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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糠侄隕緇岢鐘信辛⒊〉鬧斗腫佑種匭氯鮮兜鉸砜慫己吐砜慫賈饕宓募壑擔啞渥魑槿肷緇崤械墓擼謖飧鲆庖逕希奧砜慫嫉撓牧欏?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1.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1.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1.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1.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2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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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經濟學論文范文一:戀愛中的經濟學
摘要:戀愛是大學生活里隨處可見的現象,有些同學因談不上戀愛而孤獨寂寞冷,有些同學因為沉浸于愛河而幸福終日。戀愛現象中包含了許多經濟學原理,男女之間的戀愛可以稱之為一個戀愛市場,這個市場中存在著供給與需求,也存在著成本與收益,更有男女思想的沖擊和博弈。本文將從戀愛中的供求,機會成本,信息不對稱問題,博弈和邊際效用等方面來說明,如何利用經濟學原理在大學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
關鍵詞:戀愛 供求 機會成本 信息不對稱 博弈 邊際效用
在眾多文人墨客的眼中,愛情是同甘共苦,是志同道合,它是無私奉獻而非刻意索取。從這種意義上說,愛情是純潔的,無價的,神圣的。或許有些人認為,用經濟學原理來解釋愛情是對愛情的一種褻瀆。但在經濟學的視角中,愛情歸根結底仍舊是一種經濟行為,是某種形式的交易。用經濟學的方式看待戀愛,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益。
一、戀愛市場中的供與求
戀愛市場的供求雙方自然就是男生和女生。由于男生在戀愛中通常更為主動和大膽一些,女生在戀愛中通常更為被動和羞澀一些,所以,我們不妨把男生定義為戀愛市場中的需求方,而女生則是供給方。我們把坐標軸的橫軸規定為人數,縱軸規定為質量,也就是樣貌、性格和家庭背景等綜合因素。這樣,我們可以畫出戀愛市場中的供求曲線。
均衡點上的男生和女生可以認為已經解決個人問題。在均衡點之外的同學是單身的。在均衡點的左邊,需求大于供給,即男生對愛情的需求大于女生的供給,或者說女生的眼光太高,看不上喜歡那些自己的男生。在均衡點的右邊,供給大于需求,即女生供給的愛情產品超出了男生的需求,或者說男生喜歡的人眼光太高了,看不上喜歡那些自己的人。由此可見,即便男生和女生的人數相等,也不可能每個人都開始戀愛。對于北京大學物理學院,數學科學學院和信息科學技術學院等區域性市場,由于男生遠遠多于女生,女生對愛情的供給肯定不能滿足男生的需求;對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和中國語言文學系等區域性市場,由于女生遠遠多于男生,那么男生的供給也難于滿足女生的需求。這就注定了戀愛曲線的平衡點難以尋覓!也就是說大學里的戀愛是稀缺性資源。對廣大理工科的男生來說,若想獲得戀愛這種稀缺性資源,就必須主動去追求女生,即提高需求曲線,來滿足對方的供給。不要幻想女生來追你,除非你超級無敵優秀,而這種概率很小很小。
二、戀愛的機會成本
戀愛的成本包括準備戀愛時的搜尋成本和談戀愛時的戀愛成本及失戀后的失戀成本。搜尋成本指為了找到戀愛對象所花費的搜尋信息的成本,比如說請朋友吃飯讓他幫你介紹更多的異性給你認識。戀愛成本包括為了愛情的順利進行或刻意制造浪漫氣氛所花費的成本,主要包括時間和金錢,比如不得不放棄一些學習的時間以及花錢與戀愛對象一起看電影、吃飯唱歌等。失戀的成本主要是失戀后痛苦的感受和為了發泄情緒而花費的成本,比如瘋狂的喝酒、抽煙、購物,或者抑郁不振而整日發呆。
對于我們男同學而言,要提前預估好戀愛的成本,判斷成本是否會在你的承受范圍之內。比如說,你想要出國或者是保研,并且如果不努力學習就無法實現目標,那么談戀愛的成本就會超出你的承受范圍。同時,我們也要預估自己能不能追得到某個女生,如果你的目標定得太高,那么很有可能就無法實現并且會浪費大量的精力、金錢和感情。對于女生,機會成本相對低一些。男同學將來隨著品質的提高、事業的成功,選擇的范圍越來越大,所以機會成本是很高的。女同學則因為年齡的因素,選擇的范圍逐漸縮小,機會成本相對低些。因此,想要戀愛的女生不妨大膽地去追求,反正投入的成本并不大,而且成功率也會比男生追女生的成功率要高。
三、戀愛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所謂信息不對稱,原意是指交易中的雙方所擁有的信息資源是不同的。對于戀愛市場來說,你喜歡某個女孩,但不知道那個女孩是否也同樣喜歡你,這就是信息不對稱。這種信息的不透明會帶來極大的成本:男生可能會很痛苦,因為他不知道是否該表白,該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表白,同樣對于女生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一個男生對一個女生有好感,那么他就要收集一些關于女孩的信息、資料,并且學會通過她身邊的人來打聽對方的情況,信息獲得越多越有利于追求的成功,比如對方有無男友、興趣、愛好之類的。這樣,男生就可以大致判斷出女生是否同樣喜歡自己。然而,這又產生了另外的信息不對稱女孩對男孩的信息一無所知。所以當女生遇到追自己的男生時,也不要馬上答應,而是先通過各種途徑了解男方的信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如果彼此很有感覺,那就可以成為男女朋友了。
四、戀愛中的博弈
在博弈理論中有一些就是從男女戀愛中衍生出來的。有這樣一個例子,一男一女談戀愛,男的喜歡去看籃球,女的喜歡去聽音樂會,這就產生了一個矛盾:到底是去聽音樂會還是去看籃球?博弈論的分析證明這個博弈中存在的均衡是兩個人要么都去看籃球,要么都去聽音樂會,而到底去看芭蕾還是去看足球則取決于誰會先去買票。另外信息不對稱是的博弈中也有一個戀愛的例子。有一個秀外慧中的女孩子面對一個男孩子的求愛,女孩子的選擇就是接受或者拒絕。女孩子接受或者拒絕依賴于她對求愛者品德的判斷,但女孩子并不確切地知道這個男孩子的品德是好還是壞。博弈論告訴我們女孩子的決策取決于她自己對男孩子品德概率的判斷。
經濟學是一門非常有生命力和樂趣的學科,它不但能夠對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種重要的決策進行指導,還能夠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瑣事進行有趣的、獨特的解釋。最近有人問筆者,你長得帥人緣好,還深入地了解了戀愛中的經濟學,那么你為什么沒有女朋友呢?筆者只好無奈地回答: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中有人都是理性,可是在面對愛情的時候,哪里有人會真正的理性呢?筆者并不理性,女生們也并不理性。因此,用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大學生戀愛的問題不見得百分百可行,但卻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供大家認識戀愛。
參考文獻:
[日] 勝間和代《戀愛經濟學》外文出版社
[中] 白波 博弈游戲 哈爾濱出版社
北大經濟學論文范文二:古典經濟學地租發展
摘要:
地租在我們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它關系到我們的吃穿住用行。在我們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出現了古典經濟學派,他們對地租有著那個時代特定的理解。這個學派是資產階級中最進步的學派。它們的理論直接反對地主階級的地租理論,是古典經濟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最有代表的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這三位。下面我將分三部分來介紹古典經濟學地租理論的發展,分別是古典經濟學地組理論的歷史演變、古典經濟學地租理論的內容、古典經濟學的不足。
關鍵詞:
地租;古典經濟學;利潤;價值;剩余價值
一、古典經濟學地租理論的歷史演變
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土地所有權只屬于國王,諸侯大臣可以世代享用,人民沒有土地所有權。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土地所有權成為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就使得社會上掀起了研究地租理論的熱潮。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理論中最進步的一個學派,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當時英國的主要矛盾就是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所以這些古典經濟學家代表著資產階級的利益,主要攻擊地主階級的地租理論。這也成為了古典經濟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地租是在封建時期就出現了,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租在本質上和封建社會的地租有著嚴格的區別。第一個研究資本主義地租理論的是威廉配第,它曾試圖揭開地租的面紗,但是他忽略了利潤這個概念,卻把地租和剩余價值混為一體。亞當斯密對地租理論進行了系統研究,而大衛李嘉圖是古典經濟學里研究地租理論最透徹、最充分的經濟學家。
二、古典經濟學地租理論的內容
1.威廉配第的地租理論
威廉配第在《賦稅論》中用了大量的筆墨來寫地租問題。配第的經濟思想就是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他主要從勞動價值論和工資論這兩方面來研究地租理論。
(1)配第是最先提出了勞動決定價值的基本原理,即商品的價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決定的。他把地租看作是剩余價值的基本形態。他認為土地所有的收獲量減去生產費用,最后剩下的那部分就是地租。這里說的生產費用是指種子的價錢和工資。工資是指能滿足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因此配第所說的地租就是土地上生產的農作物所得的剩余收入。
(2)配第還論述了地租的多少與工資的數量有密切關系的。土地生產出來的總價值是一定的,滿足工人最低消費量也是一定的,所以地租的多少就取決于工資的多少。在社會勞動生產率和谷物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地租與工資是成反比關系的。另外配第還是第一個提出極差地租的人。對未來的學者研究地租具有很大參考價值。
2.亞當斯密的地租理論
在斯密的研究中,地租不單單是純純的收獲量減去生產費用的剩余部分。斯密引進了利潤這個概念,這也是斯密的進步之處。但是因為他的研究方法的雙重性以及受重農思想的強烈影響,所以他的地租理論講述的不太明確。比如他認為地租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實際情況所能繳納的最高利潤:比如他認為地租成為商品價格構成部分的方式是和工資、利潤不同的,工資和利潤的高低,是價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確是價格高低的結果。
(1)總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長物。人要生活和生存就必須要為自己所消耗的生活資料付出一定的勞動量。作為基本食物的土地生長物,在市場上一定有需求,通過交換實現它的價值,這價值除了滿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發展外,一定還有剩余。這部分剩余不僅僅足夠補償雇傭勞動所墊付的資本及其利潤,還留有作為地主地租的余額。所以像谷物這種基本滿足人類生存的生活資料是一定總能提供地租的。不同的土地因為肥沃程度不同,產量就會有多有少,地租就會有不同。土地的位置不同,也會影響土地的租金。同樣肥沃的土地,離市區近的土地會比郊區的土地提供的地租更多。因為偏遠地區的產物必須運到市場,這需要較大的勞動量,剩余部分就會減少,所以農業家的利潤和地主的地租都會相對減少。但是后期良好的道路和交通使郊區的產物的運費大大降低,可以說與都市附近地方接近同一水平。那么由于偏遠地方的勞動力低廉,它們的谷物又以低于市區谷物的價格在市場上出售,所以使得市區土地的產物需求量減少,價格下降,剩余部分減少,地租也就下降了。
(2)有時能提供有時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長物。在各種土地生產物中,只有人類食物是必須提供地租的,其他生產物,隨著不同情況,有時能提供地租有時不能提供地租。在原始狀態下,人類更注重食物也就是維持生存就可以了。大部分的衣服或者住房用的材料都會被閑置,所以沒有價值,也就不可能產生地租。正所謂地租是源于價格和利潤的結果的。到了進步時期,人類的生存技能提高,獲取食物的能力提高,開始更加注重衣服和住房。衣服和住房有時供不應求所以自然有人愿意用超過市價的費用去購買這些物品,這就產生了利潤,剩余部分自然也夠支付地租的。這樣衣服或者房屋在市場上可以進行交換,供不應求的時候就可以提供地租。
3.大衛李嘉圖的地租理論
大衛李嘉圖是古典經濟學里研究地租理論最透徹、最充分的經濟學家。斯密將地租與資本和利潤混為一談,把改造土地的那部分成本也算作是地租。但是李嘉圖所認為的地租是為使用土地的緣由和不可摧毀的生產力而付給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產品。而之所以產生地租是因為能夠耕種或者說讓人開發利用的土地并不是像空氣那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是有限的,并且相對于逐漸增長的人口位數不多。所以才出現了我們口中的地租。李嘉圖明確了地租的含義,更提出了極差地租,理清了利潤和地租的關系,讓我們對地租有了新的認識。
(1)極差地租。使用土地支付地租,只是因為土地的數量是有限的。但是支付地租多少,又跟土地的質量有關系。不同質量的土地收取不同的地租。隨著社會的發展,當次等土地被開發后,頭等土地馬上就開始有地租了,它們之間的地租差額就在于它們的質量不同。當三等土地投入耕種時,二等土地也就開始有了地租。而一等土地的地租就要增加。因為利潤是不變的,所以更高級的土地剩余的那部分就必須支付地租。這就說明農產品的價格是由劣等土地的農產品價格決定的。舉個例子,比如第一、二、三等土地使用等量資本和勞動是所產凈產品分別為一百、九十、和八十夸特谷物。那他們的農業資本的利潤率應該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所得的利潤都是一樣的,那么一等比三等多出那二十夸特、二等比三等多出那十夸特只能用作地租,這就是李嘉圖所闡述的極差地租。
(2)地租和利潤是對立的。李嘉圖認為地租、工資與利潤都是由于勞動創造的價值,都是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如果說地租占得比例大了,自然利潤和工資就會減少。反之,如果地主的分量減少,利潤和工資的比例也就增多了。這是個反比關系,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李嘉圖強烈反對谷物法,因為谷物法會讓糧食價格上漲,有利于地主階級,對資產階級不利。所以他的理論還是具有明顯的階級性的。
三、古典經濟學地租理論的不足之處
古典經濟學家們對地租理論的研究做了很多貢獻,但是由于他們的階級屬性和時代的限制會存在很多缺陷。配第忽視了利潤的概念。而斯密將地租和資本的利息與利潤混為一談,把改造土地的那部分成本算做了地租。李嘉圖認為利潤和地租不是一回事兒,認為利潤和地租是相互獨立的,但是他所提出的極差地租,說的是最劣等的土地是沒有地租的。其實他沒有認識到最劣等的土地也應該是有地租的。那就是馬克思后來提出的絕對地租。綜上所述古典經濟學對地租理論的發展有著突出的貢獻,為我們后來的經濟學家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論基礎。雖然古典經濟學的地租理論既有科學的成分,但也有其錯誤和混亂的地方。配第發現了剩余價值的存在,但是他把剩余價值和地租混淆了,認為所有土地的生產物的產出量減去生活費用剩下的都是地租,這是不對的。而斯密認識到了剩余價值的起源,但是還是沒有明確出利潤和地租的關系。李嘉圖提出了極差理論而且還明確了地租和利潤是對立的關系,但是他卻沒有抽象出剩余價值的概念。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們的學說中的缺陷慢慢地顯露出來,也不再能站得住腳跟。但是其中的進步部分后來被的經濟學所吸收,發展到了現在的政治經濟學的地租理論,并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
作者:李冰 單位:吉林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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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人;合理內核;借鑒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經濟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出發點。盡管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其基本內核仍然是合理的,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人”假設的演變和發展
“經濟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來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確指出,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貴、逃避貧賤的心理傾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1荀況對人性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提出了有關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題:(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堯、舜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與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惡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2墨子、商鞅、韓非也認為,追求名利、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對“經濟人”的論述更為全面:人的本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3可見,《管子》已把追求經濟利益視為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對人性的論述,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奴隸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社會中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是簡單明了的,沒有產生經濟學的社會基礎。因此,這種“經濟人”概念不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
孟德維爾是近代較早提出“經濟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每個人自由地進行利己的活動,會自然而然地促進全社會的繁榮,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為目的而進行的活動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會里,如果(被認為的)劣行和奢侈風行,那么這個社會就繁榮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認為的)道德和簡樸,那么這個社會就冷落衰退。他還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社會動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惻隱之心,不是裝模作樣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惡的本性,這本性是使他能夠適合于這個最大的、世俗地說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榮的社會的最必要的條件。
但《蜜蜂寓言》畢竟不是一本嚴格的經濟學著作。最初把“經濟人”假設引入經濟學,并使之成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明確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指出:“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需要同胞的協助,想要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要這樣提議。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則行事,并不能保證人們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為了使經濟學有別于精神分析學或精神病理學,還必須假定“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同時也是一種理。在斯密的時代,理性作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假定隱含在所有經濟行為的描述中。“經濟人”的每一種行動,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沖動,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進行的,或者說,是可以從利害得失的比較中推導出來的行動。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現為對得失和盈虧的正確計算。5在斯密看來,自利原則不僅是個人經濟行為的原始動因,而且是促進整個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人們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最大限度地增進全社會的利益。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每個人所考慮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他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引導他將資源運用于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為受自身利益的驅使稱為“經濟學的第一原理”。
西尼爾在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樣一種思想:經濟學的基礎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一般的理論前提,這些理論前提是公認的公理,用不著加以證明。從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種經濟學理論。他把這些理論前提歸納為四個:(1)每個人都企圖用盡可能少的犧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財富。(2)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3)勞動者借助于機器進行勞動,能夠生產出剩余的純產品。(4)農業受報酬遞減規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個前提,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經濟人”概念。
約翰•穆勒發揮了西尼爾第一個理論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經濟人”的術語,并從方法論的角度對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內涵做了詳細的論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經濟學上若干未解決的問題》的經濟學論文集。在該書中,他把“經濟人”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聯系起來。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是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的人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達到這種目的的能力,它將其他每一種人類或動機完全抽象掉。政治經濟學認為,人類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財富,這并不是說人類生活真正是這樣組成的,而是因為這是科學要前進而必須采取的方式。政治經濟學探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其他欲望的阻礙,這種欲望所產生的行為是什么。因此,穆勒“經濟人”概念的內涵,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其中最主要的是財富最大化的動機,這種動機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對閑暇的喜愛的制約。穆勒所說的“經濟人”,就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財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經濟人”概念也朝著精細化方向發展。邊際學派把注意力從對經濟世界的一般描述轉向市場本身更復雜的模型。它強調個人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對希望與欲望的滿足。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對效用的計算支配著個人的理性選擇,并引起價格調整過程。這個調整過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條件。在均衡狀態下,所有資源都被充分調動起來,以便更好滿足需求。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對此做出了最好的詮釋。他從家戶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家戶對各種產品的需求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供給函數,從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廠商對各種產品的供給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需求函數,并把各種商品(產品和要素)的供給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價格的函數。以此為基礎,瓦爾拉斯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和效率性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至此,“經濟人”的概念始終與經濟行為的動機聯系在一起。
20世紀30年代,邏輯實證主義進入經濟學。這種實證主義認為,無需關心“經濟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確,只要他的行為與預測的結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這種哲學觀的影響,“經濟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為主義的色彩,并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如偏好的可傳遞性公理。其含義是:如果你認為A優于B,B優于C,那么你一定認為A優于C。可傳遞性公理使經濟學家可以使用數學方法來描述和分析個人行為。20世紀50年代,“經濟人”理由莫里斯•阿萊斯提出了更明確的定義,并為西方經濟學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學的邏輯,如果一個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標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與他追求的目標相適應。所謂目標的相互一致,其含義和偏好的可傳遞性相同,即一個人不能認為A優于B,B優于C,而又認為C優于A。手段與目標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達到目標所必要的條件,即不能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當個人行為出現上述兩種不一致時,這種行為就視為非理性的。但主流經濟學假定,在市場上活動的各交易當事人,其行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礎上,阿羅和德布魯運用數學上的不動點定理,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問題進行了嚴格的論證。之后,一般均衡理論獲得了許多發展,但這種發展大多是枝節性的。
二、“經濟人”假設招致的批評
早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就有人對“經濟人”概念提出過零星的批評,約翰•穆勒則從方法論的角度論證了這一概念的正當性。美國經濟學家凱里直接對穆勒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責說,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提供給我們考慮的是一種純粹的野獸,這種“政治—經濟人”褻瀆了大寫的“人”。他們的理論只討論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純粹干擾其理論體系的東西。
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人”概念的批評同樣是強烈的。克尼斯認為,“經濟人”觀念實際上是說人總是受純粹自私動機的驅使,這就是否認有任何良好動機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許多在作用上互不相關的心理活動中心的生物。希爾德布蘭德則指出,以孤立的個人經濟動機作為分析的基礎,就是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了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自然歷史。抽象的“經濟人”并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是文明的嬰兒和歷史的產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觀、人和物質對象的關系以及他和他人的關系,都不會相同的。地理影響著他們,歷史改變著他們,而教育的進步可能完全改造他們。”7布倫坦諾也批評說,斯密的“經濟人”是經濟的利己主義者,是惟利是圖的“抽象的人”。
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制度學派對“經濟人”概念也持批評態度。凡勃倫認為,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體系,連同其潔白無暇的“經濟人”,當然是科學想象的功績,但不是對事實的有力表現。它是科學推理的一種權宜之計,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學法則上,而這些原理和法則僅存在于抽象領域內。可是,一旦這樣做了,這些原本不是實際上的東西卻被理解為真實的而被接受,成為研究思想習慣的一種有效成份,形成關于事實的知識。新古典理論不僅不能有效地解釋現代社會,反而有害于人們對社會真象的探討。新古典經濟學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種非歷史的、簡化的“經濟人”人性觀。這種“經濟人”以享樂主義心理學為基礎,把人視為“純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錯誤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總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費帶來的效用相等的觀點,認為從“生活進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經濟學原理對決定福利水平并沒有真正的作用。因為消費者對商品的當前享受,更多地取決于其他人的消費方式、習慣、炫耀的需要和明顯消費,而不是取決于理性計算。他還提出“社會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義的“經濟人”。8
西蒙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主要針對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認為,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個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當中。了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后果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所以,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所尋求的并非最優解,而是滿意解。西蒙特別強調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個人無法準確無誤地接受、儲存、檢索、傳遞和處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們可以把那類考慮到活動者信息處理能力限度的理論稱為有限理性論。”9在他看來,“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現實。
X效率學派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觀點。萊賓斯坦指出,個人具有兩種不同的人格傾向。一方面,個人希望像他們所應該的那樣行動,即堅持標準,使用“嚴格的”決策程序,進行精確的計算,努力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個人又希望像他們所喜歡的那樣行動,即本能地不受約束,使用“松散的”決策程序,不注意細節,不用心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決定的受約束和由“本我功能”決定的不受約束,是個人人格特征的兩個“極端點”,這兩個極端點之間存在一系列中間狀態。新古典理論那種完全關心約束的“理性經濟人”,只是一個極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可能采取的特殊決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決策方式則介于兩個極端點之間,這種人被稱為“有選擇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決策是一種特例,通常,決策只是有選擇的理性。”10
新制度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提出了批評。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說,認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常常會導致機會主義,即經濟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為了利己不惜去損人。他會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去謀取利益,會隨機應變,投機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個人目的對信息進行篩選和扭曲,并違背對未來的承諾。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對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優勢向對方說謊和欺騙,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談判地位背信棄義,要挾對方,以謀取私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間都會按機會主義方式行事,但總有一些人在有的時候會采取這種行為方式。問題在于,人們事先很難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時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在交易雙方以前沒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諾斯則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意識形態是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加經濟,能對人的行為產生強有力的約束作用。他承認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假設,但認為特定的意識形態對“經濟人”的機會主義具有“淡化”作用。人類的利他行為和克服了“搭便車”動機的大集團行動,就源于意識形態的作用。
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人”理性同樣持批評態度。它要求“經濟人”理性和“非經濟人”理性兩分經濟學的天下。“經濟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為經濟學也講功利最大化,但這個功利最大化是指快樂最大化。行為經濟學成為正統新古典經濟學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屬于心理學陣營,而在于它不承認“經濟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認“經濟人”這個前提,認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從利他中直接得到快樂,不承認利他是從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認“理性”作為絕對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還是有限理性,都不是無條件承認。它認為,人可以依據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經濟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說,上述批評都只是針對“經濟人”假設的某個方面展開的,那么Tormer對“經濟人”的批評則是全方位的,批評的依據是生命周期說和需求層次說。根據Wilber的生命周期說,人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1)潛意識或前個人階段,(2)自我意識或個人階段,(3)超意識或超個人階段。人在剛出生時,無論對于內部與外部,主體與客體,身體與環境,都是沒有分離的。在潛意識的發展階段,小孩開始認識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開始以本能的、沖動的、本我的方式與外部世界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個人逐漸產生一種與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識。在發展階段過程中,個人開始從潛意識狀態中覺醒,并逐漸獲得語言能力,開始使用符號和概念,學習承擔各種角色、遵守規則,發展出理性理解、內省思考、演繹推理和社會可接受的行為能力。最終,個人發展出整合思考、把觀念與觀念、事實與事實、心靈與肉體聯系起來的能力。在超個人階段,個人可獲得比日常的、外部導向的經驗更敏銳的意識過程,獲得一種更高的精神意識,從而超越自我,經歷極樂,與神性相通,甚至與神性合二為一,最終達到非二元體的、無主客體之分的狀態。
這些階段又可進一步劃分為兩個部分:外部弧和內部弧。外部弧是從潛意識到自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維護,個體化,征服外部世界。內部弧是從自我意識到超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實現,向內發展,超越自我,實現物我一體。
根據Maslow的需求層次說,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為六個不同的層次。它們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歸屬或愛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實現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當較低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而輔助條件存在時,較高層次的需要就會出現并居于優勢地位。每一個層次向下一個層次的發展,都涉及到一種轉化,在這種轉化中,較低層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較高的層次之中,較高層次的元素與較低層次的元素沒有分別,但與更高層次的元素有分別。Tormer認為,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在實質上是一致的。
Tormer認為,從人性的觀來看,“經濟人”假設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一,“經濟人”只關注自我是有缺陷的。盡管人類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確的,但重要的是他們在什么程度上主要關注自我利益。對于那些已經達到外部弧的終點的任一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對于那些在內部弧上達到更高階段的人來說,其正確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經濟人”關于個人與物質的人類世界相分離的觀點是有缺陷的。對于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個人來說,他還沒有實現與外部世界的分離,而對于處于向超我階段發展的個人來說,他已經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為一體了。第三,“經濟人”機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個人階段,年輕人還沒有獲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計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階段,個人的確已經具有理性經濟行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們又不會以這種方式行事,因為他們的行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人,才會大致按理性“經濟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經濟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對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較高層次和超個人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尤為正確。由于教化和社會化的作用,他們已經內化了道德的、倫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會促使他們對選擇的正確與錯誤進行反思。第五,“經濟人”的不改變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從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可以看出,隨著人的潛力的發展,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人性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11
三、“經濟人”假設的合理內核
如上所述,“經濟人”概念在西方學術界招致了許多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未必全部正確,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經濟人”概念是歷史的,還是非歷史的?歷史唯物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范疇是經濟關系的理論表現。在原始社會,人們利用公有的生產資料共同勞動,產品在社會成員之間平均分配。個人尚未脫離氏族或公社的臍帶,還意識不到個體的存在,因而沒有個人利益的觀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分工和交換關系出現,原始社會解體,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們開始意識到個體的存在,并開始追求個人利益。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奴隸社會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這種利己主義人性觀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經濟人”概念取得比較成熟的形式,并成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則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產生以后才開始的。因此,“經濟人”是個歷史的范疇,超歷史的人性和“經濟人”概念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派對“經濟人”的超歷史性的批評確有其正確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經濟社會,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分別歸不同的個人所有。為了生產商品,商品生產者必須以某種方式向他人購買各種生產要素,同時向消費者銷售自己生產的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以其銷售收入來彌補生產成本——購買生產要素的支出。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生產者僅僅為了生存,也必須在購買生產要素和銷售產品時,斤斤計較于自己的經濟利益。“人們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12而“經濟人”概念不過是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生產者之間商品交換關系的人格化。否認商品經濟社會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確的。當然,即使在商品經濟社會,個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動機,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利他動機還可能表現得十分強烈。一些人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識的人捐獻大量的錢物,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獻自己的器官。但這種行為顯然屬于道德領域的范疇,不應成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經濟領域,這種利他動機不可能居于主導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動機和利他行為否來定“經濟人”假設是不恰當的。
第三,“經濟人”是僅僅關注物質利益,還是同時關注非物質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和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從心理學的角度正確揭示了人的發展階段和需求層次。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有必要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但經濟學研究的個人行為,不是一般的個人行為,而是正常人的經濟行為。因此,生命周期說對個人發展階段的劃分,需求層次說對個人需求層次的劃分,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到經濟學之中。就生命周期說而言,處于前意識和超意識階段的個人行為,都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需求層次說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層次的需要,都與人們的經濟行為無關或關系不大,同樣不適合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因此,盡管人們關注非物質利益,但這種對非物質利益的關注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第四,“經濟人”理性是完全的,還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選擇理性假設都認為“經濟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這兩種假設和完全理性假設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認為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說任何一個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確的話,那么同樣正確的是,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別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無理性的個人都只是少數,大多數人的理性介于兩個極端之間。或者說,人類理性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服從正態分布。這也解釋了,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成功和破產倒閉的生產者都只是少數,而大多數生產者處于可以維持的狀態。
第五,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但不同個人利己的程度顯然是有差別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機會主義行為是存在的,個人可能利用各種便利條件損人利己。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意識形態又是有區別的。不同性質的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機會主義,有的反而會助長機會主義。因此,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社會,機會主義只能是少數人的行為。所以,總的來看,“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是能夠促進全社會的利益的。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就,是對這一命題的最好注腳。
綜上所述,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內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這個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對其做出必要的補充,就可供中國經濟學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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