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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強探索創新的精神,增強為人民服務的能力,保持真誠奉獻社會的情懷,在實踐中增長才干,切實為廣大群眾服務;為了甩脫書呆子氣,確保理論聯系實際,加強對自身的鍛煉,磨礪塌實肯干、艱苦奮斗的品質,醫學院赴白鶴社區實踐小組自7月3日起投入到了火熱的實踐中,實踐理想,展現風采,回報社會。
實踐小組共24名同學又分為7個小組,在白鶴社區及其周邊的6個醫療衛生服務站點實踐。每個小組3~4個組員,有一個小組長帶領,在一個站點實踐2~3天后,換到另一站點,這樣依次輪轉,整個實踐為期10天。6個服務點分別是白鶴醫院、丹頂鶴衛生服務站、丹鳳衛生服務站、孔雀衛生服務站、兒童保健科和防治保健科。
白鶴醫院實踐的同學主要在內科實踐,他們為前來就診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如量血壓等,同時做老師的助手,有時也做一些護理工作。星期一有個中暑病人昏倒后前來就診,我們的一位同學協助老師參與搶救,及時有效地替病人緩解癥狀,為老師進一步治療爭得時間。還有一些老年病人往往行動不便,同學們就會上前攙扶,領他們配藥,注射等。這些都得到了病人和家屬的稱贊,雖然比較辛苦,但我們無比自豪,因為這一點一滴都是為人民服務,是自身價值的體現,是無私愛心的奉獻。
在丹頂鶴衛生服務站實踐的同學們為病人量血壓、測體溫,做一些基本的護理,為他們解答一些日常生活健康方面的問題等。通過實踐,我們對醫生的角色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醫生惟有具有技術、責任和愛心才能成為受患者愛戴和尊敬的好醫生,才能不辜負病人對醫生的期望,才能對得起病人把生命都托付給醫生的這種信任,才能對得起醫生這個稱號。看到現在這么多病人受慢性病的折磨和一些不治之癥,我感到醫生們任重而道遠,而這就是我們將來的使命,是我們若干年后的神圣職責。社區醫生們和藹耐心的態度,細致認真的工作為我們樹立一個又一個的好榜樣,那天在丹頂鶴站,醫生聽到急忙前來的家屬說90多歲的老人躺在家很不舒服,他急忙拎起醫藥箱,頂著烈日出診,這些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醫德教育的課堂。丹鳳和孔雀衛生服務站也是為其鄰近居民解決常見健康問題,同學們在那邊也受益匪淺。
兒童保健科是專門面向兒童,為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有效地預防各種易發病提供咨詢,保健服務,并為了保證兒童健康成長,在飲食,營養,睡眠,運動等各方面給予各種建議,指導家長科學地養育子女。我們在這里了解了兒保科醫生的工作,他們細心地為每一名兒童建立成長檔案,定期為他們體檢,為家長仔細解釋在養育孩子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防治保健科是提供疫苗接種服務為主的站點,接種各種計劃內疫苗和自費疫苗,來接種的大都是一些兒童,防保科為每個兒童建立數字化資料,并及時通過各種方式通知家長帶領孩子前來接種。我們在防保科了解了各種疫苗種類、接種時間、接種次數,也幫助那里的老師整理接種記錄等資料,建立傳染病報告等檔案,是老師們的得力助手,得到老師們的一致贊揚。
醫學生社會實踐心得體會(二)
社會實踐是每一個大學生必須擁有的一段經歷,它使我們在實踐中了解社會,讓我們學到了很多在課堂上根本就學不到的知識,也打開了視野,增長了見識,為我們以后進一步走向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以下是我的假期社會實踐報告。
時光飛逝,走進醫學殿堂已有兩載,在這兩年的學習中,我對醫生這個職業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然而理論終究局限于課本,真正走入社會,走進醫院,更多的去了解醫生的工作環境,更多的來到患者身邊,踐行一個醫生的使命。作為一名臨床專業的醫學生,這是我的第一次社會實踐。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我決定去醫院里面提前感受見習的氛圍,真正到醫學領域去實踐,找出自己的不足,為以后的學習增添動力!于是我來到了漢中市人民醫院,在征得院方的同意后,在該院泌尿外科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見習實踐工作。由于還未涉及臨床課程,沒有過硬的專業知識,我的主要任務是在一旁觀看學習,盡管時間不長,但對我來說,仍受益匪淺。
從醫教科老師那里接過白大褂的那一刻,我就正式成為了這所醫院的一員。走入外科大樓,那種熟悉的味道撲面而來,而此刻的心情卻與往常截然不同,身份的轉換,讓我格外興奮。很期待,又有少許緊張。稍作調整,便來到了泌尿外科醫生辦公室。科室的各位老師,對我的到來都格外歡迎。老師們的熱情讓剛才那種緊張的情緒蕩然無存。科室趙主任為我指定了李醫生作為帶教。我的實踐生活也就此正式開始了。
每天的工作,都是從早上的例會開始的,八點整,醫護人員*,首先由值班護士匯報當晚病區病人情況,接著是由當晚值班醫生匯報晚上急診情況,交*結束是病案討論,醫生們將你難病人的病情、診斷治療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想法,提交全科成員共同討論,提出解決方案,上級醫生也會給出指導性的建議。在這個環節中,科室里低年資的醫生們能學到很多東西,從各位老師們分析問題的思路和角度,更加全面的了解這種疾病的發生發展及轉歸過程,從而積累經驗。
緊接著,醫生們開始進行每天的查房工作,以了解病人情況,聆聽病人的病情敘述,對病人進行必要檢查,在言語方面,須親和友善,不能命令不能冷淡,要與病人及其家屬如親人一般耐心詢問。查房完畢,各個醫師根據自己病人當天的情況書寫病歷和簽署醫囑。在這期間,我發現醫護人員真的很辛苦,每天都要微笑面對每一個病人及家屬,給予他們溫暖和信心。這種嚴謹,這種一切為了病人的心,真的讓人感動。每周二的主任大查房要求全科成員參加,由主管醫生匯報情況,主任耐心的詢問,還會時不時的針對當前病例提出問題,而這中的一些問題是書本上沒有的,需要通過多年的臨床經驗分析判斷,這對低年資的大夫來說絕對是學習的好機會。因為是在校學生,主任并沒有專門向我提出問題。年輕大夫們在這么多人面前,回答不上來,反而會促進他們下來刻苦鉆研業務,更加努力的工作。查房結束后就是每天正常的工作了。
在醫院的這些天中,帶教*詳細的向我介紹了醫院的各項規章制度,科室設置情況。從*那我學會了病歷的基本寫法,熟練掌握了心肺復蘇的操作要領以及急診病人的處理等醫療活動。并且有幸走進手術室全程觀摩了一臺《前列腺氣化電切》。雖然專業知識不足導致我并不能完全看懂手術,但看到醫生們注意力高度集中地手術,旁邊的護士也十分專業地為醫生遞上他們需要的工具,真是讓我有緊張又驚喜。在手術中,團隊合作精神也是十分重要的,主刀,一助,二助,器械護士,麻醉師缺一不可。縱使醫術再高,也需要和同伴默契的配合。一小時過去了,手術順利結束,沒有動手的我,已經站的腳跟發麻,腰有點酸,可以想到手術的醫生們此時更是疲憊吧,而這只是一天工作的一部分,并沒有結束,不禁感到醫生的辛苦,而這樣的辛苦可以換來病人身體的健康,我想對于每一個醫生來說,在他們的價值觀里,也是值得的。
醫學生社會實踐心得體會(三)
短短兩天的是社會實踐志愿鄉下行很快就結束了,但留在心中的印記卻永遠不會泯滅。還記得前期準備的辛苦和倉促,還記得臨行前的興奮與期待,還記得蒙蒙細雨中有條不紊開展活動,還記得鄉親們那一張張純樸的笑臉,還記得基層醫療的嚴峻面貌不容樂觀,還記得我們身負重任,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親身走進農村,我才深切地感受到那種缺醫少藥是什么樣的尷尬現狀,我的眼前是這樣一幅真實的畫面:村里只有兩個赤腳醫生,衛生所在5里地外,很多村民平時有了小病就隨便開點兒藥來吃,管用就吃,不管用就扛過來甚至不理了,現有的醫療保險制度也就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參加的人數少,報銷的比率低,手續麻煩,和一個大娘聊天,她每月只有200元維持生活還要給小孩子買零食,還有一些中老年人甚至是第一次測量血壓,據我們測量的結果看血壓偏高的人占總測量人數的一半左右,只有極少數人堅持吃藥,用的也基本上是的淘汰的短效降壓藥,多數人即使知道自己血壓高也根本不吃藥。有些家里還在燒著土灶,用著柴火,這真的是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市嗎?我疑惑了。城區里的老人有著優厚的退休金,有著完善的醫療保險,有著小康的生活條件。這個差距,這個距離,那么,外省市呢?外省市的郊區農村呢?占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究竟在怎么樣的醫療條件、生活條件下生活著?!
說過我所眼見的情況,下面說說我所親身經歷的。這兩天的社會實踐是在張義鎮小東溝村村大隊進行的,村子里沒有服務業,我們住在鄰近的靠山集村,靠山集村有一條約四五百米長的主要街道,有兩家飯館,兩家旅館,我男*分別住在這兩家,條件基本完善,有電視和電扇,床單被罩略帶污漬,由于是太陽能供熱水,我們去的那天趕上下雨,沒有熱水,廁所一個,男女共用,鎖門為界。
我認為,目前農村醫療嚴峻的局勢更多的是政策和制度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改進和發展。大力發展中醫是我認為解決現有農村醫療困難現象的好辦法,以目前農民的文化素質和認知水平,弘揚中醫以解決農村醫藥緊缺的現狀,有以下好處:
1.草藥采集就地取材,價格便宜
2.望聞問切無需繁瑣的實驗室檢查指標輔助診斷
3.深入民間,深得民心
但也面臨以下問題:
1.中醫治療周期較長,無法快速達到解除病痛的效果,農民更愿意選擇療效快的西藥來解決病痛。
2.人才緊缺,農村生活條件艱苦,待遇較低,真正來到農村一干就是幾十年的人寥寥無幾。
3.中西醫屬不同系統,發展趨勢尚無定論,發展中醫條件不足。
在接到*****轉發****《**》(以下簡稱:《通知》)文件后,我公司高度重視,主要負責人親自研究部署工作方案的推動落實,現將工作落實情況匯報如下:
一、強化思想認識,提高政治站位
我公司認真貫徹《通知》要求,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固樹立底線思維,充分認識到防范報復社會型暴力犯罪的重大意義,從近期發生相關案件中汲取教訓,為慶祝建黨100周年創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
二、提高防范意識,增強防范能力
對報復社會型暴力犯罪,堅決按照《通知》要求,加大普及力度、增強公眾必要的防范意識,向公眾宣傳《危害公共安罪》等規定;積極參與社區治安防控,提升防范措施。強化應急處突準備,健全應急預案,強化實戰演練,確保一旦發生報復社會型暴力犯罪等案件,能夠快速反應、高效處置。對公司各種人為隱患,矛盾糾紛等開展大排查,確保底數清、情況明,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確保問題有人問、糾紛有人解。每月至少1個工作日作為“總經理接待日”對外親自接訪接訴,回應群眾訴求。總經理室高度關愛奮戰在一線的員工,時刻把員工的冷暖放在心上,進一步加大了關心關愛員工工作力度,為員工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努力提升員工歸屬感和幸福指數,將關心關愛員工落到了實處,教導員工傳播正能量,不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或者誤導性信息,理性看待問題,提高了員工防范能力。
特此上報。
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執政黨,對于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作為政府職能部門之一的檢察機關如何在建設過程中緊緊圍繞檢察機關的執法辦案,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參與社會管理創新,必須做到以下四點。
一、立足職能,擺正位置
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是懲防腐敗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具體體現。其核心是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將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納入全市懲防腐敗體系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的范圍。職務犯罪預防工作作為一項新的檢察業務,具有法律監督的職能特征,但又區別于普通的社會預防。如何立足職能、擺正位置,做到“到位不越位、盡職不越權、參與不干預、幫忙不添亂、服務不代替”,主要解決檢察機關開展預防工作“干什么,如何干”的定位問題,這是檢察機關開展預防工作的基本點和出發點。
《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明確指出,懲防腐敗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那么檢察機關開展預防工作既不消極待命而故步自封、又不包攬天下而越位欲為,其職能定位應當是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緊緊圍繞轉型發展、跨越發展、和諧發展,不斷提高檢察機關圍繞中心的自覺性、主動性和服務大局的針對性、實效性,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檢察機關依法懲治腐敗、更加注重預防、治理源頭腐敗、構建懲防體系等路徑,進而實現檢察機關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中“發展”的第一要義。
具體地講,就是用足、用好預防調查、案例分析、檢察建議、行賄犯罪檔案查詢、警示教育、預防咨詢等手段,明確各自的工作目標和任務職能,服務于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如2011年市院本著“有病治病,無病防病”的理念,通過《關于陽煤集團總醫院貫徹落實情況的職務犯罪預防調查報告》,發現該單位在工程建設項目、醫療糾紛處理、干部任用交流等方面存在職務犯罪的隱患或漏洞,針對性地發出檢察建議,同時應邀進行了職務犯罪警示教育講座,得到高度贊譽和一致認可,真實地體現了檢察機關預防工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機統一,其中陽檢建[2011]4號檢察建議書獲全國檢察機關第三屆預防職務犯罪優秀檢察建議,這也是我省檢察機關唯一獲得的優秀檢察建議。
二、端正態度,堅定信心
不論從事什么性質的工作,必須端正和嚴肅工作態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價值就是以人為本。檢察人員是執法的主體,必須堅持從嚴治檢與從優待檢相結合,必須務實、廉潔、高效,而檢察工作的服務對象是社會和群眾,那么必須堅持執法為民、服務于民。預防工作永無止境,尚需堅定信心,圍繞職能、拓展空間,科學管理、規范業務永遠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要把質量和效果作為衡量預防工作成功與否和檢驗工作作風的重要標準。對任何一個案件來說,“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那么,檢察機關的預防工作同樣是在關注現實、發現問題、研究措施、解決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取得突破的;又是在正視現實中把握其創新變革的本質規律,在批評現實中尋找其發展進步的內在動力,加強對下指導和機構完善,提高業務綜合素養與務實技能(預防調查與分析、法制教育與宣講、理論研究與表達、外部協調與溝通),加快檢察機關預防職務犯罪專業化建設步伐,克服基層院業務短板現象等,這都是我們急需努力的工作方向和解決的實際問題。
一是明確預防執法主體。市檢察院與市監察局、市審計局聯合會簽了《關于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聯系制度》,確立了貫徹《條例》三個執法主體機關的協調機制,有效整合了預防職務犯罪的資源。2009至2012年度,市檢察院每年都協調市監察局、市審計局召開聯系工作會議,且累計對轄區內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近40個單位落實《條例》的情況進行了檢查,通過預防調查、發現隱患漏洞、提出檢察建議、督促整改落實,進而實現預防之目的。如2012年8月,市檢察院組織市監察局、市審計局并邀請市人大法制委在對陽泉市第十五中學校貫徹落實《山西省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情況檢查中,發現礦區政府采購中心組織采購業務存在不規范的現象,于是發出檢察建議書,并主動提供預防咨詢和免費發放《行賄犯罪檔案查詢指引》資料,幫助研究制訂了《關于規范政府采購相關程序的意見(試行)》,為推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預防和減少職務犯罪的發生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是關注預防重點領域。市檢察院通過與市國土局、發改委、建設局、交通局、水務局、規劃局、公路分局等單位會簽了關于在國土資源、工程建設、公路建設領域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聯系制度,構建了不同行業系統化的職務犯罪預防網絡,體現了各負其責、相互配合、共同參與的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機制。如2011年5月,市檢察院、郊區檢察院與中鐵十一局集團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國家重點工程――平陽高速公路七標段)聯合簽訂的《“檢企共建”聯系制度》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廣泛贊譽,為《山西日報》、《中華鐵道網》、《交通廉政?太陽專刊》等多家媒體報道。
三是發揮預防協調作用。市檢察院作為預防領導組辦公室,要積極發揮組織、協調、檢查、督導職責,如2009年11月,在全省較早地與市委黨校建立了陽泉市預防職務犯罪法制教育基地,為市委黨校和市委組織部組織的縣級干部和組工干部培訓班授課8次;2011年4月,在市展覽館舉辦了“法治與責任―全國檢察機關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巡回展覽”,累計7400余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社會群眾觀看了展覽;2012年初,兩級檢察院分別向地方黨委、人大、政府遞交了2011年度職務犯罪發生情況、發展趨勢和預防對策綜合報告,通過建言獻策,努力服務于黨和政府工作的大局;2012年9月11日,組織召開了全市預防職務犯罪工作領導組第一次會議,將預防職務犯罪工作領導組成員單位調整增加至27個,并明確了各自的職責任務,安排部署了預防職務犯罪工作進機關、進企業、進社區、進鄉村、進學校的“五進”實踐活動,得到省預防職務犯罪工作領導小組的肯定。
三、拓寬思路,注重方法
思路決定出路。有了好的工作規劃和打算,還必須有好的工作方法與技巧。遇及困難,我們在深刻剖析原因的同時,更要結合具體實際、尋找解決問題的措施。
首先要整體把握協調性原則。也就是檢察機關的預防工作要堅持“上下統一、橫向協作、內部整合、總體統籌”,做到治標與治本并重、懲治與預防并重,最大限度地實現檢察機關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中“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基本要求和“統籌兼顧”的根本方法,這也是檢察一體化的具體要求和體現。既要以深入“三項重點工作”為切入點,緊密結合中央部署的專項治理工作,抓系統、系統抓,深入重要部門、重點行業加強預防調查,又要圍繞檢察機關查辦的職務犯罪案件大力開展犯罪分析、對策研究、預防建議、警示教育、宣傳咨詢、基地建設等工作。通過建立和完善《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內部協調制度》、《職務犯罪偵防一體化實施辦法》等制度,逐步形成檢察機關職務犯罪預防工作“黨組統一領導、業務分管領導齊抓共管、預防部門加強協調、各個業務部門分工負責抓落實”系統健全的內部格局,從組織、機制、紀律、裝備等方面進一步保障預防工作正確、統一、協調、健康地開展,打破既往預防部門單打獨斗、孤掌難鳴的狀況。如2011年,組織舉辦了優秀“檢察建議”、“犯罪分析”和“預防調查”評比等崗位練兵和業務培訓活動,以進一步規范各項預防業務、提高和提升預防工作質量與效果,實現預防工作“上下一體化”的組織優勢。
其次要注意點面結合的辯證關系。要學會借力作業、借雞下蛋,拓寬預防領域、豐富預防措施,主動地爭取黨委、人大以及有關單位紀檢監察部門的支持,積極調動全社會一切可用資源,最大限度地產生協同效應。如2010年收集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職務犯罪案例30個,輔以自省、點評或旁白,在《陽泉法制》三期連載警示教育文章《這些人是怎么倒下的?》,其效果顯著、影響廣泛、意義深遠; 2012年4月,在全省檢察機關首屆廉政短片評審中,我市礦區院、郊區院報送的《廉由心生,潔隨一生》、《反腐倡廉,廉潔奉公》分獲三等獎和優秀獎。法制教育宜兼顧和涵蓋法制宣講、基地建設、廣告宣傳、報刊宣教、手機短信、文藝節目等多種形式,而不是單純局限或教條于課堂講授。
第三要注意把握正確的工作導向。檢察機關開展預防工作并非主觀臆斷、標新立異,不是數字拼湊、外形包裝,應時刻明白“預防的目的是什么、預防的手段有哪些、預防的效果怎么樣”,堅持業務數量與工作質量并重,樹立數量是基礎、質量是生命的理念,既要防止攀比、虛夸、堆砌甚至作假等數字表面繁榮的苗頭,又要克服忽略黨的事業、憲法法律與人民利益有機統一的傾向。學會工作、善于工作,這既是扎實工作作風的問題,又是創新管理機制、公正廉潔執法、塑造社會形象的問題,要把實際工作的成效業績通過數字、圖文、影像客觀、全面、真實地概括反映出來。如2011年12月《檢察機關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職能定位與科學發展》一文參加最高檢“預防職務犯罪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研討會;2012年8月,《關注民情 創新機制 化解矛盾――通過預防調查挽回經濟損失50余萬元的典型案例》一文代表我省參加了全國檢察機關預防調查經驗交流。
四、明確目標,再創輝煌
【關鍵字】建構主義;反思;教學
1 引言
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指出,教育者的身份應該是學生學習的促進者而非單純的教書匠(Bauersfeld, 1995)。教師在當前的教育改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對于學校及課堂教學的改革也應該發揮其關鍵性作用。
“反思型實踐者”是指教師在日常教學中反復訓練自己的批判性反思并通過這種方式來明確自己獨特的教學觀點。這個概念是由Schon在1983年提出的。本文簡要回顧目前教師教育的現狀并針對如何成為一名”反思型實踐者”提出了筆者的一些見解。
2“反思型實踐者”的理論基礎
2.1心理學基礎
認知心理學的發展為“反思型實踐者”鋪平了道路。認知理論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基礎。這種理論認為學習往往是建立在學生的已知知識基礎之上的,其中的已知知識被稱為“圖式”。因為所有的學習都要通過已經存在于學生大腦的圖式的過濾,因此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積極參與學習過程的學習效果比被動接受知識的學習效果要好得多。因此,許多教學方法聲稱是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基礎而形成的。這些方法中有很多都是以指導性發現法為依據的。指導發現法強調,教師在教學中應避免使用直接傳授的方法而是引導學生通過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來實現新知識的獲取。
建構主義教學方法也是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依據的。除了杜威以外,皮亞杰對兒童的發展及教育也進行了研究。他們的理論被廣泛應用于教育發展的實踐中。
2.2方法論基礎
行動研究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反思過程,由個人與其他團隊成員或“實踐組”合作來處理問題及解決問題。顧名思義,行動研究是通過行動來實現的。行動研究在有專業研究者的指導下也能夠由更大的團體和學校來實施,目的是改善他們處理實踐環境的策略及理解。
行動研究對傳統的社會科學提出了挑戰,它超越了專家所提供的反思性知識而更注重在現實生活中進行問題提煉、數據搜集以及理論總結等各項工作。“知識要來源于行動并服務于行動。從這點出發,質疑社會知識的有效性就意味著探究如何形成合理的行動,如何開展這種行動,而不是如何形成有關行動的抽象理論。”(Torbert 2002)簡而言之,開展行動研究就如同開展一項實驗,它是一個具有實際價值的過程。
3 成為“反思型實踐者”的策略
3.1 教研活動
教研活動是以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教師專業進步為目的,以學校課程實施過程和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所面對的各種具體的教育教學問題為研究對象,以教師為研究主體,以專業研究人員為合作伙伴的以校為本的實踐性研究活動。教研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切實提高全體教師的專業素質,增強教師的課程實踐能力。
在教研活動中,教師們通過探討各自在教學中出現的問題,存在的困惑,并研究解決的方案。因此教研活動本身就是一個教師集體進行教學反思的過程。這種反思來自于教師日常教學的真實情境,更有利于從這種情境中體會理解以及解決現實的教學問題,促進教學的提高和教師自身的發展。同時,教師之間在教研活動通過一定的會話體現出來的。建構主義強調,為了達成意義的建構,雙方或多方的會話是一種有效的途徑,促進會話彼此之間的共同發展。
3.2 教學觀察
常說的“聽課”,即 “教學觀察”。 它不只是“聽”,而是集“聽”,“看”,“思”和“學”為一體,實為“觀課”。
課堂觀察則要復雜得多,它是對可被分析和解讀的課堂活動的描述,通常要包括對師生互動的量化分析。 課堂觀察研究不帶有觀察者的個人判斷,屬于學術研究,由接受過專業培訓的研究人員進行。
無論是哪種形式的教學觀察都離不開觀察者和被觀察者各自的反思。觀察者要對被觀察者的各項教學活動以及他們的教學效果進行思考,而這恰恰促進了被觀察者進行自我教學反思。建構主義強調在意義構建過程中的“協作”在教學觀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雙方面的或者多方面的教學思考比教師進行的自我反思效果更明顯,促進作用更大。
3.3 教學日志
教學日志是教師記錄自己每天都進行的教學活動以及這些活動實施的效果、影響課堂教學的關鍵細節等情況,有意識地生動地表達教師自己的活動,是教師很好的認識自己的一種方法。
教學日志中的素材依賴于教師對日常教學工作的觀察,但更重要的是對這些觀察到的現象進行整理歸納,并通過思考發現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從教學觀察,到教學日志的撰寫,再到教學問題的處理這無一不需要教師進行的自我反思。而依據教學日志持久性的特點,更有利于教師形成良好的反思習慣。
3.4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是以教學情境為依托,以解決教學問題為目標的一種教師反思活動。建構主義強調情境促進意義建構的作用,而案例分析中所提供的情境則給教師提供了一個真實的問題環境,幫助分析案例的教師發現問題并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法。
案例分析可以以多種形式開展,而教學案例既可以來自本校的教師真實課堂,也可以來自其他學校的同類教學課堂,亦可以來自全國同類教學的優秀示范課。案例分析來源的多樣性為教師的教學反思提供了多種角度,既可以以問題的形式展開思考,也可以以分析成功原因為出發點進行。案例分析從正反兩個方面為教師的反思提供了平臺。
4 總結
反思教學在以下四個方面促進了教師的發展。首先,反思教學可以幫助教師從傳統教學模式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第二,反思教學引發教師的深度思考,并帶有強烈的目標性,避免教師“今天教什么、怎么教?”的這種癥狀出現;第三,反思教學將教師與教育者區別開來。前者以教學實踐為出發點,而后者以教學理論為出發點;第四,從反思中獲得的經驗能夠幫助教師從“上課”向“上好課”轉變,以自己的實踐為基礎重新建構自己的教學理論。杜威曾提到發展源自于“經驗的重建”,因此對自我教學經驗的反思,有助于教師重新構建自己的教學觀點。英語教學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了一門專業主體,這就要求教師對于自己的課堂教學進行有理據的判斷,并形成合理的教學活動。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有多種,使對教學經驗的反思形成習慣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途徑,有利于促進教學的進步和教師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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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延宇.高校教師發展-基于美國高等教育的經驗.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
注:牡丹江師范學院在研項目
關鍵詞:醫療保險體系 醫療保障制度 管理模式 著力點
隨著高等教育體制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我國2500多萬在校大學生的醫療保障制度已不能滿足當前形勢的實際需要。本文中,筆者結合自身工作實際,認為建構合理的大學生醫療保險體系是解決我國大學生醫療保障問題的根本途徑,并對大學生醫療保險模式的建立提出了個人見解,相信有一定現實意義。
一、我國大學生醫療保障的現狀
1、大學生醫療保障實施的依據
我國在校大學生的醫療保障制度大多沿襲上世紀50年代國家制定的公費醫療制度。多年來,相關政府職能機構對此幾乎沒有進行過系統地調研及深層次地改革,高校也基本上是依據國家有關政策的要求,自行制定補充細則或細化方案來組織實施和管理。
2、大學生醫療保障的經費來源
公費醫療制度下,國家對高校學生的公費醫療標準沒有統一規定,一般是在不同地區按生均標準下撥公費醫療費用,大多數高校將此經費統籌,由國家撥一部分,學校投入一部分,個人負擔一部分,建立高校公費醫療基金。少數高校通過其他形式增加費用建立類似的醫療基金。
3、大學生醫療保障的管理部門
一般情況下,高校都是明確由學校醫療醫務部門(如衛生室、衛生院、衛生所或附屬醫院等)中設立大學生醫療保健保障崗位,由醫務人員兼職處理日常事務性工作。
4、大學生醫療保障的實施程序
(1)每年,國家按標準撥付給高校公費醫療經費,學校在財務上建立統籌基金;
(2)一年內,學生一旦得病,若能在學校醫療機構治愈的,就按正常的手續接受治療;
(3)若學生患重大疾病必須要到校外醫療單位接受治療的,就要由管理部門出具相應的轉(出)院證明;
(4)關于費用報銷的問題,一般在學校醫療機構治療的,學生的醫療費用較低(一般僅承擔掛號費,醫藥費全免);轉(出)院的,則按一定的比例或協議來予以報銷,在這種情況下學生承擔的費用較重,學校和學生往往在費用報銷的環節上容易有很大的意見分歧。
二、我國大學生醫療保障存在的根本問題
1、對于國家而言,國家缺乏對大學生醫療保障問題的應急反應能力
由于已經將大學生的公費醫療費用下撥,對大學生醫療保障,國家一般都是以宏觀協調和管理為主,具體的介入很少。所以一旦出現重大的問題,國家一般是依靠高校來解決問題,應急反應能力就顯得不足。
2、對于高校,出現的高額的醫療費使得學校不堪重負
隨著醫療費用的不斷上漲,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加,沉重的醫療費用突出,已經令學校不堪重負。為了彌補舊制度下的公費醫療的不足,許多高校動了很多腦筋,想了很多辦法,出臺了形式不一、標準不同的新的學生公費醫療方案,比如“國家拿一點,學校負擔一點,個人承擔一點”方式,但此方式類似于“慈善機構”,沒有相應的法律保障暫且不說,對于大學生的實際醫療需求也僅僅是維持低水平的醫療服務。
3、對于學生和家長,“病不起”、“看不起”已成為大學生的精神負擔與生活壓力
患病給學生及其家庭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往往會造成一個家庭的經濟崩潰。目前,在校大學生一旦患重病,看病費用的解決途徑一是靠家庭籌措;二是靠學校醫療報銷,在突發疾病和意外事故前,公費醫療的那幾百元顯得蒼白無力;三是靠社會捐助,但這種捐助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往往是杯水車薪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4、對于社會,由于高等教育是一個潛力無限的巨大的市場,很多企業都想介入高校從事有一定收益的教育產業,但高校自成系統的特殊性,讓社會除了捐錢捐物外,一般是很難進入高校醫療保障系統,對于出現的問題往往都表現為愛末能助。
三、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制度、切實解決大學生醫療保障問題的設想
筆者通過多年學生工作的實際經驗,認為應該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制度,以切實解決大學生醫療保障中出現的問題:
1、要建立和明確“醫療費用必須由學生個人承擔”的思想
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學生上學費用已全部納入個人教育成本的范疇,屬于該成本中的醫療費用也必須由學生個體來承擔,國家、社會或高校只是起著協調的作用,這點是全社會都應明確的,大學生本人也必須明確。
2、大學生醫療保障應充分納入社會統籌的范圍。
近幾年來,高校已經逐步想社會開放,以往與社會完全隔離的“”這種方式必須考慮到政府的成本,完全由政府承擔學生醫療風險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3、建立全社會的大學生醫療救助應急機制。
一方面要完善醫療救助制度,將貧困學生和當地低收入居民一道納入社會醫療救助的范疇;另一方面要發展公益慈善事業,讓學生在需要時得到一定社會援助。
4、在高校中引入大學生商業性醫療保險。
四、近幾年我國大學生醫療保險商業性經營的實踐
(一)實踐的基本情況
將商業性保險引入校園,可以說是大學生醫療保險商業性經營的萌芽,實施的較為成功的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蘇、廣東和上海等經濟較發達地區的高校中。一般高校的做法是:
1、學生自愿投保(少部分高校是采用半強制的方式),保費由學校和個人平攤(高校主要投入公費醫療費用,而學生投保低于上述費用);
2、學生和保險公司由學校牽頭,簽定統一的保險合同,學校的學生教育管理職能部門承擔校內管理工作,保險公司委派專人負責公司的理賠等管理工作;
3、在保險期限內,學生若出現重大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住院治療的,支出的醫療費用由保險公司根據合同在保險金額范圍全額賠付。
(二)存在的問題
當然全國高校中,率先進行大學生醫療保險嘗試的,也出現了相當多的問題:
1、市場需求量大,而保險公司對險種的開發卻十分乏力。
大學生醫療保險供給主要是通過醫療服務的形式實現的,因此,醫療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對醫療保險供給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醫療單位對醫療保險的患者提供的醫療服務應適當而有效,即醫務人員對病人因病施治、合理檢查、合理用藥,而且療效明顯,就可以節省和降低醫療保險金的開支,從而相應地擴大醫療保險的供給。而目前在我國的醫療市場上,因為醫療服務質量差、醫療資源浪費以及醫德醫風等人為因素,造成醫療費用開支失控,以致形成了大學生醫療保險需求大而保險公司不敢大力開發醫療險種的局面。同時,保險公司更多的希望是“一校一制”,不愿意在一個學校中實行多品種的醫療保險種類,客觀上也制約了市場的開發和學生投保的積極性。
2、為了控制醫療費用開支,保險公司開辦醫療保險通常采取定點醫療方式,即被保險人生病后,只能到保險公司指定的醫院就診。而保險公司或是在醫院設監督小組,或是與醫院簽訂合同,核查各項醫療費用支出是否合理。定點醫療的做法,使醫院可以隨意控制醫療標準,致使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的利益可能被損害。
定點醫療在減少醫療過程中的浪費,協調醫療保險各方關系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定點醫療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了不少問題:一是定點醫院數量單一,不方便學生就醫;二是醫療行為具有隱蔽性與復雜性,同種病可以有不同費用的治療方案,決定權在醫生,保險公司很難對此進行干預,容易形成醫療服務壟斷,醫院可能會偏向于采用高費用的診療方案;三是采用醫療經費承包制,固然能減少浪費,但卻容易造成被保險人治療條件的惡化。
3、大學生醫療保險經營的專業人才缺乏。
經營醫療保險的風險很大,它的經營和管理活動的對象又是廣大未走向社會的大學生,其從業人員除了在風險管理、條款設計、業務監督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專業水平,還需要具備一定的大學生思想教育和管理方面的知識,但保險公司的專業人員往往具備風險分析、選擇和鑒別的能力和素質,在其他方面的業務知識仍很缺乏。
4、大學生醫療保險的經營時間短,經驗少。
我國普通醫療保險是從1986年下半年由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廣州市分公司開辦的,而且大多都是團體承保的附加醫療險。而大學生的醫療保險都是近兩三年內才推出的,總的來說,我國大學生醫療險從開辦至今經歷的時間較短,對于學校、學生個人及保險公司而言顯得能夠借鑒的經驗較少,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較多,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較弱。
五、國外大學生醫療保險實施的成功經驗及可借鑒之處
國外對大學生的醫療保險大都采取強制的形式,主要是因為學生是弱勢群體,必須加以保護。國外大學生醫療保險體系歷經百余年的發展與演變,現已基本定格為如下四大類型。
(一)美國大學生的商業保險模式
美國是實行商業醫療保險最典型的國家。在美國,醫療保險以盈利為目的,完全按市場法則運作。其基本原則是“參保自由、靈活多樣、保障隨保費增加而增大”,故能適應不同的需求層次。
美國有的州立法規定,在校學生必須買保險,像哈佛大學規定,所有的全日制學生必須參加哈佛大學健康計劃,并繳納強制性學生健康保險費。斯坦福大學每年從學費中劃出一定數額作為保險費。
(二)以德國為代表的社會保險模式
該模式的大學生醫療保險基金參與社會統籌,互助互濟,政府酌情補貼。在德國,無論是德國學生,還是外國留學生,原則上都參加法定的醫療保險。每月交納不超過100馬克的保險金,但是卻有許多好處:參加醫療保險的學生可以免費得到治療,如有需要也可以在醫院得到治療,經過申請,可得到免費的藥品。注冊入學時,學生必須提交參加醫療保險的證明。沒有醫療保險證明不能注冊入學。在第14個學期結束或30周歲以前,學生參加醫療保險每月交付的保險金十分低廉。
(三)以加拿大為典型的全民保險模式
這種模式是由政府直接創辦醫療保險事業,老百姓納稅,政府收稅后撥款給公立醫院,醫院直接向居民提供免費(或低價收費)服務。一名進入加拿大大學學習的學生,在入學注冊的時候,學校保險中心就會給你一個學生保險號碼,而且將來每次續保時,號碼都不會改變,以便將來查詢方便。一年165加元,看病無憂,這是辦理外國學生在加國一年學生居留證所必須的。這165加元的醫療保險中規定,普通的頭疼腦熱全報,較大的病癥如肺炎、腫瘤、癌癥等,按照一定比例報銷。
(四)儲蓄保險模式
強調個人責任,通過立法迫使個人儲蓄積累為醫療保險基金。新加坡是成功運行儲蓄醫療保險的典范。
六、建構“強制實行、政府補貼、商業運作、規范管理”的我國大學生醫療保險體系的探討
借鑒國外高校的成功經驗和國內部分高校醫療保障制度的模式,筆者認為我國大學生應該建構“強制實行、政府補貼、商業運作、規范管理”的醫療保險體制確保高校大學生醫療保障制度最終實施完善。
“強制實行”:即大學生醫療保險需要強制實行。
為了約束保險公司和學校在具體投保時的操作不合規定,保監會曾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強制學生購買商業保險。但大學生的醫療保險是一個學校、家庭、保險公司和社會四方受益的事情,如果其流程合理、實施規范就應該在全社會提倡實行強制性的保險。
“政府補貼”:即大學生醫療保險需要政府加以補貼。
大學生沒有被列入城鎮居民醫療保險體系之中,但是他們也是城鎮戶口,在校期間大學生又沒有自己的個人穩定收入,所以由政府、學校、家庭(學生)三方各負擔一部分的方法是比較合理也是容易讓各方面接受的,目前學校可拿出公費醫療費用,家庭(學生)金額可略低于學校費用,政府可參照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費用來設立保險統籌基金進行三方共同投保。
“商業運作”:即大學生醫療保險采用商業運作模式。
保險公司有自己經營團體健康險的經驗和優勢,而且大學生在校的時間固定,不存在個人積累的問題,交由保險公司作定期經營比較適合。同時在大學生醫療保險上,保險公司亦希望有所收益,所以大學生醫療保險應采用完全保險公司商業化運作模式,不可強求保險公司的社會效益。
“規范管理”:大學生醫療保險的管理要規范。
一方面要求在學校中建立起大學生醫療保險管理的職能部門和機構,通過實踐這一職能部門和機構宜放在與學生日常聯系比較緊密的學校學生處、團委等部門中,同時在學生所在院(系)中也應該建立相應的管理組織和專職管理人員;另外保險公司也應該委派專門人員積極參與到高校的管理機構中,講解保險專業知識,同時自身也要了解和掌握大學生成長的規律。
參考文獻
1、尹宏怡,大學生醫療保險的實施與效益評估,中國校醫,1994(4)
2、魏新民,大學生參加醫療保險情況分析,中國學校衛生,1999(5)
3、孟秀紅、江啟成,大學生醫療保障問題的探討,中國初級衛生保健,2004(6)
[關鍵詞]后稅費時代;權力文化網絡;治理效能
[作者簡介]傅 瓊(1972―),女,江西農業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鄉村文化與社會;練 藝(1991―),女,江西農業大學政治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政治思想與社會。(江西南昌 330000)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后稅費時代鄉村‘權力文化網絡’的選擇與發展研究”(11YJAZH027);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禮儀文化傳承與贛鄱鄉村有序發展研究”(14SH09);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項目“當代鄉村禮儀文化建設研究”(SH1608);江西農業大學協同創新招標項目“基層治理視域下鄉村禮文化重構研究”(XDNYA1511)
一、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的提出
(一)鄉村治理問題的早期探索
鄉村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在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政權下沉至鄉村社會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在稅費時代,鄉村治理意味著獲得更多的稅賦并減少社會動蕩。
那么,如何治理鄉村呢?學者一直在不懈探索。20世紀上半葉,學者們的研究觀點可分為兩種傾向。
一是主張通過改造鄉村社會來主動適合國家政權下沉及推進現代化的需要。如晏陽初等人認為鄉村普遍存在“愚窮弱私”的病象,提出了以“除文盲,作新民”為目標,以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種教育為內容,以學校、家庭和社會三大教育為形式的平民教育構想與實踐。[1]以期改變鄉村社會落后的面貌,以適應現代文明發展的需要。盧作孚則在重慶北碚開展以謀民生,保民享為宗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鄉村建設實驗。[2]因為在他看來,鄉村社會問題的關鍵在于經濟的癱瘓與半癱瘓,只有通過發展生產力,提高鄉村社會的財富創造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鄉村社會落后的狀態。同時,他也強調,單靠鄉村社會是很難獲取原始資本積累的,所以鄉村治理中國家的政策扶持是必不可少的。畢竟國家扶持是鄉村社會發展經濟的重要支撐。可見,盡管晏陽初和盧作孚改造鄉村的著力點有所不同,但他們改造鄉村社會的愿望是十分強烈的。
二是主張借助傳統來重塑鄉村面貌,強調國家政權必須與基層自治有機結合。如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開展了以復興中國文化為目標,以創辦鄉農學校和自治組織為主要形式的鄉村建設實驗。[3]林耀華則以鄉村社區的宗族為基礎,分析宗族組織的形式與社會功能,宗族與家庭的連鎖結構、親屬關系體系及其作用,強調人類行為的平衡乃是由人際關系的網絡所組成的,是任何嵌入鄉村的權力都不可忽視的。[4]指出,鄉村社會的結構和人際關系是差序格局,人與人的權利和義務是根據親屬關系來決定的,解決鄉村危機的根本辦法是恢復和發展鄉土工業。因為,在鄉村社會“人和人之間的親密合作,不能是臨時約定,而需要歷史養成。親屬在這方面說正是人和人的歷史關系,家庭又正是養成親密合作的場合。”[5]
(二)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的提出
學者們的早期探索,為后世學者研究鄉村治理問題提供了良好的參考和借鑒。這其中便包括美國學者杜贊奇。他融會了解構分析和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學術界有關文化研究的思想結晶,輔之以中國鄉村社會的權威特質,獨具特色地建構了“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分析范式。成為與的社區功能研究方法、施堅雅的市場關系研究方法、弗里德曼的宗族系統研究方法以及黃宗智的市場-階級研究方法相并立的第5種分析范式。
其一,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將國家政權、鄉紳文化與鄉民社會納入共同分析框架,避免了傳統二元分析范式的缺陷。一方面,探討中國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揭示出國家權力的擴張是如何改造鄉村舊有領導機構,以建立新型領導層并推行新的政策。另一方面,將權力嵌入鄉村社會特有的文化現象之中,還原鄉村社會權力運行的真實具象,以詮釋鄉村社會不同階層和組織的動態關系及其應對國家權力的技巧及策略。[12]
其二,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理性解讀了鄉村精英與鄉村普通民眾的合作共謀舉措、動因及實效,闡明中國鄉村社會獨有的權力運行規則,揭示出如果拋開和破壞鄉村文化網絡國家權力下沉注定失敗的鐵一般的事實。
其三,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聚焦于文化網絡的各要素,對市場、宗族、宗教和水利等組織的認同價值,對庇護人與被庇護者、親戚朋友間關系的基本功能進行了深入描述。強調“權力文化網絡”并非全封閉式,當規則不再適用時,競爭就會變為公開的沖突,從而創造出新的組織體系及文化認同,以適應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博弈的新需要。
(三)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的影響
關鍵詞:行政區行政;跨域治理;區域公共管理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長期以來的政府管理模式都是以行政區區劃為基礎,進行相對單向性同時也相對封閉的管理模式。在上級政府部門的行政指令下,每個行政區劃內根據本區的利益和具體情況進行政府行政管理。應該說,這一行政管理模式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并沒有顯示出太大的弊端,相反,它有利于劃分不同行政區劃政府部門的管理責任,并在積極的方面能夠因地制宜。
然而,進入到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有自己的現實國情和政府管理上的歷史傳統。所謂“治理”要求多主體,它是基于不同行為主體在不同領域中的能力能夠滿足解決相關問題的要求這一基礎的。然而,在中國,公共事務最終還是由政府來解決,其他行為主體暫時不具備相應的能力和資源應對相應的問題。從而,從原有政府管理模式一下改變至跨域治理不具備現實的可行性。以政府為行為主體和最終權威,打破原有行政區劃的“區域公共管理”成為一種可以選擇的模式。
二、行政區行政:需要被超越的舊范式
“在一級政府的地域管轄范圍內,地方政府獨占本區域內的行政管轄權,其權力行使的法律效力范圍限于行政區域內部, 對其它無行政隸屬關系的行政區域內部事務無權干涉。”行政區行政在一定歷史時期符合了中國國內各地區有效的行政管理,但在國內市場經濟體制下和應對新時期出現的一系列跨區域甚至是跨國公共事務中卻變得弊端明顯,甚至寸步難行。因為行政區行政關于權力劃分和權力的地理邊界的嚴格限制,只能利用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威在已經圈定好的行政區域內部行使權力、解決問題,這樣強行的地理界限分割造成了跨域公共問題難以找到責任主體、解決主體,從而要么被擱置,要么被推來推去,要么各行其路。在不同行政原則、行政路徑和區域利益的作用下,很容易造成“公地悲劇”,導致跨域問題難以解決。
制度與政府行政的發展是與時俱進的,政府的權威來自于其能將集中于政府的公共資源應用于公共事務的解決和公共問題的應對。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公共問題特點、形態的變化,使得原有的制度與政府行政的設計具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此時,對既有制度和政府行政模式的漸進式改革就顯得十分重要。無論是從政府行政效率的角度,還是從政府權威合法性的角度,致力于最終能有效應對和解決公共問題都是其目標。因而,日益顯示出弊端的行政區行政就成為必須要被超越的舊范式。
實際上,中國不是第一個面臨隨著經濟和技術發展而帶來的公共問題跨越邊界難以有效解決問題的國家。相反,這是一個日益增長的全球共同問題。公共問題的流動性、外溢性、無邊界性,不僅體現在一個國家內部,也體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在一個地理范圍的跨國區域內甚至是整個全球范圍內。在國際社會上,中國作為一個“黑箱子”或者說“實心球”似的國家實體,已經廣泛參與到全球公共問題的治理過程中,具有打破國家“邊界”通過合作、雙邊乃至多邊努力應對和解決公共問題的經驗。這也為中國國內跨域公共問題的解決找到了一條理論上的道路――跨域治理。
三、跨域治理:未達的理想范式
跨域治理是針對于越來越多的“跨域事務”而興起的新的公共治理和行政管理理念,它在根本上是由跨域事務的復雜性而造成。跨域事務的復雜性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具有不可分割的公共性,跨域性公共問題的范圍往往超越了任何單一部門、組織或政府層級的管轄權之外;其次,具有跨越疆界的外部性,政府機構采取政策所產生的后果可能是由其他的地方及人民來承擔;最后,問題解決具有政治性,由于跨域事務本身的公共性具有不可分割的特質,因此無論是共同利益的追求,或是避免共同性災難,都需要具備某種政治性的安排。
跨域事務的復雜性所要求的有效治理具有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行政管轄和管理的內涵和意義。具體而言,跨域治理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部門、團體或行政區,因為彼此間的業務、功能或疆界相接及重疊而逐漸模糊,導致權責不明、無人管理與跨部門的問題發生時,即由公部門、私部門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組合,透過協力治理、社區參與、公私合伙或契約協定等聯絡方式,解決難以解決的問題。”由此可見,跨域治理超越的不H僅是行政區行政的權力地理邊界、責任邊界和利益邊界,也在應對公共事務的主體上發生了改變,是一種既有權力分配、運行模式的根本性變化。跨域治理要求政府權力的下放,要求私營部門、非盈利組織、社會團體甚至是公民個人的參與。但是這種純粹的“跨域治理”模式并不適用于中國的國情。首先,中國的行政權力結構一直是垂直性的,具有非常明顯的層級制特征,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權力尚不充分。其次,中國的公民社會還處于發展初期,長期對政府權威的依賴使得來自于社會層面的私營部門、非營利性組織和社會團體沒有培養和形成作為主體身份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中國社會的行政機制長久以來就具有垂直性特征,不具有權威分散下放的民主理念根基和基礎,還處在“簡政放權”的初級階段。從而,所謂“治理”的核心要義,多元主體在現行的中國國內政治體制和社會條件下,并不具有實現的可能性。
跨域治理的最終目標是解決跨域公共問題,而對于解決該問題的路徑不應該是理論意義上的或者是教條的。公共問題的解決主要依靠的是一種公共產品的供給,因而,從最終目標的實現角度,如何能在中國的現實國情下實現公共產品的最有效供給才是主要考慮的問題。也就是說,能夠最有效提供公共產品實現跨域公共問題解決的范式就是目前我們應該追求的范式,而這種范式,既是對行政區行政舊范式適應社會發展的改革,也是汲取跨域治理的理念內核進行中國化的實踐改良,從而形成連接起行政區行政舊范式與跨域治理理想模式的中間橋梁。
四、區域公共管理:可行的現實范式
因為行政區行政已經嚴重制約了中國國內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成為一種具有嚴重滯后性的模式,而跨域治理又遠遠超出了中國政府行政傳統和社會發展成熟度而成為一種激進的變革,一方面不具備馬上落實的現實基礎,另一方面,這樣激進的結構性變革將造成政府權威衰落,社會權威還無法完整建立,從而走向無序狀態。那么,是否有一種折中主義的方法,走出一條適合中國現實國情的跨域公共事務管理道路就成為核心的問題。這時,“區域公共管理”就成為一種被廣泛關注的可行的現實范式。
“區域公共管理”是以區域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為主體的區域公共管理部門,為解決特定區域內的公共問題,實現區域公共利益而對區域公共事務進行現代治理的社會活動。區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可行,是因為它既打破了傳統的行政區行政政府權力被限制于地方,眼光和利益僅僅囿于局部的地方利益,對于越來越多的跨域公共問題不愿付出成本提供公共產品從而導致“集體非理性”結果的弊端。
“區域公共管理”是個整體性結構化的制度創新過程,它依托于政府權威和社會發展現實,同時,在各行為主體的互動博弈中對政府與社會兩方面力量和運行模式進行積極塑造。從而,通過區域公共管理可以使原來各地方政府單獨提供公共物品的外部利益內部化,區域內各地方政府形成利益共同體,在合作協調一致的基礎上根據區域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進行決策,提供區域性公共物品,按照收益大小分攤成本,這樣就可以增強各地方政府供給區域性公共物品的積極性,在兼顧地方政府利益和區域整體利益的基礎上,有效改善區域性公共治理的狀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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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項目管理理論已成為一門成熟的科學,基于此,項目管理績效的改善在項目管理技術層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仍有大批公共項目在管理實踐中無法完全實現項目管理理論的預期效果。隨著項目管理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項目治理理論應運而生,解決了項目管理理論所不能及的制度層面的問題。因此,在過去的十年里人們對項目治理的興趣愈發濃厚。盡管對項目治理的內涵尚未達成一致,但其主旨符合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從微觀組織層面對治理的基本界定,即從制度層面解決項目中存在的問題。
改善公共項目的管理績效是世界各國普遍感到困擾的問題。近年來以PPP為代表的公私合作模式在公共項目中的興起,使得對其項目管理活動的制度保障、制度安排進行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公共項目治理發展為項目治理理論的重要分支。
2 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興起及其發展脈絡
2.1 項目管理研究范式的演替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現代項目管理進入了理論分化階段。所謂分化是指現代項目管理理論的研究進入了多種范式并行、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若將20世紀80年展起來的現代項目管理稱為廣義的項目管理,由其分化出的項目管理理論可稱為狹義的項目管理,它強調在管理層面從技術方法的角度對現代項目管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屬于管理技術范式。在重新定義項目內涵的基礎上,歐洲最早提出了項目治理,側重對項目管理制度基礎的探究,屬于治理范式。
公共項目的管理技術范式與治理范式的區別相應體現在對項目本質、項目價值的認識、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如表1)。
2.2 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發展脈絡
2.2.1 國外公共項目治理的發展脈絡
公共項目治理理論的興起依托于項目治理理論的發展,透過項目管理研究領域的發展可以映射出公共項目治理的發展。
項目管理研究的范圍已極大地擴展,具體包括:①單個項目的項目管理研究;②企業間項目的研究;③多項目的研究;④項目生態的研究,即從社會學和經濟地理學等角度研究項目。項目治理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項目研究領域的擴展過程,呈現出二維發展趨向:①從強調一方主導的項目治理到多方制衡的項目治理;②從單個項目治理到項目型組織的治理,屬于公司治理的范疇(如圖1)。
2.2.2 國外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主要領域
國外項目治理理論中沒有明確地構建公共項目治理理論,對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隱含在項目治理研究的各個領域中。
(1)項目型組織的治理——多項目治理
Turner是最早研究項目型組織治理的學者。他認為項目型組織中存在著公司治理、公司環境治理、單個項目的治理三個層次。在公司治理層次上,通過定義正確的項目組合、項目集和項目來實現公司戰略目標。在公司治理和單個項目之間的層次,通過適宜的項目組合和項目集治理及管理結構來支持單個項目。在單個項目的治理層次,包括三種角色:制定項目目標的經紀人(broker),明確如何產生項目的交付成果的管理員(steward),監管項目的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
項目型組織的治理將項目治理作為一種決策機制,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因此,項目治理的功能就是從戰略高度保證項目成功,且有助于企業的成功。
(2)企業間(組織間)的項目治理——多主體參與的項目契約組織的治理
企業間項目治理的研究主要針對伴隨著技術、經濟的發展而大量涌現的多主體參與的復雜項目,集中于大型項目和PPP項目。
企業間項目治理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項目中存在委托的經濟關系;二是項目治理的功能是配置利益相關方的責權利。在企業間項目治理理論范疇內,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是核心內容,規定了項目契約組織的構成以及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項目治理結構是治理機制運行的載體。與治理結構相比,治理機制還涉及到市場環境和交易體制,并且在特定的公共項目中可以根據需要進行調整,具有相對靈活性。
2.2.3 國內公共項目治理的發展
(1)萌芽期
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分析業主不規范行為產生的制度原因。羅建華和高峰分析了公共項目業主行政和市場的不同均衡結果。沙凱遜等提出需要從項目所有權的制度安排上考慮項目的治理方案。這些研究雖然沒有提及公共項目治理,但隱含地提出了治理問題,形成了公共項目治理理論的思維片段。
(2)發展期
2004年,尹貽林等率先提出了項目治理的概念,成為國內公共項目治理萌芽和發展的分水嶺。自此,國內對項目治理的研究逐步升溫,這種趨勢從項目治理的相關文獻數量中可見一斑(如圖2)。
在此基礎上,以天津理工大學尹貽林教授為首的研究團隊針對國內公共項目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制度設計問題,構建了公共項目治理的概念模型。通過構建公共項目管理運行基礎和責權利的體系框架影響項目管理績效水平及項目成敗,初步構建了公共項目治理理論及其項目管理績效改善研究的架構。
與此同時,以山東大學丁榮貴教授為首的研究團隊,在管理學研究范式下,借鑒了統一軟件開發過程和流程管理的思想,提出了基于過程的項目治理PR4模型,即在統一分析過程的基礎上考慮項目相關方的需求獲取、治理角色的定義、治理角色實現的風險識別、治理角色之間關聯關系的建立,并基于該模型對政府投資的R&D項目、科技項目的治理進行研究。
綜上,國內外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雖然出發點不同,但本質上都是圍繞公共項目管理的制度基礎展開,即通過各種制度安排來激勵、調節、引導和控制參與公共項目管理活動的利益相關者的行動,以達成項目目標,實現項目價值。
3 公共項目治理研究范式的核心內容
3.1 公共項目治理的特殊性
(1)公共項目的交易屬性
項目治理理論受組織理論特別是交易費用理論的啟發,深入考察了項目作為一種臨時性契約組織的內部制度安排,研究這種交易方式的治理。可以認為,公共項目是在公共需求帶動下的項目組合形成的政府投資人與項目各參與方之間一系列契約的締結體。
(2)公共項目契約組織的特點
公共項目契約組織在產出過程中面臨比企業組織更多的不確定性,導致公共項目契約組織內部交易成本上升。這也使得公共項目契約組織內部的協調量比一般項目契約組織的協調量要大,因而對承包商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公共項目實施前后往往都有相關的前期項目或后續項目,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契約組織的臨時性。
(3)公共項目契約組織的混合控制權治理
主流治理理論的研究大都是純粹的國家所有權或私人所有權。公共項目治理是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混合或者聯合的治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委托代建模式會出現項目所有權有條件的部分讓渡,政府業主和人都會有資本的投入。這種混合治理是區別于一般項目治理的重要特點。
(4)公共項目治理環境的特殊性
公共項目治理具有強制度、依賴性,尤其是我國公共項目正處于項目管理模式改革的轉型期,公共項目治理表現出對舊體制路徑的強依賴性。雖然采用了新的項目管理模式,但受傳統思想、法律法規不健全的影響,新的項目管理模式的實施將受到牽制。
3.2 公共項目治理的核心內容
(1)公共項目的治理結構
項目治理結構是一種制度框架,在這個框架下項目利益相關者通過責權利關系的制度安排來決定一個完整的交易或相關的交易。建設項目可劃分為垂直治理結構和水平治理結構,基于此,具有典型意義的建設項目可表示為(1+3)C模型:1C是業主,3C是設計方、施工方和控制方。依此邏輯,公共項目中的垂直治理反映了由上至下的委托關系,應以交易成本和委托的解釋邏輯為主;水平治理反映了項目參與方之間平等的合作關系,應以合作競爭的解釋邏輯為主。
受公司治理的啟發,國內對公共項目治理結構的研究側重于交易與治理結構的匹配。不同的公共項目交易方式具有不同的治理結構,有關各方的責權利配置也不同。
(2)公共項目的治理機制
在項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應存在適宜的治理機制組合,通常提及的市場、契約、科層、關系等都可以成為項目治理機制的有機組成部分。BjΦrn等人的研究進一步說明了采用多種治理機制可以合作關系。Eric和Jessica則提出了均衡治理(governance equilibrium)的概念,認為不同治理機制的組合使其優劣勢得以互補。Ruuska等認為大型項目是實現項目利益相關者需求的動態網絡組織,應采用網絡組織的視角來建立新的項目治理理論。
此外,近期的研究深化了對公共項目的社會屬性的認識,意識到正式的契約治理與非正式的契約治理的重要性,進而將公共項目的治理機制劃分為合同治理機制(或契約治理)和關系治理機制。正式的契約治理要求責權利統一,反映了有限理性約束下對機會主義的克服,包括合同約束、規章、規程、監督等;關系治理基于信任,通過共同規范、聯合行動發揮降低交易費用和減少交易風險的作用。
4 公共項目治理的優化
4.1 公共項目治理的目標
對于多項目治理,治理側重于通過“選擇正確的項目,實現項目的有效交付,確保項目及其產出的可持續性”。企業間的項目治理,更強調通過利益相關主體權力、利益的平衡來實現項目價值成為項目治理的目標。公共項目的目標不僅表現在最終的交付產品中,在交易過程的關鍵環節上也應有所體現。如充分考慮項目交易過程和使用過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因此,尹貽林等認為,公共項目治理的目標是達到項目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的協調和利益的趨同,最終實現項目價值。換言之,實現公共項目的善治就是公共項目治理的目標。
4.2 公共項目治理結構的優化
(1)公共項目治理結構與項目管理模式
公共項目治理結構優化的主要途徑是項目所有權配置的優化,進而形成合理的、與交易方式相匹配的治理結構。現有研究的主要目標指向了項目治理結構對項目交易方式、項目管理模式的影響、項目管理模式的創新以及項目治理結構的定量研究等。
(2)公共項目治理結構優化的核心:項目控制權配置優化與風險分擔的匹配
張喆等強調了PPP項目的契約本質,指出影響PPP效率的關鍵是控制權的最優配置。他們的進一步研究表明,合理的控制權配置一方面能夠保證滿足企業的激勵相容條件,另外一方面也能夠提高PPP合作效率。葉曉甦等也認為控制權是PPP項目合作的重要理論前提,認為PPP項目控制權是建立在資源基礎上的企業控制權,包括實質控制權和剩余控制權,它們構成影響公私合作效率的基礎。胡振等分析了PPP項目三種模式選擇方案與風險分配之間的相關關系。
4.3 公共項目治理機制的優化
(1)公共項目治理機制的合理選擇
在復雜的委托關系下,風險分擔、激勵機制是最重要的項目治理機制。公共項目的項目屬性、不同的開發模式、特殊的項目管理績效目標等使得治理機制的選擇面臨復雜性。不同的項目治理機制對項目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公共項目治理機制的選擇具有情境依賴性。
公共項目治理既可以通過正式的契約治理機制來奠定合同所能依賴的第三方強制履行的基礎;也需要考慮項目各方的合作關系、信任等關系契約所提供的自我履約機制。公共項目的委托方可以根據潛在人的綜合表現選擇合適的治理機制,這反映了公共項目治理機制選擇的實踐需求。
(2)公共項目治理機制的均衡作用
現有研究表明,公共項目人的激勵是內部治理機制與外部治理機制均衡作用的結果,并成為解決公共項目問題的有效途徑。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開始關注項目環境中所嵌入的社會關系。公共項目契約組織的社會網絡結構特點以及項目所處社會環境的復雜性,使得僅強調正式契約安排下的治理機制是不足的。研究也表明,在公共項目中關系維度的治理機制是影響項目管理績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公共項目治理應跳出狹隘的科層項目管理體系的觀點,全面考察正式契約及其之外的項目環境因素。
5 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展望
通過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公共項目治理研究正處于上升階段。整合各種研究dylw.net 成果,可以發現公共項目治理中蘊含了從問題產生到項目價值實現的邏輯鏈條:公共項目問題——公共項目治理——改善公共項目管理績效——達到項目目標——實現項目價值。循著該邏輯鏈條,本文認為,對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重點將集中在兩個方面:①進一步打開公共項目中“治理”的黑匣子,明確治理到底是什么,如何運作;②公共項目治理研究成果在實踐中的進一步運用,同時促進公共項目治理理論的實證研究。
5.1 對公共項目關系治理機制的深入探討
公共項目治理機制從內部和外部治理機制的研究向契約治理機制和關系治理機制研究的傾斜,反映了人們對公共項目認識的深化,也為研究開拓了新的視角。但是,目前鮮有對公共項目關系治理的研究。而且,現有文獻對契約治理和關系治理間的關系存在著互補或替代兩種不同的觀點。因此,在契約治理和關系治理的二維框架下開展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首先應辨明關系治理的內涵及其核心要素。這是選擇并優化治理機制的前提,也意味著可將社會學的研究手段引入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領域。
5.2 開展公共項目治理績效評價的研究
目前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獲得的結論大多還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層面,盡管模糊的描述必不可少,但它難以精確分析公共項目的治理狀況,也無法為公共項目績效改善提供準確的治理策略。究其原因,大多數研究沒有區分項目成功、項目治理成功以及項目績效、項目治理績效。對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僅依靠定性分析難以將公共項目中的質化為量。可見,公共項目治理理論已發展至亟需解決定量化研究及模型化分析的階段。對公共項目治理狀況的評價成為解決該問題的關鍵,也將成為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前沿。
5.3 向項目生態學領域拓展研究
關鍵詞:基層組織;農民;上訪;權力結構和權力運作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2)05—0093—05
一、問題提出學界關于上訪問題研究多集中于維權和治權兩種范式。從維權范式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現代權利觀念逐漸深入人心,針對政府權力尤其是縣鄉基層政府權力過大侵害農民權利的現象,農民開始通過維權方式免受一些地方政府的侵害,由此,上訪是政府侵權和農民維權合力作用的結果。該范式的主要觀點有:李連江、歐博文提出“依法抗爭”概念來理解農民上訪,認為農民根據中央政府頒布的相關文件、政策和法規進行上訪,要求糾正政府的行為維護自身權利。①農民上訪過程中權利意識的覺醒,將深刻影響到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塑。于建嶸進一步推進維權范式,提出“以法抗爭”模式。②與“依法抗爭”不同,“以法抗爭”是抗爭者以直接挑戰抗爭對象為主,訴諸“立法者”為輔,更多地以自身作為實現抗爭目標的主體。其后,應星③、吳毅④批評于建嶸研究中的“過度政治性”的傾向,由于仍是在國家與社會二元框架下分析,仍屬于維權范式之中。
從治權范式來看,由于維權范式無法解釋后稅費時期農民上訪的出現,因此,一些學者認為當前農民上訪是因為縣鄉村三級基層組織的治理權力弱化導致的,基層組織無法滿足農民公共品需求,無法解決農民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更無法有效應對“釘子戶”等村莊邊緣群體的挑戰。申端鋒通過和平鄉30年農民上訪的經驗解讀,提出以鄉村治權范式理解農民上訪,并提出加強分類治理能力、強化基層治權是解決上訪問題的關鍵。⑤田先紅指出,稅費改革以來,個體權利意識強化和鄉村集體權力弱化并存,從集體解放出來的農民個體理性過度伸張,謀利型上訪在農民上訪類型中逐漸凸顯。⑥陳柏峰指出,1990年以來,基層政府在權利話語面前逐漸被動,話語權流失嚴重,導致政府權威性資源日漸減少,治權不斷喪失,表現在上訪中即是難以遏制無理上訪。⑦
導致農民上訪的原因,既有基層治理組織侵害農民權利的一面,又有無法滿足農民實際需要的一面;既有農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又有個體理性的過度膨脹。進而言之,在上訪的發生原因中,基層政府的強勢與弱勢并存,農民合理維權意識與無理謀利表達共在,且在較小的場域(如一個村)中,這些多元特征仍有所體現。兩種范式雖然能在分析理解上訪問題上提供諸多幫助,但是都不足以理解上訪現實的全貌,影響理論對現實工作的指導作用。因而,農民上訪的復雜性要求研究者在理論建構和經驗事實之間把握平衡。
本文從引發上訪的生成原因入手,將農民上訪分成基層組織越位型、基層組織缺位型和農民失范型三類,在分析歸納上述三種類型的基礎上,從基層組織權力運作的內在結構
收稿日期:2012—05—0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增強和擴大黨在農村的階層基礎和群眾基礎研究》(12CKS016);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各階層分析》(20110491142)。
作者簡介:李祖佩,男,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武漢430074)。
入手,對當前復雜的上訪現實展開解讀,進而提出相應對策。
二、基層組織越位型上訪
所謂基層組織越位型上訪,是指鄉村兩級組織突破自身所處的國家制度設置等結構性規制力量以及法律賦予的職能定位,利用行政資源優勢,侵占村莊集體資源,導致農民利益受損而形成的上訪。此類上訪主要表現在基層組織對農業稅費的過度提取以及城鎮化背景下的征地拆遷中,在不同的時段內,其具體的表現形式和內在邏輯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