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方法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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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哲學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整體主義 方法論 社會 個人

哲學方法論是以一定的世界觀為根據的，世界觀以自身對人們的認識方法和實踐方法的指導意義而取得存在的價值。哲學方法論的類型有很多，本文主要是對整體主義方法論運用的分析。

整體主義強調的是從社會走向個人，個人可以成為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一種手段，它講究無論是從獨立、平等、還是自由問題上，都是從國家出發，抽象地強調整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法國當代政治哲學家莫尼克·卡斯基若認為，政治上的整體主義指的是：“國家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整體，一個由所有社會成員構成的統一體，給予社會成員他們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意義，要求每一個社會成員對國家無條件地服從、忠誠、奉獻，為了國家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生命；個人首先是為了國家而活著，然后才是為了自己而活著。”[1]單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整體主義，強調整體利益高于一切，這種社會條件決定了人們缺乏個人獨立性和個人自由的概念。這種整體主義思想作為一種方法論貫穿在哲學家的著作中，體現作者的整體主義觀念。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借蘇格拉底之口寫到：“當前我認為我們的首要任務乃是鑄造出一個幸福國家的模型來，但不是支離破碎地鑄造一個為了少數人幸福的國家，而是鑄造一個整體的幸福國家。”[2]在這里，蘇格拉底聲稱城邦整體的幸福要遠比其中任何一個階層的幸福更重要。這說明，柏拉圖關注的是城邦的幸福，而且隨著他論證的逐步推進和展開，個人越來越被看作是城邦整體的一部分。個人在城邦中的地位完全根據其對城邦整體的貢獻決定。柏拉圖多次說明他的目的既不是城邦中某一個體的幸福，也不是城邦中某一階層的幸福，而是城邦整體的幸福。

柏拉圖認為相互幫助和合作的人聚集而居，“并把聚集的居所稱作城邦”[3]。理想的社會構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他反對私有財產和一夫一妻制，主張兩個上等階級（統治者和武士）實行共財產和共妻兒。由于國家論是建立在他的倫理學基礎之上，所以他認為個人必須以私利服從公共福利，因為個人的真正的善同社會福利是聯系在一起的。柏拉圖評判道德的標準是城邦的利益，那么他的倫理學應探討的是個人的利益如何符合并促進整體的利益。

其實柏拉圖所描繪的理想國家實際上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政府權威高高在上，個人絕對服從，由“哲學王”來統治的共和國，它充分體現了政治整體主義的特點。

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柏拉圖所設想的城邦并不是極端的專制主義。雖然他更關注城邦整體的幸福，但城邦整體的幸福在柏拉圖那里指的是城邦全體公民的幸福，二者并不是不同的、對立的兩種價值觀。因為在柏拉圖這里，公民為國家貢獻的同時也是在謀求自己的幸福，在理想城邦這種體制中，每個人的真實利益都得到滿足，沒有公民受到虐待和歧視。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4]這個觀點意味著個人必然帶有政治屬性，必然歸屬于城邦。人只能在社會中過群居生活，于是就成為各種社會團體，乃至城邦國家產生的原動力。城邦的形成是社會團體自然演化的結果，而城邦的形式過程足以表明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其本性上是一個政治動物。

在《政治學》一書中，我們可以從亞里士多德的國家起源的問題看出他的整體主義的體現，他的國家起源說表明他認同的是社會共同體國家學說。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城邦的形成發端于由男女關系同主奴關系相互作用所組成的“家庭”，“家庭”是延續人類滿足人們正常生活所需而建立的基本社會形式。繼而為了適應更為廣大的生活需要，若干家庭聯合起來，農村公社便應運而生，然后是若干農村公社組合為城邦，這時“社會進化到高級而完備的狀態，在這種社會團體以內，人類的生活可以獲得完全的自給自足。”[5]

古典哲學家黑格爾將整體主義具體化為國家至上的道德原則。“由于國家是客觀精神，所以個人本身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6]在這里，黑格爾把國家看作普遍倫理可能達到的最高目標，它不再是個人追求私人利益的工具，而成為克服私人利益的目標和欲求。在他看來，一個人的自我意識，絕不可能最初為一個個人而獲得，它只有作為一個從一個人的最初環境為起點的區別過程的結果才可能出現。而“個人權利”這一市民社會的話語,“只有在家庭開始解體” 的時候才出現。因而個人權利不可能先于社會而存在，社會也不是個人簡單的集合體。所以“國家是比個人更高的東西”[7]，國家不是保障個人幸福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個人必須尊敬國家，一切符合國家的利益，甚至是為了國家犧牲個體，只有這樣人才是具有倫理性的人。

在中國儒家的倫理思想里，也體現了整體主義方法論的運用。不論中國或者西方，整體主義的方法論都在哲學史上各家言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整體主義方法論對各種哲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多起到了一定作用。而整體主義的倫理觀，對道德言論的豐富化和對政治倫理的多元化構建起到了積極作用。

最為重要的是，在個體主義成為主流價值觀念，人類宏觀利益被相對棄之于從屬地位的今天，關于整體主義的思考，對當代主流思想的反思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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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亞里士多德. 政治學[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第2篇：政治哲學方法論范文

一、會計學研究方法論發展的幾個主要階段

（一）自我觀察法-一種對經驗的主觀主義研究方法。早期的會計學家們認為，會計學的研究對象是會計工作的直接經驗。會計學既然是一門研究會計工作人員經驗的科學；因而會計學的研究方法必然是研究如何觀察這種直接經驗，而此種方法又必然只能采用主觀主義的方法和手段來完成。這種傳統的研究方法后來受到許多批評。因為各個研究者的主觀主義的觀察結論不僅無法達到一致，而且也使研究工作帶有許多偏見；另外，這種方法還會對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加以排斥。這就使得自我觀察法難以得到更新和發展，其結果則必然被新的方法論所取代。

（二）實用主義方法論思想。由于早期會計學只對直接經驗進行自我觀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客觀地解釋各種會計現象是如何發生、發展和相互作用的，也就不能真正解決人們在會計實踐活動中的各種會計學問題。在它受到批評的同時，先后在西歐和美國產生了實用主義會計學。當時的一些會計學家們認為，會計學應當研究會計的功能，強調會計學在會計實踐中的應用。在研究方法方面，他們采用了描述法、歸納法、演繹法、倫理學法、社會學法和實驗法等。雖然實用主義會計學并沒有完全放棄自我觀察法，但在這一階段的研究中強調了方法上的多樣性和實用性，重視會計活動在操作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探討會計實踐與環境的關系。實用主義會計學通過采用多種多樣的應用研究方法，不僅填補了自我觀察法的不足，而且推動了會計學向更為廣泛的領域發展，為財務會計學、管理會計學、會計倫理學、會計法學、會計心理學、行業會計學、甚至計算機會計學等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行為主義會計學的到來打開了大門。

（三）以操作主義和實證主義為方法論基礎的行為主義會計學。在會計學研究中引進實證法，最早是由美國會計學家詹森倡導的，是與行為主義會計學相配套的研究方法。行為主義會計學堅持以被觀察到的，可以予以客觀記錄和定量分析的行為作為會計學研究對象。這實質上是把布里奇曼在物理學中所倡導的操作主義觀點作為會計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并以此指導會計學研究。在會計學研究中采用實證方法，可以對會計現象和會計實務做出更為客觀的解釋和預測。一切會計研究都要以經驗的實證材料為依據，不能經過實證的會計概念、準則和理論都是不可取的。會計學研究中采用實證方法已經是世界性潮流，有許多優點和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助于會計學更加切合實際，有助于形成更加科學的會計理論，有助于檢驗和發展已有的會計理論。但在肯定其貢獻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其局限性。實證方法無法對會計行為產生的心理和意識等有關人的內部過程做出完整的、客觀的和全面的解釋。從廣義上講，實證會計研究與西方會計文獻中經常提到的經驗研究是等價的。從狹義上講，實證會計研究是經驗會計研究的一個分支。實證管理會計研究的目標是追求理論的實用化。現在許多西方國家和我國在管理會計方面廣泛開展實地研究，這是管理會計實證研究的新的發展方向，是以組織行為為基礎的實證研究合乎邏輯的發展。北美管理會計研究已逐漸從規范研究轉向多種描述性方法的使用，主要運用分析、問卷調查、檔案資料和專項實驗等四種方法。與北美管理會計實證研究中大量使用經濟學理論相比，歐洲的管理會計實證研究更多運用社會學、心理學、組織行為學等學科的理論，研究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等社會因素對管理會計的影響，多采用案例的方法進行研究，這值得我們分析借鑒。

（四）以現象學和場論為方法論的會計學。在會計學的研究方法方面，有部分會計學者走的是一條與行為主義會計學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們強調會計人員意識的完整性和組織性，反對去尋找會計行為中的“元素”，認為應當自由、公正地描述會計人員的直接經驗，而會計人員的直接經驗是按原來的結構被接受的。對于這種完整的經驗如果按實證法強加分析，化整為零時，其原有的整體性就會被破壞。這種從另一角度來強調會計活動的整體性并對其規律進行研究，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受物理學中場論的影響，會計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以b=f（e，p）為函數，發展了對會計人員的動機與行為之間關系的研究，推動了會計心理學中有關團體動力學研究的發展。作為一種方法論工具，現象學的觀點被認為可以用于對會計人員的主觀體驗進行科學研究，并彌補那些只注重會計行為的實驗數據的不足。當然現象學的方法和場論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對于某一研究者采用這類方法是否取得成功及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難判斷的。

（五）以信息論作為主要方法論的現代認知會計學。現代認知會計學主要以信息論來解釋會計工作。計算機科學為現代認知會計學探索人們會計活動的內部過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用信息論的觀點對會計活動過程的特點和規律做出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用計算機和程序軟件的操作和運行來模擬和解釋會計活動過程，確實是會計學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個具有歷史性變革意義的進步。但是，這仍然是以機械論的觀點去研究會計人員和會計工作，把社會化的會計人員簡化為機器的人。因此，以信息論為主要方法論的現代認知會計學仍然不能完整解釋和真實反映會計行為的活動規律。

（六）以整體論為主要方法論指導的人本主義會計學。當行為主義會計學步入極端機械論的后期，一種旨在研究會計人員及會計工作的人格和價值發展的新學派-人本主義會計學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和研究方法。他們不僅反對行為主義會計學把會計人員視為刺激-反映機器的觀點，也反對意識經驗學派把會計意識經驗還原為會計人員的原始驅動力或基本防御機制的觀點。在哲學指導思想上，人本主義會計學認為會計行為都有其特殊性，不能用一成不變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豐富多彩的會計活動。它更加注重對個體會計活動的研究，力圖使每一個會計個體的活動得以健康和充分的發展。我國會計管理活動論就具備這一特點。人本主義會計學不僅不排斥傳統的科學研究方法，而且還擴大了原有的會計研究范圍，以便解決過去一直被排除在會計學研究范圍以外的會計信息和會計人員的價值等問題。人本主義會計學顯示了一種要在科學方法論方面加強自身體系的愿望。

二、當前會計學研究的方法論現狀與問題

縱觀會計學的發展歷程，會計學的研究方法論與指導思想經歷了一系列變革和演化，產生了質的飛躍。無論我國還是其他國家，會計學由于研究方法和認識手段的不同，已經形成了眾多的學術流派。從會計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會計學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學思想和科學技術水平的基礎之上的。縱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確定的目標，如果缺乏科學的指導思想和有效的科學技術手段，會計學研究仍然是“欲速則不達”。即使指導思想正確，研究方法得當，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發展研究的技術手段，若不能及時修正和調整研究目標、對象和范圍，會計學研究的結果仍然會出現一些“以偏蓋全”、“以點代面”的結論，如“會計信息系統論”、“會計管理活動論”、“會計工具論”、“會計藝術論”等都是如此。

時至今日，會計學的學派之爭已基本結束。會計學對會計信息的價值的研究似乎已經有了較為一致的結論；有關會計準則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層次發展；而會計行為的研究則側重于會計環境影響的探索；各種具體會計問題的實證性研究正在全面展開；至于對一些重要會計問題的創造性研究看來困難更大一些，正在尋求更有效的途徑和方法。會計學在許多不同的層次上采用不同的方法進行著研究，最終目標是想弄清楚人類社會需要什么樣的會計工作以及會計的真實面目是什么。但需要強調的是，實證分析的方法目前被大家重視，這是一件好事，它對某一個具體問題的研究往往是很有效的，但它并不能代替整體分析。會計學研究中整體分析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整體分析需要反復研究法，即以整體觀為前提，通過實驗或實證來理解各有關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就是對會計工作中個體的研究，在采用演繹法時也應當慎重，一般規律有時并不能直接推論個體的特點，而對每個具體會計問題的研究有時卻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規律。一般規律只能幫助我們去理解個體、具體的會計問題，但解決這些個體、具體的會計問題仍然需要采用個案法的整體分析手段。

由此可見，會計學的研究方法論就目前而言仍然處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階段。即使在同一研究領域，由不同方法論所指導的不同研究方法也常常是同時并存。這是一種正常現象，也是會計學發展到今天的必然結果。會計學研究與其它任何學科一樣，不應該也不可能用單一的研究模式去人為地強制性地統一所有有的研究工作。會計學的研究對象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有著許多不同的水平、層次、方面的相互作用的關系。我們的研究方法不可能用某種簡單化的方法去處理，但也不應該用“隨心所欲”的方法去進行研究。尋找當前大家都能接受的研究方法的指導思想，并運用到會計學的研究工作中去，是當今會計學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國的會計學研究雖然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也應當看到，我國從事會計學研究的人才從總體上講還是缺乏的，而他們在進行研究時所采用的方法論也顯得單調。我們重復性的研究多，創新性研究少；滯后型研究多，超前型研究少；傳統方法多，新方法少；介紹國外的多，借鑒研究的少；政策性研究的多，學術性研究的少等現象仍然沒有根本改變。中國會計學研究還帶有較多的政治色彩和行政長官意志的特點。

三、在會計學的研究發展過程中構建新的方法論

會計學研究者的科學研究工作是在一定的方法論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它決定著我們的研究目的和達到目的所需手段的選擇。會計學研究方法論的演化史已經提示我們，會計學研究方法論應當是成體系的，這個體系至少有以下三個組成部分：1、會計學研究的哲學方法論；2、會計學研究的一般科學方法論；3、會計學研究的具體方法和技術。研究會計現象，首先要對會計有一個基本觀點，這就是會計學研究的哲學方法論所要解決的問題。科學的哲學方法論并不能代替具體的會計研究工作，但是具體的會計研究工作是在一定的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下進行的。

會計學研究有了正確的科學研究哲學方法論的指導，還需要形成會計學研究的一般科學方法論。這個問題的解決取決于科學發展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者內在和外在條件的制約。在經歷了會計學研究的微觀階段之后，即分析性研究之后，會計學研究的發展已經出現了向宏觀階段，即綜合研究的趨勢。會計學研究的一般方法論除了受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影響之外，還應當注意采用耗散結構理論、協同理論和突變理論作指導。所有這些理論都為現代會計學研究的一般方法論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雖然這些理論并非出自會計學，但對會計學的研究工作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而且，正是由于會計學學派林立，眾說紛紜，就更需要用系統論的思想方法來描述和解釋會計這個具有客觀系統性的研究對象。當然這些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論并不能代替會計學研究的一般方法論，會計學有自己的特點和規律，需要構建符合會計學科發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導意義的理論和方法論體系。

最后我們來討論一下會計學研究的具體方法和技術問題。可以說會計學研究已經涉及到會計活動的每一個領域，因此，在具體研究的方法和技術方面必定有相當大的差異，如財務會計的研究方法就與管理會計的研究方法有較大差異，研究一般企業的會計問題的方法就與研究上市公司企業會計問題的方法存在較大差異。具體的研究方法是與具體問題的研究相聯系的。我們可以看到，會計學研究在各個不同的領域中幾乎運用了絕大多數科學研究的具體方法，其中包括數學的、社會學的、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統計學的、倫理學的、心理學的、法學的、邏輯學的、甚至物理學的、美學的各種各樣的方法。每一種方法都有其特點和長處，但同時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會計學的研究對象是復雜的、多層次、多元化和動態的，同時又具有系統性和整體性。我們不僅需要對個別會計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微觀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整體的、系統的、動態的宏觀綜合研究，歸納總結出各種會計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會計學理論和學說不能僅僅處在一種描述性的初級水平階段，而應當是可操作的，有預測力并有控制力的，這樣才能使會計學成為一門既有自己比較完整一致的理論，包括研究方法論體系，又能運用科學的方法論去解決具體問題，具有更為廣泛實際應用價值，作用和效果更為顯著的現代社會管理科學。

無論采用哪種方法進行會計研究，研究思路必須清晰，而且在研究問題時應當注意體現以下一些基本要求：1、系統相關性，即我們在研究某一會計問題時，要始終把會計當作一個完整的系統來對待。2、成果應用性，會計研究的定位應介于純粹的哲學思想和純粹的操作手段的層次，它是一種既帶有哲理性質又帶有操作特征的方法哲理探討。3、層次分明性，會計研究應始終注意體系建構及研究過程的層次性，既力求做到邏輯嚴謹，又力求做到層次分明。

在會計學研究方法論中，無論是采用規范研究法，還是采用實證研究法，還是采用其它類型研究方法，要根據研究的目的來決定采用哪一類型研究方法，甚至應當是各種方法同時并舉。因為各種方法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不能解決會計研究中的所有問題。對采用什么方法進行會計學研究，不能畫地為牢，厚此薄彼，更不能說某某方法是科學的方法，而另一類方法是不科學的方法。各種研究方法只要用得好，認真地去做，就可以得到滿意的效果。如果做得不認真，再好的研究方法也難以產生好的效果。我們既需要會計學的實證研究大師，也需要規范研究大師，更需要能將各種研究方法綜合全面應用的會計學研究大師。如果僅僅采用某一種方法進行會計學研究，肯定是沒有前途的。

無論采用什么研究方法，都應當注意理論聯系實際，這個實際就是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比如研究會計目標問題，就不能泛泛地說會計目標應該是什么，而應當研究中國的會計目標是什么，其它國家的會計目標是什么，中國國有企業的會計目標是什么，中國私營企業的會計目標又是什么？這樣的研究才有意義。

無論采用哪種研究方法，作為研究者不要先入為主，夾雜著太多的主觀價值判斷，或單純為政策尋找答案。研究是為了發現規律，尋求真理。當然在研究中也應當避免為研究而研究的現象發生，采用某種規范研究方法研究某一會計理論問題，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得出了一些新結論，這不能說是為研究而研究。只有那些做了大量低水平重復性研究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也僅僅是為了發表一些文章而評上職稱之類的，才叫做為研究而研究，這類研究應當限制并加以反對。

會計學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會計學方法，這一點要搞清楚。對于各種會計方法的分析和應用，當然也是會計學研究中應當采用什么方法時需要注意的。比如對管理會計中某些方法的應用，是采用傳統的研究方法，還是采用新的，甚至是創新的研究方法就值得仔細推敲。采用傳統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往往使管理會計方法的應用得到進一步延伸，研究本身的成本也不會太高。而采用創新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有時往往是革命性的，研究本身也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而管理會計方法的應用將會徹底更新。

在應用各種研究方法時，需要不斷進行創新，絕不能照搬國外的研究方法、他人的研究方法。就拿實證會計研究法來講，我國的情況與西方國家的情況有很大不同，研究者的文化背景、知識素質也有很大差異，我們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國家的會計學者那樣去驗證一些我們本不需要驗證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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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政治哲學方法論范文

一、會計與哲學的涵義與聯系

（一）哲學

哲學中的“哲”字據《爾雅》釋言，訓為“智也”。“學”字據伏生所傳，《尚書大傳》曰：“學效也”；據班固所編《白虎通》，“學之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說文》敩，亦訓“覺悟也”。

把“學”字與“哲”字合為一詞，其意義在于“以智訓哲”，體現出哲學愛知，則以智識為知的思想，這一思想也恰合希臘文“philosohy”中“philos（愛）”與“sophia（智）”相合的“愛智慧”的涵義，與其具有異曲同工之處。

（二）會計

會計是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運用專門方法對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的經濟活動進行全面、綜合、連續、系統地核算和監督，提供會計信息，并隨著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為企業在經營中獲取最大經濟效益而開展的預測、決策、控制和分析等經濟管理活動，是經濟管理活動中重要組成部分。

會計的本質是反映和監督物質資料生產過程的一種方法，是管理經濟的工具；是一個收集、處理和輸送經濟信息的信息系統；是通過收集處理和利用經濟信息，對經濟活動進行組織、控制、調節和指導，是通過專門核算，講求經濟效益的一種以價值活動為對象的管理活動。

二、哲學理論和方法在會計實踐中的應用

會計作為一門新興理論學科，其衍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離不開對社會的認知與分析，更離不開對本理論學科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建立與完善。由此可見會計的研究與實踐離不開對哲學的應用與思考，在會計理論研究過程中引入哲學的思維與思考是必要的，在會計工作實踐中借鑒哲學觀點與方法也是必要的。將會計理論與哲學應用結合，是以哲學理論為基礎，將會計理論方法與會計實際業務分析相結合，歸納出對會計本學科必本文由收集整理然、本質規律的認識。

（一）會計的實踐性

會計是一門以實踐為基礎，來源于實踐且最終應用（反作用）于實踐的理論學科。會計以經濟活動為反映和監督的對象，通過記錄經濟實體持續、具體、全面的經營活動，從而對其做出系統性和綜合性分析，服務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由此看出會計的客觀性與實踐性符合哲學分析的基礎。

（二）會計邏輯的客觀性

會計邏輯思維是一種按照會計邏輯規律反映現實的思維方式，通過分析、綜合比較分類等思維操作，達到對經濟活動的深層次認識。

會計邏輯思維遵循邏輯思維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分理由律。同一律要求會計對概念的判斷和使用必須保持自身的同一，不能變更；矛盾律要求會計思維必須保持會計概念的確指性與結論的唯一性；排中性要求會計思維要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最終保證會計概念屬性的確指性及判斷的唯一性；充足理由律要求會計理論在具體論證中要反映其論據的真實性以及最終結論和理由的必然聯系性。這些充分體現出會計邏輯貼近哲學思維的客觀性。

（三）會計管理行為的能動性

管理行為的實質是“包括決策發起和決策實施在內的決策管理”，以決策為核心的管理行為的鮮明特征在于其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和靈活性。

以會計管理行為中的管理控制為例，管理控制是指“管理人員對組織實際運行是否符合預定的目標進行測定并采取措施，確保組織目標實現的過程”。這種控制行為包括當銷售不能達到預期目標時進行各種促銷活動，當費用過大時開始壓縮開支等反饋性措施，其實質是一種主動性管理行為，反映了會計管理行為的主觀能動性。

（四）會計中的穩健主義

穩健主義具有豐富的哲學內涵和理論基礎，又稱其為穩健性原則或謹慎性原則。在會計理論與實踐中，穩健主義體現在會計管理的全過程，其包含會計確認、計量、報告等各方面的穩健性內容。要求確認標準建立在合理穩妥的前提下；在會計計量中不得高估資產價值、利潤數額；會計報告要為信息使用者充分披露信息，無論表內表外，批注說明，其中都要特別報告當期經濟活動中可能發生的風險和損失。

（五）科學發展觀對會計工作的指導意義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會計發展觀也在不斷與時俱進，黨的“十七大”報告為會計工作指明了方向，決定了我國會計發展的戰略思想要堅持科學發展，以會計人員為本，在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下，要創新會計理論，會計實踐要與時俱進。通過統籌計劃，嚴格控制，客觀監督，科學決策，從而不斷向建設中國特色會計的發展目標前進。

三、未來會計哲學理論研究方向的展望與建議

近年來，在我國會計理論研究中，也有一些學者運用相關理論與方法來闡述哲學與會計之間的關系。如楊俊亮（1994）在《會計哲學——會計本體論的哲學沉思》中通過對資金運動記錄、反映方法的研究，闡釋出他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和規律；于玉林（2000）在《現代會計理論實務與教育研究》中根據會計的世界觀闡述會計哲學；顧飛（2001）在《關于會計哲學的思考》中對會計哲學內容和結構進行了分析。在會計哲學的研究過程中，我國學者各抒己見，然而由于研究的人數較少，理論有限，看法角度各異，無法在各層次中進一步深入研究，沒有形成統一的會計哲學理論體系與結構。會計哲學理論仍需匯集更多的觀點和內容。因此，只有更多人來關注探討會計哲學，才能使會計哲學體系走向成熟，促進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發展。

轉貼于

（一）新時代會計理論哲學性研究發展趨勢的分析與展望

會計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同樣面臨著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諸多環境因素的變化，會計學科發展也迎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未來會計理論研究方向一方面在于各種會計分支學科的豐富、完善和新的分支學科出現；另一方面是各種會計學科會被更多人認識和有組織的系統研究。

以會計哲學性研究的代表學科——會計哲學為例。自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會計哲學性學術研究文章篇目從“數以十計”到近十年來“數以百計”，有關會計哲學性思考的學術性文章逐漸豐富，近五年來會計哲學研究取得了成果，通過運用系統法、歸納法為主題理論研究方法，以哲學方法論為基礎建立起了會計哲學的“七論點”。如今會計哲學擁有了初步的理論框架，可見會計哲學性研究在我國具有可行性，并且發展前景具有長遠性、穩定性。

（二）關于創新會計理論哲學性研究的建議

1.遵循哲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

在會計理論研究創新中要注意運用全面、本質、聯系和發展的方法進行分析和思考。并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和矛盾分析法，辯證地審視問題的各方面，在弄清楚問題的原因、原理后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給出符合實際的方法與思路，避免研究陷于簡單化或空洞化。

因此，會計理論研究創新一定要注重對世界觀、方法論的認識和應用，以此達到理論研究的思路清晰。

2.加強已有會計哲學方法聯系性和實用性研究

在完善會計理論哲學性研究過程中要注意本體理論結構原有的飽滿性以及理論體系層次的完整性。會計哲學理論研究中提出了如系統法、演繹法、結構法、移植法、歸納法、比較法、分類法、分析法、類比法、組合法、聯想法、相關法、相似法、相向法等多個適用于會計哲學本學科理論的研究方法。在近年來對會計哲學的初探中，通過運用哲學方法論構思建立起會計哲學學科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會計哲學導論、會計哲學本體論、會計結構論、會計功能論、會計價值論、會計實踐論和會計認識論。雖然在層次方面較為飽滿，但各理論要素之間缺乏聯系性和實用性。在今后的理論研究中，挖掘其中的研究潛力，進一步完善其內容，將理論觀點與理論研究方法相結合，從而開拓更具實際意義的新理論和新觀點，使會計哲學內容更為飽滿，邏輯更加縝密。

第4篇：政治哲學方法論范文

所謂德育哲學的切近基礎，就是指現代大德育的時空拓展，需求哲學層面的反思、批判、總結和概括，因而德育哲學應運而生。

現代大德育的基礎性問題，是德育的社會化，是德育社會化的內在趨勢和必然走向。這集中表現在：一方面，德育概念的涵量更為豐富和廣闊。另一方面，德育運動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

人類社會的德育現象，是伴隨教育現象而共同發生的，它已走過了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人類文明特別是現代文明的不斷進步和教育的普及發展，規定了德育不可遏制的社會化趨勢，決定了現代德育概念更具豐富和廣闊的涵量。就內容而言，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識教育，倫理道德教育（包括社會倫理、經濟倫理、科技倫理、生態倫理、生命倫理，等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質教育，審美意識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就形式而論，倡導大、中、小學德育工作整體化、序列化、規范化，學校的各個學科專業教學與研究都要發揮德育功能和價值觀教育作用，學校要教書育人、管理盲人和服務育人，加強加深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德育功能，尤其是在社會環境、社區建設中的德育功能，要高度重視并充分運用大眾傳播媒體特別是國際互聯網的德育作用，等等，都是德育不斷獲得更為豐富和廣闊涵量的基本體現。

隨著德育涵量的不斷發展和逐步走向社會化，德育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這主要表現為四個“回歸”。其一，德育的權利和義務由國家主體逐步向社會主體回歸。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國家中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德育的社會化，德育亦將成為民眾的自我教育、自我德性修養的基本形式，從而實現由國家主體向社會主體的回歸。這當然需要一個過程，但這種德育本真化的走勢正在逐步變為現實。比如，學校辦學自的加強、社區建設的興起與功能強化等，都突出表現了這一點。其二，德育的本質存在由“精英”目標取向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眾的“生活世界”回歸。黨的十五大報告曾講了這樣一段話：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以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因為它將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存在方式，它意味著文化建設將由“精英”目標取向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眾的“生活世界”回歸。隨著德育社會化的推進，德育的本質存在方式也是如此。其三，德育的目的任務由工具理性主導逐步向建設人本身回歸。德育要為政治服務，要為國家服務，要為社會服務，這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德育的本質規定之一。問題在于，德育的本真目的任務是建設人本身。德育的社會化、本真化，要求以建設人本身為出發點，這勢必推進“主導”者的逐步回歸，但這與德育的工具理性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因為以建設人本身為主導，將從更為根本、更為長遠的層面上發揮出德育的社會意義和功能，將把德育為國家民族服務的工具理性置放于更為堅實的基礎上。其四，德育的運作方式由單向運動為主逐步向雙向、多向乃至“無窮向”回歸。因為德育社會化本身無論內容、形式，還是載體運作過程，都具有更大的普適性、普遍性和社會性。特別是在當今大眾傳媒高度發達的條件下，人們德性修養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僅有過去那種一對一的德育單向運作方式，顯然已不能適應當今時展的需求。

總之，德育的社會化、本真化和深邃化，已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走勢。這種“走勢”顯然已經超出傳統德育學研究的范圍。毫無疑問，德育“領域的發展”，確需德育哲學這一新興邊緣學科的探索和確證。

二、德育哲學的邊界、對象和任務

德育哲學思想的實際存在是淵遠流長的，但德育哲學作為一個重大課題提出，卻首見于1996年全國教育科學“九五”規劃課題指南；而作為一個門新興學科建構，目前仍然處于探索、研究和創作的過程中。

從哲學的視野看，任何事物包括理論學科要獲得相對獨立的生存權，其基本條件是具有區別于他事物的特殊規定性。因此，探索德育哲學的學科建設，首要的問題是給定它的邊界。

第一，學科界定。一般說來，學科界定總是與研究對象緊密聯系在一起；同時，又必須準確把握其特定視角、特殊層面和內涵應然性的特殊價值指向。黑格爾說，“一個定義和它的必然證明只存在于它的發展里。這就是說，定義只是從發展過程里產生出來的結果”④據此，德育哲學的研究對象是：德育觀及其行為實踐所蘊涵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和一般方法論問題。具體地說，一方面，作為理論形態，德育觀是關于德育的根本觀點和總的看法。德育哲學研究首先要立足于這一層面上，但卻不是局限于德育觀本身，而是探索研究德育觀的前提性問題，即追問反思德育（包括其理論和行為實踐）運動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和一般方法論依據、條件及其應然性形式。另一方面，哲學有兩個主要視角：一是真理性認知，即追索事物運動發展的規律性認識；二是價值性把握，即求索事物運動發展的評價性確證。哲學思維的這種方法論原則，運用于德育觀及其行為實踐研究，德育哲學的對象便獲得了真理觀與價值觀及其相統一的意義。所以總結起來說，筆者以為，德育哲學是否可以這樣界定：德育哲學是關于德育觀及其行為實踐的哲學前提性問題的理論學說。它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德育理論與哲學思維的有機契合，開展對于德育觀及其實踐運動的哲學研究，揭示人的德性修養的前提性根據和條件，揭示德育觀形成、運演、發展的歷史正當性和價值合理性，揭示德育運動規律的前提性根據和條件及其實現形式，等等。

第二，與相關學科的關系。主要是與德育學、哲學、教育哲學的關系。在筆者看來，“德育”概念在通常語義上有三種指向：一是德育實踐活動；二是德育學科；三是德性培育狀態的直接現實。但無論在何種意義上，作為理論它原本是教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之所以能夠從中剝離出來而成為相對獨立的一個研究領域，實際是標示了它在整個教育事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價值。“哲學”通常有三重意義：一是所謂“元哲學”，即哲學的基本原理；二是部門哲學（包括各種應用哲學）；三是指某個領域、某類事物的最高理念或信條。德育哲學作為德育學與哲學的結合體，本質上是以哲學思維解讀和創新德育理論與實踐，開發其哲學價值和效能。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德育哲學雖然與德育學、哲學等雙重“母體”的聯系是極為密切的，但三者之間的“邊界”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說它畢竟要有個學科歸類的話，毋寧說它是教育哲學的一個層次，即相對獨立出來的一個特殊領域。當然，兩者的邊界也是非常清楚的。第三，設定德育哲學的邊界，還應從辯證思維中得到深入一步的說明。從這方面看，德育哲學主要不是去建立新的具體的德育范式，而是著重考察已有范式的依據、條件性、特性、表達方式以及范式更迭轉換的可能性空間；它不是要描述德育過程本身，而是要規范人們在德育活動中的選擇、定位和行為理性；它不是要作出德育學層面的結論和成果，而是要探討、評價德育學結論和成果中超出德育學層次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它主要不是去揭示德育運行的特殊規律，而是要探求反思人們揭示規律的思路、能力和方式；它主要不是去規范和給出德育研究的具體方法，而是要評價這些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等等。總之，德育哲學植根于德育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問題，又超越于這些問題而探索其前提性的哲學底蘊，這實際也就是德育哲學學科的基本特點。

三、德育哲學的價值現實

德育哲學作為一個新的學科領域，其發生的根源，說到底，在于當今時代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德育的許多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的研究，亟需哲學的介入和哲學方法論的統攝。反過來說，即：對于德育理論與實踐從哲學視角作出多方位的分析和研究，從而對于德育的前提條件、基本理念、結構體系、實踐范式以及重要的德育現象做出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意義的深層次確證，這就是德育哲學的價值現實。從實踐操作的意義上看，德育哲學的價值實現，是整個德育哲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和最終歸宿。那么，德育哲學具有哪些價值呢？

第一，解讀性價值。從泛意上講，任何精神文化現象都是一種社會性解讀。解讀與解釋意義相近，它們都是直接面對思想和實踐的現實的，但解讀更接近于操作實踐層面。就德育哲學的解讀性價值而論，其獨特之處主要在于，一是注入了理想性追求。德育哲學的解讀性價值主要不在于對德育現象的映像式、模本式的解釋和說明，而是以一定的世界觀、歷史觀為基礎，以一定理想性追求為參照，反思、解悟和權衡其得失成敗，從而發掘和拓展出新的“歷史可能性”。二是注入了窮根究底式的思維原則。哲學的根本特點是不斷追索事物、現象的深層次本質，以期不斷獲得極度而適度的認識成果，因為被解讀的“文本”本身就是多層次的。哲學思維表明：“人對事物、現象、過程等等的認識是從現象到本質、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的深化的無限過程。”⑤所以德育哲學的解讀性價值，并不滿足于德育理論的一般解說，更不是停留在德育現象的表層理解，而是不斷追問德育現象背后的“更深刻的本質”。

第二，批判性價值。哲學思維的又一顯著特征是它的批判性。在哲學視野中，“批判”是人類特有的活動方式和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它的核心思想是否定現狀和追求未來，其真諦是“揚棄”和創新。“批判”具有物質實踐和精神文化兩種基本形態。德育哲學的批判性價值主要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它價值歸宿的獨到之處在于：它是德育的一種前提性批判。所謂“前提”，從邏輯上講，是指推理過程的確定依據。邏輯結論若要正確，首要條件是邏輯前提必須正確。從行為實踐上看，“前提”是事物發生發展的先決條件。德育前提性批判的重要價值，就是以時代和社會條件的變動為背景材料，以哲學思維和德育本真走勢為憑籍，不斷重新審視德育既成既有的出發點、根據、真理性標準、價值性尺度，不斷重新鑒別、選擇、取舍和篩定其前提性認知和價值取向，以推動德育理論與實踐的創新。當然，這種前提性批判又是辯證性質的。因為在唯物辯證法看來，批判就是一種否定。但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即事物內部生發的新質要素克服了舊的質的規定性；同時，恰恰又是由于新事物吸收、聯合了舊事物的合理成分，才能真正克服舊事物，實現發展。所以辯證性質的批判，就是一個“揚棄”的過程。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科恩“主張以認同、繼承傳統為特征的‘收斂式思維’與以批判、超越傳統為特征的‘發散式思維’之間建立‘必要的張力’。這一影響深遠的見解對于我們全面理解教育的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啟示。”⑥因此，德育哲學的批判性價值，不僅在于它是一種前提性批判，而且還在于它是一種辯證性質的批判，由此便孕育了德育的前提性創新。德育的前提性創新，必然帶來德育理論與實踐的重大變革，促進人的德性修養的更新。這便真正實現了德育的前提性批判的價值。

第三，導向性價值。德育哲學的導向性價值是指向未來的。它的特點是前瞻性、超前性和預示性，這與價值本身的內涵是直接同一的。價值概念回答的問題主要不是“現在怎樣”，而是“應當如何”。德育乃至整個教育在絕對的意義上都是為或遠或近的將來“準備著”，亦即面對未來“應當如何”。這樣，“導向性問題”就顯得極為重要。導向即導引方向，實質是事物發展中內部諸要素的歷史性趨勢性的必然聯系。德育的導向性價值主要有三個層面的指向：一是德育實踐活動，其導向價值的觀照和實現在于作用于人的認知和心理層面。二是德育學科理論的教學活動，其導向價值的體現和作用在于德育對象的理性和理論層面。三是德育哲學層面，它的直接對象主要是德育理論和實際工作者，其導向價值在于通過德育的前提性問題研究，革新德育理論，創新德育活動，導引德育不斷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求。當前，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德育改革就有一系列前提性問題亟待研究。比如，既要堅持德育的一元化導向，又要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多樣化社會生活，發展人的個性品質，兩者統一的現實傾向性、歷史合理性及未來走勢的人性根據、實現條件、理想模式是怎樣的，它對德育體系革新具有何種價值？又如，德育的功能作用與人的精神世界自主自組織之間應當建構怎樣的合理性尺度？因為有個性需要就意味著有選擇，而有選擇就意味著至少對部分德育預期效應的否定，所以如何培養和造就人的德育需求理性自覺，便成為德育創新的立足點和前提性問題了，等等。總之，德育哲學的導向性價值，生發于較深層次，關乎于德育宏觀走向，意義深遠而重大。

第四，方法論價值。抽象地講，上述解讀性價值、批判性價值、導向性價值都具有方法論意義。因為方法的實質是理論自身實現過程的“反哺”形式，換言之，拿了理論去運用、去解決實際問題，理論就轉化為方法了。所以理論與方法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就更為接近實踐的方面看，方法論應當是理論在認識上的深化層次。德育哲學的方法論不同于德育的具體方法論，而是一種宏大而深邃的方法論，具有重要價值。扼要地講，其一，它對德育一般方法論具有直接指導意義。其二，它是德育工作者實際工作的最切近的理論基礎。其三，它為人們的德性修養提供深刻的哲理性視野。其四，它是德育理論創新的重要指導原則，等等。

注：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頁。

②轉引自《科學學基礎》，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頁。

③《分析的時代——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43頁。

④轉引自《哲學動態》1991年第7期第12頁。

第5篇：政治哲學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哲學基礎規范會計理論實證會計理論實證主義證偽主義

一、有關的幾個概念

1.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研究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實質是要研究會計方法論的基礎，即會計領域認識論的基礎。一般來說，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或哲學意義上的會計方法論，是從哲學角度對會計實踐和會計理論進行審視。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是會計學方法論的最高層次，也是最抽象的層次，對會計理論的發展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會計學的哲學方法論是從會計理論的價值觀、真理觀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對會計的實踐活動或者說對會計理論研究對象的哲學思考、如何認識會計學的真理性和科學性、不同的哲學方法論決定會計學者對會計理論的功能價值取向和從事會計理論研究的價值取向和動機的認識不同。

2.規范會計理論和實證會計理論。規范會計理論是一套關于會計“應該是什么”的系統知識體系，旨在通過一系列基本會計原則、會計準則的規范要求，從邏輯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優會計實務是什么，進而指導會計實務，實現會計實務的規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歸納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論和采用演繹法形成的指導性理論。

實證會計理論則是一套關于會計“是什么”的系統知識體系，旨在揭示出會計現象層面的規律，從而為解釋現行會計實務和預測未來會計實務提供理論依據。

二、當代哲學觀點的評述

1.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19世紀20年代末，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孔德提出了實證主義哲學，在哲學史上第一個打起了“科學的哲學”這個旗幟。孔德的實證哲學標榜實證精神，認為實證的知識是“現實的、有用的、確實的、相對的、正確的、建設的”。實證哲學是一種向人們提供實在、有用、建設性的作為人類知識的“最高屬性”的知識的哲學，實證哲學的任務在于考察各科學的規律以及它們所利用的方法，并對它們加以綜合，以便揭示一般規律和方法。實證主義者象休謨等人認為全部哲學都應以經驗為基礎，但這種經驗應是按照實證自然科學的要求獲得的，才能為科學所檢驗，從而才具有科學的意義和價值。之后，馬赫主義發展了孔德的實證主義，形成了第二代實證主義，其重要觀點是提出了以實證主義的經驗主義為基礎的思維原則；后來實證主義又歷經邏輯原子主義的發展，達到了實證主義的高峰———邏輯實證主義。邏輯原子主義認為了解任何主題的實質途徑是分析，對某一事物不斷進行分析，直至無可分析為止，那時所剩下的就是邏輯原子即構成事物的觀念，用已知的實體的構造來代替未知實體的推論，是邏輯原子主義認識事物的主要觀點。邏輯實證主義又叫邏輯經驗主義，他們主張采用科學語言、數理邏輯和分析方法來建立哲學。邏輯實證主義者的工具是現代邏輯，方法是剖析語言，原則是證實原則。他們要用這些原則來拒斥傳統研究中超越經驗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堅持只有數學和經驗科學的命題才有意義，而形而上學是無意義的。從實證主義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出：在實證主義的演變過程中，其目標即揭示世界的規律一直都沒改變，其基本原則證實原則即所提出的規律需要經過經驗證實的原則也一直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開始是“分析”，后來又加入邏輯規則。雖然實證主義強烈反對形而上學的演繹主義，即反對從沒有實際經驗內涵的先驗概念出發來邏輯推理出相應的理論的做法，但是，它并不是徹底否定演繹主義，用實證主義基本思想從經驗中得出理論這一過程往往要借助于演繹主義的精髓———演繹規則。實用主義發源于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并在美國風行幾十年，其代表人物有皮爾士、詹姆士、杜威等。在實用主義哲學中，經驗概念是基本概念，一切認識來源于經驗，以經驗為限度，以經驗為準。實用主義按其鼻祖皮爾士的話來說，它主要是一種信念，一種提出假設的方法，即通過探索，擺脫懷疑狀態，達到確定信念。探索過程就是由懷疑到確定信念的過程。故它與實證主義是不同的。

2.證偽主義。科學哲學觀以波普的證偽主義學說為分界，這之前是實證主義，之后是歷史主義和科學實在論，證偽主義之后的科學哲學觀側重于歷史考察的方法和構建理論方法的多樣性的研究。證偽主義是對實證主義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對傳統歸納法一定程度上進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學哲學觀。證偽主義認為，全稱命題不能從單稱命題的堆積中推出，通過歸納做出的結論總可能是錯的。因而所有理論實質上僅僅只是一種假說，其中必然潛藏錯誤，總有一天會遭到實踐的反駁或證偽。正是這種證偽，使科學的理論不斷前進，證偽并不是科學理論的缺點，恰恰是科學的理論與非科學的理論的根本區別所在。證偽主義否定了理論來自經驗觀察歸納的可能，而主張理論來自“自由創造、自由猜測、自由想象”，從觀察到理論之間除了自由創造外，沒有其它邏輯通路，這些創造往往由已有理論與新理論或新的經驗之間矛盾激發。據此，波普提出的“科學知識的證偽主義模式”可以表述為：P1TTEEP2……，其中P1代表原來的問題，TT代表猜測假設，即試探性結論，EE代表排除錯誤，對TT反駁（證偽、否證），P2代表新問題，該模式被稱為以猜測和假設來解決問題的一般模式。這一模式反映了科學活動中理論和經驗的相互作用：理論總是在經驗的檢驗中不斷改變自己的形態，真理總是在同謬誤的交替循環中不斷提高自己的真值。拉卡托斯則把偽證主義區分為素樸的和精致的。素樸證偽主義是經驗證偽，精致證偽主義則是用更進步的理論來證偽原來的理論。波普的證偽主義是素樸的證偽主義，拉卡托斯的方法論則是從波普的素樸證偽主義演變而來的精致證偽主義。拉卡托斯在《證偽和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指出，“對于素樸的證偽主義來說，理論是被一個與它沖突的觀察陳述所證偽的；對于精致證偽主義來說，證偽的不是‘觀察陳述’，而是一個比它更進步的理論。”波普的“科學知識證偽主義模式”第一次強調了人類的創造本能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環節的重要性，能動的猜想在科學理論發展中占有主導地位，一切觀察和實驗都為一定思想所滲透，成為更加自覺的有目的的探索。實際上，從證偽主義的思想中我們不難發現，證偽主義繼承了實證主義的主要原則———證實原則，雖然證偽主義一再強調假說來自自由創造，但是它卻否定不了實際觀察的經驗或問題對自由創造的激發作用，因而留下了經驗主義的痕跡。另一方面，證偽主義強調了科學理論發展的動態軌跡，而實證主義只是反映了科學理論提出的靜態過程。

三、規范會計理論和實證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

1.基本哲學思想。從規范會計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規范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體現出早期的演繹主義和后來的實證主義的思想。面對20世紀30年代會計實務放任自流的混亂局面，規范會計理論企圖從會計活動的規則中尋找“優良”的會計實務和概括理論概念，建立會計應當是什么的系統知識，以指導和規范會計實務。因此會計理論研究中必然蘊涵了會計“應當是什么”的值判斷問題。具體說來就是會計理論研究要立足于對現有會計環境（包括經濟、法律、道德等諸多方面因素）、會計慣例及報表使用者偏好的分析，從中抽象出一定的目標和價值判斷，提出一套科學合理的衡量會計活動的標準，據此制定會計準則和分析處理會計問題，形成整套的會計規范理論。由此可見，規范會計理論是根據會計學者的個人經驗所確定的會計目標和價值判斷這些先驗概念為起點，利用演繹規則展開推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會計業務的日趨復雜，為解決實務問題，強化會計理論結構的內在的邏輯性，規范會計理論又吸收了實證主義的思想，在對現實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加入邏輯規則，利用數理邏輯的工具進行分析和論證，最終目的還是要揭示出會計實踐活動自身的規律，以指導和規范會計實務的發展。規范會計理論中的理性思維部分是不可被證偽的，但它是在經驗認識的基礎上，通過創造性的邏輯推理所證實的，因而是科學的。

在實證會計的研究過程中，要求有客觀的經驗調查，排斥非理性的、功利性的價值判斷，在價值中立的基礎上，確定假設和假定，選取大量樣本檢驗假設的統計意義。而證偽主義正是認為科學理論所包含的只是單純的經驗內容，并對評價標準保持中立，即為價值中立。還需說明的是，實證會計不能證明假設的成立，而只能證明原假設不成立。瓦茨和齊默爾曼在《實證會計理論》中就明確指出，“我們無法證明假設是正確的，我們只能證明假設不成立。因而，這種理論強調的是對理論進行批判，并試圖證明它們是錯誤的，而不試圖證明它們是正確的。”這正是素樸的證偽主義思想。與此同時，實證會計理論又認為完美的理論是不存在的，瓦茨和齊默爾曼指出，“實際上，現存理論的系統性預測誤差或異常現象經常導致嶄新理論的發展與被采納。”而這又是精致證偽主義的特征。所以說，實證會計理論的主要哲學基礎是證偽主義思想，同時體現出實用主義的某些色彩。

2.基本研究方法。規范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從大的方面說可以分為演繹法和歸納法兩種，其中以演繹法為主，這兩種研究方法都屬于傳統研究方法。演繹法是從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導出個別結論的思維方法。在規范會計理論研究中，以會計假設、目標等基本概念為出發點進行演繹推理，推導出能指導會計實務的原則、準則及相應的會計方法程序。演繹法的推導程序為：前提命題推導結論驗證具體問題。演繹法推導的基本步驟可概括為：確定財務會計的目標或基本假設，或者指出一些要求財務報告或會計信息應符合的道德標準，再或說明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等；闡述目標、基本假設、道德標準或社會責任等對財務會計的指導作用；根據既定目標或基本假設等，推導出相關的基本原則和概念；以基本原則或概念來指導必要的會計準則；進一步規定具體的會計處理程序。歸納法則是通過對大量會計現象進行觀察，然后加以分類，從中概括出有關概念的內在聯系，再把它們組織或表述為會計理論。歸納法的基本步驟包括：觀察與記錄全部的觀察結果；分析與分類記錄結果；從觀察到的關系中推導出會計的一般概念或原則；驗證推導出的結論。即：觀察分類概括驗證。實證會計理論研究采用的是實證法，亦即確認假設，以事實、實際的情報、由觀察數據所產生的相關關系等為對象，經過實驗而求得相對或近似正確性的一種研究方法。實證研究的一般步驟包括：設計并進行觀察和實驗；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對實驗和觀察結果作系統整理和計量分析；概括和歸納計量分析結果；以邏輯和數學分析方法演繹出研究結論；理論注釋和建立模型；檢驗研究的命題或理論，得出接受、或修改的結論。

四、比較分析與發展趨勢

20世紀70年代之前，規范會計理論在西方會計理論界居于絕對統治地位。后來，隨著會計研究中實證性傾向的出現，這一格局被打破。由于實證會計理論獲得了正統經濟學所提供的實證性思想觀念支持，經過發展，現今已躍居主流地位，而傳統的規范會計理論則影響漸弱。

1.哲學基礎比較。從兩者的哲學基礎的角度看，兩大會計理論均有其存在意義。我們知道，任何哲學思潮從興起到體現于具體科學中，存在時間滯后效應。目前，實證會計理論欣欣向榮，但其方法論本身已在科學哲學領域面臨巨大沖擊，這種沖擊主要來自于歷史主義哲學觀。實證會計理論的基本方法論的主要內容是證偽主義，這種哲學觀認為科學理論所包含的只是單純的經驗內容，并對評價標準保持中立（亦稱“價值中立”）。但60至70年代興起的歷史主義哲學觀則對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見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庫恩（T.Kuhn）強調指出，理論系統或“范式”包括有規范或評價的成分，理論系統不僅僅包括經驗內容，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把正確科學實踐的評價標準合并在內。因而我們可以說，事實與價值難以分離，即便是自然科學，亦無法擺脫社會和心理因素的影響而建立在真正客觀的事實和感性經驗基礎上（這一點已為西方很多科學哲學家所承認，只是就其影響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學都是如此，遑論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在考慮和分析社會現象時，更要關注作為現象基礎的社會因素和人類心理因素，從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會中的不同道德倫理觀念以及個人主觀價值判斷的影響和制約。就此而言，應該說，規范理論的規范性才是現實的，而實證理論的實證性反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當然，我們無意據此否認實證理論應有的地位，邏輯主義哲學觀和歷史主義哲學觀各有其適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況且科學哲學界目前也倡導方法論的多元化；不管實證理論的實證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確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論的客觀性。不僅如此，而且在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歐肯看來，實證分析亦是得出規范經濟理論的必由之路。歐肯認為，社會科學有兩方面任務，一為不帶偏見地研究現實；二為提出政策主張以實際地解決經濟問題。經濟學作為“經邦濟世”之學，應以第二個任務為目的，此則意味著，經濟學在最終服務于政策制定時，不可避免的要有價值判斷介入。但與此同時，歐肯又指出，經濟學家要完成第二個任務，又須首先擺脫經濟政策上的愿望，致力于完成第一個任務。換言之，只有建立在實證經濟理論的基礎上，規范性經濟政策才更具科學合理性。再看會計理論，科學哲學所受的震蕩，最終必將體現到會計理論研究當中。據此推論，規范會計理論與實證會計理論均有其價值，不可厚此薄彼。

2.發展趨勢分析。從會計研究的發展趨勢看，兩大會計理論之間的關系正發生微妙的變化，出現了一種相互結合、相得益彰的趨勢。經過多年來全面深入的理論論爭，西方會計學術界對于兩大理論的一些模糊認識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趨客觀全面。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會計學者開始平心靜氣地評價兩大會計理論。他們認為，就規范會計理論而言，它缺乏嚴格的事實檢驗，此為其弊；然其力圖找出較佳的會計規則和較優會計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有利于優化和發展會計實務，并滿足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資本流動對會計信息質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近年來，會計概念框架的建立，為分析評估和指導會計準則提供了一個“規范性”基礎，有利于抵制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壓力，這無疑使規范會計理論的實踐性和有用性大為提高。就實證會計理論而言，它奠立于觀察和實驗而得的大量事實、數據基礎上，業經嚴格的經驗驗證，而且由于研究過程中數量模式的引進，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確化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這與當代經濟科學發展的大方向趨同，頗有可取之處；而且，它對西方會計理論的發展也影響頗大，開辟了研究新思路，調整了會計研究方向，拓寬了會計研究領域，在資本市場研究和行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豐富了會計理論的內容。但實證會計理論亦有其弊，認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無疑會堵塞會計發展道路，使會計實務重返自由放任狀態。

五、結論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知道，兩大會計理論各有其優缺點，偏廢任何一種均非上策。理想的選擇應該是消解兩者之間的對峙狀態，承認彼此的存在價值，并促成兩者實現一定程度的結論。那么，這種結合應以何種方式進行呢？它或可理解為是認知過程中各有側重的兩個階段先后承繼、相輔相成，從而促成事實性、描述性論述向規范性、倫理性見解的過渡。在會計理論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首先應盡可能地排除價值判斷，側重于通過實證性或近似實證性研究，力求客觀地揭示會計現象及其外部聯系；而后，在此基礎上，以指導會計準則的制訂為已任，側重于樹立合宜的價值判斷標準，通過理性思維構建規范會計理論。這些規范會計理論在形成之后，又須在應用中不斷接受經驗檢驗，以獲得新的突破和發展。在此過程中，規范方法與實證方法得以綜合運用，既確保了會計理論構建的邏輯相關性和緊密性，又為會計理論的真理性和精確性提供了檢驗依據，從而實現優勢互補。在上述相互結合的理想模式中，兩大會計理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廢。

參考文獻：

1.黃少安。經濟學方法論的三個層次。南京社會科學，1994（3）

2.A.C.利特爾頓著。林志軍，黃世忠譯。會計理論結構。中國商業出版社，1989

第6篇：政治哲學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哲學；哲學大眾化；實踐

中圖分類號：A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2)02−0001−05

是當代中國的指導思想，哲學作為理論的基礎性組成部分，理所當然應當在社會生活中，尤其是社會治理中發揮指導作用，因此也就有了哲學大眾化的要求。然而，這樣來說哲學大眾化的必要性，顯然說服力不夠，因為它沒有涉及到哲學與大眾需求的關系。只有明確了哲學與大眾的關系，才能進一步闡明哲學大眾化的必要性，也才能在此基礎上選擇和設計哲學大眾化的有效途徑和方法。本文從哲學的實踐本質出發，來論證面向實踐是哲學大眾化的根據與旨歸，并試圖為哲學大眾化尋找新的途徑和方法提供思路。

一、哲學大眾化面對的是

大眾實踐

馬克思的“實踐”思想是對哲學本體論的革命，主張世界只有相對于人來說才有意義。馬克思說：“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1](56)對此，我們應當這樣理解：實踐就是包含人作用于自然和人類自身社會生活的活動，或者說，實踐構成了人的生活世界。在這里，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活動與社會現實的統一體。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把人的活動分為三類：理論、實踐、制作。理論只限于沉思的活

動，制作是指依據外在的目的生產出產品，實踐則是指追求善的活動，有研究者認為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是指包含倫理的以及更高的思辨的有選擇目的的運用的活動。[2](20)后一種解釋將實踐與制作區別開來，制作的對象是自然物，是依據自然界的規律來生產出產品，從產品的制作本身來看無需涉及倫理，關于制作的研究后來形成了自然科學和技術。實踐則是人們處理相互之間關系的活動，追求善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人在社會中活動必須受到倫理的約束。康德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概念，在狹義上把實踐理解為人們的道德行為和政治活動等。黑格爾提出了勞動的概念，實際上使得實踐的概念擴展到人們改造自然對象的活動，同時他也指出：“一個人勞動時，他既是為他自己勞動也是為一切人勞動，而且一切人也都為他而勞動。”[3](56)這說明，黑格爾的勞動概念的重點仍然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馬克思在他的《1848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勞動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不是在工具和技術的意義上分析勞動，而是從勞動關系展開分析，從工人勞動的異化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正義、不平等，批判了在私有財產制度下社會的不道德、退化和愚鈍。

綜合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實踐和勞動的概念，本文認為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是一個總體實踐概念。活動是一切生命物質的存在形式，但普通生物的活動是由自然關系所規定的，非目的性的，而人具有意識和目的追求，因此所謂實踐，就是人的在意識指導下的、有目的的活動。實踐的目的是由人的意志和意識所規定的，是由內在發出而指向外部的。根據實踐的對象不同，又可以將實踐劃分為兩大類：改變自然的實踐和改變社會的實踐。改變自然的實踐即是創制出產品的活動，改變社會的實踐即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活動。顯然，創制活動更多地是由自然規律所規定，但是由人類所發出的這種創制活動卻是最終指向社會，帶有鮮明的目的性。據此看來，哲學是源自于對大眾實踐的反思，因而是面向實踐的精神提煉，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從大眾實踐中來的哲學，同時又以指向大眾實踐為其理論歸宿，因而本文認為哲學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實踐哲學。但哲學不是解釋實踐對象的部門科學，而是對實踐本身進行反思所形成的理論。這種經由反思而得到的理論，是關于人的本質，人的生存目的以及人生的意義等等的理論。那么，哲學的這種理論特質便為它的理論回過來指導大眾的實踐提供了基礎。

動物按照自然規律所規定的方式生活，而人類作為具有自由意志的動物能夠按照自己的選擇來生活。在當代人的社會活動中，法律、道德、家庭、國家、社會組織(市民社會)構成人們的社會生活的主體。馬克思指出，在現實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等等依然存在著，它們變成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在它們的現實存在中它們的運動的本質是隱蔽的。這種本質只是在思維中、在哲學中才表露、顯示出 來。”[4](110)確實，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缺乏哲學思考導致人們對許多社會現象和問題認識不清，引發進一步的錯誤行為。那么，哲學大眾化實際上就是要將面向實踐的哲學與大眾切實的生活聯系起來，讓哲學成為人們生活中的指導原則，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態教育上。

二、新時期哲學“大眾化”

的使命在于澄清生活的意義

哲學研究的實踐主要不是改造自然對象的生產活動，即技術活動，而是受道德、平等、自由、正義和幸福觀等價值觀影響的社會活動。制作等實踐活動的目的是獲得有用的產品，制約這類實踐目的的因素主要是外在的自然規律；而與人相處和政治參與的目的是指向人類自身的，為的是使人自己成為像馬克思所說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由于實踐具有目的性，而目的是人作為意識主體所決定的，人們做出某項實踐的決策，其目的又是由人們對生活意義的看法，即價值觀決定的。因此，哲學大眾化的使命就是幫助大眾澄清生活的意義，使盡可能多的人獲得正確的價值觀，能夠明辨社會生活中的是非，增強幸福感。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57)在馬克思看來，哲學的功能不僅如哲學家所研究的用來解釋世界，而且更應該用哲學來指導人的實踐，改造人的生活世界。哲學大眾化在經歷了幾十年之后仍成效不顯著，是因為把哲學僅僅當作是解釋客觀世界的方式，當作所謂“科學的科學”。于是，哲學被當作認識自然世界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因為是對自然界的認識，把它應用于人類社會活動的認識，則變成了所謂的客觀規律，對人們而言這些規律是外在的強制，而這并非人類社會生活的現實。如前所述，實踐包含改變環境和改變人兩個方面的內容，而通常所說的作為方法論的哲學，僅僅是指改變環境的一個方面，相對于人改變自身來說只是外在的，因而無法被人們接受用來改變自身。實際上，哲學研究的就是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是人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是人們從事政治活動、經濟活動、文化活動和社會活動的實踐，哲學給人們提供的不是理論指導(說教)，而是對這些實踐活動的反思和澄清，以便獲得清晰的、有意義的生活。哲學應當積極面對新時代生活中的新現象、新問題，做出澄清，幫助大眾尋找積極的生活意義。

我們生活的基礎是物質生產，經歷了短缺經濟的痛楚，改革開放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也解放了生產力，快速發展、快速致富使得數量型的概念占據了人們思考的中心。人們追求速度，追求效率，可是，速度快并不一定帶來效率高，效率高并不一定帶來效益好。而且，這幾年來在我國，追求過快速度帶來的是短命的住宅和橋梁，原本引以為榮的世界最快的高鐵卻因追尾的慘重事故而不得降速。信息產業幾何式速度的發展，使得虛擬世界很快成為許多人流連忘返的地方，缺乏面對面的交往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冷漠，網絡上的欺詐更是讓人防不勝防。哲學大眾化就應當針對速度、效率與效益、虛擬與現實這些問題，給予大眾分析的方法，幫助他們反思這些問題，重新確立正確合理的價值觀，明確生活的意義。

哲學雖然具有意識形態的功能，但與其他的意識形態不同，哲學除了反映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利益訴求外，它更要求以這種哲學來武裝勞動群眾，讓他們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從而主動積極地投入到變革社會的洪流中來。在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國家政權后，他們的主要任務便轉為發展生產力和促進社會公平上來，而且這是一項全新的事業，需要具備正確的世界觀和反思分析法來認清社會發展的新現象，把握社會發展規律。因此，不能把哲學大眾化當作僅僅是執行意識形態宣傳的手段，應當轉變把哲學當作喚醒工人大眾階級意識的工具的做法，以哲學貼近大眾的生活世界，幫助他們獲得關于自身生活意義的正確看法，這才是當前哲學大眾化的主要任務。

三、哲學“大眾化”的目的是幫助

大眾獲得實踐反思能力

人是自然人，同時又是社會人。前者表示人作為客體受自然律支配，后者表示主體具有自由意志，即精神。精神能夠思考對象，獲得關于對象的本質的知識，在這里，精神對自己的本質，即能夠思考的確證需要在其對象中顯現出來。可是，思想畢竟不是現實，思想的內容要想外化為現實，只能經過實踐。顯然，實踐是思想外化的活動，哲學作為思想的原則能夠幫助大眾更好地設定自己的實踐。亞里士多德認為，人與動物都有感覺，感覺會引發機體的活動，但“感覺不引起實踐”，因為“選擇是實踐的起因”。[2](168)在這里，實踐的關鍵是選擇，即做什么、為何做、如何做，可是人們依據什么來進行選擇，這又要進一步來分析。一般來說，人的動物性決定了人具有依賴感覺而行動的動物精神，這是現代行為經濟學者提出的一個概念，意指人們的許多經濟行為受動物精神支配，并不總是理性的。[5](Ⅶ)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人必須依理性的規則和目的來選擇行動。本來依據動物精神是被動的，談不上有選擇，但在動物精神和理性之間則有了選擇，古典經濟學假設人在任何情況下的決策都是有理性的，否定人有非理性的動物精神，結果是經濟危機不斷襲來。所謂人要有自知之明，就是在決策時要警惕和控制自己的動物精神，盡量依照理性來做選擇，而反思自己的動物精神和建立理性思維，非哲學不可。

長期以來，哲學的唯物辯證法被解釋成方法論，甚至被當成能夠指導一切的方法，這種將辯證法作為萬能工具的做法導致哲學的濫用，對哲學的大眾化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眾所周知，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的基礎上，將其改造為唯物辯證法的，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時指出：“那種已經不是向外部而是僅僅在自身內部進行的抽象思維運動，就是說，純思維的辯證法是結果。”[4](100−101)在馬克思看來，辯證法在黑格爾那里只是精神運動的抽象形式，是黑格爾思辨哲學的基礎，而非方法。形式與方法不同，形式與內容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形式由內容所規定，因而不能把某一類形式作為萬能的公式方法去做任意的套用，這樣的做法會產生荒謬的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6](24)這表明，馬克思改造后的辯證法是一種對世界的根本看法，是屬于世界觀而不是方法論。

哲學反思不同于方法論。盡管方法論要對具體方法所隱含的前提進行哲學分析，但它畢竟是分屬于不同學科的，例如社會學和經濟學、物理學和化學都有各自不同的方法論。而且，方法論起著選擇方法的作用，因而與方法一樣，都指向外在的目標，是為了達成目標所使用的工具。源于實踐、又指導實踐的哲學反思則不同，它以實踐者為主體，同時又以實踐為對象，即實踐者在反思中澄清自己的思維，并在實踐與反思中發展自己的思維能力，使主體更具有理性。不善于反思的個體在遇到問題時只是以過去的經驗簡單地予以應對，過后也不會進行反思，這樣，他的理性思維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善于反思的個體在遇到問題時，首先要判斷情勢，在自己的經驗庫里考察是否有相匹配的經驗，同時對這些經驗進行反思，考察其合理性，最后做出決斷，這樣，他的理性思維能力就在實踐中得到不斷提高。

長期以來，我國一些理論宣傳工作者基于急功近利的考慮，將哲學方法論化，再由方法論進一步變為實用的方法，最后再變為操作性的技術化。這種傾向是很危險的，也是脫離了馬克思哲學之本義的，因為技術操作脫離了價值考量。隨著科學技術的巨大成功，工具論被人們從生產技術領域移植到社會領域，提出了社會技術和社會工程的概念，政府也常常把公共政策當作工具來使用，尋求以技術手段來治理社會。持工具論者忽視了工具(或技術)也是抽象的產物，某項工具的應用要受到嚴格的條件約束，而具體的社會問題卻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他們企圖一勞永逸地采用某種工具使問題得以解決，但事實上沒有一種方法或工具能適應所有的情況。而哲學能為人們應用方法和工具提供反思性原則。因而，哲學大眾化的目的是為大眾實踐提供反思性原則，以保證大眾實踐避免一味地走向工具論的道路，而是應該要讓大眾時刻地保持一種理性反思的意識，用一種開放全面的思維去思考問題。例如，辯證法要求從全面性、過程性（歷史性）、和普遍聯系性來看待社會問題，依事件的發生過程來選擇或開發合適的政策工具，而不是簡單地套用某些在其他地方被證明是有用的政策工具。

四、大眾實踐的多樣性決定了哲學

大眾化內容和形式的多樣性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其時代性就體現在它源自當代大眾的實踐，作為“精神的精華”它又必須而且能夠指導大眾的實踐。哲學的生命力就體現在它的大眾化中，可是在中國，哲學大眾化的事業進展并不順利，這里的主要癥結在于推進者把哲學僅僅當作意識形態的教育，忽視了哲學大眾化面臨的受眾的多樣性。本文認為，哲學與其大眾化的關系就是實踐哲學與哲學實踐的關系，哲學是基于實踐的哲學理論體系，哲學的大眾化則是哲學分析和反思方法在生活實踐中的應用。然而，大眾生活實踐的形式與內容是多樣的，這就需要一部分哲學工作者走出理論書齋，面向社會、面向人們的生活，開發出有針對性的、可操作性的方法，通過宣傳、討論、對話、咨詢等方式普及哲學理論精髓，提高大眾的理性思維素養，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中的涉及工作決策、家庭生活、教育學習等方面的問題。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曾經指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9)馬克思在這里清楚地告訴我們，人是哲學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在于他的實踐，實踐的本意是人的追求善的社會活動。哲學大眾化工作應當緊密結合人的社會活動，即面向政治活動、經濟活動、社會工作和教育活動，提出基于哲學的分析范式，如制度范式和倫理范式，以及價值觀分析，來幫助人們反思自己的社會活動。例如，針對當前社會的信用缺失較為嚴重，工作的責任感被輕視的情況，可以發展實踐哲學的責任論，將其納入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的工作培訓中。責任不能陷于空談，而應落實到個體，具體可以設計成以個體為本位的責任論：①責任蘊含結果的承擔，必須有一個最終的承擔者，最終意味著不可再分而集體是可以再分為個體的；②責任需與相應的自結合，沒有權力者可以不承擔責任，而權力是由個體來行使的；③責任意蘊回應，回應者應當是決策者，最終的決策者是有權拍板者。這樣的培訓就是有針對性的，具操作性的，有助于提高決策者的責任感，減少決策的失誤。

當代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哲學家認為專業哲學正變得越來越技術化，局限于學術界的范圍，使哲學喪失了它的生命力，因而他們也在努力推動哲學理論的實際應用，向普通民眾普及哲學。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哲學大眾化在歐美許多國家被作為哲學實踐而盛行，在美國出版了《國際哲學實踐雜志》，在英國出版了《實踐哲學》雜志。實踐哲學是指將哲學理論、技術和方法應用于眾多的專業和工作領域中。美國有Lipman教授的“兒童學哲學”項目，美國和加拿大的多個城市設有哲學學校供人們研修。歐洲許多國家流行哲學咖啡吧，專業哲學工作者在那里主持哲學討論會，開展哲學咨詢活動。由于國情的不同，西方國家的哲學實踐運動不承擔意識形態宣傳的使命，主要是為了解決個體精神價值層面的問題，許多從事實踐哲學的工作者為我們提供了值得借鑒的哲學大眾化的多種途徑和具體方法。

“構成實踐的，不是行為模式，而是最廣泛意義上的生活。”[7](79)生活世界構成了人的實踐活動的領域。我們過去在進行哲學大眾化活動時，往往將生活世界只看成是集體的實踐，而忽視了個體的實踐，導致許多人將哲學看成是極度抽象而與個體生活無關，排斥生活需要哲學反思的理念。但事實上，無論個體是否有哲學的反思，他都必然會依據一些于他來說是根深蒂固的前提預設來行動，這就是非反思的自然思維。在自然思維指導下的個體往往忘了人的生活意義，使自己陷入外在事物的控制之中。有哲學反思精神的個體常常會問自己：我們理解了生活本身嗎？生活究竟是什么？我們知道如何改變自己的生活嗎？我們知道自由選擇是什么意義嗎？我們與他人的關系應當怎樣？等等。日常生活的反思與哲學意義上的反思十分切近，只是哲學層面上的反思要比日常生活反思要更加的徹底以及全面。哲學的實質是實踐哲學，它源于大眾的實踐，又可用于指導大眾的實踐。因此這樣一種系統而又深刻的理論適合了大眾的需要，也能夠為提升大眾的生活質量提供理論指導，因而哲學的大眾化也就有了它的正當的必要性。實踐的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變化性，當實踐變化了，我們的用于指導實踐的理論當然也要隨之變化。如果說，在革命戰爭時期，哲學的主要使命進行革命的意識形態宣傳，喚起大眾的覺醒，這就要靠集體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和平時期，哲學的主要使命就是創建和諧的社會，幫助大眾認清生活的意義，這就要落實到個人。講理性，不盲從，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基于這樣的思路，使哲學回到大眾的社會實踐，哲學大眾化才會取得良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 亞里士多德. 尼各馬可倫理學[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3.

[3] 黑格爾. 精神現象學[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7.

[4] 馬克思.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5] 阿克羅夫, 希勒. 動物精神[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VII.

第7篇：政治哲學方法論范文

一、綜合方法的內容

綜合方法所包括的內容范圍應是“批判繼承傳統的研究方法，利用改造域外的研究方法，汲納博采鄰近學科的研究方法，使用完善的考證手段”[①]。但是，上述這些方法既不是諸方雜呈，偶然堆積，機械拼湊，也不是不分輕重、一視同仁。而是“像所有的系統一樣，是具有一定的內部結構、各成分之間合乎規律地發生聯系的各種科學的系統”[②]。

各種方法在這個系統中所處的層次、具有的功能，是與依據“研究客體和研究對象的相互關系的認識有關”。卡岡把研究客體與研究對象區分開來。研究客體是指整個認識客體，而研究對象是指這一客體的不同部分、側面、層次、因素、階段等。這樣研究客體就是多對象的，當然認識客體的方法也會是多種多樣的。“在解決統一的認識任務的過程中，互不重復，但互相補充的這一組科學”方法則可以從不同方面認識客體。但是客體中各對象所處的層次、地位并不是相同的，依據某一對象所產生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論系統中所處的層次和功能是各異的。尤·鮑列夫在分析審美范疇的基本類型時，作了十分明晰的總結。他認為，“每一類型的范疇都是對審美現象、藝術作品或藝術過程進行這樣或那樣一種類型的分析必需的相互手段”[③]。依據這個出發點，鮑列夫列舉了元范疇(審美活動、審美屬性和藝術對于現實的關系范疇)、藝術反映論范疇、藝術社會學范疇、藝術本體論范疇、藝術人類學范疇、藝術創作過程范疇、藝術心理學范疇、藝術欣賞范疇、藝術形態學范疇、藝術結構范疇、藝術交換理論和藝術符號學范疇、藝術批評理論和方法論范疇、審美教育范疇、指導藝術文化理論范疇與實踐范疇。這些范疇產生了相應的手段：審美認識、認識論分析、社會學分析、本體論分析與風格分析、比較分析、生平分析、藝術過程分析與篇章處理分析、創作心理分析、欣賞分析、藝術門類間分析和歷史文化分析、結構分析、符號學分析、藝術政策分析。這些分析手段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表現為藝術是審美活動的一個特殊領域，有某種程序、相對獨立性，要服從美學的元規律和藝術活動本身的規律；另一方面它又是社會認識的一種形式，帶有社會和歷史的印記，所以要服從社會認識形態的規律。依據上述原理，我們可以用圖示來標明文學研究方法系統的結構層次。

具體來看：

1、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哲學方法論，是這個系統的基礎。之所以說是基礎，其一，主要以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指導各種方法的運用，并確保系統的一元化而不是多元化。

其二，堅持了邏輯和歷史的方法原則。無論是何種方法的運用，都離不開用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抽象到具體等邏輯方法進行科學概括，直接探尋事物的本質。同時也不能不考察歷史的發展進程，在其全部具體實在的現象和細節中揭示歷史發展規律。否則任何研究就會成為純經驗的描述和靜止的封閉的考察，因此我們說研究的邏輯起點、邏輯原則、歷史主義的原則是萬不可缺少的。

其三，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符合的原則。文藝學研究和方法的研究，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更科學地認識文學的各種規律，以促進文學的發展，為此，必須從大量的、層出不窮的、瞬息萬變的美學現象的考察中得出合乎規律的認識，然后再回到文學實踐中去，指導文學實踐，并受之檢驗。

總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從世界觀的高度幫助我們確立邏輯起點，規定方法論體系本體論的性質，分析、研究、判斷各種方法的價值，從總體上、原則上產生作用。

2、美學方法和系統方法是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綜合方法體系的第二層次是美學方法和系統方法。文學藝術究其實質是“按美的規律”創造的，屬于人類審美活動的一個重要領域，其根本屬性是審美屬性。它的創作領域、產品領域、主體領域、客體領域、手段領域、藝術感知過程，都應該進行審美分析。[④]因此，美學的方法是揭示文學審美屬性、審美價值的惟一一把鑰匙，它是屬于元范疇(審美范疇)所要求的方法。

系統方法是屬于一般科學的方法，為什么能夠成為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中的基本方法呢?這是由文學對象的系統性和系統方法的功能所決定的。文學藝術對象是個復雜系統已不言而喻。它的系統性一方面要求多樣化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需將這些方法在復雜層次上協調統一。卡岡指出：“對藝術的綜合研究要做到富有成果，這不取決于認識觀點的多樣性，而取決于這些觀點的協調一致和相互關聯。”[⑤]系統方法所能承擔的任務，恰恰表現在協調一致、互相關聯上。系統方法要求把對象視為相互聯系的諸要素有序結合的系統整體，側重于系統的整體運動和系統質，注意處理系統與要素間的辯證關系，強調綜合。這些功能保證文學研究多種方法一方面各司其職，另一方面又要尊其主。所以我們認為系統方法在綜合研究中不僅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程序上的重要原則(下面將專題論述)，而且起著粘合劑的作用。離開系統方法便不是文藝心理學、文藝社會學、文藝符號學、文藝信息學、文藝價值學，而變為心理學、社會學、符號學、信息學、價值學，文學便喪失了其自主獨立的地位。

3、博采各種方法

廣為利用各種學科的研究方法探尋文學藝術的奧秘的必要性已無可非議，問題在于這些研究方法在文藝學研究中的功能。

各種方法運用的可能，必須建立在研究客體對象的豐富性上，因此它們只能從某個方面、某個角度去揭示客體的某方面屬性，提供微觀研究的空間，而不能從整體上、聯系上、發展上揭示客體的總屬性。所以各種方法只能起輔助作用。在運用其他學科方法的同時，還要立足于文學藝術對象的特性，以方法適應對象，而不是以對象遷就方法。比如在引進和移植自然科學方法的時候，一方面要看到“作為人文科學之一的文藝學與自然科學存在著共同的方法論基礎，它們有共同的科學規范、邏輯和功能，以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各門科學都適用的研究方法，諸如觀察、實驗等感性方法，分析、綜合、歸納、推理等理性方法，以及系統等橫斷科學方法等)把它們配合起來，構成了不同的方法論基礎，這是整個科學走向一體化的必要前提”[⑥]。

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文學藝術對象存在許多不確定的、變量的、主觀的、直觀的因素，這些因素用精確化、模式化的手段無法測定，無法涵蓋。更何況自然科學方法本身并不包含美學分析、直覺體驗，它不可能，也根本不能成為美學研究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法。

從以上三個方面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學研究方法體系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系統，它的最高最基礎的層次是作為哲學方法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的基本層次(核心層)是美學方法和系統方法，它的最低層次是引進和移植的各學科方法。它們之間各在其位，各司其職，但又互相滲透，互相補充。但在具體的研究中，又不是平均使用，而是以一種方法為主，輔之于其他方法進行綜合考察。

二、綜合研究的原則

綜合研究就其實質而言，就是在宏觀與微觀、橫向與縱向、分析與綜合、直覺體驗與定性定量的結合上對文學現象進行綜合考察。

1、宏觀與微觀結合

宏觀與微觀研究反映了研究空間的擴展。當代科學表明，空間是無限的。就宏觀來看，人類的視線(借助射電望遠鏡)已經能從太陽系、恒星世界、銀河系到達河外星系，遠離河外星系，還有星系團、超星系團。現在“宏觀”的概念已容納不下廣袤無垠的宇宙，而不得不用“宇觀”來表明科學的新認識。從微觀來看，分子——原子——原子核——核子——夸克，以致科學家們還在探尋更深的結構層次。

隨著科學認識的不斷深入，文學研究領域也在擴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學促進了審美主體心理結構研究的深化。結構語言學、結構主義又促進了審美客體——作品的精深分析。有人比喻“審美心理研究接近‘分子水平’”，審美客體的分析趨向于“細胞層次”[⑦]。從宏觀上看，文藝學研究領域突破了國界，突破了本體，而伸向世界，伸向社會，在一個更大范圍、更大系統中考察文學。使文學研究領域由作品——作家——讀者——藝術活動——藝術文化——社會文化——社會活動的空間逐級加寬，逐層深入。這樣，一方面“鉆探微觀結構，解剖每一個微小細胞”，將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又超然于具體現象之上，高屋建瓴”，將研究建立在聯系、整體的系統考察上。微觀與宏觀的結合正是當代文藝學研究的辯證趨勢。

2、橫向與縱向結合

橫向與縱向結合，反映了文藝學研究時間的延伸與時空擴展的統一。

橫向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研究領域突破國界，由國內到達國外；二是文學與外部學科的聯姻滲透。橫向研究要求我們廣泛采用各學科的有效方法，從世界文學藝術發展的趨勢考察本國文學。

縱向是就時間尺度而言的，它包括了歷史的、時代的、當代的、當下的4個時間觀念。縱向研究要求考察某一文學藝術現象時，不僅要看到當時的各方面原因，而且要分析文學藝術與當代、時代的社會經濟文化，社會心理的聯系，還要追蹤歷史的足跡。也就是說要有歷史的縱深感、動態感。

橫向與縱向結合就能使研究者站在歷史、時代和世界的制高點上，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考察一切變量與不變量、穩態與非穩態、必然與偶然的因素，線性與非線性的因果關系，對文學藝術現象做立體的、動態的研究。

3、分析與綜合結合

以往的研究都要借助分析與綜合的邏輯方法，但我們現在講的綜合研究，主要是指系統的分析和系統的綜合。

“系統分析是運用系統觀點，通過思維去分析系統，將諸要素、子系統的屬性揭示出來，從中發現對象某一方面的本質”。[⑧]

它有下列原則：

第一，系統分析把研究對象視為一個整體——系統，確定它的邊界范圍，并弄清它在所屬系統中的層次地位，對所研究的對象進行“定性定位”；

第二，系統分析重視給定系統的外部聯系和內部聯系；

第三，系統分析在重視定量分析的同時，注重非計量因素，這就要求注意有形因素和“無形”因素。對文藝學研究來說，無形因素往往是重要的方面；

第四，系統分析包括要素分析、結構分析、功能分析和歷史分析。

比如，在研究讀者的接受過程時，我們首先把它視為一個系統，確定它在整個藝術活動(創作——作品——欣賞)中的層次地位，即它屬于藝術消費活動。在進行了“定位定性”之后，開始著手各個要素(欣賞主體、欣賞客體)、結構(感知、體驗、理解、審美享受)、功能(對社會、對創作的作用)的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除了考慮本文給定的有形條件而外，要特別注意欣賞者之間的個性差異等無形因素。除此之外，階級的、民族的、時代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甚至經濟政治情況等外部條件也是不容忽略的。總之，系統分析就是從系統出發，通過對系統進行分解，將其諸要素、子系統的屬性揭示出來，以發現研究對象的某些方面的本質。

對系統的認識必須建立在分析的基礎上，通過綜合來完成。綜合是在思維中將分析時得到的對象各個本質方面按其聯系結合為有機的整體。系統綜合則進一步，它是從系統整體出發，從綜合著手對系統的要素、層次、結構、功能、聯系方式、全部環境及其綜合效應進行“立體”式考察。[⑨]系統綜合有以下要求：

第一，系統綜合的思維形式是“綜合——分析——綜合”，而傳統邏輯思維形式是“分析——綜合”。這就是說，“我們在綜合中，邏輯起點是綜合，把綜合貫穿于過程的始終，在每一步分析中都顧及系統整體，要求分析與綜合同步，并在幾個階段上保持反饋，注意調整、修改對認識目標的偏差”。[⑩]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導言》中論及理論思維的科學方法時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采用的從具體到抽象的分析是錯誤的，科學的方法應該是從具體——抽象——具體。馬克思為我們指出的科學方法其實質在于強調綜合思維的重要性，也就是綜合——分析——綜合的思維形式，它對一切科學包括文藝學都有普遍指導意義。比如過去我們在考察文學的功能時，往往肢解為認識、教育和審美功能，結果是互相替代。實際上，文學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即“社會改造、認識——啟發、藝術——觀念、預告、信息和交換、教育、感化、審美、愉悅”。[11]這些功能如果離開了文學的審美屬性，單方面進行考察，它就不是文學的功能，而是別的什么功能。所以在分析文學各種不同功能時，首先要立足于審美屬性，分析其功能的特點、特色，產生作用的特殊途徑，然后才確定各種功能的性質，采取分析與綜合同步進行的方法，因此就不會得出“認識功能好，作品就好”，或者“教育功能差，作品也就差”的結論。

第二，系統綜合是“立體綜合”。就是說，要把考察對象放在三維空間（中國、外國、現代、當代；文學與經濟、政治、其他社會意識形態關系：中外古今各側面比較）和一維時間（歷史的、時代、當代、當下）中，既觀察系統的發生發展過程，又考察其橫向網絡；既堅持歷時性研究，又注意共時性探尋，把握對象的立體層次、主體結構和整體功能。

第三，系統綜合與揚棄綜合、層次綜合、全息綜合、兼容綜合相輔相成。（此問題參考陳依元《運用系統分析進行調查研究》一文）。所謂揚棄綜合，就是一方面剔除非本質、無代表性的東西，保留有價值的；另一方面要注意從那些毫無價值的東西中去挖掘有用的。比如我們在考察文藝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時，保留模仿說唯物主義的合理因素，拋棄模仿是人的天性等不合理因素；保留表現說中重視情感、想象的因素，而拋棄其唯心主義成分，將二者綜合起來，就可能做出較符合文學本身規律的結論。

所謂層次綜合，就是注意系統各層次的結合。比如我們在分析方法論層次時，既劃分為哲學、一般方法和具體方法三個層次，又要說明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

所謂兼容綜合，就是把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信息，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見兼收并蓄，加以綜合。比如對某部作品的考察，就需要收集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反映，加以綜合比較，做出合乎實際的較為公平的評價。

所謂全息綜合，是指“所發現的生物全息律認為，生物體的任何一個獨立部分都包含有整體信息，都是整體比例的縮小。一切系統整體信息儲存于各相對獨立的部分之中”。用這個原理來考察事物，就是要善于抓住典型，解剖麻雀。這在文學研究領域也可以運用，最典型的是表現在分析作家風格、民族風格上。一般來說，一個作家的風格是從他的一系列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統一中表現出來的獨特風貌。分析一個作家的風格，有必要考察他所有的作品，但卻沒有條件逐一考察，這時研究者往往是立足于他的一兩部代表作，做精細的分析，以窺全貌。

由此可見，綜合的方法是多樣的，它們之間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在研究中具體采用何種方法，視對象的具體情況而定。

4、直覺體驗與定性定量結合

文藝學是人文科學的一部分，與自然科學相比有其獨特性。就研究對象而言，“文學通過其特殊的審美特性和文學性，歷史地或現實地反映了人的存在，命運、精神和價值等重要問題”[12]。就研究主體而言，它要以自己的全部精神個性(性格、情感、思想、意趣等)介入文學研究之中。文藝學關注的是人，參與者也是人。人是世界上最復雜的，他們有千差萬別的性格、復雜多樣的思想、瞬息萬變的情感、捉摸不定的心緒、豐富多彩的意趣。這一切不穩定的多變量在目前還無法用科學手段、工具加以精確化和科學化，主要還是靠直覺的方式、體驗的方式去捕捉。從這個角度講，文藝學研究應該而且必須運用直覺體驗方式獲取研究資料，參與研究的過程，從而確保研究的審美性和文學性，正因為如此，有人主張“用生命把握生命”的方式進行文學研究，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通向真理的方式方法可以是多樣的。文學研究除了采用必要的直覺和體驗方式之外，還需要運用定性定量的方法。

定性，就是對對象的質做出結論，主要運用邏輯的歸納法和演繹法。

定量，是對對象的各種成分的量做出統計和測定，用數學語言精確地描述它們之間的量的關系。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一體，既有質的規定性，又有量的累積性。一定的質總是通過一定的量表現出來，因此，在科學的認識中，定性與定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學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人們的認識往往開始于對事物的質作描述性的定性，然后再通過定量去證實它的科學性。比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是運用定性的方法發現的，因此在定量方面“還很粗糙，甚至還包含一些不能忽視的錯誤——例如，哥白尼像托勒密一樣認為天體只能沿著圓形軌道運動并且其速度必然是均勻的……直到刻卜勒以精確的數學形式建立起行星的三大定律，借助于數學曲線和數學公式闡明了行星運行軌道的空間形式、運動速度的變化規律、運行周期與軌道分布的數量關系，才準確地給出了關于太陽系運動的定量描述，從而使天文學真正形成一個嚴格的科學理論體系”。[13]牛頓早在1665～1666年間就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直到20年后才正式公布，其原因之一是，這20年間他還沒有完成用自己建立的微分學對此定律作定量分析。科學認識如此，文藝學研究是否需要定性和定量分析呢？回答是肯定的。

文藝學研究在具體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上與文學藝術是有區別的，文學藝術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而文藝學的對象是“作為物態化客體的創作成果”（王元化：《關于文學研究方法的思考》，《文藝理論研究》，1986年第2期）。及文學現象；文學藝術的任務是創造“第二自然”，文藝學是探討“第二自然”的規律和本質。因此，一個是以形象思維為主的創造活動，一個是以抽象思維為主的科學研究，這一根本區別決定了文藝學研究的科學性、理論性和邏輯性。凡是要建立嚴格的科學體系，都離不開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文藝學理應如此，實踐上也證實了這一方法的可行性。

目前有些同志運用電子計算機進行資料搜集、處理、研究，對版本、作品與作家進行綜合比較，在研究作家風格、甄別作品真偽等方面做出了成績。比如我國用電子計算機對近年出版的外國短篇小說、中國現代短篇小說、中國白話小說、新時期短篇小說進行統計，發現每篇字數均在1萬～1.1萬之間，以此確定短篇小說字數的長度。還有的同志從版本異文入手，沿著數學邏輯的蹤跡探索，并用信息論等交叉研究揭開了百年來《紅樓夢》的奧秘——“怡紅夜宴圖”的奧秘，說明了六十三回給出酒令的點數完全正確。武漢大學將老舍的作品輸入計算機程序之中，以研究他的風格。近年來不少同志還運用數學模型對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中一些較為復雜的問題作高度的概括，既簡化又明了，既清晰又準確。比如《藥》的結構圖：

從上述的實踐成果看，文藝學研究引進必要的定量化手段，可以幫助研究者深入文學活動的內部結構之中，通過獲得的比較精確的數據、資料對作品進行系統分析。這種定量化的方法較之直覺體驗的傳統方法具有明顯的概括性、科學性。引進它，對于建立一門嚴格的科學規范的科學體系是有輔助作用的。

承認定量方法的可行性并不意味將它絕對化。由于文藝學的對象及研究者的獨特性，文藝學研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在任何情況下沿襲科學精確化的手段，而且也不可能用數學化的方法對文學活動進行心理分析。正確的是應該把直覺體驗的方法與定性定量方法結合起來，互為補充。

[①]徐文茂：《關于文學研究方法論的綜述》，《社會科學》，1985年第7期

[②]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7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③][蘇]鮑列夫：《美學》，第54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④][蘇]澤列諾夫、庫利科夫：《美學的方法論課題》，《美學文藝學方法論》上冊，第42～43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

[⑤][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81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⑥]周憲：《科學一體化進程中的文學》，《當代文藝思潮》，1986年第4期

[⑦]周憲：《現代美學的大趨勢》，《江蘇美學通訊》，1984年第4期

[⑧]陳依元：《運用系統分析進行調查研究》，《新華文摘》，1985年第8期

[⑨]陳依元：《運用系統分析進行調查研究》，《新華文摘》，1985年第8期。

[⑩]陳依元：《運用系統分析進行調查研究》，《新華文摘》，1985年第8期

[11]周憲：《科學一體化進程中的文學》，《當代文藝思潮》，1986年第4期

第8篇：政治哲學方法論范文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二

行政哲學的上述兩個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與歷史的聯系：

從邏輯上看，對“行政學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對“行政問題”研究的“次一級”的研究，是對實際的“‘行政問題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任何行政問題的研究總是先在地包含一個方法論，即總是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立場來研究的。這種角度、立場盡管可能不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這種角度、立場本身就制約著對行政問題的認識結果。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要對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做出判斷，就必須檢討他們的方法論。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學家庫普曼（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或者是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系統的理論體系均表現為一個“價值觀假定＋邏輯推理”的結構[5]。庫氏的這一邏輯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戰。顯然，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均是從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見解出發的邏輯推理系統，其中的價值觀或方法論假定，只能表現為某種行政哲學。因此，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都是以某種行政哲學的邏輯展示的，它不能不內含著某種行政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學哲學”是以“行政哲學”為思想資料的和最終歸屬的。我們也只有對行政學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自覺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從歷史上說，對行政活動根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做過深入的論述。而對行政學根本問題的研究則不過是近100年來的事。按照時間順序，對行政活動的研究先后產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或行政學、行政科學、行政哲學。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論的分散的、不系統的、粗淺的行政理論；行政理論則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較完整、系統、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學說或行政學往往是較為完整、系統的關于行政的知識體系；而行政科學則是更加系統化、科學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行政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行政哲學則是對行政理論、行政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思辯的產物，是行政科學的哲學。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出現了獨立的行政科學時才出現的，是行政問題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對行政學活動的哲學思考是人類的行政認識和行政實踐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條件。行政學哲學與行政科學研究的問題是顯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務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學是通過對行政活動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包括歷史上的各種行政思想、行政理論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動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論并給出某種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說，行政科學主要關注的是為實際的行政活動提供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系統的行政知識、思想、原則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點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學為行政學哲學提供思想，行政學哲學則對行政科學起指導作用。任何時代的行政學哲學，除依據各自的一般的哲學觀外，都必須吸收以往的以及現時代的行政科學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學研究要接受行政學哲學的指導，這不僅體現在任何行政科學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學觀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學體系的構建、其邏輯分析與論證也要符合哲學方法論的要求。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考察的是行政科學的基礎，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便是行政學哲學的研究主題。那么，這個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行政學者以及行政人員較少或不特別考慮的問題。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人們通常是在一種沒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識的增長，提出概念、形成理論，獲得某種高效的行政方法。這一切都是圍繞著行政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行政學者為的是行政知識的不斷增長，而行政人員則是把行政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理論、方法、模式等，作為正確的東西應用于行政活動之中。他們的問題常常是一種理論或方法對他們的行政活動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種理論或方法才能夠達到一種活動的預期目的。人們一般并不考慮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合理性問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比如當理論或方法的功用開始減弱或失效的時候。一些人才可能會對已有的關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論和方法本身進行反思。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正在進行著對行政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哲學思考或批判。而所謂的對行政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研究，就是對關于行政科學元問題的研究。這個元問題就是行政科學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學正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的，對“行政”這個基本問題的明確和把握，就構成了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行政哲學是對行政本質以及行政科學發展進程進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學。行政哲學能否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從根本上為行政科學呈現出實質性的理論進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實際的行政活動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對行政哲學本身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不要說對行政科學的發展不會起到推動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學本身的發展和存在，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就是試圖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對象上存在的歧義性和含糊性。當然。我們在這里給出的關于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的討論還只是探索性的和試驗性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學的精神實質，研究主題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理論難題了。因為，它將會隨著我們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擴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1]王滬寧.行政生態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2]薄貴利.中國行政學：問題、挑戰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

[3]顏佳華.行政哲學論[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第9篇：政治哲學方法論范文

【摘 要】近些年，我們在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效性上進行了諸多探索，但總體上并不理想。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并未確立學生的中心和主體地位，未真正做到以人為本。要解決這一問題，就有必要借鑒西方接受理論，在教學中主動滿足學生的個體訴求，重視學生的“接受預設”， 關注學生的情感體驗，堅持學生主體地位，優化學生接受環境。

【關鍵詞】接受理論；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

當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是人們以教育者為中心而不是以受教育者為中心來考慮問題，對受教育者的接受特點和規律缺少研究。為此，有必要引入西方接受理論，加強對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問題的研究與探索，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論指導。

一、當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些年來，我們在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效性上進行了諸多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總體上并不理想。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以教育者為中心的傳統模式，否定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和能動性，從而難以得到受教育者的接受和認可，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效果。

（一）教育教學目標比較單一

在教育教學目標上，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割裂了其社會功能和個體功能的內在聯系，把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要作為其教育教學活動的唯一指向。往往用政治思想教育取代道德教育，強調課程培養“接班人”的政治功能；漠視受教育者的個體需要和正當利益，不愿意承認思想政治教育也應該為學生的健康成長和終身幸福服務，缺乏人文關懷意識和品格。這種忽視甚至貶抑個體需要的教育，勢必變成空洞的說教和宣傳，難以吸引受教育者的積極參與，導致教育教學成效的低下。

（二）教育教學內容脫離實際

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內容脫離實際、缺乏吸引力是導致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具體表現在：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過高。往往只講理想，不講功利；只講超越，不講現實；只講先進性，忽視廣泛性。追求一種“人人皆為堯舜”的“非常人教育”，讓普通學生感覺高不可攀，缺乏感召力。二是未考慮受教育者的個體差異。學生在接受教育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認知結構和價值觀念，它構成了學生的“接受預設”。當前我們往往不尊重甚至試圖消除受教育者的“接受預設”，不能據此開展有針對性的教學，從而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效果。

（三）受教育者主體地位缺失

當前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仍未從根本上改變以教師為中心的灌輸模式，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的塑造、管制和改造功能，教師和學生之間是一種單向的“我講你聽”、“我說你服”、“我令你止”主客體關系。受教育者被視為塑造的對象和產品，而不是一個自我發展、自主建構的主體，否定受教育者通過自己的理性思維，獨立地做出道德判斷和道德選擇，自主地調節自己道德行為的能力，結果造成道德價值主體虛化、道德認知和道德行為嚴重脫節的現象。

（四）教育方式方法不夠科學

當前的思想政治政治理論課教學無視思想道德學習的特點和受教育者的主體性，采取單向灌輸為主的教育方法，把學生看作教育的對象和客體。重單向傳授輕雙向互動，重說理教育輕情感參與，重顯性教育輕隱性教育，重外在灌輸而輕自我教育與探索，重集中統一而輕因人而異。致使場上轟轟烈烈，場下無動于衷，思想政治理論課不為學生的認可和接受，流于形式，嚴重影響了教育教學的效果。

（五）教育渠道分散，缺乏整體合力

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單兵作戰，缺乏有效整合。具體表現在：第一，學校、家庭和社會教育未能有效對接。三方各自為陣，甚至相互沖突，缺乏一種三方聯動和配合的育人機制。第二，學校內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也缺乏有機融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賴課堂教學，忽視學生日常性思想政治教育；課堂教學又過分強調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主渠道作用，忽視其他課程的育人功能。

二、西方接受理論的基本觀點

接受理論肇始于古希臘的解釋學。20世紀80年代，該理論被引入我國，最早是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進行研究，直到90年代才被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為借鑒接受理論改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就有必要對其發展及流變進行梳理和介紹。

（一）解釋學的接受觀

解釋學就是關于文本意義的理解和解釋的一種方法論哲學。它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古希臘的古典解釋學。這一時期的解釋學是局部的技術性的，其目的是尋求一套正確解釋的原則和方法，掌握文本的本來意義，如古典文獻解釋學、圣經解釋學等。二是19 世紀的方法論解釋學。是由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創立的研究一般性理解的哲學方法論，他認為理解的對象不僅是文本，還有作者。要設身處地的從作者的處境和心理出發思考問題，克服我們的先入之見。三是本體論解釋學。由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創立，它把視角轉向讀者，實現了解釋學本體論的根本轉折。海德格爾指出：無論解釋何種文本時，讀者原有的文化、預先的假設、原有的觀念等都會對著作的解釋產生一定的影響。

（二）接受美學的接受觀

接受美學是在解釋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由前聯邦德國學者姚斯和伊瑟爾于20世紀70年代創立，主要研究文藝作品的接受問題。它主張從以作者為中心轉向以讀者為中心，把讀者視為文學活動的主體。接受過程就是讀者積極參與的過程，不同的生活經歷、閱讀經驗、思維慣性或知識結構，對同一作品就有不同的理解。

（三）傳播學的受眾觀

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發展起來的“傳播學”中的受眾觀，率先對教育接受活動、尤其是以大眾傳播方式進行的教育接受活動展開研究。先后出現了三種理論：一是標靶論。認為傳播者和媒介具有無法抗拒的力量，受眾是毫無抵抗的“標靶”，只是被動地接受傳媒提供的信息和宣傳。二是有限效果論。認為傳播不是單向的影響行為，而是雙向的互動行為。鑒于個體差異，外部傳播對受眾的影響不是絕對有效的，而是有限的。三是社會類型論。認為受眾是可以分類的，某一社會類型的受眾對同一訊息會有大體一致的反應。大眾媒介據此有針對性的采寫、設計、制作、傳播訊息，就能增強傳播媒介的吸引力，提高大眾傳播的效果。

三、接受理論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啟示

當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針對性差，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是一個具有共性問題。對此，有人認為首要的就是要改變教育的內容和方式等，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但根據什么原則來加以改變呢？怎樣才能保證這種改變有利于提高教育效果呢？筆者認為，借鑒西方的接受理論，堅持接受主體本位的原則，充分發揮學生在品德建構和道德實踐中的主體性，乃是取得教育教學改革成功的關鍵。

（一）回應學生的個體訴求，做到社會功能和個體功能相統一

人的各種活動或行為都是在需要推動下進行的，需要激發動機。思想政治政治理論課只有主動回應學生的個體訴求，才能調動學生接受的積極性。因此，教育者在設定教學目標和安排教學內容時，不僅要考慮它滿足社會發展需要、培養接班人的社會功能，還應體現其特有的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服務的個體價值與功能。如果我們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能夠關注并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與終身幸福，就可以激發他們接受的熱情和積極性，提高教育教學的效果。當然，滿足學生的個體需要，并不意味著可以不加分析，肯定和滿足其一切需要和欲望。而是要在具體研究的基礎上，肯定和滿足學生合理、正當的需要，糾正一些錯誤和不切實際的需要和動機，在此基礎上對學生的需要因勢利導使之朝更高的層次和境界發展。

（二）重視學生的“接受預設”，做到積極利用和合理改善相統一

學生的“接受預設”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起著篩選、過濾和檢驗作用。思想政治信息只有與受教育者的“接受預設”相吻合，并經過他們的分析、理解和選擇，才能為他們所認同，進而內化為一定的道德觀念，并外顯為他們的道德行為。為此，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教育者應通過與學生互動，了解學生現有的認知水平和道德高度，使教育內容與學生“接受預設”相契合，同時因勢利導地利用其中積極、正確的因素，激發接受主體的道德需求。但思想政治教育絕不能僅以學生當前的認知和道德水平為尺度，而應堅持超前性的引導原則，立足于學生未來發展的需要，努力引導和改善學生的“接受預設”，使學生在思想道德上能夠不斷實現自我超越和發展。

（三）關注學生的情感體驗，做到以理服人和以情動人相統一

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情感是知行轉化的中介環節，有著激發興趣、增進理解、強化認同、促進踐行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情感缺失的教育是無法贏得人心的。過去我們將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專業技術教育，注重運用理論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力量去說服、打動學生，忽略了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導致教育內容缺乏學生情感上的認同和支持，產生了“知而不信”、“言而不行”的現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受限。為此，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必須重視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堅持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既有真理的力量又有人格的魅力。具體而言，應注意：第一，教育應從書本回歸生活。社會生活中無處不存在著思想政治教育資源，教師應用心發現，充分利用或創設各種生活情境，讓學生在生活中體悟，在體悟中生活。第二，促進教育的活動化。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上是一種實踐性的活動。因此，要開展各種各樣的實踐活動，讓學生在實踐中體驗、感悟和反思，最終達到化知性為德性、提高人們思想覺悟的目的。第三，我們在反對以理代情的同時，也要防止以情的現象。

（四）堅持學生主體地位，實現外在灌輸和自我教育的有機統一

個體的道德既非教育者“外爍”的結果，也非個體在成長過程中自發產生的，而是在外部教育和個體自我努力與踐行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離開了學生的自主參與和主體性的發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過程中，既要進行外在的教育和灌輸，確保先進思想理論的主導性地位；更要注重發揮學生自身的自我教育、自我建構功能，喚醒、激活與弘揚個體潛能中積極、建設性的因素，形成以自我教育為基礎的思想品德動態發展機制。具體應做到：第一，喚起學生的主體意識，調動其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第二，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從物化走向人化，變單向的管制、壓服為雙向的對話與交流，充分尊重學生的話語權和自我建構作用。第三，發展學生的主體能力。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和主觀能動性，讓他們在自主參與、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中不斷鍛煉和提升自身的主體能力。第四，塑造學生的主體人格。要通過各種實踐活動，給學生提供施展才能、發掘潛質的機會，使其在活動中自覺塑造自身的主體人格。

（五）優化學生接受環境，實現大張旗鼓和潤物無聲的有機統一

環境對人起著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良好的環境氛圍，有利于教育目標的實現，能夠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過去我們往往注重課堂教學、學生管理等顯性教育途徑，而忽視教育環境等隱性教育途徑的作用。實踐證明，顯性教育作為一種目的直接明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其教育意圖過于顯現，易引起學生逆反心理，難以收到實效。因此，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必須改變過去單一的顯性教育方式，注重優化育人環境，從大張旗鼓走向潤物無聲。具體應做到：第一，大力優化校內環境。要加強與管理者、服務者的協調和合作，不斷優化學校的物質環境、文化環境、政治環境和人際環境，實現全方位育人。第二，注意校內和校外環境的協調統一。教師應積極回應而不是回避社會現實問題，幫助學生澄清認識、端正態度，避免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脫節。第三，要不斷優化網絡環境。教師應從網下走到網上，運用主流價值觀來引領校園網絡的發展，營造一種積極、健康向上的網絡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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