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結構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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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場結構論文范文
1.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Pagano(1993)在一個經濟增長模型中，展示了在壟斷性的銀行結構中，銀行會向借款人索取較高的貸款利率，向儲戶支付較低的儲蓄利率，從而減少了市場中可用信貸資金的均衡數量。并且當政府出臺促進經濟增長的利率政策時，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還會阻止利率的下降，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Guzman(2000)在關于資本積累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通過假定存在兩個同樣的經濟體，其中一個經濟體的銀行處在壟斷性的市場結構下，另一個則處在競爭性的市場結構下，證實了壟斷力量的負面影響。Guzman認為在信貸配給存在的條件下，壟斷性的銀行會比競爭性的銀行更多采用配給的方式來貸款，從而得出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會對資本積累產生壓制效應的結論。他指出，在沒有信貸配給的情況下，由于壟斷勢力的作用，企業的貸款利率會更高，考慮到道德風險的存在，企業違約的可能性也相應提高了。壟斷性的銀行不得不維持監督企業的高額費用，浪費了本可以被用于借貸的資源，銀行的壟斷能力導致了銀行業的無效率。
Shaffer(1998)分析了1979—1989年間美國各大城鎮家庭收入增長的統計數據，發現在排除了對收入增長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后，在擁有較多銀行的城市中，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也較快，從而暗示了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Black和Strahan(2000)調查了銀行市場結構對企業活躍程度的影響，通過對美國跨州以及跨行業數據的分析，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銀行壟斷勢力較高的州，新興企業和新商業社團的數量較少。Jayaratne和Stranhan(1996)估計了美國廢除限制銀行分支機構的規定對各州收入增長的影響，一般認為，廢除此類限制應該被視為增強競爭。發現該規定實施后，各州個人收入以及產量均呈現加速增長的現象，由此預示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但是Collender和Shaffer(2000)發現，美國大都市地區，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家庭收入的影響在1973—1984年間為負，而在1984—1996年間卻轉變為正，這一結果顯示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的影響尚無定論。
2.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產生的正面影響。關于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在新興企業融資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方面，Petersen和Rajan(1995)所進行的開創性研究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他們的研究表明，在一個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中，沒有以往借貸記錄的新生企業實際上可能會以更低的利率獲得更多的信貸：具有壟斷力量的銀行可以通過“試銷性”(introductory)的低貸款利率來吸引新生企業，并在新生企業獲得成功后索取較高的貸款利率，以此抽取租金。由于具有壟斷市場的能力，銀行不用擔心會有其他競爭性銀行與之搶奪企業資源，因此，這種“先補貼新生企業，后分享成功企業利潤”的策略是可行的。反之，在一個競爭性的市場中，銀行不能指望日后能夠對成功的企業收取較高的貸款利率，因而也就不會在新生企業的初創階段通過降低貸款利率來促進其發展。所以，在沒有銀行壟斷的競爭性市場環境下，新生企業的貸款利率較高并且其信貸額度被部分配給。
Shaffer(1998)則從篩選的角度論述了壟斷性銀行市場結構的益處，反駁了銀行競爭會對經濟產生正面影響的觀點。現代商業銀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甄別的功能，通過對那些具有不同品質的借貸企業加以篩選，來鑒別那些具有潛質的企業。Shaffer發現美國金融市場中，隨著市場中銀行數量的增加，銀行借款人的總體質量反而會下降這一有趣的現象。認為銀行的篩選技術還不足以準確揭示借款人真實特性，當銀行不能完全甄別借款人的類型時，會有某些高品質的企業被鑒定成低品質企業，反之亦然。考慮到銀行很難區別信貸申請是屬于已被其他金融機構拒絕的信貸申請，還是屬于客戶新的貸款申請，被一家或多家銀行拒絕的申請人可以繼續向其他銀行申請。這類曾被拒絕的申請人既可能是高品質的企業，也可能是低品質的企業。如果市場中存在較多數量的銀行，且借款人頻繁的貸款申請是無成本或低成本，低品質企業獲得貸款的可能性就會大幅提高。這種“逆選擇”的存在，會導致銀行貸款質量下降，貸款銀行陷入“勝利者的禍害”(Winner’sCurse)而喪失利潤。Cao和Shi(2000)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也得出競爭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反而會使貸款利率更高、信貸數量更少的結論。Manove，Padilla和Pagano(2000)通過觀察銀行的借貸策略，考慮了不同市場結構下銀行在采用篩選還是作為篩選替代的抵押之間的權衡。銀行通過篩選來鑒別高品質的企業，并減少低品質企業的違約風險。因為篩選是耗費成本的活動，如果一家企業提供足額抵押，企業一般不會發生違約并損害到銀行的利益，銀行就不會有進行費時費力篩選的動機。考慮在高品質企業和低品質企業同時存在的現實世界，高品質企業雖然有更高的概率從事好的投資項目，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只有企業家知道自己是高品質的還是低品質的企業，而銀行卻并不知情，它只有通過篩選才能鑒別出項目的好壞。在競爭性的銀行市場結構中，銀行將給兩類企業提供貸款，一類是那些愿意提供足額抵押品的企業：由于高品質企業從事好項目的概率更高，因項目失敗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較低，所以愿意提供足額抵押品；低品質企業從事好項目的概率較低，如果低品質企業模仿高品質企業的做法，也給銀行提供抵押品，因項目失敗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就很高，這將給低品質企業造成更大的損失。因此，“提供抵押品以顯示自己是高品質企業”這一顯示信號，是低品質企業無法模仿的信號。愿意提供足額抵押品的企業將被銀行視為是高品質企業；另一類是不愿意提供抵押品，需要經過精心篩選才能給予貸款的企業。為了彌補篩選費用，向通過篩選的企業所要求的信貸利率要高于向提供抵押品企業所要求的信貸利率。此時，提供抵押品的企業會有部分項目失敗，雖然通過抵押品，銀行本身并沒有損失，但項目的失敗會對社會資源造成一定的浪費。在壟斷性的信貸市場中，由于能夠分享項目成功后的剩余，所以銀行并沒有接受高品質企業抵押品的意愿，而偏好于對所有項目都進行篩選。與接受抵押相比，篩選排除了向部分企業的失敗項目分配資源的可能，將能給銀行帶來更高的信貸回報。從這一點上來看，壟斷性的銀行結構更有利于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對經濟的影響也更為積極。
Dell’Ariccia(2000)研究了銀行對企業篩選的情況，發現隨著銀行數量的增加，銀行篩選企業的可能性降低了。這可能是由于篩選的過程將耗費大量時間，企業會在此期間失去獲取利潤的機會；或是由于企業并不愿意暴露項目的真實信貸價格，所導致的被觀察企業不情愿被篩選。在銀行競爭的格局下，銀行有可能會遷就企業不愿被篩選的意愿。在經濟衰退期或緩慢增長期，申請信貸的企業很可能是低品質的企業且其信貸申請曾經被其他銀行拒絕過，此時銀行對企業進行篩選是較佳的策略。然而，在經濟擴張時期，由于存在著較多高品質且未經甄別的新生企業，基于獲取市場份額角度考慮，銀行可能會向未經篩選的企業提供貸款。銀行在經濟循環周期的上升階段承擔了較高的風險，一旦經濟循環周期落人不景氣階段，銀行就有可能陷入貸款難以收回的困境。反之，在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中，壟斷銀行一般不會遷就企業的意愿，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銀行信貸隨經濟周期波動的風險。
Petersen和Rajah(1995)在對美國處于具有不同銀行集中程度的市場中，代表性的小型商業企業信貸可獲得性的實證分析中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的市場中，小型商業企業的信貸較易獲得；并且，較為年輕的企業在具有更高銀行集中度的市場中，支付的貸款利率更為低廉。Shaffer(1998)也發現在銀行數量相對較多的大城市中，銀行能夠索取更高的貸款利率。Bonaccorsi和Dell’Ariccia(2000)分析了意大利各省以及各行業數據，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的省份，新企業的誕生率也較高。對那些信息更為不透明產業中的新興企業來講，銀行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篩選甄別企業的品質，銀行集中度與新企業誕生率的正相關性尤為顯著。
二、對銀行市場結構的權衡
鑒于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可能產生正負兩方面影響，Cetorelli和Peretto(2000)針對兩者之間的權衡進行了研究。他們通過一個古諾模型，來說明N家銀行在個人儲蓄以及向企業借貸資金等方面的相互競爭對經濟的影響。假定那些擁有篩選技術的銀行，能夠花費一定的成本區分開高品質及低品質企業。雖然銀行甄別的結果不會被第三者所觀察到，但其他銀行作為競爭者，能夠通過觀察這家銀行是否會擴大或否決貸款來獲取被篩選企業的信息。信息的外溢產生了搭便車問題，導致銀行篩選成本的上升，削弱了銀行以信息為基礎的有效借貸策略。Cetorelli和Peretto進而把他們的模型從論證肩負著甄別企業成功率任務的銀行最佳借貸策略問題，擴展到既有被篩選過的“安全”貸款，又有未被篩選過的“風險”貸款時銀行借貸最佳策略。在此模型下，信貸市場是內生分割的：一部分低品質的企業一直被篩選且信貸僅向那些高品質的企業擴展，而其他剩余的企業則無視其品質特性，不予區別地實施信貸配給政策。信貸市場中這兩部分相對規模的發展變化，反映著經濟發展的路徑。在這一理論框架中，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有兩種：一方面，銀行數量越少，信貸市場中的總體信貸規模也越少；另一方面，銀行數量越少，對于銀行來說甄別項目的激勵越大，更多的資金因而能夠被有效地分配給高品質的企業，銀行資金的使用效率將得到提高。
所以，銀行的數量決定了信貸市場總體信貸規模及其效率間的權衡。反過來，信貸市場的規模和效率又決定了資本積累的回報，進而決定了儲蓄。由于這種權衡的存在，銀行市場結構與單位資本的穩態收入間可能不會是單調的關系。換言之，最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銀行市場結構既不是壟斷的市場，也并非完全競爭的市場，而是一個對信貸存在著過度需求的市場。由此可得出以下建議，由于政府政策會影響到銀行市場結構，作為監管者的政府可以通過控制銀行間的競爭程度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三、政府直接控制的銀行對經濟的影響
在現實世界中，各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中普遍存在著由政府控制的銀行。LaPortaetal.(2000)調查發現，在信貸市場中，國有銀行壟斷程度越高的國家，人均資本收入和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也越低，從而證實了國有銀行的效率較低，難以實現資本的最佳配置。此外，他還發現國有銀行壟斷程度高的國家金融市場發展也較為緩慢。Cetorelli和Gambera(2001)對政府控制銀行的強弱程度能否影響銀行在產業增長中的作用進行了檢驗后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且政府對銀行控制程度較高的國家，銀行高集中度對于高度依賴于外部融資產業的發展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消失了。實證結果顯示，由政府所控制的銀行市場壟斷只能導致銀行效率的降低。他們也沒有發現國有銀行對市場的壟斷力量能夠導致銀行更有效地篩選企業，并且國有銀行也不存在與貸款企業建立并保持良好借貸關系的意愿。他們認為，這種政府高度控制的壟斷性銀行之所以沒有對經濟起到其應有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因為國有銀行更樂于從事政治目標最大化活動，偏離了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
四、銀行業結構對其他行業結構的影響
產業組織理論認為在決定行業市場結構的因素中，銀行的市場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外部融資的可獲得性，起到了進入壁壘的作用，從而對其他產業的市場結構會產生影響。然而，無論銀行壟斷程度的增加會導致各行業部門壟斷程度的增加或是減少，即不管它是提高或是降低了進入壁壘，都無法事先得知。
從實證上看，一方面，更具有壟斷性的銀行能夠提高企業早期的發展速度。隨著企業的成熟，它會產生向那些潛在的新進入企業借貸的偏好。這與.Petersen和Raian(1995)所描述的銀行理是一致的。驅使壟斷性銀行向新興企業融資的動力，在于獲得企業成長后從企業利潤流中抽取租金的機會。考慮到在行業發育更為成熟的階段，新企業的進入會增加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而這將削弱原先銀行所扶持企業的利潤。因此，在成熟的產業部門，銀行也會有限制新企業獲得信貸的激勵。此外，銀行也會考慮它在其他方面的某些既得利益：維持銀行在市場的高集中度，會有助于銀行參與到現有客戶的經營中去，從而與現有客戶建立更為密切的關系；銀行還可能會通過犧牲從新的進入者身上所獲取的利益，來換取現有企業的信任，從而引導這些企業的戰略決策。此時，銀行的目標就不僅僅只是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會導致銀行偏好新的市場進入者，因為新興企業一般都具有更高回報的項目以及更為新穎的技術，能夠保證銀行更高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業的集中將導致競爭性的產業結構，不利于形成具有市場壟斷能力的大型企業。
總之，新興企業在壟斷性銀行市場結構下信貸的可獲得性，對新興企業所在行業未來的成長性影響較大。在某種程度上，銀行將面臨著新企業進入引發企業競爭對銀行原有收益的影響與新企業進入給銀行所帶入的新的利潤之間的權衡，銀行最終的權衡結果將影響到該行業的市場結構。
Cetorelli(2001)使用從17個OECD國家中所獲取的包括35個制造行業的數據，對上述觀點加以判斷。發現在企業規模高度依賴于外部融資的部門中，銀行業更為集中的國家，企業規模確實更大。他同時根據已有的實證結果考察了外部融資規模對行業的影響，發現無論銀行集中對行業壟斷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對于更依賴于銀行融資的企業來說，影響程度更深。
五、對中國銀行業的啟迪
1.關于發展金融機構。長期以來，中國的銀行市場是四大銀行壟斷絕大多數市場份額及金融資源的市場結構。但由于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大量問題，四大銀行并不能有效解決關于中小企業項目融資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限制了向中小企業的貸款。根據本文的分析，大量金融機構的存在，會導致有貸款意愿的企業之間缺乏競爭，而眾多銀行在激烈競爭中，貸款質量難免下降。如果完全放開銀行業的準入限制，銀行數量會快速增加，這將導致借款人總體質量的下降，反而會使信貸市場陷入貸款利率升高和信貸數量減少的惡性循環之中，不利于銀行資金的有效分配。因此，政府應該適當控制信貸市場中金融機構的數量，適度發展民營銀行。
第2篇：市場結構論文范文
最早的審計市場結構研究出現在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民間審計市場上“”形成，引起了審計市場格局的變化，學術界希望對“”格局的形成是否形成行業壟斷的問題做出合理的分析與解答，Zeff和Fossum(1967)［2］認為要深入了解審計市場競爭情況，必須研究事務所的成長、發展和自身特性，從而了解其市場行為，他們以1964年美國639家上市公司為樣本，以客戶收入、資產等在總和中的占比推斷事務所市場份額，發現“”取得了壟斷地位，但各事務所都呈現出了一定專業化。后來又有學者在他們的基礎上進行改進，選取不同指標對不同事務所市場份額和專業性進行衡量，大多數研究都表明審計市場集中度在不斷地提高，表現出寡頭壟斷的結構，比如:Rhodeetal(1974)［3］、Tomzyk和Read(1989)［4］、Pong(1999)［5］等。我國也有許多學者對民間審計市場結構進行了衡量，夏冬林等(2003)［6］以2001年上市公司披露的支付給事務所的費用為標準，使用行業集中度、利潤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三個因素評判審計市場競爭度，我國審計市場競爭激烈的結論。審計行業自身的激烈競爭是造成我國事務所獨立性不高，違規操作頻頻出現的原因之一。易琮(2002)［7］通過會計師事務所的收入資料對其市場份額進行分析，認為盡管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相比西方國家仍然較低，但在1997－2000年，集中度有不斷提高的趨勢。周紅(2002)［8］通過分析認為我國大事務所太小，小事務所太少，建議在扶持大所發展的同時應鼓勵小所發展，2005年通過分析發現國際審計市場的集中度有降低趨勢，并從理論上說明了審計市場集中度應與股票市場集中度相適應。胡文霞、逄俊(2005)［9］用“貝恩分類法”對2002年業務收入排名前4、10、30位會計師事務所的業務收入、注冊會計師人數占全行業總收入、總人數的比重分析，認為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較低，我國當前審計市場應屬于競爭型。葉豐瀅(2007)［10］以審計收費為度量基礎，得出我國A股審計市場已出具多頭壟斷格局。王敏(2011)［11］對我國審計市場2005－2009的結構狀況進行了分析，發現相比于西方國家，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較低。陳璐(2013)［12］認為我國審計市場發展較晚，且有著一定的特殊性，我國審計市場以行政力量占主導、市場化程度不高、市場集中程度較低。她利用審計市場經驗數據對我國審計市場的結構和變化的誘因進行了分析，發現我國審計市場處于低集中寡占型的市場結構。國內外學者的諸多研究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礎和借鑒，本文將收集最新的市場數據對我國審計市場結構進行評價和分析。
2.實證研究
由于證監會要求會計師事務所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后才能披露年報，在我國，上市公司審計需求占審計總需求的絕大部分，且只有具備證券期貨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才可能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主要從2011—2013年上市公司審計的角度進行審計市場的結構分析。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的統計數據，數據處理使用了EXCEL2007。本部分先通過對民間審計數據、參與上市公司年報審計的事務所數量變化等，總體上分析市場結構變化;再以不同的指標為基礎，分析審計市場集中度，從指標角度衡量市場結構特征;最后按事務所規模進行分類劃分，分析何種規模等級的事務所效率高，對目前我國民間審計領域的競爭狀況進行研究評價。
2.1審計市場總體結構分析
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的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百強信息，整理得到了2011－2013分別綜合評價前十的會計師事務所名稱及其每年的業務收入情況。總體來說，會計師事務所的收入三年來呈遞增趨勢，入圍十強的會計師事務所總體變化不大。2011年及以前，國際“四大”的中國分所，在我國審計市場上穩居前四強，且與中國本土所拉開了較大的差距，2012年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與國富浩華會計師事務所合并為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瑞華在當年進入行業前四，改變了國際“四大”在我國的格局，2013年，立信也躋身前四。國際“四大”的壟斷格局被進一步打破。說明我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在近兩年發展較快。從表2中可以看到，從2011年到2013年，我國上市公司總數呈現增加趨勢，而參與上市公司年報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家數卻不斷減少，說明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在總體上呈現出不斷集中的趨勢。從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的信息中可以看出，參與審計的事務所數量減少主要是由于事務所合并加劇。為了分析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人均產出情況，計算了師均產出率(師均產出率=事務所總收入/注冊跨及時人數)，發現“四大”的產出效率遠遠高于我國的會計師事務所，且有差距不斷加大的趨勢。
2.2市場集中度研究
2.2.1測算方法與數據選擇集中度能最直觀的體現市場的結構特征。行業集中率(CRn)①最為常用，但它不能反映出這個行業相關市場中競爭的企業的總數;赫芬達爾指數(HHI)②具有數學上絕對法和相對法的優點是較理想的市場集中度計量指標，它可以衡量企業的市場份額對市場集中度產生的影響。本文同時選用行業集中率(CRn)與赫芬達爾指數(HHI)反映市場的集中度。本文從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獲得了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上市公司的數目以及事務所業務收入的數據，分別以這兩個指標為基礎衡量市場份額，對審計市場集中率進行了描述性分析。
2.2.2研究結果根據貝恩對美國產業的壟斷和競爭分析，我國審計市場目前呈現出中集中度寡占型的市場結構。以事務所業務收入為標準CR4三年來呈下降趨勢，說明業務收入前四強的會計師事務所所占市場份額有所下降。CR8在60%左右波動，CR20呈略微上升趨勢，總體來說以業務收入為基礎的市場集中度三年來變化不大。HHI指數輕微下降，根據美國司法部的《合并指引》給出的標準，HHI位于1000以下，市場集中度較低。以事務所審計上市公司數目為標準，CRn指標都呈現出逐年上升，尤其是2011年—2012年上升非常明顯，與2011年前十大事務所中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與國富浩華會計師事務所合并為瑞華會計師事務所，二者的客戶數得到合并有很大的關系。從HHI指數來看，市場集中度有所增加但仍然較低。經歷了長時間的發展的美國審計市場已經較為成熟，美國審計市場的集中度非常高，2013年CR8達到99%③，我國的審計市場集中程度與美國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
2.3規模經濟變化分析
2.3.1測算方法與數據選擇產業組織理論中測定規模經濟的方法主要有:生存競爭法、利潤分析法、統計成本法和技術比較法(余東華，2004)［13］由于審計行業有成本、利潤等相關數據不易獲得的特殊性，故選擇生存競爭法測算審計市場的規模經濟。生存競爭法最早由施蒂格勒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他認為，不同規模的廠商會通過競爭促使行業篩選出效率最高的企業，進一步產生該行業的最佳規模經濟。具體測定過程為:先按照一定規模標準對目標行業的廠商分類，然后計算不同規模等級的廠商在不同時期內所占市場份額比重;若某規模等級廠商所占比重呈現增加趨勢，則該等級的廠商效率較高，存在規模經濟效應;若某規模等級廠商所占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則該等級的廠商效率較低，規模經濟效應不明顯。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將會計師事務所的注冊會計師人數作為事務所規模的衡量指標對2011－2013年審計市場進行進一步研究。將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劃分為:國際四大、CPA人數＞1000人、500人＜CPA人數＜1000人、以及CPA人數＜500人四個等級，通過是否連續3年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對事務所進行了篩選，共有40家事務所符合要求。
2.3.2研究結果表6和圖1對近三年我國審計市場上不同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所占市場份額的變化進行了直觀的描述，據此，得出以下結論:(1)國際“四大”對審計市場的占比最大，但呈現出比較明顯的下降趨勢。國際“四大”在審計市場上的占比從2011年的近50%，下降到了2013年的35.35%，下降近14%，效率下降，對市場的壟斷地位已一去不復返。(2)國超內大所發展迅猛，規模經濟提升顯著。國內超大所(CPA人數＞150人)隨著市場的發展，發展迅猛，市場份額日益提升，與國際“四大”的市場份額差距在逐年縮小，甚至有趕超“四大”的勢頭，呈現出了一定的規模經濟特征，這與我國近年推動事務所做大做強的政策引導密不可分，也體現出我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的競爭能力不斷加強，大型事務所見競爭加劇。(3)中小事務所規模效率較低，規模不經濟。中小事務所的效率隨事務所規模的減小而遞減，CPA人數在500—1000人的事務所所占市場份額略微上升但幾乎沒有變化，CPA人數小于500的會計師事務所所占市場份額在逐步降低，說明市場需求對事務所的規模要求不斷提高。
3.結論與局限性
第3篇：市場結構論文范文
1研究目的地空間結構的意義
1.1國內外研究現狀
我國在單個旅游目的地的空間結構研究方面已有較多成果，比如：陸林[2](1996)以安徽黃山、九華山和齊云山為例，闡述了山岳風景區旅游者的空間行為，并應用對比的方法，分析了中國黃山與美國黃石公園旅游者空間行為的共性和個性。而張捷、都金康、周寅康等[3](1999)以九寨溝及比較風景區為例，用游客距離衰減曲線和多種距離累計曲線揭示了觀光旅游地客源市場空間結構整體特征和空間距離分異特征。另外的一些類似研究還包括潘勇[4](1998)對上海市區居民旅游強度、頻度分析及旅游行為模式；朱同林[5](1998)對九華山旅游者的人口學特征；孫玉貞、馬耀峰等[6](1998)對昆明市亞太地區主要旅游客源特征；鄧明艷[7](2000)對成都旅游市場時空分布模式等。
在國外，也有一些關于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場的空間分析和測定文獻，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需求預測及其數學模型的構造；旅游者目的地選擇模型；以及游客流空間結構的研究。在旅游空間模型方面，Wilson[8](1967)對游客空間分布模型的統計理論進行了研究。Miossec[9](1976)和Gormsen[10](1981)從空間結構和空間動力學角度觀察了目的地旅游演變過程，并將旅游者的行為和類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結合起來考慮；Lundgren[11](1973)和Britton[12](1980)建立了關于游客空間分布和旅游業的核心—邊緣理論模型(core-peripherymodel)，他們強調了邊緣地區對核心地區的依賴。MitchellandLovingood[13](1976)從空間關系角度論述了城市公共游憩問題。
在前蘇聯，地理學家們建立了地域游憩系統的概念，來描述旅游空間結構模式（普列奧布拉曾斯基等[14]，1982）。日本學者對旅游空間結構亦曾加以注意，除野信道[15](1985)在其《觀光社會經濟學》一書中即曾專辟一章“觀光之空間構造”討論旅游空間結構，但其客源市場主要以國外游客作為樣本群。
1.2研究意義
英國學者Mitchell.L.S[16](1985)在《旅游地理學：綜述與展望》中，就已經預測了美國、加拿大兩國旅游地理學研究今后的發展方向，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是空間關系的研究將會逐步代替描述性研究（轉自李山，中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空間結構研究，1999）。日本學者石井英也[17](1988)在《空間時代觀光旅游地理學的課題》一文中也提到，日本傳統觀光旅游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旅游空間結構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從實踐意義上講，研究4A級旅游區（點）的空間結構及其與城市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在探索目的地與客源地的關系，其結果不僅可以為首批國家4A級旅游區（點）的客源市場預測以及定位提供依據，還可以為其他景區的“旅游標準化”建設、新景區開發的市場定位提供參考標準，為我國旅游業步入正軌化、規范化，為旅游區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科學技術以及理論上的保障；從理論上講，本文雖屬應用研究，但通過一定標準的樣本群，定量研究旅游目的地空間結構問題，可以彌補我國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為以后的旅游地理學空間結構研究發展提供基礎。
另外，本研究對國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區（點）質量等級的劃分與評定》，以及以后將要制定的關于旅游城市的評優標準、各種旅游示范區的評定標準，提供了由實踐檢驗獲得的論證和建議。
2中國國家4A級旅游區（點）的空間結構分析
2.1國家4A級旅游區（點）空間分布類型的測定
一般說來，我們可以從地圖上直觀的了解某個模型的分布狀況，是聚集的，均勻的或隨機的，但這幾種情況常常會同時呈現出來。“一個能較為準確并客觀地確定布點格局情況的方法就是最近鄰分析法”[18]。
國家4A級旅游區（點）在宏觀上呈點狀分布，因此可以根據點狀要素空間分布類型進行測定。最鄰近距離是表示點狀事物在地理空間中相互鄰近程度的地理指標。測出每個點與其最鄰近點之間的距離r，取這些距離的平均值r，即表示鄰近程度的平均最鄰近距離（簡稱最鄰近距離）。當區域中的點狀分布為隨機型（Poisson分布型）時，其理論上的最鄰近距離可用公式表示為：
r[,E]=1/2(n/A)[1/2]=1/2D[1/2](1)其中r[,E]為理論最鄰近距離，A為區域面積，n為點數，D為點密度。在均勻分布、隨機分布和凝聚分布三種點狀分布類型中，均勻分布的最鄰近距離最大，隨機分布次之，凝聚分布最小。
最鄰近點指數R定義為實際最鄰近距離與理論最鄰近距離之比：
R=r[,1]/r[,E]=2(D[,r1])[1/2](2)
當R為1時，說明點狀分布為隨機型；當R＞1時，點狀要素趨于均勻分布；當R＜1時，點狀要素趨于凝聚分布。
表14A級景區在分區中的集中分布與均勻分布對比表
Tab.1TheContrastofthecentralizationdistributionandequalitydistributionwith4Atourareasineightzones
附圖
根據公式(1)，計算出國家4A級旅游區（點）理想隨機分布的最鄰近距離（中國領土面積按960萬平方公里計）。r[,E]=1/2(n/A)[1/2]=1/2(187/9,600,000)[1/2]≈113（公里）
根據計算機測量，得到各4A級旅游區（點）與其最鄰近的4A級旅游區（點）之間的實際最鄰近直線距離值(i=1-137)（位于同一個城市及城市郊區的4A級旅游區（點）歸視為1，得到實際計算點數為137個），由公式(2)求取平均最鄰近距離為74.29公里，小于113公里。
因此，國家4A級旅游區（點）的分布屬于凝聚型。
2.2國家4A級旅游區（點）在區域空間分布類型的測定
基尼系數(Gini)可以用于刻劃空間要素的分布，也可以對兩個空間要素的分布進行對比，是地理學中用來描述離散區域空間分布的重要方法。理論上，基民系數介于0和1之間，越大表明集中程度越高。
現將4A級景區在全國八個地理分區分布的個數，進行基尼系數分析，從而判斷其在全國大的地理分區中分布均勻情況。
八個地理分區分別是東北區（東北三省）、華北區（黃河中下游五省二市）、華中區（長江中下游六省一市）、華南區（南部沿海三省一區）、西南區（西南三省）、青藏區（青海、）、蒙甘寧區（北部內陸兩區一省）、新疆區。
H=-∑P[,i]logP[,i]=1.7801
(P=0.0107,0.0428,…,0.2888)
H[,m]=logN=2.0794(N=8)
G[,ini]=H/H[,m]=0.8561
C=1-G[,ini]=0.1439
所以，基尼系數(G)是0.8561，分布均勻度(C)為0.1439。結果表明首批國家4A級旅游區（點）在地理分區中呈集中分布，且分布的均勻度很低。
3中國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客源市場的空間關系
3.1與客源市場的不均衡指數和地理聯系率
用不均衡指數和地理聯系率可以反映旅游區（點）分布（作為旅游目的地）與人口（作為客源市場）分布之間的均衡、配合程度。根據國家旅游局與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合作，在全國范圍開展的國內旅游調查結果表明，2000年我國居民的國內旅游中，城鎮居民出游人數為3.29億人次，出游花費為678.56元／人次；農民國內旅游人次數為4.15億人次，出游人均花費226.50元／人次。雖然從總值上看，農民旅游的人次多于城鎮居民，但城鎮居民出游人次率為104.37%，農民出游率為43.99%，我國的國內旅游仍然可以看作以城鎮居民為主。因此，在本次研究中，仍把城鎮作為主要的旅游客源市場。
現將《中國城市年鑒》[20](2000)中667個城市的分省統計非農業人口數，分別設為P[,1],P[,2],…,P[,31]，相對應各省中的4A級旅游區（點）的個數為N[,1]，N[,2],…,N[,31]，將分省人口數和旅游區（點）的個數換算成百分比，即：
P‘[,i]=P[,i]/∑P[,i]×100%(3)
N‘[,i]=N[,i]/∑N[,i]×100%(4)P‘[,i]為第i個省非農業人口占全國非農業人口的百分比，N‘[,i]為第i個省內國家4A級旅游區（點）數占187家旅游區（點）的百分比。根據不均衡指數定義：
I[,d]=1/100∑│N‘[,i]-P‘[,i]│(n=31)(5)
得到不均衡指數為0.4426。理論上，不均衡指數介于0到2之間，不均衡指數越大，表示旅游區（點）分布的不均衡性越大，與城市非農業人口在地域上分布的配合程度越低。
根據地理聯系率定義：
G=100-1/2∑│N‘[,i]-P‘[,i]│(n=31)(6)
得到地理聯系率為77.87。理論上地理聯系率介于0-100之間，它與不均衡指數相反，越大則均衡度越高。
以上一組數據表明，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城市非農業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配合較高，反映了4A級旅游區（點）與客源市場（城市）之間的相距程度呈較高水平。
3.2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城市間的“廊道”分析
3.2.1分析方法
旅游者的出游或發生空間位移，是受多種因素影響和制約的。李山在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的空間結構的研究中指出，這種制約因素“…從力學的角度可簡單表述為客源地‘推力’（旅游者的‘出游力’）、目的地的‘拉力’（目的地的‘吸引力’）和客源地與目的地間的‘阻力’（可達性）。
廊道(Corridor)是景觀生態學中用來解釋景觀結構模式的基本要素之一（景觀結構模式包括斑塊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質Matrix），這種模式為比較、判別空間要素的結構和功能關系提供了“一種通俗、簡明和可操作的語言”[19]。該語言對于城鄉規劃師在規劃設計、空間結構以及模型分析方法中是可以共通使用的。本研究中，主要應用該原理定量的研究城市與旅游區（點）之間的數目、空間關系。城市作為旅游區（點）的主要客源地，是研究中的重要對象。在此，客源地(O=Origin)主要指城市，目的地(D=Destination)是國家4A級旅游區（點）。從宏觀角度看，城市和各個旅游區（點）可以抽象為點狀要素，而它們之間的交通要素可以抽角為線。城市作為對旅游活動的活化“激素”，可以視為“斑塊”，國家4A級旅游區（點）作為城市旅游的活化對象，可視為“基質”，而城市與4A級旅游區（點）之間的交通就是“斑塊”與“基質”之間的“廊道”。通過定量計算“廊道”的長度，可以從中發現首批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中等城市之間的距離關系，從而得到這些旅游區（點）在中等城市的地域空間上的分布規律。
“廊道”具有多種形式，如鐵路、公路、航線、水路等。本研究中將城市與4A級旅游區（點）的交通距離，作為度量其空間結構的尺度，其中的交通方式主要以鐵路、公路為主，有個別旅游區（點）使用水路（如重慶奉節、豐都、巫山小三峽等），計算時由海里折合為公里數。計算方法如圖1所示。
附圖
圖1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城市之間的距離計算方法示意圖
Fig.1Thesketchmapofthedistancecalculationbetweennational4Atourareasandthecitiesover200thousandspopulation
國家4A級旅游區（點）A和距其最鄰近的各種規模的非農業人口20萬以上的城市C之間的距離為S[,1]+S[,2]。
我國的城市劃分標準是人口在2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20-50萬是“中等城市”，50-200萬的為“大城市”，200萬以上為“特大城市”。該標準中的城市人口是指行政區范圍的人口，包括了城市中、從事農業活動的人口和非農人口。本研究中，針對國內主要出游客源為非農業人口，以及為了問題的簡化，選擇了302個非農人口在20萬以上的城市，作為研究對象。根據《中國城市年鑒》(2000)統計，1999年我國非農業人口在2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北京、天津、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上海、武漢、廣州、重慶、成都、西安共13個。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共24個，50萬人口以上的有49個，20萬人口以上的有216個。
3.2.2分析結果
在187家國家4A級旅游區（點）中，本身位于20萬以上非農業人口城市的4A級旅游區（點）共有83個。具體分布如表2。
表2位于不同等級城市中的4A級旅游區（點）的個數
Tab.2Thenumbersofthenational4Atourareaslocatedindifferentcitygrades
城市規模（非農
業人口：萬人）20-5050-100100-200200以上
4A級旅游區
（點）的個數16161536
根據吳必虎、唐俊雅、黃安民等(1997)對中國城市居民的出游空間進行的研究表明，“中國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閑出游市場隨距離增加而衰減，其中80%的出游市場集中在距城市500公里以內的范圍內”[21]。因此可以認為，國家4A級旅游區（點）的客源市場約80%集中在距景點500公里以內的地區范圍內。在首批國家4A級旅游區（點）中，有9家（云南的麗江玉龍雪山旅游度假區、中科院林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博物館、布達拉宮、大昭寺、羅布林卡、林芝巴松措旅游區、甘肅的嘉峪關文物景區，青海的格爾木昆侖旅游區）在500公里范圍內沒有非農業人口在20萬以上的城市。因此，在本次統計中沒有將其計算在內。
表3131個旅游區（點）與其周邊最近鄰非農業人口20萬以上城市之間的平均交通距離
Tab.3Thecomparisonofaveragetrafficdistancebetween131tourareasanddifferentsizeofcitiesover200thousandspopulation
城市規模（非農業
人口：萬人）20-5050-100100-200200以上
平均交通距離
（公里）115.95350.73389.92447.89
4結論
從國家旅游局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旅游區（點）質量等級的劃分與評定”[22]可以看到，由于本次評級制定標準的目的是促進全國各旅游區（點）的質量、管理水平，評價標準相應的就多為旅游區（點）建設的“硬件”條件評比，比如，旅游區（點）質量等級劃分的依據有：“服務質量與環境質量評價體系”、“景觀質量評價體系”，并要求參考“游客意見評價體系”。“服務質量與環境質量評價體系”包括旅游交通、游覽、旅游安全、衛生、通訊、旅游購物、綜合管理、旅游資源與環境保護等、八個評價項目。“景觀質量評價體系”包括資源要素價值與景觀市場價值兩大評價項目。因此，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旅游區（點）由于依附于城市或位于城市周邊，“硬件”條件較好，而獲得了4A稱號。一些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由于位置偏遠、交通不夠便捷、基礎設施建設不夠完善，在此次評價中落選。對此，從以上的各項定量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很好的應證：
首先，通過空間分布類型和均衡度分析，國家4A級旅游區（點）在全國范圍、全國地理分區范圍兩種尺度的分布測量中都呈不均勻分布（凝聚分布）；和全國667個城市的非農業人口分布配合度很好，表明國家4A級旅游區（點）與城市之間在地域上的分布關系聯系緊密；
其次，在分析各旅游區（點）與最鄰近的不同規模的城市之間的距離過程中發現，距離國家4A級旅游區（點）最近的城市規模有大有小（見表3），雖然總的趨勢是規模越大的城市與旅游區（點）之間的平均距離越大，但規模在50-100萬人口的城市與規模在100-200萬人口的城市與旅游區（點）之間的平均距離有相似性，與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之間的距離差距也不大。與20-50萬的城市距離明顯低于50萬以上的，因此，從另一方面說，由于20-50萬非農人口的城市數量多，分布密集，它們與各旅游區（點）之間的平均距離得到了大大的縮短；
另外，根據各個旅游區（點）在全國的分布狀況看，每個省的首批4A級旅游區（點）或者以該省的主要交通（鐵路交通或公路交通）干道為軸線呈線狀分布（如江蘇、陜西、貴州等），或者以省會城市為中心成組團形分布（如浙江、四川、廣東、、新疆等）。這也說明城市會對旅游區（點）的基礎設施、管理水平的高低造成影響；各個旅游區（點）的交通便捷程度是該次評價的重要標準。從總體上講，在187家首批國家4A級旅游區（點）中，就有83家位于中等以上的城市中（見表2），比例占到了44.38%，已經說明了這次的質量評定標準的參考指數有一定的特殊規律性。可以推斷，依賴或靠近于城市的旅游區（點），由于在交通、衛生、管理等方面具有強大的“先天”優勢，其服務、環境質量以及管理水平更易達標。因此，在本次評價結果中，有很多都是現代的城市人文景觀旅游區（點）。也不難推斷，很多沒有入選的著名景區比如自然資源更為豐富、國內外比較著名的風景旅游區，在基礎設施、旅游服務等“硬件”標準上尚有較大欠缺，國家4A級旅游區（點）的評價對這些旅游區（點）的“硬件”建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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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林.山岳風景區旅游者空間行為研究——兼論黃山與美國黃石公園之比較[J].地理學報，1996,51(4):315-321.
[3]張捷，都金康，周寅康，等.自然觀光旅游地客源市場的空間結構研究：以九寨溝及比較景區為例[J].地理學報，1999,54(4):357-364.
[4]潘勇.上海市區居民旅游強度、頻度分析及旅游行為模式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旅游系碩士論文，1998.
第4篇：市場結構論文范文
一、世界服務貿易發展趨勢
1、服務業的跨國轉移促進了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
服務業跨國轉移是當前經濟全球化新的顯著特征。促進服務業跨國轉移的動因主要有：一是生產的國際化帶動了服務的國際化。二是以IT為主導的高新技術在世界服務業中的應用，取得重大突破，從而為服務業國際分工的全面深化打下基礎。三是WTO將服務貿易納入了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全球服務市場自由化不斷加深為服務業轉移提供了前提條件。服務業跨國轉移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
2、世界服務貿易結構調整加快，新興服務貿易快速增長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服務貿易的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服務貿易結構日益向知識技術密集型方向轉變。運輸服務和旅游服務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以電子信息技術為主和以高科技為先導的一系列新興服務，將成為未來各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和強大動力。
3、服務外包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服務外包國際化（又叫離岸服務外包或海外服務外包）得到快速發展，服務發包市場仍是傳統的美國、歐洲和日本，但接包市場除了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和印度等被視為發展最為成熟的離岸ITO與BPO接包市場之外，中國、菲律賓、墨西哥以及中東歐地區逐漸參與進來，成為強有力的競爭者。服務外包的國際化（或離岸外移）及與其相伴的服務貿易全球化，已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之一，并將對全球經濟版圖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現狀
1.服務貿易總量增長迅速
在國際服務貿易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服務貿易也得到了蓬勃發展。從規模來看，中國的服務貿易總額從1982年的44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1917億美元，24年間增幅超過43倍，占全球服務貿易的比重從0.6%增長到3.6%。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6的第8位，進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6位。從服務貿易增長率看，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年增長率一直保持著領先的增長趨勢，不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中國服務出口年增長率達24％，遠高于美國的10％，英國的11％，服務進口增長率為31％，也高于英國和美國的14%。
2.服務貿易仍集中于傳統的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
無論出口還是進口，中國服務貿易都以傳統的旅游、運輸等行業作為支撐，其主要屬于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在這方面的比較優勢在服務貿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資本密集型服務如航空、通訊、建筑以及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如金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部門對中國服務貿易的貢獻微弱，中國的服務貿易仍以傳統的落后方式增長，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大，嚴重制約了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代服務產品的需求迅速擴大，而中國在這些行業的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無法滿足日益擴大的需求，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不僅是應對國際服務業對中國服務業沖擊的需要，也是滿足中國服務業發展的需要。
三、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對策
1.優化調整產業結構，努力提升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服務貿易總體水平落后，服務貿易結構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約因素就是中國第三產業規模和比重較小，服務業發展水平較低，服務部門、種類和設施尚不健全。為此，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穩步推進消費需求結構升級，提高服務消費比重。培育生產者服務市場，大力發展服務外包。加強產業鏈的連鎖作用，加大相關產業的協調與支持力度，完善交通、文教、能源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特別是加強新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和服務創新，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努力提升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2.推進新興服務貿易出口，優化服務貿易結構
按照積極推進新興服務貿易出口與擴大傳統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出口相結合的原則，重點擴大工程承包、設計咨詢、技術轉讓、金融保險、國際運輸、教育培訓、信息技術、民族文化等服務貿易出口；充分利用外資，利用外資企業在新型服務貿易部門的示范、人員培訓和產業前后向關聯等途徑實現的技術外溢效應，提高我國服務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手段，優化服務貿易結構。
3、積極培育國內服務外包市場
一是要積極穩妥地開放服務市場，放寬對服務貿易領域市場準入的限制，為跨國企業來我國開展服務外包業務創造條件。二是制定鼓勵承接服務外包的專門政策措施，進行外包企業認定，仿照給予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政策，為外包企業提供低息信貸，減免企業開展離岸外包的所得稅和營業稅，對用于提供外包所需的進口設備可以免征關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三是積極推進服務外包商務環境建設，外包模式的出現和迅速發展將不斷對現有的市場環境和商業法規提出新的要求，這就需要不斷研究新問題，采取新措施，建立服務外包的行業標準和信用體系，形成有利于外包市場發育的商務環境。
【參考文獻】
第5篇：市場結構論文范文
1.1鋼結構制作簡單方便，施工周期短
鋼結構在施工的過程中使用的材料比較簡單，同時加工的方法沒有非常大的難度，同時很多的流程都可以借助機械來完成，所以鋼結構通常是在專業化的金屬結構廠就已經生產出比較精確的構件，之后直接將其應用在施工當中，在構件拼裝的過程中還可以在工地使用非常簡單的普通螺栓和高強度螺栓進行連接，如果條件允許也可以使用施工現場的便利條件將其設置成大單元，之后再完成吊裝施工，這樣就可以很好的提高施工的效率，縮短施工的周期。這種結構對已經完成建設的鋼建筑也有著非常好的改建和加固效果，在施工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非常嚴重的以外情況，可以根據工程建設的實際需要來對整個工程進行拆除，在拆除的過程中不需要很長的時間，同時經濟損失也比較小，這些性能都是混凝土建筑結構所不具備的。
1．2鋼結構符合可持續發展政策
鋼結構建筑是一項綠色環保建筑產業，相對于鋼筋混凝土結構、磚混結構而言，鋼結構對資源、能源的利用相對合理，對環境的破壞相對較少，是解決環境問題的一個有效突破口。鋼材作為一種高強、高效能的材料，不但具有很高的再循環價值，而且材料的邊角料也可回收利用。據統計，與其他類型的同等規模建筑物相比，鋼結構建筑在建造過程中有害氣體的排放量降低35％左右。此外，鋼結構具有工廠化生產、現場施工周期短的優點，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施工過程對周圍環境的影響，同時砂石、土和水泥等散料也很少使用，能夠從根本上避免塵土飛揚、環境污染、廢物堆積以及噪聲污染等問題。鋼結構作為一種新型體系可以帶動其他節能環保材料的推廣使用，鋼結構體系具有十分可觀的靈活性，各種輕質高強墻體材料都可以應用到鋼結構中，推動實現墻體材料的改革和成套應用。
1．3結構自重輕
抗震能力強根據比較，對于同一種建筑造型，一棟六層鋼結構住宅重量僅相當于一棟四層磚混結構住宅的重量。建筑總重量小，地震力效應較小，延性良好，對應的抗震性能十分優越，多次震后資料對比都說明了這一點。
2.工業廠房大跨度鋼結構的安裝施工
2.1大跨度鋼結構施工安裝的總流程
因為施工條件的限制，在施工的過程中不能采用四跨同時施工的方式，所以也就只能選擇按照先后的順序進行施工，施工程序的選擇對整個結構的質量和形式都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如果施工的過程中采用的是從兩個邊跨逐漸向中間施工，就很有可能因為之前施工中出現的偏差而使得結構自身產生非常大的應力，如果在施工中選擇從中間跨向兩邊跨施工，就可以很好的避免上述的問題。
2.2鋼柱吊裝
因為鋼柱整體的剛度正好和整個結構的形狀呈現出對稱的狀態，所以對吊點的選擇沒有非常大的限制、鋼柱單件的重量最大為13噸，在施工的過程中也應該選擇50噸的汽車吊，卡環吊也應該選擇性能較好的吊車，在計算之后發現其可以很好的滿足施工的標準和要求，在進行吊裝施工之前首先應該對柱底螺栓的位置進行嚴格的檢查，看其是否出現了移位的現象，如果出現了偏位，一定要對其進行及時的校正，同時還要對螺母的絲扣進行有效的保護，防止其出現嚴重的損壞現象，在螺栓的調整和校對全部結束之后才能進行吊裝施工。將鋼柱柱腳的中線對準測量放線的軸線，如誤差過大則用千斤頂將柱腳軸線誤差調校至規范要求范圍內，滿足設計要求。用墊鐵將鋼柱標高調校至設計要求范圍內，使鋼柱只能水平方向位移，不能上下移動。將標高、柱底軸線調校好的鋼柱利用四個準備好的手動葫蘆調校垂直，將調校好的鋼柱與預埋件焊接固定，即鋼柱的校正工作完成。
2．3臨時支撐的安裝
臨時支撐標準節橫截面尺寸為：2mx2m，高度為：2m；非標準節橫截面尺寸為2mx2m，高度為：1m；立柱采用qbl40x6鋼管，斜腹桿和橫桿采用合適的鋼管，鋼材材質均為Q345B。非標準節頂部設有可調節高度的裝置，通過標準節和非標準節的組合可隨意調整臨時支撐的整體高度，使得臨時支撐可靈活應用于任意高度的支撐。臨時支撐的位置布置根據主桁架的具體施工方案而定，在桁架斷點處設置臨時支撐作為臨時支撐點。臨時支撐采用鋼筋混凝土獨立基礎，在臨時支撐四周設置1．5m高防撞護欄，并用彩鋼板進行維護，在頂部搭設操作平臺。
2．4桁架安裝
桁架的安裝采用分段吊裝高空拼裝方法，主要安裝流程為：鋼柱的安裝_臨時支撐的安裝_桁架吊裝及高空拼裝_檁條及屋面板的安裝_臨時支撐拆除。具體每一跨或者每一榀桁架的安裝方法會根據具體的施工條件來確定。
3.結語
第6篇：市場結構論文范文
本文就框架結構質量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危害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預控及處理辦法。
【關鍵詞】:混凝土；框架；問題；控制
[ Abstract ]: The construction of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 in current construction occupies a large proportion, it has fast construction, good quality, seismic performance advantages, but due to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gligence of quality problem also it is often see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common construction quality defects, such as reinforced concrete honeycomb, surface voids, displacement; void, exposed reinforcement;The frame structure quality problems causes and hazards were analyzed,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 Key words ]: concrete; frame; problem; control
中圖分類號：F407.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 、節點處梁端部鋼筋過密
因結構計算的要求，框架結構節點處梁端部的鋼筋過密，綁扎鋼筋和振搗混凝土困難，容易出現以下質量問題：
1.1 鋼筋間距太小，不符合構造要求，甚至多根鋼筋并排放置，影響鋼筋與混凝土之間的粘結力和握裹力，不能充分發揮鋼筋的抗拉強度；
1.2 節點核芯處鋼筋縱橫交錯，混凝土振搗困難，易在核芯區形成蜂窩和孔洞
1.3 梁上部負彎矩鋼筋較密，易在梁上部形成通常裂縫。
可采取下列預防措施：
1.4 對梁斷面進行合理設計，保證梁的上部縱向鋼筋的凈距不小于30 mm和1．5d（為鋼筋的最大直徑），下部縱向鋼筋最小凈距不小于 25mm和 d。當鋼筋為兩排設計時，上下兩排鋼筋應避免交錯；
1.5 根據規范規定框架結構的剪力主要依靠箍筋和混凝土承擔，一般不設負彎起鋼筋，這樣也可減少節點和梁瑞部位的鋼筋數量；
1.6 在鋼筋綁扎過程中，受力鋼筋盡量均勻布置，保證鋼筋間距滿足構造要求，尤其是在多肢箍的梁中，一定要先確定主筋的位置，再根據主筋的正確位置來確定箍筋的幾何尺寸。
2、鋼筋位移
鋼筋位移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鋼筋保護層厚度過大或過小；墻板雙排鋼筋有效間距縮小，甚至變成一排鋼筋；墻、柱豎向鋼筋整體偏移，造成上層結構模板、鋼筋施工困難、樓板上層負加筋水平間距偏差過大等問題。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在施工中可采取以下措施：
(1)鋼筋保護層的墊塊（或馬鐙鐵）厚度尺寸要符合圖紙設計要求，施工中可在市場購買成品或現場預制，墊塊（或馬鐙鐵）應按規范要求的間距均勻地安放在受力主筋上，并加以可靠的固定。
(2)為保證墻板雙排鋼筋的有效截面，一般設計中都設有梅花形布置拉筋，應嚴格按照設計圖紙及規范要求綁扎牢固。
(3)在剪力墻模板支護時，應設置貫穿墻板的水平短撐筋，墻板上、下口各設一道，中間部分根據墻板高度、寬度增設，撐筋間距不大于1m為宜，撐筋長度等于墻板厚度，與墻板雙排主筋點焊固定，以固定墻板筋的間距、位置并可兼作混凝土墻支模板時控制截面尺寸之用。
第7篇：市場結構論文范文
關鍵詞：輕鋼結構涂裝材料構件制作安裝
中圖分類號： TU391 文獻標識碼： A
鋼結構涂裝的設計
底漆或防銹漆要求最低的除銹等級是不同的，特別是環氧富鋅底漆除銹要求更高。某些設計單位把油性酚醛、醇酸底漆或防銹漆的標準和無機富鋅底漆等混淆，降低了質量要求，使結構物存在使用壽命大大降低的隱患。
涂料的底層厚度無明確的表示，導致施工單位放松質量要求，不能保證規范規定的漆膜最低總厚度：室外150μm，室內125μm的要求。
鋼結構施工
材料
因資金問題方面的原因，施工單位不能做到一次性進料。分批檢測原材料的次數相應要增多，容易出現漏檢、以次充好等現象；
施工單位購進的鋼材銹蝕，給鋼結構構件除銹帶來極的困難。鋼構件除銹稍有放松，造成鋼構件銹蝕的致命傷；
為降低工程成本核算，進了小廠的劣質無機富鋅底漆。使鋼構件涂裝工程造成質量事故。應強調大宗鋼材一次進料，一次檢測。嚴格控制原材料的銹蝕程度，嚴謹銹蝕程度C級以下的剛才進場使用；
鋼結構的廠房必須采用熱鍍鋅的C型鋼及零備件，才能符合鋼結構使用壽命50年的標準要求。
2.2鋼構件的制作
2.2.1焊縫質量
（1）鋼構件焊縫出現偏弧、厚薄不均、砂眼等現象，這和焊工的工作責任心，焊絲的直徑、焊條的正確烘培有關系。尤其是埋弧焊的焊劑拱熔超過24h、焊劑被銹垢、氧化鐵皮和油脂等污染極易造成上述事故；
（2）在T形、十字形接頭、角接頭和對接接頭主焊縫兩端，必須配置引弧板和引出板，不應在焊縫以外的母材上打火、引弧。引弧板和引出板材質坡口應與被焊工件相同；
（3）全焊透焊縫的清根，全焊透焊縫的單面、雙面坡口，必須在第一道焊縫的反面用碳弧氣刨發清根，必要時宜永角向砂輪打磨平整干凈，方可繼續施焊。
2.2.2鋼構件變形
（1）隨著高溫中剛才強度的變化，溫度增加使鋼材的抗拉強度急劇下降、機械性能降低；
（2）高溫中鋼材隨著外力或自由冷卻過程中，由于截面不對稱、表面散熱的不同而變形；
（3）鋼材加熱校正溫度不能超過900℃。要有經驗的火工靠經驗來決定，以免鋼構件變形后的處理造成事故。
2.3鋼構件的除銹和涂度的質量問題（本文討論環氧富鋅底漆和除銹）：
2.3.1原材料鋼材表面銹蝕程度低于C級；
2.3.2施工與設計為同一單位，也可能為了單位利益以Sa2級代替Sa2.5級的除銹標準；
2.3.3由于設備本身原因，為了延長設備使用壽命、減少設備磨損，如不勤換噴射用的鋼丸，除銹時間短等一些不按除銹標準操作操作方法，結果難以保證除銹質量；
2.3.4不了解鋼構件涂裝，在下列情況產生針狀銹斑、氣泡、開裂生銹等現象：
（1）環氧富鋅底漆可能是小廠生產的，本身的質量不可靠；
（2）環氧富鋅底漆在溫度低于5℃時固化速度會停止，通常不能在低于10℃以下施工；
（3）環氧富鋅底漆在高溫使涂料固化速度和干燥速度會大大加快，防止漆膜產生滑噴、針孔、氣泡、避蓋力差等問題，通常不能在高于40℃以上施工；
（4）氣霧、雨雪天和雨露天即將來臨時不能施工；
（5）待涂表面因結露而潮濕時、或涂層在最干燥階段發生結露時不能施工；
（6）如空氣中濕度較高，鋼構件除銹后二小時以內必須完成環氧富鋅底漆的噴涂工作；
（7）環氧富鋅底漆涂層厚度不足，一般達不到底漆≥70μ的要求。
從目前市場除銹的情況來看，除銹設備不能適應鋼構件的幾何體，噴射除銹或拋丸除銹能夠達到要求的較少，為保證質量，大部分施工過程中傾向于剛才與處理、埋涂工藝；鋼構件的除銹方法有多種，有關除銹嚴格按《涂裝前鋼材表面銹蝕等級和除銹等級》（GB8923-2008）標準執行。其中噴射除銹或拋丸除銹有四個等級，要分別按鋼材表面銹蝕等級對照、鋼材表面除銹等級對照進行。在油漆施工階段，及時用油膜測厚儀檢測油漆分層厚度。
鋼結構的安裝
鋼構件進場前制作單位不先預拼裝。不經監理驗收后進入安裝現場。
鋼柱的混凝土基礎
地腳螺栓的埋設位移：鋼結構制作單位必須以6mm的鋼板作為樣板為每個螺栓的定位鉆孔做樣板，以保證鋼柱螺栓中心線和鋼柱中心線的位置正確，以樣板之中心線和剛柱中心線重疊吻合，焊接定位在混凝土柱基的固定鋼管腳手架上，以保證基礎標高。中心線位置正確。
鋼柱底平面的不平度：土建必須采用二次找平的施工方法，保證鋼柱基礎面的平整度在一2mm以內（本文介紹的鋼結構安裝沒有采取混凝土二次灌搗的方法）。
柱基中心線及不平整度必須驗收后，土建單位和鋼結構辦理移交，不合格必須返工、
鋼結構安裝的整體垂直度：要求同一軸線的鋼柱、屋架必須在同一直線的垂直線平面上，多跨鋼結構廠房在最后一跨完成后必須對鋼柱進行復驗，以糾正安裝過程中的誤差。
鋼結構安裝過程中必須及時安裝柱間支撐，以保證安裝工作的施工安全。
為減少高空工作量，鋼構件安裝前宜先刷油漆。
在鋼結構安裝過程中，存在極少用墊圈的現象。
由于制作、安裝的誤差C型鋼在安裝時孔距中心線不對號，必須采取重新打孔的方法。如需焊接必須按焊接規范施工。
彩色鋼板屋面的安裝
要嚴格控制彩色壓延板厚度、延伸率，要求現場對板的厚度用千分卡隨時抽檢。
現場檢查壓延板的加工。由于軋制集的原因，軋制的墻板邊的不平整度大于1.5mm，造成搭接不嚴密、漏水、滲水、焊漆成為永遠的遺留問題的通病。所以最好預軋預拼裝，再大面積施工。
屋面、屋脊板、墻面、泛水板應逆主導方向鋪設，屋脊板之間、泛水板之間搭接部位，必須按設計文件的要求敷設防水密封材料。
窗的安裝
在墻面安裝后測量實際窗口尺寸冰修改泛水形狀和尺寸，然后制作。以避免窗下口滲水的通病。
窗下口泛水件與側口泛水件交接處與墻面板的交接復雜，應注意窗四周氣密性、水密性密封。
彩色壓延板主窗側的開口部分一年左右就要生銹，要提前采取措施防腐。
鋼結構的修補
修補時采用人工除銹，除銹標準必須達到St3級；
環氧富鋅底漆修補必須仍使用環氧富鋅底漆修補；
必須保證強制性條文的檢驗項目、檢查記錄及證明文件
第8篇：市場結構論文范文
2014年以來，我國金融改革已步入深水區，特別是針對金融領域的監管變化非常活躍，其中利率市場化和存款保險制度的穩步推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兩大變革。
一、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
1996年至2014年，我國曾頒布多次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措施，終于在2014年末迎來了實質性突破。2014年11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將存款利率浮動上限由2012年規定的基準利率的1、1倍提升至1、2倍，同時簡化了存貸款基準利率的期限檔次;2015年2月28日，央行再次將浮動區間擴大至1、3倍;2015年5月11日，又將1、3倍調整為1、5倍。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的進一步擴大，擴寬了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空間，有利于進一步鍛煉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能力，促進其加快經營模式轉型并提高金融服務水平，為最終放開存款利率上限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同時也有利于資金價格能更真實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推動形成符合均衡水平和客戶意愿的儲蓄結構，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金融健康發展。
此外，2015年6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即日起實施《大額存單管理暫行辦法》。根據《辦法》規定，30萬元以上的個人存款，將擺脫目前的存款基準利率和上浮區間的限制，實行市場化定價。該《辦法》一方面有利于有序擴大負債產品市場化定價范圍，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機制;另一方面有利于進一步鍛煉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能力，培育企業、個人等零售市場參與者的市場化定價理念，為繼續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進行有益探索并積累寶貴經驗。
綜上所述，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已接近尾聲，預計2015年下半年或2016年初存款利率上限將被徹底取消。
二、利率市場化下零售貸款業務的挑戰與機遇
1、利率市場化下零售貸款業務的挑戰
利率市場化使得銀行利差收窄、盈利能力承壓。從已公布年報的11家上市銀行來看，各家銀行業績均面臨著盈利增速放緩的局面。除平安銀行及浦發銀行外，其余9家A股上市銀行2014年凈利潤同比增幅均跌至個位數時代。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快速推進要求零售銀行改變主要依靠存貸利差的傳統經營模式，進一步提升產品創新和風險定價能力。
2、利率市場化下零售貸款業務的機遇
與此同時，利率市場化也為零售銀行強化內部能力，促進差異化競爭，提升服務和創新水平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1)利率市場化改革，銀行貸款業務轉型
在經濟轉型形勢下，貸款企業風險增加;在以利率市場化為代表的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大中型企業直接融資渠道越來越完善，銀行利潤空間也大幅壓縮。
銀行應以新一代的資產負債經營策略為方法，提高貸款收益，降低資金成本，實現貸款業務轉型。需要建立對各個客群風險調整后的貸款收益和資本消耗，以及不同類型的存款融資成本的洞析，并主動選擇最符合自身情況的零售銀行資產業務結構，發展高收益零售貸款業務，主要包括小微企業貸款業務、個人經營性貸款業務、消費貸款業務、信用卡業務。
(2)個人存款增速放緩，制約銀行個人貸款放貸規模
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導致存款流失、資金成本上升成為銀行不可回避的問題，目前，絕大部分銀行面臨穩定、低成本資金來源的吸儲難題。
2014年以來，銀行資金緊張局面愈演愈烈，多家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存貸比逼近75%，其中四大行零售存款占比基本高于45%，但股份制銀行平均僅20%。個人存款增速放緩越來越限制個人貸款的放貸規模。
(3)去銀行化趨勢加劇，零售信貸業務挑戰升級
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銀行資金成本提升，且財富管理類產品的普及程度和可選范圍不斷擴寬，個人金融資產結構的去存款化過程將延續至未來10年。盡管中國大多數銀行只有不到30%的資金來自于零售存款，但毋庸置疑，未來對零售存款的爭奪將更加白熱化。市場實際存款利率已明顯上升，這些代價高昂的資金來源帶來的實際收益極其有限，零售銀行的利潤率將會受到持續的沖擊。
(4)新增信貸規模現結構化差異，粗放循環模式難以持久
第9篇：市場結構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中小企業，資本結構理論，企業金融成長周期
一、引言
從理論溯源上來看，資本結構理論主要是運用微觀的定量方法來研究企業融資理論的，而馬克思主要是運用抽象的方法對其進行研究的。馬克思的企業融資理論主要是建立在信用制度的基礎之上。他認為，隨著信用（尤其是銀行信用）的發展，中小企業會逐漸被大企業所兼并，資本會不斷趨于集中，直至走向壟斷。產業革命之后，資本集中的趨勢比以往更加強烈，因而馬克思也未對中小企業進行具體研究。盡管這與現實中少量大企業與大量中小企業同時并存這一現象不相符合，但馬克思關于企業融資的思想對當今中小企業仍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1]在現代經濟學中關于企業融資的研究，西方的資本結構理論居于絕對的主導地位，雖然其研究對象多以大企業為主，但對中小企業融資也有較強的理論意義。而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則是從動態的角度來解釋企業在不同成長階段所需要的不同融資需求，在解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二、資本結構理論
為了達到市場價值最大化，企業往往需要尋求最佳的融資結構。由于各種融資方式的資金成本、凈收益、稅收以及債權人對企業所有權的認可程度等存在差異資本結構理論，在給定投資機會時，企業就需要根據自己的目標函數和收益成本約束來選擇相應的融資方式，以實現最佳的融資結構，進而使企業的市場價值最大化。融資結構不僅決定著企業的市場價值，同時對企業的融資成本、產權分配、治理結構以及通過資本市場對經濟增長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響。這就是企業融資理論，亦稱資本結構理論論文范文。[2]西方主流的企業融資理論主要是圍繞如何形成最佳的資本結構而展開的，其發展先后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早期資本結構理論、現代資本結構理論和新資本結構理論。
（一）早期資本結構理論
如果企業只采用權益資本和負債兩種融資方式，那么總資本成本率就是權益性資本成本率和債務性資本成本率的加權平均成本率。而企業的目標又是實現企業的市場價值最大化，企業的市場價值一般是由權益資本價值和債務價值組成。由此可見，在企業息稅前盈利既定的情況下，總資本成本率最低時，也就意味著企業的市場價值達到了最大值。因此，衡量企業是否實現了最佳的資本結構，主要是看企業的市場價值是否最大或資本成本是否最低。
杜蘭特（D．Durand，1952）[3]將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分為凈收益理論、凈營業收益理論和傳統理論（也稱折衷理論）。依據該分類方法，上述三種理論的內容大致如下：
1、凈收益理論
凈收益理論是以權益資本總可以獲取一個固定不變的收益率且企業總能以一個固定利率籌集到所需的全部債務資金為假設前提。該理論認為，通過負債融資提高企業的財務杠桿比率，可以降低總資本成本率，進而提高企業的市場價值。這是因為債務資本成本和權益資本成本均不受財務杠桿的影響，也就是說，無論負債程度多高，企業的債務資本成本和權益資本成本都不會發生變化。因此，根據該理論，當企業負債率達到100%的時候，即可滿足債務資本成本和權益資本成本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達到最低，并實現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也就是說，企業最佳的資本結構是100%的負債。很顯然，該理論過分強調了財務杠桿的作用，但并未意識到財務風險等對資本結構的影響。
2、凈營業收益理論
凈營業收益理論是以總資本成本率和負債成本率都是固定不變的為假設前提。該理論認為資本結構理論，不論財務杠桿如何變化，企業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都是固定的，因而企業的總價值不發生任何變化，即企業價值與資本結構不相關。這是因為企業利用財務杠桿時，會加大權益的風險，進而增加了權益資本成本，而投資者對此所要求的補償是根據負債增長率來提高權益資本化比率，財務杠桿產生的收益剛好被權益資本成本率的上升抵消，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仍保持不變，企業的總價值也保持不變。根據此理論，最佳的資本結構并不存在，也就不存在資本結構的決策問題。
3、折衷理論
凈收益理論和凈營業收益理論是完全相反的兩種極端理論，而折衷理論是介于這兩種理論之間的資本結構理論。該理論認為，債務成本率、權益資本率和總資本成本率均可能隨著資本結構的變化而變化。企業利用財務杠桿會導致權益成本的上升，但只要沒有超過一定的限度，則權益成本的上升就能被債務的低成本所抵消，加權平均成本會隨著負債率的增加而逐漸降低，企業市場價值會有所提高并可能在此限度內達到最大值。如果超過這個限度，債務的低成本將不足以抵消權益成本的上升而使加權平均成本增加，且債務成本也會隨著企業負債率的增加而不斷增大，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的上升會更快，而企業的市場價值將會下降。該理論認為，企業的資本成本并不獨立于資本結構之外，企業確實存在一個最佳的資本結構，即在加權平均成本由降低轉為上升的那一個拐點上，且此資本結構可以通過財務杠桿的運用來實現。[4]
（二）現代資本結構理論
在早期資本結構理論中，折衷理論看起來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但該理論并非依據歷史資料推斷出來的，而是根據經驗判斷得出的，因此在實際中往往會產生偏差。而以MM定理為代表的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出現資本結構理論，則將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論文范文。
1、MM定理
1956年，Modigliani& Miller在美國計量經濟學會年會上發表了論文《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5]。后經修改，該論文又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他們在論文中所提出的理論被稱為MM定理，這是現代企業資本結構理論的奠基石。MM定理是在凈營業收益理論發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通過嚴格的數學推導，該定理證明，在一定條件下，企業的價值與它們所采取的融資方式無關，即不論是發行股票還是發行債券，對企業的價值沒有任何影響，故該定理又被稱為資本結構無關論。MM定理是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之上的：（l）公司只有長期債券和普通股票，債券和股票均在完善的資本市場上交易，且無交易成本；（2）投資者個人的借款利率與企業的借款利率相同，且無負債風險；（3）企業經營風險的高低由息稅前盈利的標準差來衡量，若企業的經營風險相同，則所屬的風險等級也相同；（4）投資者可按個人意愿進行套利活動，且無公司和個人所得稅；（5）投資者對公司未來的平均營業利潤和風險的預期都是相同的；（6）不考慮企業增長問題，即息稅前盈利固定不變，所有利潤全部作為股利分配給股東；（7）各期的現金流量預期值為固定值，且都是永續年金，包括企業的利益、稅前利潤等。由此可見，該定理是建立在資本市場有效運作且沒有破產風險、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基礎之上，假設條件比較苛刻，與現實情況明顯不符。[6]
后來，Modigliani & Miller（1963）[7]對該理論進行了修正，把公司所得稅的影響納入了原來的分析之中，并得出與先前相反的結論：負債會因利息的減稅作用而增加企業的價值，因此，企業的負債率是越高越好。修正后的MM定理認為，負債對企業價值和融資成本是有影響的資本結構理論，如果企業負債率達到100%時，企業的價值就會實現最大化，即企業的最佳資本結構是債權融資。由于該定理將債權融資放在了企業融資的最優先位置上，與現實情況也是不一致的。
Miller（1997）[8]建立了一個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在內的模型，分析了負債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他認為，個人所得稅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利息的減稅作用，但在正常稅率的情況下，負債的利息減稅利益并不會完全消失。實際上，Miller的結論與Modigliani & Miller對MM定理進行修正后的結論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他們都將負債融資放在企業融資的最優先位置上，并認為負債率越高越好。由于他們都過分強調負債融資的積極作用，而忽略了負債帶來的風險和額外費用的增加，因而與經濟現實不相符。
2、權衡理論
MM定理只考慮了負債帶來的稅收優惠，而忽視了負債帶來的風險和額外費用。權衡理論將財務危機成本和成本等因素納入到研究之中，并在MM定理的基礎上建立了權衡模型。該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主要是以羅比切克（Robichek）、梅耶斯（Myers）、考斯（Kraus）、魯賓斯坦（Rubinmstein）、斯科特（Scott）等為代表。該理論認為，負債的增加可以使企業獲得無形中稅收優惠的好處，但這并非是無限的。隨著負債率的增加，企業陷入財務危機甚至破產的可能性將會增加，企業的各種費用和風險累計成額外成本，進而降低了企業的市場價值。因此，企業必須對利息減稅收益和破產風險進行權衡，也就是說，負債企業的市場價值等于無負債企業的市場價值加上負債減稅收益所增加的企業價值并扣除財務危機成本和成本而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