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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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

論文摘要:跨國公司葉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化促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了跨國公司區域內規模的擴張。但隨著跨國公司一體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跨國司一體化將可能導致壟斷，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則提倡競爭。

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在發展過程中相互促進，相互支撐，相互依存，跨國公司的發展，特別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化有力推動了區域經濟在宏觀領域實現一體化，反過來，區域經濟一體化推動了跨國公司在微觀領城的進一步發展。

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化促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

跨國公司一體化的經營戰略可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初期，削減貿易壁壘以促進區內貿易發展往往是政策重點，一旦區內貿易達到一定水平，區內企業將通過跨國投資來調整自己的戰略，以適應擴大了的市場和有效利用區域內可供資源。同時促使區內各國根據自身的資源察賦來重新定位自己的競爭優勢，從而使區內各國相對區外來說比較優勢得到提高。一體化的國際生產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加人到新的國際分工中，并從中受益，這些國家迫切要求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以期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跨國公司的區內投資。促使區內經濟一體化的基本規則的形成，使區內市場得到進一步深化。跨國公司一體化可擴大區域與外部的交流和合作，促進區內、區外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進一步擴大貿易量。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跨國公司一體化，區內、區外可進一步加強新知識的交換，不斷擴大區域內創新網絡的聯接范圍，提高創新能力。

以英國、德國為例。1952-1982年間，英國對前歐共體的直接投資增長了19.2倍，而同期對全球直接投資總額僅增長6.1倍。德國的跨國公司多年來一直把前歐共體視作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投資比重大體維持在30%左右，投資總額從15.8億馬克(1956年)上升到0.5億馬克（1988年)。同時，英國和德國也成為歐共體其他成員國資本投資的熱點地區。1962一1978年，前歐共體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銀行及保險部門)對英國的直接投資從1.34億英鎊提高到20.32億英鎊，年均增長為18.500，比同期外國公司對英國直接投資總額年均增長率高出5個百分點。1988年，前歐共體其他成員國對英國的直接投資額為14.41億英鎊,19$9年上升到45.78億英鎊，分別占同期英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0.5%和53.6%01962-1985年末，前歐共體對德國直接投資累計額達294.8億馬克。占同期全部國家在德國直接投資總額的39.1萬。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了跨國公司區域內規模的擴張

區域經濟一體化引發了投資創造和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主要指關稅同盟建立以后產生的貿易轉移現象，使區外的企業產品進入該市場變得困難，因此，區外大量直接投資涌入區內，建立分支機構和占領成員國市場。投資轉移是指先前進入的企業，為利用市場統一以后所提供實現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的機會。對該地區的生產經濟活動進行重新布局，即進行生產合理化方面的投資。據統計，在1984一1989年，前歐共體所有成員國又妙卜直接投資總額從2145億埃居增加到685。億埃居.年均增長28%，但在地區流向上投在共同市場以外的增長速度卻下降，即使在增長較快的1954一1986年間，年均增長也僅為20寫，在1985和1989年，增長速度分別下降到3.5%和5%。與此同時、歐共體各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增長速度異常迅猛，從1984-19$9年成員國之間的相互投資總額從405億埃居猛增到3534億埃居.年均增長54%;而在1988和1959年，年均增長61%和7400/u。這一不平衡發展趨勢引起的直接后果是成員國相互投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大，從1954年的19%上升到I959年的22%另外，區域經濟一體化還使跨國公司投資動機發生變化，且為實行復合一體化戰略提供便利。最初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繞過東道國萬日及的貿易壁壘。這種壁壘越高，越能促使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局種原因所導致的投資只能使跨國公司停留在多國國內戰略上，其一體化程度比較低。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將發生變化。跨國公司將利用統一的大市場，促使中同產品的交換以及分工的細化;在區內進行資源的最優配置，促使其實現復合一體化戰略

三、跨國公司一體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矛盾關系

盡管跨國公司一體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在發展過程中相互促進，相互依存，但隨著兩種一體化進程的深化，它們之間的矛盾將逐漸暴露出來。

首先，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區域化直接利益的獨享性，即具有.‘對內自由、對外保護”的排他性。比如歐盟內部的農業政策將產生對外的貿易壁壘、導致國際競爭加劇，區域內保護主義抬頭，最終將導致世界市場分割二另外，區域化組織間的競爭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相比，交鋒更多，層次更高，范圍更廣，因素更復雜，程度也會更加激烈。這顯然不利于跨國公司一體化。

其次，跨國公司一體化會破壞區域內社會文化基礎，使當地企業間降低互相信任程度。因為，跨國公司一體化促進了要素的加速流動，如:知識、信息等.區域內經濟活動和創新主體之間的關系可能發生變化，這將會導致社會文化環境逐步發生變化。據有關資料，美國硅谷地區1988一1991年的三年間，Intel公司被本地小企業控告侵犯知識產權的官司增加了10倍。面對眾多跨國公司的進入，有些小企業競相采用降低產品的價格進行競爭，區域內機會主義不斷出現，從而破壞了合作的基礎。另一方面.跨國公司一體化還會破壞區域內原有的創新網絡，加大當地中小企業對跨國公司的依賴，從而逐步失去自主創新能力。

總之，跨國公司一體化通過對市場交易制度的替代，把通過市場進行的社會分工轉變成依靠管理決策而進行的企業內分工，這意味著生產的集中和非市場交易的擴大，從而形成跨國公司的壟斷。跨國公司的壟斷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產品市場不完善的壟斷。如新產品、產品差異、特定營銷技巧等。二是要素市場不完善的壟斷。如資源、技術、知識、無形資產和生產訣竅、新工藝等。三是企業規模的壟斷。跨國公司的大規模生產可以降低單位成本，使產品在市場上具有更佳的競爭力，能夠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因此有可能在價格上取得某種壟斷性控制。隨著一體化程度的加深，這種壟斷將持續保持，并巨越來越大。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傾向于更多地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分工的利益，這意味著市場的統一和擴大，客觀上要求競爭和決策的分散化。

四、解決兩種一體化矛盾的思路

第2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長三角 經濟一體化 區域

伴隨著新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推進，我國區域經濟快速發展，城市群開始成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空間依托，涌現了長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環渤海等一批有活力的經濟圈。這些經濟圈的形成以及相互分工、合作與競爭，加快了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長三角地區是目前我國經濟最具活力、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經濟一體化雖已取得顯著的成果，但是在一體化進程中也出現了問題和矛盾，如何根據該區域的實際情況，選擇區域一體化進一步發展的合理路徑，是當前面臨的關鍵問題。

長三角區域經濟特征

長三角地域相連、文化相融、經濟相通，歷史上就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經濟區域。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區域經濟經過多年的探索和發展，已形成其獨特的經濟特征。

（一）不同所有制經濟呈現出互補特征

長三角地區包括兩省一市，三地已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塊狀經濟，其中，江蘇形成了以外資為主線的外源型經濟，最有名的就是“新蘇南模式”；浙江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線的內源型經濟，“溫州模式”最具代表；還有上海形成了以國有經濟、外資經濟和民營經濟互動的綜合型經濟。在外源經濟和內源經濟的共同作用下，長三角地區保持了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見表1）

（二）產業集群特征明顯

近年來，長三角地區產業布局呈現出集中化、專業化的趨勢，產業集群特征明顯。產業集群是指在特定區域中，具有競爭與合作關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關聯性的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的集聚，并形成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長三角地區大批產業集群的出現凸現了地區比較優勢和特色，如上海是以跨國公司或者大企業的集聚為主的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汽車、化工、鋼鐵等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集群；寧波則以石化、能源、鋼鐵、造紙等臨港工業產業集群和以塑料、模具、小家電、軸承等傳統優勢產業群，而蘇州的產業集群，既有紡織、服裝、輕工等傳統產業集群，也有電子信息、金屬制品、建材、電器、環保等新興產業集群，這種集群經濟的凸現，形成了長三角良好的經濟發展態勢。

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長三角地區以占全國2.2%的土地面積和10.4%的人口，創造了占全國近20%的GDP和25%的財政收入和進出口額，雖然一體化的成果已顯現，但是依然存在許多問題阻礙一體化進程。

（一）行政壁壘導致地方保護，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

由于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政績考核體系，使各地方政府只關注自身的利益，采取行政手段，對本地區的經濟運行進行不恰當的干預。首先，因為行政區在經濟活動效用可能性邊界上總是尋求有利于本地區的利益增長點，排斥所有跨邊界的交易活動及有利于交易活動擴展的制度與規則，尤其是排斥進入行政區內的競爭者和區內資源向區外流動的所有合作（曾華，2008），所以表現為通過限制其他區域的同類產品進入本地市場和限制本地的技術、資金等要素資源向外流動，造成區域市場的行政分割；其次，長三角地區資源稟賦和技術能力相近，對于市場需求量大，有發展前景的產業一擁而上，為使本地GDP增長，必然抑制區域內的分工合作，使區域內的發展無法走出低層次的惡性競爭，導致產業結構趨同現象明顯。

（二）異地信貸障礙，資金流動不暢

有調查表明長三角地區商業銀行對區域內異地放款雖有意愿，由于存在一定障礙，使異地信貸資金的自由流動未成為現實。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問題。銀行對長三角其他城市的企業信用情況，經營狀況了解不詳，異地放款對資金流向的監管非常困難，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信貸風險較大；區際利益協調問題。地方政府為避免本地利益在區域合作中外溢，對本地企業的利益進行保護，對銀行異地信貸實行行政干預。

（三）城市分工不明確，導致產業結構趨同

雖然產業集群特征明顯，但是產業同構問題一直是長三角區域的發展瓶頸。在長三角的16個城市中，以汽車作為重點發展產業的有11個城市，以石化作為重點發展產業的有8個城市，以電子信息為重點產業的城市有12個；在35個主要工業行業中，江蘇和上海產值前9位的行業完全相同，浙江和上海產值前9位的行業只有一個不同，相似產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電子信息，生物醫藥，化工業等。據統計，上海與江蘇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為0.82，上海與浙江的相似系數為0.76，而江蘇與浙江的相似系數為0.97，由此整個長三角地區的同構率竟在80%以上（翁志偉、張永慶，2009）。這種產業同構布局，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區域經濟增長極的培育和發展，進而影響增長極“極化”與“擴散”效應的發揮。

（四）基礎設施重復配置，致資源浪費

長三角地區目前已完成了對原有國道、省道以及包括長江和運河在內的主要航道的拓寬和改造工作，杭州灣跨海大橋和長江口蘇通跨江大橋已順利通車，對城際軌道交通和國際航運中心進行建設。但是，區域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還存在一些不合理或相互銜接不暢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源的浪費。例如，港口建設方面，作為深水良港的寧波北侖港，在現有港口設施能力未充分發揮的情況下，上海大小洋山港的建成以及江蘇沿江各市重復建設大量集裝箱碼頭，形成與北侖港對壘競爭的僵局，從而致使各個港口貨源不足，造成巨大浪費。

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路徑選擇

結合長三角的實際，可以看到在各個階段都存在一定差距，一體化程度還不深入，因此選擇適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路徑非常重要。筆者認為，長三角應通過對制度的創新，以市場型經濟一體化為主導和政府引導的發展模式發展區域經濟，以此完善市場體系，推進市場準入，促進區域合作與分工，規劃區域重點產業發展方向，調整產業結構，引導區域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的聯動，優化區域資源配置，使區域經濟一體化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一）改革考核體系，深化政府間協調

首先改革不合理的政績考核體系，GDP指標只衡量行政轄區內本地經濟發展狀況，不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勢，應以社會協調發展為目的，制定更為合理的考核體系；其次，盡管“行政區經濟模式”在短時間內很難改變，但是可以加強政府間的行政協調。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建立多種形式的區域聯合組織，協調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制定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和制度。目前，長三角地區已逐步形成了多層次的政府協調合作機制，如長三角區域的市長聯席會議，經協委主任聯席會議等，在這些會議上也達成了一些行政契約，互認協議等，但類似的行政契約與協議的達成沒有以法律制度化的形式加以明確，而且對行政協議所應涉及的領域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沒有法律地位和沒有明確范圍的行政協議對區域協調機制的推進和執行將受到很大阻礙，建議首先要盡快制定相關的行政協議法，為地方政府的合作構筑良好的制度平臺。其次，明確行政協議所應涉及的領域為能源、環境、基礎設施、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領域，對于市場自身能夠調節的領域，應由市場來協調。只有在法制的基礎上，行政協議才能既靈活又高效，才能在長三角區域行政協調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協調區際利益，促進資金跨行政區流動

資本作為稀缺要素，在市場化價格環境中資本必然流向各地的優勢產業，因此資金跨行政區流動能夠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區域內經濟總量的增長。要使資本要素在區域內自由流動，長三角金融協調發展需要地方政府，金融監管部門，金融企業三方的緊密配合，打通行政區劃與金融區劃的關節，加強城市間的合作。第一，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整合金融資源，建設通用的信息平臺，實現各地企業信息的共享包括企業信息、信貸融資記錄、行業統計分析、企業主要經營者的個人信用信息、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的披露等，解決銀行體系的信息不對稱性；第二，金融監管部門應完善支付結算網絡，建設票據市場，鼓勵金融機構發放異地貸款；第三，通過金融創新促進地區信貸資金跨行政區流動。例如區域內銀行機構可發展銀團貸款，發展動產擔保融資業務等適合跨區的金融業務，促進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動。

（三）在產業集群基礎上，調整產業結構

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構建分工明確，布局合理的格局。產業結構調整的對象是產業，必須按照產業發展變遷規律，以企業為調整對象，跨空間、區域、行業配置生產要素。長三角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要實現：構建產業鏈條。產業鏈是一種或幾種資源通過若干產業層次不斷向下游產業轉移直至到達消費者的路徑。各地區產業部門應融入區域經濟產業鏈條中，成為鏈條中的重要環節，在上下游產品銜接，零部件配套、產供銷經營以及物流配送等多領域開展合作，加快生產要素在區域內流動；根據各地區的比較優勢，錯位發展特色產業。產業集群的區域比較優勢是指區域間存在比較效益差異，產業勢必在效益高的區位形成集聚。各地區應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選擇和發展該地區有特色的產業集群，促進區域產業分工體系的合理化；加快產業梯度轉移。高梯度地區的產業梯度推移，使低梯度地區實現產業結構升級，例如上海的比較優勢在于其經濟實力和優越的地理條件，可以重點發展金融、貿易、文化等服務業，為長三角其他地區提供服務，而把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向江浙轉移，而江浙地區通過得到上海在高新技術、信息、資金方面提供的服務，加快其產業結構的升級。這種以上海為中心，江浙為兩翼的“雁行模式”有助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調整外資政策，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立足長三角地區產業特色，實施與地區產業政策相協調的外資政策，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爭取從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向主要從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的轉變；積極吸引跨國集團公司的投資，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國際分工調整，爭取某些領域從垂直分工序列上升到水平分工序列，保持動態的比較優勢。

（四）加快以上海為核心的城市大交通建設，建設覆蓋長三角的交通網絡體系

隨著城市化的進程，以上海為核心的城市群正在形成，那么建設覆蓋整個長三角的交通網絡體系是當務之急。逐步形成以上海為中心，國際、國內、區際、城市各層次配套的綜合交通和通訊網絡，區域內以上海為中心，形成“321”快速交通圈。在公路建設方面，加強與高速公路相配套的支線公路建設，實現公路交通的網絡格局；鐵路建設方面，加快完成長三角地區城際軌道交通網的主軸建設。港口及航空建設方面，防止繼續重復建設，對區域內航空及港口的資源進行整合，對現有的港口進行合理的分工和布局，使長三角成為世界發達的集裝箱港口群和國際航運中心。

參考文獻：

1.曹宏苓.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現狀、困惑與制度機制的創新―對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經驗的借鑒[J].長三角發展研究，2008(5)

2.胡宇杰.寧波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背景下的增長動因及對策建議[J].經濟叢刊，2009(3)

3.李娜，郁鴻勝，宗傳宏.加快上海服務長三角促進區域一體化[J].經濟研究導刊， 2009(24)

第3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自由貿易協定 戰略調整 制度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貿易政策隨著國際趨勢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著調整，通過改革對雙邊及區域自由貿易的漠視，積極推動多邊貿易、區域及雙邊貿易并重政策。由此以美國為中心遍布全球的雙邊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簡稱 FTA(Free Trade Agreement)，此 網絡正在計劃和形成之中。

全球自由貿易協定戰略調整建設進程

在美國戰略計劃的FTA伙伴名單中，經濟總量多數不排在世界前10位，但美國已經締結的FTA及正在談判的22個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經濟購買力達到2.5萬億美元。美國積極追求WTO多邊體制之外的FTA，利用杠桿作用分化WTO 成員。美國FTA伙伴（例如英、加、韓、澳等國）是其WTO及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談判中的聯盟，同時美國對于有戰略考慮的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泰國、巴西等國），通過給予單邊優惠，然后談判“貿易投資框架協定”，在此基礎將單邊優惠轉變為互惠性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最終維護美國持久戰略利益。

任何國家都無法漠視和抵制雙邊及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雙邊及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全球的發展表明，其內在深刻的發展動因即使像美國這樣實力強大的國家也無法輕視和抵制。高效的貿易談判機構及決策機制是美國FTA談判的國內基礎，美國近年來在雙邊及區域貿易談判方面的迅速進展與美國貿易促進授權關系密切。該授權程序包括：總統談判一般權限、國會協商、及時簽署協定、提交國會批準及向國會報告等貿易談判決策程序。授權的高效性保證了在美國貿易政策調整略顯遲緩的情況下，同樣取得自由貿易區建設在世界市場占領中的優勢地位（見表1）。

本文通過表1分析認為，作為世界經濟風向標的發達成員國，美國雙邊及區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不僅涉及發達國家與組織，同時也強調發展中國家或區域；不僅重視世界高端市場與資本密集國家建設，同時關注資源及勞動力密集國家的滲透。更重要的是，美國多層次自由貿易區建設并未忽視以色列、新加坡優先戰略國家政治安全對整體建設進程的積極影響，同時建設互相促進，一定程度是為了實現維系世界經濟政治主導國地位的國際認可。

全球自由貿易協定戰略措施選擇

美國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戰略是通過地區發展戰略工具逐步實現的。通過與重點國家簽定雙邊FTA，再將雙邊FTA融合為區域性自由貿易區，最終通過區域自由貿易區內國家聯盟實現多邊貿易體制的領導地位。目前，美國自由貿易區建設主要分為三種層次逐步推進，其實踐效果已經對世界競爭伙伴加快FTA談判產生一定“搶灘”效應。

優先談判對象的選擇

美國選擇FTA的談判對象，要求談判對象具有高度戰略地位及良好的外交關系。美國中東戰略即是這一選擇的有力證明，同時也體現了美國FTA戰略中廣泛培養及循序漸進的原則。美國通過以色列積極支持中東地區利益國家加入WTO，與條件成熟的國家達成貿易投資框架協定，簡稱TIFAs（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s）；及雙邊投資協定，簡稱BITs（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通過次區域協定的雙邊安排，計劃在10年內融合成為美國中東自由貿易區。同時通過新加坡、韓國實現亞太遏制及貿易控制，為其在亞太區域經貿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礎。

西半球戰略的協同計劃

由于與南美最大經濟體巴西對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 的基本結構存在巨大分歧，美洲各國FTAA 對農業補貼的意見并不比多哈回合談判簡單。美國通過積極推進與巴西以外的2/3西半球其他國家簽署次區域或雙邊FTA，建立美洲34個國家共同的權利和義務，鼓勵FTAA內部進一步自由化改革，參與更高水平市場開放承諾，從而實現以美國為代表的美洲經濟一體化。

選擇發展中國家競爭活力與海外出口重點國家培育

為使FTA利益最大化，美國選擇能夠對其國內市場注入競爭活力和海外出口機會的發展中國家。例如美國與泰國的FTA談判，是美國東盟談判計劃的重要步驟，希望以泰國為東盟國家建立一個有吸引力的示范；與約旦及摩洛哥自由貿易協定則是中東自由貿易區框架的組成部分。美國在各地區確定不同的重點國家，對于推進美國的地區戰略具有重要作用。

美國雙邊及區域經濟一體化政策預警機制是貿易談判過程的重要環節

美國在決定對外談判或簽署FTA前，應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征詢建議，經過對FTA談判準備評估及調查，舉行聽證會，綜合建議迅速決策。從雙邊及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規劃，到具體談判及協議的簽署，以及最終協議的實施對企業產生影響，整個過程政府始終不斷地對產業部門及社會發出政策預警，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協議帶來的機遇，并盡可能地規避協議帶來的風險。美國自由貿易協定建設取得的各項成就，值得我國及國際社會其他國家密切關注。

調整自由貿易協定戰略的制度分析

進攻性自由貿易推動美國政治經濟安全目標的戰略地位

自由貿易協定是服務于國家安全及整體貿易戰略的工具，美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地區經濟一體化戰略體系的重要環節和步驟，是與多邊、區域及其他雙邊協定談判相協調和相促進的，并服務于地區戰略和經濟安全等整體利益。美國自由貿易協定安排，希望通過一系列貿易議題和談判計劃，創造一個“競爭性自由化”環境，從而為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貿易注入新的經濟攻勢及政治動機，從而實現美國遠期戰略目標。FTA安排計劃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實現其廣泛的經濟及政治安全目標的途徑和戰略。

以FTA戰略安排謀求國際貿易多邊談判規則主導權的訴求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區域貿易協定安排迅速發展。以歐盟擴展為代表，亞太區域貿易安排緊隨其后，而拉美及中美洲共同市場也要求發展，南非共同市場、安第斯集團等區域貿易合作也在積極推進的過程中。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對美國構成競爭壓力，越來越多WTO成員介入FTA談判。至2002年底，全球生效的FTA國已達到146個，其中美國僅有4個。為了強化美國在世界貿易體系及規則制定中的領導權，協調其他國家區域貿易安排規則與美國慣例的沖突，減少他國區域貿易規則對多邊規則的影響，節約美國國際貿易交易成本，美國希望通過綜合高標準的FTA 談判，為國際范圍內的 FTA規范發展提供可供模仿的美國模式，從而達到強化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導向作用以及國際貿易規則制定中的主導權。

通過FTA談判的突破補償WTO體制日益衰減的強國格局

美國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控制力日益減弱，這不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隨著WTO成員數量的增加和多樣化，以我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為謀求自身利益逐漸改變著WTO發達國家獨斷貿易的現實，WTO達成協議難度加大。自1967年肯尼迪回合以來，GATT/WTO 僅達成了兩個綜合性貿易協定，即1979年東京回合協定和1994 年烏拉圭回合協定。從WTO目前決策機制來看，美國并沒有比其他成員具有更大的決策權。作為剌激競爭和激發更廣泛的多邊談判工具，美國需要利用FTA對多邊談判構成機制性的競爭。WTO重要決策需要在148個成員間達成共識，加之WTO爭端解決機制使得美國在爭端解決中屢屢敗訴，美國轉而從雙邊及區域尋找突破口，謀求即使WTO多邊談判失敗，而在FTA談判中取得的成功可以補償其日益衰減的強國地位。

他國FTA貿易轉移效應削弱美國產業世界市場競爭優勢

隨著區域一體化的不斷持續發展，不包括美國在內的FTA協定，會使美國出口商在這些國家市場上處于競爭劣勢，而其他貿易伙伴FTA實施產生的貿易轉移效應，使得美國產業國外投資增加，國內就業機會減少并傷害廠商和工人利益。即使美國廠商是在世界上特定地區生產效率最高，但必須克服享受零關稅或其他優惠措施的外國廠商的競爭優勢。在美國與中美洲國家簽定FTA前，包括墨西哥、加拿大、智利和一些南美國家的優惠安排，使美國出口商在這一地區處于一定劣勢。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不斷深入，同樣增加了美國在亞太區域的競爭壓力，消除他國FTA影響的最佳選擇，就是更有效地進行雙邊、區域及多邊貿易談判，建立相互支持和穩定的貿易協定網絡。

美國全球自由貿易協定戰略建設，導向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方向。美國在東盟、中東及中亞國家的滲透合作，與我國形成了競爭局面，同時使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政策目標日益復雜。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除了繼續加快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合作外，與日韓等發達國家及國際分工格局調整中產業轉移具有相似演化路徑的印度等國的磋商與談判亦應盡快啟動，而且尋求建立不同發展層次的自由貿易協定是我國外貿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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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靳希斌主編.教育資本規范與運作[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第4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貿易保護主義 區域一體化 修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 新區域主義理論

一，序言

經濟學是一門教導人們如何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資源達到福利和效用的最大化的學科。國際貿易學的研究出發點也是出于此，其目的是為了使在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換行為達到消除貿易壁壘，消除隔閡，能夠最大程度的發揮各種生產要素最為合理的配置以達到整個全球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在此層面上說，全球一體化無疑是最佳的方式和最佳目的。

既然全球經濟一體化如此光明和美好，那么他的進程一定會順利和通暢，可是事實卻是恰恰相反，經濟全球化進程無比艱辛，我想用“艱辛”這個詞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吧。回首關貿總協定的成立到WTO的成立以及有關旨在消除所有壁壘的GATT多次談判，多哈回合的挫折，西雅圖回合的挫折，人們不盡要問為什么？為什么那么“美好”的進程卻在現實過程中屢屢受挫？仔細的審視當今世界的經濟格局，大力推行經濟一體化的往往是那些所謂的經濟強國，我們將其稱為核心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在不時的為全球經濟的發展“諫言諫策”，但實際上他們才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最大的阻力，他們阻礙著一體化的進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僅在向世界推銷他們的商品，而且還在向全世界輸出他們的規則，這些規則表現出來就是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這些規則潛移默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使之認為這就是全球化，這就是全球化“盛筵”來臨之前所要支付的一點點“小費”。他們一邊大肆宣揚自由化的好處，要求發展中國家打開市場，推進自由貿易；同時卻在另一方面十足的阻礙一體化的進程，例如在歐美日等發呆國家在農產品方面，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方面處處設限，實施歧視性的措施和報復政策，這些無論從哪個層面來講都不是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表現。

正當全球一體化遲遲沒有進展的情況下，區域一體化趨勢卻如同雨后春筍一般發展興起了。正如之前我們所學的，區域一體化到目前為止共經歷了兩次，一次是在在二戰之后，另一次是在冷戰結束以后，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及的是指第二個。當1957年歐洲聯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成立時，美國絕對沒有想到其能發展到當前這個基本包括除俄羅斯之外整個歐洲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歐盟成功的示范效應更是使得其他國家紛紛效仿，交通論文當前隨著歐盟的發展壯大，美國這個經濟霸主也感覺到了競爭的壓力，其在1994年正式成立由加拿大，墨西哥與其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其實都能看出美國的這次區域一體化進程其實是出于對抗日益強大的歐盟和日本。在日本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萎靡不振后，美日經濟同盟很大程度上已無法抵擋歐盟的競爭，這時成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其更大意義上是出于經濟上制衡歐盟的經濟力量。一個是歐盟——世界上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組織，一個是北美自由貿易區——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針對彼此，相互之間的競爭意味尤為強烈。

在發達國家區域一體化組織的競爭中，我們可以看出整個亞太地區的地理上的重要之處，從世界地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亞太地區位于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理特點。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亞經濟的快速騰飛，先是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之后更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整個世界都將其注意力放到了東亞地區，在存在之前的競爭的情況下，整個東亞都成為世界經濟博弈的焦點。該結論最有力的論據就是——APEC，APEC的成立其實并不是一個區域一體化組織，更大程度上說是美國挾東亞諸國僅以制衡歐盟的一個工具而已，其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松散的毫無實質作用的論壇。對應而言，亞歐峰會也是出于此目的。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所走過的每一步都是那么不易，才有了今天為世人所看到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國的特殊性（大國，經濟實力，政府的有效性等），今后我們極有可能不得不會面臨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強有力的競爭。對此，面對像美國和歐盟這樣的態勢，以及未來勢必出現的全球范圍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的競爭，我們勢必要做出應對——毋庸置疑，積極地加入區域一體化組織是我們所必須要做的，但是選擇我們的伙伴一定要從多方面來考慮，經過我們的從傳統區域一體化理論，新經濟地理學和新區域主義理論的角度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勢在必行。

二，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內在動因

我們知道，傳統的區域一體化理論是建立在瓦格爾（1950）提出的關稅理論和羅賓遜（Robson.P1984）提出的自由貿易區理論上，進而分析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得出規模經濟，認為同盟越大，關稅同盟越有條件改善他們的貿易條件，同盟后，盟內國家福利將會得到改善；后來又加入小島清的協議分工理論進行補充，最后得出了區域一體化的5種形式：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經濟同盟，完全的經濟政治一體化。可是當時間的車輪走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人們發現傳統理論已無法解釋當前的貿易經濟一體化，例如無法解釋歐共體成立后相似產品的貿易量大幅增加，這就使得人們逐漸開始追求新的思路，著眼于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化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79，Dixit&Norman1980）以及用不完全競爭及激勵積極地市場細分來解釋這類現象（Brander&Krugman 1983）而修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則出現在這時，主要有新經濟地理學（Dixit&Stiglitze 1977）和新區域主義理論。下面就分別從中國與東盟國家兩方運用修正的區域一體化理論對形成自由貿易區的內在機理進行分析

1，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首先是基于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的需要的，在加入WTO之后，雖然我國的貿易條件較之以前已獲得了較大的改善，但是我國人需要一個穩定的市場作為后盾，由于之前關稅的存在，使得我國的優勢產品的出口一直在這里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使得我國和東盟的貿易量一直上不來。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ASEAN）簽訂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而按照預計，屆時，按貿易量計算，中國——東盟自由區將會成為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世界第三大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覆蓋約17億人，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約2萬億美元。這不僅是1967年東盟成立以來，亞洲國家在區域合作方面最重大的突破，也是中國近年來最為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活動之一。

為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的原因，相比已經較為熟悉的傳統貿易理論，我們更加側重于從非傳統貿易理論的角度來看待。首先，按照新區域主義理論，我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成立對于外界來說是一個“信號”，這種“信號”表明我國主動愿意打破貿易壁壘，開放市場，進而面向全世界，這種“信號”，對于消除所謂的“中國”句用極大的說服力，向外界表明我國鎖定國內改革的決心。其次，還可以帶來更多的國家與我國進行區域經濟合作——出現經濟一體化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該效應是指，一種區域一體化的出現會促使下一種區域一體化的發生。這是由于貿易集團越大，他就給與屬于其外圍國家帶來的成本就越高，而且當多邊進程缺少動力的時候，多米諾式區域化就提供了進一步的動力。再次，這次一體化可以增強我國對外尤其是與歐洲和美國的談判實力，由于本區域內實行統一的關稅與統一的對外經濟政策，使得其他國家必須要承擔更多的不合作風險，從而實現了本地區整個的福利利益，獲得主導權。

2，從東盟的角度來看

從傳統貿易理論的角度出發，由于中國與東盟都屬于發展中國家，雙方的產業結構具有相似性，消除關稅與壁壘之后的貿易創造效應明顯，隨著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的對東盟諸國的開放，這種由于市場擴大帶來的規模效應給東盟國家具有優勢的產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動力，經濟管理畢業論文進而促進貿易量的增強。按照小島清的協議分工理論，在競爭的基礎上達到產業的重組和規模經濟，進而為多元化需求提供差異化商品；此外還存在較大的投資創造效應，在生產要素方面的全面配置（諸如勞動力，資本），減少了不必要的成本，這一點還為進一步吸引FDI打下了更為堅實的基礎。（我們不否認FDI在當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從非傳統角度來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東盟的角度出發，有了中國這個地區性的大國，會給自身帶來更大的保險效應，這種保險效應有其在爆發貿易戰的時候表現最為明顯。按照Walley(1998)）采用的一個CGE模型進而提出的結論，對于貿易戰所能帶來的福利損失，大的經濟體損失會較小，甚至會獲益，而其他國家則會遭受嚴重損失。加入貿易集團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種根本解決方式，而且與在貿易戰危險增加的時候，加入貿易集團的動力也就越強。

那么為什么是中國呢？我認為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首先，與韓國，日本相比，中國具有更大的經濟發展潛力，眾所周知，中國這個經濟逐漸起步，人均GDP剛過1500美元的，所具有的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是誰也不能忽視的，其無比巨大的消費實力使得當今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想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與日韓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更具有生命力，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論來說，我國與東盟基本處于相同的發展階段，其交易成本勢必要比日本與韓國地許多。其次從文化，地里的角度，中國與東盟天然接壤，中華文化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也是一脈相承，華人更是在整個東盟發展歷程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這樣相比日韓就更具有親和力，尤其在加上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更加使東盟諸國感到中國比日韓更加可靠。再次，按照新區域主義理論，區域一體化當中的區域跨度應該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是居于兩種不同地理特點的國家間的，這樣產業的互補性也就越強，而大陸中國和正好與海洋東盟是這種關系，在此情況下，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也就成為東盟自身的必然選擇。為了追逐廣闊的中國市場，為了不落在別人的后面。

三，結論

總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是大勢趨。面對當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日趨復雜，我們既不能懼怕競爭，也不能拒絕合作，中國一定要主動加入到區域一體化地浪潮中來，更好的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參考文獻

[1]區域一體化的經濟分析理論綜述 李欣紅 經濟研究 2007年3月

[2]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亞元 周和平2002年

[3]新型工業化之路——我國加工貿易的基礎，模式與利益分配研究 王懷民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7年3月

[4]中國——東盟自由區研究 霍偉東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5年5月

第5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模可以加大，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第6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

一、國際市場的區域化趨勢及其特征

國際區域市場，又稱為多國集團市場，是由若干個國家或地區，出于一定的目的，通過協議的形式，結成一定緊密程度的，以一定形式存在的國際區域經濟聯合體而形成的國際市場。目前國際區域市場的基本模式從理論上概括主要分為五種類型：地區性合作集團（即區域合作開發組織）、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s）、完全海關聯盟（Customs Unions）、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s）、貨幣聯盟（Monetary Unions）。

國際區域市場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益流行，目前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市場發展的一大趨勢，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世界市場一體化與區域化并存是當今世界經濟的一大特點。

綜合分析國際市場區域化的發展進程，我認為國際市場區域化發展具有以下特征。

1、國際市場區域化具有加速的趨勢。近幾十年來，國際區域市場的發展速度迅速。從20世紀50年代的歐共體和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等；20世紀60年代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安第斯集團等；20世紀70年代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等；20年代80年代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合組織等；20世紀90年代的三國集團、南方共同市場、東南非共同市場等，區域市場的數量不斷增加。至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均加入某一或某幾個國際區域市場。國際市場區域化的趨勢估計還會繼續下去。

2、國際區域市場有擴大的趨勢。大多數區域市場的成員國不斷增加，規模不斷擴大。比如，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是在美、加自由貿易區基礎上擴大組成的。其他如歐洲共同體、亞太經合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等等區域市場的成員國均逐步增加。

3、國際區域市場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性。不少區域市場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個國家或地區往往既是某一個區域市場的成員，同時又是另一個區域市場的成員，比如，墨西哥既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又是哥倫比亞、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等組成的三個集團的成員。

4、國際區域市場有高度化的趨勢。所謂高度化是指國際區域市場的模式由低層次到高層次的演進，即從地區性合作集團梯次向自由貿易區、完全海關聯盟、共同市場、貨幣聯盟提升。比如東盟，成立之初屬于地區性合作集團，現正在向自由貿易區過渡；又如歐共體從共同市場向貨幣聯盟過渡等等。

二、國際市場區域化的原因分析

分析國際區域市場的成因，可以從四個層面進行。

第一，世界經濟發展需要市場不斷擴大和貿易保護主義之間的矛盾及其運動是國際市場區域化的內在原因。經濟學理論揭示，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要求市場范圍和規模的不斷擴大與之相適應。市場沿著國內地方市場、國內區域市場、全國市場、國際市場、國際區域市場和全球市場的順序發展。當今世界，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科技水平突飛猛進，經濟全球化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開放的全球市場與之相適應，即需要一個一體化的世界市場。但是，由于世界各國都有著自身的利益，都希望其他國家向其開放市場，而自己的市場盡可能不向其他國家開放，貿易保護主義盛行。這一對矛盾運動的結果，使一些國家組成不同程度的聯合體，形成介于全球市場和國別市場的國際區域市場。國際區域市場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市場擴大的需要，又符合相應國家市場的保護要求。

第二，相關國家之間存在的共同利益或企求成為國際區域市場形成的動因。首先是經濟利益驅動。從已經形成的區域市場看，至少可以產生幾個方面的效應：一是經濟互補。成員國之間一般均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互補性，聯合在一起可以取長補短，有利于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形成雙贏效應；二是區域市場內互相開放，市場規模擴大，具有一定的經濟規模，有利于形成規模效應；三是成員國之間通過簽訂條約的形式，形成利益共同體，有利于保護各自的利益，增強競爭力。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除了經濟動因外，政治因素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一些區域市場的成立之初帶有較強的政治動因，比如歐洲共同體在成立之初帶有抗御前蘇聯的因素，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成立也有很強的政治因素。不過，經濟因素日益成為主要的因素。

第7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

區域一體化和外資流入效應

區域一體化主要指區域內貿易壁壘和投資限制的下降或消除。任何能夠導致國際直接投資發生變化的事件，總是首先通過它對決定直接投資的各類因素的影響來發生作用的。所以，要分析區域一體化與FDI的聯系，回顧一下國際生產理論中有關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行為并非一種孤立的活動，而必須同國際生產的其他方式結合起來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釋。根據這一理論，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要取決于三組相互影響的因素，即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區域一體化主要通過改變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對FDI的方向和規模產生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靜態效應主要是指，伴隨著由于相對價格的變化引起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而產生的投資轉移和投資創造效應，而動態效應則是和區域一體化的中長期投資效應相聯系的。

1.區域一體化的靜態效應

早期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認為，貿易和資本流動是服務于國外市場的兩種替代方式。從貿易和要素流動性關系的理論來看，關稅壁壘有助于促進進口替代型FDI，而總體關稅的降低將會減少FDI流入，甚至會促使跨國公司抽回國外的原有投資。非關稅壁壘和FDI的關系也是如此：如果一體化安排減少或消除了非關稅壁壘，那么，出口而不是在國外生產可能是跨國公司所選擇的更為可行的模式。但是，也有研究認為，FDI能用于保護跨國公司的無形資產，即采用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服務于東道國市場比產品出口或技術許可更加有利可圖。在國外市場中，本地企業對當地市場、消費者偏好及經營實踐經驗等具有更深的了解，以國際化經營為目標的跨國公司要在國外市場中成功地與當地企業競爭，就必須擁有當地企業所沒有的無形資產，比如工業技術和市場營銷特長，以便獲得競爭優勢。對無形資產的有效開發要求公司通過建立國外分支機構來實現國際經營內部化。由于產品出口和技術出口等其他國際化經營方式需要承擔相對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即使國家之間不存在任何貿易壁壘，FDI也有可能產生。比如，盡管OECD國家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都比較低，但是卻存在著大量的相互投資。這種現象可能說明了跨國公司“內部化”動機在對外投資中的相對重要性。事實上，雖然這種“內部化”觀沒有強調貿易壁壘的投資效應，但無疑它確認了市場規模和競爭對FDI的促進作用，而這些促進因素和區域一體化又是緊密相關的。

區域一體化的靜態效應還體現在擴大的市場規模方面。區域貿易自由化為跨國公司提供了能夠實現其規模經濟的市場容量，使其擺脫了單個國家有限市場需求的約束，從而有利于跨國公司擴大生產規模；同時，擴大的市場也可能吸引那些潛在的投資者。在一體化之前，東道國有限的市場可能限制著FDI（尤其市場導向型FDI）的流入；區域一體化擴大了市場規模，從而能夠承擔跨國公司因新開業所支付的固定成本。因此，區域一體化的形成不僅導致原有跨國公司后續投資的增加，還會吸引更多的新投資者。

在區域一體化安排中，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條款也會對FDI流入產生影響。國民待遇確保外國投資者不會遭到歧視；爭端解決機制減少了參與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紛爭；當地成分要求、業績要求、技術轉移要求以及國有化和征用風險的消除或減少，都為外來投資者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區域協定也使具體國家的政策“鎖定”在區域或國際的水平上，從而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了一個更加可預測的政策環境；所有這些都有利于FDI的流入。同時，由于一體化前各個成員國FDI法律壁壘的數量和范圍是不同的，所以一體化通過消除這些壁壘、為各個成員國帶來的投資效應也是不同的。

2.區域一體化的動態效應

從長期來看，區域一體化的動態效應更為重要。盡管區域一體化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是，一般認為，一體化過程將為該區域帶來重要的效率利益，這些效率利益將在中長期提升成員國的經濟增長率。這些效率利益至少體現在專業化分工和競爭效應兩個方面。不僅區域內激烈的競爭以及有效的資源配置能夠帶來更高的真實收益，而且效率和產量的增加又進一步提高了要素回報，產生了新的存量和投資，這些又進一步有益于經濟的持久增長，從而對FDI產生長久的吸引力。

通過把分割的國家市場整合為一個共同的市場，區域一體化會改變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這是因為，一體化會促進跨國公司無形資產存量的提高。一方面，共同市場要比單個國家市場更有利于跨國公司的發展和壯大；另一方面，區域內部貿易壁壘的消除使區域內部市場更具競爭性，跨國公司為了迎接這種挑戰，會尋求戰略聯盟或與以前的對手合并。這樣，跨國公司變得越強大，它們在研究開發和市場運營方面的投資越多，新的無形資產存量也越大，而無形資產正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所依憑的所有權優勢。

總之，伴隨著區域一體化過程，區域市場規模的擴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競爭的加劇和貿易壁壘的存在，所有這些都必然使一體化區域對FDI產生強大的吸引力。但是，應該明確，FDI的動機不同，一體化效應也有所不同。比如，對于“跳越關稅”型FDI,如果區域共同對外關稅或各個國家對外關稅比較高，那么，區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就會越大。然而，一體化前后的關稅差異對效率尋求型的FDI的影響可能不大。同時，還應該明確，FDI在成員國和產業上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區域一體化導致的各個成員國的特定區位優勢以及產業結構的變化是這種不均衡后果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在加入一體化后，政策環境的變化越大、區位優勢越強的國家和行業，吸引的直接投資就越多；反之，則越少。

早期關于區域一體化投資效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歐洲一體化對跨國公司活動的規模和結構的影響方面。6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主要探討了美國在西歐的投資受歐共體（EC）建立的影響程度。普遍的看法是歐洲共同市場的形成促進了美國在該地區的投資，而這些投資本來也會選擇其他非成員歐洲國家。就是說，經濟一體化很可能使這個地區變得對美國投資者更有吸引力。但是，新近的研究呈現出近似矛盾的觀點。比如：Dunning（1992）認為歐洲1992計劃將促使美國恢復在該地區的投資；然而，Lipsey（1990）卻認為，美國跨國公司不會因為歐洲1992計劃而加大對該地區的投資。在國家層面上，觀點也是向左的。比如Mayes(1983)和Grant（1983）對英國的研究以及 O’Farrell（1983）對愛爾蘭的研究發現：盡管沒有發現區域一體化對英國吸引外資具有顯著的影響，但是愛爾蘭的成員國身份的確刺激了區域內和區域外的FDI流入。他們的解釋是：許多外國投資者，尤其是美國公司，早在50和60年代就已經進入了相對開放的英國市場，所以對后來的一體化的反應不敏感。而愛爾蘭在成為EC會員之前，并不是外來投資的主要區位，歐洲一體化向跨國公司提供了運用這個國家區位優勢的好時機。Winters(1996)也注意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不同。同為EC會員國，西班牙和葡萄牙要比希臘吸引的直接投資更多。他們認為，希臘的宏觀經濟政策沒有為外來投資者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也就是說，較差的區位優勢抵消了有可能受益的成員國身份的潛在投資效應。

概括地講，已有的研究傾向于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外資流入。同時也顯示出，盡管整個區域的FDI增加了，但各個成員國得到的份額是不同的。國家之間的這種差異反映出成員國工業結構和相對規模的不同。一體化（直接或間接地）提升一個國家相對于其他成員國的區位優勢的程度，也是造成這種差異的關鍵因素。應該承認，一體化的直接投資效應理論還不成熟，不僅存在許多爭論，而且有許多問題仍有待于進一步分析。比如：不同行業、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區域一體化效應，各個區域的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差別等還很少得到研究。加之，由于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歐美國家的跨國公司，對區域外國家直接投資行為較少涉及，從而影響了理論的發展。總之，由于FDI的決定因素不僅是十分復雜的，而且其中一些因素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所以從理論上全面把握區域一體化和FDI的關系將是非常困難的，更多的努力需要付諸于實證研究。

日本對歐美的直接投資

日本企業大規模對外投資始于80年代中期，此后，對外投資快速增長。80年代年平均290億美元。90年代盡管受國內宏觀經濟環境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對外投資的速度有所放緩，但仍保持較高的水平。整個90年代年平均為240億美元。在本世紀初，日本的對外投資有所恢復，2000、2001、2002年分別為315、383和314億美元（UNCTAD，2003）。截止到2001年，北美自由貿易區仍是日本最大的投資地區，占日本整個對外投資存量的48.9%，其后是歐盟（22.8%）（表1）。美國占日本對北美投資的絕大部分（表3）。日本對歐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英國、荷蘭、法國和德國等少數國家，歐盟其他國家吸引日本投資較少（表2）。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90年代，日本對北美的投資要超過對歐盟的投資（表2、表3）。

在行業構成上，無論是北美還是歐盟，日本企業對外投資的一個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在非制造業部門。資料顯示：從1989-2002年平均數字來看，在美國，非制造業占據了日本對美投資總額的64%，歐盟為69%。但是也存在顯著的不同之處。在歐盟，金融和保險占日本投資總額的32%；而在美國，服務業所占的比重較大，為18%，其次是不動產（16%），金融和保險（12%）。日本在美國的服務業和不動產投資在90年代前半期所占比重較大，后來則大幅度下降。在制造業方面，運輸設備占日本對歐盟總投資的8%，其次是電子（6.4%），機械（3.7%）。在美國，電子工業占較大的比重，為12.7%，其次是運輸設備（4.4%），機械制造（3.6%）。

事實上，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和產業結構一直在發生劇烈的變化。在70年代以前，日本的對外投資大都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尤其集中在地理位置相近、工資水平低的東南亞地區的資源獲取型和勞動密集型項目上，對制造業和商業的投資比較少。70年代的投資表現出開拓國際市場和獲取自然資源并舉的特點，對發達國家制造業的投資開始起步。80年代，發達國家已經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場所，一開始投資東道國主要為美國，以后擴展到歐洲。同時，對東亞和中國、拉美也有大量投資，從而形成日本跨國公司的區域多元化投資體系。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盡管日本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上并沒有多大的區別，只不過是非制造業占據的比重更大了。但是，在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上，則呈現出鮮明的特征：日本越來越依從于歐美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得到的份額出現了顯著的下降（表1）。日本在歐美直接投資大幅增長的驅動因素是什么？盡管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應該說，這是日本跨國公司面對歐美經濟一體化的現實，進行戰略調整的結果。

三、 歐美一體化對日本FDI的投資效應分析

在對歐美一體化投資效應進行分析之前，需要對日本FDI動機加以分析。一個普遍的看法是，日本在歐美的投資主要是市場導向型的。Fukunari Kimura (1998) 通過對日本在采礦業、制造業和商業海外投資企業的銷售進行研究發現：日本在歐美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服務于當地市場。比如，在1991年，當地銷售占在歐盟和北美的日本跨國公司年銷售額比重分別為59.33%和77.39%,對第三國家的出口為31.2%和10.17%，返銷到日本的僅占9.47%和12.44%。另據1994年《東洋經濟》社以及日本進出口銀行在1990-1996年間對日本企業在歐美投資動機的調查證實：“開辟新市場”和“保持既有市場份額”是在被調查企業中最普遍的對外投資動機。

從日本FDI的動機來看，歐美一體化的建設對日本FDI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歐美市場擴大。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對這些區域的區位優勢和區域市場結構的性質帶來深遠的影響。區域內關稅的廢除、同一的標準、其他非關稅壁壘的減少等提供了超大規模的市場，以及潛在的經濟增長的可能。在1997年，歐盟15國的名義GDP達到80880億美元，占整個世界GDP的27.4%；美國達到78440億美元，占世界GDP的26.6%。歐美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的區域市場，市場容量大，對借貸資本有長期穩定的大量需求，加之其資本市場完善、流動性好、技術水平高、信息發達、且有高質量的勞動力，這即可充分發揮日本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能等所有權優勢，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資本的獲利性，并且具有發展中國家難以保證的安全性。這些都為日本在該區域的投資提供了有利的環境。歐美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大量的日本非制造業投資。歐美的超大規模市場既可以保證資本的安全和獲利，同時也可以便利日本制造業跨國公司在當地市場的運作。由于日本的制造業跨國公司一直有向本國海外銀行分支機構進行融資的偏好，日本在該區域非制造業的投資進而帶動了制造業的投資。在90年代后期，日本對歐美的制造業比重都有所提高，尤其是美國。

第二，貿易壁壘效應。歐美區域貿易政策對日本制造業FDI的影響非常顯著。從本質上講，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是一種封閉式的區域安排。盡管對內實行零關稅，但是對外則實行歧視：要么實行共同關稅，要么仍保留各個國家的對外關稅水平。同時，又由于在這些區域廣泛存在著當地成分、原產地規則、自愿出口限制和反傾銷等貿易政策，這些都刺激了日本制造業FDI對歐美的投資。日本企業在通用機械、電子電器設備、運輸設備等行業中的投資占整個制造業比重的大部分，而這些行業受區域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日本電子制造業在歐盟的投資充分反映出區域貿易政策對日本FDI的影響。始于80年代早期，從事電子產品出口的日本公司一直面臨著歐盟貿易政策的限制。在1983年，通過日本國際貿易工業署(MITI)，歐共體（EC）和日本工業部門關于自愿出口限制(VER)進行了談判，限制了日本錄像機的進口。EC還對絕大部分電子產品，如電視機、顯像管、集成電路等征收相當高的關稅；并分別于1984年和1986年提高了游戲機和錄像機的關稅水平。在EC貿易政策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實施反傾銷措施。在最近十多年來，主要的日本電子出口商品，從半導體到復印機，都遭到了反傾銷調查。通常的情況是，這些案例最終都由歐盟得到了證實，并征收高達20-30%的關稅。這樣，作為“靶子”的日本出口商為了避免支付反傾銷關稅，往往在進行反傾銷調查前后，就開始在該區域內部投資興建裝配工廠。面對日本這種“跳越關稅”FDI的浪潮，歐共體于1987年修訂了反傾銷法，主要針對為了逃避制成品的反傾銷關稅而建立起來的日本裝配工廠。新法令規定：這些裝配工廠的制成品至少應有40%的成分來源于其他國家而不是日本。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那么這些制成品將被征收額外的關稅。這樣，日本跨國公司就只能減少來自母國零部件的進口，通過在歐盟的投資來增加產品的當地成分。僅在1986-1989年間，日本在歐盟的電子制造業工廠數量增加了近兩倍，從70個增加到138個。北美的情況也與歐盟極其相似。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也都顯示出北美（尤其是美國）的貿易政策對日本FDI的影響。比如，Caves(1993)、Cushman(1987)以及Catherine(1997)認為，美國對日本汽車業的自愿出口限制（VERs）以及半導體貿易協定都促進了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

第三，競爭效應。歐美一體化的建立消除了區域內貿易壁壘，導致區域內市場更具競爭性。日本跨國公司不僅要面對本土企業，還要面對其他區域外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為迎接這種挑戰，它會尋求戰略聯盟或實施購并戰略，從而增加在這些區域的投資。

第四，專業化生產的前景。日本在歐美的制造業投資與其他地方（比如東南亞、日本本土）相比，其生產成本較高。換句話講，如果不存在限制性貿易政策，日本公司是不情愿在這些區域進行投資的。但是，隨著歐盟的東擴以及美洲自由貿易區的進展，這一問題有望得到解決。這是因為，與原成員國相比，這些后來者至少在成本上具有區位優勢。這樣，日本跨國公司就可以或者通過對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進行重新配置，或者把新投資放到這些地方，從而作為“內部人”既可以服務于整個區域市場，同時又可以降低成本以使效率最大化。

從區域內來看，日本FDI分布呈現高度聚集現象。除英國、荷蘭、法國、德國和美國以外，區域內的其他國家很少吸引到日本的投資。90年代曾經作過一項調查，詢問日本跨國公司在歐洲分支機構選擇投資地的標準。地理位置是日本跨國公司選擇東道國的最重要標準。另外，是否有其他日本分支機構進駐該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主要是降低投資的不確定性（JETRO,1991）。對日本跨國公司而言，由于英國在語言文化因素、直接投資環境政策和相對勞動力成本等整體投資環境遠勝于其他國家；另外，由于日本在英國的跨國公司比較多，其他日本跨國公司也會傾向于向英國投資，形成聚集效應。對于北美而言，美國以其巨大的市場規模，較高的消費水平，較高的勞動力素質，便利的設施對日本企業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Culem,1988)。相應地，希臘、奧地利、丹麥、葡萄牙、瑞典等其他歐盟成員國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墨西哥對日本跨國公司來講，不具有相對較強的區位優勢。

事實上，由于在一體化的內部，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流動障礙得以消除和減少，日本跨國公司選擇和調整投資戰略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運營的空間。它們可以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殖環節的選點布局。一方面，由于日本跨國公司在歐美的投資主要是市場導向型的，它必然會把新增投資放在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最大的國家或最接近區域市場的國家；另一方面，日本跨國公司也會對原有投資進行重新調整。盡管沉淀成本和東道國政府的干預都會制約著這種類型的投資轉移，并且沒有確切的證據來說明這種重組投資的范圍和程度，但是，在區域內部重組投資的趨勢已經顯露出來。

第8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服務貿易區域貿易合作

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概況

（一）總量不夠

我國的服務貿易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快速發展，從1982年的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44億美元到2008年的3044.5億元，增長了幾十倍，而且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占世界的比重也由0.6%增長到2008年的4.2%。但總的來說，盡管增長的倍數很多，由于基數太小，與其他國家相比，總量還是不夠。2008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3.7%，遠落后于排名第一、占世界出口額的14%的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額的4.4%，落后于排名第一的美國的10.5%。不僅如此，我國服務貿易還呈現出連年逆差且逆差逐漸擴大的趨勢。

（二）結構失衡

我國的服務貿易中，傳統服務貿易占主導地位，新興服務貿易的比重較小。長期以來，旅游和運輸占據了我國服務貿易的大半壁江山。直到2008年，我國運輸和旅游這兩個傳統服務貿易行業進出口額為1657.5億美元，仍占服務貿易總額的54.4%。而金融、保險、計算機信息服務等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服務產業,近年來增速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三）管理落后

我國對服務貿易管理落后主要表現為：法律法規不完善，很多服務部門的立法尚未完全建立起來，例如《電信法》歷經多年的討論還是沒有出臺；還未形成各部門密切配合、政府和企業緊密聯系的服務貿易促進協調機制和工作體系，也沒有制訂完善的服務貿易發展中長期規劃；我國的服務貿易統計方法、統計口徑與國際標準存在出入，反映出我國服務貿易管理落后。

針對我國服務貿易存在的問題，很多學者提出了發展對策。但這些對策大多從國內經濟發展角度提出，極少從區域貿易、區域經濟合作的角度提出。筆者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熱點問題，而且中國也在積極參與、推動地域經濟一體化。區域貿易不僅促進了地區貨物貿易發展，對促進地區服務貿易的發展也有積極作用。

我國參與區域貿易合作的動因

擴大市場半徑。美國經濟學家杰夫•馬德里克在《經濟為什么增長》一書中，論證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他認為，經濟增長需要創新，但科技創新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由貿易發展、殖民地化、國內市場膨脹所導致的市場成長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動因”。在目前WTO談判受挫，全球經濟一體化受挫的情況下，發展區域經濟貿易合作是最佳的替代方案，可以有效的擴大市場半徑，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國內政策推動。黨的十七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要求“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努力擴大服務出口”；商務部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別出臺了《商務部關于做好2008年服務貿易工作的指導意見》、《商務部關于做好2009年服務貿易工作的指導意見》。其中都提到：利用多邊和區域渠道加強對重大問題的談判和磋商。緊密結合我國服務業發展現狀和實力，在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貿易安排（特別是自由貿易區）談判中推動建立平等、自由的國際服務貿易體系。將服務貿易納入雙邊經貿重點促進工作的范疇。深化內地與香港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

我國參與的主要服務貿易區域一體化組織概況

內地與香港、澳門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2003年6月和10月，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分別簽署了《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均于2004年1月1日起實施。此后，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內地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又分別簽署了六個補充協議。CEPA中關于服務貿易制度的內容有5條：市場準入、服務提供者、金融合作、旅游合作、專業人員資格的相互承認。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2002年11月，我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式啟動了中國-東盟自貿區的進程。2007年1月，雙方又簽署了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已于當年7月順利實施。根據《服務貿易協議》規定，我國在WTO承諾的基礎上，在建筑、環保、運輸、體育和商務等5個服務部門的26個分部門，向東盟國家開放市場；東盟10國也分別在金融、電信、教育、旅游、建筑、醫療等行業向我國開放市場。

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協定》是2006年11月簽署，2007年1月1日生效的。2009年2月，中巴兩國簽署了《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定》，根據協定，在各自對WTO承諾的基礎上，在全部12個主要服務部門中，巴方將在11個主要服務部門的102個分部門對中國服務提供者進一步開放，包括建筑、電信、金融、分銷、環境、醫療、旅游、運輸、快遞、研發、計算機教育、娛樂文化和體育等眾多服務部門。我國將在6個主要服務部門的28個分部門對巴基斯坦服務提供者進一步開放，具體包括采礦、研發、環保、醫院、旅游、體育、交通、翻譯、房地產、計算機、市場調研、管理咨詢、印刷出版、建筑物清潔、人員提供和安排服務等。

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2005年11月，中智兩國簽署《中智自由貿易協定》，自2006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2008年4月兩國簽署《中智自貿協定關于服務貿易的補充協定》。根據協定，我方在計算機、管理咨詢、采礦、環境、體育、空運等23個部門和分部門，以及智方的法律、建筑設計、工程、計算機、研發、房地產、廣告、管理咨詢、采礦、制造業、租賃、分銷、教育、環境、旅游、體育、空運等37個部門和分部門將在各自WTO承諾基礎上向對方進一步開放。

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2008年4月，中新兩國簽署《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中國與發達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也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簽署的第一個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多個領域的自由貿易協定。《協定》已于2008年10月1日開始生效。目前，新西蘭在商務、建筑、教育、環境等4大部門的16個分部門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中國在商務、環境、體育娛樂、運輸等4大部門的15個分部門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

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區談判啟動于2006年8月，于2008年9月圓滿結束談判，簽署《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區協定》。《協定》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人員流動、海關程序等諸多領域。在服務貿易方面，雙方在醫療、教育、會計等服務貿易領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

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協定。2009年4月28日，中秘兩國簽署了《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協定》，這是我國與拉美國家簽署的第一個一攬子自貿協定。

在服務貿易方面，在各自對WTO承諾的基礎上，秘方將在采礦、研發、中文教育、中醫、武術等部門進一步對中方開放，中方則在采礦、咨詢、翻譯、體育、旅游等部門對秘方進一步開放。

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策略

合理利用區域貿易合作機制，有側重的促進我國服務貿易。我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各有不同的合作領域與側重點。例如中新（新加坡）自貿區，雙方在醫療、教育、會計等服務貿易領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可以在此區域著重發展我國的醫療、教育業的服務貿易。

不同的區域貿易合作機制所涉及的制度有待完善。例如關于服務的原產地制度，CEPA對自然人提供的服務，采取了國籍和永久居留權標準，對商業存在提供的服務采用了業務執行本地化標準。隨著近年來服務外包的飛速發展，將服務的來源等同于服務提供者的來源是不恰當的，剝奪了成員通過合理的原產地規則來追溯服務正是提供者的權利。

繼續推進新興服務在自貿區的合作。我國服務貿易發展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結構失衡，新興服務貿易比重較小，新興服務業發展落后。若適度開放這些行業，是可以促進發展的。而在自貿區內在雙邊合作的基礎上適度開放新興服務行業，例如電信、金融業，負面影響較小，開放度可控。

但我國目前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合作領域以傳統的服務貿易為主，新興服務貿易的合作較少。我國和新西蘭、新加坡簽署的自貿協定，都幾乎未涉及新興服務貿易領域。服務業是新加坡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中新加坡在商業服務、交通通訊、批發零售、金融服務等行業優勢較明顯。而雙方合作的主要領域是醫療、教育、會計等服務貿易領域。

參考文獻：

第9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日本；TPP；中國立場

中圖分類號：F7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3）04-0018-02

2013年3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加入（簡稱TPP）談判。據悉，美國政府近期將把日本加入TPP談判提交國會審議，預計經過90天的評議后日本很可能在今年7月正式加入談判。自2010年10月1日，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國會發表政策演講正式闡明了日本欲加入TPP的態度后，這一問題就成為日本國內外學者熱議的話題。

一、從日美經貿關系看日本在TPP中的地位

截至目前為止，美國作為TPP主導國已經完成了與愿意加入TPP的八個國家（澳大利亞、文萊、智利、馬來西亞、新西蘭、秘魯、新加坡、越南）的第9輪談判。但是這8個國家在經濟上都不如日本，日美經濟聯系的意義遠遠超過美國與這8個國家。表1為2010年美國與TPP談判國家貨物貿易額，從表1可以看到：目前美國與TPP八個國家的貨物貿易總量均不及美國與日本。

表1 2010年美國與TPP談判國家貨物貿易額

（單位：百萬美元）

國家名稱 美國進口 美國出口 進出口總額 貿易差額

新加坡 17345 26349 43694 9004

馬來西亞 25722 12038 37759 -13684

澳大利亞 8610 20296 28905 11685

越南 14784 3540 18324 -11244

智利 7068 9903 16971 2835

秘魯 5173 6079 11251 906

新西蘭 2757 2683 5440 -75

文萊 12 121 133 109

日本 12030 60500 72530 484

數據來源：U.S.Department of Commerce，U.S.Census Bureau。

從以上數據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從貿易領域看，美國與日本的經濟利益大于美國與TPP八個國家。在美國主導的TPP戰略中日本的經濟地位最重要。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日本是世界第三經濟大國。2012年，按名義美元計算的GDP，美國為156760萬億美元，日本為5.96萬億美元。日本的經濟規模理所當然地決定了日本在TPP中重要性，這就是說，如果沒有日本參加TPP，美國主導的TPP繼續在與經濟小國玩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規則游戲，如果日本加入，美國主導的TPP在經濟上的分量加重，TPP的經濟效應將充分體現。

二、日本加入TPP的動因

（一）國內因素

1.擴大出口改善貿易競爭壓力。日本屬于典型性的出口導向型國家，“貿易立國”是其長期不變的國策。但在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加速推進的背景下，日本卻在締結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方面落在了中韓之后，從而嚴重削弱了其國際競爭力，貿易盈余急劇下降。尤其在日本社會“少子·老齡化”日益嚴重，日元匯率居高不下，且受到“3·11”震災重創的情況下，如果不加快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步伐，日本產業進行海外轉移的勢頭將進一步加快，其結果則是制造業空洞化的現象愈加

嚴重。

TPP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是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協定，要求成員國對進口產品無例外地實行百分之百的貿易自由化，這對于以“貿易立國”為核心發展戰略的日本來說，一方面加入TPP，未來可將擁有40億人口的亞太自由貿易圈的市場視為“內需市場”，能給日本出口企業帶來巨大的商業機會，使生產增加、雇用擴大，進而拉動萎靡不振的國內經濟；另一方面日本市場開放也將帶來廉價商品進口擴大，從而使消費者從中受益；再者，同時會帶來進出口手續的簡化和費用的降低，提高出口規模，有效緩解產業空洞化問題，同時了日本企業的FDI，給日本經濟提供再生契機。

2.推動國內農業改革。日本的農業生產規模小、勞動力成本高所以國際競爭力很低，長期依靠日本政府的高關稅、稅收優惠和補貼等方式進行嚴格保護。雖然這有效地阻止了外國農產品對日本國內市場的沖擊，但其農業的發展水平卻沒有因此而得到提高，反而不斷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越來越難以降低其對農業保護的程度，在短期內實現農業競爭力提高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可能性很小。日本政府雖然一再承諾推進農業改革，開放農產品市場，但在農業衰退的情況下，卻一直沒有實質性進展。隨著日本老齡化步伐加快，如果不進行貿易自由化，日本農業將難以為繼，日本農業需要大幅改革，這才能鼓勵年輕人進入農業領域。

如前所述，TPP是一個全面的綜合性的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協定，在貿易自由化方面沒有例外，農產品也必須廢除關稅。雖然從短期看，參加TPP會使農產品進口增加，國內生產減少，農業經營困難，這也是迫不得已的；但從長期看，以加入TPP為動力，一方面促使農業進行產業結構改革，向規模種植和提高農業附加值方面轉變；另一方面也打開農產品出口海外的窗口，尤其是有利于經濟作物及畜牧產品拓展海外市場。

（二）國外因素

1.重修和鞏固日美同盟關系。對于日本自身來說，日美同盟一直是其外交的基礎。經濟上，盡管美國是日本第二大的貿易伙伴國，但由于日本對國內的農產品實施長期封閉的保護政策，造成了美國農產品很難進入日本市場，從而影響了日美經貿關系的發展。日本雖多次同美國進行雙邊經貿談判，卻一直沒有實質性成果。通過TPP這一平臺，事實上啟動了日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為日本爭取到和美國談判的機會，從而實現日美經濟的有利捆綁，并與美國共同主導未來亞太自由貿易協定，有利于日本在全新的亞太合作框架中贏得主動。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原因是：通過加入TPP，日本可以重修和鞏固與美國的日美同盟關系。畢竟日美同盟始終是戰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礎與核心，全面修復自鳩山政府以來日漸疏遠的日美關系，無疑是日本對美關系的當務之急。因此，日本十分歡迎美國重返亞洲市場，希望通過加入TPP表明其歡迎美國重返亞洲市場和支持美國主導亞太貿易自由化戰略的態度，借機修復裂痕，重新修復并鞏固與美國的日美同盟

關系。

2.構建高水平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美國強勢推動TPP，并將之視為未來亞洲太平洋自由貿易圈（FTAAP）的優先課題，大里·克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即明確指出：“TPP將把整個太平洋地區的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匯合起來，建立一個統一的21世紀貿易社區。一個基于規則的秩序對于達到最終建立一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APEC目標也至關重要”。根據日本的設想，TPP也將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日本將其視作建立亞太FTA和APEC共同體的主要途徑。而自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希望在亞太地區構建高水平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TPP的主要特征正好符合日本的這一設想，包括在降低區域內關稅的基礎上，對競爭政策、安全標準、知識產權、技術貿易壁壘、政府采購、進口衛生檢疫、爭端解決和勞工及環保標準等方面做了相關規定。

同時，在TPP大勢所趨以及美國、澳大利亞都參加談判的背景下，如果日本不參加談判，那么會導致在指定亞太經濟合作制度方面喪失發言權，將規則制定的主動權讓給先期參與談判的國家，到時對于已達成一致的領域和條款就只能被動地接受了，從而使國內的企業和消費者蒙受重大的損失。

三、日本加入TPP對中國的影響及對中國的啟示

在分析日本加入TPP對中國的影響應該更多的從“貿易創造”角度客觀分析。一方面，TPP和亞太現有的FTA協定一樣，本身是推進區域合作的一種努力，貿易使整體福利提高，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也客觀存在，但效應是正是負，程度有多深，還應受各國產品結構、市場環境、地理位置以及TPP的進展等多方面影響，不可一概而論。另一方面，TPP是一個方向也是一個長期動態發展的過程，其中有美國從戰略上的考慮，但戰略的有效性在于競爭對手的反應是否如制定政策時的預期。因此，中國在TPP問題上的立場起碼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對加入TPP談判應該持開放的立場。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成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國對自由貿易總體看是持積極推動立場的。TPP更為徹底的開放原則，雖然會對中國現有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造成一定沖擊，但我國在充分的國際和國內調研結果出來之前也不應過度強調TPP帶來的風險。畢竟，TPP的成員結構目前還比較單一，成員數量也有限，中國目前加入該組織所要面臨的談判環境、所需進行的談判任務及成本收益分析都更為清晰和簡單。

其次，選擇適當時機加入TPP。TPP有望發展成為一個全新的亞太自由貿易區，特別是日本加入TPP后會加大TPP對亞太各國的影響。為避免在區域外遭受貿易轉移效應的沖擊，中國應做兩手準備，在東亞一體化受阻時擇機加入TPP談判。對中國而言，不僅能分享貿易創造效應，也可促進國內的經濟體制

改革。

最后，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推進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國應盡快推進中日韓FTA、“10+3”和“10+6”合作機制的建成，使這些合作盡快進入實質性的談判階段，確保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的穩步推進，鞏固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盡早完成目前正在開展的中國-海合會等自貿區談判，鞏固中國與東盟、智利、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經貿合作關系，同時，加強與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印度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雙邊經濟合作，為中國在跨區域合作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 李向陽.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中國崛起過程中的重大挑戰[J].國際經濟評論，2012，（2）.

[2] 劉昌黎.TPP的內容、特點與日本參加的難題[J].東北亞論壇，201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