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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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范文
一、廣州市基層社會管理面臨的問題
改革開放后，伴隨社會轉型及單位制逐漸解體，城市基層社會管理工作的環境、內容、對象等要素發生變化，面臨新的挑戰，例如流動人口大增、居民權利意識增強、社會階層分化等。從廣州市調研情況來看，主要包括：
1.基層政府社會管理職責不清，政府管理責任與職權不匹配
作為政府派出機構，街道辦事處直接組織協調轄區內社會管理工作，協同有關職能部門開展工作，落實市區政府部署任務。區政府指導、監督、考核街道辦事處的工作，統籌、協調政府職能部門與街道行政管理事務。從街道辦事處實際工作內容看，其工作涉及基層社會管理、社會服務的所有方面，例如治安維穩、人口計生、流動人口管理、勞動監督、民族宗教、居民、集體經濟和社區服務等。因強調“屬地化”管理，加之各級政府間職能邊界模糊，上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將很多具體工作交由街道辦事處，造成街道承擔著過多行政管理事務，經常疲于應付。同時條塊關系錯位，街道辦無執法權，難以承擔專業性管理職責，管理力度不足，街道和職能部門就難免推諉扯皮、推過攬功、爭權推責。責任主體不明確、責權不統一的結果是基層社會管理服務職能難以落實，效果不理想，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不高。
2.基層政府社會管理事務與其擁有管理資源不適應
伴隨單位制管理的解體，單位承擔的諸多社會管理功能轉移出來，單位成為單純的社會生產單元。大量下崗、失業、離退休人員進入社會，單位不承擔在業者的社會管理，更多的人成為社會人。社會管理服務等職能開始由單位轉到基層政府及社區，造成基層社會管理對象和事務等大量增長。流動人口也使得廣州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的對象、任務、內容等更加繁重。但是，基層社會管理資源并沒有相應增加，基層管理資源與其承擔任務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分稅制和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決定了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間接決定了基層政府的管理能力。各級政府間缺少較為恰當的財力和責任分擔，人財事權過分向上級政府集中，事務具體辦理過分向下，基層政府普遍財力不足，很多管理事項依賴服務收費。因編制內人員難以滿足管理需求，基層管理機構只能臨時聘用人員。而聘用人員薪酬較低，素質良莠不齊，這又給基層社會管理服務帶來諸多弊端。為野蠻執法、矛盾沖突埋下禍根。
3.街居關系錯位，城市社區居民自治泛行政化
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是。實際上居委會已成為諸多政府管理事務的具體執行者。政府及職能部門在向社區延伸時，把各種具體事務的辦理下放到社區。卻保留管理權。政府下撥給社區居委會的經費也由街道辦事處代管，只能根據街道辦事處要求使用，經費成為街道辦“挾持”居委會的有力工具之一。兩者間的指導和協助關系逐漸轉變成為領導與指導同時并存的雙重關系，屆委會淪落為街道辦事處下屬機構。這使得居民自治機構難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其居民自治功能。過強的政府行政管理也使得社區的社會組織發育低下，由于成立和運作門檻設置較高，組織居民開展自我服務、互助服務、專業服務受到很大限制。
二、廣州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變革的做法
面對基層社會管理的困境與問題，為提高社會管理服務水平，2009年以來，廣州市借鑒香港、新加坡等地經驗，通過整合街道機構人員隊伍，開展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社區服務等試點工作，大力推進街道、社區基層社會管理改革創新，重構街道社區管理體制，初步構建起綜合管理和專業服務相結合的新型基層管理服務模式。
1.整合街道機構人員，重新定位管理與服務功能
針對基層社會管理的問題，廣州市整合街道機構、人員及職能，以“業務歸并、人員整合、服務前移、管理落地”為主線，按照職能交叉、工作關聯、高效便民的原則歸并職能相同相似的機構，把涉及行政管理、社會服務及綜合執法并各司其職的科室、部門等整合為擔負多種職責的綜合性機構。這包括：建立街道社區綜合管理中心，擔負計劃生育、勞動保障、社會保障、出租屋管理及流動人員管理等綜合性管理職能；建立設立街道社區綜合服務中心，搭建再就業服務、婚姻家庭服務、青少年教育、殘障人士服務、群眾訴求反饋、困難群眾幫扶、社區養老、社區衛生保健等服務平臺；建立綜治維穩中心，形成社會治安聯合防控、矛盾糾紛聯合調解、重點工作聯勤聯動、突出問題聯合治理、基層平安聯合創建、流動人口聯合管理服務等聯合防控的局面；建立街道管理綜合執法隊，負責街道城市管理、出租屋管理、消防安全、安全生產、勞動監察的巡查、信息采集反饋、簡易執法等工作。（根據2011年2月廣州市社會建設調研訪談資料整理，也可參見率征等：《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管理服務提升社會建設管理科學化水平》，廣州日報，2011年7月14日）整合街道機構人員，優化管理服務職能配置，縮減了內部管理程序，較好地解決了多頭管理、重復管理等問題，優化了社會管理服務職能，提升了街道科學管理轄區社會事務的能力。
2.強化居委會的自治職能，理順街居之間的關系
為強化社區功能，廣州市按照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區居民自治有效對接、良性互動的思路，梳理規范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的權力、職責，改革社區管理服務運行機制，形成了居委會工作新模式。根據工作性質內容，將梳理出的136項居委會工作劃分為政務協助、居民自治、可轉介服務三大類型。對大多政務協助類工作，轉交由社區工作站辦理，少數從居委會中分離出去，由街道新組建的各管理中心承擔；對可轉介服務類工作，居委會可通過購買服務方式交由專門的社會組織來承擔；居民自治類事務則須由居委會承擔。在梳理居委會工作同時，重新定位社區工作人員。部分人員歸口社區工作站，與街道中心對接，承擔政務協助的工作；部分人員充實到增設居民自治工作專職崗位上，由社區居委主任牽頭，與社區黨務專職副書記一起，強化社區居民自治工作。針對社區管理的具體事項，屆委會建立健全社區居民議事、民意溝通、矛盾化解、轉介服務、多方參與、評議監督等工作機制，推進社區居民自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建設。這增強了居委會的自治功能，暢通了民意表達渠道，提高了公眾參與意識，促進了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
政府及社區承擔的特殊人群服務以及家庭服務等工作難以滿足人們個性化、人性化的服務需要，而這些服務正是社會組織的強項。由此，廣州市在基層社會管理中開始引進社會組織。以專業社會工作提升管理服務。例如，荔灣區逢源街道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引進逢源人家服務中心提供專業社會工作服務。逢源人家服務中心招聘社工人才，立足居民群眾需求，引導社工從事實際社會工作，打造出“家長俱樂部”、“群眾心聲站”、“康齡社區大學”等多個服務創新品牌，為社區居民提供再就業輔導、青少年教育、養老助殘解困、群眾利益訴求和社區衛生保健等專業化社會工作服務，不斷滿足居民群眾的各種需要。其他街道也采取了類似做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2010年，廣州市共投A6000萬元購買了公益民間組織的專業社會工作服務。（根據2011年2月廣州市社會建設調研訪談資料整理，也可參見周祚：《政府購買社會服務今年總投入超過6000萬元》，廣州日報。2010年9月4日在政府財政支持下，街道、居委會通過依托社會組織，引進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手段，克服了傳統服務手段單一、粗放、有限的缺陷，細化了政府社會服務職責，贏得了社區群眾的好評。
4.加強基層資源供給，提升軟硬件建設水平
針對基層財政、人力、物力等資源短缺問題，廣州市提出街道辦事處經費主要由區財政負責解決，加大對街道城市管理和社區建設投入。廣州市解決了社區居委會辦公用房以及辦公經費，明確參照事業單位標準給予居委會專職人員工資福利待遇。2009年以來，為配合試點街道社區綜合服務中心建設，市區兩級財政為每個試點撥款2007：5元，有的區財政及街道還增撥資金，整合服務場所，增加對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的投入。例如，海珠區下撥569萬專項經贊作為2個試點街道的建設經費、花都區及新華街道投入1000多萬元用于中心及服務站建設、越秀區北京街道調劑700多平方米場地用于服務中心等。（根據廣州市民政局在“廣州市社會管理創新”調研座談會上的發言及其提供的書面資料整理）在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硬件建設之外，市區財政還拿出專項經費通過強化服務中心、居委會和專職人員隊伍培訓，支持街道購買社會組織專業社會工作服務等手段，來提升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通過把人力、財力、物力等管理和服務資源更多投到基層，解決基層“無人辦事、無錢辦事、無址辦公”的突出問題，推進了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強化了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
三、廣州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變革的啟示
廣州市通過整合街道管理服務機構強化居委會職能，通過引進專業社會工作增強基層管理服務資源等途徑，創新了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立健全了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機制，給我國整體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帶來如下啟示：
1.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須轉變政府職能
在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多年來，我國基層政府管理組織機構都將經濟職能放在首要位置，造成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脫節，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為解決此問題，廣州市明確街道不再承擔具體經濟發展職能，改革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增強街道的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由此可見，要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體系，首先需要推進政府轉型，將政府工作重心轉變到社會管理和服務上來。‘
2.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須厘清居委會職能
居委會是基層居民自治的主體，對居民自治范圍內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多年來，由于多種原因，居委會在實際工作中更多承擔協辦政務的職能，較少顧及到對居民群眾的自我管理和服務。為加強基層居民自治，廣州市對居委會承擔工作進行梳理，轉移居委會的工作重心，使得居委會有更多的時間精力用到居民自治事務方面，增強了居委會的自治功能，促進了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良性互動。
3.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須促進服務專業化
長期以來，我國基層社會管理自上而下，管理手段單一、行政化；社會服務手段傳統、低效率。在經濟社會轉型，社會分化及社會需求多元化、分散化的背景下，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需要向現代專業化管理服務轉變，通過引進專業化服務，引入專業社會工作方法，為社區的兒童、青少年、老年人、殘疾人、失業者、問題家庭等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滿足了居民社會服務人性化、個性化的需要，推進了基層管理服務社會化。彌補了基層政府在社會管理服務方面的不足。
第2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范文
對舟山市普陀區桃花鎮居民而言,鎮干部到家串門已漸成習慣。
桃花鎮200多名機關、社區干部和教師、醫生、民警等,分成40個網格管理服務小組,進村入戶走訪群眾,了解民情,傾聽民聲。這是舟山市推出的一個基層行政管理新模式。干部們說:“這個模式將傳統的聯系包干制度與現代的信息網絡技術結合起來,我們叫做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p>
干部們口中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落實到操作層面,就是按照“網格化定位、組團式聯系、多元化服務、信息化管理、全范圍覆蓋”的要求,在鄉鎮(街道)、社區大格局不變的基礎上,把每個鄉鎮(街道)劃分成若干個單元網格,并組建一一對應的聯系服務團隊。
到目前為止,舟山市289個社區共建立了2464個網格。2464個網格,織成了一張覆蓋全市城鄉、遍及每家每戶的“大網”,猶如將血脈延伸至整個社會肌體的最末梢,使全市基層黨的建設和社會管理服務煥發出了蓬勃生機與無窮活力。
社會管理服務的“無縫對接”
一幢新落成的棕黃色兩層樓房里,普陀區展茅街道松山村村民沈平均一家人,正在忙碌著最后的室內裝修。他高興地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房子造好加裝修共要30萬元,正好與拆遷補償費用相抵,但舊房換新房,統一規劃的水、電、衛生等設施都大不一樣了。
與沈平均一起因公路建設而搬遷過來的有16戶人家,分別來自同一街道的3個村?！耙婚_始大家都有顧慮,甚至有抵觸?！眮碜悦┭蟠宓牧中膭偨榻B說,網格團隊成員就像是“保姆”,分工明確,每一個細節都有人替他們著想,“有些我們沒想到的,網格團隊也都幫忙張羅好了。大伙兒都是開開心心搬家的?！?/p>
很多明明是百姓受益的好政策、好措施,為啥一到基層就變了樣?舟山市委、市政府經深入調研后認識到,這在很多時候并不是落實不力的問題,而是現有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體系存在著“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缺位、越位、錯位等問題。
2008年8月,舟山在普陀區桃花鎮、勾山街道等地試點的基礎上,全面推開“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工作。即以100至150戶為單元,將全市劃分為2464個網格,以鄉鎮(街道)干部、社區工作者、民警、教師、醫生、黨員小組長或志愿者為網格團隊成員,以摸清網格“家底”為基礎,建立起基層社會管理服務新體系,從而使“上面千條線”與“下面一張網”實現有機銜接,實現了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的“無縫對接”。
就這樣,網格開始成為舟山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的“新單元”。這一新模式帶來的變化,被專家形象地概括為: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戶人家都有人服務。
通過“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密切了干群關系,基層群眾的需求和困難及時反饋到了上級管理部門,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更加牢固了。
“千條線穿進一根針”
舟山市“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的重要創新之處,在于為整合有效資源、強化協同合作搭建了一個新平臺。
展茅街道黨工委委員顧磊洲向記者說了一件事:有一次,第33網格團隊到大展社區走訪,在與居民張賽表的交談中了解到,因張家宕邊坡治理產生了噪音、揚塵和震動,周邊居民要求承包人停止作業,否則就有可能集體上訪,而承包人的經營權是從張家經濟合作社獲得的。
于是,街道領導次日就會同相關部門負責人、網格團隊成員,察看現場,與承包人交涉,并召開了居民、婦女、黨員等7種不同對象座談會。最后,各方在街道召開的“民心凝聚推進會”上達成共識,承包人被責令控制爆破藥量,避開居民休息時段作業,并派專人清掃周邊路面,以盡可能減少對居民的生活影響。
長期以來,村和社區都是自治組織,擁有的工作資源有限,鄉鎮、街道的工作資源也相對貧乏。執政的很多資源,掌握在縣(區)以上工作部門。而這些部門,無法與基層保持最緊密的聯系,且條塊分割,因此執政資源難以在基層實現最有效的集聚整合,從而出現了被老百姓比喻為“千條線穿不進一根針”的現象。
“網格化”管理,在整合“條塊”公共服務資源的基礎上,實現了網格化治理與現有行政管理的對接,將“各管各的”轉變為“網格聯動”,提升了基層黨委、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執政能力。
三鹿問題奶粉引發的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許多地方無法迅速掌握轄區內嬰幼兒情況,也就無法開展“一對一”式的社會服務。但普陀區憑借當時已建立的網格,迅速摸清并走訪了所有3周歲以下嬰幼兒,對患病嬰幼兒進行了跟蹤幫助,沒有遺漏一個人。
舟山市還建立起上至市屬各部門、下至村(社區)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信息管理系統和辦事平臺,運用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網格聯動”更為高效。
2009年清明期間,螞蟻島居民要過海去小螞蟻無人島掃墓,由于天氣狀況不好,許多群眾擔心起海上安全。網格服務組通過網上信息平臺,向區海洋與漁業局要求加派海上執法監管人員協助管理,僅過1小時,漁政船和6名工作人員就趕到螞蟻島。
舟山市葫蘆島90%以上居民是老人,急需一個托老所,此事多年得不到解決。網格服務組逐級反映情況,上級整合多個部門資源,在半年時間里建起一所設施齊全的村級托老所。
從“走上來”到“沉下去”
曾經擔任過村黨支部書記的桃花鎮塔灣社區居民孫福元,幾年前說起干群關系,常常抱怨:“以前干部群眾是魚水關系,現在干部群眾是油水關系?！比缃?孫書記的這種擔憂解除了。
“為民、惠民、便民”,是舟山推行網格化管理服務的理念和宗旨所在。這一理念帶來的最明顯變化,就是變群眾“走上來”為干部“沉下去”。
據統計,“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工作開展一年多以來,全區4200多名基層干部已走訪群眾近11萬戶,入戶率90%,累計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3480件。教育部門對離島就讀經濟困難的431人次學生每年生活補貼2000元,沒有一個學生因貧困而失學。有關部門對持《特困職工證》、《殘疾人特困證》、《最低生活保障證》、《重點優扶對象優待證》的150人進行各種扶持,減免各種費用18.4萬元,極大地減輕了基礎困難群眾的負擔。
“干部們現在挨家挨戶走訪,聽取我們的意見,我覺得蠻好的。以前我們跟干部之間多少有些距離,現在,我們跟干部特別親。有什么困難,有啥難處,都跟干部溝通。前一陣我在家待業,干部走訪得知了,馬上幫我聯系單位?，F在工作已經安排好了。我希望這種有益于我們老百姓的做法能堅持下去?！敝凵绞衅胀訁^勾山街道南岙社區居民陳燕說。
周月琴是勾山街道蘆花社區干部,她所在的46網格組組長、鎮干部王玉芳經常約她在工作之余一起下戶走訪?！八龑ξ艺f,網格就像是自家的‘責任田’,得盡心盡力才行。”46網格組有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在外讀大學,家里兩間平房成了危房,網格組就籌資幫他在臺風來襲前修好。
勾山街道黨工委書記劉明永介紹,街道調整了各社區(村)黨小組的設置,將黨小組與網格一一對應、相輔相成,使網格團隊的政策法規宣傳員、輿論道德評議員、社情民意反映員、鄰里糾紛調解員、群眾思想疏導員等“多角色”作用發揮得更加深入、到位。“只要服務到位了,其他管理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眲⒚饔勒f。
有關專家在深入調研舟山的做法后認為,“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完善為民辦實事長效機制、鞏固了基層黨的執政基礎,可以說是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理念的一次全面創新。
“網格化”管理還需不斷探索
舟山推行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做法,如今已成為舟山基層黨的建設和社會管理服務的有效抓手。
舟山市委黨校經濟與行政管理教研室副主任丁友良認為,作為基層社會管理的創新模式,“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有效整合了各方資源,暢通群眾訴求渠道,夯實了維穩工作的群眾基礎。其成功經驗是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做到服務全方位,信息全覆蓋,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及時化解矛盾糾紛,把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之中,從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斑@對于搞好基層社會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p>
“這種模式能夠把握老百姓的真實需求,更能貼合群眾實際。”寧波大學MPA中心主任、公共管理系主任何翔舟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體現了一種公共管理的思路和理念。以往,單純的行政管理可能會存有偏差,如今,在網格團隊成員中引入教師、社區工作者,甚至是一些志愿者,這樣就能夠避免以往政府官員由于受身份、時間限制,對基層情況了解不夠深入的尷尬局面?！?/p>
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教授鄭春燕博士認為,從整體上說,“網格化”管理的思路契合了現代公共管理學倡導的改革理念,即變傳統的命令控制式的管理手段為靈活的、高效能的規制途徑,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從報道的內容來看,改革的舉措更多地強調確立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服務理念,將‘網格化’的模式作為行政機關便捷獲取信息的方式,作為以行政機關為主導、化矛盾于基層的新方法,改的仍只是‘形’”。
第3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范文
關鍵詞：“一票否決”制；基層治理；科層制；壓力型政府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5-0263-02
“一票否決”制，最早出現于1991年國務院作出的《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耙黄狈駴Q”制形成之初被運用于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計劃生育、環境保護等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行政領域，其后為各級政府所效仿，成為督促下級政府完成上級任務的普遍方式，廣泛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機制中?！耙黄狈駴Q”制成為一種廣泛的制度現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壓力型體制的制度慣性
經典科層制理論認為：組織遵循“理性主義”的邏輯，嚴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規則運作，從而使得組織的行為與角色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理性科層制組織以一種形式主義的精神行事，通過由法規和明確規定的層級制來協調專門化的權限和行動，以強調非人格化和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規則來確保組織運作的公正與理性。而在中國基層政治的壓力型體制下，一級政治組織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采取的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評價體系。黨委集權、黨政合一，利用垂直權力、以責任制為網絡，并以政治或物質獎懲為動力杠桿將壓力層層向下滲透、擴散的政策決策和執行模式。“一票否決”制適應了這種行為習慣，并將之推向極致。
二、層級指標評價體系的弊端： “一票否決”制過度使用的影響
壓力型體制的激勵機制，使得一級政府需要向上負責的而不是向下負責。隨著考核指標的不斷增加，逐漸轉變為主要生產“考評性 ”產品 ，而非服務型公共產品。鄉鎮政府對上要接受上級考核 ，對內要考核工作人員 ，對下也要考核村莊干部 ，從而建立了一個自上而下的以檢查考核為核心的問責體系。檢查考核幾乎全部是定量化和分數制的。這種問責體系運行的結果是為考核而工作 ，以致鄉鎮政府的工作只與考核相關 ，而與鄉村發展的實質進程無關。
“考評性生產”導致基層政府供給服務型產品的意愿下降。這與稅費改革后鄉鎮政府的財力緊張一起，加劇了基層制度供給能力不足的問題。首先，基層制度缺乏健全的利益補償和有效的調控機制，難以糾正社會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增加社會不滿，造成社會成員的政治冷漠。第二，基層社會政治民主化建設緩慢，透明行政、依法行政和政治參與度不夠，使得民眾表達和維護自身權益的體制內途徑不暢，隨著矛盾積聚，出現體制外的“自力救濟”。第三，公共行政主要靠政策推動。政策推動型治理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起到了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卻存在著難以持久、缺乏應變性和“人在政舉”的困境，缺乏長效的制度建設。
三、基層政府組織的行為邏輯
（一）基層政府的角色界定
農業稅取消后，鄉鎮政府面臨著以下的矛盾：控制型政府現狀與服務型政府要求之間的矛盾；所承擔任務的復雜性與自身財力物力不足，工作手段匱乏之間的矛盾；以及執行上級意志與吸收順應基層百姓意愿之間的矛（下轉283頁）（上接263頁）盾。在這樣的形勢下，基層治理呈現了如下特點：
（二）“相安無事”的治理原則
稅費改革后，鄉村組織在現實條件的約束下，無法立即轉型成為服務型組織，處在一個比較消極的位置，這導致了鄉村治理邏輯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因為維護農民利益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正確 ”，而為了不與農民發生正面的沖突，就要少做事，甚至不做事。
（三）“策略主義”的行為邏輯
有學者發現，與科層制的“理性主義”邏輯不同的是，鄉鎮政權組織自身的權力運作存在著濃重的“策略主義”傾向，具有隨意性、變通性、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標實現的技術、策略、手段和方式，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正當的還是非正當的，均可被鄉鎮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運作方式具有“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的非理性特點”，目標替代現象十分普遍。這往往帶來為完成“一票否決”等上級指標性任務而不擇手段，工作方法偏激或簡單粗暴的問題。
（四）政府自利性與選擇性治理
公共選擇理論和尋租理論認為 ，政府同時也是“經濟人 ”，具有自身的利益以及逐利動機。 人治色彩越濃，政府的逐利動機越強烈，經濟人特征也越明顯。部分基層組織逐漸蛻變為一個既超越鄉村社會又相對脫離國家政權的獨立利益實體，“選擇性治理”的問題隨之出現。基層政府有選擇性地展開行政作為，在某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工作上表現出超強的行動能力，同時對自己不利的工作放任不管。在稅費改革，基層政府財力緊張的大背景下，這種現象更為普遍。
四、“一票否決”制的效能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票否決”制正是上級政府基于對下級政府自利性和“策略主義”行為邏輯的判斷而做出的矯正性安排，這種安排在實踐中也的確收到了顯著的效果。但是，隨著“一票否決”制項目的增多所帶來的工作形勢和干部心態的變化，這項制度本身的效用呈現邊際遞減的趨勢。在一個激勵的峰值后，基層政府的工作態度重新轉向怠惰。工作風險的提升和考評的無限制增加還助長了尋租行為和請托瞞報的風氣。
然而對于“是‘一票否決’制造成了干部怠惰腐化以及極端行為”這樣一種結論。因為在前文中已經論證了基層政府的選擇性作為等一系列問題的根源自于其自身的特性。 “一票否決”制的推行，是這種特性的結果，而非它的原因。以治理的禁令為例，在大部分地區，關于群眾的“一票否決”禁令的確使得基層政府在處理居民利益訴求的初始階段“束手束腳”，避免了簡單粗暴地侵害居民利益的行為?！耙黄狈駴Q”制作為一種單一手段，其效用短時間內難以取代。實踐僅僅證明，僅靠一種技術性手段，無法真正從根本上扭轉當下的基層治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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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范文
近年來，全省各級政法綜治部門在黨委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堅持以創新社會治理引領平安建設，以平安建設承載社會治理創新，取得了顯著成效，我省綜治工作績效和公眾安全感連續多年位居全國前列。但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社會治理面臨著許多新課題、新挑戰。作為東部沿海發展較快的地區，我省社會治理領域遇到的問題比較早、比較多。近年來，受國內外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我省維護政治安全壓力不斷加大，反恐怖斗爭形勢嚴峻復雜，社會矛盾糾紛持續易發多發，治安要素管控難度明顯上升，網絡空間安全隱患更加凸顯。必須著力創新，切實解決上述諸多難題，深化平安江蘇建設。
黨的十以來，對創新社會治理、深化平安中國建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央和省委作出了一系列決策部署，歸納起來說，根本目標就是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制機制，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防范各類社會風險，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重點工作包括健全社會治理格局、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完善社會矛盾多元化解機制、構建立體化信息化治安防控體系、加強安全生產體系建設、加強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務管理、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完善信息網絡管理等。把中央和省委的上述部署要求落到實處，必須轉變社會治理理念，做到“七個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創新引領，把創新作為推動社會治理和平安建設工作的第一動力，大力推進工作理念提升和體制機制、方法手段創新，用創新的思路、改革的辦法解決問題、化解風險、應對挑戰。更加注重主動防范，增強工作預見性、前瞻性，從末端處理中發現前端治理中的普遍性、趨勢性問題，由側重解決顯性問題向著力解決深層次問題轉變，由被動處置向主動預測預警預防轉變。更加注重開放共治，有效動員社會各方積極投身社會治理實踐，激發起社會自治、自主、能動力量，推動社會管理體制向黨政主導、社會共治的社會治理體制轉變。更加注重資源整合，進一步整合社會治理力量資源、服務資源、政策資源、信息資源，提高工作要素集成度和綜合利用率，推進社會治理由單項突破走向整體推進、由分散建設走向融合發展、由局部見效走向全面提升。更加注重科技支撐，主動適應“大數據”、云計算時代的新形勢，加強整體規劃，推動社會治理信息系統建設和實戰應用，努力把信息化建設成果轉化為社會治理和平安建設的核心戰斗力。更加注重法治保障，善于從法治層面謀劃工作思路，善于通過法治方式預防化解矛盾，善于運用法律手段防范打擊各類違法犯罪，善于建立健全法規制度規范社會治理各項工作。更加注重基層基礎，強化基礎性設施、基礎性平臺、基礎性機制建設，使基層社會治理工作有足夠的力量、有實體的平臺、有管用的機制，筑牢平安建設的根基。在具體措施上應著力推進五個方面工作創新：
創新升級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堅持高起點謀劃推進，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納入黨委政府的民生工程、實事工程，逐級認真研究制定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方案和年度實施計劃，特別是高標準研究制定技防城建設、技防小區建設、重點部位視頻監控系統建設等專項建設規劃。推動科技應用創新，以技防城建設為抓手，加快提檔升級步伐，著力推動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工作，大力推進大數據指揮服務中心建設，完善“視頻+N”實戰應用機制。強化網絡社會服務管理，強化網上網下一體化防管措施，完善依法處理、輿論引導、社會面管控“三同步”機制。深化重點地區和突出治安問題整治，堅持層層掛牌督辦制度，堅決扭轉少數地區治安混亂現象，努力提高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
創新發展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按照“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進一步健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綜治協調、有關部門負責、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的工作格局。促進多元化解方式健康發展，進一步加強和規范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工作，拓展司法調解范圍，促進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探索協商、中立評估、第三方調處等矛盾化解方式的運用，確保各類矛盾糾紛有適合的途徑得到及時有效預防和化解。搭建多元化解方式對接平臺，進一步推進縣鄉兩級調處中心規范化建設，加強訴調、檢調、公調、訪調對接以及專業性矛盾糾紛化解平臺建設，不斷增強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整體合力。完善多元化解工作制度，健全社會矛盾糾紛分析研判機制，提升利用信息化手段開展分析研判的水平，真正做到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及時發現、有效處置。
創新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務管理措施。創新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完善流動人口居住證管理辦法，健全流動人口信息社會化采集機制，全面落實“以房管人”“以業管人”等措施。創新特殊人群服務管理，認真抓好近年來中央和我省出臺的特殊人群服務管理政策措施的落實，切實發揮政策的引導效應；完善特殊人群分類服務管理措施，以分級分類管控為基礎，區分不同類別、根據各自特點，分類施策、分級管控，促進特殊人群服務管理工作更加精細化、科學化；加強特殊人群服務管理隊伍建設，以專業化服務、社會化幫扶為支撐，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途徑，培育、引導社會組織為特殊人群提供針對性、綜合。
創新基層社會治理工作體系。進一步提升綜治中心規范化水平，認真落實中央綜治辦等部門下發的《綜治中心建設與管理規范》，堅持硬件建設標準化、組織機構實戰化、運行機制高效化、服務管理精細化、保障措施長效化，充分發揮綜治中心統籌力量、整合資源、協調指揮的作用。不斷提升網格化服務管理水平，充分整合網格內村（社區）干部、大學生村官等各類服務管理力量，明確網格員服務管理職責，切實提高服務管理效能。著力提升平安志愿服務社會化水平，通過建立平安志愿者聯合會、協會和分會等組織網絡，構建縱向覆蓋市縣鎮村四級，橫向拓展到城管、環保、教育、交通、住建、物業等行業的平安志愿者隊伍，最廣泛地動員組織社會各方力量參與平安建設。
第5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范文
一、提高思想認識，切實把基層司法所規范化建設擺上重要議事日程
司法所作為司法行政工作的直接組織者、指導者和實施者，肩負著維護基層社會穩定的重要使命，在整個司法行政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基礎地位，在推動民主法制、化解矛盾糾紛、實現社會和諧的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市始終把大力加強司法所規范化建設作為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整體水平、確保基層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舉措，具體做到了“三個到位”：一是組織領導到位。成立了由市委副書記任組長，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分管領導任副組長，市綜治、司法、財政、人事、發改、建設、規劃等部門主要負責同志為成員的司法所規范化建設推進年活動領導小組，印發了《關于加強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意見》（鄒發〔2012〕13號），研究制定了具體《實施方案》和《考評細則》，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工作措施。召開了“全市加強司法所規范化建設現場動員大會”，充分調動了各方參與規范化建設的積極性。二是責任落實到位。建立了司法所規范化建設責任機制，市政府與各鎮街簽訂了《2012年度鎮街司法所規范化建設責任書》，各鎮街主要負責同志作為規范化建設的第一責任人,把司法所辦公用房建設納入日程親自抓,主管領導負直接責任具體抓，形成了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格局。實行了司法局領導包保責任制,每位局黨委成員負責聯系2到3個鎮街,具體負責掌握司法所建設的進程,幫助協調解決存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有效的加快了基層司法所建設進度。三是督導檢查到位。實行年度考核制度，把司法所規范化建設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檢查考核范圍，細化完善了工作目標考核細則，對司法所規范化建設的各項硬性指標，全部予以量化，實行“一票否決”。實行市級領導聯系點制度，明確每位市級分管領導分別聯系3-4個鎮街，定期深入基層司法所檢查指導，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實行定期調度和報告制度，市司法所規范化建設領導小組成員每周調度各鎮街建設進展情況，每月通報工作情況，對行動遲緩、措施不力的單位，及時派出工作組進行現場辦公，實行重點幫促，確保了工作進度。
二、強化工作措施，高起點高標準推進基層司法所規范化建設
（一）科學把握司法所規范化建設的基本原則。本著“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高質量運行”的總體思路，堅持遵循和把握以下四項原則：一是總體規劃，分步實施。在制定司法所規范化建設總體規劃的基礎上，選擇經濟條件較好的平陽寺鎮和經濟條件相對較弱的鎮，先行開展司法所規范化建設試點，積極探索司法所規范化建設經驗。取得成功后，在鎮召開了現場動員大會，總結推廣兩鎮司法所規范化建設的經驗做法，切實打消了經濟欠發達鎮開展規范化建設的顧慮。二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根據鎮街不同條件，在解決司法所辦公用房建設問題時，不搞“一刀切”，分別采取規劃新建、改造擴建、現房調整等多種方式穩妥進行，確保司法所辦公用房面積達到150m2以上。對于規劃新建的司法所辦公樓，明確要求坐落在臨街或便于接待群眾的地方，面積必須達到300m2以上。三是量力而行，注重實效。在制定司法所規范化建設規劃和工作計劃時，既考慮到鎮街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又著眼于司法所的長遠發展，以人民群眾滿意為標準，對司法所規范化建設實行動態管理，注重規范化建設水平的鞏固和提高。
（二）高標準建設辦公用房配備辦公設施。目前，除2個鎮司法所正在積極施工外，我市已有15個鎮街司法所全面完成新建、改建或擴建辦公用房的建設任務，全都實現了辦公用房獨立或相對獨立的目標，面積多數達到300m2以上，有的超過500m2。司法所普遍設有所長室、會議室、調解庭、“148”值班室、普法辦公室、安置幫教辦公室、社區矯正辦公室、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服務所等專用工作場所，利用臨街優勢，建起了宣傳長廊，達到了外型美觀、功能齊全、辦公場所舒適的要求。全市司法所共擁有辦公用房約4930m2，所均達到290m2；電話26部，微機29臺，傳真機10臺，照相機17架，為開展基層司法行政工作提供了物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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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斷建立健全內部工作制度。建立完善了人民調解、安置幫教、基層法律服務、法制宣傳教育、法律援助、綜合治理、來訪咨詢接待、檔案管理、重大情況報告和考勤、獎懲、過錯責任追究等制度規定。組織編寫了《基層司法所管理制度匯編》，從人員管理、經費管理、車輛管理等20多個方面，制定了具體管理辦法。嚴格實行政務公開，切實做到“六上墻”，即司法所工作人員相片、職務和職責上墻，工作職能和紀律上墻，辦事程序和依據上墻，法律服務收費標準和依據上墻，服務承諾上墻，監督、舉報和投訴電話上墻，自覺接受社會和群眾監督。強化人民調解文化氛圍建設，廣泛收集有助于解決民事糾紛的民諺俗語，制成高檔玻璃匾牌懸掛于室內或走廊兩側，受到了廣大群眾好評。
（四）大力優化司法所工作人員隊伍。不斷充實基層司法隊伍，制定了《關于選配司法所工作人員實行統一管理的工作方案》，由司法、人事、財政共同把關，為每個鎮選配了3名司法行政專項編制人員。同時，采取用事業編制彌補的辦法，從鎮街為每個司法所調劑配備2名以上工作人員，使司法所普遍達到5名以上。不斷強化對司法所干部隊伍的管理、考核和監督，實行司法局與司法所干部輪崗交流、掛職鍛煉等制度，促進了干部合理流動，激發了隊伍內部活力。不斷強化對司法所人員崗位培訓、在職培訓、繼續教育，堅持不懈地開展以基本素質教育為主要內容的學習教育活動，有效改善了司法所人員知識層次和結構。
（五）切實保證司法所建設經費及時足額到位。在我市集中財力推動重點項目建設、大力壓縮黨政機關事業單位辦公經費的情況下，由市財政分兩年度列出司法所專項建設資金300萬元,采取以獎代補方式，對司法所辦公用房建成驗收合格的，進行適當獎補，本年度市財政專項建設資金200萬元已經到位。各鎮街也積極籌措司法所建設所需經費，去年以來，全市各級財政共投入資金540萬元，為基層司法所的基礎設施標準化、組織機構正規化、隊伍建設專業化、業務工作規范化、所務管理法制化建設，提供了可靠的資金保障。在7月10日至12日舉行的市司法所規范化建設成果觀摩會議上，我市獲得總分第一的顯著成績，推薦參加觀摩的4個司法所全部進入市觀摩的48個司法所中的前10名。
三、服務發展大局，促進基層司法所整體功能發揮新作用
（一）筑牢“第一道防線”，形成了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新體系。堅持把矛盾糾紛排查作為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重要工作來抓，司法所普遍建立健全了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機制，定期開展矛盾糾紛集中排查調處活動，采取定時、定人、定點、定責的方式排查糾紛，努力做到小糾紛不出村、大糾紛不出鎮（街）、矛盾不上交，有力增強了矛盾糾紛化解效能。近年來，各級調解組織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書中，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提訟的44件，經法院審理確認有效的42件，調解協議書有效率達95%。
第6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范文
一、組織領導
1、確定綜治維穩第一責任人對綜治維穩工作負總責。
2、把綜治維穩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與中心工作同計劃、同安排、同考核，定期組織自查自改和完成各項工作任務。
3、調整綜治維穩組織機構，完善配套的工作制度，明確工作職責，做到組織、人員、措施、效果四落實。
二、主要工作目標
圍繞一個中心，即深化創建“平安”，構建和諧社會，確保社會穩定；實現“兩個目標”，即“發案少、秩序好、社會穩定、群眾滿意”的目標；堅持“打黑治違相結合、預防為主”的原則，突出“四個重點”，即治安防控體系不斷優化，“打黑治違”長效機制不斷深化，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機制不斷效能化，維護穩定的信息、預測預警機制不斷強化；加強五項工作，即加強綜治基礎工作，加強領導責任制、目標管理制、一票否決權制的落實，加強綜治維穩工作思路、載體、機制的創新，加強預防、化解、處置突出問題和預防機制的能力建設，加強綜治維穩典型的宣傳推廣；提高六種能力，即增強政治敏銳感，提高維護社會穩定的能力；提高化解矛盾糾紛，構建和諧社會的能力；提高打擊預防犯罪，駕馭道路運輸市場的能力；提高加強基礎工作的能力；提高服務經濟建設的綜治維穩工作能力；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治安防范的意識和能力。
三、主要工作措施
1、深化“打黑治違”工作，認真抓好打防結合的防控網絡。
注重“打黑治違”工作的針對性、主動性和時效性。堅持稽查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充分依靠群眾，運用社會資源，采取有利措施調動和保護人民群眾與違法行為做斗爭的積極性。把“打黑治違”方針貫徹到日常工作中去。狠抓道路運輸市場秩序整治工作。堅持實行“一個亂點、一名領導、一個專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限期整改”的辦法。
2、深化平安創建活動，提高整體安全防范能力和基礎建設。
一是加強防范網絡建設。制定防控體系建設。大力加強轄區的治安防范措施建設，提升人防、物防、技防三結合的綜合防范水平，增強人民群眾的安全感。二是突出抓好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切實把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緊密結合起來，大力加強“青少年維權崗”建設。三是健全安幫組織，落實安幫政策，積極開展安置幫教工作。四是積極研究新形勢下流動人口管理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有效的工作對策。加強轄區流動人口管理。
3、加大矛盾糾紛排查調解力度，維護社會穩定。
堅持半月一排查和矛盾糾紛交辦制度，特別是對我局掛點幫扶村的山林權屬糾紛、宗族矛盾突出的，要做到耳聰目明。充分發揮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優勢，及時化解排查出來的矛盾糾紛，防止矛盾糾紛擴大升級，防止民轉刑案件，防止宗族糾紛械斗。
4、結合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宣傳開展“客貨運企業大走訪”活動，提高公眾安全感。
貫徹落實縣綜治委關于加快和諧平安建設、進一步夯實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基礎、全面提升公眾安全感的要求，鞏固運政系統和諧平安創建工作，提升客、貨運輸領域的公眾安全感。建立局領導掛點走訪企業制度，班子成員每人選擇一個企業作為大走訪活動的聯系點，堅持每月定期走訪聯系。組織稽查中隊對街道失業下崗和低收入生活困難群眾、留守兒童、失足青少年的未成年子女等人員進行了走訪，實行結對幫扶、集中幫扶的方式。
5、充分發揮稽查人員路查路檢的作用，及時消除各類安全隱患。
第7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范文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的新要求從社會管理轉向社會治理是我國社會管理從理念到體制的創新，是適應新形勢下我國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形式發生深刻變動、社會管理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需要，說明我們黨對社會發展和社會建設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有了一個新飛躍。
一、創新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意義
1.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途徑。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期，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這些既給經濟社會發展進步帶來了巨大活力，也使社會管理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在新形勢、新特點面前，我們原有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深入研究現階段社會建設的客觀規律，創新社會治理的思路和方法，提高社會治理的效能和水平，并且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及時發現和解決現實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從而有力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2.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是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的必然選擇。社會建設水平的高低、社會管理能力的強弱，是衡量和檢驗執政能力、執政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應當看到，隨著經濟社會加快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組織結構、人員結構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原有的社會管理體制和管理模式有些已不適應、不符合時展的需要，人民群眾以及不同的社會群體對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多元化，而現階段社會管理又面臨著許多新矛盾和新問題，從源頭上如何解決好一些地區和部門出現的管理分散、多頭管而又不管、管不好、社會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缺位、不到位以及社會管理現有的資源和力量整合等問題。這些都需要在加強社會建設、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的實踐中認真改進和完善。
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是滿足人民群眾期待的重要舉措。創新社會治理，是回應和滿足人民群眾新要求新期待的一項重要舉措。社會治理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直接關乎服務民眾、改善民生、促進民和、維護民利、保障民安的重大責任。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群眾越來越期待社會和諧、社區平安、民生改善。社會治理創新，就是要使人民群眾安居樂業，讓人民群眾通過高效、有序的社會管理，感受到社會的和諧穩定和文明進步。
二、創新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
1.人民內部矛盾易發多發。一方面，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鎮房屋拆遷、國有企業改制、涉法涉訴等領域，因勞資糾紛、醫患糾紛、環境污染、非法集資、股市房市投資受損等引發的矛盾明顯增多。另一方面，矛盾涉及各行業各階層，既有農民、城鎮居民、職工、離退休人員、個體工商業者、學生，也有軍隊退役人員、原民辦教師、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
2.從社會層面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變化是，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實行以“單位制”和城市街居、農村社隊相結合的基層社會管理模式，黨和政府主要通過單位、街居、社隊聯系群眾、整合社會利益、調節社會矛盾?，F在，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等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能大部分已經剝離出去，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變成“社會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快速發展，城鄉流動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出現，導致城鄉結構、就業結構、人口結構、居住結構等發生重大變化。
3.從思想文化層面看，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加。一方面，人們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治意識、監督意識不斷增強。另一方面，部分社會成員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
4.從工作層面看，一些部門和地方經濟建設一手硬、社會管理一手軟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對新情況，過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經難以完全適應。
三、如何深化改革創新社會治理
首先，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要基于對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科學認識，對傳統社會管理方式實行重大變革，實現社會治理方式的轉變。按照《決定》要求，要堅持系統治理，使治理主體從政府包攬向政府主導、社會共同治理轉變；要堅持依法治理，使治理方式從管控規制向法制保障轉變；要堅持綜合治理，使治理手段從單一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要堅持源頭治理，使治理重心從事后處置向源頭治理轉變。
第8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范文
一、政府在提升基本公共服務能力與改進服務方式上取得一定的成效
政府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得到加強，把著力改善民生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目前，江蘇已初步形成終身教育、就業服務、社會保障、基本醫藥衛生、住房保障、養老服務“六大體系”，覆蓋民生各個方面。2012年，全省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達100%，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47.1%。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1.9萬人左右，期末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3.14%以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0.96個百分點。主要參保險種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城鄉居保和城鎮居民醫保參保基本實現全覆蓋，被征地農民參加社會保障覆蓋率為99.8%。萬人擁有病床數超過42張。全省73個獨立保障的市、縣（區）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制度覆蓋率已達100%，住房保障制度已覆蓋至15%的城鎮家庭。2012年上半年，衛生部、財政部聯合對各?。▍^、市）開展了2011年度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考核，江蘇省位居項目考核第一名。
政府職能轉變取得新進展，社會管理得到加強，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務。全省所有行政村全部配備了專人負責的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服務平臺，在全國率先開通“江蘇就業e圖”，基本建成覆蓋城鄉、五級貫通、直達到村的“15分鐘公共就業服務網”，為城鄉勞動者提供了更加優質、高效、便捷的就業服務。通過政府購買公益性崗位等方式充實基層平臺工作隊伍，2012年底全省基層平臺配備專職協理員2.32萬名，目前基層工作人員持證上崗率達70%。目前省級異地就醫平臺與13個省轄市市區實現聯網實時結算，13個省轄市全部合并實施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全面推進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市級統籌，13個省轄市初步實現醫療、工傷保險市級統籌和失業保險市區統籌。
各級政府大力推進政務公開，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政府管理和服務方式不斷創新。省地稅、工商、建設、物價等部門在全省開通了“12366”地方征稅收入咨詢服務、“12315”工商管理服務、“12319”公共事業服務和“12358”價格舉報專線電話。省人事廳專門印發了《政務公開手冊》，涵蓋《國家公務員考試錄用》等77項政策規定，大大方便了百姓辦事。一些基層政府通過制度創新推動資源優化配置，提高了公共服務和行政效能，如太倉市推行的“政社互動”模式，從基層組織和社會最基本單元做起，在理順政社權責關系、探索“政社互動”到“三社聯動”路徑等方面都作了制度安排，村民自治實現了替民作主到讓民作主的轉變；宿遷市政府重視通過網絡問政平臺，暢通了民意正常表達渠道，提高了群眾對政府工作的滿意度。
二、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與方式上仍然存在不足
一些地方政府職能缺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抱著“甩包袱”的心態，試圖通過全面市場化來解決公共服務問題，結果反而進一步惡化了公共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加劇了上學難、看病難等社會問題。如宿遷地區于2002年左右開始的醫院、學校大規模民營化“改制”，造成了該地區基層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于社會力量參與不足所造成，長期以來個別相對落后地區公共服務由政府包辦，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單一，政府公共財政不堪重負從而全面轉向“市場化”，可見全面的“政府包辦”與全面的“市場化”均不可取。即使在南京、無錫等公共服務較為完善的地區，一些基層公共服務也存在著供給不足的問題，如鄉鎮衛生院的人員編制不足就制約了基層醫療事業發展。
基層公共服務發展仍舊相對滯后。在基層特別是基層鄉村，政府公共服務能力不足，方式不夠多樣。據調查顯示，當前農民對健康教育、農業信息、文化娛樂、技術推廣、勞動力就業與培訓等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還不夠滿意。當前，江蘇正處在從全面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現代化過渡、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尤其是基層的公共服務需求，在規模、結構、層次和特征方面必然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并呈現出高速增長、多樣化和差異性的趨勢。
個別部門職能交叉，公共服務的資源重置、效率低下。不同部門之間表面上看是“各抓共管”，實際上卻經常在工作中各自為政，缺乏協調，容易導致公共服務效率的低下及公共服務資源的重置，造成有限資源的不必要浪費。以大病保險和大病救助管理體制為例，目前大多由衛生部門和民政部門分別管理，實行兩套經辦機構、兩套人馬、兩套信息管理系統，是公共資源重置的典型表現。由于部門間人為分割公共服務對象，“作坊式”的操作導致統籌范圍偏小、服務層級偏低，可能影響某些公共服務的可持續性。
現行財政轉移支付結構不夠合理，地方政府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多年來的專項財政轉移支付對于增強宏觀控制、促進區域均等化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由于缺乏規范的設計程序和統一政策，導致分配過程不夠透明，助長了討價還價等不良風氣；很多專款明確需要地方提供配套資金，這就使財政困難地區很難爭取到專項撥款，背離了均等化目標；由于專項資金規模偏大，相應的監督制約機制和項目考核指標沒有建立，導致資金挪用現象時有發生，專項轉移支付的政策目標難以達到。但從另一個層面看，針對區域的財政轉移支付也不合理，尤其是在人口流動的情況下，從蘇北地區流動出來的人口并未享受到針對該區域轉移支付而來的財政補助，而蘇南地區又不得不再次為他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務（尤其是義務教育）。主要原因在于財權與事權尚未很好匹配。如中央與省對無錫預算內財力的集中力度達到60%以上，但從事權來看，無論住房保障、醫療、教育等公共事務支出，還是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都要地方自行承擔，國家政策上對各地實際情況的差異和承受能力的不同考慮不足。
提供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國際經驗表明，社會組織在促進就業、參與社會管理、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有的地方和部門對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意義和發展趨勢認識不夠，特別是個別地區仍將工作重點放在招商引資等經濟發展方面，從而輕視甚至排斥社會組織發展，對于社會組織在稅收優惠、財政支持、人才隊伍、社會保險、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等方面缺乏明確政策規定。此外，在全國范圍內，社會組織管理相關法律體系相對滯后，社會組織監管體制仍需進一步完善。
三、改進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基本思路與政策建議
江蘇改進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必須構建良好的制度環境、高效的公共財政體制、完善的公共服務的市場機制等?？芍貜囊韵聨c入手：
明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偫碓谑萌舜笠淮螘h舉行的記者會上提出，新一輪改革方案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政府通過職能轉變和政策引導，注重激發社會活力，充分挖掘政府自身資源的潛能，帶動社會資源共同參與，構建多層次、多樣化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但必須明確的是，政府作為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主體和責任主體不可改變。浙江、廣東都曾出臺有關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規劃、意見或改革方案，從而確定了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責任與范疇，因此，建議江蘇制定類似的發展規劃和具體標準。當前江蘇發展的重點仍將集中于社會保障、勞動就業、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公共住房等方面。江蘇應從基本省情出發，根據公共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研究制定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公共服務標準，如城鄉公共設施建設標準、公共安全標準、公共教育標準、公共衛生標準、公共住房標準等，以便公共服務主體按照標準提供公共服務。在此基礎上，應研究制定基本公共服務發展的專項戰略規劃（如2014年到2020年），并逐年推出年度行動計劃，從短期、中期、長期三個階段明確全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發展的階段、進度和目標。
著重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向基層傾斜。加強基層公共服務機構建設，要從基層和面向居民出發，不搞上下一般粗的管理體制機制。針對基層政府改革的措施要多一些，人事制度要有突破，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政府職能。要著力促進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推動優質公共資源城鄉均衡分布。提高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必須解決地方財力不足問題。縣市政府應在這方面加大投入，確?；鶎尤藛T的工資和獎金能夠反映出他們的地位和價值。在當前推進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的重點上，要對農村的公共服務供給進行全新的考慮和制度設計。一要建立新型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體制。建立適合農民的現代養老保障制度、醫療保障制度、農產品保險制度、現代農業服務體系、農民專業培訓制度，等等。二要明確農民公共服務的先后次序。農民的公共服務需求集中于提高收入、提高土地征用補償標準、金融支持、醫療保障、養老保障需要、發展教育、垃圾處理等?？梢?，為農業生產提供實用信息，避免強制征地、拆遷，提供金融支持，建立醫療、養老保障，提供優質教育是當前農村公共服務的重點。三要重點建設好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所。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所是農村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醫療服務設施，是標準的公共物品，不能市場化，更不能私有化。建設好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所是政府的職責。四要重視農村新型社區建設。江蘇在“三集中”的過程中形成了許多由征地拆遷而形成的既非標準意義上的城鎮也非原來鄉村的新式“社區”、“新村”，未來此類新型社區可能是農村最具代表性的居住形式。應當對這類新型社區的建設、公共物品的提供、基層社會的管理進行全新的制度設計。這類新型社區的公共服務做好了，將解決多數農民的公共服務問題。
吸納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導地位，不等同于由政府完全包辦。政府應在公共服務的部分環節和領域策略性退出，將主要職能集中在政策制定、服務購買和服務監督上，切實提升財政資金的宏觀配置效率。應注重通過創新機制，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積極性，善于綜合運用行政手段和市場工具，不斷釋放行政資源配置的“制度紅利”，最大限度地改善社會福利水平。對于公益性較強的非基礎性公共服務，除目前必須由政府直接投資舉辦外，可以通過向社會投資者公開招標項目法人，通過財政補貼、PPP模式（公私合營）、特許經營、貸款貼息、優惠政策等方式支持社會組織或其他社會力量舉辦。對于公益性較弱，以經營性為主要特征的非基本公共服務，要在政府統籌規劃、宏觀調控下由社會組織、個人或其他社會力量舉辦，由市場調節供需關系，以滿足不同人群的多樣化需求。如在養老服務方式上，可考慮借鑒蘇州、無錫等地“虛擬養老院”之類的民辦非營利性組織并加以推廣，在推動家庭養老的產業化發展過程中，還可以通過對部分困難群體的轉移支付來實現市場化與公益性的有效結合。
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以理順政府與社會中介組織的關系為重點，推進社會中介組織管理制度改革，從制度上保證社會中介組織在公共服務方面的獨立性，以便社會中介組織能夠以自身的名義、根據法律規范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履行公共服務的職責。要重點培育和扶持行業協會、公益慈善組織、農村專業經濟協會、社區社會組織。同時，加快社會中介組織的法制建設，盡快制訂與出臺地方性的中介組織法規或條例。規定中介活動、中介機構和中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界定中介機構與中介人的定義、性質、活動范圍、注冊條件或資格條件、相應程序、市場準入以及違法后的懲罰與禁入制度等；確定經濟、科技、法律、文化等各類中介機構、中介人和中介活動的組織制度、行業規范和服務標準。
積極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降低基本公共服務成本，逐步變“以錢養人、養機構”為“以錢養事”，采取政府購買服務、合同委托、服務承包等多種方式支持事業單位發展，建立現代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在此基礎上，一些基層社會事業編制人員仍有待進一步充實，這應該是發展基層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人員保障。如公立幼兒園及基層鄉鎮衛生院的人員編制都需要充實提高，特別是只有統籌考慮鄉村衛生所的人員編制及待遇，才能夠初步緩解基層醫療服務供給不足的當下困境。當然，這也需要有效地控制事業編制人員中后勤保障人員的比例，從而更大程度地提高公共財政支持基本公共服務的效率。
改革與完善公共財政支付體系。加快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合理劃分各級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事權與支出責任，加強規劃、投入、監測及政策支持，推動形成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有效運行的長效機制。在地區財政轉移支付過程中，蘇北地區仍需要進一步的省級財政支持，特別是基層醫療、教育等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大投入。在區域性轉移支付以外，公共財政扶持需進一步加強對個人或家庭扶持，進而減少各級中間機構的行政性截留或挪用。如由于人口流動問題，可考慮在省內統籌發放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券”，以減輕蘇南發達地區人口流入地區的負擔。對于困難條件的家庭養老，可由各級地方財政給特定困難個人或家庭發放適當的“養老券”，用以贊助購買一些由民辦非營利性組織提供的養老服務。在一些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方式上，需要逐步實現由直接全面負責到間接支付購買的重要轉變。如在住房保障方面，把用于住房保障的財政資金用于通過收儲市場閑置房源籌集公租房的辦法，就是一條“多、快、好、省”的路子。
完善基本公共服務的績效評估機制。國際經驗表明，改進公共服務績效的制度因素包括：分權和向下游政府轉移基本公共服務責任；合理的人力資源管理；教育、衛生等部門擴大運作規模可以提高效率。從技術上來說，不斷采集有關公共服務的財政支出效率信息也非常重要?？冃У脑O計是服務外包的核心，因為只有通過績效才能對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以及資金使用、規制管理等制定出明確的政策，來刺激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一是績效評估中的公平性，這是居民是否滿意的核心。基本公共服務績效評估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表現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上。二是要加強對公共服務供給效果的評估工作，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專業評估機構，設計合理可行的評估指標，避免評估工作形式化和表面化，努力提高評估指標的系統性和科學性。政府要組織專家對現有的社會組織進行評估定級，按照相關規定，要求達到一定等級的社會組織才有資格承接政府的公共服務項目。
第9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范文
編者按：過去的十年，中國文化建設在黨和政府正確方針政策指引下煥發出了勃勃生機。如今，十的召開更猶如一聲嘹亮的沖鋒號，給“文化強國”的建設注入新的活力！本期《文化月刊》邀請到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高級經濟師、管理學博士郭全中和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專業博士后李翔，對十關于文化方面的內容深入解析。
文化建設在黨的十報告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可以歸結為一布局、兩目標、三任務、四措施來概括，其中一布局是指文化建設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布局中的重要一環；兩目標是指中期目標是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長期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三任務是指，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基本建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健全國有文化資產管理體制；四措施是指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等等。
中期發展目標是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
十報告指出，到2020年，我國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這是文化建設的中期目標，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然要求。文化軟實力的顯著提高主要體現如下四個方面：首先，構建出科學完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已經成為全體人民的自覺實踐。在構建核心價值觀方面，提出了要進行三方面的倡導：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我們欣喜地看到，在12個詞24個字的概括中，自由、民主、平等等詞語也位列其中，這充分體現了我們的文化自信。當然，未來的核心價值觀會進一步精煉和提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需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以成為全體人民的自覺實踐。其次，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成。當前，我國絕大多數人已經解決了生存問題，正處于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務需求的井噴期，而我國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雖進展順利但正處于初級階段，存在著范圍不清晰、投入嚴重不足、投入方式不合理、城鄉極其不均衡等突出問題，亟待通過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就意味著公共文化服務的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達到1%左右，而我國目前的比例樂觀估計也不超過0.4%，差距懸殊。第三，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即文化產業的增加值要占GDP的5%至6%，2010年我國文化產業的相應比例僅為2.75%，這就要求我國采取切實的政策來鼓勵和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四是中華文化走出去邁出更大步伐。當前“西強東弱”的國際輿論格局對我國極為不利，亟需采取切實措施來改變這種格局，這就需要打造跨國際、市場化的文化傳媒集團，以更為人性化和更易接受的方式來傳播中國文化。
明確了文化發展的三大主要任務
文化是一項艱巨的系統性工程，因此要實現文化軟實力的顯著提升必須解決好三大任務。
首先，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一方面在完善文化管理體制方面，結合十報告中的相關描述，重點在于以下幾點：一是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處理好政府和企業、政府和資產、政府和事業、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各歸其位，重點是推進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二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文化由于意識形態屬性強，國家采取的是高度管制的方式，但隨著文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需要簡政放權，使得文化企業和文化事業的活力進一步釋放。三是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當前，我國文化歸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國家廣電總局等分管，成立統一的大文化部不僅緊迫而且可行。
另一方面，應該按照“三改一加強”的要求來完善文化生產經營機制。所謂“三改一加強”是指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以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并切實提升效率和效益。
其次，基本建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文化市場體系既具有現代市場體系的普遍規律，又具有文化產業的獨特規律，具體來說具有統一性、開放性、競爭性、有序性、現實和虛擬結合性，這就要求做好如下幾項工作：一是解決好制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區域化分割和行業化分割兩大問題，建立全國統一的文化大市場；二是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市場建設；三是完善價格形成機制；四是規范和完善市場秩序。
第三，建立健全國有文化資產管理體制。目前，我國在經營性國有資產方面，已經有統一的“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但是在文化國有資產方面，尚沒有統一的“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結合”文化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各地情況林林總總，形形，有的歸財政部門管理，有的歸國資委部門管理，有的歸宣傳部門管理。2011年，國家設立中央文化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領導小組辦公室，掛靠在財政部下，負責中央文化企業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可以預見的是，我國將以中央文化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領導小組辦公室為基礎，進一步形成全國性的文化資產監督管理機構。
提出了四大具體措施
首先，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首要內容，需要采取各種措施，進一步提煉、升華，并采取普羅大眾易于接受、易于參與的方式進行宣貫，使之真正成為每個人的潛意識和自覺的行為。
其次，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十報告指出，要堅持面向基層、服務群眾，加快推進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對農村和欠發達地區文化建設的幫扶力度，繼續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向社會免費開放。當前，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存在著人民群眾快速增長的公共文化服務需求與嚴重滯后的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之間的不匹配的突出問題，尤其是縣級以及農村的公共文化服務提供更是嚴重不足，亟需加強對縣級和農村的傾斜力度，在縣級加快推進重點文化惠民工程。
第三，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亮點如下：一是加強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項目建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服務效能。公共文化服務的提供做到在加大投入的同時，把投入花到實處，取得實效。二是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提高文化產業規?；⒓s化、專業化水平。當前，科技已經成為促進文化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必須高度重視科技的作用，實現文化和科技的有機融合，發展真正符合市場需求的文化業態。此外，我國文化產業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依然呈現小、散、濫、差的現狀，這亟需通過全國性的整合、兼并、重組提高文化產業的集中度，實現發展模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化轉型。三是完善經營性文化單位法人治理結構。由于我國文化企業國有資產出資人的缺位，導致我國的經營性文化單位法人治理結構存在重大缺陷，主要表現為股權結構單一，國有股一股獨占或者一股獨大，長期激勵機制缺位，例如已經上市的國有文化企業絕大多數尚未引入股權激勵等長期激勵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