去了？券商拿去買賣證券了，資金到了券商那里，券商便憑自己的好惡買賣證券，是一種全權委托。集合受托投資是全權委托，盡管改頭換面，但改變不了其性質，四不像仍然是鹿類。法律禁止某一類行為，但不可能毫厘不差地對號入座。

我國《證券法》禁止全權委托買賣股票，而且兩條前后呼應，反復強調。《證券法》第140條規定：“證券公司接受證券買賣的委托，應當根據委托書載明的證券名稱、買賣數量、出價方式、價格幅度等，按照交易規則證券買賣；買賣成交后，應當按規定制作買賣成交報告單交付客戶。”《證券法》第142條又規定：“證券公司辦理經紀業務，不得接受客戶的全權委托而決定證券買賣、選擇證券種類、決定買賣數量或者買賣價格。”

有點像到餐館用餐，零點不同于包席，菜一多店家就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同樣，全權委托有其致命弱點，券商利用客戶的帳戶過度交易是其中之一。借用客戶帳戶猛烈交易，是一種不能克制的欲望；多收手續費（通常按交易收費），同時也為券商提供可以反復利用的資金。

（五）是“集合受托投資”，還是“證券”

“集合受托投資”是證監會為新生事物所創造的新名詞，國內外屬于首創。但類似的金融產品美國半個多世紀前就已經有過，美國法院受理過許多有關訴訟，對其定性、定量都有很全面的分析。按美國法院的判例，集合受托投資有可能被視為是一種證券，不在證交會處登記就不得發行。即便集合受托投資不被視為是全權委托，也還是有可能違反了《證券法》。

為了追逐最大的利潤，不少人想方設法繞過“證券”這個范疇。只要不是證券，證券法就不適用，證券監管機構就無權介入。但《證券法》下的“證券”是廣義上的證券，《證券法》第2條規定：“在中國境內，股票、公司債券和國務院依法規定的其他證券的發行和交易，適用本法。”盡管我們的《證券法》沒有細化證券的定義，法院也沒有判例加以闡述和發展，但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

依照美國法院的判例，投資合同可以是證券的一種形式，只要“投資者將資金投資于一共同的業務，并僅僅依靠他人努力既可獲取利潤”。“共同業務”指投資者的資金匯集一處，“僅僅依靠他人努力”指投資者的回報不取決于投資者本人的努力，而是取決于其他人的努力。（SECv.W.J.HoweyCo.，328U.S.293（1946）。）美國證交會訴阿奎聲波產品（1982年）便是一例，被告向眾多的投資者出售其經營許可證。法院認定，投資者投資于一個共同業務，并期待他人的努力來獲取利潤，所以這種經營許可證也是證券。（SECv.AQUA-SONICPRODUCTS687F.2D577C2DCir1982.）

集合受托投資很像構成證券的投資合同，諸多儲戶“僅僅依靠”券商的“努力而獲利”，而且其帳戶資金又被券商攪在一起，構成“共同業務”。股市的全部斗爭便是披露與規避披露、欺詐與反欺詐的博奕。只要掌握這兩點，在錯綜復雜的股市斗爭中就不會迷失方向。如果金融產品被視為證券，那么就要走公開發行的程序，披露相關的材料。我國在這方面比較粗放，喜歡用非法集資或非法融資等寬泛的概念。

有一種觀點是，美國的全權委托帳戶也構成了證券，因為投資人依賴他人努力獲利，而且許多資金糾集在一起。但美國有個說法，即，全權委托帳戶不是構成證券的投資合同，除非許多帳戶匯集在一起構成“共同事業”。但其中的關系似是而非，券商不可能為每一個帳戶安排一位經紀人（成本太高）。美林公司經紀業務以一千萬美元以上的超級客戶為追逐目標。十萬元以下的投資者都由兩個電話中心的460工作人員批發服務。（TheNewMerrillLynch，BusinessWeek/May5，2003.）美國券商一個經紀人平均要負責幾十個帳戶，一大批經紀人糾集在一起，難免達成某種默契，呼風喚雨，調動許多帳戶。這就難免不構成共同事業。

（七）加強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溝通

對于集合受托投資，證監會表現得很猶豫。證監會以機構部名義發出通知表態，但語氣不那么自信，措辭比較閃爍，并沒有明說集合受托投資違反法律。《通知》中說：“

集合性受托投資管理業務，是證券公司受托管理業務的一種新形式，與傳統的受托投資管理業務相比，這一形式涉及的當事人較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比較復雜，管理要求較高，難度較大，如處理不當，極易引發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

《通知》只要求券商將有關材料報送證監會審查，并對不規范行為“進行糾正”，但并不要求券商立刻撤消合同。《通知》的措辭是溫和的，將集合受托投資稱為“金融產品，”很尊重券商的勞動。

既然如此，不妨大家一開始便懇談，從《通知》那種溫和的語氣看，也有回旋的余地，至少有商討余地，《通知》表示以后要再出規范意見（第2條）。但我們缺乏公開書面筆談的習慣和方式，習慣于口頭的非正式交流。美國是通過無異議函開展市場人士與監管者之間的討論。中國也曾推出無異議函，但效果并不很理想。（參見朱偉一：《中、美法律無異議函比較》，《中國證券期貨》，2003年6月號，第42—45頁。）

三、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

商業銀行與券商是混業還是分業？這也觸及券商經紀業務的深處。按中國目前的法律，商業銀行與券商應該分業。但美國已經完成了從混業到分業，又從分業到混業的過程。此處并不詳論分業或混業的利弊，只是討論兩個法律問題：（1）如果是分業，誰來監管？（2）商業銀行經紀業務的定性。

（一）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

分業主要是為了防止商業銀行資金流入券商處。在美國，作為《1933年銀行法》（TheBankingAct）的一部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限制商業銀行的證券業務，禁止商業銀行擁有經紀券商或從事經紀業務。

在我國，1995年頒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43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股票業務……。”集合性受托投資能否被視為是“銀行從事股票業務”難以確定，但該條至少說明立法者對混業抱否定態度。同法第47條又強調：“銀行不得違反規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當手段，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集合性受托投資是否是銀行“違反規定提高……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當手段，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商業銀行監管者如果愿意介入，此問題至少可以一爭。

（二）誰來監管

《證券法》第133條規定：“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此話看似多余，因為資金違規，自然不能進股市，而且“違規流入”也又難以界定。但這句話卻表現了一種傾向，表現了一種原則，即，立法者視銀行違規資金為股市的大敵。這就是所謂的立法意圖。如果立法者不是這個意思，如果立法者有相反的意思，立法者完全可以說：“只要沒有違規，銀行資金可以進入股市。”同一個意思，兩種不同的表達方法，其側重點自然不同。

該條規定的文字也值得推敲。“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為什么不說“進入”，而說“流入？”可能沒有什么含義，只是立法者的隨意或筆誤。同句中的“股市”一詞就可能是立法者的隨意。“股市”與“證券市場”是可以互換的同義詞，但嚴格說，證券市場一詞含意更廣，證券不僅包括股票，還包括公司債券、政府債券等證券。那么此處的“股市”是通用還是特指？法律不怕重復，盡量避免使用同義詞，不同的名詞就有不同的含義，除非法律另有說明。《證券法》第7條用了“證券市場”，沒有必要與“股市”一詞疊用。那么此處“股市”是特指股票市場了？也不太可能，因為資金監管不可能只涉及公司股票，卻對公司債券或其他證券放任自流。即便立法者是特指股市，也應該用全稱“股票市場”。法律強調嚴肅、嚴謹，盡量不用簡稱或縮寫，即便要用，也會有全稱出現，然后在括號內寫出簡稱。《證券法》對“股市”一詞不是這樣安排的。同樣，“流入”可能是立法者的隨意，但也可能是立法者的匠心，要我們對違規資金嚴加防范，嚴防違規資金悄悄地進入股市。

“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這句話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只要銀行資金違規進入股市，證券監管機構就可以聞風而動，堅決加以制止。《證券法》里有這句話，銀行監管的法規與證券監管的法規便連接在一起。銀行資金違規進入股市，銀行監管機構可以出面，證監會也同樣可以出面，目前有些奇談怪論，提出分業后應該由銀行監管機構監督，言外之意是證券監管部門過于攬權。中國有的著名金融學家也持這種觀點，（張越：《券商銀行手難牽》，載于《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顯然是沒有仔細研究《證券法》的相關規定。

當然，混業還是分業，主要是銀行監管機構所關心的問題，因為風險主要在商業銀行，而且商業銀行比券商更難以承受風險。1999年美國國會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在此之前美國商業銀行首先說服聯邦儲備委員會，對商業銀行的邊緣性證券業務網開一面。對券商蠶食商業銀行業務，美國監管者一般比較寬容。我國商業銀行確實受到特殊待遇。國內商業銀行壞帳不斷，監守自盜的情況時有發生，我國《刑法》也規定了單位犯罪，但很少見過銀行作為單位受到處罰。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被罰巨款，但那是美國銀行監管機構所為。那么國內商業銀行為何如此受到厚愛？這恐怕不是法律能夠回答的問題。

（三）商業銀行經紀業務的定性

我們有的同志過于簡單化，將混業等同于商業銀行將資金直接借給券商，生利后立即收回。其實，美國的混業主要是指商業銀行下可擁有從事承銷業務或經紀業務的子公司。分業側重承銷和經紀業務這兩大塊券商業務與商業銀行是否分離，但更關注承銷業務的分離。美國銀行首先在經紀業務方面突破了分業的界線。美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沒有廢除之前，商業銀行可以擁有從事單一經紀業務的券商，將其作為自己的全資子公司。（SecuritiesIndustryAssociationv.BoardofGovernorsoftheFederalReserveSystem.）

在爭取混業的斗爭中，商業銀行始終比券商積極。混業金融機構大多也是商業銀行收購券商，花旗集團、德意志銀行都收購了券商。立法者和監管者主要也是擔心商業銀行的風險，商業銀行的資金更多，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更大，儲戶損失了也不好善后。而券商本來就是游戲風險，投資者也是博弈風險，買賣股票失手很難委過他人。

長期以來，美國法律對商業銀行的經紀業務避而不提，但最近的法律有了修正，列出商業銀行可以從事的經紀業務，其中包括：（1）為第三方經紀業務做的安排（thirdpartybrokeragearrangement）；（2）信托業務（trustactivities）；（3）得到許可的某些證券交易（certainpermittedsecuritiestransactions）如，商業票據（commercialpaper）、銀行承兌匯票（bankersacceptances）；（4）商業匯票（commercialbill）以及受豁免的證券（exemptedsecurities）；（5）某些股票購買計劃（stockpurchaseplans）；（6）證券交換帳戶（swapaccounts）；（7）關聯交易（affiliatetransactions）；（8）私募（privatesecuritiesofferings）；（9）保管業務（safekeepingandcustodyactivities）；（10）確定的銀行產品（idenfifiedbankingproducts）；（11）地方政府的債券（municipalsecurities）。（GLBAsection201，SEA.）

其中，確定的銀行產品（identifiedbankingproduct）包括：存款帳戶、儲蓄帳戶、存款證明或由銀行出具的其他存款憑證；銀行承兌；任何交換協議，包括售給合格投資者的信貸交換和股權。（GLBAsection202，SEASection3（a）（5）（C），15U.S.C.Section78（a）（5）（C）。）

四、美國的差額貸款

美國券商從事經紀業務的利器之一是差額貸款，這是中國證券市場中所沒有的。

（一）投資者借錢博弈

美國投資者向經紀人下單，購買股票，但只需要支付證券市價的50%的現金，其余部分向經紀人賒帳，產生“差額信貸”（margincredit）。投資者就此在經紀人處所開帳戶稱“差額帳戶”（marginaccount），以此方式進行的交易稱“差額交易”（margintransaction）。如果經紀人要求客戶追加現金，就是“差額追加要求”（margincall）。

差額信貸幅度可以上下浮動，微調流入股市的資金。如果股市價格過高，可以提高投資者交付的現金額，由通常的50%加到75%，以免股市場泡沫過多。（DavidL.Ratner，SecuritiesRegualtion，p973-976，1991WestpublishingCo.）

美國調節股市場資金的主要杠桿是利率，利率下調后借貸成本降低，流入股市的資金隨之增多。我國情況特殊，利率對流入股市的資金的影響不大，如果引入差額信貸，微調有可能反而成為調節的杠桿。

（二）是證券法還是銀行法

差額信貸涉及證券交易，本來應該適用證券法，并由證交會監管。但《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7節和第8節規定，由美國聯邦儲備局（以下簡稱“聯儲局”）負責。差額信貸并不涉及商業銀行的風險，但關系到貨幣政策、貨幣投放量、信貸和利率等宏觀問題。宏觀調控并非證交會所長，所以借重聯儲局。對券商差額信貸業務的監管仍然由證交會負責。

聯儲局只管規范發放差額信貸時的差額比例，不問以后發生的變化。如果以后股價下跌，差額信貸的比例自然隨之發生變化。比如，假設差額信貸的最大限度是50%，那么客戶購買市價為4000美元的證券時只需實際支付2000美元，其余2000美元可以是經紀人的差額信貸。如果證券的市價下跌到2500美元，為保持50%的差額信貸，客戶必須補交750美元，將其債務降到1250美元。但聯儲局并無此規定。

而美國的交易所有規定，其成員發放差額信貸必須與現金有一定比例。例如，紐約證券交易所“維持差額規則”（marginmaintenancerule）。還以上文市價4000美元的證券為例，初始差額信貸還是50%.假設證券市價跌至2500美元，按照維持差額規則，客戶差額帳戶上的現金至少要相當于客戶所持股票價值的25%，那么，當股票市價由4000美元跌到2500美元時，客戶必須增交差額現金，將差額現金增加到625美元，將其債務降低到125美元。

此外，聯儲局的規定只適用于股票證券，政府證券和公司債券（可轉換債券除外）不受限制，因為此類證券的風險本來就比較小。

柜臺交易本來沒有差額信貸，業內曾認為此類股票并沒有貸款價值。1968年，美國的相關法律做了修改，允許柜臺交易開展差額信貸業務。聯儲局對此類證券的種類有詳細規定。

（三）出了問題怎么辦

按美國證交會的規則，經紀人必須向其客戶披露以下內容：（1）差額信貸的利率以及利率換算方法；（2）客戶所持證券對券商的利益所在，以及追加差額現金的條件。（Rule10b-16.）如果券商沒有披露并因此造成客戶的損失，則券商必須做出賠償。該規則得到聯邦上訴法院的肯定。（Liangv.DeanWitter，540F.2d11007（D.C.Cir1976）。）

美國法院曾經一度允許客戶經紀人，即便經紀人過度發放差額信貸并不是為了誘使客戶增加交易。但1970年對《1934年證券交易法》做了修正，規定借款者也必須遵守差額信貸方面的規定。如果出了問題，客戶也可能有過錯，無權向經紀人索賠。（1934SecuriliesExchangeAct，Section7（f）。）證券法的主旨是保護中、小投資者，但差額貸款方面的法律宗旨是防止投機，不是保護中、小投資者。（DavidL.Ratner，SecuritiesRegualition，p973-974，WestPublishingCo.）

（四）投機與泡沫

差額信貸最大的危害是投機和投機有可能造成的市場泡沫。差額信貸的雙方都是投機，投資者超值買賣證券，券商貸款促成投資者買賣證券，以收取交易費。如此循環演變，股市就可能出現泡沫。差額交易方面的違規行為難以發現。只要當事雙方不說，別人就不會知道，只要客戶賺了錢（或是不賠錢），客戶多半不會說，結果隱瞞了許多問題。

（五）差額信貸引入中國的法律障礙

如果我國引進差額信貸，法律上會有兩個障礙：《證券法》第35條和第141條，關鍵是后一條。

《證券法》第35條規定，“證券交易以現貨進行交易。”現貨交易（spottrading）指商品市場以現金交易，與期貨交易相對。有人認為，差額信貸就是信用交易，為中國《證券法》所不容。

但差額信貸不是信用交易，差額信貸只是一種信貸，是公司短期融資的常見方法，公司購物時經常賒帳，消費者購買商品有時也是先拿貨、后付錢的。證券也是一種商品，一種比較特殊的商品。差額交易不同于買空賣空，差額交易是現貨交易，在實實在在的證券，而且是投資人名下的證券，也有交割，只不過證券用作質押。

法律障礙出自《證券法》第141條。該條明文要求，券商為客戶買賣股票，必須“以客戶資金帳戶上實有資金支付，不得為客戶融資交易”。融資的含義很廣，包括各種形式的信貸，差額信貸難以繞過這一法律限制。要名正言順地引進差額交易，就必須修改這條規定。

五、法定防范措施

證券市場轉移財富之快，可以用秒來計算。券商借助風險弄潮，盡量把風險送給他人，把利潤留給自己。但風險也是券商的大敵，券商也有失手的時候。券商處有投資者大量的保證金，券商突然破產，投資者有可能蒙受巨大損失。券商自己有內控機制，以防范風險。但立法者并不相信券商，所以又給券商強加了法定防范措施和補救措施，其中主要的有：（1）資本金規則；（2）增資擴股；以及（3）勒令破產。凈資本規則中、美兩國都有，增資擴股是中國特色，而勒令破產則是美國的做法。

（一）凈資本規則

《證券法》規定了注冊資金的最低限額，綜合類券商和經紀類券商的注冊資金的最低限額分別是五億人民幣和五千萬人民幣（第121條）。金額似乎很大，但有可能是虎頭蛇尾，因為規約的限制只反應了注冊資金到位那一刻的情況。即便券商從來沒有秘密抽出資金，也還有問題，券商的債務有可能大于凈資產。

這就有了凈資本規則的規定。《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第33條規定，綜合券商的凈資本不得低于兩億元，經紀類券商的凈資金不得低于兩千萬元；券商資本金不得低于其對外負債的8%.（《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第33條。）《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第34條規定，凈資本低于中國證監會規定的金額的20%，或者比上月下降20%的，必須向證監會報告。

美國也有凈資本規則，用于監督券商的財務狀況，以確保投資者的利益。首先，由美國證交會在《證券交易法》下制定了凈資產規則（netcapital）。（此處凈資產的英文也可以是“networth”或“netasset”。）依照該規則，券商的資產必須多于債務，而且至少多出25000美元（如果券商不代客戶持有其基金或證券，則凈資產多出5000美元即可）。但還有問題：盡管凈資產不變，債務本息的多少也影響到風險的大小，而且資產本身也會在短時間內大量貶值。所以美國證交會的規則，券商債務與流動資金的比例是15∶1，或是說券商的債務總額不得超出其凈資產的1500%（券商營業的第一年中，該比例不得超出800%）。如前所述，證監會為中國券商規定的比例是，券商資本金不得低于其對外負債的8%.

凈資本是公司的凈資產減去可能難以全額兌換為現金的債務。按我國的規定，凈資本是指公司凈資產中具有高度流動性的部分，用公式表示：凈資本=∑（資產余額×折扣比例）－負債總額－或有負債。凈資本的換算比較復雜，證監會制定了專門的換算表格。（見2000年9月23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關于調整證券公司凈資本計算規則的通知》。）

（二）增資擴股

為解決券商資本問題，中國證監會還有一道殺手锏。“在特殊情況下，為及時化解風險，中國證監會可以要求證券公司增資擴股。”（《關于證券公司增資擴股有關問題的通知》，2001年11月23日，證監發［2001］146號［2000］223號。）這種不斷增資擴股的做法也有負面影響，就是以不斷續錢的辦法來暫時掩蓋矛盾。盡管各方可能都有良好的愿望，希望度過危機后問題會自動消失，但實際上經常事與愿違。擴股本身并不會消除券商的內在問題和缺陷，結果資金成了遏止問題的堤壩，水高堤也高，形成了堤上河。在河下行走的人即便是暫時安全，也是提心吊膽，深怕那天堤壩不靈坍塌下來。

增資擴股并非總是良策，券商也有需要壯士斷臂的時候。發展本身也并不一定是包治百病的良藥。券商不僅要會大踏步前進，也要會大踏步地后退。這點美國券商似乎有可借鑒之處。遇到股市長期低迷的時候，美林公司便調整戰略，主動放棄一些經紀業務。（TheNewMerrillLynchBusinessWeek/May5，2003.）市場低迷時，我國券商也普遍抱怨難以維持。既然需要減少，券商就應該收縮業務，而不是去增資擴投。營業部可以是券商的重要創收單位，但也需要巨大的開支維持。交易減少后營業部就有可能成為券商的負擔。可是我們看不到券商對營業部成本效益以及其他方面利弊的分析，這種情況下增資擴股恐怕于事無補，無助于化解風險。

券商總是強調自己缺少資金。不錯，資金對券商來說確實很重要。但券商之所以缺少資金，大多是因為其經營不善。券商不能總是以發展的名義不斷要求國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券商不能自己不斷陷入困境，又不斷要求政策傾斜。法律和政策的傾斜實際上是分配財富的一種形式。美國大法官霍爾摩斯更是直接了當，就說“財產是法律的產物”。（InternationalNewsServicev.AssociatedPress，SupremecourtoftheunitedStates，248U.S.215，1918.）券商遇到險情便增資擴股，可能有利于維持券商業內人員的生活水準，但恐怕無助于證券市場和券商本身的健康發展。允許或放任券商低成本籌資，無助于券商克服內部的不足，反而使得它們有更多的機會寅吃卯糧。中國券商不是上市公司，財務不對公眾公開，很容易導致超前分配。總之，券商不可能因為能夠較輕易地獲得資本而克服其內在的弊端。

如果券商業務做的好，資金不會成問題，自然會有人要求入股。高盛名列美國券商前茅，1987年，日本住友銀行主動投資5億美元（回報是分享高盛125%的利潤）。公司上市也是一籌資的重要途徑，美國的大券商大多已經上市。但美國券商上市也是近年的事。在此之前，美國券商籌資的重要途徑之一便是內部積累。1992年，美國券商高盛的兩位合伙人魯賓和佛里德曼各自的收入都在2500萬美元之上，但他們只拿出幾百萬用于個人消費，其余都作為對高盛的再投資（DougCampbell，GoldmanSachs，LisaEndlichretold，p7，PearsonEducationLimited，1999.）。

（三）清盤，美國的辦法

依照美國《投資者保護法》，證交會或任何自我監管組織都可以報警，只要它們認為某家券商可能無法履行其對投資者的義務。警報發出之后，再由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來判定，券商是否有可能無法履行其對投資者的義務。

法官如果認定問題確實嚴重，可以下令清盤（DavidL.Ratner，SecuritiesRegulation，1991，WestPublishingCo.，p972.）（按美國破產法的規定，券商破產后不得重組）。

六、結論

與美國同行相比，中國券商在籌資方面受到的法律限制比較多。《證券法》禁止全權委托和差額貸款。雖然實踐中全權委托已經網開一面，但畢竟不是名正言順。差額貸款至今仍然完全是個。那么我們是否應該以發展的名義奮起直追，趕上和超過美國的做法呢？許多方面似乎有這個呼聲，但中國的配套環境和配套法律與美國的相去甚遠，此市場不是彼市場。

中國證券市場對我們的法院、法官翹首以盼，盼望他們能夠出來為各方擺事實講道理。盡管法院、法官對“加強法治”談的很多，但對證券訴訟卻裹足不前。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同年2月1日該《規定》生效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有關證券訴訟，但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被告已經受到行政處罰或是已經被刑事定罪（第5條）。這樣一來，投資者民事訴訟的權利便受制于政府部門的決定和行動，投資者保護缺少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第6篇：法律問題論文范文

［關鍵詞］護理記錄；法律問題；對策

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制不斷完善、健全，人們的法律意識也日益增強。新的《醫療事故處罰條例》內容加大了對患者的保護，加重了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責任。作為高風險職業的醫務人員，更需要認真學習，要知法、懂法，更好地為患者服務。護理記錄是具有法律意義的原始文件依據，特別是涉及到醫療糾紛案件時，它是支持醫院、醫生、護士公正地評價事實的最關鍵的證據，其書寫質量就顯得尤為重要。

1護理記錄中出現的問題

1．1法律意識淡薄法律觀念淡薄，自我保護意識差，虛填觀察結果，從抄護理記錄、護理措施和過程不全［1］。

1．2記錄不及時、欠準確、相符性差病情描述不確切，用詞模棱兩可，使用非醫學術語或語法錯誤。患者的病情變化沒有及時記錄，當病情進一步加重，或者差不多交班時再進行回憶性記錄，容易導致記錄與事實有出入，造成時間上、記錄上的不相符。

1．3記錄涂改多、漏記、字跡潦草某些護理人員為了書面整潔，或補上漏記的資料，不得已使用涂改的手段，另外字跡潦草、不清，一段時間后連記錄者也難以辨認，不利于舉證倒置。

1．4特殊性檢查沒有護理宣教記錄及簽名在給患者進行特殊檢查治療前，尤其是一些有創傷的侵入性檢查前，沒有將檢查的意義、注意事項、可能發生的不良后果、如何配合檢查的方法等知識告訴患者，并請患者或家屬確認簽名。

1．5危重患者沒有時間性記錄在搶救患者過程中，護士往往只顧及執行醫囑而忽視了及時記錄病情的變化。

1．6署名不實護士之間執行醫囑時代簽或隨意簽字。

1．7記錄帶主觀性的描述，缺乏客觀性、連貫性護理記錄只做主觀判斷的描寫，沒有具體的數據顯示。護理記錄僅陳述當班出現的問題及病情變化，采取相應的處理措施后，無追蹤記錄效果；或對上一班提出的護理問題無跟蹤觀察。

2防范對策

2．1加強法律知識學習，提高自我保護意識護理人員學習相關法律知識，特別是對《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護士管理辦法》等與護理人員關系密切的法律知識有所了解，使自己成為一個學法、懂法、守法、用法的合格的醫護人員。講述醫療事故爭議與醫療風險的防范知識，不斷增強醫務人員的法制觀念，使醫務人員遵法守法，學會運用法律保護自己。書寫中注意銜接緊密，書寫時如出現錯字、錯句，要用藍黑墨水筆在錯字或錯句下面劃雙線，不得用涂刮、粘貼等方法掩蓋或去除原來的字跡。

2．2提高護理人員自身素質和業務水平，注意專業理論培訓加強學習，嚴格要求自己，練好過硬的技術業務基本功，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熟練掌握護理書寫的要求和規范。全面提高自身素質和業務水平，不但充實和更新知識，面對醫療科學的飛速發展，沉著應對新形勢的要求和挑戰

2．3以務實態度書寫護理記錄改變護理書寫模式，讓護士的時間花在觀察病情、分析護理問題上，護理記錄內容應客觀、真實；做了什么就寫什么，最重要的是應根據病情變化及時記錄，將護理程序貫穿于護理工作的始終。徹底讓護士從記錄文件書寫中解脫出來，把時間花在患者身上，使護理服務真正以患者的需要為中心。

2．4加強管理，保證病歷書寫質量實施崗位責任制，職責明確到人。護理部每季度及科護士長每月定期或不定期隨機抽查護理記錄，提出存在的問題，進行討論、交流，不斷提高護理記錄質量。病區護士長每天重點對危重患者記錄及對出院病歷質量嚴格把關，發現問題及時反饋給護理人員，馬上修正，保證護理病歷記錄質量。

2．5加強醫護溝通，做好病歷保管醫護之間加強溝通，團結協作，當護士發現護理記錄與醫生的病情記錄不一致時，應主動找醫生核實，避免醫護記錄的不相符性。病歷集中妥善保管、上鎖，不得擅自涂改、外借。

2．6強化護理人員的證據意識護理記錄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效益，全面、準確的護理記錄不僅對患者的利益負責，而且也是保護醫務人員切身利益、解決醫療糾紛的有利依據。每一次護理行為都可能成為一個有利或不利的證據［2］要教育督導護理人員嚴格按照衛生部頒布的《病歷書寫基本規范(試行)》要求，全面、真實、客觀、準確的做好護理記錄。

2．7及時補充護理記錄危重患者護理記錄應記錄患者的主觀(患者主訴)和客觀(護理人員觀察的)資料，患者目前出現的癥狀及異常檢查結果等。經過搶救的患者按時間順序記錄搶救過程中所采取的具體措施。搶救結束后，務必準確記錄停止搶救時間，具體到分鐘。搶救過程中如不能及時完成記錄，應在搶救工作結束后6h內及時書寫并補全護理記錄，并注明補記時間。

2．8履行告知的義務患者同意是醫療護理侵權行為的必要免責條件，是醫療護理行為合法性的前提［3］，所以，護士應將每一項操作的目的、風險因素告知患者和家屬，特殊治療、護理、檢查應征得患者的同意，必要時履行簽字手續，這既是尊重患者的權利，也是護士自我保護的需要。護理措施是記錄針對患者資料按照操作規程所執行的實際護理活動，如護士為患者實施的健康宣教、出院指導等，需要護士認真觀察、及時記錄。

參考文獻：

［1］蘇蘭若．1028份護理記錄中相關法律問題的分析與對策［J］．中華護理雜志，2004，39(9)：687.

第7篇：法律問題論文范文

20世紀末至今，伴隨著計算機網絡的普及發展，人類生活方式發生了深刻變革，企業的國際貿易模式也隨之優化進步，利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實現市場交換的全過程已成為現實。同時，電子商務的應用也為國際貿易中法律規制提出挑戰，電子數據交換(EDI)利用計算機網絡進行自動、及時的信息交流、數據交換和處理，開創了無紙貿易的新時代，使傳統理論中要約承諾的形式、生效時間地點、安全性、能否撤銷等規定受到質疑，值得探究。

一、傳統承諾理論的規定

承諾是指受要約人按照要約人所指定的方式，對要約的內容表示同意的一種意思表示，在國際貿易中，也稱接受或收盤。被要約人一旦表示承諾，則表明要約人、被要約人之間以達成協議，合同即宣告成立。《聯合國貨物買賣合同公約》第18條第2款規定：接受發價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達發價人時生效。如果表示同意的通知在發價人所規定的時間內，如未規定時間，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內，未曾送達發價人，接受就成為無效，但須當適地考慮到交易的情況，包括發價人所使用的通訊方法的迅速程度。對口頭發價必須立即接受，但情況有別者不在此限。傳統理論中，關于承諾生效的時間，存在投郵主義和到達主義兩種不同理論。

英美法系采用投郵主義，即在以書信、電報作出承諾時，承諾的通知一經交付郵局投郵立即生效，合同即告成立。即使是由于郵局的疏忽致使承諾的通知在作踐耽擱或丟失，風險仍由要約人承擔，而與受要約人無關，且不影響合同的成立。英美法系采用投郵主義的目的在于縮短要約人能夠撤銷要約的時間，從而改善受要約人在交易中的被動地位。但在要約人收不到受要約人承諾時，以投郵主義而強加給要約人的合同成立其不合理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與之不同，大陸法系采用到達主義，如《德國民法典》第130條規定：對于相對人所做的意思表示，于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發生效力。我國亦采用到達主義，即遵循《合同法》第26條規定：承諾通知到達要約人時生效。承諾不需要通知的，根據交易習慣或者要約的要求作出承諾的行為時生效。

關于承諾的撤回，除當面表示承諾和采用投郵主義立法的國家不存在外，采用到達主義的國家規定了承諾撤回問題。根據《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第22條，接受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接受原應生效之前或同時，送達發價人。我國《合同法》規定與之相同。

二、E時代國際貿易的新形勢及問題

E時代，最初用來指電子(electronic)時代，電腦網絡出現后Email以其快速、簡便、多功能等在很短的時間內顛覆了傳統的手寫郵寄信件。電子商務合同，是指以數據電文形式訂立的合同，當事人通過數據輸入進行要約、承諾，以網絡傳輸進行送達。

傳統的書面合同要求雙方當事人在合同原件上手書簽名、蓋章或按指紋，以表明當事人對該書面合同內容正確性的確認。而在EDI合同中，手書簽章被電子簽名所代替，即由符號及代碼組成，經由鍵盤輸入并存儲于計算機磁盤中。

在電子商務合同的簽訂過程中，要約與承諾的意思表示由當事人通過計算機互聯網以電子方式實現瞬間傳遞的，因而由其所依賴的技術和其運作方式的獨特性，產生許多新問題。

第8篇：法律問題論文范文

關鍵詞：保險代位求償權；人身保險；行使對象；時效

1保險代位求償權的適用范圍

在財產保險中，始終貫穿著補償原則，因此，法庭一般不會對保險人在財產保險中擁有的代位求償權提出疑問。但是，對于人身保險合同是否可以適用代位求償權，至今仍沒有定論，學者們各執一詞，筆者個人認為，對于人身保險的不同險種應該具體分析。在人壽保險合同中，保險人不能行使保險代位求償權，理由如下：

首先，從人身性質的角度分析。人壽保險是以人的生命為保險標的，以人的生死為保險事件，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因而，人身利益具有無價值的屬性，不能以金錢標準來簡單的衡量人壽保險關系中被保險人在發生保險事故時所受到的損害。保險人支付給被保險人的保險賠償金只不過是對其直接開支損失的彌補，但被保險人或其他受益人因發生保險事故而遭受到的精神方面的損害是無法用金錢去補償的，有時造成的精神方面的傷害要遠大于物質上的，而且造成的遠因利益和近因利益方面的損失更是難以估算。另外，人壽保險所特有的人身性，使投保人投保的目的更多的是一種投資形式而不是以填補損害為主要目的，因其所特有的投資價值，決定人壽保險的保險金額的確定不是以保險標的為參考，而是根據被保險人交付保險費的能力及其對保險的需要程度來確定，所以，在人壽保險中，被保險人在發生保險事故后獲取的保險金不是賠償的損失。另外，被保險人在發生保險事故前可以就人壽保險與多個保險人簽訂合同，一旦發生保險事故或者期限到達可以向多個保險人領取保險金并且有權要求致害第三人給予賠償，這種做法并不違反損害補償原則，也不存在不當得利。如果允許保險人在人壽保險關系中行使代位求償權，則會造成保險人不當得利。

其次，從保險合同性質和保險利益角度分析。財產保險合同的性質是屬于補償性的合同，在財產保險中以損失補償為原則；而人壽保險合同屬于定額保險合同，其不存在超額投保的情形，而且也不受重復投保的限制，它的性質是屬于給付性的保險合同，因而，不能適用補償原則，不存在保險代位求償的問題。同時，在保險合同中，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可以以金錢來衡量的現有利

益及因現有利益而產生的期待利益、責任利益，是財產保險中保險利益的體現；而人壽保險中體現的保險利益是建立在被保險人的法定身份關系或者經濟上切身厲害關系的基礎上而發生的，該種利益是無法用金錢來估價的。財產保險合同與人壽保險合同的性質及保險利益的區別，決定了不能將保險代位求償權適用于人壽保險中，否則可能會損害到被保險人的切身利益。

再次，從賠償請求權的角度分析。由于人壽保險關系中，在發生保險事故時，被保險人或者其他受益人享有的對致害第三人的請求賠償權是專屬的，具有人身性，不能轉讓給他人，因此，在人壽保險中不能適用保險代位求償權。

在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中，保險人可以行使保險代位求償權，理由如下：

從一定程度上來講，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具有填補損害的特征，在過錯第三人造成保險事故后，被保險人遭受到身體上的傷害，但被保險人的損失一般表現為醫療費用及誤工造成的損失等具有確定金額的財產上的損失，而保險人承保的范圍也正是關于這些的，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支付給被保險人的保險賠償金的目的就是為了填補這些財產方面的損失，因而，為保險代位求償權的適用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當然，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又具有人身利益的屬性，被保險人遭受的身體上的傷害，同時也使心靈上受到了創傷，因而，有權要求致害第三人賠償精神方面的損失，這些都是屬于非財產上的損害，因此，保險人在行使代位求償時，被保險人仍有權向第三人主張精神方面的損失，這不違反財產填補的原則。

我國現行《保險法》第68條的規定表明了我國現行立法中代位求償權只適用財產保險而不能適用于人身性質的保險。因此，在我國要在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中適用代位求償制度，建議對保險法進行修改，對第68條進行修改，將人壽保險與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進行區別解釋，或者制定有關健康保險及意外傷害保險方面的特別法。

2保險代位求償權的行使對象



“狹義解釋”派學者認為，我國《保險法》第47條中所說的“組成人員”指的是被保險人的家庭組成成員，是對前述“家庭成員”的補充和擴張。

“廣義解釋”派的學者以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桂裕先生為代表，他是站在保護被保險人的角度，認為“家庭成員應包括配偶和親屬等較近的血親或者姻親而共同生活的人，以及雖非共同生活但負有法定義務的人，具體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兄弟姐妹等。而對被保險人的利益或者受被保險人委托或者與被保險人有某種特殊法律關系而進行活動的人，包括被保險人的雇傭人員、合伙人、人、信托人等。”

比較“廣義解釋”和“狹義解釋”兩種觀點可知，前者比后者的認定更準確些，但是這兩種學說在內容上都存在有一定的欠缺：首先，對“家庭成員或者其組成人員”應理解為是“被保險人的家庭成員或者被保險人的組成人員”，當被保險人為自然人是應是指其家庭成員，范圍上應限制在與被保險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擁有共同財產，且在法律上對被保險人沒有損害賠償義務的家庭組成人員。其次，對“被保險人的組成人員”應理解為當被保險人是機關、企事業單位等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組織時，被保險人的員工或雇員。理由如下：

（1）在現代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人、財、物也是處于高速流動的狀態中，人類的生活方式轉變和相互交流十分頻繁，對“家庭成員”這一概念的界定，不管是從法律的角度還是從人們日常生活的角度都有一定的難度，與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擁有共同利益的人僅僅局限于父母、子女等近親屬的做法，已經遠遠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需要了，因為與被保險人“共同生活的其他相關人員”，也可在特定情況下與被保險人一起共同擁有保險利益。

（2）將“被保險人的家庭成員”及“被保險人的組成人員”作擴大的解釋，是符合現代各國保險立法的發展趨勢的。（3）禁止保險人向被保險人的家庭成員或組成人員行使代位求償權，因為“系考慮到一個家庭一般只有一個共同荷包，保險人不應一手給付后再根據代位求償權以另一手拿回”。如果允許保險人向被保險人的家庭成員行使代位權，則無法實現被保險人計劃通過保險分散風險、減少損失的目的，同時，也無法彰顯的保險功能。另外，考察各國的經濟模式，大多數企業、單位與其員工之間的共同利益類似于家庭成員，尤其是我國目前大力倡導公司制治理結構中，一些公司制的組織實行“股份制”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持有該公司股份的所有員工或者說是雇員同時也是該公司的資產所有者,因而，對于公司的財產擁有共同的保險利益。

綜上，筆者認為，在界定被保險人的“家庭成員或者其組成人員”時，應該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即財產保險的“損失補償”原則。而且，在界定時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在處理個案時不損害被保險人的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在保險實務操作中彰顯立法者的意圖。3保險代位求償權行使的時效

我國相關的保險法律沒有關于保險代位求償權的時效規定，因此，分析保險代位求償權的時效應依據民商事法律的有關規定。

從性質上來講，保險代位求償權從屬于被保險人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而第三人造成保險事故的原由或者是侵權，或者是違約，因此，被保險人對致損第三人享有的賠償請求權是屬于債權請求權的范疇的，那么保險人的代位求償權也應屬于債權請求權。故保險代位求償權時效的界定，應當適用《民法通則》及其他民事法律法規中關于債權請求權的規定，如時效類別、期間長短以及如何起算等。《民法通則》中依據不同的民事法律關系及當事人的認知程度，分別規定了一般時效、特別時效及長期時效三種（即2年、1年、20年）。保險人在行使保險代位求償權時，依照被保險人應當適用的訴訟時效確定其應適用的訴訟時效；另外，根據“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法理原則，對于第三人的侵權行為或者違約行為造成保險事故的，被保險人對第三人的索賠時效，如果《民法通則》以外的其他法律有專門規定或者特別規定的，應適用該法的專門規定或特別規定。當然，保險人行使保險代位求償權的時效，也應遵循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損害賠償請求權適用的相關特別法的時效規定。考察我國的現行立法，對訴訟時效作出規定的特別法主要有《專利法》、《合同法》、《海商法》等。

從我國的法律規范上看，我國相關法律關于保險代位求償權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理論上，學者們也存在著爭議，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兩種觀點：（1）主張訴訟時效的起算點為保險人知道有賠償義務人時。該觀點的學者認為，若保險人不知道存在有賠償義務人之前，無從入手代位行使求償權利。（2）主張訴訟時效的起算點為被保險人知有賠償義務人時。也就是說，保險代位求償權的訴訟時效從被保險人能夠向致害第三人行使索賠請求權之時開始計算。

筆者比較贊同第二種觀點。即認為保險代位求償權的訴訟時效應自被保險人可向致害第三人行使索賠請求權時起算，理由如下：

首先，從保險代位求償權的性質方面看。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保險代位求償權從性質上來說是一種債權的轉讓，保險人在承擔保險責任后，自被保險人處受讓其對致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根據法理上的“任何人不得將大于自己所有之權利讓與他人”可知，保險代位求償權的行使理應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原有索賠請求權的制約，當然也包括行使的訴訟時效方面。即保險代位求償權的訴訟時效的起算點應為被保險人能夠向第三人行使索賠請求權時。

其次，從第三人利益方面看。若根據法律的規定，第三人對造成的保險事故應向被保險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的，則其所享有的訴訟時效及時效經過方面的利益，不因存在保險代位求償權而有所改變。

再次，從被保險人利益方面看。由于受訴訟時效的限制，保險人為了盡早行使代位求償權以免時效經過，勢必會加快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賠償金的理賠速度，如此以來，有利于被保險人的受損利益得到及時的補償。

參考文獻

［1］陳欣.保險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第9篇：法律問題論文范文

合同解除的概念，各法系學者之間有爭議，其焦點在于合同解除是否包括協議解除。大陸法系學說一般認為合同解除是單方行使解除權的單方行為，合同的協議解除被排除在外，原因是協議解除合同是當事人經過協商后達成的一致意見，是一種新的合意，充分體現合同自由原則，由合同意思自治加以規定足以而不需另設專門條款加以規定。英美法系的合同解除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相當于大陸法系的合同解除。從廣義上看，與合同消滅或終止同意，其解除原因包括以下五種：①因履行而解除；②因當事人的協議而解除；③因當事人一方面通知對方而解除；④因債權人認為對方違約而解除；⑤因意外事件不能履行而解除。

我國《合同法》中有關合同解除的含義與兩大法系觀點不同，是廣義上的合同解除，把協議解除、約定解除納入合同解除的概念。合同解除作為合同法中的一項獨立的制度與合同其他制度，如合同無效、合同變更、合同擔保等制度互相配合，共同構成我國合同法的完整體系。

我國《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當具備合同解除條件時，因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關系自始消滅或向將來消滅的一種行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①合同解除的前提是有效成立的合同不包括可撤銷或效力待定的合同。②合同解除所滿足的條件包括法定的條件和約定的條件。③必須有解除行為，或基于一方或基于雙方的意思表示。④解除的效力是自始消滅或向將來消滅，也就是是否有溯及力的問題。

二、合同解除制度比較研究

兩大法系中關于合同解除制度的構造各異，其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點上：第一，合同解除是否包括協議解除；第二，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大陸法系國家合同的解除制度將協議解除排除在外，僅有依解除權而解除合同，以法國和德國最有特點。

總的來看，英美法中合同解除的含義不具有統一性，合同解除包括作為違約的救濟方式而存在的法定解除，也包括協議解除、單方解除。因違約而解除合同的，其條件適用根本違約的規則。協議解除實際上適用的是合同訂立的規則，體現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合同解除效力視具體情況而定，對于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問題，英國法和美國法則采取了不同做法。

兩大法系合同解除制度比較：第一，協議解除是合同自由原則的體現，體現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適用合同訂立的規則，合同解除的效果由當事人自由商定。所不同的是大陸法系一般認為協議解除屬于合同解除的范疇，而英美法系則認為應納入合同解除制度的范疇。第二，雖然大陸法系以違約行為的性質和特點為標準，英美法系(如英國法的中間條款)以違約后果為標準，導致兩大法系對法定解除權發生原因的具體規定并不一致(大陸法系以履行不能、遲延履行等為法定解除權的發生原因，英美法系以根本違約為法定解除權的發生原因)，但兩大法系對法定解除權發生原因的規定從本質上講是一致的。對于法定解除的效力，德國、美國及我國臺灣地區原則上承認其具有溯及力，以恢復原狀作為救濟方式，英國法認為合同解除的后果原則上不包括恢復原狀，沒有溯及力。

三、中國現行合同解除制度的改進及完善

(一)中國現行合同解除制度的兩點思考

1．通知解除合同的程序，即單方行使解除權解除合同的程序《合同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單方解除合同，應當通知對方。通知只需要到達對方，并不需要對方的答復，更不需要對方的同意，合同解除即發生效力，即“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如果對方當事人不同意解除合同即對解除合同存在異議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確認合同解除的效力。此時，如果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認定合同解除的條件成就，那么合同解除的效力就從解除權人把解除合同的通知送達給對方時生效；如果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做出了相反的確認即確認合同解除條件不成就，不應當解除合同，而此前解除權人已經通知對方當事人合同解除，合同解除已經生效，也就是說法院或仲裁機構的確認了前者解除權人解除合同的效力，那么從合同解除生效至法院或仲裁機構這段期間合同解除的效力如何認定呢?筆者認為法院或仲裁機構了解除權人在先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的效力應視為自始無效，因此給對方當事人造成的損失，通知方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2．合同解除的時間要素。我國《合同法》第九十五條規定：可以由當事人約定行使期限，也可以由法律規定，期限屆滿，該權利消滅。在沒有前述規定的情況下，經對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不行使的該權利消滅。據此規定，行使解除權的期限是模糊的，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需要法官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自由裁量。但是，無論是法定期限還是約定期限，在性質上都是屬于除斥期間，即法律預定的關于解除權于存續期間屆滿時當然消滅的時間，除斥期間的計算以該權利的取得為起算點。這里就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其一，催告后“合理期限”的確定。如何確定合理期限在實踐中是不容易判斷的，要根據合同的具體情況由當事人自己去判斷，這就增加了法律的不穩定因素，由此常引起糾紛，破壞法律的穩定性。其二，法律規定或當事人約定的行使期限這個除斥期間與“合理期限”有可能出現沖突的問題。這種情況下就會導致在合同解除制度上出現兩個不同的除斥期間，其矛盾是顯而易見的。為了解決上述兩個問題，我認為《合同法》應該規定一個確定的、統一的除斥期間，從而使司法實踐中遇到此問題時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合同解除權的時間要素在一定意義上是對合同解除權人的一種督促，它要求當事人應當在法律規定或約定的時間內及時地行使，如果期限屆至而不行使，則合同解除權只能歸于消滅，也是我國《合同法》第九十五條需要完善的一個地方。

(二)中國現行合同解除制度的改進及完善

1．將協議解除從合同解除制度分離，由合同訂立制度加以規制

協議解除合同主要是由當事人通過自由協商而達成意思表示的一致，使已經生效的合同消滅。其作用機理與訂立合同相同，但方向相反：一個使合同走向消滅，一個使合同成立。而約定解除則是當滿足了某種特定的條件時法律賦予某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意思使合同歸于消滅的權利。其作用機理與法定解除相同，只是賴以解除合同的條件不同：一個是約定的條件，一個是法律直接規定的條件。從各國立法來看，大陸法系德國、法國將協議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這是值得借鑒的。在立法完善時應該予以拆分，將協議解除與單方行使解除權(即約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相分離，而通過合同訂立的規則對協議解除加以規制。

2．與合同解除并存的損害賠償是對無過失方信賴利益損失的賠償

我國法律一直承認合同解除與損害賠償可以并存。合同解除損害賠償的范圍包括對無過失方信賴利益損失的賠償。我認為，此種立法例成功地將體系化的法律規則與鮮活生動的生活現實之間結合，同時滿足了沖突雙方的基本訴求，值得贊同。發端于英美法的信賴利益賠償旨在無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之事實場合，對當事人一方提供救濟，賦予善意無過失之信賴人向相對人請求賠償其因法律行為無效而生之消極的合同利益的權利。近代，在大陸法系該制度已發展成與侵權損害賠償、違約損害賠償并列的法律救濟方式，于合同不成立、合同無效、合同被撤銷等場合均有適用，適用于合同解除場合亦為妥當。信賴利益賠償請求權，在發生基礎上，實質基礎為民法的誠信原則，形式基礎為法律的直接特別規定，不以合同的有效成立為前提。因此，在邏輯上可與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和諧共存，事實上信賴利益賠償之所以產生就是為了在維持法律體系化的前提之下，消除債法的體系化訴求與社會目的的沖突。在賠償范圍上，固然信賴利益，即消極利益或消極的契約利益賠償之結果，即如同契約未曾發生。信賴利益，與債權人就契約履行時可獲得之履行利益(chebenefitofperformance)或積極利益顯然有別。履行利益賠償的結果，契約即如同被履行，但信賴利益賠償涵蓋財產損害和非財產損害，財產損害又包括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因此，信賴利益的賠償甚至可能超過履行利益。二者在范圍上互有短長，難分優劣，只有著眼的角度不同而已。采信賴利益賠償說既與債法的體系相符合，又能救濟善意無過失相信合同有效之當事人，是值得采用的。

合同解除制度，不僅是一項重要的法律補救措施，且事關合同經濟紐帶作用的發揮以及人們對合同的信賴程度。研究合同解除制度，旨在通過完善立法，預防債務人的投機行為，維護債權人的正當利益，確保交易安全與穩定。通過研究分析中外有關合同解除制度的規定，找出我國《合同法》關于合同解除制度的不足，為完善我國合同解除制度提供借鑒，以期達到實踐中解除合同有理有據，并且避免制度的重復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