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的發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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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經濟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內卷 發展 大分岔 中西比較 18世紀

彭慕蘭認為，歐洲的發展與中國內卷之間的“大分岔”（the great p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現的。在此之前，中國在人口、農業、手工業、收入及消費等方面都與歐洲了無差異。易言之，與過去20年來的學術研究讓我們相信的情況相比，1800年以前歐洲的發展要遠為低下，同期的中國也更少內卷化。彭慕蘭選擇的例證是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前者是歐洲最發達的部分，后者是中國最先進的地區。在他看來，這兩個地方之所以到19世紀才開始分道揚鑣，主要是因為英國非常偶然而幸運地獲得了易開發的煤炭以及來自新大陸的其他原料材料。

彭的觀點與以往的認識迥然有別，但他的討論頗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這樣一個很合理的問題：即不僅要質疑為什么中國沒能像歐洲那樣發展這種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也要追問為什么歐洲沒有循隨中國那樣的密集化一內卷的趨向。對許多人來說，它蘊涵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歐洲這一很有吸引力的訴求，這種訴求不僅針對歐洲的“啟蒙現代性”，也針對我們或可稱之為“啟蒙經濟”的東西。對中國專家來說，它還附加了將前近代中國置于與歐洲同等地位這樣一種有相當吸引力的論點。在一些中國學者中間，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種民族主義的情感共鳴：近展過程中歐洲的勝利與中國的失敗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歸咎于歐洲的擴張，而非歐洲內在的某種特性。此外，諸如歐洲如何以及為何得以發展之類問題的探討，在提示偶變性——而非現代化理論主張的單線必然性——方面，似乎也彰顯出其方法論上的力度。

然而，我們不能只是出于某種意識形態或情感的原因就簡單地接納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追問：有關證據能否以證明這一觀點起碼可能是正確的？

彭著的證據基礎很難評估。該書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賴二手的學術文獻寫成。要對這本書做系統的評估尤其困難，因為它跨度極大：不僅討論中國，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東南亞；不僅利用了有關英國（或者西北歐）的研究，而且論及法國、德國乃至東歐。此外，該書還囊括了覆蓋面很廣的許多論題。

乍看起來，彭慕蘭展示的證據似乎頗值得贊賞。他跨越了兩大不同學術體的邊界。對中國專家而言，該書顯示了作者對歐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認為彭著有關中國的觀點有誤的中國研究學者，對他使用的歐洲文獻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而認為彭著有關歐洲的論述不確的歐洲專家，則可能原諒該書在有關歐洲方面證據的薄弱，因為該書畢竟不是出自歐洲專家而是一位中國研究學者之手，而這位學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國研究那個仍然相當孤立領域的十分困難的語言和材料。如此一來，這本書很可能既得不到歐洲專家也不得不到中國研究學者的嚴格評估。本文不準備對該書進行面面俱到的評論，而是集中探討它的核心經驗論證，即它涉及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論證。 這是彭慕蘭這本書立足的基石所在。

英國的農業革命

彭慕蘭認為1800年時英國和長江三角洲的農業水平大致相當，無論哪一方都不比對方發達或內卷。他的主要經驗基礎涉及農業資本投入和人口轉變動力。筆者將會討論這兩方面的論題。但是首先必須扼要地回顧一下18世紀英國農業革命的有關研究和證據，這些正是彭著所完全忽視的。

正如安東尼·瑞格里的研究所示，英格蘭在17——18世紀的二百年間總人口增長了110%（從411萬萬增至866萬），而農業人口所占比例卻縮減了近一半，從70%減少到36.52%。換言之，到1800年時占總數1/3強的人口有能力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糧食。考慮到當時食物進口相對較少，[3] 這就意味著在18世紀“每單位農業勞動力產出”至少增長了3/4。[4]

羅伯特·艾倫在更為直接的證據基礎之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結論。基于莊園調查以及當時諸如阿瑟·楊(Arthur Young)——他于18世紀60年代游歷英格蘭，記錄了幾百個農場的詳細資料——等人的觀察，艾倫提出18世紀期間農業勞動人數保持穩定，而農業產出（包括谷物與家畜）卻提高了不止一倍。這場的“農業革命”是在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完成的。艾倫甚至估計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由于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規模效益而降低了5%。[5]

瑞格里鮮明地區分開總產出的增長與單位勞動產出的增長：“我考慮的是那些在實質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無論按小時還是年度來衡量——的變化。”[6] 瑞格里這里所講的正是拙著中稱作的“發展”（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區別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內卷”（指單位勞動的邊際報酬遞減）以及“密集化”（指單位土地上勞動投入的增加）。[7] 瑞格里以如此的問題作為結束，即英國農業“在一個久已充分定居的地區上”何以能夠擺脫“李嘉圖定律”，即單位勞動與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8]

埃里克·瓊斯、艾倫和馬克·歐維頓（Mark Overton）關于18世紀農業的論述給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同時也刻畫出與長江三角洲地區鮮明的對照。在圈地運動之前，種植業與畜牧業是分開的。前者在私人土地上運作，后者則在共有土地上展開。17—18世紀圈地的拓展，使生產者得以把種植與畜牧業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系統地結合起來。在典型諾福克(Norfolk)式小麥—蕪菁—大麥—三葉草輪作體制（該制度在阿瑟·楊18世紀60年代從事調查報告時已成為英國農業的普遍模式）中，糧食作物（小麥、大麥）與牧畜以及其他牲畜飼料作物（蕪菁、三葉草）交替種植。[9] 這一制度首先提高了牲畜產量。據艾倫估計，18世紀期間牲畜（除耕馬以外）增長了73%。[10] 另據瓊斯計算，從1760年到1800年，耕畜以及其他牲畜均有增長，其中耕馬增長了69%，其他牲畜則增長了35%。[11] 此類增長也意味著農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主要是因為畜肥、畜力使用的增加以及飼料作物的固氮作用對土壤肥力的提高。[12] 最后，諾福克制度下的耕地可以和牧場輪流交替，形成“轉換型牲畜飼養”(convertible husbandry)，從而恢復或提高地力。[13] 當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有其他原因，包括種子改良，新牲畜品種、宰牲方法的改進、規模效益等等。但與長江三角洲相比，所凸顯出來的變化乃是或可稱為單位農場勞動的“資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長江三角洲的農業

長江三角洲的中心區域——大約占總面積的一半，在1816年時人口多達1200萬，而耕地面積只有1500萬畝，即250萬英畝（6畝=1英畝）。這與英國不同，后者在1800年時總人口為866萬，“農業用地”則為3560萬英畝，還有牧場、草地和公共用地。[14] 而且，相對英格蘭種植業、畜牧業混合的農業體制而言，長江三角洲幾乎是單一的種植業經濟，單位勞動的資本化程度也相應較低。對比愈發鮮明的是，當18世紀英格蘭的農業資本化不斷增長之時，長江三角洲卻正往更高的勞動密集化這一相反的方向演變。結果無疑是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亦即我所說的內卷。下面逐一檢視這些趨勢。

（一） 單一種植業農業

英國農業體系中耕地與牧場輪替，其中耕地又輪流種植飼料作物與糧食；而長江三角洲地區則幾乎完全種植糧食。典型的長江三角洲農田種植春水稻，然后是冬小麥。[15] 沒有種植糧食作物的地方，農田里一般種植棉花或者桑樹（下面還有討論）。只有數量不多的紫云英（紅花草）作為冬作物來種植，而且主要是用作綠肥，有時候也會用作家畜飼料（20世紀30年代比較精確的數據表明，在三角洲地區紫云英的種植面積占總播面積的0.9%）。[16] 農戶飼養的家畜主要是食泔水的豬，而不像英格蘭那樣主要是食草的馬、羊或者牛。

農業史家都熟知一個基本事實即在既定技術水平下，單位土地上種植農作物較之牧畜（即提供肉、奶以及乳酪）能供養更多的人口。卜凱(John Losing Buck)在其就中國農場經濟的宏篇大著中提出，這一比率為6：1中7：1。[17] 這意味著在土地數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缺乏重大的技術變遷，高人口密度將最終將排除畜牧業而使土地利用走向單一的種植業的格局。在英國（及歐洲），其農業產出中莊稼和牲畜部分通常情況下大致相等；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業，至少從17世紀起就已經基本上只生產糧食。[18] 1952年的精確數據顯示，當年牲畜（包括漁業）僅占中國農業總產出的11.8%。[19]

18世紀英國的種植業—畜牧業的混合型農業與中國的以種植業為主的單一型農業的基本差異，也解釋了兩地人民在飲食方面的基本不同。在英國人的典型膳食中，糧食（面包）和乳酪、黃油、奶、肉所占比例相當。[20] 中國人的食譜則主要由糧食組成，再輔以比重較小的“菜”——對農民而言僅包括蔬菜，特殊場合下也有肉（主要是豬肉，間或有禽、蛋）。

飲食之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比較衣著。依靠畜產品供養人口的邏輯同樣貫穿于衣著方面，例如，為既定數量的人口供應羊毛遠較供應棉花所占用的土地為多。而且，種植棉花要比養羊以出產羊毛要求更多的勞動投入。18世紀的英國人主要依靠羊毛裁制冬裝，而同時期的中國農民則幾乎完全靠棉衣過冬（雖然上層階級的確消費不少絲綢）。這也展示出兩種農業體系中畜牧業所占比例的不同。

在其他條件相等的前提下，種植業與畜牧業相結合的農業顯然形成了更為“資本密集”的農業體系，亦即單位勞動更多地使用畜肥和畜力，以及增強土壤肥力的飼料作物。而在單一型的種植業農業經濟體系中，土地上的人口壓力排擠掉了畜牧業以達到單位土地產出的最大化，但這不可避免地通過單位勞動較少的資本投入從而是較低的單位勞動生產率來實現的。

日本滿鐵（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學者20世紀30年代的田野調查留下的資料，清晰地展示出這一邏輯。在30年代的華北平原，一個男雇工的工資實際上限制在和驢價相等的水平，僅相當于馬或者騾子（可以提供兩倍于驢的畜力）價格的一半。這樣，一個帶驢傭工的人就能得到相當于兩個人的工資。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實：農忙時節飼養驢的耗費和人相當，而飼養騾子或馬的耗費則是人的兩倍。在這種情況下，農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漸降低到盡可能低的水平，即僅僅用于生產周期中那些單靠人力難以完成的環節（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豬這種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飼養也基本被排除。隨之，畜肥（除豬糞以外的）使用減少，這進而也意味著必然的低勞動生產率。[21]

瓊斯在其有關英國農業的研究中強調了混合型農業體系的重要性。彭慕蘭討論了瓊斯的著作及其分析，卻聲稱英國（歐洲）與中國農業在資本投入方面并無差異。他認為英國與旱作的華北平原每英畝的肥料使用“大致相當”（第31—34、302—306頁）。這里他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論證邏輯。內卷的要旨在于單位土地上勞動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單位勞動的邊際報酬減少。給定單位面積不同的勞動密集度，再來說單位面積肥料投入在兩個地區大致相當，實際上是為中國單位勞動非常低的資本投入事實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彭慕蘭在這里及其著作中的其他地方，沒有把握住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之間以及單位土地上勞動密集度和單位勞動資本化程度之間的重要區別。

實際上，中國的單一種植業經濟采用的肥料本身就與英格蘭的混合型經濟很不一樣。土地的稀缺排除了那些土地需求大的施肥方法，如英格蘭的轉換型畜牧業所采用的通過退耕還牧來提高地力的方法。即使是綠肥，也由于會占用土地而被壓縮到最低限度。因此，紫云英等作物在總播種面積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此外，像諾福克體系中的蕪菁與三葉草這類可以肥田的家畜飼料作物也甚少得到采用。無論長江三角洲還是華北地區，主要肥料都是由家家戶戶各自儲積的豬（和人）糞（尿）。雖然施這種肥料尤為耗費人力（特別在運送到田間以及施灑過程），但其土地要求卻最少（因為豬可以靠家庭圈養）。

18世紀時長江三角洲地區豆餅使用增加——在海禁撤銷之后從東北沿岸經海運而來——應該在這一大背景這下來理解。豆餅是大豆榨油后由豆渣制成的副產品，它在三角洲地區逐漸成為豬糞“基肥”施加之后的輔的“追肥”（有時候則是紫云英或河泥，然后豬糞、而后豆餅的第三通肥料）（第98頁）[22] 彭慕蘭在這點上錯誤地提出三角洲農民是為了節省勞動而用豆餅取代豬糞。[23] 李伯重曾基于頗具啟發性的數據提出，增加投入使用此類肥料未能促成產量的提高。三角洲地區的水稻產量歷經明清兩代增長微乎其微或根本沒有提高，即使在增加肥料投入之后也始終徘徊在1—3石（1石容量等于100公斤，重量上則大致等于160市斤或176磅）之間。李認為這是由于肥料的的效度遞減（或土地的肥力遞減）所致：1石稻米產出在明代后期需要53斤（1斤=1.1磅）肥料，清代則要115斤，而到20世紀50年代則已增至200斤[24] 。輸入的豆餅肥料很快就服從于這一勞動力豐富型經濟的邏輯：其價格漲到較窮的農民無力購買或者只能付出高利從商人手中賒購而得的地步（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春耕至秋收間的利率為100%）。[25] 因此，勞動回報很快被壓低到該單一種植業經濟中流行的一般水準。

（二） 勞動密集化

在前現代的牲畜飼養方面，我們可以設想三個不同層次的勞動密集度。密集度最低的是使用草場，其次為蕪菁和三葉草等飼料作物，而勞動密集度最高的則為糧食。18世紀英國農業一般結合使用草場和飼料作物，而長江三角洲地區幾乎沒有草場，飼料作物也比較少。耕畜一般在家閑時節靠農田“副產”如糧食作物的秸稈和葉子來喂養（亦即“粗飼料”），在農忙時節則輔以糧食這樣的“精飼料”。[26] 這意味著耕畜和人在土地生產的有限生存資料上處于直接的競爭狀態，亦即今日所謂“人畜同糧”。這是勞動密集型單一種植業經濟的一個基本特點。

英格蘭與長江三角洲除了畜牧業本身，以及英國畜牧業的發達與中國畜牧業相對缺乏之間的差異外，它們在耕作本身的勞動密集程度上當然也存在著巨大差異。我們可以利用艾倫從托馬斯·貝奇勒（Thomas Batchelor）的詳細估算中選出的數據，對英國種植業的勞動投入進行初步的估計。那些數據顯示，一英畝小麥要求相當于成年男子25.6天的勞動投入，按中國的度量來說是每畝產4.27天。這與長江三角洲每畝7天左右的投入相比較，比率為1：1.6。[27]

在英國農業中，小麥是諾福克小麥—蕪菁—大麥—三葉草輪作體系中勞動最為密集的一種作物。根據艾倫對貝奇勒數據的計算，這四種作物所需勞動的比率約為4：3：3：1。[28] 而且如我們所見，在諾福克體系下，耕地常在“轉換型牲畜飼養”中更換成勞動密集度更低的草場。也就是說，英格蘭單位農業土地的平均勞動投入，要比小麥種植勞動投入低一半還不止。

與此相對，冬小麥在長江三角洲是所有莊稼中勞動密集度最低的作物。在這里，水稻所需勞動約是小麥的1.5倍，或為英國小麥所需勞動的2.4倍。[29] 然而，18世紀典型的長江三角洲農戶不能單靠種植水稻或者水稻加小麥維持生存。三角洲的水稻單產（所有糧食中單產最高）在每畝1.5石到3.0石之間。這一水平在蘇州府的高產地區早在11世紀就已經達到了。[30] 如果我們取2.25石米作為（不同等級土地的）平均畝產量，一戶平均擁有7.5畝土地（見下）的5口之家可收獲16.9石米。由于每人年均糧食消費至少是2石，因此如果這戶人家只種水稻的話，在交付地租之后（通常是收成的40%到50%），則僅僅能夠維持其糧食消費的需要，即使我們不計算其他的生產費用。冬小麥略可補助——每畝總收入增加1石，但稻米輔以小麥仍與充分供應家庭總消費相距尚遠。[31] 這就是長江三角洲農民轉向棉花與蠶桑這類高勞動密集度高產出作物的緣由所在。

在長江三角洲東部地勢較高的松江府，18世紀時大概有一半耕地逐漸種植了棉花（有時繼以冬麥或豆類）。三角洲其他地區的植棉區則占耕地的1/5到2/5。[32] 這一狀況系棉布長期廣泛的傳播所致：在1350年至1850年間它幾乎成為農民惟一的衣料。在這一過程中，長江三角洲逐漸成為其他地區主要的棉布供應地。從水稻轉向棉花——即使就中國而言，乃是密集化加劇的一大步。單位土地上種植棉花的所需勞動一般兩倍于種植水稻，即上面提過的每畝20個勞動日與10個勞動日之比。這又在小麥與稻米的差異之上加了1：2的差額。

但這僅僅只是拉開了一個序幕。對于一般的長江三角洲農戶來說，棉花的種植不過是他們投入到棉布生產的勞動的一小部分而已。這里的農戶一般自己植棉、紡紗、織布，此即眾所周知的花—紗—布三位一體的生產體系。一畝棉花一般可出產30斤皮棉，需要共160個左右的勞動日，用來紡紗（91天）、織布（23天）以及彈棉、上漿等（46天），最后生成23匹布（1匹=3.63平方碼）。[33] 換言之，如果一家農戶將水稻改種為棉花，就需要多投入18倍的勞動。[34] 這與一茬小麥的勞動投入差異達到27：1。

植桑同樣如此。眾所周知，桑樹在三角洲南部低濕稻田的圩堤上廣泛種植（部分是為了鞏固田圩），形成別具一格的稻桑配合格局。此外，晚明以來，長江三角洲養蠶業大幅度發展，以至出現所謂“桑爭稻田”的情形。蠶絲生產的勞動需求包括：每畝桑耕作勞動48天，養蠶30天，繅絲15天。這一系列工作一般在農戶家庭內部完成，類似于植棉—紡紗—織布（雖然絲織由于其織機昂貴的資本要求而通常在城鎮里進行）。如此一來每畝總共就需要93天勞動，而水稻則只需要10天。換言之，對將稻田改作以蠶絲生產為目的的桑田的農戶來說，勞動增加了大約9倍。[35] 這與一茬小麥的差異是13.5：1。

綜合這些勞動密集度上的差異，我們就能理解18世紀英國和長江三角洲的農場平均規模的差別：英國南部為150英畝，北部為100英畝，[36] 而長江三角洲平均起來僅為0.92 英畝到1.58英畝（即5.5畝到9.5畝）。[37] 如果我們取簡單的平均數，則差異為125英畝與1.25英畝，即100：1（如果不是拿長江三角洲與英國比較，而是拿旱作的華北平原的話，差異仍達125英畝比3英畝，即42：1）。[38]

另一種考慮英國與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差異的方法是比較農業人口的人均農業土地。19世紀初英國為11.3英畝，而長江三角洲為0.25英畝，也就是45：1的差別。[39]

上述勞動密集度、農場規模以及人均農業土地等方面的差異，不僅對農業，而且對農村手工業以及收入和消費各方面的內卷與發展，都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而這些基本的情況，在彭著中是完全沒有討論的。

（三） 內卷

彭慕蘭斷言長江三角洲地區在1800年并沒有經歷比英國更為嚴重的人口/資源困境。但是，在前現代農業的技術條件下，上述密集化程度的差異真的不會帶來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亦即我所謂的“內卷”嗎？顯然，作為一個有機體，土地的產出是不會隨著勞動投入增加而無限增長的。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雖然也強調農業總產如何伴隨人口的增長而提高，但他仍然認為增加了的土地產出通常是以勞動時間的不相稱增加為代價而獲得的[40] 。

由于施行兩熟制，長江三角洲耕地面積（區別于播種面積）的單位產出自然高于英國。在長江三角洲，每英畝水稻加冬麥的產量為13.5石米（每畝2.25石）及6石小麥（每畝1石），亦即19.5石的總產出。與之相較，英國每英畝小麥產量為21.5蒲式耳，即大約7.6石（1石=2.84蒲式耳）。用磅來度量，長江三角洲每英畝的產量約為3432磅，而英國則約為1290磅。[41] 這樣，長江三角洲與英國單位土地糧食產量的差距約為2.7：1。

但我們已經知道，這個產出差距是靠更大的勞動差異獲得的。如果比較勞動生產率而非土地生產率的話，這個比例是會倒過來的。如前所述，英國的小麥是以較少的勞動力（4天，相對于長江三角洲的7天）來獲得較高的產量（每畝1.27石，相對于三角洲的1.0石）的，結果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異就是2：1。

在長江三角洲內部，冬麥的種植和一年一季的水稻相比，本身就意味著內卷。水稻10個工作日的產出是2.25石，亦即每日0.225石，而小麥7個工作日的產出是1.0石，即每日才0.14石。換言之，長江三角洲從一年一季水稻改為稻麥兩熟，即已降低了農業單位勞動的報酬。

然而，長江三角洲的內卷主要還不是體現在小麥，而是體現在我們下面要討論的絲、棉生產當中。我們知道，紡紗——18世紀長江三角洲農戶的花—紗—布綜合生產體系中最為耗時的環節（160天中的96天）——的收入，僅僅相當于耕作或者織布所得（這兩者每勞動日所得大致相同）的1/3到1/2[42] 。這意味著當一家農戶從水稻改種勞動更密集的棉花時，是以少于水稻的每勞動日平均報酬來換取單位土地產出的增加的。這正是我在拙著中所說的“內卷”和“內卷型商品化”的部分內容。

同樣的邏輯當然也適用于養蠶業，其生產過程中通常由婦女完成的養蠶和繅絲部分的報酬僅為農業勞動的一半。根據李伯重最近的計算，每畝桑田的凈利產值為稻田的3.5倍，而總勞動需求如我們所知則是稻田的9倍。[43]

顯而易見，內卷及內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著單位土地絕對產出的減少。情形正好相反。擁有一定土地的農戶當然可以通過采用內卷的運作方式（棉、絲生產）來提高農場總產，因為這將意味著就家庭勞動而言更多的“就業”和收入，盡管平均每日勞動報酬減少了。此即我所謂沒有發展（就勞動生產率而言）的“增長”（就總產而言）。就一個一定規模的農場來說，內卷可以藉使用迄今未得到就業或低度就業的家庭勞力（婦女老幼）從事低報酬勞動來提高家庭的年收入。這一過程我稱之為“生產的家庭化”。內卷甚至可能以超越勞動日報酬遞減的比例而增加勞動日數來提高每個耕作者的年產出和收入。但諸如此類的提高具有明顯的局限，應該與“發展”清晰地區分開來。“發展”意味著通過增加單位勞動的資本投入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即如18世紀英國農業以及現代機械化農業所展示的情形。

正如我在1990年的著作中所澄清的，內卷化農業構成了燦爛的中國傳統文明與落后的近代中國經濟這一矛盾事實的基礎。[44] 在被有限的食物供給所控制的前工業化地域范圍內，一個擁有（非內卷的）100萬人口以及生存所需30%以上剩余的地區，可以供給一座30萬人口的城市（即相當于中世紀倫敦的規模）；而擁有內卷化了的1000萬人口以及只有10%剩余的同樣面積的地區，則可以供給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即唐代長安鼎盛時的規模）。[45] 這或許就是復雜的城市體系、發達的文化和成熟的國家機器的邏輯基礎。然而，鑒于下面即將予以澄清的因素，正是這內卷的經濟，意味著對現代節約勞動的農業資本化的抵制和隨之而來的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維持，以及由此造成的農村低收入。這就是我的“沒有發展的增長”觀點的核心所在。

上面已經提到，由于沒有對勞動生產率與土地生產率進行區分，彭慕蘭誤解了我的內卷概念的涵義。他在書中別的地方把內卷等同于一個簡單的描述性概念，即在生存界限之下的勞動報酬和簡單的貧困化（附錄E，第320頁）。然后，他進而又堅持用不切實際的紡紗與織布收入來批駁已被錯誤理解的內卷。他先是錯誤地幻想生產布匹的7天當中有3天用于報酬較高的織布（第322頁），而事實上織布僅占7天中的1天時間，另外4天用于低報酬的紡紗（彭遺漏掉的是彈花及上漿等要花費2天的工作）。然后，通過幻想出一個高度發達的棉紗市場——事實上直至20世紀現代紡織廠出現才真正有了市場化了的商品紗，他又把屬于例外情況的只織布而不從事其他生產活動的農民當作典型的農民生產者（第102、322—323頁）。正如徐新吾所表明的，遲至1860年，中國所消費的棉紗還只有不到15的份額是從市場上購買的。[46] 對長江三角洲基本生產狀況的這些誤解，導致彭慕蘭得出了他對棉布生產收入的那些不切實際的估計（詳后）。轉貼于 注釋

* 在此我謹向下列同人致以謝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蒂芬·哈勒爾(Stevan Harrell)、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蘇成捷(Matthew Sommer)、張家炎、Jorunal of Asian Studies的三位審稿人（羅威廉[William Rowe]和兩位匿名評論人），以及特別是白凱(Kathryn Bernhardt)、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和夏明方。他們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議和評論。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譯，謹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謝。譯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閱，基本準確。

[1] K.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 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r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4.為節約篇幅，以下凡引彭書，只在文中注明頁碼。

[2] 埃里克·瓊斯(E. Jones， Agriculture 1700---780. In F. Roderick， 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66—86)、羅伯特·艾倫(R.Alle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oderick，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ro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122)以及安東尼·瑞格里(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y， xv :4 (Spring 1985); 683—728)均已指出，有關18世紀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數據非常少。大多數關于“英國”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蘭的數據。這里我也按照他們的做法而不試圖對英國與英格蘭做過分明確的區分。

[3] 據瓊斯估計，大約僅占食品消費總量的10%（Jones 前引文，第68頁）。

[4] 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23頁。

[5] Allen 前引文，pp. 102，104， 107。當然，艾倫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討論了兩次農業革命：17世紀的“自耕農革命”和18世紀的“地主革命”（R. 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Wrigley前引文，第728頁，注38。

[7] P.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以下簡稱Yangzi Del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P.11;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中華書局，2000年第2版，第11頁。

[8] Wrigley 前引文，第726頁。

[9] Allen 前引書（1992年），第111頁；M.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gnland : The T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0] Allen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頁。

[11] Jones前引文，第73頁。

[12] 此外，蕪菁也有抑制清除雜草的作用(Overton前引書，第3頁)。Overton在同書第118頁提供了諾福克體系整體效果的定量表述。

[13] Overton前引書，第116——117頁。

[14] 這些數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蘇州府、太倉州及無錫縣與江陰縣，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興與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這中間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論述的中心。這里給出的數據采自Huang，Yangzi Delta 附錄部分，表B.1，第341——342頁、黃宗智《長江》第339——340頁。英國人口數字采自Wrigley 前引文第700頁。“農業用地”數據指的是英格蘭與威爾士，采自Allen 前引文第104頁。

[15] Li Bozhong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以下簡稱Jiangna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 pp.39——40，50；參較第6、15頁。

[16] （清）姜皋：《浦泖農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頁（上、下）；陳恒力、王達編《補農書校釋》（即《沈氏農書》（無出版日期），以及張履祥的《補〈沈氏農書〉》），農業出版社1983年，第15頁；0.9%的數據來自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an :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第178頁。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首蓿更為常用。

[17] 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P.12.

[18] 陳恒力、王達編前引書；姜皋前引書。

[19] 《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第150頁。

[20] J.Drummond ， A. Wilbraham， The Englishman’s Foo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1939]，pp.206——210。

[21] P.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an (以下簡稱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8章，特別是第148頁；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中華書局，2000年第2版，第153頁。

[22] 參見如姜皋前引書，第7頁（上、下）。

[23] 感謝艾仁民提醒我注意到彭慕蘭的這一錯誤。

[24] 李伯重：《明清時期江南水稻生產集約的程度提高》，《中國農史》1984年第1期。

[25] 同李伯重上引文；另參Huang ， Yangzi Delta ， pp. 130——132；黃宗智《長江》第133——134頁。為了論證長江三角洲地區較早的發展以及“肥料革命”，李伯重改變了以前的結論。他引用包世臣觀察到的每年有“千余萬石”“豆麥”從東北運往上海，并主張這一數字采用的是東北的計量單位（關東）石，等于通用（江南）的2.5市石（Li Bozhong ，Jiangnan， p. 114， p. 209n. 35，引自吳承明編《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5、657頁）。因此，他提出18世紀二三十年代每年運往上海的“麥豆”實際應為2500萬石。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估計很可能有2000萬石左右的大豆留在江南使用，最后得出結論：如果輸入的大豆的豆餅全部投入到水稻生產中的話，每年2000萬石的豆餅將可以使水稻總產增加4000萬石，亦即每畝產出增加1石。此處有一系列很成問題的跳躍性分析。首先，包世臣“千余萬石”多半不是關東石。李伯重所借助的吳承明本人在同一觀察基礎上計量國內長途貿易時就視之為通用的市石（吳承明編前引書，第273頁）。其次，該數據并非只指大豆，而是“豆麥”，而其中的大豆多半有相當部分用于制造豆腐和醬油而非豆油與豆餅肥料。第三，即使我們權且接受李的主張，即所有大豆都被用作榨油而出產豆餅，也不能認為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豆餅被用作了肥料。正如李自己說：豆餅大部分是用作豬飼料（從而只是間接成為豬糞肥料），而沒有直接用作肥料（Li Bozhong ， Jiangnan， p. 114）。李伯重在這個新論中沒有討論他本人以前提供的關于肥料回報遞減的證據。

[26] 陳恒力、王達編前引書，第86、88頁；Huang ， North China ， P. 148；黃宗智：《華北》，第153頁。

[27] 這里的英國勞動投入數字系通過艾倫的總勞動耗費除以他的日平均工資數字而得出（Allen前引書，1992年，第158、162頁）；參較T. Batchelor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Bedord (London : Sherwood ，Neely ， and Jones ， 1813)， p. 582。

[28] Allen前引書，表8——3，第158頁。

[29] Huang ， Yangzi Delta ， PP. 84，125；黃宗智：《長江》，第83、127頁；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tatistics ， p.314。

[30] Huang， Yangzi Delta ，p.89；黃宗智：《長江》，第89頁。

[31] 關于長江三角洲18世紀時的小麥產出，見姜皋前引書第10頁（上）；參較Li Bozhong ， Jiangnan ，p. 124。感謝艾仁民提醒我進一步說明總產與凈產的不同。

[32] 見李伯重引葉夢珠17世紀末語（Li Bozhong ， Jiangnan， p. 52）。關于稻麥兩熟制，見同上書，第52—53頁。20世紀30年代的系統數據表明，松江府超過60%的耕地種植了棉花，太倉為40%—60%，而嘉興為20%—40%（Huang ， Yangzi Delta ，圖4，第26頁；黃宗智：《長江》，第25頁）。

[33] Huang ， Yangzi Delta， pp. 46，84；黃宗智：《長江》，第46、84—85頁；吳承明編前引書，第390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以下簡稱《土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頁。

[34] 如果我們把伴隨水稻耕種的副業生產（主要是用稻稈搓制草繩）所需勞動——每新加坡需要8天也考慮進來對這一數字加以修正，比率將仍然達10：1（Huang ， Yangzi Delta， p. 84；黃宗智：《長江》，第84頁）。

[35] Li Bozhong ， Jiangnan ， pp. 9095，148；Huang ，Yangzi Delta ， p. 79；黃宗智：《長江》，第79頁。或5：1，如果我們將草繩制作算入的話。

[36] Allen 前引文，第99頁。

[37] Huang ， Yangzi Delta，附錄的表B.2，第342頁；黃宗智：《長江》，第340頁。

[38] Huang ， North China，附錄的表B.1，第322頁和表C.1，第327頁；黃宗智：《華北》，第330——331、337頁。

[39] 英國的數字基于瑞格里的314萬“農業人口”的數字和艾倫的356萬英畝“總農業用地”的數字(Wrigley前引文，第700頁；Allen前引文，第104頁)。長江三角洲的數字系由1.25英畝的平均農場規模除以5口人的平均家庭人數得出。或者，如果我們估計1200萬總人口中1000萬人為農業人口，而使用的耕地總面積為250萬英畝的話，可以得到同樣的數字。

[40] E. Boserup，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 Chicago: Aldine ， 1965，第4、5章。

[41] 英國的小麥產出采自Allen 前引文（1994）表達式5.7，第112頁。這里的18世紀英國溫徹斯特（Winchester）蒲式耳（35.238公升，不是相當于36.3678公升的帝國蒲式耳）與中國的石（100公斤）——二者均為容量單位——之間的等量重量磅數當然只是大約數字。英國史學家一般采納1蒲式耳小麥相當于60磅重量，亦即每石170.4 磅；這與中國1石稻米的重量（160市斤或者176磅）相當接近。我感謝羅伯特·艾倫為我澄清了英國的度量單位。

[42] Huang ， Yangzi Delta，pp. 84——85；黃宗智：《長江》，第85頁。

[43] Li Bozhong ， Jiangnan ，pp. 95，148；另參Huang ， Yangzi Delta，p.54；黃宗智：《長江》，第53頁。盡管李伯重自己提供了證據，但他不認為存在內卷。

[44] Huang ， Yangzi Delta，pp.332——333；黃宗智：《長江》，第331——332頁。

第2篇：世界經濟的發展范文

美國金融市場已相對穩定，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也將相對減弱，相對于2012年，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在增多。但是，未來一段時期世界經濟發展仍將面臨一些不利因素，

發達國家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將持續存在，

貿易摩擦也仍將持續。因此，2013年世界經濟增速

將快于2012年，但仍處于低速增長狀態。

一、世界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

1．同2012年相比，債務危機的影響將有所減弱

影響2012年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歐洲債務危機，該地區的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投資者的預期。但在9月6日，這一局面出現標志性的轉機，歐洲央行宣布將在二級市場無上限購買重債國短期國債，雖然這一救助計劃附有嚴格的約束條件，但債務問題繼續向其他國家蔓延的可能性將因此大大減低，并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了解決債務危機的思路，從而增強了各經濟主體的信心，降低了不確定性。

2．美國金融市場穩定，次貸危機的影響逐步消除

美國金融市場趨于穩定，銀行業盈利改善，次貸危機的影響逐步消除。貸款損失準備金下降、貸款及其他資產增長是美國銀行業盈利改善的主要因素。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的最新季度報告顯示，2012年全美7246家銀行及儲蓄機構二季度共計實現利潤34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0.7%，至此美國銀行業已連續12個季度實現盈利同比增長；同時，二季度62%的銀行盈利實現同比增長，僅有10.9%的銀行未實現盈利。與此同時，二季度美國“問題銀行”數量已經連續五個季度實現下降。截至6月底該公司統計的“問題銀行”數量從3月底的772家進一步降至732家，為2009年年底以來的最低水平，“問題銀行”總資產規模從2920億美元下降至2820億美元。

3．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更加重視實體經濟發展

再工業化不僅是奧巴馬政府口號而且也是其重要的政策基點，即使政府的計劃目標不能完全實現，但美國去工業化趨勢已經停止。從現實條件來看，美國也具備再工業化的可能。一方面，美國的勞動生產率較高，在發展中國家工資上漲的情況下一些商品在美國制造業已經或將具備一定成本優勢；另一方面，美國還具有大量剩余產能，2012年10月美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7.8%，低于1972－2010年美工業設備80.4%的平均開工率，這意味著在不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成本的情況下仍可提高工業產出。

4．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將繼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從政策方面看，新興市場國家尚有較大的放松空間。首先，當前印度和巴西等國的基準利率仍保持8%及以上的水平，還有一定的下調余地。其次，新興市場國家財政赤字水平較低，財政政策還有放松的空間。最后，經濟體制的改革將釋放出巨大的經濟增長動力。

從實體經濟方面看，當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仍處于資本積累快速增長的周期，在技術上又可發揮后發優勢，人口眾多且年輕，消費意愿和能力在不斷增強，這也是新興市場國家歷經全球金融危機和發達國家債務危機仍然持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原因。上述因素在短期內不會消失或減弱，并將繼續推動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處于轉型時期，均需要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這也帶動了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因此，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將繼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5．供給改善減輕通脹壓力

首先，2012年美國干旱導致糧食產量下降，這必將促使世界各國更加重視糧食安全，加大農業投入，從而提高2013年糧食供給，在此情景下食品價格將不會大幅上漲。其次，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更強調結構調整和供給管理，從而抑制物價上漲。比如，印度政府在“十二五”（2012-2017年）經濟發展規劃中，強調發展重點放在產品及服務的供給方面，意在防范通脹的同時滿足未來五至十年經濟快速增長的需求。俄羅斯和巴西也采取了類似措施。最后，各國對頁巖氣開發和利用也將增加能源供給，抑制國際石油價格進一步上漲。

二、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

1．歐洲和日本經濟仍將低迷

歐洲債務危機雖現曙光，但現在的政策依然是治標不治本，多年累積的矛盾，如財政赤字問題在短期內難以化解。與此同時，實體經濟的低迷和僵化的用工制度將繼續影響歐洲國家的就業水平。由于人口老化等問題，日本經濟內生動力匱乏，中日經濟關系降溫也將繼續影響日本經濟，預計2013年日本經濟將會負增長，繼續低迷狀態。

2．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短期難以實現

一方面，從全球范圍看，仍然缺乏能夠引領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的新技術革命出現，導致發達國家不可能出現技術推動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從國際合作來看，發達國家不積極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先進技術設備，資金缺乏導致對外援助下降，貿易壁壘卻在不斷加強，技術進步對發展中國家的促進作用也在降低。在此情景下，世界經濟將繼續低速增長。

3．貿易保護影響經濟增長

受經濟增長放緩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因素影響，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貿易保護有不斷加強的趨勢。貿易保護的領域由傳統的戰略型產業向金融、高新技術和新能源等行業延伸，貿易保護措施變的更加隱蔽、復雜且難以量化。經濟理論和實踐都表明，貿易保護不僅不能解決增長和就業問題，反而是實現世界經濟全面復蘇的絆腳石。

4．流動性泛濫導致通脹壓力長期存在

第3篇：世界經濟的發展范文

2010年世界經濟迎來2007—2009年三年危機后的第一個復蘇年。投資持續、內需恢復、貿易強勁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強勁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2010年世界經濟增長率達到5%,其中,發達經濟體國家增長3%;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增長7•3%。但世界經濟整體發展依舊不平衡,2010年下半年世界經濟增幅明顯低于上半年,可以看出,刺激政策效應衰減的痕跡。另外,發達經濟體增速遠低于新興市場國家,潛在的經濟摩擦在所難免。進入2011年,世界經濟仍延續復蘇態勢,但發展不平衡問題仍在延續,同時又面臨新風險的考驗。年初以來的一系列突發事件增添經濟復蘇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西亞北非局勢動蕩,日本特大地震并引發次生災害;原油、糧食以及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增加通脹壓力;以歐洲債務危機為代表的政府公共債務風險對發達經濟體構成威脅。在上述因素綜合影響下,世界經濟下行風險明顯加大。IMF預計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將放緩至4•4%。其中,發達國家受制于失業率高企、財政狀況欠佳以及金融體系尚未穩固等問題,預計經濟增長率為2•4%,較上年放慢0•6個百分點。而新興市場增長相對較快,預計經濟增速為6•5%,但部分國家面臨經濟過熱風險,通脹壓力較為突出。國際貿易強勁增長成為2010年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推動力量。

據世界貿易組織(WTO)2011年4月7日的《2010年全球貿易報告》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球貨物貿易實際增長14•5%,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同期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12•9%,發展中國家和獨聯體國家增長16•7%。同期全球貿易額增長22%,達到18•9萬億美元,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其中貨物貿易額從上年的12•5萬億美元增至15•2萬億美元;發達經濟體貿易額從7萬億美元增至8•2萬億美元,增幅16%。進入2011年,盡管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但對世界貿易的影響尚未顯現,大多數經濟體貿易增長依舊。前兩個月,美國貨物進、出口同比分別增長19•5%和18•1%;日本進、出口分別增長22•0%和15•1%;一季度中國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其中,巴西進、出口分別增長25•3%和30•6%。但從全年看,2011年下半年國際貿易減速的可能性大于上半年。WTO預計,2011年世界貿易量增長率將放緩至6•5%,明顯低于上年,但仍將高于1990—2008年6•0%的平均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4•5%,發展中國家和獨聯體增長9•5%。隨著全球經濟和金融狀況的改善,2010年全球FDI復蘇,全球投資額進入上升軌道。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2010年全球FDI流動增至1•1萬億美元。進入2011年,全球并購市場再度活躍。據Dealogic數據,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價值7841億美元的并購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億美元。這些并購顯示投資者(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投資信心回歸。預計2011年全球并購交易的規模將大大超過前幾年。迄今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規模分別超過150億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達到這樣的規模。預計2011年全球FDI將增至1•3萬億美元,規模有望超過前幾年。

二、當前世界經濟貿易中值得關注的問題

從目前看,世界經濟復蘇仍將持續,但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波動加劇、歐洲債務危機依然嚴峻、中東和北非局勢動蕩、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與核泄漏等次生災害的影響,世界經濟復蘇不確定性有所加大。突發事件的發生必將增加復蘇成本;而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釋放出的復蘇差異,將進一步凸顯兩者之間因失衡而產生的矛盾,貿易摩擦依舊嚴峻;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難題是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要減少政府公共債務和財政預算赤字;對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保證經濟增長與應對通脹任務同樣艱巨。

1.突發事件增添經濟復蘇不確定因素

2011年以來,國際局勢中的一系列突發事件對本已脆弱的世界經濟復蘇增添了新的困擾。中東和北非局勢的不穩定以及由此引發的油價進一步上漲,對經濟活動構成拖累。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地震不僅對日本經濟,對世界經濟同樣造成影響;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又成為世界經濟恢復中新的不穩定因素。突發事件引發“恐慌溢價”成為當前全球經濟復蘇面臨的重大阻力。首先,對油價和食品價格占消費物價的2/3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通脹壓力增加。其次高油價同樣造成發達經濟體進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減少,內需動力減弱。日本史上最強地震,除引發海嘯還造成核泄漏。首先對日本商品期貨、股票市場以及貨幣市場造成極大的即時打擊,日本海外資金開始回流本土;其次,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制造業在全球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是全球供應鏈上至關重要的一環。日本生產供應全球40%的手機和電腦芯片,1/5的半導體產品。豐田汽車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商。索尼集團為世界各國消費者提供電子產品。災難可能使這一產業鏈發生短期中斷或轉移。摩根士丹利研究報告稱,日本大地震或將導致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減少0•5%,達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將“導致日本經濟陷入短暫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預計日本經濟將增長2%。與此同時,日本重建需要籌措大量資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債務是經濟總量的兩倍還多,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而且日本財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沒有過多資源可以利用。這就可能導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資回流,從而引發資產拋售。當然,鑒于日本的進口大國地位,其災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經濟發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開始會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脹壓力加劇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

為應對危機,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超常規的寬松貨幣政策。這些政策雖對救助危機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貨幣過度發行所造成負面后果,在后危機時代,也是政策實施國不得不承受的,這就是資產泡沫和高通脹。自2010年10月至今,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指數上升幅度達15%,糧食價格已經逼近2008年的歷史最高點;國際大宗商品整體漲幅早已超過了2007年巔峰時期,達10%以上。由于中東和北非政局動蕩,日本福島核電站危機,全球原油價格又進入了加速上漲的通道。4月8日布倫特原油價格升至126•7美元/桶,較上年上漲33•6%。利比亞局勢的混亂,西非產油國尼日利亞大選的推遲,可能會導致該國發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劇國際市場動蕩。IMF警告,如果國際市場供應和需求因素持續動蕩,就可能使油價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糧食價格和能源價格上漲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脹壓力進一步顯現。而且通脹正從新興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蔓延擴散。經濟合作組織(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OECD成員能源價格同比上漲12•4%,帶動其成員國整體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了2•7%,再創2008年以來新高。3月份該成員國核心價格指數漲幅為1•4%,也達到2010年3月以來的最高漲幅。在新興經濟體國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漲6%,持續5個月上漲,3月份繼續上漲6•3%;俄羅斯1月份CPI同比上漲9•6%,3月份上漲9•5%,持續8個月上漲;同期,印度尼西亞CPI上漲7•1%;韓國CPI上漲4•1%;中國3月份CPI上漲5•4%,創32個月以來新高;印度3月通脹從2月份的8•3%升至8•9%。面對日趨上漲的通脹壓力,多數國家不得不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新興經濟體國家從2010開始緊縮貨幣,迄今中國已10次上調準備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來已經9次上調利率;2011年3月以來,越南、泰國、韓國等繼續加息。在發達經濟體中,目前美國加息可能性較小,而歐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將其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現行的1%提高至1•25%,這是金融危機后(2009年5月以來)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脹的決心,同時也表明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復蘇出現差異。對于歐洲而言,在經濟復蘇的初級和脆弱階段加息,既加大復蘇成本,又將拖低增長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還加大了市場對加息周期的預期,投機行為和對長期利率即將上升的預期,都將加劇高負債國家的融資成本,對于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債務沉重國家的經濟復蘇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債務負擔嚴重拖累復蘇步伐

為應對金融危機,發達經濟體所使用的財政性政策手段和規模近年來不多見,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須背負沉重的財政負擔,且短期內難以消化。根據IMF最新數據,2010年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達到109•6%,財政赤字占GDP比例為9•29%;遠遠超過債務占GDP60%、財赤占3%的國際警戒線標準。IMF預計,到2015年,主要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將高達122%。在美國,經濟衰退和多年赤字財政政策,使得美國公共債務不斷累積。2010年2月12日,美國總統不得不簽署通過了將債務上限從12•4萬億美元提高至14•294萬億美元。但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最新數據,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國公共債務總額已達14•253萬億美元,距離已提高了的政府債務上限僅剩410萬美元,美國政府可能將繼續考慮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會預算局預計,今后10年,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將攀升至18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77%。赤字已成為美國當前面臨最大、最根本的經濟挑戰,標普將美國的信用評級展望下調,意味著美國將飽受高負債和赤字的折磨。歐洲問題同樣嚴重,繼希臘和愛爾蘭之后,葡萄牙可能成為歐元區17國中第三個向歐盟和IMF申請援助的國家;西班牙、希臘評級被降低,將進一步加重這兩個國家的債務困難。葡萄牙債務危機的惡化促使歐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復購買歐元國債。對于歐元區而言,歐債危機影響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報告顯示,2010年,意大利負債率(政府債務/GDP)高達131%,超過西班牙的72%;法國92%;德國80%。歐盟統計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數據,2010年歐元區國家財政赤字占GDP比例達到6%,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則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況下,為建立歐盟債務危機救助機制,2011年3月份歐盟財長們仍就規模5000億歐元的歐洲穩定機制(簡稱ESM)的協議主要細節達成了一致。這項新救助機制的大部分負擔要落在歐元區強國的身上。救助機制的建立雖然對恢復市場信心有幫助,但同是也會增加歐元區核心國家的負擔,從而拖累歐元區經濟復蘇的步伐。大地震發生期間正值日本政府與財政赤字進行艱難斗爭之際。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數據,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已高達919萬億日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同時預計在2011年4月1日開始的財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債務還將增長5•8%,達到創紀錄的997•7萬億日元,占GDP的比例達到230%。大地震必將使日本政府追加預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難免,財政狀況更加惡化,債務風險也將加劇,政府融資成本也將提高。世界銀行初步估計,日本災后重建所需費用可能高達1800億美元,相當于日本每年經濟產出的3%。重建費用要比神戶地震多5%~7%。

三、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貿易前景

1•美國

受出口和消費者支出穩定以及投資增長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國實際GDP增長達到3•1%,全年經濟增長2•9%,為五年來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復蘇以來,在平均3%的年度經濟增長率中,出口貢獻了大約1•4個百分點。進入2011年,美國經濟數據多數向好。2月份制造業生產指數從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業回暖是美國此輪經濟復蘇中的一大亮點。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環比上漲0•4%,物價上漲依然溫和。3月份芝加哥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70•6,超過預期的70•0。失業率連續四個月下降,3月份失業率從上月的8•9%降為8•8%,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個百分點。但美國經濟復蘇的動能仍顯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訂單出現連續下降,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環比大幅回落,顯示消費者對經濟短期走勢持謹慎態度。1月份20個大中城市平均房價繼續下跌,2月新屋、成屋銷售分別環比下降17%和10%,進一步表明美房地產業仍在苦苦掙扎。此外,雖然就業形勢正在轉好,但較2008年9月時的6•1%失業率仍有很大差距,顯示就業市場仍未能恢復至危機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業機會,遠遠低于預期。與此同時,高油價和日本地震,海嘯和核事故災害也將拉低美國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油價的高企不僅將直接增加相關行業企業的原料和生產成本負擔,還能通過沖擊美國就業市場和加重政府財政負擔的鏈條,將更多的負面影響力傳遞到美國實體經濟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房地產和金融等關鍵行業。美國商務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長初值數據為1•8%,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顯下降。IMF預計,2011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8%,高于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但較年初預期降低0•2個百分點,也低于美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的預計。

2•歐元區

2010年歐元區GDP緩慢復蘇1•7%。其主要增長動力來自歐元區核心國家———德國。2010年德國經濟增長3•6%,是兩德統一以來最強勁增長,而出口大幅增長為其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進入2011年,歐元區整體經濟依然向好。1月份工業訂單同比增長20•9%,為連續第四個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額環比回升0•4%,實現自2010年7月份以來的首次增長;2月份歐元區經濟敏感指數升至107•8點,表明經濟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國依然保持歐元區經濟增長的引領地位,2011年1月份企業信心指數升至歷史新高;前兩個月的出口增長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業率從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目前困擾歐元區經濟的主要障礙,一是通脹壓力增大,2011年1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升3•2%;1月份通貨膨脹率按年率計算達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脹率高達2•6%,連續超出歐洲央行為維持物價穩定設定的2%的警戒線。為此,歐洲央行4月初將其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現行的1%提高至1•25%。歐洲央行預計,2011年歐元區通脹率在2•0%~2•6%之間。二是債務危機繼續困擾歐元區經濟。IMF預計2011年該區經濟增長率僅為1•6%。德國經濟增長率將較上年降低1個百分點。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和西班牙為應對高額債務面臨金融調整,經濟仍無法擺脫低速增長。IMF預計2011年愛爾蘭和西班牙經濟增長率將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臘將分別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經濟強勁反彈,全年GDP實際增長3•9%,創20年來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強勁增長所帶動,后三個季度經濟低迷,第四季度實際GDP甚至環比萎縮0•3%。進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經濟仍呈現出較好的動向,1月份經濟景氣指數繼續改善至106•2,連續3個月環比上升;1月份失業率為4•9%,較2010年平均5•1%的失業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長9•7%,順差上升3%。由于受到東北部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影響,3月起日本經濟出現衰退跡象,3月當月日本工業產值環比驟降15•3%,創下跌幅紀錄。據推測,受災地區經濟規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計,本次災害損失在16萬億~25萬億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損失。世界銀行預計,日本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在1230億~2350億美元,災后重建大約需要5年時間。OECD報告稱,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幅可能下降0•2~0•6個百分點,第二季度的經濟增幅可能下降0•5~1•4個百分點,全年經濟增長將從之前預計的1•7%放緩至0•8%。IMF則將日本經濟增長預期從1月份的增長1•6%下調至1•4%。摩根大通將其對日本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預期從2•2%下調至1•7%,將第二季度的預期從2•2%下調至0•5%,全年增長預期從1•7%下調至1•4%。日本央行預計,2011年經濟增長率為0•6%,在所有預計中最為悲觀。在地震、海嘯、核電危機的連續打擊下,油價高企也將使日本的經濟雪上加霜。但預計負面影響可能將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隨著日本災后重建工作的開始,投資拉動將給日本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

第4篇：世界經濟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對外開放；世界經濟；國際分工

[中圖分類號]F1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801(2008)04-0067-06

我國對外開放已經進入了第30個年頭。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對外開放推動了我國體制改革與制度創新，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和動力，加快了我國融入全球經濟的步伐。目前，我國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有重點的對外開放新格局。隨著國際分工地位的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一系列變化，為擴大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一、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

(一)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突出。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

從世界經濟運行的總體態勢來看，全球經濟失衡具有一定的長期性和規律性。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中國、印度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保持較強的增長勢頭，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盡管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還存在爭議，但新興經濟力量的崛起已經顯現出一定的整體性。目前，憑借著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以及日益開放和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新興市場受到國際資本更多的青睞，開始分享國際分工和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更大利益。從而不斷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和國際經濟秩序中獨領的局面有所松動，世界經濟多極化的發展趨勢逐步增強。在未來的全球治理機制中，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和聲音日益凸顯，新興經濟大國將獲得更多參與國際事務的機會。然而：國際經濟關系的主導權并不單純倚仗GDP的規模，從經濟運行質量、體制的完善性以及處理國際經濟關系的經驗，特別是從金融領域的控制力來看，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革將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發達國家仍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占主導地位，調整、重組甚至是局部的對抗將成為未來國際經濟秩序演變的主旋律。

(二)國際分工形成產業間、產業內和產品內分工的多層次格局

隨著全球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以及貿易、投資自由化趨勢的增強，以商品貿易和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傳統國際分工格局迅速向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型國際分工模式演進，形成動態、多層次、網絡化的國際分工體系。在這種新型體系下，國際分工的邊界由不同產業轉向同一產業或產品價值鏈的各個增值環節，國際分工的接點由產品轉變為要素。在未來的國際分工體系中，大跨國公司作為全球生產和交換的“組織者”作用將更加突出。大跨國公司對未來國際分工體系和國際貿易的控制不僅將體現在對某一技術或市場的爭奪上，更反映在構建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的平臺，并通過這樣的平臺，將內部分工和貿易的觸角伸向世界各個角落。同時，盡管世界經濟的多極化趨勢不斷增強，但由于發達國家擁有的高技術、高素質人力資本等要素具有相對稀缺性，因而，發達國家仍掌握著國際分工格局的主動，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雖然以通過引進資本和技術一定程度上改變要素稟賦結構，但迄今，發展中國家主要以勞動力要素參與國際分工，其所獲得的分工利益也仍然主要是勞動要素的報酬，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劣勢地位將導致其對外來資本、技術和制度安排產生一定的依賴性。

(三)世界范圍內產業融合趨勢增強，產業升級的路徑日益多樣化

進入21世紀，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信息技術在傳統領域的推廣應用使各產業之間的技術趨同性增強，導致產業之間的邊界趨于模糊，三次產業之間特別是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技術和市場重疊化程度顯著提高。產業技術的融合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單一知識及其技術的產業劃分標準，致使“產業融合”逐步取代“產業分立”成為產業演進的重要方式。全球產業結構在不斷融合的過程中，產生強大的后發效應以及更多的學習機會。各國產業結構調整將不再簡單地延續傳統的“農業工業服務業”的線性升級路線，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承接服務外包和服務業產業轉移，適時把產業發展的重點轉向新興服務業領域，實現服務業的超前發展，從而把產業升級帶入全新的路徑，提高產業發展的整體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在國際產業轉移不斷深化的條件下。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的關聯度和開放效應大大提高，逐步形成世界產業結構的大系統，各國產業結構作為一個開放系統，在與其他國家產業結構的互動中變遷。

(四)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次級貸風波”的影響仍不明朗

眾所周知，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匯率制度、國際儲備結構、國際收支協調機制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組織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穩定因素。隨著美元不斷貶值和歐元的崛起，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進一步弱化，全球金融體系的彈性也隨之有所增大，而以“石油美元、亞洲各國央行、對沖基金以及私人股本”為主的新金融元素逐步成為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甚至是主導全球經濟走向的重要力量。在這一大趨勢下，國際貨幣體系的儲備安全、匯率制度的穩定性以及各國收支調節的有效性將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另外，在“次級貸風波”中，主要發達國家的大商業銀行和投資機構損失慘重。累及全球金融業和證券業的穩定運行。目前，各國和相關國際組織對“次級貸風波”影響的判斷存在一定的分歧。一些銀行和咨詢機構認為，目前全球金融業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而另一些觀點則認為“次級貸風波”對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的影響遠未釋放。在這種情況下，主要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紛紛調低全球和各自國家2008年經濟增長率，其貨幣政策的基調也由緊轉松，而在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下，我國貨幣政策的走向卻不斷趨緊，出現與發達國家逆向操作的局面，從而將進一步加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五)能源和資源性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持續在高價位波動

受美元貶值、國際投機活躍以及生物燃料產業迅速發展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近年來，國際市場上石油、糧食、食用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價格持續上漲。如自2005年以來，糧食的國際市場價格平均上漲了80％，糧食短缺已經在世界部分地區引起了恐慌。在需求保持剛性的條件下，日益脆弱的供給體系使國際市場價格持續走高。使未來資源產品的供給彈性縮小。同時，為應對傳統能源價格攀升，在各國政府扶持政策的激勵下，全球將掀起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然而，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在現有技術條件和產業發展模式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仍大量倚重不可再生的資

源，如太陽能電池板、稀土等，從而必將帶動這些要素及其上游產品價格的上升。盡管國際市場能源和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而且也不排除重大技術突破對資源性產品產生的替代效應以及資源利用效率的顯著提高，但資源性產品不可再生的特點決定了其稀缺性將長期存在，未來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將呈螺旋式上升的趨勢，并將在高位持續頻繁波動。能源和資源性產品價格走高一方面將刺激世界范圍內新能源、新技術的開發應用，迫使更多國家和地區加快轉變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另一方面，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食品和能源價格的大幅攀升將部分抵消其經濟快速增長的福利，加劇其宏觀調控和社會保障的難度。特別是對于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大國，經濟增長和加速工業化、城市化造成能源、原材料需求激增，新興經濟國家對分享世界資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對海外市場的開拓力度，對國際資源市場的原有供求格局造成一定的沖擊。

(六)多邊貿易體系中的利益主體多元化趨勢增強

在WTO及各種區域安排的推動下，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主基調不會改變。但由于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以及國際貿易格局中新興力量的崛起，現行多邊貿易體制運行的障礙增加，WTO利益主體多元化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并將直接影響多邊貿易談判議題的設立、談判進程以及未來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使WTO在處理一些新的貿易爭端中陷入兩難處境。目前，在投資自由化、農產品貿易、服務貿易等談判議題中，新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主要表現在：一是WTO成員特別是發展中成員仍大量采用反傾銷、反補貼等傳統貿易保護手段：二是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環境標準也出現被濫用的趨勢。另外，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國家國際影響力的增強以及區域經濟組織的發展，未來多邊貿易體系中將形成更加錯綜復雜的利害關系，不同的談判議題會催生各種形式的利益聯盟，導致超經濟的談判手段不斷向貿易談判中滲透，從而增加多哈回合乃至日后多邊貿易談判的變數。由于WTO倡導的多邊協定的談判模式一再受挫，一些國家和地區轉而采取更現實的策略，積極推進雙邊FTA談判。同時，也將迫使WTO加快改革進程，調整現行的談判規則和模式。從而更好地適應多元化的國際貿易利益新格局。

(七)節能和環保成為各國共同關注的問題

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突出，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始意識到節能和環保的重要性，主動參與相關領域的國際合作。2007年底，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取得了重大進展。通過的“巴厘島路線圖”明確了2012年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并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下，構筑起給全球“降溫”的國際合作框架。全球發展理念和增長模式的漸變將帶動世界范圍內節能和環保技術的創新應用，刺激私人資本對相關產業的投入。同時，對節能和環保的關注還將對各國貿易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環境標準和“綠色壁壘”將成為未來多邊貿易談判的重要內容。目前，通過國際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問題已成為世界共識。然而，由于各國在資源儲備、技術水平以及消費理念等方面的差距，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甚至同為發達國家的美國與歐盟之間在這一領域存在較大分歧。盡管近來美國關于減排問題的立場有所松動、但美國在有害氣體減排等議題上不會對國際社會做出很多積極的承諾。美國的這種態度與歐盟各國形成較大反差。以法國和德國為首的歐盟主要國家積極推動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合作，其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意愿也比較明朗。但歐盟這種作法是以其可再生能源和減排技術等方面的優勢為支撐的，主要目的是為歐盟企業進入發展中國家環保產業和減排市場創造條件。同時，發展中國家雖然意識到節能和環保的重要性，但受制于資金、技術和經濟發展的需要，這些領域的制度建設和投入嚴重滯后。并與發達國家之間在減排目標及其權利與義務安排等方面產生了諸多矛盾，而這些分歧和矛盾將直接影響未來有關國際談判的進程。

二、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對我國經濟發展和開放環境的影響

(一)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互動性不斷增強

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中的“中國元素”凸顯。世界銀行的分析指出，2007年中國已成為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雖然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環境容量縮小等因素給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和結構轉型帶來了一定的壓力，但總體來看，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中積極因素居多。可以預見，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化和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高。中國經濟仍將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并將在日益廣泛的范圍內對世界經濟增長產生更重要的影響。同時，由于中國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密，世界經濟的風吹草動將不同程度地影響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定。受美國“次級貸風波”、美元貶值、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石油和糧食價格上漲等全球因素掣肘。我國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加大，出口產品成本控制的難度增大。其中，單純利用中國低成本勞動力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外商投資加工貿易企業，將有可能遭遇撤資風潮，進而對部分地區傳統出口產業的發展和就業造成一定的沖擊。反過來，作為世界制成品出口大國，中國出口成本和價格的上漲也將直接影響世界制成品市場的供求關系，導致相關進口國消費者享受的“中國制造”紅利減少。

(二)全球價值鏈的形成為我國產業升級帶來新的機遇

目前，我國進入了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又一重要歷史時期。價值鏈的全球整合為我國實現結構優化、轉變增長方式帶來新的機遇。一是憑借30年來確立的優勢，勞動密集型產業仍是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重要領域。在這一領域。隨著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我國企業將逐步由被動接單的“代工者”加快向具有完整配套體系、一定自主設計開發能力和談判能力的合同制造商轉變；二是面對結構調整、城市化和消費升級帶來的巨大國內需求，我國鋼鐵、汽車、石化、建材、工程機械等行業的擴張勢頭十分強勁，企業“走出去”的意愿增強；三是在高技術領域，在充分發揮我國已擁有的組裝能力和規模優勢基礎上，通過承接更高層級的產業轉移，我國高技術產業將由最終產品加工制造逐步向上下游的研發、設計、營銷、技術支持和售后服務等價值鏈的核心環節或高增值環節滲透和輻射；四是在新型全球價值鏈上，生產環節和服務環節日趨融合。雄厚的制造業發展基礎和強勁的國內需求為我國發展生產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三)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面臨全方位的“軟制約”

盡管我國積極采取各種措施平衡貿易關系，但短期內出口增長出現較大幅度回落的可能性不大。隨著我國出口市場份額的擴大和競爭力的提高，不僅進口國的相關企業會感受到來自“中國制造”日益明顯的競爭，而且與我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國家和地區的原有出口市場也受到一定沖擊。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仍將是全球反傾銷最大的受害國之一，資源

和制造業領域的貿易摩擦仍將頻繁發生，甚至有可能出現為局部的貿易戰。而在國內企業“走出去”、加快國際化的進程中，由于普遍缺乏海外運作經驗，不了解國外的商業法規，在知識產權保護、定價策略、并購活動、經營方式等方面，國內企業也屢屢受限。更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服務領域開放進程的加快以及信息技術的普及應用，我國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的聯動性大大增強。由于我國銀行、保險、證券等行業的對外開放和市場化程度較低，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較弱，加之參與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能力和制度建設相對滯后。勢必對我國相關領域的穩定運行造成一定的影響。

三、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思路與政策建議

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實現的。對外開放既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順應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分工深化、國際競爭加劇、國際經濟合作日益緊密的歷史潮流。我國對外開放采取了漸進式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我國各領域、各地區的開放程度并不均衡，導致政策運用能力參差不齊。其中，外貿政策和外資政策相對比較成熟，而匯率政策、資本市場政策、競爭政策以及國際協調策略則存在不同程度的滯后：東部地區外向型經濟比較成熟，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仍主要依靠優惠政策。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及其影響來看，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外部環境總體上是有利的，但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針對對外開放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從而進一步明確了對外開放的政策導向。這既是中國和平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理性選擇。我國應在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對外開放的新模式。提高對外開放的整體水平，滿足對外開放不同層次及其階段性變化的政策需求。

基于以上戰略思路，充分考慮和預判對外開放新形勢下的各種風險和不確定因素，應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

(一)逐步確立對外貿易均衡發展的政策目標，完善對外貿易管理體制

隨著我國貿易順差存量以及外匯儲備的增加，我國貿易政策的目標應由單純追求出口規模和貿易盈余。轉變為優化外貿結構、提高出口效益。這不僅有利于增加國內消費者福利，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外部壓力，緩和與主要貿易伙伴的摩擦。為此，需對我國的進出口制度進行全面整合，構建與WTO規則相吻合的新型外貿體制。應著眼于形成動態比較優勢和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將合理的產業保護、規范的進口限制、溫和的出口鼓勵以及適度的貿易救濟相結合，使我國貿易制度的定位趨向中性化，具體政策手段趨向彈性化、柔性化。

(二)積極引導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2004年以來，國家對加工貿易采取了穩定、控制、適度收縮的政策，限制低層次加工貿易的發展。盡管存在諸多問題，但不應全盤否定加工貿易對吸納就業、擴大出口、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而應積極引導加工貿易的升級轉型。一是繼續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嚴控高耗能、高污染的加工貿易項目。避免低水平的項目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防止中西部地區出口發展重復東部的老路；二是鼓勵高端加工貿易的發展，增強國內配套能力。提高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和附加值，增強加工環節向產業上下游輻射的能力；三是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采購、訂單、庫存、交貨等環節的管理，改善加工貿易發展的微觀機制。

(三)加快自主創新，進一步優化貿易結構

從長遠來看，一國國際競爭力的形成和提升歸根結底要依靠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掌握產業發展的關鍵和核心技術。在研發創新活動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我國應實行開放、集成式的創新模式，充分利用科技要素全球流動的機遇，有效吸納、利用、整合國際創新資源，在國際合作中改善創新機制，增強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為此，應依據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改進完善技術標準體系。加強自主技術創新和自主品牌的培育。同時，綜合運用出口退稅、進出口信貸、信用擔保等政策工具，加大對自主創新產品出口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力度。在此基礎上，積極推進服務業的全面開放，大力發展生產業和服務貿易，發掘對外貿易新的增長點。

(四)創新利用外資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

今后，應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為首要目標。改善利用外資的結構。首先，加強對外資并購的監管，規范外資并購活動。引導外資并購，參與企業治理結構優化與產業升級；其次，以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為契機，鼓勵企業開展軟件、電信、金融、設計等服務外包業務，加快服務外包的人才培養，形成一批外包產業基地；再次，地方政府要根據經濟發展的環境、土地、能源指標，制定合理的“招商選資”標準，明確外資項目的進入條件。對有意轉移和撤資的外資企業做好法律咨詢、資產清理維護、區域間政策協調等善后服務工作。同時，完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并購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執法力度，維護外商投資的合法權益，有效遏止跨國公司的不正當競爭活動，督促跨國公司踐行其應盡的社會責任。

(五)加快對外投資和國際合作方式創新，支持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

目前，政府對境外投資項目重審批、輕服務，主管部門的事后監管缺位。今后，政府應充分利用經濟、政治和外交手段為中國企業海外發展創造條件，幫助企業預判和掃除國際關系中的障礙，促進資本的雙向流動，全面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轉移中的地位，形成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一是加快制造業和資源性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促進產品原產地和原材料供應地的多元化；二是在通過外援等方式鞏固傳統市場的基礎上，加強市場開拓，提高勞務輸出和對外承包工程的質量和水平；三是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開展跨國并購，參與全球資源和價值鏈的整合，加快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跨國公司；四是積極推進外經貿主管部門、地方政府、行業協會和駐外使(領)館等機構的聯動，建立完善支持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服務體系。

第5篇：世界經濟的發展范文

在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世界經濟格局的主體是發達國家，是強國和大國，而發展中國家則發生了分化，一些發展中國家加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少數幾個發展中大國成了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只是這個格局中的附庸部分。看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形式又是怎樣的呢？

發展中國家面臨著高科技革命的挑戰和全球化的外部影響及內部政治經濟問題的困擾，發展經濟可謂是既有有利條件又有不利條件。關鍵得看如何處理。發展中國家發展近代化起步一般較晚并且都不是內發型，經驗不足同時又面臨著日益復雜的國際局勢，可以說是先天不足，后天失養。國際競爭的加劇使得發展中國家的處境更加危險。發展中國家面臨著以下四種趨勢：1、邊緣化趨勢。2、外切化趨勢。3、分裂化趨勢。4、從屬化趨勢。在這樣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應采取新的對策以提高自身發展的能力，依靠發達國家并非長久之計，依靠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也并不可靠。既然原有的發展基礎被削弱了，那么發展中國家應該積極利用新的條件，加入全球化而不趨同于別國，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謀求發展、富強。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需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正確認識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全球化現已成為現實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問題是決策者如何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總體來看，全球化給我們帶來了空前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在帶來經濟和社會進步等機會的同時也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發展中國家應清醒地認識到與全球經濟接軌未必就能改善經濟狀況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應該認識到，全球化首先是世界發達國家的發展而引起的，他們是全球化程度最深同時也是全球化最大的獲益者。發展中國家只是處于全球化的非核心部分或全球化之外。發展中國家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決定自己參與世界經濟的程度，不能按照全球市場或國際多邊體制設定的目標處理自己與世界經濟的關系。

第二，形成自己的發展模式。從歷史我們可以看出，二戰后，凡是經濟發展較為成功的國家，都基于本國國情制定了不同于常規的發展政策。所以，發展中國家要有真正選擇和抵制一面倒的發展模式。具體包括對內：1、正確處理內向發展與外向發展的關系。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在積極推進外向發展的同時，學會保護自己，趨利避害。必須把外向發展與內向發展巧妙地結合起來，并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增強，逐步放開國內市場；必須根據本國生產要素的相對優勢，不斷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增強對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2、在經濟體制上，正確處理國家干預和市場調節、國有經濟和私人經濟的相互關系。3、在經濟發展戰略中，在追求經濟高速發展時，要根據本國國情，正確處理各個產業部門之間，國民經濟中重大比例關系。4、在經濟改革調整的同時，必須相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指：（1）要有一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良好的政治環境：（2）要有一個廉潔、公正、有效率的政府機構；(3)要建立一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政治改革的當務之急，從本國的國情出發，建立健全的公務員制度，完備的法律制度，正常的遴選制度，廣泛的群眾參與制度和對政府權力機構與干部的有效監督制度。

對外：加強發展中國家的合作，爭取建立國際經濟和政治新秩序。國內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加強，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基礎。雖然現在發展中國家已發生了變化，團結的基礎已不如以前。因此，在目前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之間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努力消除相互之間的歧見和分爭，盡力加強相互之間經濟政治合作；應加強“七十七國集團”和“不結盟國家組織”等協調機構在國際上的作用；應爭取務實的做法，積極發展發展中國家之間區域性和次區域性的經濟合作；最后，應該在不放棄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目標之下，首先就南北之間的一些緊迫問題進行談判，力爭取得發達國家更大讓步。

第6篇：世界經濟的發展范文

人類發展的歷史伴隨著人類對能源的持續的開發利用與替代的歷程。人類從原始社會的鉆木取火到核能等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經歷了幾次重大的替代過程， 其中主要包括火的使用，蒸汽機的發明與煤炭的使用，內燃機的發明與石油的使用，以及現階段正在推廣與普及的核能，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其中每一次能源結構的變化與替代都伴隨著人類生活習慣，社會結構，以及世界各國經濟地位的巨大變化。從目前的經濟發展對能源的消耗形勢來看能源的供需缺口將越來越大且由于化石能源具有不可再生和污染物排放過多的特性， 人類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將越來越凸顯。目前，在所有新能源中，核能是能源效率最高的一種能源， 但是由于福島核電站事故等一系列安全問題， 世界各國對發展核能產業的態度一直變換不定。因此在這個世界能源轉型與國際經濟秩序重新建立的關鍵時刻，我國要如何選擇，是否該能抓住核能產業發展機遇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能源替代與經濟發展歷史

1. 火的使用與早期人類發展。火的發明與利用結束了原始人類茹毛飲血的生活，是將人類與動物區別開來的重要轉折。人類通過摩擦取火不僅改變了飲食結構開吃加熱之后的熟食，更為重要的是火種的普及為人類大范圍使用自然界中的干柴等原始初級的生物質能源提供了可能。而這種初級能源的使用又使陶瓷，金屬等材料的燒制與冶煉成為可能，進而逐步擴大了早期人類可使用工具的的范圍，促進了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此外，能源的使用也增強了人類對自然環境變化的適應性以及抵抗氣溫驟降等自然災害的能力，為人口的穩定與經濟增長提供保障。

2. 煤炭的使用與英國經濟的崛起。煤炭能源的開采與利用是人類歷史上第二次對能源利用的飛躍。源于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使用蒸汽機的時代，但是由于木材等初級生物質能源的燃燒效率比較低無法滿足人類對蒸汽機使用的需要，因此人類對一種新的更有效率的能源的需求變得十分迫切。煤炭的開采與利用就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了。之后又以燃煤蒸汽機為基礎，人類發明了蒸汽式火車，蒸汽式輪船等新式交通工具，改變了人類出行方式并且大幅度提高了人類出行與運輸的便利程度。另外，燃煤蒸汽機還被用于礦物的開采與冶煉，紡織，造紙等不同的生產部門，極大的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由于機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人也導致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革。英國得益于首先對燃煤式發動機的研發與利用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極速上升(潘榮成，2016)，美國及歐洲其它國家也得益于技術擴散迅速發展成工業化國家。而當時中國與印度當時還處于農業社會，由于沒有及時搭上第一次能源與工業革命的快車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迅速的衰落下去。在第一次工業革命與燃煤式發動機大規模利用之前的十八世紀中葉，中國還遙遙領先的占據著全球GDP 的三分之一還多，此時的印度也在世界經濟舞臺上占據重要的位置， 其GDP 約占全球總GDP 的四分之一， 而同一時期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主要國家的GDP 總和約占當時全球GDP 總和的五分之一略少。而到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束，燃煤式蒸汽機大量使用之后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此消彼長的作用下，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主要國家GDP 總和已經與中國GDP? 基本持平，都各占全球GDP 的約三分之一，而此時的印度GDP 已下降到占全球GDP 五分之一還不到的程度。由此可見，能源產品及技術的替代與更新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

3. 石油的使用與石油經濟。石油的發現，開采與利用是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對能源利用的飛躍。人類在1859 年首次發現石油這種能源產品，從此以后直至今天石油一直都是對全世界各個國家而言最重要的能源資源。石油被廣泛的用于各行各業，比如被生產加工成汽油，煤油驅動以內燃機為動力的汽車，飛機，輪船等交通工具;再比如被加工合成各種化工原料用于制造纖維，塑料等有機化學材料。這些化工與運輸材料的進步給人類生產與生活帶來了巨大便利并且改變了人類的生產與生活習慣。雖然石油是一種極為重要的能源資源，但它在地球上的分布卻極不均勻。以中東地區為例，富含石油資源，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出口石油獲得大量的石油美金為各產油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足夠的資金支持，改變了產油國及附近區域的經濟結構。20 世紀70 年代，得益于石油經濟，中東地區產油國平均年GDP 增長率都在接近10%的水平(黃民興，1996)。此外，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的幾次石油危機均在不同程度上導致了世界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各個國家為了保證本國的能源安全也都運用過各種外交手段， 可見能源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是被全世界各國都有認可和重視的。

三、核能的發展與地位

根據2015 年統計數據， 核能， 約佔全球消耗量的4.4%，水能， 約佔全球消耗量的6.8%，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總共約佔全球消耗量的2.8%。國際能源署預測到2030 年全球對能源的消耗量將更加劇烈， 其中對化石能源的絕對需求量在上升，但是從能源結構上來看全球對化石能源的需求比例是下降的。這部分對化石能源需求的下降要由其他能源來填補。

1. 核能發展現狀。全球擁有核電站數量最多的國家是美國，根據2015 年統計數據，其擁有99 座。而核電占國內發電份額最高的卻是法國，約占75%。原本日本擁有的核電站數量也很多， 但是受到福島核事故的影響其數量在陸續減少。除此之外以中國，印度，俄羅斯為代表的大型發展中國家也擁有一定數量的核電站，發達國家中加拿大與韓國也擁有一定規模的核電站。而除法國外，核電發電量占國內總發電量比較高的國家大多集中在北歐和東歐地區。其中北歐地區的國家包括比利時、瑞典、芬蘭等國;東歐地區的國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烏克蘭、匈牙利等國。總的來說，全球現存核電站數量大概在440 座左右，總發電量大概在2 346 193GWh。占世界新能源消費總量的70%左右。

2. 其他新能源發展現狀。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能發電占全球總發電量的比例十分低，根據2015 年統計數據，這三種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總和大概占全球總發電量的7%。但是，風能發展速度卻很快，據估計，在未來十年風力發電可為全球發電總量貢獻越10%的電力。目前人類利用太陽能主要是通過光伏發電技術將太陽能轉化成電腦進行利用。根據2015 年統計數據，全球累計光伏裝機發電容量約為230GW，生物質能源是污染極少的可再生能源，它可以被轉換成多種形態進行利用，其中包括泥煤，秸稈等能源產品。目前生物質能源發電在全球總發電量中所占比例較少，大概只有3%，樂觀估計在未來十年內其所占比例至多增長至5%。

3. 核能的優勢與核電產業近年來遇到的挫折。通過對比可以看到，雖然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種類繁多，但在能源供給與消費上占主導的還是核能。高效能的核能提供了超過70%的新能源消費量，這大大超過了其他新能源的能源供給量。因此，把握好核能產業發展的先機對把握新一輪能源替代的世界潮流至關重要。

就在世界各國都看到了核能帶來的好處競相發展核電站的時候，2011 年日本大地震卻引發了福島核事故。就在福島核事故當年，日本即宣布要有計劃制定政策進入零核電時代。2012 年日本頒布了《能源基本計劃》和《原子能政策大綱》，計劃在2050 年達到完全零核目標。然而作為能源匱乏的國家，核電的退出以及增加的能源進口也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在2014 年，在進行抗震和抗海嘯的技術改進后日本最終還是決定重啟川內核電站的兩個核能機組。然而在2015 年日本又關閉了五座正在運行的核電發電爐， 在民間呼聲與政府政策博弈之后，日本政府暫時決定將核能供應比例定在占全部能源消耗的20%左右。

由于日本福島核事故，除日本外的其他核電大國的核電政策也都有短暫的動搖。歐盟在福島核事故后立即啟動了對歐盟地區核電站的抗地震， 海嘯等自然災害以及?抗恐怖襲擊等人為災害的檢測， 但檢測結果并不讓人滿意，因此在正式提交檢測報告的2012 年6 月歐盟各國并未就是否繼續發展核能發電產業達成一致。歐盟二十八個成員國中有十四個國家擁有核電站， 其中以擁有58 座核電站的法國為代表的大部分有核電站的國家支持繼續發展核電產業。但德國、瑞典、比利時、捷克、瑞士一直以來都堅定的支持棄核計劃。雖然矛盾重重，但是2016 年歐盟能源機構還是擬定了繼續發展核電的計劃，可見核能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能源供應上的吸引力。除歐盟外，美國、俄羅斯、韓國、印度、加拿大等核電大國也都對本國的核電安全進行了細致的評估，在評估后這幾個國家均表示會繼續大力發展核電。

四、我國能源利用現狀

1. 我傳統能源的儲采情況。以每平方公里土地蘊含能源的儲量為標準衡量，跟據2015 年統計數據，中國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約六成，因此總的來說在世界范圍內比較我國可以算是能源儲量豐富的國家。相對優質的石油與天然氣儲量分別只占世界總儲量的5.4%，煤炭占到了全球總儲量的約50%。但是由于我國對能源需求量巨大，因此開采速度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 年到2012 年，我國對煤炭石油天然氣為主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量平均年增長率達到50%以上。根據2015 年統計數據，我國煤炭的產量約為36.8 億噸，石油的產量約為2.15 億噸，天然氣的產量約為1 344 億立方米。因此，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還是需要積極開發和利用可以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的替代能源，保證我國經濟安全快速持續發展。

2. 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現狀。我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利用還處于初級階段。根據2015 年統計數據，我國新能源提供了全國一次能源供給量的9%。革開放之前， 但是核能發電真正商業化直到20 世紀90年代中期才開始。根據2015 年統計數據，我國大陸地區的在運核能發電站總數為30 座， 裝機容量約26 849MW，并且正有另外24 座在建設中，全球在建的核電站總共66 座。

(2)我國其他新能源發展現狀。我國風能利用研發最早始于建國初期，但是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才開始商業化運作。我國風力資源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區以及南方沿海地區，發電量排全球風力發電量第一，約14 536 萬千瓦時。在未來十年我國風力發電裝機容量預計還將增長一倍。我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我國大部分地區太陽能資源豐富的現狀，這些太陽能資源主要被用于光伏發電。我國對光伏發電的技術研究起始于改革開放初期且光伏產業發展速度極快， 到2007 年我國就已經成為光伏電池產量最高的國家。但是由于成本及需求方面的因素，我國2005 年之前大部分光伏產品都用于出口， 后來隨著國家政策的變化我國國內光伏發電裝機容量在逐漸增加，到2015 年我國光伏裝機容量已達到4 318 萬千瓦。我國地大物博生物質資源十分豐富， 我國可利用的生物質能源量大概包括主要產自廣大農村地區的秸稈，沼氣等以及主要產自城市的生活垃圾等。但是我國真正利用到的生物質能源還不到可利用量的0.5%，近些年來我國正在加快生物質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3. 核能在我國能源發展中的重要性。

首先， 我國目前的能源消費結構與世界整體能源消費結構還是存在一定差異的。根據2015 年統計數據，我國一次能源的消費中占比最多的是煤炭，占比約為40%。這個比例遠高于世界平均煤炭消費比例。我國消耗的這些煤炭中大概有一半用于發電，轉化為電力消耗，另一半用于直接燃燒消耗。與其他化石能源相比較，煤炭燃燒所產生的環境污染物更多，再加上我國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導致了嚴重生態環境破壞。其次為石油，占比約為20%。從所占比例來看，我國消費石油與天然氣的比例與世界平均水平還相差很遠，雖然這兩種能源的燃燒效率都比煤炭更好， 排放的污染也更少。從以上這些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很依賴煤炭， 這樣的能源結構不利于環境保護與節能減排且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我國能源結構面臨著從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向可持續利用低污染的新能源轉變的問題。

其次， 與世界整體情況類似， 我國雖然地大物博，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清潔能源資源豐富，但是其能源提供效率與經濟發展整體對需求還是存在一定差距。而核能發電效率非常高，排放的溫室氣體只有煤炭發電排放溫室氣體的1/6。因此，核能高效低碳的特性決定了其在我國新能源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

最后，核電產業的發展需要配套設施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帶動核電站所在地經濟的發展。而我國現階段仍面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因此，內陸核電站的建立對于我國經濟均衡發展有很大的好處。

五、世界能源發展對我國重啟新建核電項目的重要啟示

1. 繼續發展核能發電產業。從能源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可以看到， 能源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歷次能源革新的過程都伴隨著不同程度的生產力上升與世界經濟格局變遷。對于一個國家而言，要想在世界經濟舞臺中脫影而出并保持不敗的地位就需要抓住每一次歷史的機遇。在世界能源短缺與轉型的現階段，傳統的化石能源的不不可再生性以及我國缺少優質化石能源的特性都導致了我國對可替代傳統能源的新能源的迫切的需要。人們對環境問題也愈發關注。傳統化石能源在燃燒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與各種污染，因此，在全球節能減排的大環境下，核能發電低污染，高效能的特性使得發展核電產業變得更加符合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的需要。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抓住歷史的機遇，是我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第7篇：世界經濟的發展范文

一、從企業理論角度理解的民營經濟

我首先認為，民營經濟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被正式提出并被大家所認可，一定存在著一種與客觀相對應的獨特的經濟物質形態，因此，它一定能夠被理論所解釋。民營經濟的概念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中是很難找到的。因為在市場經濟的世界里，民營經濟就是經濟活動的主體，西方經濟學的一切前提都是以民營的經濟為基礎。從經濟學的一般意義上講，民營經濟就是按照商業原則和市場規則運作的微觀經濟組織形式。從產權和企業理論的角度看，民營經濟至少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民營經濟一定是以贏利為唯一目標的。即它完全是依市場原則來運作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這同國有企業有時需要承擔一定的非贏利性任務相區別；第二，民營經濟治理結構的形成是建立在純粹經濟利益關系基礎上的。不管民營經濟的產權結構是多元的還是單一的，其產權關系一定是比較清楚的。在這種產權關系和產權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治理結構，基本能夠代表各方出資人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并會形成較為合理的約束和監督制度，這同國有企業建立在產權關系不明晰基礎上的政府化、家族化傾向的治理結構形成鮮明對比，也同一些純私營企業單一的產權結構以及家族化治理結構不竟相同；第三，民營經濟擁有較為靈活的內部用人和分配激勵機制。由于民營經濟必須時刻面對市場的檢驗，只有持續不斷地實現贏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民營經濟會在人員的使用和配置上盡量做到人盡其才，拒絕冗員，并通過激勵、監督等有效的控制手段挖掘其最大潛力。而國有企業的內部用人和激勵機制，由于種種原因現在仍然無法按照經濟原則實現有效配置。由此可見，民營經濟并不完全等同于私營經濟，也并不完全不包括公有經濟。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不同，它有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制約，與市場機制自然和諧，在追逐利潤最大化動力的驅使下，會導致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不斷的技術創新。

依據以上的理論和現實情況，我認為，目前我國的民營經濟大致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1.私營經濟。包括個體私營工商戶和私營企業；2.外商獨資企業；3.合資企業中外資控股的企業；4.改制后的國有企業、鄉鎮企業；5.非國有控股企業；5.非國有控制的企業，如被租賃、托管出去的國有企業等等。這些經濟形態從不同側面體現了民營經濟的某些特點，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民營經濟體系。不難看出，我所劃分的民營經濟其范圍是比較廣的，并不僅僅限于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外資，而是包括了相當一部分民營化了的原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把這部分經濟包括近來，不僅有助于揭示我國民營經濟的本質，同時也有助于準確把握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和發展動向。同時，如果將其統計在民營經濟的范圍內，就會使民營經濟的實有規模大大增加，我想，至少應在現有數目的基礎上擴大10個百分點左右。

二、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確實取得了長足發展。據統計，截止2001年末，我國的民營企業已發展到3000萬家，年產值超過5萬億元人民幣。僅就私營企業而言，已達202.85萬戶，比2000年增長15.14％。注冊資本18212.24億元，比上年增加4904.55億元，增長36.86％。從業人員2713.86萬人比上年增加307.37萬人，增長12.77％。在過去10年間，個體私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從不到1％達到20％以上，平均每年提高近2個百分點。極具競爭活力和創新能力的民營科技企業已達到20多萬家，據科技部2000年對計入統計的86000多家民營科技企業的調查，企業長期員工已達560萬人，技工貿總收入14639億元，實現利潤1005億元，上交稅金780億元。這些指標近幾年來的年增長幅度都超過30％。現在總收入超過億元的民營科技企業已有2214家，其中超過10億元的187家，超過20億元的76家，他們已經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截止2001年12月底，全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39萬多個，合同外資金額7459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954.69億元。2001年全國新批準外商投資企業26139家，比上年增長16.01％，合同外資金額691.91億美元，實際使用金額達到468.46億美元。可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但是，民營經濟的發展道路又是何等曲折。即使發展到現在，民營經濟仍然困難重重。概括地講，目前民營經濟發展遇到和存在的問題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營經濟面對著來自方方面面的非國民待遇。主要表現在1.市場準入方面的非國民待遇。據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的介紹，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和開放程度較高的廣東省，即便是一些已經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產業領域，民間投資也很難進入。在廣東東莞當地的80個行業中，允許外商進入的有62各，占75％（外商也屬民營經濟），而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的只有42個，不到50％。據悉，某些主管國有企業的部門曾在內部指示，要求所屬企業不許同私營企業打交道。2.銀行貸款方面的非國民待遇。保育鈞指出，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自身積累和借貸，甚至有不少來自地下錢莊。目前，民營資本70％是自籌，從國有銀行獲取的貸款不足30％。據中國人民銀行在2001年下半年對貸款滿足率的調查，企業反映為68.5％，金融機構反映為81.6％。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中，私營企業反映最低，雖然私營企業貸款滿足率反映僅為60.4％，但仍低于平均水平8.1個百分點，屬于最難獲得貸款的弱勢群體。民營經濟實現的產值已超過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其他經濟創造價值的總和，但銀行卻對它們在貸款上施以種種歧視性限制。3.稅賦和法律發面的非國民待遇。在稅賦點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嚴重的所得稅重復計征，法律方面主要是民營企業在各類產權和產權關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護，往往在事件的裁判上更多地被歧視。4.觀念上的非國民待遇。主要指人們在長期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對民營經濟的各種偏見，最根本的在于民營經濟很難與社會主義制度完全相容，民營經濟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基礎，只能是一種“邊緣性經濟”。等等。

第二，某些產業領域內的民營企業數量多、規模小、技術落后，過度和不當競爭嚴重。有資料顯示，民營經濟產業分布變化的特點如下表所示（以私營企業為例），主要集中在第三和第二產業。

全國私營企業產業分布概況 單位：％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第三產業 28.2 29.7 34.7 44.4 45.8 48.5 50.8 53.5

第二產業 71.8 70.3 65.3 55.6 53.5 50.4 47.9 44.8

第一產業 　 　 　 　 0.7 1.1 1.3 1.7

資料來源：《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78～199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由于民營經濟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加之國有經濟逐步從競爭性產業領域的退出，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廣大競爭性行業的主力軍，但是，由于這些行業的進入壁壘多數比較低，因此，造成大量小型民營經濟的進入，并形成互相殘殺的惡性競爭局面。適度的競爭對于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淘汰落后肯定是必要的，但無限度的惡性競爭則會使本來就弱小的民營資本遭受致命打擊。這種情況在某些地區和行業表現的最為明顯。前幾年煤炭行業中出現的私營小煤窯遍地開花，造成煤炭行業因惡性競爭的全行業虧損，以及引發后來的一系列小煤窯傷亡等安全事故頻發的現象。所以，如何組織民營經濟的生產經營，形成合理規模和有序生產，已成為解決這些產業領域或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

第三，民營經濟的信譽度差。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市場經濟處于萌芽階段，規范市場和競爭秩序的法規不成熟、不完善，民營企業的不正當競爭問題十分突出。一些民營企業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進行商業賄賂、商業欺詐、低價傾銷，轉移、隱匿、銷毀違法財物等等，一方面造成嚴重不良的社會后果，另一方面大大地毀壞了自身的信譽。從深層次上看，民營經濟遇到的上述各種歧視和非國民待遇，多少同其較差的聲譽有一定關系。那么，民營經濟要想有進一步的發展，解決其聲譽問題就不可回避。

第四，一些民營企業的治理結構不盡合理。民營經濟的治理結構理論上講能夠做到合理，但是，現實的情況并非如此。一些民營企業采取了家族式治理模式，而一些民營企業則采取了兩權分理式的現代企業制度模式。事實證明，家族式治理不見得沒有效率，兩權分理式也不見得沒有問題。問題是一些企業應當采取分離制衡的模式，而它卻仍然是家族式的。不過民營企業采取現代企業制度已成為一種趨勢和基本取向。據統計，截止2001年底，全國私營有限責任公司已發展到137.99萬戶，比2000年底增長26.95％，凈增加4個百分點；占私營企業總數的68.03％，比上年增加了6個百分點。

三、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對策

無疑，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力量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理論研究和決策者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縮短這個期限，并找出其有效的發展路徑。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重視：

第一，確立以發展民營經濟為基點，聯帶其他經濟（包括國有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的新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民營經濟的戰略性定位，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也在不斷地調整。體制改革的早期，民營經濟被定位在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后來，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將非公有制經濟由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肯定了民營經濟（或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體制框架內的合法地位。但是，現在看來，對民營經濟的這種定位已經不能滿足其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既然民營經濟注定會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而且，目前民營經濟已經占據了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并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那么，我們必須從戰略的高度重新考慮民營經濟的定位問題。時至今日，我們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是集中力量改革舊有的不合理的管理體制，改革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以圖實現原有體制的逐漸蛻變。這是一種典型的漸進式“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實踐證明，這種模式對于我國早期改革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我國微觀經濟已經轉換到基本依據市場原則運轉的今天，改革和發展的重點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沒有實質性調整，就是一個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問題。我的觀點是：以發展民營經濟為戰略和政策基點，以市場化為基本原則，把重點轉移到加速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和制度的建設上來，舊體制的改革要在新體制的塑造過程中逐一解決，但新體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如果這一模式能夠被確認，那么，民營經濟就會獲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戰略環境。首先，可以確立人們對民營經濟是經濟增長主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成份定位的新意識，逐步消除民營經濟只是邊緣經濟的錯誤看法；其次，從法律和政策制定上會針對民營經濟發展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和規范，一些歧視性政策也會得以糾正。再次，民營企業家也會安心、大膽地發展事業。果真如此，民營經濟遇到的問題就會逐步化解，民營經濟的更快增長就會成為現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盡早完善起來。

第二，發展民營經濟的路徑選擇。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民營經濟生產與發展的歷史。且不論民營經濟在中國已有很長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個體工商戶和私營經濟的重新出現標志著中國民營經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再生。后來外商合資企業、獨資企業的出現，進一步擴大了民營經濟的陣容。隨著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改革的深化，一些處境困難的中小型國有企業通過各種方式逐步實現了民營化，經濟發達地區的鄉鎮企業也迅速完成了民營化的改造，據調查，鄉鎮企業中有83％至86％已成為私營企業或股份合作制企業。如江蘇省到2000年底，已有93．2％的鄉鎮企業實現了改制，其中大中型鄉鎮企業的改制面也達92．5％。改制后全省鄉鎮企業的資本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非集體資本所占比例已經由1998年的51．6％上升到74．5％。這兩股力量的加盟，使我國民營經濟的實力大大增強了。民營高科技企業的快速崛起，給民營經濟輸入了新鮮血液帶來了活力。我想，以后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壯大，離不開對以前發展路徑的依賴。以前的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外商獨資、合資企業、民營化了的鄉鎮企業、國有企業仍然是我國民營經濟進一步拓展的基礎和發展原動力，它們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逐步強大起來。另外，在全球一體化和國有企業進一步從競爭性乃至一些壟斷性行業退出的大背景下，更多外商在中國設立獨資和中外合資企業，特別是鼓勵外資對國有企業的并購改造，以及促使更多的國有企業，包括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從而在增量上擴大民營經濟的規模，提高民營經濟的檔次，將是一條十分重要的路徑。

第三，促使民營經濟自身的制度改進，實行現代化管理模式。目前許多民營企業特別是一些私營企業多數是由出資人實行家族式管理。這種方式在起步階段具有凝聚力強等優點，但它的局限性，如家長個人決策，接班人世襲，任人唯親，產權封閉等弊端，已經制約了民營經濟的發展。雖然說現代企業制度并不排斥家庭企業，但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那種落后的家族式管理方式的弊端已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根據世界企業發展的歷史經驗，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企業法律的不斷完善，企業制度和企業管理也會走向現代化（mansel g.blackford,1998）。也就是說，企業新制度的采用與企業的規模大致成正比。我們已經看到，近幾年我國民營企業已經出現了依照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改制的傾向。當然，私營經濟選擇什么樣的企業體制和管理方式，要由企業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選定。不過，對那些具有一定規模且產權多樣化的民營企業，要幫助它們在企業內部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促使其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從而改善、提高他們的決策水平和決策效率。

第四，民營企業要重視自身信譽的塑造。誠信是市場經濟的基本信條，只有注重聲譽，誠實守信的企業，才能在市場交易的多次博弈中獲得最大利益。民營企業特別是一些私營企業曾有過不守信用的短期行為，敗壞了民營企業的聲譽。因此，民營經濟的發展要求民營企業家們在重新塑造自身信譽上作更多的努力。從產品質量、售后服務、契約履行等方面著手，逐步取信于客戶、取信于消費者。

第五，為民營經濟籌資和投資的社會化創造條件，鼓勵民營經濟積極開展資本運營。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經濟系統，過去，民營經濟封閉的產權模式顯然不能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要求，也不便于民營企業充分利用市場經濟在投融資方面的好處。隨著民營經濟產權模式的轉換，政府應當在民營經濟同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進行聯合、參股、改組，組建企業集團方面給予鼓勵和支持。同時，也要為優秀民營企業進入資本市場提供便利條件，逐步消除民營企業在上市方面的非國民待遇。特別是在配合消化龐大的非流通性國有股、實現國有股減持方面，鼓勵民營經濟的參與，使民營企業通過收購國有股而進入資本市場，這是一件一舉兩得的事情。

第六，重視發揮民營企業家、職業經理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作用。我國民營經濟過去的高速發展，與民營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及有效配置資源的人力資本分不開的。鼓勵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當然應當重視民營企業家乃至職業經理的人力資本。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為發揮企業家潛能方面創造條件，比如在貸款、投資及用人等相關政策上給予優待。

第七，通過行業協會方式，強化對民營經濟的引導和管理。民營經濟主導的經濟不同于計劃經濟，不存在部門管理，但不能沒有行業管理。在施行行業管理上，也不能采用過去那種命令式的管理模式，只有通過行業協會的方式加以引導和自律。政府通過行業協會傳達國家的方針政策，表達政府的意圖，行業協會通過對本行業內企業的督導、督察，規范其行為，促進其進步和提高。

主要參考文獻：

1.mansel g.blackford:"the rise modern business in 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japan",the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1998.

2.楊叔進：《中國：改革、發展與穩定》，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

3.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0）》，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

第8篇：世界經濟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結構調整;需求結構;收入分配

2010年,從31個省區市由當地人代會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看,只有3個省市GDP增速定為8%,其余都在8%以上,平均增速達10.3%,許多省區仍把增投資、上項目放在首位,沒有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放在首位。[1]客觀上講,目前我國最突出的矛盾不是總量問題和速度問題,而是經濟結構的失衡問題,已經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目標的實現。

一、當前我國經濟結構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 需求結構失衡

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目前,我國需求結構呈現投資膨脹、消費低迷和出口依賴的失衡局面。投資膨脹是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近幾年我國的投資率始終處在40%以上的高位,2009年達到46.8%,比世界平均水平(20%)高出1倍多。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大國的投資率一般為20%―30%左右,如美國的投資率一直低于20%,即使日本在上世紀60―70年代高速增長的重化工業階段也只有32%。[2]

2008年實施的4萬億投資計劃目前已進入收官階段。從實施手段看,主要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擴大政府投資、刺激社會消費等來實現總需求的擴大。這種通過新增的巨大的國內公共設施及商業投資抵消了海外對出口商品需求的銳減,減少了全球經濟衰退帶來的影響。但是也產生了負面效應,導致政府運行在債務經濟的基礎之上,貨幣發行增加,形成通貨膨脹壓力,不利于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同時,通過擴大政府消費增加社會總需求的做法容易形成路徑依賴,使得赤字規模越來越大,擠壓民間資本的投資。由于經濟刺激計劃中89%的資金投入到基礎設施中,只有8%投入到支持消費的措施中,結果導致投資缺乏有效需求的支撐,名義上雖然促進了GDP增長,但是也形成了大量沉淀資本,事實上在透支未來的經濟增長。

投資和消費是此消彼長的關系,過高的投資對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而消費是投資的最終目的,缺乏消費的支撐,投資無法持續,經濟穩定健康發展也難以實現。另外,我國投資結構的失衡也使投資效率呈下降趨勢。統計表明,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加額所帶來的GDP增加額與投資增長速度呈負相關關系,即投資增速越高,邊際GDP效率越低。大量投資也造成了資本深化過程中的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投資不斷增長在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有其合理性,但是投資率過高,投資結構又不合理,而消費對經濟的驅動力明顯不足,導致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極為不利。

消費對經濟增長起著基礎性作用。近年來,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步上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穩步上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2003年的5.25萬億元上升到2009年的12.5萬億元,增長超過一倍。雖然我國消費水平增長較快,但是從消費率來看,卻呈現逐年下降趨勢。1981年消費率為67.1%,1993年消費率跌破60%,為59.3%,2006年跌破50%,為49.9%,2008年下降到48.6%,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水平。事實上我國消費總量占GDP的比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低的,“金磚四國”中的巴西、俄羅斯和印度2007年消費率分別為75.7%、67%、64.9%,投資率較高的日韓歷史上消費率最低時也在60%―70%。在居民消費率方面,我國的差距更大。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8%,到2008年下降到35.3%,30年間下降了13.5%。而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7年中等收入國家這一指標為60%,我國僅為34%,差距達到26個百分點。[3]

我國的總體消費力與經濟大國的地位十分不匹配。據瑞士信貸銀行2007年的研究報告分析:中國2006年的消費額僅占全球消費總額的5.4%,只與意大利消費額占全球的比重相當,大大低于美國(占全球消費總額的42%)。國際經驗表明,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當消費率超過60%時,才能支撐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國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明顯存在波動中持續下降的趨勢,制約經濟的均衡增長,嚴重影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我國經濟運行的另一特征是外貿依存度過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向型經濟不斷發展,進出口貿易大幅增長。1996―2007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逐年增長。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出口出現萎縮,但由于經濟刺激計劃的推出,經濟仍能保持高增長。但是,總體上看,我國的外貿依存度依然偏高,1978年為8.9%,2007年達到66.2%,不僅高于發達國家,而且高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2008年和2009年,由于人民幣升值和國外需求萎縮,我國的外貿依存度急劇下降,2009年降至44.2%。[4]

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源于出口導向戰略,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導向型特征更加明顯,出現了對外貿易順差和出口雙增長的局面。2003―2008年間,我國出口平均增速達到24.8%。2008年我國出口額居世界第二位,達到14285億美元,占世界出口總額的8.9%,經常項目順差從2003年的458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955億美元,外匯儲備從1994年的4032.5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末的19460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4]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導致宏觀經濟容易受到國際經濟周期性波動和偶然性突發事件的干擾。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就使得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受到挑戰,也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戰略性契機。

(二)收入分配結構失衡

經濟結構失衡下的消費低迷與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不無關系。目前我國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問題仍很突出,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由改革開放之初1978年的0.331上升到2008年的0.466,已超過0.40的國際警戒線水平。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主要表現為:部分壟斷行業收入明顯偏高,2008年,最高行業平均工資與最低行業平均工資相比高出4.72倍;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如果再考慮教育、醫療等公共品的供給差異,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差距更大;地區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在1978年,東部的城鎮居民收入是西部的1.6倍,現在已經擴大到2.3倍;另外,由于腐敗和地下經濟產生的大量灰色收入也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

當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還不盡合理,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占比上升。1992―2008年我國GDP年均增速為10.4%,而同期財政收入年均增速達19.2%。[5]1993―2007年在我國GDP比重中,政府收入占比從17.0%上升至24.5%,企業收入占比從19.8%上升至24.6%,而居民收入占比卻從63.2%下降至50.6%。[6]

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向資本所有者傾斜明顯。1996―2007年,資本收入的份額占GDP的比重從35.7%上升到46.1% ,增加了10.4個百分點。勞動報酬不斷下降,根據統計數據,1978―2007年,中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了6.9倍,同期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增長了5.9倍,而同期的社會平均實際勞動報酬僅增長了5.3倍。勞動報酬增長不能與經濟增長同步,導致資本對勞動的侵蝕,嚴重制約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三)城鄉結構失衡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30年來增長了8.16倍和7.35倍,到2009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已達到17175元和5153元(見表1)。然而,在城鄉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時,城鄉收入分配失衡的問題卻日益嚴峻,城鄉收入差距呈現逐漸擴大的趨勢。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從1983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1.82∶1上升到2009年最高點3.33∶1(見下表),如果考慮到價格指數,其差距更大,遠高于發達國家通常的1.5∶1。城鄉絕對收入差距更是在不斷擴大,2008年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已經超過1萬元。

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一直呈現持續快速增加的趨勢,但是,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長更快,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9年的17175元,增長了49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9年的5153元,增長37.57倍,[7]明顯落后于城市居民的增長速度。城鄉居民收入失衡還體現在城鄉居民收入結構失衡愈加明顯。農村居民收入過度依賴勞動收入,占比超過90%,而城鎮居民對轉移性收入的倚重在進一步提高。[8]

城鄉結構失衡還體現在教育就業、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方面。農村的社會事業和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人均占有教育、科技、文化資源明顯少于城市,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水利、防震減災等配套設施遠遠低于城市工業;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中央財政預算中社會保障開支中只有非常小的部分投入農村社保。城市職工大多擁有失業、醫療、養老和住房等社會保障,而在全國近9億農村人口中,仍有7億多農村人口幾乎未能享有最基本的社會保障。[9]

(四)產業結構失衡

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伴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其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到資源能否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產業結構正向合理化方向發展,第一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且內部結構逐步得到改善;第二產業的比重經歷了不斷波動的過程,但長期穩定保持在40%―50%之間;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處于緩慢上升的過程之中。

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仍存在比例失調問題,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仍有一定距離,主要表現在:第一產業基礎薄弱;第二產業內部結構失衡,重工業比例偏高,高技術產業發展不足;第三產業發展滯后,2009年,我國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2.6%。按照世界銀行數據,近年來,中等收入國家服務業比重為53%,高收入國家服務業比重為72.5%,低收入國家服務業比重為46.1%,我國服務業發展明顯滯后,[10]現有產業結構已經不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趨勢,必須進一步調整優化。

二、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導致需求結構失衡的因素

投資、消費和出口的非均衡狀態有著復雜原因。投資的快速擴張,既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因素。近年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速,房地產投資持續擴大,投資率也不斷隨之攀升,而地方政府強烈的投資擴張動機是推動投資上升的主要因素。由于地方政府官員的晉升實際上主要由上級組織決定,地方官員作為“有限理性經濟人”,為了得到上級政府的賞識進而得到提拔,傾向于采用直觀和易于為上級識別的數量型經濟增長模式,扭曲要素價格并忽視外部效應,從而使投資需求過度擴張。所有這些人為的要素扭曲正是這種由晉升激勵主導的惡性經濟競爭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說,晉升錦標賽是中國粗放和扭曲型經濟增長的制度根源之一。[11]

以間接稅為主的財稅體制也是投資膨脹的動因之一。在擴大建設規模過程中,地方政府通過土地批租獲取出讓金,強化了擴張傾向。我國中央投資與地方投資的構成已從1995年的27.3%:72.7%發展為2007年的11.2%:88.8%,在中央投資比重持續下降,地方投資越來越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地方政府擴張投資的趨勢成為推動投資率上升的重要根源;預算軟約束也加劇了投資膨脹。由于追求投資規模,忽視投資效率,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不能充分發揮,使勞動力、資本、土地和資源的要素市場價格扭曲。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居民收入是消費的基礎條件。消費率持續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系統性的,這種系統性的原因根植于那種重視投資價值勝于重視家庭收入的發展模式。近年來,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低于GDP和投資增速,GDP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政府財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但工資占GDP的比例卻在下降。全國分配率明顯偏低,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平均在12%―16%之間,加上工資額30%的福利,則在15%―20%之間,而經濟發達國家普遍都在54%―65%之間。職工的可支配收入少,使得居民消費傾向不穩定。農村居民收入偏低,導致占有消費市場重要部分的農村居民消費不足,也制約了消費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國外需求萎縮,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結構性矛盾開始出現,危及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目前我國的出口產品構成中,低附加值產品居多,在國際產業鏈中處于低端。出口的產品往往沒有自主知識產權,沒有自己的品牌和營銷體系,高速增長的經濟中有相當一部分收益通過資本收益、知識產權收益、品牌收益以及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收益流到國外。

對出口導向戰略的制度激勵主要是我國的匯率制度和出口退稅機制。在匯率制度方面,匯率水平較低,人民幣長期被低估,強化了出口導向模式。在出口退稅制度方面,我國最近幾次提高了對紡織服裝的出口退稅率,雖然起到了增加出口的制度激勵作用,可是也延續了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出口戰略,為改變外貿依存度過高的局面設置了障礙,從長遠看不利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導致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因素

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我國選擇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分配關系出現了失衡,初次分配導致的收入差距就已經產生。在我國的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高,企業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勞動報酬卻不斷下降,這是違背一般收入分配規律的。實際上勞動對國民收入的貢獻是逐漸上升的。根據西蒙•庫茲涅茨的研究,西方國家國民收入中物質資本的貢獻率已從45%下降到25%,勞動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則從55%上升到75%,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資本是經濟發展和國民收入的決定性因素。在我國,由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對較低,就不能完全依賴政府的再分配調節功能來解決分配全過程中的公平問題,必須在初次分配階段就要注重公平問題。

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另一原因是再分配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國現行的財產稅制很不健全,個稅設置缺乏科學性,高收入階層負稅比重低,弱化了對個人收入的調節功能,造成了收入的逆向分配。2007年實行的納稅申報制度讓中產階層成為納稅增加最多的群體,工薪階層納稅額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60%,而私營企業主等高收入階層所占比重幾乎下降了50%。當前迫切需要完善再分配機制,防止“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

(三)導致城鄉結構失衡的因素

長期來我國經濟結構的突出特征是城鄉二元結構,原因在于改革開放前我國基本上實行帶有城市偏向性的制度安排,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這種明顯歧視農村的制度導向源于建國后我國實施的重工業化戰略。國家通過城鄉價格剪刀差的形式,犧牲農業發展和農民利益支援工業化,使得農村最基本的要素農產品和土地不能按照市場價格定價,農民無法獲得合理的市場報酬,農民收入低且增長緩慢,導致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農民的最終消費。

1979年以來,我國城鄉制度改革收效甚微,一方面源于這一系列制度的歷史路徑依賴(歷時關聯),增強了制度系統的耐久性,另一方面則是這一系列制度相互之間的共時關聯進一步增強了這一制度系統的惰性,這就使“帕累托次優的整體性制度安排因各制度元素的互補性仍將呈現耐久性和穩固性。”[12]盡管中國的農業人口數量巨大,但是在集體行動的巨大成本壓力下,城鄉二元制度結構逐漸剛性化。

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必須進行制度變遷。制度變遷不僅取決于可能產生的制度凈收益(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改進),還取決于利益重新調整的難度。即使新制度效率更高,受益于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會通過各種方式阻撓制度創新,除非新制度對他們更加有利,導致制度變遷難度增大。這解釋了低效制度長期存在的原因,也部分解釋了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固化的客觀現實。因此,只有統一制度導向,通過強制性制度變遷淘汰落后的逆向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失衡現狀。

(四)導致產業結構失衡的因素

我國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既是數量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果,又反過來阻礙了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化邁進,產業結構剛性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逆向安排,導致產業結構調整存在一定障礙。

產權制度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是明顯的。產業結構難以優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以往我國在結構調整中重視增量改革而忽視了存量調整,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滯后。另外,由于重化工業對GDP增長貢獻作用明顯,在地方政府GDP政績考核機制下,推動重工業發展的制度激勵效應明顯,導致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重化工業發展傾向仍在強化。

此外,由于對產業發展速度和規模的追求,產業結構逐漸呈現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傾向。通過技術水平的升級,原來的資源投入型等產業逐漸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但這種轉變如果過快會抑制就業容量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資本替代勞動的傾向,造成結構性失業,不利于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三、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一)加快需求結構調整

我國需求結構的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必須以擴大消費需求為突破口,重點解決投資驅動強與內需和出口驅動弱的矛盾,保持適當的投資和出口規模,同時擴大消費,讓消費、出口、投資均衡增長。保持合理的投資規模和均衡的投資結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國的投資和積累仍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實現工業現代化的必經階段。保持合理的投資規模是必要的,但是必須對投資結構進行調整,降低重工業比例,增加向戰略新興產業領域的投資。另外,必須提高投資效率,激活沉淀資本,發展民間投資,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第二,提高勞動收入,擴大消費水平。在當前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背景下要擴大消費需求,必須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比例,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同時要加大對企業違反勞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建立合理規范的工資遞增機制。此外,要擴大保障性住房的投放,消除高房價對消費的擠出效應。第三,深化外貿體制改革。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建立起內生性外貿機制,從單一出口創匯的外貿目標轉向進出口均衡發展。要把“請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建立起“低損耗,高效益,雙向互動,自主創新”的“精益型”對外開放模式。要降低外貿依存度,減少國際經濟波動的負面影響。

(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消滅收入差距,追求收入分配的事實平等,這是一個遙遠的夢想。但是,追求收入分配的相對平等則是我們現實的選擇。既要通過發展經濟做好社會財富這個“大蛋糕”,還要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切好分好“蛋糕”,從而促進經濟穩定健康協調發展。第一,矯正偏向企業和政府的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改變資本所得上升、勞動所得下降的局面,提高勞動者報酬比重,保持勞動利益與資本利益的平衡。第二,深化財稅制度改革。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增加對低收入階層的轉移支付,擴大對貧困階層的社會保障范圍,實現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強化稅收對社會分配的調節作用,建立公平的稅負機制,最大限度地確保社會分配公平,防止兩極分化。第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為核心,對原有社會保障體系進行制度創新,如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險制度、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和低收入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等。

(三)加快城鄉結構調整

我國城鄉結構失衡與城鄉制度性供給差異有關,必須改變對農村的制度歧視,統一城鄉制度導向。第一,促進城鄉要素的合理流動。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打破現有城鄉就業壁壘,真正建立起全國性城鄉一體化的雙向流動就業管理制度。大力提高勞動力素質,而不是單純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盲目資本投入。依托城鄉資源,引導信貸資金向農村基礎設施傾斜。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管理制度,實行合理合法的土地流轉制度,讓農民分享土地市場流轉帶來的經濟權益。第二,積極推進農村城鎮化進程。完善農村小城鎮發展政策,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提供有效載體,避免過度涌向大中城市。第三,大力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加大農村教育資金的投入,健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避免因財政分權導致的地方教育投入不足。發展農村醫療衛生事業,推行農村醫療衛生體制改革。

(四)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

加進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是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消耗型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向以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第一,加快推進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全面提升產業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更快更好地轉變。第二,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在三次產業的比重,尤其要重視生產業的發展,促進生產率的提高,同時要注重發展面向民生的服務業,增加就業水平。第三,把協調產業結構關系與提高產業結構水平有機結合起來。如把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結合起來,通過提高工業生產技術水平,降低能耗,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改變。

主要參考文獻:

[1]張卓元.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難點在哪里 [J].經濟縱橫,2010(6).

[2]張志剛.加快推進我國流通現代化[N].中國商報,2010-6-4.

[3]常修澤.論以人的發展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J].宏觀經濟管理,2010( 6).

[4]1996―2007年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

[5]余甫功.調整收入分配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J].南方經濟,2010(6).

[6]白重恩,錢震杰.誰在擠占居民的收入[J].中國社會科學,2009(5).

[7]簡新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8]石 磊,張 翼.政策偏向、雙重結構失衡與城鄉收入不均等[J].上海經濟研究,2010(5).

[9]張 秋.城鄉統籌制度的逆向安排及其矯正[J].財經科學,2009(10).

[10].關于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持續發展的幾個問題[J].求是,2010(11).

[11]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7(7).

[12]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The Economy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Jiang Guoqiang

第9篇：世界經濟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知識經濟順德產業結構調整及發展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1)002-138-02

當今世界已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知識創新的日益重要，建立和發展國家創新體系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出現了經濟的知識化的趨勢；同時，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制度、組織、管理創新，依靠科技進步，出現了經濟的知識化的趨勢。這兩種趨勢的結合，就是知識經濟。這兩種趨勢已經并將繼續給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帶來深遠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順德經濟一直處于全國“百強縣”之首，在全球知識經濟背景下，順德將會出現什么樣的發展趨勢，政府將如何應對，是我們所關心并值得討論的問題。

1　順德經濟增長推動產業結構趨于基本合理

順德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總量及增長速度已經位居全國前列。順德經濟增長使居民整體消費結構向“小康型”和“寬裕型”轉變，最終推動了順德產業結構的變化。資料分析表明，順德產業結構中三大產業占GDP份額比較合理(按聯合國規定三大產業中的第一產業以農業為主，第二產業以制造業為主，第三產業以服務業為主)。順德的產業已從傳統的農業產業向第二產業即制造業和第三產業即服務業轉移。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夫的研究指出：經濟增長會導致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基本趨勢是隨著GDP的增長，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下降，第二、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經過多年來各國發展實踐也證實了這一結論，國際上稱為發展的“一般模式”。從順德三十年的發展現實，可以說順德與世界各工業化國家產業結構的變化規律和發展趨勢的“一般模式”基本吻合。

與國內其他地區相比較，順德產業結構是比較先進合理的。特別是順德近年來大力實施“三三三”龍頭企業發展戰略和產品標準化戰略，優化和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培養和扶植新的經濟增長點，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加快工業園區的經濟建設，提升工業經濟發展質量，使順德工業經濟呈現高增長態勢，各項主要經濟指標明顯上升。工業企業增加值、工業總產值增速加快，龍頭企業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一批中小企業迅速成長壯大，規模企業、園區經濟的迅速發展，雖外貿出口增勢減緩，但內需擴大，原材料、能源緊張的矛盾有所緩解。

2　順德的區位和產業優勢

順德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面積806.15平方公里，靠近廣州、深圳、珠海等大中城市，毗鄰港澳，信息靈通，對外經濟交往便利。車流、人流、物流、貨流極為巨大，成為人、物匯集中心和集散地，成為溝通國內外的橋梁，具有相當優越的區位及交通環境。這些條件，已經為大市場、大流通創造了公平競爭的經商環境，吸引著中外投資者。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外，順德在規模經濟、品牌、技術、產業、全球化環境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色。目前順德逐步形成了以日用家電、家具、鋼材、紡織、服裝、塑料等制造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日用家電產業是順德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在全國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順德大力倡導“發展規模經濟，創國際品牌”戰略方針的指引下，順德已有一批名牌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在國內外都享有盛名。順德家電制造業著名商標和名牌產品總數量居全國縣級區域之首。目前，順德家電制造業共有6個“中國馳名商標”，分別是科龍、格蘭仕、美的、容聲、萬和以及萬家樂；19個產品被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認定為“中國名牌”。順德是家電制造業人才的聚集地和家電技術研發的前沿陣地。近500家大中型企業設置了科研機構，這些機構與國內及國際家電頂尖科研機構和著名高等院校掛鉤合作。順德是中國本土和國際家電產業零部件生產供應大本營和OEM基地。從制冷壓縮機、微電腦控制器、磁控管等核心部件，到結構簡單的五金配件，順德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家電產業鏈。順德家電企業的發展足跡由順德逐漸走向全國，走向世界。順德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家在企業發展壯大過程中，已逐步被世界認知和稱道。例如美的集團總裁何享健、格蘭仕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梁慶德兩人均榮獲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教授命名的首批世界經理人成就獎，標志著順德企業家正加速融入世界國際化的征程。

通過以上分析，順德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圈，并融入世界一體化經濟中。在此基礎上，順德比國內其它地區更快地將其經濟活動范圍擴展到全世界，與國外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國際貿易日趨增多，與世界各國經濟間的相互影響不斷加強。由此引起的順德的對外貿易比重和經濟增長不斷增加，這將吸引更多的豐富資源和優秀勞動力涌入。從這個方面來看，順德在知識經濟時代比其它地區經濟發展更具有先天優勢。

3　知識經濟時代，順德產業結構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短時間內順德經濟會有一定的增長潛力，但隨著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相融合的進程逐步加快，全面充分地建立世界自由市場體系，實行國家間貿易平等、自由，按照新的國際準則辦事，那些受政策保護而獲得國內外市場份額的企業將面臨在WTO下減少和消除非關稅壁壘下外國企業進入本國市場的沖擊，除此之外，那些由國有企業獨家壟斷的領域和創造的利潤，隨著外國企業的進入，它們將受到嚴峻的挑戰。總之，全世界新一輪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發展及資源、市場、人才等全球性競爭格局的出現，對順德各企業來說，決不能掉以輕心。

3.1　與全球相比，順德產業結構的不平衡性

與國內各地區相比，順德產業結構還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如果把比較標準和全球相比時，我們可以發現順德與國際之間存在著一定差異。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研究資料：人均國民生產總值4000美元左右的國家，三大產業占總產值比重為9：37：53(摘自《世界發展報告》1997經濟出版社)，而順德是8.6：53.7：37.7。將這二組資料和數字比較后發現，發達國家與順德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正好顛倒過來了，表現出順德三大產業結構的不平衡性，順德第三產業發展比較滯后。這種不平衡性也可以從勞動力在三大產業就業結構的數據中得出同樣的結論，即1999年勞動力分布比例為43：33：24，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為接近的國家為30：28：42。

中國加入WTO后，外界環境將發生極大的改變，進入國際經濟一體化將沒有任何條件限制了。那時，由于我們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給外國企業留下了很大的市場空間，他們將會強占市場，構成對我們的威脅，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我們將面臨的挑戰將更一步加劇。因此，從長期戰略觀點來考慮，順德應加強第三產業的建設和投入。

3.2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努力開拓新興行業

在知識經濟時代，順德要堅持“穩中求進，有效增長”的方針，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堅持把調整產業結構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站在國際市場上同國外高科技企業公平競爭，這需要開拓和發展一些新型行業，即朝陽行業，諸如資訊、IT、地產、旅游、投資等行業，它們是經濟新的增長點。因此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實現產業結構的均衡。

3.3　推動產業結構實現高度化

這是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點和基本方向，其重點是把產業結構的資本密集化和技術密集化過程緊密結合起來，加快高新產業、金融、保險、中介服務、旅游、教育、信息咨詢等新型第三產業的發展，對于間接提高第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技術含量和效益水平具有決定性意義。

4　對產業結構而言，順德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發展有三個重點方向

4.1　加快發展與家電、家具等制造業直接相關聯的配套服務業

家電、家具是順德的支柱產業，要大力發展與之相配套的-工業服務業，如工程裝備配套服務、技術服務、現代物流、工業信息服務、工業咨詢服務以及其他工業服務等，在第二、第三產業融合中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緊密的關聯產業、共享的要素資源、有效的競爭機制，充分發揮順德制造業集群的外部性優勢，培育和促進第三產業服務業的形成與發展，形成相關產業共同進化的機制。

4.2　在制造業方面雙線推進，積極發展高增值和高科技產業

順德在土地、人力和成本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要保持競爭地位，順德必須加快轉向從事較高增值的生產的步伐，有必要維持一個高增值、高科技的制造業環節，維持一個較平衡的經濟框架。在制造業發展上雙線推進：(1)對順德現存傳統產業進行改造，透過科技創新和管理革命使它們轉向高增值產業：(2)發展高科技產業，尤其是生物制藥、環境保護、新材料等順德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

4.3　積極發展資訊科技產業，將其逐漸培育成為整體經濟的主導產業

順德經濟較為開放，與國際市場聯系密切，資訊及通訊都比較發達，而順德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對軟件信息產業都有著龐大的市場需求，這些都是順德發展軟件信息產業的重大優勢。

4.4　進行產業結構理論創新

在市場需求中有需求(市場)創新；在科技進步中，有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工藝創新、產品創新；在市場競爭中，有規則創新、組織創新、政策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等。產業結構理論的內在本質是創新，沒有創新，產業結構理論就蒼白無力；沒有創新，就不能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所以順德要保持其競爭力，就必須要進行產業結構理論的創新。

5　建立產業調整與發展的政府扶持機制

這既是政府的行為，也是市場的行為，有利于減少產業結構調整所引發的社會動蕩，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幫助企業進行資產重組和產業轉移；建立和提供各種類型的產業結構調整基金：對退出競爭性產業的企業、破產企業、被兼并企業提供經費支持，核銷債務負擔：對進入新產業的企業、優勢企業，提供必要的金融、財稅支持：實施再就業工程，幫助安置分流職工等。知識經濟時代，更迫切要求順德區委區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經濟法規、科技興企等方面提出政策性指導意見，為順德企業提供更多的服務，為企業搭起寬松、公平的競爭平臺。

6　加快城市化建設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