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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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收入范文
近日，財政部長金人慶表示，非典對中國財政的影響已初步顯現，這種影響還會進一步顯現出來。考慮到非典對財政的影響有一個滯后期，隨著抗擊非典財稅優惠政策的逐步落實到位，尤其是今后非典疫情和洪澇災情的發展變化尚難準確預測，其對財政的影響也相應具有不確定性。
經濟專家董志勇認為，隨著非典疫情的解除，經濟的逐步恢復和長期增長的慣性，今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可能出現前高、中低、后回升的發展態勢。
今年1到5月，全國財政收入9039.98億元人民幣，已完成預算約44％，比去年同期增長28％。但全國財政收入增幅明顯回落，4、5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比一季度平均增幅低21.2和1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全國財政支出增長加快。4、5月份，全國財政支出分別較一季度平均增幅高5.7和15.6個百分點。
目前，隨著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受損嚴重的行業正在逐步恢復正常，非典的影響將是階段性的，是短暫的，不會傷及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會改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大趨勢。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表明，非典并沒有阻止中國經濟的增長。即使在疫情最嚴重的5月，中國經濟也有不俗表現。消費、需求、投資、外貿均保持快速增長。進入6月，中國經濟秩序走入正軌。上月下旬各地出現“井噴式”消費熱潮后，受非典影響最嚴重的服務業也將很快走出低谷。
此外，此次非典主要集中在北京、廣東、山西、內蒙、河北、天津等省市，而對拉動稅收收入增長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環渤海大部分地區非典較輕，中西部地區非典影響也較小。隨著疫情被控制，大部分地區將很快能從不利局面中擺脫出來。
第2篇：財政收入范文
稅收是國家權力機關及基授權的行政機關制定的調整稅收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核心內容就是稅收利益的分配；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或公共權力對社會產品進行分配的形式；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分配形式；具有無償性、強制性、固定性。
稅收是伴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物質前提是社會有剩余產品，社會前提是有經常化的公共需要，經濟前提是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主體，上層條件是有強制性的公共權力。中國的稅收是公元前594春秋時代魯宣公實行“初稅畝”從而確立土地私有制時才出現的。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稅收地位顯得越來越重要。這主要體現在：1.稅收是國家機器運轉的經濟基礎。馬克思說過：“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廢除捐稅的背后就是廢除國家”。沒有稅收，就沒有國家政權的正常運轉。從這個意義上說，稅收是國家的象征，并與國家共存亡。2.稅收是以法制為基礎的一種分配形式。稅收的通常定義是，國家為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憑借國家權力依法向居民和經濟組織進行強制征收而取得的一種固定收入。國家通過立法和采取相關政策，賦予稅收極強的法律地位，使稅收征收呈現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三大特征。我國實行依法治國，更加凸顯了稅收法律地位的重要性。3.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具有高度的統一性、權威性和嚴肅性。這是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出來的結論。所謂統一性，就是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一經制定，各地必須無條件遵守。所謂權威性，就是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制定權在中央，各地無權隨意制定。所謂嚴肅性，就是各地不得擅自違反或不執行稅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否則要承擔相應責任。實踐證明，只有高度維護稅收的統一性、權威性和嚴肅性地位，國民經濟才能健康有序地發展。
稅收是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規范的形式，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的特點。我國的稅收收入已占到財政收入的90％左右，是財政收入最主要的來源。國家運用稅收籌集財政收入，通過預算安排，支持農村發展，用于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用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進行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和城市的公共建設以及國防建設，維護社會治安，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開展外交活動，保證國家安全，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同時，稅收能夠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凡是納稅商品就具有生產和經營的合法性受到政府的保護，可以在全國市場上通行無阻，具有競爭的權利；稅收能夠適應各種所有制形式的需要，各種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經濟，在國家與企業及個人分配關系采用平等納稅原則，一視同仁，對各種所有制實行公平負擔政策，使各種所有制具有平等競爭能力；稅收適應企業自主經營的要求。企業可以根據稅法和自己的經營情況，確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確定利益界限，可以使企業擺脫主管機關的財政控制和財政部門過多的干預。
第3篇：財政收入范文
關鍵詞：財政收入;核算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9月30日
一、引言
政府財政核算體系（簡稱：GFS），是反映政府治理國家、管理經濟的多功能體系，目前已被世界上許多國家所采用。由于我國政府財政核算起步較晚，至今對GFS的研究較少。上海財經大學的葛守中教授，在《中國政府財政統計核算體系（GFS）通論》一書中闡述了我國的GFS，但他所研究的GFS是在1986年《政府財政統計手冊》（簡稱：GFSM）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核算流量的會計基礎是現金收付制，將大量的實物交易排除在外。200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新修訂了GFSM，記錄流量的會計基礎采用權責發生制，介紹了收入、支出、非金融資產交易及金融資產與負債的交易四種類型的交易，并且引入了存量核算。
修改后的《政府財政統計手冊》在收入核算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保障繳款不再包含在收入之中，出售資產獲得收入的行為劃為非金融資產交易。在現今條件下，經濟管理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政府財政收入也變得更加復雜，而我國政府財政收入核算的方法仍然相對落后，因此研究政府財政收入核算顯得十分必要。
二、收入的界定
財政收入核算是政府財政核算的一個重要方面，準確界定收入是正確核算的基礎。2001年的GFSM指出，收入是增加廣義政府部門凈值的交易。因此，在掌握收入的含義之前，了解交易和凈值的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一）交易和凈值。交易是指兩個單位之間依據相互協議進行的相互作用，或者是一個單位內部的行為，將這種行為作為交易處理具有分析價值。大部分交易是兩個單位之間的行為，一個單位的內部交易只包括固定資本消耗和庫存的變化。凈值是所擁有的總資產（包括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的價值與總負債價值的差額，是一個財富指標。
對于金融資產交易及非金融資產交易，一定會引起其他資產的相應增加或減少，這兩類交易不能引起凈值的變化。因此，區分一項交易是否是收入，即從是否能夠帶來凈值變化方面進行考慮。若能帶來凈值增加，則是收入;若不能，則不是收入。對于政府財政核算來講，能引起收入增加的交易，未必是收入交易。
（二）收入的構成。只要是由于交易造成收入增加的科目，都是屬于收入。2001年GFSM規定，收入包括稅收收入、社會繳款、贈與、其他收入四個部分。
1、稅收收入。稅收是政府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主要手段之一，它既可以為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籌集資金，又可以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調節收入分配及穩定宏觀經濟。通過稅收核算，可以了解政府通過稅收籌措資金的能力，了解稅收的總體規模及結構，分析稅收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按照法律規定參與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種形式。它是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由廣義政府單位的強制性轉移構成，但不包括罰沒收入、社會繳款等強制性轉移。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規范性的特征。
2、社會繳款。社會繳款是雇主代表雇員繳款，或雇員、自營職業者或無業人員自己繳款而形成的實際收入或估算收入，這些收入使繳款者、受其贍養者或遺屬獲得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這些繳款可以是強制性的，也可以是自愿的。與SNA相比，GFS社會繳款的范圍要小，包括：社會保障計劃的繳款;未備基金計劃的繳款，但不包括提供退休福利的未備基金計劃的繳款。提供退休福利的未備基金計劃的繳款，及自主和非自主養老基金，形成政府部門的負債。
3、贈與。贈與是一個廣義政府單位從另一個廣義政府單位或國際性組織得到的非強制性轉移。按照贈與的來源，將其分為來自外國政府的贈與、來自國際組織的贈與和來自其他廣義政府單位的贈與，最后一類只有在編制廣義政府單位的數據時才需要編制。
4、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包括財產收入、商品和服務的出售收入及其他雜項收入。財產收入是廣義政府單位在向其他單位提供它所擁有的金融和非金融資產時所取得的收入，包括利息、股息、準公司收入提取、租金等。出售商品和服務的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1）市場基層單位的出售;（2）管理費，包括強制性的收費和作為出售服務處理的其他管理費;（3）非市場基層單位的偶然出售;（4）估算的商品和服務出售。罰款和罰金是對違反法律或行政管理規定的單位和個人征收的強制性經常轉移。除贈與外的其他自愿性轉移收入是轉移的一部分，是自愿性轉移中去除贈與以外的部分，包括來自個人、私人非營利機構、非政府基金、公司和除政府及國際組織以外的任何其他來源的贈品和自愿性轉移。除此之外，還有雜項和其他未列明的收入。
三、我國財政收入核算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預算制度特有的缺陷，及我國核算制度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不夠，在按照國際接軌的形式進行政府財政收入核算時，存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一）各交易間相互交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明確說明，各交易間不得交叉，而我國的政府財政收入，常常與其他交易相互交叉。交易之間的交叉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收入和支出之間劃分不清。按照GFS的規定，收入不能當作負支出，同時，支出也不能當作負收入。我國的收支分類中存在著多處收支劃分不清的現象，如對國有企業計劃虧損補貼的處理。國有企業計劃虧損補貼所補貼的一般是由于國家政策干預而使國有企業發生的虧損，按其性質，該項屬于支出中“補貼”的范疇，是開支，而我國政府預算將其作為負收入來處理，沖減了收入，縮小了收支的規模。
2、收入與非金融資產交易之間劃分不清。非金融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庫存、貴重物品和非生產資產四項，非金融資產交易是對上述資產的獲得、處置及生產過程中對固定資產的損耗。GFS規定，非金融資產的處置屬于非金融資產交易，所獲得的收入不能歸入經常性收入。而我國政府預算體系將出售、轉讓國有資產的收入當作經常性收入，無疑虛增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3、金融資產的處置與收入交易劃分不清。金融資產是對其他機構單位的債權，金融資產交易是對金融資產的獲得和處置，金融資產交易往往表現為一種金融資產轉化為另外一種金融資產。金融資產的處置，一定會帶來現金等其他金融資產的增加。GFS規定，金融資產的處置不能當作收入交易，而我國的預算體系中，混淆了收入和金融資產處置之間的界線，往往把對金融資產的處置當作經常性收入來處理。比如，企業對政府各類貸款的歸還，減少了政府對企業貸款的持有量，是政府金融資產的處置，而我國政府預算體系將其歸入經常性收入。
（二）收入分類不規范。按照國際通行做法，政府財政收支分類體系包括經濟分類、職能分類以及經濟與職能的交叉分類。經濟分類是用于識別交易的類型，職能分類提供某項交易的目的的信息，我國現行的收支分類將不同的分類方法混雜在一起，類、款、項、目有的按部門分類，有的按功能分類，還有的按經濟分類。這種不規范的分類方法，使得對某些財政指標的核算，需要拆分原有的數據，給核算工作帶來困難，也使得核算的內容不夠精確。
（三）社會保障基金核算不健全。我國沒有單獨的社會保障基金核算，社會保障基金除在基金預算收支中有所反映外，還分散于行政費和各項事業費等多個科目之中，這種不規范的管理很難全面反映基金收支的總體情況。另外，2001年GFSM將社會繳款分為社會保障繳款及其他社會繳款，而我國的社會保障基金只有總額核算，不能反映社會繳款的結構。
四、解決辦法
2005年，國家財政部提出了財政收支分類，指出收入分類反映政府收入的來源和性質，新的政府收支分類體系要克服原政府預算收支分類“體系不合理、內容不完整、分類不科學、反映不明細”等弊端;2007年財政部下發了財預文件，對原有的收入分類科目進行了調整，全面反映政府收入的來源和性質，使得收入不僅包括預算內收入，還包括預算外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等應屬于政府收入范疇的各項收入。收入分類的改革使得收入的核算更加全面，但是我國仍然存在與國際不接軌的地方。為了便于國際比較，規范我國的收入核算方法，應對我國的收入分類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革。
（一）將收入交易與其他交易嚴格區分開來。將收入和其他交易區分開來，首先應區分收入與支出的界限;其次，要區分收入與非金融資產交易，與非金融資產處置有關的交易是非金融資產交易，而不是收入交易;最后，應合理劃分收入與金融資產與負債的交易，收入是能增加凈值的交易，而負債的發生及金融資產的處置都可以增加廣義政府單位的現金流量，但卻不影響廣義政府部門的凈值。
預算外資金是按照法律法規征收的政策性資金，具有財政性資金的性質，因此政府財政收入應包括預算外收入。由于我國特殊的歷史原因，一直把預算外收入排除在外，縮小了收入的范圍。
（二）正確界定收入的來源和性質，規范收入分類。設置出我國的GFS科目，從而形成我國的一套GFS。這就需要將我國預算收入科目進行一系列的拆分、調整與合并，調整出與GFS口徑一致的收入核算指標。
（三）建立社會保障基金核算。在政府財政核算中，社會繳款的核算屬于單獨的一項，具有相對獨立的地位，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核算，是全面進行政府財政核算的要求。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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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財政收入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極大發展，但國民財富并沒有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財政收入的增速超過國民財富。參照國際上通常的發展經驗，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國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比例會有此消彼漲的變化，但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國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就會出現逐步縮小的態勢，然而在我國則恰恰相反，反而進一步向政府傾斜。對于這種有悖于一般發展規律的現象及其可能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潛在危害，需要予以高度重視。彭爽、葉曉東（2008）、閆肅（2011）等學者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進行研究，都認為我國國民收入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居民部門收入比重不斷下降，但他們僅對原因做了相關描述性研究。因此本文將視角放在國民收入的部門分配關系上，重點在于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關系的研究，著重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二、關系及影響因素分析
我國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不協調是多種因素影響下的結果，從本質上講，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就是按照一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將國民收入分配給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因此，國民收入分配是影響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關系的最主要因素。國民收入分配理論認為，國民收入首先會在宏觀經濟的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之間進行初次分配，其次國家會通過政策對不合理的初次分配進行調整，也就是再分配過程，不同經濟主體在各階段的總量和份額也會發生顯著變化，通常認為，經過再分配，居民所得份額會上升，企業所得份額會下降，政府所得份額的變化依政府行為的不同會有所差異，而在我國則表現為政府所得份額會上升。可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從根本上促進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的共同增長，但是受到收入分配政策的影響，這種促進效果對于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不盡相同，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協調與否，取決于收入分配政策：均衡的收入分配政策下，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能夠實現協調增長；反之則將會出現不協調增長。
在收入分配過程中，稅收除了需要履行為政府籌集財政收入的職能，還要作為調節分配關系的主要政策發揮作用。一方面，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稅收增加必將導致財政收入的增加，兩者形成同向變化；另一方面，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稅收主要通過勞動供給選擇和資本投資等途徑影響經濟增長和國民財富。稅收主要通過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實現對經濟增長和可支配收入的影響。提高某一要素稅負，將同時導致要素邊際回報率和可支配收入下降，在前者影響下，相對價格變化影響私人行為選擇，減少該要素供給，即稅收的替代效應；而在后者影響下，為維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可能反而增加要素供給，即稅收的收入效應。增加稅收在替代效應下會阻礙經濟增長，進而阻礙財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在收入替代效應下一方面會直接導致可支配收入下降，另一方面通過更多的要素投入促進經濟增長，進而促進財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但是在我國勞動力過剩以及企業“輕勞動重資本”的分配格局下，增加資本和勞動投入反而會間接阻礙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由此可以得出，在我國稅收增長在促進財政收入增長的同時會阻礙國民財富的增長，也就是說，在我國稅收增長將加劇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不協調。
根據國民收入分配理論，我國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關系受到宏觀經濟狀況和宏觀政策的雙方面影響，除稅收增長外，財政支出、城鄉收入差距、城鎮化水平、工業化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等也對其有比較重要的影響。
財政支出是指國家為實現其各種職能，由財政部門按照預算計劃，將國家集中的財政資金向有關部門和方面進行支付以滿足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需要的活動。因此，財政支出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帶動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加。由于我國收入分配結構向政府部門傾斜，擠占居民部門收入，因而財政支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未能合理流入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從而加劇了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的不協調。此外，財政支出主要通過轉移性支出實現對居民收入增長的促進，對收入分配產生較大的直接影響，由于我國轉移性支出比重較低，弱化了財政支出對居民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因此最終將出現財政支出增長與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差距正相關的局面。
城鄉收入差距加大是居民收入內部增長不協調的表現，在我國具體表現為相對于城鎮，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過慢，這顯然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增長，更不利于經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受阻又意味著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受阻。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過慢迫使國家加大支農力度，包括降低對農村的征稅力度等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在緩解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造成的對居民收入增長的阻礙作用的同時降低了財政收入來源，進而對財政收入增長產生一定的阻礙作用。由此可見，城鄉收入差距加大對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的影響尚難確定，這主要取決于政府支農力度，當政府支農政策對居民收入的促進作用大于目前城鄉收入差距造成的阻礙作用時，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將會緩解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的不協調性，但這種緩解作用是兩相角逐下的暫時性狀態。
城鎮化水平是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城鎮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在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下將加劇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的不協調增長；另一方面由于相對于農村，我國征稅重心更偏重于城鎮，城鎮化水平提高意味著稅收增長加劇，進而導致財政收入增長加快。由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衡量指標是工業化水平。和城鎮化水平類似，工業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在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下將加劇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的不協調增長；另一方面由于相對于農業和服務業，我國征稅重心更偏重于工業，工業化水平提高意味著稅收增長加劇，進而導致財政收入增長加快。
市場化是以建立市場型管理體制為重點，以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為標志，以社會經濟生活全部轉入市場軌道為基本特征的。把特定對象按照市場原理進行組織的行為，通過市場化，實現資源和要素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社會效率，推動社會進步。因此，市場化程度加深提高意味著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化程度加深，也就意味著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向協調化的方向發展。
第5篇：財政收入范文
一、文獻綜述與影響因素考慮
財政收入由以下幾部分構成：稅收收入、國有企業上交的利潤收入、債務收入以及費用等其他收入。根據對文獻的閱讀，以往大部分文章都選取了稅收和國內生產總值來作為財政收入的影響因素。可稅收收入雖然是財政收入的最主要、最直接的來源，但它并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國內生產總值等因素的增長而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在一定程度上是稅基，因此可以把稅收簡化為在國內生產總值上乘以一個稅收比例的結果，所以財政收入的最終來源還是來自于代表經濟規模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而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個綜合的總量概念，它是由投資、消費、政府支出、凈出口這四個具體因素加總而得的。
所以在分析地方財政收入的影響因素問題上，可以考慮選擇以下三個因素更加直接的反映：（1）商品房銷售額。根據經濟學者謝國忠的文章，去年全國房屋銷售額為4.6萬億，把建筑成本、毛利、土地稅都算下來，這4.6萬億里面政府大概賺了75%，也就是3.5萬億多。另外，2010商品房銷售額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平均在20%，所以它對投資也有一定代表性的。
（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財政收入與經濟規模有很大關系，而GDP表現了經濟規模，但因GDP是一個綜合的因素，不利于政策指導。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的35%左右，是GDP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性還是很好的。并且，我國現在經濟處于轉型時期，由以前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發展轉向以消費帶動經濟的趨勢，所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具有充分的現實意義的。
（3）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數根據實際經濟情況，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方，一般教育水平也較高，反之亦然。所以要觀察地方的教育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對財政收入的影響。，
二、變量設置及定量分析
數據來源：“中經專網”
設商品房銷售額（億元）X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X3，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數 （人）X4,地方財政收入（億元）Y。
做最小二乘回歸并修正為符合經濟意義、統計意義、計量經濟意義的模型如下：
Yi^=0.533120+0.322730?lnX2+0.667741?lnX3- 0.134092?lnX4
模型估計結果說明，商品房銷售額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對地方財政收入都有促進作用；而地方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數似乎會減少地方財政收入，似乎有悖常理，所以考慮去掉這個因素。
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地區差異很大，所以還應考察地域差異對地方財政收入是否有影響。按照我國現在通行的經濟地域劃分方法，把我國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
引入虛擬變量：D1=0 不是東部 ，D2 =0 不是西部 ，
=1 東部 =1西部
新模型回歸方程：
Yi=--0.261203+0.268967?lnX2+0.620880?lnX3+0.232208?D1+0.183236?D2
由于中部地區的模型效果不好，所以不予考慮。這里僅比較東部和西部地區：
東部地區：
Yi= -1.176641+0.684893?lnX2+0.378728?lnX3
西部地區：
Yi= -0.242806+0.248886?lnX2+0.660084?lnX3
從結果可以看出：東部地區商品房銷售額對地方財政收入的拉動作用大于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對地方財政收入的拉動作用大于東部地區。分析原因在于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東部落后以至于邊際消費傾向大于東部地區（根據參考以前的文獻得到：西部地區的MPC=0.82，東部地區的MPC=0.759）。
三、結果分析與建議
（一）地方財政收入與商品房銷售額的對策分析與建議
“商品房銷售額”對地方財政收入確實存在顯著正向影響。關鍵原因在于“商品房銷售額”中有一大部分是由于土地出讓金造成的成本額。而土地出讓金又占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25%~50%。理論上，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使其更好地發揮其職能，需要增加土地出讓金收入。但是，現階段中央的政策是穩定房價讓老百姓買得起房。而增加土地出讓金會抬高建房成本，致使房價加劇上漲，與中央的“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政策相悖。所以，想要在這方面提高財政收入現期是不太可行的。
（二）地方財政收入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對策分析與建議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對地方財政收入也存在正向關系。所以，可以提高“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發展內需從而促進地方財政收入的提高。，消費增長對地方財政收入的促進作用以及同中央的政策相符合，所以地方政府可以，大力發展內需，拓展農村消費潛力，提高城市中低收入者消費，擴大消費熱點等。
（三）對地區差異導致的地方財政收入規模差距的對策分析與建議
在國民經濟總量增長過程中，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落差”卻十分顯著，由此導致的地方財政收入規模差距也比較明顯。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不僅會遲滯全國經濟發展的步伐。縮小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上的巨大差距，必須加大對西部地區科技投入的比重，科技的投入及科技技術進步的應用對經濟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縮小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上的差距，加速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步伐，、還需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和鄉鎮企業，從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步增強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實力和潛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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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忠輝,丁建勛,王麗麗 .我國財政收入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當代經濟.2011（04）.
第6篇：財政收入范文
【關鍵詞】 財政收入;ARMA模型;協整分析
1978～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的規模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而增長,由1978 年的1132.26億元到2007年的51304.00 億元,擴大了近45倍。目前,我國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遠遠高過經濟增長,體現出高態位、高偏離、高離散和高依賴的特征。我們要警惕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如國民和企業負擔過重,社會不平等加劇使矛盾激化等。
一、研究與分析
本文選取1990年到2007年的稅收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作為我國財政收入的變動因素。定義變量:Y財政收入(億元), X1稅收(億元),X2GDP(億元)。我國財政收入的有關數據(為了消除異方差,對數據做取對數處理)。
1.對序列Y的研究
(1)分布圖
(2)對序列Y的相關性和平穩性研究
從自相關圖來看,除了延遲1階和2階的自相關系數大于兩倍標準差外,其它的都在兩倍標準差內,說明該序列具有短期相關性。各階滯后的Q統計量的P值都小于0.05,說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序列相關。由上述結果可得出白噪聲檢驗結果:由于在各階延遲下,Q統計量的P值都小于0.05,所以拒絕純隨機性假設,此序列不是純隨機的,序列非平穩。
(3)對序列Y進行差分處理,根據差分表做出折線圖
(4)對序列Y進行單位根檢驗(ADF)
得到二階差分序列較平穩,從分析結果中,可知ADF統計量的值小于顯著性水平α=0.01,0.05和0.1時的臨界值,拒絕原假設,即認為序列Y近似服從一個平穩的二階自回歸模型。同時,二階差分的白噪聲檢驗結果:在檢驗的顯著性水平為0.05的條件下,由于6階和12階延遲的Q統計量的P值都大于0.05,所以該差分后的序列可以視為白噪聲序列,即二階差分后的序列幾乎提取了所有的相關信息。
(5)模型選擇
從差分序列Y2的自相關圖可以看出,自相關圖和偏自相關圖均顯示出顯著的拖尾性質,所以考慮用ARMA(p,q)模型擬合二階差分后序列。根據最小信息量準則(AIC準則)ARMA(2,2)是最優模型,該模型的口徑為:
S=[AR(2)=-0.067115,BACKCAST=“1990 2007”]+[MA(2)=-0.318943,BACKCAST=“1990 2007”]。
(6)模型優化(用殘差的一階差分對模型優化)
該優化后的模型口徑為:
Y=-2.566325D(SER02(-1))+0.601096D(SER02(-1),2)+0.012679
可以看出,優化后可決系數R2變大了,模型更有效。
(7)模型擬合
2.對序列Y和的協整分析
由于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稅收與財政收入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本文著重分析財政收入與GDP之間的關系。
(1)協整分析
在這里我們使用Eviews3.1軟件對各變量分別進行ADF檢驗(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檢驗結果見表1。由表1可見,所有變量的對數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穩的,而所有變量的對數序列的一階差分在1%的顯著水平上都是平穩的。
根據單位根檢驗,由于LCZSR和LGDP均為一階單位根過程,可以利用“Engle Granger兩步法”來檢驗其協整關系或長期均衡關系。首先對LCZSR和LGDP進行協整回歸,得到協整方程為(括號中的數據為t統計量,以下同) :
LCZSRt=-0.6139+0.7388+ut(-7.30) (31.67)
R2=0.953 Adjusted-R2=0.952 F=1002.93 DW=0.381
S.E.=0.1821
對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 檢驗的模型為:
ut=-0.2579ut-1+0.344ut-1+et(-2.82) (2.46)
殘差序列為平穩的,因此,我國財政收入和GDP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根據協整模型可知,長期內,我國GDP每變動1%,財政收入將同方向變動0.739%,即從長期來說,我國的財政收入對GDP的彈性為0.739,同時也說明了我國的財政收入與GDP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根據Granger定理,如果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那么一定存在誤差修正模型的形式。用ECM表示上述模型中的殘差序列,利用Eviews3.1軟件進行反復嘗試,建立如下誤差修正模型:
LCZSRt=1.322LGDPt-0.585LGDPt-1+0.361LCZSRt-1- 0.17ECMt+u2t(7.73) (-2.29) (2.41) (-1.94)
R2=0.658 Adjusted-R2=0.636 S.E.=0.095
D.W.=1.9524
根據誤差修正模型,短期內,我國財政收入與GDP之間具備顯著的正相關性。從誤差修正項的估計系數(-0.17) 來看,其值為負,調整方向符合誤差修正機制,雖然調整力度不是太大,但可以保持我國財政收入與GDP的協整關系,自動調整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2)協整分析結論
第一,根據協整檢驗,盡管我國的財政收入和GDP都具有非平穩性,但它們之間卻具有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就長期而言,我國的財政收入與GDP之間具有統計上的高度相關性。從誤差修正模型來看,短期內我國的財政收入與GDP之間存在動態調整機制,由于誤差項的存在,可以自動地實現我國的財政收入與GDP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第二,從協整方程可以看出,我國的財政收入對GDP 的彈性為0.739。彈性小于1,說明財政收入的增長率小與GDP的增長率,財政收入的增長落后于經濟的增長,因此,仍需要進一步采取措施,提高財政收入對GDP的彈性。
二、結論與建議
1.積極推進稅費改革,規范政府收入機制
各國規范的財政收入都是由稅收與收費兩部分組成,以稅收為主,收費為輔。一般稅收占90%左右,收費占5%～10%,且收費都納入預算內管理和統計。稅費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徹底規范稅收與收費的范圍,理順政府的收入行為。當前應進一步清理整頓各種不合理收費,標本兼治,從體制和機制上解除濫收費根源,解決各種收費對稅基的侵蝕,逐步建立“以稅收為主,少量收費為輔”的公共財政收入分配體系。
2.調整和完善現行稅制
進一步完善增值稅,實現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型,解決現行增值稅的重復征稅問題,擴大增值稅的征收范圍。適當調整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和征收內容:盡快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規范所得稅稅前扣除制度,合理確定稅收負擔;清理整頓稅收優惠政策,取消按納稅人性質、所在地區給予的優惠;實行以產業政策和地區優惠相結合,以產業為主的優惠方法,并對外資在產業和科技含量上給予特定的優惠。
3.健全財政秩序,規范財政分配
依法管理政府的非稅收入,依法將這部分收入納入預算管理。取消預算外分配,一切收費、罰款和基金收入,必須全額上繳國庫,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收支兩條線:收入上繳、支出按預算執行。政府要按照普通公民的意愿來決定公共財政項目,通過預算支出提供普通公民需要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使公眾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實惠。要用高新技術和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工業部門的技術含量,并且要運用現代經營方式和信息技術提升傳統服務業的比重和水平,從而帶動財政收入結構合理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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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丹,陳曉毅.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實證分析.統計與信息論壇.2004
第7篇：財政收入范文
5月份，全國公共財政支出10266億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101億元，增長12%。其中，中央財政本級支出2144億元，同比增長25.6%；地方財政支出8122億元，同比增長8.9%。
1―5月累計，全國公共財政支出4661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442億元，增長13.2%。其中，中央財政本級支出7776億元，同比增長11.3%；地方財政支出38834億元，同比增長13.6%。
民生等重點支出得到保障。1―5月累計，教育支出6787億元，同比增長11.6%；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652億元，同比增長16.4%；醫療衛生支出2956億元，同比增長25.4%；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6450億元，同比增長19%；住房保障支出1083億元，同比增長8.6%；農林水事務支出4002億元，同比增長13.1%；城鄉社區事務支出3706億元，同比增長18%；節能環保支出821億元，同比增長24.9%。
5月全國公共財政收入12749億元，增長6.2%
5月份，全國公共財政收入12749億元，比去年同月增加744億元，增長6.2%。其中，中央財政收入7170億元，同比增長2.6%；地方財政收入（本級）5579億元，同比增長11.3%。本月中央財政收入由前兩個月同比下降轉為小幅增長。
5月份主要收入項目情況如下：
1.國內增值稅2250億元，同比增長5%。
2.國內消費稅629億元，同比增長4.9%。
3.營業稅1152億元，同比增長13.8%。主要是上個月房地產市場成交額大幅增加帶動房地產營業稅相應增長。
4.企業所得稅4588億元，同比增長6%。其中，銀行業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12%，工業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9.6%。
5.個人所得稅503億元，同比增長14.5%。
6.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1241億元，同比下降2.3%；關稅233億元，同比下降4.4%。主要受一般貿易進口增幅較低的影響。
7.出口退稅912億元，同比少退60億元，下降6.2%。
8.車輛購置稅229億元，同比增長15.7%。
9.地方其他稅種情況：受上個月房地產市場成交額大幅增加帶動，契稅315億元、同比增長40%，土地增值稅276億元、同比增長27.4%。
10.非稅收入1338億元，同比下降8.9%。其中，中央非稅收入200億元，下降49.9%，主要是清繳石油特別收益金收入減少；地方非稅收入1138億元，增長6.4%。
1―5月累計，全國公共財政收入56214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459億元，增長6.6%，增幅同比回落6.1個百分點。其中，中央財政收入27134億元，同比增長0.1%；地方財政收入（本級）29080億元，同比增長13.4%。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48979億元，同比增長6.9%，增幅同比回落2.5個百分點。
第8篇：財政收入范文
摘要：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的規模、增長速度均創下歷史新高，占gdp的比重也達近20年的最高值。因此，社會上出現了關于財政收入高增長的疑慮。本文從多方面分析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原因，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階段政府職能合理化及完善財政調控的要求，說明財政收入近年來持續高速增長的客觀必然性。當財政增收部分主要用于民生等經濟社會的薄弱環節時，可產生消解矛盾、促進和諧、支持又好又快發展的效應。為消除和防范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本文提出三方面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財政收入；gdp；產業結構
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出現快速增長勢頭，社會上對其是否會有不良影響的擔憂時有所聞。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總額和增長率又創歷史新高，質疑聲音再度高漲。所以，很有必要對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原因作出客觀、理性的分析，弄清表象下面的根源，從而為決策提供客觀的、科學的依據。
一、我國財政收入與gdp增長的對比
財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是各國都十分重視的指標，它反映政府分配的集中程度和財政能力，又反映國家宏觀稅負水平。這一指標過高，企業和社會成員的負擔較重，經濟發展缺乏動力；這一指標過低，則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不足，經濟社會發展缺乏公共品保障。因此，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應保持合理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收入總量連年增長，2003年突破2萬億元，2004～2006年，財政收入分別比上年增長4681.22億元、5 252.82億元、7 110.91億元，2007年實現財政收入5.1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25萬億元以上。從增長率看，雖然在不同年份存在波動，但近三年財政收入增長率呈加速上升趨勢(見圖1)，其中2007年名義增長率從2006年的22.47％提高到32.36％，提升近10個百分點，實際增長率從2006年的18.62％提高到26.08％。從增長的絕對指標和相對指標兩方面看，2007年財政收入既延續了自1995年以來的強勁上升勢頭，又帶有一定的超常規增長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實現了長期高速增長，30年間平均增速高于9.7％，2007年達24.66萬億元，比1978年的3 645.2億元增長了66.7倍，比2002年增長65.5％。近五年來，我國gdp年均增長更高達10.6％，然而，同期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又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名義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1.09％，實際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6.69％。
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曾在改革開放后的前十多年間持續下降，從1978年的31.06％下降到1995年的10.30％，而后扭轉為穩步上升，到2007年為20.8％，年均上升約1個百分點，尤其是2007年該比重比2006年上升2個百分點以上(見圖2)。從增量對比看，財政收入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近五年逐年升高，其中2006、2007兩年顯著上升(見表1)。
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升高及財政收入與gdp的相對增長速度加快說明財政集中程度和財政能力在提高，但是否形成了對經濟主體的過高負擔，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是否存在較大的負面影響，作為社會關注的問題，需要分析和澄清。
二、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從理論上說，一國特定條件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財政收入與gdp的相對增長速度客觀上存在著一個合理量值(或合理數量區間)。在這個水準上，資源總體配置效率最高，政府應力求使本國財政收入符合這一水準。但從現實來說，由于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結構、政府職能定位、經濟體制與財政體制不同，這個量值不可能簡單劃一，也不可能固定不變。我國改革開放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有其必要性、必然性，但下降過多，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所以其后的恢復性增長也有其必要性、必然性。近些年我國財政收入高速增長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經濟發展因素
財政收入的增長及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決定的。一般來說，在假定稅收制度不變、管理力度不變的條件下，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越高，則財源越豐裕，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當進入市場經濟相對成熟、管理體制和稅制結構相對穩定的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便會相對穩定。因此，從橫向比較來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經濟發達國家要高于發展中國家，在中等收入國家要高于低收入國家(見表2)。從縱向來看，英、法、美三國1880年全部財政收入僅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10％左右，目前已上升到30％～50％，并保持相對穩定。如，美國在長達40年的時間里，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明顯的先降后升的趨勢，這與我國的經濟社會轉軌有密切關聯。改革開放前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在財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較高；改革開放后，我國財政收入的主體轉變為稅收收入，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1992年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后，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先后進行了分稅制、費改稅等項改革，同時加強稅收征管，確立提高“兩個比重”的目標，并順利實現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回調。只有在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持續高于gdp增長速度的條件下，該比重回調的目標才可能實現。1995年后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一路走高是“解放生產力”、分權讓利、放水養魚、搞活經濟、培養財源的努力進入“收獲期”的表現，既是該比重降到過低狀態后的一種恢復性增長，又得到了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基本面的有力支撐：1994～2007年，我國不變價gdp年均增長9.82％；現價gdp年均增長15.13％；同期財政收入取得年均增長19.36％的成績。這充分印證了“經濟決定財政”的基本原理和“改革解放生產力”的成就。進一步分析，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還有產業結構變化、效益與收入提高和進口環節稅收貢獻三大原因。
1.產業結構變化因素。三次產業各自的增長率和提供的gdp與財政收入的相對份額是明顯不同的。從1994年至2006年間，按可比價計算，我國一、二、三次產業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9％、11.4％和10.o％(見表3)，按當年價計算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8％、15.5％和16.3％(見表4)，第二、三產業的增幅明顯高于第一產業。考慮到第一產業過去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就很低，取消農業稅后則已幾乎不提供財政收入，那么從大的產業結構上看，只有二、三產業對財政收入有貢獻。因而，有實質意義的合理對比，是將財政收入增長率與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率作比較。
2.效益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因素。近十余年來，隨我國企業效益水平上升、居民個人收入增加，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增長勢頭也十分強勁。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網站的數據資料計算，1994 2007年我國企業所得稅(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年均增長率為23.6％，而同期個人所得稅年均增長率高達34.9％。這些高速增長的財源及實際收入，是同期財政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的重要因素。
3.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收的貢獻因素。隨著綜合國力提升和擴大開放，我國的進出口規模逐年上升，外貿依存度已居于世界各國高位，由此帶來的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收收入也成為總體財政收入強勁增加的一個貢獻因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及國家海關總署網站數據計算，1994～2007年，以美元計價的我國進口總額年均增長18.3％，出口總額年均增長20.0％，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收年均增長23.1％。
(二)統計和價格因素
1.統計角度的分析。財政收入是按一定時期累計的現價收入計算的，而gdp增長率通常是按照不變價或可比價核算的，由于統計方法不同，造成財政收入的增速相對于gdp的增速出現部分虛高。2007年gdp名義增長率為17％，實際增長率為11.4％，財政收入名義增長率為32.36％，而實際增長率為26.08％，可見，不同統計方法下的財政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差距不同。因此，選擇剔除價格影響的實際增長率進行同口徑比較，就會發現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增長之間的實際差距并沒有那么大。此外，財政收入與gdp的統計口徑存在不同，由于我國稅收政策中包含某些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規定，所以財政收入中或多或少有一些先期計入而后期退還的收入，可能造成財政收入的“虛增”；又由于我國沒有將股票交易、房地產二手交易等一部分帶來較高稅收的虛擬經濟活動以及某些產生稅收的服務活動充分納入gdp的統計范圍，也會造成gdp的一定低估或“虛減”。
2.價格角度的分析。如果全面考慮價格因素的影響，財政收入的增量中還存在價格再分配的部分，具體分三種情況：一是通貨膨脹部分，是由通貨膨脹這種貨幣現象導致名義收入在賬面上增收。二是產品比價變動部分，當出現結構性物價上漲時，財源(稅基)分布就會改變，有可能導致財政收入相應增加。三是累進稅受物價影響的增收部分。對采取比例稅率的流轉稅來說，稅收收入的增長率等同于物價上漲率，財政收入只有名義增長，而對于采取累進稅率的所得稅來說，物價上漲會提升稅率檔次，會出現名義與實際財政收入雙增長。
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受價格因素的影響很大。當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4.8％。首先，2007年我國出現了結構性物價上漲，能源、原材料、食品、房地產價格上漲較快。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 2.3％；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4.4％；農產品生產價格上漲18.5％；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上漲7.6％，從而拉動相關稅收收入大幅增加。其次，我國現行稅制是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的雙主體稅制，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同時存在財政收入名義增長和實際增長。當然，由于流轉稅的比重較高，所以受2007年價格因素影響的財政收入增長，有相當部分屬于名義增長。
(三)征管因素
在假定稅收制度不變、經濟規模不變的條件下，由于稅收征管力度加大而帶來的稅收增長，即所謂的“管理性增長”。長期以來，我國稅收征管工作存在著稅源管理覆蓋不全、監控不力、執法不統一和不嚴肅、欠稅逃稅處罰偏輕和偷、逃、騙稅違法現象較多等問題，造成稅款大量流失。近年來，我國稅收征管理念逐步向“依法治稅”和“稅收服務”轉變，強化稅收監督，加大征管力度。因而，“管理性增長”對我國財政收入持續快速增長的貢獻較大。如，2007年稅務機關進一步加強稅收征管工作，在土地增值稅方面，各級稅務機關對房地產開發企業依法進行了土地增值稅清算，征收管理力度較往年顯著加強。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納稅人自行申報個人所得稅的工作在各地稅務機關首次開展，完善了全員全額扣繳申報管理，同時強化了轉讓二手房等財產轉讓所得稅的征管，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費用扣除額)而造成的減收。在稅費改革方面，繼續加大清理稅外收費力度。這些措施有效堵塞了稅收漏洞，抑制了偷漏稅現象，是我國財政收入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此外，在稅收征管實踐中，由于仍實行指令性的征收任務切塊下達，在因某些原因難以完成當年任務的地方，主要是一些基層縣鄉，確實存在“征過頭稅”、“列收列支”、“貸款空轉”等現象，這是造成我國財政收入部分“虛增”的一個原因。但這在財政增收中畢竟不是主要的部分，在近年加強依法治稅過程中正在收斂。
(四)臨時政策因素和特殊不可比因素
10余年來，特別是1998年以來，我國稅收的動態調整總體特征是實行“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不著重于增稅，并且在近年屢出減稅舉措(包括取消農業稅、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試行增值稅轉型和企業所得稅并軌等)，但也不排除在某些年度出臺特定的增稅措施。如，2007年5月30日調增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由1％o調升為3％0)，成為財政收入凈增l 800多億元的一次性政策因素(當年該項收入增長率高達1017.4％)。具體分析，如表5和圖4所示，2007年財政收入的增量中有91.6％來自稅收增收，有8.4％來自非稅收入。在稅收收入的增量中，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與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收的貢獻率分別為16.8％、12.7％、21.0％、6.4％和12.9％，其他稅收的貢獻率為9％。這些大體上均屬延續以往年度情況的正常增長，而證券交易印花稅的增長幅度為1 017.4％，對當年稅收增長的貢獻率達15.9％。這是屬于一次性不可比因素。2007年這類一次性因素還有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特別收益金入庫等，合計約3000億元左右，為數不小，但在當年1.2萬億元以上的增收財力中，只占1／4，仍然不是主導部分。
三、結論及對策建議
通過財政收入與gdp增長及其他相關因素的對比分析，能得到近年包括2007年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總體上正常的基本結論。因此，既不應列2007年財政收入32.36％的高增長“望文生義”地得出其不合理的總體結論，也不應忽視這一年所存在的超常規因素。在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與轉軌經濟相適應的改革開放成果和財源建設成果顯性化，以及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范圍調整，決定了財政收入持續快速增長有其客觀性、必然性，但在特殊年份，財政收入的增長也可能發生較明顯的波動，包括不確定的、一次性因素影響帶來的超高結果，不具有常規的可持續性。在瞻前顧后、統籌協調時，必須充分考慮排除不可持續因素。
從我國財政增收的主要效應看，首先，我國以間接稅為主導的稅制結構安排，對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因為在間接稅制下，作為廠商的納稅人較容易將稅負轉嫁出去，從而使納稅人的投資、儲蓄行為不易產生稅收扭曲效應。因此，近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對民間的擠出效應較弱，有利于從整體上優化經濟運行環境。其次，當增收部分主要用于民生支出等方面時，財政收支的擠出效應也不會被強化，反而有利于宏觀經濟運行。因為從基本原理上說，財政收入的規模應以財政正常履行職能為標準。就我國來說，在市場機制逐漸成熟的條件下，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逐步弱化，而社會管理職能日益加強，為滿足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尤其是公共財政致力于改善民生的需要，十分需要充足的財政資源來支持。目前我國一方面財政收入規模在加速擴張，另一方面以支出為主導的民生財政進展如火如荼。根據預算乘數原理，通過擴大轉移支付等支出，把超收收入的絕大部分用于民生，可將潛在的需求變成現實的需求，使社會有效需求擴大，且增加與之對應的有效供給。因此，近年財政收入持續高速增長并不是與民爭利，而是為民謀福利。
既然我國近年財政增收的原因可以得到合理解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就可更加堅定地貫徹當前穩健財政政策框架下的優化結構方針，把財政增收的“真金白銀”有重點、有針對性地合理投入支持“三農”、調節區域差異、改進民生(包括教育、醫療、社保、人居條件等)、保護生態環境、激勵科技進步等方面，從而強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這些舉措將會增加有效供給，消解矛盾，為市場主體提供更為滿意的投資環境，助益于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又好又快”的發展進程。同時，我國財政增收所關聯的并非全部都是正面效應，也與單純gdp導向和單純財政收入導向、粗放型發展及短期行為等有一定相關性。消除和防范與財政增收有關而可能發生的不利影響可采取如下對策：
(一)堅定地樹立科學政績觀和科學理財觀，明確地將節能減排、減少污染、保護生態環境列為各級政府政績考核指標，約束和降低單純gdp和單純財政收入導向。
第9篇：財政收入范文
關鍵詞：鄉鎮；財政收入；困境；出路
一、鄉鎮財政收入現狀
隨著近年來社會主義經濟的飛速發展，鄉鎮財政收入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以2008年為例，全國財政總收入61330.35億元，占全國GDP的21.4%，其中，中央本級收入32680.56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53.3%；地方本級收入28649.76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46.7%。作為地方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鄉鎮財政收入在全國GDP中的占比連年升高，但可用資金并沒有隨著財政收入的增長而增長。隨著經濟的發展，鄉鎮財政一般支出龐大，基礎設施投入越來越多，鄉鎮財政管理的壓力反而越來越沉重。實際上，鄉鎮政府財政負債是很普遍的現象，甚至一些地方上的債務遠遠超過了風險警戒線。在實際情況中，財政部的決算數據只體現了稅收收入和預算，非稅制收入和預算并沒有被納入統計。而在實際情況中，很多鄉鎮財政非稅制收入和預算反而占據了較大的比重。仔細分析當前鄉鎮財政收入的現狀，很容易發現鄉鎮財政目前面臨著不小的困境，解決這些困境是保證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必須重視的問題。
二、鄉鎮財政收入面臨的困境
鄉鎮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騰飛，鄉鎮經濟的發展也進入了快車道。但在鄉鎮經濟發展的道路上，鄉鎮財政收入方面卻面臨著諸多困境。從客觀角度看，鄉鎮財政近年來的稅收收入由于農業稅制改革等原因，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經濟發展水平低是大部分鄉鎮存在的普遍現象，極大的約束了鄉鎮財政收入的增長。但同時，鄉鎮財政收入也有著管理缺乏科學性、監督力度不足等等主觀問題。這些困境是制約當前鄉鎮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的重要原因，要改善鄉鎮財政收入現狀，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影響鄉鎮財政收入客觀存在的困境隨著農業稅的取消，鄉鎮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受到了很大影響。農村稅費改革后，基本上從制度上堵死了面向農村收費的渠道。“稅不夠，費來湊”是前幾年鄉鎮解決經費不足的主要辦法。稅費改革后國家從政策上、體制上杜絕了向農民收取的各種費用，鄉鎮陷入了“無米之炊”的困境加上大部分鄉鎮缺乏優質的經濟資源，也存在著交通不發達、辦公條件差等硬件原因，鄉鎮財政收入很容易陷入窘境。同時，鄉鎮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對鄉鎮的財政收入有著極大的影響。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是當地財政收入的基礎，但目前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偏低，經濟結構單一，沒有形成有足夠高附加值得產業鏈，很難保證鄉鎮政府的財政收入水平。現在很多鄉鎮經濟發展以第一、二產業為主，甚至很多鄉鎮依舊以單一的第一產業為主，這大大制約了當地經濟發展，也對當地鄉鎮財政收入規模有著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二）影響鄉鎮財政收入主觀存在的困境一些鄉鎮的經濟發展過分依賴當地自然形成的地理條件，或是過分依賴本地固定幾個企業和公司繳納的稅款，稅種單一，稅收收入脆弱且應變能力不強。而且很多以農業為主的鄉鎮在農業稅取消后財政收入受到了很大影響，財政缺口越來越大，只能從“非預算”收入上想辦法。從地方財力結構來分析，非預算資金占地方財力的比重較高，1997~2003年該比重分別為25.71%，29.76%，37.75%，31.15%，30.86%，29.72%，29.28%，28.67%，25.76%，23.12%。非預算財政收入占地方財力的1-4以上，而且大部分都是通過賣地獲取，并不是科學、可持續的財政收入增長方式。缺乏穩固的財政收入來源，是制約我國鄉鎮財政收入增長的重要原因。另外，雖然現在鄉鎮普遍建立了完備的財政收入預算制度，但一些鄉鎮落實方面依舊容易出現問題。特別是部分村級財政管理，與各部門的權責管理仍然不夠明確，村級財政收入的預算和管理責權不明。財政資金管理缺乏規范性，主要表現有票證管理混亂，各種財政收入的原始憑證缺失；會計科目設置不合理，一些資金的流動甚至只有簡單票據，沒有根據會計原理記賬；缺少嚴密的資金管理體制，一些教育、衛生、農業發展專項資金被挪用；預算決算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財政收支平衡，在編制決算時個別領導采取隱瞞、壓低收入數，虛列、加大支出數的辦法在賬面上平衡收支。財政收入預算制度輕落實，嚴重影響財政收入的安全性。最后，鄉鎮財政收入的監管力度不足也會影響鄉鎮財政收入的水平。鄉鎮財政的監督一直以被動監督為主，并且一些監管制度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特別是對于村級財政來說，財政所并沒有執法資格，獨立性和威懾力均有所不足；一些鄉鎮財政赤字較大，而財政資金監管又是一項長期的、大范圍的工作，需要資金鏈支持。鄉鎮財政狀況不良導致難以下本錢投入財政監督，財政監督不足又導致鄉鎮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形成惡性循環；有的鄉鎮財政收入不在目前的監督范圍內，容易產生亂收費、“小金庫”等亂象。
三、促進鄉鎮財政收入增長的方案
鄉鎮政府只有擁有充足的財政收入，才能進一步促進以政府為主導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穩定發展。近年來，隨著我國對鄉鎮財政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并且取得了積極的改革成效，鄉鎮經濟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扮演者越來越重要的位置，然而當前鄉鎮財政收入總體的增長速度卻并沒有跟上當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步伐。因此，鄉鎮財政收入面臨的困境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只有解決這些困境，才能更好的促進鄉鎮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本文針對鄉鎮財政收入面臨的種種困境，簡單提出了幾個解決方案。
（一）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拓展稅源在農村稅費改革的大背景下，以農業稅為財政收入主體的鄉鎮政府想要改善當前財政收入狀況，就必須大力發展當地鄉鎮經濟。目前我國鄉鎮經濟中第三產業占比偏小，有著極大的發展前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拓展當前鄉鎮稅源可行的方案。努力發展第三產業的關鍵是“實施網絡化發展戰略”，要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不同層次的社區之間，建立縱橫交錯、密切聯結的農村第三產業社會服務體系，把農村一、二、三產業有機聯系起來，使一、二產業的產前、產中、產后成龍配套。以第一、二產業為基礎，將第一、二、三產業有機結合，共同促進鄉鎮經濟發展，對改善鄉鎮財政收入面臨的不利的客觀條件、提高鄉鎮財政收入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二）切實落實鄉鎮財政收入預算制度首先要解決影響鄉鎮財政收入的客觀因素，建設更成熟有效的財政管理團隊。針對鄉鎮財政管理遇到的實際情況，鄉鎮政府必須精簡人員配置避免不必要的行政費用開支。同時，根據公共財政建設的要求和鄉鎮財政職能的需要，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則，進一步調整規范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科學劃分鄉鎮財政支出范圍，加大對經濟薄弱鄉鎮的轉移支付力度。鄉鎮財政管理制度方面，要將責權明確到個人，盡可能規避財政收入可能遇到的風險。切實落實鄉鎮財政收入預算制度，是降低財政收入風險的有效手段。鄉鎮財政收入預算編制，必須細化到所有可支配財政資金上，最大程度完整反應當前鄉鎮財政收入狀況。同時，財政預算管理責任必須明確，管理秩序必須規范。在財政預算編制時，優化鄉鎮財政收入結構。只有保證鄉鎮財政收入結構合理，才能在保證鄉鎮財政收入充足的同時，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反之，就會對當地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但同時，在優化鄉鎮財政收入結構的同時，也要對可能出現的影響加以警惕，以免出現新的問題。
（三）優化鄉鎮財政收入監督機制保證鄉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監督機制是重中之重。首先，必須建立完善的財務管理審查機制。針對財務管理部門，必須更加注重內部監督，防止財務管理部門發生管理漏洞。強化財政所的獨立性和權威性，積極對鄉鎮財政收入預算和執行進行監察，保證鄉鎮財政收入的安全性。其次，各個監督部門要將鄉鎮財政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對觸犯法規的個別人員要嚴肅處理，真正給鄉鎮財政一個清正廉明的環境。最后，鄉鎮財政收入預算應該公開透明，將社會輿論納入監督范圍，讓民眾參與到財政收入預算落實的監督中來，以保證鄉鎮財政收入預算切實執行，同時也能讓民眾感受到財政收入增長帶來的實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