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社會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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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業社會化范文
新時期的發展中，逐漸形成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囊括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服務，各種服務性經濟實體對農業提供的服務，還有國家經濟技術部門為農業提供的服務等，在統計方面，統計指標的設計應從服務體系的實際出發，緊密聯系生產的服務的全過程，并盡可能做到不重復、不遺漏，全面而又簡明，使其為后續的農業發展服務。
一、統計指標的選擇原則
在實施農業化社會化服務統計的過程中，為了達到統計結果及后續評價的客觀、全面和真實，一般要遵循以下三個統計指標的選擇原則：一是導向性原則，也就是選擇和設立的指標要以反映該服務目前的特征為目標，也要考慮到當前農村服務業發展的趨勢，重視指標參數的適應性，更要保持指標體系總框架的穩定性，并要保證對趨向性和前瞻性指標的引入；二是綜合性原則，也就是選擇的指標要能反映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主要因素，使得后續的評價更加具有全面性；三是可操作性原則，也就是力求指標的簡單明了，實現此設計下對統計范圍的清晰和明確表示，為了完善設計，還應選取現有統計資料中的公認的指標，便于后續收集和處理數據，促進了統計的效率。
二、指標體系的設計
新時期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過程中，基于其發展目標和任務方面的特殊性，筆者將其評級指標分為三個層次，以下為其具體內容：
第一層次，總體指標，主要內容是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總體的展現，筆者將其具體指標分為6項。
第二層次，分類指標，這一層次的指標從6個方面對當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水平進行了考察，分別為農村經營管理服務、農業基礎設施配套服務、農業機械化服務、農產品與生產資料流通加工服務、農業保障支持服務、農業科技與信息服務，因為科技成果通常要轉化成信息的形式，來實現其大范圍的推廣，所以將農業科技服務和農業信息服務歸為了一個分類指標。
第三層次，群體指標。這一層次的指標是對當前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更細化和具體，這一層次的群體指標共21項。每個分類指標又包含了多個群體指標，具體情況見表1。
三、評價方法與步驟設計
（一）確定指標的標準值
在此內容的設計中，標準值就是對個體指標比較分析后，從其中找出一個較合適的標準值，將其實現值進行比較，依此觀察出此指標目前所處的水平。后續比較中，若發現某項指標達到了標準值，就預示著此指標值達到了較高水平，基于此，也可以稱標準值為目標值，在各個地區間的不同時期，個體標準值存在的很大的不同，這也使得其與工業化國家不能進行直接比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確定合適的標準值是相當困難的，根據筆者參照國外發展經驗值，結合我國農業發展社會化服務發展的現狀，確立的各評價指標的標準值如表1。
（二）確定指標的權重
筆者在確定權重指標方面運用了德爾菲法，依據各項指標的具體情況賦予權重，設計中，筆者先進行6項分類指標評定權重，緊接著對其分類的各項群體指標給定權重，具體情況如表1。
（三）建立評估模型
依據上述設置的指標體系，筆者結合各指標權重的確定，在此基礎上，進行對發展水平總體評價模型的設計，如下：
[Zi=i=1nwiZi]
上述模型中，總體指標值用Z表示，分類指標的值用Zi表示，其中[i=1，，2，3，.......n，，]，n為指標體系中分類指標的總個數，Wi為第i個分類指標的權重。
[Zj=j=1mwiZj]
Zj表示第i個分類指標中第j個群體指標值，[j=1，2，3...m]，m為第i個分類指標中群體指數的個數，wj為第i個分類指標中第j個群體指標權重。
[Zj=xjxj]
其中，[xj]表示各群體的標準值，Xj表示各項群體指標的實現指，當[xj]>Xj，給定的[xj]=Xj，使[Zj]≤1。另外，當[Xj]
（四）評價等級劃分
依據上述模型，能將區域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總體標準值Z計算出，其8取值范圍為[0，1]，在評價的過程中，若賦予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的滿分為100，則可依次極端出 所在區域服務水平的總體得分，筆者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起步階段[1.45]；快速發展階段[45，75]；逐步完善階段[75，90]；以及全面實現階段[90，100]。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當前的農業發展中，作為農民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農業社會化服務可以反映出一地域的農業發展水平，筆者通過設計指標體系等，最終設計出了農業社會化服務統計指標體系，并完善了后續的評價等，為當前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有效評價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參考文獻：
第2篇：農業社會化范文
關鍵詞： 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業服務渠道；農戶渠道選擇；滿意度
中圖分類號：F303 文獻標識碼：A DOI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1.06.018
Study on the Channel Selec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Jujube Growers in Xinjiang Area
YUE Yong-hai1, CHEN Hua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2.Changjiang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ted,Wuhan,Hubei 430010,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typical survey of farmers of the jujube industry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of Xinjiang, this study has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ing the channel selec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agricultural services of jujub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gricultural services were mainly suppli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traditional channel supplemented, lacking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and leading business service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services were far from market-oriented. Family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services. Based on this result,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Xinjiang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and leading companies, supply targeted agricultural services, and consolidat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rmers in the market.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channel of agricultural service;farmers’ channel selection;satisfaction
自1978年實施和農副產品市場化以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呈現并日益尖銳起來。學者周立群等[1]認為消除“小農戶、大市場”的矛盾關鍵在于引進適當的中介組織和連結機制，實施農村經濟組織創新，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研究發現，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要具備以下幾個要素：龍頭企業、主導產業、農產品基地（農戶）、利益分配機制以及管理制度[2]，其基本內涵便是以市場為導向，以農戶為基礎，以龍頭企業為依托，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系列化農業服務為手段，通過實行種養加工、銷、農工商一體化經營與服務體系，將農業再生產過程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聯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3]。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關鍵在于各種配套服務設施的完善，建立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包括專業經濟技術部門、鄉村合作經濟組織和社會其他方面為農、林、牧、副、漁各業發展所提供的服務（國務院[1991]134文件），核心在“服務”，本質在“專業分工”[4-6]，通過各部門互相銜接，形成一個網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系統。通過社會分工所形成的高效、低成本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目的在于滿足農戶的生產需求，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7-8]和現代農業建設[9]，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10]。
研究發現，發達國家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共同特征在于通過國家、合作社以及企業或個人組成協作系統[11]，其服務體系大致可以分為市場導向型（美國）、物流導向型（荷蘭）和政府導向型（巴西）[12]。中國處于計劃與市場“雙軌制”經濟體制下，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并結合本國國情，通過各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在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上與農民經營有機結合，逐漸形成了以政府主導加農戶需求的綜合性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13]。在中國實行“雙軌制”體制和大力促進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農業社會化服務呈現多樣性的特點。然而，由于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存在差距，導致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區域發展不平衡，整體供給不足[14]。新疆欠發達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不足無疑會制約整個地區的產業化發展。
在之前的研究中，諸多學者從多角度對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問題作了深入研究，諸如胡瑞法等[15]、錢永忠[16]、何傳新等[17]學者從農業科技推廣角度分析了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問題；王洋等[18]則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對供給主體與農戶之間的博弈過程進行分析；金兆懷[14]從制度角度分析了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目前研究大多都是從全國大范圍內研究供給問題，對區域尤其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研究較少[19]，多數是基于宏觀制度層面，以農戶視角的研究較少[20]。
學者研究表明，實施農業規模經濟與產業化經營是導致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內在動力[4]。紅棗產業在西部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直以來都是新疆地區農戶的主要收入來源。然而，新疆受地域限制，導致農戶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還存在不足。為此，筆者試圖對新疆紅棗產業的社會化服務深入研究，從農戶視角分析社會化服務的渠道現狀以及影響農業服務滿意度的因素。從而完善新疆紅棗產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為新疆地區的紅棗產業化經營提供建議，實現農民增收與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
1 農戶背景特征與農業服務渠道選擇狀況分析
1.1 樣本選擇及其分析方法
筆者研究新疆欠發達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考慮到便利性和樣本代表性，運用典型調查方法，選取新疆阿克蘇地區紅棗產業種植農戶作為本次的調查對象。2010年7月，筆者在新疆阿克蘇紅棗產業種植地進行為期7 d的調查，調查對象主要是紅棗種植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同時也是當家人和決策者。整個調查中，筆者總共發放問卷400份，有效問卷343份，問卷有效率為85.75%。
筆者運用歸納研究方法，通過對紅棗產業特征以及新疆地區現狀進行初步分析設置問卷。然后進行試調查，根據試調查結果咨詢專家調試問卷，最終獲得實證分析數據結果并依據結論提出政策建議。首先，筆者運用spss17.0軟件檢驗紅棗種植農戶家庭背景特征（年齡、文化、種植年限、耕地數等）的卡方值，并分析新疆紅棗產業種植戶農業服務渠道現狀；筆者運用對農業服務的滿意程度為因變量，農戶基本背景特征為自變量（引入虛擬變量），利用回歸分析研究農戶基本背景特征對農業服務滿意度的影響。
1.2 農戶背景特征分析
通過表1發現，樣本性別特征中男性占86.5%，女性占13.5%，這與男性為家庭的主要決策人特征吻合。新疆農戶當家人年齡主要處于31~50歲階段（占79.5%），大部分農戶都處于青壯年時期。從文化程度看，當家人的文化水平處于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占54.8%，高中學歷占29.2%，大專及以上占16%。從紅棗產業種植年限看，5 a以下占34.2%，6~10 a占33%，11~15 a占16.1%，由此發現農戶種植紅棗年限大部分在10 a以下（占67.2%），種植時間不長。生產支出方面，有64.3%的農戶生產支出為6 000元以上，然而家庭總收入為17 000~30 000元，占23.5%，30 000元以上占45.5%。紅棗種植規模主要集中在1.5~3.5 hm2，占53.4%。從以上指標來看，符合紅棗規模化種植特征。筆者通過卡方檢驗，從表1可以看出性別、年齡、種植年限、生產支出、總收入、種植規模都呈現顯著差異（P
1.3 農業服務渠道選擇及其趨勢分析
通過對新疆紅棗產業社會化服務的調查分析，紅棗產業服務主要涉及產前、產中、產后三方面。包括紅棗種苗服務、化肥等農資服務、農機服務、紅棗產品流通服務（加工、運輸、銷售）、知識技術服務（生產與管理技術、知識培訓）、市場信息服務、人力雇傭服務、金融政策服務（農業保險與法律服務）、信貸服務。農戶主要通過政府渠道、村一級農民合作集體組織渠道、農業“龍頭”企業或者經銷商所組成的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市場渠道以及傳統依靠親戚及家庭方式。
從表2農業服務渠道看，農戶購買紅棗種苗依次是通過政府渠道（占52.23%），傳統渠道（占37.39%），企業交易市場渠道（占16.02%）以及集體渠道（占6.82%）。作為非盈利組織的政府部門比例達到52.23%。主要因為紅棗種苗是多年生植物，紅棗種苗好壞直接影響紅棗產量，其質量優質、安全，對于農戶來說及其重要。所以大部分農戶傾向于政府渠道購買種苗，也有部分農戶基于對以前種苗的了解，通過對其進行扦插和嫁接，自我獲得具有優勢的種苗，節省了成本。
農資方面諸如化肥、農藥以及塑料等選擇渠道依次是企業市場渠道（占57%以上）、政府渠道（占30%左右）、傳統渠道（占12%左右）、集體渠道（占6%左右），集體渠道所占比例較小。可以看出，農資購買渠道主要涉及企業交易市場。農戶對產品具有較高的辨別能力，一般考慮購買的便利性。對于紅棗一些特定的病蟲害，農戶會求助于政府服務組織購買相關的農藥等產品。
農機設備主要是大宗機械，購買渠道主要是政府部門（占46.04%）、企業市場等盈利部門（占32.31%）、傳統方式（占17.4%）以及集體組織渠道（占15.9%）。大型農機設備是耐用品，價格較貴。針對國家推進現代農業所制定的農機價格補貼政策，依靠政府部門購買價格便宜。
知識技術服務渠道主要依靠政府（占52%左右）和傳統方式（占38%左右）。農戶對紅棗的生產與管理技術、知識培訓多數來源于政府公益，以及家庭和親戚朋友的傳授。公益占主導，傳統方式的技術傳播為輔，有償性技術服務不足。
人力雇傭服務渠道主要傾向于傳統方式（占56.3%）、企業市場渠道（占36.6%）和政府與集體部門（占30.06%）。從這方面看出，人力雇傭還是處于依靠親戚朋友和自我家庭人員為主，企業市場有償雇傭為輔。
紅棗產品流通主要涉及非盈利組織政府部門（占35%左右）、企業市場（占33%左右）和傳統方式（30%左右）。紅棗產品加工主要依靠政府部門，其次是企業服務組織；運輸服務主要依靠政府、自我運輸以及盈利組織的有償服務；銷售主要依靠政府、集體、自由市場等。為此，新疆阿克蘇地區的紅棗產品還處于政府統購統銷階段，企業等盈利組織收購紅棗產品過于缺乏。產品流通環節市場化程度不高，農戶與市場缺乏深度接觸。
市場信息獲取主要依靠政府與集體組織（68.71%）和傳統方式（38.99%），企業市場比例只占15.48%。新疆地區紅棗市場信息由非盈利組織和傳統方式獲得，農戶無法真正與市場接觸，沒有真正實現“購與銷”的雙重接軌，不利于紅棗產業市場化發展。
生產所需要資金服務主要以政府部門和集體組織進行貸款（占74.9%）為主，以傳統方式自我出資或者親戚借款為輔（占39.1%）。與盈利部門相比，農戶認為非盈利部門和傳統方式的利息率較低。
金融政策服務主要依靠政府等非盈利部門（占70%左右），盈利部門企業組織等只占有10%左右，企業組織提供的金融保險產品服務顯著不足。
整體來看，新疆阿克蘇地區紅棗產業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呈現趨同性，種苗、農機、知識技術、產品流通以及金融政策服務主要依靠政府部門，集體與企業市場組織比例小；農資服務主要依靠企業市場渠道；人力雇傭主要依靠傳統親戚朋友或者家庭人員，企業組織有償性雇傭形式發展快速，已初步形成規模。整體而言，政府部門的公益占有絕大比重，傳統獲取方式比重較大，農戶合作集體組織與企業市場組織非常缺乏，在新疆阿克蘇地區未形成以農戶為主的市場化服務和產業化經營。
2 農戶背景特征對農業服務滿意的影響分析
2.1 農戶對紅棗產業農業服務滿意程度總體評價
調查研究表明，農戶對紅棗種苗滿意占89%；農資服務（化肥、農藥、塑料）滿意占89%；農機設備服務滿意占80.1%；知識技術服務（生產、管理技術、知識培訓）滿意占86.9%；人力雇傭服務滿意占78.4%；流通服務（加工、運輸、銷售）滿意占86%；市場信息服務滿意占79.4%；金融政策服務（農業保險、法律服務）滿意占78.8%；信貸服務滿意占81.4%（注：非常滿意與比較滿意合并為“滿意”項，非常不滿意與不滿意合并為“不滿意”項，一般選項不變）。
總體來說，農戶對該地農業服務的滿意程度較高，呈現一定的趨同性。相對而言，人力、市場信息、農機、金融政策以及信貸服務滿意程度稍低于其它農業服務。
2.2 農戶背景特征對農業服務滿意度的影響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農戶對農業服務滿意度呈現顯著趨同性，對各項農業服務都具有較高滿意度。然而，引起農戶對農業服務滿意因素很多，主要涉及農業服務質量等。Richard[21]對消費者的期望程度進行試驗，發現滿意程度較高的顧客會花費較多的心力來獲得一項產品或服務，并持續對其產生滿意感。而這滿意感也受到消費者特征、年齡、性別等的影響[22-23]。為此，本研究利用農戶家庭背景分析對農業服務滿意程度的影響。
本研究將農戶對紅棗種苗、農資、農機、人力、知識技術、產品流通、金融政策、信息、信貸方面的服務滿意度設定為因變量。引入虛擬變量，將性別（男設定為1、女設定為0）、年齡（20~61的連續數據）、文化程度（0~20 a教育連續數據）、種植年限（0~31 a種植連續數據）、生產支出（0~9 000元連續數據）、家庭收入（0~30 000連續數據）、紅棗種植面積（0~10 hm2連續數據）以及將農業服務渠道選擇方式虛擬變量化，將以上設定為自變量，然后利用回歸方法分析農戶背景特征對農業服務滿意度影響。
從表3回歸結果看出，農戶背景特征對農業服務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其具體分析如下：
（1）影響農戶種苗滿意度的農戶背景特征因素為種植年限、收入因素、種植規模面積因素（其Beta值分別為0.032、-0.197、-0.263）。對農戶來說，種植年限越高表明農戶經驗越豐富。根據多年種植經驗，對原來使用的種苗越信賴。
（2）影響農資服務滿意度的農戶背景特征因素為性別、年齡、年限、種植規模因素（其Beta值為-0.103、0.172、0.284、-0.355）。對農資服務而言，女性對農資服務的滿意程度較高。年齡越大、種植年限越長，農戶會對農資服務產生信賴，滿意組織所提供的產品。種植規模越大，所采用的農資較多，所消耗的成本和支出就越大，滿意度不是很高。
（3）影響農機服務滿意度的因素為年齡、年限、種植規模、渠道選擇方式（政府、集體、傳統渠道）（其Beta值為0.193，0.287，-0.355，0.325，0.201，
0.221）。年齡和種植年限越大，對農機滿意程度越高。種植規模越大，對農機的滿意程度較低。渠道購買方式諸如從政府或集體渠道，傳統渠道方式都會對農機服務具有較高的滿意度。主要因為農機為大機械物品、耐用品，農戶要找信賴的渠道才會產生較高的滿意度。
（4）影響知識技術服務滿意度的因素為年齡、文化、年限、生產支出、收入因素、種植規模、渠道選擇方式（企業市場、傳統方式）（其Beta值為0.198，0.134，0.315，0.136，-0.128，-0.407，-0.159，
-0.155）。隨著農戶年齡、種植年限的增長，通過不斷積累的技術和知識提高了紅棗的產量，提高了農戶的滿意度。文化程度越高，對技術知識的接受與判別程度越高，為此更能辨別技術好壞。生產支出越大表明知識技術并未使他降低成本運營，從而導致對其滿意降低。通過企業市場渠道所獲得的知識技術，農戶一般不愿意進行有償支付獲取技術。傳統方式所獲得技術經驗對紅棗大規模增產以及抵御病蟲害作用不是很明顯。
（5）影響人力雇傭服務滿意度的因素為年齡、年限、渠道選擇方式（其Beta值為0.129，0.222，-0.216）。年齡和種植年限越長，由于年老等原因導致對人力雇傭服務滿意度較高。由于市場渠道需要有償，通過市場渠道獲得的服務滿意度較低。
（6）影響產品流通服務滿意度因素為年齡、文化、年限、規模、渠道選擇方式（其Beta值分別為0.142，0.137，0.349，-0.313，0.23）。從年齡、文化、種植年限三方面看對服務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種植規模越大，對流通服務滿意度越低，這可能與產品流通體系配套設施不完善，導致產品無法更好流通有關。通過政府部門所進行的統購統銷方式讓農戶感到滿意。
（7）影響市場信息服務滿意度因素為年限、規模、渠道選擇方式（其Beta值為0.294，-0.234，-0.2）。年齡越大，通過多年的觀察，對市場信息掌握越準確，為此滿意度較高。種植規模越大，表明所需要的市場信息量越大，當前的市場信息無法滿足產業化發展需求，導致滿意度越低。通過集體獲取的市場信息無法滿足自身的需要，導致對市場信息的滿意度較低。
（8）金融政策和信貸服務滿意度因素為文化、年限、規模、渠道選擇（金融政策服務Beta值為0.181，0.394，-0.118，-0.14；信貸服務Beta值為0.174，0.289，-0.334，0.173）。文化程度越高，表明對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資金和防范風險的認識較高，為此金融政策和信貸服務的滿意度較高。然而通過市場獲得的金融保險等服務，由于是營利性企業提供，導致服務質量沒有達到農戶期望，滿意程度較低。而通過政府渠道的信貸服務可能利率較低，農戶對其滿意度較高。
從上文分析結果來看，影響農業服務滿意因素主要是年齡、文化程度、種植年限、種植規模以及農業服務渠道選擇方式等特征。其中種植年限、種植規模以及農業服務渠道選擇方式影響大部分的農業服務滿意度。生產支出、家庭收入以及性別等只影響一項服務的滿意度。影響農戶對農業服務滿意度的因素是種植年限、規模和農業服務提供的組織。
3 研究結論與政策含義
3.1 研究結論
從農戶渠道選擇現狀看，農戶對種苗、農機、知識技術、市場信息、信貸以及金融政策的選擇渠道主要是以政府部門為主，具有較強的趨同性。主要原因是新疆處于西部大開發地區，國家政策扶持力度較大，由政府部門所組成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較多，服務力度全面。農戶比較信賴政府提供的服務，服務滿意度較高。而農資為化肥、農藥、塑料等生產資料，多為便利品和易耗品、產品種類繁多，農戶主要依靠企業市場渠道進行購買，農戶對農資的滿意度也較高。但是，服務渠道以政府部門為主體，在農業產業化經營程度上缺乏由農戶所組成的農業合作集體組織和龍頭企業。眾多研究學者表明，農業合作組織與龍頭企業是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的關鍵，也是實施產業化經營和市場化進程的關鍵。基于新疆阿克蘇地區紅棗產業發展情況，農戶對政府依賴性太強。整個產業沒有形成以農戶為主體，龍頭企業為依托的高度市場化體系，整個紅棗產業化經營還沒有成熟起來。
實證研究表明，農業服務的選擇渠道之所以趨同，主要局限于當前地區市場化程度。而農戶對農業服務表現出較高滿意度，其影響因素主要涉及農戶自身約束。對多項農業社會化服務項目的滿意度分析，不同資源稟賦的農戶對農業服務滿意程度不同。文中對9種農業社會化服務項目滿意程度少有影響的是性別、生產支出以及家庭收入，影響農業服務滿意程度的主導因素是種植年限、種植規模以及農業服務渠道選擇方式。不同農業社會化服務項目滿意程度的影響因素又有差別，不盡相同。
3.2 政策含義
（1）研究表明，農戶對農業服務渠道選擇具有趨同性，以政府為主，市場化程度不強。農業服務基于政府組織形態，自由化企業市場組織發展態勢受限，產品流通方式在于政府統購統銷，對政府的依賴性太強，農戶無法直接了解市場信息。政府應大力加強以農戶為主體的農業合作集體組織建設，通過合作組織貫穿于農業的產前、產中和產后，弱化政府的作用，積極加強農戶市場化參與程度，形成農戶與市場“購”“銷”雙層接軌，使農戶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通過農業合作集體組織建設，加大市場化進程，有助于使農民的經濟行為向“購”、“銷”兩個領域延伸，鞏固農戶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建立“生產在戶，服務在社”的合作形式，增強合作社的橫向合作與縱向選擇。橫向合作提高農戶對初級產品的談判力和議價能力，縱向選擇主要是通過農戶引進加工企業，使整個產業鏈向后延伸，提高產品的后續價值增值。
（2）積極加強西部欠發達地區龍頭企業建設。實施產業化經營必須依托于龍頭企業，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實現產、供、銷一體化。吸引其它大中小型企業進入西部地區，通過實施產前、產中、產后服務，把農戶與農戶、農戶與市場聯結起來，提高產業化經營水平。促進整個西部地區的產業化發展，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使農村經濟得以穩固可持續發展。
（3）根據不同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項目制定不同的項目推廣計劃。根據不同的農業服務特點，結合紅棗種植農戶自身條件約束制定服務計劃。不同農業服務滿意度因素差距告訴我們，結合農戶自身特點才是全面提高農業各項服務水平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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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農業社會化范文
[關鍵詞] 農業 社會化 服務體系 福建省
所謂農業社會化服務，是指運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包括政府部門、農業組織和其它社會組織面向農業生產經營主體而提供的系列化服務。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加快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1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成效
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努力，福建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取得了較快發展。主要體現在：
一是農技推廣服務體系初步形成。截止2005年，全省縣以上政府部門所屬農林牧漁業研究與開發機構有40個，擁有縣、鄉級農技推廣機構6450個（其中種植業類推廣機構1289個），各類農業技術人員21635人（約占農民總數的0.1%），配備村級農民技術員40886人。全省已基本形成以農技站、農機站、水利（水保）站、林業站、畜牧獸醫站、水技站、經營管理站等為主體，省、市、縣、鄉（鎮）、村五級共同發展的農技推廣服務體系。
二是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力明顯提高。近年來，福建積極構建農業社會化服務聯動體系，重點扶持綜合性、專業性農村社會化服務中心示范工程、農產品安全防控體系、病蟲害防控體系、流通體系等項目建設，為廣大農民在生產資料供應、先進適用農業生產技術推廣、農機維修和農業生產管理等方面提供廣泛有效的服務。在“金農工程”建設的推動下，全省52個縣市建立了農業信息體系，“八閩農網”、“福建農業信息網”等5大省級農業網站也已先后建立，并與省內外70多個涉農部門網站和130多個涉農企業網站實現了互聯互通。“十五”期間，福建實施了“數字農業”工程，在全國率先開通了全省統一的969155農業服務熱線。全省所有區市和縣（市、區）都開通了969155熱線，廣泛開展農業技術、市場信息、涉農政策法規咨詢等方面的服務，在服務的廣度和深度實現了新的突破。
三是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壯大。農村專業合作社（協會）發展壯大，全省已有農產品專業協會1700多個，擁有會員10.8萬人，各類農民合作組織5060個，直接加入合作組織的會員達26萬戶。并形成了以龍頭企業（公司）帶動型、部門依托型、能人和專業大戶牽頭創建型、農民自發組織型、供銷合作社轉制型及“支部+協會”型為主體的農村社會化服務組織，成為農村科技推廣的主力軍。“十五”時期，全省累計建設各類農業成果核心技術中試熟化示范區306個，部省級科技示范場62個，引進示范新品種1518個、新技術240多個，熟化、培育和集成配套技術近100項，農技推廣機構的公益性職能得到了有效發揮。農業科技貢獻率已經由2000年的52.2%上升至2006年的56.8%，提升了4.6個百分點。
四是農村教育培訓體系發展加快。農村職業教育和義務教育事業發展加快，全省已基本形成了以農業高等院校為龍頭，中等職業學校、技工學校、就業訓練中心為骨干，農廣校、農函大、文技校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機構為補充的農村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有效推進了農村職業技術的教育、培訓和應用。“十五”以來，福建以現代農業示范園區作為農業新知識、新技術的傳播基地，并通過下派科技特派員制度，普遍對農民開展科技知識培訓，經常性地組織技術人員到鄉鎮開展農業技術指導、技術咨詢等服務。截止2006年底，全省已累計下派科技特派員約20490人次，培養農村技術員41729人，實施項目超過5000個，發放科普資料數十萬份，培訓農民數十萬人。
2 當前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
2.1 農村社會化服務不適應農業發展的要求
目前鄉鎮農業社會化服務主要還是以完成上級下達的計劃（或責任狀）和上級布置的中心任務為主，是通過“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行政命令來落實，針對性、適應性都不強。目前，大多數鄉鎮財政比較困難，農村稅費改革減輕了農民負擔，但也直接減少了鄉鎮財政收入，鄉鎮無力為社會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鄉鎮農技推廣網絡缺乏財力支撐，機制不活，對農村、農民的服務能力和水平低。
2.2 鄉鎮農業服務中心管理體制需要理順
目前福建不少鄉鎮建立了鄉鎮農業服務中心或科技特派員工作站，管理以鄉鎮為主，業務由縣級業務主管局指導，人員工資由鄉鎮發給，工作安排、職務職稱聘用則由鄉鎮決定。農業技術干部許多時間都圍繞鄉鎮中心工作運轉，從事專業農業科技服務工作的時間、經費等難以保證。鄉鎮農業服務中心人員在編不在崗、在崗不在位、在位無作為的現象嚴重。
2.3 農村專業技術人員流失嚴重、隊伍不穩定
基層農技人員工作和生活條件差，福利、社保、津貼、下鄉補貼等常常無法兌現，更享受不到一些政策性的行業津貼。由于缺乏激勵機制，農技推廣服務人員積極性不高，缺乏服務創新動力。加上缺少經費，農業新技術項目的試驗、示范、推廣和培訓工作難以正常開展，農業科技人員得不到基本學習培訓的機會，技術知識得不到新的補充，農技干部“跳農門”情況比較突出。
2.4 民間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需要進一步發展與完善
目前，為農業提供服務的主要仍然是以鄉鎮農業技術推廣機構為主，民間服務組織特別是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尚處于起步階段。由于缺乏制度規范和政策引導，組織機構與服務功能不健全，經營行為不規范，普遍缺乏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機制與動力。從規模化經營的角度看，組織規模小，整體實力弱，覆蓋帶動力差。
3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對策與建議
3.1 發揮政府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上，政府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法律體系，優化政策環境，使農業社會化服務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共同參與體系建設。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農村交通、通訊設施條件，加快農業信息和農產品市場等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加大對農業教育、科研、推廣體系投入，降低商業交易成本，降低農民獲取農用技術的成本。
3.2 建立健全鄉級農業社會化服務管理體制
鄉鎮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上來。著力維護市場公平競爭、防災減災（動植物防疫）、生態環境建設、糧食安全、農村信息收集、整理與等信息建設、農產品質量標準與檢驗檢測、提高農民綜合素質（通過教育與培訓）等。進一步明確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職能定位，科學配置各種農村科技資源，提高農業科技推廣機構與組織的服務設施、服務水平與經濟實力，為農業服務中心向市場化運作打下基礎。要積極為分流出來的鄉鎮干部和工作人員創造條件，發揮他們來自農村、來自基層，對農業農村情況相對較熟悉的優勢，在農村一線開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工作，使之成為鄉鎮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一支中堅力量。
3.3 鼓勵和扶持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
由農民自主聯合形成的合作組織，更能代表農民的利益，它能降低服務費用，使加工、銷售環節利潤回流，有助于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目前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大多限于村級，鄉鎮乃至更高層次的經濟組織在生產領域中遠未形成氣候，經濟實力薄弱，缺乏健全的組織網絡，覆蓋區域的狹窄和組織數量的不足，使農業經濟組織難以實現為農業服務的目的。要大力鼓勵興辦經濟實體，健全組織網絡，充分發揮農村各種合作經濟組織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中的主體作用。
3.4 鼓勵合作提升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力
一是鼓勵支持協會與學會（研究會）結合，依托各種專業學會、專業技術研究會，以農業技術交流、信息服務為主，加強學會、研究會的聯合和協作，圍繞地區主導產業開展產前、產中、產后的綜合服務。二是鼓勵支持專業協會與農戶結合，依托鄉村經濟、技術服務實體，以農村專業技術人員、能工巧匠、“土專家”為骨干，在會員內部開展技術交流、信息傳遞、資金融通、統一銷售等協作服務。三是鼓勵支持專業大戶與農戶結合，鼓勵農村專業大戶、有一技之長的能人（或“土專家”）以及農村經紀人，把當地農戶聯合起來從事農副產品的生產、加工、經營活動，發展規模經營。四是鼓勵支持集團承包，以科技團體為主體，集中組織開展區域主導產業和重大開發項目的技術承包，結合當地行政力量，突出農業區域開發工程中的工作示范性、起點高位性和技術超前性，促進區域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第4篇：農業社會化范文
關鍵詞：農技推廣；提升；社會化服務；科學技術
1基層農技推廣體系的現狀
1.1科技成果推廣缺乏時效性
由于科研、技術服務與生產三部門之間缺乏有機的、緊密的聯系，導致科研院所的許多科研成果不能有效地進入農業生產一線，技術服務部門掌握儲備的實用技術少，推廣的多數是些簡單的常規性技術，而對于生產者急需的高新技術卻得不到及時推廣，從而使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和產品競爭力均受到很大影響，農業生產效益得不到提高，群眾增收幅度不大。
1.2農技推廣體制不順，管理脫節，整體系統運行不暢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業生產追求的是產品的數量、品質和綜合效益，需要各種技術的綜合配套推廣，當前的問題是農業技術綜合協調推廣的困難大，大部分農技推廣服務中心建設的狀況僅是各專業機構的簡單疊加，沒有形成技術門類齊全的綜合機構，重建設、輕管理問題突出。
1.3農技推廣人才不足，專業素質較低
我國目前還缺少必要的農業技術人員，在人才的儲備和分配上還有著嚴重的缺陷，被分配到農業技術推廣隊伍中的人員，專業素質和能力較低。而且一些地區受人員編制的限制，無法及時吸收農業院校的畢業生，農技推廣隊伍得不到及時補充和更新，人才出現斷層和老齡化現象，無法適應新時期農技推廣工作的要求，嚴重地阻礙了農業技術推廣的發展。
1.4技術推廣方式簡單科技推廣機構缺乏深入了解市場和群眾的需求，只從本部門單方面的主觀意愿出發開展技術推廣工作。生產與技術推廣的銜接不夠密切。技術推廣后的后續評估工作嚴重滯后，往往只注重短期效益，而對于技術的實施效果如何、是否值得繼續推廣方面的調研、評估工作做得極少。
1.5基礎設施不全
信息和技術是當前農業生產中最活躍的生產力，由于農技推廣經費不足，部分地區農技推廣設施設備嚴重滯后，現代化的信息設備無法配備，很難掌握先進的科技信息，造成農技推廣服務手段落后，推廣效率偏低。
1.6資金不足
對農業技術推廣缺乏必要的支持在農業技術推廣中，由于個別領導對農業技術推廣缺乏清晰的認識，不能給予積極的配合和必要的物質與資金上的支持，挫傷了推廣人員工作的積極性，而在政策上的一系列措施，又影響了農民對農業技術推廣的熱情。
2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與建設的實施
2.1深化改革，加強建設
加強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與建設.創新管理體制，強化公益性職能，明確基層農技推廣體系的公益性定位，科學選擇推廣機構的設置方式，強化農業主管部門的管理和指導責任，合理核定并落實農技推廣人員的編制。加強基層農技隊伍建設，保障人員經費，完善人員聘用、管理和考評辦法。
2.2建設農業科技試驗基地
按照優勢農產品和特色產業發展需求，以“一業為主、多種示范”為原則，依托現有的技術推廣單位，建設試驗示范基地，制訂完善展示計劃。建立管理檔案.標明主導品種、統一掛牌，主推技術和技術負責人等信息，提高基地管理水平。開展新品種、新技術、新機具引進、試驗、示范、展示和技術培訓等工作，使其成為新品種、新技術試驗示范基地、農情信息采集和傳播基地、農業標準化生產基地、大學畢業生就業創業基地.以及農技人員、種養大戶和農民科技培訓基地。
2.3提升基層農技人員業務知識
根據農技人員工作需求與需要，制訂科學合理的培訓方案。通過多途徑、多形式對農技人員進行知識技能提升培訓，逐步提高基層農技人員的業務素質及能力。培訓內容包括重點推廣的新品種、新技術、新模式、農技推廣理論與方法、農業公共信息服務和管理統計技能；農業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等。
2.4明確基層農技人員職責
明確農技人員的服務區域、服務對象和服務內容。量化工作指標和目標要求。農技推廣職責包括農業技術推廣、試驗示范（基地）、病蟲害防治、農情信息調查、農民培訓、信息上報、示范戶培育、農產品質量安全、宣傳報道等方面。
2.5改善基礎設施條件
結合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條件建設，根據農業服務中心的實際情況，改善工作環境，在儀器設備方面，每個農業服務中心分配了農藥殘留速測儀、病蟲調查統計器、土壤肥料養分速測儀、電腦等相應的設備。條件的改善在很大程度提高了基層農技服務的綜合能力。
第5篇：農業社會化范文
一、河南省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現狀
近年來，河南省加快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機制創新步伐，初步建成了以政府公共服務機構為主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為主體，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為補充，公益和經營相結合，專項服務和綜合服務相協調，為農業生產提前、產中、產后全過程服務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一）基本形成服務主體多元化的格局。我省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的供給主要由四部分組成，即政府公共服務機構、合作組織、經營組織和科研教育單位。
一是政府機構的公益持續發揮作用。我省建立了省、市、縣、鄉（鎮）四級政府公益機構，主要以農業技術推廣機構為主。據初步統計，全省現有基層農技推廣機構2530個，其中縣級農技推廣機構628個，縣以下1902個（包括鄉鎮農業綜合服務中心1848個、區域站54個）；全省縣、鄉兩級農技推廣機構從事種植業技術推廣實有人員近2萬人（其中縣級1.45萬人，鄉鎮及區域性農技推廣機構0.47萬人）。在畜牧業服務機構方面，全省畜牧技術推廣機構有627個，動物疫病防控機構省級1個、市級18個、縣級有160個；我省率先在全國建成了省、市、縣、鄉（鎮）畜牧獸醫綜合執法體系，全省18個省轄市全部成立了畜牧獸醫執法支隊。
二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快速發展，服務能力日益增強。近年來，我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呈快速發展態勢。據農業部門統計，目前全省在工商部門注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達3.9萬家，實有入社成員204萬戶（占全省農戶的十分之一），合作社成員人均收入高出非成員農民人均收入20%以上。其中，全省農機合作社4421家，擁有大中型農機裝備31萬臺，耕種土地面積達1751萬畝，小麥機播、機收率分別達97%和98.7%，玉米機播、機收率分別達83%和60%以上。全省各類植保專業合作組織1148個，從業人員4.9萬人，擁有各類機械裝備40多萬臺套，其中高效遠程噴霧機、大型自走式、懸掛式噴桿噴霧機、煙霧機6000多臺，年農作物病蟲害專業化統防統治面積4000萬畝次以上，小麥條銹病、蝗蟲等重大農作物病蟲害重發區實現了專業化統防統治，草害發生面積的80%實現了統防統治。
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服務對象主要是合作社自身和社員，有余力的合作社為社外農戶提供服務，農機合作社基本實現跨區域作業。很多合作社通過流轉土地形成自己的基地，實現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合作社為社員提供統一供種、統一耕種、統一購買生產資料、統一灌溉施肥、統一病蟲害防治等服務，發展較成熟的合作社還能提供統一收購、加工、銷售等服務，一些規范的合作社還能夠提供農民培訓、農業技術推廣等方面的服務。隨著合作社的發展壯大，其服務能力快速提高，出現了“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基地”、“合作社+公司”、“合作社+會員”、“合作社+公司+農戶”、“合作社+協會”等社會組織模式。
三是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經營初具規模。隨著農業產業化的快速發展，涌現了大批農產品加工、購銷和農業生產資料供應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龍頭企業有專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較健全的農業生產機具設備，服務能力較強。目前，我省省級以上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達635家，實施“公司+基地+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模式的企業，除了服務自身之外，還向合作社、合作農戶提供多項農業社會化服務。沒有實施“公司+農戶”模式的龍頭企業主要服務企業自身，個別環節服務于企業之外的農戶。一般來說，龍頭企業規模越大，服務內容越全面。許昌天和公司除了融資、保險、科研、教育等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之外，大多數服務都能靠自身解決。
四是科研教育單位的服務輻射范圍越來越廣。科研院所、大中專院校充分發揮科研實力強的優勢，在育種、供種、栽培等環節，通過興辦公司、建立基地，或與合作社、龍頭企業合作等方式，將自身研究出來的新品種和新技術直接應用于農業生產，向農業生產者傳授先進農藝技術，做到科教、產學研相結合。
（二）基本形成服務內容“多樣化”的格局。
一是公益服務與經營服務相結合。政府農業技術推廣、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動植物疫病防控等公共監管服務機構，與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專業服務公司、農村經紀人等，發揮各自優勢，有機結合，為農戶提供多種形式的便利化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公益性農業服務組織覆蓋不足、服務缺位的問題。
二是專項服務與綜合服務相結合。適應農戶需求，社會化服務組織不但提供農資、施肥、植保、機耕、機收、加工運輸、農產品銷售等專項服務，還提供技術、信息、經紀等綜合，并越來越多地從簡單專項服務轉向內容全面、形式多樣的綜合服務。
（三）基本形成服務方式“機制化”的格局。各類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組織根據農民需要，結合各地實際不斷探索創新服務機制。“訂單農業”框架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采用的合同制服務，提供種子、化肥、技術培訓等服務，簽訂收購產品協議；種養大戶采取示范輻射式服務，為周邊普通農戶提供技術、信息、種子、種苗、種畜（禽）、疫病防控、機耕、機收等服務。創新開展“農超對接”產銷銜接服務，在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之間開展“原料對接”，在出口農產品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中實行“基地對接”，在批發市場、學校和農業生產單位中進行“產銷對接”，較好地拓展了農產品銷售服務。
（四）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需求多元化。從許昌市的情況看，農業生產服務需求的滿足程度約為40%，農民對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評價滿意的占37%，評價一般的占37%，評價較差的占26%，多數服務還不能讓農民滿意，亟待提高服務質量和效果。
一是服務主體與需求主體均呈多元化趨勢。隨著土地流轉加快，以家庭承包經營體制下小規模農戶為主體的需求格局逐漸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種養大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既是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的提供者，又是需求者。尤其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和種養大戶，對各類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需求越來越旺盛。
二是服務需求多樣化。隨著大量農村青壯勞動力外出打工，以及農業生產逐步向市場化、專業化方向發展，農民對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需求由單純的“產中”環節逐漸向資金、技術、信息、金融、保險、倉儲、運輸等“產前、產后”環節擴展。尤其是種養大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對產前和產中環節的融資需求、對產后的倉儲、加工、銷售等需求逐漸增加。普通農戶對良種選擇、施肥、植保、灌溉、采收、銷售的系列化需求逐漸增多，近年來“地管家”、“農地托管”等模式正因此而生。
二、河南省支持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的主要做法
（一）省財政積極支持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
一是支持農業實用技術推廣應用。2007年以來，籌措資金42億元，加大對農業科研和科技推廣的支持力度，主要用于科技入戶、農作物生產技術研究與示范、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無公害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萬名科技人員包萬村行動、測土配方施肥等。通過依托農業科研單位、基層農技推廣部門、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開展新品種、新技術試驗示范、農業標準化技術培訓，進一步推廣了新品種、新技術，提高了農業生產率，農業科技支撐能力明顯提升，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1%。
二是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籌措專項資金、科技研發經費、中央產糧大省獎勵資金，支持“豫南稻區秈改粳技術研究與產業化”、農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設等重大農業科技項目。每年新增創新專項資金1000萬元，改善科技基礎條件，支持青年人才創新研究。
三是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十一五”以來，籌措農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4.2億元，對符合支持條件農業主導產業重點縣和農業產業化企業進行扶持。從2009年起，省財政設立了農業產業化專項資金，共籌措資金3億元，重點扶持239個農業產業化項目，推動全省農產品加工產業升級。目前，全省規模以上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到6248家，其中省級以上635家。“十一五”期間，省財政累計籌措資金2億元，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整合品牌、引進技術及規模化生產，推進了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了農產品競爭力。
四是支持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提升勞動者素質。“十一五”以來，共籌措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資金7.45億元，對163.3萬農村勞動力進行技能培訓；累計撥付農村貧困勞動力轉移培訓“雨露計劃”資金4.15億元，引導和鼓勵120萬貧困家庭子女和有外出務工意愿的貧困勞動力開展技能培訓，提高留守農民素質和自我發展能力。
（二）推進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典型做法及成效。
一是創新合作社運作機制，擺脫單一合作社發展的資金困境。羅山縣在鞏固“合作社+土地流轉+農機服務”、“龍頭企業+合作社+基地+農戶”、“合作社+基地+農戶”、“公司+技術服務站+合作社+農戶”等運作模式的基礎上，提出“種植合作社+農機合作社+資金互助合作社”三社合一的運作模式，形成合作社之間互補，實現合作社發展共贏。焦作市創建“公司+合作社+銀行”的模式，引導龍頭企業為合作社及其社員提供擔保，滿足合作社和農戶發展所需的資金，增加農民收入。武陟縣創建了“合作社+擔保公司+銀行”的擔保貸款模式，為農業生產提供發展資金。河南菡香生態農業專業合作社依據自身實力，首先注資財政局下屬的中小微企業擔保公司成為股東，然后借助擔保公司從銀行借款，有效解決了合作社和農戶的資金季節性需求。
二是創新合作社聯合運作，有效控制單一合作社經營風險。建立合作聯社，擴大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領域，提高了服務水平。修武縣以菡香合作社為核心建立的沿黃稻米合作聯社，修武的生豬聯社、博愛的蔬菜聯社，建立起以某類種植或養殖為中心的整合上下游產業鏈的合作組織：一方面，以核心社為整合主體，跨空間和地域以及行業限制，實現了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激發和調動了參與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構造有效的利益共享和協調機制，從整體上推動了合作社及其社員生產效率的提升和投資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以分工和專業化為基礎，以合作性競爭為主導，促使不同合作社以及合作社內部的協調，提高了合作社的市場競爭核心力，實現了合作社的良性發展。合作聯社的建立，提高了內部不同合作社提供社會化服務的能力，擴大了社會化服務領域，使得不同區域的合作社及其社員獲得農業生產服務。
三是持續增強農業科技成果應用。2012年，省農科院實施了“521農業科技支撐行動計劃”，即在全省創建5個農業科技成果綜合示范縣、20個特色高效農業示范基地縣、100個不同類型的新品種新技術示范樣板，通過開展跨區域、跨學科、跨專業大聯合、大協作，實現良種良法配套、農機農藝融合、基地與企業銜接，加速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三、存在的問題
（一）服務組織職能定位不清晰，服務功能弱化。在當前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中，提供服務的各類組織職能定位不清晰，社會化服務領域存在重疊，形成重復投資和資源浪費問題。
一是政府主導型的服務機構在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中定位不清晰，參與較多的應由市場提供的服務事項，導致不合理的人員配備和過多的委托層級，造成農技推廣宣傳和公共信息平臺建設等公益供應不足，提供的公益性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項目遠不能滿足各類主體的需求。
二是合作社等集體組織由于政府沒對其提供的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給予應有的引導和扶持，致使其偏向企業型，提供社會化服務項目過于單一，服務水平較低。
三是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由于著重于企業自身發展和區位關系，缺乏向企業自身以外提供社會化服務的內在動力。
（二）服務組織發育不完善，服務能力較低。當前多數社會化服務組織尚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組織運行較不規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管理水平不高、服務不到位、服務單一等問題，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不能滿足農戶等農業參與主體的多樣化需求。
一是政府主導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部門化”現象嚴重，內部人員不是按照農業社會化服務需求進行配備和構建，缺乏專業性。如部分地區鄉鎮農業服務中心人員中非農專業人員占50%以上，使得這類組織難以有效從事公益型農業社會化服務。
二是多數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種糧大戶等內部管理不規范、經營能力較弱，提供的社會化服務缺乏相應的政策扶持，致使這類組織服務水平較低，多數為單一服務，難以真正為農民提供科學合理的社會化服務。
三是合作社等集體組織規模較小，基本是農民自發形成的，導致合作社提供的社會化服務只局限于本村、本鄉內，缺乏跨區域合作和不同組織之間的合作，相關社會化服務不能滿足農戶生產發展的需求。從合作層次上說，多數合作社的業務停留在開展技術信息服務和初級農產品生產銷售的初級合作層次上。
（三）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供求脫節，需求不足和供給短缺并存。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供求信息不對稱，服務組織與農業社會化服務需求脫節。目前，農業金融、保險、信息等服務較缺乏，難以滿足農業生產發展結構調整資金需求和農業保險需求。農民對社會化服務的需求是其市場經營的理性需求， 但由于農業比較利益低， 農民從土地上獲得的純收入少，增加服務的投資并不能與從農業中得到的回報相匹配， 加上當前從事農業的多數農民觀念落后，素質不高，因而農民對技術性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需求不是很迫切。如糧食種植比較利益低，導致對機械化和專業化的農作物植保等社會化服務需求乏力。與此同時，河南省對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需求由單純的生產環節服務向資金、技術、信息、金融、保險、經營管理等綜合擴展，但當前多數服務組織功能單一，導致這部分需求供給短缺。
（四）現行政策體系銜接不到位，缺乏制度保障。目前，我國各級政府規范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供給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少，且規定過于寬泛，缺乏操作性，不利于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制度建設的滯后性和相關政策體系銜接不到位，使得服務組織供給社會化服務時缺乏有效的政策措施保障，影響其內部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降低了供給能力和服務水平。
一是金融信貸政策與農業生產的客觀現實不銜接。雖然政府鼓勵金融資本投資農業，但由于農業投資回收周期長，面臨市場和自然風險大，加上銀行法、保險法等相關法律的約束，使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缺乏開展農業信貸業務和保險業務動力。大多數合作社、種糧大戶由于受到自身發展水平和農業比較利益低的制約，難以獲得銀行信貸資金和農業保險支持。
二是政府補貼政策難以促進農業良性發展。我國各級政府的農業補貼政策基本是圍繞承包權進行的，而非經營權，致使補貼獲得者不是農業生產經營者，嚴重制約了這類組織提供社會化服務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導致財政投入到農業生產方面的補貼難以發揮應有效益。
三是農業生產分散經營格局制約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目前我省現有農村承包耕地9612萬畝，承包農戶1978.5萬戶，戶均耕地4.86畝，是典型的分散經營格局，致使合作社等各類集體和市場型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組織難以獲得發展空間。
四、總體思路和具體建議
（一）總體思路。以十精神為指導，以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為目標，以保障農民基本權益為準則，以組織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為主線，以增加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壯大生產經營規模、完善服務內容、提高服務能力為重點，堅持“重點完善，突出培育，加快提升，促進規范”的總體發展思路，構建覆蓋全程、綜合配套、機制靈活、保障有力、運轉高效的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重點完善政府主導型公益體系，突出培育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加快提升市場化服務質量，促進規范各種服務體系運行機制。
（二）具體建議
一是支持公益性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機構轉變職能，提高服務效率。根據區域布局，支持縣鄉政府整合基層農業生產服務機構和人員，擴大服務半徑，設立農業生產服務區域站，避免人力資源閑置和浪費。整合相關涉農專項資金，加大對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支持力度。支持基層農業技術人員培訓，改善其知識結構單一老化問題，全面提升公益能力。支持實施信息惠農工程，改善公益性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方式，積極利用科技、氣象、糧食等涉農服務網絡，搭建省級農業信息服務平臺。支持農業生產監測預警系統、農產品和農資市場信息服務系統、農村科技信息服務系統等應用系統建設。支持糧食生產核心區氣象監測預報預警系統建設，建設農業氣象自動化觀測網，提升農業氣象災害監測能力。支持政府向具有相應資質的農民合作組織或龍頭企業購買服務，對當地農業生產進行統一指導、統一服務，對病蟲害實施統防統治，發揮補貼政策的整體合力。
二是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健康發展，提高其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進一步加大財政對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扶持力度，支持推進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提高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覆蓋面和帶動力。支持發展農業合作經濟和股份合作經濟組織，推動土地、資金、技術、裝備和勞動力的聯合和協作，擴大基本生產經營單元的生產規模，逐步形成適應工業化和產業化發展的新型農業經營格局。支持開展以農民專業合作社試點建設為載體，推進試點縣、鄉鎮和合作社工作，重點圍繞破解政策、資金、金融、土地等制約難題，積累經驗、探索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載體的新型農業生產現代化經營主體發展的新路子。
三是支持農業產業化集群建設，加快提升農業生產市場化服務質量。統籌安排相關涉農資金，按照“基地支撐、龍頭帶動、流通服務、特色高效”的原則，以當地資源優勢為依托，以產業關聯為紐帶，以涉農經濟組織協作為基礎，突出基地化、標準化、規模化、信息化、產業化，選擇一批上下鏈接、合作緊密、以就地加工為主的農產品產區，支持推進產供銷、農工貿一體化，努力打造全鏈條、全循環、高質量、高效益的農業產業化集群。
四是加大對糧食生產規模化經營的支持力度。目前，我國糧食生產分散經營方式不利于糧食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不利于標準化集約化經營，不利于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糧食科技推廣要有完善的農業基礎設施、產業化的經營模式和農民看得見的效益。但對我國戶均只有7畝地的小農經濟而言，往往因糧食生產周期長、自然風險、市場風險大和比較效益低等因素的影響，使糧食科技對農民的吸引力減弱。另外，由于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方式，增大了糧食生產科技應用推廣和管理成本，制約了糧食生產科技的應用和轉化。因此，促進農業生產規模化經營是新時期的重要舉措。建議中央研究出臺加快土地流轉的財政支持政策，設立專項引導資金，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鼓勵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向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種糧大戶流轉土地，引導和鼓勵其增加土地經營規模，推廣應用現代農業科學技術，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提高農產品生產品質和效益。
第6篇：農業社會化范文
今天，市農業局召開全市農業工作會議，研究部署今年我市農業農村工作，我認為非常及時，很有必要。剛才，永寧、國華、宏裕同志分別對去年的工作進行了全面的回顧，并對今年的農業農村經濟工作作了具體的安排，請各地務必抓好落實。下面，我再強調幾點。
一、認清形勢，堅定做好農業農村工作的信心
20*年是我市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的一年。一年來，各級農業部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全面落實中央、省、市農業農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克服了災情和疫情的影響，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的健康協調發展，實現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穩定”的奮斗目標。概括起來，我認為有四個亮點：
一是農業總產值和農民人平收入繼續實現“雙增長”。預計20*年全市農業總產值(生產價)98.2億元，比上年增長5.2％，農村居民人年均純收入40*元，比上年增長4.3％。完成糧食種植面積159萬畝，總產51.4萬噸，超額完成省下達的糧食考評指標。在大災之年能夠取得這樣的好成績是很不容易的。
二是畜牧業發展勢頭良好，肉類總產量首次突破10萬噸大關；
三是扶貧開發工作取得新突破，農村安居工程成效明顯。20*年以來，共投入資金6697萬元，完成了20*年省下達的3250戶危房改造任務的93.45％。其中竣工2249戶，在建788戶，進度排在全省15個地級市的第六位；“大禹杯”競賽活動和扶貧培訓有較大進展，“一保五難”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四是農村社會大局穩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扎實有效開展，農村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各項事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同時，流動漁民協會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些成績的取得，是與農業部門廣大干部職工的團結奮戰和辛勤努力分不開的，市委、市政府對農業部門的工作是滿意的。在此，我謹代表市委、市政府，對全市從事農業農村工作的同志，致以親切的問候和衷心的感謝!
但話說回來，目前我市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仍然處于攻堅爬坡階段，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如農業基礎設施比較薄弱，農業發展越來越受到資源和市場的雙重約束，農業產業化、農業科技水平不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不強，農民增收困難，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等等。但我們也要看到，農業的發展正面臨著難得的機遇和諸多有利條件。近幾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三農”工作。在發展方略上，加快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在發展方針上，實施“多予少取放活”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在發展政策上，對農民實行普惠政策，逐步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為農業農村工作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政策環境。特別是省委省政府在粵東召開的會議，對“三農”工作給予了諸多政策和資金的支持，省財政將一次性安排500萬元作為我市農業現代化示范區建設啟動資金。因此，各級農業部門要牢牢把握發展新機遇，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進一步堅定信心，扎實推進農業農村工作的發展。
二、凝聚力量，突出重點，全面推進農業農村工作
20*年是貫徹落實省粵東會議的第一年，也是實施“十一五”規劃的第二年，做好今年農業農村工作，對于保持我市經濟社會發展良好勢頭意義十分重大。按照省委、省政府對粵東提出的“三年打基礎、五年大變化、十年大發展”總體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的戰略部署，下面，我提幾點看法，主要是“五個加快”，“一個加強”。
1、加快結構調整，建設農副產品加工、綠色產業經濟帶，發展效益農業。
在剛剛結束的市委四屆七次全會上，市委提出要構筑“三大經濟帶”建設，其中一條就是要建設農副產品加工、綠色產業經濟帶。這個任務就落在大家的身上了。因此，各地要圍繞市委的戰略部署，堅持以發展效益農業、增加農民收入為重點，突出區域優勢，調整優化農業產業布局，大力發展優質蔬菜、高值水果、花卉、南藥、畜禽飼養、水產養殖，大力培育農業名牌產品，結合“一鄉一品”項目，選擇具有地域特色和市場前景的品種作為開發重點，逐漸形成主導產品和支柱產業，并通過“興科技、建基地、抓加工、促流通”，全面提升農業整體水平。
2、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推動農業農村經濟增長向質量效益型轉變。
要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抓實抓好。重點抓好二點：一是進一步加大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市場體系和農產品加工業三大農業產業化載體的培育發展力度，鞏固壯大3家省級農業龍頭企業，扶持培育國泰、五豐、綠洲農貿和海豐食品企業集團為省級農業龍頭企業，全面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二是乘助粵東會議的東風，高起點規劃好建設好現代農業示范園區和農業機械示范園區，促進全市農業的優化升級。
3、加快村務公開進程，強化農村民主管理。
進一步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議事制度，全面推行“村賬鎮”，實行村務公開、財務公開，提高辦事透明度和村民參政議政的主人翁意識。完善農村財務審計制度，加強管理監督，規范村干部的行政行為，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維護農村社會穩定。
4、加快農村安居工程，確保高質量完成扶貧開發任務。
各級扶貧部門要切實抓好產業化扶貧、“大禹杯”競賽活動等各項扶貧開發工作，突出抓好農村安居工程和扶貧培訓。今年全市農村安居工程任務要完成4萬多戶，時間緊，任務重。要強化領導責任，突出工作重點，堅持分類指導，調動各方力量，確保20*年底按時按質按量完成農村安居工程。同時要把開展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培訓、促進就業作為作為扶貧工作的一件大事來抓。
5、加快畜牧獸醫體制改革步伐，切實抓好畜牧業養殖和防疫工作。
各地要以深化畜牧獸醫管理體制改革為契機，按照有利于加強基層，有利于提高綜合防控能力的原則，全面加強各級畜牧獸醫機構和隊伍建設，特別是鞏固和加強鄉鎮畜牧獸醫機構和隊伍建設。同時，要一手抓生產，一手抓重大動物疫情的防控，全方位加強各項防控工作，確保我市新的一年無重大動物疫情發生。
6、加強農業部門自身建設，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
各級農業部門要重視農業干部隊伍建設，從政治上關心和愛護農業干部，加強人才培養和選拔，優化隊伍結構，提高做好新時期農業農村工作的能力。廣大農業干部要內強素質，外樹形象，自加壓力，勤奮工作，進一步增強開拓創新能力，不斷提高政策水平、理論水平和工作水平，以良好的綜合素質和過硬的工作作風為廣大農民群眾提供優質服務。
第7篇：農業社會化范文
關鍵詞農業機械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作用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舉措，其主要標準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5個方面充分體現了新農村建設的豐富內涵。從近幾年集安市新農村建設的實踐看，無論是發展農業生產、改善村容村貌，還是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綜合效益，都與農機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可見，農業機械化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主導作用[1-4]，農業機械化作為現代農業的標志，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肩負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1農業機械化在農業生產發展中的主力軍作用
從20世紀60年代起，集安市農業機械化從無到有，發展到今天，全市已經擁有各類拖拉機 4 600臺，包涵了大型履帶拖拉機、大中型輪式拖拉機、小四輪拖拉機和手持式拖拉機多個品種，農業機械總動力達14萬kW。截至目前，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都有農機化的影子，農民已經從農機化發展中嘗到了甜頭，越來越多的農戶中購置了農業機械。可以說，隨著農藝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機械產品也按著農藝的要求不斷提升服務能力。伴隨著農業科技水平 的飛速發展，農機化已成為農業生產力不斷增強的永恒發展動力。農民投身農機化，使用農業機械的熱情不斷高漲，形成了農業機械化發展熱潮，也必將帶動農業科技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把“生產發展”列為第一要素，就是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而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關鍵在于不斷創造和運用先進的生產工具，農業機械就是最重要的先進生產工具，是農村生產力發展最具活力的要素，是農村、農業、農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當前，農業機械在集安市得到廣泛的應用，機械作業量迅速增長，作業領域深入到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的各個方面，農業機械作業效率的不斷提高推動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全面提高，從而大大加快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步伐，因此實現農業機械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必由之路。農業機械化不但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減輕了勞動強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土地產出率、農業資源利用率，而且為促進農業綜合能力的全面提升，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生產發展”起到主力軍作用。
2農業機械化是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的基礎
農業機械化的廣泛應用，把農民逐步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救出來，極大地改善了農業生產和農民的生活條件，要使農民生活富起來最主要就是增加農民收入，“三農”問題的核心也是農民增收問題。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要讓農民盡快致富，目前的辦法:一是推動農村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變人口優勢為人力資本。當前，農村存在著農忙時嫌人少、農閑時嫌人多的實際用工情況。農民外出務工必須簽訂半年或者1年以上的合同，農民因為還戀著自己的土地所以就產生了農忙和外出務工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最有效、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實現農業機械化發展生產力。要想使農民富裕起來，就必須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把大量剩余勞動力解放出來，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為社會家庭開創第二職業，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村生活水平。農業機械在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中不僅可以代替人力，而且可以直接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使農民有能力、有條件向第二、三產業輸出更多的勞動力。20世紀80年代以前，農村1年中的農時季節一般在4個多月，而現在農民充其量用2個月的時間就完成全年的農業生產，尤其是在耕整地的環節、后勤加工和場上作業環節、運輸環節，農民都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提高了農業生產率，解放了勞動力，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二是推進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發展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加速農業產業化進程。大量農民轉移出去后，農村的種植業、養殖業、加工業、運輸業等大量農活都要靠少數農民來完成，農民迫切需要使用農業機械來完成人力無法完成的作業項目，因而要推進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不斷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大力發展生態農業、有機農業、設施農業，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目標，真正讓農民富裕起來，農業機械化是強大的支撐。
3農業機械化是鄉風文明的保障
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改善了農業勞動條件，減輕了農民勞動強度，使農民生產、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同時加快了城鎮化建設，促進了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營造了農民“學科學、用科學、學法律”的良好氛圍，使文明之風進入千家萬戶。
4農業機械化是改善農村面貌的重要手段
農業機械化在農村生態環境建設和自然資源利用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如農機化保護性耕作技術的應用可減少土地風蝕水蝕、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土地結構。農業機械化不僅是改造自然環境、治理水土流失、美化農村城市的前提手段，并且在改變農村的不良衛生習慣、促進農村村容村貌的改變上也發揮著巨大作用。
(下轉第230頁)
(上接第224頁)
5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可以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依靠產業作支撐。做大做強農業主導產業、區域優勢產業、地方特色產業，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強大的產業支撐，農機部門的任務重大而緊迫。農業機械化的全面推廣應用，可以創造出更好的農產品，在農副產品加工的產業鏈條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6結語
由此可見，農業機械化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基礎性、主導性和決定性作用非常重要，農業機械化的持續穩定發展，必將極大地改善農業勞動生產條件和農村的村容村貌，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要把農業機械化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把農機化工作全面落實到到新農村建設和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實際行動中去，推動農機化事業健康快速發展。
7參考文獻
[1] 魏顯山，鹿鳳啟.農業機械化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及對策[J].現代農業科技，2010(7):285-286.
[2] 張吉營.農業機械化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J].農業科技與裝備，2008(4):120-121.
第8篇：農業社會化范文
【摘 要 題】理論探討
【關 鍵 詞】兼業化/人口壓力/工商政策/李約瑟之謎
【 正 文】
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戶兼業化行為產生的動因
中國小農經濟的經營主體——家庭農場具有一個很顯著的特征，就是小農戶家庭生產中的兼業化傾向，這個特征幾乎伴隨著小農經濟存在的始終。兼業化主要表現為小農戶在小規模土地上的農業生產經營間隙，或多或少的進行著一些其他如紡織業、小商業、小手工業等的具稟賦優勢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種傾向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農業生產的特性提供了兼業行為所需的時間、空間甚至原料方面的保障，在技術上為其提供了可能性；其次在土地資源過度分割，每一農場的規模小于維持家庭生計的最低限度時，農戶需要謀求非農行業的收入來滿足生存要求的必要性；還有學者認為這是商品經濟下小農戶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必然選擇等等。這種種因素分別在傳統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中影響著農戶的行為，造成了他們的兼業化選擇。
黃宗智在他的《華北的小農經濟》一書中強調，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小農個體性質的認定起基礎性作用。部分農戶在商品經濟程度不高，無力參與市場交換時，這種兼業行為為維持家庭生計提供了基本的保障，雖然并不是出于主動參與商品經濟和交換的需要。這種類型在中國傳統農業小農經濟體系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戶不需參與市場交換，形成了耕織結合的家庭生產方式，并因此導致了我國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基本特征。在這種方式下，一方面小農戶進行著類似于簡單再生產的循環活動，在租金和糧食自足之后所剩無幾，來自于衣食住行其它方面的需求難以從市場上解決；另一方面，卻模糊了社會生產專業分工的界限，阻礙了市場機制的形成與擴大。從各種史料記載中都體現出，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國家對于這種結構的組合方式始終采取了支持鼓勵的態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這種組合方式下，個體小農戶可以承受來自于國家對更重的租稅的索取而依然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均田制下的國家這種欲求暴露得最為明顯。這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首先，極不利于農戶經營單位自身積累剩余，擴大投資和經營規模，使生產完全處于一種簡單的再生產狀態；其次不利于商品市場的擴大和廣大個體農戶需求的分工和深化，阻礙了商品生產交換的發展。
事實上，國家因控制土地資源而產生的對經營者租稅收入無限膨脹的索取欲望，加劇并強化了農戶的兼業化選擇。正是在這種欲望的支配下，封建王朝依靠所固有的強制力（暴力潛能）支持，小農的經濟能力往往被壓制在最低生活線附近，因此不得不做出多元化經營選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力逐漸弱化時，這種兼業化選擇的動因也開始發生了變化。
即使是在國家對經濟資源控制最強，也就是均田制能夠得以實施時，也有過小農生產者因不堪忍受國家租稅以及人工調用等各類經濟與非經濟的剝削和控制，寧愿逃避到大土地私有者的庇護下耕作。這些大土地所有者往往產生于國家統治的官僚體制之下，更可能逃避對封建國家承擔的賦稅義務。小農作為有限度自由的勞動者，相比較成為國家的附庸，擁有更強的談判力量，從而在通過大土地所有者與土地結合的同時，也擁有比與對國家博弈更為有利的地位。小農爭取獲得更多生產剩余的過程，也就是小農經濟地位更高，生產活動經營決策更經濟的過程。這一博弈的過程可以從后半期中租佃關系變遷中有所顯示：從分成制到定額制再到永佃制，體現了兩者間力量的對比發生的變化，地主階級為了更大化利益總額向小農一步步做出了妥協。
在這種趨勢下，小農可能掌握更多剩余產品進行儲蓄投資和消費，因此其生產活動越來越多的體現了市場經濟下的利益最大化的色彩，他們根據市場價格調節自身行為，“小而全”的生產方式逐漸不再經濟，市場的需求逐漸開始使具有相應資源或技術稟賦的小農更多的為滿足市場需求而進行生產，不再局限于提供自身再生產的必需品的目的。這時，小農兼業行為逐漸導致了小農的區域間差異性開始產生，小農階層發生分化。有學者研究發現，清江南地區的小農工農結合體內部結構已發生變化，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方式不是以自給型農業和自給型手工業的結合為主，而是以自給型農業和商業型手工業、及商業型農業和商業型手工業結合為主[1]。這導致了某種被學者稱為“收入重心轉移”[2]的現象發生，當農戶經營規模狹小，農業收入低于維持家庭生計的最低限度時，農戶不得不做出兼業化生產的決策，當非農業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時，農戶就必然會選擇粗放耕種農場。據有關研究，蘇南的大農場比小農場具有更高的土地產出率，因此小農戶粗放經營農業的機率要比大農戶大的多。部分小農家庭，因非農產業的效益和收入比重不斷上升，使得農業收入本身在其家庭經濟中所占的份額逐步的縮小；因此農戶會自動放棄對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的追逐，而僅僅滿足于其土地產出率相當甚至低于當地的一般水平，僅達到維持其生存或經營的需要，缺乏激勵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從而可能導致在部分地區農戶將土地的耕種作為他們的“副業”[3]。這在我國封建社會晚期商品經濟相對發展的地區表現得更為突出，有關研究表明，明清時期在江南地區無地少地農民對棉紡織手工業生產的依賴加大，在部分小農家庭中，棉紡織手工業由副業逐漸轉化為主業，手工業收入超過農業收入，成為農民家庭生活的第一經濟來源。
這種小農兼業化現象的產生猶如一把雙刃劍，對于當時的經濟有雙重的作用。首先這種兼業化的經營促進了當時農村市場的培育和發展，使得一些非農產業的分工逐步細化、深化，技術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收入重心效應”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會造成某些重心已經轉移至非農產業的農戶對土地進行“粗放化”經營，失去更大發掘土地效益的激勵，從而局部的使農業生產率增長停滯、效率降低。
這類兼業化生產因為依附于家庭農場的經營單位之下，因此多以家庭為生產經營單位，且較集中在農閑時間進行。這樣并不利于適合以分工協作為基礎的工商業生產的組織方式產生，也不利于提高家庭非農產業的生產效率。對促進市場經營的發展，非農產業分工的細化、深化作用是有限的。
意識形態領域的約束也在這里體現出來。因為對未來經營不確定性的預期，出于對安全的偏好和規避風險的目的，以及“以農為本”觀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即使在家庭收入重心已經轉移到非農產業收入的情況下，大多數家庭農場仍要“兼營”農業，以保證自身對糧食消費方面的需求。
確實有跡象表明，這種不完全的工商化只是一種過渡階段，轉化仍然在進行中[4]。隨著糧食供給的市場化程度提高，農業與非農產業相對收益差異的繼續擴大，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約束隨現實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弱化[5]，退出農業領域專營工商業生產的階層開始崛起。因此這一領域的約束更多的是來自內生于家庭農場產生的先天性障礙。這種自發轉型受到家庭生產方式的影響，小家庭農業生產的剩余積累約束，共同導致了對非農產業的投資規模約束，成為阻礙工商業生產經營的規模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
由家庭農場兼業化發展起來的小型工商業，完全是根植并服務于家庭經濟的，它與資本主義國家中通過資本的原始積累逐漸建立起來的以雇傭工人、分工協作產生規模經濟、追求資本增值的工商業化有截然不同的路徑。這種內生于小農業生產組織的路徑使得非農業發展傳染上了農業領域里小型家庭農場暴露的問題：規模小型化、分散化、科技創新的動力和能力不足、投資不足等，因此對于資本積累，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做準備的作用極其有限。
人口壓力、土地政策和工商政策下的兼業化經營
人口是長期困擾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大問題，約束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和路徑，因此受到廣泛的關注。很多學者認為人口問題既是約束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阻礙條件，更成為歷史對現實遺留下的苦果[6]。
為了控制更多的資源，擁有更強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中國古代封建制國家一直采取了鼓勵生育、吸引和爭奪勞動力的政策，這一政策與當時農業生產水平是密切相關的，勞動密集為主要特征的傳統農業意味著投入更多的勞動就會有更多的產出。除了為提高農業產出，國家還制定了其他制度來加強其人口政策的導向，以控制“非農人口”和農業流民的產生與存在。比如很多學者都提到的“多子均分制”[7]，是我國法定的家庭財產分配方式，其主要內容是無論田宅、生產工具或其他，每一家庭的財產最終都必須在諸子中進行均勻分配。歷史上的授田于民的政策中，大多數朝代對土地的分配都是根據人口數量（甚至包括奴婢、牲畜）作為分配單位，那么家庭成員與占地數量的增減間就必然存在正相關關系。這種土地政策同多子均分的分配制度相結合，更加強了小規模的農業經營格局。
盡管如此，本文仍然認為中國歷史上被眾多學者所強調的人口壓力并非是一種絕對量的壓力，恰恰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人口過剩。這種人口過剩是對于農業生產部門與農業勞動者而言的。有學者研究并比較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晚期與當時西歐的人口密度，得出結論當時中國的人口壓力客觀上并非已到達某種極限和臨界點，而與其他農業社會同期的水平相當[8]。真正使人口壓力顯得異常沉重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還沒有走出“古典的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沒有發生質變，無法使經濟資源對人口的容納提升到新的層次而體現出的危機。這就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和認識中國的人口問題。
認識這一問題，如果我們把視野僅僅局限在農業生產部門已經不夠了。雖然伴隨著封建社會本身帶來的種種制約和不徹底性，但由于中國土地資源很早就成為一種可私有買賣的商品，作為農業生產的必要資源，人地結合的一個根本點，某種程度上，必然會伴之興起令各王朝深感頭疼想要極力安撫的失業大軍，我國古代稱之為“流民”。大量無地農民的出現并非偶然，純粹是農業生產部門的勞動力后備軍而已。事實上，在農業部門產生的大量過剩人口本應存在著疏通的可能，那就是非農產業的經營，即農業人口向非農業領域進行轉移。如果這種轉移曾經有規模的發生，那么中國的經濟史亦將重書。很多國家所謂增長方式的轉變往往可溯源于專營工商業者的興起，但這種產業間的大規模人口流動而且足夠影響社會經濟結構的事件，卻因為中國封建國家的政策導向，未能發生[9]。
由于封建統治者不愿看到因大量此類人口的存在和流動帶來社會不安定的隱患，國家采取了強制農民與土地結合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將有限的國有土地按人頭均分下去的“均田制”。除去其它諸多因素，將這些“顯性失業”轉化為“隱性失業”，將其保證在國家戶籍制度的視野之內，生產資料的供給保證了他們最低的維生可能，同時還可以負擔起國家稅賦和地租，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經濟利益的萬全之策。這種安排在不短的時期內對經濟效率的提高功不可沒，但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自然增長，尤其是可分配的國有土地的減少使國家意志力不從心，這種方法顯然難以長期維繼。據史料記載，商鞅變法之后，封建國家就在原有的商賈戶籍上增加了抑商限商的內容，形成了市籍制度，加強了對商賈及相關資源的控制利用能力，抑制和打擊私營商業。尤其是針對從農民中轉化而來的中小商人，以士科謫、毋得名田、算緡、告緡等進行限制。這種性質的政策在各朝各有差異和不同，但始終是工商政策的主流。即使在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情況下，人口與耕地矛盾加劇導致了農民的產業間流動：轉向官私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等部門，但由于種種限制，這種流動仍有很大局限性。
未能產生可以吸納農業剩余人口的商品市場體系和工商業部門是很關鍵的原因，自身羸弱的體系當然就無法承受來自農業龐大的勞動力供給。根據很多學者的研究考證和分析，我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市場體系就已經初具規模，商品生產和交換非常活躍，甚至有學者認為當時已經形成了相當系統和成熟的全國市場網絡[10]。但很快封建國家就發現，經營工商、富比王侯的工商階層的崛起，會對國家經濟政治的權威帶來極大挑戰，使國家對社會經濟、資源、人口的有力控制大打折扣，而且工商業豐厚的利潤使得具有壟斷力量的國家也不肯主動放棄[11]。因此國家統治者從此開始了漫長的“與民爭利”的過程。這在一些關系民生的重要部門尤其突出，比如鹽鐵禁榷制度等。國家不但壟斷了其生產銷售以至運輸倉儲的命脈，對價格的變動和掌握也極其嚴格。一方面成熟龐大的官僚體系可以使統治者介入到社會經濟的各個層次，這樣就使得一些本需市場機制來完成的功能存在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替代完成的可能。另一面對工商領域產生的收益的垂涎，使其以市場主體和市場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出現，制造壟斷并獲取工商業利潤。至于經營工商領域所需要的勞動力，由于政府控制著規模、組織和技術（甚至工匠的人身自由），其勞動力需求的數量和來源也基本穩定。
意識形態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由于傳統農業社會統治者認識的局限，“重農輕商”、“崇本抑末”的統治思想根深蒂固，占據主流思想幾千年。這種意識形態統治和影響下的勞動者都更傾向于“置田買產”的小康殷實的耕織自給生活，即使為生計所迫專一從事小的工商活動，也往往是救急的權宜之計，一旦可能仍會回歸農業生產。至今，意識形態的約束痕跡仍在某些傳統力量厚重的地區中廣泛存在著。根據諾思對意識形態問題的分析，意識形態是不會一成不變的，人們會根據社會經濟現實的變化修正原有的意識形態而建立新的更有效率的體系。在中國封建國家中，真正起到強制性約束力量的仍然是國家對工商業的介入和對市場機制的替代。
首先，工商階層的羸弱使有勢力的工商市場力量不能崛起，一方面既妨礙了資本主義因素的迅速滋生和可能引起的社會結構和增長模式的巨變；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使大量的農業過剩人口游離于農業產業中無法流動和轉移。這樣就使得農業受人口壓力而發生所謂“內卷化”[12]、“過密化”[13]趨向，犧牲了農業生產效率，工商業的發展緩慢、停滯。雖然在宋之后隨著授田制的瓦解，人口流動逐漸增強，國家對工商業的控制也被迫放松，工商業開始成長和發育。但由于既有的經濟結構特點已經形成，且中間階層的缺乏，如前文兼業化部分所述，工商業領域以小規模、小型化的家庭經營為主，且多寄生于家庭農場的組織形式上，有著很強的局限性。
王朝更迭、兼業化特征與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
中國封建社會中土地所有權結構形式及與其相伴隨的種種變化，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這一變化過程極其緩慢且多有反復，從長遠的角度觀察農業的發展顯得比較沉悶。基于這種觀察，形成了李約瑟所提的兩個謎，也是中國經濟史界長期探討的焦點問題之一，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長期延續和停滯。作者認為造成這種歷史演進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國家權力意志影響之下的土地制度的設計，與由此為起點的土地所有權結構的演變。由此而引發的農戶的兼業化生產選擇對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系統的穩定和停滯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中國社會雖早在兩千年前就建立了大一統的專制國家政權，但天災人禍、政權的頻繁更迭卻也伴隨著整部經濟史。這種政權的周期性更迭是伴隨著每一王朝的經濟周期與土地所有權結構的變動產生的。每一個王朝建立的初期，國家對政治、軍事、經濟的控制都最為有力，國有土地也占有較大份額，授田與民的部分實施保障了農業無地少地人口都被分配有或多或少的土地。同時新建立起來的官僚體系能力尚弱，土地兼并因之并不明顯，王朝的經濟安全是比較穩固的，大型公共物品的供給也成為可能，這些都保障了農業產出的穩定，也使統治者的財政收入有可靠的來源。以至于每每在改朝換代之初，都會有一個所謂的盛世即經濟期出現。之后隨著農業的發展，人口的恢復增長，官僚貴族地主依靠政權力量開始竭力兼并土地，與統治者爭奪壟斷租金，使國家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力下降，財政狀況緊張，而忽視甚至縮減農田水利灌溉設施的建設，一旦出現天災人禍，政權就會產生危機。很多王朝在產生這種危機時，往往有改革者出現，企圖力挽狂瀾，改革舉措也每每集中在土地兼并和財政改革兩點上。這時往往就會面對“諾思悖論”中所說的矛盾：兼并的受益者往往是體制內或者與之結合緊密的官僚士紳，這一利益集團對統治階級而言是極具談判力量和競爭的威懾力的，觸動這一階層會耗費統治者巨大的成本，且可能直接對王朝帶來動亂的威脅。因此往往使統治者只能以放棄部分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和小農集團的利益為代價，獲取人集團的支持。最終危機的積累一旦遇到漲落，系統就會不堪重負只有崩潰。這種三階段周期幾乎在每一個王朝上演過。這樣的周期性波動和更迭導致了土地所有權結構的周期性變化，當下一個王朝重新建立時，同樣的周期會被重演，大量積累在這種所有權結構安排和經濟模式下的能量被階段性釋放，從而保障了系統的整體長期穩定性。
一方面，王朝的更迭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明顯迂回前進的軌跡；另一面，農戶兼業化作為效率很高的精耕細作、勞動密集型中國傳統農業的必要補充，穩定和延緩了整個社會系統的演進步伐。在中國古代傳統農業所有制結構下，受國家授田于民的政策和“有恒產者有恒心”的激勵，產生了極有效率的以家庭農場為經營單位的農業生產方式。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這比領主制下大莊園農奴集體作業更加優越，不同類型的所有者大多都選擇了家庭農場的生產方式。國家為自己的編戶齊民提供有系統、有組織、大規模的農田水利設施的供給，這種供給為大量分散的小型家庭農場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使以小型農場為主體的農業經濟體系能夠保持穩定和平衡。為安置過剩農業人口進行的家庭授田，阻礙民間工商業發展、阻礙人口流動轉移的制度安排，迫使小家庭農業經營者不得不采取兼業化經營方式維持再生產，這種兼業化經營方式給與國家從農業中最大限度獲取財政收入的可能，國家對農戶的榨取又反之加強了農戶的兼業化生產模式。這種種制度與績效間相互作用，形成自增強機制，使得這種形態的農業特點就會不斷地被強化，導致“路徑依賴”的產生。
可以說，這是在國家壟斷經濟資源謀求租金收入最大化時最有可能產生的結果之一。這同大量經濟史學家認為中國農業社會之所以會延續幾千年，主要是封建地主制下對小農過于殘酷的剝削而使得農民的積累發展無法完成相呼應，這也是以階級分析角度論述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長期停滯，資本主義因素難以確立的有力證據之一[14]。包括兼業化在內的這些政策的績效，對于農業和工商業的影響都是巨大的，要一起為中國特殊的經濟發展軌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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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農業內卷化：由于家庭小農場都是為生計所需，對過剩勞動力無能為力。因此家庭小農場在單位面積上投入的勞動遠大于雇傭勞動的農場，以致于這種勞動力集約化出現了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吉爾茨(Ciord Geertz)將這種現象稱為農業內卷化。新谷：“外國學者眼中的近代小農經濟——《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述評”，讀書1994.3
第9篇：農業社會化范文
一、動作要快
設施農業建設具有很強的時間性、季節性和技術性，需要一定的建設和生產周期。目前，秋末冬初這種最有利的施工期僅有1個多月，如果這段時間不能把設施建起來，不僅今年見不到效果，而且就連明年春季的生產也會受到影響。“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錯過農時，今明兩年新建設施化農業10萬畝的目標將很難完成。時間非常緊迫，我們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放松和懈怠。各區縣一定要迅速行動起來，立即啟動工作，立足爭取今年完成10萬畝任務，搶時間，拼速度，爭分奪秒，倒排工期，卡死后路，加緊推進，一切往前趕，抓緊往前干，力爭多完成一些。要抓緊做好農民群眾的思想工作，抓緊簽訂土地流轉協議，抓緊落實生產地塊，抓緊準備建筑材料，抓緊落實技術措施。冬季之前能夠開工建設的項目要抓緊開工，能夠完成建設的要力爭完成，并認真做好春節前的茬口種植和養殖設施建設，為實現“當年打基礎、轉年見成效、三年大變樣”的建設目標奠定基礎。會后，市設施辦要建立區縣設施農業建設情況報告制度，各區縣要將土地流轉協議的簽訂情況一周一報，設施建設進度兩周一報，總體進展情況一月一報。
二、標準要高
要實現設施農業發展的高水平，必須堅持建設的高標準。在這個問題上絕不能湊和，更不能因為標準低而反復改造修建造成浪費，形成包袱。各區縣一定要按照“布局區域化、經營產業化、設施裝備化、質量標準化、手段科技化、服務社會化、環境清潔化、效益最大化”的原則，高標準規劃，高標準建設，高效能經營，力爭把我市的設施農業建成國內領先、設施效能最佳、投入產出比最高的現代農業生產集中區。在推動過程中必須嚴格把握6條標準：一是設施水平要先進。種植設施要重點發展日光節能溫室，廣泛應用新型復合材料，增強保溫性能，滿足果菜類周年生產的要求。溫室脊高要達到2．8米以上，跨度要在6．5米到7米之間，高跨比達到1：2．1－2．4。同時，積極引進有實力的企業投資建設智能化溫室，實現全程機械化作業和小氣候自動調節。二是規模程度要達標。種植設施要相對集中連片，不要求一年建成，但規劃規模占地要達到1000畝以上；養殖園區中，奶牛園區一次存欄要達到500頭；生豬園區年出欄要達到5000頭；肉雞園區一次存欄要達到5萬只；蛋雞園區一次存欄要達到5萬只；肉牛園區一次存欄要達到2000頭；工廠化水產養殖車間在5000平米以上，池塘養殖園區要達到600－1000畝以上。三是基礎配套要齊備。新建種植設施區的田間作業路、溝渠、節水、排水、供電等基礎設施要相對完善，并配備小型農機具、卷簾機、物理防治等設施裝備；養殖園區要重點配備糞污處理設施，廣泛應用現代化的飼養消毒設備，能夠按照健康養殖方式組織生產。四是生態環境要優良。種植、養殖設施區內環境要整潔美化，養殖設施園區綠地面積要達30％以上。要嚴格控制高毒高殘留農藥及其它有害物質的使用，保護生態環境，實現農業生產源頭潔凈化。五是產業鏈條要延長。建立健全流通服務組織，完善產地批發市場，加快建立現代農產品物流體系，逐步實現冷藏、保鮮、加工、配送一體化，促進農產品增值增效。六是經營管理要科學。充分運用新技術和現代管理經驗，努力搞好農民培訓，提升經營管理
水平，提高設施利用率和生產效能。積極培育和引進市場前景好的新品種，優化種子種苗等后續產業結構，不斷提高產品質量。
三、機制要活
搞好設施農業建設，充分調動農民和社會各界積極參與，關鍵是搞活機制，制定好政策，形成迭加的綜合效應。要著力抓好4個方面：一是建立以政府扶持為導向、社會投入為主體、自我積累發展為基礎的多元化、多渠道、多層次投入機制。各區縣要進一步爭取金融、保險等相關部門的政策支持，加大扶持力度，促進設施農業加快發展。二是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積極吸引境外資本、民間資本和工商資本，投資開發建設高標準、規模化的設施農業，促進傳統的生產經營方式向現代產業化方向轉變。三是積極探索土地流轉、租賃經營、股份合作等多種模式，搞活經營方式，充分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四是合理運用扶持資金，提高設施農業建設標準。今年市級新增的農業支農資金要全部用于設施農業建設，資金使用要向高標準、高效益的設施傾斜。要通過申報、評審、認定等程序，對符合建設標準的農業設施及時給予補助。同時，各區縣要出臺配套政策進行重點扶持。
四、工作要實
設施農業建設是實打實、硬碰硬的工作，來不得半點虛假和馬虎。今年的建設任務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工作壓力也比任何一年都重。各區縣必須統籌安排，精心組織，切實把各項工作做細、做實、做好。
（一）要把責任落實。各區縣要盡快建立由政府負責同志任組長的設施農業建設領導小組和專門工作機構，分工負責，責任到人。要建立獎罰分明、操作性強的工作機制，實行嚴格的目標管理責任制，形成自上而下層層負責的工作落實體系，做到千斤重擔大家挑、人人頭上有指標、個個肩上有壓力、項項工作有著落。會后，市里將組成檢查組進行聯查，對重點地區、重點項目實行一月一核查，一月一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