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平衡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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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

【摘要】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單一的金融政策，我國區域資金流動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本文對我國區域資金流動不平衡性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利用泰爾指數對區域間資金流動的不平衡性進行實證研究，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 資金流動；不平衡；泰爾指數

【作者簡介】李興漢，江蘇師范大學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學。

資金流動是指其所有者在追逐效益的過程中，使資金由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轉移，或由一個區域向另一個區域轉移。由于資金在流動的過程中存在著不平衡性，我國區域資金流動存在著明顯的收益水平不均衡現象。在此情況下，只有當欠發達地區的資金收益水平比發達地區高，資金才會由發達地區流向欠發達地區，然而這在實際中是很難實現的。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的經濟實現了跨越式增長，但同時也產生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由此導致資金區域流動的不平衡，反過來資金區域流動的不平衡又加劇了區域經濟的不平衡。

一、我國區域資金流動不平衡的現狀

（一） 金融機構發展和分布的不平衡

在我國金融發展的過程中，區域金融不平衡的狀況嚴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區域金融依然會保持以國有銀行和大型股份制銀行為主導，間接融資占統治地位的格局。我國的商業銀行普遍采用總行-分行體制，由于商業銀行與生俱來的逐利性質，各行采用行政或者經濟的手段統籌安排其分行的資金，以求全行效益的最大化。在東部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銀行貸款收益往往比內陸地區高，風險卻比內陸地區低。如此一來，各行會不斷加強對各分行信貸狀況的調整，從內陸欠發達地區吸收資金投向東部發達地區。各商業銀行不約而同地定位于經濟發達地區，資金向大中城市流動的趨勢非常明顯。

如表1 所示， 東部地區存款余額的比重為58.2%，是中部地區的2倍左右、西部地區的3倍左右。東部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數量比重比中部高出幾個百分點，比西部地區高出十幾個百分點，而且東部地區金融機構相對來說更為多樣化，提升了資金使用效率，進一步加劇了資金流動的不平衡性。

（二） 資本市場發展的不平衡

1990 年11 月26 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以來，股票市場為上市公司融得了大量社會資金，成為優化資金配置、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中國資本市場逐步向“資產池”方向發展。

但同時應當看到，我國的上市公司大量分布在東部地區，西部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很小。券商的分布格局同上市公司基本一致，東部和中西部嚴重失衡。東部地區不論是券商的數量、分布，還是市場占有率都占有絕對優勢，主導著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截止到2012年末，全國共有2494家境內上市公司。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區域的境內上市公司分別是1621 家、512 家、361家。東部地區上市公司數量占到了65.0%，而當年東部地區的籌資額更是占到了66.9%。很明顯，我國資本市場呈現出地域上的不平衡性，社會資金通過資本市場從內地欠發達地區大量流向東部發達地區。

（三） 直接投資的不平衡

2012年，東部、中部、西部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18.9%、25.7%和24.9%，中部和西部增速均超過了東部。但如表1所示，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狀況依然呈現明顯的地域性不平衡。2012年東部地區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5.5萬億元，占全國的41.2%，遠超中西部地區。2012年東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624.5億美元，占全國的55.9%，超過中西部地區之和。直接投資的不平衡發展導致了資金流動地區間的差距，進而拉大了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

（四） 對中西部地區的傾斜政策引發的資金流動不平衡

1994年，我國實行了分稅制改革。目前，對稅源大而集中的中央稅貢獻最大的是東部地區，中央通過轉移支付將東部地區的資金轉移到中西部地區，通過稅收的再分配、發行國債等完成對落后地區的財政補貼。另外，我國存在政策性金融機構，通過政策性融資方式把資金投向中西部地區。我國近年來實行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戰略，通過減免稅收、扶持優勢產業、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優惠等進一步引導資金流向中西部地區，拉動當地的經濟增長。

二、導致我國區域資金流動不平衡的因素

（一） 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我國幅員遼闊，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反映在資金流動上，主要表現為資金的來源用途。東部發達地區資金的來源要廣得多，信用擴張的范圍也較大。欠發達地區資金來源非常有限，信用擴張的余地很小。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引發了地區間資金運行、資金流動的不平衡。

由于地區之間經濟水平的差異，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同。東部發達地區充滿了商機和活力，大量的社會資金通過對周圍地區的輻射被吸納進來。而中西部地區的資金所有者為了逐利往往把資金投向發達地區，造成資金的流失。

（二） 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東中西區域內部經濟發展也存在著較大差異，通過表1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無論在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數量、銀行存貸款余額，還是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面都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區域內的資金流動不平衡性也表現得相當明顯，甚至超過了區域間的不平衡性。而區域內部資金流動不平衡會帶動全國資金流動不平衡。若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那么全國區域性資金流動不平衡問題就很難解決。

（三） 市場化程度的不平衡

東部地區最早改革開放，經濟結構調整升級較快，市場化程度高，包括銀行、證券公司在內的各種金融機構有著較高的拓寬融資渠道的能力。通過規模經營，這些金融機構的運行成本不斷下降，資金使用效率不斷提高，提升了東部地區整體的資本積聚實力。而中西部地區不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市場化程度都比較弱，沒有一個業已成熟的金融市場，融資效率處在較低水平。

三、我國區域資金流動不平衡性的實證分析

為了更準確衡量各區域間資金流動的不平衡性，以及區域間和區域內的不平衡性對總體的不平衡性有怎樣的影響，文本使用泰爾指數進行實證研究。

泰爾指數又稱泰爾熵標準，一般作為衡量個人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指標。目前在中國區域資金流動中，銀行存貸款仍占主要地位，因此本文以銀行存貸款余額為具體研究對象，設K為全國存貸款余額，R為全國人口數量。Ki為i地區存貸款余額，Ri 是i 地區人口數量。根據國務院對東中西區域的最新劃分標準， 東部地區的i=1,2，…，11；中部地區的i=1,2，…，8；西部地區的i=1,2，…，12。用D、Z、X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KD、KZ、KX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存貸款余額。RD、RZ、RX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口數量。TD、TZ、TX 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泰爾指數。T表示整體不平衡性的泰爾指數。TJ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區域間不平衡性的泰爾指數。T-TJ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區域內不平衡性的泰爾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通過查詢國家統計局網站和《中國金融年鑒》（1999～2012），計算得出我國近15 年來東、中、西部三大區域資金流動的泰爾指數，如表2所示。

根據表2，利用Excel 分別做出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存貸款區內不平衡性以及分解的存貸款不平衡性，如圖1和圖2所示。

圖1顯示，東部地區的存貸款區內的不平衡性整體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區，而且東部地區的不平衡性還呈現一個“倒V型”的態勢，即先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一個過程。中西部地區的不平衡性整體上處于一個較低水平，在大部分年份里中部地區的不平衡性略小于西部地區，而且兩者均呈現出幅波動態勢，即增大和減小不斷更替的過程。由于東部地區的經濟總量、存貸款區內不平衡性均很大，因此東部地區對全國差異的影響也會很大。

圖2顯示，中國存貸款泰爾指數在整體上呈現“倒V型”，即先上升后下降，與圖1中東部地區泰爾指數的走勢比較接近。另外，三大區域內差異的泰爾指數始終大于三大區域間的泰爾指數，說明我國的存貸款不平衡性更主要地表現在各區域內部。

四、政策啟示和結論

區域資金流動的不平衡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要實現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必須首先重視區域資金流動的作用。

首先，金融政策的制定要體現區域化，充分考慮到區域間的平衡以及區域內的平衡。政府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的職能，建立適應每個區域各自發展特點的相應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場體系，有力促進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即使是三大區域內部也存在著較大差異，因此更加具體、更加符合實際的區域化金融政策亟待出臺，以打破過去資金基本上呈單向流動的局面。

其次，進一步健全金融體系。深化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切實提高其市場競爭力，根據經濟需要和區域平衡發展的雙重思路設置機構網點。尤其是東部地區，要改變過去區域內資金流動不平衡的現狀，同時促進中西部地區的資金流動的協調發展，通過一個完善的金融體系使得全國的資金流動朝著健康方向發展。

再次，要加強各區域間金融合作。東部地區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擴大輻射能力和輻射范圍，各區域要協調好金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通過金融和財政的雙重協調，進一步發揮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乘數效應，減少地區間金融發展的差距，促進各區域協調發展。另外，要重視對區域內金融機構的整合，以合作促發展，增強中西部地區資本積聚實力。

最后，建立專為落后地區設計的專項基金和政策性金融機構。由于存在地區發展差異的客觀情況，很難完全依靠市場對融資進行調節，因為完全依靠市場的結果就是落后地區流失更多的資金，發展更困難。而實行差異化的金融政策，建立專項基金等為落后地區服務的金融機構，無疑有利于改變當前區域資金分布不平衡的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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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曉夏,章林.中國區域金融結構差異研究[J].金融論壇,2010,(1):25-31.

第2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

基于2012年南疆五地州的統計數據，從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結構、農業生產構成、農業生產投入和產出等方面選取了22個相對指標，分別為：第一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例（X1），少數民族人口比例（X2），鄉村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例（X3）；農村居民全年家庭人均純收入（X4）；農村居民家庭農業生產總支出（X5）；農用地面積（X6）；水利設施用地面積（X7）；農村用電量（X8）；有效灌溉面積（X9）；化肥施用量（X10）；農業總產值（X11）；非農行業總產值（X12）；農業機械總動力（X13）；農作物播種面積（X14）；主要農作物總產量（X15）；地區生產總值（X16）；人均地區生產總值（X17）；耕地面積（X18）；農業固定資產投資（X19）；農業從業人數（X20）；受災面積總數（X21）；農業總產值增長率（X22）。

2南疆農業經濟區域差異分析與評價

由于新疆地域遼闊，各地州自然稟賦、社會環境和經濟基礎等差別很大，使新疆各地州區域農業經濟水平差異很大。而農業總產值增長、非農行業產值增長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是體現農業經濟增長的三個主要方面。區域經濟差異可以通過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兩類指標加以衡量。因此，選擇2000-2012年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州直屬縣(市)塔城地區、阿勒泰地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蘇地區、和田地區和喀什地區共8個地州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作為量度指標，通過比較其變異系數和標準差兩個相對差異指標的變化，來反映13年間新疆農業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象。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標準差由2000年的686.15，增加到2012年的2472.34，增長了3.60倍，增速也逐年提高，而變異系數雖有小幅波動，但也一直穩定在34%左右，表明各地州農業經濟差異正逐年穩步擴大。比較2012年新疆南、北部10個地州的部份經濟指標。總體上北疆五地州的GDP為南疆五地州的2.01倍，而南疆五地州農業生產總值比北疆高68.4億元；人均GDP北疆普遍高于南疆，但位于南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GDP高于北疆3個地州，人均GDP為10個地州中最高，說明造成新疆區域經濟差異的因素已由地域性向結構性轉化，地區經濟專業化分工進程加速。由于Ward法并未給出合并成幾類，根據表2給出的統計量可以看出，偽F統計量在歸為3類時較大，說明歸為3類較好；偽t2統計量在歸為1類、2類時較大，由于偽t2統計量越大，表明上一次歸類的效果好，也表明歸為3類較好，因此將南疆5個地州分為3種類型。結合聚類分析過程和樹形圖，可將南疆五地州的農業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分為以下3類：

1）非農經濟主導地區，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2）農業經濟穩定發展地區，包括阿克蘇地區、喀什地區；

3）農業經濟落后地區，包括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區。前4個主成分的特征值、相鄰兩個主成分特征值之差、每個特征值所解釋的方差貢獻率和累積比例。可見，主成分一、二的累積貢獻率已達93.19%，遠大于85%，已經能較好地概括原始變量，而主成分三、四的特征值小于1，說明其對原始變量的解釋力較弱。因此，選擇主成一、二作為分析變量。此時，兩個主成分的累積貢獻率為93.19%，表明其包含了原22項指標信息的93.19%，已足夠反映原有指標的信息。表4為22個評價指標對應于前兩個主成分的特征向量（載荷量）對于前兩個主成分的因素載荷量的貢獻率。通過各主成份的載荷可對各主成份作出符合現實意義的解釋：主成分一（PCR1）包含了全部信息量的56.04%，在X5、X7-X11、X13-X16、X18、X19、X21與X22上有較高正載荷。可見，PCR1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區域農業生產規模、資本投入與經濟效益，體現的是區域農業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因此，稱PCR1為農業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因子。主成分二（PCR2）包含了全部信息的37.16%，在X1-X3與X20上有較高正載荷；在X4、X6、X12、X17上有較高負載荷。可見，PCR2反映的是區域農業勞動生產率與農業勞動力供給水平，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村人口及其結構、農業勞動的經濟收益和農業勞動力宏觀需求等。因此，稱PCR2為農業勞動力要素因子。在PCR2上喀什地區與和田地區的得分較高，分別為1.1232和0.5314，表明其在農業勞力要素方面具有較強優勢，兩地區少數民族人口、鄉村人口占地區總人口和農業從業人數比例高，反映出這兩個地區農業勞動生產率較低而農業勞動力投入水平高，農業發展仍為粗放型，其農業經濟是建立在較高的資源和資本投入上；巴州在PCR2上的得分最低，其非農產業吸收和消耗了大量勞動力，使區域農業勞動力無法支持和滿足農業生產與發展的需求。因此，造成南疆地區農業經濟區域差異的因素可歸納為兩個主要方面，即農業綜合發展水平與農業勞動力要素。從南疆5地州農業經濟綜合競爭力得分情況來看，喀什地區農業經濟綜合競爭力在南疆5地州中居第一位，得分遠遠高于排名第二的阿克蘇地區，第三為和田地區。喀什地區農業經濟綜合競爭力最強，其人口達415萬，為南疆人口最多的地區，耕地面積達530457.1hm2，地理位置、自然資源和發展基礎等方面的較強優勢，是喀什地區農業經濟綜合競爭力具有較強優勢的主要因素；克州最弱，屬典型民族貧困地區，其人口較少且土地總面積中平原僅占10%、山地占90%，耕地面積52859.6hm2、人均耕地面積僅0.094hm2，自然條件較差、耕地資源嚴重不足和勞動力素質偏低等，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見，近年來由于各類援疆政策和較好的發展環境，進一步加大了對南疆地州的援建力度，使得南疆地區的經濟獲得了好的發展機遇。特別是喀什地區在建立經濟特區以后，對其周邊地州經濟產生了一定的輻射帶動作用，喀什地區已逐步成為南疆經濟中心，表現出了良好的經濟發展趨勢。

3南疆農業經濟區域差異的變化特征及預測

3.1庫茲涅茨比率及其分解

2000-2012年南疆地區農業人口比重大于其農業產值的地區個數始終保持不變，即m=4，南疆地區僅巴州農業人口比重小于其農業產值占全疆比重，其他4個地州人力資源生產效率相對較低。從庫茲涅茨比率分解值上來看，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變化趨勢明顯表現為相對穩定的兩個階段，即2000-2005年為第一階段，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基本維持在α=0.45左右；2006年以后為第二階段，α一直維持在0.49左右（圖4），表明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在2005年以后有所下降，其收入比重有所提高，使2005年以后k開始下降。而k與β的變化曲線高度相似，均表現為3個階段，即2000-2005年的穩定上升階段，2006-2009年的逐步下降階段，2010年以后的快速上升期。在2000-2005年期間，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明顯上升，使得k也隨之上升；在2005-2009年期間，高收入人群收入的比重開始下降，低收入人群比重下降且趨于平穩，使得k也隨之下降；2010年以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而低收入人群比重基本沒有變化，這種高度同步現象，表明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對k的影響趨于增強。可見，農業人口中的高、低收入人群及其收入比重的差異逐漸提高，加劇了南疆農業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地區間的農業區域經濟差異增大。綜上分析表明，南疆地區農業經濟差異正在增大，而南疆地區低收入人口及其收入所占比重對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的影響較小，高收入人群人口及收入比重的變化是影響區域農業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波動的主導因素，特別是2009年以后，進入高收入人群及其收入比重的迅速加大，導致不平衡性急劇上升。南疆五地州中除巴州外，其余4個地州的農業勞動生產率較低，也是造成農業經濟區域差異的重要因素。

3.2區域農業經濟差異的預測

9698，大于0.5，表明2013-2020年間的區域農業經濟差異將會延續2005-2012年的發展趨勢，區域農業經濟差異增大的可能性很高。3.3區域經濟差異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理論，區域經濟發展初期，一般采取傾斜發展戰略，伴隨著區域經濟絕對差異（庫茲涅茨比率k）的增大，經濟增長速度會相應的提高，當差異達到合理值（k0）時，增長速度達到最大（v0）。如果k繼續擴大，區域經濟對差異的耐受力減弱，出現各種經濟社會矛盾，增長速度也會開始回落，這時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調控措施，增長速度會繼續下降，隨著各種矛盾的積累及爆發，就會對區域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影響，甚至導致區域經濟停滯。以庫茲涅茨比率（k）作為度量區域經濟差異的指標，以農業經濟增長速度（v），利用SAS統計分析軟件可得非線性回歸方程為：v=-0.2404+2.4611k-4.8426k2（8）對公式（8）求一階導得：v'=2.4611-9.6852k（9）令v'=0，得：k0=0.2541，v0=0.0723，而2012年的庫茲涅茨比率k為0.2919，大于k0，表明南疆區域農業經濟差異已經超過警戒水平，農業經濟對區域差異的耐受力減弱，并已開始對南疆農業經濟的穩定持續增長產生負影響。

4結論

第3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

【關鍵詞】:農村區域發展；發展問題；三農；農業農村經濟

中圖分類號：F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809（2010）12-0291-01

在全面建設和諧社會的進程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發展已經成為一個重要課題。通過對發展歷程的梳理，筆者將我國農村區域發展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四大突出問題作如下歸納及分析：

一、不平衡性

不平衡性似乎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普遍存在的特點，這種不平衡性體現在經濟基礎及發展規模的階梯差異，城市如此，我國不同農村區域經濟發展更是如此。若將我國農村區域按照東、中、西劃分，濟實力隨之遞減，并且這種差異由東至西愈發明顯。差異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這可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由于依靠政策、地理條件等多方面優勢，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早已在起跑的時候就將西部地區遠遠地甩在了身后，因此，東部地區農村區域發展所能依靠的基礎也更為扎實。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東部農村區域發展依靠其具備的得天獨厚的優勢，進一步拉大了這種差距，雖然目前我國著力改善這種區域化的差異性，但是在短時間內農村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想要得到實質性的改善還是非常困難的。

二、發展與環境的矛盾

在我國積極推動農村區域發展進程的同時，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已經成為一大突出問題，農村環境的破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現代化農業生產對農村土地資源造成的破壞

相對于傳統農業，現代化農業的發展對于土壤的破壞力更強更大。濫墾亂伐造成大批農業用地產生水土流失、土壤風蝕等現象；化肥、農藥、農用地膜對土壤的侵蝕也大大減少了農村土地的肥沃程度，使土壤質量大大下降，進而影響農作物產量。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農村規模化生產給廣大農村土地資源帶來了巨大損失，加之生產者土地及環境保護意識、可持續發展觀念缺乏，加大了對農村土地資源的浪費和損害。

2. 廣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落后

隨著新農村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城鄉一體化趨勢愈加明顯，由于人口的不斷聚集，生活垃圾等環境污染情況愈發嚴重，臟亂差等現象隨處可見。與城市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相比，廣大農村地區相對缺乏這類解決生活污染的配套設施，這大大制約了我國農村區域發展。因此，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有效改善廣大農民的生活環境及條件，是一個利國利民之舉。

3.工業污染嚴重

在農村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工業污染問題不容忽視。由于我國鄉鎮企業在工業生產時忽略了預防及治理環境問題的考察，大多存在布局不合理的問題，嚴重缺乏環境保護觀念，導致農村地區工業污染問題的產生。與此同時，農村大力開發養殖業，這種生產模式對于環境造成的影響也不亞于工業污染，同樣不容忽視。

三、農村城鎮化規劃細節存在不合理性

在推動我國社會協調發展方面，合理的農村城鎮化規劃對于消除城鄉差距、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能夠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在我國農村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很多細節問題存在致命缺陷。首先，規劃沒有完全做到因地制宜。由于我國不同地區城市布局存在差距，大中小城市的比例也存在極大差異，從數量上看，東部地區城市數量遠遠超過西部地區。而對于農村城鎮化的規劃過于宏觀，沒有將地域特色及區域優劣勢充分考慮其中，這樣在農村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各地區農村發展步驟及策略就缺乏合理的依據，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農村城鎮化進程的更好更快發展。

四、農村區域發展中的政府干預

在我國農村區域發展過程中，縣域經濟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是基于農村、立足縣鄉的一種我國特有的農村區域經濟模式。在市場經濟社會，無論是城市經濟還是縣域經濟的發展均應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調動一切合理存在的市場因素，同時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保障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而在我國農村縣域經濟的發展浪潮中，不同農村地區政府干預力度不同。據了解，在西部落后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政府干預性非常明顯，這不僅制約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阻礙了該地區農村區域經濟的發展，而相對于一些政府干預力度較弱的地區，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得到了充分調動，恰當的政府引導也起到了很好的調控作用，該地區農村經濟發展阻力相對減少。

五、結語

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的綜合國力及經濟實力還有待提升，而作為一個農業人口比例占全國總人口近7成的發展中國家，農村區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就更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為農村區域發展戰略掃除阻力與障礙，為我國農業農村的全面協調發展保駕護航，使農村區域經濟的發展真正成為我國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基礎和關鍵。

參考文獻：

[1]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中國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業區劃[M].北京：農業出版社，1991.

第4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

論文內容摘要：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從旅游業綜合現狀和旅游流集散能力來看，其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造成這一不平衡性的主要因素是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旅游產業規模、旅游資源狀況以及客源接待和盈利能力等。南京都市圈地跨江蘇安徽，包括南京、鎮江、揚州、淮安、馬鞍山、滁州、蕪湖和巢湖。本文采用定性與定量分析方法，確定了都市圈旅游發展中心城市及各層級，并著力分析以中心城市為起、止點的旅游流及其影響因子，以及中心城市目標市場層級劃分。

本文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選取2008年南京都市圈內各市旅游發展指標，運用聚類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等統計方法，以SPSS17.0實現數據處理，研究圈內各市的旅游發展水平，確定圈內旅游業中心及各圈層。同時分析以中心城市為起、止點的旅游流規律及其影響因子，以及中心城市目標市場劃分。

都市圈建立的意義在于打破行政界線，按經濟發展趨勢構筑相對完善的城鎮群體空間單元。南京都市圈是江蘇省著重建設的三大都市圈之一，地跨江蘇安徽，目前包括南京、鎮江、揚州、淮安、馬鞍山、滁州、蕪湖和巢湖。中心城市占據都市圈系統經濟發展高地，具有最高的經濟勢能和地位，它通過集聚與擴散兩種作用力的交互耦合，實現與周邊城市旅游要素的有序流動，促進各市旅游產業規模的提升和旅游業的發展。

都市圈旅游中心城市及圈層分析

影響旅游業發展水平的因素很多，影響力各不相同。本文選取的指標有：各市GDP、人均GDP、人口數、旅游接待總人數、平均逗留天數、人均消費、旅游總收入、4A以上景點數、星級飯店數、旅行社數、距中心城市交通里程（祁秋寅、張捷，2006），數據主要來源于各市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通過SPSS降維處理（剔除因子載荷小于0.5的指標），最終保留的指標有GDP、旅游接待總人數、旅游總收入、4A以上景點數、星級飯店數、旅行社數。

綜合以上指標對樣本進行聚類分析，采用K-均值方法，設定聚類數為3，可將8個檢驗城市旅游業綜合水平分為3個層級，第一層級為南京，第二層級為揚州和鎮江，第三層級為淮安、馬鞍山、蕪湖、滁州和巢湖。通過ANOVA檢驗得到顯著性水平均為中等或高度顯著。可見，從旅游業發展的角度，南京是都市圈旅游發展狀況優勢最明顯的城市，為都市圈的旅游業中心，揚州、鎮江為發展相對較成熟區域，其余5市旅游業綜合實力相對較弱。

中心城市旅游流分析

旅游流又稱旅游客流，指旅游者從出發地到旅游目的地移動形成的客流。影響旅游流的因素有：兩地距離和交通便捷度、旅游資源吸引力、經濟聯系、游客感知、旅游費用、接待設施等。都市圈旅游流是一個復雜系統，包括任何兩個城市之間的旅游集聚和擴散流，很難形成清晰的研究思路和結論。因此本文以中心城市為視角，分別研究南京作為其它城市目的地和客源地情況下，旅游流聚散規律及其影響因素。

（一）中心城市旅游集聚流分析

本文定義中心城市集聚流比例表示從各市直接來南京的客流占南京總客流的比例，它反映了圈內各市向中心城市提供客源的能力。可得的旅游流影響指標包括各地經濟水平、人口數、旅行社數、到中心城市距離、中心城市集聚流比例。本文運用雙側相關性檢驗，選用Pearson相關系數，得到表1。各市人口數、與南京距離這兩個指標同中心城市集聚比例無顯著相關，而GDP水平及旅行社數與中心城市集聚流比例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結果具有高度顯著性。

由此可知，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旅游產業規模對旅游流的產生具有重大影響，而人口數，與中心城市距離并不能成為促進其它各市產生旅游流的顯著因素。這表明旅游流的產生更加依賴經濟發展的規模和質量。中心城市要吸引都市圈內更多的客源，除了自身發展之外，更要加強圈內各市產業的合作，從而提高各市輸送客源能力，實現共贏。

距離因素在都市圈內部產生旅游流方面的作用并不顯著，這與以往一般性認識有悖，隨著近年來都市圈交通的日益發展和同城化進程的推進，市場對距離這一要素的敏感程度正在消減。

（二）中心城市旅游擴散流分析

中心城市擴散流比例是指直接從南京所往城市的旅游客占該城市總客流的比例。它反映了圈內各市吸引中心城市客流的能力。

如表2所示，中心城市擴散流比例與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住宿接待條件（星級酒店數）有高度相關性，同旅行社數也有一定相關性，且前者比后者相關性更顯著。這表明，由于中心城市消費能力相對較高，旅游方式多元化，游客對星級酒店的需求高于對旅行社的需求。中心城市擴散流比例還與當地旅游總收入高度相關，表明中心城市是各市旅游業重要收入來源，各市應當對中心城市這一巨大市場予以重視。同時，旅行社和星級酒店對各地旅游總收入的貢獻很明顯，但顯然星級酒店與旅游收入相關性更大，這印證了過夜游客消費貢獻更大這一觀點。

中心城市旅游目標市場空間定位

由上文分析可知，中心城市的集聚流主要受都市圈各市GDP和旅行社數影響，因此選取南京周邊7市GDP和旅行社數作為指標計算因子得分，按得分將南京目標市場劃分為兩個層級，第一層級為揚州、鎮江、淮安，它們均在江蘇省境內，旅游業綜合水平為都市圈前三位（除南京），可將它們看成南京周邊旅游目標市場的核心市場。第二層級為其他4個城市，它們均在安徽省境內，可見省際行政界線對都市圈旅游流集散有一定影響。它們的旅游業綜合水平在都市圈中處于末位，旅游流產生能力尚待提高，是南京周邊旅游市場的潛力市場。以上劃分均是基于都市圈內部而言。

對于第一層級市場，應充分利用優勢，進一步加強旅游同城化進程，將鞏固高品位的傳統景區與開發新旅游模式相結合，鞏固市場份額。對于第二層級城市，急需打破省際和市際行政界線和經濟壁壘進行區域合作，提高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促進當地旅游產業結構優化和模式升級，最終提升市場份額。

結論與對策

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從旅游業現狀和旅游流集散能力的角度來看，其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造成這一不平衡性的主要因素是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旅游產業規模、旅游資源狀況及客源接待能力。要提高都市圈的整體產業競爭力，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提升實力。影響旅游流的主要因素是GDP和旅游產業規模，各市要提升經濟實力，優化擴大旅游產業規模，為旅游流的聚散提供可能。其次，加強內部合作。一定區域旅游經濟整體水平由各城市的競爭、分工與合作決定，而區域的整體發展又影響著城市的興衰（葉依廣、周蕾，2004）。

參考文獻：

1.張強.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功能組織研究[D].蘭州大學，2008

2.祁秋寅，張捷.我國省際旅游經濟影響因素分析[C].中國地理學會學術年會，2006

第5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

關鍵詞：競技體育 經濟 研究

前言

競技體育作為一種文化，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依賴于經濟同時又影響著經濟的發展。湖南省競技體育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如何？湖南省運動員從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取得一個第六名到在悉尼奧運會上獲取的金牌數、獎牌數及總分位居全國各省市區第一：即7枚金牌、1枚銀牌、5枚銅牌、1個第4名、3個第5名、1個第7名，創造了湖南省體育史上的輝煌。盡管近年來湖南省競技發展很快，但目前對湖南省競技體育發展與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還很少，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和重視。本文試圖進行一些嘗試性的研究，為湖南省競技體育和經濟的和諧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湖南競技體育成績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發展水平的相關分析

1.1 湖南省競技體育成績分析

競技體育運動發展，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奧運會是世界最高級別的體育盛會，亞運會和全運會作為亞洲和中國的“奧運會”，其規模、聲勢和影響，以及對社會的吸引力，對群眾熱情的激發，對推動體育事業的發展，都是其它任何形式的運動會所不能比擬的［1］。因此，奧運會、亞運會和全運會的成績最能代表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競技體育發展水平。本文以湖南省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亞運會和全運會所獲取的金牌數與總分情況進行分析。

1.1.1 湖南省運動員在第23―27屆奧運會上的成績分析

世紀之交的中國競技體壇，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舊的格局不斷被打破，一些競技運動的新生力量不斷產生，競技體育中壟斷與反壟斷的較量日趨激烈［2］。湖南省運動員積極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從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取得一個第六名到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金牌數、獎牌數及總分名列全國各省市區第一，湖南競技體育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湖南省運動員在23―27屆奧運會上獲金牌數量變化如圖1所示：

1.1.2 湖南省運動員在第7―13屆亞運會上的成績分析

湖南省運動員代表國家積極參加亞運會，從第七屆亞運會上獲取2金到第十三屆運會獲取13金，充分顯示了湖南競技體育較強的實力。如圖2所示：

1.1.3 湖南省運動員在第1―10屆全運會上的成績分析

作為我國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強的全國運動會，是中國體育行政區域之間的最高競技舞臺，其歷屆運動會上各參賽代表團的成績基本上反映了我國各省市競技體育發展水平及各地區的競技實力差異。本文以湖南省參加歷屆全運會的有關成績資料為基礎，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研究湖南省競技體育的發展水平［2］。各省市區在全運會的訓練和比賽上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因而在全運會上獲取的金牌和總分排名基本上反映了其競技體育的實力與發展水平。同樣，最能反應湖南省競技實力的指標也無疑是全運會上所獲得的金牌數［3］。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20年來，湖南省從自身實際出發，積極探索競技體育運動發展新路，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圖3是湖南省運動員在1―10屆全運會上金牌變化圖。圖4是湖南省運動員在1―10屆全運會上名次變化圖。

由圖3中可以看出，只有在第5屆和第10屆全運會，湖南省的成績有所下降外，湖南省的體育水平基礎上呈顯著的逐年上升趨勢。

由圖4可以看出，從1959年湖南省運動員在第一屆全運會居第21位，到十運會的第十位（不計雅典奧運會帶入的金牌），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而且，從第六屆到第十屆全運會，湖南排名基本上保持在前十名左右，在全國顯示了較高的競技體育發展水平。

1.2 建國以來湖南人均GDP發展情況分析

區域經濟發展常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主要衡量指標，根據國際經驗，GNP超過1000美元，消費結構將向發展型變化［4］。建國以來，湖南經濟發展較快，但與其它省份相比，GNP在全國排名基本沒有變化。圖5顯示了1952―2002年湖南GNP在全國處于較低水平。表1則顯示了湖南省競技體育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由表1可以看出：湖南省運動員在悉尼奧運會上獲得的金牌數在全國排名第一，而同時期湖南省的GNP和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在全國排名第17和第26，處于較低水平，這一巨大的反差說明湖南競技體育發展優先于同時期經濟的發展。無論是以運動員獲得的金牌數量為標準還是以總分成績在全國的排名為依據，湖南省競技體育發展勢頭很好，但圖5中顯示同時期湖南省的GNP在全國一直處于二十名左右，這一系列事實證明：經濟與競技體育的發展有時也會出現不平衡性，經濟發展水平較落后的湖南省也可以有較高水平的競技體育，從而形成了湖南競技體育發展的特殊現象。

2 結論與建議

2.1 對湖南省運動員在改革開放以來歷屆奧運會、亞運會和全運會上獲取的金牌數量及總分在全國的排名，以及同時期湖南省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全國的排名的分析表明：湖南省競技體育整體上呈現上升趨勢，且已實現了突破性進展，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處于較低水平，顯示了湖南省競技體育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且湖南競技體育發展優先于經濟發展的特殊現象。

2.2 湖南省應加快經濟發展步伐，促進競技體育和經濟的和諧發展，實現體育和經濟發展的雙贏效益。

參考文獻：

[1]凌平.奧運會、亞運會、全運會競爭格局的比較研究[J].浙江體育科學，2000，（3）：9.

[2]顏炳孝,李子芹,李長儉.從全運會看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趨勢[J].山東體育科技，1999（4）：55.

[3]羅智.我國全運會競技集團實力差異及時空變化軌跡[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03，（4）：69.

第6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

經濟運行的主要特點

工業生產較快增長

三大需求拉動強勁。

金融市場形勢穩定。

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總體來看，前八個月我市經濟運行情況良好，經濟運行質量不斷提高，整體經濟朝著健康、向上的方向發展，但經濟運行中還存在著諸如投資結構不盡合理、工業企業虧損較多、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針對以上問題，建議如下：

強化投資導向作用，提升經濟發展的后續能力。繼續優化投資環境，放寬投資領域，積極鼓勵和正確引導民間和外商投資，在保證二、三產投資的同時，加強對一產的建設投資。大力發展特色農業，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鼓勵投資農業綜合開發，加強農副產品綜合加工利用，提升產品科技含量，培植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逐漸形成一個以主導產業為支撐，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服務業全面發展的項目建設格局。

第7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

[關鍵詞]信息生態　平衡　非平衡

[分類號]G201　N031

1　導言：成為“問題”的信息生態

信息生態成為當代必須關注的一個“問題”或“社會問題”，在一些研究者視域內，因于“信息超載”、“信息鴻溝”、“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等“信息生態失衡”的“當前狀態”，與“目標狀態”即“信息生態平衡”之間的“差距”，使“平衡的信息生態”成為這些研究所欲達致的“預期目標”。但是，“平衡的信息生態”可能嗎?

一般而言，信息生態是信息、信息主體、信息環境關系的總和，信息、信息主體、信息環境是信息生態系統的子系統或要素。如果，作為信息生態子系統的信息環境主要由信息技術、信息基礎設施、信息資源、信息制度等構成；作為信息基礎設施構成的通信、網絡等，是信息技術的“物化”形式；作為信息資源的信息內容或數據的可能性，以信息技術對其“計算”的可能性為限度；信息制度在根本性上矗立于信息技術的基礎之上，并因其演化而演化；信息技術是使信息基礎設施、信息資源、信息制度等成為信息環境構成要素的那種要素，有什么樣的信息技術就會有什么樣的信息環境。據此，信息生態似可理解為主要由信息、信息主體、信息技術構成。

當將信息生態視作人們信息交往的狀態，信息生態一定存在于信源與信宿經信道的對接。所謂信息生態的“平衡”，即信息的輸入一輸出在信源與信宿間的“量的適應”與“質的統一”。據此，信息生態平衡與否，以作為其構成要素的信息的量一質的存在狀態或信息的存在狀態為表征。

一定的信息僅僅存在于一定的信息生態系統。由眾多“復數”要素構成的信息生態系統，存在著“極其復雜的多元關系”，信息作為“多元關系的他在之物”，只有通過“復雜一多元”的信息主體，憑依作為“信息載體”的“復雜一多元”的信息技術的“表達”，才能獲得存在。或者說，信息的存在狀態，規定于信息主體、信息技術。進而，信息生態平衡與否，規定于作為子系統的信息主體、信息技術平衡與否。

2　論證：“平衡的信息生態”可能抑或不可能

2.1　信息技術內在具有非平衡性，“平衡的信息生態”不具可能性

2.1.1　演化性存在的信息技術內在具有非平衡性作為信息生態子系統的信息技術，是演化性存在。

一方面，具有一定結構的信息技術的演化，在根本上基于信息技術創新。盡管熊彼特的技術創新思想屬經濟理論，但包括信息技術創新在內的任何技術創新，首先是技術自身的創新。信息技術創新對“結構”的“創造性破壞”，首先指向信息技術結構自身，信息技術創新既非要素技術間無差異的均衡，又具非間斷性。從而，信息技術創新對自身結構的“破壞”充滿演化過程；或者說，信息技術的演化過程是其結構不斷被“破壞”的過程，即其“結構非平衡”過程。當然，這并不否定演化的信息技術具有某種“結構平衡”的暫時可能性，但這僅僅是“結構非平衡”的一種“條件”或“補充”。在結構維度，演化的信息技術子系統內在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基于市場的信息技術演化的競爭機制，既表征于和其它技術的競爭，又表征于其要素技術間的競爭。因論域故，僅對后者作扼要分析。如果假設參與競爭的要素技術僅有兩項：一項為原有技術；一項為新技術。那么，其間的競爭關系大致可呈現為三種，即間接性競爭、依附性競爭、替代性競爭。間接性競爭指“主要是對整體資源的競爭”；依附性競爭中的新技術會使原有技術市場的存在狀況受到一定影響；替代性競爭中的原有技術有被新技術替代的可能。若依不同層級的尺度，信息技術的要素技術具有量的復雜多元性。如果說，假設背景下的三種競爭關系已經分別表明，競爭的要素技術間的市場存在的演化因優勝劣汰而具非平衡性，那么，復雜多元的信息技術間復雜競爭關系交織的演化，持續呈現的則是更加復雜的非平衡性。在競爭機制維度，演化性存在的信息技術子系統內在具有非平衡性。

2.1.2　空間性存在的信息技術內在具有非平衡性演化性存在的信息技術，同時是空間性存在。

一方面，空間性存在的信息技術，在區域分布上呈現著差異。在當代，這種差異既表現在同一國家內的區域間，又表現在國際間。一般而言，發達國家在信息技術的空間分布上優于發展中國家；同一國家內，信息技術空間分布以城市為中心，其量一質隨著與城市距離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呈現為城鄉差異；盡管在相對差距層面，信息技術空間差異有縮小的可能，但絕對差距卻在擴大。信息技術空間差異的深層原因，主要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在可預見的未來，由于后一差異難以在根本上消除，信息技術的空間差異將長期存在。這就表明，空間性存在的信息技術子系統，在區域維度內在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空間差異，蘊含著信息技術轉移的必然性。除少數發達國家外，大多數國家都是信息技術使用國，因而，信息技術的國家間轉移對改善其空間差異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現實中，信息技術的國家間轉移，“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過程”，由于利益關系，這類轉移會遭到“受方技術主體乃至政治主體的反對”，并伴隨文化摩擦，阻礙著轉移的進一步實施和實現。不僅如此，或因受方國家的支付能力與人力資本積累不足，或因授方國家為保持其“先發優勢”而構筑的技術貿易壁壘等，都阻礙著信息技術國家間轉移的充分實現。在信息技術的國家間轉移維度，空間性存在的信息技術子系統內在具有非平衡性。

2.1.3　功能性存在的信息技術內在具有非平衡性演化性、空間性存在的信息技術以功能性存在為根據。技術的功能與解釋相關，但任何解釋總是對“客觀功能”的“延伸”。信息技術的“客觀功能”在當代，最引人注目的當數超文本功能與虛擬功能。

一方面，超文本功能在某種意義上，是基于節點和鏈或超鏈、具有“文檔內部跳轉”與“文檔外部跳轉”之效能的“這樣一種電子文檔”，它會使“閱讀”成為“只是一種鏈接生成”，具有無限開放性特征。這在某種意義上表征著互聯網中的文字或知識的無邊界性，“閱讀”的每次選擇都將“再生出一個新的空間”，內蘊著“解”的非惟一性、不確定性或隨機性、非封閉性等非線性規定。超文本功能的非線性規定，使知識與知識在“閱讀”中發生非線性相干，激勵“分叉”產生，“分叉意味著突變”，突變意味著“非平衡躍遷”，換句話說，非線性的超文本功能意味著非平衡性。在技術的功能屬性即技術屬性的意義上，超文本功能維度的信息技術子系統內在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虛擬功能生成“虛擬實

在”。“虛擬實在”“不再僅僅意味著對原型的摹仿”，而“發展為沒有原型的事物的摹本――擬像”，內在具有超現實性。超現實性的“虛擬實在”沒有“固定”的“時空界域”，“不具有可決定的時空性”。或者說，作為其存在形式的時間空間，具有非決定的隨機性。依復雜性理論，非決定的隨機性即因果非等當，因果非等當即對稱破缺，“對稱破缺就是非平衡”。據此，“虛擬實在”內在具有非平衡性。在“虛擬實在”向虛擬功能向信息技術歸結的意義上，虛擬功能維度的信息技術子系統內在具有非平衡性。

2.1.4　在信息技術子系統層面，“平衡的信息生態”不具可能性

由于演化性、空間性和功能性存在的信息技術內在具有非平衡性，因而“平衡的信息生態”不具可能性。比如：①信息技術的非平衡演化使要素技術間往往存在內在匹配差異，若信源、信道方面的信息獲取、傳遞等技術優于信宿方面的信息檢索等技術，會導致信息過載等“量的非適應”；若病毒技術優于殺毒技術、“攻擊技術”優于“防御技術”等，會導致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等“質的非統一”；②信息技術的非平衡空間分布，既會導致信息鴻溝，又會導致掌握信息技術霸權的一些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或隱或顯的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等；③非平衡的信息技術的超文本和虛擬功能所具有的開放性、匿名性、隱蔽性、去地域性、虛擬性等，會使傳統的“把關人”、“議題設置”等失效，有效控制困難，從而導致信息過載、信息垃圾、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的發生或頻繁發生等。

2.2　信息主體內在具有非平衡性，“平衡的信息生態”不具可能性

2.2.1　位階性存在的信息主體內在具有非平衡性信息主體“棲居”的“社會位置”，作為一定社會關系的現實表征，具有差異有序的“位階性”。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子系統的信息主體是位階性存在。

一方面，信息主體的位階性存在，所展示的其在社會關系中對“分工”的“屈從”，必引生其在資源占有方面存在差異，進而導致其信息活動能力、地位的差異。以這種差異為尺度，信息主體可大體二分為“強勢信息主體”與“弱勢信息主體”。盡管梅特卡夫法則認為，網絡對每個人的價值與網絡中其他人的數量成正比，網絡對所有人的總價值與用戶數量的平方成正比。但作為“弱勢信息主體”的網民“被控制”的現實，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幾乎處于馬克?波斯特所言的那種“超級全景監獄”中。事實上，以“弱勢信息主體”與“強勢信息主體”為兩端的“天平”，在總體上始終只傾斜向強勢一方。在資源占有維度，信息主體子系統在總體上不可能達致平衡。

另一方面，現實的信息主體的資源占有作為過程，蘊含著信息主體間強弱態勢變易的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盡管社會的制度設計應盡力幫助“弱勢信息主體”增加資源占有量，但不應當也不可能強制進行資源占有的無差別分配；盡管信息主體的資源占有之總趨勢，指向著日漸豐富性，但既不可能自發導致“均貧富”，也不可能排斥“馬太效應”。現實的資源占有的相對變易，絕不會達成信息主體間強弱態勢的均衡。這就表明，在資源占有過程維度，信息主體子系統不可能達致平衡。

2.2.2　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體內在具有非平衡性將位階性存在的信息主體“連接起來的惟一紐帶”是利益，在這個意義上，信息主體是利益性存在。

一方面，當將信息主體的“存在形態”二分為個體與群體，那么，便有信息主體的個體利益與群休利益：①信息主體群體利益的實現，在某種意義上包含著所屬個體利益的實現，但當群體利益“在獨立化過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為普遍利益又與真正的個人發生矛盾”，差異于個體利益；②信息主體的個體問、群體間，分別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這種“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雙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的獨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換”，不具替代“自私利益”的可能性，“共同利益”內在具有差異。如果任何差異均導致非平衡，那么，存在形態維度的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體子系統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盡管在某種意義上，全球化進程中的信息主體間的共同利益表達著不同信息主體的共同利益空間的全球拓展，但這種拓展僅僅基于“全球化市場”的“自私利益的交換”。任何“自私利益的交換”均以利益差異為根據，信息主體共同利益空間的全球拓展，即信息主體間利益差異空間的全球拓展。這種空間拓展不僅容納著舊有的利益差異，而且為新的利益差異提供了空間可能，使信息主體的利益差異關系更加復雜，這在當代已是經驗事實。這就表明，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體子系統，在全球化維度的非平衡性比既往更加復雜。

2.2.3　博弈性存在的信息主體內在具有非平衡性信息主體的差異利益，實現于利益博弈，在這個意義上，信息主體是博弈性存在。信息主體的利益博弈現實，具有“復雜一多元”性，為行文方便，僅以雙信息主體為假定，從“收益”之零和博弈與非零和博弈維度分別切人，作扼要分析。

一方面，信息主體的利益差異包含著利益對立的可能性，實現對立利益的信息主體博弈，即零和博弈。在“收益”上，零和博弈的任一方信息主體的“輸或贏”都與相對方相反，不存在平衡的任何可能性。比如，現實中如果不采取有效對策，防衛和反擊敵對勢力利用“網絡政治動員”、“網絡政治行動”與“信息恐怖活動”等，對我國政治制度和核心價值體系等的攻擊和破壞，就難在互聯網域確保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安全。事實上，無論何種領域，零和博弈維度的信息主體子系統，都不具達致平衡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非零和博弈是信息主體利益博弈的主要形式，其任一方的“輸或贏”，不必與相對方相反。但基于市場的非零和博弈的信息主體，不論傾向于“個體理性”還是“集體理性”，終歸以各自利益最大化為“收益預期”。由于其雙方信息搜尋、信息甄別等能力的差異，“強勢信息主體”會使約束雙方的“協議”蘊含著不利于相對方的規定；對非零和博弈雙方應當有約束效應的“相互善意”的某些倫理規范，對于大多數信息主體而言，“從來只能抵抗微不足道的誘惑”，因而非零和博弈實質上多屬非合作博弈，信息主體間利益實現程度的差異難以真正消弭或縮小。在非零和博弈維度，信息主體子系統內在具有非平衡性。

2.2.4　在信息主體子系統層面，“平衡的信息生態”不具可能性由于位階性、利益性、博弈性存在的信息主體內在具有非平衡性，因而，“平衡的信息生態”不具可能性。比如：①位階性存在的信息主體的非平衡性，會導致“強勢信息主體”憑信息權力操控信息的“生產一傳播”，從而造成信息超載、信息污染與侵犯等。現實中的“水軍”博主、網絡公關公司，共同制造了網上50％的熱帖”，就是一種例證；②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體的非平衡性，會導致不同信息主體對信息存在狀態評價標準的統一性喪失，一些信息主體甚至通過制造信息超載、污染、侵犯以維護其利益，現實中的“黑客帝國”現象就是一種例證；③零和博弈的信息主體的非平衡性，導致的必是信息之量的對抗與質的對立，“信息戰”雙方你死我活的博弈就是一種例證。非零和博弈非合作的普遍性，使信息壟斷、隱瞞、欺騙、攻擊等信息污染或侵犯現象從未絕跡，甚至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

3　結語：“平衡的信息生態”不可能

在信息生態平衡與否，規定于作為子系統的信息主體、信息技術平衡與否的意義上，由于信息技術與信息主體無不存在內在非平衡性，因而，“平衡的信息生態”不可能。

第8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

關鍵詞：太陽能富集地區；采暖居住建筑；節能構造

中圖分類號：TE08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引言

隨著我國城市化的飛速發展，建筑能耗占社會商品能源總消耗量的比例不斷增加，對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的正常工作生活的影響日益突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條件的不斷改善，使房地產開發的重點主要放在居住建筑方面，居住建筑在全部建筑中占70%以上，而且居住建筑對室溫的要求較高，能耗較大，因此，節能的重點應放在采暖居住建筑上。

1.對普通建筑耗能的簡單介紹

普通建筑在采暖居住上的熱損失主要是門窗的縫隙失熱以及圍護結構在傳熱過程中的失熱。圍護結構的相關傳熱系數是象征建筑熱損失的一個重要參數，建筑室內外的空氣溫差決定了建筑圍護結構的傳熱系數極限值。因此，對于建筑外墻的相關傳熱系數來說，它的極限值并沒有居室朝向的區別。對于具有不同朝向的外墻并且其傳熱系數相同時，這樣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簡化建筑的相關結構，并且有利于節能建筑的大力推廣，但是對不同朝向的室外熱作用以及墻體構造的經濟性考慮得不夠全面，特別是對于那些太陽能相對集中的地區來說，這樣的方法不利于優化墻體的節能構造。

就我國而言，太陽能較為集中的地區為我國的新疆南部、青藏高原的西部、寧夏的北部以及甘肅的北部等地區。這些地區的太陽輻射度比較高，氣溫的日較差比較大，而且不同朝向的室外溫度差異也比較大。由于這些地區具有較為特殊的氣象條件，因此這些地區中建筑的圍護結構所受到的居室外熱作用與其余的寒冷地區所受到的熱作用差別很大。本文主要以江浙地區的建筑節能構造作一些研究和分析。

2.江浙地區在采暖期的氣候特點

江浙地區主要位于我國華東沿海地區，是一個太陽能資源相當豐富的地區，江浙地區的年均日照時數長達3000多個小時，年輻射量更是高達8000多焦每平方米。另一方面，江浙空氣中的水汽以及塵埃含量相對比較少，大氣的透明度相對較高。這樣的條件使得該地區的太陽輻射以及長波輻射對建筑中圍護結構的相關熱狀況影響要比內陸地區顯著得多。

3.江浙地區節能建筑的構造設計依據

（1）南墻傳熱系數的相關確定依據

在江浙地區，當地的建筑結構受太陽的長波輻射以及太陽輻射作用較為顯著，而且不同朝向的建筑其室外的綜合溫度差異也比較大。在江浙地區，南墻獲得的太陽輻射量較其他朝向的墻面獲得的太陽輻射量多，其中北墻所獲得的輻射量最小。對于室外的綜合溫差而言，不同朝向的墻面也不相同，其中南墻的溫差最大，最高可達30攝氏度以上。

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研究，發現南墻外部的裝飾面經過一段時間后會出現開裂以及脫落等現象，這是由于南墻所受的太陽輻射最多以及南墻外部的溫差較大而造成的。基于上述現象以及相關分析，對南墻的設計應該多采用無保溫的并且相對厚重的墻體。

（2）江浙地區建筑中其余墻面傳熱系數的相關確定依據

確定江浙地區建筑的北墻以及東西墻的傳熱系數限值是以江浙地區典型的建筑模型為依據的，朝向不同的外墻其單位面積所散失的熱量是相等的，并且保證建筑的總凈失熱量應當小于外墻的總凈失熱量。

4.如何確定非平衡的傳熱系數

（1）建筑南墻的傳熱系數

建筑南墻的傳熱系數是按照南墻的相關熱惰性指標保證其室外的綜合溫度擁有大約12個小時的延遲時間，它的相關衰減倍數大于30，并且還要結合當地的建筑墻材質以及具體的建筑構造來最終確定。通過對江浙地區的墻體分析以及相關計算，對于具有非平衡保溫結構的南墻來說可以采用常規性的構造墻體。

（2）非平衡性的傳熱系數

在江浙地區，要對建筑外墻的窗墻面積比以及傳熱系數進行相關規定。此外，當地建筑采用南北軸短、東西軸長的平面形式，這樣有利于對太陽能進行有效利用。同時還要控制體形系數使其小于等于0.3。根據對建筑的長期研究，比較合理的南外墻面積為537平方米，北外墻面積為708平方米，東西外墻的面積為116平方米。

通過相關計算我們得出了南墻的非平衡性傳熱系數最大，北墻的最小，而東西墻的傳熱系數其次并且其差值也比較小。為了能夠簡化建筑的構造設計以及降低建筑施工的相應難度，對于東西向的非平衡性傳熱系數可取其兩者的平均值。

5.建筑的熱損失以及對內表面溫度的相關分析與討論

在本文中，主要以江浙地區的典型建筑為研究模型進行相關分析。

（1）建筑外墻的凈熱損失

采用非平衡性的傳熱系數以及平衡性的傳熱系數兩種方式對建筑外墻的耗熱量進行相關比較后發現：同一朝向的外墻凈熱損失差別比較大，但是外墻總的凈熱損失差別還是很小的，并且采用非平衡性的傳熱系數所得到的外墻熱損失比采用平衡性的傳熱損失小1.5%。

（2）建筑外墻的內表面溫度

建筑外墻的內表面溫度狀況對室內的熱舒適度有直接的影響。以現有的墻體構造作為基礎，可以采用具有非平衡性傳熱系數的外墻，但是外墻在熱惰性指標以及傳熱系數方面會產生一些變化，可能會導致建筑外墻的內表面溫度與原來不一樣，本文主要采用動態和穩態這兩種方法對波動值以及平均值進行相關分析。

通過相關計算，采用平衡性傳熱系數，所得到的外墻的內表面溫度呈現出南高北低的特點。但是南墻略低，而其他朝向的高度均較高，但是由于南墻的延遲時間較長，所以對室內的舒適度影響不大。

6.結語

在當今資源與能源都較為缺乏的情況下，大力發展高效節能而且又安全無污染的新型建筑，對于大力緩解當今的資源與能源現狀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對于太陽能資源較為集中的地區而言，要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積極發展節能環保的建筑，不僅要大力改善室內環境，而且還要不斷改善生態環境。

參考文獻

[1]陳正數.浮法玻璃[M].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2011.

[2]章熙民，任澤霈.，梅飛鳴等[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2.

第9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范文

引言

隨著時代和社會的不斷進步，我國農村土地制度也隨之不斷創新和變革，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過，現行的土地制度在推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很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缺陷性在發展過程中不斷顯現出來，一些之前未曾發現的深層的、內在的缺陷和不足，嚴重制約了改革的推進進程，所以這些問題亟待解決和完善。

一、當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缺陷

1.土地產權主體模糊不清在我國的諸多重要的法律中，都明確規定了農村土地產權歸農民集體所有，即農民集體是農村土地的產權主體，但是對于“集體”的概念法律并沒有明確的規定。由于產權主體的模糊不清，很難明確區分和界定相關利益主體的經濟權益，也就無法落實和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這些權益本是農民應當獲得的，在實際運作中卻無從談起，對于農民來說更加不公平的是，他們還要承擔因為土地產權主體不清而帶來的風險，這樣就造成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降低，進而導致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低效甚至無效，生產經營方式的不合理，大量耕地被浪費、濫用，最終釀成了棄耕、薄耕與土地資源緊缺狀況之間的矛盾。

2.土地流轉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比較成熟的土地市場機制和統一的土地流轉市場，現有的市場中介和金融動力只能推動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卻無法保證流轉過程中的市場化、法制化和規范化。由于以上的不成熟和不完善，造成了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暢，流轉的不順暢過程中必然存在著許多嚴重的違規操作現象，對農民的土地相關權益造成了直接損害。除此之外，我國的土地流轉發展過程還表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這種不平衡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間接造成的，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在自然條件以及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差異，在土地流轉方便表現為經濟發展慢的地方流轉比重明顯低于經濟發展快的區域。

3.土地征用制度缺乏保障目前，我國社會經濟和城鎮化發展的速度不斷加快，這個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出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有大量的農業土地轉化為非農土地，越來越多的農村土地被國家征用，這個征用過程牽涉到很多的社會群體，尤其是作為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其生存利益往往會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壞。從我國目前的農村土地征用的實踐現狀來看，征用制度還存在很多的問題，比如征地權沒有體現“公共利益”的需要；對農民的補償測算方法不合理，整體標準偏低；不能從長遠考慮安置農民；被征地農民的知情權不能得到保證。在這些問題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農村土地征用制度明顯缺乏對農民的保障，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欠缺，這些都直接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二、彌補農村土地制度缺陷的建議

1.完善和細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我國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一直在持續，而指導這個過程的思路和方法也在不斷變遷，在時展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是所有改革領域的統一思路，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也是如此，必須緊密結合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進行完善，從每一個細節出發落實。在未來的農村過程中，應當秉承切實保護農民利益的原則和循序漸進的思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中心主體是廣大農民，農民的滿意與否直接關系到改革的成敗和結果。因此，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以不危害農民利益為前提，還要切實保障農民的權益，包括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流轉權；對于正在經營的土地被征用的農民要給予合理的、公平的補償，并切實做好安置工作，保證他們能有保障生存的職業；改革農村土地制度的另一條指導原則就是要縮小城鄉差距，消除存在于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社會不公。

2.從法律上明確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及其權利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需要彌補的首要的制度缺陷就是土地所有權主體問題，如果這一問題繼續模糊不清，必將阻礙農村的社會進步，所以應當盡快出臺相關法律規定，以法律的力量支持明確土地所有權主體及其權利義務，并予以保護。要明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是農民集體，并且在法律條文中明確界定“農民集體”的概念以及合理使用這一權力的途徑和形式。

3.規范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相關制度及市場秩序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的完善和規范與否，關系到農村土地資源是否能夠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關系到土地的最大效用能否發揮出來，關系到農民收入是否能繼續增長，因此，規范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制度和市場秩序，是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內容。具體來說，可以從建設土地流轉的法律法規、加強管理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行為、健全監管監督機制幾個途徑共同完成規范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