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理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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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理論性 理論文著 價值特性

一、引言 理論、理論性的經驗把握與“精神垃圾”泛濫

對“理論”的通常理解為“概括地反映現實世界的概念和原理的體系。它是系統化了的理性認識的結果”[1]，“理論是對事物本質及其的認識，是由一系列有內在聯系的概念、原理組成的觀點體系”[2]。對“理論”含義的理解似乎沒有太大的分歧，不過是措辭上帶來的理解角度的差異。然而，從“理論”到“理論性”則不象望文生義的理解那樣簡單。“理論性”一詞借用一種源于文學的表達形式，可以稱得上“熟悉”的“陌生詞”，初看起來感覺似乎是再熟悉不過的“理論”具有的特性罷了。但稍一細究，就會覺得要具體、準確地說明其含義倒也頗費周折。

一般辭典或資料無法找到“理論性”的具體解釋。事實上，由于從模糊把握的理論相關性狀印象來看，應當與文章有著密切關聯。畢竟在較為規范的文字出現以前，即便存在以口頭形式呈現的某種理論性的思維，對較為準確意義下的理論性含義沒有實質性，從而可以忽略。這樣，直覺地看待理論性的文本含義，應當是針對以文字為依托的文章而言的，尤其是文章中以涉及各種理論探討為核心內容的理論文章、著作（以下簡稱理論文著），換言之，要獲得對理論性含義的深入理解、探究，需先行對文章進而對理論文著進行解析，是符合邏輯的。

一般辭典對文章的解釋為“統稱獨立成篇的有組織的文字”，顯然這是廣義的文章涵義。按照《文章學史》的編撰觀點，“所謂文章，大體上包括古文、駢文、辭賦，不包括詩歌小說、戲劇”[3]。這里的文章已經是狹義的文章了。本文的理論文著，泛指文章中涉及各類學科偏重理論闡述，而非實用說明、指導或者評說事理的漫談、隨筆，以及直接針對具體世界進行虛構、描摹的各種文藝性文本。

迄今為止，人類思想精華的展示、傳播，最主要的渠道仍然是理論文著形式。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盡管幾乎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理論文著在刊登、出版，但除了就學科領域進行分類外，無論就廣義或狹義而言，理論文著有具體哪些類別，尤其是如何認識其理論價值——亦或關于理論性，并沒有公認的規范定論。換言之，刊登、出版理論文著的選擇、錄用過程——及其理論性判別，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經驗化的模糊把握。這樣，在風氣存在欠缺、出版發行體制存在漏洞的境況下，各種人情關系、權錢交易等等不正之風，難免乘虛而入。

于是，低級重復、粗制濫造、毫無理論價值甚至漏洞百出的所謂“理論文著”，充斥、泛濫于書架、報刊。或拍馬屁，以愉悅上司、師長、親朋；或塞職責，以應對上級布置、科研項目要求；或裝門面，以撈取職稱、學位；如此等等，或騙名或撈利，林林總總比比皆是。正所謂“在論義的評價中，各種各樣的丑惡思想和精神垃圾也是存在的。例如有的利用論文評價搞‘關系學’，弄虛作假；有的出于門戶之見及妒忌之心，倚勢壓人；有的在與獎勵中摘‘平衡’，送入情……”。[4]

當然，對于理論文著及其價值判斷缺乏應有的評判標準而缺乏充分認識，應當是主要原因。客觀地說，充斥、泛濫毫無理論價值甚至誤導、貽害的“理論文著”，既嚴重浪費社會資財，也嚴重耗費甚至毒害讀者腦力，“精神垃圾”也確乎是其最恰當的稱謂。

不難想見，精神垃圾的產生與一定社會風氣下的學術品德缺失有巨大干系，但根本原因似應歸于對理論文著本身缺乏相應的甄別規范。本文試圖對理論文著內涵、一般類型及其價值特性做出初步探析，并在此基礎上對理論性的含義進行新的探索。

二、關于理論文著的認識缺憾

在中國古代關于文章寫作的宏觀認識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專門論述，當推墨子“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5]，意即立言、著文要本于上古圣王，察于百姓耳目，用于國家民眾。其“察之”、“用之”的境界，至今仍然難以逾越，但過于迂腐的“本之”即便行文形式上在引用各種“語錄”、“指示”、“講話”作為指導方針，但思想上將其遵從為“凡是”的已經成為。

清人來裕恂《漢文典》中關于文章寫作的觀點，已經顯得更為現代、更為寬泛、更為深刻: “蓋文也者，有陶情淑性之功用，有移風易俗之功用，有愛國新民之功用者也”[6]。如果再補充思想創新方面的內容，則已經基本涵蓋了古今文章的精微要旨。

至于對純理論文著進行系統分析基本上源于現代。在“文章”理論有一定代表性的現代著述有趙建中編著的《文章體裁學》（南京大學出版社），張會恩、曾祥芹主編的《文章學教程》（上海出版社），夏紹臣著的《文章原理》（人民日報出版社）等書。在上述主要是就廣義的文章理論進行論述的書中，難得以“理論文著”為專門論題的，只有趙建中編著的《文章體裁學》。

按照《文章體裁學》的觀點，論著文體涉及“文學評論、報告文章、畢業論文、實驗性論文”[7]，并歸結了若干主要特征“論文專著要求對各自領域中的某些問題進行科學的和探討，其共有的主要特征是科學性、獨創性、系統性、專門性和客觀性”[8]。細究之下，上述觀點在邏輯劃分嚴謹性方面，明顯存在值得商榷的問題。如“畢業論文”完全可能是“文學評論”或者“實驗性論文”，“文學評論”也很難一概而論地標稱“科學性”[9]或者“客觀性”。

類似值得商榷的代表性觀點還有：

論文的共同特性有：探索性、論理性、鮮明性、科學性、實用性；[10]

論文類型“按任務和持點分：專題論文、綜述式論文、駁論式論文、工作研究式論文、雜文式論文、體會式論文、書信式論文、資料式論文、科普式論文、學年論文、學位論文、小品式論文、要論式論文、述評式論文、論證報告式論、散文式論文、故事式論文、對話式論文、日記式論文、“六性”式論文、科幻式論文、畢業論文、寓言式論文”；[11]

“論文‘六性’的內涵是什么呢？就是：創新性、理論性、可讀性、實用性、精粹性、科學性”。[12]

“學術論文有著自己特殊的寫作要求，這些要求表現在科學性、創見性和平易性這三個方面。”[13]

上述引文及同類論著，對理論文著的認識，除了在劃分、定性的邏輯性上存在明顯值得商榷之處，最根本的缺憾則是，這些認識基本上都屬于從外延層面對理論文著分類及其特點進行的論述。探求理論文著外延性正確認識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僅偏重于外在形式的區別仍實現對其本質的深層認識。

三、理論文著內涵性辨析

考察各種理論文著的構成內容方面的屬性，可以將其概括為創新、補益兩大類。創新類，是指通過文本形式，在理論、方面提出全新或重要補充性觀點，包括新論創立、方略建言及實驗論析三種；補益類，是指通過文本形式，對既有理論、方法的觀點給出證明、駁斥、考證、評述、釋疑等，包括猜想證考、綜說辨疑及事理評鑒。[14]

1、新論創立

新論創立，是指在某一領域提出以一系列新的概念、原理為依托的理論、推測。根據提出新理論原創程度，新論創立存在三種情形：或者全新創立新的理論、推測；或者對已經存在的理論、推測，提出實質性變更加以補充、完善，但仍然屬于原有理論框架；或者對業已存在的理論、推測，重新組合、歸納而獲得實質性差異的理論價值。

第一種情形的例子，在“地心”說理論一統天下的年代，哥白尼系統地提出“日心”理論，全面改觀了人類對宇宙世界的認識；在牛頓的“絕對時空”力學理論一統天下的年代，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理論，全面改觀了人類對物理世界的認識。

第二種情形的例子，“克羅齊（B.Croce 1866-1952）不僅時意大利新黑格爾主義的首要代表，也是本世紀以來西方影響最大的家之一”[15]，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不僅與唯物史觀根本對立，也和黑格爾的歷史觀有很大差異”，但他“并不是否定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而是指責黑格爾的容忍歷史規律的存在”[16]。

第三種情形的例子，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辯證法中的“合理內核”，拋棄了其唯心主義的外殼；批判地吸取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中的“基本內核”，拋棄了它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的宗教倫理雜質，創立了和過去一切哲學在性質上有根本區別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鑒于創立理論過程的歷史繼承性，有時三種情形難以明確劃分。盡管提出純粹原創的理論固然富含獨創精神，但補充、完善乃至重新組合而獲得新的內涵頁同樣功不可沒。

2、方略建言

方略建言，是指針對理論、實踐活動存在的欠缺、謬誤提出新的運作模式、途徑、理念等理論策略指導性方式、方法。這里的方略建言是狹義地作為理論文著性的，以著重于理論闡述，而非技術指導為要義的。純技術指導性文章、著作，相當于說明書的功能，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文著，如《電影演員表演入門》、《街舞基本技巧》一類書籍。而理論闡述性文著，更側重于在思想意識層面進行引導、分析，如《論電影演員的修養》、《論街舞文化》等等。

一如哲學意義上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存在相互融合難分涇渭的現象，一般理論、技術方法以及理論文著、純技術文章、書籍有時也難以完全區別。

3、實驗論析

實驗論析，是指在較為規范的實驗、調查統計等相關手段獲得資料的基礎上，提出分析結論、猜想或經驗公式，以形成歸納性理論。最通常的實驗論析形式是物、化學、生物學等學科的實驗報告，以及社會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的調研、統計報告。按照實驗報告、調研報告、統計報告的一般要求，應當對所涉及內容在實驗、調研、統計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并進行成因分析，這些內容是其自身價值的根本體現，也是實驗論析性文章、著作之所以成為理論文著的根本原因。

第2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伴隨著經濟增長和工業化，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以往較為豐富的生態資本變得日益稀缺，阻礙著經濟的發展速度。因此，各國紛紛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希望由此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進行生態資本價值核算，構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指標體系，其目的就是使人們正確地看待經濟增長成本，注意經濟增長質量，實現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只注意到了對社會經濟的正面效應，沒有反映負面效應所造成的影響，從而使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陷入到一個環境惡化、資源缺乏、生態失衡和不可持續發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資源環境進行核算，走“綠色發展”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

經濟活動離不開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生態資本三者共同作用。“綠色發展”就是以“綠色GDP”為發展目標，從現行的GDP中扣除資源環境成本和對資源環境的保護服務費用，在保障生態資本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資本代替資源資本和環境資本，提高物質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態資本內涵

1．1生態資本定義

生態資本是相對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實物資本與金融資本)而言的，表現為生態系統所有的資源生態潛力、環境自凈能力、生態環境質量和生態系統對人類的整體有用性等生態質量因素的總和，是具有生態價值的資本。生態資本按空間構成關系可分為三類：(1)地質資本，包括礦物資源和化石資源；(2)地理資本，包括土壤資源、水力資源、氣候資源和生物資源；(3)星際資本，包括光能和風能。而應納入生態資本價值核算體系的只包括地質資本和地理資本這兩種數量有限的資源。

1．2生態資本的特征

生態資本作為參與經濟活動的要素之一，同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生態資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態資本的本質屬性，具有自然生態功能，遵循自然生態規律，表現為生態資本的使用價值；二是具有資本的共同屬性，即以保值增值為目的，遵循市場供求與競爭規律，表現為生態資本的價值。

但是，生態資本不同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生態資本具備其它資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體增值性。資本的目標是價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態資本受到生態系統整體性的制約，保持生態系統內各因子的平衡協調，是實現生態系統整體價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長期受益性。通過合理利用生態資本，其使用價值與價值將不會永久喪失。并且，可再生資源還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積性，使生態資本自動增值，帶來長期的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3)雙重競爭性。生態系統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約與相互促進中得到發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態競爭規律；同時，生態資本又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存在著市場競爭，遵循市場競爭規律；(4)開放性與融合性。生態資本既具有生態環境系統的開放性與多樣性，又具有一般資本的融合性與擴張性，生態資本經營可以采用產權主體多元化、利益共同體等方式；(5)極值性。生態資本能夠承載人類生存與經濟發展對生態系統經濟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態資本對人類的需求并不是無限滿足的，其承載力具有一定的極值，超過極值進行開發和利用，將會導致資源環境的退化；(6)不動性與逃逸性。生態資本既具有資源環境的空間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資本規避風險的逃逸性。低回報率的生態資本會轉移地域或變換形態，流動到回報率較高的領域，引起生態資本的資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與轉化性。在一定條件下，生態資本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之間能夠相互替代或相互轉化；(8)空間分布的不均勻性和嚴格的區域性。不同區域的生態系統的組合和匹配都不一樣，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態資本的一項基本原則。

2生態資本價值理論

生態系統依照其是否凝結人的勞動可分為人工生態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我國目前的經濟價值核算體系不對自然生態系統進行價值核算，導致生態資本價值被低估和人類對資源環境需求的過度膨脹，從而造成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自然生態系統是否具有價值在理論上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勞動價值理論、效用價值理論、要素價值理論和供求價值理論等主要價值理論都對此有著不同的認識。

2．1勞動價值理論

勞動價值理論是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廣泛地應用于價值的確認和計量中。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價值的唯一標準。如果生態資本具有價值，該價值就是物化在資源和環境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人們的抽象勞動與生態系統相結合，生態系統就具有價值；相反，當某一生態系統中的資源和環境沒有投入抽象勞動時，該生態系統也就不具有價值。而生態資本的價值是由生產這種生態資本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所決定的。

在實際中，不管人們是否承認沒有投入人類勞動的自然生態系統是否具有價值，該生態系統都是客觀存在的，發揮著具體的生態服務功能。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的深化，沒有投入勞動的生態系統或部分投入勞動的生態系統同樣具有價值的觀點已逐漸被人們所接受。但是，勞動價值理論在生態資本價值計量方面存在著困難。

2．2效用價值理論

效用價值論認為價值就是人們對物品效用的感覺和評價，效用是價值的源泉。自然生態系統能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求，具有價值。但是，效用價值理論具有較強的主觀隨意性，它僅能為生態系統的存在價值、選擇價值的確定和計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價值理論

要素價值理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等非勞動要素與勞動要素一樣共同創造價值并參與到價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態系統同樣也具有價值。但是要素價值理論模糊了勞動創造價值這一科學定義。

2．4供求價值理論

供求價值理論認為有需求的東西就具有價格，供求決定價值，供求關系是價值規律的內涵。該理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稀缺的資源，通過市場可使得其價值能夠充分得以體現，在價值確認和計量上具有可行性。

總的來說，自然生態系統也具有價值，并且與人工生態系統一起組成生態資本，參與到價值創造的經濟活動中去。

3生態資本價值核算方法

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將資源和環境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了一套資源環境與經濟一體化核算體系(SEEA)。該體系能準確地表現資源和環境在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簡明的經濟指標反映可持續發展的本質。SEEA核算法通過把資源和環境賬戶作為SNA(國民經濟核算賬戶體系)的衛星賬戶，然后與核心賬戶(貨幣型賬戶)對接形成一體化核算。由于資源和環境是物質型賬戶，需要先將環境賬戶和資源賬戶轉換為貨幣型賬戶。目前生態資本價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種。

3．1補償價值法

補償價值法根據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凝結抽象勞動后的資源環境具有價值，從補償角度看生態資本價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別為補償、保護與建設某項資源環境所投入的物化勞動價值、活勞動價值和活動動創造的剩余價值。該法以實際投入的補償支出計量資源環境的兩大價值，應用了歷史成本屬性，可靠性較高但相關性不足。同時，沒有收入勞動的資源環境與少量投入勞動的資源環境同樣也具有價值的觀點已經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對這部分資源與環境不進行計量的話，資源環境總價值易被低估，造成資源環境的濫用。因此，補償價值法主要適用于資源環境補償增值的計量。

3．2總經濟價值法

總經濟價值法根據效用價值理論，將資源環境價值(TEV)按效用不同分為兩大類：使用價值(uv)和非使用價值(NUV，又稱存在價值)；又將UV細分為直接使用價值(DUV)、間接使用價值(IUV)與選擇價值(OV)。其計量關系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資源環境直接滿足人們生產和消費需要的價值，表現為物質功能，可直接根據市場價值法計量；IUV不直接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但可為生產和消費創造必要條件，表現為環境容量和舒適，可采用生產函數法、損失規避法、預防支出法等計量；OV是人們愿意保護現有資源環境以備未來使用的支付意愿，相當于消費者為一項未使用的資源環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險金，表現為資源環境的自行維持功能；NUV為人類對資源環境的永久享用價值與資源環境潛在功能價值的合理評估。目前DUV與IUV可應用于歷史成本、現行市價等屬性進行直接或間接計量，比較可靠；OV與NUV均僅能采用價值評估法進行計量，計量的主觀性強，可靠性低。因此，企業在進行資源環境價值核算時，只要同時符合可定義性、可靠性與相關性要求，企業就應將其擁有的或控制的資源環境確認為自然資產，并同時確認相應的生態資本。

3．3租金或預期收益資本化法

租金或預期收益資本化法根據地租理論和財務管理理論，將預期的資源環境在未來一定年限內產生的兩大價值(即預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會貼現率折現后的現值作為資源環境價值。其計量公式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為資源環境價值；V1、V2分別為資源環境的商品價值與服務價值；Ro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為資源等級系數；A為投入總額；Q為受益資源總量；n為受益年限；K為資金利潤率。該法應用了未來現金流量現值屬性，可較為準確地反映資源環境的未來經濟利益。租金或預期收益資本法主要適用于融資租人、借人資源環境的價值計量。

3．4邊際機會成本法(MOC)

邊際機會成本法基于效用價值理論，該理論認為任何經濟活動的成本代價不僅包括對生產各個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經濟行為對生態系統所造成的代價。因此，理論上任何資源環境產品的價格P等于其邊際機會成本(MOC)，MOC又等于資源環境產品的邊際生產成本(MPC)、邊際資源耗竭成本(MUC)與邊際環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態資本價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態價格定價法或影子價格法計算，較為準確、簡便；P為資源環境產品的現行市價。該法主要適用于生產性資源環境價值的核算。

3．5總和價值法

該理論認為生態資本價值核算方法應該從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全部論述中去尋找結果。這部分學者認為，生態資本價值不單單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勞動價值，還包括生物有機體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價格，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地租。也就是說，生態資本的價值等于人類直接投入的勞動、生物有機體的使用價值與所有權價值和生態系統服務級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態系統的人的勞動包括投入人工生態系統的勞動和維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勞動，是抽象的一般社會必要勞動；生態有機體的使用價格實際上是生態系統服務所有權與使用權轉移的貨幣表現，它是經濟所有權存在，生態系統被所有者控制，生態系統因所有權規律而產生一種現象，即當社會需要交換資源環境時，生態系統由于有用性而獲得價格；生態系統服務級差地租是生態系統服務的差別為基礎的地租。

3．6替代價值法

替代價值法根據效用價值論，將不能直接進行價值計量的資源環境，按其各項主要功能分別選用合理的計量方法進行功能替代，計算各項功能的價值，將總價值視為資源環境價值。替代價值法主要有較為可靠的市場價值法、旅行費用法，以及主觀性較強、可靠性較低的調查評價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適用于計量資源環境的服務價值，應用時應優先選用較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態資本價值核算與可持續發展

經濟理論認為，能夠帶來收益的東西稱為資本。生態系統，無論是天然的生態系統還是已投入了人類抽象勞動的人工生態系統都可以為人類帶來巨大的社會財富。按照資本能帶來收益和財富的概念以及生態系統為人類帶來巨大收益和財富的事實，生態系統無疑是資本。但是，長期以來我國都沒有對這種資本進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經濟發展也為之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并不明顯。所以，加強生態資本管理，制止生態系統耗減和質量下降的趨勢。通過技術進步、資源利用和環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經濟增長計劃，適度地開發和利用資源環境，加強生態系統的管理已成為當務之急。但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進行生態資本的價值核算，準確評估經濟活動造成的資源浪費和環境退化數量，事前分析不同經濟政策對資源和環境造成的影響，以便決策，從而構建一套能夠提供可持續經濟增長趨勢和經濟預警信號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指標體系，實現可持續發展。

4．1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生態系統對社會經濟的貢獻有公共品或準公共品的屬性，長期以來，資源環境的產權很難界定清楚或產權得不到保障。眾多微觀個體構成的群體共同擁有、享用資源環境，對于占用或利用資源環境的利益相關者來說，這些生態系統產品具有稀缺性，對于構成這些群體的個體來說，由于權益分別、交換的代價遠遠大于它們獲得收益，人們更樂于作為免費搭車者，而不愿為享受生態系統付出代價。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態系統的稀缺性，價格機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護生態系統。市場機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經逐漸意識到生態系統潛在或實際的短缺，價格得到顯著的提高，從而強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資金保證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通過經濟體制的改革，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可為經濟綠色發展奠定基礎。

4．2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長期以來生態系統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是，20世紀末興起的知識經濟為經濟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途徑，經濟的發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勞動力、資本或原材料，世界經濟的增長也從增加投入型變為知識和技術進步型。我國已經確定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將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建立一套綠色資源環保型社會經濟發展體系，走持續發展道路。:

4．3生態系統與經濟發展共同決策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條件

伴隨著經濟增長和工業化，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以往較為豐富的生態資本變得日益稀缺，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因此，各國紛紛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希望由此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現在，各國在進行政府決策時，更多的是將生態系統與經濟發展作為一個整體考慮，進行資源環境核算，使人們正確地看待經濟增長成本，注重經濟增長質量。

4．4健全相關法制建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第3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實際上，消費者常常是從品牌而不是產品中尋求和獲得更多的價值，無論是可口可樂還是奔馳都是如此。但這種價值是什么呢？

從視覺上講，品牌可以被看成是客戶腦海中種種想法和聯想的網絡圖。服裝設計師RalphLauren通過其設計的Polo服裝，對英國鄉村生活、擁有土地的貴族進行了現代描述。他設計的時裝意味著優雅、傳統、精致和低調，這正是Polo最基本的品牌價值。與之相反的是，另一服裝品牌Levi''''s藍色牛仔褲展示的則是完全不同的一組聯想：美國式、粗曠、叛逆和充滿青春活力。

對于一個品牌而言，只有當它所展示的這些聯想成為購買者生活的一部分，它才真正具有價值。當某一消費者步入一家雜貨店，看到“可口可樂”，如果沒有絲毫關于該品牌價值的聯想，那么這一品牌分文不值。雖然品牌價值是通過產品設計、廣告、分銷以及企業和購買者接觸的所有其他途徑創立的，但是它最終必須扎根于消費者的腦海，否則，該品牌只不過是一個貼著毫無意義名稱的產品而已。

品牌的三種類型

對品牌進行管理，首先必須知道品牌分為三種類型：功能型、形象型和體驗型。功能型品牌的商品主要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的某些功能性需要——洗衣、減輕痛苦、搬家等等。消費者對這一類品牌的許多聯想，和該產品的物理特性和基本功能相關。

在購買者的腦海中，成功的功能性品牌是某一產品類別的代名詞，它們通常具有這一產品類別中其它品牌的許多聯想特性。例如，“汰漬”就幾乎成了洗衣粉的代名詞。

除了滿足基本的需求以外，許多功能型品牌通過提供更佳的性能或是更優惠的條件，在競爭中獨樹一幟！

形象型品牌主要是通過凸顯某一形象來創建品牌價值。這些品牌之所以能與競爭對手區分開來，主要是因為消費者認為它們提供了一組獨特的聯想或形象。一般而言，形象型品牌適用于那些產品不易差異化、產品質量不易評估的產品類別，例如酒、醫療或者咨詢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某個品牌身上的形象通過使該品牌與其它品牌區分開來，或者給品牌一種“標志”，賦予一種身份和成就的象征，從而為該品牌帶來增值。

Waterman筆就是品牌形象差異化的一個例子。誠然，Waterman筆都能完成書寫功能，但僅此一項功能并不足以使消費者購買其價格高達400美元的Edson系列的筆。實際上，消費者之所以購買Edson系列是因為它是一種身份和高品位的象征。

體驗型品牌與形象型品牌的區別主要在于二者的側重點不同。形象型品牌注重的是產品的代表性，而體驗型品牌聚焦的則是消費者與品牌接觸時的感覺和體會。對于品牌的體驗是在消費者進行消費時由消費者和品牌共同創建的，因此，這種品牌體驗是獨一無二和高度個性化的。

實際上，對于同一個消費者而言，他在不同時間對于同一品牌的體驗也許會有不同。迪斯尼就是一個體驗型品牌的經典例子。實際上，游客買票參觀“迪斯尼世界”，是為了看著自己孩子臉上洋溢著幸福的一種開心體驗，或者是使自己能夠回憶起無憂無慮的孩提時代。大家之所以購買紀念品，主要是因為它能夠喚起人們對幸福體驗的記憶，而與紀念品本身毫無關系。

功能型品牌：注入新鮮的功效

創建和管理功能型品牌，要求企業要么將資源聚焦在產品之上（為了性能更佳），要么聚焦在營銷組合的分銷和價格因素之上（為了更加經濟）。廣告的作用則是增強品牌和產品類別之間的聯系，傳達該品牌優越于競爭產品的種種特點。廣告本身并不是差異化的基礎，這一點對于形象型品牌而言同樣如此。

為了維持其在市場上的強勢地位，功能型品牌必須在提供最佳功能和最低成本兩方面至少擁有一項優勢，當然能夠雙管齊下更是上上之策。在許多情況下，產品性能的不斷改善意味著在現有的品牌內容上做得更好。因此，吉列剃須刀逐漸從一個刀片演化成兩個、三個，而每次增加的刀片都使得刮須更加貼面順滑，但舒服感卻絲毫未減。

然而，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差異化正變得越來越舉步維艱。企業創建出任何產品性能優勢或者成本優勢，競爭對手都能夠更迅速地進行模仿，于是產品生命周期在不斷縮短。

近年來，這一模仿主要采用了“專有標志”（privatelabel）或像馬莎百貨（Marks&Spencer）采用的“商店品牌”（storebrands）那樣的形式。零售商利用自身與消費者的密切接觸、能夠更清楚和準確地掌握消費者的消費欲望這一優勢，和制造商訂立合同生產各種時尚產品，這些產品紛紛貼上零售商而不是制造商的名字。就許多產品類別而言，專有標志的產品，其質量與那些全國性品牌的相差無幾，但零售價格卻低了許多。

面對此情此景，可供公司選擇的一個戰略就是創新，也就是給品牌注入新的功能。實際上，好多新品牌就是通過將兩種或更多種不同產品類別的功能捆綁在一起開發出來的。例如，寶潔公司推出的PertPlus就兼具洗發香波和護發劑兩項功能。

形象型品牌：撥動消費者的心弦

對于形象型品牌而言，要想獲得成功，它們必須和消費者之間產生一種感情聯系。它們必須能夠滿足消費者想從屬于某一更大社會群體、能夠獲得他人尊重或者按照某一特定形象塑造自我的愿望。廣告以及公關、活動贊助和促銷等其它溝通形式在開發形象型品牌上作用巨大，這是因為這類品牌的價值主要來自于使用品牌的象征意義，而與產品特性無關。

構建形象型品牌既需要時間，也需要相當的資源投入。塑造的種種形象必須深深植入消費者的腦海之中。就“可口可樂”之類的全球性品牌而言，這意味著創建既有意義又有價值的、被全球消費者認同的品牌形象，而這是一個具有相當挑戰性和無止境的艱巨任務。每天降臨這個世界的新生兒都從未聽說過“可口可樂”，這個品牌要想獲得持續性成功，就必須不遺余力地向這些新客戶推銷自己，讓他們接受“可口可樂”的種種形象。

如果某家公司成功地創建并很好地維持了這些形象，那么其所擁有的這些形象型品牌將享有相當的競爭優勢。最顯著的利益來自于競爭對手對其形象的復制將變得既困難、代價昂貴，又未必具有競爭價值。為什么在存在無限大空間可去選擇其他同樣能夠提供有意義的差異化競爭基礎的條件下，競爭者還要去尋求模仿RalphLauren的形象？形象化的品牌對于競爭者的舉動提供了相當程度的“絕緣”效果。

此外，形象型品牌一旦被創建，它還能有效地抵御價格競爭。當消費者看重品牌形象時，價格只是購買決策中的一個次要因素。

對于形象化型品牌而言，品牌延伸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增長戰略。強勢品牌的形象能夠被延伸到與該品牌總體形象相關聯的任何產品。例如，RalphLauren就成功地將其品牌從服裝延伸到家具、亞麻制品和餐廳。這些產品都描繪了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反而增強了RalphLauren的品牌形象。

體驗型品牌：應對二重挑戰

體驗型品牌面臨兩大重要挑戰。第一是創立持續性品牌體驗的能力。體驗型品牌通常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如果公司沒有縝密的招聘、清晰的標準、必要的培訓和恰當的激勵體系，員工將不可能擁有創立品牌體驗所需的能力和動力。因此，那些在創建體驗型品牌方面取得成功的公司都把大量時間傾斜到員工招聘和培訓工作中。

維京航空公司（VirginAtlanticAirways）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維京提供空運服務，但該品牌的基礎卻是創立一種難忘的體驗，這種體驗不僅僅來自于空中飛行。對于頭等艙乘客而言，維京體驗從乘坐摩托車或私人司機駕駛的豪華轎車去機場的路上就開始了。這一體驗一直延伸到俱樂部會所的休息室里，在這里，乘客可以上美容院、圖書館和游戲室，還可以享用免費的飲料和小吃。

飛行體驗同樣花樣百出，令人稱奇。例如乘客可以享受按摩服務。降落之后，維京的乘客既可以到目的地的俱樂部會所享用桑拿浴和淋浴以減輕旅途疲勞，也可以去游泳池或體育館以排除時差反應。在每一個階段，維京的員工都起了重要作用，不僅確保了各項流程正常平穩地運作，而且做到即使是最平凡的活動也充滿了歡樂和戲劇性。

體驗型品牌的第二個挑戰則來自于顧客可能產生的厭膩。例如，第三次到迪斯尼世界游玩所獲得的體驗是否能和第一次相提并論？解決這一難題的策略之一是不斷地拓展和增強體驗，而此策略的危險性是，客戶的期望值總是隨著體驗而水漲船高的，從而使滿足客戶變得更加困難。

可供企業選擇的一種戰略就是在某一產品類別中創立多樣化的、差異最大化的體驗型品牌。例如，LettuceEntertainYouEnterprises公司在芝加哥地區擁有30多家餐館，通過實行該戰略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想體驗意大利？那就去該公司的Scoozi餐館試試；想去中國，那就去BenPao餐館體驗一回；如果你渴望去巴黎，那你不妨到MonAmiGabi餐館體驗一把。在每一個場合中，所享受的體驗都是真實的、獨一無二的和值得回味的，這是因為餐館的裝飾、菜單和服務人員都將獨特的主題展示得淋漓盡致。

第4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一、從功利閱讀向經典閱讀回歸

在當今這個多元文化交匯的時代，我們會發現許多孩子手中捧著卡通漫畫、通俗故事、作文選編和流行雜志等。這種感性化、淺層次的功利性閱讀，占據了他們許多課余時間。功利閱讀的需要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放松，二是應試。放松是因為學生學習生活緊張，讀一些輕松休閑的圖文，可以調節情緒。為應試而讀則更為明顯一些。家長把作文選、作文輔導用書當作孩子最好的讀物，認為對提高作文成績有用，于是累案的作文書包圍了孩子，最終導致他們閱讀興趣的失落。

功利性閱讀是需要的，但絕不應該成為學生閱讀的主流。從學生發展的角度來說，只有多讀經典作品，才能完善他們的人格，豐富他們的人生底蘊，引導他們走向積極健康的人生之路。這已是形成共識了的。因此，我們要引導學生去品味經典的醇香，從功利閱讀向經典閱讀回歸。

回歸經典閱讀，關鍵在于教師的引導。新課標中推薦了一些經典篇目，還給教師留下了推薦的空間。語文教師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制定一個具體的經典作品閱讀計劃，提供必讀書目和選讀書目。在實際閱讀中，很多經典作品的內容遠離學生的生活，不易讀懂。因此教師要利用課外閱讀指導，向學生介紹作品的時代背景和作者生平，賞析精彩章節，為學生閱讀經典提供幫助。教師除了指導之外，還應創設一個閱讀經典的氛圍，如在班級張貼作品的插圖，播放相關的影視片段，摘抄作品中的名言警句等，讓學生在這種濃郁的經典文化氛圍中成長。

二、從興趣閱讀向意志閱讀躍遷

興趣是閱讀活動得以進行的前提，是閱讀動機中最為活躍的因素。對絕大多數中小學生來講，閱讀活動主要表現為興趣化的閱讀。他們只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讀物，而對一些雖然有意義、有價值，但不感興趣的讀物很少顧及。實際上，僅靠興趣來維持閱讀是不長久的，也難以取得良好的成效。而新課程標準以及教師推薦的讀物，并不是每個學生都感興趣的；課程標準規定的閱讀量，學生不下一番苦功夫也是難以完成的。然而，這規定的閱讀量是提高語文素養的基礎，是必須完成的，帶有一定的強制性。這就要求學生有高度的閱讀自覺性、自制性，需要他們用意志來支撐，保證閱讀任務的順利完成。從這一點來看，閱讀指導不能完全遷就于學生的興趣，應該在激發興趣的同時，注重閱讀意志的磨練，促使他們從興趣閱讀向意志閱讀躍遷。

培養閱讀意志，首先要有明確的目標導向。教師要根據課程標準的要求，將閱讀量的目標任務分解到每個年段、每個學期，甚至每一天，讓學生逐步達到規定的要求。其次是要運用閱讀成果來強化意志的培養。閱讀過程是艱苦的，學生很容易半途而廢。因此教師要定期舉行讀書節、報告會等閱讀活動，讓學生交流、匯報自己的閱讀成果，以成功的體驗來補償過程的辛勞，增強戰勝閱讀障礙的信心。三是要發揮閱讀興趣與閱讀意志的相互促進作用。學生在閱讀開始階段往往受興趣的支配，隨著閱讀任務的加重，困難越來越多，興趣就漸漸失落。這時就需要意志來維持閱讀活動的進行。學生在意志的支撐下，閱讀取得明顯成效的時候，又會增強閱讀的興趣。所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既要注重閱!""#年第$期讀興趣的激發，又要注重閱讀意志的培養，充分發揮兩者的互動作用，推動閱讀活動持續深入地進行。

三、教師閱讀與學生閱讀共生

第5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

本文將討論馬克思《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中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并且證明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概念來證明資本利潤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課題的意義

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仍然占據著經濟理論的中心地位，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引進市場經濟后，出現了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的情況。例如，在市場經濟中是供求關系決定商品價格，而根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勞動價值決定商品價格；發展經濟需要大量引進利用外資，但是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利潤來自剝削。盡管如此，很多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頑固地堅持原有觀點（1，2）。經過多年的政治宣傳和理論教育，“資本家靠剝削發財”已經在中國勞動階層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是工人理論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論的基本依據（3）。中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教科書仍然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線，僅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關市場經濟的內容。雖然有人發出了“改寫政治經濟學”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見行動跡象。對于在大學中講授西方經濟理論，有人提出僅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須“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深入的評析”（6）。中國基本經濟理論的滯后狀態，可能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障礙，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時，甚至可能成為走回頭路的推動力之一。

中國的經濟學家現在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既不能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又不能指導制定經濟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國的獨特地位，無法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放在一個客觀的位置上，批判其中違背客觀實際的部分，利用其科學成分。

由于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中國很多經濟學家正試圖通過修正勞動價值論，走出這一兩難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僅活勞動（人的勞動），而且物化勞動（機器等）也能夠創造價值，試圖在不違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為資本利潤的來源找到一種正當解釋（7）。雖然他們小心地遵循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駁（8，9）。

筆者認為，盡管面對經濟現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捉襟見肘，但是仍然占據著中國經濟理論的主導位置，除了政治因素，還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勞動價值論無法在實踐中進行驗證。

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價格取決于其勞動價值。但是，馬克思又說，同樣時間不同種類的勞動創造的價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價格可以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圍繞商品價值上下波動。因此，在僅有的兩個可以實際測量的參數──商品價格和勞動時間──之間，存在兩個不確定的環節，即：

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之間的關系

商品價格和商品價值之間的關系

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的定量分析根本無法進行，最多只能責問一聲：有些商品的價格，偏離其勞動價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無法使用實際數據驗證理論，正是中國經濟學家圍繞勞動價值論多年激烈爭論卻不能得到一致結論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二）反對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資本利潤的來源。

馬克思的理論在解釋利潤來源時，直觀易懂：人類肌肉和大腦的勞動創造了價值，沒有生命的貨幣、機器和土地不會創造價值，因此利潤只能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反對馬克思的人只是堅持資本和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應該和勞動一樣獲得報酬。這種解釋與其說是理論，還不如說是對現象的寫照，因此缺少說服力。

（三）反對馬克思的人，有一種錯覺，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如果存在問題的話，也只是其基礎──勞動價值論──存在問題。

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們，特別喜歡引用一百多年前一個反對者的話：“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11）這段話是這種錯覺的起因還是加強了這種錯覺，已經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正是這種錯覺使得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幾乎全部集中在勞動價值論上。

然而，仔細研讀《資本論》，可以發現，至少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本文將主要討論馬克思在定義工人必要勞動時間時的一個錯誤。

一個無法成立的“如果”

我們知道，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他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要求雇傭勞動者提供額外的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12）。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基本正確的。因為一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基本一樣的，例如，生產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總的勞動時間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傭的其他農民合作、使用較好的農具，會提高一些勞動效率），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于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但是，在工業生產中，情況不是這樣。因為工人在工廠里勞動時，與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機器，和他作為個人、在家里獨自使用簡單的工具從事生產相比，勞動的效率要高得多。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模型是：一個工人每天在工廠勞動12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12個物化勞動小時（馬克思用來衡量價值量的單位，以下簡稱為“價值單位”。工人每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一個“物化勞動小時”，即一個價值單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只有6個價值單位。資本家把新創價值的一半（6個價值單位）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另外6個單位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成為他的利潤。在這個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均為6小時。剩余價值率（馬克思用來衡量剝削程度的指數）是

6/6=100%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即6小時內──引者注），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這種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13）

這段話有幾層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

（2）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6個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3）這6個小時的勞動只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所以稱為“必要勞動”，這6個小時就是“必要勞動時間”。

（4）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必要的，因為不論他是為資本家勞動還是為他自己勞動，他都必須進行這部分勞動。

（5）這種勞動對資本家來說是必要的，因為資本家需要工人能夠長期進行勞動，而且不斷有新的年輕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點是存在問題的。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預付了貨幣，準備了機器等各種生產資料，把工人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和協作，使生產這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一個工人“獨立地”勞動，怎么會有這些條件呢？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商品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生產商品實際消耗的勞動時間，而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14）。如果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6小時，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那么，一個人即使耗費了12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一件這種商品，他的產品的價值仍然只有6個價值單位，而不是12個價值單位。

由于一個工人獨立勞動時沒有和工廠相同的“其它條件”，所以，他生產同樣的產品勞動時間要長得多，但是產品的價值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創造出6個價值單位的產品，勞動時間將不止6小時，而是幾倍甚至幾十、幾百倍于他在工廠里的勞動時間。保守一點，我們假設需要兩倍于他在工廠勞動的時間，即12個小時。

根據馬克思的定義：“必要勞動時間”等于生產生活資料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對于一個工人來說，他原來為自己勞動時，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需要工作12小時。現在他在工廠里，也是勞動12小時才能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那么對他來說也就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了。

如果我們假設生產同樣的產品，獨立勞動需要的時間是在工廠勞動時間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現負的剩余勞動時間，即工人在工廠勞動比獨立勞動更合算（見表1）。

也就是說，馬克思僅僅注意到“必要勞動”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必要勞動時間的長短卻是隨勞動的社會形式的變化而變化的。

表1：對工人勞動時間的分析

在工廠勞動

（生產一件產品需要6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50%，生產一件產品需要12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25%，生產一件產品需要24小時）

勞動時間

（小時）121212

產量

（件）210.5

產品價值

（例中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于工廠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即6小時；每件產品的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1263

工人得到的報酬6

（工人得到新創價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

必要勞動時間

（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量為6個單位）6小時12小時24小時

對工人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獨立勞動時獲得同樣報酬所需的勞動時間）12-12=0（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計算）

12-24=-12小時（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I計算）

對資本家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工人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創造工人工資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12-6=6小時

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廠勞動，使用先進的機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勞動時間比他獨自勞動時要短得多。因此馬克思遺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馬克思的那段話實際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如果工人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于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不僅可能超過6小時，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在工廠里勞動可能比自己獨立勞動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廠里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到剝削，反而因為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融為一體，使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盡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實際報酬仍然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于工人來說，在工廠勞動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于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勞動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一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于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愿意制造汽車了。

把工人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工作時間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是不準確的，這段時間實際上是資本的“必要勞動時間”：維持投資者繼續投資興趣的“必要勞動時間”。利用資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勞動的效率，獲得獨立勞動時不可能得到的報酬。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為資本工作，為維持投資者投資興趣而工作，也是在為自己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換時一樣（15，16，17），在分析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也要考慮“勞動時間”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勞動條件下生產效率的差別。工業生產方式中這種差別非常顯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簡單的認為和地主一樣，資本家也只能通過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價值才能獲得利潤。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錯誤的原因

人們可能難以理解，為什么偉大的博學家馬克思會犯如此簡單的錯誤，把一個影響波及全人類的重要理論，建立在一個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設上。筆者認為，問題在于

（一）馬克思沒有正確理解人類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本質動機。

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18）。也就是說人們相互交換商品是為了互通有無。但實際上不是這么簡單。

亞當·斯密有一個經典的關于商品交換的例子：“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一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一頭所需要的勞動，若二倍于捕殺鹿一頭所需要的勞動，那么，海貍一頭當然換鹿二頭。”（19）也就是說，捕殺海貍的漁夫和捕殺鹿的獵人，為了互通有無，按照“等量勞動相互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然而仔細分析一下就能發現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

我們假設一個漁夫可以用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一個獵人可以用一天的時間捕殺一頭鹿，他們兩人在市場上交換各自的產品。

斯密沒有告訴我們如果獵人去捕殺一頭海貍的話需要幾天時間。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獵人也能夠用兩天或不到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他就會自己去捕海貍，而不是花兩天時間先去捕兩頭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來和漁夫交換一頭海貍。因為這至少將額外增加交換產品的麻煩。就好像我們不會用5元錢買一本我們不需要的書，然后去旁邊的柜臺費一番口舌換一枝價格為5元的鋼筆。我們肯定是直接去買那枝鋼筆。

獵人不直接去捕海貍，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兩只鹿換一只海貍，充分說明對于他來說，間接地得到海貍比直接捕殺海貍對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費較少的勞動。因此，獵人捕殺一頭海貍肯定需要兩天以上的勞動時間。我們不妨假設是三天時間（這是一個很保守的數字，但是足以說明問題）。

因此，當海貍和鹿的交換比例時1:2時，獵人用兩天的勞動產品：兩頭鹿，可以換得他本來需要三天時間才能獲得的一頭海貍，因此他可以節約一天的勞動時間。

獵人需要一頭海貍，這是他參加商品交換的出發點（他為什么需要海貍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問題），但是，這不能成為他進行商品交換的根本動機。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那頭海貍。僅僅因為先捕殺鹿，然后去交換海貍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海貍捕殺者──漁夫──交換各自的勞動產品。

獵人捕殺海貍之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可能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經驗、合適的工具、居住地離開海邊較遠等等因素。

同樣道理，漁夫需要鹿，不能成為他參加商品交換的理由。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鹿。僅僅因為先捕殺海貍，再去交換鹿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鹿捕殺者──獵人──交換勞動產品。

漁夫捕殺鹿之所以需要較多的勞動時間，可能同樣因為他沒有足夠的捕鹿經驗、合適的工具、需要額外的時間進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是節約勞動，而互通有無僅僅是商品交換的表面動機。

由于我們（包括馬克思）身處一個商品經濟已經非常發達的社會，當我們需要某種物品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購買，而極少考慮自己制造的可能性。當孩子要吃巧克力時，我們總是花幾塊錢去商店買一包，而不是花費整個星期天的時間自己在家里制造，盡管這樣可以徹底杜絕孩子吃到偽劣產品的可能性。人類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頭，已經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經濟學中，就是錯誤地理解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僅僅是互通有無。當代經濟學把“偏好”作為商品交換的出發點顯然也是存在問題的。

由于馬克思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質區別，而沒有注意到交換雙方獲得同樣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勞動時間（這種差別正是商品生產者利潤的來源（15，16，17））。因此在討論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他沒有注意到同樣的勞動時間對交換雙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也就不可能發現：從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勞動時間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廠的總勞動時間（分別對應表1中獨立勞動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用自己的勞動換得貨幣，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被馬克思忽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貨幣要多于自己獨立勞動、然后出售產品所能獲得的貨幣。勞動和資本結合后所產生的利益增值，是雇傭勞動者和雇主可以長期和平共處、雇傭制度得以穩定存在的基礎。

（二）馬克思沒有把對工業生產方式的理解應用到對勞動和資本交換過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農業時代的觀點看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討論了分工、協作和使用機器對商品生產的影響，說明他對工業時代已經有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后，才引入這些范疇的。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并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于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因此，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注意了“勞動時間”一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有一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于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一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20）這是和他自己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完全自相矛盾的。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里，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于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于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三）馬克思的論述方式存在問題，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展開，沒有加以仔細的推敲，因此難以發現自己的錯誤。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很多至關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數語，幾筆帶過。對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

馬克思關于商品價值取決于生產它們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觀點，在他的經濟理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卻非常簡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14）那么，具體如何確定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呢？馬克思只給了一個簡單例子：“例如，在英國采用蒸汽織布機以后，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織布機剛剛開始被使用，產量遠遠低于手工產品時，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等于手工織布的一半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除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恒等于最短必要勞動時間（這和馬克思的定義相沖突）。因此，根據馬克思的邏輯推導出的結論應該是：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和生產它所需的勞動時間長短有關，還和它在各種不同生產方式中的產量有關。只有用蒸汽織布機生產的布大大超過了手工織布的產量，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等于（嚴格地說是“接近”）用蒸汽織布機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與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有關，還與不同生產者的產量有關。即使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不變，只要企業主調整各自的產量，就可以改變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商品的價值。

與此同時，馬克思常常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不惜筆墨，反復論述。例如，他花費了二十多頁的篇幅，討論“20碼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葉，所以10磅茶葉值20碼麻布”之類的問題（21）。盡管如此，這一長篇論述中仍然存在一些嚴重的錯誤。

例如在討論一種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發生變化、其相對價值也將發生相應變化時，馬克思列舉的第二種情況是：“麻布的價值不變，上衣的價值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現在不是20碼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頁）羊毛歉收為什么會引起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根據常識，只要羊毛的質量沒有變化，工人生產上衣所需的勞動時間不可能因為羊毛歉收而發生任何變化。馬克思這樣說，其出發點顯然是：羊毛歉收，供不應求，價格上升，上衣廠的資本家必須花費更多的貨幣去購買羊毛。多支付的貨幣屬于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可以折算成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羊毛歉收后，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把構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說明地換算成“勞動時間”一個因素，然后再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因素。

結論

（一）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勞動價值論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論述中，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所以，即使勞動價值論成立，剩余價值理論也不能成立。因此，《資本論》沒有證明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

結束語

《資本論》中簡短有力、象現代廣告的口號一樣簡潔明了的結論（例如，“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大眾的共鳴，得到他們的認同；而它壯觀的厚度和拗口晦澀的論述，給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結合對實際經濟活動的深入觀察和理解，堅持獨立和客觀的立場，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馬克思的文字叢林中理出一點頭緒來。

1997年8月于上海

參考文獻：

1,傅軍勝：“全國勞動價值論研討會綜述”，《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第35頁

2,鐘粟：“經濟學家面臨選擇”，《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第26頁

3,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1期，第54頁，全國總工會工運研究會1996年年會介紹。原載于《改革內參》1996年第19期

4,王則柯：“還得下決心重寫政治經濟學”，《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頁

5,黃佶：“贊成：政治經濟學的確需重寫”，《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頁

6,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5期，第44頁，原載于《當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錢伯海：“論物化勞動的二重性”，《學術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頁

8,梁劼：“物化勞動果真創造價值嗎？”，《學術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頁

9,顧鈺民：“再論活勞動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學術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頁

10,王則柯：“‘物以稀為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頁，注3

1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頁（其它版本《資本論》中的此段中文譯文見注）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頁

15,黃佶：“剩余價值不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民主中國月刊》，1993年11月號，第28頁

16,黃佶：“利潤：消費者給生產者的報酬”，《民主中國月刊》，1994年10月號，第38頁

17,黃佶：“商品不是等價交換的”，《中國研究月刊》，1995年7月號，第68頁

1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頁

19,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42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頁

2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頁

2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頁

注：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頁：

“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注1：“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原文如此；2，著重記號是原有的──引者）

第6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保險產品；產品價值；保險契約；保險服務；保險創新

保險產品的經驗質量特性，決定了保險產品的質量是通過消費者從購買、消費這兩個過程中的體驗來判斷的，客戶對保險公司提供的產品以及各個環節的服務滿意與否，直接影響到對保險公司誠信的評價。在實踐中，保險公司誠信與客戶的滿意程度呈高度的正相關性，而客戶滿意是以客戶需求的滿足為標準的，保險需求的滿足歸根結底取決于保險產品(服務)的價值。保險產品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保障性、收益性、服務性、安全性、社會性。

一、保險產品價值的相對性

(一)與可替代性金融產品的價值比較

保險產品是一種金融產品，其價值是相對于其他金融產品而言的。任何金融產品都只具有相對價值優勢，即在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保障性等方面，有著某種獨特的相對優勢，否則，其他金融產品就無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了。如果一種金融產品具有的獨特性越突出、不可替代性越強，相對于其他金融產品的價值就越高。

保險產品的價值既相對于同業間具有可比性的保險產品，又相對于金融行業(如銀行、證券等)有著可替代性的金融產品。保險產品的基本功能是保障性，這種獨特的相對價值優勢，是保險產品的核心價值所在。許多保險產品(特別是壽險和投資理財產品)還集保障、儲蓄或投資功能于一體，可為客戶提供一定的收益回報，進而增大保險產品的整體價值。雖然壽險產品與銀行、證券等金融產品存在一定的替代性，消費者也習慣于比較各自的收益，進而做出購買的選擇，但壽險產品一般期限都較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避短期金融投資工具的再投資風險，獲得相對穩定的長期收益，因而在價值創造上也有著獨特的優勢。

反之，如果一種保險產品不具有相對其他金融產品的優勢，其價值就低。盡管保險產品在風險保障(轉嫁和分散風險)方面有著其他金融產品難以替代的價值優勢，但對于各種巨災風險，保險則往往顯得力不從心。而且，如果保險產品不具有經濟性和效率性，人們也可能不購買保險。目前國內壽險業退保率高，成為影響壽險業發展的一大突出問題。據《中國保險業發展藍皮書(2004—2005)》顯示，2005年全國人身保險退保金高達486.9億元，同比增長56.18%，其中分紅險占比為62.75%，同比增長99.04%。導致壽險業務大量退保的原因，既有公司經營不規范，也有不少銷售人員在傭金等利益驅使下誤導甚至欺騙消費者所致。營銷人員為追求個人利益誤導客戶固然違背職業道德，但歸根結底是一些壽險產品的產品定位和客戶需求不相適應，不能為客戶創造相對價值優勢，保險產品價值低是消費者選擇“用腳投票”的根本原因。

(二)保險產品價值與獲得成本的比較

投保人(被保險人)獲得保險公司的產品(服務)需要一定成本，這種成本既有可用貨幣衡量的有形成本，還有難以用貨幣計量的無形成本，包括購買保險及獲得保險賠付所花費的時間、精力成本，以及保險賠付具有的不確定性成本。

保險產品的獲得成本越低，其相對價值就越高。保險產品的獲得成本主要由兩類成本決定：

1.保險產品價格。盡管不同種類的保險產品定價方式不同，其價格構成也互有差別，但從理論上大致可包括：體現風險價格的純費率；穩定經營和獲取正常利潤的風險附加費率；保險公司經營管理成本的附加費用率。通常，保險產品以“純保費附加保費”的形式定價。對應預期損失的部分稱作純保費，它是由保險標的損失率決定的風險價格，理論上純費率部分正好能夠補償保險事故造成的損失，它取之于投保人、用之于被保險人(收益人)，終將全部返還給全體投保者。對應保險公司營運成本的附加保費則不同，對投保人來說，附加保費是由其支付的保險產品的獲得成本，附加保費越少，意味著保險產品越便宜，投保人的購買成本就越低。

2.保險契約成本。這部分成本主要是指由投保人(被保險人)為訂立和執行保險合同所支付的、除保險產品價格以外的成本，它包括簽訂保單過程中的信息搜尋成本、保險契約的維護成本、保險合同的執行成本等。

市場交易的契約成本包括尋找成本和信息成本、談判和決策成本、監督和實施成本，交易雙方各自都需要承擔相應的成本。投保人(被保險人)必須承擔的保險契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契約維持成本、合同執行成本。這些成本的構成中，還包括由于保險服務的不穩定性和理賠結果的不確定性，給保戶造成的損失和為此付出的代價。

保險人和消費者所支付的保險契約成本部分是可以互相轉嫁的。保險公司提供的從承保到理賠的各種服務越細致周到，付出的代價就會越高，但保險公司提供服務越到位，保戶就越容易享受到各種保險服務，因而獲得保險保障的成本就越低。反之就會加大投保者的成本支出。

(三)不同消費主體間保險產品價值的比較

雖然價值創造具有客觀性標準，但對每一個保險消費者而言，保險產品和服務為其產生的效用滿足，卻是因人而異的。消費者在保險產品的價值判斷上，有著明顯的主觀性。不同的消費者對金融產品的消費偏好不同，其風險意識和對待風險的態度也不同，因而對不同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判斷標準不同，進而影響對金融產品的選擇和購買行為。如冒險型的人偏好自擔風險，在投資活動中追求高風險高收益，而避險型的人更傾向于將風險進行轉嫁，更加看重經濟生活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影響和改變消費者對金融產品的消費偏好，也是需要成本的。

上述決定保險產品價值的各種因素相互關聯，互相影響。例如，保險產品的可得成本越低，其相對價值就會越高；保險產品的相對價值越高，就越容易引導保險消費需求，改變消費者的保險消費偏好，形成保險消費選擇的“鎖定”，進而降低保險產品的獲得成本。

二、保險產品價值創造的主要方式和途徑

(一)創新是保險產品價值創造的主要方式

保險產品(包括服務)創新通過對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進行新的組合，努力在產品價值上創造出相對優勢，以滿足新的市場需求，推動業務發展。保險產品創新的核心是為客戶創造價值，它是保險產品價值創造的主要方式。

保險產品創新應以滿足保險市場需求、提高客戶滿意度為目標。一般而言，滿足保險市場需求的途徑大致有三種：第一，發現新的保險市場需求，并且能夠以足夠低的成本滿足這種保險需求；第二，雖然保險市場需求已被揭示，但還未完全滿足(市場未飽和)，設法進一步滿足市場的潛在需求；第三，向現有保險市場提供更加價廉質優的保險產品和服務，采取更先進的技術手段，更有效率的組織管理方式，更便利的銷售方式和渠道等措施，促使產品和服務升級，替代已有的保險產品。只有通過保險產品(服務)創新，使保險公司從經營理念、組織效率、管理水平、員工行為等方面表現出差異，才能更好地滿足保險市場需求，為客戶創造出相對價值優勢。保險產品創新活動并不僅限于開發新產品，如果保險公司對保險服務方式、業務管理模式、產品銷售渠道的改進，能夠為客戶創造價值，同樣也是產品創新活動。

(二)保險產品價值創造的途徑

1.拓展新的保險服務領域。保險公司開拓新的市場和服務領域，能夠滿足新的保險市場需求，保險產品的相對價值就越大。我國保險業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保險業要堅持以人為本，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局服務，不斷拓寬服務領域和發展空間，為不同層次、不同職業、不同地區人民群眾服務，加強保險產品(服務)創新，提高保險覆蓋面，積極發展社會和人民急需的農業保險、養老保險、健康保險和責任保險，努力滿足社會公眾多樣化的保險需求，充分發揮保險的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作用。

2.以客戶需求為導向。保險公司進行產品創新必須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開發設計真正滿足客戶需要的保險產品，依靠真誠、透明、便利、快捷的優質服務，贏得客戶和市場。但是，客戶真正的保險需求是什么?如何發現和認識千差萬別的不同客戶需求?要求保險公司必須熟悉市場，深入細致地分析不同客戶群體的風險特點和保險需求的差異，才能找準其真實的保險需求。

例如，我國每年農村外出務工人數多達1億左右，這些人員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但得到的經濟保障很不充分。對這些群體不僅需要增強其保險意識，正確引導保險消費行為，更需要保險公司開發出真正符合農民工保障需求的保險產品，做到保險責任適度、保險費率適宜、保險條款通俗易懂，并且使其能夠獲得便捷的保險服務。

3.改善保險服務。保險公司的經營活動本質上是對保險標的進行風險管理的一系列服務。保險公司的經營活動，不僅是向消費者銷售保單，以及保險事故發生(或約定的保險事件出現)時向被保險人及其受益人支付保險金，而應該是圍繞所承保的風險，為客戶提供貫穿于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全過程的風險管理服務，盡可能使客戶滿意，從而使客戶對購買的保險既覺得放心、安心，又感到省心、舒心。

服務活動區別于有形產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服務的不穩定性，這也是服務的最主要屬性，成為影響服務質量和客戶滿意度的重要因素。服務的不穩定性越大，服務的質量就越差，客戶將支付更高的服務成本，服務的價值就越低，降低服務的不穩定性是提升服務價值的關鍵。外在不穩定性來自于市場，并且受市場競爭的驅動，可以通過為顧客創造價值和強化公司的競爭優勢加以解決；內在不穩定性則主要來自組織自身方面，如組織結構或管理程序、服務標準和服務過程的設計等，解決內在不穩定性則要靠優化組織設計，將影響服務質量的各種不確定性減到最小。因此，保險公司必須按照專業性、規范性、透明性的要求，增強服務的穩定性，提升保險產品的服務價值。

4.優化保險銷售渠道。保險銷售渠道對保險交易成本和保險產品的價值決定有著重要作用。保險銷售渠道優化的標準主要有：可信性，能夠增強客戶群體對保險產品的認同和對公司的信任感，進而對渠道網絡有越來越強的依賴性；便利性，能夠方便、快捷地獲得客戶所需要的各種服務；經濟性，能夠以盡可能低的成本進行銷售，進而以低成本優勢擴大業務規模，產生盡可能大的規模效益，為客戶帶來更多的實惠和利益。

銷售渠道優化的結果，會增強客戶對保險公司的產品和服務的信任與依賴，產生業務渠道和客戶群體的“鎖定”效應。但在業務渠道拓展上，應避免借助行政手段“搭車”銷售，由于這種方式屬違背投保自愿原則的強買強賣，損害了消費者自主選擇權，是與銷售渠道優化相背離的。一方面，行政手段對銷售渠道的壟斷，投保者難以真正了解和熟悉保險產品，也很難享受應有的保險服務，不利于提高消費者的保險意識，進而對保險缺乏信任和認同；另一方面，還容易造成保險公司對行政手段的依賴，不圍繞客戶做文章，而是把大量的資源投入到爭奪業務渠道上，引發違法違規的惡性競爭，其結果會使保險產品的價值大打折扣。

5.改進業務經營模式。隨著金融一體化程度的加深，金融業務相互交叉、滲透，保險公司的業務范圍已突破傳統保險業務界限，各種衍生保險服務日新月異。保險公司的業務類型大致分為三類：即保險型業務、資產管理型業務和保險管理服務型(ASO)業務。傳統的保險型業務由保險公司承擔賠付風險(包括損失率風險)，包括各種直接保險、再保險等。資產管理型業務是保險公司以信托方式對客戶資產進行投資管理，保險公司承擔一定的利率風險，但沒有損失率風險，如企業年金業務等。保險管理型業務是保險公司對客戶的自保計劃提供理賠、核保等日常管理服務，保險公司只收取服務費，不承擔損失率風險和利率風險。業務類型的變化和經營管理模式的創新，就是要從客戶風險管理及其相關服務活動的價值鏈中，找到保險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優勢。

6.注重保險品牌價值。保險品牌包括保險公司的企業品牌、產品品牌和服務品牌，這些品牌間有著較強的關聯性。保險品牌價值是一種專用性投資，它可以減少信息費用，引導消費偏好，降低服務的不穩定性，影響消費者對保險產品的價值判斷。保險品牌的社會認知度越高，保險產品的價值就越大。保險公司可以從增強公司實力(包括資本金、償付能力、機構網絡、信用評級、廣告宣傳、以及營業場所等資產)；提高高管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營銷服務人員的素質；規范經營管理行為等方面，創建保險品牌和提升品牌價值。

7.增強社會公眾的保險意識。我國保險市場很不成熟，社會公眾的風險意識特別是保險意識不強，對保險原理、經營原則和主要險種及其性質、保障范圍、基本條款等方面知之甚少，對保險功能與作用的認識非常片面，影響了人們對保險產品價值的認識和評價。

要使消費者樹立正確的保險意識，使保險的基本原理、主要條款和基本規則成為人們的“共同知識”，需要對社會公眾進行保險教育，加強保險宣傳和普及保險消費知識。保險宣傳既要有各種媒體的面上宣傳，改善保險企業公共關系，擴大保險社會影響，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市場競爭力；又要有針對具體險種的深入宣傳，使老百姓能夠深入、具體地認識和感受到保險的作用，進而產生相應的保險需求和促成購買行為。

8.推進保險條款通俗化。保險條款通俗化的目的是便于投保者正確理解保險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明確各自應盡的職責、注意事項和程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后果，減少投保過程中的信息成本，以及投保后因信息不對稱可能產生的不必要糾紛。保險條款通俗化是為了解決保險條款在結構和表述上可能存在的晦澀難懂問題，它是相對于特定消費群體的理解能力和消費習慣而言的，沒有一概而論的絕對標準。保險條款既不能相對于消費者而言過于專業化，也不是越直白和口語化越好。保險條款通俗化不能等同于簡單化，更不能將通俗化變成了庸俗化。比如，涉外保險的投保對象大多對世界保險市場比較熟悉，對國外主要險種的條款和做法比較了解，因而在險種設計和條款制定上需要與國際接軌，只有這樣才能被投保者認可和接受。但是，對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相關專業知識缺乏的農民群體，保險條款就不宜過于復雜，盡量避免使用晦澀專業術語，使保險產品易于宣傳，易于推廣，易于管理。保險條款通俗化應針對不同性質和類型的險種，根據特定消費群體的知識、文化、職業、習俗等方面的特點，使條款的通俗性切合消費者的實際。

[參考文獻]

[1](美)埃里克，弗魯博頓等.新制度經濟學[M].上海三聯書店，2006.

第7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次貸危機公允價值會計抵押貸款證券

一、問題的提出

公允價值計量自上世紀80年代因大公司破產事件，尤其是美國境內2000多家金融機構在沒有預警情況下的破產后被推向，再次掀起了會計界與金融界對金融工具，特別是衍生金融工具確認、計量和披露的論爭。圍繞以歷史成本還是公允價值為金融工具的計量屬性展開，歷史成本會計的缺陷已成為職業團體與管理機構所關注的問題，其信息缺乏價值相關性，表現為既不能區分管理當局繼續持有、取得、處置等決策對財務業績的影響；也不能將價格變動對財務業績的影響與管理當局的主觀努力所產生的影響相區分，從而不利于經理人員的業績評價；更不能預防、反映以及化解金融風險。

以美國為代表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迅速反應，FASB于1984首次將公允價值運用于金融工具會計并了FAS80（遠期合同會計）。1990年9月，當時的SEC主席RichardCBreeden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時指出了歷史成本財務報告對預防和化解金融風險于事無補，并首次提出應以公允價值作為金融工具的計量屬性。支持者從理論方面、實證方面以及審計實務等方面有理有據的論證了公允價值計量在提高信息質量方面優于歷史成本計量，之后公允價值運用經歷了從表外披露到表內確認的過程，其中FAS105、107、115、119、126要求主體對公允價值信息進行表外披露，FAS115、130、133、137、141、142、155、157、159等要求主體對公允價值信息進行表內確認。FASB從1990年12月至2006年9月的55份財務會計準則公告中直接涉及公允價值的約占75%。其中IASB、英國、澳大利亞在制定會計準則時也不同程度地采用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基礎，而公允價值會計越來越受到各國會計界的重視和認可，并成為發達國家一種重要的會計計量模式。尤其針對金融衍生產品等流動性較強的資產和負債項目，公允價值成了唯一被認可的計量屬性。

但是，公允價值計量從一開始就與爭議相伴，支持者多來自于以投資者為代表的SEC、FASB等會計界，而以聯邦儲備委員會、財政部和金融界為代表的企業界對公允價值會計持謹慎甚至反對態度，認為公允價值會計是對現行會計模式（以歷史成本為主要計量屬性）的背離，不僅缺乏可靠性，還將會導致金融機構的收益產生巨大波動，并會促使金融機構的貸款決策短期化。理論界基于決策有用的“美好愿望”，遭到了來自企業界的強烈反對。

二、次貸危機引發的對公允價值會計的質疑

此次發生在以美國的次貸危機為導火索的金融危機，迅速漫延至了歐洲、亞洲及拉美等國。人們在探索對策的過程中，把很多爭議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會計，并且提出了與公允價值會計相關的問題。

1、認為公允價值會計放大了經濟周期的的影響。在經濟形勢好時夸大了對經濟的樂觀預期，經濟形勢不好時又放大了悲觀預期，將經濟低迷時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下降歸咎于公允價值會計迫使銀行確認了大量的損失，似乎金融機構的流動性短缺與公允價值會計存在因果關系。雷曼兄弟公司在向國會訴說時認為公允價值會計迫使銀行計提壞賬是銀行倒閉的一個重要原因。一時間國會議員、金融界包括AIG公司等以公允價值會計迫使公司報告了未發生的損失為由就曾敦促SEC暫停公允價值會計，似乎政客們也同情其觀點，于2008年10月初通過7000億美元救援計劃的緊急經濟救援法中，允許SEC暫停存在爭議的公允價值計量部分。EESA還要求SEC于年底之前與財政部、聯邦儲備委員會聯手共同研究公允價值會計，以期找出銀行倒閉事件中公允價值會計的責任。

2、在一些法律訴訟中多指控某些金融負債存在不當估計。如當帶追索權的抵押資產被打包證券化出售后，類似于應收賬款按質押取得借款處理，在不核銷該類債權的賬面價值的同時增加一項負債，有關債權的壞賬風險仍由出售抵押資產企業負擔，并合理提取用于質押資產的壞賬準備。抵押貸款機構既要在資產負債表上確認一個負債，又要按合理的方法計提壞賬。FASBStatementNo.140《金融資產的轉移、服務權以及金融負債的解除》規定與帶追索權義務的金融資產相關的負債應以公允價值計量，FASBNo.45解釋要求還需附注披露擔保品的性質、未來可能支付的最大金額、負債的賬面價值和可獲得擔保品的性質及可回收金額，但在一些法律訴訟中多指控該負債金額為不當估計。

3、對難變現資產的計價存在爭議。當市場低迷，資產流動性缺失時，取消贖回權資產的計價、信貸風險的時間和程度的估計、不良貸款的計價、貸款損失準備的確定等需要大量的估計與判斷，而這些又多被指責為不當估計與判斷。尤其當抵押擔保證券市場在2007年出現下滑時，獲得關于該類資產或負債的價值信息因市場的萎靡、不活躍而變得困難，缺少活躍市場參照價格，實務中一些機構或參照比較活躍交易的可比市場的證券價格，又或借助于考慮違約風險、利率風險、提前贖回風險等相關參數的數學計價模型來估計證券價格，這種選擇難免摻雜管理當局的偏好，以致模型因輸入變量的假設性、估計性和偏好性而侵蝕輸出結果的準確性，惡性的結果是該類資產的交易更加稀少，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助長了信貸危機。

三、針對質疑應堅持的觀點

1、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目標定位。即公平、公允、公正與不偏不倚地反映資產、負債的價值。雖然在表述公允價值的定義上，IASB的IAS39與FASB的FAS157不同，但出發點都是強調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與其說是一種計量屬性，不如說是一種計量目標。在此目標下既不能過份穩健，也不能過于激進，更不能因過份關注某些人的利益而犧牲其他人的利益。應以產生中立的信息為目的，而不是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影響行為，確切的說，是投資者在資本籌集與分配決策中加以運用的工具。

2、公允價值會計以計量過程與計量結果的交易狀態來保證實現公允計量。即只有相關資產、負債早已暴露在公平、有序、活躍的主體市場交易中才能算得上是計量過程的公允，依此狀態由買賣雙方意欲達成的價格才符合公允價值的計量結果，如果過程不公允就不會產生公允的計量結果。如在次貸危機中因市場萎靡而使抵押資產的流動性降低，交易頻度下降，變現風險增加，變現價格無常過程中生成的價格，不能認為是公允的計量結果，此時的交易價格更接近于迫售價或清算價，按IAS39只有活躍的、有序的、公平交易情況下才能獲得公允價值，對此，SEC與FASB與2008年10月的聯合聲明中再次重申了無序交易不可能得出的公允價值。計量過程的公允是否必然導致計量結果的公允，答案否定的，因為公允價值是交換價格而非價值，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不違背價值規律，公平交易和等價交換實現的是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場合，但也不會出現系統性偏差，是個平均修勻值。從長期來看，公允價值應與價值一致。

3、一些金融家與政客認為公允價值會計放大了經濟周期的的影響，夸大了悲觀預期與樂觀預期尚為時過早。如2008年7月美林公司出售了大筆優良的結構化的信用組合資產，售價僅是資產負債表面值的22%，原始面值曾是306億美元，針對該資產計提195億美元的壞賬損失后的賬面價值為111億美元，而售價僅為67億美元，就發生了44億美元損失。如果認為公允價值計量夸大了信貸產品的損失預期，賬面壞賬損失就不應小于實際壞賬，實際售價也不應低于賬面價值。經濟本身就有周期性、波動性，會計能反映經濟的周期性的波動，不是撫平經濟周期的波動性，而撫平經濟的波動性不是會計準則制定的目標，顯現經濟的現實、向投資者提供透明化的信息是會計準則制定的出發點，而公允價值會計恰好承擔了這一使命。

4、會計準則的制定。會計準則是由企業界、會計界、學術界等相關專業人士共同參與制定的，其中包含的專業技術的科學性不應受政客的觀點左右，如果因利益集團游說而改變會計準就會極大的損害準則的有效性、持續性、科學性及權威性。正如FASB主席RobertHerz所指的政治力的介入威脅到委員會的超然獨立地位，管理者應關注如何最小化公允價值計量的誤差，而最大化其決策有用性，確保銀行高管有動力選擇最大化銀行經濟效率的激勵，不應陷入政客游說的怪圈。這是一種體制問題，而非會計問題。

5、公允價值計量需進一步完善。不可否認公允價值計量從納入會計準則至今，已經歷了20多年實踐檢驗，其信息相關性優勢沒有哪一個會計準則能媲美，但公允價值計量并不完美，有些問題作為會計準則制定者是不容回避的。如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選擇的隨意性，某些金融負債的計價問題等，需要針對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新對策。新一輪嚴峻挑戰，為計量模式的完善和發展提供了契機，停止公允價值計量，不僅會失去投資者的信心，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只要市場存在，公允價值計量就是必需的，讓位于歷史成本，是會計史上的倒退，更解決不了金融工具的計量問題，完善公允價值確認標準、計量方法和披露要求，才是嚴謹的科學態度。我們堅信金融業的發展，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推陳出新，為公允價值會計發揮主導作用創造了客觀環境，完善后的公允價值計量，必將成為會計計量模式的主流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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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chaelYoungblood：ExplainingtheHigherDefaultRatesofthe2005OriginationYear[M].TheMarketPulse，june，2006.

第8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民工；養老保險；價值選擇；政策設計

Abstract：Theendowmentinsurancesystemofruralmigrantworkersisfacingpolicyfailure，becausetheirinsuranceaccountscannotbetransferredtotheplacewheretheymigrated.Thereforetheyhavetoterminatetheendowmentinsurancerelationship，whichhasledtothe“thetideofendowmentinsurancetermination”.Torelievethepredicamentofthetide，weneedanewvalueselectionofshiftingfromeither-orvalueorientationtomulti-valuepropositionthatpaysmoreattentiontointerestbalanceandadjustment.Withthis，thispapersuggeststhattoprotecttheendowmentinsuranceinterestofthemigrantworkers(especiallytheruralmigrantworkers)，weexecuteanendowmentinsuranceonaprovincialbasiswithoutlosingtheurbanmode，establishasystemofpermanentsocialsecuritynumber(SSN)，executethesystemofsocialsecuritydocumentrecord，setupacentralclearingandsettlementsystemandbranchitoutprovincially.

Keywords：ruralmigrantworkers；endowmentinsurance；valueselection；policydesign

經過學界多年的呼吁，近幾年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在全國各地陸續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然而，這一惠民色彩濃重的公共政策，在“退保潮”的強烈沖擊下，成為政策失效的經典范本。導致退保潮一浪高于一浪的原因在于農民工的養老保險關系無法在不同地區之間順利地轉移接續，而不斷地跨地區流動是農民工最通用的就業方式，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權益就這樣在無法跨地區轉移接續的養老保險制度中付之闕如，農民工唯一能夠選擇的就是退保。重新審視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價值訴求并進行重新定位，是突破地區分割壁壘、破解退保困境的必要環節。

一

1987年，深圳率先開始嘗試建立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此后，鑒于農民工數量巨大并且增加迅速，廣東(1998年)、北京(1999年)、浙江(2001年)、上海(2002年)等省市也陸續開始探索適應本地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措施和辦法。2005年，國家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決定要求，“擴大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都要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在這一決定的推動下，將農民工納入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范疇迅速成為各地社保部門的重要職能，并且成效明顯。

目前國內各地實行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大致可以分為3種類型[1]。①擴面模式：即在現有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制框架內，將覆蓋面擴大至農民工群體。在這體制中，農民工的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采用統一的政策，唯一的差異在于農民工因工資水平低而繳費基數明顯低于城鎮職工。目前采用這種模式的省市最多，深圳、廣東、江蘇、浙江、河南等采用這一模式。②仿城模式：即參照“城保”制度的做法，為農民工設計獨立的社會養老保險實施方案，并且作為獨立的體制進行單獨管理。目前主要有北京市采用這種方式，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原則與擴面型養老保險辦法大體相似，唯一的差異在于：當農民工與原就業單位終止勞動合同時，養老保險可以保留或轉移，但不允許退保。2001年8月頒布的《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第十條規定，“農民工個人賬戶存儲額，只有在本人達到養老年齡時，才能支取。農民工在達到國家規定養老年齡前死亡，其個人賬戶存儲額中的個人繳費部分可以繼承”。③綜合保險模式：即是指將農民工的養老、醫療、工傷等多種社會保險置于同一個框架下統一承辦、獨立管理的社會保障方式，該方式由上海市于2002年首創實施，成都市于2003年開始推行。綜合保險與前述兩種模式的主要差異為，一是將農民工的養老、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項目設在同一賬戶中，所繳納的綜合保險費，按照不同比例分別用于養老、醫療和工傷3個保險項目；二是全部由企業(雇主)繳費，農民工個人無需繳費；三是保險基金的管理、運作和支付完全由商業保險公司承擔，這樣無論農民工如何流動遷移，在男子滿60歲，女子滿50歲時，可以憑“老年補助憑證”到戶籍所在地的商業保險公司約定的機構領取老年補貼。

以上3種模式各有利弊，其中，擴面模式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最具代表性。但這一模式正在普遍遭遇退保困境。由于養老保險關系跨地區轉移接續困難，頻繁流動的農民工往往只能選擇退保。在農民工聚集的廣東省，農民工退保率長期保持在95%以上，東莞市社保部門60%的工作是為農民工辦理退保手續[2]；2008年1月份，蘇州市也有600多萬民工辦理了退保[3]。2001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20號文件《關于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是退保的主要依據，該文件規定，“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合同制職工，在與企業終止或解除勞動關系后，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保留其養老保險關系，保管其個人賬戶并計息，凡重新就業的，應接續或轉移養老保險關系；也可按照省級政府的規定，根據農民合同制職工本人申請，將其個人賬戶個人繳費部分一次性支付給本人，同時終止養老保險關系，凡重新就業的，應重新參加養老保險”。退保困境的產生正是源于這一制度安排。

相比之下，上海市首創的綜合保險模式，由于借助商業保險公司的管理平臺和信息網絡，很好地解決了農民工養老保險跨地區轉移接續的問題。但這一交由商業保險公司運作的措施有兩點始終被質疑，一是獨立于現有的社會保障體制之外，不能發揮其與社會保險的調劑、補充和統籌功能；二是政府對綜合保險不承擔托底責任，當保險資金出現危機時，責任完全由保險公司和個人承擔，而保險公司的市場經營風險，極有可能會完全由屬于弱勢群體的參保者承擔[4]。因此，游離于整體的社會保障體制之外、不具備社會保險統籌共濟功能的綜合保險模式也難以成為解決退保難題的有效方案。

二

農民工退保浪潮背后的作用機制是什么?為何被視為農民工權益保障的重要舉措卻遭到了農民工的冷遇和放棄?農民工的高流動性為何在養老保險的政策設計中被簡單化地處理為“退保”?答案正如學界所一致認定的那樣，造成農民工養老保險無法轉移接續的關鍵在于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發達地區政府的地方利益保護主義，在現有的政策設計中，將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體制內，對發達地區而言是利益極大的。

因此，于建嶸尖銳地指出，正是由于制度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普遍持有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對農民工的歧視，在有意識地維護著現有養老保險無法轉移接續的缺陷。農民工發生跨地區流動時，盡管現行政策對養老保險關系的處理有“轉移接續”和“退保”兩種選擇，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具體執行中，都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占有以農民工參保名義征繳到的巨額保險費，因此，要么鼓勵農民工退保；要么不告知利弊，就干脆將政策解釋為“解除勞動合同必須退保”。地方政府與農民工爭利，導致農民工的保障待遇得不到保障，“制度上的福利”演變為“實際上的負擔”[5]。身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面對這樣的養老保險，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腳投票，在無奈中被迫退保，放棄權益。

有關資料為上述觀點提供了有力的佐證。1998年，廣東省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僅僅不到600萬人；在出臺了將農民工“納入”的政策后，參保人數急劇增加，到2004年增長到將近1600萬人，6年中增加了167%，約占當年全國參保人數的十分之一。而與此同時，參保的離退休人員卻只從143萬人增加到220萬人，僅占全國參保離退休人員人數的二十分之一。廣東省也因此成為養老保險基金結余最高的省份，2004年全省累計結余的養老保險基金高達597億元，約占全國的五分之一。由于廣東省農民工退保率長期維持在95%以上，該省將近600億的“累計結余”很大比例是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的養老保險基金，因為在現行政策下農民工退保后，這部分基金無需支付給農民工，永久地歸入當地社保基金[6]。廣東省便是從農民工養老保險中獲益最為明顯的省份。

然而，從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的視角出發，中國各地在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才是養老保險制度的缺陷狀態不得不維持下去的主要理由。農民工在整個就業年齡段中，往往輾轉若干個省份和城市工作，而養老金的繳納地和領取地之間往往工資水平和養老金繳納水平方面懸殊較大，跨地區轉移后，養老金發放標準將難以設定，其間需要突破過多的管理難題，相應的管理成本也將十分高昂。從幾個農民工輸入大省(市)的工資水平對比看，似乎也確有道理。2007年，上海全市職工平均工資為34707元，北京為39867元，廣東全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達到29443元，江蘇為27374元，湖南為18275元，四川為21312元，安徽為22180元，相當于江蘇的80%，江西省為18400元，僅相當于廣東的62%。如果以城市作為比較單位，則差異更大。2007年江蘇省13個省轄市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為南京市，達到35908元，最低的為宿遷市，為16852元，只及南京市的47%。

三

顯然，學界密切關注的是政策設計背后的價值選擇，認定現行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是建立在嚴重的價值偏誤基礎之上的，即地方利益優先的價值定位嚴重偏離了社會保障的公平準則。而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著重強調的則是政策設計所面臨的技術問題，將地區分割壁壘的形成歸因于地區經濟差異導致的技術障礙。

應當說，學界的剖析是準確的。農民工養老保險是一項典型的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社會利益的調節器，是對社會價值進行權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與其他領域政策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必須以公共利益的維護和實現為價值導向。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決定著公共政策將以怎樣的方式來分配公共利益，也關系到政策目標的設定、政策執行的難易以及政策實施的有效與否。然而，當前中國的公共政策存在一些顯著的價值缺失和偏誤。例如，公共性價值缺失，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為強勢群體所左右；公共政策的自利化及功利化傾向突出，政府在政策設計和實施環節中，利益明顯向自身傾斜，甚至不惜與民爭利[7]。簡言之，價值選擇決定政策設計，政策設計決定政策成敗。

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價值偏誤。其實，中央政府已經充分注意到農民工就業的基本特性是就業穩定性差、收入低、流動性大，也原則性地建議“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要適應流動性大的特點，保險關系和待遇能夠轉移接續，使農民工在流動就業中的社會保障權益不受損害”[8]。然而，在具體的政策設計中，對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跨地區轉移接續并未提供可以操作實施的配套方案，而僅僅是一項供各地方政府參考和自由選擇的原則性措施。這一政策顯然為各地的地方利益保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自由選擇的情況下，促使農民工“退保”是對地方利益最為有利的措施，因此，為農民工辦理退保手續往往是發達地區社保部門年終歲末主要的業務和職能。

然而，退保導致的農民工養老保險的政策失效，將為未來的中國社會預備了一個數以億計的養老保障缺失的老年人口群體，將成為未來中國社會嚴重的民生負擔。2008年2月27日，國家統計局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顯示，至2006年末，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為5.13億人，其中，40歲及以下的新一代農民工人數已達1.08億，占外出從業勞動力的82.1%。農民工的“高流動性”是一系列社會結構因素所決定的，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難以改變。農民工群體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產物，其就業的低收入、間斷性和地域間的高流動性以及與城市社會的隔離狀態被一些學者稱為“半城市化”，并且這種“半城市化”狀況有可能演變為一種堅固的結構性現象[9]。一方面，“半城市化”固化的趨勢可能意味著農民工將長期處于流動狀態；另一方面，如果說老一代的農民工多采用“城市—家鄉”的城鄉流動模式，那么新一代農民工(主要指40歲以下的農民工)最有可能采取的區域流動方式將是“城市—城市”的城際流動模式，多項實證研究顯示，新一代農民工基本沒有農業勞動的經歷和技能，心理和行為上已經對農村環境十分抵觸，在區域歸屬的認定上極少有人認為將來會回到農村，定居城市正在成為新一代農民工的最大愿望和熱切追求[10-11]。因此，他們未來的養老保險將不可能依靠目前農民和老一代農民工普遍依賴的土地保障，能夠跨地區轉移接續的養老保險體制極有可能是未來數以億計的老年農民工唯一可以依托的基本生活保障，而養老保險政策的公共價值就在于能夠為被保險對象提供基本的老年生活保障。

由此看來，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的價值選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政策設計，不僅關乎一項具體的公共政策的現實效果，而且關乎未來中國整體的社會負擔狀況和民生狀況。打破地區壁壘，使農民工養老保險能夠無障礙地跨地區轉移接續，無疑應當成為這一政策的關鍵目標。

四

地區分割導致的退保困境和政策失效有無可能突破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必須是重新進行價值定位，即從“兩極化”的價值定位走向多元化的價值定位。當前，一極是各級決策者，奉行政府和地方利益優先的價值定位；另一極是學界，堅持公共利益至上，痛擊農民工養老保險中的地方割據，高呼應放棄地方利益。價值選擇上的兩極對壘，在某種程度上延緩了政策調整的步伐。

和諧社會理念在公共政策領域的重要影響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目標導向，“應該從固執地追求事實上難于真正實現的公共利益向均衡和協調社會多元利益位移”[12]。一個現實是，在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和農民工群體都成為其中的利益相關者。公共選擇理論也指出，政府遵循“理性人”假說，同樣具有自身利益，并且將采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方式。當然，政府追求的“利益”既包括經濟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兩者利益的共同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標。因此，必須贏得各個主體的充分認可和共同參與，才可能使該政策行之有效。一味要求發達地區犧牲地方利益，地方政府便毫無動力推動和實施這一政策，則這一惠民政策無從啟動。以中國之大，沒有地方政府的傾力而為，任何國家層次的政策都無法落到實處。罔顧農民工群體利益，實行地區分割，則農民工用腳投票，紛紛退保，使這一政策勞而無功。

因此，必須從目前兩極對壘的價值選擇轉向和諧協調的價值定位，以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優先、適當兼顧地方利益為目標。政府在堅持公共服務原則的前提下，盡可能協調農民工群體利益與地方利益。

以現有的信息化條件和公共管理能力，地區經濟差異以及工資水平的懸殊給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設計所帶來的技術障礙，遠非難以破解的難題。工資水平在各地懸殊不一，并非中國特有，各國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借助信息化技術和網絡化的管理平臺，并且配置適應高流動就業方式的養老保險政策設計，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一套較為成熟的、可以無障礙地跨地區轉移接續的社會保障體系。美國的社會保險號制度就為頻繁流動的美國人解決了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的問題。歐盟國家勞動者的養老保險權益甚至可以實現在不同國家之間無障礙地兌現。由此可以推斷，中國突破這一困境肯定不存在無法突破的技術障礙。

鑒于中國的現實情況，調整和完善農民工養老保險，使其能夠無障礙地跨地區轉移接續，目前基本有兩類思路：一是期望國家盡快實行一體化的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提高統籌層次。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農民工往往是跨省流動，提高統籌以適應農民工跨省流動的養老保險體制，必須在中央一級實行統籌，否則依然難以解決地區分割問題。而中央層次的統籌，要付諸實施可能需要長期的等待。二是彈性保險制度，這一思路要求在基本制度框架全國統一的情況下，在以下幾方面實行彈性化管理：繳費基數、費率或繳費額彈性化，即在規定范圍內根據個人的收入狀況和承受能力選擇繳費檔次；繳費地點和時間彈性化，即農民工可自由選擇在輸出地或輸入地繳費，也可自由選擇按年、季、月繳費[13]。這一思路依然將農民工的輸入地固定化，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依然無法實現；而如果選擇在輸出地繳費，事實上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輸出地的社保機構是無法對輸入地企業的繳費行為進行監管的。三是在現有框架下實行全國結算的思路，即“工作地繳費，分段記錄；退休地發放，全國結算”，其主要辦法是，在目前各地分割的養老保險體系下，在中央和省一級建立一個專門的社會保險金支付的核算中心，專門為曾經在各省市之間流動的退休人員服務，流動就業者就可以在其退休后定居的地方領到其應該領到的所有養老金，然后再由中央的核算中心牽頭，實現各省市之間的資金流轉[6]。

妥善而盡快地解決農民工養老保險跨地區轉移接續問題，需遵循利益協調的價值定位，新的思路需充分考慮到與現有地區分割式的養老保險體制的兼容和對接，全國結算的思路頗有啟發。因此，筆者提出以下思路：保持現有各地實行的仿城型養老保險模式基礎上，實行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建立終生社會保險號；實行社會保險檔案記錄管理制度；設立養老保險中央結算中心及其在各省的分支機構，以保障跨地區流動人員(首先是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權益。具體辦法為：①借鑒美國的社會保險號，給每個公民設定一個終身的、與身份證號碼一致的社會保險號。②社會保險號作為一個賬戶，首先在養老保險中使用，實行全國聯網，記錄每個就業者的詳細養老保險繳費記錄。具體的繳費檔案和記錄，必須在全國任何一個社保機構中供查詢；并且，由就業者自己保存一份，跟隨本人流動。③就業關系中斷、變革或異地流動時，養老保險關系和繳費記錄由社會保險號確認，隨人轉移，重新就業時，在新的就業地憑社會保險號自動接續。④個人所繳納的基金進入個人賬戶，隨人轉移，但企業為其所繳納的養老保險基金留在原繳費地。⑤養老保險的繳費累計時間：將現有的累計15年改為累計繳費180個月。如果不滿180個月，養老金的發放則需按繳費時間計算相應折扣。⑥多次跨地區轉移的就業者的養老金發放標準的設定：根據其詳細的繳費記錄中的各個工資基數和相應的養老金繳費額，與退休地的平均工資比較計算獲得一個養老金發放系數。⑦建立養老保險中央結算中心，在各省設立垂直分支機構，一方面專門負責異地轉移流動就業者的養老金結算與發放，另一方面負責各省之間的養老保險基金的資金結算與流轉。⑧不允許參保者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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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價值理論論文范文

中國有線電視正處于一個歷史的關口，即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既有傳統媒體特點又有現代信息技術特征的網絡媒體。這一跨越成功，中國的有線電視會進入更廣闊的天空，在中國的媒體領域擔當起更大的重任。

媒體顧名思義是傳媒和載體的有機結合，媒是隨著體的發展而發展的，體是隨著媒的發展而實現自身價值的。人類社會經歷了舞臺媒體、紙質媒體、廣播媒體發展到今天的網絡媒體，是社會進步和技術進步合力的結果。

盡管我們是從因特網首先知道了網絡媒體的概念，但真正更易為大眾所接受，適合于大眾使用的網絡媒體應該是有線電視。

這是因為：

（1）一種媒體要進入尋常百姓家應該必須為用戶提供物美價廉的服務，而電視節目正是這種服務的一個榜樣，她現在是人們喜聞樂見的主流媒體，深入千家萬戶，比其它媒體擁有最廣泛的受眾群體。

（2）有線電視有實現大規模連網的基礎，并且是寬帶、高速率的，為高速交互式業務提供了物質基礎。

（3）媒體是社會的神經，媒體具有本身特有的運行規律，她為社會所關注，為政府所監管，相對于因特網，有線電視擁有良好的媒體運行機制和管理基礎。

因此，有線電視作為傳統媒體具有向網絡媒體過渡的最佳基礎。它既有網絡媒體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又有網絡媒體發展的業務基礎和管理基礎。在這種優越條件基礎上產生的網絡媒體是最有生命力的。因此，網絡媒體的時代已經到來，并且有線電視應該是網絡媒體的主體，大勢所趨，不可阻擋。我們所應做的是面對現實接納新生，采取積極的對策，讓有線電視作為網絡媒體在我國走得更穩更好。

2、有線電視的網絡媒體特征

盡管有線電視作為網絡媒體的主體剛剛顯現，但我們通過因特網以及網絡媒體在國內外局部范圍內的進展，可以看出網絡媒體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1）生動的傳播形象網絡媒體幾乎囊括所有的傳統媒體，文本的、音頻的、視頻的，她為傳統媒體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推進平臺、一個低成本的發行手段，她會成為一個接口規范寬松的開放式的基礎設施。

（2）豐富的傳播內涵分布于全世界的數據庫都可以為網絡媒體所用，使人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們的工作更加方便快捷。

（3）互動的傳播方式媒體由原來的單向、固定的傳播方式轉變為交互、移動方式的傳播，媒體由“廣播”變為“廣取”，用戶將有選擇地“抓取”或使用網絡上的訊息。因此，注意力爭奪戰將成為網絡媒體發展的一個關鍵，媒體的品牌效應會越來越重要。

（4）個性化的服務方式網絡媒體的服務方式將由原來的單一的服務向多樣化、個性化發展。傳統的電視臺將面臨困境，電視臺的黃金時段的概念將化為烏有，代之而起的是“我要看的時間就是黃金時間”的接受習慣，頻道眾多，各有所長，觀眾按需自選，不再受過多的時間限制，從而迫使節目頻道趨向專門化，節目質量相應提高。

（5）集約的運營模式媒體運營將打破地域限制，由原來離散、小規模、低效向集團化、規模化、高效轉變，有線電視將由原來的封閉型走向開放、走向融合。

3、有線電視的網絡媒體困境及對策

盡管有線電視向網絡媒體過渡是大勢所趨，但在我國仍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1）網絡規模有線電視作為網絡媒體，網絡的規模、網絡的質量、網絡的技術水平對有線電視的網絡價值影響很大。我國的有線電視的發展過程，一直是有系無統，缺乏統一的垂直化領導。有線電視網絡是每個城市、每個縣、甚至每個小區自己鋪設的，雖然范圍非常廣泛，但實際上彼此并不相聯。這樣的信息“孤島”，在互聯網時代是沒有價值的，無法發揮本應發揮出來的巨大作用。另外，各地的網絡質量水平參差不齊，要實現網絡媒體的使命，有的需要重新改造，有的甚至需要重建。

國家為了提升有線電視網絡的價值，已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要求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單位組建企業化的廣播電視網絡傳輸公司，地（市）縣相應建立分公司和子公司，統一經營管理廣播電視傳輸業務。全國廣播電視網絡傳輸公司也有望近期成立。另外，廣電正在升級其基礎設施。2001年底30個省市骨干線建設全部完成。國家光纜干線網是雙向的，已經建成3萬公里，連通30個省市。

盡管阻力大、任務重，相信廣電部門通過經濟、技術、業務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兼顧地方有關各方利益，能夠把有線電視網絡建成一個完整的全國基礎信息大網，不僅可以實現自身的媒體功能，也可以通過介入電信業務，抵御中國加入WTO后外資進入電信市場形成的強大資金、技術優勢，并防止外資攝取電信業壟斷性高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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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絡內容“內容為王，管道為后”，高品質的內容是確保媒體成功的最關鍵的因素，與技術相比，內容的重要性更大。盡管有關有線電視網絡的新技術不斷地涌現，但用戶更看中的是自己是否享受到高質量的內容服務。要想讓網絡媒體進入尋常百姓家就必須為用戶提供物美價廉的服務，除了能提供目前廣播電視能提供的內容，例如新聞、體育、財經、娛樂以及其他內容，還應能提供能滿足人們不同需求、不同層次的個性化、專業化服務，而且這些節目還必須具有較高的互動性。

要解決網絡媒體內容匱乏的問題，應走網絡經營和內容服務分開的道路，充分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各自進行市場化、產業化運營。

有線電視網絡獨立出來以后，可以在有線電視網上搭建2個信息平臺。一個是模擬平臺，傳輸目前的幾十套模擬電視節目及其他一些付費頻道節目。一個是數字平臺，除了為未來的數字電視做準備外，還可以從事多種信息服務業務，包括數據增值服務、電信服務。

有線電視的內容走市場化、產業化后．會極大地繁榮節目制作市場，實現節目制作多樣化。所謂節目制作多樣化，是指充分挖掘社會資源，利用和委托一定的社會力量從事節目制作。未來內容制作方式將呈兩極化發展。一方面，人們利用個人計算機及相關設備在家庭制作的內容越來越多，一個或幾個好的新聞工作者或一個好的節目就可能成為一個頻道的品牌。另一方面，大的內容提供商將會涌現，跨領域、跨地域的節目制作和內容提供的傳媒集團會組建。隨著媒體內容提供渠道的多樣化與分散化，用戶愿意為好的節目付費，“只有垃圾節目才是免費的”這一新的概念會形成。媒體產業將同時告別暴利時代和免費時代，而走向“微利時代”。

目前，廣播電視臺仍是一個重要的節目制作和提供單位，應該盡快轉變觀念，鼓勵發展獨立的節目源制作商，委托他們制作節目。特別是一些專業性很強的節目，例如教育、衛生等，必須由大學、科研機構、專業人士的參與，和他們采取聯辦、合辦或分辦的形式，這樣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可，讓節目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這樣的網絡媒體才會給社會帶來新鮮、刺激，為社會發展增添新的推動力。

目前，我國的網絡媒體還處在市場的培育階段，有線電視需要做的是將大量的經過組織的優化信息，推向用戶，并加強宣傳力度，讓用戶以低廉的價格體會到網絡媒體的好處，隨著觀眾的增加，才能出現規模效益，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

（3）國家政策有線電視產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具有極強的政治敏感性，有線電視不僅要為公眾提供高質量的精神產品和信息產品，還肩負著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和倡導主流意識的重任。因此國家對有線電視的監管不僅應該而且必要。但是監管的具體內涵以及具體的監管方式對有線電視產業的發展影響很大。相對于我國有線電視的產業化進程以及公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我國有線電視的產業政策還顯不足和滯后。

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①現行的管理體制只是對有線電視的內容供給側采取政府直辦的方式進行控制，這種方式只能保證內容供給側不出事，卻無法保證因缺乏足以吸引公眾的節目和信息產品而在有線電視市場真正失去政府控制的目標。

②政府現在對有線電視的管理還多采用事業型的內部控制制度，相關法律還顯缺失，這遠不能適應有線電視的產業化需求，有線電視的產業化更需要政府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對市場進行法制化管理，通過建立相應制度，在政府的管制下促進市場的繁榮和發展。

③政府對有線電視行業的管理籠而統之，該嚴管的內容，因管理幅度不夠或管理成本太高，無力監管或降低了監管能力；不該嚴管并具有市場價值的內容，因管理太嚴，而制約了產業發展。在有線電視的產業化進程中，政府對內容的管理應該區分類別，進行分類管理，該嚴管的要嚴格控制，該放寬管制的要予以松綁。在目前試圖全部管理的制度下，必然會抑制有線電視產業的發展。

4、有線電視的業務分類

有線電視的光纖同軸混合網HFC利用5－40MHZ頻帶作為上行通信用，50－750MHZ作為下行頻帶，這種結構具有非對稱雙向傳輸功能，這使有線電視網絡具有廉價、寬帶、多功能的特點，它實現了分配型信息和交互型信息在有線電視網中的統一。HFC有線電視網絡的這種特性使其可能成為寬帶綜合業務數字網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切實可行的用戶接入網。

所謂分配型業務是由網絡中的一個給定點向其他位置傳遞單向信息的業務，具體包括：

一、不由用戶參與控制的分配型業務；

二、由用戶參與控制的分配型業務。

所謂交互型業務是在用戶間或用戶與主機間提供雙向信息交換的業務，具體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