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藥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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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今日藥學論文范文

從普通留學生到國際醫藥學界的領軍人物

許瑞安教授是福建晉江人，其故鄉既是一個環山面海的漁、農、僑村，山川攬勝，日月鐘華；又是一個文化底蘊十分厚重的中國歷史文化名村一晉江福全。史載唐宋開科取士以來，全村進士，舉人共20多人，出將入相，該村乃是我國最著名的抗倭歷史名城，明代曾在沒有官軍奧援下，孤城三次打敗入侵倭寇；許教授自幼沐浴于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匯，其童年就在驚濤拍浪的變質巖礁上外婆家的住屋度過，大自然春風造化孕育著他對萬物之靈有著不盡迷思與眷戀；失學，飽受天風海濤的錘煉，不僅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從科學態度、科學素養到人生目的都得到了良好的洗禮與升華，立志一生從事科研。

1983年許瑞安教授考上國家教育部公派出國留學。到了國外之后，他不僅迅速克服了獨自在異國他鄉求學所必然面臨的種種不適和不便，而且抓緊一切機會刻苦學習，將絕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圖書館和實驗室里。正是源于這種嚴謹認真的治學精神和態度，1989年，他順利獲得了Otago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后又前往加拿大攻讀博士后。

完成學業后的許瑞安曾在國外多家著名的國際大學、科研機構從事科研教學工作，先后出任過大學載體研究中心、神經載體研究室主任的職務。從那時候起直到2005年年底歸國，他主要從事的工作范疇包括病毒載體、分子醫學、分子藥物學的項目科研和教學，還曾擔任過奧克蘭大學載體研究中心的主任和美國托馬斯?杰弗遜大學的神經載體研究室主任。

在國外期間，許瑞安從1983年起開始陸續發表專業學術論文，迄今為止已經有超過百篇的重要學術文章發表，其中SCl論文就占到了七成以上，SCl影響影子總分超過400分。他在基因治療研究方面的部分工作發表于NatureMedicine【1998年第5期封面】、Science、PNAS等國際一流學術刊物，2005年發表在美國醫學科學檢測雜志上的“Stabilityof lnfectiOUS rAAV vector stock”一文更是被世界衛生組織選定為分子療法臨床應用的主要參考文獻之一。2006年他在Histopathology雜志發表結腸癌治療一文，2011年入選結腸癌治療領域5年來TOP 10論文，且位居榜首。

許瑞安在學術上獲得的成果不僅在理論研究方面，更包括了技術實踐應用領域。由他創新發明的專利成果達16項，他是國際口服基因療法的主要奠基人和發明人之一，在分子藥物學、癌細胞與基因療法領域取得一系列的科研成果。

憑借著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毅力，許瑞安從一名普通的留學生成長為一位國際醫藥學界知名的科學家。

肩負重任，歸國奉獻

2005年，許瑞安回到家鄉，為祖國的藥物研究事業貢獻才華和智慧。同年，他受聘于華僑大學，并出任所長、主任。由于許教授在分子醫學與基因治療研究領域內的突出貢獻和成就，奠定了他在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學術地位，2007年受命，開始負責組建分子藥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工作。他在任職國家教育部分子藥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華僑大學分子藥物所所長之外，還兼任了國際癌細胞與基因療法學會常務理事、國家科技部科技發展戰略專家／國際科技合作管理專家、國家教育部學位中心評審專家、福建省生物醫藥工程研究生培養基地負責人、廈門海洋與基因工程重點實驗室主任、廈門市國際科技合作生物醫藥基地負責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協和醫學院榮譽教授、《中國臨床藥理學和治療學》編委、顧問，《中國海洋資源》特邀編委、中國海洋大學海洋藥物客座教授，山東大學兼職教授等職務。在國際上，許教授同時還是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國際學術刊物lslet編委，美國International Panel of MedicalScience Monitor，我國World JournalOf Gastroenterology PharmacologyandTreatment編委、美、英、德、日、瑞典等國際18家Hepatology，Gene The rapy等SCI學術刊物審稿人、“行政院”臺北榮民總院榮譽教授、愛爾蘭國家自然基金評審專家、新西蘭食品科學技術研究院專業委員。

回到祖國之后，許瑞安教授將全部智慧和畢生對科學事業追求的所有熱忱投入到了我國的分子藥物與基礎醫學研究事業當中。他負責組建了華僑大學分子藥物學研究所，帶領研究所的同仁以新藥研發為主旨，積極開展了一系列工作，也由此揭開了華僑大學藥學學科和生物醫學工程建設的序幕。

自2007年10月分子藥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獲得教育部批準立項、開始建設以來，在許瑞安教授的帶領下，該研究中心依托于華僑大學，得到了迅速地成長。經過了三年的建設時期，到2010年時研究中心已經完善建立起了分子藥物、中藥復方、廈門市海洋與基因工程藥物重點實驗室三大藥物研究與開發平臺。

早在1998年，許瑞安和During就曾經首開人類口服基因療法的先河，在分子藥物領域做出了開拓式的大膽創新并獲得了首創的成果。回國后許教授繼續發揚在這一領域內的優勢，致力于口服基因藥物的研發工作，他負責研究的“rAAV基因藥物的口服吸收機制”獲得了2009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而由許瑞安和肖衛東領軍的團隊，已經建立起成熟的rAAV載體的產業化技術。

時至今日，在許瑞安教授的不懈努力和推動下，占地500平方米的AAV載體中試生產車間已經建成，可為國內外各家生物醫藥研發單位提供各種類型中試級別的AAV病毒載體。

推動創新成果研究，建設人才培養體系

許瑞安教授是我國“863”“十五”肺癌基因療法課題組組長、首席科學家，肝癌基因療法課題組副組長、國家“863”“十一五”肺癌基因療法課題組首席科學家，在我國的癌癥與基因療法研究領域力盡所能。與此同時，許瑞安并未滿足和止步于個人的研究成果創新，他在積極推動產品開發和研究成果轉化、發展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等方面依舊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和努力。由許教授帶領的分子藥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重視蛋白藥物的臨床應用，迄今已建立多種小量蛋白的真核／原核表達系統，并已有三個蛋白產品(Kallistatin，Cygb，Vasostatin)完成動物實驗并達到中試規模制備并純化成功，保證了較大量蛋白純品可用于藥物學、藥理學的探索，同時亦能滿足基因工程蛋白藥物開發的臨床研究需要；其團隊研發的基因重組FSH，還對婦女不孕具有確切臨床價值。目前已提交得到驗證的抗病毒和抗感染藥物的專利申請，中試、臨床試驗和報批國家新藥的工作正在籌備中，并有望按照歐美標準在國外注冊和銷售。

與此同時，基因藥物平臺申請的“肝纖維逆轉藥物”，利用具有特異的細胞靶向性的基因運載系統攜帶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癥雙重功能基因抑制星狀細胞激活達到防止肝硬化目的，顛覆了目前纖維化治療的傳統思路，具有巨大的市場開發潛力。在中藥研發的制備領域，工程中心目前也已經擁有授權或已申請的中藥相關專利項目超過10項；在合成藥物方面，中心開發出了有效的抗癌藥物肉桂酸乙酯衍生物的綠色合成工藝，以成本低、綠色化、操作簡單等特色為市場所看好；在海洋藥物領域，中心以東南沿海、臺灣海峽、東南亞海域有特殊功效的海洋分子藥物為研究對象，建設的海洋藥物研發平臺現如今已發展成為與廈門市政府共建的高校海洋藥物重點實驗室。

學科建設是重中之重，根深才能樹大，許教授牢牢把握學科建設方向。在他的努力下，分子藥物工程研究中心2007年正式開始建設，2008年就開始獨立招收醫學生物工程、分子藥物學、微生物生藥學和藥學方向碩士研究生，2009年福建省唯一的“福建省生物醫藥工程研究生創新培養基地”落戶分子藥物學研究所。如今他們已經擁有了一個二級博士點，3個碩士點1個專業碩士點以及完備的科研、教學團隊還從美國賓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香港大學的教授以及曾在輝瑞、默克等國際知名制藥公司承擔開發工作的高級工程師中聘請了多位兼職教授或名譽教授。

作為中心領軍人物的許教授不僅是科技部科技發展戰略專家，還是國際知名的分子藥物學家，在他的主持或策劃下，工程研究中心僅立項建設期間就申請獲得各類國家、省部級、市級課題22項，而且大力加強國際間科技合作與學術交流；與新西蘭皇家科學院合作的“核糖開關及其在基因治療的應用”已獲得新西蘭政府和國家科技部的資助；2011年與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藥學院聯合建立培養一本一碩一博體系。從今年起開始招收本科生。全體師生們眾志成城，同心同德，努力把教育部分子藥物工程中心建成了一個分子醫藥基礎研究、產品開發和成果轉化一條龍的基地，涉及分子醫學，分子藥物，醫用口服病毒納米顆粒，藥物合成，轉化醫學，海洋基因藥物，天然藥物等多門學科，同時為國內培養和凝聚了分子藥物領域里的大批技術創新型人才。

與此同時，許教授極力推崇產學研相結合，先后與中僑藥業、福建太平洋藥業，沈陽天一藥業等簽訂項目合作、轉化及技術培訓協議；該團隊2009年研發的硫酸沙丁胺醇口腔崩解片、藥物中間體等項目的研發和成果轉化投放市場，每年產值均超2，000萬。

如今的分子藥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已形成一支囊括多學科、從基礎研究至產業化的完整的產學研研發鏈條。許瑞安教授介紹說：“在這個鏈條上，我們可以獨立設計基因藥物載體、蛋白藥物和靶向基因藥物，可以對病毒載體和基因工程蛋白進行中試規模生產，還可以承擔或獨立進行新產品的開發與市場化，滿足臨床藥物研發和接受企業委托項目的需要?！?/p>

第2篇：今日藥學論文范文

以什么理念和方法面對癌癥，一直是大家關心和困擾的問題。醫家一直追求癌癥的早診斷、早治療?；颊哂侄喑帧俺龕簞毡M”的心態，恨不得癌腫一日離己而去。這就鑄成人們認識治療癌癥的誤區，使醫患兩家易把“斬草除根”視作最佳方法。而且按現有倫理和道德觀念，患者家人一般處在焦躁氛圍中，也不情愿地選擇“拼一下”，接下來便接受了手術、放化療等治療。

事實是一味追求手術切除和攻毒抗癌的結果并不樂觀。有人在“中國腫瘤戰略防治研討會”上指出，“總體生存期尚處于低水平狀態……”對患者來說，磨難和痛苦接踵而至，可以想象患者痛苦的內心世界，人財兩空者又何其多也！

當看到本來自覺身體健壯，正常工作，僅因例行體檢而知患上癌癥，接著數月便死去，死的那么容易讓你無法理解。對此，許多醫生的心情也只有無奈：難道這是我們想要的臨床結果？捫心自問，病人假若不去體檢，情況如何……醫生的責任是解除患者疾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功過將何以評說，能用科研來搪塞和自我安慰嗎！面對現狀，不少專家感慨，醫療的目的是讓患者好好活著?？梢娚钊胩剿餍碌哪[瘤防治理論和防治理念是何等重要。

經過長期醫學實踐、結合中醫理論，我形象地將主要采取手術、放化療、攻毒等法，旨在一味追求攻殺腫瘤的方法，稱之為“霸道治癌”。與之區別，本著前賢“仁心仁術”、“無為而治”、“不治而治”、“不藥而愈”的傳統思想，循安撫鼓勵，“順其自然”，不刻意剿殺……結合西醫對癥與支持療法，我引導腫瘤患者“以靜應動”，樹立與腫瘤長期“和平共處”帶病延年理念。這種綜合的心理、藥物、康復等治療理念和實踐方法，我稱之為“王道治癌”。經過多年臨床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我還客觀地指出“霸道”治癌的現狀和弊端。進而結合中國國情，對國內外專家推重的機體重要抗癌機制——原發癌轉移到機體其他部位時要經歷數月至數年的“休眠期”說，進行了創新性論述，提出了較“休眠期”說更具積極科學的腫瘤防治“相持期”說，并通過對“相持期”的論述，闡述了“王道治癌”的具體方法。在“相持期”，力求讓癌癥患者與癌瘤長期和平共處、帶病延年。

古往今來，人們及醫學界對疾?。ㄓ绕涫侵匚＜膊。┚暈槭異翰簧獾摹暗満Α保胁【鸵筢t吃藥，醫生則以治病用藥自居，均信奉一個“治”字。故而，人們常將自己與疾病的關系比之如“農夫和蛇” “東郭先生和狼”不可憐憫，務必除惡務盡，于是，善良的“東郭先生”才總是被世人“責備”。

即便醫學著述提及“帶瘤生存”，也都是作為說明療效觀察的時間概念進行表述的。如提到“療效觀察”， 說“帶瘤生存半年”，也只是在褒揚治療手段的成果。

本人在臨床中體會到“與癌和平共處，帶瘤延年”應是人類應該接受的自然現象，而不必刻意將“瘤”置于死地而后快?！稗r婦和蛇”未必要你死我活，要改變思維，要倡導人與癌瘤“和平共處”。一般聽來，這似乎是說“農婦和蛇要和平共處……”是的，16年前在國內最早發表“王道治癌”說，簡直是天方夜譚，不可思議。直至2011年4月國內學術界在南京召開首屆關于“王道思想”服務于現代社會的全國性研討會，才予理解?！巴醯乐伟?，與癌和平共處”說與學界實現資源共享已歷時15年之多，相信在腫瘤防治及提升患者生存信心、意志和生活質量等方面，或應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時至今日，現代醫學也開始對腫瘤重新認識，美國醫學家威爾什告誡：“對無害的腫瘤進行手術和化療，不僅無益，反而有害，甚至帶來嚴重后遺癥，即使對有害腫瘤過早診治也非全部有益?！比揽拱﹨f會已指導意見，建議60歲以上人群應慎用手術和放化療治療。

至于“手術并發癥”這一“老生常談”問題，近期更引人注目，黃志強院士指出：“如肝門膽管癌手術現在越做越多，切除率達70％，死亡率很高，病人生存率并未延長?！蹦[瘤專家湯劍猷最近亦呼吁重視癌癥的“過度治療”問題。

本人在1996年論文指出：實際上生命又是極堅強的，像蘇武、白毛女……精神緊張是致病情加重的重要原因已為醫界共識，可霸道治療給癌癥患者造成的深刻影響卻常被漠視。誠然矢志斗癌無可非議，但作為個體則應十分謹慎。其中兩敗俱傷者太多了，人們除置身斗爭之中難道別無他途嗎？君不見與惡人為鄰與毒蛇為伴相安無事者亦不乏其人。在一定時間與癌相持和平共處并力爭延續這一時間的可能性難道不存在嗎？患者能用平常心將癌癥以一些普通疾病視之，在本應屬自己的時間里獲人生之樂，難道不比讓患者在霸道治療下受盡煎熬更有意義嗎？唯應強調的是：醫者仁術，一切以病人為本，以關愛理解為前提。正如哲人圖姆斯所言：“那種不理解病患痛苦的性質的醫學治療，不僅無法減輕病人的痛苦，而且其本身也常成為患者痛苦的根源。”

現代醫學亦不清楚“休眠期”之具體時間。而且幾乎所有對此研究的學者都認為：處于休眠期的癌細胞是不發生裂變和增殖的，許多患者正是在此階段接受了手術等治療。顯然丟掉休眠期概念宣稱某方法可延長患者生存期是失實的……哈佛大學霍夫曼根教授指出：“當切除處于休眠期的癌時，患者機體的抗癌成分也喪失殆盡，平衡即被打破，發生癌轉移也難以避免了”。有學者告誡：“若再一味追求對癌的切除率，至少對某些患者說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休眠期”稱“相持期”更為確切，因為科學家至今不知從癌形成之始至威脅個體生命時之時間是多少，卻已有發現癌而自然緩解現象之報道。應賦予“相持期”更深刻含義，相持期對患者來說不僅是走向死亡，更是走向勝利的關鍵時期……在“相持期”只講“斗殺”，無論對西醫抑或中醫說均是不可取的。

我常對病家說，腫瘤自身與機體保護機制的關系就像是橘肉與橘皮的關系，人類自我免疫能力是偉大的，起碼在癌形成之始，自身保護能力已開始對其監控了，盡管此時自己察覺不到，最新設備也檢查不到。至今醫學也無能力在隔著或不損傷橘子皮情況下去挖掉全部橘肉，更不必說已發生轉移的情況了。

為鼓勵患者帶癌生存信心，我還講了一個自己常思考的現象：自然界中小樹苗是極少長疙瘩（腫瘤）的，可老樹沒有幾棵不長的，尤其是千年老樹，疙瘩摞疙瘩，有的樹心都空了，可它仍頑強活著，葉綠枝茂。人類何嘗不是如此堅強。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反過來想，腫瘤也可能是生命物體在其生命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或云是其可以長壽的標志呢？

第3篇：今日藥學論文范文

青少年德育工作提供新的契機。在生物知識的教學和技能的訓練中要滲透德育教育。教師要在教學中實現科學性和思想性的統一，在潛

移默化中對學生進行政治導向、情感陶冶、意志培養、道德規范。中學生物學科擔負著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培養社會主義建設合格人才

的任務。生物教師既要教書，又要育人。

關鍵詞：生物教學；德育教育；滲透；

重視生物課的德育功能，掌握生物學科思想教育的特點和方法，才能增強思想教育的效果。

一、把“三熱愛”教育貫穿于教學全過程

對學生的思想教育，應始終堅持把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教育放在首位，貫穿于教學的全過程。教育內容不僅包括謳歌黨的豐功偉績，贊頌社會主義祖國的繁榮昌盛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還應包括國情教育和黨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教育。生物學科在這方面有著自己的優勢。

例如，植物學、動物學和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保護教育，生理衛生中的計劃生育教育，以及緒論課等，就含有許多“三熱愛”教育的內容，應進一步充實并寫成相對穩定的德育教材，重點講授。如在開始學習生物課時，介紹我國明朝李時珍編著的《本草綱目》，它不僅是藥物學專著，也是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專著。李時珍對植物的分類方法比西方植物分類創始人林耐提出的方法要早一個世紀?！侗静菥V目》這部巨著被稱為“東方藥學巨典”，譯成了十幾種文字。這些材料能讓學生了解我國古代生物學研究的成就和對世界的巨大貢獻，激起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

在學科教學中滲透思想教育在時間上要把握適度，一般不宜太長。實踐證明，只要所選的內容貼切，結合得好，即使三言兩語，也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二、聯系思想實際進行有針對性的思想教育

要使德育工作真正取得成效，必須熟悉和了解學生，知道他們的樂趣和苦惱，摸清他們思想上存在的問題，才能對癥下藥。

學習目的不明確，缺乏遠大理想，是當前學生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由此表現出兩種傾向：成績差的同學，認為升學無望，不如早打工早掙錢，因而厭學情緒嚴重；成績好的同學，目標只瞄準中考，只知埋頭苦讀，社會上的事情很少關心。這兩種傾向導致學生對生物科表現出不同程度的不重視，前者認為打工經商用不著學生物，后者則認為生物科中考成績滿分只有30分，花過多的時間去學習不合算。

在生物教學中解決學生的思想問題，一要使學生明確生物學科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關系，了解諸如環境、糧食、人口、能源等重大問題都與生物學密切相關。現代生物無論從廣度還是從深度上，都與其他學科有著交錯滲透的關系。在教學的不同階段，要結合教材內容，具體地闡述這種關系。例如，結合植物部分的教學，介紹植物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教育學生要綠化環境，自覺愛護一草一木；結合動物學部分的教學，介紹青蛙、鳥類的益處，提倡愛護動物，不要亂捕濫殺；結合人體部分的教學，介紹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造成的危害，使學生認識到保護環境就是保護每一個人自身的健康。二要充分介紹我國在生物科學研究上的新成就，培養學生的民族自豪感，使學生從小樹立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雄心壯志。同時，針對在部分同學中存在的過分向往西方國家生活方式的傾向，配合理想教育，在教學中要有意識地培養學生樹立掌握科學知識報效祖國的思想?？山Y合教材講述一些生物學家的愛國事跡，使學生認識到理想和追求是事業成功最根本、最持久的動力，只有明確了為誰而學、為什么而學，才會始終保持奮發向上的激情。

三、以科學家的優秀品質激勵學生努力進取

科學家是科學成果的創造者，是科學史的譜寫者。讓學生了解科學家和科學史，是生動而富有成效的德育手段。我們不可能要求每個學生都去當科學家，但科學家的理想、情操、膽識、毅力、勤奮和創造力等方面的優秀品質，是值得每一個人學習和效仿的。

介紹科學家和科學史，一定要有目的性和針對性。能否做到這一點，關鍵仍然在于教師對學生的思想動態是否心中有數。例如，教師在和學生接觸中，發現有不少學生為成績上不去而苦惱，并由此產生自卑情緒。為了激勵學生勇于進取，教師在教學中介紹達爾文、童第周時，要特別突出強調他們在學生時代都不是令人羨慕的優等生，但他們都以持久的愛好、刻苦的精神和堅忍不拔的毅力獲得了成功。針對部分同學生物科成績不錯，但對數理化學習有畏難情緒，甚至有放棄不學的情況，在介紹分子遺傳學的發展史時，講述分子遺傳學的奠基人孟德爾正是因為具有堅實的數學基礎，才使他能對豌豆的性狀遺傳進行了有效的統計和分析，從而發現了基因的分離和自由組合規律。針對部分同學重理論輕實踐、在實驗中不注重觀察的現象，可反復強調生物學的研究成果，幾乎全部都是通過詳細觀察和科學分析取得的。

第4篇：今日藥學論文范文

【摘要】 目的從生物利用性角度評價含朱砂中成藥中汞的潛在健康風險。方法火焰原子吸收法(FAAS)測定含朱砂中成藥總汞含量，體外消化透析法模擬人體胃腸消化，氫化物發生—原子熒光光譜法(HG-AFS)檢測得到含朱砂中成藥中汞生物利用性相關數據。結果6種常用含朱砂中成藥在人工胃液中汞溶出率在0.14%～1.96%范圍內，小腸階段汞可接受率為0.003 8%～0.011 7%。基于汞在人體的半衰期和蓄積中毒量，反推導出含朱砂中成藥中汞元素的安全閾值為每人每天0.099 mg。結論綜合考慮6種常用含朱砂中成藥的汞含量水平、服用劑量、服用頻次等，說明口服含朱砂中成藥引起汞暴露的安全風險性較低。

【關鍵詞】 生物利用性; 體外消化透析法; 含朱砂中成藥; 安全閾值; 汞

Abstract：ObjectiveTo introduce mercury bioaccessibility for risk assessment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containing cinnabar. MethodsTotal mercury from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containing cinnabar was determined by FAAS. In vitro digestion and dialysis method was adopted to simulate the conditions of gastric compartment and intestinal compartment and dialysate fractions were collected and quantified by the means of HG-AFS. ResultsIn the gastric compartment， the solubility of mercury from six common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containing cinnabar ranged from 0.14%～1.96%; in the intestinal compartment， mercury bioaccessibility (0.003 8%～0.011 7%) was found for all the samples. The toxic threshold level of mercury was 0.099 mg/(person·day) for the case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containing cinnabar on the basis of available data on mercury (cumulative toxic dose and half-life) in the body. Conclusion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n mercury level and intake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containing cinnabar， the potential health risk seems to be low.

Key words：Bioavailability; In vitro digestion and dialysis method;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containing cinnabar; Toxic threshold; Mercury

朱砂又名丹砂、辰砂，是一味傳統中藥，主治安神定驚、明目解毒，其主要成分為硫化汞。在中成藥中，含有朱砂的品種占10%;在兒科中成藥中，含朱砂的品種占到了20.32%。《中國藥典》(2005年版Ⅰ部)正文中收載含朱砂的內服成方制劑44種?！吨袊幍洹穼θf氏牛黃清心丸、保赤散等7種含朱砂中成藥附有朱砂含量測定一項(硫氰酸鹽容量分析法)，并且對硫化汞的含量指標做了具體規定[1]。但是，含朱砂中成藥中重金屬汞含量偏高，引起了人們對此類中成藥服用安全性的擔憂[2～4]。礦物類中藥至今沒有相應的安全質量標準[5]，許多國家對中藥都采用食品重金屬限量標準來衡量其服用安全性。隨著中藥國際化進程日益加快和人們健康意識的迅速提高，如何合理科學地對傳統礦物藥的服用安全性進行評價已經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眾所周知，含朱砂中成藥中汞元素主要以硫化汞形態存在，硫化汞是強化學惰性的，其溶解性很差[6]。從生物利用性(bioavailability)角度看，汞的全量并不能反映出人體吸收代謝汞的水平，只有一部分的汞能經過消化吸收后進入體內。因此，評價中成藥中汞的安全性非常有必要進行生物利用性方面研究。生物利用性是食品營養和環境化學領域中的概念，被定義為存在于一定基體中的目標物經口腔攝取后能夠到達體循環的部分，可分為以下3個過程：①經口服攝入后，從基體釋放到人體胃腸消化道的部分，即文獻中常常出現的生物可接受性(bioaccessibility);②生物可接受部分穿過腸上皮細胞后被人體吸收的部分;③人體吸收部分經過肝臟代謝后最終進入體循環和機體組織的部分。因此，廣義的生物利用性等于以上3個過程生物可利用率的總乘積。在消費品安全性評價方面，一般把生物可接受部分看作口服生物利用性的指標，因為它反映出了現實的最壞風險性[7]。

在參考體外消化法在食品[8～11]、環境土壤[12，13]、玩具[14]、含礦物類中成藥[15～17]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采用體外消化透析法對幾種常用含朱砂中成藥中汞的生物利用性進行了研究，建立了人體內汞中毒劑量反推模型，對6種含朱砂中成藥中汞的健康風險進行了評價。

1 材料與儀器

1.1 儀器TAS-990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計(北京普析通用儀器有限責任公司)，AFS-820雙道原子熒光光度計(北京吉大小天鵝儀器有限公司);GWA-UN Pure Water System(北京普析通用儀器有限責任公司)。

1.2 試劑與藥品 Hg標準貯備液：(國家鋼鐵材料測試中心鋼鐵研究總院);K2Cr2O7，KBH4，NaHCO3，NaOH，HgCl為AR級試劑，HClO4、H2SO4、HNO3、H2O2、HCl為GR級試劑，實驗用水為GWA-UN Pure Water System制備的電阻率為18.2 MΩ超純水。胃蛋白酶(上海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有限公司，BR);胰蛋白酶(上?？笊锛夹g有限公司，BR);豬膽鹽(上海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有限公司，BR);D22mm透析袋(Beijing siyu biotechnology Co.， Ltd)，截留分子量(Molecular Weight Cut-off， MWCO)8 000～14 000。含朱砂中成藥購自?？谑兴幤烦?，其中包括大蜜丸1種(同仁安神丸)，水蜜丸1種(天王補心丸)，膠囊劑1種(復方蘆薈膠囊)，水丸劑1種(仁丹)，散劑2種(兒科七里散，紫雪)。

1.3 樣品制備對大蜜丸、水蜜丸、水丸，取20粒，剪碎或研碎成小塊混勻;對膠囊劑、散劑，取不少于20粒，倒出粉末狀內容物混勻;最后，將以上樣品置于密封袋中，保存于干燥器中備用。

2 方法

2.1 體外消化透析法參照Miller[8]、Cámara[9]及龐京團[15]等所述體外消化透析實驗體系各項參數，并進行了適當地改動，實驗步驟如下：將0.25 g樣品和25 ml pH=1.5的鹽酸溶液，加入到50 ml離心管中，用1 mol/L鹽酸溶液調節pH為1.5，再加入0.16 g/ml的胃蛋白酶液0.5 ml，旋緊蓋子，整個實驗體系在密閉環境下振蕩100 min[(37±1)℃，80 r/min，下同]。將裝有5.1 ml 0.2 mol/L NaHCO3溶液的透析袋(長10 cm，直徑22 mm)放入胃模擬消化物(pepsin digest)中，連續振蕩約45 min后，模擬環境pH為5.0。最后，在小腸模擬環境中加入胰液—膽鹽混合物2.5 ml，持續振蕩100 min。振蕩結束后，將透析袋從離心管中取出，收集透析液于PTFE內杯中，消解后待測，同樣方法作氯化汞和空白全過程對照，所得樣品均采用原子熒光光譜法測定。

2.2 中成藥汞含量的測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譜法(FAAS)測汞已有不少文獻報道，比如FAAS對汞精礦電氧化浸出液[18]、工業硫酸[19]、抗缺氧藏藥[20]、報春花及冬葵[21]中汞含量的測定。本實驗參考王志華等[22]的方法采用HNO3-H2SO4-HClO4(4∶1∶1)體系高壓密封消解中成藥，優化儀器工作條件后(見表1)，FAAS法測定復方蘆薈膠囊中的汞含量為(11.62±0.3)%(n=3，P=0.95)，與龐京團等[23]汞量法測定結果(11.70±0.4)%基本一致，表明本方法在準確度、精密度上均滿足測試要求，可用于含朱砂口服中成藥中汞含量的測定。

2.3 數據處理 中成藥中汞的胃腸階段溶出率、生物可接受率的計算參考文獻[15，23]。

3 結果與討論

3.1 中成藥中汞的生物利用性含朱砂中成藥中汞的生物利用性結果見表2。在人工胃液中除天王補心丸、復方蘆薈膠囊的汞溶出率較高外，其它中成藥的溶出率在0.14%～0.67%;在小腸階段，汞的透析率以同仁安神丸最高(0.011 7%)，其次為仁丹(0.009 0%)、天王補心丸(0.007 7%)、兒科七厘散(0.006 7%)、紫雪(0.004 0%)和復方蘆薈膠囊(0.003 8%)。含朱砂中成藥中溶出汞遠低于汞總量，這說明大部分汞都是以難溶形式存在;經過小腸模擬消化后的可透析汞量更低，除同仁安神丸外，生物可接受率都小于0.01%，大大低于胃階段溶出率，這可能是由于透析過程只允許分子量小于透析膜MW的物質通過，模擬消化過程中汞與蛋白酶或者胰液-膽鹽結合形成復合物后就很難通過透析膜。

目前文獻報道的體外消化法的各實驗參數還未統一，所采用的實驗系統各有特點，涉及到人工胃腸消化液組成和pH值、液固比、經口腔攝入物質在胃腸道駐留時間、目標元素測定前所采用的分離方法等[25]。以目標元素在測定前所采用分離方法為例，文獻報道有離心、0.45 μm膜過濾、透析等，比如Camara等[9]分別采用透析法和離心法對學生常用膳食搭配中的Ca、Fe、Zn、Cu生物利用性的研究，Iris Koch等[17]離心法對牛黃解毒片中的砷生物利用性的研究，褚卓棟等[24]膜過濾法得到了六神丸、醫癇丸等7種添加朱砂中成藥中汞的生物可接受性數據，龐京團等[15]確定了透析法測定朱砂中汞的生物利用性的實驗條件，并將該方法推廣到了含朱砂中成藥汞生物利用性的研究[11]。透析不僅可以起到分離目標物的作用還能模擬食物從胃到小腸生理pH值逐漸變化的過程，即將裝有5.1 ml 0.2 mol/L NaHCO3(經酸度滴定實驗計算得到)放入胃模擬消化物中，因此，本文采用了透析法[8，9，15]。表1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計工作參數表2 六種含朱砂口服中成藥中汞的生物利用性

3.2 對含朱砂口服中成藥的安全性評價根據日本熊本和新瀉水俁病患者所攝入有毒魚貝的汞濃度和估計攝入量而推算出體內100 mg的蓄積量為中毒劑量[26]。此外，邊振考等[27]也曾報道人體汞蓄積中毒量為100 mg。甲基汞安全閾值研究[28]已有文獻報道，汞在人體內半衰期為65～70 d[29]，本文以汞的中毒劑量和半衰期來反推出日攝入汞的安全閾值。為計算簡單此處以70 d計，設日攝入含朱砂中成藥中生物可接受汞量為m(單位mg)，服用f天后，人體內蓄積汞量N可表示為：

N=m[(12)f-070+(12)f-170+……+(12)170+(12)070] ①人體表現汞中毒時，人體內蓄積汞含量N=100 mg，則有m[(12)f-070+(12)f-170+……+(12)170+(12)070]=100 mg對上式進行求和化簡可得下式：100m-100m×2170+2170=2-f70 ②要使人體汞中毒，則該方程必須有解m。因為2-f70>0，則100m-100m×2170+2170>0 ③2170≈1.01由③求得m>0.99 mg，故當f趨向于無窮大時，最小汞中毒量為0.99 mg，考慮到人體攝入汞的其它來源，取其10倍的安全系數，則為0.099 mg ，即攝入含朱砂中成藥過程中，汞生物可接受量超過0.099 mg將對人體存在較大中毒風險。

據2003年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食物添加劑專家委員會(JECFA)的建議，汞的每周可容忍攝入量(provisional tolerable weekly intakes， PTWIs)為5 g/kg(BW)[30]，其含義為按每公斤體重計算，每周可容忍攝入汞量為5 g。若以人體平均體重70kg計算得到每日可容忍攝入汞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 TDI )為0.050 mgHg。由人體內汞中毒劑量反推導出的理論安全閾值與JECFA 建議TDI值處在同一數量級水平，可見其作為汞暴露安全風險評價指標具備合理性。實驗所用的6種含朱砂口服中成藥每日最大生物可接受汞量見表3，其中，同仁安神丸的日最大攝入汞量已非常接近安全劑量，其他5種中成藥則要低1～2個數量級。因此，若嚴格依照說明書標明劑量(注意：兒童需減量服用)短期服用情況下，由口服含朱砂中成藥引起汞暴露的安全風險性比較低。表3 6種含朱砂口服中成藥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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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今日藥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 電噴霧 質譜 定性分析 藥物代謝 蛋白質研究

近年來，隨著醫藥的不斷發展，天然藥物化學中天然產物的提取產物，藥物分析中生物體內的代謝研究，還有生物化學中具有生理活性的多肽和蛋白質，逐漸成為當前研究熱點[1]；后基因組學的蛋白組學，在目前也顯得相當活躍，而其中很多高極性、難揮發、熱不穩定的大分子有機化合物出現，對其檢測有難度。質譜作為一種分析檢測手段已經出現幾十年，電噴霧質譜（ESI-MS）也已發展十幾年，成為一種通用質譜技術，它所涵蓋的分析應用領域極其廣泛，電噴霧質譜的出現解決不揮發和熱不穩定等化合物的分析，應用于中、高極性的化合物，可以檢測的分子質量范圍從300～2000u的小分子化合物到分子質量超過15000u的生物大分子[2]，對于蛋白質、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在電噴霧質譜中容易形成多電荷峰，分子量測定準確度高，現今電噴霧質譜成為藥學和生物醫學研究領域重要的標志性工具，在定性腫瘤差異蛋白方面更是重要的工具，擁有良好的前景。

1 電噴霧質譜特點

1.1 電噴霧質譜的發展

電噴霧和質譜成功地結合，是由Dole及其合作者在1968年中首次闡述；1984年Yamashita和Fenn發表的論文更清晰地闡述電噴霧電離機理，并認為可以用作液質聯用（LC/MS）的接口；20世紀90年代，儀器制造和實際應用都表現出高速增長和全面發展的態勢。1989年，報告ESI離子源與傅里葉變換離子回旋共振質譜聯用成功范例；1991年，Sin，Boyle和Whitehouse報道電噴霧/飛行時間質譜，實現更高的準確度，更高的分辨率；隨后離子阱電噴霧質譜、電噴霧-四級桿-飛行時間串聯質譜儀（ESI-Q-TOF-MS）為代表的儀器在各行業應用開來。

1.2 電噴霧過程

將溶于極性、揮發性溶劑（如甲醇，乙腈，丙酮等）的樣品溶液通過電噴針傳輸，在電場作用下形成泰勒錐，在電噴針尖部形成霧狀正或負離子富集，液滴通過溶劑的揮發逐漸縮小，其表面上的電荷密度不斷增大；當電荷之間的排斥力克服表面張力時，液滴分裂，產生單個多電荷離子；生出的樣品氣相離子經質量分析器分析，從而測出它們的質荷比[3～6] 。

1.3 電噴霧電離的優勢

電噴霧電離為一種軟電離方式，即給樣品較小的電離能量，可以得到不穩定化合物的分子離子峰，且譜圖簡單，主要用于定性分析。Loo等 [7]歸納出電噴霧質譜的4“S”特點：即靈敏（ Sensitivity）、快（Speed） 、專一（Specificity），并能直接給出化學計量比（stoichiomotry）。電噴霧質譜的成功在于2個重要的部分，電噴霧提供相對簡單的方法使非揮發性的溶劑形成氣態，與此同時質譜提供更直接、靈敏度好的檢測[8]。電噴霧質譜可以檢測阿摩爾級別濃度的樣品[2]，并且ESI可在一級質譜（MS）條件下獲得很強的待測物準分子離子峰，并且可借助MSn（n=2～10）對準分子離子進行多級裂解，進而獲得更為豐富的結果信息[9]。ESI已成為一種成熟、高靈敏、快速的質譜技術。比較質譜的離子源（見表1），可以看出ESI的優勢所在。

2 近期電噴霧質譜進展

近年來，電噴霧質譜已經不限于小分子的檢測，伴隨著蛋白組學、基因組學的發展，帶動生物大分子分析的發展。蛋白等大分子化合物樣品量少，不適合過于復雜的預處理過程，很多專家致力于提高該技術的離子化效率及減少樣品預處理過程，能對復雜基體中的分析物進行簡單、快速、實時分析。新發展出極低流速下的電噴霧質譜，被稱為納升電噴霧質譜（nanoESI/MS），電噴霧流速采用納升級流速，流速低，產生的液滴體積小，穩定液流的流量越低，則電離效率幾乎隨之成比例地提高，對于蛋白樣品量小的物質可以減少樣品消耗量，又不會減弱信號強度，導致去溶劑化效率、離子化效率及離子轉移至分析器的效率都比常規ESI源高，而且噴霧穩定性好[10]。對于電噴霧電離方式也發展出電噴霧解吸電離DESI、電噴霧萃取電離EESI 等，表2中按先后順序總結電噴霧電離方式的發展。這些電離方式大多不經過樣品預處理，可以進行實時、快速的質譜分析。

電噴霧的首要問題是樣品的高純度，因為一些不純的物質易導致毛細管噴霧堵塞。近些年來，為避免ESI 堵塞，出現一些非毛細管噴射技術，這些技術利用不同的材料尖端形成電噴霧，如銅線及不銹鋼針，用放電針為材料，直接離子化，避免毛細管堵塞現象，樣品損失也減少，更適合微量樣品的檢測。最近，紙、牙簽等尖端噴霧技術都成功地用于復雜混合樣品的分析，使紙兼有導電和分離的作用，這項技術可以檢測很多組織，對于醫藥中穿刺活檢都可以進行檢測，使得檢測更方便、快捷[11]。

電噴霧質譜一般與液相質譜聯用較多，進行分離鑒定，而一些新的液相色譜（ LC） 分離技術，例如超高效液相色譜（ UPLC） 和快速高分離液相色譜（ RRLC），研究新液相色譜和電噴霧質譜的連接，更好、更快地完成醫藥測定鑒定過程。郭小芳等[12]采用RRLC-ESI-MS方式在20min測定生物堿類成分，馬長振等[13]用UPLC-ESI-MS測定白茅根的分析，僅在35min內完成鑒定工作。這些新出現的電噴霧質譜都為更好、更快、更高效地進行分離鑒定做出積極貢獻。

3 電噴霧質譜在醫藥中的應用

3.1 定性分析藥物及天然產物

電噴霧質譜可以進行多級質譜，電噴霧軟電離方式，導致一級全掃描質譜中主要得到的是分子離子峰，這種分子離子峰能反映被測物組成的分子量信息；二級串聯質譜（MS2）可直接對粗分離物中的已知成分進行快速鑒定，還可以對樣品中具有相同生藥來源的未知化合物進行結構預測。這為天然產物的物質組成分析提供一種簡單、快速、靈敏的方法，簡化繁瑣的分離、純化過程[14]。

天然產物是新藥開發的重要部分，目前使用的很多藥物都直接或間接來自天然產物。許國旺等[15]人采用傅里葉變換電噴霧質譜用于鑒定丙二酰基人參皂苷，加入甲酸銨流動相進行優化，選定濃度為15mM，譜圖效果最好，電噴霧為負離子模式，丙二?；藚⒃碥盏亩嗉壻|譜具有特征的中性丟失信息，中性丟失44，根據此特點，可用于該類化合物的定性分析，而最終測定結果均通過準確質量驗證，實驗測定值與理論值偏差小于2ppm，提供準確、靈敏的方法。張道來等[16]人采用正離子模式，在60min內鑒定羅氏車盤車樣品的13種化合物，還對刺身皂苷進行分析，實驗證明高效液相色譜-電噴霧質譜法能克服皂苷類物質分子內由于寡糖鏈存在導致難鑒別的困難，對于皂苷類化合物的鑒別及結構分析中顯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李娟等[17]等對青蒿素類藥物的質譜裂解特征進行分析，采用注射泵直接進樣，正離子分析模式，對準離子峰進行碰撞誘導解離（CID） 研究，更好、更快地研究青蒿素的代謝以及結構分析。大黃類化合物也是天然產物，馬小紅等[18]采用正負離子全掃描，同樣進行CID二級掃描，負離子掃描得到譜圖更清晰，更好地做好特征分析。胡楊等[19]等發現采用負離子模式，川穹質譜響應度高，進而對川穹進行化學成分分析。吳茱萸也是傳統中藥，高鵬等[20]采用正負離子模式分別研究裂解方式，并發現負離子的響應更高、定量更好，對今后半萜吲哚類生物堿的鑒定檢測提供一定實驗基礎。李麗等[21]利用電噴霧質譜分析鑒定防風中的未知成分，采用正離子模式。

而對于抗生素，廖瓊峰等[22]人研究慶大霉素采用電噴霧正離子模式，對其碎片峰進行分析，二級離子打碎，打碎脫去C環（氨基葡萄糖）碎片，說明C環與脫氧鏈霉胺之間的碳-氧鍵容易斷裂，可更好地用于今后慶大霉素定性和定量分析。抗生素在食品中的應用近年來也大受關注，采用UPLC/MS/MS，乙腈、七氟丁酸水溶液作為流動相，采用正離子電噴霧模式，多反應離子監測（MRM），僅需時3min，精確度、準確度良好。方東升[23]利用電噴霧質譜為軟電離方式，在全掃描一級質譜圖上主要得到的是分子離子峰，通過分析直接得到化合物的分子量，從而推測出金霉素樣品中的雜質成分，快速地對金霉素進行監控。朱侃等[24]采用質譜等一系列方式測定頭孢克洛的結構，采用正離子模式得到頭孢克洛的特征峰和純度。霍佳麗等[25]采用ESI-Q-TOF-MS青霉素類抗生素、頭孢菌素類抗生素及喹諾酮類藥物進行穩定性研究。顯示出快速穩定、所需樣品少等優點，為今后電噴霧質譜在抗生素方面的應用做一定基礎研究。

電噴霧質譜在中藥配伍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影響，越皓等[26]人研究附子不同配伍藥對生物堿的影響和附子中雙酯型生物堿毒性，研究配伍減毒使其更好地發揮藥效作用，通過分析生附子水煎液的電噴霧質譜圖，可以看出生附子中主要的3類生物堿（雙酯型、單酯型和脂類生物堿），以及其他小分子的化合物，然后分別和各種藥材配伍測定驗證，烏頭堿類生物堿在電噴霧條件下形成的離子峰相對強度與其物質的量成正比例關系，電噴霧質譜圖中各離子的相對豐度可以說明對應離子的相對含量變化，來看清雙酯型是否減少，是否有配伍無毒性。甘遂甘草配伍[27]研究水煎液中巨大戟二萜醇型化合物在質譜中離子強度的變化，對萜醇類能更好地檢測。中藥黃芪與當歸配伍采用正離子模式一級掃描，得到特征峰后進行二級串聯質譜分析，碰撞能量20%～40%，查看異丙酮類的成分變化，質譜譜圖清晰、準確、靈敏度高[28]。閆靜等[29]根據生物堿類化合物具有較強質子親和勢的特點，利用電噴霧質譜在電噴霧電離條件下極易形成質子化分子，進行馬錢子與甘草的配伍測定，測定出有毒的成分降低。綜上，利用電噴霧質譜技術可以很好地說明中藥的配伍原則。

3.2 現代藥物代謝和藥物動力學

ESI電離特別溫和，成為分析不穩定共軛代謝物的適合方法，確定藥物在體內的代謝，以評估藥物的安全性、有效性。ESI電離技術效率高，可以獲得更低的檢測下限，可以用于范圍更大的結構類型。Karthick Vishwanathan

等[30]人運用電噴霧質譜測定人血漿中的莫西沙星，運用洛美沙星做內標，定量限為1ng/mL，能更好地檢測出代謝產物，定量采用正離子模式，因為存在氨基和酮基，很容易質子化，而且檢測時間短，僅用4min，時間短，靈敏度高。李秋莎等[31]應用LC-MS/MS法研究茶多酚在大鼠體內的多組分藥動學，運用負離子模式，特異性很高，分析樣品僅需4min，大大縮短分析時間，LLOQ能達到5ng/mL，檢測靈敏度得以提高。

萬益群等[32]對人體尿液中黃蝶呤與異黃蝶呤進行測定，蝶呤類化合物采用電噴霧質譜起到雙重定性的作用，通過選擇離子來進行定量，能提高靈敏度，2種蝶呤正離子信號較負離子信號相對強的多，經實驗證明，黃蝶呤與異黃蝶呤在ESI+模式中全掃描質譜以離子峰[M+H]+穩定存在，采用健康人和癌癥的尿液，分別進行定量分析，方法快捷、準確。

ESI離子源能電離80%～90% 的化合物，屬于通用型離子源，適用于多組分篩選[33]。沈保華等[34]用電噴霧質譜對血液及尿液中及其代謝物的篩選及確證，采用正離子電噴霧，測定56種化合物絕大部分最低檢測限小于0.1ng/mL，建立包含及其代謝物共61種化合物的精確相對分子質量數據庫分析方法，Jun Qian等測定紫杉醇在人血漿中的藥代動力學，0.3mL血漿，定量下限為1ng/mL。

馬海英等[35]檢測糞中黃山藥總皂苷及其代謝產物。整體給予大鼠灌服黃山藥總皂苷于給藥后不同時間，采集尿及血清樣品，用ESI- MS檢測吸收入血成分，測定時選擇負離子方式檢測，先用全掃描一級質譜方式獲得待測物的準分子離子峰[M- H]–，離子源溫度為120℃，然后用ESI- MSn離子阱技術對準分子離子峰及其碎片離子峰進行多級質譜分析，獲得相應的子離子質譜圖。

高博彥等[36]測定復方酸棗仁湯的血漿代謝情況，在負離子模式下，僅進樣10μL，在60min內，梯度洗脫，5%～90%乙腈溶液，檢測到各色譜峰在負離子模式下的分子離子峰[M-H]–、[M+Cl]–，由分子峰測定可能的分子量，推斷一定的結果，對比原有成分和人血吸收成分，有些許不同，含皂苷類的物質如酸棗仁，一般以原型或者苷元形式存在，一些含揮發油的物質入血較少。

周麗君等[37]測定注射用艾普拉唑鈉用丁螺環酮作為內標，用比格犬做實驗，最低濃度可以達到5μg/L，且在5min內出峰，采用電噴霧質譜簡單快捷，特異性好，進行血藥濃度的測定，與劑量呈線性。

陳永婧等[38]利用高分辨電噴霧四級桿飛行時間質譜，正離子掃描模式對膀胱癌血清和尿液代謝組學進行研究，對潛在的標志物進行篩選、鑒定，對代謝產物進行分析，對于電噴霧質譜而言非常快捷、方便。楊杰等[39]研究小柴胡湯對抑郁的影響，收集尿液，收集血液，正負離子同時掃描，看是否能應用于現在流行的抑郁疾病。

3.3 蛋白質方法

電噴霧特點在于可產生大分子化合物（肽，蛋白質）的多電荷離子，根據不同電荷數離子的質荷比可準確計算大分子化合物的分子質量和分析復雜生物介質中的樣品，跟傳統的質譜相比，擴大檢測的Mr 范圍，提高靈敏度，根據馬安德等研究多肽的相對分子量問題，用電噴霧質譜測定蛋白質和多膚的相對分子質量，精確度可達到0.10%～0.01%。遠比精度只有大約5%的聚丙烯酞膝凝膠電泳、凝膠過濾、蔗糖密度離心法等經典的蛋白質相對分子質量測定技術更快捷、更精確[40]。它還可與高效液相色譜（HPLC） 和高效毛細管電泳（CE） 等高效的分離方法相連接，結合2種系統分離和高靈敏、高準確度的優點，擴大質譜在生物領域的應用[7]。

電噴霧質譜對于鑒定凝膠電泳所分離的蛋白質提供有力的分析手段，通常途徑是采用雙向電泳的方式，分離出的斑點用胰蛋白酶酶解、提取，再用ESI-MS進行測定。孫明忠等[41]采用雙向膠內差異凝膠電泳檢測2，4-二硝基苯磺酸刺激人角質形成細胞HaCaT反應情況，選取的膠條做質譜分析，膠條的等電點、分子量和質譜分析的等電點、分子量基本吻合，進而繼續對肽段進行研究。曾嶸等[42]結合雙向電泳，測定膠內人肝癌細胞的蛋白組學，覆蓋率達到72.5%，通過正常的肝細胞和肝癌細胞進行比對。牟芝蓉等檢測維甲酸誘導腫瘤細胞分化有關蛋白質，用毛細管液相色譜和納升電噴霧源串聯的質譜。所有測定均在正離子方式下進行，經檢測質量準確度小于0.1。何曉光[43]采用電噴霧質譜，正離子噴霧模式，篩選鑒定卵巢癌細胞乳源調節肽，為腫瘤等一系列因素提供治療手段和依據。郭曄等[44]也用凝膠電泳和電噴霧質譜的方法對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差異細胞蛋白進行分析測定。而對于N端封閉，測序儀不能很好地測序蛋白，電噴霧質譜可以結合軟件更好地完成測序工作。現在更多采用免疫共沉淀方法（CO-IP）結合ESI-MS查看蛋白質之間的相互作用。電噴霧質譜允許在混合蛋白中蛋白質和蛋白質之間的反應，如乳清蛋白[45]，用電噴霧質譜結合有關生化技術可以進行氨基酸序列分析、蛋白質翻譯后修飾的結構推斷等。孫偉等[46]對牛血清蛋白和馬細胞色素C進行優化實驗，采用5%～30%的乙腈洗脫梯度，使得胰酶酶切多肽更好地鑒定出來；進行重復性實驗時，主要洗脫峰的保留時間差別不超過1min，表明重復性良好；并研究豐度抑制與高豐度蛋白分子量之間的關系，驗證高豐度蛋白導致豐度抑制多，結合質譜數據依賴的鑒定技術，導致高豐度的蛋白重復，低豐度可能檢測不到，檢測結果冗余蛋白較多。

在應用質譜做蛋白組學實驗、鑒定肽實驗的時候，離子帶電荷數受實驗條件影響，比如說，儀器所使用的電壓，還有溶液的濃度和流速等等。明顯的是，ESI過程中肽的性質會很大程度地影響電荷數，比如說氨基酸數目和種類還有肽的形成等，ESI中肽電荷數量可以擴大質譜儀的檢測極限[47]。

4 展望

醫藥生物領域迅速發展，電噴霧質譜的應用會更加發揮它相應作用。如何保證樣品損失量少和分析速度快、分析量多是發展方向。為推斷化學合成藥物雜質結構提供有效依據；為現有藥物含量測定提供標準；對藥物代謝研究痕量成分提供準確定量要求；對于更復雜成分的中藥提供檢測手段，解決一定的分析難點；對基因重組蛋白及蛋白組的研究等，在這些方面，電噴霧質譜有重要理論和實際應用意義[48]。

目前電噴霧質譜的應用還存在一些問題，譬如對于大分子樣品消耗較大，分析時間長，蛋白重復性不好，小分子低豐度蛋白經常漏檢等。如何更快、更好地[49]建立高通量的藥物篩選方法、尋找以致病蛋白為靶點的藥物前體分子提供新的手段[50]、建立藥物毒性安全方案等等，以便更好地服務醫藥行業是今后需要提升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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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今日藥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民族生態學；人類學；美國

[作者]付廣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生、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81

[中圖分類號]C95.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1－0069－007

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指的是誕生于美國生態人類學中的一種獨特方法，它試圖從認知的視角探討不同的民族與其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自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該學科在歐美國家得到了較快發展，甚至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生態人類學中主要的學術思潮之一。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蘇聯學術界也以民族(ethos)為研究中心發展起另一種民族生態學研究的理論框架，我們稱之為“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由于中國當時恢復了與蘇聯的密切關系，因此中國民族生態學的發展初期深受蘇聯學術框架的影響。與此同時，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研究也開始影響到中國的植物學界和民族學界，從而開啟了最早的中國民族生態學研究。然而，由于同時受到美、蘇兩種學術傳統的影響，中國民族生態學界對兩者之間的區別與聯系一直未能澄清，這給學科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隱憂。有鑒于此，我們希望此文能夠增加國內學者對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認識，亦為促進民族生態學在中國的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一、概念界定

作為一個新的學科領域，民族生態學的概念仍在不斷的修正中，這也正表明其研究魅力所在。術語“民族生態學”于1954年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悼肆衷诜坡少e的哈努諾人(Hanunoo)中進行的植物命名方法的語義學研究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真正洞察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認知。不過，康克林與其追隨者一樣，只是花費很大力氣去記述植物和動物名稱的清單以及它們的文化使用口]，未能延伸到更深層次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類學家日益對理解人群自己的感受及他們對世界的解釋感興趣，因此他們對人類活動的動因和后果感興趣的程度遠遠大于人類活動對環境影響的興趣。于是以人們自己的世界概念模型為重點，產生了被稱為“認知人類學”的領域。鑒于其在方法論上的貢獻，人類學家們有時也稱之為“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學”(Ethnoscience)。剛剛誕生的民族生態學與這一領域不謀而合，在借鑒其方法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這一領域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簡單了解民族生態學的發展脈絡之后，我們接著來探討民族生態學的概念界定。雖然康克林沒有就“民族生態學”一詞給出明確的概念界定，但后來的生態人類學者多次試圖去框定“民族生態學”。下面我們就較有代表性的四種界定予以分析，然后結合來自其他學科學者的意見，力爭對民族生態學的概念界定有比較清晰的認識。

美國人類學家福勒(Catherine Fowler)是較早地試圖從理論上總結民族生態學發展歷程的學者。早在1977年，她在為《生態人類學》寫作的“民族生態學”專章中敘述了民族生態學的歷史、概念、方法論、招致的批評以及其他方面的民族生態學研究。正是在這一專章中，福勒把民族生態學描述為：一種關注本土人環境概念的獨特的人類生態學進路，它主要采納民族科學的方法，嘗試證實對應環境的本土術語系統與那些概念化之間的條理關系。從福勒的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民族生態學在當時僅僅是人類學的人類生態學的一個分支。對福勒來說，其關鍵在于要從被研究群體的自觀點(own point of view)去看問題，這樣民族生態學就變成了一個群體從其自觀出發的生物相互聯系的觀念。福勒還指出，雖然民族生態學因缺乏關注其方法的行為含義而招致了許多批評，但它卻始終堅持自身能夠更完全和完整地描述土著人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福勒之后，布羅修斯(J.Peter Brosius)等人對民族生態學有一個更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民族生態學(ethnoeeology)是民族科學的一個亞學科，它研究的是傳統群體如何組織和分類他們的環境知識和環境過程(pp.187－188)。布羅修斯等人在文章中認為，民族生態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描述和呈現文化內觀的知識，而不能止步不前。就像弗雷克(Charles O.Frake)所言，“民族志學者不能僅僅滿足于西方科學式的文化生態系統元素的分類。他必須像他們自己所理解的那樣按照被研究者民族科學的種類去描述其環境”。由于該文著眼于如何運用民族生態學去探討傳統農業知識，而不是重在民族生態學理論上的探討，因此這篇文章的最大貢獻也許在于指出了本土知識系統中分享的民間智慧和個體經驗組合的動態性和復雜性本質。當然，布羅修斯等人在文章中亦指出，在以后的民族生態學研究中，要把研究的注意點從名詞轉向動詞。因為動詞本身暗示著過程和其語言認知，它對人類適應的概念化也十分重要。

當代英國生態人類學家米爾頓(Kay Miltort)認為，“ethnoecology”一詞中“ethno”這個前綴的意思同“folk”差不多，指的是從被研究者的角度(主位的)界定的而不是從分析者的角度(客位的)界定的知識領域。這樣，關于某一社會的被研究者對植物界的民族分類，便成為“民族植物學”，進而類推出“民族動物學”、“民族醫學”以及“民族生物學”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生態學”區別于所謂科學“生態學”，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傳統的環境知識，而這些知識只在那個特定的文化語境中才是有效的。因此民族生態學有助于理解傳統群體與其所處環境的互動過程，從而地方生態治理提供本土經驗和智慧。

不難看出，上述概念界定基本上都限制在“民族科學”的語境內，因此我們今天看來可能會覺得上述界定似乎跟人類學界最新的理論發展沒有什么聯系。其實，面對人類學的后現代時代，民族生態學家們多多少少總會有所觸動的。如美國民族生態學家納扎雷(Virginia D.Nazarea)在1999年出版的《民族生態學》一書中就指出：民族生態學是一種看待人類與自然世界關系的方式，只不過強調認知在框定行為中所起的作用罷了。她認為，作為對自然環境的解釋、認知和使用的系統的考察，民族生態學不再忽視文化的代表的與直接的方面的歷史與政治基礎，也不再把塑造知識系統和最終實踐的分布、獲取和權力問題拒之門外。民族生態學應該最大化利用其比較優勢，結合事無巨細的田野工作，充分意識到歷史、權力和風險在塑造環境解釋、管理和妥協的重要性。這樣一來，民族生態學就會在跨學科研究中做出重大貢獻，甚至成為保護、可持續性和平等研究領域的倡行者。從納扎雷的上述論述中，我們亦可約略看出，民族生態學也在與時俱進中，它不僅堅持其原有的方法論利器，而且還勇于吸收布迪厄等人的知識、權力、風險的新思想，從而為民

族生態學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與上述人類學家不同，植物學、生物學、生態學等其他學科學者的界定卻有著一定的差別。民族植物學家馬丁(Martin)認為，民族生態學包括所有的描述地方性群體與其自然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因此它包含了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醫藥學以及民族動物學等諸多亞學科。無獨有偶，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Toledo)也傾向于擴大民族生態學的研究范疇，他認為民族生態學可以被界定為一種跨學科的研究進路，它旨在探索人類群體如何通過信仰和知識的屏幕來看待自然，以及人類自身形象上如何使用或管理自然資源。無論怎么表述，人類學以外的學者也都想把“民族生態學”這一理論工具延為己用，希望通過這種跨學科的探討來充實自己的專題研究。

我們認為，民族生態學是民族科學的一個亞領域，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傳統的人們所擁有的生態知識。這種研究最初僅僅在生態人類學界流行，更像是一種觀察人與環境關系的視野或方法。只有在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特別是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民族醫藥學等亞學科促生后，民族生態學才向一門總括式學科的方向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與上述“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截然不同的是?！疤K／俄式民族生態學”則大致在研究范疇上等同于生態人類學，“學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體在所居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謀取生存的傳統方式和特點，當地生態系統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族群或族共同體同大自然作斗爭的特點及對自然界的影響，它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民族生態系統形成和發揮職能作用的規律等等?！庇捎谥袊褡鍖W界也曾深受蘇聯的影響，因此中國的民族生態學一開始就是民族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指的是以民族為中心的生態學方面的研究。它與生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對象大致相同，并且其理論方法有進一步融合的趨勢。在當代中國的學科分類范疇中，“民族生態學”成為民族學下面自主設置的二級學科，其培養模式與各分支民族學人類學學科相似。據我們所知，目前國內名為“民族生態學”的博士點有兩處：一是托庇于云南大學民族學研究院，走的是民族學人類學的培養路線，大致等同于生態人類學或生態民族學；另一個誕生于中央民族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走的是生態學的培養路線，實質上是“民族地區的生態學研究”。

二、理論預設

凡是熟悉民族生態學發展歷程的人們都知道，民族生態學與認知人類學有著密切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是其一分支學科。按照丹德拉德(Roy D'Andrade)的界定，認知人類學是關于人類社會與人類思想關系的研究。認知人類學家研究的是人們在社群中如何構想和思考那些組成他們的世界的物和事(p.1)。由于認知人類學非常關注分類、認知以及文化的內涵，這使民族生態學也深受其影響，從而使得學科發展中始終存在著兩個基本的理論預設：

1、人類與環境的互動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認知狀況(思想、知識和語言)的影響；

長期以來，由于受到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的影響，不少人類學家認為語言是一個用來組織經驗的概念體系，它不僅迫使人們接受一定的世界觀，而且決定了人們的思維模式，從而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準則。因此，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概念體系，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世界觀、思維模式、行為規范和文化。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人類學家借鑒了語言學家派克的觀點，提出要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去了解和記錄文化，要把文化主位(emie，即文化負荷者的觀點)和文化客位(erie，即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區分開來。上述兩種語言學思想是影響認知人類學發展歷程的重要思潮之一。

作為認知人類學的分支領域，民族生態學顯然也深受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和派克語言學觀點的影響，甚至在學科內部形成了對應的理論預設。民族生態學家們認為，人類是一個特殊的物種，他不像其他物種那樣，他具有思維、知識和語言，因此這些文化元素必然會對其與自然環境互動的行為施加影響。人們不會直接地對環境起反應，而只能對那些他們意識到的且語言中已標示的動植物做出反應。在面對環境刺激時，人們會在已有世界觀的圖式下調動其已有的知識體系，從而做出適應性的行為。對此，瓦伊達(Andrew P.Vayda)和拉帕波特(Roy A.Rappaport)曾經在“操作的”環境和“認知的”環境之間做出了著名的區分。所謂“操作的”環境，即所有環境因素的綜合，不管這些因素是否得到理解；而“認知的”環境則指的是一個特殊群體的人們所意識到和理解的環境。在某種意義上講，“操作的環境”和“認知的環境”之間的區分更像是對來自派克的主位和客位方法的一種模仿。

為了洞察土著人的思想、知識和語言對外部環境世界的影響，民族生態學家經常從語義和分類的角度考察土著人的生物分類體系。他們不厭其煩地收集植物、動物、昆蟲、土壤、疾病等方面的土著術語資料，然后按照生物分類學的發展或按照一般化水平對術語進行等級上的安排。通過揭示土著生物分類背后的組織原則，民族生態學家們聲稱克服外來者強加于土著人既有結構的傾向是可能的。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僅僅停留在“成分分析”上，很少能夠進一步去思考。事實上，結構化了的動植物分類不僅反映了其環境世界觀，而且這種世界觀影響到分類結構本身乃至人類行為。這也招致了許多批評，因此不少研究成果被批評者們稱為“民族語義學”或者“民族分類學”，而不能夠升華到“民族生態學”的范疇中去。

2、由于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和環境的因素差異，不同群體的人們對其所處的外部世界的解釋會有所不同。

當今世界生活著各式各樣不同的群體。他們采取狩獵一采集、園圃農業、畜牧業、精耕農業以及工業化農業等不同的生計方式。由于生計方式的差別，他們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環境觀。不同民族的環境觀會因為社會、歷史、文化的原因而有所差異，同時自然環境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不同民族對他們所處的外部環境的認知。當然，這也并不是說，每個文化或社會看待外部的環境會一定有著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人類學的田野研究一再表明，不同群體的人們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條件下，可能會發展出相似的文化特質，從而在文化面貌上具備一定的相似性。

米爾頓的地球變暖案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來自西方世界的科學家們說世界正在逐漸變暖，人類的活動，特別是那些向大氣釋放某些氣體的活動是造成地球變暖的原因。雖然大家同處于一個地球，但是，來自其他文化的人們可能否認地球變暖在發生?；蛘撸绻麄兂姓J有變暖現象，他們可能歸因于神靈的行動或神圣造物主?；蛘叱姓J人類要負一部分責任，他們認為地球變暖是某個更高主宰施加的懲罰，因為他們的社會未能尊奉古老的傳統。之所以對地球變暖這一外部事件的解釋會有如此不同，不僅因為他們朝夕生活的自然生態環境有著較大的區別，而且因為他們與自然相處的不同方式的差異直接影響到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雖然我們并不能否認其中存在的文化建構的因素存在，但是這些差異巨大的解釋肯定是跟其社會文化和自然生態差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

這一理論預設與民族生態學的發展息息相關。由于不同群體的人們對其外部世界的解釋(認知)會有所不同，當然所有的解釋可能都不乏合理的元素，但只有本土人才會對畢生相處的環境做出最為合理的判斷，才會有最為準確的解釋。這樣的理論預設促進了民族生態學的傳統生態知識研究的拓展。著名民族生態學家波西(Darrell A.Posey)等人更是認為本土生態知識(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的研究亦即民族生態學。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傳統生態知識研究是民族生態學區別于生態學、環境科學及其他研究人與環境關系的學科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果把兩個理論預設結合起來來看，我們會發現它們實際上講的都是人類行為和認知之間的關系。第―個預設說的是人類在自然環境中的行為會受到其認知狀況的影響：如果某個群體的人們對某一類型的自然環境認知水平較高，那么他們就會在這種環境中運用自如，如魚得水；反之亦然。第二個預設則講的是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和他們延續下來的社會文化傳統會影響到其對外部世界的解釋(認知)。如長期生活在中國華北平原的人們，來到青藏高原以后，基本上都會不適應，因為他們原來生活于海拔較低的地方，對應的社會文化傳統難以應付這樣的情形，因此會對這種類型的自然環境持否定態度；而原來居住在高山地區的人們則不同，他們擁有相應的文化適應策略，長期以來也形成了應對的身體素質，因此對青藏高原的抵觸性情緒就不會那么強，其解釋也就自然有所差異。

三、學科特征

作為生態人類學發展中的獨特成果之一，民族生態學在歐美學術界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人類學的。由于民族生態學十分關注“他者”，尤其那些仍實踐著傳統資源利用和管理方式的土著群體，因此它具備一些不同于所謂的科學“生態學”的學科特征。具體來說，我們認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有以下學科特征：

1、本土人立場

本土人立場，亦被稱為“主位”立場，是從被研究者本身出發看問題的一種方法。它的出現與文化相對論關系密切。在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文化相對論是必須秉持的觀念之一。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人類學者常常把自己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場，從被研究者的時空場景中考慮自己研究的課題，然后再跳出來，結合客位的立場，對文化現象做出正確的解釋。作為生態人類學中的一種獨特方法，民族生態學必然也要堅持文化相對論，堅持本土人的立場。從學科名稱來看，民族生態學(ethnoecology)是一個復合詞，它由ethno加ecology構成，這本身就說明了它的屬性，即ethno的生態學。ethno在英語中是“民族的”意思。如前所述，它與“folk!”的意思差不多。以此而言，民族生態學就是從本土人立場出發的生態學，其中的“本土人立場”是民族生態學區別于生態學的根本標志。如果在研究中未能采納本土人立場，而僅僅對土著人的植物、動物、醫藥進行研究，充其量只是“土著人的生態學研究”，而不能稱之為“民族生態學”。當然，如果從“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眼光來看，仍然可以稱之為“民族生態學”的。

2、民族志方法

在長期的學科發展歷程中，人類學中的觀察、參與觀察、結構性訪談、半結構訪談、無結構訪談、譜系法等等都民族志方法都得到了極大發展。民族生態學作為一種生態人類學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人類學的影響，吸收了民族志方法作為學科的方法論支柱。從20世紀50年代學科誕生之初，到如今蓬勃發展，民族生態學始終堅持民族志方法。事實上，迄今為止，最為杰出的民族生態學研究都是由人類學家來完成的。民族生態學的創始人康克林對菲律賓哈努努人顏色分類和刀耕火種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人類學中的經典。為了進行博士論文的研究，康克林從1952年至1954年初一直在菲律賓的哈努努人中進行田野工作。后來，他的研究興趣轉移到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伊富高人身上去，并為此6次到田野點進行了長達數年的實地調查。正如民族生態學家諾蘭(Justin M.Nolan)所言，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態學的附贈方法，民族生態學家通過使用參與觀察和其他的定性資料收集技術，可以觀察到相關生態可能性背景下的不同決策促生的行為模式。這一方法對決定和估測人類行為的影響是不可限量的。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態學區別于所謂的科學“生態學”的重要方法論，因此，民族生態學一定要堅持田野調查、堅持參與觀察，否則就難以實現其研究目標。

3、認知的視角

作為認知人類學的一個分析領域，民族生態學始終堅持認知的視角，而且長于從認知的角度來分析一個族群與其周圍自然生態環境的復雜互動關系。隨著認知人類學的發展，對人群概念世界描述本身成了目的，這樣正規的采集資料技術就推廣到民族生態學中。比如，一位對收集人們怎樣對他們的自然環境分類感興趣的生態人類學者，他會設計出幾個層次的問題，從包含事物較廣泛的范疇到較小的范疇。剛開始時，他可以問世界上存在著什么事物，然后再依次問有什么植物，有什么樹木，有什么藥用樹，如此逐步縮小范圍之最低層次為止。分析者通過向許多提供情況的人按照同樣的順序提出同樣的問題，就能得到當地居民對他們自己所處環境的共同認識的總圖。這種方法雖然有效，但人類學者逐漸認識到使用這種方法存在很大問題。因為可能在當地人的文化語境中并不存在這樣的分類，或者根本沒有分類，被調查者就會強行按照自己的邏輯設計出一種分類方法來。這樣一來，民族生態學家不得不恢復使用傳統的參與觀察法。由此可知，民族生態學始終堅持認知的視角，力爭從“他者”自身的文化傳統去分析其對外部環境的認知，從而為民族生態學的存續提供跨學科的動力。因此，不少認知語言學家、植物學家參與到民族生態學研究中來，運用其語言分析工具和植物學知識，從而更為準確地揭示出“他者”的民族生態學特征。

4、關注傳統生態知識

民族生態學自誕生之初，就把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除“傳統生態知識”外，生態人類學界內部還有本土生態知識、農村人的知識、本土技術知識、傳統環境知識、地方性生態知識以及本土農業知識等類似的術語。這方面的代表作有英格利斯(J.T.Inglis)編輯的《傳統生態知識：概念與案例》、貝爾克斯(Fikret Berkes)的《神圣的生態學：傳統生態知識與資源管理》等。當然，也有一些學者稱之為“本土環境知識”，如埃倫(Roy Ellen)等3位學者編撰的《本土環境知識及其轉型》一書就是如此。通過對傳統生態知識的挖掘和深描，民族生態學家可以得知當地人怎樣理解他們的環境和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認識，能夠糾正和補充某些膚淺的人類生態學的研究。事實上，傳統生態知識研究已經發現，一些個人在各樣植物、動物以及其他自然資源上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而這是文化內部因素(如年齡、性別、地位、興趣、教育以及經驗)導致的結果。例如，在女性操控耕作和谷物食品管理的社會，女性很可能要擁有耕作方面的更精細的知識。相反，在男性參與的地方生計的狩獵者中，男性通常

操控和交流著野生動物方面的信息。民族生態學家已經從這些發現中獲益，可以從中確認哪些個體在具體資源上是最具備與地方生境的物種差異。這對解決環境問題和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都具有相當大的理論指導意義。

5、跨學科色彩濃厚

如馬丁和托萊多所述，民族生態學如今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跨學科領域，它包含著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民族生物學、民族醫藥學等多個亞領域。為了學科的發展，民族生態學持續地從生態學、人類學、生物學、語言學、經濟學以及其他學科吸取營養。事實上，前輩民族生態學家已經在跨學科上給我們做出了示范：美國學者伯林(Brent Berlin)早就認識到自己學科專業的局限性，因此他長期與兩位生物學家合作組成了跨學科團隊，最終在民族生態學研究上取得了學術界公認的成就。民族植物學家馬丁也提倡這種跨學科團隊的合作，生物學家收集和辨認植物物種，語言學家研究地方命名，人類學家記錄生態知識，醫藥學家分析植物的醫藥價值，動物學家觀測動物種群，資源經濟學家證實森林產品的價值。不過，他認為，民族生態學家為了獲得對傳統生態知識的全面認識，一定會經常孤獨地工作，因此必然要時?？缭奖姸鄬W科的邊界?？梢灶A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由不同學科的學者組成的民族生態學研究團隊將會越來越多。

結語

在前文中，我們討論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概念界定、理論預設和學科特征。從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更像是一種觀察視角或一種研究策略。在民族生態學內部分化出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民族醫藥學等更為專門化的領域后，民族生態學一躍成為一門統領性的學科，與所謂的西方科學的“生態學”遙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