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理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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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理論性 理論文著 價值特性
一、引言 理論、理論性的經驗把握與“精神垃圾”泛濫
對“理論”的通常理解為“概括地反映現實世界的概念和原理的體系。它是系統化了的理性認識的結果”[1]，“理論是對事物本質及其的認識，是由一系列有內在聯系的概念、原理組成的觀點體系”[2]。對“理論”含義的理解似乎沒有太大的分歧，不過是措辭上帶來的理解角度的差異。然而，從“理論”到“理論性”則不象望文生義的理解那樣簡單。“理論性”一詞借用一種源于文學的表達形式，可以稱得上“熟悉”的“陌生詞”，初看起來感覺似乎是再熟悉不過的“理論”具有的特性罷了。但稍一細究，就會覺得要具體、準確地說明其含義倒也頗費周折。
一般辭典或資料無法找到“理論性”的具體解釋。事實上，由于從模糊把握的理論相關性狀印象來看，應當與文章有著密切關聯。畢竟在較為規范的文字出現以前，即便存在以口頭形式呈現的某種理論性的思維，對較為準確意義下的理論性含義沒有實質性，從而可以忽略。這樣，直覺地看待理論性的文本含義，應當是針對以文字為依托的文章而言的，尤其是文章中以涉及各種理論探討為核心內容的理論文章、著作（以下簡稱理論文著），換言之，要獲得對理論性含義的深入理解、探究，需先行對文章進而對理論文著進行解析，是符合邏輯的。
一般辭典對文章的解釋為“統稱獨立成篇的有組織的文字”，顯然這是廣義的文章涵義。按照《文章學史》的編撰觀點，“所謂文章，大體上包括古文、駢文、辭賦，不包括詩歌小說、戲劇”[3]。這里的文章已經是狹義的文章了。本文的理論文著，泛指文章中涉及各類學科偏重理論闡述，而非實用說明、指導或者評說事理的漫談、隨筆，以及直接針對具體世界進行虛構、描摹的各種文藝性文本。
迄今為止，人類思想精華的展示、傳播，最主要的渠道仍然是理論文著形式。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盡管幾乎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理論文著在刊登、出版，但除了就學科領域進行分類外，無論就廣義或狹義而言，理論文著有具體哪些類別，尤其是如何認識其理論價值——亦或關于理論性，并沒有公認的規范定論。換言之，刊登、出版理論文著的選擇、錄用過程——及其理論性判別，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經驗化的模糊把握。這樣，在風氣存在欠缺、出版發行體制存在漏洞的境況下，各種人情關系、權錢交易等等不正之風，難免乘虛而入。
于是，低級重復、粗制濫造、毫無理論價值甚至漏洞百出的所謂“理論文著”，充斥、泛濫于書架、報刊。或拍馬屁，以愉悅上司、師長、親朋；或塞職責，以應對上級布置、科研項目要求；或裝門面，以撈取職稱、學位；如此等等，或騙名或撈利，林林總總比比皆是。正所謂“在論義的評價中，各種各樣的丑惡思想和精神垃圾也是存在的。例如有的利用論文評價搞‘關系學’，弄虛作假；有的出于門戶之見及妒忌之心，倚勢壓人；有的在與獎勵中摘‘平衡’，送入情……”。[4]
當然，對于理論文著及其價值判斷缺乏應有的評判標準而缺乏充分認識，應當是主要原因。客觀地說，充斥、泛濫毫無理論價值甚至誤導、貽害的“理論文著”，既嚴重浪費社會資財，也嚴重耗費甚至毒害讀者腦力，“精神垃圾”也確乎是其最恰當的稱謂。
不難想見，精神垃圾的產生與一定社會風氣下的學術品德缺失有巨大干系，但根本原因似應歸于對理論文著本身缺乏相應的甄別規范。本文試圖對理論文著內涵、一般類型及其價值特性做出初步探析，并在此基礎上對理論性的含義進行新的探索。
二、關于理論文著的認識缺憾
在中國古代關于文章寫作的宏觀認識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專門論述，當推墨子“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5]，意即立言、著文要本于上古圣王，察于百姓耳目，用于國家民眾。其“察之”、“用之”的境界，至今仍然難以逾越，但過于迂腐的“本之”即便行文形式上在引用各種“語錄”、“指示”、“講話”作為指導方針，但思想上將其遵從為“凡是”的已經成為。
清人來裕恂《漢文典》中關于文章寫作的觀點，已經顯得更為現代、更為寬泛、更為深刻: “蓋文也者，有陶情淑性之功用，有移風易俗之功用，有愛國新民之功用者也”[6]。如果再補充思想創新方面的內容，則已經基本涵蓋了古今文章的精微要旨。
至于對純理論文著進行系統分析基本上源于現代。在“文章”理論有一定代表性的現代著述有趙建中編著的《文章體裁學》（南京大學出版社），張會恩、曾祥芹主編的《文章學教程》（上海出版社），夏紹臣著的《文章原理》（人民日報出版社）等書。在上述主要是就廣義的文章理論進行論述的書中，難得以“理論文著”為專門論題的，只有趙建中編著的《文章體裁學》。
按照《文章體裁學》的觀點，論著文體涉及“文學評論、報告文章、畢業論文、實驗性論文”[7]，并歸結了若干主要特征“論文專著要求對各自領域中的某些問題進行科學的和探討，其共有的主要特征是科學性、獨創性、系統性、專門性和客觀性”[8]。細究之下，上述觀點在邏輯劃分嚴謹性方面，明顯存在值得商榷的問題。如“畢業論文”完全可能是“文學評論”或者“實驗性論文”，“文學評論”也很難一概而論地標稱“科學性”[9]或者“客觀性”。
類似值得商榷的代表性觀點還有：
論文的共同特性有：探索性、論理性、鮮明性、科學性、實用性；[10]
論文類型“按任務和持點分：專題論文、綜述式論文、駁論式論文、工作研究式論文、雜文式論文、體會式論文、書信式論文、資料式論文、科普式論文、學年論文、學位論文、小品式論文、要論式論文、述評式論文、論證報告式論、散文式論文、故事式論文、對話式論文、日記式論文、“六性”式論文、科幻式論文、畢業論文、寓言式論文”；[11]
“論文‘六性’的內涵是什么呢？就是：創新性、理論性、可讀性、實用性、精粹性、科學性”。[12]
“學術論文有著自己特殊的寫作要求，這些要求表現在科學性、創見性和平易性這三個方面。”[13]
上述引文及同類論著，對理論文著的認識，除了在劃分、定性的邏輯性上存在明顯值得商榷之處，最根本的缺憾則是，這些認識基本上都屬于從外延層面對理論文著分類及其特點進行的論述。探求理論文著外延性正確認識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僅偏重于外在形式的區別仍實現對其本質的深層認識。
三、理論文著內涵性辨析
考察各種理論文著的構成內容方面的屬性，可以將其概括為創新、補益兩大類。創新類，是指通過文本形式，在理論、方面提出全新或重要補充性觀點，包括新論創立、方略建言及實驗論析三種；補益類，是指通過文本形式，對既有理論、方法的觀點給出證明、駁斥、考證、評述、釋疑等，包括猜想證考、綜說辨疑及事理評鑒。[14]
1、新論創立
新論創立，是指在某一領域提出以一系列新的概念、原理為依托的理論、推測。根據提出新理論原創程度，新論創立存在三種情形：或者全新創立新的理論、推測；或者對已經存在的理論、推測，提出實質性變更加以補充、完善，但仍然屬于原有理論框架；或者對業已存在的理論、推測，重新組合、歸納而獲得實質性差異的理論價值。
第一種情形的例子，在“地心”說理論一統天下的年代，哥白尼系統地提出“日心”理論，全面改觀了人類對宇宙世界的認識；在牛頓的“絕對時空”力學理論一統天下的年代，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理論，全面改觀了人類對物理世界的認識。
第二種情形的例子，“克羅齊（B.Croce 1866-1952）不僅時意大利新黑格爾主義的首要代表，也是本世紀以來西方影響最大的家之一”[15]，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不僅與唯物史觀根本對立，也和黑格爾的歷史觀有很大差異”，但他“并不是否定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而是指責黑格爾的容忍歷史規律的存在”[16]。
第三種情形的例子，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辯證法中的“合理內核”，拋棄了其唯心主義的外殼；批判地吸取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中的“基本內核”，拋棄了它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的宗教倫理雜質，創立了和過去一切哲學在性質上有根本區別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鑒于創立理論過程的歷史繼承性，有時三種情形難以明確劃分。盡管提出純粹原創的理論固然富含獨創精神，但補充、完善乃至重新組合而獲得新的內涵頁同樣功不可沒。
2、方略建言
方略建言，是指針對理論、實踐活動存在的欠缺、謬誤提出新的運作模式、途徑、理念等理論策略指導性方式、方法。這里的方略建言是狹義地作為理論文著性的，以著重于理論闡述，而非技術指導為要義的。純技術指導性文章、著作，相當于說明書的功能，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文著，如《電影演員表演入門》、《街舞基本技巧》一類書籍。而理論闡述性文著，更側重于在思想意識層面進行引導、分析，如《論電影演員的修養》、《論街舞文化》等等。
一如哲學意義上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存在相互融合難分涇渭的現象，一般理論、技術方法以及理論文著、純技術文章、書籍有時也難以完全區別。
3、實驗論析
實驗論析，是指在較為規范的實驗、調查統計等相關手段獲得資料的基礎上，提出分析結論、猜想或經驗公式，以形成歸納性理論。最通常的實驗論析形式是物、化學、生物學等學科的實驗報告，以及社會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的調研、統計報告。按照實驗報告、調研報告、統計報告的一般要求，應當對所涉及內容在實驗、調研、統計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并進行成因分析，這些內容是其自身價值的根本體現，也是實驗論析性文章、著作之所以成為理論文著的根本原因。
第2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伴隨著經濟增長和工業化，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以往較為豐富的生態資本變得日益稀缺，阻礙著經濟的發展速度。因此，各國紛紛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希望由此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進行生態資本價值核算，構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指標體系，其目的就是使人們正確地看待經濟增長成本，注意經濟增長質量，實現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只注意到了對社會經濟的正面效應，沒有反映負面效應所造成的影響，從而使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陷入到一個環境惡化、資源缺乏、生態失衡和不可持續發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資源環境進行核算，走“綠色發展”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
經濟活動離不開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生態資本三者共同作用。“綠色發展”就是以“綠色GDP”為發展目標，從現行的GDP中扣除資源環境成本和對資源環境的保護服務費用，在保障生態資本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資本代替資源資本和環境資本，提高物質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態資本內涵
1．1生態資本定義
生態資本是相對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實物資本與金融資本)而言的，表現為生態系統所有的資源生態潛力、環境自凈能力、生態環境質量和生態系統對人類的整體有用性等生態質量因素的總和，是具有生態價值的資本。生態資本按空間構成關系可分為三類：(1)地質資本，包括礦物資源和化石資源；(2)地理資本，包括土壤資源、水力資源、氣候資源和生物資源；(3)星際資本，包括光能和風能。而應納入生態資本價值核算體系的只包括地質資本和地理資本這兩種數量有限的資源。
1．2生態資本的特征
生態資本作為參與經濟活動的要素之一，同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生態資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態資本的本質屬性，具有自然生態功能，遵循自然生態規律，表現為生態資本的使用價值；二是具有資本的共同屬性，即以保值增值為目的，遵循市場供求與競爭規律，表現為生態資本的價值。
但是，生態資本不同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生態資本具備其它資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體增值性。資本的目標是價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態資本受到生態系統整體性的制約，保持生態系統內各因子的平衡協調，是實現生態系統整體價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長期受益性。通過合理利用生態資本，其使用價值與價值將不會永久喪失。并且，可再生資源還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積性，使生態資本自動增值，帶來長期的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3)雙重競爭性。生態系統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約與相互促進中得到發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態競爭規律；同時，生態資本又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存在著市場競爭，遵循市場競爭規律；(4)開放性與融合性。生態資本既具有生態環境系統的開放性與多樣性，又具有一般資本的融合性與擴張性，生態資本經營可以采用產權主體多元化、利益共同體等方式；(5)極值性。生態資本能夠承載人類生存與經濟發展對生態系統經濟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態資本對人類的需求并不是無限滿足的，其承載力具有一定的極值，超過極值進行開發和利用，將會導致資源環境的退化；(6)不動性與逃逸性。生態資本既具有資源環境的空間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資本規避風險的逃逸性。低回報率的生態資本會轉移地域或變換形態，流動到回報率較高的領域，引起生態資本的資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與轉化性。在一定條件下，生態資本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之間能夠相互替代或相互轉化；(8)空間分布的不均勻性和嚴格的區域性。不同區域的生態系統的組合和匹配都不一樣，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態資本的一項基本原則。
2生態資本價值理論
生態系統依照其是否凝結人的勞動可分為人工生態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我國目前的經濟價值核算體系不對自然生態系統進行價值核算，導致生態資本價值被低估和人類對資源環境需求的過度膨脹，從而造成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自然生態系統是否具有價值在理論上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勞動價值理論、效用價值理論、要素價值理論和供求價值理論等主要價值理論都對此有著不同的認識。
2．1勞動價值理論
勞動價值理論是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廣泛地應用于價值的確認和計量中。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價值的唯一標準。如果生態資本具有價值，該價值就是物化在資源和環境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人們的抽象勞動與生態系統相結合，生態系統就具有價值；相反，當某一生態系統中的資源和環境沒有投入抽象勞動時，該生態系統也就不具有價值。而生態資本的價值是由生產這種生態資本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所決定的。
在實際中，不管人們是否承認沒有投入人類勞動的自然生態系統是否具有價值，該生態系統都是客觀存在的，發揮著具體的生態服務功能。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的深化，沒有投入勞動的生態系統或部分投入勞動的生態系統同樣具有價值的觀點已逐漸被人們所接受。但是，勞動價值理論在生態資本價值計量方面存在著困難。
2．2效用價值理論
效用價值論認為價值就是人們對物品效用的感覺和評價，效用是價值的源泉。自然生態系統能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求，具有價值。但是，效用價值理論具有較強的主觀隨意性，它僅能為生態系統的存在價值、選擇價值的確定和計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價值理論
要素價值理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等非勞動要素與勞動要素一樣共同創造價值并參與到價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態系統同樣也具有價值。但是要素價值理論模糊了勞動創造價值這一科學定義。
2．4供求價值理論
供求價值理論認為有需求的東西就具有價格，供求決定價值，供求關系是價值規律的內涵。該理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稀缺的資源，通過市場可使得其價值能夠充分得以體現，在價值確認和計量上具有可行性。
總的來說，自然生態系統也具有價值，并且與人工生態系統一起組成生態資本，參與到價值創造的經濟活動中去。
3生態資本價值核算方法
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將資源和環境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了一套資源環境與經濟一體化核算體系(SEEA)。該體系能準確地表現資源和環境在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簡明的經濟指標反映可持續發展的本質。SEEA核算法通過把資源和環境賬戶作為SNA(國民經濟核算賬戶體系)的衛星賬戶，然后與核心賬戶(貨幣型賬戶)對接形成一體化核算。由于資源和環境是物質型賬戶，需要先將環境賬戶和資源賬戶轉換為貨幣型賬戶。目前生態資本價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種。
3．1補償價值法
補償價值法根據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凝結抽象勞動后的資源環境具有價值，從補償角度看生態資本價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別為補償、保護與建設某項資源環境所投入的物化勞動價值、活勞動價值和活動動創造的剩余價值。該法以實際投入的補償支出計量資源環境的兩大價值，應用了歷史成本屬性，可靠性較高但相關性不足。同時，沒有收入勞動的資源環境與少量投入勞動的資源環境同樣也具有價值的觀點已經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對這部分資源與環境不進行計量的話，資源環境總價值易被低估，造成資源環境的濫用。因此，補償價值法主要適用于資源環境補償增值的計量。
3．2總經濟價值法
總經濟價值法根據效用價值理論，將資源環境價值(TEV)按效用不同分為兩大類：使用價值(uv)和非使用價值(NUV，又稱存在價值)；又將UV細分為直接使用價值(DUV)、間接使用價值(IUV)與選擇價值(OV)。其計量關系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資源環境直接滿足人們生產和消費需要的價值，表現為物質功能，可直接根據市場價值法計量；IUV不直接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但可為生產和消費創造必要條件，表現為環境容量和舒適，可采用生產函數法、損失規避法、預防支出法等計量；OV是人們愿意保護現有資源環境以備未來使用的支付意愿，相當于消費者為一項未使用的資源環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險金，表現為資源環境的自行維持功能；NUV為人類對資源環境的永久享用價值與資源環境潛在功能價值的合理評估。目前DUV與IUV可應用于歷史成本、現行市價等屬性進行直接或間接計量，比較可靠；OV與NUV均僅能采用價值評估法進行計量，計量的主觀性強，可靠性低。因此，企業在進行資源環境價值核算時，只要同時符合可定義性、可靠性與相關性要求，企業就應將其擁有的或控制的資源環境確認為自然資產，并同時確認相應的生態資本。
3．3租金或預期收益資本化法
租金或預期收益資本化法根據地租理論和財務管理理論，將預期的資源環境在未來一定年限內產生的兩大價值(即預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會貼現率折現后的現值作為資源環境價值。其計量公式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為資源環境價值；V1、V2分別為資源環境的商品價值與服務價值；Ro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為資源等級系數；A為投入總額；Q為受益資源總量；n為受益年限；K為資金利潤率。該法應用了未來現金流量現值屬性，可較為準確地反映資源環境的未來經濟利益。租金或預期收益資本法主要適用于融資租人、借人資源環境的價值計量。
3．4邊際機會成本法(MOC)
邊際機會成本法基于效用價值理論，該理論認為任何經濟活動的成本代價不僅包括對生產各個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經濟行為對生態系統所造成的代價。因此，理論上任何資源環境產品的價格P等于其邊際機會成本(MOC)，MOC又等于資源環境產品的邊際生產成本(MPC)、邊際資源耗竭成本(MUC)與邊際環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態資本價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態價格定價法或影子價格法計算，較為準確、簡便；P為資源環境產品的現行市價。該法主要適用于生產性資源環境價值的核算。
3．5總和價值法
該理論認為生態資本價值核算方法應該從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全部論述中去尋找結果。這部分學者認為，生態資本價值不單單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勞動價值，還包括生物有機體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價格，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地租。也就是說，生態資本的價值等于人類直接投入的勞動、生物有機體的使用價值與所有權價值和生態系統服務級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態系統的人的勞動包括投入人工生態系統的勞動和維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勞動，是抽象的一般社會必要勞動；生態有機體的使用價格實際上是生態系統服務所有權與使用權轉移的貨幣表現，它是經濟所有權存在，生態系統被所有者控制，生態系統因所有權規律而產生一種現象，即當社會需要交換資源環境時，生態系統由于有用性而獲得價格；生態系統服務級差地租是生態系統服務的差別為基礎的地租。
3．6替代價值法
替代價值法根據效用價值論，將不能直接進行價值計量的資源環境，按其各項主要功能分別選用合理的計量方法進行功能替代，計算各項功能的價值，將總價值視為資源環境價值。替代價值法主要有較為可靠的市場價值法、旅行費用法，以及主觀性較強、可靠性較低的調查評價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適用于計量資源環境的服務價值，應用時應優先選用較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態資本價值核算與可持續發展
經濟理論認為，能夠帶來收益的東西稱為資本。生態系統，無論是天然的生態系統還是已投入了人類抽象勞動的人工生態系統都可以為人類帶來巨大的社會財富。按照資本能帶來收益和財富的概念以及生態系統為人類帶來巨大收益和財富的事實，生態系統無疑是資本。但是，長期以來我國都沒有對這種資本進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經濟發展也為之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并不明顯。所以，加強生態資本管理，制止生態系統耗減和質量下降的趨勢。通過技術進步、資源利用和環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經濟增長計劃，適度地開發和利用資源環境，加強生態系統的管理已成為當務之急。但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進行生態資本的價值核算，準確評估經濟活動造成的資源浪費和環境退化數量，事前分析不同經濟政策對資源和環境造成的影響，以便決策，從而構建一套能夠提供可持續經濟增長趨勢和經濟預警信號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指標體系，實現可持續發展。
4．1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生態系統對社會經濟的貢獻有公共品或準公共品的屬性，長期以來，資源環境的產權很難界定清楚或產權得不到保障。眾多微觀個體構成的群體共同擁有、享用資源環境，對于占用或利用資源環境的利益相關者來說，這些生態系統產品具有稀缺性，對于構成這些群體的個體來說，由于權益分別、交換的代價遠遠大于它們獲得收益，人們更樂于作為免費搭車者，而不愿為享受生態系統付出代價。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態系統的稀缺性，價格機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護生態系統。市場機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經逐漸意識到生態系統潛在或實際的短缺，價格得到顯著的提高，從而強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資金保證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通過經濟體制的改革，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可為經濟綠色發展奠定基礎。
4．2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長期以來生態系統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是，20世紀末興起的知識經濟為經濟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途徑，經濟的發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勞動力、資本或原材料，世界經濟的增長也從增加投入型變為知識和技術進步型。我國已經確定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將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建立一套綠色資源環保型社會經濟發展體系，走持續發展道路。:
4．3生態系統與經濟發展共同決策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條件
伴隨著經濟增長和工業化，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以往較為豐富的生態資本變得日益稀缺，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因此，各國紛紛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希望由此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現在，各國在進行政府決策時，更多的是將生態系統與經濟發展作為一個整體考慮，進行資源環境核算，使人們正確地看待經濟增長成本，注重經濟增長質量。
4．4健全相關法制建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第3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實際上，消費者常常是從品牌而不是產品中尋求和獲得更多的價值，無論是可口可樂還是奔馳都是如此。但這種價值是什么呢？
從視覺上講，品牌可以被看成是客戶腦海中種種想法和聯想的網絡圖。服裝設計師RalphLauren通過其設計的Polo服裝，對英國鄉村生活、擁有土地的貴族進行了現代描述。他設計的時裝意味著優雅、傳統、精致和低調，這正是Polo最基本的品牌價值。與之相反的是，另一服裝品牌Levi''''s藍色牛仔褲展示的則是完全不同的一組聯想：美國式、粗曠、叛逆和充滿青春活力。
對于一個品牌而言，只有當它所展示的這些聯想成為購買者生活的一部分，它才真正具有價值。當某一消費者步入一家雜貨店，看到“可口可樂”，如果沒有絲毫關于該品牌價值的聯想，那么這一品牌分文不值。雖然品牌價值是通過產品設計、廣告、分銷以及企業和購買者接觸的所有其他途徑創立的，但是它最終必須扎根于消費者的腦海，否則，該品牌只不過是一個貼著毫無意義名稱的產品而已。
品牌的三種類型
對品牌進行管理，首先必須知道品牌分為三種類型：功能型、形象型和體驗型。功能型品牌的商品主要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的某些功能性需要——洗衣、減輕痛苦、搬家等等。消費者對這一類品牌的許多聯想，和該產品的物理特性和基本功能相關。
在購買者的腦海中，成功的功能性品牌是某一產品類別的代名詞，它們通常具有這一產品類別中其它品牌的許多聯想特性。例如，“汰漬”就幾乎成了洗衣粉的代名詞。
除了滿足基本的需求以外，許多功能型品牌通過提供更佳的性能或是更優惠的條件，在競爭中獨樹一幟！
形象型品牌主要是通過凸顯某一形象來創建品牌價值。這些品牌之所以能與競爭對手區分開來，主要是因為消費者認為它們提供了一組獨特的聯想或形象。一般而言，形象型品牌適用于那些產品不易差異化、產品質量不易評估的產品類別，例如酒、醫療或者咨詢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某個品牌身上的形象通過使該品牌與其它品牌區分開來，或者給品牌一種“標志”，賦予一種身份和成就的象征，從而為該品牌帶來增值。
Waterman筆就是品牌形象差異化的一個例子。誠然，Waterman筆都能完成書寫功能，但僅此一項功能并不足以使消費者購買其價格高達400美元的Edson系列的筆。實際上，消費者之所以購買Edson系列是因為它是一種身份和高品位的象征。
體驗型品牌與形象型品牌的區別主要在于二者的側重點不同。形象型品牌注重的是產品的代表性，而體驗型品牌聚焦的則是消費者與品牌接觸時的感覺和體會。對于品牌的體驗是在消費者進行消費時由消費者和品牌共同創建的，因此，這種品牌體驗是獨一無二和高度個性化的。
實際上，對于同一個消費者而言，他在不同時間對于同一品牌的體驗也許會有不同。迪斯尼就是一個體驗型品牌的經典例子。實際上，游客買票參觀“迪斯尼世界”，是為了看著自己孩子臉上洋溢著幸福的一種開心體驗，或者是使自己能夠回憶起無憂無慮的孩提時代。大家之所以購買紀念品，主要是因為它能夠喚起人們對幸福體驗的記憶，而與紀念品本身毫無關系。
功能型品牌：注入新鮮的功效
創建和管理功能型品牌，要求企業要么將資源聚焦在產品之上（為了性能更佳），要么聚焦在營銷組合的分銷和價格因素之上（為了更加經濟）。廣告的作用則是增強品牌和產品類別之間的聯系，傳達該品牌優越于競爭產品的種種特點。廣告本身并不是差異化的基礎，這一點對于形象型品牌而言同樣如此。
為了維持其在市場上的強勢地位，功能型品牌必須在提供最佳功能和最低成本兩方面至少擁有一項優勢，當然能夠雙管齊下更是上上之策。在許多情況下，產品性能的不斷改善意味著在現有的品牌內容上做得更好。因此，吉列剃須刀逐漸從一個刀片演化成兩個、三個，而每次增加的刀片都使得刮須更加貼面順滑，但舒服感卻絲毫未減。
然而，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差異化正變得越來越舉步維艱。企業創建出任何產品性能優勢或者成本優勢，競爭對手都能夠更迅速地進行模仿，于是產品生命周期在不斷縮短。
近年來，這一模仿主要采用了“專有標志”（privatelabel）或像馬莎百貨（Marks&Spencer）采用的“商店品牌”（storebrands）那樣的形式。零售商利用自身與消費者的密切接觸、能夠更清楚和準確地掌握消費者的消費欲望這一優勢，和制造商訂立合同生產各種時尚產品，這些產品紛紛貼上零售商而不是制造商的名字。就許多產品類別而言，專有標志的產品，其質量與那些全國性品牌的相差無幾，但零售價格卻低了許多。
面對此情此景，可供公司選擇的一個戰略就是創新，也就是給品牌注入新的功能。實際上，好多新品牌就是通過將兩種或更多種不同產品類別的功能捆綁在一起開發出來的。例如，寶潔公司推出的PertPlus就兼具洗發香波和護發劑兩項功能。
形象型品牌：撥動消費者的心弦
對于形象型品牌而言，要想獲得成功，它們必須和消費者之間產生一種感情聯系。它們必須能夠滿足消費者想從屬于某一更大社會群體、能夠獲得他人尊重或者按照某一特定形象塑造自我的愿望。廣告以及公關、活動贊助和促銷等其它溝通形式在開發形象型品牌上作用巨大，這是因為這類品牌的價值主要來自于使用品牌的象征意義，而與產品特性無關。
構建形象型品牌既需要時間，也需要相當的資源投入。塑造的種種形象必須深深植入消費者的腦海之中。就“可口可樂”之類的全球性品牌而言，這意味著創建既有意義又有價值的、被全球消費者認同的品牌形象，而這是一個具有相當挑戰性和無止境的艱巨任務。每天降臨這個世界的新生兒都從未聽說過“可口可樂”，這個品牌要想獲得持續性成功，就必須不遺余力地向這些新客戶推銷自己，讓他們接受“可口可樂”的種種形象。
如果某家公司成功地創建并很好地維持了這些形象，那么其所擁有的這些形象型品牌將享有相當的競爭優勢。最顯著的利益來自于競爭對手對其形象的復制將變得既困難、代價昂貴，又未必具有競爭價值。為什么在存在無限大空間可去選擇其他同樣能夠提供有意義的差異化競爭基礎的條件下，競爭者還要去尋求模仿RalphLauren的形象？形象化的品牌對于競爭者的舉動提供了相當程度的“絕緣”效果。
此外，形象型品牌一旦被創建，它還能有效地抵御價格競爭。當消費者看重品牌形象時，價格只是購買決策中的一個次要因素。
對于形象化型品牌而言，品牌延伸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增長戰略。強勢品牌的形象能夠被延伸到與該品牌總體形象相關聯的任何產品。例如，RalphLauren就成功地將其品牌從服裝延伸到家具、亞麻制品和餐廳。這些產品都描繪了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反而增強了RalphLauren的品牌形象。
體驗型品牌：應對二重挑戰
體驗型品牌面臨兩大重要挑戰。第一是創立持續性品牌體驗的能力。體驗型品牌通常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如果公司沒有縝密的招聘、清晰的標準、必要的培訓和恰當的激勵體系，員工將不可能擁有創立品牌體驗所需的能力和動力。因此，那些在創建體驗型品牌方面取得成功的公司都把大量時間傾斜到員工招聘和培訓工作中。
維京航空公司（VirginAtlanticAirways）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維京提供空運服務，但該品牌的基礎卻是創立一種難忘的體驗，這種體驗不僅僅來自于空中飛行。對于頭等艙乘客而言，維京體驗從乘坐摩托車或私人司機駕駛的豪華轎車去機場的路上就開始了。這一體驗一直延伸到俱樂部會所的休息室里，在這里，乘客可以上美容院、圖書館和游戲室，還可以享用免費的飲料和小吃。
飛行體驗同樣花樣百出，令人稱奇。例如乘客可以享受按摩服務。降落之后，維京的乘客既可以到目的地的俱樂部會所享用桑拿浴和淋浴以減輕旅途疲勞，也可以去游泳池或體育館以排除時差反應。在每一個階段，維京的員工都起了重要作用，不僅確保了各項流程正常平穩地運作，而且做到即使是最平凡的活動也充滿了歡樂和戲劇性。
體驗型品牌的第二個挑戰則來自于顧客可能產生的厭膩。例如，第三次到迪斯尼世界游玩所獲得的體驗是否能和第一次相提并論？解決這一難題的策略之一是不斷地拓展和增強體驗，而此策略的危險性是，客戶的期望值總是隨著體驗而水漲船高的，從而使滿足客戶變得更加困難。
可供企業選擇的一種戰略就是在某一產品類別中創立多樣化的、差異最大化的體驗型品牌。例如，LettuceEntertainYouEnterprises公司在芝加哥地區擁有30多家餐館，通過實行該戰略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想體驗意大利？那就去該公司的Scoozi餐館試試；想去中國，那就去BenPao餐館體驗一回；如果你渴望去巴黎，那你不妨到MonAmiGabi餐館體驗一把。在每一個場合中，所享受的體驗都是真實的、獨一無二的和值得回味的，這是因為餐館的裝飾、菜單和服務人員都將獨特的主題展示得淋漓盡致。
第4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一、從功利閱讀向經典閱讀回歸
在當今這個多元文化交匯的時代，我們會發現許多孩子手中捧著卡通漫畫、通俗故事、作文選編和流行雜志等。這種感性化、淺層次的功利性閱讀，占據了他們許多課余時間。功利閱讀的需要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放松，二是應試。放松是因為學生學習生活緊張，讀一些輕松休閑的圖文，可以調節情緒。為應試而讀則更為明顯一些。家長把作文選、作文輔導用書當作孩子最好的讀物，認為對提高作文成績有用，于是累案的作文書包圍了孩子，最終導致他們閱讀興趣的失落。
功利性閱讀是需要的，但絕不應該成為學生閱讀的主流。從學生發展的角度來說，只有多讀經典作品，才能完善他們的人格，豐富他們的人生底蘊，引導他們走向積極健康的人生之路。這已是形成共識了的。因此，我們要引導學生去品味經典的醇香，從功利閱讀向經典閱讀回歸。
回歸經典閱讀，關鍵在于教師的引導。新課標中推薦了一些經典篇目，還給教師留下了推薦的空間。語文教師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制定一個具體的經典作品閱讀計劃，提供必讀書目和選讀書目。在實際閱讀中，很多經典作品的內容遠離學生的生活，不易讀懂。因此教師要利用課外閱讀指導，向學生介紹作品的時代背景和作者生平，賞析精彩章節，為學生閱讀經典提供幫助。教師除了指導之外，還應創設一個閱讀經典的氛圍，如在班級張貼作品的插圖，播放相關的影視片段，摘抄作品中的名言警句等，讓學生在這種濃郁的經典文化氛圍中成長。
二、從興趣閱讀向意志閱讀躍遷
興趣是閱讀活動得以進行的前提，是閱讀動機中最為活躍的因素。對絕大多數中小學生來講，閱讀活動主要表現為興趣化的閱讀。他們只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讀物，而對一些雖然有意義、有價值，但不感興趣的讀物很少顧及。實際上，僅靠興趣來維持閱讀是不長久的，也難以取得良好的成效。而新課程標準以及教師推薦的讀物，并不是每個學生都感興趣的；課程標準規定的閱讀量，學生不下一番苦功夫也是難以完成的。然而，這規定的閱讀量是提高語文素養的基礎，是必須完成的，帶有一定的強制性。這就要求學生有高度的閱讀自覺性、自制性，需要他們用意志來支撐，保證閱讀任務的順利完成。從這一點來看，閱讀指導不能完全遷就于學生的興趣，應該在激發興趣的同時，注重閱讀意志的磨練，促使他們從興趣閱讀向意志閱讀躍遷。
培養閱讀意志，首先要有明確的目標導向。教師要根據課程標準的要求，將閱讀量的目標任務分解到每個年段、每個學期，甚至每一天，讓學生逐步達到規定的要求。其次是要運用閱讀成果來強化意志的培養。閱讀過程是艱苦的，學生很容易半途而廢。因此教師要定期舉行讀書節、報告會等閱讀活動，讓學生交流、匯報自己的閱讀成果，以成功的體驗來補償過程的辛勞，增強戰勝閱讀障礙的信心。三是要發揮閱讀興趣與閱讀意志的相互促進作用。學生在閱讀開始階段往往受興趣的支配，隨著閱讀任務的加重，困難越來越多，興趣就漸漸失落。這時就需要意志來維持閱讀活動的進行。學生在意志的支撐下，閱讀取得明顯成效的時候，又會增強閱讀的興趣。所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既要注重閱!""#年第$期讀興趣的激發，又要注重閱讀意志的培養，充分發揮兩者的互動作用，推動閱讀活動持續深入地進行。
三、教師閱讀與學生閱讀共生
第5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
本文將討論馬克思《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中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并且證明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概念來證明資本利潤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課題的意義
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仍然占據著經濟理論的中心地位，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引進市場經濟后，出現了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的情況。例如，在市場經濟中是供求關系決定商品價格，而根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勞動價值決定商品價格；發展經濟需要大量引進利用外資，但是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利潤來自剝削。盡管如此，很多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頑固地堅持原有觀點（1，2）。經過多年的政治宣傳和理論教育，“資本家靠剝削發財”已經在中國勞動階層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是工人理論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論的基本依據（3）。中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教科書仍然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線，僅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關市場經濟的內容。雖然有人發出了“改寫政治經濟學”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見行動跡象。對于在大學中講授西方經濟理論，有人提出僅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須“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深入的評析”（6）。中國基本經濟理論的滯后狀態，可能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障礙，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時，甚至可能成為走回頭路的推動力之一。
中國的經濟學家現在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既不能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又不能指導制定經濟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國的獨特地位，無法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放在一個客觀的位置上，批判其中違背客觀實際的部分，利用其科學成分。
由于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中國很多經濟學家正試圖通過修正勞動價值論，走出這一兩難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僅活勞動（人的勞動），而且物化勞動（機器等）也能夠創造價值，試圖在不違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為資本利潤的來源找到一種正當解釋（7）。雖然他們小心地遵循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駁（8，9）。
筆者認為，盡管面對經濟現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捉襟見肘，但是仍然占據著中國經濟理論的主導位置，除了政治因素，還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勞動價值論無法在實踐中進行驗證。
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價格取決于其勞動價值。但是，馬克思又說，同樣時間不同種類的勞動創造的價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價格可以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圍繞商品價值上下波動。因此，在僅有的兩個可以實際測量的參數──商品價格和勞動時間──之間，存在兩個不確定的環節，即：
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之間的關系
商品價格和商品價值之間的關系
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的定量分析根本無法進行，最多只能責問一聲：有些商品的價格，偏離其勞動價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無法使用實際數據驗證理論，正是中國經濟學家圍繞勞動價值論多年激烈爭論卻不能得到一致結論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二）反對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資本利潤的來源。
馬克思的理論在解釋利潤來源時，直觀易懂：人類肌肉和大腦的勞動創造了價值，沒有生命的貨幣、機器和土地不會創造價值，因此利潤只能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反對馬克思的人只是堅持資本和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應該和勞動一樣獲得報酬。這種解釋與其說是理論，還不如說是對現象的寫照，因此缺少說服力。
（三）反對馬克思的人，有一種錯覺，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如果存在問題的話，也只是其基礎──勞動價值論──存在問題。
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們，特別喜歡引用一百多年前一個反對者的話：“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11）這段話是這種錯覺的起因還是加強了這種錯覺，已經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正是這種錯覺使得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幾乎全部集中在勞動價值論上。
然而，仔細研讀《資本論》，可以發現，至少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本文將主要討論馬克思在定義工人必要勞動時間時的一個錯誤。
一個無法成立的“如果”
我們知道，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他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要求雇傭勞動者提供額外的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12）。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基本正確的。因為一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基本一樣的，例如，生產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總的勞動時間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傭的其他農民合作、使用較好的農具，會提高一些勞動效率），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于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但是，在工業生產中，情況不是這樣。因為工人在工廠里勞動時，與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機器，和他作為個人、在家里獨自使用簡單的工具從事生產相比，勞動的效率要高得多。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模型是：一個工人每天在工廠勞動12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12個物化勞動小時（馬克思用來衡量價值量的單位，以下簡稱為“價值單位”。工人每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一個“物化勞動小時”，即一個價值單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只有6個價值單位。資本家把新創價值的一半（6個價值單位）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另外6個單位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成為他的利潤。在這個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均為6小時。剩余價值率（馬克思用來衡量剝削程度的指數）是
6/6=100%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即6小時內──引者注），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這種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13）
這段話有幾層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
（2）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6個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3）這6個小時的勞動只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所以稱為“必要勞動”，這6個小時就是“必要勞動時間”。
（4）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必要的，因為不論他是為資本家勞動還是為他自己勞動，他都必須進行這部分勞動。
（5）這種勞動對資本家來說是必要的，因為資本家需要工人能夠長期進行勞動，而且不斷有新的年輕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點是存在問題的。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預付了貨幣，準備了機器等各種生產資料，把工人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和協作，使生產這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一個工人“獨立地”勞動，怎么會有這些條件呢？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商品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生產商品實際消耗的勞動時間，而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14）。如果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6小時，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那么，一個人即使耗費了12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一件這種商品，他的產品的價值仍然只有6個價值單位，而不是12個價值單位。
由于一個工人獨立勞動時沒有和工廠相同的“其它條件”，所以，他生產同樣的產品勞動時間要長得多，但是產品的價值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創造出6個價值單位的產品，勞動時間將不止6小時，而是幾倍甚至幾十、幾百倍于他在工廠里的勞動時間。保守一點，我們假設需要兩倍于他在工廠勞動的時間，即12個小時。
根據馬克思的定義：“必要勞動時間”等于生產生活資料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對于一個工人來說，他原來為自己勞動時，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需要工作12小時。現在他在工廠里，也是勞動12小時才能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那么對他來說也就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了。
如果我們假設生產同樣的產品，獨立勞動需要的時間是在工廠勞動時間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現負的剩余勞動時間，即工人在工廠勞動比獨立勞動更合算（見表1）。
也就是說，馬克思僅僅注意到“必要勞動”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必要勞動時間的長短卻是隨勞動的社會形式的變化而變化的。
表1：對工人勞動時間的分析
在工廠勞動
（生產一件產品需要6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50%，生產一件產品需要12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25%，生產一件產品需要24小時）
勞動時間
（小時）121212
產量
（件）210.5
產品價值
（例中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于工廠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即6小時；每件產品的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1263
工人得到的報酬6
（工人得到新創價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
必要勞動時間
（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量為6個單位）6小時12小時24小時
對工人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獨立勞動時獲得同樣報酬所需的勞動時間）12-12=0（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計算）
12-24=-12小時（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I計算）
對資本家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工人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創造工人工資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12-6=6小時
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廠勞動，使用先進的機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勞動時間比他獨自勞動時要短得多。因此馬克思遺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馬克思的那段話實際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如果工人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于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不僅可能超過6小時，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在工廠里勞動可能比自己獨立勞動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廠里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到剝削，反而因為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融為一體，使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盡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實際報酬仍然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于工人來說，在工廠勞動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于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勞動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一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于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愿意制造汽車了。
把工人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工作時間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是不準確的，這段時間實際上是資本的“必要勞動時間”：維持投資者繼續投資興趣的“必要勞動時間”。利用資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勞動的效率，獲得獨立勞動時不可能得到的報酬。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為資本工作，為維持投資者投資興趣而工作，也是在為自己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換時一樣（15，16，17），在分析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也要考慮“勞動時間”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勞動條件下生產效率的差別。工業生產方式中這種差別非常顯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簡單的認為和地主一樣，資本家也只能通過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價值才能獲得利潤。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錯誤的原因
人們可能難以理解，為什么偉大的博學家馬克思會犯如此簡單的錯誤，把一個影響波及全人類的重要理論，建立在一個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設上。筆者認為，問題在于
（一）馬克思沒有正確理解人類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本質動機。
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18）。也就是說人們相互交換商品是為了互通有無。但實際上不是這么簡單。
亞當·斯密有一個經典的關于商品交換的例子：“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一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一頭所需要的勞動，若二倍于捕殺鹿一頭所需要的勞動，那么，海貍一頭當然換鹿二頭。”（19）也就是說，捕殺海貍的漁夫和捕殺鹿的獵人，為了互通有無，按照“等量勞動相互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然而仔細分析一下就能發現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
我們假設一個漁夫可以用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一個獵人可以用一天的時間捕殺一頭鹿，他們兩人在市場上交換各自的產品。
斯密沒有告訴我們如果獵人去捕殺一頭海貍的話需要幾天時間。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獵人也能夠用兩天或不到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他就會自己去捕海貍，而不是花兩天時間先去捕兩頭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來和漁夫交換一頭海貍。因為這至少將額外增加交換產品的麻煩。就好像我們不會用5元錢買一本我們不需要的書，然后去旁邊的柜臺費一番口舌換一枝價格為5元的鋼筆。我們肯定是直接去買那枝鋼筆。
獵人不直接去捕海貍，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兩只鹿換一只海貍，充分說明對于他來說，間接地得到海貍比直接捕殺海貍對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費較少的勞動。因此，獵人捕殺一頭海貍肯定需要兩天以上的勞動時間。我們不妨假設是三天時間（這是一個很保守的數字，但是足以說明問題）。
因此，當海貍和鹿的交換比例時1:2時，獵人用兩天的勞動產品：兩頭鹿，可以換得他本來需要三天時間才能獲得的一頭海貍，因此他可以節約一天的勞動時間。
獵人需要一頭海貍，這是他參加商品交換的出發點（他為什么需要海貍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問題），但是，這不能成為他進行商品交換的根本動機。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那頭海貍。僅僅因為先捕殺鹿，然后去交換海貍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海貍捕殺者──漁夫──交換各自的勞動產品。
獵人捕殺海貍之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可能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經驗、合適的工具、居住地離開海邊較遠等等因素。
同樣道理，漁夫需要鹿，不能成為他參加商品交換的理由。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鹿。僅僅因為先捕殺海貍，再去交換鹿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鹿捕殺者──獵人──交換勞動產品。
漁夫捕殺鹿之所以需要較多的勞動時間，可能同樣因為他沒有足夠的捕鹿經驗、合適的工具、需要額外的時間進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是節約勞動，而互通有無僅僅是商品交換的表面動機。
由于我們（包括馬克思）身處一個商品經濟已經非常發達的社會，當我們需要某種物品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購買，而極少考慮自己制造的可能性。當孩子要吃巧克力時，我們總是花幾塊錢去商店買一包，而不是花費整個星期天的時間自己在家里制造，盡管這樣可以徹底杜絕孩子吃到偽劣產品的可能性。人類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頭，已經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經濟學中，就是錯誤地理解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僅僅是互通有無。當代經濟學把“偏好”作為商品交換的出發點顯然也是存在問題的。
由于馬克思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質區別，而沒有注意到交換雙方獲得同樣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勞動時間（這種差別正是商品生產者利潤的來源（15，16，17））。因此在討論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他沒有注意到同樣的勞動時間對交換雙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也就不可能發現：從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勞動時間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廠的總勞動時間（分別對應表1中獨立勞動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用自己的勞動換得貨幣，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被馬克思忽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貨幣要多于自己獨立勞動、然后出售產品所能獲得的貨幣。勞動和資本結合后所產生的利益增值，是雇傭勞動者和雇主可以長期和平共處、雇傭制度得以穩定存在的基礎。
（二）馬克思沒有把對工業生產方式的理解應用到對勞動和資本交換過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農業時代的觀點看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討論了分工、協作和使用機器對商品生產的影響，說明他對工業時代已經有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后，才引入這些范疇的。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并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于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因此，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注意了“勞動時間”一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有一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于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一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20）這是和他自己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完全自相矛盾的。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里，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于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于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三）馬克思的論述方式存在問題，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展開，沒有加以仔細的推敲，因此難以發現自己的錯誤。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很多至關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數語，幾筆帶過。對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
馬克思關于商品價值取決于生產它們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觀點，在他的經濟理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卻非常簡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14）那么，具體如何確定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呢？馬克思只給了一個簡單例子：“例如，在英國采用蒸汽織布機以后，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織布機剛剛開始被使用，產量遠遠低于手工產品時，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等于手工織布的一半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除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恒等于最短必要勞動時間（這和馬克思的定義相沖突）。因此，根據馬克思的邏輯推導出的結論應該是：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和生產它所需的勞動時間長短有關，還和它在各種不同生產方式中的產量有關。只有用蒸汽織布機生產的布大大超過了手工織布的產量，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等于（嚴格地說是“接近”）用蒸汽織布機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與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有關，還與不同生產者的產量有關。即使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不變，只要企業主調整各自的產量，就可以改變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商品的價值。
與此同時，馬克思常常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不惜筆墨，反復論述。例如，他花費了二十多頁的篇幅，討論“20碼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葉，所以10磅茶葉值20碼麻布”之類的問題（21）。盡管如此，這一長篇論述中仍然存在一些嚴重的錯誤。
例如在討論一種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發生變化、其相對價值也將發生相應變化時，馬克思列舉的第二種情況是：“麻布的價值不變，上衣的價值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現在不是20碼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頁）羊毛歉收為什么會引起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根據常識，只要羊毛的質量沒有變化，工人生產上衣所需的勞動時間不可能因為羊毛歉收而發生任何變化。馬克思這樣說，其出發點顯然是：羊毛歉收，供不應求，價格上升，上衣廠的資本家必須花費更多的貨幣去購買羊毛。多支付的貨幣屬于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可以折算成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羊毛歉收后，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把構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說明地換算成“勞動時間”一個因素，然后再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因素。
結論
（一）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勞動價值論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論述中，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所以，即使勞動價值論成立，剩余價值理論也不能成立。因此，《資本論》沒有證明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
結束語
《資本論》中簡短有力、象現代廣告的口號一樣簡潔明了的結論（例如，“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大眾的共鳴，得到他們的認同；而它壯觀的厚度和拗口晦澀的論述，給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結合對實際經濟活動的深入觀察和理解，堅持獨立和客觀的立場，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馬克思的文字叢林中理出一點頭緒來。
1997年8月于上海
參考文獻：
1,傅軍勝：“全國勞動價值論研討會綜述”，《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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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1期，第54頁，全國總工會工運研究會1996年年會介紹。原載于《改革內參》1996年第19期
4,王則柯：“還得下決心重寫政治經濟學”，《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頁
5,黃佶：“贊成：政治經濟學的確需重寫”，《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頁
6,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5期，第44頁，原載于《當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錢伯海：“論物化勞動的二重性”，《學術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頁
8,梁劼：“物化勞動果真創造價值嗎？”，《學術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頁
9,顧鈺民：“再論活勞動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學術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頁
10,王則柯：“‘物以稀為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頁，注3
1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頁（其它版本《資本論》中的此段中文譯文見注）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頁
15,黃佶：“剩余價值不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民主中國月刊》，1993年11月號，第28頁
16,黃佶：“利潤：消費者給生產者的報酬”，《民主中國月刊》，1994年10月號，第38頁
17,黃佶：“商品不是等價交換的”，《中國研究月刊》，1995年7月號，第68頁
1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頁
19,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42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頁
2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頁
2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頁
注：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頁：
“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注1：“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原文如此；2，著重記號是原有的──引者）
第6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公允價值計量經濟危機會計
一、公允價值的定義
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的劃分，公允價值有四個層次：第一，直接可獲得的市場價格；第二，公認模型估算的市場價格；第三，實際交易價格（無依據表明其不具有代表性）；第四，企業特定數據，該數據能被合理估計，并與市場預期不沖突。
前面三個層次的價格幾乎完全體現了市場價格，而第四個層次，盡管數據由企業估計，但該數據還不能與市場預期沖突。在價格趨勢下行的市場中，應將資產估價提高，并表現出與市場預期不沖突。
二、公允價值下跌對經濟危機影響成因分析
公允價值下跌對經濟危機造成的影響可見下面的循環鏈。金融資產公允價值下跌——資產減計——股東權益減少——為滿足最低資本金要求，金融業被迫擴充資本——股價下跌，難以從股票市場籌資；負債籌資受影響——資金周轉有問題——被迫拋售金融資產——削弱投資者信心，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金融資產公允價值進一步下跌。
三、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分析
1、信息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
從信息供給方來說，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確實比傳統的歷史成本計量更能反映企業的現時資產價值，也提高了公司間財務報表的可比性。如在歷史成本計量法下，市價波動較大的金融資產，各企業由于購入時期不同，會計報表上反映出來的數據也大相徑庭。信息使用者很難單從報表數據獲取各公司資產實際價值的信息中做出正確的判斷與決策。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各公司的相同金融資產用同一時期的市價在報表中列示，就解決了這一問題。
正如美國金融界指出的那樣，單一地按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在財務報表上列示金融資產，不但加速了金融資產的減值，還加深了金融危機的影響。按現在各權威機構做出的解釋等，臨時將某些非衍生金融資產按現行市價為成本基礎進行重分類，轉而攤銷，或采取其他計價方法來反映公允價值，容易造成各企業各自為陣，對金融資產區別對待，從而誤導報表使用者。投資者無法簡單地從報表數據中看出金融資產的實際價值及判斷該價值的可靠性。
從信息需求方——報表使用者來說，并非不知道經濟衰退或繁榮對以公允價值計價的金融資產的金額會有影響，但卻不知道這種影響有多大，尤其是對企業持有的各種不同種類金融資產的影響分別有多大。將風險彈性加大，在繁榮期泡沫化和衰退期零值化的金融資產；與本身有較大成本基礎的金融資產，同時列示在報表的“交易性金融資產”中，容易導致報表使用者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
作為會計計量方式來說，最終目的是要以一種客觀的標準將資產負債的價值在企業財務報表上反映出來，為報表使用者提供及時可靠的信息。這種信息揭示的功能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財務報表的數據直接體現；二是通過財務報表附注的形式加以說明。無論是通過哪種方式，目的都是要讓使用者了解報表數據的實質，依據相關信息做出正確的決策。
建議措施：無論企業如何在報表中列示，都應在報表附注中明確披露各金融資產構成明細，包括品種、初始取得成本、目前市價、報表金額來源或計算方法、持有比例、持有時間、計價方法和以前期間對比數據等。因此，這些金融資產是否被高估或低估，報表使用者可以自己根據附注內容進行判斷，按照自己的風險偏好與對經濟狀況的預估進行決策。
2、資產特征與市價計量方式的矛盾
資產是指企業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資產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必須能夠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流入，如果資產不能夠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或者帶來的經濟利益低于其賬面價值，那么該資產就不能再予以確認或者不能以原賬面價值予以確認，否則將不符合資產的定義，也無法反映資產的實際價值。
在經濟衰退時期，可能現時資產市價很低，但過于被低估的金融資產具有高度升值潛力，企業會選擇繼續持有該資產。同樣，在經濟高漲時期，如果存在泡沫，企業在將來的某一時點變現資產，很有可能就無法獲取現時資產市價所能帶來的收益。按現在的市價來確定資產的公允價值，確認未實現的收益是不合理的，這違反了會計的謹慎性原則。
當金融資產的市價、未來可實現現金流量的現值中的高者都比賬面價值低，則無論該資產分類列示在哪一個項目下，都要確認減值對當期損益的影響，或以減值后的公允價值計價，或計提減值準備，以反映它的真實價值。這時僅僅重分類，而不計提減值準備，是有悖于會計準則的。
按原會計準則的規定，將金融資產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等類別，規定該類金融資產只能用公允價值計量，并且交易性金融資產無法轉換為其他類別的金融資產列示于資產負債表，對資產使用范圍估計過窄，不能及時并真實準確地反映資產狀況。如果重分類時的價格無定價依據，且不進行減值測試，同樣不能反映資產的真實狀況。
建議措施：在特定情況下，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以轉換為其他類別的金融資產。同時，由國家權威部門相關指數等指標，對企業金融資產定價進行指導，并由中介機構評估或審核。
3、資產期望價格與預期報酬率之間的矛盾
在市場衰退情況下，人們都期望資產能有一個較高的價格，但資產的預期報酬率卻在不斷下跌。
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看，Re=Rf＋β×(Rm－Rf)，Re：均衡的預期報酬率，Rf：無風險報酬率，Rm：整體市場預期報酬率，β：證券與市場的報酬相關系數。
當整體市場預期報酬率Rm低于無風險報酬率Rf時，對于風險大的證券來說，Re的值就小。在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時，公允價值的降低帶來損益表上損益的降低，從而進一步降低整體市場預期報酬率Rm。
在市場衰退到一定階段時，市場預期報酬率顯然遠低于應有水平。這時，可以考慮采用其他辦法提高市場預期報酬率。
建議措施：采用類似于通貨膨脹情況下采用的物價指數，由相關機構根據政府統計部門統計數據，用一定的數學模型測算，并做出相應預期調整后，設定一個市場預期報酬率調整指數，各企業金融資產報表數據除以該市場預期報酬率調整指數后的數據列示。該調整指數作為公司采用的會計政策在財務報表附注中予以披露。用這種方式，可以較好地加強政府宏觀調控，也可以避免各個企業各自為陣，憑借自己的主觀判斷來決定極端市況下公允價值的狀況。
4、價格正常波動與異常波動之間的矛盾
當金融資產短期需者眾多，瘋狂抬高資產價格時，資產的價格與價值是不吻合的，甚至相互背離的。這種短期內的價格波動，屬于異常波動。此時，采取與正常波動時同樣的公允價值計量方法，是不能反映金融資產的內在價值的。
建議措施：為金融資產價格變動設定區間。在財務報表上反映的交易性金融資產金額只能在價值變動區間內才予以確認。當價格變動超過區間時，將其劃分為另一種金融資產，不再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
由于交易性金融資產往往短期內價格波動很大，因此，對于市價低于變動區間低點的部分暫不確認資產減值損失。將公允價值位于賬面價值邊緣的部分另行設置表外賬簿，進行記錄。在價格回轉時，先在表外轉回相關記錄，待達到賬面價值時，再將相關金融資產轉回至交易性金融資產，在賬簿上根據公允價值記錄相關資產。若實際市價低于變動區間低點，一年以后仍無價格回轉趨向，應根據實際情況計提資產減值準備。
四、結束語
以公允價值作為一種計量方式，并在實踐中經過了一定時間的檢驗，關鍵是提供了有用、可靠的信息，滿足了各方依據該信息做出正確決策的需要。各企業要在公允價值計量這條高速公路上飛速前行，一方面要筑路人，即各國會計準則委員會等，加強“道路”的檢修與保養，針對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對原準則做出調整與補充；另一方面，應要求企業提高自己的車輛性能，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才能避免在高速路上“遇坑翻車”的局面。
第7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國外的飯店業非常重視飯店顧客價值管理，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都比較成熟。在我國飯店業顧客價值管理發展時間還比較短，對其認識還很缺乏，理論研究也不夠深入，因此我國飯店顧客價值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還存在許多問題。
1.1服務質量方面
國外的飯店企業非常注重人力資源管理，堅持“人本管理”，提高員工素質。飯店顧客滿意程度與員工滿意程度是緊密相關的，正如國際假日集團的創始人凱蒙•威爾遜先生說的：“沒有滿意的員工，就沒有滿意的顧客。”并且國外的飯店很注重推進相應的培訓計劃，強調顧客導向的創新文化，培養員工團隊精神和創新能力，將員工視為飯店的內部顧客，重視內部營銷對顧客價值管理的積極作用。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為優秀員工提供帶薪脫產培訓、學習以及境外培訓的機會。例如，美國假日集團在孟菲斯市設假日酒店大學，該集團的經理們都必須在此學習2至5周。近年來，我國飯店企業紛紛意識到對員工管理的重要性，如建國酒店管理公司的交叉培訓提高員工的綜合對客服務能力，從而來提高飯店服務質量，然而仍有不少飯店忽視、不重視對內部員工的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及職業規劃，內部員工對企業部署管理經營戰略了解不多，甚至一無所知。另外，我國大多數飯店企業內部相應的制度保證很不健全，缺乏具體的操作程序指導所有員工如何去做，來創造顧客價值，同時也缺乏集體的規章制度來約束員工的行為。
1.2體驗價值方面
國外飯店為了滿足顧客不同的體驗需求，為顧客提供個性化飯店服務，培養顧客忠誠。目前發達國家的飯店業提出一個口號Breakingtherulesforbetterservice(打破規范去創造更好的服務)。里茲-卡爾頓飯店副總經理泊瑞克指出：“個性化服務是我們贏得回頭客的關鍵，90%以上的顧客成為了我們的回頭客。”國外飯店重視的是如何掌握顧客個人需求，個人偏好，建立顧客個人信息數據庫，向每位顧客提供高標準的個性化服務。我國目前有一些大型飯店者有一些個性化的服務，來滿足不同顧客的特殊需求。如金銀島大酒店金鑰匙服務，酒店金鑰匙的一條龍服務是從客人下榻酒店那一天起圍繞住店期間的一切需要開展的。然而，在我國，顧客從飯店得到的多為標準化服務，服務項目、服務規范缺乏個性，即使消耗大量的資源，也不能滿足顧客的需求。這導致我國飯店行業的經營形勢日趨嚴峻，各家飯店在價格、質量、服務、促銷和技術等方面的競爭日趨激化，大批飯店處于虧損的局面。
1.3人員價值方面
國外飯店很重視顧客關系管理，據調查顯示，擁有新顧客的成本可能比保持老顧客多近5成，因此培養忠實顧客才是飯店競爭力的源泉。國外飯店企業還紛紛開展關系營銷，通過飯店與顧客間的良好關系建立顧客對飯店的忠誠。在我國飯店，著名IT記者田同生在2001年曾經做過一次問卷調查，在所有調查企業中只有64%的企業只是聽說過CRM，但對CRM的內涵并不了解；只有15%的企業感覺比較了解CRM；21%的企業則從來沒有聽說過CRM。問卷調查所反映出來的狀況表明，顧客關系管理在國內的傳播并不廣泛。可以看出，國內飯店企業始終傾向于以產品為中心的運營模式，陳舊的營銷理念、落后的技術、資金的短缺將成為阻礙顧客關系管理在中國飯店企業推行的關鍵。
1.4情感價值方面
國外的許多飯店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都注入了一些情感因素。飯店企業應主動與顧客保持聯系，即便沒有商業往來，也要時常保持密切聯系，使得商業往來的伙伴關系升華到朋友關系，感情成為企業與顧客聯系的紐帶，培養顧客忠誠度。在飯店營銷方面推出了情感營銷，它是企業追求一種持久的聯系，這種聯系是顧客感覺到自己是如此有價值，感覺到自己得到如此的關心，以至于他們將全力以赴忠誠于企業。我國的飯店業特別容易忽視的顧客情感價值，許多飯店企業在試圖改善顧客關系的時候，很容易忽視顧客是人性化的。在改善技術，提高服務水平的基礎上，給顧客留下深刻、良好的印象，建立一種感情交流會給我國飯店企業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
1.5精力成本方面
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電子商務快速發展，飯店企業要適應新的商務環境和管理模式。許多國外飯店利用網絡營銷加強與顧客的交流，降低成本。許多飯店管理者將企業價值優化研究與網絡化發展環境相結合，電子商務賦予了飯店企業獨特的功能和活力。現今許多國外飯店企業紛紛設立飯店專屬呼叫中心，將飯店顧客管理直接納入企業營銷活動中來。在我國，許多飯店經營者只將目光放在降價、回扣、減少成本開支等方面，沒有認識到網絡營銷的意義。我國飯店業的網絡營銷大多停留在初級發展階段，飯店網站多是簡單的形象展示窗口，缺乏技術維護人員，定期更新難以實現，電子商務開發與應用成為難題，而這也正是與國外飯店最大差距之一。
1.6貨幣成本和時間成本方面
貨幣成本和時間成本是顧客感知成本的一部分，國外的許多飯店為了降低顧客感知成本，提高顧客價值，根據不同的顧客制定不同的定價策略，首先飯店努力來降低飯店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在明確飯店成本總額和結構上的差異特點、在成本上與競爭者的差異、及如何保持長久成本優勢的基礎上，根據成本鏈條上的薄弱環節采取前后向一體化、改進技術等措施進行調整，最終針對顧客的不同心理需求來定制不同的價格。此外為了降低時間成本，提高服務效率和顧客滿意度，許多飯店利用網絡技術，建立顧客數據庫，顧客信息數據存儲的技術。在我國許多飯店制定的定價策略比較單一，不能滿足不同顧客的要求，此外，由于缺乏技術支持，數據庫的建立以及軟件設計所需要的技術含量及運作成本，都是非常高的，我國飯店的顧客關系管理的操作基本上是面對面的服務方式，顧客關系管理大多仍停留在理念的層次上，這樣大大增加了顧客的貨幣成本和時間成本，降低了飯店服務效率和顧客滿意度，不利于飯店顧客價值的提高。
2國內外飯店顧客價值發展差異原因分析
2.1內部管理方面
內部管理主要指對員工的管理，許多國外飯店的管理公司都很重視對員工的管理，都紛紛建立了自己的飯店管理學院或人才培訓基地，進一步確保輸出管理的質量、員工素質以及管理模式的一致性。國內飯店由于受到資金、體制、規模、理念等因素的制約，能夠建立自己的人才培訓基地和教學飯店的企業寥寥無幾。飯店員工不能領會以顧客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員工沒有正確認識到顧客價值的重要性，員工觀念和素質能否轉變的問題是飯店顧客價值理念能夠真正運用到飯店服務體系中的關鍵。
2.2技術方面
國外的許多知名飯店非常重視銷售網絡的建立，憑借電子商務活動建立自己的客戶關系信息數據庫，以形成核心競爭優勢。假日集團進入中國后，在短短20年的時間筑建了強大的銷售網絡預定。在我國，由于成立時間短，經驗不足，缺乏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還有各飯店的服務流程不同、信息管理系統的兼容性等問題使得我國飯店企業的顧客關系管理無法大規模實現。
2.3營銷方面
國外的飯店在營銷方面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已經發展的比較成熟，已經樹立起“以顧客為中心”的營銷理念，關系營銷、網絡營銷、一對一營銷和個性化服務等營銷策略在國外各大飯店的經營過程中都有體現，采取各種營銷對策的最終目的就是提高飯店顧客價值。而我國許多飯店仍然將產品、技術的創新以及低價競爭作為營銷主要手段，“以顧客為中心”只是掛在口頭上，而這種全新的經營模式和理念仍未貫徹實行。這種陳舊的營銷理念和策略是我國飯店顧客價值管理不善、缺乏競爭力的根本原因。通過以上的分析，本文認為我國飯店在營銷理念和策略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影響顧客價值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轉變營銷的理念，運用相應的營銷策略對于提高飯店顧客價值至關重要。
3提高國內外飯店顧客價值的營銷對策
3.1一對一的飯店營銷策略
一對一營銷是企業愿意并能夠根據客戶的特殊需求來相應調整自己的經營行為。進行市場有效細分，收集和充分了解顧客信息，運用一對一的飯店營銷策略，關注并滿足顧客的獨特需求，為顧客提供個性化服務，飯店才能在顧客價值不斷創新的基礎上保持市場競爭優勢。具體的一對一營銷策略可利用數據庫營銷，建立完善的回訪機制以及產品和服務的定制化來實現。
3.2飯店內外部關系營銷策略
任何一個企業都同時面對著兩種市場群體，即外部市場消費者和內部市場員工。而對于飯店而言，飯店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飯店的兩個主要部分——內部員工和顧客，因此搞好與員工和顧客的關系對于飯店來講至關重要，飯店為提高顧客價值，實現品牌忠誠，實施關系營銷的意義特別重大。
3.3建立顧客導向的定價模式
顧客導向的定價模式是在對目標顧客充分理解的基礎上，根據顧客對價格的各種概念確定可接受的價格范圍，分析該價格范圍內的價格敏感程度，再確定具體價格，最終考察預期利潤和成本。具體的定價策略要提倡人性化，如預期價格、讓利作價、折扣讓價等策略。
4結語
第8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民工；養老保險；價值選擇；政策設計
Abstract：Theendowmentinsurancesystemofruralmigrantworkersisfacingpolicyfailure，becausetheirinsuranceaccountscannotbetransferredtotheplacewheretheymigrated.Thereforetheyhavetoterminatetheendowmentinsurancerelationship，whichhasledtothe“thetideofendowmentinsurancetermination”.Torelievethepredicamentofthetide，weneedanewvalueselectionofshiftingfromeither-orvalueorientationtomulti-valuepropositionthatpaysmoreattentiontointerestbalanceandadjustment.Withthis，thispapersuggeststhattoprotecttheendowmentinsuranceinterestofthemigrantworkers(especiallytheruralmigrantworkers)，weexecuteanendowmentinsuranceonaprovincialbasiswithoutlosingtheurbanmode，establishasystemofpermanentsocialsecuritynumber(SSN)，executethesystemofsocialsecuritydocumentrecord，setupacentralclearingandsettlementsystemandbranchitoutprovincially.
Keywords：ruralmigrantworkers；endowmentinsurance；valueselection；policydesign
經過學界多年的呼吁，近幾年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在全國各地陸續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然而，這一惠民色彩濃重的公共政策，在“退保潮”的強烈沖擊下，成為政策失效的經典范本。導致退保潮一浪高于一浪的原因在于農民工的養老保險關系無法在不同地區之間順利地轉移接續，而不斷地跨地區流動是農民工最通用的就業方式，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權益就這樣在無法跨地區轉移接續的養老保險制度中付之闕如，農民工唯一能夠選擇的就是退保。重新審視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價值訴求并進行重新定位，是突破地區分割壁壘、破解退保困境的必要環節。
一
1987年，深圳率先開始嘗試建立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此后，鑒于農民工數量巨大并且增加迅速，廣東(1998年)、北京(1999年)、浙江(2001年)、上海(2002年)等省市也陸續開始探索適應本地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措施和辦法。2005年，國家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決定要求，“擴大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都要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在這一決定的推動下，將農民工納入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范疇迅速成為各地社保部門的重要職能，并且成效明顯。
目前國內各地實行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大致可以分為3種類型[1]。①擴面模式：即在現有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制框架內，將覆蓋面擴大至農民工群體。在這體制中，農民工的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采用統一的政策，唯一的差異在于農民工因工資水平低而繳費基數明顯低于城鎮職工。目前采用這種模式的省市最多，深圳、廣東、江蘇、浙江、河南等采用這一模式。②仿城模式：即參照“城保”制度的做法，為農民工設計獨立的社會養老保險實施方案，并且作為獨立的體制進行單獨管理。目前主要有北京市采用這種方式，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原則與擴面型養老保險辦法大體相似，唯一的差異在于：當農民工與原就業單位終止勞動合同時，養老保險可以保留或轉移，但不允許退保。2001年8月頒布的《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第十條規定，“農民工個人賬戶存儲額，只有在本人達到養老年齡時，才能支取。農民工在達到國家規定養老年齡前死亡，其個人賬戶存儲額中的個人繳費部分可以繼承”。③綜合保險模式：即是指將農民工的養老、醫療、工傷等多種社會保險置于同一個框架下統一承辦、獨立管理的社會保障方式，該方式由上海市于2002年首創實施，成都市于2003年開始推行。綜合保險與前述兩種模式的主要差異為，一是將農民工的養老、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項目設在同一賬戶中，所繳納的綜合保險費，按照不同比例分別用于養老、醫療和工傷3個保險項目；二是全部由企業(雇主)繳費，農民工個人無需繳費；三是保險基金的管理、運作和支付完全由商業保險公司承擔，這樣無論農民工如何流動遷移，在男子滿60歲，女子滿50歲時，可以憑“老年補助憑證”到戶籍所在地的商業保險公司約定的機構領取老年補貼。
以上3種模式各有利弊，其中，擴面模式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最具代表性。但這一模式正在普遍遭遇退保困境。由于養老保險關系跨地區轉移接續困難，頻繁流動的農民工往往只能選擇退保。在農民工聚集的廣東省，農民工退保率長期保持在95%以上，東莞市社保部門60%的工作是為農民工辦理退保手續[2]；2008年1月份，蘇州市也有600多萬民工辦理了退保[3]。2001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20號文件《關于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是退保的主要依據，該文件規定，“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合同制職工，在與企業終止或解除勞動關系后，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保留其養老保險關系，保管其個人賬戶并計息，凡重新就業的，應接續或轉移養老保險關系；也可按照省級政府的規定，根據農民合同制職工本人申請，將其個人賬戶個人繳費部分一次性支付給本人，同時終止養老保險關系，凡重新就業的，應重新參加養老保險”。退保困境的產生正是源于這一制度安排。
相比之下，上海市首創的綜合保險模式，由于借助商業保險公司的管理平臺和信息網絡，很好地解決了農民工養老保險跨地區轉移接續的問題。但這一交由商業保險公司運作的措施有兩點始終被質疑，一是獨立于現有的社會保障體制之外，不能發揮其與社會保險的調劑、補充和統籌功能；二是政府對綜合保險不承擔托底責任，當保險資金出現危機時，責任完全由保險公司和個人承擔，而保險公司的市場經營風險，極有可能會完全由屬于弱勢群體的參保者承擔[4]。因此，游離于整體的社會保障體制之外、不具備社會保險統籌共濟功能的綜合保險模式也難以成為解決退保難題的有效方案。
二
農民工退保浪潮背后的作用機制是什么?為何被視為農民工權益保障的重要舉措卻遭到了農民工的冷遇和放棄?農民工的高流動性為何在養老保險的政策設計中被簡單化地處理為“退保”?答案正如學界所一致認定的那樣，造成農民工養老保險無法轉移接續的關鍵在于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發達地區政府的地方利益保護主義，在現有的政策設計中，將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體制內，對發達地區而言是利益極大的。
因此，于建嶸尖銳地指出，正是由于制度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普遍持有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對農民工的歧視，在有意識地維護著現有養老保險無法轉移接續的缺陷。農民工發生跨地區流動時，盡管現行政策對養老保險關系的處理有“轉移接續”和“退保”兩種選擇，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具體執行中，都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占有以農民工參保名義征繳到的巨額保險費，因此，要么鼓勵農民工退保；要么不告知利弊，就干脆將政策解釋為“解除勞動合同必須退保”。地方政府與農民工爭利，導致農民工的保障待遇得不到保障，“制度上的福利”演變為“實際上的負擔”[5]。身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面對這樣的養老保險，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腳投票，在無奈中被迫退保，放棄權益。
有關資料為上述觀點提供了有力的佐證。1998年，廣東省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僅僅不到600萬人；在出臺了將農民工“納入”的政策后，參保人數急劇增加，到2004年增長到將近1600萬人，6年中增加了167%，約占當年全國參保人數的十分之一。而與此同時，參保的離退休人員卻只從143萬人增加到220萬人，僅占全國參保離退休人員人數的二十分之一。廣東省也因此成為養老保險基金結余最高的省份，2004年全省累計結余的養老保險基金高達597億元，約占全國的五分之一。由于廣東省農民工退保率長期維持在95%以上，該省將近600億的“累計結余”很大比例是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的養老保險基金，因為在現行政策下農民工退保后，這部分基金無需支付給農民工，永久地歸入當地社保基金[6]。廣東省便是從農民工養老保險中獲益最為明顯的省份。
然而，從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的視角出發，中國各地在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才是養老保險制度的缺陷狀態不得不維持下去的主要理由。農民工在整個就業年齡段中，往往輾轉若干個省份和城市工作，而養老金的繳納地和領取地之間往往工資水平和養老金繳納水平方面懸殊較大，跨地區轉移后，養老金發放標準將難以設定，其間需要突破過多的管理難題，相應的管理成本也將十分高昂。從幾個農民工輸入大省(市)的工資水平對比看，似乎也確有道理。2007年，上海全市職工平均工資為34707元，北京為39867元，廣東全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達到29443元，江蘇為27374元，湖南為18275元，四川為21312元，安徽為22180元，相當于江蘇的80%，江西省為18400元，僅相當于廣東的62%。如果以城市作為比較單位，則差異更大。2007年江蘇省13個省轄市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為南京市，達到35908元，最低的為宿遷市，為16852元，只及南京市的47%。
三
顯然，學界密切關注的是政策設計背后的價值選擇，認定現行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是建立在嚴重的價值偏誤基礎之上的，即地方利益優先的價值定位嚴重偏離了社會保障的公平準則。而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著重強調的則是政策設計所面臨的技術問題，將地區分割壁壘的形成歸因于地區經濟差異導致的技術障礙。
應當說，學界的剖析是準確的。農民工養老保險是一項典型的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社會利益的調節器，是對社會價值進行權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與其他領域政策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必須以公共利益的維護和實現為價值導向。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決定著公共政策將以怎樣的方式來分配公共利益，也關系到政策目標的設定、政策執行的難易以及政策實施的有效與否。然而，當前中國的公共政策存在一些顯著的價值缺失和偏誤。例如，公共性價值缺失，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為強勢群體所左右；公共政策的自利化及功利化傾向突出，政府在政策設計和實施環節中，利益明顯向自身傾斜，甚至不惜與民爭利[7]。簡言之，價值選擇決定政策設計，政策設計決定政策成敗。
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價值偏誤。其實，中央政府已經充分注意到農民工就業的基本特性是就業穩定性差、收入低、流動性大，也原則性地建議“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要適應流動性大的特點，保險關系和待遇能夠轉移接續，使農民工在流動就業中的社會保障權益不受損害”[8]。然而，在具體的政策設計中，對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跨地區轉移接續并未提供可以操作實施的配套方案，而僅僅是一項供各地方政府參考和自由選擇的原則性措施。這一政策顯然為各地的地方利益保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自由選擇的情況下，促使農民工“退保”是對地方利益最為有利的措施，因此，為農民工辦理退保手續往往是發達地區社保部門年終歲末主要的業務和職能。
然而，退保導致的農民工養老保險的政策失效，將為未來的中國社會預備了一個數以億計的養老保障缺失的老年人口群體，將成為未來中國社會嚴重的民生負擔。2008年2月27日，國家統計局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顯示，至2006年末，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為5.13億人，其中，40歲及以下的新一代農民工人數已達1.08億，占外出從業勞動力的82.1%。農民工的“高流動性”是一系列社會結構因素所決定的，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難以改變。農民工群體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產物，其就業的低收入、間斷性和地域間的高流動性以及與城市社會的隔離狀態被一些學者稱為“半城市化”，并且這種“半城市化”狀況有可能演變為一種堅固的結構性現象[9]。一方面，“半城市化”固化的趨勢可能意味著農民工將長期處于流動狀態；另一方面，如果說老一代的農民工多采用“城市—家鄉”的城鄉流動模式，那么新一代農民工(主要指40歲以下的農民工)最有可能采取的區域流動方式將是“城市—城市”的城際流動模式，多項實證研究顯示，新一代農民工基本沒有農業勞動的經歷和技能，心理和行為上已經對農村環境十分抵觸，在區域歸屬的認定上極少有人認為將來會回到農村，定居城市正在成為新一代農民工的最大愿望和熱切追求[10-11]。因此，他們未來的養老保險將不可能依靠目前農民和老一代農民工普遍依賴的土地保障，能夠跨地區轉移接續的養老保險體制極有可能是未來數以億計的老年農民工唯一可以依托的基本生活保障，而養老保險政策的公共價值就在于能夠為被保險對象提供基本的老年生活保障。
由此看來，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的價值選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政策設計，不僅關乎一項具體的公共政策的現實效果，而且關乎未來中國整體的社會負擔狀況和民生狀況。打破地區壁壘，使農民工養老保險能夠無障礙地跨地區轉移接續，無疑應當成為這一政策的關鍵目標。
四
地區分割導致的退保困境和政策失效有無可能突破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必須是重新進行價值定位，即從“兩極化”的價值定位走向多元化的價值定位。當前，一極是各級決策者，奉行政府和地方利益優先的價值定位；另一極是學界，堅持公共利益至上，痛擊農民工養老保險中的地方割據，高呼應放棄地方利益。價值選擇上的兩極對壘，在某種程度上延緩了政策調整的步伐。
和諧社會理念在公共政策領域的重要影響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目標導向，“應該從固執地追求事實上難于真正實現的公共利益向均衡和協調社會多元利益位移”[12]。一個現實是，在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和農民工群體都成為其中的利益相關者。公共選擇理論也指出，政府遵循“理性人”假說，同樣具有自身利益，并且將采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方式。當然，政府追求的“利益”既包括經濟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兩者利益的共同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標。因此，必須贏得各個主體的充分認可和共同參與，才可能使該政策行之有效。一味要求發達地區犧牲地方利益，地方政府便毫無動力推動和實施這一政策，則這一惠民政策無從啟動。以中國之大，沒有地方政府的傾力而為，任何國家層次的政策都無法落到實處。罔顧農民工群體利益，實行地區分割，則農民工用腳投票，紛紛退保，使這一政策勞而無功。
因此，必須從目前兩極對壘的價值選擇轉向和諧協調的價值定位，以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優先、適當兼顧地方利益為目標。政府在堅持公共服務原則的前提下，盡可能協調農民工群體利益與地方利益。
以現有的信息化條件和公共管理能力，地區經濟差異以及工資水平的懸殊給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設計所帶來的技術障礙，遠非難以破解的難題。工資水平在各地懸殊不一，并非中國特有，各國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借助信息化技術和網絡化的管理平臺，并且配置適應高流動就業方式的養老保險政策設計，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一套較為成熟的、可以無障礙地跨地區轉移接續的社會保障體系。美國的社會保險號制度就為頻繁流動的美國人解決了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的問題。歐盟國家勞動者的養老保險權益甚至可以實現在不同國家之間無障礙地兌現。由此可以推斷，中國突破這一困境肯定不存在無法突破的技術障礙。
鑒于中國的現實情況，調整和完善農民工養老保險，使其能夠無障礙地跨地區轉移接續，目前基本有兩類思路：一是期望國家盡快實行一體化的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提高統籌層次。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農民工往往是跨省流動，提高統籌以適應農民工跨省流動的養老保險體制，必須在中央一級實行統籌，否則依然難以解決地區分割問題。而中央層次的統籌，要付諸實施可能需要長期的等待。二是彈性保險制度，這一思路要求在基本制度框架全國統一的情況下，在以下幾方面實行彈性化管理：繳費基數、費率或繳費額彈性化，即在規定范圍內根據個人的收入狀況和承受能力選擇繳費檔次；繳費地點和時間彈性化，即農民工可自由選擇在輸出地或輸入地繳費，也可自由選擇按年、季、月繳費[13]。這一思路依然將農民工的輸入地固定化，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依然無法實現；而如果選擇在輸出地繳費，事實上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輸出地的社保機構是無法對輸入地企業的繳費行為進行監管的。三是在現有框架下實行全國結算的思路，即“工作地繳費，分段記錄；退休地發放，全國結算”，其主要辦法是，在目前各地分割的養老保險體系下，在中央和省一級建立一個專門的社會保險金支付的核算中心，專門為曾經在各省市之間流動的退休人員服務，流動就業者就可以在其退休后定居的地方領到其應該領到的所有養老金，然后再由中央的核算中心牽頭，實現各省市之間的資金流轉[6]。
妥善而盡快地解決農民工養老保險跨地區轉移接續問題，需遵循利益協調的價值定位，新的思路需充分考慮到與現有地區分割式的養老保險體制的兼容和對接，全國結算的思路頗有啟發。因此，筆者提出以下思路：保持現有各地實行的仿城型養老保險模式基礎上，實行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建立終生社會保險號；實行社會保險檔案記錄管理制度；設立養老保險中央結算中心及其在各省的分支機構，以保障跨地區流動人員(首先是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權益。具體辦法為：①借鑒美國的社會保險號，給每個公民設定一個終身的、與身份證號碼一致的社會保險號。②社會保險號作為一個賬戶，首先在養老保險中使用，實行全國聯網，記錄每個就業者的詳細養老保險繳費記錄。具體的繳費檔案和記錄，必須在全國任何一個社保機構中供查詢；并且，由就業者自己保存一份，跟隨本人流動。③就業關系中斷、變革或異地流動時，養老保險關系和繳費記錄由社會保險號確認，隨人轉移，重新就業時，在新的就業地憑社會保險號自動接續。④個人所繳納的基金進入個人賬戶，隨人轉移，但企業為其所繳納的養老保險基金留在原繳費地。⑤養老保險的繳費累計時間：將現有的累計15年改為累計繳費180個月。如果不滿180個月，養老金的發放則需按繳費時間計算相應折扣。⑥多次跨地區轉移的就業者的養老金發放標準的設定：根據其詳細的繳費記錄中的各個工資基數和相應的養老金繳費額，與退休地的平均工資比較計算獲得一個養老金發放系數。⑦建立養老保險中央結算中心，在各省設立垂直分支機構，一方面專門負責異地轉移流動就業者的養老金結算與發放，另一方面負責各省之間的養老保險基金的資金結算與流轉。⑧不允許參保者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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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以人為本,公共政策,價值取向
改革之初,為了抓住機遇促進發展,我國公共政策采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這一政策取向打破了“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僵死局面,調動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促使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同時也使得自然生態矛盾突出,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極不諧調。這些沖突和矛盾是公共政策在社會全面改革和轉型過程中的價值偏頗的集中體現。面對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公共政策的人本價值取向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第一次把以人為本提升到了公共政策核心價值的地位,明確了我國公共政策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
我國公共政策人本取向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第一,“以人為本”是哲學的基本思想,是對哲學的總概括,是的實質和精髓。哲學蘊含著豐富的人本思想。在哲學視野中,人是世界之“本”,認為人是世界的本質和終極本質;人是價值之“本”,認為人是世界上最有價值意義的生命存在;人是歷史之“本”,認為歷史是人的活動史,人是歷史的主體,人類創造并主導著歷史。
第二,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價值理念,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協心、共同奮斗,我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目標的第一、第二步,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其實,這種小康只解決了人民的物質層面的需求,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而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僅僅滿足了人民的物質方面的要求,是遠遠不夠的。所以,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在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時,又要以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為目的,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才能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
第三,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價值取向,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要求。科學發展觀把以人為本置于首位,強調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把滿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公共政策的終極目標。這就要求我國的公共政策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追求物質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愿望,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第四,公共政策秉持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我國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諧社會的內涵就是要讓社會各成員、群體、階層、集團之間的關系融洽、協調,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幫助,氣氛良好。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這一過渡和變革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極化、利益差別顯性化、利益矛盾尖銳化。在這樣一個不穩定的特定狀態下,如何有效整合社會各成員、各階層、各利益群體、各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關鍵在于我國公共政策秉持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
“以物為中心”的公共政策的弊端
第一,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目前,無論從人均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城鄉勞動生產率、工農技術裝備水平等經濟差距看,還是從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差距看,我國城鄉差距都很大,并且呈現出繼續擴大的趨勢。衡量城鄉差距是否適度的標尺,通常是基尼系數。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和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均在波動中呈現擴大的趨勢。1990年,我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為0.31,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為0.23;到2002年,我國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上升到0.365,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為0.32,從中可以看出擴大的趨勢是十分明顯的。
第二,地區差距不斷擴大。我國實施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但由于自然稟賦、歷史基礎、區位條件、政策取向等種種差異,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地區差距不斷擴大。我國東、中、西三大地帶間的差距主要表現在: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在不斷擴大;東中西部地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顯擴大;東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在拉大。
第三,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失衡。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與市場機制作用的強化,社會公眾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為市場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則成為市場化的負收益者。因此市場機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最優,但無法矯正由自身引起的不同利益群體利益失衡,具體表現為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利益失衡。在現實中,強勢利益群體已經結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團體,有能力利用各種資源,以各種形式訴求自身利益,影響公共政策制定。有些強勢利益集團在某些地方政府決策中甚至會影響政府,使得政府決策向強勢利益集團偏向。但另一方面,弱勢群體自身既沒有資源,也沒有能力利用資源,缺少有效途徑和渠道來訴求利益,他們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往往被邊緣化。弱勢群體本來在市場機制過程中利益已經受損,而其利益訴求在某些公共政策過程中又不能得到反映,因此社會利益格局愈發失衡。
人本思想在公共政策中的具體應用
(一)建立“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決策機制
公共決策要堅持以人為本就要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筆者認為要做到以下幾方面:
首先,決策目標人性化。決策目標人性化就是決策目標不僅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而且也要滿足人民的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等各種需求,切實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必須把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的利益作為公共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使人民不斷獲得經濟、政治、文化利益,為人民群眾造福。
其次,決策程序民主化。決策程序民主化,是公共決策以人為本的關鍵之所在。所謂決策程序民主化,就是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充分發揚民主,調動全體決策參與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正確決策。無數的事實證明,凡是堅持以人為本,按民主集中制進行的決策,決策方案一般來講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即使有了缺點或錯誤也比較容易發現和糾正;而凡是搞家長制、“一言堂”、個人專斷所作出的決策,由于沒有決策的民主化,決策的原材料不足,信息不夠,決策過程簡單,缺乏科學可靠的依據,主觀隨意性大,根本談不上科學,決策失誤就在所難免。
再次,決策主體群眾化。長期以來,我國公共決策一直實行“精英”決策模式,公共決策由少數人操縱,而普通人民群眾被拒之門外。這種不民主的決策作風,必然導致決策失誤。所以,公共決策必須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只有這樣,才能克服決策中的主觀主義、唯意志論、獨斷專行的作風;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筆者強調人民群眾是決策的主體,并不是否定領導者在決策中的重要作用,其在決策中的“拍板定案”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我們只是想通過強調人民群眾在決策中的主體地位,使領導者在深入了解民情、廣泛集中民智的基礎上作出的公共決策能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
(二)構建“以人為本”為核心價值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這就意味著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時,都必須把尊重人民群眾的意愿、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維護人民群眾的權利作為根本前提。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彰顯公共利益取向。公共政策作為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會利益,從而決定了公共政策必須反映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許多學者都將公共政策的目標導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實現,認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和邏輯起點,是公共政策的本質與歸屬、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對于公共政策應該與公共利益還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這個問題,絕大多數人將選擇公共利益。”堅持公共利益取向,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必須反映、綜合、表達絕大多數人們的利益,滿足絕大多數人們的利益需要,必須從維護和謀取人民的利益出發。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和接受,才能調動人民群眾執行政策的熱情,才能維護社會穩定,才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其次,探索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渠道。“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將更加重視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充分尊重人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在民主基礎上通過充分討論來完成政策制定過程。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公民的獨立自主意識、政治參與意識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不斷增強。一方面,探索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如政府組織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訓練、基層意見搜集法、聽證制度和網上公開征求民意等;另一方面,探索公民影響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如利用政府門戶網站、個別接觸、輿論擴散、集體推動、游說工作等政策參與渠道。
(三)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應弘揚公平原則
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公共政策是實現公平的媒介、手段。公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代內公平,即當代人之間的公平,它要求消除不同階層之層、不同地域之間在機會選擇和成果占有上差別懸殊和兩極分化現象,尤其把消除貧困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二是代際公平,即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公平。代際公平強調,人類賴于生存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所以,當代人不要為自己的發展和需要而掠奪式地使用資源,從而損害后代人發展和需要的條件,要給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權利。因此,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要在其目標取向上做到:以橫向的代內公平,促進經濟社會現實的發展;以縱向的代際公平保障經濟社會未來不間斷的發展。公共政策要以立體公平為目標,促進和保障經濟社會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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