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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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碳排放論文范文

通過實驗結果可知,熟料中含有極少量未分解的碳酸鹽和未燃燒的有機碳.使用同位素可以確定無機碳和有機碳是來源于生料還是燃煤,但使用該法費用將大幅增加.如分別考慮生料、熟料、燃煤和窯灰中的無機碳和有機碳,則可以規避該問題,使結果更為準確.

1.1新型干法碳排放分類的結果分析與排放因子測算使用23條新型干法生產線的樣品數據對校正后的結果進行分析與排放因子測算.由于新型干法窯的窯灰大部分都會入窯,而旁路放風粉塵的成分又近于熟料[25],因此新型干法窯的排放因子只考慮窯尾生料、窯頭熟料和燃煤中的無機碳和有機碳含量即可.新型干法窯的生料、熟料和燃煤中的無機碳和有機碳含量及分析見表2.在考慮碳酸鹽分解率和有機碳燃燒率之后,所得我國新型干法工藝的無機碳排放因子為522kgCO2/tcl,有機碳排放因子為265kgCO2/tcl,碳排放因子為787kgCO2/tcl,該結果較主流分類的結果832kgCO2/tcl低近50kgCO2/tcl.

1.2立窯碳排放分類的結果分析與排放因子測算立窯屬于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工藝,但是由于我國地域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和資源存儲、開采情況不平衡,該種生產工藝仍存在于我國的部分省市區.立窯生產企業用13條生產線進行樣品分析與排放因子測算,立窯生料、熟料和窯灰的無機碳、有機碳含量及分析見表3.如前所述,由于立窯生料中燃煤的配入,全黑生料中的有機碳會較白生料、半黑生料或新型干法生料的有機碳高很多,對45個全黑生料樣本(包括其他生產線的全黑生料樣本)數據進行單樣本t檢驗,全黑生料有機碳含量的95%置信區間為5.47%~6.19%,平均值為5.83%,其統計分析見圖2.校正后計算得我國立窯工藝的無機碳排放因子為505kgCO2/tcl,有機碳排放因子為334kgCO2/tcl,碳排放因子為839kgCO2/tcl,該結果較主流分類921kgCO2/tcl低近90kgCO2/tcl.通過上述的標準偏差可看出,不同廠家或不同生產線的窯灰中碳酸鹽含量相差較大.13個窯灰樣品中的碳酸含量的變異系數為44.14%.因此,不同生產線的窯灰煅燒程度相差較大.

2討論

2.1燃煤中的碳含量水泥用煤分析主要包括水分、灰分、揮發分、發熱量和全硫以及煤灰成分等,通常不涉及煤中有機碳和無機碳的問題.煤中碳酸鹽二氧化碳的含量一般為0~3.5%.如考慮煤中的碳酸鹽二氧化碳,那么煤燃燒的CO2排放量計算公式應為:EFCO2=(COC×44/12+CIC×44/60)(其中COC為生產單位熟料所需燃煤中的有機碳;CIC為生產單位熟料所需燃煤中的碳酸鹽;44/60為碳酸鹽到CO2的轉換系數).因此,如果按照EFCO2=Cdef×44/12[27]來計算煤燃燒的CO2排放量會使結果偏大.燃煤灰分的鈣、鎂和碳酸鹽回歸分析表明(n=19),R2=0.129擬合質量較差,但是灰分鈣、鎂和燃煤碳酸鹽均符合正態性檢驗(P=0.122)和常數方差檢驗(P=0.461).因此,煤中的鈣和鎂還會以其他形式存在,例如鈣會以硫酸鹽(主要是石膏)、磷酸鹽、硅酸鹽和有機狀態存在,鎂會存在于黏土礦物中或以有機態存在[28].該問題也說明了對直接排放進行校正后來進行碳排放因子測算的合理性.

2.2熟料的燒失量及其中的碳酸鹽和有機碳燒失量是物料在水泥窯煅燒過程中失去結晶水,碳酸鹽分解釋放CO2,硫酸鹽分解釋放SO2以及有機雜質被排出后物量損失的過程.圖3為新型干法窯和立窯的生料和窯灰燒失量與有機碳和碳酸鹽二氧化碳之和的關系對比圖.由圖3可知,窯灰的燒失量與有機碳和碳酸鹽二氧化碳之和的線性關系(R2=0.9707)要高于新型干法窯(R2=0.0270)和立窯(R2=0.0902)生料的3種化學成分的線性關系,這可能與不同生料樣品間的揮發損失相差太大等因素有關;由圖3還可看出,無論是新型干法還是立窯,不同生產線間的生料燒失量都相差無幾,所以除生產單位使用替代原料和替代燃料等特殊情況外,企業間的生料配料相差不多.由于窯灰相當于10%~20%的熟料成分,其中的結合水等揮發物質幾乎不存在,因此可將熟料燒失量近似看成碳酸鹽二氧化碳和有機碳之和.對87個新型干法和57個立窯熟料樣本(含上述23新型干法生產線和13條立窯生產線的熟料樣品)進行單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兩種水泥窯熟料燒失量的95%置信區間分別為0.45%~0.65%和1.12%~1.65%.由此可見,立窯熟料燒失量明顯高于新型干法窯熟料燒失量,并且與立窯熟料的無機碳和有機碳含量均高于新型干法窯熟料的無機碳和有機碳含量(表2和3對比)趨勢相一致.對于新型干法窯,熟料中碳酸鹽和有機碳的存在應該與生料的粉磨粒度,預分解窯內物料的運動速度、停留時間和物料填充以及回轉窯內的鼓風情況(如窯內氣體流速和企業所處的緯度、海拔-緯度、海拔高,氧氣稀薄,鼓風量需增大)、傳熱(包括燃料、物料、窯襯和窯皮之間)等因素有關[29];對于立窯工藝,其巨大的能量損耗和料球的物理性質、窯內流場、溫度場等原因都可能導致燃料的不完全燃燒[30],生料成球不理想、鼓風較差和卸料較快等原因應該是熟料中存在碳酸鹽和有機碳的主要原因.熟料中無機碳和有機碳的存在表明,對直接排放進行校正后再進行碳排放因子測算會更合理且更準確.

3結論

第2篇：碳排放論文范文

1.1參考Chai[8]的研究成果，出口貿易引起的碳排放可以用公式表示為。式（2）中帶撇的變量表示該變量在研究時序內的變化量，等式左邊表示由出口引起的碳排放變化量，右邊的第一項表示我國出口貿易的結構效應，即在總出口額和部門碳排放強度不變的情況下，由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碳排放量變化；第二項為技術效應，即在出口總額與出口結構不變的情況下，由各部門碳排放強度變化引起的碳排放量變化；第三項表示規模效應，即在出口結構和部門碳排放強度不變的情況下，由出口總額變化帶來的碳排放量變化。

1.2數據來源與處理本文中的工業分行業增加值、分行業能源消耗量以及出口貿易總額數據均來源于2005年、2009年和201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分行業出口貿易額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要說明的是這里的分行業出口貿易額選取的是大中型工業企業的出口貿易額。為了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分別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平減出口貿易額和工業增加值數據。鑒于統計口徑的不一致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借鑒前人文獻的分類方法，將中國主要工業分類歸并調整為14個行業，具體如表1所示。

1.3行業碳排放量測算為計算各主要工業行業的碳排放強度數據，進而計算出口貿易影響碳排放的技術效應，有必要經測算獲得各工業行業的行業碳排放量數據。本文將采用方程（3）所示的計算公式，通過一次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系數來估算各主要工業行業一次能源消費活動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C為行業碳排放量，E表示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的行業消費量，F為一次能源的碳排放系數。通過搜集不同機構研究確定的能源碳排放系數，取其平均值，確定煤炭、石油和天然氣能源的碳排放系數F分別為0.728，0.549，0.416。

2出口貿易對碳排放量影響的因素分解分析

2.1結構效應根據模型（2）的計算方法，將2008年相對2004年、2012年相對2008年各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份額變化量，分別與2004年和2008年該行業的碳排放量相乘，加總后即得到出口規模和碳排放強度不變的情況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兩個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由于出口結構變動而引起的碳排放量變化，計算結果如圖1、圖2和圖3所示。由圖1、圖2和圖3可以看出，在第一個計算期內，我國工業行業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出口份額下降較多的行業有服裝鞋帽制造業和紡織業，由此帶來的碳減排量分別為142.002萬噸和1536.27萬噸。值得注意的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出口份額的減少量雖然不是最多的，但其對我國工業碳排放量的增加發揮了最大的抑制作用，減排量為299.28萬噸，此外，一些加工制造業出口份額的小幅降低也為碳減排起到了積極作用。出口份額增長較快的行業包括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其中，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與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屬于技術密集型產業，這種行業的能源利用率高且碳排放量低，即使出口份額增長很快，帶來的碳排放量占總量的比重并不大。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是加工制造行業，由該行業出口份額變動帶來的碳排放增量最多，多達21006.23萬噸。總的來看，在2003～2007年這一計算期內，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使碳排放量增加了20140.03萬噸，結構效應為正。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工業行業的出口貿易結構處于從輕紡制品行業向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行業轉變的過渡階段，出口商品結構已經在朝著清潔化的方向發展。從圖4、圖5和圖6可以看出，在第二個計算期內，出口份額增長較快的行業有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和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在這些年里逐步發展了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的出口，由此帶來的碳排放增量分別為819.425萬噸、154.5555萬噸和274.29萬噸。由于這些行業本身屬于技術密集型的低碳行業，所以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并沒有對環境造成很大影響。出口份額減少的行業包括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屬制品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和煤炭、石油、天然氣開采業，其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出口份額的調整對降低碳排放做出了巨大貢獻，碳排放量減少了17810.1萬噸。2007～2011年處于“十一五”規劃期間，總的來看，在這一計算期內，工業行業出口結構不斷向低碳低能耗轉變，工業行業的碳減排起到了成效，減排量為167.81萬噸，結構效應為負。由此可以說明，此計算期內，我國始終堅持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為主的出口結構，把減少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作為優化出口產業結構的主要方向。結合這兩個計算期來看，在第一個計算期內，我國初步確立了工業碳減排意識，但減排成效尚不明顯。在第二個計算期內，各主要工業行業已基本實現了向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結構轉變，并取得了較顯著的碳減排成效。

2.2技術效應碳排放強度也稱碳強度，是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該指標主要是用來衡量一國經濟同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如果一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說明該國就實現了一個低碳的發展模式。鑒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各主要工業行業，因此這里的碳強度是指單位工業增加值中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據模型（2）的計算方法，結合兩個計算期各主要工業行業的行業出口額與碳排放強度變化量，二者相乘再加總便可得出主要工業行業出口對碳排放影響的技術效應，計算結果如圖7、圖8和圖9所示。由圖7、圖8和圖9中的碳強度數據可知，2004～2008年和2008～2012年兩個計算期內，碳排放強度都較大的行業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其制品和造紙印刷及文體用品制造業，這些高碳排放行業以資源密集型和加工制造行業為主，其生產效率和排污處理水平較低，伴隨著能源消耗而產生的碳排放量也較大。碳強度維持在較低水平的清潔型工業行業主要包括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服裝鞋帽制造業和金屬制品業。總的來看，各主要工業行業的碳排放強度總體呈下降趨勢，其中資源密集型和重度污染行業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和化學原料及其制品和醫藥制造業表現尤為顯著。具體而言，第一個計算期內碳強度下降最多的行業依次為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和化學原料及其制品和醫藥制造業，由此帶來的碳排放量分別減少了191.1萬噸，215.83萬噸，34.01萬噸，295.23萬噸和327.04萬噸。在第二個計算期內，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仍保持著碳排放強度的大幅減少并躍居減幅量首位，給工業行業碳減排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到第二個計算期結束，14個主要工業行業中有13個行業的碳強度水平已經降低到每億元1萬噸以下，表明我國在節能技術上的進步，使得工業行業獲得了良好的減排效果，一些行業如各類機械、設備和器材制造行業的碳排放強度已經接近每萬噸0萬噸。綜上所述，由于碳排放強度的變化，在第一個計算期內碳排放量減少了1233.08萬噸，技術效應為負，在第二個計算期內碳排放量減少了1809.81萬噸，技術效應為負。這說明在過去這兩個計算期內，我國工業生產的環境保護意識明顯增強了，工業生產的節能減排技術得到了大力的發展與應用，對國家的碳減排和環境保護起到了積極作用。

2.3規模效應根據模型（2）的計算方法，將2008年相對2004年、2012年相對2008年各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增長率，分別與2004年和2008年該行業的碳排放量相乘，加總后即得到出口結構和碳排放強度不變的情況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兩個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由于出口規模變動而引起的碳排放量變化，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在第一個計算期內，除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外，其余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規模都大幅增加，其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出口增長率均超過了100%，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更是高達730.01%。因而在該計算期內，由于出口規模的變動而帶來的碳排放增量大大超過減排量，總計2230144.01萬噸，規模效應為正，但一些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行業的出口行業的出口規模顯示出大幅度的增加。在2007～2011年也即第二個計算期間，各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規模均大幅縮小，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金屬制品業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其出口增長率分別下降至-60.02%、-64.07%、-1.80%和-18.51%，由此帶來的碳排放減量分別為792701.55萬噸、37204.81萬噸、352.78萬噸和339860.07萬噸，為工業碳減排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此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碳排放減少了204136.20萬噸，規模效應為負，說明“十一五”期間，我國工業堅持走信息化道路，擴展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行業的出口，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加強了排污控制，工業碳減排取得了顯著成效。3.4總效應綜合來看，主要工業行業出口貿易的碳排放量變化是出口結構、生產技術和出口規模共同作用的結果。由表3可知，在第一個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出口對碳排放影響的總效應為正，其中出口規模的擴大是導致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技術進步給碳減排帶來了積極作用，結構效應雖為正，但結合上述分析可知出口結構已經處于向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清潔化方向轉型的過程中。在第二個計算期內，總效應為負，其中出口規模的減小是導致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技術進步是減少碳排放的關鍵因素，出口結構的變化給碳減排起到了積極作用。

3結論與建議

第3篇：碳排放論文范文

(一)碳排放的含義

比較早的給出碳足跡概念的是britishskybroad-casting(2006)，是以碳足跡如何計算的方式給出的;POST(parliamentary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于同年也提出碳足跡是在產品或整個生產生命過程中釋放的CO2和其他溫室氣體的總量。Eckel(2007)指出，對一個企業碳排放的評價不僅要計算能源消耗，也要涉及企業實踐的各個方面。英國碳基金(2007)認為碳排放或碳足跡應評估在生命周期中從原材料、制造到成品的處理過程中排放的以碳形式表現的溫室氣體的一種方法;識別和測量在供應鏈過程中個人的每項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綜合目前現有的研究，對于碳排放或者碳足跡，考慮和衡量的范疇應從CO2擴展到其他溫室氣體，即為某一活動(個人、企業、組織、政府等)、產品或服務在其整個生命周期中直接或間接排放(包括上下游產業)到生態環境中的CO2及CH4(甲烷)、N2O(氧化亞氮)、HFCs(氫氟碳化物)、PFCs(全氟化碳)及SF6(六氟化硫)等溫室氣體的總量，以CO2當量表示。

(二)碳排放的分類

根據不同的應用范圍尺度，碳排放可分為產品的碳足跡(碳排放)、企業碳足跡、個人碳足跡和國家/城市碳足跡，目前國際上已經就這四個層面的內涵達成了共識。產品的碳排放足跡是產品和服務從制作、使用至廢棄階段的“從搖籃到墳墓”(fromcradletograve)的整個生命周期過程中，因使用化石燃料及處理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企業或組織的碳排放足跡，除了產品碳足跡外，還包含企業非生產活動時產生的溫室氣體。個人碳足跡是指個體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產生的CO2及CO2當量。國家/城市碳足跡為整個國家/城市的總體物質與能源消耗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如果按照產生的方式分，可分為兩種。第一碳足跡，衡量的是能源消費和交通運輸工具燃燒化石能源直接排放的CO2或其當量，這類排放可直接控制。第二碳足跡，次級或間接碳足跡，是使用產品或服務時從制造到最終廢棄的整個產品生命周期中的CO2排放總量。或者可按照邊界和范圍，將碳排放分為直接碳排放和間接碳排放。前者是燃燒化石燃料，包括能源消費和運輸產生的CO2排放;后者是人類使用的產品整個生命周期產生的CO2排放。

二、碳排放的測度方法的比較分析

對于不同尺度的碳排放，有不同的評估方法。大致分為自下而上(bottom－up)的過程分析方法和自上而下(top－down)的環境投入產出分析方法。目前主要有生命周期法、投入產出法、IPCC計算方法和網絡計算器。

(一)生命周期法

生命周期評價方法(lifecycleassessment，LCA)是評價和估算產品和服務從原材料、制造、分銷和零售、消費者使用、最終廢棄或回收處理的整個周期內產生的CO2及其當量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是從搖籃到墳墓的計算方法。碳基金(carbontrust)最早系統使用LCA方法進行核算，并與Defra和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StandardsInstitution)在2008年了《產品和服務生命周期溫室氣體評估規范》(PAS2050)，這是第一部通過統一的方法評價產品生命周期內溫室氣體排放的規范性文件，成為產品和服務碳排放評估和比較可以參考的標準化的方法。PAS2050是建立在生命周期評價方法(由ISO14040＆14044確立)之上的評價產品和服務生命周期內溫室氣體排放的規范，針對某個企業的具體產品，從搖籃(原材料)到墳墓(產品報廢進入垃圾場)整個生命周期所排放的CO2總量。PAS2050規定了兩種評價方法:企業到企業BtoB(business－to－business)和企業到消費者BtoC(busi-ness－to－consumer)。前者指碳排放從產品運到另一個制造商時截止，即所謂的“從搖籃到大門”(fromcra-dletogate);后者產品的碳排放需要包含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從搖籃到墳墓”)。PAS針對溫室氣體評估的原則和技術手段主要包括:a)整個商品和服務GHG排放評價中，部分GHG排放評價數據的企業到企業(BtoB)以及企業到客戶(BtoC)的使用。b)溫室氣體的范圍。c)全球增溫潛勢數據的標準。d)處理因土地利用變化、源于生物的以及化石碳源產生的各種排放的處理方法。e)產品中碳儲存的影響的處理方法和抵消。f)特定工藝中產生的GHG排放的各項處置要求。g)可再生能源產生排放的數據要求和對這類排放的解釋。h)符合性聲明。

(二)環境投入產出分析方法(EIO)

美國經濟學家瓦西里里昂惕夫創立的投入產出分析方法被廣泛應用于各領域，該方法也可用于估算企業、部門或城市和國家的碳排放數據。Matthews(2008)將碳排放分為三個層次，并分別計算。第一層次為來自部門或組織本身的直接排放，如生產或運輸;第二層次將邊界擴大到組織使用的能源產生的碳排放;第三層次邊界繼續擴大，包含了其他間接活動的碳，及產業整個生命周期中的所有溫室氣體的排放。他將投入產出法應用于整個產品生命周期中，形成了EIO－LCA方法。這種估算方法涵蓋了產業供應鏈中從采購開始的所有過程，邊界廣泛，包括了經濟中的所有活動。根據他的計算，碳排放的估算公式為:b=Ri(I－A)－1y其中，b為溫室氣體排放量，Ri為CO2排放系數矩陣，I為單位矩陣，A為直接消耗矩陣，y為最終需求向量。EIO方法是自上而下的估算方法，并可以應用二手數據，將I－O表中的經濟活動與環境指標結合，將整個經濟系統作為邊界，可以提供一種比較綜合和穩健的碳排放估算數值。

(三)IPCC測度方法

該方法是2006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編寫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目前已經成為國際公認和通用的碳排放估算方法。指南中將碳排放的范圍分為能源部門、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部門、農林和土地利用部門以及廢棄物四個部門。其中，能源部門包含了能源產業、制造業和建筑業、運輸業等燃料燃燒活動;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包含采礦工業、化學工業、金屬工業、電子工業排放以及源于燃料和溶劑使用的非能源產品和臭氧損耗物質氟化替代物排放等;農林和土地利用部門包括林地、草地、農地、濕地、聚居地及其他土地的排放、牲畜和糞便管理過程排放和石灰尿素使用中的CO2排放等;廢棄物處理主要計算廢棄物排放、生物處理焚化和燃燒以及廢水處理與排放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溫室氣體。IPCC的測度方法是:碳排放量=活動數據×排放因子。

(四)碳足跡計算器

就個人或家庭的碳足跡而言，英國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departmentforenvironment，foodandruralaffairs，defra)曾了CO2計算器，可以根據個人或家庭戶使用的能耗設備、家電以及出行工具計算CO2的排放量;美國加州以及我國的一些網站也設計了一些碳足跡計算器，這些都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以上幾種計算方法各有優缺點，如采用生命周期評價法時需要考慮目標和范圍、清單分析、影響評價和結果解釋，要確保數據的質量(數據來源、準確性、一致性、可再現性等)達到ISO14044及PAS2050的標準，為數據的獲得付出的成本較大。幾種方法的適用范圍及優缺點比較見表1。

三、我國碳排放測度方法及低碳經濟發展選擇

(一)以產品供應鏈為依據，確定碳排放的測度

計算碳排放是能夠量化減排的第一步。根據產品的生命周期，通過對供應鏈的研究，計算產品從原材料到生產過程再到最終產品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一般包含如下步驟。第一步，分析內部產品數據，了解產品過程，包括原材料、將原材料轉化成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廢棄物和產出的副產品、存儲過程中涉及的運輸環節。第二步，建立供應鏈流程圖，明確所有投入產出和過程，同時構成數據收集和計算的依據。流程圖應包括每一個具體的步驟和原材料，每一種原材料也許是另外一個供應鏈的成品。因此，每種原材料加工需要詳細的追溯，直到確認初級的原材料沒有溫室氣體排放。第三步，確定系統邊界和數據要求，應包括原材料、生產轉化，到使用和處理的所有過程中的直接和間接的以CO2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第四步，收集數據。構建的產品供應鏈流程圖有助于確定數據，涵蓋了從投入到最終處理的所有排放數據，為計算打下基礎。第五步，通過供應鏈流程步驟計算碳排放。在上面的基礎上，構建質量平衡，即在整個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的流程中滿足:輸入=累積+輸出。此過程中，使用能源或直接排放氣體的排放系數，待每個步驟的CO2當量計算完畢，匯總的結果即為整個供應鏈中以CO2當量表示的產品的碳排放量。為了使計算結果具有科學性，需要與ISO14004生命周期評價、ISO14041生命周期清單系列標準進行比較分析，同時需要結合公司溫室氣體清單標準ISO14064、III型生態產品的環境標志的ISO14025以及WBCSD和WRI①共同頒布的企業溫室氣體議定書(greenhousegasprotocolforcorporatereporting)，核查結果的標準化程度。

(二)考慮國際經濟的環境利益問題

此外，在碳排放測度過程中，不可忽視的是國際貿易部分。隨著國際貿易、投資和運輸的增長，越來越多的生產過程被置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相對于科學技術和環境標準高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規制相對寬松，通過貿易和投資的方式，發展中國家成為高碳產業集中、碳排放密集的地區。因此生命周期的過程核算框架應該跨境延伸，在確定邊界層次時，需要考慮到擴展的碳排放。評估與核算產品和服務的制造(建立)、改變、運輸、儲存、使用、提供、再利用或處置等過程中的任一部分的溫室氣體排放，有助于激勵企業最大限度地減少整個產品系統的碳排放。

(三)采用具有成本效率的激勵措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與其他環境措施相同，降低CO2的措施和方法，有以限制為主導的命令控制方式和激勵型的措施。命令控制方式通常由政府來決定企業實體的排放量或者應該采用的技術類型，而激勵型措施由于對如何達到減排標準和減排數量更具有靈活性，可以作為減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激勵性的政策包括排放稅(ataxonemission)、固定的年度排放總量及總量限制和交易安排(cap－and－tradeprogram)等。無論采取哪種措施降低CO2排放，最有成本效率的政策是可以最好地控制減排的邊際成本。采取排放稅措施，政策制定者為企業或組織排放的CO2或化石燃料中所含的每噸CO2制定一個費率。研究表明將CO2排放稅的稅率確定在估算的減排邊際收益的水平，可以激勵企業在減排成本相對較低時采取更多的措施減少排放量。與固定總量限制相比，排放稅的凈收益為后者的5倍②。雖然從長期角度看，排放稅達到減排目標的成本小于固定的總量限制和交易安排，但是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能源使用狀況與發達國家不同，而且北歐、荷蘭、英國、德國等國家征收碳排放稅的實施效果也不盡相同，因此，鑒于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和結構不平衡的現狀，全面實行碳排放稅需十分謹慎。在總量限制和交易安排計劃下，可就一段時間內規定總排放的上限，要求企業實體擁有限制量下的排放權利或者額度。在給定期限內額度或權利分配完畢，企業可自由買賣排放權。與排放稅不同，總量限制和交易安排會對排放上限有規定，但由于每個市場的能源、氣候和減排技術不同，減排成本也有差異。自2008年以來，我國多個省市設立了環境權益交易所，以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為龍頭，廣州、大連、河北、武漢、昆明等幾個省市均成立環境權交易所。與歐盟和美國相比，目前我國碳交易市場面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缺少規范性的碳排放交易所、初始分配權存在制度缺失、缺少排放權的定價機制、配套機制不完善以及法律體系不健全等方面。因此，除了法律規范和加強政府監督指導外，合理地設計總量和交易安排的結構，對達到碳排放減排目的有促進作用。首先，設定排放的上限，政府通過維持上限，出售給企業額度。其次，允許企業跨期轉讓減排需求，即存儲額度。當減排成本低于預期的將來成本時，企業將存儲額度;反之，企業可以借出額度。最后，基于額度的價格逐年修訂總量限制。

(四)改善能源結構，加快低碳發展

第4篇：碳排放論文范文

按照“污染避難所假說”，發達國家傾向于將高污染，高能耗企業轉移至他國，中國雖然不是發達國家，但國際上已有不少聲音在質疑中國對外投資對當地環境的破壞問題，因此中國不斷加大對外投資是否真正轉移了本國部分高能耗企業，減少了本國CO2的排放量是一個值得深思且有待驗證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OFDI的不斷增長，對本國經濟規模、技術水平以及產業結構等方面都帶來了影響[7～12]，而上述變化必然對我國CO2排放量帶來相應影響。本文將運用2003～201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中國OFDI對本國CO2排放量的影響，為了更加明確影響的機制和渠道，本文還將運用聯立方程模型，分析中國OFDI為本國帶來的規模效應、技術效應以及產業結構效應，進而通過上述效應得出OFDI對我國CO2排放量的總效應，并相應提出政策建議。

2相關文獻回顧

學界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環境效應方面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污染避難所假說”的提出[13]。“污染避難所假說”又稱“污染天堂假說”（pollutionheavenhypothesis），是指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治理標準和管理水平都顯著低于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發達國家傾向于將自己的高污染產業或者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施加負面影響。關于“污染避難所”假說的驗證，學界眾說紛紜。Jaffe等率先挑戰了上述假說[14]，其關于美國制造業外資進入的研究表明，外資并沒有給東道國帶來更多的污染；Eskeland和Harrison在拉丁美洲的研究也同樣證明，外資企業較之于本土企業更懂得運用清潔能源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15]；這些研究為其后的“污染光環假說”（pollutionhalohypothesis）的提出打下了基礎[16]。后者認為，外資的進入實際上帶來了更高效的技術和更先進的管理，將有助于東道國環境的改善和可持續發展[17～18]。誠然，“污染避難所假說”也在一些研究中得到驗證，如楊英將研究范圍集中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結論同樣證明，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增加了中國的三廢排放量，造成了部分省份福利的減少[19]；同樣的結論在沙文兵關于外商直接投資與SO2排放量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驗證，他認為外資流入的增多顯著增加了我國SO2的排放量[8]。“污染避難所假說”毫無定論的驗證，也使得其成為了整個國際經濟領域中最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之一[20]。然而，隨著CO2排放量的不斷增多，國內外學者依舊運用此假說討論外商直接投資與CO2的關系。Talukdar和Meisner運用1987～1995年44個發展中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了私人部門CO2排放量的原因，其研究認為，外資的進入降低了CO2的排放，然而在高收入國家二者沒有因果關系[21]；Khalil等選用1972～2002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研究了巴基斯坦外商直接投資與CO2排放量的關系，通過協整檢驗證明了外商投資與CO2排放量之間存在著的正相關關系[22]；國內學者熊立等運用1985～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研究了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與CO2排放量的關系，認為外資的進入增加了中國的碳排放，這是由于80%以上的外資進入了第二產業，即高能耗產業，其效應超過了外資進入帶來的技術效應[23]；劉華軍和閆慶悅運用1995～2007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貿易、外資與碳排放的關系，其研究結論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CO2排放具有負的效應，但不顯著[24]；王道臻和任榮明運用1980～200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研究了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經濟規模與CO2排放量的關系，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經濟規模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規模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蘭杰原因，即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可以通過經濟規模導致我國CO2排放量的上升[25]；劉倩和王遙[5]將金磚國家1985～2007年人均收入平均水平劃分為兩個樣本組，并分別對兩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回歸結果表明，無論人均收入水平高低，外資流入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CO2排放的壓力；肖明月和方言龍重點分析了環渤海地區、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外資與碳排放的關系，他們認為外資的進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述地區的人均碳排放量，但對此三地區的碳排放影響效果有所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能源強度是影響東部地區碳排量的最重要因素[26]。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關于外商直接投資的環境效應以及與CO2排放量關系的研究結論不一、各有見地，但以上文獻均只關注到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環境及CO2排放量的影響，鮮有關注到外商直接投資對母國環境效應的影響，而有關“走出去”對本國CO2排放量的影響研究更是寥寥無幾。周力和龐辰晨[6]研究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環境效應，認為中國的OFDI有利于母國產業升級和技術回流，進而有利于母國的環境提升；Liu等研究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CO2排放量的影響，結論指出，日本加大對外投資是日本減少碳排放的格蘭杰原因，從母國背景證明了“污染避難所假說”的存在[1]。至今，關于中國OFDI對本國CO2排放影響的研究依舊缺乏。然而，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迅猛增長，各類企業的海外設立是否有利于減少國內的碳排放已因此成為一個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議題。本文選用2003～2011年中國30個省份（除外）的面板數據，擬研究中國OFDI對本國CO2排放量的影響及其影響機制。

3計量模型設定及數據來源簡介

3.1計量模型設定

本文沿用Grossman和Krueger分解NAFTA的環境效應的方法來研究我國OFDI與CO2排放量的關系，將OFDI對CO2排放量的影響分為三種效應：規模效應、技術效應和產業結構效應，采用聯立方程組模型對三種效應進行分別估計，最終得出其總效應[27]，影響CO2排放量的方程為：CO2=STC其中：S代表規模效應（scale），T代表技術效應（tech），C代表產業結構效應（composition），方程兩邊加上對數，等式變為：logCO2=logS+logT+logC我國OFDI的變化將會帶來以上三種效應，而通過這三種效應最終影響到我國CO2的排放量，現加上OFDI對三種效應的作用。

3.2變量設定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3～2011年30個省份（除外）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以下將分別對每個效應的變量和數據選取進行解釋。3.2.1規模效應logScaleit=a1logOFDIit+a2Kit+a3logLit+a4logCO2it+εit（1）變量設定。①被解釋變量（Scale）：經濟規模。本文參照前人的做法[28]，選取各省份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量化指標用于衡量經濟規模的大小。②核心解釋變量（OFDI）：對外直接投資。對于OFDI的衡量，前人較多采用對外直接存量作為量化指標[18]。本文也選取各省份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進行估計，對外直接投資量越大說明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程度越高[11]，二者擬估計為正相關關系。③控制變量。資本存量（K）。各省份的資本存量是衡量該地區經濟規模的重要指標[29]，其與經濟規模擬估計為正相關關系；勞動力（L），勞動力人口的多少代表著地區工業化程度的規模以及經濟規模的可容納度[20]，勞動力已成為影響一國經濟的重要指標，本文選取各省份每年底的就業人數進行量化，二者擬估計為正相關關系。二氧化碳排放量（CO2）。作為本文的核心變量，該變量是影響經濟規模的控制變量之一。既有研究證明，CO2排放受經濟發展的影響，同樣也影響經濟，環境的惡化將會降低經濟發展速度[23]，二者擬成負相關關系。但筆者認為，一省CO2排放量越高，說明該地區的工業化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雖然惡劣的環境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發展，卻也是衡量一省經濟規模大小的重要指標，因此二者的關系有待回歸估計。（2）數據來源。經濟規模、資本及勞動力相關數據均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對外直接投資數據源于2005年以及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CO2排放量數據各省份目前并未公開，必須通過化石能源的消費進行轉換估算而得。因此，本文通過2012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獲得各省區石油、煤、天然氣三種能源的消費量數據，并通過《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及碳排放情景分析》中給定的排放系數進行轉換（石油碳排放系數為0.58噸碳每噸標煤、煤炭為0.75噸碳每噸標煤、天然氣為0.44噸碳每噸標煤）。控制變量中GDPit-1與GDPit-2分別表示GDP滯后1期和2期的價值，這里主要是考慮一個宏觀環境對資本積累的影響，流入國內的外商直接投資一般存在“擠入效應”和“擠出效應”，而流出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資本的影響有待回歸估計。3.2.2技術效應（1）變量設定。①被解釋變量（Tech）：技術程度。該指標用于代表一省節能減排的技術程度。由于第二產業是CO2高排放量產業，一個地區節能減排的技術，可以通過該地區工業產出對碳排放的控制水平來衡量，因此本文選用單位工業產出CO2排放量進行衡量[4]。②核心解釋變量（OFDI）：對外直接投資。量化同上。既有研究表明，部分OFDI的動因即為技術尋求型[30]，同樣也有研究證明了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存在[7]，而這將有利于提高母國的企業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同樣也能提高母國企業降低能耗的水平[12]，因此二者擬估計為負相關關系。③控制變量。綠地面積（Green）。一個地區的綠地面積的增加將必然導致該地CO2排放的減少，二者擬估計為負相關關系。治理環境總投資額（Environ）。一省的CO2排放量會隨其環境治理投入的提高而減少，二者擬估計為負相關關系。能源消費結構（Coalratio）。本文選用煤炭消費總量占總能源消費量的比率作為能源消費結構的量化指標，這是由于煤炭的碳排放系數較之其他能源最高。長期以來，我國的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占到70%以上，此變量也在既有研究中用于量化能源消費結構[7]，二者擬為正相關關系。研發水平（RD）。此變量即為各省份的R&D經費投入，一省的科研經費將顯著提升地區的技術水平，包括節能減排的效率，因此工業碳排放會因此減少，所以二者擬為負相關關系。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ergdp）。較高的人均GDP通常會導致人們對生活質量要求的提高，相應會提高對環境的要求，因此會要求污染和排放的降低[29]，當然亦有學者認為，人均GDP與工業化程度具有正相關關系[20]，因此二者的實際關系有待回歸估計。（2）數據來源。工業產出、綠地面積、環境投資均源于2003～2012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技術程度源于筆者對CO2與工業產出進行的換算；用煤總量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R&D研發經費數據源于中國科技部網站。3.2.3產業結構效應（1）變量設定。①被解釋變量（Comp）：產業結構。承前所述，第二產業為高碳排放產業，本文參考前人做法，選取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作為產業結構的量化指標[20]。②核心解釋變量（OFDI）：對外直接投資存量。Cantewell和Tolentino早在1990年便從動態化的角度研究了發展中國家的OFDI行為，提出了OFDI所帶來的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理論。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OFDI過程即是“技術學習”的過程，技術的提高相應會帶來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這一理論也在后來學者的研究中得到證實[31]。王英和劉思峰更直接的證明，OFDI會增加我國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從而增加我國二三產業的比重，降低第一產業的比重[7]。而周力和龐辰晨的研究也表明，OFDI會使得我國產業結構向輕工業偏移，但是總體會增加第二產業的比重，因此筆者擬估計二者成正相關關系。③控制變量。人口總量（People）。地區人口越多，城市化水平越高，同時也會提高工業化程度，二者擬估計為正相關關系。要素投入率（K/L）。此處主要指人均資本量。一般情況下，資本/勞動比例較高，將導致經濟中的工業產值較大的份額，當然也會因此導致更多的排放[23]。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ergdp）。同技術效應原理一致，高人均GDP與高工業化掛鉤，但人們卻渴望高的生活質量，因此二者的實際關系有待估計。（2）數據來源。第二產業比重及人口總量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其余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

3.3數據特征分析

為了更好地分析樣本信息，首先進行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由于加入了對數，統計性描述中所有數據都相對變小，但仍然可以看出這些數據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logOFDI的標準差達到2.156108，說明這一時間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而本文選取的2003～2011年也正好是我國OFDI開始迅速增多的時間段（圖1）。此外，人均GDP（logPergdp）的變化也較大，在產業結構模型中可以關注其變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4計量結果分析

4.1三大效應估計

本文選取2003～2011年中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分析了中國OFDI對本國CO2排放量的影響。本文首先分別對OFDI所帶來的規模效應、技術效應以及產業結構效應進行了估計。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對三大效應的估計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表2給出了通過逐步回歸法，OFDI所帶來的三大效應的估計結果。4.1.1模型的擬合隨著變量的不斷加入，三個效應模型的R2值都不斷提高，這說明了所加入變量的有效性，其中技術效應及產業結構效應的R2值不是很高，但均超過了40%，解釋變量的解釋力仍然可以接受。根據檢驗結果，本文對于三大效應分別選用模型4、模型11及模型14進行分析，模型均通過Wald檢驗，說明方程整體估計效果良好。4.1.2規模效應結果分析核心變量OFDI與我國經濟規模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即我國的OFDI有助于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擴大我國經濟規模，此結論也與前人的研究保持一致[18]。數據顯示，我國的OFDI每增加1%，我國的經濟總量將會提高0.292%；控制變量中CO2排放量與經濟規模保持了正相關關系，這與熊立等的結論相悖[23]，但也在情理之中，CO2排放量增多會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發展，但其同時也是工業化擴大的指標，碳排放的增多也反映了我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其余變量資本與勞動與本文之前的預測保持了一致。間接效應中（見模型5），我國的OFDI與國內資本積累呈正相關關系，這說明我國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國內資本存量會增多，這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相一致，國內的外資增多，引致國內投資的減少，而外資退出則會為國內資本創造空間，同理，我國增加了對外投資，自然會有其余資本彌補這些空間，甚至超過原有投資。4.1.3技術效應結果分析OFDI與技術程度呈負相關關系，即OFDI的增多會降低我國工業產出的單位碳排放，這一結果與前文預測一致，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多帶回了先進的技術水平，降低了我國的工業能耗，結果也再次證明了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存在。數據顯示，我國OFDI每增加1%，會使我國單位工業產出碳排放降低0.092%。其余控制變量的相關系數也與本文預測保持一致，綠地面積、環境治理投資以及科研經費的投入都將降低工業單位產出的碳排放量，而能源消費結構則與其保持正相關關系。4.1.4產業結構效應結果分析由于被解釋變量是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而解釋變量均為以萬計的計量單位，因此本文為保持估計的準確性，對數據進行了“標準化處理”。研究結果顯示，OFDI與產業結構呈正相關，即OFDI的增多會增大我國第二產業的比重，從而帶來產業結構的變動，這也與前人的結論保持一致[6]。數據顯示，我國的OFDI每增加1%，我國第二產業比重會增加0.243%。其余控制變量人口、人均GDP和人均資本與定的預期保持一致，除人口外均與產業結構呈顯著正相關關系。

4.2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CO2排放量的總效應計算

以上對我國OFDI所帶來的三大效應進行了分別估計，但得到的是單獨的個體效應，而本文的目的是通過估計我國OFDI所帶來的規模效應、技術效應以及產業結構效應的變化，進而分析OFDI對我國CO2排放量的影響，所需要估計的是OFDI對CO2排放量變化帶來的總效應。由表3可知，我國OFDI所帶來的規模總效應和產業結構總效應為正，而技術總效應為負。數據顯示，我國的OFDI每增加1%，我國的經濟總量將增加0.3053%，每單位工業產出碳排放降低0.0877%，第二產業比重增加0.2833%，三者綜合起來得出我國OFDI對CO2排放量的總影響為顯著的正效應。數據表明，我國OFDI每增加1%，我國國內的CO2排放量將會提高0.5009%，我國的OFDI并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國內的碳排放。數據表明，“污染避難所假說”并不屬于中國。對于此結果，筆者認為有據可循。首先，OFDI所帶來的正向規模總效應和產業結構總效應超過了負向的技術總效應，這是由于OFDI的技術回流存在一定的時滯[31]，并不能馬上生效，而通過OFDI所學習的國外技術主要為先進的生產技術，用于提高生產率，對于減少節能減排的技術還相對較少，這使得OFDI所帶回的技術總效應也相對最弱；其次，中國的對外投資猛增說明了中國經濟水平的提升，而經濟規模的擴大必然意味著更大規模的工業化和生產，碳排放也必然增多，我國從2007年超過美國成為第一碳排放大國，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經濟水平提高所致，這使得OFDI所帶來的規模效應絕對值超過了其他兩個效應；最后，雖然我國近年來對國外石油以及采礦等高能耗產業投資逐漸增多，我國的OFDI主體部分并未流向高能耗產業，而主要流向了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圖2）。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轉移國內高能耗產業，反而因為對外直接投資調整了產業結構，增加了第二產業比重，這也帶來了顯著為正的產業結構總效應，進而增加了國內的CO2排放。

5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第5篇：碳排放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重點討論了經濟房建設過程中給排水工程的技術問題，具體分析給水工程與排水系統的設計。對并現階段人們越來越關心的節水技術進行了簡單的分析研討。

1．給水工程設計

1.1給水工程的注意事項：

（1）給水供應系統沒有固定的形式,設計時應根據用戶的要求,結合室外給水系統的實際情況經技術經濟比較或采用綜合評判法確定供水方式。

（2）高層住宅內為解決上部供水不足增設了增壓設備,目前常采用調節水箱和變頻供水設備加壓供水,加壓設備為全自動系統以減少運行管理費用。

（3）住宅內生活用熱水多采用電浴熱水器、太陽能熱水器及鍋爐集中供熱等方式供給。電加熱系統和太陽能熱水器供應系統在住宅設計中較多采用,所以在設計時僅在給水管上預留安裝熱水供應設施的接口,或每戶設計獨立的熱水管道系統由住房自行解決熱源[1]。

1.2給水設計的關鍵因素：

（1）適當增設單體建筑戶外控制閥門：傳統的住宅給水設計是在每一根立管的底層出地面處設切斷閥門，而經濟房戶外小區內則是一個建筑樓群組共用一個地下控制閥門。

（2）適當增設單體建筑戶體控制閥門：立管底部的給水閥門不可少,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當底層住戶發現下水管堵塞引起地面冒水時,可以及時關閉給水總閥,減少排污量。

（3）注意室外閥門的安裝型式：室外安裝的閥門大部分都是口徑為Dg75以上的截止閥或閘板問或蝶閥,一般均是法蘭安裝,而且有國家標準圖。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這些裝于地下的閥門一旦損壞時如何更換。

（4）給水管道壓力超過0.3～0.4MPa且管徑≤20mm及管路較長時,管道會產生嘯叫和振動,這主要由高速水流動力與管道系統產生共振所致。綜合防治措施有適當加大管徑、采用曲撓橡膠接頭、支架與管道接觸處加橡膠墊以及加裝減壓閥等。但注意減壓閥本身也有噪音,要經反復調試,使噪音減至最小[2]。

2．排水系統的設計

2.1排水工程的注意事項：

（1）對于多層住宅,目前設計多采用底層污水單獨出戶,以避免因堵塞造成的一層泛水的難堪局面,減少鄰里的矛盾。二層以上采用排水伸頂通氣立管。

（2）底層衛生器具的排水管道不接到排水立管上為好,應單獨排出。對滿足不了上述要求的排水支管,應以單獨的排出管排到室外檢查井。

（3）住宅設計中不僅設計雨水系統,同時還設計室調冷凝水管收集每戶安設空調板上的冷凝水,這樣不僅使建筑物外墻美觀,而且避免了空調冷凝水隨意流放,影響樓下行人。

（4）地漏是排水管道系統中一個重要附件,功能是排除地面積水,設置在經常有水濺落的衛生器具附近地面(如浴盆、洗臉盆、小便盆、小便器、洗滌盆等)、地面有水需要排除的場所(如淋浴間、水泵房)或地面需要清洗的場所,住宅可用作洗衣機排水口,設計選用高水封防臭地漏[3]。

2.2排水工程的關鍵因素：

（1）地漏與存水彎的配合：規范上沒有規定排水地漏一定要設存水彎,但這確實能影響用戶的使用。全國通用給水排水標準圖集上將帶水封的圓形鐘罩式地漏分為了甲、乙、丙、丁四種,雖然標準圖上對存水部分的高度都作了具體規定,但都有一個存水量小,水封易因水的蒸發而被破壞的毛病。且往往制造和安裝時還達不到設計的要求。

（2）室內排水管最小管徑：一般講,污水池、小便器(槽)等器具的排出管最小管徑為DN32～50,而含有糞便污水的最小管徑為DN100。通過觀察后認為這各種規定只適用于樓面排水,而不適用于地面排水。原因如下:DN32-50的管徑較小,容易堵塞,且不易疏通(疏通器在其內不易拐彎)。

（3）對于多層住宅,目前設計多采用底層污水單獨出戶,以避免因堵塞造成的一層泛水的難堪局面,減少鄰里的矛盾。二層以上采用排水伸頂通氣立管。對住宅建筑底層設架空層、商場或商鋪的情況,上部排水立管必須在底層進行轉換,以不影響底層的使用功能。

（4）排水管道噪音問題。排水管的水流呈不充盈和重力流狀態,噪音難免,且受管道材質影響。試驗資料表明,DN100管道流量為2.7L/s時鑄鐵管噪音值為46.5dB,PVC-U管噪音值為58dB,故在要求安靜的高檔房間內(睡房除外),宜選用柔性連接鑄鐵管。新產品芯層發泡隔音PSP管,隔音效果好,價格略貴,也可選用。

3．節水技術

針對不同功能的建筑可采用不同的節水對策和技術:在經濟房建設中，應改進馬桶的沖洗方式,減少沖洗水量，加強水的循環利用。

（1）減少馬桶沖洗水量目前,我國普遍采用沖水量≥11L的坐便器,耗水量大。若根據建設部的規定,全部使用沖水量≤9L的馬桶,則住宅可節水4%,賓館、飯店可節水3%,辦公樓可節水11%[4]。

（2）廚房、沐浴、盥洗的節水廚房的洗滌盆、沐浴水嘴和盥洗室的面盆龍頭若采用充氣水嘴,可節水且不減小水柱的直徑。

（3）真空節水技術為了保證衛生潔具及下水道的沖洗效果,可將真空技術運用于排水工程,用空氣代替大部分水,依靠真空負壓產生的高速氣水混合物,快速將潔具內的污水、污物沖吸干凈,達到節約用水、排走污濁空氣的效果。一套完整的真空排水系統包括:帶真空閥和特制吸水裝置的潔具、密封管道、真空收集容器、真空泵、控制設備及管道等。真空泵在排水管道內產生40～50kPa的負壓,將污水抽吸到收集容器內,再由污水泵將收集的污水排到市政下水道。在各類建筑中采用真空技術,平均節水超過40%。若在辦公樓中使用,節水率可超過70%[5]。

（4）在住宅中,由于大量的沐浴及盥洗水,應考慮將其經適當處理后供生活雜用及補充冷卻水,主要包括廁所沖洗、園林灌溉和道路保潔等。推薦的中水處理工藝為:原水機械格柵毛發過濾器調節池混凝過濾活性炭吸附消毒中水池[中水泵中水屋頂水箱專用水管系統(水表)用水點]。

4．結束語

經濟住宅建筑的給排水管道系統看似簡單,但確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關系到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應引起設計人員高度重視。要正確的選擇系統的形式、節水且噪音低的衛生設備、合適的管材及附件,以滿足人們對居室內環境的要求。

在新世紀,建筑給排水將擔負新的歷史重任,面臨新的挑戰。建筑給排水將更突出以人為本的原則,并將重點調整到民用建筑與工業建筑并重,公共建筑與居住建筑并重,冷水供應與熱水供應并重,供水的水量、水壓與水質并重等方向上來,走上全面、均衡、務實、安全的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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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中平．住宅給排水設計中幾個問題的探討[J].山西建筑,2007,(27).

第6篇：碳排放論文范文

基于合作博弈理論分析碳交易

合作博弈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利益分配，研究人們已經達成合作之后如何分配利益。接下來從合作博弈的角度來分析經濟體關于碳排放的談判問題。

設發展中國家為群體1, 發達國家為群體2, 雙方以是否進行碳排放交易為議題, 重復從發展中國家群體和發達國家群體中各隨機抽取一名成員, 以談判的形式進行兩兩博弈。建構的基本博弈模型：發展中國家兩策略為A 和B, 策略A 為抵制碳排放交易, 策略B 為同意碳排放交易；發達國家兩策略為X 和Y, 策略X 為抵制碳排放交易, 策略Y 為同意碳排放交易。

若發展中國家采取策略A, 發達國家采取策略X, 談判的結果為抵制碳排放交易, 此結果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收益矩陣（2，2）；若發展中國家采取策略B, 發達國家采取策略Y, 談判的結果利益分配( 4，4)；若發展中國家采取策略A, 發達國家采取策略Y, 即雙方各持己見, 則談判不能達成統一的意見, 假設矩陣得益為( 3，3)；若發展中國家采取策略B,發達國家采取策略X, 兩國不同意見, 矩陣賦值為(1,5)。

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選擇合作時將獲得最大的總收益。要獲得這個非納什均衡的選擇需要對收益進行配置以改變博弈結構。引起再配置的方法就是轉移支付。在該模型中，發展中國在發達國家選擇合作策略時給予發達國家一各單位的轉移支付，即（同意，同意）組合的收益由（4，4）變為（3，5），而（不同意，同意）的收益則由（3，3）變為（2，4）。此時，（同意，同意）組合為納什均衡策略組合。當然，轉移支付的額度并不是唯一的，從而博弈的均衡解也不是唯一的，合作博弈的結果可以通過國家間的談判獲得。而且事實也證明，每個國家采取合作和協商分配利益至少不會比不合作行為差，而且經常會好得多。

通過合作博弈理論的分析，全球應對碳排放問題選擇相互之間碳排放交易是必然的。

中國碳排放的對策

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大國，為了有效防止氣候變暖的災難性后果發生，在自己應當承擔的減排義務之外，提前加入碳減排的行列，承擔人類共同的責任。

（一）中國應采取的減排立場。按照人均原則分配碳排放交易權。在人均分配碳排放交易權的基礎上，各國應按照人口的多少建立碳排放賬戶。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多4倍，中國的碳排放交易權賬戶當然比美國要多4倍。實現全球碳減排目標的有效途徑是技術轉讓。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有償轉讓碳排放交易權，而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降低碳排放的技術。

（二）完善排放許可證的交易。建立合法碳排放交易權, 允許其成為商品進行交易是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的有效手段之一, 也是各國目前應對氣候變化的手段。我國要借鑒國際減排機制, 研究上市期貨發揮期貨市場的功能, 加快碳排放交易權共有價值形成, 維護我國企業自身的利益, 盡快完善我國碳交易市場體系建設, 促進我國低碳經濟快速發展。

第7篇：碳排放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貿易模式,碳排放,環境保護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口貿易額年均增長18%左右，出口依存度也大大增加。在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占了很大比重，如2008年加工貿易出口6751.1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46.7%，而在加工貿易中，充斥著大量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同時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東部招商引資中有四成是污染企業，其中外資占九成。隨著我國貿易規模的擴大，生態環境急劇惡化，溫室氣體排放大幅度增加。目前，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單位GDP的碳排放強度也很高，2002年為605噸/百萬美元，為西歐發達國家的1.6倍。據美國能源署預測，2020年我國碳排放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的生效，給中國帶來了非常現實的、嚴峻的挑戰。因此，控制和減少中國的碳排放，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選擇。

對于貿易與碳排放問題的研究不多，主要從結構效應、規模效應、技術效應三個方面來分析。李秀香等(2004)以CO排放量為污染指標，分析了1981-1999年期間我國出口增長的環境效應，所得結論是：隨著出口的不斷擴大、貿易自由化及環境規制的實施，我國CO排放量的增幅下降，貿易的規模、結構及技術效應均為正。蘭天設立了1個雙對數回歸模型，采用了1995-2001年中國30個省、直轄市的CO排放量進行回歸分析，從規模、結構和技術效應3個方面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中國環境質量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規模效應會進一步加劇我國的環境污染，結構和技術效應將有利于我國環境質量的改善。

對于貿易模式與碳排放關系的實證研究目前國內還比較少。由于江蘇、浙江和廣東三省的對外貿易在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極為迅速，貿易額約占到了全國總額的50%，并且這三省的貿易模式各具特色，故本文以這三省為例，來分析貿易模式對碳排放的影響，以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政策建議。

二、浙、粵、蘇三省貿易模式分析

學術界對于貿易模式沒有統一的界定，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類。本文采用張小蒂（2004）對于貿易模式的分析，從貿易方式、貿易品結構和出口企業類型三個角度來分析浙、粵、蘇三省的貿易模式。

表1浙、粵、蘇三省貿易方式及外資出口情況（2000-2007年平均值）

省份

浙江

廣東

江蘇

加工貿易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

20.60%

72.80%

63.60%

機電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

39.20%

66.00%

65.90%

外資企業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

34.90%

第8篇：碳排放論文范文

關鍵字：工業部門；減排成本；減排成本曲線；碳交易；方向性距離函數

DOI：10.13956/j.ss.1001-8409.

中圖分類號：F426；X24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emission reduction costs， this paper use the direction distance function to measure carbon reduce marginal cost among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Based on the marginal cost curve， we build a carbon trading modeling. According to China current carbon trading pilot emission allocation system， we distribute carbon emissions quota to industrial departments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he carbon reduce cost and market transaction price in carbon trading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emission reduction， the cost of emission reduction shows a rising trend. Lower emissions intensity means higher emission reduction cost. To achieve the reduction of 45% of the 2020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it will take three times more cost of reducing emissions than that of 40%.

Keywords： industrial sector； reduction costs； reduction cost curves； carbon trading； direction distance function

引言

伴隨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碳排放總量也在持續增長，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上限，經濟發展面臨瓶頸，如何協調二氧化碳減排與經濟發展這對矛盾是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2009年我國就宣布在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將“加快推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納入到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上。2013年上海、深圳等七省市的碳交易試點陸續成立，現已進入到了配額發放與排放權交易階段，經過一年多試點，在推動節能減排和帶動低碳環保產業發展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存在諸如企業參與度不高、碳交易機制不完善、市場交易量小、流動性不均衡等問題。通過部門間減排成本測算構建碳交易模型，對完善我國碳交易機制、推進碳交易政策制定、測算實現2020年減排目標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碳交易機制設計就是通過設定減排目標，按照分配的碳排放許可，企業在碳交易市場進行配額交易并形成交易價格。很多學者在減排成本測算、減排成本曲線擬合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機制方面做了研究。減排成本有微觀和宏觀層面的定義。微觀層面是指減少單位排放而需要增加的技術資金投入，主要用能源優化模型和MARKAL-MACRO模型等進行測算。如我國學者陳文穎等[1]通過建立MARKAL-MACRO模型測算了減排邊際成本。吳力波等[2]構建了中國多區域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模擬分析了省市邊際減排成本曲線。但范英等[3]認為宏觀減排成本（各生產單元通過各種手段進行節能減排時所導致的經濟增長的損失）更能準確地反映不同行業和地區的經濟聯系。方向性距離函數由于能夠識別出環境污染等壞產出不同于好產出的負外部性，被用來估算污染物等壞產出的影子價格[4]。如Fare等[5]測算了美國發電廠二氧化硫減排價格，發現影子價格呈增高趨勢。涂正革[6]基于方向性環境生產前沿函數估算了我國各地區工業二氧化硫影子價格。劉明磊等[7]運用DEA產出距離函數測算了我國各省市二氧化碳減排成本。陳詩一[5]采用參數和非參數方法估計了我國不同工業行業二氧化碳平均影子價格。秦少俊等[8]構建了火電行業方向性生產前沿面函數，擬合出減排成本曲線。魏楚[9]基于參數化的方向距離函數，分析了我國城市二氧化碳邊際減排成本。可采用二次曲線、對數函數、指數函數和冪函數 [10] [11] [12] 等對減排成本曲線進行擬合。很多學者都認同減排成本隨著減排量的增加呈現單增的凸函數性質。我國學者陳文穎等[1]、李陶等[13]和崔連標等[14]、夏炎等[15]就分別使用二次函數、對數函數、指數函數刻畫了邊際減排成本曲線。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排污權的初始分配會影響排污權交易的效率，李凱杰等[16]對初始排放權分配機制的研究進行了歸納。碳排放初始分配主要有免費分配、有償分配和混合分配三種形式。目前，使用比較多的是免費分配方式，如我國學者李壽德等[17]構建了多目標決策模型研究初始排污權免費分配問題。吳征帆等[18]提出了排污權免費分配結構設計框架。謝傳勝等[19]對不同火電廠的碳排放權進行了免費分配。

綜上，減排成本的測算主要是按照地區、城市或者某一具體行業展開的，針對行業間減排成本測算的相對較少，各地區生產技術結構相同的假設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按照地區進行的減排成本測算使各地區對碳交易機制和規則的制定不盡相同，不利于碳交易市場的建設和完善；基于歷史排放數據的分配模式在實踐中對碳交易市場的影響程度如何的研究也不多見。

基于此，本文以行業間減排成本研究為視角，把相同行業數據放在一起構造生產前沿面，提高了測算的準確性；采用方向性距離函數測算減排成本，將不同行業的減排強度和減排成本擬合出整個工業行業的減排成本曲線，使用坐標平移等方法測算不同部門的減排成本曲線；按照我國碳交易試點排放權分配辦法，將初始碳排放權的配額模擬分配給工業各部門，以2020年的減排目標為約束，構建碳交易模型，討論碳交易市場對行業間減排成本和交易價格的影響，這對在實踐中完善碳交易機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1.部門間排放權交易模型

1.1減排成本測算

宏觀減排成本在距離函數中體現為減少一單位非期望產出對期望產出的影響。本文采用方向性距離函數處理含有非期望產出的單元效率測算，即根據各個單元目前投入產出數據的最優生產前沿面計算各個單元離這個面的距離。

假定生產單元共有K個，第k地區經濟產值用y_k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用b_k 表示，X_k=（x_k^E，x_k^L，，x_k^CS）代表第k地區能源消耗量、勞動投入及資本投入組成的投入向量。根據fare[4]的研究，產出集定義為：

上面的約束分別為測算的第i個單元的期望產出要小于生產前沿面的最優產出，非期望產出和投入要素則要大于生產前沿面的最少排放和投入，λ表示強度列向量，根據文獻[4]的相關研究，我們需要假設產出為非規模遞增，即λ的和要小于等于1。

要計算減排成本，必須求出方向性距離函數分別對好壞產出的導數，而這可以通過求出好壞產出限制條件所對應的拉格朗日乘子來計算，分別用f（.）和g（.）表示。Fare指出要估算非期望產出影子價格的絕對值，最直接的方法是假設好產出的價格p等于1元，那么第k個單元的影子價格其實就等于兩個拉格朗日乘子之比。即

由此可以看出：碳交易價格p ?和行業i的實際減排量（A_i ） ?都與該行業的初始分配無關，與減排比例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不同的減排額度分配會影響該行業的減排成本和社會總成本。

2.數據處理與結果分析

2.1 數據處理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2004～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統計年鑒》。文中涉及到的行業為39個工業部門。在投入向量中，把規模以上工業分行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作為資本投入；以工業部門規模以上企業全部從業人員年終人數作為勞動投入；以能源消耗總量代替能源投入。在產出向量中，以相應行業工業總產值作為期望產出，把各種能源消耗（燃燒排放、電力和熱力排放）采用排放因子法核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非期望產出。固定資本投入和工業總產值做了以2003年為基準的可比價調整。

免費分配有兩種模式：一是基于歷史排放進行分配，二是依據現實產量水平或排放量來分配。考慮到數據可得性和基于歷史排放分配模式更容易被政府付諸實施，本文將行業間排放額分配方法設定為基于2009～2011年三年排放量免費分配的初始分配機制。假設至2020年工業總產值每年按8%的速度增長，將二氧化碳排放量預測至2020年，得到各個行業在2020年的碳排放強度。將2009～2011年各行業平均排放量作為權重系數，在計算出2020年需要的減排量之后，將減排配額分配給各個行業，計算出的減排配額約占各行業在2020年估計排放量的6%到10%。

2.2 碳排放強度與減排成本

依據減排成本核算模型，利用Lingo9.0求出2012～2020年間各行業的減排成本，核算出二氧化碳和減排成本研究跨度期間的平均值（見表1），測算的減排成本變動范圍與陳詩一核算的結果比較接近。擬合出碳排放強度（自然對數值）和減排成本的曲線如圖1所示，點的大小是根據方向性距離函數計算出的減排潛力，代表該生產單元達到生產前沿面時可以減少的排放比例。

從表1和圖1可以看出：（1）減排成本隨著排放強度的降低呈現了上升趨勢，上升速度隨著排放強度的減小而增加，呈現單增的凸函數性質；（2）減排潛力大的點多數來自排放強度高的數據點，其能源利用效率有很大的改善空間；（3）碳排放強度較高的如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等行業，其排放強度均在3噸/萬元以上，但每噸的減排成本都不足千元，而碳排放強度較低的如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等行業，其排放強度均在0.8噸/萬元以下，但減排成本較高，在2-10萬元之間，表明其減排空間要遠遠低于高能耗的行業。

2.3 碳交易下減排所需的成本

通過統計軟件Eviews對減排成本曲線進行擬合，得到我國工業部門減排成本曲線：

P值均在0.05以下，在95%的置信區間擬合結果比較理想。利用碳交易模型，計算碳排放強度降低40%時的減排量與總成本，結果表明：（1）我國要實現2020年的減排目標，需要繼續減排15.3億噸二氧化碳，付出的社會總成本為2266億元，約占當年估算工業總產值的0.16%，這個結論與崔連標的研究結果接近。碳交易價格為296元/噸，高于目前上海市實際38元/噸的價格，主要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碳排放強度比2020年設定的標準高，另外論文使用的是宏觀減排成本，可能要大于微觀減排成本；（2）在行業間減排責任分配上，主要減排行業為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這幾個行業均承擔著千萬噸以上的減排責任，其減排量分別為71668.64、59859.06、12468.03、4786.69萬噸，減排成本相對較低，他們作為減排主力能夠實現社會減排成本的最優化。但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通用設備制造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等行業的排放量比較低，分別為0.04、0.12、0.18、10.25萬噸，減排成本較高，為了降低減排成本，他們會傾向于在碳交易市場上購買排放權配額；（3）減排45%時需要付出8593億元減排成本，交易價格為580元/噸，較40%時有非常顯著的增長；而減排35%時只需要付出877億元減排成本，交易價格為184元/噸。

3.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方向性距離函數測算邊際減排成本，擬合出整個工業行業的減排成本曲線，使用坐標平移等方法測算不同部門的減排成本曲線；將初始碳排放權配額模擬分配給工業各部門，根據碳交易模型，探討了碳交易市場對行業間減排成本和交易價格的影響。得出的結論如下：

（1）隨著減排量的增加，減排成本呈現單增的凸函數性質；（2）工業部門間排放強度和減排成本差異較大。排放強度較高的如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燃氣生產和供應業等行業，其減排成本較低，而排放強度較低的如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等行業，其減排成本較高；（3）要實現2020年減排40%的目標，工業部門需要再減排15.3億噸二氧化碳，付出的社會總成本為2266億元，交易價格為296元/噸。實現降低45%的減排目標，要比減排40%時多消耗近三倍的減排成本。

本文僅僅研究了基于歷史免費分配模式下的碳交易模型，今后將對其他分配模式下的碳交易模型做進一步的探討。

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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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碳排放論文范文

關鍵詞：低碳社區；發展歷程；主要研究方向

[F292]

一、研究背景與目標

1.碳排放與氣候變化現狀

根據氣象觀測資料，過去100多年來。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了0.74℃，與此同時。人類向大氣中排放了大量的CO2和其他溫室氣體，大氣CO2當量濃度增加了約60％左右。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2008年3月16日報告說：由于全球氣候變化，冰川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融化，并且許多冰川可能在數十年內消失。科學家調查發現：世界各地近30條冰川，1980—1999年平均每年退縮0.3m；但自2000年起，后退速度升至每年平均0．37m：2006年平均退縮了1.5m(全球環境變化研究信息中心等編，2008)。2007年政府問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7)報告說：當前氣候變暖的原因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類活動造成的 (葉篤正，2009)。為了應對氣候變化，2009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并通過了哥本哈根協議。文件包括了美國、歐盟、日本等國提供的資金計劃，以及升溫控制目標,即確保全球平均溫度的升幅不超過兩攝氏度。

2.中國碳排放現狀及目標

中國工業化、社區化進程不斷加快，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導致中國CO2排放增長越來越快。2006年中國以消耗世界30%的鋼材，54%的水泥和34%的煤炭作為代價僅僅創造了占世界5.5%的GDP。同年，中國CO2排放量接近世界排放總量的20%，占全部發展中國家的37%。國際機構普遍認為，未來中國能源需求有可能進入快速增長期，且油氣等優質能源需求增速會更快，相應地，碳排放將開始進入“快車道”。國際能源署（IEA，2007)和美國能源信息署（EIA）認為，如果2030年前中國GDP持續保持6%～7%的增速，2020年中國能源需求量將超過40億tce（噸標準煤），2030年超過60億tce，其中石油需求量2030年將可能超過9億噸，相當于美國目前的消費水平。全國、地級以上社區與100強社區CO2排放情況（2006年）2006年 CO2排放總量（萬噸）地均CO2排放量（萬噸/平方公里）人均CO2排放量（噸/人）GDP均CO2排放量（噸/萬元）。2006年，全國地級以上社區的CO2排放量占全國CO2排放量的54.84%，100強社區的CO2排放量占全國水平的41.26%；另一方面，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和100強城市的地均和人均CO2排放量遠遠高于全國水平。可見，城市是我國CO2排放的集中區域，也是CO2排放強度最高的區域。

社區作為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低碳社區是我國實現低碳發展的必由之路和關鍵（中國社區科學研究會，2009）。中國政府不久前宣布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到2020年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絕非易事。根據中國社區科學研究會研究報告中的“低碳方案”預測：全國CO2排放總量在2035年出現拐點；全國地級以上社區CO2排放量在2029年出現拐點；100強社區CO2排放量總量在2023年出現拐點。

二、相關概念及研究意義

1.低碳社區概念解析

自工業革命以后，世界經濟的發展過度依賴礦物燃料，這已被證明是一種不明智、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氣候變化促進了世界各國對以往發展模式的反思和求變。在此背景下，“低碳經濟”、“低碳社區”、“低碳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新理念應運而生。“低碳社區”概念是聯合國自然基金會提出的，是指：社區經濟以低碳產業為主導模式，市民以低碳生活為理念和行為特征、政府以低碳型社會為建設藍圖的社區。其目標，一方面是通過低碳經濟發展和低碳社區建設，保持社區能源的低消耗和CO2的低排放；另一方面是通過大力推進以新能源設備制造業為主導的“降碳產業”的發展，為全球CO2排放作出貢獻。

2.低碳社區規劃策略的意義

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看，太陽活動強度變化、大氣氣溶膠濃度的變化、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被狀態變化和海洋的作用是導致全球平均氣溫升高的因素(丁仲禮，2008)。CO2濃度的升高與人類活動有關，尤其與百年來工業化推進社區化有關，社區化過程可能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最重要的人類活動因素之一。從碳排放源頭看，社區是人口、建筑、交通、工業、物流的集中地，也是高耗能、高碳排放的集中地。碳排放的來源可以分為產業(industry)、居民生活(residence)和交通(transportation)三個主要的組成部分。以美國為例，由建筑物排放的CO2約占39％，交通工具排放的CO2約占33％，工業排放的CO2約占28％（Brookings，2008）。工業總量的增加是導致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加快技術進步、調整產業結構對于我國減排仍存在很大的潛力（CNC-IHDP,200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工業生產的高排放狀況完全可以通過技術升級，在較短時間內得到大幅度改善。發達國家已經同意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工業減排的技術支持，我國自身也完全有能力通過生產方式的更新和能源結構的調整實現減排任務。然而社區化進程中CO2的排放不可忽視，因為隨著我國社區化的不斷推進，建筑及交通能耗將如發達國家一樣居于主要的位置。社區規劃在很大程度上對社區空間結構及土地利用模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旦規劃通過法定程序得以確立，則對社區內部社會經濟要素，如人員、物資、交通行為、設施配置再進行調整是非常困難的。如前文所述，工業化帶來的碳排放完全可以通過技術的更新，在短時間內產生明顯的效果。然而，社區空間結構及土地利用模式一旦定下來，幾十年內都是很難改變的，所以制定科學的低碳社區規劃策略至關重要。

三、國內相關研究進展

1.國內主要研究方向與人物

筆者查閱目前學術界對低碳社區的相關研究。國內外學者對低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低碳經濟的研究方面。對低碳社區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觀層面的戰略分析及政策建議方面，大量研究集中在規劃設計策略與方法的實例論證。國內的低碳社區規劃研究以顧朝林及潘海嘯教授為代表。顧朝林總結了國外低碳社區的研究進展，并提出了適合我國的低碳社區發展方向。潘海嘯以交通規劃作為切入點，探討了基于公共交通模式的低碳社區空間結構及土地利用方式。

2.未來方向

未來中國城市面臨著大面積的社區轉換，即現有社區的低碳改造。社區需要找到方法，以適應他們的基礎設施管理過渡到低碳時期。在社區區域的關鍵基礎設施的責任通常分布在多個公共和私營服務提供者和傳統管理模式與利潤最優化的頭腦，而不是資源最小化。

在低碳發展的戰略應對氣候變化所面臨的挑戰是發展為全身性的的基建反應產生階躍變化。解決這些問題，使現有的專門知識，使多個合作伙伴，在多個層面和理解不同的中介機構的作用，在供給和需求，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工作。

論文工作，探討知識的需求，政策變化，行為改變和基礎設施方面的轉變，必須制定更全面的當代問題的方法。一個主要挑戰是如何的生態代謝和社區的重要基礎設施，可以系統地重塑創造更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在社區規模的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挑戰，需要整個包裝系統的改變的關鍵基礎設施，支持社區和一代的跨學科知識，結合相關的技術，工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和專長。

這需要了解知識是如何產生的傳統的和新的供應商之間的 “知識是如何使用的政策和實踐，并嵌入到新的工作方式。活動中介需要各方之間的最佳開發實踐可持續發展，為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和利用相關專業知識。

從信息的情報系統制定，加入政策反應，需要跨社區區域的存在方式的轉變。注意需要給本地創新和升級，在他們的成功更廣泛地實施多層次背景下的特定地區和條件。

論文應探討預留空間，為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和從業者進行批評性思考如何，可實現社區和區域的過渡，在什么情況下用什么樣的影響。

結束語

一個特定的重點一直在社區區域基礎設施的重新定位。在北方地區和社區的公共機構工作研究的機會和限制社區地區的企圖，塑造系統過渡的重要的能源，水，廢棄物，電信和通信基礎設施。這涉及到分析的網絡服務提供經濟競爭力的目標和網絡支持社區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社區”的建設。

參考文獻

[1] 丁仲禮．試論應對氣候變化中的核心問題[C]．CNC—WCRP、CNC-IGBP、CNC-IHDP、CNC-DIVERSITAS 2008年聯合學術大會交流材料．2008．

[2] 顧朝林，譚縱波，韓春強，等．氣候變化與低碳社區規劃[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

[3] 李靖，戴慎志．低碳社區技術在社區規劃中應用初探[A]．2009社區發展與規劃國際論壇論文集[C]，2009: 367-369.

[4] 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CNC-IHDP)，2008：14.

[5] 潘海嘯，湯諹，吳錦瑜．中國“低碳社區”的空間規劃策略[J]．社區規劃學刊，2008(6)：57-64.

[6]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課題組．中國2050年低碳發展之路能源需求暨碳排放情景分析[R]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