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犯罪記錄證明樣本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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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無犯罪記錄證明樣本范文
以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是與傳統的以講授為中心的教學模式相區別的新型教學模式，是依據法律文書課程特點進行的教學模式探索。
(一)法律文書課程內容的實踐性需要教學方法的變革
法律文書課程的內容為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中使用的法律文書的制作要求、方法和技巧。課程內容來源于公安工作的法律規定和公安工作實踐，并直接指導公安工作實踐。這構成了本門課程內容實踐性的根本特點，也是與傳統理論性課程的根本區別。傳統的講授式教學方法基于知識的理論性、邏輯性、系統性建立，強調知識的講解、分析、思辨和學術前沿的探討?；趥鹘y理論性課程的講授式教學方法，并不適合法律文書課程內容的需要，應該依照課程的自身特點進行相應的設計與改革。
(二)法律文書應用的操作性要求教學方法的實戰化
法律文書是公安機關執法辦案程序的客觀載體，需要在行政案件調查、取證、處罰及刑事案件現場勘查、采取強制措施等多種具體工作環節直接運用。辦案程序與法律文書直接結合，沒有合法、規范、準確的法律文書支撐，公安機關各個辦案程序將會受到質疑;反之，沒有真實的辦案程序作為具體依托，法律文書自身也無存在價值。因此，法律文書課程的教學目標應著重于提高學員實際制作和應用法律文書的操作能力。提高學員操作能力的最有效辦法就是進行針對性的實戰化訓練，使學員對各種法律文書的使用方式、方法、程序、注意事項能夠做出快速、準確的判斷與選擇。因此，法律文書課程應當加強實戰化改革，使實戰貫穿于課程教學的整個過程，提高學員應用法律文書的能力，最終提高公安執法規范化水平。
(三)法律文書課程學習質量判斷標準的獨特性要求評價標準多維化
傳統理論性課程將學員對知識的了解、記憶、理解、掌握、熟練運用等不同認知程度作為教學目標和評價標準。在具體判斷時，主要做出“是”與“否”、“對”與“錯”等絕對的區別性判斷。法律文書除了上述特點外，還有其他特質:首先，“因案而異”，不同案件中使用的法律文書種類及具體法律文書在內容上均有不同。其次，“因時而異”，辦理案件的不同階段對某一文書的制作要求不同。例如，刑事案件辦案程序中，對犯罪嫌疑人首次訊問時制作的《訊問筆錄》與之后進行再次訊問時制作的筆錄之間在內容要求方面有很大差異。第三，“因人而異”，針對不同的應用對象，同一文書的制作要求也有不同。例如，同樣是《詢問筆錄》，針對證人和被害人的制作要求具有很大差異。第四，“合法至上，規范引導”，法律文書的根本要求是“合法”，既要求其所反映的民警執法行為合法，也要求法律文書本身的制作合法。但是，如果在辦案過程中，民警的行為符合法律的程序和實體要求，而僅在法律文書的部分格式上出現差誤，通?？梢酝ㄟ^更正來進行處理，文書本身的法律地位不受影響，而“規范性”則大打折扣?？梢?，通常的評價模式所作出的判斷結論用于對法律文書進行評價是不盡合理的，探索基于法律文書特質的多維評價標準是法律文書課程建設的重要環節。
二、以實戰為中心的法律文書課程教學模式的構成要素
從傳統的以理論講授為中心轉向以實戰為中心，是教學思想、整體構思和具體運行的全方位改變。筆者認為，這一模式整體包括如下要素:
(一)教師
無論傳統教學模式或是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教師與學生永遠都是整個教學體系中的核心要素，并且教師的引導作用均無可或缺地存在。在以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中，教師的角色發生了部分變化，知識講授將失去主導地位。反之，對課程教學過程的設計與引導將成為重要的工作內容。教師是課程教學過程的“導演”。
(二)學員
以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中，學員不再是被動接受者，而是貫穿教學活動各個環節的行動者，是課程教學過程的“主演”。
(三)信息資源
信息資源是以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的信息支撐。傳統教學模式中，教學資源主要由“法律”、“法規”、“規定”、“制度”、“規則”等成文的格式化內容構成。在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中，上述資源僅僅是基礎，資源的主體部分為“樣本”、“案例”、“習慣”、“約定”、“風俗”等非格式化資源。這些資源含有實戰化教學的多重復雜信息，用于對教學結果的制約與評價，與傳統教學資源共同稱為“信息資源”。信息資源連接了教師與學員，是貫穿整個教學過程的“劇情”。
(四)教學思想
教學思想是以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的軟件要素，包括對教學模式的設計、運用與評估等具體方面的認識與思考方法，是經過抽象的教學模式的“靈魂”。
(五)教學物資
以實戰為中心的法律文書課程需要較強的物質支撐，主要包括場地、警械、紙張等。
三、以實戰為中心的法律文書課程教學模式的具體運行方式
以實戰為中心的法律文書教學模式，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進行:
(一)視覺實戰
視覺實戰是指將文書以真實的印刷品或電子圖片進行展現，使學員對文書的外部特征有最基本的認識。法律文書是一個系統而龐大的體系，目前使用的由公安部統一制定的2012版刑事法律文書為97種，行政法律文書為46種，各省級公安機關也可根據本地的具體工作情況制定補充性文書。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通過視覺實戰模式，將文書的外形、印刷特征予以展示和對照，使學生形成基本的視覺印象，頭腦中建立對各種文書的直觀區別，使其能夠在執法程序中迅速、直接、準確地做出選擇，避免因為多種文書的類似而產生混淆，進而影響辦案程序。
(二)聽覺實戰
通常來說，法律文書是平面的、靜態的書面文件，與聲音沒有直接關系，但這并不能阻礙聽覺實戰成為一種新的教學方式。1．對聲音特征描述的概括練習某些案件中，聲音可以構成特定的案件信息。例如，剎車聲、呼救聲、警笛聲等。在《詢問筆錄》、《訊問筆錄》、《受案登記表》等文書中經常要涉及犯罪嫌疑人、證人等到對聲音的描述。由于未經培訓、心理緊張等因素，這類人員通常無法將聲音特征描述準確、形象，辦案民警必須將其敘述的含混語言進行辨析，抽取其中與案件相關的內容。教學過程中，可以通過播放不同種類的聲音，來訓練學員對聲音大小、種類、方向、來源等特征的認知，并要求其將聲音特征記入相應文書，提高學員對聲音特征描述的概括與記錄能力。2．對聲音內容的記錄練習對聲音的記錄發生在對犯罪嫌疑人、證人、被害人等人的問話過程中，構成了《訊問筆錄》、《詢問筆錄》等文書，這幾種文書也是案件中最為重要的文書種類。對聲音的記錄練習主要是對語速的適應、方言的辨別、錯(別)字的快速分辨、語言核心內容的快速分析等方面。對聲音內容的記錄練習通過在課堂上播放不同特征的語言錄音、訊(詢)問錄音、開展模擬訊(詢)問等方式，建立聲音樣本，由學員進行實際記錄，提高學員對聲音內容的記錄能力。3．對聲音附著信息的判斷練習民族語言、方言、俚語、口頭禪等是生活中常見的語言要素，通過這些語言要素能夠判斷人的民族、籍貫、社交、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優秀的辦案人員經常能夠通過語言分析捕捉到有利的案件信息。教學過程中，通過在課堂上播放多種包含不同語言要素的聲音樣本，由學員在記錄的過程中判斷說話者的個人特征或者其他附著信息，提高學員辦案的思維擴展和分析能力。
(三)制作實戰
制作實戰是整個以實戰為中心的法律文書課程教學模式的核心環節。制作實戰強調了文書實際制作的整體過程，注重學員對文書使用背景、制作方法和易出錯點的綜合練習。1．縮寫縮寫，是指對篇幅較長、內容較為復雜的文書進行內容縮略，形成簡短的文書的一種訓練方法。縮寫是基于不同視角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認知，是一種基于視角變換形成成果的活動。縮寫訓練形成的成果與原文書不是同種文書?？s寫訓練中的原本，一般為《提請批準逮捕書》、《行政處罰決定書》等內容全面、格式標準的文書類型。分析原本的過程，一方面可以增強學員對于原本文書內容、主旨、法律基礎的認識，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增強學員對法律程序的理解和認識?？s寫訓練中的縮略本，一般為《受案登記表》、《××通知書》等填充型文書的部分欄目或者內容較為簡單的其他類型文書。形成縮略本的過程，實際上是基于充分信息制作文書的過程，學員在訓練中應當將原本中的核心信息分析出來，構成精準信息或者高度概括語句，以滿足縮略本文書的需求。2．模擬(仿制)模擬，也可稱為仿制，是指基于特定信息基礎，比照優秀法律文書樣本制作新的法律文書的訓練方法。這種方法比較適合針對操作性較強、格式性較弱的文書進行訓練。模擬訓練形成的結果與樣本為同種文書。例如，《現場勘驗筆錄》是刑事案件現場勘查工作中形成的記錄性文書，記錄內容包括現場基本情況、現場勘查工作情況和現場勘查過程中收取的痕跡、物證等(行政案件的現場勘查文書依照刑事案件相應文書制作)。在教學中，可以為學員提供三部分基礎信息:(1)規范現場勘查工作的有關規定;(2)優秀的《現場勘驗檢查工作記錄》樣本;(3)某地發生的真實案件現場照片和現場錄像。依靠上述基礎信息，學員即可通過對樣本的模擬，針對該案件素材進行《現場勘驗檢查工作記錄》的制作。3．抄錄抄錄，是指通過對樣本的完全謄寫，以掌握該文書的格式、層次、重點等內容的訓練方法。抄錄的方法通常適用于敘述性文書。抄錄形成的成果，應當與樣本在內容上保持一致。例如，在進行《呈請報告書》訓練時，就可以為學員提供《呈請立案報告書》、《呈請拘留報告書》等樣本，由學員對該樣本進行謄抄。經過抄錄訓練，學員可以明確該文書的敘述層次和不同層次中需要注意的重點問題。4．糾錯糾錯，是指通過對文書樣本進行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錯誤并予以改正的訓練方式。該方法可以運用在各種不同類型的文書訓練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法律文書自身的特點決定，在執法文書訓練中，“錯誤”的含義與其他學科稍有不同。主要錯誤形式為:(1)格式化差錯，是法律文書書寫位置、標點等方面的差錯，是形式層面的錯誤。(2)恰當性差誤，是使用了不當的方法、語言等，如在《訊問筆錄》中直接記錄犯罪嫌疑人作為口頭禪的臟話。(3)標準性差誤，是采用了不常用或者錯誤的衡量標準來進行文書中的某些問題的界定。如執法文書中應當使用公歷進行日期記錄，但記錄者直接使用了農歷、藏歷等歷法。(4)根本性錯誤，如漏填、倒填、要件不全、姓名錯誤等。(5)程序性錯誤，文書自身的形成違反了法律程序。以上(1)、(2)、(3)項通常不影響執法文書的語義表達或者法律效力，通過一般性的改正即可完成，而(4)、(5)類錯誤則影響了文書的法律效力，需要對照相關法律條文，分析錯誤的表象和內在影響因素。在糾錯訓練中，可以由教師設計綜合案例，將多方面錯誤集中于某一文書，由學員分析之后進行修改，最終形成語言順暢、格式規范、程序合法的文書。5．比較比較，是指在執法文書的教學過程中，將法律文書與其他文件的寫作進行比較，或者不同的法律文書進行比較，以使學生充分認識法律文書特點和制作方法的教學方法。通過比較，學員可以認識不同文書的特點和相互之間的區別。在教學過程中，通?？梢圆捎靡韵卤容^方法:(1)將法律文書與行政公文進行比較。(2)不同種法律文書之間進行比較。(3)行政法律文書與刑事法律文書進行比較。例如，可以通過將刑事案件法律文書中的《訊問筆錄》和《詢問筆錄》進行比較。通過比較，學員可以認識到兩種不同文書的使用對象、程序、制作規范等多方面的差異。
(四)應用實戰
應用實戰是對法律文書課堂教學的深入擴展，這類實戰模式將不同的文書進行橫向的關聯，并與辦案程序進行結合，使學員對法律文書的應用有直觀、真實的認知。1．直接案件應用直接案件應用的作用在于通過參與實際的辦案程序來獲得法律文書的寫作認識。直接案件應用將法律文書具體運用的情形予以展現，使學員能從工作與教學結合的角度來加深對于執法文書的認識和運用能力。該部分實戰訓練由學員的見習、實習進行實際支持，在辦理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的具體工作中進行直觀的認識和訓練。該方法是課堂教學的進一步延伸，可以為作為授課的前期認識基礎及后期的總結、反饋。2．模擬案件應用直接案件應用的方式在運用過程中受授課時間、地點等方面的限制較多，很難和課堂教學直接結合。相較之下，模擬案件應用的方法更為可行。模擬案件應用的方法建立在學員對主要文書已經學習完畢，對文書之間的關聯和差異已有認知的基礎上，是檢驗性、綜合性的實戰模式。例如，在刑事案件法律文書講解完畢后，教師設計一盜竊案的案例，程序涵蓋報案、現場勘查、立案、訊問、詢問、搜查、扣押等偵查工作內容，由學生根據辦案的程序制作相應文書。
(五)實戰化考核
傳統考核模式適用對象為理論性課程，能夠起到檢驗和鞏固學員基礎知識的作用，題型以填充、選擇、判斷、簡答、論述、案例等類型為主，答題方式為開卷、閉卷、論文三種。傳統考核模式不適用于法律文書課程。首先，法律文書課程基礎知識較少，依據具體案情而存在，并非知識的直接體現，填充、選擇、判斷、簡答等題型難以適用;其次，多數法律文書的制作結論不具有惟一性，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且均可認為正確;再次，不同的法律文書之間沒有重點與非重點的區別，各種法律文書在工作中的地位是相同的，任何一種法律文書都具有相應的程序和法律約束，有其適用的法律基礎，具有相應的法律作用?？梢姡己四Ｊ揭矐c教學模式同步進行以實戰為中心的改革，形成以案例為基礎的考核模式，減少或者放棄概念題、選擇題、判斷題等類型，放棄純理論內容?？己四Ｊ降耐礁母?，可以下面幾種方法進行:1．分段式考核。改期末單次考試確定成績為多次練習成績進行積累，以期末綜合實戰成績為主體。2．場景式考核。例如，進行《搜查筆錄》考核時，由學員對設定的模擬現場進行搜查，并將搜查的情況予以記錄。3．對抗式考核。例如，進行《訊問筆錄》考核時，采用兩人扮演偵查員，一人扮演犯罪嫌疑人的方式，三人進行模擬訊問。犯罪嫌疑人在被訊問過程中故意設置多種障礙，記錄員則應針對這些障礙進行應對。
四、對以實戰為中心的法律文書課程教學模式探索的進一步思考
以實戰為中心的法律文書課程教學模式自構思伊始至今已經過四年的實踐與調整，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更為深入的認識。
(一)實戰是法律文書課程教學水平提高的最有力措施
如上所述，法律文書課程的基本特點使得傳統的教學模式并不適合法律文書課堂教學。在轉變為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后，學員的課堂參與情況、文書的制作能力等方面獲得了預期的提升。經對畢業學員的回訪，學員認為實戰化的教學模式更適合法律文書課程。有了前期的實戰教學作為基礎，畢業學員在較短時期內均能夠適應崗位需求，制作出符合標準的法律文書?？梢?，實戰在法律文書課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多種實戰模式的運用能夠有力提高法律文書課程的教學水平。
(二)信息資源是以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成敗的決定性要素
以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從根本上看是以信息資源等為支撐的，要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必然需要充足的信息資源。經過探索和總結，法律文書課程的信息資源庫建設最低應達到以下程度，否則難以保證教學的順利進行。1．案例從數量角度來看，每種法律文書均應有體現不同知識點的案例支撐;從涵蓋范圍來看，應當有程序比較完整、能夠充分體現法律文書對辦案程序的關聯和證明作用的案例支撐;從表現形式看，應當有文字類、聲像類、物品類等多種形式的案例資源;從體現內容來看，應當有公安執法一線的規范、正確的優秀案例以及缺陷、錯誤的反面案例資源。2．法律法規應當全面收錄全國范圍適用的公安機關執法依據并盡多收錄各地方具有特殊要求的執法依據。3．文書樣本每種法律文書均應有公安機關辦案程序形成的真實樣本，既包括格式標準、語言規范的優秀文書實例，也包括有文字、格式等方面錯誤的缺陷樣本。4．其他信息資源除上述常規信息外，應有充足的與法律文書訓練相關的自然、人文等方面的信息資源。信息資源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長期總結、梳理、收集形成的。在調研、交流、上網、學術研究等工作進行的同時，應注意相關信息資源的積累。
(三)教學物資支撐在以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實施中具有重要地位
法律文書是實務性課程，以實戰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最終表現為學員的寫作訓練。如上所述，執法文書種類繁多，并且每一種文書又包括多聯(頁)，學員的訓練過程需要大量的紙張及其他方面的物資支撐。例如，以一起普通的單人作案、繳獲贓物的行政案件作為訓練案例。案件程序基本需求為受案登記表文書、問話記錄文書、傳喚文書、扣押及登記文書、處罰決定文書、家屬通知文書等，且部分調查措施還必須制作填寫呈報領導批準的呈批表，這些文書總數不少于16種。如果是多人或者連續作案，需要制作填寫的有關呈批表、法律文書則可能還要多出許多。［1］以每個班40人為標準計算，平均每種文書2聯(頁)，則該次訓練紙張應最少40×16×2=1280張。另外，在此次訓練中還需要場地、警械等方面的共同支撐。如果無法滿足上述基本的物資條件，實戰化教學難以開展。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一方面要積極爭取教學物資的充足供應，即“開源”，另一方面要在保證訓練效果的前提下，保持最大限度的節約。經驗表明，以下幾種方式降低物資消耗十分有效:(1)“手繪”，即對部分敘述性較強、格式性較弱的文書，要求學員在自有紙張書寫文字內容。(2)“機制”，即對部分格式化文書，要求學員利用電腦直接填充，形成電子文檔即可。(3)“縮印”，即將多聯文書按比例縮印于同一張紙上。
(四)課程間的橫向聯系是以實戰為中心的法律文書課程教學模式的發展方向
第2篇：無犯罪記錄證明樣本范文
摘要：辨認是偵查實踐中經常使用的一種偵查行為，其實施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序性要求，辨認筆錄的使用也必須符合證據規范。對此，域外國家立法大都對其進行了規定，司法實踐中也不斷通過判例對其加以修正；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辨認制度，現有的相關規定簡陋粗疏，無法對偵查實踐進行指導與約束。應當改進我國的辨認制度、明確辨認的法律性質、完善辨認規則體系，加強犯罪嫌疑人權利保障。規定辨認筆錄的證據效力。
關鍵詞：刑事辨認；法律性質；程序控制；辨認筆錄；問題與改進
刑事辨認(以下稱辨認)，主要是指由被害人、證人、犯罪嫌疑人對與犯罪相關的物品、文件、尸體等，或者由被害人、證人對犯罪嫌疑人，或者由犯罪嫌疑人對其他犯罪嫌疑人進行指認或辨識的訴訟活動。作為一種偵查行為，辨認在國外刑事訴訟立法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運用。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辨認制度，司法實踐中做法混亂。因此，研究和探討國外辨認制度之立法與實踐，有利于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法與規范辨認之司法實踐。
一、刑事辨認的法律性質
從各國立法對辨認的規定來看，辨認或與鑒定、勘驗規定在一起，或單獨規定在有關偵查章節之中。在美國，辨認被規定在《聯邦證據規則》第九章“鑒定與辨認”之中，并且在判例中常常將辨認與搜查一樣看待，認為辨認必須符合美國憲法第五、第十四修正案的要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將辨認規定在第七章“鑒定人、勘驗”一章中，即第81條b規定：“在為了實施刑事訴訟程序或者為了識別辨認目的有此必要的范圍內，允許違背被指控人的意志，對他進行拍照、收集指印、身體測量和類似的措施?！币獯罄缎淌略V訟法典》將辨認規定在第二章“證明方式”之第四節“辨認”之中。英國則在《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之《警察人員辨認當事人執行守則》中專門規定了辨認制度。我國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以下簡稱《程序規定》)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訴訟規則》)也將辨認制度規定在“偵查”一章之中。那么，辨認的法律性質如何呢?是偵查行為，還是證據調查方法?抑或是其他范疇呢?對此，英國學者認為，辨認是一種調查手段，它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警方以辨認的方式識別、確認被辨認對象是否為罪者，從而為案件的審理提供相應的證據。但筆者認為，辨認應當是一種偵查行為。因為在本質上，辨認與其他偵查行為并無實質上的區別，辨認也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對人或者事物的認識活動，訊問和詢問的基礎是要求被訊問人和被詢問人依靠自己的記憶再現某些犯罪事實或者與犯罪有關的事實，而辨認也是一種提取記憶的現象，也必須以曾經的感知為先決條件。因此，辨認在法律性質上屬于偵查行為是毫無異議的。
但是，這里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辨認既然屬于偵查行為，那么它是強制偵查行為還是任意偵查行為呢?理論上，區分兩者的標準大致有三種：“直接強制有形力標準”，即以實施措施一方的手段為標準來判斷是否是強制偵查行為，如果行為實施一方行使直接強制的有形力，就是強制偵查行為，反之就是任意偵查行為；“壓制個人意志標準”，即以是否壓制個人意志為標準，只有壓制個人意志并限制身體、住所、財產的行為才是強制偵查行為，否則為任意偵查行為；“權益侵犯標準”，即以受處分措施一方權利受到侵犯的狀態為標準來判斷是否是強制偵查行為，而不問行為實施方是否實施了強制力?！皺嘁媲址笜藴省庇直患毞譃閮蓚€標準：一是“不限定侵犯法益的受處分人標準”，即只要偵查相對方包括隱私權在內的法益受到侵犯，就屬于強制偵查行為，反之則屬于任意偵查行為；二是“限定侵犯法益的受處分人標準”，此標準認為只有受處分一方的重要利益受到侵犯才是強制偵查行為，否則即是任意偵查行為。按照上述不同的標準，辨認應有不同的歸類，根據第一種標準即直接有形力標準，偵查機關沒有經過被辨認人同意采取辨認措施的，辨認過程會采用或體現直接強制的有形力，可將其認定為強制偵查行為；而經被辨認人同意的辨認，可能會不采用或體現直接強制的有形力，可將其認定為任意偵查行為。根據第二種標準，結果與依據第一種標準基本一樣。根據第三種標準，即以偵查相對方的權益是否受到侵害為標準，不管偵查機關是否經過被辨認人的同意，也不管偵查機關是否采用直接強制的有形力，在辨認過程中都可能侵犯被被辨認人的個人隱私等權益，辨認應當屬于強制偵查行為。
在筆者看來，上述三種標準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種標準僅以直接行使強制的有形力來劃分強制偵查和任意偵查，回避了強制手段的多樣性，如對當事人施以精神上的強制就沒有被納入其中，并且它也無視一些偵查行為雖然沒有直接實施物理有形力的強制，但卻可能對公民的基本權益造成重大傷害，因此該標準并不合理。第二個標準是以是否壓制個人意志為標準，忽略了對公民權利秘密侵犯這一基本要素的考量。如秘密辨認就不壓制個人意志，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強制偵查行為的屬性。第三個標準注意到了對相對人權益的侵害，但卻忽略了公民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自治性，也就是沒有考慮公民個人的主觀自愿性因素?，F代訴訟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要求尊重個人意思自治，刑事訴訟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該原則，以保障當事人的訴訟主體地位，這也是各國在偵查立法與實踐中普遍承認經當事人同意后某些偵查行為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判斷某一偵查行為是否是強制偵查行為可以設定兩個標準：一是以是否嚴重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為第一標準；二是基于個人意思自治，尊重公民個人在一定程度上對自身利益的處理權，個人的“自愿性”應成為第二個標準。這種劃分標準既尊重了個人的意思自治，也關注了對公民基本權益的侵害。因此，以是否由相對人自愿配合，對相對人的基本權利是否造成嚴重侵害為標準來劃分強制偵查行為和任意偵查行為是比較科學合理的。依據該標準，可以認為辨認原則上是強制偵查行為，但例外情況下(經被辨認人同意)也可以是任意偵查行為。
二、刑事辨認的程序控制
為了防止偵查機關濫用辨認權，侵犯公民權益，國外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立法對辨認設定了較為嚴格的程序，并為遭受違法辨認的被辨認人提供及時的程序救濟。
(一)辨認的啟動
由于刑事追訴程序的運作以損害公民權益為代價，隨意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將會給公民權益造成極大威脅。因此，刑事追訴程序的啟動必須慎重。
從各國立法對辨認啟動的規定與實踐中的做法來看，對辨認啟動的控制大都是通過規定辨認組織者及限定辨認場合來實現的。在英國，辨認的啟動需要授權并有詳細的記錄，辨認的組織者(又稱辨認負責人)必須是級別不低于警督的、穿制服的警察人員?！?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1.8規定：“凡根據本守則規定，依照某一具有特定級別官員的授權所實行的任何行動被記錄在案時，必須同時記錄該官員的姓名和級別(對恐怖活動進行調查時除外)。這種情況下，須記錄官員的授權令或其他證件號碼。”守則D2，2規定，對于證人辨認的安排及執行負責的人必須是級別不低于警督的、穿制服的警察人員，該人不得參與對本案件的調查。同時，該守則還規定任何參與調查犯罪嫌疑人案件的人員不得參與辨認程序。在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901條規定，申請辨認作為采納的先決條件，需要舉出足以認定爭議對象是申請人所主張的內容的證據。司法實踐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判例確認，警察不得以要進行辨認為由拘留某一犯罪嫌疑人。對因合理懷疑而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拘留地，而不得被轉至警察局進行暴露辨認；要將犯罪嫌疑人轉至警察局則必須有合理理由逮捕他，只有如此，才能在警察局針對該犯罪嫌疑人進行列隊辨認或暴露辨認。在意大利，只有法官才有辨認啟動權或決定權。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213條規定：“當需要對人加以辨認時，法官要求辨認者描述有關人員的情況，……。”第214條(2)規定：“如果有理由認為辨認者因被辨認者在場而感到膽怯或者受到其他影響時，法官決定在辨認時不讓后者看見前者?！?/p>
在我國，《程序規定》第246條、247條規定，辨認應在偵查人員的主持下進行，主持辨認的偵查人員不得少于二人。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辨認，應當經辦案部門負責人審批?！对V訟規則》第210條、211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檢察人員可以讓被害人、證人和犯罪嫌疑人對與犯罪有關的物品、文件、尸體進行辨認；也可以讓被害人、證人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辨認，或者讓犯罪嫌疑人對其他犯罪嫌疑人進行辨認。辨認應當在檢察人員的主持下進行。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辨認的，應當經檢察長批準。
(二)辨認的實施
辨認作為一種偵查行為，其實施除了要遵循刑事訴訟程序的一般規定外，還有自己特殊的運行程序。雖然各國對刑事訴訟的認識不同，對辨認程序的規定也不盡相同，但在一些符合辨認規律的規定上則是一致的。
1告知和說明。在辨認開始前告知和說明是國外立法和實踐中通常的做法。告知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偵查人員在辨認開始前應當告知被辨認人與他有關的事項，以便他決定自己的行為；二是指偵查人員在辨認開始前應當告知辨認人有意做虛假辨認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說明是指辨認人在辨認開始前應當描述被辨認人的特征以及其他情況。在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規定，安排進行列隊辨認、群體辨認或錄像辨認之前，負責辨認的警官必須向犯罪嫌疑人通知并解釋下列事項：(1)列隊辨認、群體辨認或錄像辨認的目的；(2)他有免費取得法律建議的權利；(3)取得法律建議的程序；(4)他不必一定要參加列隊辨認，也不必一定與進行群體辨認或錄像制作合作；如群體辨認或錄像辨認被提議，(如可行時)他有權要求對他進行列隊辨認；(5)如果他不同意參加列隊辨認或拒絕與進行群體辨認或錄像制作合作，他的拒絕可能會在以后的審判中被用來作為證據，且警方可能不經他同意，暗中進行對他的辨認，或作出證人可以對他作辨認的其他安排；(6)從逮捕他時對他進行拍照或指控他犯罪，到執行任何一種辨認程序這段時期內，如果他在極大程度上改變了他的外表，這一行為可能會在以后的審判中被用來作證據；警察人員則可以考慮安排其他形式的辨認。他在參加任何一種辨認程序的過程中，都可能被錄像或拍照；(7)警察在掌握犯罪嫌疑人身份之前的調查過程中，是否已向證人出示過他的照片、照片拼圖、面部拼圖或其他類似的圖片；(8)如他在進行列隊辨認之前改變了他的外表，安排當天或其后的列隊辨認可能無法現實；由于他外表的改變，負責辨認的警官可能會考慮安排其他辨認方式；(9)他本人或他的律師將被提出由最初作列隊辨認、群體辨認、錄像辨認或當面辨認的證人對犯罪嫌疑人所作的詳細描述。對于上述事項，負責辨認的警官必須以書面形式提供給犯罪嫌疑人，必須允許犯罪嫌疑人有合理的時間閱讀此書面通知。在司法實踐中，負責辨認的警官在辨認前通常會詢問辨認人，要求辨認人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詳細描述，并將辨認人描述的細節，制作成筆錄并記錄在案；同時，在辨認前，負責辨認的警官必須告知證人相關的權利義務，告知證人犯罪嫌疑人可能在隊列中，也可能不在隊列中，要求辨認人如實、客觀地進行辨認。
在意大利，當需要對人加以辨認時，法官要求辨認者描述有關人員的情況，列舉一切他所記得的特征；然后詢問他在以前是否對該人進行過辨認，在案件發生后是否見過需加以辨認者包括照片，是否有人向他指出過或者描述過該人，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響辨認可信性的情況。在俄羅斯，對于辨認人，應當預先詢問他們看到有關的人或事物時的情況，以及他們可以據以辨認的特征和特點。在我國澳門地區的辨認程序中，也有關于告知和說明的規定，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34條之規定，如需要辨認某人，則要求應作識別之人對該人加以描述，并提出一切其所能記憶之細微之處；隨后，向其詢問以前曾否見過該人及當時之狀況；最后，就其他可能影響該識別可信性之情節向其加以詢問。
設立辨認前的告知程序，一則能夠保障犯罪嫌疑人(被辨認人)了解自己的權利和行使自己的權利；二則能夠增強辨認人的法律責任感和作出客觀辨認的責任心，保證辨認結果的可行性，避免冤枉無辜。而設立辨認前的說明程序，則為印證辨認結果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據，通過辨認結果與先前詢問內容的對照來考察辨認的可行性，盡量避免錯誤。
2辨認的進行。從國外立法規定與實踐中的做法來看，辨認主要有對人的辨認、對物的辨認和共同辨認等幾種。不同的辨認，其進行及程序控制也不相同。
第一，對人的辨認。對人的辨認是指對犯罪嫌疑人的辨認，通常采用以下幾種方法：一是列隊辨認，即被辨認人排成靜止的一隊，由辨認人進行辨認。一般是在犯罪嫌疑人同意合作的情況下進行的。二是群體辨認，即辨認人從一群不受約束的人群中辨認犯罪嫌疑人。群體辨認可以在犯罪嫌疑人同意合作下進行，也可不經其同意暗中進行。三是錄像辨認，即通過經辨認觀看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內的多個人的錄像帶而進行的辨認。四是當面辨認，即辨認人獨自當面辨認犯罪嫌疑人，被辨認人只有犯罪嫌疑人一人。
在英國，對被辨認人的人數要求較高，如列隊辨認必須至少有8人組成(除犯罪嫌疑人之外)。每一列隊中只能有一名犯罪嫌疑人，除非兩名犯罪嫌疑人有大體相似的外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被列入至少有12人組成的隊列。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將兩名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對人同一隊列。錄像辨認的人數要求與列隊辨認相同。在出示照片的辨認中，每次向證人出示的照片不少于12張，在可能的范圍內，這12張照片的形態必須相似。在美國，列隊辨認或照片辨認時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向某一被辨認者，被辨認者以5至7人為適當。辨認時應遵循的規則有二：一是所有的被辨認者應具有相似的特點。每一名列隊的被辨認者均應符合證人就犯罪者所進行的一般性描述，其目的是為了使他們彼此相似而不至于隱含有誰便是罪犯的線索；任何使犯罪嫌疑人突出的暗示均屬于不當暗示。二是同一名證人可以就一個以上的辨認組進行辨認，但犯罪嫌疑人只能在其中一個辨認組而非數個辨認組中出現。否則，證人便會推斷數次辨認中均出現的那個被辨認者即是警方認定的犯罪者，這與暗示無異。在意大利，法官在安排對人的辨認時，應當安排至少兩人共同接受辨認，他們應當盡可能與需要加以辨認者相似，包括在服裝上相似。然后要求被辨認者選擇在其他人之間的位置，使其在辨認活動中處于同其他人相同的條件之中。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規定，對人進行辨認，被辨認人應與其他外表盡可能相似的人一起提供辨認。提供辨認的人總數不得少于3人。在開始辨認前，應讓被辨認人在一同提供辨認的人中占據任意一個位置，對此應在辨認筆錄中做相應的記載。在不可能提供人進行辨認時，可以將他的照片與外表相似的其他人的照片一并提供辨認。照片的數量不得少于3張。如果辨認人指認提供給他辨認的人中的一個人或者物品中的一件物品，則應該讓辨認人解釋他根據何種特征或特點指認該人或該物品，但不得提出誘導性問題。我國澳門地區《刑事訴訟法典》第134條第2款規定，如所獲之識別資料不完整，須使應作識別之人離場，并召喚最少兩名與需加以識別者盡可能相似之人，包括在衣著上的相似；該需加以識別者安排在該兩人旁邊，如有可能，并應使其在可能曾被該辨認者見到之相同狀況下出現。此時，須召辨認者，并向其詢問在該等在場之人中能否辨認出某人，如辨認出，則要求其指出之。
第二，對物的辨認。關于對物的辨認，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215條第2款規定：“在可能的情況下，準備至少兩件與需加以辨認物相類似的物品，法官詢問辨認人是否認識這些物品中的一件，在得到肯定回答的情況下，要求辨認人指出他認識的那件并且加以肯定?！倍砹_斯《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第6款、第7款規定了對物的辨認，即物品辨認時應將物品與一組同類物品一并提供辨認，同類物品不得少于3件。不能提供物品進行辨認時，可以將物品的照片與相似的其他物品的照片一并提供辨認。照片的數量不得少于3張。如果辨認人指認提供給他辨認的人中的一個人或者物品中的一件物品，則應該讓辨認人解釋他根據何種特征或特點指認該人或該物品，但不得提出誘導性問題。我國澳門地區《刑事訴訟法典》第135條第2款規定：“在辨認后仍有疑問，則將需要加以辨認之物件與最少兩件相似之物件放在一起，并向辨認者詢問在該等物件中能否辨認出某件物品，如辨認出，則要求其指出之。”
上述可知，辨認過程中對辨認對象的數量要求與控制，既適用于對人的辨認，也適用對物的辨認。因此，不論是對人的辨認還是對物的辨認，都應當保障辨認對象的一定數量和環境質量。
第三，共同辨認。共同辨認是指由兩名或者兩名以上的辨認人對同一被辨認人或者同一物品進行辨認。由于兩名或者兩名以上的辨認人對同一被辨認人或者同一物品進行辨認時，容易相互影響，難以保證辨認的準確性。因此國外立法大都規定應由每名辨認人分別單獨進行辨認。英國法規定，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將兩名以上的辨認人列入同一隊列，如果需要進行列隊辨認時，每個列隊必須由不同的人組成，以防止多名辨認人相互干擾，從而保證辨認結果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如果類似的一團伙的所有成員都是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則必須為這一團伙的每個成員分別進行列隊辨認，除非有兩名犯罪嫌疑人有著相似的外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被列入至少由12名不是犯罪嫌疑人的其他成員組成的列隊。在意大利，當數名辨認人對同一人或者同一物品進行辨認時，法官組織他們分別辨認，防止已完成辨認活動的人與尚需實施辨認的人進行任何聯系。如果某一人需對數人或者數物進行辨認時，法官應在每次辨認中使需加以辨認者或物同一些互不相同的人或物一起出現。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既規定了多個辨認主體對同一辨認對象的辨認，又規定了同一辨認主體對多個辨認對象的辨認，其規定是比較全面的。我國澳門地區《刑事訴訟法典》也規定，如有需要由超過一人辨認同一人或者同一物件，則各人須分開進行辨認，且須防止各人間之相互聯絡。如有需要由同一人辨認數人或數物件，則對每一人或者每一物件的辨認分開進行?？陀^地評價，國外立法對共同辨認的規定是比較全面的，值得國內刑事訴訟立法借鑒。
(三)被辨認人的權利與違法辨認之救濟
現代刑事偵查程序已超越或正旨在超越將犯罪嫌疑人視為追訴客體的單向治罪模式。犯罪嫌疑人只具有成為罪犯的預期可能性，但并不是必然的罪犯，應當賦予其相應的辯護與救濟權利。辨認程序要符合程序正義，也不能例外。因此，國外大都通過立法或判例賦予了被辨認人對辨認啟動的拒絕權、對辨認信息的知情權、對辨認位置的選擇權以增強被辨認人(犯罪嫌疑人)的主體地位；通過立法賦予犯罪嫌疑人辨認過程中的律師幫助權與親友到場權以強化其辯護手段和辯護強度；通過立法規定違法辨認之程序性制裁機制以強化對被辨認人的救濟。
1被辨認人對辨認的拒絕權及辨認過程的相關選擇權。在英國，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有權拒絕參加辨認，也有權在混雜列隊中選擇自己的位置及選擇辨認的方式。如果被辨認人對混雜人員提出異議，辨認組織者應當在合理的前提下滿足其要求并將其異議記錄在案?！?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2.15規定，犯罪嫌疑人不必一定要參加列隊辨認，也不必一定與進行群體辨認或錄像辨認制作合作；如群體辨認或錄像辨認被提議，(如可行時)犯罪嫌疑人有權要求對他進行列隊辨認?！?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附件A.11規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在隊列中選擇他的位置。如果有兩名以上的證人，負責辨認的警官必須在每一名證人離開房間后告知犯罪嫌疑人，他可以重新調換自己的位置?！?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2.2規定，犯罪嫌疑人拒絕進行列隊辨認、群體辨認或錄像辨認時需被記錄在案。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選好陪襯人之后，被辨認人可以選擇辨認的位置，從而使其在辨認活動中處于同其他人相同的條件之中。
2被辨認人在辨認時的律師和親友到場權。在英國，辨認時。犯罪嫌疑人可以要求其律師或親友到場，如犯罪嫌疑人未滿17歲，其父母或監護人應當在場?！?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2.15規定，安排進行列隊辨認、群體辨認或錄像辨認之前，負責辨認的警官必須向犯罪嫌疑人解釋，他有權叫他的律師或朋友到場?！?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附件A1規定，必須給予犯罪嫌疑人合理的時間通知他的律師到場，負責辨認的警官必須要求他在通知書的第二份副本上表明他是否愿意讓他們到場。守則D附件A7規定，一旦參加列隊辨認的人員被編制妥當，其后就有關列隊辨認的每一事項必須在犯罪嫌疑人及翻譯、律師、朋友或在場的適當成年人的視力或聽力所及的范圍內進行(除非列隊辨認使用屏幕，在這種情況下，在進行列隊辨認的地方，證人所講的和對證人講的一切，必須是在犯罪嫌疑人的律師、朋友或適當成年人的視力或聽力所及的范圍內發生)。守則D附件A10規定，當犯罪嫌疑人被帶到執行列隊辨認的地點時，……列隊辨認開始之前，犯罪嫌疑人有權從他的律師或朋友(如在場)征得法律建議。在美國，UnitedStatesv.Wade一案首次觸及辨認程序中的律師幫助權問題。在該案中，聯邦最高法院指出，犯罪嫌疑人在被要求列隊辨認時，有權要求律師在場，如果列隊辨認時犯罪嫌疑人的律師未到場，那么便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第六憲法修正案規定的權利。之后，在Kirbyv.Illinois案與Moorev.Illinois案中，聯邦最高法院限制了韋德規則的適用范圍，認為韋德案中的審前列隊辨認并非訴訟關鍵階段，律師在列隊辨認時的在場權應被用于包括以正式指控或預審聽證方式啟動了的程序在內的對抗式刑事訴訟程序開始或啟動之后。雖然在辯護權保障問題上，美國受聯邦最高法院程序理念的影響而有所波動，但在本質上它還是在平衡控辯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維系一種合理的正當程序。辯護權在辨認程序中的引入無疑是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辨認主持者的不法暗示，避免辨認主體的錯誤認識。
3被辨認人的相關知情權與要求主體中立(禁止誘導)權。在英國，被辨認人享有較多的知情權。如對證人描述細節的知情權和辨認結果的知情權。在辨認中，辨認人的指認或辨認意見都要明確地表達給犯罪嫌疑人及在場的律師和見證人。如果證人因緊張或恐懼而不愿意接觸犯罪嫌疑人，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安排辨認。但是，辨認意見應明確地表達給犯罪嫌疑人及其他在場人?！?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2.0規定，可能成為證人的人最初對犯罪嫌疑人的描述須被記錄在案，且必須是在該人辨認之前。記錄為任何形式，……即能從中獲取最初由證人描述的細節，并可將其制成書面形式，以便依照本守則提供給犯罪嫌疑人或他的律師。《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附件A19規定，對列隊辨認必須用彩色進行拍照或制作錄像，如當事方提出要求，照片或錄像的副本應在合理的期限內提供給犯罪嫌疑人或他的律師。守則D附件B7規定，在給證人放映制成的錄像之前，應先給犯罪嫌疑人及他的律師、朋友或適當成年人合理的機會觀看此錄像。守則D附件A16規定，如證人在列隊辨認結束后才決定辨認結果，犯罪嫌疑人、他的律師(如在場)、翻譯或朋友須被告知辨認結果。守則D附件A18規定，最后一個證人離開現場后，負責辨認的警官須問犯罪嫌疑人是否希望對列隊辨認發表任何意見。
在辨認過程中，如果辨認程序的主持者對被辨認人有偏見，或者給予辨認者不必要的或充分的暗示，將極易造成辨認結果的失真，損害被辨認者的程序平等權。據此，在辨認過程中，被辨認人享有要求辨認主持者保持中立和不得暗示的權利。在英國，針對組織辨認的偵查人員而言，在任何辨認過程中，組織辨認的偵查人員都不得以某些語言、動作、表情等任何方式進行暗示或誘導，使得辨認人作出某種回答。在美國，禁止誘導是與正當程序理念結合在一起的。在Stovallv.Denno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如果依據當時的一切情形顯示出：辨認程序存在對辨認人不必要的暗示，而且助長了無法彌補的錯誤辨認機會，依據正當程序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什么是具有充分的暗示性的問題上，聯邦最高法院指出：“出于辨認的目的，犯罪嫌疑人被單獨辨認，而不將其置于列隊辨認之中已經受到了廣泛地譴責?！倍乙恍┓欠ǖ牧嘘犈判蚍绞揭沧阋詷嫵沙浞值陌凳拘浴Ｔ诙砹_斯，刑事訴訟訴訟法典也規定，辨認組織者不得提出任何誘導性問題。
4違法辨認的救濟?；谌藱啾Ｕ显瓌t，對于偵查人員違法實施辨認給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造成損失的，應當設置相應的救濟程序。在這方面，美國建立了違法辨認排除規則，即在辨認過程中，違反法定程序的辨認，其辨認結果不能在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在美國訴懷特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確認，在審判之前的列隊辨認中，被告人具有律師在場權，如果律師不在場，則該辨認所取得的結果不能在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在Stovallv.Denno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如果依據當時的一切情形顯示，辨認程序存在對辨認不必要的暗示，而且助長了無法彌補的錯誤辨認機會，依據正當程序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三、刑事辨認筆錄的運用
(一)辨認筆錄的法律定位
關于辨認筆錄的法律定位，國內學者主要有以下觀點：(1)辨認筆錄應當分別納入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三種證據中，而不應將其作為案卷中的其他證據材料。原因在于：辨認筆錄中的辨認主體與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三種證據提供主體完全相同。其中，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通常以詢問筆錄的形式體現，而犯罪嫌疑人供述除親筆書寫外則以訊問筆錄的形式體現?？梢?，無論是詢問筆錄，還是訊問筆錄，均是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外在記載形式，并未改變其作為該種證據的內在本質。雖然在獲取形式上，參與組織的過程等外在表現方面存在差異，但這無法掩蓋證人的辨認筆錄與證人證言、被害人的辨認筆錄與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的辨認筆錄與犯罪嫌疑人供述之間的內在一致性，即均是對同一待證事實的證明。(2)因為考慮到辨認所固有的缺陷，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辨認的程序，也沒有將辨認結果列為證據，因此，在刑事訴訟中以辨認結果為定案的根據是錯誤的。這就意味著辨認筆錄本身就不是證據，只不過是查明案件事實的輔助手段而已。(3)在辨認筆錄的歸屬問題上，它不應納人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三種證據中，辨認筆錄是一種單獨的訴訟證據形式。原因在于：辨認筆錄與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三種證據的共性并不能掩蓋辨認筆錄的特殊屬性，辨認筆錄是辨認人對既往的感知回憶以及在回憶基礎上進行判斷后得出的結論，辨認過程是在有參照物的情況下進行的再認識；而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則僅僅是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對其經歷的一種回憶。因而，在性質上，辨認筆錄與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是有本質差異的。未來修改刑事訴訟法時，不僅要規定辨認的具體程序，而且應當將辨認筆錄列為單獨的法定證據。筆者認為，在現行刑事訴訟法沒有修改的情況下，第一種觀點比較適合中國國情。
(二)辨認筆錄的證據能力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在判例中指出，誤判的因素極繁，但證人指認錯誤為最主要的原因；若細分誤判的原因，證人指認的單項因素，較其他誤判的原因總和還多。在具體數字證明方面，1932年曾有一項調查顯示，65件無辜者被誤判有罪的案件，有19件歸因于證人的指認錯誤；198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無罪誤判有罪的案件中，52％歸因于證人指認錯誤。因此，國外立法與司法實踐對辨認筆錄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的問題相當慎重。
在美國的一些司法區，關于審前對被告人或其他參與犯罪的人進行辨認的證言，如果具備以下兩個基本條件，可以采納為證據：(1)有關辨認的庭外陳述，必須是在陳述者對犯罪或其他事件的記憶仍相當清晰的情況下作出的；(2)證明辨認的庭外陳述的證據，只有證人在法庭上證明了他曾作過辨認，該辨認在作出之時正確地反映了他的判斷之后，才可以提出。為了避免具有暗示性的不可靠證據的運用所帶來的司法不公，在1967年Stovelv.Denno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做出裁決，刑事被告人擁有正當程序權利來排除因為不適當的辨認程序帶來的非法證據。在1977年的Mansonv.Bathwaite一案中，對于證人的辨認過程具有暗示性，違反了憲法規定的正當程序條款，依排除規則之規定該證據是否必須排除使用的問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回答。在該案的審理過程中，形成了兩種意見：一種是以馬歇爾大法官為代表的主張，認為只要程序不當，即使證人的辨認真實，通常情況下也必須予以排除。除非檢察官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不當的暗示絲毫不會影響辨認的真實性；另一種是以布萊克曼等大法官為代表的意見，他們認為如果將任何有暗示性的辨認都予以排除，雖然可以防止無辜者被錯判有罪，但若辨認真實也會使有罪者逍遙法外。因此，主張即使辨認的程序不當，只要證據真實即應采信。在兩派意見中，布萊克曼大法官的意見最終占了上風：即辨認程序具有暗示并不必然導致證據的排除使用，目擊證人的辨認以是否真實作為采信的依據。聯邦最高法院還為此確立了五項判斷辨認證據是否可靠的因素：(1)案發時目擊者觀察犯罪嫌疑人的機會；(2)目擊者當時的注意程度如何；(3)目擊者最初所描述的準確性；(4)目擊者對指證結果的內心確信程度；(5)案發到指證之間的時間間隔。這五項標準被稱之為“曼森測試準則”。
在美國，辨認不能重復進行，不允許以后面合乎程序的做法來修正前面的錯誤。如果辨認人在偵查階段所作的辨認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話，原則上禁止該辨認人在審判過程中對被告人辨認。原因在于：證人審判中的辨認，常常受到審判前辨認的影響，若僅排除審判前的辨認，卻仍然準許證人在審判中繼續辨認，那么，排除審判前的辨認證據，已經毫無意義可言。因此，針對諸如無辯護律師在場導致的瑕疵辨認，聯邦最高法院為了貫徹律師在場的規定，禁止該證人在審判中繼續辨認，審判前辨認程序中辯護律師若不在場，審判中的再次辨認證據也是被禁止采納的。與此同時，聯邦最高法院也進行了利益權衡，如果檢察官以清楚和有說服力的證據能夠證明證人在審判中的辨認具有客觀可信性，未受到審判前非法辨認的影響，包括審判前辨認和審判中辨認的兩個辨認均有獨立的來源的話，法庭仍然允許審判中的再次辨認，對再次辨認證據也可相應地予以采納。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若僅因為審判前的辨認程序未通知律師在場，就完全不允許證人在審判程序中辨認，其結果是非正義的，應當給檢察官一個機會，以清楚和有說服力的證據舉證，證明待證事實。這種利益權衡主要是考慮到有時候辨認人是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兄弟，或者辨認人與犯罪嫌疑人相處的時間很長(如綁架案中)，辨認人有能力對被辨認人作正確無誤的辨認，若僅僅因為前一個程序中的違法沒有通知律師到場，就禁止此類辨認人作任何辨認，對于真實的發現確實不利而且使得訴訟程序有失公平性。因此，若檢察官能證明審判中的再次辨認有獨立的來源，足以認定辨認人有能力在審判中作出客觀真實可信的辨認，而不受前一非法辨認的影響時，例外地允許辨認人繼續在審判中辨認。
在德國的司法實踐中，重復辨認證據在證據法上無證據能力。法院永遠只能對第一次的辨認證據做出審查，因此第一次的辨認如有瑕疵，即無法補正。法院于判決中亦肯定這些判斷的基準。如在德國1961年的一個判例中，有兩個分別為11及13歲的小孩在偵查過程中在50張照片中指認犯罪嫌疑人，但犯罪嫌疑人卻拒絕接受本人指認。在隨后的一個偶然的場合里，犯罪嫌疑人遇上這兩個小孩而被指認。法院認為這是重復辨認證據而否定其證據能力，并在判決中強調“尤其對一小孩而言，殊難抗拒誘導”。
與美國從程序方面規定辨認筆錄的可采性不同，英國通過對于辨認筆錄的形式和內容的規定來保障辨認筆錄的可采性。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守則D規定，對于列隊辨認、錄像辨認、證人當面辨認、出示照片、群體辨認等辨認情況都應當記錄于專用表格上。對列隊辨認必須用彩色膠卷進行拍照或制作錄像，照片或錄像的副本應在合理的時間內提供給犯罪嫌疑人或他的律師。對于群體辨認，應盡可能用彩色膠卷拍照或錄像。如犯罪嫌疑人或他的律師提出要求，則必須在合理的時間內向他們提供一份照片或錄像的副本。對于錄像辨認所有參加錄像拍攝及觀看的，其姓名已為警方所知的人員的資料須被記錄在案。負責辨認的警官有責任妥善保管與案件有關的錄像帶，并登記它們的去向。如果辨認筆錄在形式和內容上不符合上述有關規定，則辨認筆錄不具有可采性。
在意大利，法律要求，在筆錄中記入辨認活動的進行方式，否則行為無效。法官可以決定通過照相、錄像或者采用其他手段將進行辨認的情況記錄下來。在俄羅斯，法律要求在筆錄中應當說明進行辨認的條件和結果，并盡可能逐字逐句地敘述辨認人的解釋。如果對人的辨認是在被辨認人看不見的條件中進行的，則在筆錄中還應進行相應的說明。
上述可知，美國法在處理辨認筆錄的證據能力時，本著的是一種利益權衡，從程序規定方面加以考量，但這種權衡建立在一種十分謹慎的前提基礎之上。這種做法可以達到與德國法在實踐中的同樣效果。英國、意大利、俄羅斯等國則是通過對辨認筆錄的形式和內容的規定來決定辨認筆錄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四、刑事辨認：中國的問題與改進
(一)我國刑事辨談制度存在的問題
考察我國立法例，96年《刑事訴訟法》在“偵查”一章中對辨認制度沒有作出規定。之后，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分別在《程序規定》第246條至第251條、《訴訟規則》第210條至第215條對辨認制度進行了規定，內容涉及辨認概念、目的，辨認對象，辨認原則以及辨認的一些相關程序。但是，《程序規定》和《訴訟規則》各自都只有6個條文，不僅顯得粗疏簡陋，條文間相互矛盾，而且法律層次低；不僅在規范形式與規則內容上存在機理缺陷，而且在制度實施層面也存在諸多功能失調。
首先，在規范形式上，根據程序法定原則，對涉及到權力配置或權利抑制的訴訟規則應當由立法機關制定的刑事訴訟法來予以規定，而不能由其他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加以規范。然而，辨認作為一種可能涉及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甚至極有可能影響訴訟結果的偵查行為，在我國，其批準、組織主體，實施程序卻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制定的司法解釋和部門行政規章加以規定。盡管它們是在彌補刑事訴訟法辨認制度規定粗陋的前提下制定的，但仍不可避免地損害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剛性權威。
其次，在規范內容上，盡管《訴訟規則》和《程序規定》對辨認程序的一些具體實施細則做了相應規定，但兩個規范性法律文件中存在著較多的條款沖突和非科學性條款，如《訴訟規則》第213條第2款規定：“辨認犯罪嫌疑人時，受辨認人的人數不得少于5人，照片不得少于5張?！倍冻绦蛞幎ā返?49條第2款規定，辨認犯罪嫌疑人時，被辨認人的人數不得少于7人；對犯罪嫌疑人照片進行辨認時，不得少于10人的照片；再如，對犯罪嫌疑人辨認的審批，《程序規定》要求應當經辦案部門負責人批準，而《訴訟規則》則要求經檢察長批準，后者的規定顯然比前者要嚴格得多。同時，兩個規范性法律文件對辨認程序的相關參加人員的權利保護都沒有規定，使得辨認程序淪為一種獲取證據的權力操作流程。如我國辨認程序不僅缺乏關于被辨認人的知情權、位置選擇權以及律師幫助權的規定，而且對辨認程序中被辨認人之陪襯者的權利也缺乏應有關注，更缺乏對啟動程序相關的一些權利限制措施的合理關照。
第三，在規范實施層面，我國偵查實踐中辨認程序的進行也存在著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有些是因制度不規范造成的，有些則是操作者不遵從制度規則形成的。在偵查實踐中，有的偵查人員在組織證人、被害人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辨認時，提供的辨認對象樣本總數不足7人，甚至單獨把犯罪嫌疑人提供給辨認人進行辨認；對物品的辨認則絕大多數沒有堅持樣本多數原則，而是把有關物品(如兇器)單獨拿給辨認人辨認；進行照片辨認時，提供的照片不符合相關規定的要求，有的照片總數不足十張，有的雖然提供的照片在數量上符合相關規定的要求，但由于有同一人的多張照片混雜其中，從而大大提高了將被辨認人辨認出來的概率。
第四，從權利救濟的層面看，我國《刑事訴訟法》、《程序規定》與《訴訟規則》都沒有規定違法辨認給被辨認人權利造成侵害時的救濟措施，也沒有規定違法辨認的程序性制裁機制。這使得我國司法實踐中實施違法辨認的情況經常出現，嚴重地侵犯了被辨認人的合法權益，也弱化了刑事辨認程序的剛性效力。
(二)我國刑事辨認制度的改進
對于一個國家來講，任何一種制度的構建與改進都必須立足于本國國情。因此，在改進我國辨認制度時應當注意把握以下原則：(1)盡管《程序規定》和《訴訟規則》在辨認程序的設置上存在著許多缺陷，但其中關于預先詢問、辨認人秘密進行、樣本多數、互不接觸等制度、原則也不乏可取之外，甚至有些制度、原則在國外的立法中都尚未規定。如《訴訟規則》第211條關于辨認人故意作虛假辨認的責任告知原則。(2)盡管國外立法提供了確保辨認結果客觀性和辨認程序公正性的運作機制，但這些僅僅是關于辨認程序的最低限度保障原則，不能照搬。應當看到的是，在辨認程序的設置上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之間也存在著立法差距。一些大陸法系國家的辨認程序規定并不完備，也缺少對相關權利的切實關注；相反，英美法系國家，尤其是英國的辨認程序卻極為完備，值得借鑒。
因此，改進我國辨認制度的關鍵在于如何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落實“權利保留”和“程序法定”原則的要求，全面實現辨認程序的法定化。
1貫徹程序法定原則。目前，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之修改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應利用刑事訴訟法修改這一有利時機，將實踐中運行良好，又能體現底限正義原則的一系列辨認制度、原則以法律的方式加以規定，提高辨認制度的立法層次，增強其剛性，以約束偵查人員的違法辨認，避免法律規范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2改進辨認制度的權力(利)配置體系。改進辨認制度的權力(利)配置體系應當著力關注以下方面：(1)在我國，辨認程序中的辨認組織者由偵查人員擔當，呈現出自偵、自查、自己組織辨認的角色沖突，不符合基本的程序正義。因此，應當通過立法貫徹辨認組織者中立和回避原則，即由非辦案偵查人員來組織辨認，并且如果非辦案偵查人員與該案件存在利害關系，應當予以回避。(2)通過立法明確被辨認人的知情權、辨認過程的位置選擇權、對辨認組織者不合理的程序要求提出異議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被辨認人所應享有的基本之消極防御權，不應剝奪。至于辨認程序的拒絕權，被辨認人之獲得律師在場幫助權，現階段在我國無法加以規定，應當在將來的立法中予以規定。但可以展開這方面的立法研究。
第3篇：無犯罪記錄證明樣本范文
神經科學(Neuroscience)是上世紀九十年展起來的一門新生學科，其研究對象是人類心理活動的腦基礎，即大腦是如何調動各層次上的組件實現復雜的認知活動，意在揭示心理和人腦在生物神經機制上關聯性。尤其是在近幾年突飛猛進的腦功能造影技術功能性磁共振影像輔助下(fMRI，functional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已能實現無損傷性地觀察和測量人的大腦活動，研究并梳理大腦活動模式(如錯誤的記憶是如何形成的，成癮的本質是什么，情感又是如何調節行為等)。這些知識已經在生物學、醫學領域掀起了革命性的變化，并迅速推衍到各個領域中，這其中就包括神經科學與法學的合作。相較于傳統法學理論更為直觀、更具說服力的技術優勢，使得神經科學迅速引起了各個科研院校的關注和支持，研究范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個方面：fMRI技術是否能閱讀人的思想，并取代測謊?神經科學的出現是否會重新定義刑事責任能力?神經科學是否可以作為證據在法庭上出示?人機互動和人工智能或將帶來哪些公共政策上的倫理障礙?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就以上所有的話題一一做出詳細的解釋，只就腦影像證據在法庭上使用的程序及證據效力等話題展開論述。眾所周知，司法證據領域的一個核心技術難題是對行為人責任能力、主觀心理狀態的判斷，以及如何從一大堆不同形式、不同來源的證據中推導出行為與行為人認知能力之間的因果關系。
目前的裁判方法還只能依賴于空洞簡單的年齡分級制或樸素的法官經驗性推斷。雖然從裁判成本上來看，這樣的標準體系簡單易行，但卻可能會割裂事實的本相。神經科學，尤其是功能性腦影像技術在司法證據領域的介入，最明顯的優勢在于將該部分證據推理從依賴經驗轉變成依賴科學：通過將腦結構與其功能聯系，將那些參與到不同腦結構激活中的基本過程通過直觀可視化的圖像還原出來，分析出特定心理任務中包含了哪些基本過程的結合，為司法證據理論和法學研究提供基本心理過程的可靠依據。本文將著重關注功能性腦影像技術在法庭審判過程中的證明力問題。文章的第二部分將首先通過比對解剖學意義上的腦影像與功能性腦影像的技術原理及實驗方法的差異，討論該技術手段在用作司法證據時的可靠性問題;文章的第三部分將簡述腦影像技術在介入司法時的途徑及此類證據在不同的審判階段使用的限制及原因;第四部分主要討論法院在審查此類證據時適用的證據規則，以及就如何正當地使用腦影像證據的意見和態度。
二、腦影像及其證據學意義
(一)腦影像的技術原理
過去想要知道大腦與認知功能之間的因果關系只能靠侵入式的破壞腦區域，或是等待腦傷病人死亡后解剖其腦部，技術上的障礙無疑會造成對大腦功能認識的盲區與偏差。而目前的腦影像技術所采用的主要是非侵入式(non-invasive)：即在不破壞被試腦部完整性的前提，通過改變磁場強度等技術手段測量人類進行不同認知任務時的腦部活動。腦影像根據功能的區分可分為解剖學意義上影像和功能性影像技術。常見的解剖學意義上的影像技術主要有X光、CT等。而以fMRI和PET為代表的功能性造影技術與以往的解剖學意義上造影完全不同。兩張造影時間間隔一分鐘的解剖學掃描樣本，看起來會是完全一樣。但是兩張造影時間間隔一分鐘的功能性掃描樣本，就會完全不一樣。因為像fMRI這類腦影像的基礎是數據統計性的，而不是純粹的影像記錄。對于fMRI來說，其影像是由大腦中平均2秒鐘的體素變化累計而成。如果將每一張體素比喻成電影中每一格的膠片，那么當我們去分析每一張體素中的腦部血氧含量變化時，就好像在翻動一本電影中的每一格膠片，所以我們最終所看到的結果是這些記錄加權平均的結果。
三、腦影像介入司法的路徑
(一)對證明標準的科學解構
訴訟中的證明一般要求法官對照經驗法則來綜合考察所有證據，確認特定的事實及其之間的因果關系，特別是對于一些攜帶有大量主觀性色彩的法律概念如故意、預謀、行為能力，解釋的權限完全掌握在邏輯崇拜的法官手中。雖然紙面上的證明標準僅要求達到普通人能對其真實性確信無疑的程度，但誰也無法解釋其中的黑箱。神經科學對司法的介入，正是瞄準這些邏輯崇拜和經驗法則的靶子，以硬科學的技術優勢提醒人們注意概念背后的真實資料，試圖以自然科學清晰的分析方法拆解表達原有的證明標準。它回答了一種學術共同體的疑問：如果法律必須是科學，而非哲學玄思，那么隱含在這些法律概念背后所謂的確切的必然性、高度的精確性原因究竟是什么。所以在現有的司法實踐中，腦影像證據一般都會圍繞著上述主題用于證明以下幾類案件事實：一是發現因腫瘤而引起的腦部損傷。二是對腦損傷的診斷，包括對損傷病因的檢測和排除。三是根據不同的證明目的，對認知能力的判斷。包括：(1)精神失常辯護(the insanity defence);(2)犯罪意圖的證明，因為多數犯罪行為需要特定的主觀犯罪意圖;(3)能力證明，如是否具備訴訟能力，是否符合執行死刑條件，締結合同時是否具備合意。四是宣布腦死亡(結構性影像，如CAT掃描，不具備證明能力)。五是判斷是否具有種族或其他類歧視。是判斷證人證言的可靠性。當然腦影像技術所提供的數據也可以作為立法的背景事實(絕大多數體現在法律推理和立法制定過程中)，為法官裁判確定法律規則或原則。如當絕大多數人還在引用美國最高法院關于處決未成年人是違憲的道義性司法意見時， fMRI研究已能清楚地證明未成年人的大腦活動與成年人并不完全一樣。在其他案例中，fMRI研究還被用于證明媒體上播放的暴力鏡頭與行為人某些暴力傾向及行為存在關系，從而作為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暴力性視頻游戲的依據。
四、腦影像證據的效力審查及其問題
第4篇：無犯罪記錄證明樣本范文
1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
筆者選擇了近幾年發生在全省的百起典型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進行梳理和歸納。引發交通事故的原因、起數和百分比統計結果如下：①超速行駛38起17車次，占38%；②違法違規駕駛共34起（其中，行人違法違規引發事故16起），占34%；③無證無牌駕駛共10起28車次，占10%；④超載駕駛共7起15車次，占7%；⑤不系安全帶、不戴頭盔駕駛共8起12車次，占5%；⑥酒后駕駛、疲勞駕駛、車輛故障等共3起14車次，占3%.
2事故處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2.1現場勘驗欠細致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是交通警察收集證據、查明事故基本事實、依法處理交通事故的客觀依據?，F場勘驗檢查記錄是依法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第一手資料。梳理百起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工作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①機動車之間、機動車與行人之間輕微刮擦痕跡發現率較低，即使發現了，也會因為缺乏證據保全意識未能及時保全、固定，導致痕跡被毀壞；②地面輪胎印痕勘驗欠規范，痕跡起止點定位欠準確，固定現場各要素狀態的數據測量不全面，其中存在的誤差比較大；③現場遺留的附著物、散落物等物證發現提取率不高，對毛發、血跡、人體組織的提取重視程度不高；④人體損傷勘驗檢查、記錄不細致、不全面；⑤痕跡物證的提取方法欠妥，包裝、記錄不規范，忽略對樣本的提取。
2.2現場圖繪制欠規范、全面縱觀百起交通事故現場圖，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①地面輪胎痕跡標注不全面、不細致，輪胎印跡始（終）點及其軌跡標畫欠準確，與現場實際情況不相符，比如將彎曲印痕標畫為直線印痕；②死（傷）者所處位置與肇事車輛、現場環境之間的位置關系標畫不清；③忽視了路面坡度、曲率半徑、內外坡差等基礎數據的測量；④交通元素圖形符號標畫不規范，未按照《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現場圖形符號》（GB/T11797—2005）標準繪制現場圖；⑤現場基準點（線）選擇不全面，圖線數據單位不統一，有的用m，有的用cm；⑥法律手續欠完備。
2.3現場照片拍攝欠規范在現場拍攝的照片主要存在以下問題：①方位和概覽照片所反映的現場環境位置及其相互關系欠準確；②現場中心照片未能準確、全面地反映肇事車輛輪胎路面痕跡，車體損壞部位痕跡，人體損傷痕跡，人體衣著痕跡，現場拋灑物、遺留物、附著物的位置、形態、特征、面積、程度等情況；③在拍攝細目照片時，未能規范放置比例尺，應使用微距鏡頭的未使用微距鏡頭拍攝，有的物證痕跡拍攝還存在變形、失真的情況；④照片反映的內容與事故現場勘驗記錄中記載的內容不完全一致。
2.4詢（訊）問筆錄質量不高這一點表現在筆錄的內容上，主要包括以下2點：①未能按照“七何”（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過程、何因、何果）要素，全面、深入地詢（訊）問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在場人員、經過、情節和結果等內容。筆錄中的內容多是點到為止，工作人員不重視細節問題，未能全面、準確地反映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的來龍去脈。②未能細致詢（訊）問事故發生時車輛的狀態、行駛路面的狀態、載人載物、行駛速度、是否采取措施、采取何種措施和駕駛人及其生理狀況等細節問題。這些都會直接影響筆錄證明方向，降低證據的效力。
2.5法律使用不當在百起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處理中，法律使用不當的情況主要有2種：第一種，發現當事人有交通肇事犯罪嫌疑的，未能及時轉為刑事案件立案偵查?！兜缆方煌ㄊ鹿侍幚沓绦蛞幎ā返谌畻l第二款明確規定：“……發現當事人有交通肇事犯罪嫌疑的，應當按照《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立案偵查。”第二種，對鑒定意見告知存在誤區?！兜缆方煌ㄊ鹿拾讣幚砉ぷ饕幏丁返谖迨l第一款規定：“……交管部門應當在收到檢驗、鑒定報告之日起二日內，將檢驗、鑒定報告復印件送達當事人。當事人涉嫌交通肇事犯罪并已立案偵查的，交管部門應當按照《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將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p>
3解決問題的對策
3.1強化忠誠教育，培育警察職業素養公安機關的性質決定了公安交通警察必須永遠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強化忠誠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①對黨忠誠。要求廣大公安交通警察必須用黨的政治理論武裝自己，堅定理想信念，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恪盡職守，努力為民工作。②對祖國忠誠。要樹立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立足本職，愛崗敬業，為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和長治久安而不懈努力。③對人民忠誠。要做到立警為公、執法為民。廣大公安交通警察要深懷愛民之心，多辦惠民之事，恪盡安民之責，練就為民之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④對法律忠誠。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依法履職，規范執法。加強忠誠教育，讓廣大公安交通警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職業觀，增強職業神圣感、榮譽感、認同感和責任感，不斷增強交通警察隊伍的凝聚力，提升交通警察隊伍的戰斗力。
3.2強化現場意識，提高分析、評判能力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是各類證據的載體，要想做好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勘驗工作，必須重視以下3個問題：①要培養交通警察敏銳的現場意識，高度重視現場痕跡物證的勘驗、檢查工作，嚴格遵守及時、客觀、全面、細致、合法的現場勘查原則，規范制作現場的勘查記錄，提高痕跡物證的發現率、固定率、提取率和利用率。②要重視規范現場勘驗檢查程序和痕跡物證的發現、固定、保全、提取和數據測量工作。公安交通警察要嚴格按照《交通事故痕跡物證勘驗》（GA41—2005）中的相關技術標準做好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勘驗工作。③要提高交通警察的綜合分析、評判能力。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具有瞬時性、破壞性，而現場具備特殊性和復雜性。這些特點要求交通警察在現場處理事故時，必須統籌協調，具備較強的綜合分析、評判能力。只有“吃透”現場，才能及時、準確查明事故基本事實，合理劃分事故責任。
3.3規范執法，強化業務培訓目前，青海省公安交通民警僅有1116人，人均管理車輛617輛，人均管理駕駛人815人，人均管理道路66km，超過2×104km的“村村通”公路基本無人管理，高速公路管理人員的配置也遠遠低于公安部“高速公路交警0.5～1.2人/km”的配置要求。由此可以說，青海省交通警察隊伍量少質弱。鑒于此，要求相關部門必須堅持不懈地抓好交通警察的執法培訓工作，具體要做到以下幾點：①本著“缺什么，補什么；干什么，學什么”的原則，進一步提升公安交通警察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的能力；②以推行執法資格等級考試和認證制度為抓手，大力開展以基本法律法規知識、執法工作規范、技術標準、信息化操作技能為主要內容的全員學習培訓活動；③結合省廳部署的“網學網考”工作，認真組織崗位大練兵，確保公安交通警察具備相應的法律知識；④把好“進人關”，招錄、吸收專業對口、具備良好職業素養的民警，從源頭上解決警力素質參差不齊的問題。
第5篇：無犯罪記錄證明樣本范文
[關鍵詞]微課；大學數學；教學模式
[中圖分類號] O21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6）06-0169-02
隨著流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各種視頻網站的興起及智能移動終端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課堂教學理念和模式在沖擊著傳統的課堂教學，從遠程教育到課堂的多媒體運用，從微課教學到翻轉課堂，各種與教育教學有關的活動風生水起。其中最值得高校教師關注的焦點之一當屬微課。2012年，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啟動首屆“中國微課大賽”， 2013 年舉行了首屆全國高校微課教學比賽，2015年舉行了第一屆全國高等學校數學微課程大賽，關于微課的教學研究更是層出不窮。作為高校教師，如何緊跟時代步伐，把微課與教育教學實踐緊密結合起來也是教學改革的一個熱點話題。
一、什么是微課
按照教育部全國高校網絡培訓中心2012年11月的定義，微課也稱微型視頻課程，是以教學視頻為主要載體，記錄教師圍繞某個知識點或教學環節開展的簡短、完整的教學活動。首先，微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微”，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時間之“微”，視頻從3分鐘到20分鐘不等；二是傳授知識量的“微”，它以某個教學知識點為基本的教學單元進行設計組織教學，其最終目標是講清楚一個獨立完整的教學知識點，比如一個概念或定理、某個定理的具體應用、一個知識點的解讀、案例分析等。其次，微課具有完整性，它不是從網絡上隨意截取的一段教學視頻，而是教學目的明確、教學內容完整、教學重點突出、教學設計精致的一件“作品”。
微課作為一種新興的教學手段，與傳統的課堂教學相比，它強調的是一個知識點的學習，把知識“碎片化”，其適合學生的自主性學習和個性化學習。作為教師，也應該轉變傳統的教學理念，充分利用微課傳授知識的功能，在課前、課中及課后恰當合理地使用微課教學，彌補現實空間授課的局限。
二、微課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教學中的應用
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是高等學校理工科學生必修的公共基礎課程之一，也是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高數科目的一個重要內容，其基礎地位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和其他高等數學課程類似，概率論與數理統計作為研究客觀世界中隨機現象的統計規律性的一門學科，其公式多、定理多、推導證明多。傳統的教學模式是課上教師滿堂灌，學生記筆記，課下學生做作業。這種單一的教與學的模式，勢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學生創新性思維的培養，導致學生的學習熱情不高。如何改變這種情況是教育界一直熱議的話題。筆者認為微課作為一種教學新方式，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利用，發揮其應有的功效。
（一）學生課前利用微課自主學習，課上吸收內化
在每次新課學習之前，教師可從學生的認知特點出發，幫助學生搜集和制作新知識學習的教學視頻，以供學生課下預習。例如，在學習離散型隨機變量的數學期望這一概念之前，教師可以通過公共線上平臺，將微課視頻發給學生，通過介紹16世紀德國軍人梅勒和賭友就賭資分配問題產生的分歧為切入點，通過步步設問讓學生自己探索如何分配賭注才是公平的，并由特殊到一般引出離散型隨機變量的數學期望的定義。教師可在線布置一些習題，學生通過這一看一練完成課前的預習工作。教師及時總結線上學生們練習中的薄弱環節，完成課前的“二次”備課工作。這樣在課堂上教師就可以順利地過渡到新課的教學，有針對性地講解一些數學期望在實際生活中應用的實例，充分調動學生自主探索的積極性，加深學生對數學期望概念的理解；學生也能夠在課堂上與教師產生共鳴，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教師在課上擇機恰當使用微課，可以化抽象為具體、化難為易
以條件概率這一概念為例，傳統的講授方法是引例-定義-性質-應用這一思路，結果是學生對條件概率的概念理解停留在定義這一形式上，對于為什么要引入條件概率及其進一步的用處鮮有探究。事實上，如果在概念的講授中使用微課教學，首先創設情境，將歷史上著名的“三門問題”制作成微課，即舞臺上有三扇門，其中有一扇門后面有一輛汽車，其余兩扇門后面是山羊。主持人先讓嘉賓任選一扇門，然后在剩下的兩扇門中打開一扇有山羊的門，接著問嘉賓：您是堅持自己的選擇還是改選另外一扇門？由于微課的畫面感強，語言生動準確，這樣學生的注意力會被吸引過來。教師可引導學生分別計算嘉賓堅持自己的選擇與改選這兩種情況下得到汽車這個大獎的概率分別為多少，分析在兩種情況下樣本空間的變化，由此引出條件概率的定義，推導其性質，然后再看看生活中這樣的實例有哪些。這樣學生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是形象、生動的，對條件概率的理解也更加深刻。此外，在講授諸如隨機變量函數的分布、隨機變量的條件概率分布等復雜定理的推導證明時，都可以使用微課將定理“切片化”，提煉出精髓，突出重難點，簡化證明過程。
（三）學生課下利用微課拓展知識，鞏固學習效果
教師可以在每次課結束后對本節課的重難點做個簡短的梳理，有針對性地設計一些少而精的練習題，同時兼顧不同層次的學生延伸拓展練習，制作成微課放在線上平臺上，用于學生課下練習鞏固課堂知識。比如在學習了全概率公式以后，教師可在微課中加入這樣的習題：已知某市有A，B兩個區，人口比例為1：2，以往的案件記錄表明，A區居民的犯罪率為0.01，B區居民的犯罪率為0.015，問該市某居民犯罪的概率多少？若已知該市某人犯罪，此罪犯來自A區的概率多少？顯然，這個練習第一問是“執因索果”，考查全概率公式的應用，而第二問是“執果索因”，是下次課貝葉斯公式的內容，對于已經掌握了全概率公式及其應用的學生來說，就可以帶著問題查找書籍資料繼續學習。而傳統的布置作業只是練習鞏固當堂課的知識點，拓展學習的內容較少。
三、結語
微課視頻作為教學的一種資源，是教與學的一種有益補充。對學生來說，視頻可以反復播放，有學習意愿的學生可以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隨時學習，專業基礎不同的學生可以自行調節微課放映的速度，是課堂學習之外的有益補充。對教師來說，制作微課本身就是一個自我學習和教學反思的過程，可以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素養和業務水平，達到教學相長的目標。
雖然微課作為一種新興的教學手段，其使用效果受到了眾多教育教學工作者的肯定，但是它不能改變教師的課堂主導地位，不能取代傳統的教學模式。這是因為傳統的課堂教學是師生互動的過程，是一個集科學性、藝術性一身的創造性過程，這是任何輔教學工具和手段都無法代替的。作為教學主導的教師應根據實際，靈活使用各種教學手段，提高教學效果。
[ 參 考 文 獻 ]
[1] 周麗霞.基于學生主體論的微課數學教學模式研究[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5（4）：69-70.
[2] 許艷麗，譚萬香.微課在高等數學教學中的應用探索[J].湖南文理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6）：75-77.
[3] 徐永貴，劉成新.翻轉課堂教學實踐探索研究[J].曲阜師范大學學報，2015（1）：85-89.
[4] 羅大文，馬昌威.淺談高等數學的特點及其學習方法[J].阿壩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9（1）：124-125.
[5] 關中客.微課程[J].中國信息技術教育，2011（17）：14.
第6篇：無犯罪記錄證明樣本范文
很多心理學家認為，恐懼這樣的消極情緒不利于人們做出理性判斷，而日本一項最新研究發現，恐懼感能讓頭腦更好使，起到令人“急中生智”的效果。研究人員設計了一個簡單且容易再現的實驗：讓成人和兒童分別看各種蛇和花的照片，然后回答照片上蛇或花的顏色，研究人員記錄實驗對象回答所需要的時間。結果表明，成人和兒童回答蛇的顏色都要比回答花的顏色更迅速，這個結果否定了所謂懷有恐懼情緒會妨礙認知信息處理這一心理學定論。
埃博拉的“祖先”
美國研究人員發現了埃博拉病毒和馬爾堡病毒的“祖先”――一種存在于2300萬年前的遠古線狀病毒。線狀病毒曾被認為起源于1萬年前，與農業生產的出現時期相一致，而新的研究證實，線狀病毒的生存時代遠比此前預測的更為久遠，其出現的時期與大型猿類崛起的時間一致。研究人員指出，埃博拉病毒和馬爾堡病毒是遠古病毒進化鏈的成員之一，這兩種病毒共享源自1600萬～2300萬年前的一個共同祖先。了解它們的遠古進化歷史將有助于研發同時針對這兩種病毒的新型疫苗。
猴子也得早老癥
早老癥又名早衰癥，是一種罕見的人類遺傳性疾病。日本研究人員報告說，他們首次發現患早老癥的日本猴。人類早老癥被認為是基因修復能力降低等原因所導致的，患者身
體衰老的過程較正常人快5～10
倍，樣貌像老人，器官亦很快衰退，其病因尚未完全明了，也沒有根治方法。日本猴等獼猴類動物與小鼠等實驗動物相比，擁有更加接近人類的發育和衰老模式，更適合作為研究早老癥和正常衰老機制的樣本動物。研究人員準備利用這只猴子的細胞制作出與胚胎干細胞功能極為相似的iPS細胞（誘導多能干細胞），培育出各種細胞，再現早老癥的病狀，弄清人類早老癥和衰老的機制。
與暴力犯罪相關的兩種基因
嚴重的暴力犯罪行為是否有著天生的生物學基礎呢？盡管存在爭議，但這方面的研究并不少見，最新的一項研究是在芬蘭完成的?？茖W家發現了與暴力犯罪息息相關的兩種基因，保守估計約有5%～10%的嚴重暴力犯罪可歸咎于這兩種基因。一種單胺氧化酶A（MAOA）的變異基因類型在那些承認有10次或10次以上嚴重暴力行為的犯人當中更普遍;另一種基因名為鈣粘著蛋白13（CDH13），這種基因參與大腦與細胞間的交流，而且已經被確定與沖動行為的控制有聯系，它也在這項研究中被發現與極端暴力犯罪有關。
宇宙“孤兒”
美國、日本和韓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宇宙中可能有多達一半的恒星不受星系約束，而是在星系之間的黑暗空間里孤獨地流浪。研究人員利用美國宇航局分別于2010年和2012年發射的兩枚探空火箭，測量了宇宙背景光近紅外區域中的波動。結果發現，“孤兒”恒星產生的光線亮度之和與所有星系加在一起發出的亮度幾乎相當。研究人員又利用“斯皮策”紅外探測太空望遠鏡進行驗證，所獲得的數據證實有大量恒星位于星系之外。這么多的宇宙“孤兒”是怎么產生的呢？研究人員說，星系在宇宙中移動時有可能會與其他星系碰撞并融合，在此過程中，有一些恒星會被剝離放逐到宇宙空間中，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長期“三班倒”大腦衰老早
一個英、法聯合研究小組發現，干10年“三班倒”的工作，可導致大腦早衰6年。人的大腦隨著年齡增長自然衰老，但“三班倒”的工作會加速大腦衰老的過程，使人的智力減退。不過，專家指出，停止“三班倒”的工作后，人的大腦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但恢復到正常狀態需要5年時間。這個發現可能有助于癡呆癥的研究，因為許多癡呆癥患者睡眠不好。違反人體生物鐘的作息規律造成的健康損害，還包括乳腺癌和肥胖癥等。
地球為何“沉悶”了十幾億年
在約24億年前，地球因“大氧化事件”出現了氧氣，但直到約6億年前動物才崛起于這個星球，“沉悶的十幾億年”間到底發生了什么？一項新研究顯示，這是因為中間一段時期大氣氧濃度又降回到極低的水平?？茖W家采集了中國、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淺海沉積的富鐵沉積物和頁巖，分析可反映不同歷史時期大氣氧濃度的鉻同位素水平。結果表明，從“大氧化事件”到“生命大爆發”期間，大氣氧濃度不到現代數值的0.1%，不足以支持動物出現?！吧蟊l”發生在5億～6億年前，大氣氧濃度上升至現代數值并維持至今，幾乎所有動物都在這一時期出現。之所以氧氣濃度會再次降低，可能是因為地球上沉積的有機物因地殼劇烈變化而返回地面與氧氣發生反應，消耗了大量氧氣。
“鬼魂”原是大腦所造
瑞士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造鬼”成功，證明“鬼魂”是由人類大腦創造的幻覺，多因生病、勞累或者壓力，使得大腦在某一瞬間失去了身體的位置所致。科學家建立了一個裝置，讓志愿者蒙著眼，用食指控制一個機械手臂的運動，這一運動被傳遞到他們身后的另一個機械手臂上，而這個手臂會觸碰他們的背部。當手指的推動和后背被觸碰同時發生時，志愿者會產生是自己在觸碰自己背部的錯覺。然而，當科學家們將后背的觸碰延時500毫秒，志愿者們突然感覺有“隱形”的人貼近他們，同時還感到自己向后漂移，靠近一個看不見的手。在正常情況下，人類大腦能夠就人體在空間內的存在，組建一個統一的自我認知。然而，當這一系統發生故障，有時候會創造自己身體的“第二個存在”，而大腦并不認為這是自己的身體，而是一個其他的“存在”。
能影響人類思維能力的病毒
第7篇：無犯罪記錄證明樣本范文
公安司法鑒定機構一直以來是公安刑偵部門下屬機構，職能就是服務刑偵工作。其存在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是現實工作的需要，在案件偵查工作中，公安司法鑒定機構為及時發現證據、固定證據、擴線偵查提供了保障，長期以來與技術偵查和情報信息并稱為刑偵工作的三大支柱。2005年12月，公安部頒布了《公安機關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和《公安機關鑒定人登記管理辦法》，并從200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對公安機關司法鑒定機構和鑒定人的資格核定和管理有明確的要求和規范，使公安機關司法鑒定工作邁入有序和正規化管理的軌道。但無論機構名稱有何變化，公安機關絕大多數的鑒定機構仍然是刑偵部門的下屬機構，在業務考核和行政管理上多數都隸屬于刑偵部門，這種架構的優勢是確保了技術力量和技術手段在案件偵辦中的充分使用和調度，但在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用行政手段不同程度地干預和影響鑒定的情況。建議將司法鑒定機構從刑偵部門徹底剝離出來，形成業務工作上既相互支持又彼此獨立的行政架構。筆者所在的海關緝私警察局（海關總署與公安部雙重管理，公安部序列24局），從成立之初就將刑事技術部門(現在的司法鑒定中心)獨立于偵查部門之外，可以說從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弊端。
2正確認識和對待“技術服務案偵”
各地公安司法鑒定機構的宗旨在語言表述上可能有差異，但核心一定會涵蓋“以辦案為中心，全力服務案偵工作”，“想案件之所想，急案件之所急”是沉淀在幾乎所有責任心強的公安司法鑒定技術人員血脈之中的觀念。這種觀念根植于所有鑒定人心中，也是所有刑警的思維方式、是公安機關對其他職能部門的要求。這種指導思想激發著鑒定人的工作熱情，但同時也帶來諸多問題，如機構和鑒定人出現角色錯位，把自己當成偵查人員，力圖去發現偵查人員沒有發現的證據，以致勘鑒不分，在鑒定工作中希望采用更為簡捷有效的方法去解決、滿足偵查員的要求，甚至忽視規定與程序。筆者所在的緝私系統雖然實現了偵、鑒分離，但基于“以辦案為中心，全力服務案偵工作”的片面理解，在以往的司法鑒定實踐中，有關單位還是存在一些問題。一是表現在對偵查部門不按照規定送檢的寬容。如以“時間緊”為借口不嚴格執行送檢審批程序，甚至連送檢委托都沒有填寫，先驗后補；以“人手緊”為托詞，不嚴格執行雙人送檢要求，對司機、協勤、武警充當第二送檢人的情況視而不見；文件檢驗中明明檢材、樣本不符合檢驗鑒定要求，或是理化檢驗送檢沒有對送檢品進行嚴格封裝，并由當事人簽名確認，就以案件需要為由做出結論，要求受理。二是對偵查部門提出的加快鑒定速度的要求的遷就。在一些大要案件偵辦中，主管部門急于匯總上報相關戰果，主辦單位領導、辦案民警經常催促受案部門，或通過局領導直接給鑒定部門施加壓力。在普通的通關涉嫌違法案件中，查驗部門一方面怕鑒定結果出來后如果不涉及違法，可能引起糾紛，另一方面各口岸海關都怕擔當扣留可能引發的事故責任，沒能充分運用海關的扣留權，而是把所有的時效壓力都轉嫁給鑒定部門。三是存在本來應該由偵查部門來做的工作由鑒定部門來承擔的情況。如理化檢驗的送檢取樣，一些案件中的偵查實驗，文件檢驗案件中的樣本搜集。四是存在偵查部門主觀判斷，在檢材、樣本提取上有不恰當的取舍，鑒定機構未全面了解情況、審核鑒定材料就受理鑒定的情況?！跋氚讣?，急案件之所急”本身并沒有錯，如果沒有這個基本的態度，公安機關也就不用力排眾議，堅持保留和做強自身的司法鑒定機構。問題是該如何去“想”，如何去“急”，筆者認為“想”是指工作的責任心和主動性，指鑒定機構倡導鑒定人樹立服務案件偵辦工作，想辦法幫助解決案件偵辦中技術性的疑難問題，注意收集和總結案件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指導偵查人員在案件偵辦中更為有效地發現、固定證據?！凹薄睉撌枪矙C關司法鑒定人員的奉獻精神，我們不同于第三方鑒定機構，第三方鑒定機構可以按時上下班，享受正常的假期，可以晚上睡覺關機，但公安機關的鑒定人不行，案件就是命令，必須服從工作需要，要加班加點，無私奉獻，這就是職責所在，使命要求。公安機關司法鑒定機構“服務案件偵查”是指在技術上、人員上、時間上的服務保障，絕非我們有時在實踐中出現的不按程序甚至替代偵查人員工作，或是罔顧合理鑒定時間，匆忙下結論。
3正確認識新刑事訴訟法，轉變角色、擺正位置
正確認識新刑事訴訟法對鑒定人來說十分必要。有人說，新刑訴法是把鑒定人從一定程度上變成了被告，如果這樣去想問題，對出庭作證就會產生對立情緒。盡管我們就職于執法機關，但同時作為普通公民，我們也享受法律健全和進步帶來的成果。新刑訴法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并細化到具體的法條中，這是國家法制建設的重大進步。其意義和影響是和每個家庭、每個公民息息相關的。只有對鑒定人出庭作證意義有正確的認識，才能保證我們自己在法庭質證過程中用更客觀、平和的態度對待當事人、人、當事人聘請的律師，甚至法官的疑問，避免挑起和激化矛盾，把自己變成法庭上有關人員進攻的靶子。其次要擺正鑒定人“客觀、公正、中立”的角色定位。在固有思維中，公安機關的司法鑒定工作者習慣將自己放在執法者的位置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當事人的對立面。的確，我們是執法機關中的公務員，但作為技術類的公務員，應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職業操守完成偵查部門對涉嫌犯罪的證據的甄別。對于嫌疑人，在法庭宣判前，我們首先要保護他們的人權。我們不是去驗證、證明偵查工作的正確性，而是甄別證據，從而保證司法的公正。對任意一份物證、書證，都要按照程序進行客觀、公正的檢驗、鑒定和記錄，并將獲得的結論完整提交給委托單位。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必須要強化角色定位，這對于機構管理，對于鑒定人自身順利完成出庭作證，對于令當事人信服鑒定結論，從而促使其認罪伏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4正視司法部有關規定和自身規程、確保管理制度落實
要使新形勢下公安司法鑒定機構的司法鑒定活動立于不敗之地，能經得起同業者的挑剔和法庭質證，最根本之處在于鑒定方法要具備科學性和實驗室管理的嚴謹性。根據《司法鑒定程序通則》，司法鑒定程序是指司法鑒定機構和司法鑒定人進行司法鑒定活動時應當遵循的方式、方法、步驟以及相關的規則和標準。雖然公安司法鑒定機構和鑒定人是在各省公安廳進行統一的備案、管理，相對于社會上的司法鑒定機構而言有自己獨立的管理體系，但司法部下發的《司法鑒定程序通則》在有些方面更具體，今后律師會在法庭質證時作為進攻的武器，因此了解熟悉司法部相關規定，及其與我們自己的程序或管理上的差異，一方面可以更加嚴格公安機關的司法鑒定活動，另一方面可以做到對于不同之處提前理解與合理解釋。公安機關司法鑒定機構在管理方面應該說是制度健全的，問題在于制度的落實。筆者前面列舉的海關緝私系統內以往出現的一些問題正是沒有嚴格執行制度規范的表現。鑒定人都知道送檢材料提取、包裝要求，雙人送檢要求，辦案單位領導的審核簽字，這些統統都是確保檢材來源合法性的有效措施。任何理由都不足以取消“檢材合法性”的把關，一旦這一條有疏漏，整個鑒定結論將從根本上被。問題的嚴重性不言而喻，為什么還是在實踐中屢屢“破戒”呢？根結在于執行規章制度或是規范的力度不夠。鑒定機構一方面要加強這方面的宣講，讓送檢規范深入到辦案部門。一旦出現不按規范送檢的事情，要敢于說不，鑒定機構的負責人也要勇于承擔責任、頂住壓力，才能使機構下的鑒定人真正按照制度和規程開展工作。公安機關的鑒定機構要樹立自身的權威，每年可以對基層辦案單位的送檢工作和刑事技術基礎工作進行考核打分，從而使辦案單位領導對這一問題不敢存僥幸心理。
5公安司法鑒定機構應逐步推進實驗室國家認可
第8篇：無犯罪記錄證明樣本范文
[關鍵詞]農村 集體經濟 審計
一、農村集體經濟審計、職能概念
1.所謂“農村集體經濟審計”
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部門的專門機構和人員，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和有關政策規定，按照一定程序，運用專門方法，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下屬單位的財務收支和經營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和經濟效益進行審查，并做出客觀評價，嚴肅財經法紀，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保護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合法權益的經濟監督行為。
2.“農村集體經濟審計的職能”
是指農村集體經濟審計固有的功能，也是審計工作的基本屬性。通過履行農村集體經濟審計職能，能夠實現四個目標：（1）審查財務收支的在此之前真實性、正確性、客觀性和合法性；（2）檢查和評估被審計單位經濟活動的經濟效益；（3）維護國家的財經法紀，嚴肅財經紀律，打擊違法犯罪行為；（4）考核經濟責任人。農村集體經濟審計職能主要包括：
2.1經濟監督
經濟監督是審計最基本的職能。就是監察和督促被審計單位的全部經濟活動在規定的范圍內、正常的軌道上運行。對農村集體經濟審計而言，就是要依法檢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被審計單位經濟活動是否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是否存在違反財經紀律的現象，以保護集體經合法權益，促進被審計單位加強管理，提高經濟效益。
2.2經濟評價
經濟評價就是通過審查被審計單位的經濟決策、計劃方案、財務收支、經濟效益等經濟活動狀況，對被審計單位財經紀律的執行、財務成果和經濟效益、規章制度的建立和執行情況，做出客觀、全面的判斷和評價，并提出改進措施和建議，幫助被審計單位落實經濟責任，改善經營管理。
2.3經濟鑒證
經濟鑒證是指對被審計單位的財務報表及其他資料進行審查驗證，確定其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真實性、公允性、合法性，并出具證明性審計報告，為審計授權人或委托人提供確切的信息，以取信于社會公眾。
二、農村集體經濟審計采取主要做法
1.爭取領導重視，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加強審計隊伍建設
遵照國發（81）10號、中辦發（86）27號以及省、州人民政府的文件精神和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現狀、特點、與國營企業和城市集體企業有所不同，面對審計對象的多樣性、審計職能的多元性、審計方法的靈活性、審計活動的群眾性及審計與經營管理工作的互融性，積極爭取縣政府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于七月縣政府決定成立建水縣人民政府農村審計辦公室，固定七人專門從事農村審計工作，到2002年，依據建政辦發（2002）107文件，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加強審計隊伍實力，安排業務骨干（農業經濟師）十二名定編、定崗定職定責，明確責任，切實抓好此項工作。
2.加強業務培訓，提高業務人員業務素質
認真組織審計人員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現金管理暫行條例》《云南省農村審計實施辦法》全國農村經營管理干部培訓教材《農村合作經濟審計》《農業執法》讀本。委派審計人員參加各級舉辦的會計、審計、微機網絡信息培訓班進行業務學習，及時為審計工作人員“充電”，提高審計業務工作人員綜合素質。
3.認真履行職責，積極開展農村集體審計工作
僅2010年，全體審計工作人員至始至終有計劃，按步驟認真履行各自的崗位職責，并按審計職能積極組織、協調、指導、監督全縣轄區內各鄉鎮農經審計工作人員對自身管轄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單位開展審計工作。全縣應審計村委會142個，實際審計142個，占應審村委會總數的100％，涉及村委會干部687人；應審計村民小組1562個，實際審計1392個，占應審計村民小組總數的89.1％，涉及村民小組干部1655人。審計收支單據26.30萬筆金額71697.67萬元。其中：借方發生額6.48萬筆金額48197.75萬元、貸方發生額19.82萬筆金額23499.92萬元，審計資金達11864.56萬元。審計出賬務差錯3l筆12301.45元，經核實并更正的2l筆3951.45元。現金清點長款2人56258.11元，短款4人62391.68元，對現金短款已作出限期歸回決定?，F金出現書單位79個，金額190.08萬元，并依據審計原則作了帳務處理。積極配合紀檢、公安等部門處理審計出農村干部違紀違法的財務遺留問題、嚴肅財經法紀，挽救了一批最基層的農村干部，化解干群矛盾沖突，促進農村社會穩定，規范農村集體財務管理，增加農村集體資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以致農村財務內部審計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三、存在的問題
1.體制格局不合理，農村審計辦公室沒有執法主體資格，紀委、公安執法部門對村、組違紀人員、金額分管層次過多，責任不明確，造成互相推辭，對審計出的財務違紀違法問題，很難得到解決。在廣大群眾中形成不良影響，嚴重損害了農村集體利益。
2.實行村民自治以后，部分村、組領導干部對農村集體經濟審計工作缺乏一定的認識，不愿意配合審計，加大了審計工作難度，村委會、村民小組出現的紅書單位逐年增加，難予控制。
3.由于缺乏必須的審計培訓經費，而無法對鄉（鎮）農經審計人員進行業務培訓，鄉（鎮）級部分審計人員業務素質偏低，不能嚴格按照審計程序、要求、內容、目的進行審計。
4.各級審計業務人員外出參加培訓、學習時間極少，學不到外地的一些審計經驗及先進的審計方法，審計方法單一。
四、應采取審計辦法及途徑
1.審計線索法
通過一些知情人提供的線索，加以收集證據，進行審查。審計途徑：公開審計事項提供審計組聯系方式獲取審計線索甑別線索的真偽收集證據查實問題。
2.經驗判斷法
審計經驗來源于審計實踐，是審計工作人員長期從事審計實踐積累的結果，因審計人員的知識結構和持續學習專業技術能力以及接觸的審計客體和工作時間的差異性，使得每一個審計人員所獲取的審計經驗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
3.追蹤資金流向審計法
按照資金的流程實施審計是審計工作人員最常用的審計應運之一，通過追蹤檢查資金流轉的各個環節，是否存在資金流轉過程中的“跑、冒、滴、漏”行為，直到資金最終得以合法、有效地使用。審計途徑：確定源頭資金總量一確定資金流轉環節一審查流轉環節資金的安全存在性一計算資金流轉的時間性一審查流轉最終的完整性一測試資金使用的合規、合法性。
4.走訪調查法
通過審計人員對所接觸到的記錄經濟活動行為記載，選擇知情人走訪調查，獲取審計線索或審計證據等資料。
5.抽樣審計和詳細審計相結合
抽樣審計是確定審計樣本的一種審計方法，是基于審計成本與時間的制約而考慮的，從手段技術上看，潛伏著巨大的審計風險，會因樣本的確定可能導致不能被揭示的內在存在問題，當對某一樣本產生懷疑時，審計人員則要擴大樣本的數量或對某一樣本的業務流程進行詳細審計。
6.實物觀察與計量審計法
通過實物的現場觀察與計量的手段，來核實資產賬面記錄的真實性、存在性和準確性。
7.效益評價審計法
通過審計客體所從事的經濟活動行為，利用數學計量或數理統計原理，在內部管理制度相對完善的狀態下，制定出量化的評價標準，科學、合理、細致的計算出經濟評價的各項指標，反映經濟的節約與效益和對社會的貢獻程度，主要是考慮資金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五、農村集體經濟審計建議
1.希望各級黨委、政府應將農村集體經濟審計工作列入重點日程，常抓不懈，強化目標管理，對村委會新一屆領導班子選舉產生后，應逐級簽訂任期目標責任書，在促進農村經濟全面發展的同時，為開展任期和離任經濟責任審計提供書面可查依據。
2.農村審計經費列入財政預算，每年撥付一定的農村審計培訓經費，用于改善農村審計工作條件。
第9篇：無犯罪記錄證明樣本范文
關鍵詞：網絡 虛擬 財產 法律
網絡虛擬財產的界定
網絡虛擬財產（virtual property）是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網絡游戲的發展而出現的一個新詞。網絡虛擬財產與大多數法律概念一樣，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虛擬財產就是數字化、非物化的財產形式，包括網絡游戲、電子郵件、網絡尋呼等一系列信息類產品；而狹義的虛擬財產一般是指網絡游戲中的虛擬財產，具體地說，就是指網絡游戲的玩家在網絡游戲的虛擬環境世界中可以自由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賬號以及存儲在賬號里的裝備、貨幣、秘籍等一切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虛擬物品。本文探討的主要是狹義的虛擬財產。
網絡虛擬財產在人們的一次次使用與交換中，既具有了使用價值也具有了交換價值，因此它不再是簡單的電磁記錄，而成為了具有財產屬性的物。無論是哪種虛擬財產，它們都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網絡虛擬財產同樣符合這些特征要求：客觀性、虛擬性、現實性、價值性。
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歸屬及分析
對于網絡虛擬財產究竟屬于何種權利的客體討論在法學界觀點不能統一。包括知識產權說、債權說、物權說（財產權）等。
（一）知識產權說
該學說又分為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它應屬于網絡游戲開發商（它一般不是實際的ISP）的智力成果，應列為知識產權范疇。也就是說，對于開發商，應作為知識產權中的著作權來對待；對于玩家，則限于該著作權中的使用權，即玩家通過過關斬將或購買獲取的并非對這些數據的獨占權和所有權，而是使用權。另一種觀點認為，虛擬財產應認定為是玩家的智力成果，具有新穎性、創造性、可復制性并需要一定的載體，因此可以將虛擬財產視為玩家的知識產權。
（二）債權說
該學說認為，虛擬財產權是一種債權，虛擬財產權法律關系是債權法律關系。在這個債權法律關系中，玩家通過向網絡游戲服務商支付對價取得虛擬財產的使用權，網絡游戲服務商在接受了玩家支付的對價后有義務在游戲規則允許的框架下向玩家提供其欲取得的虛擬財產。筆者認為，債權說存在問題，不能準確地揭示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理由如下：第一，債權說將玩家在對虛擬財產進行占有、使用、收益、處分過程中發生的玩家與服務商以外的第三人之間的關系等同于玩家與服務商之間的關系，沒有看到兩種關系的區別。第二，債權說不利于玩家權利的保護，有違公平正義原則。
（三）物權說（財產權）
在優帝《學說匯編》中，物包括有體物、權利和訴權，又稱“財物”，這是狹義的物。蓋尤斯認為，有體物是具有實體存在，可以由觸覺而認知的物體。無體物則指沒有實體存在，僅由人們擬制的物，即權利（周扔，2001）?；诖?，在羅馬法上，物之有體即為有形，權利屬于制度產物，無體物實際上是所有權之外的財產權利?？梢哉f，由于社會生產力和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有體物之“體”拘泥于外在之“形”。羅馬法上的無體物僅指某些財產權利，并不包括近代社會以來出現的知識產權等。因此，羅馬法上的財產權，其對象主要是一種體現為實物形式的有體物，即便是表現為財產權利的無體物，也強調其客體的客觀實在性。因而，說到底，作為“非物質財富”的無體物，也只是財產權利本身，它必然對應著實物形式的有體物（尹田，2003）。德國民法否認羅馬法以來的物的分類方法，提出了“物必有體”的觀念，在學理上，物權法中的物（德文sache），即為狹義的具體的可見物品。德國民法不僅不承認以特定財產權利為指向的無體物，而且沒有像法國民法那樣在客體類別中采取財產與物通用的說法。在英美法中，由于法律傳統的差異，極少使用客體物的概念，而普遍采用財產的說法。當代英國學者編纂的《牛律法律大辭典》在表述權利客體的物（things）與財產（Property）時，做出了實產（realproperty）或不動產與屬人財產或動產的相同分類，前者即是可請求返還特定物的財產，后者則是可請求給予損害賠償的財產。這表明物與財產兩者的概念、內涵是一樣的（屈茂輝，2005）。英美法學者更是提出了抽象物的概念，抽象物不能被感官觀察到，只能通過思維想象，就象是具體物一樣，它們能夠在人們之間轉讓（周林彬，2002）。無論是羅馬法還是英美法學者在早期對于無體物或抽象物的概念都是基于社會經濟以及科技水平的發展對物的概念的擴展。同時各國法律也都承認了電、熱、聲、光等無形的自然力為物。21世紀是網絡經濟時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網絡虛擬財產的出現勢必又一次沖擊著物權客體的范疇。德國法關于物的有體性問題也有了相對緩和的趨勢，如在法院的判例集中規定，計算機程序因缺少有體性也不是物，但它們因儲存于數據載體中而獲得可把握的形式時，卻成為物（陳良、劉滿達，2005）。
（四）筆者的觀點
筆者認為，網絡虛擬財產既不像有體物那樣真實可觸摸，又不像無體物那樣本質上表現為權利，而是一種客觀存在并具有自身獨特表現形式的虛擬的物。故此，網絡虛擬財產因具有物的屬性，所以應納入物權的體系加以保護。要成為物權客體，受物權法保護就必須具備價值和獨立存在，并表現自己的外觀（高富平，2005）。網絡虛擬財產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其具有物的屬性，法理依據如下：
1.網絡虛擬財產具有獨立性。網絡虛擬財產的存在要借助網絡服務器，因此有學者認為網絡虛擬財產具有依附性，但是網絡虛擬財產是以一組組數據客觀獨立存在著的，如電需要借助電線傳輸、用電物品來體現一樣。
2.網絡虛擬財產具有價值。網絡虛擬財產已經不僅僅是網絡上的一組組僅有使用價值的數據那么簡單。當今的網絡虛擬財產如QQ號碼、網絡游戲中的虛擬裝備、ID、游戲幣等等已經在現實生活中被賦予了交換價值。其交易方式主要有：第一，網絡用戶與網絡運營商或網絡服務商之間的交易，第二，網絡用戶與網絡用戶之間的交易，越來越多的網站為網絡用戶交易的方便而專門開辟了交易區用于網絡虛擬財產的買賣。
3.網絡虛擬財產具有被直接支配性。網絡虛擬財產存儲在網絡運營商的服務器上，因此網絡運營商可以支配網絡虛擬財產，但此種支配僅限于對網絡虛擬財產的維護。而網絡用戶可以通過自己的賬號、密碼等對自己的網絡虛擬財產進行使用、轉移等，并且在合法的范圍內不受網絡運營商或網絡服務商的限制。
4.網絡虛擬財產權具有對世性。網絡虛擬財產的權利主體是特定的網絡用戶，義務主體是除了特定網絡用戶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其他網絡用戶以及網絡運營商與服務商。以不特定的任何人為義務主體，任何人都依法負有不侵害他人物權標的物，不干涉、妨礙他人行使物權的不作為義務（李開國，2005）。這無疑符合物權的對世性特征。
由此可以看出，網絡虛擬財產具有民法上物的屬性，因此應當將其認定為物，并適用我國《物權法》對其進行保護。
對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保護
（一）確定游戲運營商和游戲玩家的權利義務
1.明確規定網絡運營商的權利和義務。游戲運營商利用格式條款規避自己的責任情況較為普遍，為此要對游戲運營商設置嚴格的網絡安全保護的義務，主要是：提供游戲的網絡環境；確保網絡安全，包括取得裝備的密碼保護，身份確認的程序等；賠償義務；游戲運營商有管理、維護并保證游戲正常運行的義務。
2.對于游戲玩家來說，應承擔如下義務：游戲玩家應服從正當管理，按時付費，遵守游戲行為規范；游戲玩家不得從事“私服”、“外掛”等違法行為；游戲玩家在網絡游戲中有不得傳播與現行法律法規相抵觸的言論，不得傳播一切有違系統平衡性的信息，不得傳播一切對法人、組織、自然人進行侮辱誹謗、惡意攻擊的言論，不得傳播一切以欺詐為目的的虛假信息；游戲玩家在網絡游戲中有不得危害網絡游戲網絡安全的活動的系列義務；未經允許不得進入游戲網絡或者使用游戲網絡資源；不得對游戲網絡的功能進行刪除、修改或者增加等。
（二）建立虛擬物品的交易平臺并規范虛擬物品交易秩序
1.建立虛擬物品的交易平臺。在各網絡游戲的官方網站建立專門的交易網頁，或者成立統一的虛擬物品交易網站。網站提供完整的交易服務，包括提供規范的虛擬物品交易格式合同、交易確認等，讓游戲玩家在交易網頁上完成交易，對游戲玩家交易情況的電子數據予以記錄和保存。如果游戲玩家選擇在網下進行私人交易，則要求游戲玩家采用書面的虛擬物品交易格式合同。確立實名注冊制。游戲玩家在注冊網絡游戲賬戶時應以真實身份注冊，以避免在發生虛擬物品侵權時無法證明自己為相應賬號的注冊人。司法實踐中就有因游戲玩家無法證明其為該賬號的注冊人，駁回了其訴訟請求。確立網絡交易登記認證制。游戲運營商或第三方提供網絡交易登記認證制度，提供一個完全的虛擬物品交易平臺，對交易信息進行備案，交易的安全性將得到較完善的保護，而且游戲運營商可明確分辨虛擬物品交易和虛擬物品侵權，提供游戲玩家一個更具安全性的服務環境，并在發生虛擬物品糾紛的情況下提供更及時有效的救濟。
2.規范虛擬物品交易秩序?，F實中，虛擬物品交易市場龐大，在虛擬物品交易市場中，因為沒有法律制度的約束，也沒有行之有效的監管，導致游戲玩家在交易過程中利益無法得到很好保障。從某種意義上說，規范虛擬物品交易、保護交易雙方的合法權益就是保護游戲玩家的虛擬物品安全。筆者認為，虛擬物品交易最好是通過合法注冊的游戲運營商進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稅務部門起監管作用，保障國家稅收不流失。
3.從立法上明確虛擬物品的合法地位及虛擬物品交易的合法性。在立法上，要明確虛擬物品屬于合法財產的一種形式，受法律保護。也要明確虛擬物品交易的形式合法，讓虛擬物品交易得到相關部門合理的監管。另外還要明確偷盜虛擬物品屬非法行為，如達到一定數額，則為犯罪行為，應受到刑事制裁。具體為：
首先，擴大司法解釋將虛擬物品納入保護范圍。要通過司法解釋擴大《民法通則》中“財產”的外延。其次，增訂關于“電磁記錄”的單獨保護罪名。把網絡游戲中的虛擬物品視為存在于服務器上的“電磁記錄”，屬于私人財產的一部分。盜竊他人虛擬財物的構成犯罪行為，可以判處有期徒刑。虛擬物品丟失后，游戲玩家可以追究游戲運營商應承擔的責任。游戲運營商還可以追究“盜竊者”的責任，要求賠償。如果情節嚴重，可以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要求其承擔行政責任或直接對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再次，制定網絡游戲基本法。僅僅通過司法解釋擴大《民法通則》中“財產”的外延還是不夠的，因為虛擬物品的法律特征和法律性質、虛擬物品的所有權歸屬、游戲運營商的責任以及虛擬物品糾紛的解決方式等都難以涉及到，而這些也正是實務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同時，網絡游戲還存在著諸多“私服”、“外掛”等違法操作手段，虛擬交易平臺的規范、網絡游戲格式合同解釋等問題，通過制定一部網絡游戲方面的基本法把這些問題系統地加以解決才是比較徹底的，這也是目前整個網絡游戲行業發展的需求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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