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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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范文
21世紀以來，借助著國內工業產業的結構升級的東風傳統農業實現了快速向高新技術產業轉變；產品運輸模式也由厚重型向輕薄型轉變。產業結構的調整尤其是點對點貿易的興起，對新時期的公路運輸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時間短、效率高、小批量、多頻次。也是由于產業與運輸的這種體系互動，推動了高速公路經濟帶的形成，客觀上也起到了高速公路經濟帶向高速公路經濟網絡的演化的推手的作用。高速公路網的全面建設，能夠極大的拉近傳統意義上的時空觀念，同時也允許各個生產要素之間的聚集空間可以變得更廣泛、可選擇的余地也更大。經濟區域的特點是其跟傳統的行政區域并不一定完全的子集關系，在高速公路網絡化的大環境下，時空關系無限拉近，比較優勢逐步喪失，資源雷同及市場關系緊密的更廣闊的空間和時間區域，會逐漸的重組和整合，最終形成一個更大的經濟區域。這些新興的經濟區域，起碼是跨縣域的、可以是跨市區的、甚至有可能聯通省際。另外，由于高速公路改變了時空關系的影響，發達地區輻射的半徑將會被擴大，原有的城鎮，因其地處交通要地的區位優勢將會不復存在。所以，高速公路經濟網絡的建設和改進是帶有階段性和局部性特點的，一般不會在高速公路網的全網沿線全面鋪開，培育經濟往來的形成是一個選擇性的過程，需要進行合理的規劃與布局。
1跨區域整合特征
高速公路經濟網絡發展的基礎是其沿線的經濟和資源帶，有了這些經濟帶和資源帶的輻射，會吸引更多的資源和企業參入。這種有輻射和帶動作用的經濟、資源帶還將公路網絡節等資源進行匯集，把空間和時間區域內類似的資源，雷同的資源，有機的再次整合，構成一組擴大化的區域經濟空間，因而高速公路經濟網絡模式是擁有跨區整合的特性的。
2網絡節點構建與交通建設互相補
高速公路沿線經濟的發展之本，其實就是公路的交通節點和樞紐，而節點的構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公路的建設。經濟發展網絡節點的自然選擇也大都選擇在交通樞紐和道路交匯處，因為這些地方更利于實現資源的匯聚和經濟的聚集。
3公路網絡模式的發展具有階段性
高速公路經濟網絡模式的階段性指的是，在其時空關系的協調環節中，經濟發達地區的輻射能力強，因而范圍逐步擴大，而舊式的交通沿線城鎮，喪失了原有的區位優勢，在這個過程中被進一步弱化，因此在高速公路經濟網絡模式發展過程中，一般都會伴隨著階段性和局部性的特點。
二.健全高速公路經濟的網絡模式發展對策
1經濟網絡的整體布局
高速公路經濟網絡要統一規劃，整體布局，促進地區協調發展。在市場經濟的自然作用下，產業集群會慢慢聚集而成，在某個區域，某些互補性強或者較為相似的企業，通過聚集的方式，可以減少物流和運營成本，降低信息不對稱的負面效應，還能夠促進企業自身創新能力的發展，最大化的發揮規模效應。所以，在布局高速公路經濟網絡的時候，要發揮整體思維，統一規劃，協調發展，從地區企業的集聚的角度考慮，而且盡量要把周邊的地區甚至可以輻射到的最大距離都要納入考慮范圍之內。
2加強聚合性網絡模式建設
力爭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深化高速公路經濟聚合性的網絡模式建設。高速公路經濟網絡有著極強的跨區域性和高度集中聚合的趨勢，極有可能在區域間造成一定的重復建設。因此網絡模式在建設的過程中，要確保以經濟發展為主體，以企業的聚合力為核心，要讓這個網絡發揮溝通互聯的作用，形成“軟紐帶”，而不是聚而不合的表面上紐帶，這樣從根本上將高速公路經濟所構建的網絡模式的資源特點，充分發揮出來，形成廣泛突出的資源優勢。
3促進地區的協調發展
網絡經濟模式必然會存在階段性和局部性，使得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主要體現在資源聚集節點和普通沿線經濟區之間差異。因此，網絡發展過程中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發展規律，選擇性的突出重點，在政策方面注意保持沿線經濟的協調平衡。
三.總結
第2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范文
中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階段決定了順差特征。因為中國的發展雖然非常快，但作為整體尚處于初級階段，這個初級階段決定了需要以國民經濟的高儲蓄率來拉動增長，以高儲蓄率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另外，從封閉經濟到開放經濟需要外部拉動作為增長的主要條件，這是開放經濟的初級階段。中國經濟的增長結構中，2006年實際利用外資在GDP總量中占2.5%，貿易順差占6.61%，兩者相加是9.2%，可見外部拉動力對中國的作用。這并不是中國一年的情況，從90年代到現在，一直是巨大的順差拉動中國的經濟。外資在90年代初最多時達到GDP的6%，到現在基本上在3%。固定資產的投資比重，最高時曾經超過17%，以后長期在10%以上。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初始階段的特征。
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下，雙順差是必然的。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就是生產制造大國，以傳統產業為載體的各種生產要素向中國進一步轉移的必要條件和基本形勢，對中國來說，就是固化的廉價勞動力。這樣一個基本結構決定了雙順差必然形成。以廉價勞動力物化的產品特別是加工對外形式凈流入必然是雙順差，土地對外批租也是財富的重要來源，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出口，如果按照分類，三資企業占了88%。看土地的出讓，最近這幾年，從2003年到2005年每年土地轉讓的價格，總價值占到五千多億元，差不多是GDP的2.5%，這是潛在的財富變成了GDP中的財富。關于外匯儲備的增長和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中國今天的外匯儲備是一萬三千，占貨幣供應的28.2%，所以貨幣政策沒有空間是因為雙順差。
第三，國內改革進程與高儲蓄率低投資率并存。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滯后導致了高儲蓄率，只有解決了中國社保體制問題，才能降低中國的儲蓄率，提高中國的需求。另一個問題是分配差距，包括社會群體的分配差距。因為分配差距擴大，導致同樣速度的GDP增長所帶動的購買力增長是相對低的。而且，由于國有企業改革滯后導致投資不足，私營企業雖然有許多成就，但相比現在的大企業來說，其發展整體仍然是滯后的。
以上三個基本判斷，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國際收支順差是高儲蓄積累資本的要求，因為發展的初級階段，需要有持續大量的境外資本完成發展階段的資本積累。人均GDP剛剛超過兩千美元，在整個國家差別巨大，可以說國家的發展仍然需要完成資本積累，高儲蓄在這個階段是必然的。外資流入仍然是資本積累的重要渠道。
第二，追求國際收支平衡與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不一致，也與中國經濟戰略不一致。中國和美國的發展特征代表著全球化經濟的結構，一個雙赤字，一個雙順差。全球化失衡并不是短期的，而是歷史性長期因素改變了世界經濟運行方式，在根本上造成了全球經濟的流動性失衡。
當今要素流動的基本特征是流動性強的要素，如資本、技術、優秀人才、標準和品牌等向相對流動性差的要素，如土地、自然資源、廉價勞動力的擁有國流動。200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排到第四位，這正是深度參與全球化的結果。在全球化經濟時代，目前的發展階段正是產業轉移的階段，特別是中國的發展階段正是產業引入的階段。所以通過匯率調整全球經濟失衡是無效、也是不利的。
第三，匯率升值不是調節中國國際收支的有效工具。事實證明，在過去兩年中，雖然匯率升值速度加快，外資仍然高速流動，甚至加速。所以，匯率升值并不能直接解決國際收支順差過高的問題。
根據上面的分析，得出以下政策。
第一，深化國內改革是推進投資和消費的基本途徑。社會保障機制的改革有助于消除居民后顧之憂，有利于降低儲蓄率，提高投資水平。培育本土企業，優化本國投資主體，減少對外資的依賴。同時完善國內金融市場，使儲蓄真正轉化為投資。盡管股市火爆，對個人來說是投資，對宏觀經濟來說只是資產價格增值。資產價格上漲并不是投資水平提高的表現，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金融市場。從深化國內體制來說，減少地區之間的惡性競爭。
第二，強化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機制。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問題是技術進步慢、自主產權少。出口高順差是國內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條件，我們今天的新任務就是抓住這個機遇，加大設備進口建立現代化工業。換言之，不應把重點放在通過匯率升值減少國際收支順差，而是要利用儲備比較充裕的條件實現結構升級，包括加快實現私營企業向現代企業轉變的過程，使私營企業真正提高投資能力，發展現代產業的能力。機制轉換中，也包括增加內需，增強沿海地區對內地的投資能力，從而減少內地對國外依賴的資本結構。
第3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范文
新常態下的主要體現和預期
記者：作為對中國經濟階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態”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如何理解新常態？
王小剛：所謂新常態，就是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現的現象。
首先從增速上來講，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GDP 和人民財富成倍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按照經濟規律，經濟規模大了以后，傳統的內生動力在減弱，增速有一個逐步趨緩的過程。其次，資源環境的壓力迫使我們要轉變發展方式。過去經濟增長是傳統的方式，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資源消耗、環境破壞為巨大代價，高速增長的背后也積累了深層次矛盾，所以迫切需要轉變發展方式。第三，國內的投資拉動、國際的外需拉動這兩個增長的動力要轉換為創新驅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世界發達國家普遍向創新驅動轉變，把傳統的制造業轉移出來，發展產業高端和高端產業。面向未來，我們也必須推進從制造大國向創造大國、創新大國轉變，換句話說，我們也要面對世界發展的趨勢，尋求我們自身的產業高端和高端產業。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這三個方面都促使我們進入新常態。
記者：新常態下四川的經濟呈現什么樣的特征？
王小剛：對四川來講，新常態還有特殊的含義：一是和全國一樣進入新常態，二是回歸四川自身的“新常態”。四川的經濟增長有很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西部大開發以前，四川經濟增長落后于全國;西部大開發以來，四川經濟增速高于全國，相對速度比全國高10%-20%。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們發揮制度的優越性，進行大規模的災后重建，全國都對四川大力支持，4萬億投資中有1萬億用于災后重建，使得四川經濟出現一個非常態的超高速增長，GDP增速達到15%甚至更高，高于全國50%-60%。災后重建結束以后，四川經濟有一個回歸自身常態的問題，從災后重建這個非常態回歸到自身發展的常態。
經濟增速高于全國有需要且有可能
記者：魏宏省長稱四川經濟既必須堅持高于全國增速的發展速度，又要在戰略上保持平常心態。那么我省如何在轉型升級和合理增速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王小剛：增速高于全國，一是有需要。從國家來講，加快西部發展是國家戰略需要，否則全國的現代化進程要受影響;從四川來講，總體的發展滯后于全國，盡管我省經濟總量達到了全國第8，是經濟大省，但人均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居第24位，屬于欠發達地區，需要保持較快的增速來縮小與全國的差距，為國家整個區域協調發展做貢獻。二是有可能。一方面有國家戰略的強力支撐。國家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提出“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等戰略，四川能源、交通、水利投資的潛力很大，對產業轉移和外部投資的吸引力也顯著增強;另一方面由四川所處的發展階段所決定。四川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按照世界經濟發展規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人民生活和消費水平快速提升的階段，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還較強。
當然，增速是相對的，四川經濟是全國的一部分，必然也要受宏觀環境影響。從歷史軌跡看，今后四川經濟增幅高于全國10%-20%應該是合乎規律的狀態，比如全國7.5%，四川8.5%。堅持高于全國的經濟增速是可以的，我們對此要有信心和決心。但也要看到四川面臨既要保持發展速度、又要加快轉型升級的雙重巨大壓力。一是到目前為止，四川經濟的下行通道還未結束，仍然有1-2個百分點的下行壓力，保持高于全國的增速是很不容易的。二是產業必須調整結構、轉型升級。四川經濟以傳統產業為主，大規模的災后重建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的步伐，而新興產業目前還處于培育階段，所以四川面臨的壓力更大。
記者：我省經濟增長的潛力和動力在哪里？
王小剛：四川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動力體現在多方面：一是發展階段，我們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內生動力較強。二是要素保障，我省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勞動力、水電等能源資源豐富，回旋空間較大。三是改革開放，四川是中國改革的發祥地，四川的農村改革、企業改革都曾走在全國前列，深化改革開放將有力促發展。四是國家大力支持，西部大開發戰略、長江經濟帶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天府新區的批復等，都為四川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五是轉型升級加快，四川正在加快五大高端成長型產業和五大先導型服務業發展。
優勢產業為傳統產業提供經驗
記者：魏宏省長提到，四川存在政府債務、房地產、金融領域的風險和產能過剩問題，怎樣逐步解決這些問題？難點在哪兒？
王小剛：這些問題和風險與全國一樣，只是四川有些地方比較突出。比如政府債務排在全國前列，但其中有特殊原因：一是經濟整體發展水平不是很高，單位GDP創造的財政收入較低，而四川改善和提高民生的任務很重。二是汶川地震災后重建，各地都有重建美好家園和加快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很多地方是負債搞建設搞發展。要逐步化解這些矛盾，需要一定時間。
記者：怎樣看待四川的產業發展現狀？優勢產業，如汽車和電子信息產業為其他產業的發展可以提供哪些經驗？
王小剛：實際上我最擔心的是四川的產業。四川的產業能否支撐經濟發展？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四川的傳統產業比重大且競爭力弱，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需要轉型升級;而新興產業處于培育期，還沒有形成支柱。我們的產業結構在支柱產業上，形成了一個“斷檔”，也就是魏省長說的“空窗期”。因此，我們必須既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又加快新興產業發展壯大。要探索用新的技術去改造傳統產業，并從傳統產業中派生出新興產業，將二者結合好，促進融合發展。
經濟增速下降，居民收入結構也要改變
第4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范文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經濟；均衡“陷阱論”；楊格定理；產業關聯；鎖定效應；多重均衡；比較優勢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雖然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邏輯性以及具體表現等基本問題仍存在較大爭議，但是不可否認，“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近年來國內最重要的經濟學熱點主題之一。越來越多的知名學者參與到“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討論甚至爭論之中，密集地發表了數量眾多、層次較高的論著。這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經濟學界對于當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同時，這些討論已經將“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從現象判斷、經驗分析和戰略推演推進至理論研討層面。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成為研究進一步深化的關鍵結點。
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就是在經濟學基礎理論中探尋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依據和模型基礎，依托基礎理論的框架和模型將現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時深化人們對于經濟學相關理論的認識。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討論的問題和思想，已經突破了現有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范圍和解釋力，那么就有必要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進行相應的發展和完善，當前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進經濟學相關框架和模型的理論價值。因此，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是研究的必然趨勢，學者們也在這一方面進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們發現，就現有文獻而言，當前學者們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經濟學基礎，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處。如果能夠進行更為深入的探尋，將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個更為可觀的理論圖景。通過初步研究，我們發現“中等收入陷阱”還存在一些更具理論深度的經濟學基礎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
二、問題的提出：現有成果評析及“再發現”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識和理論思考
雖然明確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詞，最早出現于2007年世界銀行在北京的報告《東亞的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觀點卻出現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開始，國內關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討論[1]，可視為當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時任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在兩會期間概括了“拉美現象”。他認為“人均GDP達到1 000美元以上，邁上重要歷史臺階，但是要警惕‘拉美現象’”，即“登上這個臺階以后，經濟在一段時間內停滯不前，社會矛盾突出，甚至加劇兩極分化和社會震蕩”[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銀行所劃定的“中等收入國家”的界定標準②，馬凱的概括已經是與“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較清晰的表述了。當然，據此認為在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經獲得全面系統的研究，甚至認為世界銀行“炒冷飯”也是不恰當的。首先，由于關注的焦點集中于“拉美現象”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國內關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討論，未能挺進至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研究領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視為“參照性案例”和“個案現象”，并未引發學者們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其次，世界銀行將在此之前國際上已經廣泛討論的現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這個新背景就是世界銀行關于東亞經濟發展現狀的基本判斷和預見：2006年，東亞地區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一旦越南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實現），那么東亞地區將有超過95%的國家成為中等收入國家。東亞地區的未來將主要取決于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和表現”。基于這一背景，如果東亞諸國也在“中等收入階段”陷入經濟增長停滯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圍而言，中等收入階段可能遭遇經濟增長困境的現象就不再是“拉美個案”，而是全球多數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演變為一個需要認真審視的東亞問題，以及需要深入討論的可能具有普遍意義的階段性問題和理論性問題。
另一方面，隨著東亞諸國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全球范圍內的主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也將逐步從“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起步問題，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僅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也會引發深入的理論思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困難和麻煩，不僅僅出現在經濟的低收入階段和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問題集中在“低收入階段”，解決了低收入階段的資本積累問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就會“一帆風順”，這一觀點，并不是經濟學家明確堅持的觀點，但是至少可以視為發展經濟學和經濟階段論學者習慣的“話外音”。在此我們可以簡單試舉兩例。在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的階段》中將經濟發展分為六個階段：“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民眾的高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雖然羅斯托也認為從“‘起飛’階段到”到“向‘成熟’推進階段”大約需要 60年左右的時間，但是關于“起飛”的比喻還是容易將人們引入“起飛”前艱難積累與“起飛”后騰空躍進的聯想。因此，提到羅斯托的“階段論”，困難集中在“起飛”之前，起飛之后會順利實現增長的觀念，幾乎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如果這一觀念在羅斯托的表述中尚屬“聯想”范疇，那么，發展經濟學代表人物劉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確：“經濟發展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去理解一個由原先的儲蓄和投資占不到國民收入4%或5%的社會本身變為一個自愿儲蓄增加到國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經濟的過程。它之所以成為中心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的中心事實是迅速的資本積累（包括用資本的知識和技術）”[3]。劉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讓人們認為，只要解決了收入和資本積累問題，或者只要度過了最為艱難的積累階段，有了收入和資本，經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什么大的問題。另一方面，像“貧困的惡性循環”“低收入陷阱”等理論，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討論經濟增長的困難，在解決了低收入階段的生計問題和資本積累問題之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困難則很少被提及。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警示世界多數發展中國家可能在度過“低收入階段”的困難之后，將遇到的新的困難，既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也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其實，也已經有學者開始討論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的歐洲所出現的“高福利病”或“歐洲病”[4]。
將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引入不同收入階段都可能出現的階段性的困難，消除傳統上“有了收入和資本積累就會一帆風順”的習慣認識，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發的理論思考。
（二）階段論和陷阱論：傳統提法，仍需明確方法論源頭和基本模型
雖然部分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對于發展經濟學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并非無源之水，它只是發展經濟學習慣稱謂的自然延續。“中等收入”標識了一個經濟發展階段，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劃分不同的階段，是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傳統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則是發展經濟學描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困境的習慣稱謂。
除了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論，亞當·斯密的經濟社會階段劃分論、李斯特的經濟階段論、錢納里的工業化進程階段論、霍夫曼工業化階段論、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階段論等，都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習慣劃分方法。世界銀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國家”到“高等收入國家”的階段劃分，是這一傳統的延續和規范化。隨著“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開，日本學者大野健一就從產業升級的階段劃分入手，闡述了“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重視國際直接投資（FDI）的作用，以人力資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釋“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彥對于東亞經濟發展“五階段”的重新劃分[6]，也被用于闡釋東亞諸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停滯和困境也是發展經濟學的習慣做法。例如馬爾薩斯人口模型所強調的經濟增長困境，在發展經濟學中通常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或“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納克斯“貧困的惡性循環”也被稱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爾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區的“一個便士的資本主義”，也將落后的停滯狀態視為一種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狀態”。Mark·Elvin針對中國經濟史的“李約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說[7]，姚洋通過動態均衡模型證明了中國土地投資回報高于工業回報的“均衡狀態”導致中國錯過了科技革命[8]。
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探尋還是卓有成效的。就現階段形成的基本共識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階段所面臨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停滯現象，將這種可能的困境描述為“陷阱”也只是發展經濟學的學術習慣使然。發展經濟學的常見的“階段論”和“陷阱論”，可視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
但是，把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努力停留在這個層面上，還存在明顯的不足。在理論上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是什么方法論工具和經濟學思想，能夠為“階段劃分”提供一個堅實的方法論源頭？換言之，“階段論”的經濟學基礎又是什么呢？我們所看到的發展經濟學“階段論”，通常是學者依據其關注的經濟問題，從某個視角結合歷史經驗所做的“階段性分割”，將這種劃分與“階段性出現的經濟發展困境”相聯系，明確相應的劃分標準，并將這些劃分標準納入經濟學基礎理論進行解釋，進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這一切都需要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源頭，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同樣需要一個與之匹配的方法論源頭。
第二，既然經濟增長的困難不僅出現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構建一個能夠兼容不同階段的周期性困難的經濟學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礎上討論“中等收入階段”所面臨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僅停在某個收入水平上的“個別分析”，一個既能區別不同收入階段的“階段性特征”，又能將不同階段的“均衡”納入統一分析框架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探尋的最終目標。
（三）比較優勢論：應納入開放條件下的重要理論支撐
通過比較優勢，或“動態比較優勢”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另一個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認為經濟增長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現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國家具有人力資源和技術等比較優勢，能夠保障經濟的高速增長，低收入國家則具有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可以支撐高速的規模擴張，但是中等收入國家的比較優勢則相對不足[9]。在國內，張其仔通過動態比較優勢的“H-K”模型指出了我國“比較優勢斷檔風險”[10]，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撐。蔡昉也認為基于比較優勢和動態比較優勢的研究“暗示了一個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論解釋”[11]。
然而，以“比較優勢缺失”來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在邏輯上一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是相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言的，其意義在于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如果說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易中的狀態和地位，能夠左右這個國家經濟增長，那么，這種“外在于”國家經濟增長“內在規律”的因素，是如何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顯然，從“外在因素”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兩者之間還存在一個有待添補的邏輯環節：為什么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依賴對外開放和比較優勢？對外貿易和國際市場等“外在因素”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也說明，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經濟學基礎方面，“比較優勢論”只能充當開放條件下的一個必要的理論支撐，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理論相關模型在開放條件下需要納入和統一到“內在規律”分析框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能獨立充當“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
（四）“再發現”的方向：源頭、模型和開放性
綜上所述，要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進行“再發現”，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個方向。第一，一個能夠解釋經濟發展階段性差別和階段性特征的基礎性的方法論源頭。第二，一個基于上述方法論源頭能夠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統一的，同時又能標明階段性差異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論源頭和規范的模型最好能夠就“比較優勢”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機理進行較為清晰的解釋。顯然，這三個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較大的難度，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難以深入下去的癥結所在。
三、方法論源頭：金融外部經濟
比較發展經濟學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和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經濟周期理論可以發現：“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其關鍵在于“結構重要”命題以及產業關聯機制。將“結構約束”和“經濟效率”相統一的金融外部經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的方法論源頭。
（一）結構重要：從階段論與周期論的比較研究開始
“發展階段”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如果關注點集中于不同發展階段的“階段性特征”，以及相鄰發展階段之間的過渡等問題，那么，僅僅關注“波動規律”的“經濟周期”理論分析工具，是明顯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經濟周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中被抽象掉的“結構性差異”則顯得非常重要。本部分從“階段論”和“周期論”的差別開始進行討論，將闡明由于抽象掉了結構性差異，“經濟周期理論”對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長期規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關鍵的內容。過度依賴“經濟周期理論”，忽略結構性問題，可能是經濟學基礎理論在“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上解釋力不足的重要緣由。這為我們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確定一條較為清晰的理論指向。
我們的分析可以從這樣一個“總產出”公式開始：
Y=A·F（L，K），
其中Y表示產出量，A表示技術水平，L和K分別表示勞動和資本數量。
這一公式是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所普遍采用的“生產函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產出規模”，被抽象為一個統一的加總的指標“Y”。相應的，經濟增長理論所討論的“經濟總量”和“經濟規模”的增長和波動，也是這個“總產出”的增長和波動。這種處理方式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基本共識。很明顯，這種處理已經將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歷史現實卻表明，結構比例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顯著的，這一差別一直被視為比“人均收入”更為重要的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關鍵指標”④。可以說“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抽象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內容之一，也導致經濟學基礎模型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差異。
當然，任何一個理論都沒有必要囊括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所有特征。“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也完全可以做出類似的辯解。但是，當我們關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困難”時，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作為解釋對象時，這種“抽象”將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同時被“抽象”掉的正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產業之間的結構約束和供求關聯機制。
當學者只關注一個抽象的“總產出規模”時，其假定的不僅僅是“對不同產業的結構比例不再關注”，還包括“生產出的東西都能夠找到相應的交易對象進行交換”。回顧一下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總量分析不難發現，“國內生產總值”即“總產出”在市場上可能遭遇的銷售困難，只來自于總支出和總需求方面，只有支出總量和需求總量的不足，才構成這些“總產出規模”在市場上的銷售困難。換言之，“只要貨幣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間的市場交換將不會出問題。因此，以此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必然將經濟周期波動、就業不足、物價波動和經濟政策的關注點集中于“貨幣總量”等指標上。
如果我們將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納入視野，我們將發現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并不是所有的產品都能夠在市場上順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對象。這就是產業之間的“供求關聯”。任何一個產業的產品，都需要與其他產業部門相交換。在一定時期內，或者說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各產業之間彼此的“供求關聯”是相對穩定的。因此，某一個產業規模的擴充，必然要求其他產業規模的相應擴充，否則，“單獨擴充”其規模的產業，將由于“交易對象”的不足，而面臨更高的生產成本（上游產業生產的原料和中間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銷售價格（購買其產品的部門生產的“交易物”不足）。我們可以將這種“關鍵困難”表述為：任何產業部門的擴張，都依賴于那些與之相關聯的產業部門的“協同擴張”，否則“單獨的擴張”將受到懲罰。相應地，這一機制也會形成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當與某一產業相關聯的多數部門或者主要部門已經實現了擴張，那么，這一產業的擴張將是“自然的”“順暢的”，甚至是“強制的”。這一原理意味著，從“經濟結構”視角對經濟總量波動、就業量變動和經濟政策等基本問題，提供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根本性解釋，這是“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長期忽略的一個根本性解釋。
其實，在經濟學中，這種“結構因素”和“關聯機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確的。經濟增長問題，在經濟學中被視為“擴大再生產”問題。擴大再生產的實現，不僅僅是總體產出的問題，不同產業之間的結構和關聯問題，必須被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馬克思關于這一問題的著名論斷：
“當我們從單個資本的角度來考察資本的價值生產和產品價值時，商品產品的實物形式，對于分析是完全無關的，例如，不論它是機器，是谷物，還是鏡子都行。……說到資本的再生產，我們只要假定，代表資本價值的那部分商品產品，會在流通領域內找到機會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要素，從而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同樣，我們只要假定，工人和資本家會在市場上找到他們用工資和剩余價值購買的商品。但是，當我們考察社會總資本及其產品價值時，這種僅僅從形式上來說明的方法，就不夠用了。產品價值的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另一部分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這在表現出總資本執行職能的結果的產品價值本身內形成一個運動。這個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式的制約。”[12]
因此“社會總產品”不再被視為一個整體的C+V+M，而是區別為兩個不同部類的I（C+V+M）和II（C+V+M），無論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兩個部類之間在結構和比例上都要服從相應的等式要求：簡單再生產條件下I（V+M）=IIC，擴大再生產條件下I（V+V+M/X）=II（C+C）。違反這些比例結構將會形成“價值革命”，導致經濟危機。在馬克思那里，這種“結構約束”是引發危機、阻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在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中，貨幣和總需求政策問題，才是導致經濟波動的關鍵因素。
總之，抽象掉了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不僅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而且忽略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困難”，經濟結構顯得尤為重要，一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方法論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
（二）金融外部經濟：結構與效率相統一的方法論源頭
雖然在古典經濟學和經濟學中包含了可以處理結構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大量有價值的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慮到“中等收入陷阱”與發展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之間的特殊的關系。我們還是從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脈絡中明確“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論源頭。
金融外部經濟就是這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方法論源頭。實際上，金融外部經濟也一直充當著發展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1943年，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產業部門之間的交互依賴。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統論述了“技術外部經濟”和“金融外部經濟”概念，并將羅丹的研究視為對金融外部經濟的應用。自此，金融外部經濟成為討論不同產業、不同區域結構性依賴的關鍵方法論基礎。西托夫斯基也被視為金融外部經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實，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經濟概念，是經濟學家維納于1931年提出的。
我們認為，金融外部經濟是操作結構性差異、產業關聯機制的關鍵的方法論源頭。要闡明金融外部經濟的方法論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點，對金融外部經濟進行剖析。
1931年，作為對經濟學界20世紀20年代“成本大爭論”的總結，經濟學家維納在《經濟學》期刊發表了著名論文《成本曲線和供給曲線》，系統闡述了現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常見成本曲線，同時也在分析中明確提出了“金融外部經濟”（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經濟可以表述為，由于對服務和物質產品整個產業的購買量增長所導致的服務和物質產品價格的下降。產業A的金融外部經濟可能是其他產業B的內部經濟或外部經濟，如果產業A購買了更多的服務或物質產品，它們的價格將下降，因為產業B可以用更低的單位產品生產出這些產品”⑤。這是金融外部經濟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從這個表述中不難看出，金融外部經濟實際上是外部經濟的報酬遞增機制在產業關聯領域的延伸和應用，是報酬遞增機制與關聯機制的結合體。
產業關聯是各產業產出規模之間的交互依賴。而報酬遞增機制則是規模與效率之間的密切關聯，是指生產規模越大，生產的平均成本越低。導致這一機制的原因包括：規模擴大為更為專業化的分工提供條件，促進了技術進步和勞動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產規模提高了對固定資本的利用效率，使單位產品分攤的固定成本減少，等等。所謂金融外部經濟就是指一個部門的生產效率受到與之存在供求關聯的部門的生產規模的影響。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將“產業關聯機制”所描述的“規模聯系”和“結構依賴”，推進至“效率聯系”和“技術聯動”。在金融外部經濟的視角下，由于各產業規模之間的必然聯系，各產業以規模擴張為基礎的效率提升和技術進步，相互關聯、相輔相成。
這一原理最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楊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經濟的表述更為貼近本文所關注的“結構因素”“產業關聯”“技術進步”等內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廣泛分布于高級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領域，因此本文選擇“金融外部經濟”來指代這一原理。關于這種依賴和關聯機制，克魯格曼將其表述為：“這種循環關系意味著一國可能會經歷自我強化的工業化（或者無法實現工業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
金融外部經濟只是描述了各產業之間相互關聯的“結構依賴”和“效率依賴”。那么，如何將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發展障礙”呢？
實際上，發展經濟學的“平衡增長”理論，例如“大推進”理論、“貧困的惡性循環”等理論，都是從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經濟”的思想，同時也是對“發展障礙”問題的模型化解析。但是，這種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說并不完全符合經濟學模型所要求的嚴謹的學術規范。由赫希曼發起的對“平衡增長”理論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這一理論的失敗。其實，赫希曼的“產業關聯”機制、“關聯效用”和“主導產業”等理論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經濟基本思想的另一個表達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卻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時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夠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觀點。這也是金融外部經濟理論在后來需要被重新發現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經濟
20世紀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經濟為基礎的“大推進”理論等“超發展理論”重新被相起關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對“大推進”理論的模型化。克魯格曼將這種模型化的成果稱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較為簡化的數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們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經濟的核心思想，提供一個更為簡潔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彈性供給假定。將我們討論的范圍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門的城鎮工業化部門，除了這些部門之外，還存在一些能夠為這些部門提供彈性要素供給的低效率地區或低效率部門。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經濟”為前提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只要一國經濟仍存在城鄉差異、區域差異，存在一部分部門為另一部分部門提供具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我們的分析就可以進行。由于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發展中國家往往無法實現完全的市場化，部門之間和區域之間的效率差異普遍存在，且整體經濟增長的表現主要依賴于效率較高的工業化部門，所以，這一假定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關研究還是可以接受的。在歐盟，其勞動力、資本流動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實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國家，這樣的彈性要素供給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產業關聯機制。國民經濟存在眾多部門，一個部門能夠獲得的“回報”取決于這個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交換”。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門產業規模都相應提高后，這個部門所獲得到的回報，即收益才能相應提升。
第三，存在規模報酬遞增機制和離散的技術分布。隨著規模的提高，每一個產業在不同的生產規模上單位要素的產出效率提高，促進企業采用新技術，即更高的生產規模意味著高技術水平的人均產出會提高。但是，技術是離散分布的。同時，更高的技術也意味著單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們可以假設，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會高于技術所取得的產出的增長幅度，即只有在經濟方面“合算的”⑧技術才會被采納。
如圖1所示，生產規模從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別為FA、FB和FC，其中生產規模越大，技術水平越高，例如生產規模的要素使用量達到FB時，可以采用更高的技術，從而QB/FB>QA/FA，同樣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術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價格，單位要素價格計為W，其成本計為C。
由于存在“要素彈性供給假定”，我們可以將分析限定在各產業部門的規模持續擴大的規模擴張式的“經濟增長”背景之下。在這一背景下，依據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似乎經濟增長會“一帆風順”地進行下去：各產業的生產規模越大，單位要素的產出越高，同時產出規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報酬的提高幅度，工業化部門會持續擴張下去，其效率水平會越來越高，人均收入也會越來越高。但是，由于存在“產業關聯機制”，模型的結果將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產業間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關聯機制，一個產業部門在相互關聯的市場交易關系中能夠“換得”的產品，取決于其他產業的生產規模，這些在交易中所換得的產品，就是這個部門的“實際收入”。這個“實際收入”并非取決于這個產業自己的生產規模，而是取決于那些與之交換的各部門的產出規模。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企業采用“新技術”后“要素成本”的上漲幅度低于生產規模的上漲幅度，但是，如果其他產業部門的生產規模未出現擴張，那么，產業的“實際收入”將不會增長，因此，擴大生產規模、采用新的生產技術，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產業的生產規模都相應擴張到新的水平上，新技術才是合算的。所以，經濟系統并不會自然的持續擴張，絕大多數產業的規模被確定在某一個水平上時，各產業最優選擇的均衡點，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產規模和更高的技術，而是保持在原有技術水平上。
因此，隨著各產業部門生產規模由小到大，經濟系統“均衡機制”的結果不是生產規模的持續擴大，而是會存在多個離散的均衡點，越大的生產規模，對應著更高的均衡點、更先進的技術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個均衡點，必須所有產業部門的生產規模都相應擴張，才是“合算”的，任何一個產業部門單獨擴張，將會因為“實際收入”增長滯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長而變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產規模才是符合“均衡機制”要求的最優選擇。相對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點”而言，較低水平上的均衡點，就是發展經濟學中所說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相統一的“陷阱論”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時，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布賴恩在“路徑依賴”的基礎上，系統論證了經濟系統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布賴恩的分析也是以“報酬遞增”機制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論和研究思路的差異，布賴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視為“演化經濟學”等理論的代表。在這里，我們可以借用布賴恩的術語，對于經濟系統交易出現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提出一個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釋。
任何一個均衡點，都可以通過“成本—收益”機制促使經濟系統向均衡點移動。如果A、B、C三點分別代表低、中、高三種收入水平。以B點為例，當經濟系統從低于B點的收入水平接近B點時，各產業之間以QB為基礎的交易關系逐步形成“均衡機制”。這時，各產業所面臨的市場交易規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產業規模的擴大形成“正向激勵”，各產業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會受到均衡機制的“吸引”進入B點。這種情況下“均衡機制”的動態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現為經濟系統“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動，形成良性循環，構成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自我強化”機制。但是，一旦經濟系統進入B點，各產業部門以QB為交易量的市場供求關聯最終形成，當經濟系統試圖繼續擴大生產、改進技術、提高收入時，以B點為中心的“均衡機制”同樣會發揮其“吸力”，在某些產業部門擴大生產時，需要面臨其他產業部門較小的生產規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導致收入增長滯后于成本上漲，甚至收入無法增長。產業規模擴張面臨“均衡機制”的“懲罰”。這種情況下，同樣是市場“均衡機制”的動態作用形成的“吸力”，卻表現為經濟系統難以實現“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鎖定效應”。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動態機制可以表述為：經濟系統“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動態過程，隨著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術水平由低到高，經濟系統將在經過不同的“均衡點”時，交替出現“自我強化”的良性互動和“鎖定效應”的惡性循環。這是對中長期經濟周期，尤其是伴隨著技術進步的經濟周期的另一個“結構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進入均衡狀態的經濟系統所面臨的“鎖定效應”，就是各種“陷阱說”的經濟學基礎。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為階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論支撐
上述分析還未在模型中引入階段性的“結構性差異”。實際上，技術變革本身，就具有明顯的“結構性差異”特征，不同的技術水平，往往對應著生產部門之間不同的分工關系，不同的中間產品鏈條和產業間不同比例結構的差別。
最為典型的“結構性差異”模型莫過于馬克思的“再生產圖式模型”，在這一模型中，技術進步被處理為“資本有機構成”即C/V的提高，而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對應著生產資料生產部門，即第一部類在總產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雖然“產業關聯”可以將這種“結構性差異”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結構差異”的引入本身，也會形成對經濟發展障礙的另一個有力的解釋——由于產業之間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個均衡點，經濟系統需要適應產業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那么，調整的困難還將進一步增加：各產業之間的交換數量需要發生相應的調整，調整的過程中必然需要部分產業承擔收益與成本變動，某些產業可能會因此而受益，另一些產業則會因此而受損。“新結構”的形成，會比原有的結構約束面臨更多的風險和困難。當然，這一要素的引入也說明技術進步與結構調整具有統一性。
五、對策悖論與開放條件：“比較優勢重要”的模型解釋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經濟系統進入某一個均衡點，固守于“均衡點”就是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結果，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對策往往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對策悖論”。但是如果將封閉條件下的“均衡狀態”推廣到開放條件下，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均衡機制”所形成的“鎖定效應”將獲得緩解。這也部分地解釋了“比較優勢重要”命題。
（一）“鎖定效應”下的對策悖論
“鎖定效應”下的對策悖論就是“市場”與“計劃”之間的悖論，換言之，就是政府干預與否的悖論。按照“大推進”理論的邏輯，各產業在結構約束下的發展，需要產業規模“協同擴張”。然而市場機制則很難實現“有計劃的協同”，完全依托自發的市場均衡機制，其作用將不是“推進”，而是“鎖定”。因此，政府干預下的投資和“推進政策”成為發展經濟學重要的政策主張。然而政府的推進并非是單獨對某一個產業領域的支持，而是對各產業協同擴張的“大推進”，即對整體國民經濟的系統干預。實踐證明，這種干預在推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往往會形成對市場價格機制的破壞。除一系列“尋租”和“腐敗”問題外，更為嚴重的負面因素在于市場機制的運行規則可能因為政府的過度參與而受到損壞，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場機制進行政府干預，利用“稅收杠桿”等手段，通過市場機制施加政府的影響，也許是最佳選擇。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預，又防止市場損害市場活力，其“分寸”是很難把握的。通常，這種“最佳選擇”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理想狀態”。
（二）對外開放克服“對策悖論”
對外開放是克服上述“鎖定效應”，更具可操作性的對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對于“獨自擴張”部門進行懲罰的，正是封閉的經濟系統中產業之間的關聯機制。實際上，要克服這種“鎖定效應”，除了要求各產業部門在生產規模上實施“協同擴張”的“平衡增長”外，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暫時地突破這種“關聯機制”的約束。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發展國際貿易，引進外資，就是突破這種“關聯機制”的有效選擇。
在開放條件下，具有出口潛力的部門的“獨自擴張”將不再受到“關聯機制”的約束和“鎖定效應”的限制。生產規模擴大后，可以將更多的產品銷往國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國內市場各部門所提供的“交易規模”的限制。同時，“出口部門”生產規模的擴大還會通過“關聯機制”的作用，帶動其他相關部門的擴張，從而拉動經濟系統逐步脫離“均衡點”。當然，這種“開放政策”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一國需要具備能夠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而且這種比較優勢，需要在一國在脫離“均衡點”之前持續存在，或者不同“比較優勢”之間的銜接不會出現“斷檔”。否則，如果“比較優勢”在經濟系統進入到下一階段的“自我強化”之前就被耗盡，或者其力度嚴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國經濟在脫離“均衡點”的過程中，面臨重新回歸“均衡點”的“鎖定效應”，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出現“倒退”。另外，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分工也要受到國際市場風險的影響。全球范圍內的系統性風險將導致一國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的根本規律依然根植于一國經濟自身的條件，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所提供的僅是部分產業部門生產規模的“調整”，使國民經濟的“結構約束”出現一定范圍的“伸縮性”。但是最終的經濟發展動力必須源于國民經濟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市場活力。因此，過渡依賴國際市場，放棄合理的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建”和“回歸”，無異于放棄了經濟發展的獨立性，最終會因“比較優勢”的耗盡或國際市場的動蕩而遭遇打擊。
六、結論與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論價值和未來圖景
綜上所述，我們可這樣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將經濟發展劃分為不同階段，將某一階段上的經濟發展困境描述為“陷阱”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習慣用法。“中等收入陷阱”是發展經濟學各類“陷阱論”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標識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結構性差異”并兼容不同經濟發展階段“陷阱”因素的統一的經濟學模型。將理論源頭回溯到各類“陷阱論”的方法論基礎，即“金融外部經濟”，同時將重振金融外部經濟的高級發展經濟學“多重均衡”模型應用于解釋經濟系統周期性出現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將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較為規范的基礎模型。在這方面，經濟學所表現出的潛力和方法論優勢也值得關注。另外，這種分析也揭示了另一個重要的理論發展圖景：以政治經濟學再生產圖式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結構論”，是解釋經濟增長、就業和相關經濟政策等宏觀經濟學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現象的理論基礎[16]。構建以“結構論”為基礎的動態的經濟周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可以將長期分離的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等理論實現有效的綜合，對于各類經濟發展問題提供堅實的基礎理論模型，是一個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釋：
①也有觀點認為《東亞經濟半年報2006》已經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見明確的原文獻支撐。2006年11月份的《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報告》中的確涉及了東亞的“中等收入”問題，但是報告也指出，其觀點引自吉爾和卡拉斯的《東亞的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報告。
②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間還存在較小幅度的差異，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發展經濟學：從貧困到富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轉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經驗與針對性》，《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12期。
④受購買力平價等因素的影響，“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結構”等相對性指標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這種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釋議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與貨幣有關的，引涉貨幣的。從維納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斷，金融外部經濟所討論的實際上是涉及到貨幣對商品和勞務購買的，產業間的供求關聯。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在有些場合也被譯為“貨幣外部經濟”，筆者認為也可譯為“供求外部經濟”或“購銷外部經濟”。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這里使用“金融外部經濟”而不是“楊格定理”，概括這一原理，主要考慮到“金融外部經濟”與主流經濟學的關聯更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結構”和“產業關聯”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經濟”為主題的模型化努力相對較多。
⑦赫希曼認為，羅森斯坦和納克斯的關鍵思想是“平均的增長”，赫希曼通過“關聯機制”論證了“非平均增長”，其實羅森斯坦和納克斯以及其先驅楊格的論述中，關聯機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長”的關鍵因素。
⑧至少在“生產效果”上是合算的，當然，更多的產品能否獲得與之相匹配的回報，還要看市場交易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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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范文
一、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目標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特征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構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首先要根據中國國情設定相應的發展目標。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目標可分為階段性目標與最終目標。
(一)階段性目標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有13億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剛超過3000美元，按照聯合國標準，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任務十分艱巨。我國又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難以在短期內改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特殊困難。但是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的締約方，從中國人民和人類長遠發展的根本利益出發，國務院總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上提出，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第一個階段性目標是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將這一目標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第二個階段性目標可以設定為到2050年建成低碳經濟社會。
(二)最終目標
從發展階段來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是高碳社會向更高一級的無碳社會發展的過渡階段，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使經濟增長擺脫了高碳排放模式，協調了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其最終目標是要增強人類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二、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衡量指標
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相對于高碳經濟發展模式而言，是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權威數據表明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超過80%，因此可以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代替溫室氣體排放量，作為衡量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最重要指標，具體來講，碳排放量又可分為總量指標和單位指標。
(一)總量指標
總量指標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Kaya恒等式揭示了一個國家（或地區）主要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總量Q主要取決于四個因素：人口（P）、人均GDP（GDP/P）、單位GDP能耗即能源強度（E/GDP）和單位能源供給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即二氧化碳強度（Q/E），即Q=P•（GDP/P）•（E/GDP）•（Q/E）。
(二)單位指標
單位指標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這是一個績效指標。
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不僅要考察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對中國來說更為重要的是要考察其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規定發展中國家為了保證自己的民生需要，以及體現共同的差別責任，是不需要承擔實質性減排義務的，溫室氣體排放可以有一定的增量。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考慮到經濟將按照一定的增長率在增長，那么中國未來溫室氣體排放量還是會有一定的增量，所以用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衡量指標更具有現實意義。
三、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參與主體
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參與主體既不是單一的政府，也不是僅有市場微觀主體企業和居民，而是由政府、市場微觀主體、非政府組織等共同組成的、相互影響的多元市場主體，每一個參與主體都在其中承擔不同角色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政府
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政府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在低碳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這既是因為低碳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外溢性，符合中國和世界人民的長遠利益，也是吸收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符合中國的國情。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指導、引導、監督和宏觀調控等，具體包括制定低碳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計劃和發展戰略，制定和完善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運用稅收、補貼、信貸、直接投資等財政貨幣手段刺激低碳經濟發展，推行低碳經濟區試點工作等。[1]
(二)企業
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雖然政府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又不是萬能的和無所不包的。特別是目前中國已經不再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代，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運用市場機制來實現低碳經濟發展是基礎和核心。市場是供求雙方進行交易的場所和相互關系的總和。企業作為市場微觀經濟主體之一，是低碳產品的供給方，是社會生產的主導力量，其能否按照低碳經濟發展的要求來進行低碳生產、節能減排是實現低碳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作為生產者，企業是最主要的資源使用者和環境污染者，因此在謀求自身利益的同時，應該承擔相應的環境責任。為此，企業要強化環境責任，按照低碳經濟發展的要求，對生產的全過程進行控制，從材料采購、生產、包裝、銷售等環節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定期向社會企業的相關環境信息，積極推行低碳產品認證制度等。
(三)居民
居民作為消費的主體，是另一重要的微觀市場主體。有關調查顯示，1999-2002年間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的30%是由居民生活行為及滿足這些行為的需求造成的。[2]所以，只有居民實行低碳消費才能從根本上推動低碳生產，并最終推動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實現。低碳消費關鍵是居民要將環境保護和滿足自身消費需要相結合，要改變高碳消費傾向，摒棄不合理消費，自覺踐行低碳消費，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環境的損害。
(四)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是指處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社會組織。其分布廣泛且深入社會各階層，比政府能更廣泛、深入地開展宣傳教育活動，所以在低碳經濟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早些時候的調查所表明的，當談及環境議題時，人民對環境組織要比對國家政府或者公司更信任。”[3]國外的非政府組織如綠色和平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地球之友等在宣傳環境保護、倡導低碳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政府和市場所不能及的作用。我國的非政府組織如中國環境保護協會、野生動植物保護協會、中華環保基金會、自然之友、地球村等民間環保組織，雖然存在數量較少、規模有限、財力困難、法律制度欠缺等制約因素，但要充分利用其來自民間、扎根民眾的優勢，彌補政府與市場的空缺，做低碳經濟發展的踐行者和引領者。
四、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實施重點
低碳經濟發展貫穿于社會再生產全過程，生產和消費領域的低碳化是重點。
(一)生產領域低碳化
如何實現生產領域的低碳化，許多學者認為需要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對此，筆者認為不能盲目地寄希望于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4]首先從產業結構來看，其變化有自然規律，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第三產業不可能占主導，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空間有限。其次從能源結構來看，我國受 “富煤少油貧氣” 的自然資源稟賦、技術、資金、收入水平等限制，無法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性改變。
綜合考慮我國的產業發展階段、自然資源稟賦、資金、收入水平等因素，提高能源效率是實現低碳生產的最有效途徑。中國在1971-2005年間，約89%的二氧化碳減排量來源于單位GDP能耗的不斷降低。[5]而提高能源效率，技術創新是關鍵，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單位產值能耗，從而在能源結構不變的情況下降低碳排放強度。相關學者的研究證實了技術因素對我國能源強度的變化起了主導作用，在1980-2005年間技術因素對我國能源強度變化的貢獻率在80%以上。[6]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PCC）認為低碳或無碳技術的研究規模和速度決定未來溫室氣體排放減少的規模。低碳或無碳技術也稱為碳中和技術，包括溫室氣體捕集技術、溫室氣體埋存技術和低碳或零碳新能源技術等。[7]為此國家要加大對碳中和技術創新的投入，可以通過設立碳基金的方式促進碳中和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利用市場加快其推廣和應用，鼓勵企業開發低碳技術，加強國際間交流與合作，促進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
(二)消費領域低碳化
保持經濟增長是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在追求的目標，沒有一個國家愿意為了減少碳排放而放棄經濟增長。然而人們的消費需求、消費行為和生活方式是可以改變的，即轉向低碳消費方式。低碳消費是消費者以對自然、社會和后代負責任的態度在消費過程中積極實現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但是低碳消費僅靠消費者的自覺轉變將是一個極為緩慢的過程，因為消費者長期形成的消費傾向具有慣性，難以滿足低碳經濟發展的要求，因而需要政府和社會的積極引導。在對消費者的消費活動進行有意識、合理、科學的引導，實現消費行為的低碳化方面，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等都要發揮各自的優勢。政府要借助于其所特有的公信力和重要的社會職能，通過各級政府部門、學校等，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網絡等各種媒體，開展廣泛的宣傳教育，在全社會倡導低碳消費的價值理念和消費倫理，營造有利于低碳消費的社會氛圍，將低碳消費轉化成消費者的自覺行動。企業要向市場提供數量豐富、種類繁多的低碳消費品，還要充分利用廣告等營銷手段，促進低碳消費。非政府組織也要發揮政府與企業所不具有的優勢，積極引導消費者進行低碳消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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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范文
*世紀*年代以來，農民外出務工以及政府轉移培訓成為我國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模式。這種模式與我國發展階段特別是二元結構轉換以及加工貿易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是相適應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目前這一模式存在的一些問題正逐漸顯現。比如，對農民工的粗放式使用不利于農民的全面發展，不利于勞動力整體素質的提升；農民工主要向外地特別是沿海地區轉移，不僅增加了轉移成本，而且削弱了輸出地產業發展的勞動力支撐；城市對農民工的接納條件和環境欠缺，農民工融入城市困難重重；一些農村地區開始出現勞動力過度轉移問題，影響了新農村建設、農業產業化以及現代農業發展；等等。
這些問題的出現，表明我國農民問題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征，解決農民問題需要從側重轉移轉到側重培育。首先，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一步推進需要加強對勞動力的培育。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的持續較快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人口紅利”基礎上的，數以億計的農村富余勞動力為我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了有力支撐。但由于存在對勞動力粗放式使用、忽視勞動力培育與素質提高等問題，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日益突出，技術工人嚴重不足。這不僅制約了我國的產業升級和發展后勁，而且使解決農民問題面臨新的瓶頸。因此，需要把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與解決農民問題和勞動力培育結合起來，既關注農民向二、三產業和城鎮轉移，也關注農民的培育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使農民真正融入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其次，新農村建設特別是現代農業發展需要加強對勞動力的培育。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其實質是按照市場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要求，對農業和農村經濟進行整體性改造。這種改造既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等物的方面，又包括農民素質提高等人的方面。因此，解決農民問題的思路不應僅僅局限于培訓轉移外出務工人員，還應著力于培育新型農民。
黨的十七大報告深刻把握我國農民問題的階段性特征，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新思路。一是在農民的去向問題上，提出“轉移”與“培育”相結合的思路。一方面，發展鄉鎮企業，壯大縣域經濟，多渠道轉移農民；另一方面，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其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主體作用。二是在解決農民問題的方式上，明確了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市主動接納相結合的思路。黨的十七大報告還提出了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戰略思路。今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要在惠農政策的基礎上實施強農政策，通過健全城鄉統一的生產要素市場，引導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向農業和農村流動。強農政策的重點之一，就是強化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
由此可見，應根據我國農民問題的階段性特征，相應調整解決農民問題的思路，即從側重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轉到全面培育勞動力。首先，在指導思想上應明確全部農村勞動力都需要開發和培育，既為二、三產業發展提供合格勞動者，又為新農村建設培育新型農民。其次，城市應積極參與農民問題的解決，通過教育、培訓等公共資源的共享，促進農民工素質的提升。第三，農村地區應在繼續做好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同時，完善機制、優化環境，吸引外出務工農民返鄉創業。
第7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范文
摘要：按照對航空運輸和機場資源的需求和利用程度，航空經濟的產業類型可以劃分為航空核心產業、航空關聯產業和航空引致產業三大類；按照距機場距離的遠近，航空經濟產業的空間布局呈現出圈層特征，大體可以劃分為空港區、緊臨空港區、相臨空港區和輻射區四個基礎圈層；從時間特征來看，航空經濟產業可以劃分為運輸經濟階段、產業集聚階段和城市經濟階段。
關鍵詞：航空經濟；空間布局特征；階段性特征
2013年3月7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了《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發展規劃（2013～2025年）》，這是全國首個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航空港經濟發展先行區。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作為中原經濟區的核心增長極，其發展無疑需要良好的產業來支撐，而這又需要對航空經濟的產業類型與相應的空間特征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從一般性規律上把握航空經濟的走向。
一、航空經濟的基本產業類型
航空產業按照對航空運輸和機場資源的需求和利用程度，可以分為三類：航空核心產業、航空關聯產業和航空引致產業。
（一）航空核心產業
航空核心產業指直接利用機場提供的主要設施和服務等資源進行運輸服務或飛機制造的相關產業。機場所提供的航空器飛行保障服務是其產品（服務）生產過程中重要或必須的環節之一，如航空運輸業、航空物流業、快遞業和航空制造業等，機場直接參與到這些產業產品生產過程中，是其產業鏈上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航空物流業，機場跑道等資源是其重要服務設施，機場貨棧是為航空物流提供了必要的生產場所，航空運輸是航空物流服務產品生產的主要過程。這些產業對機場資源和服務的依賴性極高，具有極高的臨空指向性，通常需要緊鄰機場布局。
同時，航空核心產業也包括航空運輸業進行保障服務的相關產業，這類產業直接為機場內的航空制造活動和運輸活動提供相關保障，其目的是為了保證飛機制造企業、航空公司的正常運營，主要類型有航空配餐業、航空器維修業、航油航材業、航空培訓業等，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機場內的運營航空公司的數量、機隊規模等因素而衍生的市場需求。這些產業的發展直接依賴于航空制造和航空運輸活動，沒有航班飛行活動，這些產業也將失去存在的意義，因此產業臨空指向性較高，通常也需要緊鄰機場布局。
（二）航空關聯產業
航空關聯產業指對航空運輸服務有較高的敏感性，利用航空貨物快速安全和機場口岸功能的特殊優勢，可以有效降低其客貨運輸的時間成本，滿足產業對快速客流、物流位移的生產服務需求的產業。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依賴航空運輸，產品具有臨空區位偏好的高時效性、高附加值的產業，主要有高科技制造業、現代農業等。
第二類是知識、信息、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如人員交往頻繁的總部經濟、旅游業、會展業等。
（三）航空引致產業
航空引致產業指依托機場及上述兩類產業引發的大量客流、貨流資源，滿足各類機場旅客、員工及各產業從業人員的居住、教育、消費、購物、娛樂等生活需求，以及產業發展所必須的研發、培訓、金融、中介、廣告等服務需求，利用機場的區位優勢，通過產業鏈的延伸和完善，由各航空核心產業和航空關聯產業引發和吸收各類輔助、配套和支持產業，這些產業大多屬于現代服務業范疇，機場的吞吐量規模對這些產業的發展會產生一定影響，但更多的受其他臨空產業的規模和需求的影響。
二、航空經濟產業的空間布局特征
根據航空經濟區內不同的經濟單元與機場之間的聯系緊密程度的不同，機場周邊地區通常呈現圈層布局結構，但這種結構隨著機場通往市區的交通干道及聯系成本的大小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形。結合國內外眾多航空經濟區的發展實踐和理論研究，以距機場距離把機場周邊區域劃分為四個基礎圈層即：空港區、緊臨空港區、相臨空港區和輻射區。
（一）空港區的臨空產業分布
空港區也稱為機場運營區，其范圍通常在機場周邊的1km范圍內，主要布局航空核心產業。包括機場的基礎設施和與空港運營相關的行業，如航空食品業、航空維修業、航油航材總部、飛機后勤服務、旅客服務、航空貨運站等，以及航空公司的辦事機構，是直接服務于機場各方面的功能區。
圖1航空經濟產業的空間布局特征
（二）緊鄰空港區的臨空產業分布
緊鄰航空區的范圍通常在機場周邊的1—5km范圍內。緊鄰空港區是航空商業的活動地區，主要為航空運營、航空公司職員和旅客提供相關的服務的航空核心產業。其中，貨運物流、餐飲住宿、商業貿易、休閑娛樂、地區總部一般占到主要產業種類的80%，這一地區商業活動頻繁，就業機會較多，同時也會有部分航空關聯產業在此區域分布。
（三）相鄰空港地區或航空交通走廊沿線地區的臨空產業分布
這一地區的范圍通常在機場周邊的5—10km范圍內，或在航空交通走廊沿線15分鐘車程范圍內。這一范圍的臨空產業主要有兩大類型：一是主要針對航空周邊地區需求而產生的附屬產業，如航空公司總部，以及研發機構、住宅、大型超市、金融機構、會展業、旅游博覽、貨運等；二是由航空運輸供給吸引產業即航空關聯產業，此類產業借助航空運輸的便捷性和國際航航空航線網絡的輻射性，使經濟活動在更大空間范圍內得到擴展，例如高科技產業、會展中心、跨國公司總部以及用機場的區位優勢所發展的物流配送、郵件快遞業等。這個區域是航空經濟區規劃和研究的重點，將成為區域新的經濟增長點。
（四）輻射區的臨空產業分布
隨著航空經濟區的不斷擴展和完善，航空產業的范圍和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帶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這一地區既有輻射區原有的產業，如高新技術制造業、倉儲業、批發零售業等，也有受機場吸引從別處轉移過來的經濟活動，如休閑、會展、臨空農業、花卉業等。
三、航空經濟產業的階段性特征
航空經濟區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主要產業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體現了產業發展的一般過程。大多數的航空經濟區發展過程都會遵循圖2所顯示的階梯狀發展階段。
（一）運輸經濟階段主導產業類型
在航空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航空經濟區的主要產業表現為直接利用機場提供的主要設施和服務等資源進行航空運輸服務和航空運輸服務提供保障功能的相關產業。這一時期經濟結構中直接和航空運輸相的產業即航空核心產業占區域產值的絕大部分，而非航空運輸業產值較低。滿足航空運輸的產業主要包括飛機維修保養、航油航材供應、地面服務、航空配餐、航空物流和其他商業服務。個別的航空經濟區因其有一定的航空器材制造基礎，也會在這一時期發展起航空制造業。
（二）臨空產業集聚階段主導產業類型
隨著機場人流、貨流量的擴大，特別是當機場客流超過1000萬人后，機場周邊的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隨著航空網絡覆蓋面擴大，機場綜合型增強，航空經濟進入快速成長階段，航空經濟區內臨空關聯企業數量快速增長，區域內的產值結構臨空關聯企業產值將超過航空運輸業的產值成為航空經濟區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隨著臨空關聯企業數量的增長臨空引致產業的數量也會逐步增多，區域內的常住人口數量較前一階段明顯增加，航空經濟區域初現城市形態。
（三）城市經濟階段主導主業類型
城市經濟階段是航空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航空經濟區內，交通環境、人文環境得到改善和提高，常住人口達到一定規模，航空關聯產業和航空引致產業共同成為航空經濟區的主要產業，非航空產業產值遠遠高于航空運輸業產值，航空經濟區域空間較產業集聚階段進一步擴大，與腹地區域有機的融為一體，形成航空都市區。（作者單位：河南大學經濟學院）
基金項目：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招標課題：“三化”協調發展要以新型城鎮化為引領的理論與現實依據（編號：2012B152）
參考文獻：
[1]郭恒亮，曹青，鄭紫瑞.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建設若干問題的思考[J].河南科技，2013（7）.
第8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范文
現代化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經典作家曾說過：“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后來的景象。”對比與厘清英、美、日、韓等國家快速發展時期的特征、面臨的問題、當時的處理措施及未來影響等，無論是從宏觀上還是微觀上對中國都有重要借鑒意義。在先發展國家的啟示之下，我們可以避免走其他國家相同時期走過的老路，把握好當前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對比英、美、日、韓等國這一時期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如果處理好這一時期的各種經濟社會矛盾，就能夠很快上一個新臺階，處理不好，容易產生經濟和社會危機：
――英國，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百年間經濟加速發展，但并不能完全擺脫國內面臨的諸如富人與窮人間的尖銳對立等社會問題。英國政府及時調整政策，采取了多項社會改良政策，才沒有爆發嚴重的社會危機。
――美國，從1870年到1929年的近60年實現了迅速崛起。一戰后的20年代美國經濟發展到達新的高峰。但經濟發展所掩蓋的問題，如勞資關系緊張、分配不均問題，社會保障體系缺位問題，政府不懂宏觀經濟調控等，到1929年危機大爆發時才顯示出來。
――日本，從1957年到1975年的近20年間，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9.5%。但上個世紀70年代的多黨紛爭、石油危機、通貨膨脹等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使日本執政黨面臨政治危機。“危機補償機制”及時開啟，使日本政局和社會漸趨穩定。
――韓國，從1960年開始到1990年的近30年，經濟奇跡般地實現了快速發展，保持了年均增長9%的高速。但在韓國經濟起飛階段的后期，一系列危機日漸暴露出來，使得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面前陷入困境。
――墨西哥，從1940年到1970年的30年間，創造了“墨西哥奇跡”。但是，1968年爆發的學生運動成為此后社會危機爆發的導火線。1970年推行了依靠雙赤字來支撐的“分享發展戰略”，快速發展卻未能延續。
為此，本期特別策劃，我們約請相關專家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探討，并收集整理了相關資料，以期從國際視野來審視中國的快速發展。
第9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 工業化 投資
一、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選擇
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貫穿于經濟運行的全過程，但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及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特征，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初中期階段，資本積累必須達到較大的規模和較高的增長速度，從而依靠投資啟動經濟快速增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后期階段，資本積累的規模和增長速度應適度降低以避免生產能力過剩，必須進行投資結構的調整提高投資效率以促進技術進步，增強投資啟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性。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時機選擇應特別注重經濟周期性影響。
投資啟動擴大的是生產性需求，而消費啟動擴大的是消費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消費成為啟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應當在工業化后期階段，而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由于資本相對匱乏，可以考慮選擇消費或同時選擇消費和投資作為啟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但如果過分強調消費的啟動作用可能會導致經濟處于低收入水平的惡性循環。
主流國際貿易理論和多個國家經濟發展實踐表明，凈出口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對擴大總需求或彌補國內需求不足起到重要作用，對于小國而言，凈出口需求可以是啟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性機制，但對于經濟大國而言，凈出口需求只能是一種輔機制。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現狀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從1979至2014年，中國CDP年平均增長率接近10%，人均CDP由改革開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當前的7485美元左右，一躍成為當今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人均GDP為7485美元，第三產業從2004年以來快速發展，到2013年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了46.8%，與第二產業基本持平，第一產業比重由2004年的7.8%下降了2.9個百分點。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不斷下降，至2013年占就業總人數比重的31.4%，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3.73%。因此中國經濟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工業化發展階段的變化，意味著經濟發展的驅動因素將發生改變，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投入，而后期階段就轉變到主要依靠技術進步上來。換句話說，源自經濟系統的、依靠技術進步驅動經濟發展的內生倒逼機制正在形成過程中。
三、經濟增長的動力
投資、消費和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征和宏觀調控的目標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作用。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整理得出2001年-2013年三大需求對GDP的貢獻率和拉動百分點。（1）2001年的時候消費對于我國GDP的貢獻更大一些，之后呈現出先降后升的趨勢，在2011年和2012年再度超過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2013年又有所下降，投資的動力作用增強。（2）到了2002年之后，投資拉動GDP的百分點呈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在2009年達到了最高值為8.06個百分點，貢獻率為87.6%，這主要來自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政府出臺的四萬萬億投資計劃。（3）凈投資的波動幅度很大，2008年之前，我國經濟發展一度依賴出口和投資，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出口嚴重受阻，凈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出現了負值。在大部分年份投資拉動GDP百分點比消費拉動百分比高。綜上所述，我們得到一個基本結論，2000年以后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以投資和消費為主，投資的動力作用更強。
四、投資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自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雖然己經有所復蘇，但是，歐洲、美國、日本都尚未進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以恢復經濟正常增長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長時間的低增長、高失業、高赤字的新常態，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增長不容樂觀。筆者不認為中國應該從投資拉動型的增長轉向消費拉動型的增長。消費固然重要，但以消費來推動增長，就意味著每一年都必須要增加消費。唯一能夠保證每年增加消費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說每年都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手段如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以及改善基礎設施等都離不開投資。
經過35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仍然存在很多經濟和社會回報高的投資機會。第一是產業升級，第二是基礎設施。這些投資都會給經濟和社會帶來高回報。要依賴投資拉動經濟，除了要擁有良好的投資機會外，還需要有投資資源。第一，中國政府積累的債務只占GDP的40 %，第二，中國的儲蓄率將近50%，政府的投資可以撬動私營領域的投資。第三，投資需要進口技術、設備及原材料，中國的外匯儲備有4萬億關元，居世界首位。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可喜的發展，但是由于人均GDP、城市化率、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水平較低，中國正在向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現在不僅擁有難得的投資機會，還擁有豐富的投資資源，所以中國應該繼續主導依靠投資的增長的模式，但是要注意投資結構的調整，同時兼顧消費的動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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