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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云書庫；羅振玉；藏書；醫籍
中圖分類號：R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707（2017）03-0046-06
Abstract： Dayun Collection House was the private collection house of LUO Zhen-yu， a famous scholars and collector in modern times. It is known to the world for rich collection. The ancient medical books of Dayun Collection House include the manuscripts of Tang Dynasty，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Japanese edi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Japan ancient transcripts. By exploring and discussing the ver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llection thought of TCM ancient classics in Dayun Collection House， this article highlighted LUO Zhen-yu’s search and compilation， and sorted out the history of engraved TCM literature.
Key words： Dayun Collection House； LUO Zhen-yu； collection； medical books
大云書庫是近代考古學家、敦煌學家、典籍收藏家羅振玉之私人藏書樓，因收藏有北朝初年寫本《大云無想經》，故稱大云書庫。內藏善本圖籍、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書畫等珍品無數，陳寅恪有詩：“大云書庫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1]羅氏一生于“小雅盡廢之后而以學術之存亡為己責”[2]，故以博通之才銳意收藏。所藏醫籍亦稱精博，內含唐鈔卷子、宋元舊刻（影寫、覆刻本）、和刻漢籍及日本古寫本等。本文通過勾稽史料，以重彰羅氏搜訪收藏、匯輯校刻中醫文獻之史績。
1 大云書庫建立述略
羅振玉（1866-1940年），號雪堂，浙江上虞人，治學廣博，為近代學術史上一代巨擘。20世紀初，殷墟甲骨、敦煌石室殘卷、西陲簡牘以及北京
作者簡介：陳瑜，館員，研究方向為古籍整理及文獻研究。E-mail：
內府大庫之宋元刊本等古文字、古典籍、古器物等相繼被發現，羅氏傾注全部財力與精力，搜集之、整理之、考訂之，俾使其免于湮滅。1911年，羅振玉第三次赴日，隨身將平生所藏攜往海東，借日人藤田劍峰之名購地。在《集蓼編》中提到，“予寓田中村一歲，書籍置大學，與忠愨往返整理甚勞。乃于凈土寺町購地數百坪，建樓四楹”，并將新居命名為“永慕園”，不久又增建書樓1所，即為大云書庫。他在此僑居8年，著述遣日。1919年返國居天津，1928年移居旅順，在扶桑町（今洞庭街1巷3號）筑新書庫，“予自卜居遼東，寓居頗隘，別賃二宅庋所藏書，閱覽殊不便，乃于辛未夏賃宅后地二畝，為書樓三楹，旁附二小室，仲秋經始，逾年春乃訖工”[3]。這是一座俄式樓房，藏書面積約4 500平方米，仍名之為“大云書庫”。
2 大云書庫書目及醫籍著錄情況
2.1 《羅氏藏書目錄》（王國維編）
后，王國維隨羅氏避居日本，協助其清點東渡所攜文物及藏書。1912年撰成《羅氏藏書目錄》，書目凡3卷，總計收書5 321部，108 761卷。卷上、卷中是普通古籍，但其中也不乏明代刻本，如明代的南O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等；卷下共著錄4部分，即“宋元本書目”“善本書目”“評校本書目”“抄本書目”。《羅氏藏書目錄》所載除復本不計以外，其所記僅為雪堂所藏善本。后蕭文立據日人稻葉巖吉鈔錄本復刊排版整理，改稱為《大云書庫藏書目》。其中醫籍著錄情況為：普通古籍64種，宋元本2種，善本9種，評校本2種，鈔本20種，叢書4種。
2.2 《大云書庫藏書題識》（羅繼祖輯）
羅振玉精于版本校讎，每遇善本輒有題識置于簡端，“詳于版刻源委，體制得失，類宋人《解題》”。但因為是隨筆疏記，非有意撰述，故間有散失。1943年，由其長孫羅繼祖輯錄、厘次成卷，即為《大云書庫藏書題識》4卷，以經史子集為序，錄書189部184種3 160卷，每書書名之下注明版本或原屬藏家。其中，醫籍著錄（子部）28種。
2.3 《雪堂秘藏古鈔善本書目》（羅福葆編）
羅振玉居旅順時，曾擬出售舊藏鈔校善本，因命其子羅福葆寫成書目，后書未售成，書目底本則藏于羅繼祖處，只簡明著錄書名、冊數、版本。該書目后由蕭文立清錄（羅繼祖《跋》），編入《雪堂長物簿錄》。《雪堂秘藏古鈔善本書目》亦以經史子集為序。其中，醫籍著錄（子部）17種。
2.4 《大云書庫藏叢書目》（蕭文立編）
民國三年（1914年），羅振玉曾就大云書庫所蓄，補錄光緒宣統兩朝諸家叢刻，著《續匯刻書目》。2001年，蕭文立因采輯此叢書之相關書目，編為《大云書庫藏叢書目》，作為《雪堂長物簿錄》之一種，以補《大云書庫藏書目》之缺。其中，醫籍著錄（丙部）4種。
3 大云書庫醫籍藏書源流
羅振玉積40余年搜購所得藏書，其來源有四。一為廣州孔氏岳雪樓。孔廣陶父子以鹽業致富，廣求舊本，極富收藏，尤以清殿本為善，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羅氏游粵，岳雪樓藏書方散出，他“盡薪水所入購之”，“精本首被其選擇”。二是購自北京。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羅氏奏調學部，居京師凡6年，其時舊籍圖書充斥廠肆，羅氏所購頗精，多有《四庫全書》底本、大興朱氏及怡邸舊藏，所藏李時珍《奇經八脈考》1卷即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甲辰《四庫全書》繕寫本。三是購自上海。羅氏創農學社于上海，先后歷10年，“退食之暇，每流覽廠肆，間遇珍本書籍”[3]45，南匯沈氏、上海徐氏、嘉興唐氏、兩軒吳氏等故物悉置篋中，明隆慶壬申（1572年）山東官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30卷，即為羅氏“光緒乙亥春，得之上海”。四為購自日本，他旅日期間獲購不少中土稀見的古刊本，日本、高麗刻本及傳鈔本。
羅氏所藏醫籍主要得自東瀛。羅氏曾3次赴日，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1月，同田吳蕁⒊亂愕紉恍5人，“受江鄂兩督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兩月，從公之余，遍閱書肆，得異本頗多”[4]。他們常去東京琳瑯閣、文行堂等書店，大云書庫所藏影宋本《三因方》《本事方后集》《備急灸法》，影元本《儒門事親》《濟生拔粹方》，日本舊抄本《食醫心鑒》，森立之影摹卷子本《唐新修本草》，皆得于此間。宣統元年（1909年）5月，羅氏補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奉學部之命再赴日本調查農學，除重點視察且為部中聘日本技師外，“即訪求秘籍，拾黎庶昌、楊守敬兩家之遺。每涉一地，必游書肆”[5]。宣統三年（1911年），羅振玉應日本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和京都大學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邀請，第三次東渡日本，至1919年春回國，歷時八載。《永豐鄉人行年錄》云：“鄉人居日本八年，閉戶著書外，惟務訪求海東秘籍，影刊流傳。”
4 大云書庫典藏醫籍述要
4.1 醫籍類別
羅氏曾自言大云書庫藏書50萬卷，但經“乙酉浩劫，半付劫灰”，其所藏醫籍概況亦僅可從現存各書目稍見其崖略。前文4種書目所著錄藏書中，共有普本67種，宋元本2種，善本11種，評校本1種，抄本24種，稿本2種，叢書4種，共著錄111種。醫籍內容涵蓋12類，分別為醫經（10種）、中醫基礎理論（5種）、傷寒金匱類（9種）、診法（4種）、針灸（2種）、本草（23種）、方書（21種）、臨證各科（25種）、養生（1種）、醫話醫論（4種）、醫史（1種）和綜合性著作（6種）。
4.2 版本特色
4.2.1 宋刊本 《類編朱氏集驗方》15卷，宋咸淳元年（1265年）刊本。每半頁12行，行22字。南宋朱佐編，書《序》有“咸淳元年歲在丙寅二月初吉眉山朱景行序”，當為初刊本。曾為孫星衍收藏，《平津館鑒藏記?續編》有著，書內有“孫星衍私印”“伯淵”“宋元秘笈”鈐印，另有“妙賞樓藏”“高氏鑒定宋刻版書”“嚴氏芳椒堂”等印。
4.2.2 元刊本 《大德重校圣濟總錄》殘本31卷，每半頁8行，行17字。元大德四年（1300年）利用江浙行省在宋版基礎上挖版刊印，金刻本已不存，元大德本即為尚存最早版本。羅氏所藏卷1下、卷2中、卷17、19、20、61、62、83、84、99與今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藏一致。據岡西為人《中國醫書本草考》稱，“以前滿大在市中購買大德本卷1下、2中、17、19、20、61、62、83、84、99，10卷七冊”[6]，認為《清內閣庫存殘書目》記載的大部分都流出市中。當為清內閣大庫藏書散出時為羅氏所獲，而后隨著大云書庫的沒落，終為滿洲醫科大學（中國醫科大學前身）購藏；卷138、150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余18卷與今日本杏雨書屋所藏一致，其與大云書庫之遞藏關系當俟再考。
4.2.3 明刻本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30卷，明隆慶壬申山東官刻本。《政和本草》在明代山東凡三刊，此本是第三次山東布政司刊本。為施篤臣、曹科刻公文紙印本，每葉背面皆有朱絲欄，每接縫處鈐“山東布政使印”，文曰“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之印”。現藏遼寧省圖書館。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31卷，明萬歷藉山書院仿元大德。前有宋艾晟序，牌記“大德壬寅孟春，宗文書院刊行”，又有彭端吾、梅守德二序，末卷后牌記曰“萬歷庚子歲秋月，重鍥于藉山書院”。
《太素脈訣統宗》7卷，明萬歷己亥刻本。據言，按脈便可知人之壽天貧富禍福謂之“太素脈”，列史《藝文志》多載之，但幾無流傳，此書所載甚詳，羅氏“存之與《相經》《葬經》等書齊觀，以存古來術數之一種”。卷末有“明萬歷己亥歲夢秋安正堂劉仇松梓”。
《玉機微義》50卷，明正統陜西官刻本。撰成后未刊行，正統四年（1439年）陳鎰（用戒）以右副都御史鎮守陜西始壽梓。羅氏所藏即此，鏤古雅，有元槧風，為森立之舊藏。
另有《保產育嬰錄》3卷，黑口明刊本；明成化仿金泰和本《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30卷；明隆慶三年（1569年）衡府刻本《攝生眾妙方》11卷，附《急救良方》2卷。
4.2.4 日著醫籍 《覆載萬安方》62卷（闕卷1、4、8、12、18及20以下），日本抄本。|原性全輯，日本嘉歷二年（1327年）初稿50卷完成，后又加入他的一些單行本，組成62卷，元德三年（1331年）成書。由于《覆載萬安方》是為其子源三冬景所收集整理的家傳秘笈，故未在外界流布。直至300年后，由岡本宗什在建仁寺大統庵再次發現，至岡本氏第四代玄治在1745年將其手抄后呈現給幕府，以后有多紀元德和小島寶素等抄寫本傳世。羅氏藏抄本有“撫松亭叢書記”“岡本l藏”印。
《本草和名》2卷，日寬政丙辰刻本。深江輔仁奉敕編撰，成書于延喜十八年（918年），其征引除《唐本草》及諸家食經外，尚有隋唐前佚書及方言異稱，近世由多紀元簡在內府中錄出，精校后刊刻。羅氏藏本有“栗田萬次朗年藏”“好Q書庫”“森氏藏書”三印。
《神農本草經解故》12卷，日本抄稿本。鈴木文撰，有“伊澤氏酌源堂圖書記”“百花街田村藏”鈐印。
《有林悲田方》卷13，日本鈔本。有“岡氏l藏”“撫松亭叢書記”“實是求事書樓”“古書保存之章”諸印。
羅氏其余所藏日著漢方醫籍尚有：內藤尚賢著《古方藥品考》5卷；淺田惟常著《治瘟病》2卷、《傷寒辨術》1卷；伊澤信恬著《蘭軒遺稿》1卷，明治七年（1874年）酌源堂刻本；丹波元簡著《診病奇臁2卷；中西惟忠著《傷寒論辨證》8卷；片倉元周著《傷寒啟微》3卷；吉益東洞著《補正輯光傷寒論》2卷；森立之影抄古寫本《俊通香藥鈔》等。
4.2.5 和刻本 《本草衍義》20卷，日本文政癸未重刻宋慶元本。因宋宣和刻本及南宋淳熙江南西路轉運司刻本均無傳本存世，宋慶元元年重修本是現存最早完整版本。羅氏所藏是日本文政六年（1823年）據江都醫官望三英所藏慶元乙卯刻本重刻本，并經丹波元胤以家藏元槧本校勘。
《黃帝r蟆經》1卷，日本文政四年（1821年）刻卷子本。即《隋書?經籍志》及《通志?藝文略》著《黃帝針灸r蟆忌》，國內久佚，寬政丁巳，丹波元簡據日本和氣氏家藏舊卷子本錄，后由元簡之子元胤文政辛巳刊刻。
《（真本）千金方》殘卷，日本天保三年（1832年）摹刻天正卷子本。僅存卷一，乃天保壬辰松本幸彥影摹和氣氏唐宋寫本之重抄本，由丹波元堅撰序刊行，其內容未經宋臣校改，與《醫心方》所引無殊，故保存了舊貌。現為中國中醫科學院所藏。
《易簡方》1卷，日本寬延元年仿宋刻本。中土久佚，日本尚有永正四年及天正八年抄本，望三英借平安甲慎齋舊藏而抄錄，于寬延元年（1748年）由戶倉幸兵衛刻于生白堂，改巾箱本。羅氏所藏即此，書中有二牌記。
余如日本寬永重刻明本《醫學正傳》8卷、日本文化壬午刻本《嚴氏濟生續方》8卷、日本翻刻廣西官刊本《急救易方》2卷、寬永七年木活字印本《泰定養生主論》1卷、日本影刻元大德本《千金翼方》30卷目1卷，皆類此。
4.2.6 影寫本 《新修本草》（殘本）10卷，日本森立之藏影寫卷子本，是對原卷子本的影寫。國內至11世紀已亡佚，日本尚存古卷舊鈔。羅氏第一次赴日時得此森氏舊藏，其中卷4、5、12、17、19等5卷是據淺井紫山三經樓藏本傳抄，卷15為狩谷卿云所抄，卷13、14、18、20等4卷是據仁和寺藏本傳抄。
《嶺南衛生方》3卷，日本影寫明萬歷刻本。該書首刻于元，明景泰、正德、萬歷凡三刊，均佚。日本有萬歷鄒善校本流傳，羅氏所藏是丹波氏影寫本，前有“希暇齋讀本記”印，后有丹波元堅志語。
《飲膳正要》3卷，元明兩代官私皆有刊本，然傳世僅有明經廠刊大字本殘本（存卷二）。羅氏所藏錄明成化乙未刊本，卷前有“勝鹿文庫”“松本氏曝書印”“青山求精堂藏書畫之記”“森氏”四印，乃日本森立之舊藏。書中兼有畫圖，可考見元代冠裳之制。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18卷，影寫宋本。國內僅存南宋麻沙配補本，羅氏所藏為日本曲瀨正健令善寫者據醫官河野氏所藏宋刊本影寫，繕寫精絕，每半頁12行，每行23字。前有“養安院藏書”“正健珍藏”等印，與《四庫全書》本比，未經妄改，足存南宋之舊。
另有養安院影宋抄本《備急灸法》1卷，并附錄2種；日本影元舊抄本《儒門事親》3卷；日本影元舊抄本《濟生拔萃方》18卷；日本傳錄高麗活字本《婦人大全良方》24卷目1卷。
4.2.7 舊抄本 《素問六氣玄珠密語》17卷，舊抄道藏本。其書內容微渺難測，世醫亦不欲深究其理，是以傳世甚少，僅萬卷堂、述古堂、拜經樓、士禮居4家有之。此本是羅氏得之森氏立之家。每卷首行之末，排列字號曰“基一”至“基十三”，系從《道藏》錄。
《澹寮集驗秘方》15卷，元代僧t釋繼洪著。歷代公私書目著錄極少，亦未見刻本流傳，朝鮮金禮蒙編撰《醫方類聚》時曾收錄《澹寮集驗秘方》百余條。羅氏所藏每卷首有“弘前醫官澀江式藏書印”“藍川家藏”諸印。
《食醫心鑒》唐代昝殷撰。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羅氏得之于東京。卷端有“青山求精堂藏書畫之記”及“森氏”二印，后有丹波元堅及森約之的手識二則。此書《宋史?藝文志》著錄作2卷，宋之后久佚。日本多紀元堅從高麗《醫方類聚》中輯錄而成1卷，雖不能復原本之舊，然已能夠反映咎殷原書概貌。
《松峰說疫》6卷，日抄本，有“伊澤氏酌源堂圖書記”“青山求精堂藏書畫之記”“森氏開萬冊府之記”諸印。
其他還有日本據清程永培舊抄本《蘇沈內翰良方》10卷，及日本寬政三年抄本《元和紀用經》、森氏藏日抄本《產育保慶方》2卷等。
5 羅氏藏書思想
5.1 傳古示后，保固有之國粹
羅振玉一生以學術之存亡為己責，嘗言“中邦文獻日益陵替，今我不作，后來何述”[7]，又云“世事一無可為，不如專力傳古”[8]。他以古籍、古器物為性命之所寄，極力搜討，或影印復制，或典藏考校，將尋找善本和古佚本作為立學術之基、保固有國粹之途徑，其古籍觀可概括為“傳古示后”，或為之補闕，或為之紹述，使之免于澌滅。
5.1.1 搜求亡佚醫籍 《嚴氏濟生續方》在國內早巳散佚，清乾隆纂修《四庫全書》時亦無載錄。羅氏在日期間訪得日本文政壬午刻本，此為日本醫家丹波元胤取其叔父湯河元所藏金澤文庫鈔本上木，卷首有“宋咸淳丁卯嚴氏自序”，后有湯河元、丹波元胤二跋；并據朝鮮《醫方類聚》補其佚篇為《補遺》1卷，極為珍貴難得。又如，宋許叔微著《本事方后集》，又名《續本事方》《本事方續集》，國內素無傳本，各家書目也未見著錄，日本則有越智氏懷仙閣所藏宋建安余氏刊本，羅氏所藏為據此之影宋抄本。
5.1.2 擷取秘籍 六朝人所著《黃帝r蟆經》中土久佚，日本和氣氏家藏有寫卷，寬政丁巳丹波元簡據之錄，后由元簡之子元胤文政辛巳刊刻，羅氏獲知受入篋內。所藏《（真本）千金方》雖只存有第一卷，但未經宋代林億等校正，古體字非常醒目，為丹波元堅于1832年發現的《千金方》卷一的古寫本，原卷初抄于1227年，后又被多次重抄，有1315-1504年和氣家題跋，天保三年（1832年）松本辛彥據此影刻。
5.2 表微章隱，搜求海外遺珍
羅氏一生適處于中國近世政治文化劇烈變動時期，他舊學篤厚，眼界敏銳，藏書以“表微章隱，守缺抱殘”為旨趣，又因他深諳目錄之學，故其收羅文獻圖籍，數量雖不及同時代許多藏書家，但多具史料價值，珍稀罕秘之本隨處可見。
5.2.1 重視古鈔本 清代藏書家、海源閣主人楊保彝曾云“書無舊刊，惟舊抄可貴”[9]。抄繕是文獻傳播的重要途徑，也是保留書籍原貌的最佳方式，諸多古籍原刻亡佚，僅以抄本傳世，而日本古鈔本最為精善。唐寫本東傳后，日人抄寫中國典籍蔚然成風，自鐮倉、室町直至江戶時代，都有可觀的寫本傳世，日本摹古本影用薄韌紙張摹寫宋元舊版，字體點畫、行款格式與底本沒有絲毫差異，顯見其筆法之絕技與傳神。
羅氏三赴海東，與日本漢學界聯系密切，他與大收藏家小川為次郎父子、崇蘭館福井氏家族等都有交往，使他得窺日本秘藏之舊抄本。大云書庫所藏《俊通香藥鈔》1冊乃森立之據岡本況齋藏本之影抄本，12世紀初日僧阿梨兼意撰，此書引有《圣惠方》，當成書于太平興國之后，是本草博物學的貴重資料，引書70余種，包括《本草括藥》《四聲本草》以及后世亡佚的《吳普本草》、陳承《重廣補注神農本草并圖經》等。又如，宋代聞人耆年著《備急灸法》，國內久佚，《經籍訪古志》載有“寄所寄樓”藏宋刊本，羅氏所藏為養安院影宋本，署題作“寶慶丙戌正月望”，繕寫至精，后有“文久二年戌歲十月廿一日，以寶素堂所藏宋槧本影鈔功畢，養安院正健志”款二行。再如，宋代陳自明著《婦人大全良方》24卷，宋刊本早亡，元刊本僅存膠片。但朝鮮有據宋本復刊之活字本，朝鮮活字本在日本越智氏懷仙閣及半井氏東井文庫各藏有1部。羅振玉所藏24卷日本傳錄高麗活字本即前者，有文化二年（1805年）丹波元簡手跋，云“右婦人良方二十四卷，陳氏真本也，從養安院越智元德所藏朝鮮活字板而借抄。”
5.2.2 重視日刊本 漢籍東傳后，被日人當作底本進行翻刻重印，稱為日刊本或和刻本。往往由日人施加訓點或注釋，其影刊摹刻者，幾與原底本無異，構成了漢籍的又一個版刻系統，致使異本疊出，足資校勘，和刻本漢籍在版本學上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究其源流，一部分出自我國的隋唐舊鈔卷子本，還有一部分源于宋元明及朝鮮善本，而尤以宋元舊刻為多。許多日刊本注重保持版刻原貌，極為精細，版本價值很高。羅氏藏有日本江都醫官望三英復刻元大德宗文書院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31卷，國內明以后刻本皆附“本草衍義”于各條之下，且于“序例”上下二卷之間均附載“衍義序例”，大失唐慎微之舊意，而羅氏藏本均無，一依元本編次，雖訛字較多，然未附刻《衍義》之本，獨存舊觀。又如，元代王著《泰定養生主論》，國內傳本極少，僅有明刊本2種，羅氏所藏為寬文七年（1667年）日刊木活字本。羅氏藏日本天保乙未（1835年）躋壽館仿元刻本《注解傷寒論》10卷，不載刊刻年月，卷首嚴器之序作甲子中秋日，但言甲子不言年號，當為嚴氏入元之后，且鐫刻精雅，依仿元槧，是日刊本中的精善之本。
5.3 收藏刊布相Y合，流傳而不自秘
羅振玉“夙抱傳古之志”，常感古籍文物之聚散無常，故而“每有余力，即以刊書”。往往“晨羅幾案，夕范棗梨”[10]，雖饑寒之不恤，而剞劂是務，不僅汲汲于搜討圖籍史料，更以私人之財力刊布書籍，以廣流傳。尤其在居日期間，所刊《海東古籍叢殘》《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佚書》《玉簡齋叢書》《宸翰樓叢書》《殷禮在斯堂叢書》《永慕園叢書》《云窗叢刻》《三代吉金文存》《貞松堂陲秘籍叢殘》等，均為近代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資糧。羅振玉整理古籍，并非只是簡單地排比分類、刊刻成集，而往往校勘或撰序跋以記其事，正訛補闕，以臻完備，始終踐行著收藏與研究、刊布并舉的治學思路。
6 羅氏搜集刊刻的醫籍
6.1 敦煌寫本《本草經集注?序錄》
全文不避唐諱，卷末有“開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遲盧麟于都寫本草一卷，辰時寫了記”，1908年日本橘瑞超從敦煌取去，攜回日本，后由小川琢治攝成照相本。1915年，羅振玉獲得照相本加以影印，由卷軸本改為書冊形式，收入《吉石庵叢書》，題名《開元寫本本草集注序錄殘卷》。
6.2 《食醫心鑒》
唐?昝殷撰，約成書于唐大中年間，原名《食醫心鏡》，因避宋太祖祖父諱，改“鏡”為“鑒”，宋后亡佚，日本多紀元堅從朝鮮《醫方類聚》中輯而成1卷，清光緒二十七年羅氏在東京得之攜歸，1924年由東方學會印行，收入《東方學會叢刊》。
6.3 《療服石醫方》
原卷子系羅振玉私藏，是關于服石禁忌的教服食專書，原卷首尾均缺，僅存該書的第六和第七部分。1939年羅氏影印之，收入《貞松堂陲秘籍叢殘》。
6.4 《食療本草》殘卷本
殘卷用朱墨兩色書寫，首尾均缺，失書題，卷軸后貼有“長興五年正月一日行首陳魯佾牒”字樣，當為后唐年間抄本。原件現藏于大英博物館，1911年，日本學者狩野直喜首次抄錄了該殘卷。1924年，羅振玉據此抄錄本，參照殘卷的另一影印本，編入其主編的《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東方學會根據羅氏的《敦煌石室碎金》本影印刊行了單行本，題名《食療本草殘卷》，其后附有王國維、唐蘭跋文。
7 結語
大云書庫在近代藏書史上無疑是濃墨重彩的一筆，雖然在藏書量上不及同時代楊惺吾之觀海堂、傅增湘之雙鑒樓、李盛鐸之木犀軒等，但卻以購藏精善勝出，其所藏醫籍也多古鈔本及真本秘笈，這與羅振玉“續前修之往緒，助學海以涓流”[11]的古籍觀密不可分，也深刻體現了他“返經信古”的藏書思想和遠見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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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漢魏六朝：雜體詩；離合；雙關：回文：疊韻
中圖分類號：1207.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2)01-0141-07
雜體詩名較早見于江淹《雜體詩三十首》，為江淹模擬歷代名家名篇之作。明確以雜體泛指非文壇主流的詩體，則見于皮日休、陸龜蒙的《松陵集》，其卷十題為《雜體詩八十六首》，主要包括聯句、離合、反復、回文、疊韻、雙聲、風人、四聲、縣名、藥名等十種詩體，加上皮日休在《雜體詩序》里提到的建除、六甲、十二屬、卦名、百姓、鳥名、龜兆名、口字詠、兩頭纖纖、藁砧、五雜組等“皆鄙而不為”的詩體，共21種。宋代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論雜體詩14種，明代謝榛《四溟詩話》概括雜體詩23種，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概括雜體詩19種，清代趙翼《陔余叢考》及《甌北詩話》中概括雜體詩共35種。結合漢魏六朝的創作實際，去重存異，共得雜體詩39種，除去皮日休提到的四聲詩之外，再加上數名詩、大小言詩、一至七言詩、相名詩、盤中詩、四色詠、郡縣名詩、歌曲名詩、獸名詩、針穴名詩、將軍名體、宮殿名詩、車名詩、屋名詩、船名詩、草名詩、樹名詩、六府詩、八音詩等，現僅撮其要論述之。
一、雜體詩的形態
較早出現的雜體詩是離合詩。所謂離就是將一個漢字拆分出一個偏旁部首，所謂合就是將拆分出的偏旁部首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字。一般是四句合成一個字，每兩句分離出一個偏旁部首，兩個偏旁部首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字。大致是一聯之中前一句的某一字的偏旁部首，若和后一句的某一字相同或相近，則將前句中的這一字摘出，去掉與后一句某字相同或相近的部分，剩下的偏旁部首，再與下一聯以此法得出的偏旁部首相結合，組成一個字。如謝惠連《離合詩二首》其一：“放棹遵遙途，方與情人別。嘯歌亦何言，肅爾凌霜節。”將‘‘放”與“方”相同的部分去掉，得“欠’’字偏旁，將“嘯”與“肅”相同的部分去掉，得“口”字偏旁，“欠”與“口”則組合成“各”。也有六句離合一字的，如謝靈運《作離合詩》：“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加我懷繾綣，口脈情亦傷。劇哉歸游客，處子忽相忘。”去掉“古”與“十”相同的部分，得“口”，去掉“加”與“口”相同的部分得“力”，“劇”“處”的繁體分別是“劇”與“忘，’，去其相近處，得“曠，三者組合成“別”。漢字一般分為上下結構，或左右結構兩部分，所以六句離合詩較為少見。離合詩較為常見的另一種形式是離合出一個詞組，其構成相當于多個四句離合詩相續成篇。最常為人稱道的是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寺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闔口渭旁。漓口字)九域有圣，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外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合成孔)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她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蟲字，合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最終組成“魯國孔融文舉”六字。
由此可以看出離合詩并非都是將首句的首字拆分得出偏旁，也有可能拆分首句中的第二個字，或是最末一字，甚至出現只離無合的情況，有的還是同句拆分，如“按轡安行”，即“按”與“安”重合相離。但只離無合、同句拆分的情況比較少見，離合詩另一種比較常見的形式是先將某一個字拆分成各個部分，然后將各部分以韻語的形式直接描繪出來，這種形式逐漸發展為字謎，也常被用作讖緯之言。如‘‘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以卯金刀射劉)字，禾子射季字，以示劉邦當登帝位。漢末這種風氣更為盛行，《后漢書》卷113《五行志一》載：“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日：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
有的漢字拆分后的偏旁部首不能成為獨立的字詞，無法直接將這些偏旁部首組合成詩句，于是便產生了另一種形式，即將這些偏旁部首的意義，以具體的形象描繪出來形成詩句。如《世說新語?捷悟篇》載楊修解曹娥碑“黃絹幼婦，外孫鎣臼”，以為“黃絹，色絲也，于字為絕；幼婦，少女也，于字為妙；外孫，女子也，于字為好；薹臼，受辛也，于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這一過程經歷了拆分、取義、取象，還要藝術化地表達出來，需要付出較多的精力。所以有的字謎便不再對離合字詞得出的意象進行描繪，而是直接對字詞本身的形狀進行刻畫，以求更為具體直觀。如鮑照的《字謎三首》：“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頭如刀，尾如鉤。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乾之一九，只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前兩首分別描繪了“井”“龜”的直觀形體，第三首則借助卦象描繪出“土”的字形。顯然，這種制謎之法與離合之法已有很大差別，而與茍子的賦有些相似，不過荀子的賦多是描繪謎底的功能，而此謎多是描繪形貌罷了。
總體上看，離合詩是顯性的，它的離與合都體現在詩句當中，只要按照離合詩的規則去解讀，一般都能辨識出離合之字。而字謎則是隱性的，它呈現的只是拆分離析后的狀態，能否猜中謎底則未可知，而且有的謎底并非唯一，如“十月十日”，既可解為‘‘萌”，也可解為“朝”。離合字謎只是借用了離合之法，與離合詩還是有差別的。離合之法引起了人們對于漢字形體結構的興趣，也由此產生了新的詩體，如沈炯《和蔡黃門口字詠絕句詩》：“囂囂宮閣路，靈靈(曩)谷口閭。誰(菲)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嶇)。”句旬字字都帶一個口字，到了宋展為專用字之偏旁綴合成篇，如《甌北詩話》卷12舉黃庭堅《話宿逍遙觀》：“逍遙近道邊(皆走字)，憩息慰憊懣(皆心字)。草萊荒蒙蘢(皆草字)，室屋壅塵坌(皆土字)。僮仆侍倡側(皆人字)，涇渭清濁混f皆水字)。”以為是黃庭堅獨創之體，其源頭實則來自口字詠，再向上追溯則與漢賦的聯邊字也有關系。“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文心雕龍?練字》)，如《上林賦》寫水禽“沉泛濫，隨風澹淡。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每句都有偏旁部首相同的字詞。南朝謝靈運、鮑照將此法用于寫詩，如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逶迤傍限嗅，迢遞陟陘峴。”鮑照《自礪山東望震澤》：“瀾漫潭洞波，合沓螞嶂云。”等都使用了較多的聯邊字，呈才耀博，追求繁難艱深的效果。而口
字詠之類則更多地帶有游戲成分，最為明顯的是拆字詩。《陔余叢考》載南宋人《苕溪集》有拆字詩一首：“日月明朝昏，山風嵐自起。石皮破仍堅，古木枯不死。可人何當來，意若重千里。永言詠董鶴，志士心未已。”幾乎每句皆為拆分第三字敷衍而成，純粹“以文字為詩”，破碎不堪。
除去上面提到的以拆分字形構成詩篇之外，還有借助字音字義，以雙關手法構成詩篇的。如《古絕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者，缺，謂夫也。山上山，出也。大刀頭，刀環也。破鏡，月邊半也。言夫出還在半月也。”藁，藁席：砧，砧板；硤，鍘刀，古人處以死刑，常裹以藁席放在砧板上以硤斬之，故此詩以藁砧代指硤，又以“硤”諧音“夫”，藁砧遂成指稱丈夫的隱語，刀頭也成了還的代稱，后世多所承用。如蘇洞《寓言二首》其二“藁砧未刀頭，妾身變山峰”，李新《雜興》“藁砧山上山，刀頭杳無期”等。但藁砧體似非指此，《藝文類聚》卷56載王融《代藁砧詩二首》通篇并未出現“藁砧-“刀頭”，只是采用了‘一今何在”“何當――”的句式，藁砧體似乎即指運用此種句式表達閨怨思夫的作品。風人詩也常使用諧音雙關手法。風人即古之采詩官，風人詩也就是采詩官采集的各地民間作品，度日休認為其源頭可以追溯到《詩經小雅?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古詩或為之，蓋風俗之言也。……‘圍綦燒敗襖，著子故依然’，繇是風人之作興焉”。(《松陵集?雜體詩序》)《滄浪詩話》認為其特點是“上句述其語，下旬釋其義，如古《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故郭紹虞注日“其體從民歌中來”，又說：“《讀曲歌》‘三更書石闕，憶子夜題碑’，三更書石闕，謂夜題碑，即夜啼悲也。其他借布匹之匹為匹配之匹，借關閉之關為關切之關，其例甚多。以多出吳聲歌曲，故謝榛《四溟詩話》卷二稱之為吳格。”謝榛釋“吳格”為?指物借意”，即以雙關手法借物抒懷。如《子夜歌》“春蠶易感化，絲子已復生”，《讀曲歌》“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等，“絲”“碑”諧“思”，表面詠物實抒己情。據此趙翼《陔余叢考》卷23將“藁砧“風人”稱之為“雙關兩意詩”，然風人詩的根本特點卻在于以下句釋上句，并不一定使用雙關手法，如蕭繹《風人辭》“城頭網張雀，樓羅會人著”，只是以下句給出了上句所述事件的主體，形式上像是謎面與謎底，與歇后語相近。
有些雜物名詩也常使用諧音雙關手法，如藥名詩、郡縣名詩、卦名詩、宮殿名詩、針穴名詩、四色詠、草名詩、樹名詩等。這些雜物名詩并不像詠物詩一樣專詠一物，而是將眾多的同一種類的事物名稱匯集在一首詩中，只是點到為止，并不對這些事物名稱展開描寫，相當于將這些名稱鑲嵌在詩中，用意義連貫的詩句將它們貫穿起來，若非標明事物名稱，有時也會很難辨別，因此雙關手法在雜物名詩的藝術表現上起了重要作用。如沈約《奉和競陵王藥名詩》“玉泉亟周流，云華乍明滅”，玉泉實指生于山谷的草藥，云華則是云母石的別名。范云《奉和齊競陵王郡縣名詩》“臨涇方辨渭，安夷始和戎”，“臨涇”與“辨渭”、“安夷”與“和戎”構成動賓結構的當句對，同時“臨涇”‘安夷”又是兩個地名，構成了地名對。
還有一些既使用雙關手法，又格式相對固定的詩體，如六府詩、八音詩、六甲詩、十二屬詩、建除詩、數名詩等。這些詩緊扣詩題而作，所詠對象固定，而且一般都是將其置于一聯出句的句首，兩旬扣題，一聯詠一物，如沈炯《六府詩》：‘冰廣南山暗，杖策出蓬門。火炬村前發，林煙樹下昏。金花散黃蕊，蕙草雜芳蓀。木蘭露漸落，山芝風屢翻。土高行已冒，抱甕憶中園。谷城定若近，當終黃石言。”一共六聯分別包含了水、火、金、木、土、谷等所謂六府。又如鮑照《數名詩》：“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齊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凋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成，善宦一朝通。”十聯二十句詠十位數字。兩句扣題相對句句扣題限制性較弱，詩人有較大的創作空間，詩歌整體上也易更為渾融，不致像句句扣題那樣顯得牽強拉雜拼湊。但兩句扣題也易略顯冗長，尤其是所詠對象較多時，所以沈炯的《十二屬詩》是句句扣題，十二句詠了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等十二個屬相。
更為固定、限制更多的是《五雜俎》《兩頭纖纖》等，這一類詩歌更像是填空的文字游戲。《古五雜俎》慨嘆光陰輪回人生易老，說：“五雜俎，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其后王融、范云的擬作抒發別離之悲，保留了一三五句，更換了二四六句，形成了“五雜俎，――。往復還，――。不獲已，三言六句的基本句式。《古兩頭纖纖詩》為四句詠物詩，一句詠一物，而且句式相近，如“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膈膈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王融擬作四旬分別詠“綺上紋“‘鷦翔群“‘鳥迷曛”“玉石分”，形成了“兩頭纖纖，半白半黑――。靦膈膊膊一，磊磊落落―七言四旬的格式。
除了利用漢字的字形字音來組合詩篇之外，一些雜體詩還充分利用字義來結構詩篇，形成趣味盎然的作品。如回文詩，盤中詩、反覆詩等。回文，倒讀亦成文。回文詩起于何時較有爭議，劉勰認為“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文心雕龍明詩》)，然道原無考，梅慶生作注，以為劉宋賀道慶作有回文詩一首，此“道原”或為“道慶”之訛。道慶之作今亦不存，且道慶之前已有蘇蕙之作，《晉書》卷96《列女傳》載苻堅時，竇滔妻蘇蕙織錦為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凡八百四十字。到了晚唐皮日休《雜體詩序》卻認為：“晉溫嶠有回文虛言詩，云‘寧神靜泊，損有崇亡’，繇是回文興焉。”溫嶠與蘇蕙大抵同時，而溫嶠之作僅存殘句，蘇蕙《璇璣圖詩》保存完整，后又增添托名武則天的偽序，流布甚廣，故一般以蘇蕙為始。到了清代《四庫提要》又提出《藝文類聚》載曹植“《鏡銘》八字，反復顛倒，皆葉韻成文，實為回文之祖”，然今本《藝文類聚》并無《鏡銘》，或有所佚。漢魏六朝的回文詩作，除去溫嶠、蘇蕙之作，還有王融《春游回文詩》、蕭綱《和湘東王后園回文詩》、蕭綸《和湘東王后園回文詩》、蕭繹《后園作回文詩》、蕭祗《和回文詩》、庾信《和回文詩》等。這些五言回文詩多為寫景之作，其基本結構是景象名詞加動詞加景象名詞，如庾信《和回文詩》：“旱蓮生竭鑊，嫩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每旬中的第三字都是動詞，這一動詞的意義順讀、倒讀都是一樣的，而每句中的前兩字和后兩字順讀是偏正結構，倒讀則是主謂結構，回文詩大抵以此格式構成回文。但蘇蕙之作較為特殊，“織錦為回文旋圖詩”，是寫在錦緞上的，而且為璇璣圖形狀，解讀頗為困難。《四庫提要》：“序稱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馀首，計八百馀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黃伯思《東觀馀論》謂：“其圖本五色相宣，
因以別三、五、七言之異。后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為七圖。萬民更為尋繹，又于第三圖內增立一圖，并增讀其詩至四千二百六首。合起宗所讀，共成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夫但求協韻成句，而不問義之如何。輾轉鉤連，旁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為若蘭本意如斯，則未之能信。”蘇蕙作此詩本只為表達思念之情，只因狀為璇璣圖，故解讀分歧，以至于出現但求協韻不問語意的現象，顯然是把解讀此詩當做了文字游戲。
蘇蕙“織錦為回文旋圖詩”的做法，可能受到了蘇伯玉妻《盤中詩》的影響。關于此詩，逯欽立引《玉臺新詠考異》：“按《滄浪詩話》盤中詩為一體。注日：‘玉臺集有此詩，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據此則此詩出處以玉臺新詠為最古，當時舊本亦必明署蘇伯玉妻之名，故滄浪云爾。宋刻于題上誤佚其名，因而目錄失載，馮氏校本遂改題傅玄之詩，殊為疏乖。又此詩列傅玄、張載之間，其為晉人無疑。《詩紀》《詩乘》并列之漢詩。亦未詳所據。”則此詩無論是漢詩還是西晉詩，都在蘇蕙之前，所表達的相思別離之情與蘇蕙之作相近。而且是“寫之盤中，屈曲成文”，其呈現形態也與蘇蕙“織錦為回文旋圖”相似，宋桑世昌《回文類聚》亦收入此詩，視其為回文之作。那么，蘇蕙之“織錦為回文旋圖詩”完全有可能受到了《盤中詩》的影響。通讀《盤中詩》一些語句并不能倒讀，尤其末尾自述創作情景的部分，如“今時人，智不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若倒讀則完全不成語句。此詩大概是彎曲寫于盤中，具有回環之象，一些語句也可以倒讀，遂被稱為回文詩，實則有別于回文。與回文詩相近的還有反覆詩。反覆，亦名反復。皮日休《松陵集》卷十《雜體詩序》：“晉傅咸有回文反復詩二首，云‘反復其文者，以示憂心展轉也’，‘悠悠遠邁獨煢煢’是也，繇是反復興焉。”《滄浪詩話?詩體》概括其特點是“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復成文也”。傅咸的反復詩現已失傳，郭紹虞注《滄浪詩話》引《冰川詩式》，舉宋錢惟治《春日登大悲閣詩》：“碧天臨迥閣，晴雪點山屏。夕煙侵冷箔，明月歙閑亭。”“此詩二十字，連環讀，反覆成詩四十首”。與蘇蕙《璇璣圖詩》相類似，但與通常理解的回文詩還有一些差別。回文詩強調的不過是順讀、倒讀皆可成文，其基本語句還是固定的。反覆詩卻無固定的語句，從任何一個字順讀、逆讀皆可組成詩句，排列組合非常自由。
除了利用漢字的形音義構成各種雜體詩之外，還出現了以語句為構成要素的聯旬詩，所謂聯句詩即一首詩由兩人或多人各出詩句組合而成。吳聿《觀林詩話》：“劉向《列女傳》以為《式微》之詩，二人所作，一在中露，一在泥中，衛之二邑也。或以為聯句始此。”但一般認為聯句起于漢武帝及其群臣的柏梁聯句，然顧炎武《日知錄》卷21考證該詩中的事件、時間、職官多不符合史實，認為是后人擬作。柏梁聯句為七言詩，共26句，由26人一人一句構成，篇幅較長，體制古茂。七言詩興起較晚，現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詩是曹丕的《燕歌行》，而柏梁聯句在《文心雕龍》里已有記載，則此詩即使是偽作，亦不晚于宋齊，當在漢末魏晉之間。現存較早可靠的聯句詩是西晉賈充的《與妻李夫人聯句》，東晉則有謝安、謝朗、謝道韞《詠雪聯句》及陶淵明《聯句詩》等，至南朝聯句詩多了起來，謝胱、何遜創作尤巨。這些聯句的創作大多有一個明確的主題，作者們據題而作，相續成篇。如何遜和劉綺所作《照水聯句》《折花聯句》《搖扇聯旬》《正釵聯句》等，都是緊扣題目賦詠女子照水、折花、搖扇、正釵等情景，具有詩的特點。也有應景生情隨機而作的，如謝胱、曹晏等人的《間坐》聯句詩，不過是四人雨后宴飲即席寫景之作。形式上可以一人一句，也可以一人一聯，一人四句，甚或一人八句等，要在“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為相稱”。具體方法“大概先分韻而后成詩。梁武帝華光殿聯句，曹景宗后至，詩韻已盡，沈約以所余競、病二字與之。日所余二韻，則分韻后之所余也。《陳后主集》有《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日：“披鉤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在座有江總、陸瑜、孔范等三人。后主詔得迮格白易夕擲斥拆喏，諸人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后正同，曾不攙亂。可知古人聯句，先探鉤韻字，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如后世韻格也。”然亦有同賦一韻者，如北魏節閔帝元恭與元翱、薛孝通分別以酒為韻、以豎忠為韻，作《聯句詩》二首。更有無意為之而被別人聯句者，如謝世基、謝晦臨死所為《聯句詩》，初不過是謝世基有感于出身高門望族卻至于失勢被殺，遂口占四句，沒想到謝晦卻能隨即續之四句，此情此景應是二人都不曾想到的。可見，聯句詩要富于才情思維敏捷，具有較高的難度，所以也有聯句不成的現象，如何遜就曾著有《答江革聯句不成》《贈何記室聯句不成》二詩。
二、雜體詩興盛的原因
總體上看，雜體詩發端于漢魏晉，有些甚至可以追溯至先秦，但雜體詩的興盛卻在南朝，尤以齊梁陳三代為最。僅就本文討論的39種雜體詩而言，漢魏晉只有聯句、五雜俎、藁砧、兩頭纖纖、離合、回文、數詩、盤中詩等8種詩體，作品也不多。其余31種詩體都產生于南朝，作家作品眾多，上至王公貴族，下至普通百姓都有雜體詩創作，作品中還出現了同題唱和的現象，呈現出熱鬧繁榮的景象。究其繁盛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王公貴族生活面狹窄，思想貧乏
東晉南朝一般稱之為門閥士族社會，高門望族憑借門蔭享受榮華富貴，生活奢華，視野狹窄，精神萎靡，缺乏豐富切實的人生實踐，更少振拔慷慨之氣。《顏氏家訓-涉務篇》載：“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干者，擢為令仆已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余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贏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欺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不涉世務，柔靡浮華，生活面狹小，缺乏開闊激蕩的心胸，文學創作的題材遂多瑣碎。典型的表現就是詠物詩興盛，如創作雜體詩較多的梁元帝等人都創作了眾多的詠物詩，而他們同時也都是雜體詩的主要創作者，說明詠物詩與雜體詩是一脈相承的，都是作者在思想貧乏下創作的產物。
(二)士人考究學識，注重文化修養
東晉南朝崇尚文化，士人們談玄說理，飽讀典籍，競耀學識，任防墳籍無所不見，聚書至萬余卷；王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余卷；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梁書》卷13《沈約傳》載沈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南史》卷49《劉峻傳》：“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
時范云、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馀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競不見用。”這種以學識相尚的風氣，在創作上表現為數事用典。鐘嶸《詩品序》載：“近任防、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竟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用典變成了競須新事，固然傷害了詩歌的藝術性，卻也無可否認其淵博的學識，機敏的才智，也正是離合、回文、雜物名詩產生的重要條件。
(三)流行的文學觀念重視藝術技巧，求新求異
六朝時期的文學觀念逐漸重視個體情趣的抒發，藝術上也更加注重形式技巧。這一新的文學觀念可以追溯到陸機《文賦》提出的“詩緣情而綺靡”，至南朝蕭繹《金樓子?立言》認為文學就要“綺毅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蕩”，要求詞藻華美、音韻和諧、情感搖曳，可以看作是對“緣情…‘綺靡”的具體闡釋。不過這里的“情”不再是作家豐富的社會情感，而逐漸局限于個體的閑情逸致，集中表現為山水逸興及宮體。藝術上則求新求異求奇求麗，《文心雕龍-定勢》概括為：“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詭巧取新既指體式上的去舊追新，也指字句語言上的雕琢獵奇。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文學觀念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情感內容上不再是儒家倫理道德的說教，轉而書寫個體的情趣，甚至是游戲放蕩的情感；藝術表現上也不再是質樸自然，而以新奇清麗醒目為準的。在這一新的文學觀念下，詩歌創作出現了吟詠山水――吟詠名物――吟詠女性(宮體詩)――吟詠雜物名(雜體詩)的嬗變；表現形式上也出現了由極貌寫物、窮力追新，到必顛倒文句斗智呈巧的回文、離合、數詩、建除等雜體詩的演變過程。這些變化應當說正是這一文學新觀念之下必然的邏輯產物。
三、雜體詩的意義
雜體詩既非文壇主流，又多題材瑣碎，對它的評價也一直不高，嚴厲者斥之為無聊游戲之作，寬容者也不過認為是纖巧之變，無關詩之輕重。然雜體詩既為詩之一種，則必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大致說來有以下三點。
(一)鍛煉了詩歌技藝，促進了律詩的成熟和七言詩的發展
格律詩的濫觴一般公認為永明體，而實際上永明體的創作實踐遠遜色于其聲律理論，比較直接明確地體現其聲律思想的作品要算雙聲疊韻詩，如王融《雙聲詩》、蕭衍、劉孝綽、沈約、庾肩吾、徐搞、何遜等人聯句而成的《五字疊韻詩》等，反映了聲律音韻開始在詩歌創作中受到了自覺的運用，為格律詩的成熟做出了探索性的貢獻。聯旬詩為絕句的產生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聯旬詩由多人創作組成，一般為每人四句相連成篇，這樣就逼迫著作者不得不縮小篇幅規模，多創作四句或六句，至多八句的詩篇，這種創作經驗為律詩、絕句的創作積累了經驗，提供了一種嘗試和可能。事實上，一些聯句詩已很接近律詩絕句，如何遜《送褚都曹聯句詩》《相送聯句》其三皆為五言四句的短詩。而何遜、范云、劉孝綽三人聯句的《擬古三首聯句》，其中范云的四句在《詩紀》中題為《擬古》一首，可見有些聯句詩的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將每個人的詩句拆分開來也可以獨立成篇，這在形式上已很接近絕句了。七言詩的發展較為緩慢，雖然先秦就有荊軻的《易水歌》，秦末漢初有《垓下歌》《大風歌》等，但在詩體上對后世影響較大的卻是漢武帝與大臣們聯句的《柏梁詩》，其后宋孝武帝劉駿《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詩》，梁武帝《清暑殿效柏梁體》等，皆為句句押韻的七言聯句詩，后遂以每句用韻者為柏梁體，對七言詩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具體的技巧方面，除前文所述的雙關手法外，還使用了割裂、借對等，豐富了詩歌技藝。如庾肩吾《奉和藥名詩》“馬鞭聊寫賦，竹葉暫傾懷”，“馬鞭”“竹葉”即馬鞭草、淡竹葉的略寫，使用了割裂的修辭手法。王融《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陽臺翻早茂，陰館懷名秋”，“往食曲阜盛，今屬平臺游”，陽臺、陰館、曲阜、平臺四個地名相對，同時也形成了陰、陽、曲、平的相對，使用了借對手法。蕭繹《歌曲名詩》：“啼烏怨別偶，曙鳥憶離家。石闕題書字，金燈飄落花。東方曉星沒，西山晚日斜。毅衫回廣袖，團扇掩輕紗。暫借青驄馬，來送黃牛車。”啼烏，即《烏夜啼》；石闕題書字，出自《讀曲歌》“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東方曉星沒，出自《雞嗚歌》“東方欲明星爛爛”；團扇，即班婕妤《團扇歌》；青驄馬，出自《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躑躅青驄馬”；黃牛車，出自《懊儂歌》其一“黃牛細犢車”。用曲辭中的語句典故代指歌曲名，顯然使用的是借代手法。此外，沈約、蕭統、王錫、王規、張纘、殷鈞等創作的大言、細言詩，為夸張手法的運用積累了經驗，而且這些作品大多是五言四句詩，為絕句的成熟做出了探索。總體上看，雜體詩多種手法的運用不但直接豐富了詩歌技藝，而且促進了對偶藝術的發展，為格律詩的成熟做出了貢獻。
(二)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價值
一些雜體詩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具有歷史文化價值。較為常見的形式是借助離合手法反映政治狀況，如《宋書》卷31《五行志》載《苻堅時童謠》：“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群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為慕容沖所攻，亡奔姚萇，身死國滅”。《南史》卷52《蕭范傳》載《梁武帝時謠》：“莫匆匆，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草覆車邊已，即范)，指蕭范。蕭范，梁武帝之從子，與廬陵王蕭續素不相能。廬陵王誣蔑蕭范謀亂，遂有此謠。這些歌謠雖不免讖緯迷信的色彩，其本身的產生卻還是反映了一定的歷史狀況。還有一些作品較為真實地反映了一個歷史場景，刻畫了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如薛綜《嘲蜀使張奉》，據《三國志》卷53《薛綜傳》：“西使張奉于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日：‘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茍身，蟲入其腹。’奉日：‘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日：‘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生動地反映了使節應對酬答斗智調侃的情景。此外，星名詩、郡縣名詩、藥名詩、卦名詩、針穴名詩、龜兆名詩、建除詩等，大量的雜物名詩既是中華文化獨特的產物，也是民族文化的另一種載體，從一個側面承傳并反映著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質地，因此具有著較深的民族民俗文化內涵。
(三)反映了一些詩史狀況和文學活動
雜體詩的創作形成了源遠流長、不斷豐富發展而又一脈相承的詩歌傳統，使雜體詩成為眾多詩體當中不可或缺的文苑奇葩。雜體詩雖然主要產生興盛于漢魏六朝，其后不同歷史時期卻均有大量創作。尤其是
唐宋時期不少文學大家都有雜體詩的作品，數量也很可觀，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除了皮日休、陸龜蒙《松陵集》集中創作了86首各體雜體詩之外，權德輿也較多地創作了各類雜體詩，宋代陳亞創作了百首藥名詩，《清江三孔集》載孔平仲有《詩戲》三卷，皆人名、藥名、回文、集句之類，還出現了桑世昌的《回文類聚》這樣的雜體詩專集。明代連皇帝也有《御制回文詩》，以春夏秋冬四景為題，創作了龍文、連環、八卦諸體。清朝萬樹撰《璇璣碎錦》有60幅回文詩圖，各以名物寓題，組織頗巧。更為重要的是后人并非簡單地因襲前題，還多有創造，進一步豐富發展了雜體詩的形式。如清代石龐由回文詩發展出回文賦，所創《回文雪賦》《游春賦》的每一句，都應同一偏旁之序，構思更為精巧。皮、陸在四句、六句離合一字的基礎上，發展出上句句尾與下旬旬首組合成字，或相聯成事物名的離合詩。如陸龜蒙《飲巖泉》：“已甘茅洞三君食，欠買桐江一朵山。嚴子瀨高秋浪白，水禽飛盡釣舟還。”食與欠組成飲，山與嚴組成巖(蠛)，白與水組成泉。《藥名離合夏日即事三首》其一：“乘屐著來幽砌滑，石罌煎得遠泉甘。草堂只待新秋景，天色微涼酒半酣。”滑石、甘草、景天皆為中藥名。還出現了全平全仄詩、集句詩、禁體詩、人名詩等許多新的雜體詩，應當說都與前代雜體詩有著密切的關系，或是對前代詩體的直接承續，或是受到了某些啟發，總能找到千絲萬縷的聯系。此外，蘇蕙織錦回文及藁砧刀頭成了后世常用的典故，豐富了詩歌意象，明代康萬民還撰有《堵璣圖詩讀法》一卷，專門解讀蘇蕙的回文詩，形成了重要的文化現象。一些文人還借助雜體詩贈答唱和形成了重要的文學活動，如《魏書》卷67《崔光傳》載崔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宋書》卷82《沈懷文傳》：‘‘隱士雷次宗被征居鐘山，后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今崔光、懷文之作雖已失傳，卻可見出文人雅興及其風尚趨向，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
參考文獻：
[1] 徐震塄，世說新語校箋[M]北京：中華書，1984.
第一節 農耕文明時期的生態演變
華夏大地生態演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遙遠的農業革命以前。當時，人與自然的關系曾經歷了一次歷史性的大轉折。這次大轉折的標志是能夠利用“制造工具用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火的發明與使用。據科學家考證，我國在元謀人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炭屑、燒骨等遺跡。這是人類最早使用火的證明。也就是說，大約在170萬年前，人類就開始使用火。由于火的使用人類結束了自然奴隸的歷史，由被動適應環境轉向主動改造環境，開始了征服自然、駕馭自然的艱難而漫長的歷程。
一、人類古文明的興衰與生態演變
伴隨著火的使用和工具的制造，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類對環境的利用與依存關系更加密切。在農業革命以前，地球上人口一直很少，人類活動的范圍也只占地球表面的極小部分。從總體上講，那時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力還很小，只能依賴自然環境，以采集和獵取天然動、植物為生。此時，雖已出現了環境問題，但并不明顯，地球生態系統有足夠的能力自行恢復和保持平衡。
農業革命以后，情況有了很大變化。一是人口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迅速增長，由距今10 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全球約530多萬人增加到距今2 000年前后的1.33億人。人口的大量增加，對地球環境的影響范圍和程度也隨之增大。二是人們學會了馴化野生動、植物，有目的地耕種和馴養成為人們獲取食物的主要手段，使人類的食物來源有了保障。隨著農耕作業的發展，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環境的力量與作用越來越大，而相應的生態問題日漸突出。從那時起，由于農業文明發展不當帶來生態與環境惡化，致使文明衰落的變故屢見不鮮。
1.古埃及文明的興衰
古埃及文明可以說是“尼羅河的賜予”。在歷史上，每到夏季，來自尼羅河上游地區富含無機物礦物質和有機質的淤泥隨著河水的漫溢，總要給下游留下一層肥沃的有機沉積物，其數量既不堵塞河流與灌渠、影響灌溉和泄洪，又可補充從田地中收獲的作物所吸收的礦物質養分，近乎完美地滿足了農作物的需要，從而使這片土地能夠生產大量的糧食來養育眾多的人口。歷史學家認為，正是這無比優越的自然條件造就了埃及漫長而富于生命力的文明，并由此興盛了將近100代人。后來雖然古埃及的統治者幾經變動，但那塊古老的土地作為豐裕的糧倉，依然幫助那些征服者們渡過了2 000多年的富足生活。尼羅河流域的土地所以能使文明繁榮達數千年之久，主要取決于尼羅河河谷地區獨特的自然生態特性。然而，長期以來由于尼羅河上游地區的森林不斷遭到砍伐，以及過度墾荒、放牧等，導致水土流失日益加劇，尼羅河中的泥沙急劇增加，大片的土地荒漠化、沙漠化，昔日的“地中海糧倉”從此失去了輝煌的光芒，最終成為地球上生態與環境嚴重惡化、經濟貧困的地區之一。
2.古巴比倫文明的興衰
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曾經誕生過燦爛的古巴比倫文明。這塊廣袤肥美的平原，由發源于小亞細亞山地的兩大河流——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沖積而成。公元前4000年，蘇美爾人和阿卡德人在肥沃的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發展灌溉農業。幼發拉底河高于底格里斯河，人們很容易用幼發拉底河的水灌溉農田，然后灌溉水排入底格里斯河，再流人大海。良好的生態系統帶來了發達的農業，農業的發展又帶來了繁榮昌盛，在兩河流域建立了宏偉的城邦。從公元前500多年開始，巴比倫文明逐漸走向毀滅并被埋藏在沙漠下將近2 000年，變成了歷史遺跡。古巴比倫文明的敗落曾經是一個秘密，而地理學和生態學專家對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破解：古巴比倫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灌溉。由于古巴比倫人對森林的破壞，加之地中海的氣候因素，致使河道和灌溉溝渠嚴重淤塞。為此，人們不得不重新開挖新的灌溉渠道，而這些灌溉渠道又重新淤積。如此的惡性循環，使得水越來越難以流人農田。一方面，森林和水系的破壞，導致土地荒漠化、沙化；另一方面，古巴比倫人只知道引水灌溉，不懂得如何排水洗田。由于缺少排水系統，致使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地下水位不斷上升，給這片沃土罩上了一層又厚又白的“鹽”外套，使淤泥和土地鹽漬化。生態的惡化，終于使古巴比倫蔥綠的原野漸漸褪色，高大的神廟和美麗的花園也隨著馬其頓征服者的重新建都和人們被迫離開家園而坍塌。如今在伊拉克境內的古巴比倫遺址已是滿目荒涼。
3.古地中海文明的演變
地中海地區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歷史上的一段時期，沿地中海的一些國家曾呈現出一種進步而又生氣勃勃的文明。如今，除了很少幾個國家還比較發達外，其他都淪為20世紀世界上相對貧困落后的地區，其中有些國家現在的人口也僅有先前人口的1／2或者1／3。地中海地區多數國家的文明興衰過程非常相似：起初，文明在大自然的漫長年代造就的肥沃土地上興起，持續進步達幾個世紀，隨著開墾規模的擴大，越來越多的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毀壞，富于生產力的表土也隨之遭到侵蝕、剝離和流失，損耗了作物生長所需的大量有機質營養，于是農業生產日趨下降。隨著土地生產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古文明也逐漸衰落。
4.瑪雅文明的滅亡與古印度文明的演變
在中美洲熱帶低地森林中發展起來的瑪雅文明，也同樣是由于生態惡化導致地力衰竭而走向衰亡的。19世紀中葉，探險家們在中美洲熱帶森林里，發現了用巨大石塊建造的雄偉壯觀的神殿廟宇，至此才知道這里曾經誕生過一種偉大的文明。那么，瑪雅文明為什么在不到1000年的時間里就由興盛走向衰落呢?最新的科學研究揭示：在公元750—950年，瑪雅文明經歷了一次漫長的旱季，中間發生過三次持續時間3～9年的大旱災，這些災害使那里的生態遭到嚴重破壞，瑪雅人的主食玉米產量大幅度下降，飲用淡水枯竭，食物、水資源的持續短缺使得輝煌一時的瑪雅文明走向了毀滅。
印度文明被稱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其文明的發端與所依賴的自然環境有密切的關系。印度半島大部分地區是一個坡度徐緩的高原，境內江河縱橫，土地肥沃，農業發達。在北面，喜馬拉雅山脈如屏障聳立，南面則以低矮的溫德亞山與德干高原相隔。印度平原地區面積遠遠超過了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面積的總和。在這廣闊的平疇沃野上，流淌著印度河和恒河。印度史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明——哈拉巴文明，就是在北印度平原的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產生的。北印度平原被其普拿沙漠和阿拉瓦利山脈分為兩個部分。沙漠以西的平原為印度河所灌溉，以東的平原為恒河及其支流所灌溉。河流將高原上的土壤帶到平原上堆積起來，使土地肥沃，河流則使交通十分便利。印度河—恒河流域豐饒的生態與環境，是大自然的慷慨賜予，它哺育滋養了悠遠的印度文明。可是，近代以來，森林的急劇破壞導致這個處于熱帶地區的文明古國的生態系統變得極其脆弱。不僅許多昔日的沃野良田變成了沙漠，而且水旱災害連年不斷，水土流失十分嚴重。不合理的灌溉又加劇了土地的鹽堿化。直到20世紀60年代，在聯合國專家的指導下，通過抽取地下水治理土壤鹽堿化，并在印度河上游建立曼格拉大壩調節灌溉渠道中的水量，才遏制住土地荒漠化的勢頭，保障了農業的發展。
上述古文明國家和民族的興衰變幻說明，在漫長的農業社會，生態破壞已經達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并產生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后果。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農業的發展，而在于農業發展必須按照自然生態規律進行。如果違背了自然生態規律，不僅是農業，其他產業的發展也都會對生態與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最終導致整個經濟社會發展難以為繼，以至衰敗消亡。
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后，針對人類破壞生態與環境的惡果，曾經指出：“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里的高山畜牧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恩格斯又如此告誡人類：“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二、中國先秦時期以來的生態演變
在生態系統的演化和變遷中，自然和人為的兩大因素有時是相互疊加、制約和影響，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時而發生變化，但是共生共存的交替作用是始終存在的。
自然生態的演變進程，總體來說是緩慢的。追溯歷史，越是上古時期，自然生態與環境的變遷也越復雜多樣。亙古至今，可謂滄海桑田。幾千年來，夏商朝代的自然生態與今天的自然生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論及這種變化，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生態狀態做簡單的推測，應當注重探討發生這種變化和變遷的背景及其規律性。揭示某一區域的生態變遷，需要具體分析不同歷史時期的環境、資源、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判斷其間的生態演變特征和根源。
1.氣象生態與氣候資源的演變
大量歷史文獻證明，我國古人已經注意到氣候和天氣的變化。儒家經典著作《禮記》有不少物候記載。記載表明，天氣或短期的氣候變化是頻繁的，正是這種天氣或短期氣候變化所表現出來的經常性、突發性、交替性與周期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或影響了我國東、南、西、北不同地區生態系統的豐富多彩性，以及與氣候變化基本相適應的特點。《呂氏春秋》記錄了不少當時的物候資料，如“冬至后五旬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而現在的菖蒲生長時間，季節要晚，說明秦時的氣溫較現在要高。《漢書》記載，約4月末或5月上旬，河湟地區的牧草就已返青，可以在上面大量放牧了。如今的河湟地區，牧草返青期顯然比西漢時遲得多。牧草返青時節的早晚，與氣候的冷暖有著密切的因果關系。《史記》記載：“渭川千畝竹。”竹子為亞熱帶植物，適宜溫潤氣候，竹子生長地域的分布變化折射出一定歷史時期內的氣候變動狀況。通過這一記載可知，秦漢時期黃河流域有些地區的氣候適合竹子生長。竹子的生長不僅對溫度有要求，對濕度也有要求，要求多年平均降水量必須達到1200～1400毫米。
以竺可楨為代表的氣象學家，對我國氣候學研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根據對歷史時期的氣候狀況的系統研究，證明我國近5 000年來，歷史時期的氣候經歷了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的交替變化，而且在每一個溫暖期或寒冷期內，又有若干個長短或大小不一的冷暖階段或年代的交替波動。其中，氣候變遷過程不論是大的周期，還是小的循環，所反映出的冷暖交替現象都是相當明顯的。
根據竺可楨先生對我國近5 000年來氣候變遷的研究，我國氣候變化可以分為四個溫暖時期和四個寒冷時期(圖2-1)。
(1)第一溫暖期。這個溫暖期約從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大體上相當于歐洲氣候適宜期(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和氣候副適宜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以證明這一時期氣候溫暖的考古發現有：山東龍山文化遺址的炭化竹節和河南安陽殷墟的竹鼠、水牛和野豬的甲骨和動物化石。這些動、植物現在只見于熱帶和亞熱帶，說明當時黃河流域的氣候是相當溫暖的。
(2)第一寒冷期。這個寒冷期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它相當于歐洲的氣候副寒期(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00年)。證明這個寒冷期的史料是《竹書紀年》記載周孝王期間，長江一大支流——漢水，于公元前903年和前897年分別發生兩次結冰，而且結冰之后緊接著是大旱。這表明，公元前10世紀是寒冷的。
(3)第二溫暖期。這個溫暖期約開始于公元前770年持續到公元初。在歐洲這個時期仍然是氣候副寒期。周朝早期的寒冷情況大約維持了1～2個世紀，到了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至前481年)氣候又暖和了。《左傳》記載，魯國(今山東)過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698、前590和前545年尤其如此。此外，像竹子和梅樹這樣的亞熱帶植物在《左傳》和《詩經》多有記載。到了戰國時代(公元前480年至前222年)溫暖氣候依然繼續。秦朝和前漢(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3年)氣候繼續暖和。《史記》記載：“蜀漢江陵千樹橘，……陳夏千田漆，齊魯千畝麻，渭川千畝竹。”當時這些亞熱帶植物繁殖的地方現在成了它們分布的北界或超出北界的地方。這證明當時的黃河、長江流域的氣候是溫暖的。
(4)第二寒冷期。這個寒冷期約從公元初期持續到公元600年，包括我國東漢、三國到南北朝時期。東漢時代，即公元初，我國氣候又趨寒冷，有幾次嚴冬，甚至到晚春洛陽還下雪。三國時代曹操(公元155—220年)在孔雀臺種橘，只開花不結果，說明氣候開始變冷。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廣陵視察軍事演習，由于嚴寒，淮河突然封凍，演習不得不停止。這種寒冷氣候持續到公元3世紀后半葉，特別是公元280—290年的10年間達到極點，那時年平均溫度大約比現在低1～2°C。北朝的賈思勰(約533—644年)撰寫的《齊民要術》是一部我國6世紀的農業百科全書，記載了許多當時物候情況。如關于石榴的栽培，“十月中以蒲藁而纏之，不裹則凍死也，二月初乃解放”。現在河南、山東一帶，石榴樹可在室外生長，冬天無需蓋纏。這表明6世紀上半葉，河南、山東一帶的氣候比現在冷。
(5)第三溫暖期。這個溫暖期為公元600—1000年，包括隋唐時代(公元589—907年)，比歐洲世紀早期的溫暖時期要早400年左右。我國氣候在7世紀中期變得暖和，公元650、669和678年冬季的長安無冰雪。8世紀初期梅樹生長于皇宮。9世紀初期西安還種有梅花、柑橘。現在西安梅樹長不好，柑橘更不用說了。這說明隋唐時代氣候比現在溫暖。
(6)第三寒冷期。這個寒冷期在公元1000—1200年，相當于宋代，對應于歐洲中世紀早期的溫暖時期。11世紀初華北已沒有野生梅樹，其情況與現在相似。12世紀初，中國氣候加劇轉寒。公元1111年第一次記載江蘇、浙江之間的太湖不但全部凍結，而且冰堅實得可以走車馬。太湖洞庭山的柑橘全部凍死。12世紀寒冷氣候也流行于華南和西南。福州是我國東海岸生長荔枝的北限，12世紀中那里大規模種植的荔枝曾兩次全部凍死，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荔枝在四川種植地區的變遷是：唐代在成都；北宋南移到眉山；南宋時眉山也不能生長荔枝，要到其南的樂山、宜賓、瀘州才能種植。目前，眉山還能生長荔枝，說明北宋氣候比較接近現在，而南宋氣候則比現在寒冷。
(7)第四溫暖期。這個溫暖期在公元1200一1300年。12世紀剛結束時，杭州冬天的氣溫開始回升。在公元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杭州沒有冰雪。到元代(1268—1292年)初期，西安和博愛(今河南)又重新設立竹監司管理竹子生產。這顯然表明13世紀中葉氣候明顯轉暖。
(8)第四寒冷期。這個寒冷期約從公元14世紀到工9世紀結束，相當于歐洲的小冰期。我國13世紀初期和中期的回暖是比較短暫的，不久冬季又嚴寒了。根據江蘇丹陽人郭天錫的日記，公元1309年正月初乘船回家，途中運河結冰，只好離船上岸。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結冰，厚數尺，橘盡凍死。可見14世紀比13世紀和現時都冷。
到了明代(1368—1644年)，各省、縣編修的地方志為各地區的氣候情況提供了許多可靠的歷史資料。從14世紀到19世紀這500年中，亦即相當于歐洲小冰期中，我國氣候經歷了三次變冷和兩次變暖。
隨著氣候的冷暖變化和波動，我國歷史上不僅自然環境、生態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社會環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狀況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我國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并不是一個孤立的自然現象，氣候變遷所表現出來的氣溫和降水的變化，直接決定著森林、灌木、花草、農作物等生長與分布，而且影響著水系、地貌、土壤、礦物等多種自然要素，也影響著我國社會環境的各個方面，如氣候變遷影響著人口的分布與遷徙，影響和決定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和布局。
2.水域生態及水資源的演變
我國地域遼闊，水系縱橫。據考古證明，最早的古代人都依水而居，離水域以遠15千米以外的旱地不適宜人的居住和生存。考古發現，在洛水、潁水、汝水、澮水、涑水沿岸都有夏代人居的蹤跡。傳說夏代人先后以陽翟、陽城為都，陽翟在河南嵩山以南，有潁水東南流，今屬于禹縣境。在登封告成鎮以北發現陽城，東北有古陽城山，有洧水河。黃河、長江、珠江、遼河以及它們的分支水系漢水、汾水、渭水等，都是我國文明發祥地，多元的文化構建了中華文明大文化。
豐富的文化遺產是生態知識和生態狀況的檔案。例如，從地名文化可以考證歷史上水資源的變遷情況。根據有關資料對山西省地名的研究，統計表明山西省古今縣名88個是以河川為名，21個是以水泉為名，4個是以山水為名。山西省的縣名，可以反映出古代山西曾經有過濕潤多水、植被厚密的歷史，這與近代以來山西水資源緊缺、林木稀疏形成鮮明對照。
根據文獻資料和學者史念海先生考證，在遠古時期，“由太行山東到淮河以北，到處都有湖泊，大小相雜，數以百計”。其中較大的有山東西部的巨野澤，南北15O千米，東西5O千米，但“那時巨野澤并不是黃河流域的惟一的大湖，太行山東有大陸澤(今河北境內)應與巨野不相上下”。可見，當時黃河中下游氣候總體上是濕潤多雨，水系發達，湖澤眾多，土地植被覆蓋良好。阮籍的詠懷詩寫道：“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橫馳，飛鳥相隨翔。”表明當時的蓬池是一個水波浩淼、野獸出沒、飛鳥聚集的地方。
歷史上我國湖泊面積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由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口的不斷增長，人們為了生存和發展，開始在湖泊的淺灘上圍田開墾，與水爭地，致使湖泊資源衰減和湮廢。究其原因，除了人們圍墾外，氣候變化、降水量減少和流域上游帶來的大量泥沙淤墊湖泊區域，為圍湖造田創造了條件，由此造成了湖泊數量減少，湖面縮小，湖水深度變淺。
西北干旱區的土地開發，對生態系統、特別是湖泊濕地退化的影響尤為突出。20世紀50年代初，新疆大于1千米2的湖泊150多個，湖泊總面積約9 000千米2。長期以來，人類活動使大量河水消耗在支流和上中游地區，造成下游水量劇減或斷流，致使終端湖泊發生了很大變化。羅布泊的干涸是最典型的一例。從羅布泊的湖相沉積和湖岸線來看，推測歷史上湖水面積最大時曾達到5 350千米2，入湖水量約有84冬3億米3。漢代塔里木盆地人口約23萬，雖有一定的農業生產，但從河流中引水灌溉有限(約占1.5％)，維持84.3億米3的入湖水量完全可能。《漢書》記載，羅布泊“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唐代，塔里木盆地灌溉面積擴大，入湖水量相應減少。塔里木湖下游水量大幅度減少，是清代中期以后發生的。《河源紀略》(清乾隆47年)記述羅布泊“淖爾東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冬夏不盈縮”。但到清末，羅布泊僅“水漲時東西長八九十里，南北寬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可見湖泊面積縮小明顯加劇。20世紀初塔里木盆地人口增至15O萬，耕地面積60萬千米2。當時的毛灌定額若按目前的水平，引用量可達132億米3，占塔里木盆地水資源總量(392.6億米3)的33.6％。由于進入的水資源處于臨界利用狀態，羅布泊的面積急劇縮小。1930—1931年實測羅布泊的面積為1900千米2，較史前最大面積縮小64％。1962年，羅布泊面積又縮小為660千米2，只相當于最大面積的12.3％。至1972年，羅布泊最終全部干涸。
中國湖區圍墾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不過那時只限于在荒洲上播種。《越絕書》記載：“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陂。”戰國和秦漢時期，圍田進一步發展。三國時期吳、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都以太湖流域為農業中心，圍墾發展到了一定的規模。唐代則由分散圍墾的初級階段發展到較高階段，典型的工程方式是圩田。宋代圩田進一步發展，堤長幾十公里的有多處。《明史》記載，明代萬歷年間，朝廷一次清出圍湖造田數目達8O萬頃。由此明代出現最著名的和州銅城堰。清代以后，墾殖活動更為盛行。乾隆年間湖北巡撫彭樹葵指出，“人與水爭地為利，以致水與人爭地為殃。”盲目圍墾，與水爭地，雖然開辟了大量肥沃的農田，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但對生態平衡帶來了有害的影響。據記載，江漢平原在清代道光以前水災頻率不高，而道光以后災害突增。嚴重水災出現頻率與時俱增，平均每20年增加2～3次大水災。
3.森林生態與森林資源的演變 在我國森林生態與森林資源的變化過程中，人口的持續增長與森林覆蓋率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樊寶敏、董源在對我國歷代人口與森林資源的演變過程進行了研究，其研究結果見表2-1。
據歷史文獻證實，夏商開始后的較長歷史時期，由于社會發展速度有限，人口自然增長相對緩慢，人類的農耕與戰爭以及自然災害等所造成的森林植被減少在千余年的歷程中并不十分明顯。當時我國疆域范圍內除冰川、荒漠、草原外，絕大部分地區為原始森林覆蓋。據考古發現，約在3 000年前，我國大部分地區天然植被覆蓋茂密，發育良好，森林和草原面積十分廣闊，從東南向西北，大致是森林、草原與荒漠三個地帶。其中，森林、草原占國土面積比例很大，最高區域達70％以上。自大興安嶺北部起，沿嫩江向東南，從今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一直到的東南部基本上都是森林分布的地區，森林覆蓋率很高，在我國古代天然植被中占了最大的面積。
《后漢書》等歷史文獻記載，我國當時除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以外，仍有面積相當廣闊的森林覆蓋。即使是地處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森林覆蓋率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維持在32％～42％。
唐宋以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加速，特別是隨著人口的快速增加，對森林的砍伐、破壞加重，除黃河中下游流域地區以外，長江、珠江中下游流域等地區的森林面積也迅速減少。盡管如此，清代康乾時期，我國東北、西南地區以及許多山區仍保留有大片的原始森林。當時，從大、小興安嶺至長白山、鴨綠江一線的廣闊的東北原野，仍以森林分布為主體。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東北地區大面積的森林由于內外等多種因素，尤其是日、俄帝國主義的肆意破壞而大量減少。這一時期，以川西、滇中部以北、以西至青藏高原東南部為中心的西南地區，其森林面積仍然十分廣闊。歷史文獻記載，當時整個西南地區的森林覆蓋率在50％以上，云南地區更高一些。華北、西北、中南、東南的許多山區，尤其是長江中游、閩江流域與臺灣、海南島的山區，仍有大量的呈片狀或塊狀、帶狀的森林分布。
歷史上的黃土高原并不是現在這樣的荒山禿嶺，稀見綠意。1920年我國科學家楊仲健，赴陜西考察的結果和大量的考古資料，?證明黃土高原的原始植被是森林和稀樹草原。《漢書》記載，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民“以射獵為先”。畜牧業發達是以草原為基礎，射獵野獸則必是林草繁茂之地。陜北靠近毛烏素沙漠黃土高原邊緣地帶，生態系統曾經非常良好。向北是遼闊的草原，南部為郁郁森林。陜南、甘南、隴南的漢江、嘉陵江及黃河上游地區，也都是林木遍地。據推算，隋唐時期隴南森林約占總面積的70％。20世紀50年代前后隴南的森林覆蓋率仍然達50％左右。據甘南藏區1943年記載，凡山嶺溪谷，皆系蒼茫林海，沿洮河、白龍江、大夏河曾有“十林區”，是青藏高原森林資源最富集的地區之一。
《史記》記載，祁連山有松柏五木，秀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地方志記載，祁連山西段部“南山松百里”，“參天拔地如虬龍，合抱豈止數十圍”。祁連山中段森林更加茂密，“在高山縱深地帶，松林蔥郁”，“微風飄拂，水聲與松聲，天籟自然，引人人勝”。祁連山東段，有關原始森林的記載不絕于史，“西大河流域，森林郁郁蔥蔥，萬樹蒼勁挺拔，層林滴翠”。另外，在河西三大內陸河下游有成片的胡楊林、紅柳林和梭梭林，是天然綠洲、抗擊風沙的屏障。
在歷史上，新疆境內也曾生長著茂盛的森林。《史記》記載，2 000年前的塔里木河下游“多葭葦、檉樹、梧桐、白草”。現在的樓蘭古城遺址周圍原來生長著大面積的胡楊林，至今仍能發現直徑達50厘米以上的枯木，有的樹干甚至要有多人才能合圍。據測算，當年這里的森林覆蓋率至少在40％以上。塔里木盆地南緣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邊緣地帶，也有大片枯死的胡楊林，許多胡楊樹也要多人方能合抱。葉城周圍有四山，山上多松柏，“山下多桑、榆、楊、柳、桃、蘋果、石榴等”，樹木果實豐盈。瑞典一探險家曾記錄艱辛穿越葉爾羌流域的茂密森林的經歷，并稱它們是真正的古森林。直到20世紀5O年代，塔里木河兩岸仍然有大片胡楊林。北疆地區，森林植被更盛于南疆，延綿1000余千米，岡巒斷續，森林以松柏為主，郁郁蔥蔥，廣闊而壯觀。
青海境內的古代森林資源曾十分豐富。根據史料記載，“以柏、楊為大宗”，“綿亙數十里”，“青海王可可貝勒之地，松柏亦蕃”。如今一些紅色的山岡上寸草不生，但是從人們挖掘出掩埋很久的粗大松木，可以推知這里曾經擁有山川秀美、樹木成蔭的自然風光。
據有關的考古發現，距今500年以前，甘肅、陜西、山西的森林覆蓋率仍然很高，有的地區高達80％。黃河下游許多地區也是如此。史載，今河南中牟、滎陽一帶在原始社會至文明社會初期，生長著大片的原始森林。自夏商至周初，這里是“草木暢茂”。近、現代殷墟出土的包括大象在內的各種野生動物骨骼，和鄭州商代遺址出土的木炭等，都證明了當時中原地區森林資源狀況良好。歷史文獻也有印證，位于河南靈寶與陜西潼關之間的函谷關一帶，深林密障，行人難于通過，為兵家必爭之地。這里“柏林蔭谷，殆不見日，荀卿謂之松柏之寨”。戰國以后，黃河中下游地區逐漸成為森林破壞較早和較徹底的地區。自秦漢至隋唐時期，這里平原地區的大片森林基本上砍伐殆盡，剩下的多是零星散布在村落、地頭的樹木或次生林，很少有成片的原始森林。相對而言，這里山區的森林還存在了較長的時期，歷經不同的歷史階段才被砍伐、毀滅。
據學者們研究，黃河中游地區的森林變遷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即西周至戰國、秦漢至北朝、唐至宋元和明清以來的時期。在第一個時期之初，這里原始森林基本上得以保存。到了后期，伊洛河下游、泌陽盆地、汾涑流域的平原地區，“都已基本上沒有森林了”，只是涇渭流域平原邊緣的“森林尚有部分遺存”。第二個時期，關中平原四周山地的森林仍然比較完好，但平原地區很難看到成片的林木存在。第三個時期，這里城鄉附近的山地林木受到嚴重破壞，遠離人群的山區的一些地方雖然還樹茂林密，但邊緣的森林也開始受到破壞性砍伐。第四個時期，尤其是在明代中葉以后，這一地區包括邊遠山區的森林也受到了嚴重破壞，至清末這里的森林破壞更加嚴重，絕大部分地區都是荒山禿嶺。雖然黃河下游地區的森林變化與黃河中游地區稍有差異，但特點大體一致，只是這里山地相對較少，森林被砍伐破壞的時間更早。
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森林資源，自我更新能力較強，隋唐五代之前植被的破壞不明顯。隋唐時，森林資源雖有減少，但山區的森林仍然相當茂盛。《全唐文》記載，江西鄱陽“有千樟之材”，浙江吳興(三國時期的郡名)“出巨木”。豐富的森林資源為各種動物棲息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當時南方地區大象和老虎等動物數量不少。一些地方虎患事件時有發生，如何捕殺老虎的歷史記載也較多。唐玄宗時，曾專門派欽差去江南傳授捕虎法。明代以后，森林資源數量遞減，許多動物“多出東、西粵”，并且“養之不甚馴，亦不能久存”。這一記載表明，一些物種棲息地已遭到破壞，生態狀況日趨惡化。當然，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森林破壞的時間，較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要晚，其破壞程度也相對較輕。
4.地理生態與土地資源的演變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文明古國。上下幾千年，正是我們的祖先世世代代在廣袤的土地上辛勤耕種，哺育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土地是農業生產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我國人民自古以來就珍視土地，把土地的重要性與國富民強緊密聯系在一起。
我國土地資源演變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農業文明和農牧業的發展開墾了大量耕地，耕地資源日益擴大；另一方面，自然和人為的因素又造成水土流失，在一些生態脆弱的地區出現了日益嚴重的沙化、荒漠化，但同時也給下游地區沖積形成了土壤肥沃的三角洲。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最重要的是人與土地的關系。歷史上我國人口不斷增加，至1949年猛增至5億多，到20世紀末接近13億。這么多人口要靠農業和畜牧業養活，而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都要占用土地，因此就發生了農作物與天然植被相互爭占土地的矛盾。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需要利用大量的自然資源，過度擴張必然造成天然植被的嚴重破壞，導致土地生態與環境的惡化。
林地、草地轉化為耕地，并長期種植同一種農作物；采伐量長期大于林木的自然生長量，是導致土地生態惡化的兩種主要形式。這兩種不合理的生產方式，在我國延續了幾千年，結果把許多林地草地變成了濯濯童山，甚至荒山禿嶺，導致林地草地失去或降低了保持水土、涵養水源、優化環境等方面的功能，以致影響到了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文化傳統。原始植被的大量減少、土地重用輕養輕維護，是我國土地生態從總體平衡到漸趨失衡，出現并加劇生態惡化趨勢的根本原因。
戰國中期之后，我國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因農業的發展破壞了天然森林和草原，出現了“宋無長木”的情況。當時，這里“地小人眾”，甚至少數地方開始出現缺乏薪柴的現象。《管子》記載：“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崗，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扶、檀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柿，群木數大，條直以長……是謂沃土。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樹之五麻。”這是說，在春秋戰國時中原一帶的“沃土”上，有多種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史記》也記載：當時這里已“膏壤千里，宜桑麻”。這一時期，除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外，其他地區仍以原生植被覆蓋為主。
秦漢以后，中原及其周邊地區的栽培植被分布越來越多。當時的栽培植物品種在北方主要有粟、麥、棗、槐、桑、榆、柳等。在南方主要有稻、麻、桃、李、茶、桑、楊、柳等。其中，農作物栽培的品種如粟、麥、稻等所占面積較多，范圍較廣，然而，相比較而言，這些栽培的農作物有時遠不如原生植被所具有的生態保護功能。而且土地在耕作或拋荒之際，都會給生態平衡帶來不同程度的不良影響。
唐宋之際，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除山區外，其原生植被分布越來越少；長江中下游流域地區與成都平原及嶺南部分地區的栽培植被分布越來越多。尤其是在宋代，隨著大量北方人口南遷，把北方旱地農作物品種——小麥及其生產技術帶到了南方，使南方各地人口迅速增加，并導致開墾面積種植的擴大。當平原水田面積的承載力不能滿足需要時，人們自然把目光轉向了丘陵、山地。小麥的種植恰好對水源條件要求較低，當小麥在南方大面積種植逐漸滿足了人們對糧食的需求時，許多一直被原生植被覆蓋的丘陵、崗阜、山嶺等卻變成了光山禿嶺，這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南方良好的生態系統。
明清時期，隨著人口增加、耕地面積的擴大，自然生態受到嚴重破壞。當時，土地擴展的主要途徑是砍伐森林、開墾山地。尤其是旱地高產作物番薯與玉米傳人中國，為滿足人口對食物的需求，大量山丘地被開墾，使不少區域的生態系統遭到了滅頂之災。我國一些學者指出：明代時玉米由西北、番薯自東南分別傳人中國后，其大規模的種植，引起了生態系統的破壞。當時，南方西部山地玉米集中產區主要分布于秦嶺山區、大巴山、巫山山區、武陵山區、雪峰山區及貴州高原。番薯集中產區主要分布于東南沿海浙、閩、粵以及湘、鄂等丘陵地帶。歷史記載，清朝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陜西漢中許多縣均以苞谷雜糧為種植作物，一些縣則是“遍山漫谷皆苞谷矣”；貴州等地也是“苞谷宜山，故種之者較稻谷為多”。廣西地區的苞谷“有早晚二種，山峒尤多”，“向惟天保縣山野遍種”。湘西山地草木繁茂，“凡土司新辟者，省民率挈人居，墾山為隴，列植相望”；種植玉米，“辰州舊邑新廳，居民相率墾山為隴，爭種之以代米。”在東南地區閩、浙、粵、贛等地，“所種山薯……深山之中，幾于曠土，謂之山薯廠”；湖南“永州山民皆以甘薯為糧”；湖北東南山區“民仰食者十之五六”。這一時期，南方山地、丘陵大面積伐林開墾種植玉米、番薯等旱地作物，對生態系統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山丘地坡度大，被開墾后，水土流失加劇，導致生態系統呈現出錯綜復雜的演變態勢。
5.動物生態與動物資源的演變
我國動物生態與動物資源演變的主要特征是，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人類的活動加速了野生動物生存環境和活動地區的變化，許多野生動物數量遞減，有些珍稀動物明顯減少，有的種群已瀕臨滅絕，生物多樣性明顯降低。
我國生態系統類型多樣，決定了我國野生動物資源的豐富性。據調查，全國鳥類超過1 000種，獸類超過400多種。中國國土面積占世界陸地總面積的7％，鳥類種數和獸類種數占世界的1O％以上。由于我國的生態系統分布是一個持續變化的動態系統，伴隨著自然環境的惡化，野生動物的分布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或遷徙。如歷史時期野生象群的分布，就有一個從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至長江流域地區、珠江流域地區、滇西南地區不斷南遷的過程。從地質時代的第四紀以來，與中國處于同緯度的歐洲和北美都有大陸冰川覆蓋，以致寒冷的氣候使許多野生動物相繼滅絕。然而，中國的高山冰川很少，受寒冷的影響較小，所以一些具有“活化石”之稱的野生動物如大熊貓、揚子鱷等能殘存到現在，從而增加了中國野生動物資源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在野生動物的分布與變遷中，比較典型地反映我國歷史時期生態演變的野生動物主要是：野馬、大象、犀牛、竹鼠、長臂猿等獸類和孔雀、鸚鵡等鳥類。
馬是人類最早馴化的物種。在人類發展的進程中，馬為人類所馴服和利用，為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野馬被馴化了，野馬本身卻日益稀少，目前野馬種群已罕見蹤影。這一種群的變化，充分說明人類活動對自然界某些物種的影響之大、之烈。
藏羚羊在自然界是一種優勢物種，它們成群結隊地在寂靜蒼茫的高原地平線上奔跳，快速而優美的跑姿，展示了它們旺盛的生命力和在雪域高原條件下的成功進化。它們能夠在這片原本屬于它們的土地上生活數千萬年，從物種自身的角度看，難以存在瀕臨滅絕的危險。但是在盜獵分子大批量殘殺下，藏羚羊遭受到滅頂之災，種群數量已急劇減少。
根據調查，從自然界每捕捉一只鳥，就有1O只鳥作為陪襯，在捕捉、販運和飼養中死亡。因此，那種吃鳥、捕鳥、賞籠中鳥的所謂“鳥文化”，是建立在成千上萬只鳥的尸骨之上，堪稱對自然界的暴行和對生命的蹂躪。
中國古代大象的分布地區較為廣泛，南方、北方皆有。距今3 00O多年前，黃河中下游流域地區還有野象分布。甲骨文中有較多獵獲大象的記載。殷商時期，中原一帶不僅野象較多，而且還進行人工馴養，成為作戰的工具。在殷墟遺址中，考古發現有象、獐、水牛、竹鼠等亞熱帶動物骨骼遺骸。《孟子·滕文公》記載：“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上述史實表明，夏商時期，我國野象曾經分布在華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脈至呂梁山、陜北一線。春秋時代以后，中國野象分布漸由華北地區南移到秦嶺、淮河一線。這時，黃河流域地區的象群雖然少見，但仍有野象活動的記載。北周時，在兗州(今屬山東)發現大象。南北朝至宋代，大象在黃河一線以南、以長江流域一線為中心的廣大地區活動，屢見于史書。南北朝時，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北宋初(公元962年)，“有象至黃陂縣(今屬武漢市境內)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今湖北境內)、復(今湖北境內)、襄(今湖北境內)、唐州(今河南境內)踐民田”；乾德年間(公元967年)，“有象自至京師(今河南境內)”；開寶年間(公元976年)，“己酉，吳越王獻馴象”。史實表明：宋時，長江流域一線還有不少的象群活動。至于長江流域以南地區，當時象群活動的記載很多，《宋史》記載可數的就達幾十處。宋元以后，長江流域大象活動的記載至今未有發現，可見，元、明、清時大象的主要活動地區已轉移到嶺南、廣西等地。史載：洪武年間，“廣東雷州衛進象一百三十二”，“馴象衛進象。先是詔思明、太平、田州、龍州諸土官領兵會馴象衛官軍往欽、廉、藤、蘺、澳等山捕象，豢養馴押，至是以進。”當時，嶺南象群時常出沒破壞莊稼，為此，“率兵二萬驅捕”。萬歷年間(公元1587年)，橫州仍“有象出北鄉，害稼”；欽州亦多象群“踐踏田禾，觸害百姓”。直至清乾隆年間，廣西靈山一帶之象，“每秋熟，輒成群出食，民甚苦之”。道光年間(公元1833年)，史載“大廉山群象踐民稼，逐之不去”，至當時已變為“象間有”。這一地區的大象至19世紀20年代以后已漸趨稀少，不久即難覓其蹤跡。現今僅云南西南部才有殘存象群分布。
大象的分布及變遷，大體上也反映了我國同類別的熱帶或亞熱帶動物如犀牛、長臂猿等以及適宜溫暖環境的動物如竹鼠、野生水牛等分布及變遷情況。盡管它們的分布及變遷在時間與空間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其南遷的方向、地域生態分布與時間變化趨勢等，卻是基本一致或大同小異的。
歷史時期野生動物的分布及其與人類活動的關系，是構成我國古代生態系統的基本要素之一。唐代著名詩人李白所描繪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的生態自然景觀或人文生態現象，可謂豐富多彩。漫長的自然界演化歷程表明，物種的多樣性有利于生態系統穩定性的延續，相反，物種的減少則會直接影響地域性乃至整個地球生態平衡的。
第二節 傳統工業化進程中的生態演變
工業革命揭開了人類大規模開發利用化石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序幕。隨著全球工業化進程加快，工業化的范圍、內涵日益擴大，不同國家經濟結構的變遷呈現出階段性的演化特征。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傳統的工業革命所需要的能源主要是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其直接后果是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工業革命對于人類財富的積累無疑是一次巨大的進步，但對于人類的生存環境卻是一場災難。也正是全球性的生態災難警示人類社會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一、生態資源的加劇消耗
英國于19世紀60年代、美國和法國于20世紀初期完成了傳統工業化過程，德國于2O世紀30年代、前蘇聯和日本等國也于2O世紀70年代，先后完成傳統工業化過程。盡管不同國家完成傳統工業化的時間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即都經歷了能源和礦產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的過程。
1.能源與礦產資源消耗加劇
礦產資源為人類提供了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業原料和70％以上的農業生產資料。工業革命發生以來，人類社會已經消耗了巨大的礦產資源，同時積累了巨大數量的社會物質財富。1800—1900年，全球GDP增長了7倍，相應的粗鋼消費增長了10倍，金屬銅消費增長了1.15倍，金屬鋁消費增長了2.27倍，主要能源煤炭消費增長了57倍，石油消費增長了26倍，天然氣消費增長近1倍。1900—2000年，人類社會的財富積累明顯加快，100年間全球GDP增長了18倍，與此相應，粗鋼消費增長了30倍，金屬銅消費增長了28倍，金屬鋁消費增長了3 600倍，主要能源煤炭消費增長了5倍，石油消費增長了178倍，天然氣消費增長了362倍。迄今為止，人類已經鋪設了120萬千米的鐵路，138萬千米的石油、天然氣等各類運輸管道，修筑了2 860萬千米的公路，建設了46 500座飛機場，生產了無數的汽車、飛機、輪船和各類消費品，消耗了數量驚人的礦產資源。
近百年來，化石能源產量呈指數式快速增長。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例，1900年產量分別為4 000萬噸和560萬噸油當量，1950年分別增長到5.3億噸和1.7億噸油當量，2000年分別迅猛增至35.7億噸和21.8億噸油當量。石油和天然氣產量增長主要發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球經濟高速增長時期。
100年間，化石能源結構經歷了兩次標志性轉變。第一次發生在1965年，石油消費量首次超過煤炭消費量，人類能源消費由“煤炭時代”進入“石油時代”；第二次發生在2000年，天然氣產量與煤炭產量持平，天然氣生產呈快速增長之勢，人類社會進入天然氣與石油并重的時代。到2000年，全球一次性能源生產結構中，石油占39％，煤炭占25％，天然氣占25％。
全球石油生產歷史大致分4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857—1900年，石油生產和消費處于起步階段，生產規模極其有限，但平均增長速率很高；第二階段為1901—1945年，汽車、坦克等大量耗油裝置的發明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刺激了石油生產和消費規模的擴大，但總體仍處于較低水平；第三階段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74年，其時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完成工業化，石油工業呈蓬勃發展之勢，石油生產和消費達到了頂峰；第四階段為1975年以后，世界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石油生產和消費進入波動增長期。由此可見，1945年以來，是全球石油生產和消費的快速增長時期，這一時期累計采掘的石油近l 200億噸，占人類歷史全部采掘量的95％。
人類開采煤炭的歷史久遠。主要由于英國工業革命對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長，在1760年前后全球開始了大規模的煤炭采掘。到目前為止，已采掘煤炭約2 400億噸煤炭，其中20世紀的100年間采掘煤炭2 282億噸，占人類歷史采掘量的99.2％。20世紀全球煤炭產量變化也大致分4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OO—1913年，是煤炭產量穩步上升階段，年均增長率4.32％，這一階段是煤炭生產和消費的黃金期；第二階段為1914—1945年，全球煤炭生產波動大，期間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兩次經濟危機，導致煤炭產量大幅度下滑；第三階段為1946—1989年，煤炭產量穩步上升，年均增長率為2.93％，這一階段是全球煤炭生產穩定持續增長最長的時期，同全球經濟的穩定增長密切相關；第四階段為1990—2000年，全球煤炭產量震蕩下降，年均增長率為一O.73％。
人類大規模開發利用天然氣不足60年。此前生產規模非常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天然氣生產規模才逐漸擴大。特別是近些年來，全球天然氣生產與消費呈快速增長之勢，逐漸取代煤炭成為第二大一次性能源。天然氣產量的迅速增長得益于4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兩次石油危機導致國際油價飚升，促使石油消費大國開始調整石油在能源結構中的份額，為天然氣生產和消費快速增長提供了廣闊空間；二是天然氣開采技術進步極大地促進了產量的增長，特別是海上采氣量不斷增加和開采成本的降低，為人類大規模利用天然氣奠定了基礎；三是天然氣管道建設加快，為其加速利用創造了條件。截至2000年全球累計鋪設各類天然氣管道80萬千米，可以繞地球20圈，為天然氣的消費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設施；四是天然氣探測儲量不斷增加推動了天然氣消費的信心。
2.土地荒漠化日益加劇
荒漠化是指在干旱、半干旱和某些半濕潤、濕潤地區，由于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等各種因素所造成的土地退化，使土地生物和經濟生產潛力減少，甚至基本喪失。荒漠化大致有4類：一是在風力作用下出現風蝕地、粗化地表和流動沙丘為標志性形態。二是在流水作用下出現劣質地和石質坡地為標志性形態。三是在物理和化學作用下出現土壤板結、細顆粒減少、土壤水分蓄積能力下降，從而導致土壤干化脫水和土壤有機質的顯著下降，出現土壤養分銳減和土壤鹽漬化。四是工業礦山開發造成的，主要表現為土地資源損毀和土壤嚴重污染，致使土地生產力嚴重下降，甚至絕產。
荒漠化是當今世界最嚴重的環境與社會經濟問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曾3次系統評估了全球荒漠化狀況。1991年底為聯合國環發大會所準備報告的評估結果說明，全球荒漠化面積由1984年的34.75億公頃增加到1991年的35.92億公頃，約占全球陸地面積的1／4，已影響到了全世界1／6的人口(約9億人)，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據測算，在全球35.92億公頃受到荒漠化影響的土地中，旱地1.73億公頃，牧場3O.7l億公頃，水澆地2 700萬公頃。全球平均每年有600萬公頃的土地變為荒漠，其中320萬公頃是牧場，250萬公頃是旱地，12.5萬公頃是水澆地。另外，已有2 100萬公頃土地因退化而不能生長谷物。
非洲大陸有世界上最大的旱地，約為20億公頃，占非洲陸地總面積的65％。整個非洲干旱地區經常出現嚴重旱災。目前非洲36個國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旱和荒漠化影響，有近5 000萬公頃土地半退化或嚴重退化，占全大陸農業耕地和永久草原的1／3。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調查，在撒哈拉南側每年有150萬公頃的土地變成荒漠。在1958—1975年，僅蘇丹撒哈拉沙漠就向南蔓延了9O～100千米。亞太地區也是荒漠化非常突出的區域，共有8 600萬公頃的干旱地、半干旱地和半濕潤地，7 000萬公頃的雨水灌溉作物地和l 600萬公頃灌溉作物地受到荒漠化影響。這意味著亞洲有35％的生產用地受到荒漠化影響。遭受荒漠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依次是中國、阿富汗、蒙古、巴基斯坦和印度。亞洲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影響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區。
土地荒漠化是自然因素和人為活動綜合作用的結果。自然因素主要是指異常的氣候條件，特別是嚴重的干旱條件，由此造成植被退化，風蝕加快，引起荒漠化。人為因素主要指過度放牧、亂砍濫伐、開墾林草地并進行連續耕作等，由此造成植被破壞，地表，加快風蝕或雨蝕。就全球而言，過度放牧和不適當的旱作農業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區發生荒漠化的主要原因(表2-2、2-3)。
同樣，干旱和半干旱地區用水管理不善，引起大面積土地鹽堿化，也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從亞太地區人類活動對土地退化的影響構成來看，植被破壞占37％，過度放牧占33％，不可持續農業耕種占25％，基礎設施建設過度開發占5％。非洲的情況與亞洲類似，過度放牧、過度耕作和大量砍伐薪材是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
荒漠化的主要危害是土地生產力下降和隨之而來的農牧業減產，相應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一系列社會惡果。在1984—1985年的非洲中，至少有3 000萬人處于極度饑餓狀態，l 000萬人成了難民。據1977年聯合國沙漠化會議估算，荒漠化在生產能力方面造成的損失每年近26O億美元。1980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進一步估算了防止干旱土地退化工作失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在當時估計到2000年總共將損失5 200億美元。199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估計，由于全球土地退化每年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約423億美元[按1990年價格計算]，如果在下一個2O年里在防止土地退化方面繼續無所作為，損失總共將高達8 500億美元。從各大洲的損失看，亞洲損失最大，其次是非洲、北美洲、大洋洲、南美洲、歐洲。從土地類型看，放牧土地退化面積最大，損失也最大；灌溉土地和雨澆地受損失情況大致相同。從1980年和1990年所作估算的比較看，由于世界各國防治土地荒漠化的進展甚微，在1978—1991年，全世界的直接損失約為3 000億～6 000億美元。這尚不包括荒漠化地區以外的影響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
3.森林資源退化
從全球來看，森林減少仍然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嚴重問題，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環境惡果。
1990年，全球森林及稀疏的叢林和灌木林覆蓋面積為51億公頃，約占陸地面積的40％，其中34億公頃屬于聯合國糧農組織定義的“森林”(在發達國家樹冠覆蓋率至少為2O％，在發展中國家為10％)。從聯合國糧農組織90年代初所進行的評估看，全球森林面積的減少主要發生在2O世紀50年代以后，其中1980—1990年，全球乎均每年損失森林995萬公頃，約等于韓國的國土面積(表2-4)。
從世界各地區的情況看，在非洲、亞洲和拉美等地，約有熱帶森林18億公頃，包括雨林和濕潤落葉林等。20世紀80年代期間，這些地區森林砍伐總面積和木材總砍伐量持續增長，平均每年砍伐590萬公頃，其中490萬公頃是原始森林。森林的大面積砍伐，導致森林生態系統嚴重退化。北美、歐洲、亞洲等地的溫帶森林共有16億公頃，主要集中在工業化國家。盡管過去半個世紀里溫帶森林面積基本保持不變，甚至還有增加，但森林質量總體上退化了，大量原始森林已被人工林所取代，通常只是同齡的、單一品種的林木，遠不像天然林有比較高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功能作用，抵御病蟲害和自然災害干擾的能力也比較差。
熱帶森林有著豐富的物種和巨大的調節氣候功能。熱帶森林減少一直是世界的熱點問題。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1960一1990年期間，全球喪失了4.5億公頃的熱帶森林。亞洲同期損失了大約 l／3的熱帶森林，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損失了大約18％的熱帶森林。
森林資源減少的主要原因：第一，亂砍濫伐林木。溫帶森林的砍伐歷史比較長，在工業化過程中，歐洲、北美等地的溫帶森林有l／3被砍伐掉了。而熱帶森林的大規模開發只有30多年的歷史。歐洲國家進入非洲，美國進入中南美，日本進入東南亞，尋求熱帶林木資源。這一期間，發達國家進口的熱帶木材增長了十幾倍，占世界木材和紙漿總供給量的10％左右。近年來，為了保護熱帶森林，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禁止出口原木。
第二，開墾林地為農田。為了滿足人口增長對糧食的需求，發展中國家開墾了大量的林地，特別是農民燒荒耕作，刀耕火種，對森林造成了嚴重破壞。據估算，熱帶地區半數以上的森林采伐是燒荒開墾造成的。在人口稀少的地方，農民在耕作一段時間后就轉移到其他地方開墾，原來耕作過的林地肥力和森林都能比較快地恢復，刀耕火種尚不對森林構成很大的危害。但是，隨著人口增長，開墾林地的耕作強度和持續時間都增加了，從而加劇了林地土壤侵蝕，嚴重損害了森林植被再生和恢復能力。
第三，采集薪炭。全世界約有50％的人口用薪柴作為主要燃料，每年約有l億多米3的林木被消耗掉。隨著人口的增長，對薪材的需求量也相應增長，采伐的林木也越來越多。
第四，大規模毀林放牧。為了滿足美國等國對牛肉的需求，中南美地區、特別是南美亞馬遜地區，砍伐和燒毀了大片森林，林地變為牧場。這使得具有地球“肺”功能的熱帶雨林面積急劇減少，溫室效應加大。
第五，空氣污染。歐美等工業化國家，空氣污染對森林退化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據1994年歐洲委員會對32個國家的調查，由于空氣污染等原因，歐洲大陸26.4％的森林有中等或嚴重的落葉現象。
4.水資源危機日益加劇
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資源之一，總體積約為15億千米3。這些水如果均勻分布在地球表面，地球海洋的水深平均約3 000米。但其中只有約3％是淡水，淡水的90％又被封凍在兩極及高山的冰層和冰川中，難以利用。這些資源的時空分布又不均，加上人類的不合理利用，使世界上許多地區面臨日益嚴重的水資源危機。
淡水資源短缺 由于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用水量不斷增加。在過去3個世紀里，人類提取的淡水資源量增加了35倍，1970年達到了3 500千米；。2O世紀后半葉，淡水提取量每年增加4％～8％，其中農業灌溉和工業用水占了增長的主要部分(表2—5)，特別是20世紀7。年代“綠色革命”期間，灌溉用水翻了一番。
根據國際經驗，每人每年1000米3可重復使用的淡水資源是一個基本指標，低于這個指標的國家可能會經受阻礙發展和損害健康的長期性水荒。目前，世界上有20個左右的國家已低于這一指標，大部分位于西亞和非洲。據有關國際組織預測，生活在缺水國家的人口將從1990年的1.32億增加到2025年的6.53億(按照低人口增長預測)和9.O4億(按照高人口增長預測)之間。到2050年，預測生活在缺水國家中的人口將增加到1O.6億和24.3億之間，占全球預測人口的13％～20％。這尚不包括中國西北部、印度西部和南部、巴基斯坦和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區、美國和南美西海岸的干旱缺水地區。全世界實際受水資源短缺影響的人口要比上述預測數字多得多。
與淡水資源短缺相對應的是水資源的浪費。農業消耗了全球用水量的70％左右。農業灌溉用水效率普遍比較低，許多灌溉系統60％以上的水在澆灌莊稼前就滲漏和蒸發掉了，并帶來土壤鹽漬化。
淡水污染 水污染有三個主要來源，即生活廢水、工業廢水和含有農業污染物的地表徑流。另外，固體廢物滲漏和大氣污染物沉降也造成對水體的交叉污染。水體污染大大減少了淡水的可供量，加劇了淡水資源的短缺。
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估計，由于水污染和缺少供水設施，全世界有10億多人口無法得到安全的飲用水。
隨著對淡水需求量的不斷增長，在許多干旱和半干旱地區，淡水成為決定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和國家之間爭奪淡水資源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即使在水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不同功能用途之間的爭水矛盾也日益顯現出來。
過去，農業是用水增長最快的部門，灌溉用水往往優先保證。隨著工業和城市生活用水的不斷增長，在干旱半干旱地區，也在同農業爭奪有限的水源。美國西部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工業和城市較集中的地區，這種矛盾已非常明顯。
世界上許多重要河流由兩個或多個國家所有。全世界約有200多條國際河流或湖泊，其流域面積約占全球陸地面積的一半以上。因此，全球跨國的水資源管理是國際環境與資源保護的重要領域。在西亞和北非等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區，水貴如油，各國在跨國河流和地下蓄水層開發利用上的爭執十分尖銳，有時甚至引發軍事上的對峙，成為國際沖突的導火索。
5.海洋資源受到污染
海洋生態系統在維持全球氣候穩定和生態平衡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海洋生物資源及海洋魚類是人類食物的重要組成部分。全世界約有9.5億人把魚作為蛋白質的主要來源。近幾十年來，海洋生物資源過度利用和海洋污染加劇，正在導致全球范圍海洋環境質量和海洋生產力的退化。
海洋生物資源過度利用 世界漁業生產由海洋捕撈、內陸捕撈和水產養殖(包括淡水和海水養殖)所組成。1993年，在全世界捕獲的1.O1億噸魚類中，海洋捕撈占77.7％，內陸捕撈占6.8％，水產養殖占工5.5％。在1950—1990年，海洋捕撈量差不多翻了5番，達到8 600萬噸，而到1993年下降到了8 400萬噸。聯合國糧農組織1993年估計，2／3以上的海洋魚類被最大限度或過度捕撈，特別是有數據資料的25％的魚類，由于過度捕撈，已經滅絕或瀕臨滅絕，另有44％的魚類的捕撈已達到生物極限。從世界各主要捕撈區的情況看，大西洋和太平洋11個重要捕撈區中的6個捕撈區(占所有商業漁業資源的60％強)，不是已經枯竭，就是捕撈超過了極限。
海洋魚類過度捕撈不僅使海洋捕撈量陷于停滯，也使捕撈結構發生變化，高價值魚類減少，處于食物鏈低層的低價值魚類增多。20世紀7。年代以來，正是這些低價值魚類維持著漁業生產的增長。
海洋污染 人類活動產生的大部分廢棄物和污染物最終都進入了海洋，海洋污染越來越嚴重。目前，每年都有數十億噸的淤泥、污水、工業垃圾和化工廢物等直接流人海洋；河流每年有將近百億噸的淤泥和廢物帶人沿海水域。海洋污染的主要來源有：城市污水和農業徑流、空氣污染、船舶、傾倒垃圾等。從總體上看，海洋污染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世界沿海水域大部分已遭受污染，公海則相對清潔。
·分布最廣、影響最大的污染源是排放的污水和土地開墾及侵蝕的沉積物。
·污染和沿海開發對濕地、紅樹林、珊瑚礁和沙丘的破壞，危及沿海生態系統，使許多動物的棲息和繁殖地遭到毀壞，威脅到魚類和其他野生生物的生存。
·船舶、鉆井平臺原油泄漏和農藥等有機合成物的注入，造成海洋區域性污染。
·海洋垃圾中的塑料、廢棄漁網和石油泄漏形成的焦油團等對海鳥和海洋哺乳動物造成很大危害。
世界各國，主要是一些發達國家處理了部分排人海洋的污水。但從全球看，大量的污水經河流、港口直接排人了海洋，造成世界許多沿海水域、特別是一些封閉和半封閉的海灣和港灣出現富營養化，過量的氮、磷等營養物造成藻類和其他水生植物的迅速生長，極易發生由有毒藻類構成的赤潮。赤潮往往急劇蔓延，造成魚類死亡、貝類中毒，給沿海養殖業帶來毀滅性災害。
二、重度環境污染事件頻頻發生
西方國家首先步人工業化進程，最早享受到工業化帶來的繁榮，也最早品嘗到工業化帶來的苦果。在工業發達國家，從20世紀50一60年代開始，“公害事件”層出不窮，導致成千上萬人患公害病，不少的人在“公害事件”中喪生。其中，有八起事件引人注目，被稱為“世界公害事件”，從中可以看到伴隨工業革命而來的環境污染的嚴重性。
馬斯河谷事件 1930年12月1—5日，比利時馬斯河谷的氣溫發生逆轉，工廠排出的有害氣體和煤煙粉塵，在近地大氣層中積聚。3天后，開始有人發病，一周內，6O多人死亡，還有許多家畜死亡。造成這次事件的原因是幾種有害氣體和煤煙粉塵綜合作用導致的嚴重大氣污染。當時，大氣中二氧化硫濃度高達25～100毫克／米3。
多諾拉事件 1948年10月26—31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多諾拉小鎮，彌漫的大霧致使全鎮5 911人相繼發病，發病率占全鎮人口的43％，其中17人死亡。大霧的成分主要由二氧化硫氣體組成，二氧化硫又與金屬元素、金屬化合物相互作用，導致這次事故的發生。當時大氣中二氧化硫濃度高達O.5～2.O毫克／米3，并發現有塵粒。
倫敦煙霧事件 1952年12月5—8日，素有“霧都”之稱的英國倫敦，突然有許多人患起呼吸系統病，并有4 000多人相繼死亡。此后2個月內，又有8 000多人死亡。導致這次大氣嚴重污染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大氣中塵粒濃度高達4.46毫克／米3，是平時的1O倍；二氧化硫濃度高達1.34毫克／米3，是平時的6倍。
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 1936年在洛杉磯開采出石油后，刺激了當地汽車業的發展。至40年代初期，洛杉磯市已有250萬輛汽車，每天消耗約1600萬升汽油，由于汽車氣化率低，每天有大量含有碳氫化合物的尾氣排人大氣中。在陽光的照射下，這些汽車尾氣轉化為淺藍色的光化學煙霧，使這座本來風景優美、氣候溫和的濱海城市，成為“美國的霧城”。在光化學煙霧刺激下，當地居民的眼、喉、鼻患病率和死亡率增高。同時，又使遠在百里之外的柑橘減產、松樹枯萎。
水俁事件 從1908年起，日本一家生產氮肥的工廠，在水俁市建廠。該廠生產流程中產生的甲基汞化合物直接排入水俁灣。從1950年開始，先是發現“自殺貓”，后又發現有人生怪病，此病無法醫治，直至死亡。醫生無法確診病因，故稱之為“水俁病”。經多年調查發現，水俁灣被大量甲基汞化合物污染，并在魚的體內形成高濃度的富集，人食用了這種被污染的魚，中毒生病。其富集鏈為：甲基汞化合物一海水微生物一魚一貓，或魚一人，最終導致“水俁病”的發生。
富山事件 20世紀50年代日本三井金屬礦業公司在富山平原的神通川上游開設煉鋅廠，該廠排入神通川的廢水中含有金屬鎘，這種含鎘的水又被用來灌溉農田，使稻米含鎘。人們因食用含鎘的大米和飲用含鎘的水而中毒，全身疼痛，故稱“骨痛癥”。據統計，1963—1968年5月，共確診患者258人，死亡128人。
四日事件 20世紀50～60年代，日本東部沿海的四日市設立了多家石油化工廠，這些工廠排出的含二氧化硫、金屬粉塵的廢氣，使許多居民患上哮喘等呼吸系統疾病而死亡。工967年，有些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殺，到1970年，患者達500多人。
米糠油事件 工968年，日本九州愛知縣一帶在生產米糠油過程中，由于生產失誤，米糠油中混入了多氯酸苯，致使1400多人食用后中毒，4個月后，中毒者猛增到5 000余人，并有16人死亡。與此同時，用生產米糠油的副產品——黑油作為家禽飼料，又使數十萬只雞死亡。
近些年來，在不少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與發達國家類似的污染病的情況，使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發展與環境的雙重壓力。
造成重度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工業社會燃燒大量化石能源，成為大氣、水等環境污染與土地生態破壞的源頭。在工業革命初期，能源主要是煤，直到19世紀70年代以后，石油作為能源才開始進入工業生產體系中，使工業能源結構發生了變化。最近幾十年，盡管水能等新的能源得到開發利用，但工業社會的能源依然以不可再生的煤和石油等能源為主，且其消耗量急劇增加。這種趨勢帶來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問題。例如，英國在19世紀30年代完成了產業革命，建立了包括鋼鐵、化工、冶金、紡織等在內的工業體系，促使煤的生產量、消耗量猛增，由此帶來的污染問題也隨之突出。早在19世紀末，英國倫敦就曾發生過多次以煤作燃料造成的毒霧事件。
其次是工業制成品原料、主要是礦產資源，伴隨著采礦量的直線上升，造成環境嚴重污染。例如，日本足尾銅礦采掘量在1877年只有不足39噸，10年后猛增到2 515噸，翻了60多倍。19世紀末，將歐美的冶煉法引入日本足尾銅礦場，以黃銅礦為原料提取“純銅”。由于黃銅礦含硫、劇毒的砷化物和有色金屬粉塵，致使礦區附近的整片山林和莊稼被毀壞，礦山周圍24千米2的地區成為不毛之地，受害中心的一個村莊被迫全部轉移。同時，由于冶煉銅礦的有毒廢水、廢屑被排人了渡良瀨川的河系，1890年洪水泛濫，污染的河水漫溢，使附近4縣數萬公頃土地受害，造成田園荒蕪，魚蝦死亡，沿岸數10萬人流離失所。
三是環境污染的加劇還與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水平和技術能力直接相關。在工業化初期，人們對環境問題缺乏知識，往往嚴重忽視環境問題，造成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當環境污染發展到相當嚴重并引起人們重視時，又常常由于技術能力不足和資金短缺而難以治理。
三、工業化初期的全球生態演變
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內，傳統的工業化經濟模式帶來的環境變化，從地區性問題發展成為波及世界各國的全球性問題。如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酸雨污染以及核污染、沙塵暴等。圍繞這些問題，國際社會在經濟、政治、技術、貿易等方面形成了復雜的抗御或合作關系，并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國際環境條約體系，正在越來越影響著全球經濟、政治和技術的未來走向。
1.全球氣候變化
(1)氣候變化是一個最典型的全球尺度的環境問題。2O世紀70年代，科學家把氣候變暖作為一個全球環境問題提了出來。80年代，隨著對人類活動和全球氣候關系認識的深化，隨著近百年來“最熱”天氣的出現，這一問題開始成為國際政治和外交議題。1992年聯合國里約環發大會上，通過并簽署《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氣候變化問題直接涉及經濟發展方式及能源利用的結構與數量，正在成為深刻影響21世紀全球發展的一個重大國際性問題。
近50多年來，大氣中產生溫室效應的氣體已經發現近30種，其中二氧化碳起重要的作用，甲烷、氟利昂和氧化亞氮也起相當重要的作用(表2-6)。
從長期氣候數據比較來看，在氣溫和二氧化碳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圖2-2)。
目前國際社會所討論的氣候變化問題，主要是指溫室氣體增加產生的氣候變暖問題。20世紀以來所進行的科學觀測表明，大氣中各種溫室氣體的濃度都在增加。1750年之前，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基本維持在280毫升／升。工業革命后，隨著人類活動，特別是消耗的化石燃料不斷增長和森林植被的大量破壞，人為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不斷增加，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逐漸上升，每年大約上升工.8毫升／升(約O.4％)，到目前已上升到近360毫升／升。從測量的結果看，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增加部分約等于人為排放量的一半。政府間氣候變化小組1996年發表了新的評估報告，再次肯定了溫室氣體增加將導致全球氣候的變化。根據各種計算機模型的預狽0，如果二氧化碳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80毫升／升增加到560毫升／升，全球平均溫度可能上升1.5—4°C。
(2)影響氣候變化的因素。自然界本身排放著各種溫室氣體，同時在吸收或分解它們。在地球的長期演化過程中，大氣中溫室氣體的變化是十分緩慢的，處于一種循環過程。迄今為止，發達國家消耗了全世界所生產的大部分化石燃料，其二氧化碳累積排放量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截至1992年，15個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列在表2—7中。從表中可以看出，發達國家仍然是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國，美國是世界上頭號排放大國，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總量也在迅速增長。前蘇聯解體后，中國的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受到國際社會的關
注。但以人均排放量和累積排放量而言，發展中國家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表2—7)。
人為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主要取決于人口增長、經濟增長、技術進步、能效提高、各種能源相對價格等諸多因素的變化。國際著名能源機構——國際能源局、美國能源部和世界能源理事會，根據經濟增長和能源需求的不同景況，預測、提出了人為二氧化碳排放的各種可能趨勢。認為在經濟增長平緩，對化石燃料使用沒有采取強有力的限制措施的情況下，到2O10年化石燃料仍將占世界商品能源的3／4左右，其消費量可能超過目前水平的35％，同能源使用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增長30％～40％。到21世紀中葉，發達國家仍將是大氣中累積排放的二氧化碳的主要責任者。當然，如果世界各國采取適合環境要求的經濟和能源發展戰略，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出現不同的前景(表2-8)。
(3)氣候變化的影響和危害。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科學家預測有可能出現的影響和危害有：
海平面上升 全世界大約有1／3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岸線60千米的范圍內，經濟發達，城市密集。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的海洋水體膨脹和兩極冰雪融化，可能在21OO年使海平面上升50厘米，危及全球沿海地區，特別是那些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河口和沿海低地。這些地區可能會遭受淹沒或海水入侵，海灘和海岸遭受侵蝕，土地退化，海水倒灌和洪水加劇，港口受損，并影響沿海養殖業和供水排水系統。
影響農業和自然生態系統 隨著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和氣候變暖，可能會增加植物的光合作用，延長生長季節，使世界一些溫度較低的地區更加適合農業耕作。但全球氣溫和降雨形態的迅速變化，也可能使一些地區的農業和自然生態系統難以很快適應這種變化，從而遭受災害性影響，造成較大范圍的森林植被破壞和農業災害。
加劇洪澇、干旱及其他氣象災害 全球平均氣溫略有上升，就可能帶來頻繁的氣候災害。過多的降雨、大范圍的干旱和持續的高溫，造成大范圍的災害損失。有的科學家根據氣候變化的歷史數據，推測氣候變暖可能破壞海洋環流，引發新的冰河期，給高緯度地區造成可怕的氣候災難。
影響人類健康 氣候變暖有可能增加疾病危險，特別是傳染病的流行。高溫會給人類的循環系統增加負擔，熱浪會引起死亡率的上升。隨著溫度升高，可能使許多國家瘧疾、淋巴腺絲蟲病、血吸蟲病、黑熱病、登革熱、傳染性腦炎增加或再次發生。
(4)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從中外專家的研究結果看，總體上我國的變暖趨勢冬季將強于夏季；在北方和西部的溫暖地區以及沿海地區降雨量將會增加，長江、黃河等流域的洪水暴發頻率會提高；東南沿海地區臺風和暴雨也將更為頻繁；春季和初夏許多地區干旱加劇，干熱風頻繁，土壤蒸發量上升。農業是受影響最大的部門。溫度升高將延長作物生長期，減少霜凍，二氧化碳的“肥料效應”會增強光合作用，對農業產生有利的影響；但土壤蒸發量上升，洪澇災害增多和海水侵蝕等也將對農業帶來不利的影響。海平面上升最嚴重的影響是增加風暴潮和臺風發生的頻率和強度，海水入侵和沿海侵蝕也將造成經濟和社會的重大損失。
2.臭氧層破壞和損耗
(1)臭氧層破壞及其成因。大氣中的臭氧含量僅一億分之一，但在離地面2O～30千米的平流層中，存在著一個臭氧層，其中臭氧的含量占這一高度空氣總量的十萬分之一。臭氧層的臭氧含量雖然極其微少，卻具有很強的吸收紫外線的功能，可以吸收太陽光紫外線中對生物有害的部分(UV—B)。由于臭氧層有效地阻擋了來自太陽紫外線的侵襲，才使得人類和地球上各種生命能夠存在、繁衍和發展。
1985年，英國科學家觀測到南極上空出現臭氧層空洞，并證實其同氟利昂(CFCs)分解產生的氯原子有直接關系。到工994年，南極上空的臭氧層破壞面積已達2 400萬千米2；北半球上空的臭氧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薄，歐洲和北美上空的臭氧層平均減少了10％～15％，西伯利亞上空甚至減少了35％。
20世紀80年代后期，氟利昂的產量達到了144萬噸。在對氟利昂實行控制之前，全世界向大氣中排放的氟利昂已達到了2 000萬噸。由于它們在大氣中的平均壽命達數百年，所以排放的大部分氟利昂仍留在大氣層中，其中大部分停留在對流層，當其上升進入平流層后，在一定的氣象條件下，受到強烈紫外線的作用而被分解，分解釋放出的氯原子同臭氧發生連鎖反應，不斷破壞臭氧分子。科學家估計一個氯原子可以破壞數萬個臭氧分子。
(2)臭氧層破壞的危害。臭氧層破壞的后果是嚴重的。如果平流層的臭氧總量減少1％，預計到達地面的有害紫外線將增加2％。有害紫外線的增加，會產生以下一些危害：
使皮膚癌和白內障患者增加 損壞人的免疫力，使傳染病的發病率上升。據估計，臭氧減少1％，皮膚癌的發病率將提高2％一4％，白內障的患者將增加0.3％一O.6％。一些初步的證據表明，人體暴露于紫外線輻射強度增加的環境中，會使各種膚色的人的免疫系統受到抑制。
破壞水體生態系統 對農作物的研究表明，過量的紫外線輻射會使植物的生長和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導致農作物減產。紫外線輻射也使處于食物鏈底層的浮游生物的生產力下降，從而損害整個水體生態系統。有報告指出，由于臭氧層空洞的出現，南極海域的藻類生長已受到很大影響。紫外線輻射還可能導致某些生物物種的突變。
引起新的環境問題 過量的紫外線照射能使塑料等高分子材料更加容易老化和分解，帶來光化學大氣污染。
3.生物多樣性減少
生物多樣性及其價值。生物多樣性是一個地區內生物個體、種群和生態系統多樣性的總和。基因或遺傳多樣性是指種內基因的變化，包括同種的顯著不同的種群(如水稻的不同品種)和同一種群內的個體遺傳變異。物種多樣性是指一個地區內物種的變化。生態系統多樣性是指群落和生態系統的變化。目前，國際上討論最多的是物種的多樣性。科學家估計地球上約有l 400萬種物種，其中已有170萬種經過科學描述。對研究較多的生物類群來說，從極地到赤道，物種的豐富程度呈增加趨勢。其中熱帶雨林幾乎包含了世界一半以上的物種。
表2-9列出了生物多樣性的多種多樣的價值，其潛在的價值更是難以估量。從長遠看，它對人類的最大價值在于它為人類提供適應區域和全球環境變化的各種機會。
從當前來看，人類從野生的和馴化的生物物種中，得到了幾乎全部食物、許多藥物和工業原料與產品。就食物而言，據統計，地球上有7萬～8萬種植物可以食用，其中可供大規模栽培的約有150多種，迄今被人類廣泛利用的只有20多種，占世界糧食總產量的9O％。已馴化的動植物物種基本上構成了世界農業生產的基礎。主要以野生物種為基礎的漁業，1989年向全世界提供了1億噸食物。實際上，野生物種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仍是人們食物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藥物而言，近代化學制藥業產生前，差不多所有的藥品都來自動、植物，至今直接以生物為原料的藥物仍保持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在發展中國家，以動、植物為主的傳統醫藥仍然是80％的人口維持基本健康的基礎。至于現代藥品，在美國，所有處方中工／4的藥品含有取自植物的有效成分，超過3 000種抗生素都源于微生物。美國2。種最暢銷的藥品中，都含有從植物、微生物和動物中提取的化合物。
就工業生產而言，纖維、木材、橡膠、造紙原料、天然淀粉、油脂等來自生物的產品仍然是極其重要的工業原料。生物資源同樣構成娛樂和旅游業的重要支柱。
在單個作物和牲畜種內發現的遺傳多樣性，同樣具有重要價值。在作物、牲畜與其害蟲和疾病之間持續進行的斗爭中，遺傳多樣性提供了維持物種活力的基礎。目前，生物育種學家已經培育出許多優良的品種，但還需要不斷在野生物種中尋找基因，用于改良和培育新的品種，提高和恢復其活力。雜交育種者和農場主都在依靠作物和牲畜的多樣性，增加產量和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從1930年到1980年，美國近1／2的農業收入應歸功于植物雜交育種。遺傳工程學將進一步增加遺傳多樣性，創造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機會。
生物多樣性減少有多種原因。據專家們檢測，從恐龍滅絕以來，當前地球上生物多樣性損失的速度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快。在1600—1950年，已知的鳥類和哺乳動物的滅絕速度增加了4倍，約有113種鳥類和83種哺乳動物已經消失。在1850—1950年，鳥類和哺乳動物平均每年滅絕工種。20世紀9O年代初，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首次評估生物多樣性的結論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5％～2O％的動、植物種群可能受到滅絕的威脅(表2-10)。
從生態系統類型看，最大規模的物種滅絕發生在熱帶雨林，其中包括許多人們尚未調查和命名的物種。熱帶雨林占地球物種的5O％以上。據科學家預測，按照每年砍伐森林1700萬公頃的速度，在今后3O年內，物種極其豐富的熱帶雨林可能要毀在當代人手里，5％—10％的熱帶雨林物種可能面臨滅絕。
物種滅絕或瀕臨滅絕、生物多樣性不斷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人類各種活動造成的：
·大面積森林被采伐、火燒和開墾，草地過度放牧和墾殖，導致生態環境的大量喪失，保留下來的也是支離破碎，對野生物種造成毀滅性影響；
·大面積的濕地消失，使許多種類的生物失去棲息地；
·對動物捕獵和植物的采集等過度活動，使野生物種難以正常繁衍；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占用了大面積的土地，破壞了大量天然植被，并造成環境污染；
· 外來物種的大量引入或侵入，影響、改變了原有的生態系統，使原生物種受到嚴重威脅；
·無節制的旅游，使一些尚未受到人類影響的自然生態系統遭到破壞；
·土壤、水和空氣污染，既危害了森林，又對相對封閉的水生生態系統帶來毀滅性影響；
·全球變暖，導致氣候形態在比較短的時間內發生較大變化，使自然生態系統難以適應，可能會改變生物群落的邊界。
尤其嚴重的是，各種破壞和干擾累積起來，會對生物物種造成更為嚴重的影響(表2一11)。
4.酸雨問題凸顯. 酸雨問題首先出現在歐洲和北美洲，近期又出現在亞太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區。歐洲和北美開始采取防止酸雨跨界污染的國際行動。在東亞地區，酸雨的跨界污染已成為一個敏感的外交問題。
(1)酸雨及其分布。酸雨通常指pH低于5.6的降水，但現在泛指酸性物質以濕沉降或干沉降的形式從大氣轉移到地面上.濕沉降是指酸性物質以雨、雪形式降落地面，干沉降是指酸性顆粒物以重力沉降、微粒碰撞和氣體吸附等形式由大氣轉移到地面。
歐洲是世界上一大酸雨區。主要排放源來自西北歐和中歐的一些國家。這些國家排出的二氧化硫，相當一部分傳輸到了其他國家。受影響最重的是工業化和人口密集的地區，即從波蘭、捷克經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三國到英國和北歐，其酸性沉降負荷高于歐洲極限負荷值的6O％，其中中歐部分地區超過生態系統的極限承載水平。
美國和加拿大東部也是一大酸雨區。美國是世界上能源消費量最多的國家，消費了全世界近1／4的能源，每年燃燒礦物燃料排出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也占世界各國首位。從美國中西部和加拿大中部工業心臟地帶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定期落在美國東北部和加拿大東南部的農村及開發相對較少或較為原始的地區，其中加拿大1／2的酸雨來自美國。
亞洲是二氧化硫排放量增長較快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亞，其中中國南方是酸雨最嚴重的地區，成為世界上又一大酸雨區。
(2)酸雨的成因——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大氣中的硫和氮的氧化物有自然和人為兩個來源。二氧化硫的自然來源包括微生物活動和火山活動，含鹽的海水飛沫也增加大氣中的硫。自然排放大約占大氣中全部二氧化硫的1／2，但是按照自然循環過程，自然排放的硫基本上是平衡的。人為排放的硫大部分來自貯存在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中的硫，在燃燒時以二氧化硫形態釋放出來，其他一部分來自金屬冶煉和硫酸生產過程。隨著化石燃料消費量的增長，人為排放的二氧化硫在不斷增加，其排放源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產生了全部人為排放的二氧化硫的90％。天然和人為來源排放了幾乎同樣多的氮氧化物。天然來源主要包括閃電、林火、火山活動和土壤中的微生物，廣泛分布在全球，對某一地區的濃度不發生什么影響。人為排放的氮氧化物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人口密集的地區，而機動車排放和電站燃燒化石燃料約占氮氧化物人為排放量的75％。
歐美一些國家是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最多的國家(表2一12)。但近些年來亞太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能源消費量的迅速增加，使這一地區的國家、特別是中國成為排放大國之一。
(3)酸雨的危害，主要表現在：
損害生物和自然生態系統 酸雨降落到地面后得不到中和，可使土壤、湖泊、河流酸化。湖水或河水的pH降到5以下時，魚的繁殖和發育會受到嚴重影響。土壤和底泥中的金屬可被溶解到水中，毒害魚類。水體酸化還可能改變水生生態系統。
導致土壤貧瘠化 酸雨抑制土壤中有機物的分解和氮的固定，淋洗土壤中鈣、鎂、鉀等營養因素，使土壤貧瘠化。酸雨損害植物的新生葉芽，影響其生長發育，并造成森林生態系統退化。
腐蝕建筑材料及金屬結構 酸雨腐蝕建筑材料、金屬結構、油漆等。一些以大理石和石灰石為材料的歷史建筑物和藝術品，耐酸性差，容易受酸雨腐蝕、引起變色。
歐洲地區土壤緩沖酸性物質的能力弱，酸雨危害的范圍比較大。全歐洲30％的林區因酸雨影響而退化。在北歐，由于土壤自然酸度高，水體和土壤酸化都特別嚴重。據報道，1980年前后，歐洲以德國為中心，森林受害面積迅速擴大，樹木出現早枯和生長衰退現象。加拿大和美國的許多湖泊和河流也遭受著酸化危害。美國國家地表水調查數據顯示，酸雨造成75％的湖泊和大約一半的河流酸化。加拿大政府估計，加拿大43％的土地(主要在東部)對酸雨高度敏感，有工4 000個湖泊是酸性的。湖泊酸化會導致魚：類滅絕。
第三節 后工業化社會的生態文明發展
發達國家走過的傳統工業化道路，使人類社會付出了過量的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沉重代價。如果任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地球將不堪重負，經濟發展也將難以為繼。面對全球?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世界上不少國家致力于發展新型工業文明，以實現生態、經濟、社會三者共贏的目標。
一、從自然資源開發轉向知識資源增值
目前，發達國家已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后工業化發展的總趨勢，就是從注重開發自然資源轉向開發知識資源，使知識要素成為加快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推動力。經濟增長、環境建設和社會文明共?是后工業化社會的一大特征。
自然資源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但在技術飛速發展、知識經濟已見端倪的今天，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對下降了。據世界銀行對許多國家經濟增長差異分析發現，物質資產投入只能解釋這些差異的不到30％，其余的70％以上直接或間接歸因于知識、信息、教育、技術等無形資本。從國際上看，資源開發導向型國家的經濟增長比較緩慢，而知識開發導向型國家的經濟增長則要快得多。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西歐一些國家，它們自然資源極其匱乏，都是靠人力與知識資源的開發促進了經濟發展。物質產品需求彈性低，易受外部市場需求變化沖擊的影響，造成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而知識發達地區則有較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
開發知識資源，關鍵在于提高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三種能力，即知識吸收能力、知識交流能力和知識創新能力。隨著知識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這三種能力建設將帶動三大產業的發展，即教育產業、信息產業和科技產業。
第一，知識吸收能力決定于人力資本狀況，它反映一個地區對知識的重視程度、人口的智力水平和使用知識的能力，以及能否利用知識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生態良好。知識吸收能力包括人力資本存量，即人口已經接受教育的狀況(以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的人力資本的創造，即人口正在接受教育的狀況(以每萬人在校學生人數或入學率來衡量)。
第二，知識交流能力反映一個地區的人口傳播知識的能力，決定該地區人口在其需要信息時是否有獲得信息的途徑和手段，以及知識傳播的效率。其衡量指標包括：第一代紙質信息傳播工具(人.均報紙訂閱量)，第二代電信交流工具(電話普及率)，第三代網絡交流工具(每萬人互聯網用戶數)。
第三，知識創新能力反映一個地區知識生產的能力。知識生產能力是一個地區的核心能力，特別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要在當前和未來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大大強化這種能力。其衡量指標包括：人均國內專利授權數和人均國際檢索收錄論文數。
開發知識資源主要措施在于：加速發展各類教育，增強公眾吸收知識的能力；加快電信設施建設，擴大公眾交流知識和信息的渠道，提高全社會信息化程度；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提高科技創新能力。
二、從粗放型生產方式轉向清潔生產
清潔生產是后工業化時期的又一特征，也是2O世紀90年代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一種新型工業生產方式。清潔生產對污染的控制由末端治理轉向全過程控制和源頭治理，這使環境保護發生重大的戰略轉變。清潔生產要求工業企業采取改進設計、使用清潔能源和原料，采用先進的工藝技術、設備，改善管理、綜合利用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或者避免在生產、儲運、服務和產品消費過程中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同時，要求政府為清潔生產技術的推廣提供政策支持、技術幫助和資金補貼，清除影響清潔生產推行的各種障礙，并且通過綠色標志等制度的建立，提高企業實施清潔生產的責任感，擴大公眾參與環境保護。
清潔生產有五項基本原則，即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最小化、資源消耗減量化、優先使用可再生資源、循環利用資源以及原料和產品無害化原則。其主要技術路線包括源頭削減、生產過程控制和回收利用。
清潔生產意義重大。企業可以節省資源，降低各種環保設施的運行費用和排污費用，保護員工身體健康，提高效益和企業競爭力。政府可以節省行政監督、公共環境管理開支，增加對民眾的轉移支付，使公眾享受更多的物質、精神、生態福利和優越的生存環境。
三、從單向不可逆生產走向循環經濟
發展循環經濟，是生態文明與后工業化社會的又一大趨勢。循環經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和先進的生產方式。
循環經濟的本質是生態經濟，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相互協調、相互統一，使物流、能流、資本流、人力流、知識流與信息流形成良性循環的新型生態經濟形態。與傳統經濟不同，循環經濟通過“再生資源—產品—綠色消費—廢物資源循環利用”的物質無限循環、轉化、增殖帶動經濟發展，以消除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力求達到污染物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最終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