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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 高等教育水平 協調性
中圖分類號:C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4)02(a)-0006-01
我國區域間存在著高等教育基礎、高等教育結構資源、經濟水平和結構、政府財政能力、居民生活水平等諸多差異,反映在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有著明顯的區域差異,這是研究區域經濟與對應地區高等教育水平協調性研究的主要依據,在平衡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有著指導性的作用。
1 研究現狀
1.1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的現狀
由于我國領土廣袤、又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國、各種社會自然資源分布不均勻,導致區域經濟發展協調性非常落后。具體特征有:依全國情況分析,沿海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明顯較快,對應的中西部內陸地區則比較落后;在具體到各個省市地區,第二產業發展較強的省市區域經濟發展速度相對較快,對應第二產業較落后、主要依賴第一產業或第三產業發展的區域經濟發展則比較慢。
1.2 我國高等教育水平不均衡的表現
(1)地區高校數量不均衡。從數量上看,東部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高等院校集中度很高,而較落后的地區面積更大的中西部高校數卻較。而大城市的高校數量又遠遠超過中小城市。
(2)高等教育機構對專業的設計與經濟發展的需求有所脫離,高校畢業生就業難道加大。學科專業的設置很多相對滯后,不能很好地適應地方經濟發展需要,使得畢業生難以就業。
(3)高等教育優秀資源分布不均衡。首先是重點高校和一般高校之間的資源分配差異,前者通常是政府或企業等重點優先關注的對象,得到各方面的資源相對充足,后者與前者差距巨大。其次是區域經濟較發達地區,其教育資源明顯好于欠發達地區。
2 區域經濟與高等教育協調發展的重要性
2.1 區域經濟與高等教育的關系
2.1.1 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
第一,發達的高等教育給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人才儲備以及技術支持,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高等教育是為社會培養高層次高水平的人才,所以高等教育發展的水平直接影響著經濟發展水平。與普通基礎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的分工更細,對教育對象的職業能力塑像的目的性也更強,并且基于其強大的科研能力而能夠為本地產業提供更為先進的科學技術。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發展有著強大的助推作用。
第二,數量巨大就讀于高校的學生直接推動了地區經濟的發展。隨著高校的不斷擴招,數量龐大高校學生已經是社會上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雖然群體消費能力還較低,依托巨大的基數,在地區經濟發展方面還是有著自己的影響,學生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及對旅游娛樂等的需要都直接給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
第三,地區的高等教育水平還是社會投資關注的一個重點指標。隨著時代的發展,高等教育不在局限于象牙塔里,和企業、政府等的合作越來越多,使得通過投資高校人才培養來幫助企業發展成為眾多企業所計劃和實施的方。高等教育水平越高,企業對其培養的人才以及技術就越感興趣,投資則越多,投資則刺激了區域經濟進一步發展。
2.1.2 區域經濟對高等教育的促進作用
第一,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有力的經濟支持。高校的建設離不開地區經濟的支撐,學校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經費、高水平教育研究人才引進費用等方面都需要政府和企業強大的經濟支持,區域經濟的良好發展是高等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的物質基礎。
第二,促進高等教育結構優化并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隨著社會的改革,區域產業結構的變化,高等教育結構將隨之進步優化,同時,教育資源的合理的優化配置能夠促進高等教育平衡發展。
2.2 區域高等教育均衡發展的理論依據
2.2.1 教育公平理論
教育公平是指國家對教育資源進行配置是所依據的合理性的規范、原則。其內涵包括以下三點:教育起點的公平(入學機會的均等)、教育過程的公平(學校條件、受教育過程的機會均等)和教育結果的公平(學業成就甚至未來的生活成就的機會均等)。
2.2.2 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理論
教育均衡發展中的教育資源配置,就是教育資源在教育系統內部各組成部分或不同子系統之間的分配,包括了:社會總資源對教育的分配;教育資源在各級各類教育間、各級各類學校間、各地區教育間以及各群體之間的分配。
3 區域經濟與高等教育協調發展的改進措施
3.1 樹立高等教育的現代教育理念
以人為本、教育終身化、教育國際化是現代教育理念的主要內容。而讓學生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與人相處、學會發展是未來教育的四個主要趨勢。培養學生不單單僅以傳授知識為目標,更主要的是培養學生能力,包括自主學習能力、認知能力、發展能力等,讓學生具有更加廣闊的國際視野和全球化的觀念。
3.2 高校發展要進一步改革人才培養方式
配合區域經濟的發展,高校培養人才應該進一步與社會和企業接軌,加強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深化課程教育體系改革,進一步建設針對實用性較強的應用性課程和實踐性課程,把學生對技能使用能力培養當作重點,培養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人才。
4 結論
對于區域高等教育水平的對比分析, 是實現區域高等教育均衡發展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基礎,必須根據不同區域經濟社會的特點和具體情況,在加強宏觀調控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上,正確認識不同地區教育發展的重點,采取有所區別的指導性政策方針,因地制宜地選擇和制定與區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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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X和Y為隨機變量,其樣本分別為 和 ,其相關系數公式為
其中,0≤R≤1。當時,變量X與Y完全相等;R越接近于1,兩個變量的相關程度越高。如果我們將各省、市、區的地區生產總值設為X,報紙總印張設為Y,將2007年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數值代入公式,則有:
R=0.911R2≈0.83
由此可知,地區生產總值與報紙總印張之間有高度的相關關系。如果我們對這兩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通過以下公式計算:
其中,為自變量的樣本均值,為因變量的樣本均值。仍將各地區2007年的生產總值與報紙總印張數值分別代入x、y,則有:
y= -1013917.15+676.57x
其中,常數-1013917.15為回歸斜線在y軸上的截距,676.57為回歸系數,即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地區生產總值,總印張就會增加676.57個單位,也就是當一個地區每年的GDP高于另一地區1個單位時,也就會比另一地區多出676.57個單位印張的報紙(1)。
如果以“地區生產總值”與“總印張”為變量繪制散點圖,如圖1(圖中R-Square即R2,為相關系數的平方值,下同)。
同樣,地區生產總值與一個地區報紙的平均期印數、年總印數都有高度的相關關系,如圖2、圖3(因篇幅關系,以下分析不再詳列公式)。
地區GDP與地區報紙的平均期印數應該是高度的線性相關關系,但因為一個極端值的存在,影響了相關度(R=0.644)。這個極端值是山西省2007年的平均報紙期印數。山西省之所以在“平均期印數”一項領先全國,是因為山西省的教輔類報紙大都為周報,每期的印數非常高(2007年為2439.75萬份),僅英語周報期印數就在1600萬份左右,但山西省的綜合類報紙和日報的期發行水平并不高。如果將山西的數值忽略掉,地區GDP與平均期印數之間的相關度達到了R=0.951,是非常高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地區GDP與該地區的人均印張數和千人日報擁有量沒有直接的線性相關關系。
由于總量的相關,各地的人均GDP與人均報紙擁有水平(報紙普及程度)也是相關的。我們再看人均GDP(2005)和地區千人日報擁有量(2005)的關系(如圖4)。
由圖4中可以看出,二者的相關程度達到R=0.968,是極度相關的;而人均GDP與人均印張數(2005)的相關度也達到了R=0.926,也是高度相關的。同樣需要說明的是,人均GDP與報紙的總量指標沒有直接的線性相關關系。
從以上的數據分析中可以看出,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該地區的報業發展水平有著直接的相關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報業發展水平同時也較高。但是,分析2005年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當年各地的千人日報擁有量、人均印張數的關系,它們的相關度并不很高,R值分別為0.880與0.870;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印張數相關度也只有0.847,也說明二者相關程度不很高。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報紙的總量指標(平均期印數、年總印數、年總印張數)更沒有直接的線性相關關系。故此,可以認為,一個地區的經濟總量決定它的報業總量,而它的人均經濟水平決定它的報業普及程度。僅就后者而言,人均GDP比城鎮居民的富裕程度更能關系到報業的普及水平。(如圖5)
通過驗證,以上這些相關關系同樣適用于2005和2007年以外的年份,篇幅關系,本文不做一一展示。
我國的報業,在地區發展上明顯地存在著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兩極分化現象;而在報業發展水平上又存在著“三個世界”的明顯差異。從報業發展水平的國內分布來看,它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分布是高度同構的。這不但說明了傳媒業對經濟環境的依附性和派生性,而且說明了國家的經濟政策對傳媒發展的深刻影響。當然,這種對地區傳媒水平的描述,是一種宏觀描述和整體分析,欠發達地區同樣可以擁有比較優秀的媒體個例,如中部地區的湖南衛視,西部地區的西安、成都報業等。如何能讓這些傳媒的優勢進行擴散,提升本地乃至全國傳媒整體水平,并促成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統一傳媒市場的形成,是下一步傳媒改革的核心議題之一。協調地區間的傳媒發展,必須打破地區壁壘,形成統一、開放的國內傳媒市場。
注釋: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挑戰,同時也使高校成為引領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西方發達國家和戰后新興工業國家的教育實踐證明,高校與區域經濟之間建立良性的合作關系,是二者共同發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河南大學為例,從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視角,重新審視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互利互補的良性關系,從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實現區域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一、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
1.地方高校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科技支撐、人才保障和動力來源
高等學校是地方科技創新的重要源頭和技術創新的重要基地,這種優勢首先體現在高校人才資源豐富、學科設置齊全和基礎設施良好等方面。以河南大學為例,學校擁有專兼職工作的院士12人,教授、副教授1300 多人,擁有12 個學科門類,其中國家重點學科2個,還具有棉花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等一批一流的科研平臺,這些都造就了河南大學成為區域經濟創新發展的源頭。河南大學環境規劃學院研發的“鄭開大道及兩側功能區規劃景觀模擬系統”,為鄭汴一體化發揮了決策支持和引導作用。同時,地方高校的快速崛起對周邊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可以直接拉動消費,增加就業,在短時間內形成一個巨大的新經濟增長點。河南大學在高校擴招之前,在校人數僅1萬余人,而在2012年這一數字就已突破6萬。根據教育部關于普通高校的設置標準,增加1名學生就需要新增基本建設費3. 8萬元左右,這無疑給當地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投資潛力。
2.區域經濟的發展為地方高校提供了發展壯大的空間
地方高校的發展離不開區域經濟的快速增長。高等教育的進步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一個地區的經濟實力直接關系到該地區對教育的投資和認識。河南大學地處中原,河南又是我國的經濟大省,這為河南大學建設高水平大學提供了經濟后盾。2012年11月,國務院正式批復《中原經濟區規劃》。不久,全國首個航空港經濟發展先行區——鄭州航空港綜合經濟實驗區正式起航,這不僅為河南經濟的快速崛起提供了良好契機,也為河南大學的振興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3.地方高校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是提升區域人口質量和文化品位的關鍵高校是社會的文化高地,是保存、傳承、傳播和創造先進文化的重要陣地。河南大學作為一所具有百年歷史的名校,形成和熔鑄了自強不息、深厚廣遠的大學精神,積淀與凝聚了底蘊厚重、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這為助推開封打造國際文化旅游名城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河南大學每年都會引進大量高層次、高素質的人才群體,這有利于提高當地人口素質,進而提升區域文化品位,而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動力。當然,開封市作為七朝古都,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文化積淀,遍布市縣的名勝古跡,特色濃郁的民俗文化,也成為推動河南大學發展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和區位優勢。
二、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不足
1.政府對地方高校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重視和認同程度不夠
教育是一個非市場性行業,向社會提供的是準公共產品,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可能立竿見影,這就導致政府對高校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重視和認同程度不夠,沒有建立起持續而有效的支持政策和扶助機制。例如,美國為了發揮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的支撐作用,自19世紀開始先后頒布實施了《莫雷爾法案》《哈奇法案》等,奠定了延續至今的美國產、學、研三位一體的辦學體制的基礎,為教育與經濟的密切結合提供了法律保證。我國地方高校與區域經濟的互動發展同樣也亟需法律、法規的有力保障。
2.地方高校自身發展存在一定困難,制約著其科技創新和轉化的能力
地方高校與區域政府協調發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高校能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創新資源。然而,一方面高等學校科研的特點是以基礎和應用研究為主,出版專著和是科研成果的重要表現形式,高校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服務意識不強,高校與企業合作不緊密,教育優勢很難轉化為科技和經濟發展優勢。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科技創新的實力不足。科學研究需要人才的引進和資金的投入,但這些大部分都流入到了全國重點大學,從而導致地方高校的重大科研成果少,尤其是可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的重大成果更少。
3.地方高校與區域經濟結合得不夠緊密,融合深度不夠
地方高校在辦學模式上普遍缺乏個性,存在“大而全、爭一流”和“重攀比、輕特色”的傾向,未能站在學校自身的優勢、性質和功能的角度,結合區域特點,準確定位,科學布局,真正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亟需的智力和人才支持。另外,伴隨著我國高校的擴招,不僅帶來生源質量的下降,而且導致地方高校在學生培養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在培養過程中常常局限于知識的傳授而忽視對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造成學生的知識水平與動手能力相脫離,綜合素質不高,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
三、促進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
1.精心打造服務高地,充分發揮“思想庫”的作用
地方高校必須增強服務意識,主動融入區域經濟發展之中,為地方提供主動、直接、有效的服務。河南大學在高水平大學的建設中,把服務中原經濟區發展作為一項重大戰略目標,圍繞汽車制造、現代物流、電子信息、節能環保等區域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通過產學研結合和跨學科科技攻關,為河南省提供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研成果和專利技術。河南大學的專家學者長期致力于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研究,提出了“中原城市群整合”和“鄭汴一體化”等一系列戰略構想,為中原崛起、河南振興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為中原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做出了突出貢獻。
2.精心打造育人高地,充分發揮“人才庫”的作用
地方高校要把人才培養作為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根本任務,努力打造創新型、應用型、復合型的區域人才培養基地。首先應加大學科專業調整和建設力度,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在鞏固優勢專業的基礎上,建立起與區域經濟建設相適應的人才培養體系。其次要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加強實踐教學,注重因材施教,增強學校之間、校企之間、學校和科研機構之間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種形式的培養模式,探索個性化的人才培養模式。河南大學通過與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共建研究生培養基地等方式,促進拔尖創新人才脫穎而出;依托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采取“2+2”“3+2”等聯合培養模式,培養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的國際化人才,為河南產業發展對接國際市場夯實基礎。
3.精心打造創新高地,充分發揮“動力源”的作用
地方高校應立足學校優勢學科和特色學科,瞄準學科發展前沿和區域戰略需要,支持在重要科技領域開展長期系統的研究,并與研究機構、知名企業共建創新聯盟,大力提升科學研究的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再創新能力。地方高校尤其要注重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能力,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與服務平臺,鼓勵教師開展高新技術研發、轉讓和咨詢服務等活動。同時改進科研評價機制,提高教師開展應用研究的積極性,促使一大批教師成為從事研究開發的主力軍,從而大幅度提高科研成果的轉化率。
4.轉變觀念,加大對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的投資和支持力度
地方高校是我國高等院校的主體,承擔了我國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教育的主要任務。近年來,國家對教育的投資不斷增長,已經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但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經費運轉卻是捉襟見肘。例如,河南省一共有130 余所高校,其中本科院校40余所。河南雖是經濟大省,但由于人口眾多,又是一個窮省,以一省之力支持這么多所高校,必然不利于地方高水平大學的建設。因此對于地方高校,尤其是位于中西部地區的地方高校,中央財政和政策的支持就顯得至關重要。我國擁有中央高校的省市只有21個,而其余省份的地方高校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中央加強對地方高校長期而有效的投資與支持,對于推動地方高水平大學的建設及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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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和能源消費結構是影響能源強度區域差異的主要因素;最后根據實證結果對降低能源強度、縮小區域差異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能源強度 區域差異 影響因素
《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11》指出,201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為32.5億噸標準煤,而我國能源生產總量僅為29.9億噸標準煤,能源缺口高達2.6億噸標準煤。能源消耗的增長速度逐漸加快,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性不斷增強,能源緊張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因此,我國“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能源強度降低16%的指標。然而我國是具有特殊國情的國家,地域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能源資源稟賦差異較大,地區間能源強度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數據顯示,2010年北京單位地區生產總值消耗最低,僅為0.582噸標準煤/萬元,寧夏高達3.308噸標準煤/萬元,兩者相差5.68倍。鑒于各省市的顯著差異,本文重點分析各地區能源強度的差異特征,運用回歸分析法確定各地區能源強度差異的影響因素及影響程度,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各地區能源強度差異的比較分析
能源強度,其相應的英文名稱是“energy Lntensity”,是指單位GDP的能源消費,它是反映國民經濟中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本文采用1998-2010年30個省市(新疆除外)的能源強度數據,分析各區域的能源強度差異現狀及特征,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
首先,各省市能源強度隨時間推移總體呈下降趨勢。從1998年到2001年,各地區能源強度都在逐漸下降,盡管在2002年,我國大部分省市能源強度有所回升,這是由于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導致能源強度出現惡化。但此后,各省市能源強度再次持續下降,在1998年到2010年期間,各省市能源強度平均下降率達到了46%。
其次,各省市的平均能源強度差異大,存在“西高東低”特征。廣東省平均能源強度全國最低,僅為0.80噸標準煤/萬元,低能源強度主要集中在上海、福建、江蘇、浙江等東部沿海省市;寧夏平均能源強度全國最高,為5.57噸標準煤/萬元,與廣東能源強度相差6.9倍,高能源強度主要集中在山西、貴州、甘肅、內蒙古等西部省市,整體呈現“西高東低”特征。
最后,各省市能源強度存在趨同性。由于我國高能耗地區能源強度以較快的速度下降,而低消耗地區能源強度的降速相對較慢。因此,雖然我國各省市存在著能源強度的區域差異,但是這種差異正在逐漸縮小。這種能源強度的趨同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各省市經濟增長方式的趨同性。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都顯示出粗放式的經濟發展道路,只是表現的程度有所不同(胡玉敏、杜綱,2009)。總之,各省市能源強度差異顯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縮小。
為更直觀了解各地區能源強度的差異,以2010年為例,我國能源強度平均水平為1.291噸標準煤/萬元。根據能源強度的高低,對各區域能源強度進行劃分,低于1的稱為低能耗區域,1-1.291之間的稱為中能耗區域,高于1.291的稱為高能耗區域。從劃分區域的結果來看,低能耗地區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中高能耗地區主要集中于我國中西部地區。能源強度的總體趨勢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能源強度越低;經濟發展水平越低,能源強度越高。此外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低能耗區如北京、海南省等地第三產業發達,第二產業比重相對較小,能源強度相對較低;中高能耗地區發展高能耗產業,能源消費結構不合理,能源強度明顯偏高。由此,推斷能源強度還與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等因素有關。
能源強度區域差異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一)影響能源強度差異的主要因素
不同地區在能源消費效率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影響能源強度的因素眾多,不少學者對此有一定的研究。如屈小娥、袁曉玲(2009)認為影響能源強度的主要因素有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水平、產業結構、制度因素、政府影響力;國涓等(2009)認為影響能源強度的主要因素有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市場化程度、能源消費結構這四個因素;韋蘭幸、趙曉芳(2008)認為影響能源強度的主要因素有經濟發展水平和能源消費結構。本文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參照韋蘭幸、趙曉芳的分析,主要考慮經濟發展水平、能源消費結構、產業結構這三個影響能源強度的因素,擬定量分析這些因素對能源強度的影響。
1.經濟發展水平。根據能源強度“西高東低”的特征,推斷經濟發展水平與能源強度呈負相關關系。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起步早,經濟發展水平高,能源強度低;反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起步晚,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能源強度相對較高。本文以國內生產總值表示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記為GDP。
外匯占款沖銷是隨著我國的特殊結售匯制度而出現的一種貨幣政策,目前已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匯占款沖銷影響貨幣政策繼而產生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對地區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國外關于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研究,自歐盟實施統一貨幣政策后逐漸興起。G.Carlinol等[1]對美國5個地區進行了研究,發現其中一個地區的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非常明顯,另外兩個地區則不敏感。EE Meade等[2]從區域研究的視角出發,通過對歐盟58個地區的數據分析,得出:歐盟5個國家存在顯著的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隨著歐盟國家之間的逐步融合,這種差異逐漸減小。國內相關研究是從改革開放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后逐漸多起來的,主要集中在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一般化研究。曹永琴[3]認為,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南部地區比北部地區更敏感。劉玄等[4]認為,對貨幣政策的反應,東部地區較敏感,中西部地區較遲鈍,東部地區傳導的速度和深度均大于中西部。張晶[5]認為,中、東部反應彈性較大,西部反應彈性小但持續時間長。關于導致出現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原因,學者們主要從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入手,認為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地區開放程度、產業結構、金融發展水平與結構、企業產權性質與規模、國企比重、國有銀行信貸制度等是產生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主要原因[3-4],但從外匯占款沖銷視角分析的則很少。
近年來,我國國際收支連年出現巨額順差,外匯儲備迅速增加,最高時超過4萬億美元,居全球首位。由于我國實行強制結售匯制度,外匯占款已成為投放基礎貨幣的最重要渠道。為了調節國內貨幣總量、平抑通貨膨脹,中國人民銀行采取貨幣沖銷來達到回籠資金的目的。可見,外匯占款沖銷已經成為當前我國貨幣政策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外匯占款沖銷的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基礎貨幣的投放、回收的規模,從而決定最終投放到各地區的基礎貨幣的數量。由于我國各地區對外開放水平不均衡,外匯占款所投放的貨幣更多地流向東部沿海地區,而通過沖銷回籠貨幣的政策卻是全國統一的、“一刀切”的,基礎貨幣的投放和回籠顯然是兩條不可逆的路徑,結果將導致各地區貨幣供應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這種特殊的貨幣政策體系,勢必會在原有傳導機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大貨幣的區域差異效應。李健[6]認為,各地區外匯流入的不平衡和全國“一刀切”的沖銷政策,最終將導致貨幣在各地區供應的不平衡,造成東部流動性過剩、西部流動性過緊的現象。
本文擬利用我國東中西部9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基于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的實證研究,探尋導致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的原因,以期有助于實現我國地區經濟的均衡發展。
一、數據選取與研究方法
1.數據選取
本文選取2003―2012年屬于東部沿海地區的廣東、江蘇、浙江,屬于中部地區的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屬于西部地區的陜西、青海9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其2012年的GDP和NF(凈出口額+外商直接投資)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東部沿海省份2012年的NF,無論絕對規模還是占本省GDP的比重,都大于中部地區,而中部地區大于西部地區,差異明顯,呈階梯式。
2.研究方法
首先對GDP和NF取自然對數變換為lnGDP和lnNF(見圖1)。從圖1可以看出,lnGDP序列和lnNF序列均呈上升趨勢,表現出非平穩性。因此首先對這兩個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并求出其單整階數。兩個序列雖然都呈上升勢,但走向比較一致,可能具有長期均衡關系。如果兩個序列單整階數相同,則繼續檢驗兩個序列的協整性;如果協整,則建立誤差修正模型,進一步分析兩者之間的長期靜態特征和短期動態特征。
二、實證檢驗
1.平穩性檢驗
lnGDP和lnNF序列平衡性檢驗結果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lnGDP和lnNF原序列均未通過平穩性檢驗,lnGDP的一階差分序列通過平穩性檢驗,lnNF的一階差分序列有兩種方法通過平穩性檢驗(LLC,PP),且LLC和PP的統計量值均比較大,因此可以認為lnNF的一階差分序列在很大概率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因此lnGDP和lnNF均是一階單整序列,單整階數相同,且DlnGDP、DlnNF~I(0),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2.協整檢驗
本文基于Kao檢驗來檢驗lnGDP序列和lnNF序列的協整性,結果見表3。由表3可知,ADF統計量檢驗顯著(在5%的置信水平下),即Kao檢驗認為兩個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3.誤差修正模型
根據格蘭杰定理,如果兩個變量協整,則這兩個變量必有誤差修正模型表達式的存在。因此,本文將建立lnGDP和lnNF的誤差修正模型(ECM),回歸結果見表4,表達式如下:
三、結語
我國特殊的結售匯制度和東中西部對外開放水平的不均衡,導致了貨幣投放在各地區的差異,進而影響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通過對分別來自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面板數據分析得出結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外匯流入水平具有長期均衡關系。從長期來看,外匯流入的不均衡確實是產生地區經濟差異的原因之一,這從一個方面解釋了東部沿海地區比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快的原因。從短期均衡來看,非均衡誤差并不顯著,可能是因為GDP和NF在很短時間內就達到均衡狀態,這與我國對外經濟結構有一定關系。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仍處在“走出去”的初級階段,資源密集型、勞動力密集型等產業鏈很短,投入短時間內就可以見到成效的初級加工貿易然仍占很大比重,而創新性強、技術含量高、產業鏈長的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所占比重還比較低。這也是今后我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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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三個層面;因子分析;福建城市競爭力
中圖分類號:F7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2-0098-02
1 引言
福建省地處中國東南沿海,與臺灣隔海相望。陸地面積12萬多平方公里,人口3470萬。福建是中國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之一,現設福州、廈門、泉州、漳州、莆田、寧德、南平、三明、龍巖9個地級市。2001年福建省第七次黨代會提出:“九個設區市的發展按三個層面同時推進。”這是今后一個時期福建省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路。其中前4個城市屬于第一層面,莆田、寧德屬于第二層面,余下的3個城市屬于第三層面。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這九個市三個層面發展很不相同。現采用多元統計中的因子分析對福建區域經濟發展進行定量分析。
2 原理
因子分析是將具有錯綜復雜關系的變量綜合為數量較少的幾個因子,以再現原始變量與因子之間的相互關系。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通過變量的相關矩陣內部結構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變量的少數幾個隨機變量去描述多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相似)關系,建立因子分析的數學模型為:
3 數據處理
第一步,借助統計分析軟件SPSS13.0將原始數據標準化以消除量綱的影響并建立指標的相關系數矩陣R。
第二步,求R的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率。由于因子分析結果雖然保證了因子間的正交性,但對因子不易命名,所以對因子模型進行方差最大化旋轉,使得對公因子的命名和解釋變得更加容易,并得到正交因子表(表1)。
第三步,將14個指標按高載荷分類:將14個指標分為三類:①因子F1在X1、X2、X3、X6、X7、X8、X10、X11、X12上有較大的載荷,這些指標都是表明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能力,因此把第一個因子命名為經濟發展水平因子。②因子F2在X5、X13、X14上有較大的載荷,這些指標都是表明一個地區科技教育衛生發展水平,反映了這個地區科技教育衛生發展的潛力,因此把第二個因子命名為科技教育衛生發展水平因子。③因子F3在X4、X9上有較大的載荷,這些指標都是表明一個地區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和交通通訊事業的發展,反映這個地區交通通訊事業的發展促進第三產業發展的潛力,因此把第三個因子命名為交通通訊發展水平因子。
4 因子得分分析
因子分析的數學模型是將變量表示為公共因子的線性組合Xm=αi1F1+……αipFp,由于公共因子能反映原始變量的相關關系,用公共因子代替原始變量時,有時更利于描述研究對象的特征,因而往往需要反過來將公共因子表示為變量的線性組合,即:Fj=βj1X1+……+βjmXm(m=1,2,…,p)。這個式子為因子得分函數,用它來計算每個樣品的公共因子得分。借助統計分析軟件SPSS13.0,可以計算出各地區主因子的得分F1、F2、F3,并根據統計數據中各個主因子旋轉后的貢獻率為權數進行加權
求和可以計算出各城市的總的分F=0.656158*F1+0.24226*F2+0.101582*F3,結果見表2。
由表1可以看出:總體上來看,考慮到具體情況,可以把福建省9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分為2類三個層次:廈門、泉州、福州、漳州得分大于零,屬于第一類和第一個層次;莆田、寧德、三明、南平和龍巖得分為負,屬于第二類。這里沿海的莆田和寧德又可以作為第二個層次;內陸的三明、南平和龍巖可以作為第三個層次。可見,福建省區域經濟發展有明顯的梯度。以廈門為代表的第一個層次經濟發展水平最高;以莆田為代表的第二個層次雖然得分不高,但考慮到其實際情況,經濟發展水平次之;內陸的三明、南平和龍巖為代表的第三個層次發展水平相對很低。其中廈門市作為經濟特區經濟發展水平處于全省領先地位,而福州只屈居第三。
從經濟發展水平因子得分看,第一個層次的得分都大于零。其中廈門的得分大于2,泉州得分大于1,兩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很高。而福州得分不到0.1,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其他兩個層次的得分都為負,經濟發展水平很低,與第一層次有很大的差距。
從科技教育衛生發展水平因子得分看,福州、泉州、莆田的得分大于零。其中福州的得分大于2,這說明福州作為省會,聚集了福建省的很多衛生機構和高校,科技教育發展水平很高。其中高校有30所,占全省64所的將近1/2,可謂高校云集,教育發達,具有較強的人才優勢。除去以外的其他第區科技教育衛生發展水平相對很低
從交通通訊發展水平因子得分看,福州、漳州、寧德的得分大于零,交通通訊發展水平相對較高。漳州和寧德作為福建省南下北上的門戶,隨著交通通訊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發展和繁榮。
5 政策建議
“九個設區市的發展按三個層面同時推進。”這是今后一個時期福建省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路。通過分析可以看出,這三個層次存在差距。因此,第一個層次要繼續保持在全省的領先地位,增強對第二、三層次的輻射和帶動作用;第二個層次要繼續加大交通通訊事業的發展,和第一個層次形成一個沿海經濟帶,促進海峽經濟區的發展,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第三個層次要大力發展科技衛生教育事業和交通通訊事業,承接沿海產業轉移,吸收沿海的輻射和帶動效應,不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縮小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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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保障;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時空特征
中圖分類號:D6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4)04-009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10
An Analysis on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YANG Liang1,2, DING Jinhong2, GUO Yongchang3
( 1.Department of Geography,Xingtai University, Xingtai 054001, China; 2.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3.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epartment,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structed coupling index system reflec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study the coordination of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time using method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time perspective show,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tained a positive interaction since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gradually moving from the amelioration phase to coordinated adapt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pace perspective show,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between
them in China present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lays obviously decreasing tendency from the East to the Midwest, while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displays the shape of “U”. Looking from the coordination level, the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nt the shape of “the rugby”, the provinces belonging to the better coordinated and the serious imbalance are few, while most of provinces are intermediate types, such as the mild imbalance and basic coordination. The coordinated degree in Eastern provinces obviously surpassed the Midwestern provinces.
Keywords:social security;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各種社會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關系調整的公平性上[1]。作為社會“穩定器”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調節收入分配和縮小貧困差距中承擔著極其重要的責任,是調節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的基本杠桿[2]。由于社會保障水平過高或過低都會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關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探討,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 他闡述了通過“看不見的手”來推動個體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共同增長[3];庇古根據邊際效應基數論,提出國民收入總量越大,社會福利越大的基本命題[4]。國內關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晚,但也取得了豐碩成果。穆懷中提出了社會保障水平發展曲線假說,指出社會保障水平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先是上升較快,達到一定高度或超過適度水平上限后開始放慢增長速度,持續一段時間后將會逐漸回落并接近其適度水平[5];楊翠迎、何文炯提出了社會保障發展系數(CSS),闡述了社會保障水平同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6];鄭智峰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研究了社會保障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作用,進而闡述了社會保障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7];譚偉、吳永求認為城市化水平、人均社會保障財政支出額、所有制結構是社會保障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因素[8]。陳壽江、李小建提出上行及下行概念,以縣域尺度研究了中部六省經濟發展水平與福利水平之間的關系[9]。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的自然稟賦、經濟基礎差異造成經濟發展極不均衡,省際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省域層面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到底呈現什么樣的協調關系?是不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高,而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低?為了弄清以上問題,有必要從省域層面開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事實上的參考和依據。
二、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
1.指標體系的構建
社會保障水平是一個質與量相統一的概念,社會保障水平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10],既不能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否則就發揮不了其應有的作用;也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否則阻礙經濟發展。社會保障體系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就是社會保障的總體水平既充分體現經濟發展成果,又不超越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11]。從投入產出角度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是指相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保障支出的多少,體現了經濟發展(GDP、財政等)對社會保障的投入水平;同時,社會保障的覆蓋水平和待遇水平最為直接地反映出政府及社會在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的進展,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經濟發展對社會保障的產出水平。基于此,本文從社會保障發展水平的三個維度――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覆蓋水平和待遇水平出發,在遵循目的性、科學性、可操作性等原則的基礎上,從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出發,并在借鑒眾多學者研究的基礎上[12~14],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
本文從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覆蓋水平以及待遇水平3個層面,使用10項指標來反映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其中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保險覆蓋率借鑒了賈智蓮的計算方法[15]。人均GDP是一個包含綜合信息的指標,能表達出多個經濟相關的維度信息,用人均GDP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是較常用的方法[16~18]。通過社會保障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兩大系統,共同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見表1)。
2.綜合水平計算方法
本文研究的時間序列為2003~2011年,由于這一時期是改革后第三次較明顯的經濟波動期,同時又是社會保障改革全面展開的關鍵時期,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本文的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4~2012)、《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2012)和分省市的統計年鑒等。
為消除數據量綱不同造成的影響,需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公式是uij′=uij/Max(ui),其中uij′為標準化值,uij為實際值,Max(ui)代表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區第i指標的最大值。各指標權重賦值采用德爾菲法,通過征詢不同專家的意見,依據各指標代表的含義及重要性、基礎性程度,綜合權衡確定各指標的權重,見表1。根據各指標的權重及標準化的數據,通過逐級加權求和計算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計算公式為:
三、 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空耦合分析
1.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序耦合
從時間序列角度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變化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兩者相互作用的階段特性。如表3所示,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從2003年的0.45穩步上升到2011年的0.71,協調等級從輕度失調逐漸向良好協調演化,表明2003年以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保持良性互動,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
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變化的重要原因是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2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1.5倍。國家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從2002年的2632.22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1109.4億元,年均增長17.3%。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其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社會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從覆蓋面來看,截至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84億人、3.2億人、4.73億人,比2002年分別增長了246.3%、481.8%、403.2%[20]。從待遇水平來看,2005~2012年,國家連續8年上調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2012年全國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養老金達到1721元,是2002年的2.8倍[21]。由協調等級的變化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斷趨向協調適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得益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居民享受社會保障待遇的高低,因此,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保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根本。
2.中國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省際格局
(1)經濟發展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東部、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區域間差距不斷擴大。從圖1可以看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實力明顯高于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出從東部向中西部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2011年全國人均GDP達到35181元。其中,天津、上海、北京3個直轄市位居前三,分別達85213元、82560元、81658元。東部沿海地區顯示出強勁的經濟實力,江蘇、浙江、廣東、遼寧等省份緊隨之后,人均GDP水平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為62290元、59249元、50807元、50760元。山東和福建的人均GDP水平也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省份的人均GDP大多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西部地區占了6席,分別是廣西、、四川、云南、甘肅、貴州;中部地區占了3席,分別是河南、江西、安徽。其中貴州省人均GDP水平最低,僅為16413元,約占天津市的1/5。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呈現出極不均衡的特點,不同省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
(2)社會保障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中國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了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東部、東北和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較高,而中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從社會保障水平指數來看,東部地區平均值為0.547,東北地區為0.572,西部地區為0.505,而中部地區平均值最低,為0.458。其中,上海、北京、青海
社會保障
水平指數列居前三,達0.776、0.771和0.672。按照社會保障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中。社會保障水平的空間分布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經濟落后的地區,其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一定低,比如、甘肅等省區(見圖2)。
從社會保障支出來看,2011年,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最高的是經濟不發達的青海,其次是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則是廣東、浙江、江蘇等東部沿海發達省份;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最高的也是青海,其次是遼寧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仍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浙江、江蘇、廣東等。鑒于中西部地區財力較弱,中央對中西部省份社會保障投入力度遠遠大于東部地區。2005年以來,中央財政對全國社會保障的投入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保持在80%左右[22]。從養老金支付水平指標來看,區域之間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2011年,全國人均養老金為18700元,有一半省份的養老金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5個省份中,除由于近年西部大開發帶動的人均養老金水平快速提高的新疆、青海、、內蒙古、陜西五省份和中部省份山西外,其余9個省份都位于東部地區。從省際的比較來看,江西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低,為13831元。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高,達到33106元,是江西的2.4倍。按照人均養老金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1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內。
總體來看,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在全國表現出不平衡性。經濟最為發達的東部地區,社會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養老保險制度已基本成熟。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水平偏低,財政供養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業集中在政府部門,因而,養老保險待遇水平較高。而中部的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成“塌陷”態勢。
(3)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類型劃分。
將社會保障水平指數(SSL)和經濟發展水平指數(GDPP),采用Zscore法標準化處理,生成兩個新變量數據列ZSSL、ZGDPP,ZGDPP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GDPP 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ZSSL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SSL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那么符號正負實際表征的就是兩者偏離程度的協同性。以ZGDPP為X軸,ZSSL為Y軸,繪制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和社會保障水平的象限圖,如圖3所示。
根據象限圖,將全國內地31個省級單元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劃分為4種類型,具體來看:①第Ⅰ象限,即高級協調型,以北京、上海為代表,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水平都比較高。②第Ⅱ象限,即社會保障過度型,包括青海、新疆、等8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較高。③第Ⅲ象限,即低級協調發展類型,包括除山西外的所有中部省份、廣西、貴州、云南等13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保障水平也較低。④第Ⅳ象限,即社會保障滯后型,包括廣東、浙江等5個東部沿海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
從象限圖來看,我國一些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出現了不相匹配的現象,為了能夠對我國各區域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聯系有更深入的了解,進一步選取典型指標進行對比分析。總體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低于經濟落后地區,尤其在社會保障支出比重和財政社保支出比重兩項指標上,以青海和上海為例,2011年青海省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為14.6%,財政社保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為16.9%,分別高于上海市5個百分點和6.2個百分點。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發達省份經濟發展水平高,GDP和財政支出總額大,導致了社會保障支出占比相對偏小;二是由于國家近幾年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提高了經濟落后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當然,經濟落后省份的財政支出中用于
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很大,表明社會保障支出的財政負擔也很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造成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從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看,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大力發展經濟,為社會保障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3.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空間耦合
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社會保障水平也不盡相同,為進一步明晰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的空間分布規律和特點,從機制上揭示社會保障與區域經濟耦合的規律性,本文以中國內地31個省份為研究對象,對2011年的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做了進一步研究。
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出2011年各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并繪制出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分布圖(見圖4)。由圖4可知,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具體特征如下。
第一,東部地區,除河北、福建、海南輕度失調外,其余各省均實現了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但協調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達到良好協調發展類型;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屬于基本協調發展類型。
第二,東北地區除了遼寧達到基本協調發展外,其余省份輕度失調;中部地區全部處在輕度失調發展階段;西部地區多數省份屬于失調類型。除了內蒙古為基本協調,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類型外,其余均為輕度失調。
第三,從協調等級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其中,良好協調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度失調的只有貴州和云南;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其中,屬于輕度失調的省份個數最多,達到20個,基本協調的個數次之,有6個省份。從地域分布來看,基本協調及以上類型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屬于輕度失調。
總體來看,2011年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不容樂觀:超過2/3的省份處在失調狀態,除了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外,其余都為輕度失調;兩者協調的省份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北京、上海、天津處于良好協調發展,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達到基本協調。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及耦合協調度模型,從時空角度研究了我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狀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在不斷提高,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第二,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從東部向中部、西部逐漸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而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第三,經濟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會保障水平也相對較高,如北京、上海等地區,但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如青海、甘肅、等,盡管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低。第四,從耦合協調度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即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且東部地區協調度明顯優于中部、西部地區。
雖然我國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整體處在協調發展階段,但從區域來看,大部分省份仍然處于輕度失調狀態。長期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兩大系統的失調,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通過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以及兩者的演變關系,本研究為各省份認識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因地制宜地推動社會保障與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本研究對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形成的機理尚未進行分析,還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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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金融業發展;非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316-(2014)01-
一、前言
現代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早就指出經濟的發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產業的發達和金融市場的擴大可以有效地提高資本的效率,并通過投資推動經濟的增長。國內關于區域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的關系研究也表明,金融發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那么,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經濟與金融業非協調發展,則經濟發展水平勢必不高。眾所周知,民族地區由于大多地處偏遠地區,經濟金融水平長期在國家平均水平線以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很多,如歷史的、地理的或者是政策的原因,經濟與金融業不能夠協調發展也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一個經濟性因素,本文將從這一角度出發分析民族地區經濟與金融業非協調發展的成因,希望能夠對民族地區的經濟和金融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
二、民族地區經濟與金融業非協調發展的現狀
(一)金融發展的滯后抑制了經濟的增長
1.金融信貸資源大量外流導致金融業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以能夠反映金融信貸資源利用程度的金融業存貸差這個指標為例,從2003起至今,全國95%的民族地區的金融業存貸差都在逐年擴大,更有甚者,許多地區的存款率保持迅速增長,貸款率卻在負增長。這說明,民族地區的資金在大量的外流,本地資金并沒有對本地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2.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很低
從2003起至今,全國87%的民族地區金融信貸的增長速度低于GDP的增長速度,甚至有6個地區的金融信貸為負增長。這說明,民族地區的金融業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不夠,經濟發展缺乏充足的資金準備。
3.金融融資能力不足導致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表現不明顯
金融工具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還體現在資本市場的融資能力,但是民族地區長期以來由于自身對資本市場的吸引力不夠,導致了通過金融手段融資的能力也不夠,因此,本地的資金尚且外流,來源于外部的融資就更不可能了。客觀上,這樣的融資水平弱化了金融本應有的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二)經濟水平落后也制約著金融業的發展
1.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也限制了其金融業的全面發展
根據區域金融理論的實證研究,區域經濟的發展是區域金融發展的基礎,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區域經濟對金融的需求會隨之增大,而民族地區的經濟水平落后,使其金融業的各個方面的發展都相應的滯后。
2.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質量較低限制了其金融業的發展空間。民族地區的經濟結構仍然是以第一產業為主,沒有金融業充分發展的空間,金融市場的許多項目無法在民族地區展開。
3.民族地區的經濟金融資源十分匱乏,導致金融業的運營成本過高,也同樣限制了其金融業的發展。許多商業性的金融機構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而不愿意在民族地區開展業務。
三、民族地區經濟與金融業非協調發展的成因
(一)主體缺位
民族地區經濟與金融業非協調發展的第一個成因就是各經濟金融主體的缺位造成的,相關的主體如政府、金融機構和微觀經濟主體(主要指企業)并沒有完全發揮應有的作用是缺位最明顯的表現。以政府缺位為例,中央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上在西部大開發前相對忽視民族地區的經濟金融發展,近年來雖然加大了對中西部的投入,但比較于發達地區仍比較少。以金融機構缺位為例,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對民族地區的投入十分有限,客觀上造成了民族地區金融業的支持不夠。民族地區的企業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如很多企業仍不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無法與當前的金融市場相融合。
(二)制度缺陷
民族地區經濟制度方面的缺陷主要有資源配置制度和信用制度兩方面的問題:在實際操作中,民族地區的市場經濟機制還沒有形成,許多資源配置方式仍然采取計劃經濟那一套,投資環境不適合,交通設施也很落后;民族地區的現代信用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容易造成外來投資的經濟損失,因此很難吸引外部投資。
金融制度方面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政策性金融機構并沒有發揮出相應的作用,如支農業務職能由信用社辦理,其他銀行的辦事機構往往只開設到縣一級;二是商業銀行的功能定位不夠合理,如農行的信貸業務幾乎與農業無關,真正缺乏資金支持的農業產業化卻得不到資金支持;三是合作性金融組織機構的發展滯后,民族地區的合作性金融機構如信用社本應成為民族地區經濟和金融發展的重要支持,但其自身的運營不夠完善,使得逐漸地為了擺脫自身困境,紛紛開始商業銀行的發展模式經營,背離了國家對“合作”性金融機構的期盼;四是非正規金融方式缺乏制度支持,如個人、民間團體或企業間的借貸手段等,實際上直接幫助了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但是很多是國家法律規范的空白區域,很容易造成糾紛而得不到法律保護。
此外,相關的經濟、金融政策的缺失也是民族地區經濟與金融業非協調發展的一大成因。
四、結語
總的來說,民族地區經濟與金融業非協調發展嚴重的制約了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本文認為應該通過制度上、政策上、機制上等一系列的手段,來促進民族地區經濟與金融業的協調發展,使民族地區經濟金融的得到充分發展,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面貌,逐漸縮小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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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研究是當前研究的熱點,故對如何構建地區綜合經濟實力指標體系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多數研究只注重考察地區經濟實力,忽略了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強調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故在評價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指標體系中加入了影響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重要因素——可持續發展水平,這對全面評價地區綜合經濟實力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關鍵詞:區域經濟的內涵;區域經濟的特征;原則;指標體系
1區域經濟的內涵
區域經濟是一個系統的概念。一個經濟區域的區域結構、組織和發展水平,是許多行為主體決策及其相互作用的結果。區域經濟學研究的客體是區域經濟系統,區域經濟主要考察決定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和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交互作用過程,進而描述、闡明和評價區域經濟結構的形成及其變動趨勢,揭示資源的空間配置過程和經濟主體的空間活動規律。
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綜合性范疇。從橫向上看,它是指一定時期內經濟各方面的綜合發展狀況;從縱向上看,它表現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2區域經濟的特征
2.1區域經濟的理論特征
(1)綜合性。區域經濟是國民經濟大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由多行業、多層次、多因素構成,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有機體。
(2)差別性。首先是各地區之間在生產力水平、自然條件、地理位置、資源狀況、產業結構等許多方面存在著很大差異;由此形成各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戰略重點以及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地位上都有很大的差異。其次是區域內部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異。
(3)開放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程度的日益深化,地區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將逐步提高,各地區自給自足的產品和勞務比重會越來越低,相互交換的比重則越來越大,地區經濟與外界的聯系更為廣泛和密切,地區間形成相輔相成的交往和協作關系。
(4)競爭性。由于行政區劃的存在,客觀形成了生產力要素的使用與流動上的地區經濟區別色彩。由此出發的地區經濟產業發展、地區經濟主體對市場的拓展甚至意識形態的歸屬感,都會在不同地區經濟之間構成內在性的競爭。
2.2區域經濟的實踐特征
(1)相似性。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從不平衡到平衡的漸進歷史過程,任何一個國家區域經濟的發展都會受到這個規律的制約,從而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
(2)結構趨同性。我國在實施區域不平衡梯度推移戰略過程中,由于缺乏明確的區域產業政策指導,區域分工模糊,各地重復建設,產業結構趨同,資源配置效率不高。
(3)非均衡性。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體制開始由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邁進,區域經濟的發展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一時期實施的是區域不平衡梯度推移政策,這一政策實施的結果使我國經濟建設的重心大規模東移,區域經濟不平衡程度不斷加劇,區域差距進一步拉大,經濟重心更加偏向東南沿海。
(4)政府行為主導性。從多年的實踐來看,區域經濟的發展政府起著關鍵的作用,中國發達區域的成功在于政府在一些重要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地區經濟產業布局結構和要素流動大部分是通過政府行為進行協調的,區域經濟發展中政府主導統籌安排經濟社會資源的痕跡較為明顯。
3評價指標選取應遵循的原則
綜合經濟實力是一個地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基本條件,是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經濟建設和整體經濟發展的能力,包括經濟發達程度、發展水平、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和生產力布局等。綜合經濟實力是一個地區發展的基石和核心部分,反映一個地區經濟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地區之間實現資源配置優化的能力,同時還影響著國民的教育程度與基本素質以及國家政治的穩定等其他要素。正是由于綜合經濟實力的基礎性作用,一般來說,某個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比較強的話,那么該地區的社會、文化發展水平也比較高。較高的綜合經濟實力為地區的各方面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促進了其他各方面因素作用的發揮,比較容易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帶動替他各方面因素的發展,形成互相促進,互相激勵的動力。
我們知道,一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是多方面的,任何單項指標都無法全面而客觀地反映該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所以我們需要構建一套指標體系對地區綜合經濟實力進行全面的評價,該指標體系即是利用多個指標從不同側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對地區綜合經濟實力進行評價。建立地區綜合經濟實力評價指標體系,應根據區域經濟的理論特征和實踐特征來考慮。具體應遵循以下原則:
(1)科學性原則。評價指標應建立在科學實用的基礎上,即各個指標的選取、指標權重的確定、數據的選取、計算與合成等都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科學基礎上。
(2)系統性原則。建立的評價指標能夠系統地反映商品經濟發展水平。
(3)綜合性原則。建立評價指標時盡量避免濫而多,因為許多指標有很大的共線性、相關性。
(4)區域性原則。由于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性,研究構建評價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指標體系僅僅適用于本區域,對其他區域僅僅具有參考價值。
(5)可行性原則。指標的建立要結合實際情況,既能反映各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又便于計算和獲取數據。
4建立評價地區經濟實力的指標體系
4.1建立評價地區經濟實力指標體系的框架
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指標體系是指構成綜合經濟實力的各系統組成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系所形成的整體。對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測度可以通過反映綜合經濟實力的經濟規模子系統、經濟結構子系統、開放程度子系統、人力資本子系統、基礎設施子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子系統六大子系統來進行綜合評價。當前對如何測度地區綜合經濟實力指標體系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多數研究只注重考慮地區經濟實力,忽略了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本研究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強調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故在評價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指標體系中加入了影響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重要因素-可持續發展水平。構建評價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指標體系框架圖如下:
4.2評價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指標內容
(1)經濟規模子系統。
人均GDP(元/人)=GDP/人口總數,該指標是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最主要指標之一,通常該指標的值越高,地區經濟越發達。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當年GDP/上年的GDP
農民人均純收入(元/人),是反映該地區農村人口實際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
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元/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人口總數。
職工年平均工資(元),是反映地區城鎮居民工資所能達到的一般水平。
(2)經濟結構子系統。
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第三產業增加值/GDP,該指標的值越高,說明該地區第三產業越發達。
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第二產業值/GDP
第一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第一產業值/GDP
(3)開放程度子系統。
進出口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進出口額/GDP,該指標反映地區經濟對國外市場的依存度。
國際旅游外匯收入(億美元),該指標反映地區旅游經濟是發否發達以及對外開放程度。
人均實際利用外資額(元/人)=實際利用外資額/人口總數,該指標是從吸引外資的角度來測度其開放程度。
(4)人力資本子系統。
每萬人從事自然科技活動人員數(人/萬人),該指標反映地區科技水平的高低。
每萬人高校學生數(人/萬人)=地區高校在校學生數和高校畢業生數(本專科生)/地區人口總數。
教育投入率=教育投資經費/GDP。
(5)基礎設施子系統。
人均城市道路面積=城市道路面積/人口總數。
每萬人擁有公共汽電車數(輛/萬人)=公共汽電車數/人口總數。
每萬人擁有醫生數(人/萬人)=醫生人員數/人口總數。
人均居住面積(m2/人)=住宅建筑面積/人口總數。
(6)可持續發展水平子系統。
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工業廢水排放達標量/工業廢水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