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發展階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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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產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一個國家如何由窮變富的問題，實質上已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亞當•斯密關于經濟發展的構想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財富和社會財富的集聚與增長。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勞動力人數的多少決定了國民財富的增長。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雛形。但是，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則產生于二戰后。當時一些國家為擺脫殖民壓迫，紛紛獨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在實踐上，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二是當時戰敗國的經濟復蘇問題;要么對原有理論加以改造，這比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論，這相對困難。一些學者深入研究各發展中國家之后發現，其環境與發達國家最初完全不一樣，傳統理論無法復制和拷貝到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條件不同、問題很多、相去甚遠，也無法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迫切需要一門新理論，由此發展經濟學誕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經濟進步的狀況》一書，對后來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和《東歐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開創性的歷史地位，是發展經濟學的標志性文獻。

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發展經濟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根據其政策演化和發展思路的差異性，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其結構主義思想，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后來也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二戰結束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經濟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諸多阻礙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低、發展滯后、經濟變量彈性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為明顯的剛性結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完全不同，市場不完善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價格剛性，有時還會出現市場機制的失靈，經濟在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下難以達到均衡狀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靜態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配置，而應建立在動態調整可投資資源和保證供給增長的前提下，使社會經濟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第二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結構主義發展思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結構主義還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用上的局限性，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復活”而成為發展經濟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來，新古典主義的主要觀點是:一是社會的發展應是綜合的發展，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重視人力資本，糾正唯物質資本的缺陷;三是強調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拉動作用;四是新古典主義突出了市場機制、資源優化配置、微觀經濟基礎等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同樣，由于新古典主義在實踐中和理論上也存在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思想表現在如下:一是可持續經濟發展觀念的產生;二是新增長理論的快速發展;三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即都存在著發達地區和和相對落后的后發展地區。發展經濟學主要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發展中大國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小國的特征?，F有的研究已經表明發展中的大國發展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發展中大國人口數量眾多，消費需求旺盛，市場容量的絕對數相比較發展中小國要大。第二，發展中大國人口基數大，幅員遼闊，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實現產業的集聚、調整、優化，必須建設與之相適應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同時滿足不斷增長的龐大的國內需求，需要資金數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資幾乎不可能解決問題。第三，由于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缺乏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動因，實現的是內向型發展的政策，工業化起步階段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也就是必然選擇。第四，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豐腴是發展中大國良好的資源稟賦，國內市場規模大，但是，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發展中也存在如下難題:一是遺產和文明傳統的重大影響;二是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三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農業與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五是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適度選擇。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相比較，其工業化過程亦不同:一是資本積累。發展中小國既可以自身積累，也可以依靠國際資本。而發展中大國則不行，盡管利用外資絕對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產業結構。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要求門類相對齊全，這是由發展中大國的資源狀態和國內需求狀況共同決定的。三是國內市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小國幅員小，國內統一市場較易形成;發展中大國幅員遼闊，建立交通和通訊網絡需要巨額投資，且耗用時間長。所以，發展中大國不同于發展中小國，發展中大國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為嚴重，更為棘手。比如中國，存在三大經濟地帶，經濟發展水平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處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大。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層級性。

四、發展經濟學適用于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與其他國家的后發地區相比較，我國西部地區在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歷史條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自然資源豐富。第二，區域經濟基礎薄弱，二元結構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礎設施差，社會發育度低，資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區。發展經濟學致力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產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如今，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內部，亦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后發展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學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問題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鑒，那么用它來解決一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可行的。這是因為一國內部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條件和現實情況與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類似，所以，發展經濟學完全可以用來解決中國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在中國的后發展地區具有普適性。

五、發展經濟學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就必然要走工業化道路。但是，對工業化的理解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結構主義和激進主義所采取的工業化，既忽視農業的發展，又只采取單向的工業品導向，雖然使工業獲得較大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不但農業發展嚴重滯后，而且工業發展亦后勁乏力。張培剛教授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業化是包括農業發展在內的工業化。后來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發展經濟學沒有完成使命，廣大農村依然貧困，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農業的發展和農業與工業的協調。我國后發展的民族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類似，作為一個整體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而民族地區又更為落后，暫時還不具有全面進行工業化的現實條件，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的農業化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化時，應具備較強的物質資源的儲備，包括:數量龐大的、可使用的資本儲備，勞動技能較高的、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儲備;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礎設施等。顯然，西部民族地區在整體上還不具備這些條件。從資本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資本形成能力弱，資本使用效率差;從適合現代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資本存量的勞動力資源稀缺、素質差;就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與先進的現代管理制度的適應性來看，就連東部沿海地區目前都還不夠成熟，何況西部民族地區;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地勢地貌和氣候和水資源等特征，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其基礎設施建設也相當困難。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應該是這樣的路徑選擇:一是繼續做好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區域如果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怎么奢談現代化。二是在國家扶持下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關”———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工業建立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三是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西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不能搞重復建設，要從自身特點和優勢出發，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有潛力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四是發展科學技術，注重人才培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化，毫無疑問應是后發展的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主題。

【參考文獻】

［1］張培剛．新發展經濟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譚崇臺．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3］鄭長德．世界不發達地區開發史鑒［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4］齊良書．發展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

第2篇：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城市；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大連

[中圖分類號] F062.9［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9）03－0040－04

本文是大連市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大連市城市定位研究》（08dlsk256）的部分成果。

一、引 言

經濟社會發展總表現為一定的階段性，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往往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階段進行準確定位具有重要意義[1]。經濟的發展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相互關聯與相互制約關系。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決定著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產業結構總體狀況，反過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又可以為經濟的發展注入活力，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和效益[2]。依據產業結構的特征判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對于正確地擬定城市經濟的發展目標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戰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一、二、三產業的結構比例關系及主次序位呈現出不同的特征。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及相關的研究理論表明，經濟成長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產業和人口經濟聯系方式，可以通過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序位的變化，以及相應的人口就業比重的變化反映出來[2]。因此，我們可以通過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產業結構特征反向識別城市所處的發展階段，結合城市發展階段的總體趨勢， 準確把握城市發展階段的下一步目標，識別產業結構角度推動城市發展階段前移的路徑。同時，通過產業結構合理化分析及比較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的產業結構轉化方向，確定城市發展階段推進的產業結構障礙，從而準確把握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將城市推向更高的發展階段。

二、大連市當前產業結構特征

1. 三產結構特征

近年來，大連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在2000～2007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一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且近兩年加速趨勢明顯，增長率超過16%（見表1）。自2000年以來，大連對產業結構進行了戰略性調整，產業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盡管三次產業每年都在大幅增長，總體上，三產的結構呈第一產業持續下降，第二產業穩中有增，而第三產業基本穩定的趨勢?？傮w而言，大連產業結構正向高級化推進，隨著大連市支柱產業裝備制造業、石油化工、電子信息工程及軟件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大連市第二、三產業的比重將進一步增加，產業結構將不斷優化。

2．產業結構合理性分析

根據產業結構合理化原則，合理的產業結構應充分利用區域資源；技術先進適用；實現區域經濟協同；具有較強的自主發展能力[3]。

（1）從資源利用情況看，區位、港口、旅游資源、科技人才是大連的突出優勢，經過近年來的產業結構調整，大連市的臨港產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以口岸經濟為主的外向型經濟，旅游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也獲得了迅速發展，產業結構與資源結構基本吻合，資源優勢得到了較好的發揮。

首先，以現代交通運輸業為主體的口岸經濟保持旺勢，國際航運中心核心功能不斷提升。2007年，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達到2.2億噸，其中外貿吞吐量0.8億噸，集裝箱吞吐量381.3萬標箱，港口吞吐量位于全國各港口城市前列[4]。造船、石油、化工、出口加工等臨港產業一直是大連市工業中的主要成份。借助區位優勢與港口優勢，大連的外向型經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2007年GDP增長主要靠出口（貢獻度為74%）拉動，對外貿易增勢強勁，推動了開放型經濟加快發展。

其次，在旅游業方面，大連不僅繼續保持了其濱海旅游的特色，更利用了近年來城市建設的成果，結合商貿、會展等新興產業的發展，豐富了旅游活動的內容，擴大了旅游產業的發展空間，使大連的旅游業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2007年共接待國內游客2,480萬人次，海外游客84萬人次，實現旅游總收入325億元，增長25%。展會規?；H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全年舉辦展會92個，參觀人數484.1萬人次[4]。

最后，大連市高新技術產業帶動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進一步突出，2007年，全市完成高新技術產業產值2,402億元，比上年增長38.8%，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602億元，比上年增長 43.3%[4]。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及重大高新技術產業項目進展加快，成為新的亮點，軟件產業及大連軟件園建設實現跳躍式發展。

（2）從產業的技術結構看，大連市的制造業在全國具有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其中機械工業、運輸設備、電器設備、電子通訊等在全國地位較高的專業化部門均為技術層次較高的制造業部門，以電子信息、新醫藥、精細化工、節能環保、新材料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以倍增速度發展，有力地推動了產業結構升級。但大連的支柱產業仍然是傳統的重化工業，運用高新技術全面改造傳統產業、提升產業技術結構還不夠，企業創新能力不強。目前大連市的裝備工業如機床、冶金機械、橡膠和塑料加工機械等行業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在資金和技術方面還不具備獨立地與發達國家大財團和跨國公司競爭的能力[5]。第三產業結構進一步調整優化，金融、會展、旅游、信息、房地產開發等新興產業蓬勃興起，成為經濟增長的生力軍。但是第三產業整體素質仍然有待提高，與現階段的信息產業及未來的知識經濟需求相比較，第三產業增加值構成層次仍然較低，傳統的交通運輸與餐飲服務業所占比重仍然較大，高層次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比重不足。

（3）從產業結構的有序性看，大連市既有信息、金融、會展、旅游、房地產等新興產業，又有石油化工、運輸設備、電子通訊、機械等成熟產業和采掘、冶金等衰退產業，三個階段的產業同時具備，表明產業結構過程有序；同時大連既有機械、電子等主導產業，又有交通運輸、房地產等先行產業和石油、化學、食品、服裝等基礎產業，表明產業結構功能有序；在區際分工中，大連市第三產業發展迅速，金融、商貿、旅游等產業在東北地區具有突出優勢，漁業、輕工業及以船舶、機車車輛制造為特色的重工業也與省內及東北其他地區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協作關系，但在與環渤海主要中心城市的協同上還需進一步努力，以實現更大范圍的區域整體利益與空間有序。

（4）自主發展原則要求區域產業結構必須在區域專業化分工的基礎上綜合發展，有一個相對健全的結構體系。

首先，產業結構要有一定的主導能力，經濟綜合、自主地全面發展要求擁有自己的主導產業。大連市的主導產業為以船舶、機車車輛制造為主的機械工業和電子工業，具有技術成熟性、市場成熟性、大規模性和大關聯性，能夠在城市產業結構中起支柱作用，并具有較強的連鎖效應（見表2、表3），并且在東北地區與全國具有一定的專業化分工優勢。

其次，大連市產業結構相對健全，并擁有較為先進的主導產業，具有較強的整體競爭力，因此對市場和技術等方面變化的適應性較強，在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能夠通過內部組織機制的調節，適應環境，排除干擾，結構的轉換能力與應變能力較強。但是，大連市的工業結構類型仍為重型結構，還未能形成以消費品生產的發展來帶動重工業或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持續發展的能力還有待提高。最后，大連產業結構的結構性效益較高，結構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

總體上，大連產業結構與資源結構密切結合，產業的技術結構與有序性良好，具有較強的自主發展能力，產業結構合理性良好。但是從產業總體結構比重上分析，仍存在第一產業比重高，重型制造業比重高而新興服務業比重較低的弊端。

三、大連市城市發展階段的診斷

城市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城市發展階段與經濟發展階段緊密相聯，而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的結構比例關系及主次序位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同樣，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理論也表明，經濟成長的不同階段可以通過三次產業的產值比重序位的變化，以及相應的人口就業比重的變化反映出來。以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Kuznets）、錢納里（H.Chenery）等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家，根據三次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構成中的比例序位關系，結合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高低，將經濟成長階段劃分為農業時期、工業化時期和后工業化時期三大時期，其中工業化時期又具體分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階段（見圖1）[2]。

此外，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中提出的經濟發展階段劃分方法對經濟發展階段理論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還有賽爾昆、弗里德曼、霍夫曼等許多經濟學家都提出了各種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方法[1]。根據這些方法以及我國經濟學家提出的判別經濟發展階段的指標體系（見表4）[1]，計算大連市相關指標（見表5），可以看出，大連市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城鄉經濟基本協調，產業重心正逐步由重工業向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轉移，資源重心以資本和技術并重，消費水平略顯超前，正在邁向工業化成熟階段。

四、向下一階段邁進的障礙

大連市在向工業化成熟階段邁進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障礙因素，主要包括：

1.制造業科研開發與創新能力不強，生產技術革新慢，缺少名牌企業和名牌產品。制造業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只有具有發達的制造業作支撐，服務業等第三產業才能得以迅速且持續的發展。大連市的制造業構成中傳統行業仍然占有較大比重，深加工與高附加值產品比重仍然較小，技術水平較高的部門發展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企業的創新能力不強，新技術、新產品更新慢，影響了新興工業部門的成長與名牌產品、名牌企業的產生。能否像青島一樣，創建出大連自己的名牌企業、名牌產品是大連經濟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取得階段性進展的關鍵。

2.現代技術與組織方法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不夠，農業生產率較低。低水平的農業生產率導致了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較大。盡管同東北地區及國內大多數城市相比，大連市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并不大，但與國內外一些發達城市相比則差距很大（見表6）。與國外城市相比，第一、二產業的比重過高，第三產業的比重較低，就業結構也具有同樣的特征。即使與北京、上海相比，大連的第二、三產業的比重略低，而第一產業的比重較高。另外，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也較大，這些既制約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同時也成為大連市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3.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縣域經濟水平有待提高。大連市區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許多指標位于我國上游水平，但一旦按照市域經濟比較，許多指標就落在了后面。特別是瓦房店、普蘭店、莊河三市經濟發展滯后不僅限制了市區經濟的發展，影響了大連市整體地位的提升，更妨礙了大連市經濟發展向下一階段躍遷。

五、未來發展預測

在對大連市產業結構與當前經濟發展階段診斷的基礎上，可以預測，大連市產業結構的發展有如下趨勢：

首先，發達的制造業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基礎。大連的制造業具有良好的基礎與規模效應，在東北地區與全國都具有較強的競爭實力，因而制造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將作為核心產業在大連市的經濟發展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制造業的技術水平將不斷提高，各個工業部門都將向高度加工階段過渡。技術進步將推動經濟結構的轉換與主導產業的變遷，大連正在向工業化后期過渡，以電子工業為主的新興產業階段即將到來，進而將進入以微電子技術和信息產業為主的時期，電子、電信、機械等部門將作為核心發展部門，電子產品、船舶、機車則仍是大連制造業的核心產品。

其次，具有高水平的產業技術層次、強大的創新能力、科研與開發能力是提升城市地位與功能的關鍵，為此，充分利用大連及東北各地在科技、人才、產業、資源等方面的綜合優勢，把高新技術產業作為大連市未來發展的核心產業就成為提高大連對區域經濟的領長功能、產業示范功能與輻射能級的關鍵。

再次，強大的制造業基礎將帶來第三產業的繁榮。進入工業化后期，需求與消費的升級將推動基本經濟結構的轉型，即將進入第三產業加速發展階段。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將超過第二產業成為主體，并將逐步拉大距離，第三產業就業比例也將隨之擴大。發達的現代化大都市都擁有發達的第三產業，大連市作為東北地區的航運中心、商貿、金融、旅游中心要想強化其中心地位，并成為更大范圍的區域中心就必然要立足于自身優勢，著眼于服務區域經濟，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因而商貿、金融、旅游、交通運輸與信息業自然就成為其核心產業。

六、結 語

大連市產業結構發展態勢良好，從產業結構合理化及三產結構等特征分析，大連市正處于工業社會中期向后期轉化階段。從產業現狀與城市發展階段的產業結構轉化趨勢來看，為了推動大連市邁向工業化成熟階段，現有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應為：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和傳統產業高新技術化，加快傳統產業的改造；增強輕型結構，注意與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的銜接，向產品高加工度化與耐用消費品生產方向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使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重點發展金融、商貿、旅游與信息業，實現第三產業的高級化。

[參考文獻]

[1]白雪梅.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8-9.

[2]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城鄉建設經濟系編.城市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148.

[3]大連市統計局.2007年大連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stats.dl.省略/gongbao.asp2008/3/3.

[4]崔功豪，魏清泉，陳宗興.區域分析與規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76-178.

[5]魏世紅，譚開明.大連市產業結構調整實證分析與對策研究[J].當代經濟,2006,（11）：23-25.

The Identification of City Development Phase Based on the Industry Structure――Take Dalian as an Example

Wang Bin1，2，Han Chunya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116024, China；2.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Dalian 116002, China)

第3篇：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產業群；創新；生命周期

中圖分類號：F715 文獻標識碼：A

邁克爾?波特(Michael E.Porter)把產業群(Industrial Cluster)定義為：“在特定產業領域中，一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聯系的公司和關聯機構，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補性而聯系在一起【1】?！?/p>

關于產業群的形成機理，王新文認為可以借用新古典經濟學、制度濟學理論、社會經濟學理論中的一些新概念，如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外部經濟、交易成本、報酬遞增、價值體系等多個經濟學視角來加以解析和透視。【2】

一、理論探索

1．產業群的定性：自組織的網絡系統

筆者認為波特所謂的“聯系”可以進一步解釋為“網絡系統”，產業群的發展即特定產業中公司及關聯機構因“聯系”而形成的“網絡系統”的發展。這種系統可定性為自組織的網絡系統。

因而單純用經濟資本來解釋產業集群這一“系統”是不夠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也是產業群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產業集群網絡是指群內行為主體，在活動過程中發生聯系時有選擇的建立的各種關系總和。產業群的發展過程，其實是有機網絡系統的自協調、自組織的動態過程。交易關系和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網絡的信任結構之中（Granovettr，1985），長期重復的交易關系又進一步重構和強化了它所嵌入的社會網絡及信任結構。它具有與一般市場所不同的內涵，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市場的交易成本并提高了協調效率。

2．產業群的成因：企業能力的局限性

制度經濟學家威廉姆森認為產業群是介于純市場和層級組織之間的中間性組織。沿著威廉姆森的這一思路，楊瑞龍、馮健【3】認為一個完整的組織理論還要把企業的能力納入其中。企業能力的局限性正是企業間網絡形成的重要原因。

筆者認為，楊瑞龍、馮健關于企業能力的局限性的論述能夠很好的解釋產業群的形成原因。這一解釋還可以延伸到社會學領域，企業能力的局限性導致企業對集群創造的低交易成本、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等網絡資源有需求，企業依此來提升創新能力與價值優勢，產業群形成和發展的動力應該來自群內企業對這種資源的需求，企業在不同階段，其能力局限性也表現為不同的特征，表現出來的對網絡的協調機制的需求也不同，進而網絡的發展也處于相應的發展階段。

二、案例研究

1．秀洲區化纖織造企業發展階段研究

根據筆者對秀洲區化纖織造產業群進行的走訪，這些企業的發展階段可以概括為：創業階段、成長階段、成熟階段和衰退階段。各階段特征概述如下：

創業階段：是企業生命周期的第一個階段，織機戶創業依賴的社會資本包括：嘉興紡織業發達的歷史背景；“家家戶戶有織機，人人從事紡織業”創業氛圍；來自親戚朋友的創業資金。在初生期，主要生產低檔織物，在拓展市場時會遇到很多困難，企業的年營業額低,由于資金不充裕，稍有差錯都可能導致企業夭折。此外,創業階段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根據市場導向進行差異化產品定位。

成長階段，這一時期以家族成員為管理主體，雖然還是生產中低檔產品，但企業開始注意品牌的打造，企業生產規模擴大，銷售能力增強，業績快速增長，需要大量資金發展業務、搶占市場份額，如果得不到足夠的資金支持，企業可能錯失發展的大好時機。

成熟階段，企業管理逐漸走上正規化的軌道，各項制度比較完善，企業的主要業務已經穩定，企業創造力、開拓精神明顯增強；織造產品檔次提高，特色明顯（或是有品牌知名度，或是進行差異化經營），業績也保持在較高和較穩定的水平，企業開始出現大量的盈余資金。

2．產業群生命周期各階段的策略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秀洲區化纖織造產業群存在著生命周期，且各個階段有著不同特征，而所采取的策略應根據不同階段產業群內占據主導地位的企業對網絡資源的需求來決定。具體如下：

創業階段的策略：建設創業環境

成長階段的策略：從銀行信貸等方面大力扶持中小企業

成熟階段的策略：建立健全區域創新體系

在建立健全區域創新體系、培育產業群的品牌和創新能力方面，秀洲區化纖織造產業群內的企業的所獲得的區域網絡資源（包括政府政策、科研院所、營銷網絡等）很少，這導致上文所說整個產業群創新能力低，缺乏核心競爭力，還產生了以下問題：

（1）產業集群層次低。

在秀洲區化纖織造產業群內，高級生產要素所占比重比重偏低，比如：從業者的教育水平偏低、產品技術含量偏低等等，這導致整個產業群的層次低，競爭力難以持久。

（2）經營者缺乏整體觀念與戰略意識。

相當一部分的經營者不能對生產與銷售、營銷與投資作出全面系統的思考。群內企業分工粗放，產業鏈呈“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整體協調能力弱，競爭過度、合作不夠。

（3） 營銷體系不健全。

該產業大量的產品主要銷往紹興。銷售渠道狹窄 , 國內銷售市場占有率不高，目前，在織物市場低迷的情況下，企業銷售難的問題更加突出。

針對上述主要問題 , 筆者認為應采取以下措施：

1對產業群進行準確定位，引導群內企業走差異化道路，加強集群內企業間的協同競爭 促進專業化分工及產業鏈的完善，對此，可以考慮以下措施:

培育核心企業。具有差異化的龍頭公司（如生產型與銷售型）之間以一次合作談判代替分散的無窮的交易，并在龍頭企業與織機戶間以利益為紐帶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 , 對外形成一個實力較強的整體 , 具有更高的討價還價能力。

要充分發揮中介組織的作用。行業協會可通過行業自律 ,避免過度競爭，促進群內合作。

2構建區域創新網絡。

必須倡導產、學、研與企業之間的聯合，增加區域內的技術聯系；利用嘉興學院、嘉職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和群內企業密集的優勢，聯合攻關，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和創新效率。鼓勵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員到企業兼職，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進程。

3 增加創新制度供給, 激發創新需求。

針對創新需求不足的問題，政府要增加創新制度的供給，給重視開發和引進的企業的權益予以適當的保護 ,由此帶動對技術人才的需求 ,加快人才的培養引進步伐 ,提高產業群微觀主體的技術素質。

4增強營銷能力 , 進一步拓寬市場

可以積極開展網絡營銷。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網站資源，為企業、為產品開展電子商務活動。在有條件的企業內部推廣 CAD、ERP技術 。

作者單位：嘉興職業技術學院

第4篇：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

1引言。

1958年美國發展經濟學艾伯特·赫希曼在《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率先提出“發展戰略”這一概念，重點討論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潛力、資源與環境，謀求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聯合國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個10年的“國際發展戰略”，它使得“發展戰略”一詞逐漸越出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范圍，也廣泛運用于發達國家。

2國外研究現狀。

2.1理論貢獻。

（1）區域平衡增長論。

均衡增長的主要涵義是指國民經濟中各個行業和部門相互協調、共同增長。主要包括賴賓斯坦（H.Leibenstein）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納爾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論、羅森斯坦和羅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進論，以及納克斯（R.Nurkse）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

（2）區域不平衡增長論。

區域不平衡增長論認為增長過程在實質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論有佩魯（Perour）的增長極發展理論、繆爾達爾（GunnarMyrdal）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論。

（3）區域階段發展論。

倒U型理論（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庫茲涅茲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分析24個國家的國際橫截面數據和10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認為國內不同發展階段區域不平等的變化趨勢，地區間收入差異的長期變動趨勢大致呈倒U型。

（4）鐘型發展理論（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國著名區域經濟學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鐘型發展理論”，引入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的變化次序模式—鐘型模式。在發展初期，國家的增長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即使在某一區域內，用各人口組所占財富比例來衡量，社會不平等現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個或幾個城市增長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長早期的特點。

2.2國外典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戰略選擇案例。

（1）美國區域開發的“均衡”戰略。

美國在開發不發達地區時，采取的是均衡戰略，其有七個主要措施：

一是對不發達地區實現優惠稅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組建經濟開發區，幫助落后地區加快發展經濟；三是以交通運輸為重點，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利用財政金融手段，鼓勵并引導私人企業向落后地區投資；五是優化產業布局，拉動經濟增長；六是有意識提高勞動力索質，注重引導人力資源流向；七是重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2）前蘇聯區域開發的“傾斜”戰略。

與美國不同的是，前蘇聯在區域開發上采取的是“傾斜”戰略，主要是通過建立一些科研中心來輻射周圍地區，為周圍地區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支持，以此來促進相應地區的經濟發展。

（3）巴西區域開發的“發展極”戰略。

巴西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區建立“發展極”并以此形成發展網絡，帶動整個落后地區的經濟開發。巴西“發展極”的建立是通過設立專門的開發機構來指導、組織并實施的。

（4）日本區域開發的特殊戰略。

60年代，日本政府為縮小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緩解經濟布局的不合理現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綜合開發計劃，采取了“據點開”、建設“定居圈”和“技術集成城市”等措施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3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了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劉國光（1984年）在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中提到，經濟發展戰略是指在較長時期內，根據對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條件的估量，從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各個方面出發，考慮和制定經濟發展所要達到的目標、所要解決的重點、所經過的階段以及為實現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楊萬鐘（1999年）在《經濟地理學導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是在經濟區劃的基礎上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藍圖的總體勾畫，是進行區域規劃和產業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創琳（2002年）在《區域發展戰略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就是根據區域發展條件、進一步發展要求和發展目標所做的高層次全局性的宏觀謀劃；單于廣（2003年）認為我國當前宜采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他認為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指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同一產業或者同一產業投人產出效果不盡相同，在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證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重點開發的方式，并在資源分配和財政投入對重點開發地區的重點產業進行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共同富裕。

4結語。

李奇澤、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演化過程三個重要的階段，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協調發展階段后，作者指出區域統籌發展戰略將是我國今后區域經濟發展將選擇的發展戰略，他認為具有很強的統籌協調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關鍵點，區域統籌發展戰略有強大的資源整合力，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理論和模式也應保持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和完善，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新的、適應需求的區域發展戰略將產生。

參考文獻：

［1］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譚祟臺等《發展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楊萬鐘主編《經濟地理學導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5］方創琳主編《區域發展戰略論》，科學出版社。2002.

［6］李奇澤、敖明山，對我國區域經濟的非均衡與協調發展的思考，中國商界，2008年。

第5篇：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性；古典學派；馬克思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學批判，是理論創新發展的動力和方法。資產階級學者在創立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就賦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隨著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資產階級古典學派也就走向破產了。的政治經濟學繼承這種批判性，將它發揚光大，從而建立了系統的科學體系，拓展自己的影響力。在當代，充分地張揚政治經濟學的這種科學批判性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批判性是政治經濟學與生俱來的特性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資本論》具有鮮明而強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過各個時期的批判對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學派活躍和興盛的時期，社會經濟的重心雖已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但重商主義仍然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必須對它進行批判。而資產階級“把土地所有權變成荒謬的東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為此，也必須對他們進行批判。當然，能夠這樣做是因為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還處于潛伏狀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的矛盾。

為了產業資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經濟學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及其重心的轉換，深入生產過程內部，研究隱藏其中的規律，因而這是批判地創立新的理論。馬克思說：“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為此，它就要論證商業必須服從工業，批判已經過時的重商主義。馬克思肯定地說：“現代經濟學不斷與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作斗爭?！?/p>

隨著發展階段的上升，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發展，社會總資本在規模擴大的同時，有機構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卻不斷地提高地租，大大影響了工業資產階級的積累。因此，為了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經濟學還要進行兩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辯解；二是批判已經不合時宜的先前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以進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為先前的理論已經不符合已經轉型了的資本運動的需要。這樣看來，這個時期的批判對象已經有所變化：一方面，是從貨幣主義者變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輩。相對而言，前者是一種“對他批判”，后者則是一種“自我批判”。與此相適應，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對他批判比較犀利，自我批判則主要表現在理論的創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并非始終全面自覺地實施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按照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而部分實施的。

斯密作為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經濟學家，在發展配第提出的勞動價值論的同時，批判了重商主義。后者以流通過程為對象，并且只是簡單地描述流通過程的現象，這種方法當然不能從根本上說明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則將研究的視野深入到生產過程的內部，并且已經開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連馬克思也稱之為“生理學研究”。這樣從對象到方法的批判當然會導致對理論內容的批判。正如馬克思所說：“把商品歸結于二重形式的勞動，即把使用價值歸結于實在勞動或合乎目的的生產活動，把交換價值歸結于勞動時間或相同的社會勞動，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憋@然，正是因為有科學研究的批判，對重商主義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論具有一種擴張力，顯示了處于上升階段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在斯密看來，地租和利潤一樣，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質上是資本家利潤中的扣除部分，這實際上已內在地包含對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還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懶惰和無知。但是，受當時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學，也沒有意識到批判對理論發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覺地反映過程發展的自我新陳代謝，因而不能通過自我批判解決他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的矛盾”跖，反而形成雙重而自相矛盾的規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覺、不科學和不徹底，限制了其理論本身的科學性。

隨著資本主義進入較為發展的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根本的轉變，要求資產階級加速資本積累以利于在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型發展。但現實的社會關系卻是地租不斷增長，嚴重限制了工業資產階級的擴張和積累能力。顯然，建立在工場手工業發展基礎上的并且充滿矛盾的斯密的理論，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產業發展的要求，所以必須加以批判。因而這個新經濟時代的理論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業轉型發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決面對的現實阻力。為此，以李嘉圖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學派，主要進行兩個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論，批判、克服斯密理論別是價值理論的明顯矛盾，將它推向深入。這種批判重點在修繕基本理論，實際上也涉及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顯然，這屬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自我批判”。二是對當時相當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論進行深入批判，這是“對他批判”。

李嘉圖所處的時代是機器大工業開始發展、商品生產更加發達的時代，這決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業和自由競爭基礎上的資本運動。這就意味著他的研究對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價值論，堅持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馬克思認為：“李嘉圖著作……包含著他對以往政治經濟學的全部批判，他在這里同亞·斯密的貫串其全部著作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的矛盾斷然決裂，而且通過這種批判得出了一些嶄新的驚人結果。……它們簡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連篇累牘、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觀念，從分散的各種各樣的現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質的東西，使整個資產階級經濟體系都從屬于一個基本規律?！北M管李嘉圖不能合理地處理好基本規律與發展的現實之間的差別，但這也表明他已經注意到基本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性。

李嘉圖對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因此，對同時代的庸俗經濟學的錯誤也有直接或間接的批判。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把利息歸結為利潤的一部分，把地租歸結為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使二者以剩余價值的形式一致起來”，這樣，它就把庸俗經濟學所尊崇的“虛偽的假象和錯覺，把財富的不同社會要素互相間的這種獨立化和硬化，把這種物的人格化和生產關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這個宗教揭穿了”。顯然，這是對庸俗經濟學的間接批判。

李嘉圖對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論的批判更加激進。馬克思指出，李嘉圖“證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一種完全多余的、同現代生產的整個制度不相容的關系：……他證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現代社會的其他一切階級的利益相抵觸的。”這與當時土地所有者的辯解有直接關系。例如，馬爾薩斯在19世紀20年代初期，“曾維護這樣一種分工：讓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承擔積累的任務，而讓……土地貴族、領受國家和教會俸祿的人等等承擔揮霍的任務?！币虼?，對工業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當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更加徹底，所以對土地所有者理論的批判就更為有力。

關于斯密、李嘉圖等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給予很客觀的評價，稱之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家”。如果從總體來看，從斯密到李嘉圖，他們理論的發展不僅與資本運動的特殊歷史階段有內在的聯系，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上升，分別對待批判的對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夠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現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變化。這也使他們的理論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論張力，更重要的是，這些批判都奠定在較合理的基本理論、特別是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同時還反過來促進了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當然，馬克思也指出，古典學派的批判還存在著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觀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強制抽象”，使其價值理論并非完全科學化，“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狀態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之中?！倍?，無論在斯密或李嘉圖的理論中，都不能從各自的理論發展中體現理論的自我批判，只能從他們之間的歷史聯系中才能看到這個學派的自我批判?？梢?，斯密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覺和徹底。因此，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走向更高階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對立成為主要矛盾，一切都變了，“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边@也決定了它的批判性開始消失，從而在面對更復雜具體的經濟現象時只能抱殘守缺。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徹底科學性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義上，當然會引起馬克思的重視和批判繼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資本論》手稿都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冠名，此后，還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當成《資本論》的副標題。無論哪個階級的人認真看了《資本論》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從其字里行間感受到馬克思強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種扎扎實實的批判。但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古典學派的批判性質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觀地再現資本運動，對其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對舊的社會力量進行批判，即代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薄１M管他所代表的未來社會還未出現，但資本運動包含的各種否定性因素已經暴露無遺，所以他是反映、代表這些否定因素對資本運動本身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對象不僅是歷史發展的，而且達到一定程度時還會是跳躍式地質變、被另外的過程所代替的。

如果說，“對他批判”是新的過程對舊的過程的批判，人們比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過程的新階段對舊階段的批判，這一點卻是鮮為人知的。在古典學派的理論中，“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之間缺乏聯系，而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反映資本運動的“自我批判”與代表未來社會新過程對資本運動舊過程的“對他批判”卻是緊密聯系的。他發現，正是資本運動在特定的條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夠徹底戰勝封建的生產方式，“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庇捎诒慌械膶ο?、過程不愿意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所以，馬克思還要對來自資產階級學者的攻擊實施反批判，更要訴諸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武器的批判。換句話說，他的理論批判是與武器批判相聯系的。

馬克思的科學批判是基于唯物辯證法而實施的，在他看來：“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馬克思這里，辯證法是與他的階級立場緊密聯系的。這種批判性，來自代表無產階級的力量，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意識，只有這樣，才能超越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批判才是徹底的?？茖W批判在馬克思的理論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對他來說，批判是破與立的統一，“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機制。對一種歷史發展的理論來說，批判性極為重要。沒有批判性，理論就不能發展，就不能顯示自身相對于其他相關理論的優越性和戰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從而不能避免教條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理論進行批判的時候，世界上真正了解歷史發展規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資產階級理論卻在整個社會占有了巨大的地盤。面對這種情況，他們沒有別的選擇，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論徹底科學化，另一方面還要擠進思想理論界，在批判資產階級理論的同時拓展自己的地盤。

《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實施徹底的批判，但不是簡單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現象，而是深入經濟過程分析其運行的根據及其必然發生的變化。它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不僅所依據的方法論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階級不同，所依據的理論也不同，還訴諸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資產階級學者的理論，包括他所繼承的東西。一方面，是對黑格爾方法的透徹批判，在此基礎上創立真正科學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馬克思……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涵著……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使辯證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確的思想發展方式的簡單形式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為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州。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不用說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合理內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馬克思也持科學批判的態度。他指出，他們的歷史觀是唯心的，因而對資本運動只有共時態的考察，而否認其歷時態的運動。因此，即使是李嘉圖，其理論的對象、方法、內容、批判性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從其對象看，古典學派研究的是自然的過程，并且將商品生產、工業化等一般過程和資本運動特殊過程混為一體，從而將兩種過程的規律混為一談。他指出，所有的資產階級學者還都免不了兩個錯誤：“第一，簡單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產品交換之間的區別，把二者等同起來。第二，企圖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簡單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從而將它的不同歷史階段混為一談，將它的不同層面混為一談，與此相聯系，必然只重視物的運動，而忽視主體的作用。

馬克思還批判古典學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完全沒有聯系，但又使它們相互交錯，不斷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圖在抽象力的運用上存在著巨大的缺陷，“抽象還不夠深刻，不夠完全，因而當他……考察商品價值時，一開始就同樣受到各種具體關系的限制，而且還“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馬克思稱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強制抽象”。

馬克思還全方位地批判他們理論的內容錯誤，特別是將抽象性的范疇與具體性的范疇混為一談：“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就剩余價值的純粹形式，不是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就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來考察剩余價值。由此必然會產生……理論謬誤?！薄沁@種錯亂，導致了他們不能正確地處理抽象的內在規定與比較具體的外在的社會表象之間的關系，甚至將表象當成依據、規律，因而其理論缺乏層次、不能表現歷史的發展，很難正確地聯系實際。

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性，馬克思既肯定古典經濟學的科學研究在客觀上批判“三位一體公式”錯誤的“偉大功績”，又指出：“甚至古典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中?！?/p>

這些“對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僅因為這種制度、理論與社會經濟的歷史發展成反比，還因為它們統治著整個社會，尤其是維護它的理論，決不可能通過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論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理論的建樹。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研究和批判是統一的。他自豪地說：“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在《資本論》中，有許多問題是通過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條”的基礎上，科學地闡明了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并且通過分析其產生的客觀原因而接近社會表象，以順勢闡明資本運動的內在規定如何在社會表面上顛倒表現，從而能合理地用對象的內在規定來解釋社會表象，使理論具體化，同時也解決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統一、李嘉圖企圖強制使之統一而破產的難題。另外，還有些領域，也是馬克思批判地開辟的。

最后，馬克思的敘述即邏輯過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說：這是“通過批判使一門科學第一次達到能把它辯證地敘述出來?！备匾氖?，他在《資本論》中，通過研究歷時態的資本運動的階段上升來推動理論規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資本主義起點、初級階段、較為發展階段“資本家幼蟲”鴝、單個資本家、總體資本家的經濟行為的逐步演變，隨著理論邏輯階段的上升，后一階段的理論規定就超越、揚棄了前一階段的規定。這是以理論的邏輯發展來實現理論的自我批判，來反映對象的歷史發展。

必須注意的是，馬克思理論的“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是緊密聯系互動的。即以對古典學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圖所處的經濟時代很不相同，其理論都分別與他們對所處時代經濟過程的認識有關，所以對他們的錯誤只能在相關的研究階段分別批判，并分別成為進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驟。同樣的，馬克思由批判而實現的理論發展也反過來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對庸俗經濟學，《資本論》也是分階段有針對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據新階段的研究來批判的。

馬克思全面的科學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學價值，既有價值論層面、認識論層面，還有方法論層面，并且還可融入實踐過程中。他的批判又是歷史的，不是單單指向對象某一時點，因為資產階級本身及其制度是歷史發展的?！顿Y本論》的整個理論過程是分階段上升的，同時又是對象范圍、研究條件、理論規定的分階段上升，體現了一種有生命力的不斷發展、自我批判。

三、現代政治經濟學也應注意張揚批判性

徹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辯證法的本質，是政治經濟學突出的優秀品格，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機制，因而當然是當代中國繼承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就理論的批判而言，我黨及理論界都始終注意將經濟理論與中國的各個發展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對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國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歷史證明，這些“對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關鍵時刻發揮重大的作用。遠的不說，進入新世紀后，我們就堅決地批判了國內某些人否定、曲解勞動價值論的錯誤，在結合新的歷史條件進行的創造性研究中，堅持、發展了這一理論。

但是，由于這些批判都是在較長的時間內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分別進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論創新的方式表現的，并且主要是在黨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們大都沒有將它與政治經濟學批判聯系起來，更沒有將它與“對他批判”聯系起來。因此，通過一種特定的理論形式將它們比較系統地以一定的邏輯表述出來，是很有必要的。這種理論形式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專著或教科書，特別是高等學校的教科書，因為它的受眾比專著更為眾多、廣泛，而且更系統、通俗，能長期發揮作用。

從現在的情況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這種批判性的闡述還應該進一步明確和透徹，突出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及其積極作用，既應將理論的發展即“自我批判”講透，也應有必要的“對他批判”。在介紹基本原理的發展時，應該闡明兩種批判之間的內在聯系。由于兩種批判無論從對象、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應該闡明，“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都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方面，并且兩者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

首先，應該闡明我國經濟建設各個階段的理論創新就是一種“自我批判”。它是以基本理論為基礎、沿著它的邏輯、在特定的區域內發展的，是結合新的歷史條件使原有理論發生轉型，以聯系發展了的現實。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決定了它既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絕大多數民眾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義，結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結合市場經濟這一不可逾越的經濟形式，使基本理論具體化、中國化，這也是對發展了的具體過程的新規律、發展中遇到的困難進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著它要根據改革開放的階段發展，檢測前一階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問題，探索新階段的改革規律。這種“自我批判”也離不開“對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批判的基礎上，從中分離出一般過程，并且只讓它在經濟資源、而不讓它在政治資源的配置上發揮作用，更不是對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簡單照搬。

其次，應該有明確的“對他批判”。一方面，是對當達資本主義國家極力向外兜售的經濟理論，特別是它極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張進行堅決的明確的批判。但也不宜簡單地套用馬克思經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較強的針對性、說服力，還必須用最新的事實和發展了的理論來批判，說明它已經在俄羅斯的實驗中遭到可恥的失敗，說明它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憲法，特別要說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差別。對西方經濟學中專門針對現代市場經濟的研究，在借鑒的時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應用的前提、條件，并結合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對它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對經濟發展過程中不符合社會主義方向、不符合最廣大勞動群眾根本利益、不利于社會生態良性發展的事情或傾向、言行進行堅決的批判。馬克思說過：“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它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蔽覈鴳椃鞔_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公有制為主體。但現在很多人卻有意突破這一根本性規定，極力宣揚降低國有企業在整個社會經濟的比例和地位。這是一定要徹底批判的。在現階段，市場對社會資源的配置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就是盡善盡美的東西。無論在哪個時代、哪種社會條件下，市場經濟本身都存在著許多無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現實過程中，這些弊病都已經相當充分地暴露了。這也是必須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實際的（不是理論的）市場經濟青睞有實力的主體，它通行的原則是表面上的公平，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其競爭機制會激起人們對財富的盡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導致財富過多過快地集中在實力強大的主體手中。它的調節大都是滯后的、以資源的損失和浪費為代價的。所有這些，都應該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普照”而糾正。還有，在現實過程中，也有許多偏離改革大方向的事情發生，例如，當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擴大過快、基尼系數突破警戒線且居高不下，過度追求量的增長而忽視結構的優化、資源環境的保護，過度依賴資本的投入，個別黑心企業主盤剝虐待工人的現象存在，經濟腐敗急劇發酵等等，對這些不是少數、局部、偶然的情況，的政治經濟學理所當然地要進行必要的批判。當然，這種批判也不是簡單地套用改革開放以前的理論就事論事，而要依據現階段發展了的理論，即在基本理論基礎上結合新的階段、條件而轉型的理論來批判。

理論的發展不單純是自身的發展，還要在對別的理論進行批判的過程中展現自己的優越性和戰斗力。一種理論再好，沒有市場、沒有社會影響力，也沒有意義。如果人們對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因此，批判地對待西方各種理論和社會思潮的挑戰，批判地將其中某些有借鑒意義的東西分離出來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違背中國國情的錯誤，已經成了擺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務和責任，也是提升政治經濟學“社會占有率”的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斯密.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42.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81.

[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59.

[8]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第6篇：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國適用性

中圖分類號：F01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8-0025-01

一、西方經濟學課程在中國的開設歷程

西方經濟學（主要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產生于15世紀，正式建立是在18世紀，以亞當?斯密《國富論》一書的出版為標志。一直到現在，西方經濟學被認為是能夠說明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和政府調節國家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理論體系，它綜合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分析方法和理論，以及國家政府調節的政策主張。經濟學也因它的作用和魅力被稱為“社會科學之王”。但是，在我國建國后的前三十年里，西方經濟學一直被拒絕運用于國內經濟學的教學和實踐中。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我國只有少數重點高校開設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并報以批判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的態度和目的進行講授。在期間西方經濟學被禁止授課和研究。一直到1979年以后，西方經濟學的傳播和應用才進入了一個大發展階段。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中，西方經濟學的思想和理論迅速在中國理論界中被傳播和普及。在80年代下半期，教育部允許高等院校正式開設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之類的屬于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課程。[1]如今，西方經濟學已經是教育部高等學校經濟學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指定的經、管類專業本科學生必修的核心課程之一。

二、西方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之處

（一）市場理論的適用性

新古典經濟學或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論核心是“市場―價格”理論。這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已經趨于成熟，價格機制的調整可以在這個較為完善的市場體系中發揮重要的配置資源的作用，并且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效率。而對于中國而言，商品經濟不發達、市場體系發育不完善以及我國長期推行的計劃經濟制度，導致西方經濟學中市場理論的許多概念和范疇并不適用于中國。比如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把一個社會的經濟變動看作是經濟要素邊際的變化，對應的是增量調節政策。而發展中國家出現的狀況往往是陳舊的經濟體制和長期累積的經濟問題。所以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往往需要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結構改進。另外，在西方經濟學中，利率是市場化的產物，經濟活動主體據此調整自己的借貸行為。而中國的利率受到政府政策的管制，因此不能用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利率理論和公式來指導和解釋中國的資本和金融運行。

（二）經濟微觀主體的行為

在中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有自己的特點，并不能一概用西方經濟學中“理性人”的特點來套用。首先，從居民消費習慣上看，中國居民和美國居民受到風俗文化的影響，消費行為和習慣有所差異。中國家庭的代際消費就比美國家庭更明顯，而且跨越的時間更長，這就導致了中國家庭的儲蓄率較高。另外，我國居民的契約意識比較差、公民意識比較薄弱、個人信用缺失現象比較嚴重、監督機制不完善等因素都加重了我國微觀經濟主體在決策中的投機，成為我國在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特征。第二，中國企業主體由于企業產權不同而表現不一。目前中國有國有、私營、外資等所有權類型不同的企業，這些企業的目標函數不可能相同。比如：國有企業不能把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目的，國有企業需要承擔社會責任，如解決就業、穩定經濟、安定社會。所以國有企業的行為也就不能套用西方經濟學中的企業理論或生產者行為理論來加以分析。

（三）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

在西方經濟學中，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選擇方面的分析和論述較多，提出了大量的試圖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政策措施。比如奧肯（1975）提出：公平與效率之間具有互為代價的關系，政府應該通過再分配創造機會公平或起點公平來增進效率。但是，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差別，因此不能一概而論。在經濟衰退或者是經濟緊縮時期需要強調效率，但在經濟發展差距明顯擴大的時期需要特別注重公平。因此1992年，我國明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戰略性思路。而在現階段，國家經濟實力得到了較大提升后，社會公平問題開始突出，因此開始越來越注重社會公平。

中國經濟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包括公有制主體型的多種產權結構、勞動主體型的多種分配結構、國家主導型的多種市場結構。[2]因此，中國經濟的現實發展不同于西方發達經濟國家。而高校教師只有深刻領悟到我國經濟發展和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和現實基礎，才能在教授西方經濟學課程中，將書本中的原理結合中國實情更好地為學生講授，也才能教會學生去思考身邊的經濟現象和問題，走向理性的解決道路。

三、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建議

（一）加強教師的自身學習

教師在教授西方經濟學課程之外，應該在平時注重大量閱讀和積累中國宏觀和微觀經濟運行的相關資料，深入思考我國經濟發展規律，建立自身深厚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積極參加相關的社會調研和科研研究活動，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狀況，不斷提高自身對中國經濟的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

（二）注重全面闡釋西方經濟學理論

教師在教授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時候注意要全面闡釋這些理論，包括理論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理論淵源、理論的適用條件以及后來學者的評價和理論的新近發展等。這才能讓學生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歷史發展和未來走向，讓學生明白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特定的經濟理論，及這些理論的局限性。另外，在介紹有關經濟理論時，要注重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培養學生辨證地看待西方經濟學理論，并引導學生學會提出自己的想法或疑問。

（三）辨析中國經濟發展國情，結合案例講授經濟學原理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讓學生明白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社會差異，并讓學生明白中國經濟環境的獨特性。比如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不同、中國正處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中國人口眾多、區域差異尤其是城鄉差異巨大、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和習俗等等。這些就決定了我們不能把西方經濟學原封不動地拿到中國來，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經濟學的結論[3]。這也要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第一時間了解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焦點問題，并運用西方經濟學原理對案例進行剖析和研究。在教授課程的過程中，引導學生通過中國經濟現象來理解經濟學原理，這樣不僅利于學生更容易地接受西方經濟學原理，提高學生學習西方經濟學的興趣，還能讓學生了解中國經濟與這些原理之間的聯系和區別，讓學生做到學以致用。

參考文獻：

[1] 黃范章.建國60年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下）[J].金融發展評論，2010（2）.

[2] 程恩富，何干強.論推進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學術原則――主析“馬學”、“西學”與“國學”之關系[J].研究，2009（4）.

[3] 方福前，徐麗芳.把握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促進西方經濟學“中國化”――方福前教授訪談[J].學術月刊，2007（10）.

第7篇：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商務英語；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商務英語教育

1引言

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國對復合人才的需求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之下，商務英語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目前關于商務英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寫作、翻譯等領域；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的研究主要緊密圍繞國別研究、少數民族的語言規劃與發展等方面。截至目前，除莫再對商務英語的教育政策與規劃進行過研究外，幾乎無人研究商務英語發展背后的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為填補這一空白，本文在搜集、查閱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我國商務英語不同發展階段的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進行系統梳理。

2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和商務英語的發展

2．1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在中國的發展：我國關于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的實踐可以追溯到秦統一六國后的“書同文”政策。作為學科來講，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雖不逾60年，近年來卻愈發引起相關學科領域學者們的重視。我國對于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的研究起步較晚，且研究成果也較少。為響應國家號召，寧夏大學于2005年成立了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所；2009年11月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宣告成立；2015年6月，中國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會在京成立。這就意味著，學術界越來越重視對該學科的研究。

2．2商務英語發展簡介：作為特殊用途英語的一種，改革開放以來，商務英語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目前，商務英語已發展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英語學科（齊衛、王文青和高銀玲，p．132）。后，我國就已經出現了對商務英語的需求。隨著晚清國門的打開，對涉外人才的需求劇增。民國期間，因工商業的發展，商務英語教學仍保留著。改革開放后，社會對既懂英語、又懂國際商務的復合型人才的需求激增。隨后二十年，商務英語逐漸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的獨立本科專業。

3商務英語發展背后的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

作為學科來講，商務英語在我國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外貿英語、專門用途英語和交叉學科（任朝旺，p．44）。本文主要對商務英語這三個主要發展階段背后的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進行歷時梳理與總結，望對日后商務英語教育政策與規劃的制定提供幫助。

3．1外貿英語階段：20世紀80年代之前，商務英語的使用人員很有限。改革開放后，社會對外貿英語人才的需求激增。在此背景下，商務英語以英語專業的一個方向出現于高等院校中（春光，2014，158）。人們將該階段應用在對外貿易中的英語稱為外貿英語，這也是商務英語學科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即外貿英語階段。

3．2專門用途英語階段：作為專門用途英語的一個分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商務英語被認為是由學習者對英語的功能和實際應用的需求決定的（Strevens，1988）。1987年，商務英語以“專門用途外語（外貿）專業”名義被納入《普通高校社會科學本科專業目錄》中（莫再樹，p．167）；同年，“專門用途外語”又被納入《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科、專業目錄》（莫再樹，p．167）?；谏鐣枨?，部分高校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了培養復合型英語人才的探索。為順應教育領域中國際化趨勢的要求，1998年頒布了《關于外語專業面向21世紀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3．3交叉學科階段：隨著商務英語的發展，其被認為是：“應用語言學與國際商務、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等學科相交叉產生的新學科”（王立非，p．4－9）。2000年頒布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提出將“相關知識課程”納入英語專業課程體系。2004年，《普通高等學校高職高專教育指導性專業目錄（試行）》將“商務英語”正式納為其目錄內專業；2007年，商務英語又被教育部批準為“目錄外試辦專業”。《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年）》將“商務英語”正式納為基本專業，至此，商務英語專業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正式進入本科常規專業招生名冊。據相關統計，截至2014年，國內獲批開設商務英語本科專業的高校共有216所。除此之外，2008年后部分高校開始相繼招收商務英語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研究生。至此，商務英語已發展成一門獨立并且成熟的學科。

4結語

隨著經濟社會逐漸發展，商務英語經歷了外貿英語到專門用途英語、再到交叉學科三個主要過渡階段。通過這一歷時研究，本文將商務英語不同發展階段的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清晰的呈現出來，為日后商務英語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參考依據；并結合實際情況制定滿足社會需求、適合各大高校自己的教育教學發展的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從而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添能助力。

作者:馮曉芳 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

參考文獻:

［1］春光．從語言經濟學角度探討商務英語所體現出的機會成本［J］．語文學刊，2014（12）

［2］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英語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Z］．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3］莫再樹（2014）?！痘谡Z言經濟學的商務英語教育研究》。湖南：湖南大學出版社。

［4］齊衛，王文青，高銀玲．商務英語研究：一種基于語言經濟學的新視角［J］．中國成人教育，2009（4）．

［5］任朝旺．商務英語學科發展及其相關研究述評［J］．廣州大學學報，2013（12）．

第8篇：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步入了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順利向高收入國家過渡，備受世界關注。

歷史是嚴肅的。2012年初，世界銀行在的《2030年的中國》報告中尖銳地指出，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只有13個國家成功跳出了這一陷阱。而且，這13個國家中只有3個國家的人口超過2500萬。

“比較優勢真空”的挑戰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青木昌彥把東亞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為“馬爾薩斯式的貧困陷阱”，“政府主導經濟發展階段”，“庫茲涅茲式的通過結構調整變遷實現發展的階段”，“依靠人力資本發展的階段”和“后人口紅利階段”。由一個發展階段向下一個發展階段的轉變，都意味著一個重要的發展跨越。如果這種跨越有著巨大的難度，導致一些經濟體滯留其間而長期無法實現突破，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陷入了某種陷阱（trap）中無法自拔。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的大野健一教授將各國的工業化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低收入階段，通過廉價的勞動力儲備大量導入外資形成以組裝加工為主的工業體系（比如越南）；第二階段為中收入階段，雖然依然以外資為主導，但加工業周邊的關聯產業開始形成（比如泰國和馬來西亞）；第三階段為中高收入階段，本國企業通過第一和第二階段的技術積累和經營方式的學習，開始自主地生產較高品質的產品（比如韓國和中國臺灣）；第四階段為高收入階段，本國企業擁有自主開發和創新的能力研發新產品（比如日本以及歐美先進國家）。由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發展路徑主要依賴于發達國家的技術援助，要從第一階段提升到第二階段較為容易，但從第二階段提升到第三階段就比較困難，在這兩個階段間存在著一個看不見的壁壘，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抓取國際分工機遇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豐富的廉價勞動力、便宜的環境成本、內外差別式的稅制、廉價的土地供應、對外國投資者的超國民待遇等因素的吸引下，以外資為主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中國也擺脫了“低收入陷阱”，順利實現了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升級。

正如林毅夫所言，按比較優勢發展是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的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源泉。可以說在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轉移的過程中，中國充分發揮了自身的比較優勢，并實現了經濟迅猛增長。

但隨著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的急速上升，中國經濟賴以發展的那些比較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也就是說，中國正逐漸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比較優勢，與此同時卻尚未獲得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比較優勢。中國正面臨著“比較優勢真空”的挑戰。

在改革開放以后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下，中國迅速成為了世界工廠。雖然中國制造業規模已經極其龐大，但依然無法說中國已經是一個制造業強國，進出口中近60%依然要依靠外資企業來實現?，F在，中國的制造業依然以加工和組裝為主，大多數還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無法培養可以引領新一輪產業革命的主打技術。

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需要靠內需（投資和消費）和外需（出口）兩條腿走路，但如上所述，自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出口，而對培育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問題顯得力不從心。

建立消費型社會

高收入國家需要一個以中等收入階層為軸心的“消費型社會”來支撐。但顯然中國沒有形成一個較為平坦的中等收入階層。投資居高不下、消費無法提升的局面正在成為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頸。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到2010年為止，投資占GDP比從36.5%上升到48.6%，而消費占GDP比則從61.4%下降到47.4%，個人消費占GDP比則從45.3%下降到33.8%。這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也比新興國家要低很多。

20世紀60、70年代的日本也曾經面臨過這樣一種困局。1971年的尼克松危機發生以后，日美間的貿易摩擦加劇，日元升值壓力不斷高漲。日本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出現瓶頸。但日本很好地擺脫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而穩步進入高收入階段。日本的成功經驗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首先，通過加大國內政府間財政轉移力度，給予地方相應的財源保障，同時加大國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確保地方就業，構筑起統一的國內市場。

其次，加大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力度，積極扶持和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大力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構筑起大眾消費社會。

第9篇：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人均GDP10 000美元；工業化后期階段；北京市

中圖分類號：F1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1)01-0019-04

一、人均GDP10 000美元的經濟學意義

錢納里等人將工業化過程劃分為工業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由于錢納里研究的是20世紀60～70年代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所反應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考慮到數據的可比性，我們需要借助GDP平減指數將美國經濟增長的物價波動因素予以扣除，以此來準確反映1970年美元折合成現值的水平。根據《美國統計概要(2009)》公布的物價指數變動情況，2007年美元與1970年美元的換算因子為5.34，由此，對應工業化不同階段的標志值發生變化(見表1)。從中可以看出，人均GDP達到10 000美元后，一國和地區就開始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表2給出了世界銀行劃分不同收入階段的判斷標準，從中可以大致判斷出，人均GDP達到10 000美元后，一國和地區就開始進入上中等收入經濟社會發展階段。

有鑒于此，人均GDP10 000美元在經濟學上是一個重要的發展臨界點。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達到10 314美元(當年價)，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和上中等收入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為促進“十二五”時期北京市經濟社會的快速、可持續發展，需要深入研究探討人均GDP10 000美元后發達國家和國際大都市的經濟社會發展特征，為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二、發達國家和國外大都市的經濟社會發展特征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以2000年美元價格計算，20世紀50～80年代，主要發達國家的人均GDP達到10 000美元，直到2008年，僅有美國、日本的人均GDP超過30 000美元，見表3。通過研究發現，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發展階段后主要發達國家和國際大都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以下特征。

(一)產業結構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

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知識產業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知識經濟使西方社會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為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推動力。發達國家在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發展階段后，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具有顯著優勢。1970年，日本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為47.2％，到1993年，該比重上升至57.6％。1980年，法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為62.0％，到2004年，該比重上升至75.8％。1970年，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為64.0％，1997年，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也已經達到71.7％。1970年，德國和英國的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40.6％和52.4％，到2004年，該比重分別上升至69.8％和72.7％。

同時，為適應后工業社會國民經濟服務化的轉變，國際大都市的城市功能逐漸由生產型向服務型轉變，產業結構開始進入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階段。研究發現，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階段后，紐約的服務業產值居主導地位，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數量也顯著增加，1970年，紐約的服務業就業比重達到62.4％，2005年，紐約的服務業就業比重上升為89.3％，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上升為88.4％。1965年，東京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就已經達到57.0％，2000年增加到74.2％。國際大都市的服務業類型也由初期的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公共管理業逐步擴展到信息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咨詢業等新興服務業，表4。1977年，倫敦的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20.7％，2001年，該比重增加為34.3％。

(二)結構升級以科技引領為主導

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發展階段后，國際大都市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力以科技引領為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工業結構的深加工化趨勢，由以原材料工業為主逐步轉向以深加工工業和組裝工業為主，工業增長對能源、原材料的依賴程度逐步下降，越來越多地依賴于資本和技術投入，特別是高新技術投入(劉長全，2005)；二是現代制造業地位呈上升趨勢。隨著傳統制造業的衰落，一批現代都市產業(如服裝、印刷出版、食品等)和高新技術產業迅速興起，進而帶動技術密集的現代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比重的上升；三是技術集約化趨勢。知識、創新和科技水平是后工業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動力，一方面，所有制造業部門不斷采用先進技術和工藝，提高科技含量和技術集約度，同時以技術密集為特征的新興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劉長全，2005)；另一方面，服務業，特別是與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密切結合的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

(三)產業布局呈現新型產業分工格局

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后，國際大都市的產業布局演變表現出兩個主要趨勢：一是制造業郊區化趨勢。隨著工業企業內部分工的不斷細化，很多企業按照產業鏈的要求，將處于產業鏈中間環節的大規模生產活動向大都市區或其他地區轉移，同時把公司總部、研發、設計和銷售中心留在市中心，大都市更多地表現為研發設計中心，而不是生產中心，逐步形成在近遠郊及周邊重點建設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現代制造業基地和在中心城區建設現代都市產業基地的新型產業分工格局(魏后凱，2005)；二是都市產業在舊工業區的重新繁榮?，F代建筑技術和生產技術的發展，提高了空間利用效率，為以服裝制造業和印刷出版業為主的都市工業在城市中心布局提供了可能。經驗表明，都市產業往往集聚于衰落的舊工業區。如曼哈頓區是紐約服裝業最集中的區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裝制造業中心之一(劉長全，2005)。

(四)城市空間結構從“單中心”向“多中心”轉變

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后，國際大都市以建設“新城”來替代“臥城”，城市空間結構從“單中心”向“多中心”轉變?！岸稹焙螅捎诠I城市的擁擠、高犯罪率以及生態環境惡化，加之高速公路與家庭小汽車普及，美國聯邦政府對新購房子的減稅與貸款等優惠政策，大量城市中產階級為追求自然生活而遷移到郊區，產生了大量的“臥城”。這些“臥城”給人們日常生活帶來很多不便，對通勤交通也造成了很大壓力。后來這些“臥城”在原有單純居住功能的基礎上，增加了產業、基礎設施、社會配套服務設施等很多原來只有“中心城市”才具有的職能，從而形成了一種具有相當獨立性的、功能齊全的新型城市即“新城”。“新城”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疏解了美國在工業化后期城市中心區所承受的壓力。以東京都等為代表的“CBD―遠郊區集合居住區―公共大交通”空間發展模式，以巴黎、倫敦等

為代表的“中心城+新城(或衛星城)”空間發展模式，都反映了從工業社會的“單中心”向后工業社會“多中心”的演變。

(五)社會民生注重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和福利水平

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總體消費水平顯著增加，1959―2000年，美國的個人消費開支年均增長3.6％，消費開支在國內總需求中的比重達到65％，同時，美國居民的消費結構不斷升級，食品消費支出由1960年的24.4％下降到1998年的13.5％，而以發展、享樂為主的消費占據主導地位，特別是住房、汽車休閑娛樂、投資、旅行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費。住房消費支出所占比重一直占絕對優勢，從1960年的29.0％增加到1998年的33％。與此同時，技術革新和進步極大地推動了新產品和服務的普及，有線電視、電腦、電子玩具和游戲、移動電話服務、網絡服務以及新開發的醫療服務等成為消費者熱衷的新領域。

同時，國際大都市的發展重心也開始轉向社會發展為主，市民生存資料的支出比重明顯下降，享受和發展資料比重上升，住房、轎車、教育、保健成為新的消費熱點。1998年，紐約市居民支出結構中，住房、交通、醫療健康和娛樂等方面的支出比重分別為36.8％、15.8％、4.2％和4.6％。1996年，東京居民消費結構中，住房、娛樂、教育和交通通訊的支出比重分別為11.6％、11.2％、7.7％和9.1％。

政府更加關注民生、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到20世紀80年代末，英國形成了包括退休養老保險、醫療衛生保險、失業保險和國民保健服務等在內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日本在20世紀50-60年代建立的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險制度，是以不同職業為基礎來區分的，社會成員繳納和接受保險金額依據職業和收入情況而定。美國的公共補助、社會救濟都是針對特定對象(貧困者)而設計的，如醫療補助和食品券等。

(六)生態環境建設崇尚人與自然和諧

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發展階段后，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在優化生態環境方面有以下經驗：力促各領域節能、節水；推行資源和廢棄物減量化，提倡污染預防；積極促進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大力發展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發和應用。重視城市綠地的生態功能，如倫敦規劃中明確綠化的目的在于“限制都市膨脹，保護農業，保存美和休閑”，1969年倫敦綠化帶擴展為31萬公頃，綠地總面積達800公頃。大倫敦還有一條面積達2 500km2的綠化地帶環繞。此外，一些大城市還注意以天然的自然景觀為依托形成城市綠化的基礎，如倫敦形成了泰晤士河沿岸的綠化系統，德國科恩利用森林和水邊地形形成綠化系統。

(七)中產階級“空洞化”現象明顯

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后，發達國家的社會階層中，中產階級的“空洞化”現象日益明顯。1998年，美國最上層1％人口的最低收入是23萬美元，而中產階級的年收入通常在25 000-99 999美元之間。以這個標準來看，上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中產階級的狀況比10年前更糟，在紐約、加利福尼亞、康涅狄格州和華盛頓特區，中產階級的收入明顯下降。許多中產階級的家庭被迫遷出這些地區，而另一些收入較低的家庭移進來，導致這些地區的中產階級數量越來越少，出現“空洞化”的現象。而1979―1997年間個人破產案例增加了400％，其中多數屬于中產階級。美國中產階級“空洞化”的直接原因是失業問題。

三、借鑒與啟示

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為10 314美元，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和上中等收入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在“十二五”乃至更長一段時期，北京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應該借鑒發達國家和國際大都市的發展經驗，同時高度重視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規律性問題。

(一)著力改善民生

國際經驗表明，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發展階段后，發達國家和國際大都市的發展重心由經濟發展為主轉向社會發展為主。因此，未來北京應將改善民生作為促進社會發展的著力點，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加大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財政支出，解決好與居民的生產生活、福利改善密切相關的教育、醫療、住房、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問題，特別關注弱勢群體，讓更多的百姓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二是要繼續積極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探索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有效途徑，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改善公共服務質量，提高市民的滿意度和幸福指數；三是運用數字信息技術手段和網格化管理模式，實現了精細、高效、優質的城市綜合管理。

(二)產業發展走高端化、低碳化、服務化道路

紐約、倫敦、巴黎等國際大都市在進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發展階段后，基本形成城市中心區重點發展總部經濟、研發、營銷以及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高效都市產業，而在近遠郊及周邊地區重點建設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現代制造業基地和現代都市產業基地的新型產業分工格局。因此，北京的工業發展要抓住兩個環節：一是北京市中心區要著力發展總部經濟、研究與開發、市場營銷環節，打造成中國的區域性國際管理控制中心；二是把加工制造業轉移至近遠郊及環京地區，在轉移梯度上，將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先進制造業基地及高附加值的現代都市工業基地轉移至近遠郊，將一般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至環京地區(魏后凱，2005)。北京市要大力發展低碳產業，發展循環經濟、綠色經濟，作為新時期的支柱產業和經濟增長點。此外，北京還要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高端服務業，形成現代服務企業集聚發展的制度環境，利用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聚集的優勢，大力發展包括現代金融服務產業、科技服務產業、信息服務產業、現代教育培訓、服務外包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專業服務產業、房地產業等現代服務業。

(三)以“新城”作為打造多中心空間結構的載體

國際經驗表明，“新城”的開發和建設對疏解城市中心區的交通和人口壓力效果顯著。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達到1755萬，職住分離導致的“鐘擺式”通勤流使得北京市的交通狀況日趨惡化，因此，北京市應該將“新城”建設作為打造多中心空間結構、疏導城市中心區功能、緩解城市中心區人口和交通壓力的重要的空間載體。為此，北京規劃了通州、順義、亦莊、大興、房山、昌平、懷柔、平谷、密云、延慶、門頭溝等11個新城，確定通州、順義和亦莊為重點新城，河北省也提出打造京東、京南和京北三座新城，新城建設要具備健全的產業支撐和充足的就業崗位，同時要集居住、就業、教育、休閑、衛生、娛樂、商業、福利等于一體，特別是將名院辦分院、名校辦分校落到實處，切實解決居民關心的就醫難、入學難、入托難等問題，這樣才能真正達到疏解中心城人口和部分功能的作用。

(四)維護中產階層的穩定性

和諧穩定的社會結構應該是“橄欖型”，即中產階層占到整個社會的60％以上。據北京工業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的《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公布的數據，北京市中產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40％。約540萬人，但是其中68.5％的中產階級屬于中下層中產階級，意味著這類人的抗壓能力極弱，稍有不慎就會滑出“中產陣營”(陸學藝等，2010)。失業率是造成美國等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空洞化”的主要原因，與此不同的是，可能誘發北京市中產階層不穩定的因素是多元化的，涉及房價過高、收入增長過慢、教育、醫療以及其他生活成本過高等方面。因此，必須加強對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調控，加快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壯大中產階層，維護中產階層的穩定性。

(五)重視生態文明建設

借鑒國際經驗，未來，北京市要加大生態文明建設力度，一是要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和環保產業，實施“綠色北京行動計劃”，創建垃圾分類體系，使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真正落到實處；二是注重生態文化和生態民主，大力宣傳生態道德教育，加強生態文化建設，促進消費方式的生態化；三是全面建設綠色人居生態城區，注重市內綠色空間、郊野公園、環城綠色隔離帶和綠色居住區建設。

參考文獻：

[1]劉長全，國際大都市產業結構與工業布局演變趨勢[J]，上海經濟研究，2005，(12)

[2]魏后凱，北京國際大都市建設與工業發展戰略[J]，經濟研究參考，2005，(24)

[3]朱曉龍，王洪輝，巴黎工業結構演變及特點[J]，國外城市規劃，2004，(05)

[4]陸學藝，張荊，唐軍，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