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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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范文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和重點都在基層，基層治理法治化水平直接關乎社會穩定大局，意義十分重大。
一、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是現代社會治理的應有之義
現代社會治理的核心就是法治。法治一方面通過調節其特有的結構調節社會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對社會治理的合法性加以解決。另一方面法治通過國家強制性保障社會治理活動的法律權威性；最后法治通過確定邊界和底線使社會治理活動有可預期性。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和基礎就是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社會矛盾和沖突多發于基層，集中體現于基層治理中，伴隨著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加速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已成為現實問題。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于現代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而言有著無法替代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可以提高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程度，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實現社會治理資源的整體優化。換一個角度來講，基層治理法治化是體現和反映國家治理能力的“風向標”。
就我國當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實際情況來看，基層治理法治化所起的作用是關鍵性和基礎性的，同過去以“管控思維”為主體的社會治理方式相較而言，法治化治理方式能夠最大程度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并在最大范圍內聚集民意。法治化治理方式通過制度建構方式，運用法律手段，可以最大限度杜絕管理部門、管理人員的“不作為”、“亂作為”，真正實現“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等目標。
二、社會治理的法律屬性包含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從理論而言，社會治理是一項公共職能，為了實現這一公共職能，社會治理的主體可以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計劃、行政處罰等一系列管理手段。因此，“社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講本質上就是公權力的行使，是行政行為的實施。在現代法治國家，只要是權力的實施行使，就必須受到法治約束，只要是權力的意思表示就必須符合法治精神。社會治理采取的行政行為本質就是法律行為，這是社會治理的法律屬性。這一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治理中必然包含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普遍運用。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實現社會治理主體的法治化。就社會治理的國家公權力而言，管理職能之間的空缺、重疊和沖突都需要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機制和法治方式協調、溝通和解決；就社會治理的社會公權力而言，公共職能與國家職能的界限、分工、沖突需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明確、指導和協調。二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確保社會治理行為的法治化。社會治理行為作為一種行政行為，體現了行政行為一般性原理，體現著自由裁量權的運用。而且現實中，在社會治理中，這種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會直接面對尖銳的利益沖突、強烈的價值碰撞和巨大的社會訴求，其運用得當與否將最直接影響國家形象及公民的法治信仰。三是運用法治思維確保社會治理責任的法治化。有權力就有責任，責任是權力的本質屬性，而且這種責任應當且必須是一種法律責任。法治思維與權力思維的差異之處就在于是否承認權力的最高性。法治思維認為法律的權威高于權力，公權力的行使者必定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三、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
（一）存在制度障礙
雖然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都有關于基層社會治理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條例。但從現實情況看，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面臨著嚴重制度障礙：其一，現在制度已經相對落后。我國原有相關法規是適應傳統社會管理模式而形成的，社會管控思維嚴重，與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要求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相去甚遠，出發點和制度建構的主要做法完全不同，無法適應當前社會發展。其二，立法相對滯后。進入新時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以后，實施由“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由“行政色彩”向“法治主導”轉變以來，許多地方在實踐中已經做了許多有益嘗試，且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創新意識的成果，但是相應的立法工作卻顯得滯后，特別基層自治組織、基層治理機制合法性問題，涉及老百姓利益保障問題的許多方面仍未納入法治保障軌道。其三，法規效力層級不足。從目前現實情況來看，從國家立法層面來看，有關基層社會治理的法規較少且缺乏可操作性。許多地方通過地方政府立法對現實矛盾加以調節，但是這些地方性法規效力不高，甚至因為沒有先例可循，在一定程度上違反相關上位法規的問題。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基礎不復存在，何以談其效果和作用？
（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黨員干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要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币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于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當前基層社會治理主體，特別是一些黨員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足，一方面體現在黨員干部的法律知識儲備不夠、依法治理的傳統和氛圍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客觀上大量存在許多領導干部不愿意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而是采取行政手段的“短、平、快”，更有甚者提出法治方式讓其“畏首畏尾”，在一些場合發表進一步加強社會管控的傳統思維。
（三）行政手段的路徑依賴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特別社會結構和利益需求呈現多元趨勢越來越明顯的背景下，行政手段難以“一招定天下”，需要多種手段協調，其中法律手段應該成為主導，如前所述，行政手段應在法律框架設立的范圍內發揮效用。過去中國，在人-單位-國家這樣的架構下，通過上行下達執行行政命令實現社會治理確實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面對社會主體的多元化和社會分層的現實情況，過分依賴行政效率只會導致基層社會治理陷入僵局，而且極易導致權力尋租，導致腐敗。這樣的路徑依賴極易發生打著“發展壓倒一切”等片面觀點的旗號，時不時發生突破法律邊界的行為，甚至侵犯公民權利，認為改善了群眾生活，盡管違法但是可以被理解。如此種種，突破法律邊界和底線，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處理矛盾糾紛，最后結果往往是進一步激化矛盾，是短視行為，于長遠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四、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路徑的思考
（一）最關鍵的是領導干部要具有法治意識和法治觀念
通過自覺學習，增強憲法法律至上的理念，通過法治思維進行思考，將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理念內化于心；通過比較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與人治思維、人治方式在治國理政方面的優劣，使領導干部充分認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的必要性，改變過去那種“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人治”思維模式，以法治眼光看待一切，明確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決不允許任何領導干部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始終牢記法律底線不可觸碰、法律紅線不可逾越；通過干部教育培訓等多種形式，潛移默化地影響領導干部的法治精神、法治意識和法治信仰，使領導干部成為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二）重視正面引導和反面警示兩方面作用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要充分運用正面典型的引導作用，使領導干部養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習慣。同時對反面典型的警示、警戒作用不能忽視，應在組織、人事管理等重點領域堅持給人治亮“紅燈”，只有這樣才能促使所有領導干部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三）要在領導干部政績考核上強調法治指標
正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的：“提高黨員干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的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币虼艘獙⒎ㄖ沃笜思{入對各級領導干部的考核之中，把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各級組織部門要把是否具有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和法治能力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提拔重用那些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的領導干部，通過激勵機制，促使更多領導干部積極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
（四）要積極營造法治環境
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努力營造穩定有序的法治文化氛圍，使領導干部習慣法治思維，習慣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使其養成良好的法治思維習慣，形成優秀的法治思維品格，養成良好的法治能力，形成推進依法治國的良好法治氛圍。
崇尚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根據法律思考，把法律當成思考、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法治思維在現階段主要指限制、約束權力任意行使的思維。法治思維改變了一些領導干部思想中存在的重權力輕權利、重治民輕治官、重管理輕服務等思維誤區；法治方式指領導干部遵循法治原則和法治精神依法治理，通過制定、執行法律，運用法律方法治國理政的行為方式。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核心是用權利制約權力，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強化對權力行使的約束和規范，約束公權力、保障私權利。
總之，我們需要提高領導干部的法治素養，堅持法治導向，提升法治能力，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建設。
參考文獻：
第2篇：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范文
基層社會管理水平的高低既影響著社會管理宏觀政策的有效貫徹和落實，也直接反映出社會管理的整體績效。因此，必須明晰當前重點，并努力尋求有效路徑，促進基層社會管理水平提升。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最根本的一點，在于“打好基層、夯實基礎”。
關鍵詞：
基層社會管理 創新 烏海市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當前，社會管理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因為大量社會需求來源于基層，大量社會問題產生在基層，大量社會矛盾根源在基層，只有搞好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社會管理的大廈才具有扎實的根基。因而，一定意義上講，基層社會管理水平的高低既影響著社會管理宏觀政策的有效貫徹和落實，也直接反映出社會管理的整體績效。因此，必須明晰當前重點，并努力尋求有效路徑，促進基層社會管理水平提升。
一、基層社會管理現狀——以烏海市為例
烏海市轄3個縣級行政區，總面積1754平方公里，人口50萬，2004年實行城鄉一體化改革，城市化率達94%，是一座新興的工業城市。與全國其他地級市相比，烏海市面積不大、人口不多、城市化水平較高。當前，烏海市正處于轉型升級、科學發展的關鍵時期，又處于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凸顯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提升社會管理能力刻不容緩。具體工作中，基層社會管理存在的一些問題：
1、社區運轉機制不能夠適應新形勢。社區工作聯系責任機制和工作協調機構仍不健全，社區所轄改制企業移交工作不夠規范，如少數破產、改制企業移交本單位職工組織、戶籍、計劃生育、綜合治理等關系時底子不清，情況不明，少數單位在將各項社會事務向社區移交時，不能提供必要的管理條件等等，給社區工作帶來較多難度。與此同時新的社會事務大量產生，而社會管理體制落后，使一些社會糾紛和社會矛盾不能及時解決。
2、一些領導對基層社會管理認識不到位，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有的認為社會管理事雜面廣，成績體現難；有的認為社會管理在政績考核中權重較低，干好干壞影響不大；有的認為社會管理耗時耗神，害怕被瑣事纏身；有的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社會管理工作就能迎刃而解，基層社會管理是基層干部的事，與己關系不大。
3、服務體系不夠健全，部分地方出現管理真空。目前，社區服務水平及質量仍無法滿足居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需求。如社區居民普遍關心的公共安全問題、居住環境優化問題、文體活動組織問題等較多問題還沒有完全得到有效地解決。同時，現在的社區居委會難以發揮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實際上每日從事大量本來由政府職能部門或社會中介組織承擔的事務性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管理粗放，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不健全，絕大部分問題在基層得不到有效解決，造成大量上訪和。
4、基層自治與居民參與不足。社區參與是社區自治的基礎，只有社區居民充分參與社區事務的決策、協商和處置，社區自治才有萌芽和發育成長的土壤。目前我市社區參與總體處于初級水平，社區居民在社區事務和管理服務上參與不足，積極性不高，沒有體現居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基層民主形式。
二、創新社會管理的思路
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最根本的一點，在于“打好基層、夯實基礎”。為此，必須針對烏海存在的突出問題，選準突破口，從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不斷增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筆者認為，要從5個方面著力：
1、轉變機制。由弱街道強社區過渡到撤街道建社區。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在單位制的社會管理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管理的復雜化，多元化，街道辦事處逐漸成為了區政府與社區的傳話筒，其具體管理職能弱化，且占據著人、財物等大部分基層社會管理資源。而最貼近居民的社區管理得不到應有重視和支持。因此，“撤街建區”不失為我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可選路徑。
下放人、權、責，由二級政府、四級管理向三級政府、三級服務轉變。政府職能部門面向社區實現工作重心下移。一方面，加快構建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社會事務公共資源配置體制。另一方面，推動公共資源社會投入重心向下，重點扶持社區。并利用科技信息管理對社區服務做到網格化、精細化。
2、轉變觀念，加強認識。一調整“指揮棒”的內容。進一步把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納入政績考核內容，扭轉各級干部的政績觀，切實提高對社會管理特別是基層社會管理的重視程度。努力轉變各級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工作重點，把及時了解掌握和化解基層社會管理中的問題作為核心工作來抓，把基層社會管理能力和效能作為領導考評的重要內容。加強群眾工作能力培訓和鍛煉，切實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社會管理能力。二強化“治未病”的思想，變應急管理為日常管理。轉變依靠強制力和威懾力保持社會穩定的傳統觀念，增強從“治未病”的思維和角度維持社會穩定的意識，改進與完善對容易引發社會糾紛的重點領域、重點部門的管理辦法、體制機制，切實增強將社會矛盾主動化解在基層和萌芽狀態的能力。
3、加強社區功能，提高社區管理服務水平。
隨著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和職能轉變的加快，以及住房、醫療、養老、就業等各項改革的深入，社區承擔起越來越多的服務功能，服務居民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任務越來越繁重，因此，必須加快強化社區的各項服務功能，在社會救助、居住環境、文化娛樂、醫療衛生、勞動就業、社區治安、權益保障等方面全方位發揮作用。在工作實踐中借鑒香港、新加坡等地社區自治經驗，探索設立政務、衛生、文化服務中心，剝離原有村（社區）承擔的政府行政管理職能，逐步建立“兩級統籌發展、三級管理服務”的現代城市管理體制。要按照“強政府、大社會”的原則，將社區工作人員從繁雜的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主導居民服務。
4、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管理，共建和諧社區。樹立“多中心”思想，積極支持和培育基層社會管理力量。堅持城市社區自治和農村村民自治，同時大力培育、發展各種社會組織、中介組織，引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基層社會管理。更多吸納企事業單位，參與社區管理，引導社會組織服務社會。加大宣傳力度，加強社區服務意識，更好地發揮黨員干部、社會骨干、志愿者參與社區建設積極性。
5、加大基層居民參與力度。居民參與是基層社會自治的重要基礎，是我國基礎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模式和發展方向，因此，要正確認識當前我國居民參與基層社會管理不足的現狀和原因，在政策制定、制度設計、行為觀念、社會文化、社區建設等方面采取積極措施，不斷擴大基層社會管理的居民參與度，實現參與數量和參與質量雙提升。
三、正確處理好幾個關系
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除了從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不斷增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還需要我們在工作實踐中，正確處理好幾個關系：
1、動態協調與源頭治理的關系
社會管理的重要工作是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因此，需要建立訴求表達機制、矛盾糾紛的滾動排查和預警機制、矛盾的調處機制、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使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不斷得到化解。另一方面，源頭治理是治本之舉。特別是要著力解決好民生、民主、民心問題。
2、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的關系
傳統的社會管理主要是針對現實社會，但是在數字化時代，由互聯網等新興媒體構成的虛擬社會越來越重要，它既給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諸多方便，也給人類工作和生活秩序帶來了新的挑戰。特別是網上網下遙相呼應、互相放大，容易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要善于統籌現實和虛擬兩個方面。尤其要重視對虛擬社會的管理，真正做到趨利避害。
第3篇：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基層維穩；多元共治；制度邏輯
中圖分類號：D5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12）05－0066－06
近年來，隨著基層利益格局的不斷調整與改革的日益推進，一些關涉基層穩定的矛盾與沖突逐漸凸顯，正深刻解構著基層主體之間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關系。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城市的作用是一個常數，它永遠是反對派的力量根源；農村的作用是個變數，它不是穩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1](p.241)?？梢?，維護基層社會（特別是農村）的穩定，對于國家政權的穩固及其有序運行至關重要。當前，就中國基層維穩的現狀而言，以參與主體、應對手段及評價方式單一性為表征的傳統基層維穩機制，逐漸呈現出疲于應付的發展態勢。由此，圍繞多元共治所引發的基層維穩機制的完善問題是中國社會必須考慮、回答和應對的緊要問題。而處于權力意志與民意張力的最直接連接點的基層政府(本文主要指縣、市、區和鄉鎮、街道兩級政府),社會轉型生成的一切矛盾壓力，體制運行所帶來的一系列沖突問題，使基層政府在維穩過程中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和考驗。因此，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基層維穩參與機制、多元化的基層維穩應對機制及多元化的基層維穩評價入手，期望能有效實現基層維穩機制的有效運行。
一、問題呈現：當前基層維穩運行機制之特性及其缺陷
由政府主導下的基層維穩運行機制，以“一票否決”作為其維穩精神指南，以“將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作為其維穩行動邏輯，以“穩控”作為其維穩應對手段，強烈凸顯出維穩運行中基層政府排斥公眾與社會組織社會治理的參與權，對權宜性維穩應對手段的路徑依賴，以及在維穩評價機制中唯上不唯下的體制化維穩導向。缺乏民眾與社會組織有效參與、監督和協同的維穩機制是一種靜態的并且缺乏有效的自我修復功能的治理機制。使基層政府無法與公眾進行理性的對話和溝通，為政府維穩與民眾維權的對抗態勢的形成滋生了制度性溫床。
（一）維穩參與主體的單一性
基于可控性的考量，以及踐行將“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的維穩行動邏輯，基層政府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民眾與社會組織排除在維穩參與主體之外，使基層政府成為單一的維穩參與主體。對于民眾而言，之所以被排斥在基層維穩參與的主體序列，主要原因在于民眾已經在長期的社會治理進程中被政府當成了維穩對象，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要治理的對象就是其管轄下的民眾，或者說民眾已經被政府“物化”為維穩的客體，根本談不上可以與基層政府進行平等溝通、對話的維穩參與主體。特別在壓力型的維穩運行過程中，隨著維穩問責力度的不斷強化及民眾訴求表達方式的日益激烈化，基層政府已經對通過不斷強化政府組織與資源優勢的方式來應對民眾的訴求形成了維穩路徑依賴。對于社會組織而言，之所以也被排斥在基層維穩參與的主體序列，主要原因在于基層政府對社會組織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和了解，導致在“敏感”的基層維穩這一領域，不敢貿然讓社會組織參與到基層維穩過程中來，害怕社會組織的參與，反而將分散的民眾組織起來并可能采取對社會秩序產生重大威脅的集體行動。此外，在基層維穩的實踐中，基層政府還不真正了解社會組織參與維穩所具有的有效傳遞信息、整合民眾訴求、進行理性溝通與協調的優勢。因此，對基層政府來說，與其承擔不可預測的貿然讓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維穩過程的風險，不如審慎地將其排除在維穩過程之外，以確保維穩過程的可控性。但是缺乏民眾與社會組織有效參與的基層維穩機制，不可能真正實現基層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維穩參與主體的單一性導致基層政府為此承擔高昂的維穩成本?！岸议L期忽視民眾與社會組織參與的維穩機制也使社會力量參與解決基層社會矛盾的積極性被嚴重削弱”[2](p.26)。
（二）維穩應對手段的單一性
當“穩定壓倒一切”成為基層維穩運行中的思維定勢后，基層政府還要承受著“零指標”和“一票否決”等巨大的維穩壓力，其維穩應對手段逐漸固化為單一的管治型維穩機制，即在應對民眾利益訴求的過程中，不斷凸顯采取管治而不是采取疏導的維穩方式來應對民眾各種利益訴求表達，這種維穩手段不僅難以有效紓解基層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緊張關系，反而有可能激化雙方的關系。
第4篇：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范文
一、社會管理重心下移的基層困境
基層是社會管理的基石，是產生社會問題的重點領域。經濟快速發展中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上訪、集訪數量的幾何經數倍增，的不斷發生，主要集中在基層，使得基層成為社會管理工作的主戰場。
（一）基層問題急劇增加，社會管理難度增大。
隨著分配制度的縱深推進，將會觸及很大一部分人利益，特別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新的利益調整方案不會十分成熟，社會秩序將在一定程度上的震蕩不可避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位人”變成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人”，身份轉變將帶來系列變化，很多人都有一個較長的適應期；2億多剩余農業勞動力涌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城市中的自由人增多，流動性增強，城市社區的開放性不夠；農村出現了大量的空巢組、空巢村，以及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的大量存在，產業空虛現象突出，村社的管理面臨更多新問題；金錢至上、享樂主義的價值觀盛行，一些誘發、滋生違法犯罪的消極因素不斷涌向，并有進一步蔓延之勢，對違法犯罪還得繼續保持高壓態勢，一些強制性手段依然不可或缺。
（二）基層權責失衡，社會管理難以協調。
在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下，基層政府的權力受到削弱，但是，基層面臨的各種突發性事件卻不斷增多，如自然災害、人為事故、群體上訪等，發生時間突然，發生地點不一，都需要強有力地及時化解。這些事件的責任主體往往是基層政府，但一些必需的權限、資源并沒有配備給基層，因此，很多時候基層政府只能“赤膊上陣”，能夠采用的手段不多，方法較少，常常表現為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別是需要相關部門配合時，不能達到指揮統一、行動迅速，步調協調性不強，往往導致處理問題遲緩，事態無法有效控制，很難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三）基層制度缺失，社會管理無章可循。
社會管理問題雖然由來以久，但是過去面對的問題相對簡單，引起的重視程度不夠，規范性明顯不足，缺乏統一的法律法規文件，特別是沒有一部專門社會組織管理的基本法律。各個地方雖然也有一些社會管理的規章制度，但很多都是套用上級行政部門相關的文件，空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一些甚至只是應付上級檢查的材料而已。在基層的實踐中，一方面不能通過法律的形式來規范社會管理活動，導致一些問題處理上的隨意性，并伴隨一些違規操作，其管理的合法性本身受到質疑；另一方面，一旦缺乏具體的、切合地方實際的規章制度，一旦出現了問題，或者憑經驗來處理，或者手忙腳亂，不知所措。
（四）基層保障不力，社會管理缺乏支撐。
近年來，隨著各地的經濟條件的改善和各級領導的不同程度上予以重視，加大了財政對基層的社會管理基礎性條件的投入，軟件、硬件方面總體上都有了一定改觀。但由于基層社會管理問題持續增加，繁雜多樣，需要長期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支撐，并且，社會問題是持續動態出現，有大量的不可預測性因素，具有一定彈性的物質保障體系建設更是不可缺乏。就目前來看，基層社會管理中最為突出的是人工矛盾和經費支持問題，這兩個問題也是最為核心的問題，也是最難解決的兩個問題，而基層政府自身卻無法加以解決。保障不足雖然不能說是“做無米之炊"，但可以看出只能是在“煮稀粥”。
二、基層政府創新社會管理的路徑選
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必然帶來政治運作方式的變化，基層政府必須在面對復雜社會情境過程中反省和重建自身的管理模式。
（一）要明確政府在基層社會管理中的職能。
傳統基層社會管理核心理念是控制，推崇至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通過對社會的強力管制來實現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創新社會管理，應首先認識到政府在社會管理中雖然要起到主導作用，但不能包辦一切，要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當前形勢下，政府應重點加強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搞好社會保障管理；有效控制人口增長，提高公民整體素質；搞好功能規劃，保護和治理生態環境；努力協調各方，構筑協作性的公共治理網絡；加強長效機制建設，建立健全科學有效的社會預警和公共危機處理的機制；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創造有利于擴大就業的政策環境；完善社會管理的回應機制，加強社會管理的透明度建設等。并且，要主動把一些可以放手的社會管理事務從政府管理中剝離出來，從而能夠更加專注政府管理中的核心任務。
（二）要充分發揮各類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
在發揮政府的作用外，還需要發展和培育各種社會組織，建立不同社會主體之間平等、民主的社會合作機制，擴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零散的公民個體通過自發組織的各種社會團體、非營利機構和基層社區自治組織集合起來，才能集中反映自己的意愿和訴求，有利于實現社會穩定和良性運行。群團、企業、行業協會等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在與政府合作中成長壯大，彌補政府管理中的缺位，從而實現管理者與社會的共同治理。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激發公民和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感，社會每一個細胞都煥發活力。并且通過積極探索建立階段性分級緩沖處理社會矛盾體系，從自我約束、家庭化解、社區建設、社團作用等方面發揮積極正面作用，增強社區群眾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各種組織中逐漸培養理性、平和的合格現代公民。
（三）要大力動員廣大公眾的社會參與。
社會是若干公民組成的社會共同體，任何一個公民不應該只作旁觀者，理所當然成為參與者和建設者。只有更廣泛的公民真正參與到社會管理之中，才能培養出對社會的熱愛，承擔起應有的責任，以及對政府的認同。社會管理是對全社會的管理，也是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管理。人民群眾是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對象，也是社會管理和服務的智慧源泉。只有讓人民群眾參與到與他們息息相關的社會管理的決策中來，才能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當然，政府相應地做出回應，提供有效的制度渠道、對話平臺和物質保障，這是基層民主能夠得以有效開展的關鍵。只有民眾的參與熱情高漲的背景下，其自我生長、自我轉化、自我更新的能力就會愈發強大，他們才能逐漸成為公共事務的管理主體。
（四）要逐步形成科學的意見整合、利益引導機制。
第5篇：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城市；社區參與；困境
隨著改革開放后單位制的解體，大量的“單位人”轉化為“社會人”，在這種背景下，城市社區逐漸成為基層社會治理與居民生活的基本單位?；谏鐣芾淼男枰?，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國家提出了“社區建設”，旨在通過社區建立起基層社會的共同體，滿足國家基層治理的需求以及適應社會整合方式的變化。在這種語境下，居民社區參與作為推動社區建設與滿足基層社區治理的核心要素，一再受到學界和政府的關注。但是從城市社區發展與基層治理的現狀來看，城市社區居民參與一直處于困境中，遠離社區建設的初衷，也并沒有完成社區基層治理與秩序整合的功能。因此探討城市社區參與困境并提出解決對策具有一定的價值與意義。
一、城市社區參與困境的現實表征
（一）娛樂活動參與型多、社區公共事務參與型少
在社區參與中，比較多的是娛樂活動參與型。在很多城市社區居民中，一部分擁有較多閑暇時間，家庭條件比較優越，自發形成一些娛樂型組織。這種娛樂組織一般進出自由，出于鍛煉與娛樂的雙重目的。如在一些些社區廣場一些居民定期跳廣場舞，或一些老年人下圍棋[1]。娛樂活動參與在城市社區分布最廣、涉及居民最多。這種社區參與更多的是基于居民的興趣愛好，與關心社區公共事務無關。在很多社區調查發現，在社區參與中，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非常少。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一些小區的業主也成立了QQ群，對社區的公共事務也顯示出一定的關心。但是現實中可以發現，一些業主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效果不理想，一些居民認為這是社區公共的事情，居民很難說了算，隨波逐流心態突出。在關系業主切身利益的事情，如小區的車位問題、物業收費問題等，多大數居民也僅停留在私下議論的階段。
（二）被動參與型多、主動參與型少
受多年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動員模式的影響，社區組織與居民群眾形成了固有的行為慣性與社區參與的路徑依賴。在社區活動中，社區組織為組織活動而動員社區居民參與。為提高參與率采用慣用的發動群眾的辦法，但是參與效果不理想。居民主動參與的少，被動參與的多。例如，在一些社區中，居委會處于滿足居民活動的需要，也定期舉行一些趣味運動會等活動。很多居民不愿意參與這種活動，認為沒有意義。尤其是一些正值青壯年的居民，他們以工作忙、沒有時間不愿意參與居委會舉行的活動。參與活動的大多是退休的老年人或賦閑在家的全職太太。參與的目的也是打發時間、湊個熱鬧。在參與過程中積極性不高，“被動性”突出。一項所謂的社區建設活動如果只是為了完成上面的任務或個別人的政績的話，那么，在居民有了不參與的權利條件下，該活動則會出現參與不足現象。社區建設的總體目標無疑是為了發展社區、服務于社區居民利益。但具體到社區建設活動時，則可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偏離總目標，只有居民才真正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在居民有了不參與的權利的條件下，居民就會抵制那些違背他們利益的社區建設活動[2]。
（三）在關切居民切實利益的公共事務中，缺乏居民參與的路徑
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基層社會的組織方式與社會成員的生活方式逐漸發生變化。在城市社區，人們逐漸進入由不同文化背景、生活閱歷組成的陌生人社會。居住在同一社區的居民因為社區場域的作用，逐漸產生了凝聚社區居民的共同利益，基于業主利益的共同性，也正在產生關于物業收費、物業服務、公共空間權益等共同的利益訴求。在這種背景下一部分社區居民希望在涉及切身利益的物業管理收費、小區治安、公共設施等參與小區決策，希望在社區決策中維護居民的切身利益。很多居民都認為，目前居民利益缺乏合理的表達渠道。尤其在涉及物業收費、車位問題等方面，物業公司不顧居民的利益，服務質量差、收費高，時常侵犯居民的居住權益。社區是社會個體組成，居民個體基于生活利益的需求，在涉及自身社區權益的事務中也愿意表達自己的意見，尤其迫切需要同物業公司進行信息交流，維護居民的權益。
但是在目前的社區治理構架中，缺乏居民參與公共決策的路徑。社區建設作為政府主導的一項長期工程，一直以來缺乏居民的有效參與。尤其是隨著社區組織的多元化，物業公司基于盈利的目的，在物業收費、物業服務等方面很少讓居民參與決策。作為群眾自治組織，居委會多年以來一直扮演著政府“人”的角色，被日常行政事務包圍，居民與居委會之間并沒有聯系的暢通渠道。調查中顯示，很多居民認為，在事關居民利益的事務中，社區并未給予社區居民參與的渠道，讓居民參與的大多是為體現居委會工作業績或物業公司工作形式的集體文體性活動。居民個體自身勢單力薄，也缺乏自組織的渠道，很難和物業公司、居委會等社區組織抗衡，居民苦于缺乏利益表達途徑。
二、構建暢通的參與機制的路徑分析
（一）構建居民利益訴求表達機制
在社區場域中，來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區居民因為商品房的購買而居住在同一社區，基于共同的生活價值訴求而有著共同的利益需要。社區的共同利益包括優美的環境、良好的服務、和諧的人際關系、健康向上的文化等。這些共同利益實質上就是社區公共物品[3]。多年以來，居民社區參與一直處于被動狀態，在政府倡導下，讓居民參與的大多是體現居委會政績的文體性活動，缺乏居民利益表達機制。
面對居民利益訴求多元化的現實，要真正發揮社區基層整合的作用，必須從社區居民的真正需求出發，構建制度化的居民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如可以通過物業公司、居委會等組織與居民代表面對面的交流形式，讓居民的意見表達顯性化。同時也可以通過網絡建立交流平臺，使居民意見與社區組織雙向溝通，讓居民從“表面參與”、“被動式參與”等參與形式中解脫出來，釋放出參與的激情與動力。建立健全溝通的渠道，在事關全體居民利益的小區治安、物業收費、公共設施維護、停車位等問題上，可以建立每周一次的居民意見日，由物業公司和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接待，傾聽居民意見，發揮居民的主人翁作用。
（二）設置居民自組織
社區不僅是國家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更是居民生活的共同體。當前時期，居民的原子化特征明顯，缺乏有效的組織整合。要真正發揮居民的參與作用，在政府引導下，可以鼓勵居民成立社區治理小組、居民意見組等居民自組織。通過居民自組織改變社區居民一盤散沙的局面，整合居民的利益訴求，同時建立居民秩序整合的組織載體。讓居民在組織中找到價值訴求的表達途徑，也作為居民意見與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梁與紐帶。在政府引導下，發揮居民自組織的多種功能，完成基層治理與秩序維持的作用。真正把居民作為社區的主體，有序的推進社區居民的有效參與。當居民有參與意愿時，不能把居民僅僅當作社區參與的幌子或僅僅把居民參與僅僅局限在衛生清掃、文體健身、為民服務、組織治安聯防隊、動員捐衣捐物等特定的事務中。讓居民自組織成為居民參與的渠道，以促進居民之間的合作，最終促進居民歸屬感的產生與互惠行為養成。
三、結論與思考
在社會轉型的特殊語境下，社區作為基層生活的共同體，被賦予了基層整合方式構建與滿足居民不同利益與價值訴求的多元功能。社區參與是構建社區共同體的基礎，也是形成良好的基層社區治理格局的重要保障。但是目前城市社區居民參與的狀況不容樂觀，社區參與呈現出表面化的狀態，居民參與娛樂活動參與型多、社區公共事務參與型少，被動參與型多、主動參與型少，缺乏促進社區發展的實質性參與。在關切居民切實利益的公共事務中，缺乏居民參與的路徑與渠道。當前社區治理中，社區基層秩序整合作用并未很好的發揮出來，物業公司與居民之間矛盾突出，面對居民日趨顯現的利益訴求與價值訴求，必須因此要構建暢通的參與機制的路徑，建立常規居民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建立居民與社區組織的溝通渠道。在政府引導下設置居民自組織，讓居民真正成為社區的主人，發揮居民參與的主體性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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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雪云，周業勤.社區參與不足的社會學解讀[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3）：137.
[3]張寶鋒.城市社區參與動力缺失原因探源.河南社會科學，2005（4）：24.
第6篇：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范文
一、善治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內在要求
鄉鎮社會管理舊模式的現實難題制約著改善民生的目標實現，必須通過不斷創新來實現突破與發展。具體而言，善治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內在要求主要有四點。1．立足民眾的需求和能力，把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貫徹始終善治的核心出發點是以人為本?！吧啤币馕吨鹬孛癖娨庠?，提高民眾能力，也意味著一個高效用和高效率的政府功能來努力滿足所有公民增長的需求。［1］10因此，善治理念下的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應把以人為本這一基本理念貫徹始終。要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切實轉變觀念，實現管理與服務的有機統一，讓民眾的需求和能力得到真正的尊重。要達此目標，必須不斷創新社會管理的本土化服務，推進社會服務的科學化與專業化;從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因時制宜，真正把人作為最重要的資源，把民眾作為社會發展的核心主體，充分開發社會的人力資源和專業資源，服務于以普通民眾為核心的各利益相關者。2．著眼社會活力的深層激發，推進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與均衡在治理理論視角下，鄉鎮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創新的重要方面是推進管理主體多元化并建立多元主體的合作網絡。［10］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民眾的需求不斷擴展和提升，社會事務日益增多，社會管理的主體迫切需要重新界定與整合，以彌補政府單一力量的局限或不足。因此，社會管理主體不僅局限于政府部門，還需包括許多非政府部門。盡管目前我國社會管理的多元主體發展還不成熟，尤其是社會組織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尚不完善，政府應在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過程中起引導作用，著力推動專業化的社會服務，才能緩解政府壓力，促進政府職能轉變，使政府將精力和資源集中用于真正應發揮作用的領域，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各方面的創造活力，增加和諧因素，減少不和諧因素，為民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3．注重內涵式發展，全面提升民眾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善治強調民眾的中心地位。因此，在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中，必須充分調動民眾的參與，真正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要注重科學調研，切實找準民眾的關注點，使基層民眾找到歸屬感和認同感，主動自發地參與到新的發展實踐中來，而不是被動地聽指揮，表面上服從，內心里卻有不滿或不情愿。要達到這一目標，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提升鄉鎮社會管理人員的整體素質，使他們真正具備貼近民眾、深入民眾、了解民眾、帶動民眾、服務民眾的理念與能力。同時還應借助各類社會組織激發民眾的主動參與熱情，促進民眾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發展。4．著力保障弱勢群體的權利，增進社會的公平公正善治觀點認為，只有最貧困群體和社會弱勢群體受益時，治理才是善治。［1］12在我國經濟與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弱勢群體，他們由于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低下狀態而難以像正常人那樣化解社會變遷與社會問題造成的壓力，導致生活陷入困境，處于不利的社會地位?？傮w看，他們具有經濟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質量上的低層次性、政治上的低影響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等特征。［11］他們的權益保障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重要衡量標準，也成為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底線要求。要建立完善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渠道，借助法治化、制度化、組織化與社會化的力量保障他們的權益，使他們在多元利益格局中獲得應有的尊重。社會工作作為理念、制度、方法和人才的綜合體，其專業品性契合了善治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內在要求，可為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帶來新的契機。
二、善治視域下的社會工作與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
(一)社會工作對社會管理創新及社會治理的協同性與契合性
社會工作興起于歐美，是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在社會發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功能。它作為一種重要的制度設置與專業化力量，以“以人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理念，用個案、小組和社區等科學的專業方法服務他人特別是弱勢群體，旨在增進社會福利，促進社會互助和社會公平正義。隨著我國各地探索實踐的深入，社會工作正逐漸從直接服務擴展到參與社會管理，從解決社會問題擴展到預防社會問題。在我國社會管理體制走向多主體、多元化治理背景下，社會工作日益顯示其重要性。［12］社會工作對社會管理創新具有重要的協同作用。［13］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而社會工作的目標正是增強人的社會功能，關注如何幫助個人、群體或社區增強其發揮社會功能的能力。它通過各種專業方法，在家庭、學校、社區等方面開展工作，解決人們參與經濟與社會建設的困難和障礙。社會工作對促進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財富公平分配具有重要的基礎作用和專業優勢。［14］它不是把工作對象只看做被救濟、被改造、被動員的客體，而是看做多元主體的一部分;它善于調動主客體兩方面的積極性，從預防和發展的角度去分析和介入問題，從而有利于問題的真正解決。因此，社會工作可在實質上和深層次上參與社會治理。［15］近年來，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率先在社區管理、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領域引介了專業社會工作，滿足了新時期的社會需求，使社會工作成為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機制，取得了良好的實踐成效。
(二)善治視域下社會工作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功能定位
1．理念優化理念的優化是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關鍵所在。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轉型不斷深入，鄉鎮社會管理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地表現為政府在推進改革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民生問題。在此背景下，以往強力的管控手段變得越來越不適應，理念的深層優化與轉變刻不容緩。社會工作是一個關心人且認為只有尊重人和理解人才能改變人的專業，它把改進人類福祉尤其是弱勢群體福祉作為自己的專業使命，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養分，且有一系列科學具體的方法保障其專業理念落實于實踐，從而使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優化的功能落到實處。因此，鄉鎮要改變傳統的社會管理理念與舊模式，促進以人為本的柔性管理，逐漸激發基層民眾自主性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社會工作是一個重要的現實依靠力量。2．方法改進鄉鎮政府存在的核心價值是為基層民眾提供服務。它是整個政府體系的終端，其所作所為及所提供的服務質量關系到民眾的生存狀態與政治信心。但是，由于政府工作方法以及既有體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可能會導致鄉鎮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下降或者民眾并非客觀準確的評價，從而導致政府有心提供的服務無法達到民眾的要求和期望。社會工作作為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并致力于助人自助的專業與職業，對保障以服務對象為導向的服務質量有著科學的、成熟的經驗和方法。因此，促進社會工作本土化，合理有效地在鄉鎮社會管理創新實踐中融入社會工作的專業理念和方法，同時結合鄉鎮地方實際完善和落實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相關政策，將促進傳統群眾工作方法的創新，促進鄉鎮政府制定更有實效的政策和制度措施，更好地提供民眾滿意的公共服務。3．風險化解社會管理舊模式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獲得收益的同時也要承受代價和風險。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轉型，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必須要考慮如何有效化解社會風險。當前我國農村正處于高風險期和危機頻發期，風險形態復雜多樣，然而既有的農村社會管理模式側重于事后應急性搶救，這種模式往往又強化了社會風險。［16］社會工作的服務機構和專門人才秉承專業理念與科學方法，通過實踐的廣泛介入可形成制度化的影響力，幫助解決困難群體和邊緣人群在物質和精神等方面的問題，及時化解社會不滿情緒，防范社會風險。同時，社會工作的介入可使鄉鎮社會管理體系更好地預判基層民眾的內在需求，采取及時且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從而化沖突于未發，降低社會管理風險。4．人才支持在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變革過程中，人才是主導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元素。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是具有一定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技能，在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扶貧濟困、社區建設、婚姻家庭、殘障康復、職工幫扶等領域直接提供社會服務的專門人員。這一獨特的職業優勢使其可為鄉鎮社會管理創新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因此，在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中，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并對相關管理與服務人員進行社會工作素養培訓，培育和孵化社會工作的服務機構、協會和服務站，將為鄉鎮社會管理創新提供多層次、立體化的組織與人才支持，使社會工作的理念優化、方法改進和風險化解等功能實現獲得有力的人力資源保障，從而更好地發揮社會工作的制度化影響力。
三、社會工作推進鄉鎮社會管理走向善治的實現路徑
(一)提升鄉鎮社會管理制度對基層民眾需求的回應能力
1．加強鄉鎮社會管理制度以民眾為中心的價值理念善治特別強調民眾中心導向，并認為如果不是以民眾為中心，制度就會成為絆腳石。［1］111但是，現實的鄉鎮社會管理制度較多是服從上級部門的指導意見，傾聽基層受惠對象的空間非常有限。這往往導致制度脫離民眾的實際需求和愿望，使制度從根源上背離了其價值立足點，實效性大大減弱。社會工作的“優勢視角”和“賦權”等理論都強調應充分激勵與發展服務對象的潛能與優勢，把問題落腳點集中于實現服務對象自主與自助能力的增長，并有配套的科學方法保障這一理念落到實處。因此，把上述價值理念融入其中，可更好地保障鄉鎮社會管理制度的民眾中心導向，提高鄉鎮社會管理制度回應民眾訴求的敏感度與能力，具體措施包括在鄉鎮社會管理制度的制定、執行、激勵及評估等環節融入社會工作的服務理念及相應的工作方法，充分聽取受惠對象的想法，甚至吸納受惠對象參與相關制度的制定、實施、監督和評估。2．改進鄉鎮社會管理制度回應民眾需求的實踐技巧社會工作有一系列的專業方法來保障其專業價值理念落于實踐，同樣，鄉鎮社會管理制度對民眾需求的回應能力增強也需要有方法與技巧上的匹配。因此，可利用鄉鎮日常管理和制度制定實施的機會把社會工作的專業內涵融入其中，以此來創新既有的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和方法，增強相關制度的實踐靈活性與需求響應能力;使基層政府在面對民眾個性化、多元化訴求時，能夠通過科學而靈活的方法更好地把握服務民眾這一根本目標;使尊重、信任和支持民眾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落實于鄉鎮社會管理的具體實踐，增強鄉鎮社會管理制度的合法性與公眾滿意度。
(二)促進鄉鎮社會管理工作人員的素質提升與結構優化
1．提升鄉鎮社會管理工作人員的社工素養，使其更好地為基層民眾服務鄉鎮既有的社會管理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對他們進行社會工作素養的培訓可優化他們為民眾服務的意識和能力?？膳c高校和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合作，對相關的管理人員進行培訓，系統地提升其社會工作素養，使他們能夠會用乃至善用社會工作的理念、技巧和專業方法來提高實際工作能力與創新工作思路，使他們在面對實際問題時能夠有更多更好的解決辦法。如果條件允許，也可采取措施，組織和激勵與民生聯系密切的崗位人員參加社會工作職業水平資格考試，提升他們的專業服務能力。還可選派人員到專業社工服務機構學習，或外聘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對相關人員進行傳幫帶，提高他們服務基層民眾的水平。2．促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充實到鄉鎮社會管理隊伍中，優化隊伍結構可建立完善社會工作人才使用體系，以社會工作崗位開發設置為重點、社會工作人才資源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為目標，適當加大社工人才的使用層次和力度。可與國內外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單位合作，推薦人才到相關單位進修學習;也可在畢業生中做好宣傳動員，給他們提供一定的崗位與激勵，使他們能充實到鄉鎮社會管理隊伍中。同時，建立完善社會工作人才激勵保障體系，按照崗位名稱、職責任務、工作標準、任職條件和薪酬待遇相對應原則，在薪酬待遇、崗位津貼、社會保險、獎勵表彰等方面增加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或具有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認證的工作人員的收益，使他們能夠在鄉鎮社會管理框架內找到認同感、歸屬感和價值感，積極主動地貢獻力量，從而夯實并革新鄉鎮社會管理創新的人力資源基礎。
(三)推進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與基層社會矛盾的深層化解
1．以社會工作的介入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照顧弱勢群體利益，疏導其不滿，防止社會矛盾集聚爆發，是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關鍵。社會工作可通過社會行政、政策倡導等方法對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政策施加影響，協調民眾與政府間的關系，同時，社會工作者可通過與弱勢群體的直接接觸，深入了解他們的需求并及時反映給政府或有關組織，從而降低社會管理風險。［17］我國的經濟與社會轉型會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創造新利益格局，往往會使貧困群體特別是在轉型中地位相對下降的群體產生剝奪感和心理不平衡。社會工作者一方面可通過澄清與溝通等方式，引導人們認識到因個人能力和社會條件限制造成的差別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上改變人們對其他階層或群體的認知偏見與不滿，減少觀念差異及由此引發的利益紛爭;另一方面可以運用優勢視角和賦權理論，幫助弱勢群體更清楚地分析環境及自身優勢，提升其改善生活的主動性與能力。2．以社會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創新基層社會矛盾的調解機制社會矛盾往往是由于人的需求未得到滿足而產生，社會工作特別強調以人為中心及服務對象需求的滿足，它運用科學方法和技能為有困難的人提供服務。鄉鎮政府可通過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等方式促進社工機構及專業人員參與到基層社會矛盾協調中，或者使一線社會管理工作人員熟悉和掌握社會工作技能并應用于社會矛盾化解。依靠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一方面能夠幫助個人、家庭、群體解決現實問題，利用澄清、同理心等溝通技巧使矛盾雙方更理性地對待矛盾;另一方面還可有效預防個人和社會可能出現的問題。社工機構和人員作為民眾和政府的“中間人”，可通過對政策的反饋和干預，引導人們有序而理性地行動，優化社會矛盾的協調機制。
(四)促進鄉鎮社會管理舊框架內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協調與革新
第7篇：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范文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要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當前的社會治安形勢，牢牢掌握社會治安防控的主動權?！痢两謱俚湫偷某青l結合部，轄內影響穩定的因素多樣，治安環境復雜，主要表現在：一是地域形態多樣，矛盾糾紛隱患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難度突出。轄內地域形態多樣，既有××市最大的關閉國有企業—××氮肥廠，又有東圃最旺的商業地段；既有××區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村，又有多個新型住宅小區，潛在的矛盾糾紛隱患多，主要是勞資糾紛、物業糾紛、鄰里糾紛、醫患糾紛、經濟糾紛，還存在著國企遺留問題、房屋拆遷問題等隱患。各種社會矛盾糾紛隱患的存在，給轄區的穩定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帶來很大的工作難度，要排查調處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種政策法規，又要協調各職能部門和社會力量齊抓共管。二是流動人口多，平均素質偏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壓力突出。轄內有出租屋1.9萬套，近年來外來流動人口迅猛增加，據初步統計，××地區的外來流動人口超過8萬人，平均素質偏低，相當一部分外來人口為暫時找不到工作、打散工、從事體力工作等人員。從近年來對違法犯罪分子人員的分析來看，外來流動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來人員，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網前居住在出租屋，給××地區的治安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三是案件基數大，多發性案件典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挑戰突出。近年來，雖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數仍然較大，其中盜竊、詐騙、搶劫、搶奪約占80%左右，壓案保平安的任務十分繁重。在源頭預防上，城中村內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環境、居民意識、硬件設施等影響面臨很大挑戰；在打擊管理上，基層民警工作量多，壓力大，如何發揮他們的主力軍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參與面臨著挑戰；在教育宣傳上，面對居民群眾法律意識普遍不高、素質偏低的現狀，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爭取最大效果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知法、懂法、守法、護法等意識面臨著挑戰。街黨工委、辦事處以“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的觀念為指引，把保穩定和促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學地分析我街實際，從街道層面進行全局性、系統性考慮，探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長效機制，建立健全街道層面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現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觀念、思路的轉變和突破。
二、深入實踐，開拓創新，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基礎和架構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要注重實踐，開拓思路，創新方法，在實踐中探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突破點，解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根本問題。街黨工委、辦事處從20*年底開始，深入社區進行調研，召集研究討論，結合街道的實際情況，著手研究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工作。20*年3月份形成了《××街關于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工作意見》，并全面開始實施。治安防控體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安全防范、基層創安、流動人口管理、安置幫教、法律道德宣傳教育、執法聯動、隊伍培訓管理、組織保障、檢查考核為內容的“十大機制”，形成了以打擊為重點、以預防為基礎、以控制為關鍵，以建設、管理為方法，以改造、教育為手段，綜合性、立體化、系統性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根據當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特點，從轄區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落實防控體系的三項工作原則：先易后難、突出重點、分步實施。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通盤考慮全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個完美的載體，將街道轄內可利用的資源充分整合起來，形成齊抓共管、人人參與的大綜治格局。
（一）以統一高效為方向，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運行機制。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科學合理的運行模式，是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關鍵。以統一指揮、方便管理為原則，建立了由街維穩及綜治委牽頭，以街道一級有關職能部門為主力，以社區居委會、轄內機構、單位和各類社會力量為基礎的縱向層級運行架構。在橫向聯動方面，主要分為三種模式：一是街道一級聯動，主要是職能部門之間的執法聯動和矛盾糾紛聯調聯動；二是社區一級聯動，圍繞平安和諧，以社區黨支部為龍頭，以社區民警為骨干，以社區治保會為基礎，以出租屋管理員、××公司治保隊員、社區內各企事業單位、居民群眾為主要參與力量；三是基層治安力量聯動，以××地區治安聯防大隊為載體，整合社會各類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隊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戰斗力。以縱向層級運行架構為主體，通過橫向聯動工作模式進行協調整合，構筑一個職責分工明確、團結協作、效率快速、效益明顯的綜合運行機制。
（二）以保障有力為核心，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指揮平臺。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指揮平臺，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奠定堅實的基礎。以“綜治大格局，群眾得實惠，管理出實效，和諧又平安”為建設標準，建立街綜治工作中心，構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平臺。街綜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組織保障功能，表現為建立完善組織機構、工作制度、硬件設施，明確職責任務和部門分工；協調指揮功能，表現為通過制訂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實聯調、聯防、聯勤、聯治、聯創的“五聯”運作機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現為健全學習培訓制度、加強隊伍管理，進行工作績效評估、檢查考核。通過充分發揮綜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強化基層管理，完善基層服務，優化基層資源，夯實基層基礎。
（三）以整合統籌為準則，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精干隊伍。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整合社會力量建立社會治安工作隊伍，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源。以公安派出所為主力軍，以治保隊員等治安力量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為補充，實行警民結合、專群結合，充分發揮隊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地區治安聯防大隊為載體，將轄區保安員、治保員以及物業小區、工業區、大型企業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聯網基地指揮臺建設，實現了勤務指揮聯動。以義務平安巡邏隊伍為補充，在社區民警統一安排下協助開展社區治安巡邏工作。通過治安力量的整合，達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準確、綜合性的合理安排，發揮最大作用。
（四）以科技創新為指引，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防范網絡。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通過市場機制運作，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鮮的血液。建立健全四個層面安全防范網絡：一是建設全街視頻監控系統，現在街面主要路段設置了212個監控點，城中村內街內巷設置了1*個監控點和5個監控崗亭。二是發動轄內物業小區、企事業單位自建視頻監控系統，現我街轄內主要小區、企事業單位安裝了1000多個攝像機。三是推進城中村單體出租屋視頻監控小系統建設，由屋主自籌資金安裝，主要對出租屋內部進行實時監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鋪內部技防建設，積極推行“手眼通”、億光安防、門禁系統等家庭、商鋪技防。通過建設四個層面安全防范網絡，動靜結合，人防、物防、技防結合，形成一張覆蓋全轄區范圍、解決重點治安問題、排除大部分治安隱患的安全防范網絡。
（五）以立體滲透為手段，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宣傳教育模式。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建立全方位的宣傳教育模式，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營造良好的意識環境。構筑××街法制宣傳教育平臺，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眾、最大限度地滿足群眾為目標，打造室內法制宣傳教育服務、室外法制宣傳教育服務、網上法制宣傳服務三大宣傳陣地，不斷創新宣傳教育方式，拓寬宣傳教育途徑，從源頭上預防違法犯罪，增強轄內居民群眾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促進社會和諧。
三、以人為本，立足長遠，進一步推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一）從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深入踐行科學發展觀，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基本要求，使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緊緊配合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平安和諧社區建設?；鶎由鐣伟卜揽伢w系是一項長期性、復雜性、持續發展性的社會系統工程，其全面落實要始終堅持“三個結合”：一是要與上級綜治工作精神相結合，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推進要以省、市、區綜治工作精神為指導，落實上級部門的工作部署。二是要與經濟發展規律相結合，以經濟建設為基礎，從××地區的經濟發展需求和趨勢出發，繼續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才能使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具有科學性、長效性、穩定性。三是要與社會矛盾發展態勢相結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將會不斷涌現出新的社會矛盾類型，如何排除矛盾糾紛隱患，將矛盾糾紛解決在萌芽狀態，將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自身的不斷修正和完善。
（二）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深入踐行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是核心，提高群眾的安全感、對社會治安的參與度和滿意度，是對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施效果的最好詮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全面推進，要立足實際，始終以群眾安不安全、滿不滿意為根本考慮，切實圍繞社會治安問題的重點、難點和盲點，實現社會治安狀況的明顯好轉。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始終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融入到群眾的日常工作生活中。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使群眾首先做好自身、自我的安全防范，增強防范意識，減少犯罪分子犯罪機會；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社區活動，進一步引導和發揮群眾參與社會治安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群眾承擔一定的治安防范義務；通過及時公開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治安信息，使群眾及時了解身邊的社會治安環境，采取相應地防范措施。
第8篇：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范文
社情民意不明了、服務管理不到位、訴求渠道不暢通、矛盾化解不及時，這是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基層社會治理時常面臨的問題與困惑。浙江松陽縣從2009年開始，探索建立“民情地圖”大數據庫，為解決這些基層社會管理難題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地方范本。
“民情地圖”
是一張什么圖
松陽縣地處浙江南部山區，境內多山，道路崎嶇，自然災害頻繁，尤其是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導致生態風險嚴重；由于地處山區，交通閉塞，松陽縣工業基礎相對薄弱，經濟相對落后。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戶籍政策相對寬松，很多轄區居民外出打工，也有許多外來人員涌入，導致松陽縣人口流動相對頻繁，人們之間的矛盾、糾紛也日益增多，時有發生。這些情況對松陽縣基層社會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戰。如何做好基層社會管理成為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9年12月，松陽縣開始探索一種新的社會管理方式――即在浙江省舟山市推行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的基礎上，結合松陽實際情況，繪制“民情地圖”。
截至2011年，松陽縣共手繪完成了401個行政村的2406張“民情地圖”。“民情地圖”由村情民情圖、產業發展圖、組織體系圖、重點人員圖、結對幫扶圖、防災避險圖等6張“地圖”組成。
其中，村情民情圖主要是村莊地形地貌，包括山林、農田、河道、山塘水庫、道路等，以及農房分布及房屋結構、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分布情況；產業發展圖主要標注村莊產業分布、發展和農戶從業情況，包括每個農戶的農田、山林及從事種養業情況，以及經商辦企業、外出務工創業等情況；組織體系圖主要標注村級組織及村級基層管理服務體系建設情況；結對幫扶圖主要標注需要結對幫扶的農戶和優撫對象等情況；重點人員圖主要標注需要重點聯系、重點關注的人員情況；防災避險圖主要標注自然災害隱患區域及避災搶險線路等情況。每張地圖各有側重，組合起來是一個全面、直觀、準確反映村情民情的綜合體系。
此后，“民情地圖”不斷升級，開始從農村走向城市。松陽縣將全縣各種情況全盤摸清，并統一繪圖標準，實行數字化管理，建成了一張網絡版的“全情圖”，建立了“民情地圖”服務地理信息系統。該系統成為匯集該縣20多萬群眾基礎信息的民情大數據。
為了進一步鞏固該項創新成果，確保系統的使用安全，2015年3月，松陽縣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了實用新型專利授權。2015年10月，以松陽縣民情地圖為基礎開發的“一種民情地理信息系統”通過國家知識產權局批準，獲得國家實用新型專利授權。
引領社會管理創新
松陽縣繪制“民情地圖”是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典型案例。這種管理方式的創新促進了干部作風的轉變，增加了干部和群眾的聯系，增強了基層干部管理社會、服務群眾的能力。
“民情地圖”的繪制也使基層干部更加全面地掌握了各種源頭信息、安全隱患、矛盾糾紛等數據，在處置、安全問題和自然災害時，反映更加迅速，處置更加及時，措施也更具針對性，對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基層社會和諧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同時，“民情地圖”大數據為地方決策提供了強有力的數據支撐，有效地促進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松陽縣為做好“民情地圖”，發揮其最大效應，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
一是扎實做好民情調研工作。明確要求把全面深入掌握村情民情作為重要目標，把走訪每一個農戶作為基本任務，縣領導帶頭蹲點調研、走訪農戶，鄉鎮干部深入農村開展村情調研，機關部門干部深入開展結對聯系服務調研，網格服務團隊深入開展村情民情走訪調研。通過挨家挨戶走訪每一個農戶，開展民主懇談、民情分析、民主聽證等方式，全方位掌握農村基層情況，全面了解群眾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所憂所困，廣泛聽取基層黨員、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為繪制“民情地圖”做好基礎工作，收集好第一手素材。
二是構筑“民情地圖”管理服務平臺，建設專門的地理信息系統。松陽把每個村的“民情地圖”統一錄入平臺，形成電子版“民情地圖”。研發松陽縣“民情地圖”地理信息系統，通過增設“民情地圖”社區、部門和企業三大板塊，變靜態的二維圖為動態的三維圖，使其具有修改功能、搜索功能、分類功能、保密功能、備用功能，進一步拓展了“民情地圖”服務范圍，實現了信息資源的共享共用。同時，明確規定村情民情一旦發生變化，必須及時進行更新，促使廣大干部第一時間掌握基層動態，保證“民情地圖”的準確性和真實性。
三是健全工作機制。松陽縣專門組織編印了培訓教材，內容包括“民情地圖”制作要求和使用常識、農村工作政策法規、農林水電以及民政、計生、社保、等方面的知識、案例等。而且要求每位干部每年必須參加一定時間的集中培訓和學習。并且，建立起應知應會能力考查機制。依托“民情地圖”計算機管理服務平臺，建立了“民情地圖”應知應會能力考試平臺和題庫，通過試題測試和“應知應會能力大比武”等形式，定期對鄉鎮和縣級干部進行考查。
另一方面，健全完善督查、考核機制。通過集中檢查、暗訪抽查等方式，加強督查指導，把握工作進度，發現解決問題，確保取得實效。同時，把“民情地圖”工作納入鄉鎮、機關部門年度工作目標責任制考核，納入鄉鎮、機關干部和網格服務團隊成員個人年度工作考核，納入村干部年度工作實績考核，并與村干部工作報酬掛鉤。另一方面，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如果出現對群眾事務重視不夠、處理不當、作風浮夸，造成群眾不滿的，對相關領導干部、責任單位及相關人員將給予警告、通報批評等處分；造成嚴重后果的，還將依據黨紀政紀等相關規定追究責任。
松陽經驗
的普適意義
黨的十指出，各級政府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不斷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不斷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努力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也再次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進社會管理精細化，并且提出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當前，積極探索并不斷創新社會管理方式、方法，已經成為做好社會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和趨勢。松陽縣繪制“民情地圖”的做法，對推進基層社會管理有重要啟示：
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實現觀念從“管理”向“服務”的轉變，行政活動從“消極行政”、“干預行政”向“積極行政”、“福利行政”的轉變。政府在不同時期承擔著不同的任務和職能，對此，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曾以政府任務的復雜性增長為主要線索，對不同時期政府的職能和任務作了如下概括：起初是傳統的維持社會秩序，然后是對社會補償的公正分配，最后是應付集體性的危險情況以及公民權益的保障。他還特別指出伴隨著風險社會的出現，政府的行政活動，尤其是預防性活動，必須在其中展開的時間限度內日益擴展，政府的行政目標應逐漸轉向以風險預防為主的積極行政、預防行政和福利行政。
其次，要深刻認識“大數據”的意義，科學使用大數據。松陽縣建立“民情大數據”至少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方面，促使干部更深入群眾，走村入戶，掌握村情、社情、民情的一手資料，從而切實了解民生所需所求，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另一方面，收集來的大數據，可以為領導干部作出科學決策，提供全面準確的一手資料，從而提高服務群眾的質量和效益。
大數據運用在社會管理中至少有三個作用：一是大數據技術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快速收集與挖掘、及時研判與共享，可以成為支持社會管理科學決策和準確預判的有力手段，促進政府從傳統的依賴經驗的粗放型決策向依賴大數據分析的科學決策轉變。二是對大數據進行分析，可以加強社會風險控制，提高政府預測預警能力和應急響應能力。三是利用大數據可以實現社會管理從碎片化向網格化的轉變。社會管理的碎片化是當前我國社會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政府部門之間職能交叉、重疊，協同性差，“信息孤島”現象時有發生。這極大增加了社會管理的成本，降低了社會管理的效率。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將擴大信息共享的范圍，降低各部門在數據和信息收集、處理和應用等方面的成本，提升數據和信息的使用效能、效益，有助于推動政府部門的協同與合作，進而促進社會管理體制從碎片化向網格化轉變。
再次，要將“互聯網”運用到社會管理中去，形成“互聯網+社會管理”的新型治理模式。互聯網的發展對社會生活帶來革命性的影響，它推動了社會經濟轉型和重組以及社會群體組織、人員互動模式的變革，對社會管理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動地球。”如果把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等比作地球，社會管理比作杠桿，那么“互聯網+”就是支點，可以“四兩撥千斤”，“互聯網+”在社會管理領域大有可為。
松陽“民情地圖”的嘗試并非停留在繪制階段，后續維護、使用、監督等各種機制的建立使得“民情地圖”在解決松陽社會管理問題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應意識到，技術往往也是一把“雙刃劍”，“民情地圖”大數據庫的建立也會存在風險。大數據的收集和使用可能涉及國家信息安全和公民隱私等，需要在立法層面明確大數據采集和使用的原則。
第9篇：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范文
“法制副村長”扮演著法律參謀的角色，免費向基層組織和個人提供意見和建議；
“法制副村長”為鄉村管理提供法律專業意見，進一步增強了村干部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管理村務的能力；
“法制副村長”制度實行三年來，讓社會治理開了花、使法治惠民結了果，農村基層治理出現較大改觀。
黨的十報告提出，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這是歷次黨代會報告中首次要求干部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執政。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又對這些思想進行了系統化的闡釋，這是我國依法治國方略理念的具體體現。這就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改革發展，破解社會管理難題，提高社會管理創新水平，而前提就是我們黨員干部要做好學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表率。
城鎮化是當前鄉村社會轉型的一大趨勢，轉型與蛻變難免伴隨著陣痛和不安。然而，發展帶來的矛盾糾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當事雙方看不見解決問題癥結的合理出口、找不到表達利益訴求的良性通道，容易引發過激和極端行為，可能影響社會安定與有序。這也考驗著基層治理者的智慧、能耐與決心。
在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推進農村民主法治上，“法制副村長”制度可謂為全省乃至全國提供了一個樣本。經過多年探索努力，溧陽農村基層治理出現較大改觀，鄉村的糾紛在當地得到妥善處理，基層的矛盾在源頭得以有效化解。“法制副村長”為何能在現代社會治理中起到“穩定器”、“減壓閥”作用？如何讓法治思維真正走基層？溧陽的這一新模式為何易見成效？
在對溧陽市進行采訪時了解到，自2011年起，這里通過推行村（居）委聘任“法制副村長”制度，找到了破解上述農村問題的一種全新探索和創新模式。在市法制副村長工作領導小組的具體指導下，各鎮（區）聘請法官、檢察官、律師、基層法律工作者，以及通過國家司法考試且在政府機關工作的人員擔任“法制副村長”，扮演著農村法制宣傳員、法律服務員、工作指導員、矛盾調解員、輿情信息員五大員角色。五大角色對應著五大職責，“法治副村長”肩負著普法宣傳、法律服務、法律指導、調解矛盾以及暢通輿情這五項任務。在每個村委，“法制副村長”的照片、姓名、聯系電話、工作職責等資料都掛在顯眼位置，以方便群眾咨詢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問題?！胺ㄖ聘贝彘L”深入田間地頭，了解村民法律知識需求，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制講座，講解土地承包法、婚姻法等與農村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幫助群眾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依法辦事。通過電話、網絡、定期值班、定期上門走訪、小組集體會議等多種方式，解答群眾法律咨詢，引導村民群眾依法理性表達合理訴求，幫助農村困難群眾申請法律援助?！胺ㄖ聘贝彘L”用村民聽得懂的話講法律，用群眾身邊事講法的說法方式，給群眾普及法律知識，講座場場座無虛席。針對村企業在轉型升級、知識產權、勞資糾紛等方面遇到的問題，開展法律講座等法律服務，為企業解疑釋惑，促進企業生產經營平穩發展?？梢哉f，“法制副村長”扮演著法律參謀的角色，免費向基層組織和個人提供意見和建議。
“法制副村長”不僅讓村民受益，村干部也嘗到了甜頭?！胺ㄖ聘贝彘L”列席村委會召開的有關民主法治建設、涉法事務調處等方面工作會議，提供法律意見；協助村委會制定、修改和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規民約，確保內容及制定程序合法；受邀審查村中各類經濟合同，對合同的合法性和規范性進行審核；協助村委會做好村兩委班子換屆選舉工作，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胺ㄖ聘贝彘L”為鄉村管理提供法律專業意見，進一步增強了村干部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管理村務的能力。
“法制副村長”制度實行三年來，讓社會治理開了花、使法治惠民結了果。農村基層治理出現較大改觀：村民百姓遇到利益沖突矛盾，不像以往那樣惡語相向、揮拳動手，而是尋求村（居）“法制副村長”協商處理、理性解決；基層干部碰到民間糾紛難題，也不再捉襟見肘、疲于應對，而是有了“法律軍師”出謀劃策、解圍紓困；村（居）矛盾做到了不上交；村（居）遇事不上訪；大部分矛盾得以在基層化解。據統計，從2011年12月到2014年6月底，“法制副村長”共幫助修改村規民約81條，審查各類合同298份，累計開展360多次法制講座，成功化解了653件糾紛，其中重大積壓矛盾48次。目前，溧陽所有175個行政村已經村村配備“法制副村長”。群眾逐漸懂得了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遇到問題首先想到的是聯系“法制副村長”，聽聽專業的意見和建議。村干部感慨地表示，深入基層，將法律服務工作“沉下去”，有效踐行了群眾路線，真正解決了聯系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切實破解了農村涉法難題。
“法制副村長”真的這么管用？這項制度到底神在哪里？應該說，這得益于該項工作的專業性、規范性和公益性。一方面，“法制副村長”具有法學專業背景和深厚的閱歷，能結合農村具體情況，靈活運用專業知識。另一方面，“法制副村長”具有中立身份優勢，他們不是村官，也并非本村人，作為無直接利害關系的第三方，在開展工作時更易一碗水端平。此外，“法制副村長”具有公益性優勢，不向村民收費，也不拿政府工資，排除了預設立場嫌疑，依法依規處理問題，易建立信任，達成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