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倫理困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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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管理倫理困境范文
1、公共利益過于表面化
新公共管理理論倡導是市場化的管理，將公民當作顧客，以顧客的利益為導向，以滿足顧客為宗旨。簡單來說，就是用顧客與企業的關系取代公民與政府的關系。將公共財物交由市場分配，減少政府的職能。這種以市場做為核心的價值觀是不符合邏輯的，過分的選擇相信市場，而忽略了市場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論要求政府進行讓步，將其職能交由市場更是不符合現在政務日益增長的走向。再者，從運用到實際上看，將公共部門職責私有化未必更有效率。私有化更有可能造成公共財產的混亂，進而造成管理的復雜。將公共職責市場化有其優點，但不可忽略的是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和矛盾。
2、“顧客”與“公民”的矛盾
政府的權力是公民賦予的，最高權力的掌控者是公民，這是政府與公民兩者間的關系。而觀之于市場和顧客，市場是基于一個平等交換的概念，雙方不存在地位上的差別。將公民比作是顧客，其本身上就降低了公民在法律上的地位和權利，政府是服務于公民的，但市場不只是服務于顧客。另外，從消費的本質上來說，對于企業出售的產品，顧客只能選擇的是買或不買，但對其出售的什么樣的產品、產品的價格、服務的內容并不能參與決定，本質上是處于一種被動的地位。而就公共服務管理來說，公民所扮演的并不只是被動的接受或不接受服務，更重要的是扮演著一個參與者，對公共服務的性質和內容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把公民當作顧客，以顧客為導向，所造成的是政府對權力的掌控和單向的行使，這與政府存在的本質是相謬的。公民參與政府的決策是行使其權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對政府的有力監督。公民與顧客在其本質上就有區別。
3、“經濟人”假設不能照搬
經濟人假設認為：理性行動者是由自利所激勵；理性行動者是機會主義的、欺詐的、自我服務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他人的；由于這種假設，理性行動者不能被信任。市場中，趨利而避害的“經濟人”比比皆是，公共領域中也是如此，追求名聲、功績、財富的行政管理人員也有，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對政府進行全盤否認。“經濟人”假設過于現實，從而忽略了對人性的探討，悲觀的認為利益本身才是人的行為出發點，否定人文因素的存在。對人性的全盤否定是不切實際的，對公共行政管理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奉獻精神否定，不相信他們能立足于公民，為公民著想，為公民造福，認為他們只是追名逐利的官僚。
二、對新公共管理價值取向的反思
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縮小政治階級的差距、權力下放、賦予下級更大的權力、追求平等，破壞了傳統的行政管理人員任職制度。所造成的是管理制度更趨于政治個人化，對其所期待的公平、公正并無作用，還會導致政府的腐敗，黨派的林立。公共管理和私有管理也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公共管理的立足點在于廣大公民的利益，是通過整合社會資源，合理分配，為公民營造福利。而私有管理的出發點是為企業本身創造利益，是以擴大企業規模，為企業擁有者創造更大利益為主。這就說明了私有管理的方法和模式不能運用到公共管理上。新公共管理理論對于市場機制太過于信任，將資源分配交由市場，忽略掉了市場經濟發展不成熟的表現，削弱了政府的社會責任感，進而破壞了公民與政府的關系，與實現民主的目標背道而馳。
三、總結
第2篇：公共管理倫理困境范文
[關鍵詞]酒店公關管理公關策劃
公共關系,在20世紀80年代初從西方引進我國的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后,迅速傳播和發展,其應用效果在酒店業中表現明顯。
一、現代酒店公共關系管理的主要現狀
經筆者調查,我國現代酒店對公共關系管理,常見的幾種看法是:一是種認為酒店公關就是公關小姐或公關先生要搞好酒店的“表面禮儀”工作;二是種認為酒店公關就是酒店公關部門的人員到外“攻關”——請客、送禮來走后門、拉客戶。三是種是有人認為,酒店公關就是宣傳促銷、促銷商品等。當然,更多人是正確把握了公共關系的概念、本質,認為:公關是營銷的一種手段,酒店公關由酒店營銷部門負責就可以了。
二、現代酒店公共關系管理的成因分析
首先,我們從公共關系的含義來看,公共關系是社會組織為了塑造組織想象,通過傳播、溝通手段來影響公眾的科學與藝術。具體而言,一是公共關系活動的根本目的就是塑造組織形象;二是社會組織通過傳播、溝通手段影響公眾;三是公共關系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從理論上講,公共關系是一門科學;從運作上講,公共關系又是一種藝術。它是科學與藝術的統一體。
其次,從酒店公共關系的基本職能來看,首先是酒店公共關系具有傳播性職能,包括:采集信息,監測環境;組織宣傳,創造氣氛;交往溝通,協調關系;教育引導,服務社會等。其次是酒店公共關系具有決策性職能,主要體現在:咨詢建議,決策參謀;發現問題,加強管理;防患未然,危機處理;創造效益,尋求發展等等。
第三,從酒店營銷工作本身來看,酒店營銷不僅是酒店營銷部門的工作,更應當是酒店所有員工共同的責任。同樣,盡管公關是營銷的一種手段,酒店公關通常由酒店營銷部門負責,但是酒店公關卻是每一位酒店員工義不容辭的責任。
三、現代酒店公共關系管理的創新思路
1.以人為本,強化酒店公關人員素質。要搞好酒店的公關工作,在樹立公關意識的前提下,我認為酒店公關人員的素質是第一位的。因為不論外界環境如何,最終公關工作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是酒店公關的內因。所以酒店公關人員的素質,在某種程度上是公關工作成敗的關鍵。
對酒店公關人員而言,他們不僅應必備公關的基本素質,更重要的是還應具備會策劃、實施等較高素質。由于這些高素質是逐步培養起來的,因而對酒店管理者來說,從制度上進行策劃和調控,不斷強化酒店公關人員素質顯得尤為重要。
2.善于把握媒體效應和名人效應。公關媒體是公關主體和公關客體溝通交流的橋梁,媒體暢通,就意味著信息在他們之間可以共享。如果在某地的一定時間段內,某一種媒體效果良好,形成公關主體應用媒體的首選、公關客體選擇媒體信息必不可少的參考,那么這種情況就形成了某種媒體效應。在此基礎上,若又有名人介入,則其知名度通過名人光環就會更加燦爛,因而就可能會形成名人效應。
對酒店公關人員而言,善于在眾多媒體中選擇具有“媒體效應”的媒體就顯得極為重要;同時對酒店公關人員來說,利用名人效應更是事半功倍。所以,要搞好酒店公關,必須在調查的基礎上,認真策劃、靈活操作,才能較好地把握公關媒體效應和名人效應。
3.準確影響主要公眾。一般而言,每項營銷活動都要找準對象。就酒店公關而言,找準主要公關公眾極其重要,否則,公關活動就會對牛彈琴。因此,公關工作特別是具體酒店的公關活動更要準確地影響主要公眾,影響關鍵公眾,尤其是影響他們的決策。只有這樣,才可以說酒店的公關活動有效果。而這一切都必須精心策劃,用心運作。
4.把握關鍵性問題,正確處理公關危機。一個酒店遇到公關危機事件的時候,是指那種突然發生,公眾輿論反映強烈的、威脅到酒店整體形象和聲譽的重大事件發生之時。作為酒店的經營管理者和公關部門,必須把握幾個關鍵性問題。一是作為當事方,酒店應迅速反映,隔離危機。與此同時,應快速收集信息,啟動酒店“應急”方案。二是應對酒店危機中的公眾進行分析。無論是危機事件的“受害者”、媒體、內部員工、政府公眾、廣大消費者,還是相關團體等,作為酒店公關部門都應認真客觀分析,以期做到有的放矢,使輿論向有利于酒店的方面發展。三是酒店在危機事件中應采取有效地媒介策略。公關之父艾維•李的公關思想核心是“說真話”。因而,我認為酒店在危機中,作為公關部門應讓酒店與公眾間的真實信息渠道暢通,避免更多誤解和流言的產生。最后是酒店也應認真自查,尋找危機的根源,從而進一步完善應急預案制度,增強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5.提高全員公關意識,努力打造全員公關效應。作為酒店經營管理者,要想酒店每一員工在思想上都樹立公關意識、從行為上為酒店公關,必須:一要從酒店管理制度上進行策劃,在酒店管理活動上精心落實。譬如說,新進員工必須參加公關培訓;每年對老員工,搞一次公關檢查與測試,不合格者必須停工學習,通過測試才能重新上崗等。二要從酒店文化上進行策劃,增強員工的歸屬感。作為酒店經營管理者,不僅要關心員工的物質利益有無得到保障,而且更要關心員工是否對酒店信任、是否對酒店有信心和依戀感,從而將個人利益與酒店利益結合起來,促使員工以酒店為家,增強員工對酒店的歸宿感。三要從酒店對客服務工作上進行策劃,強化員工公關行為及其效應。鼓勵員工將公關思想付諸實際工作,打擊公關行為副面影響,樹立全員公關的良好氛圍。
參考文獻:
[1]郭海鷹:逢山開路,遇水架橋—-談公關人員素質[J].探索與評論,2003(05)
[2]孫杰軍:酒店公關策劃探析[J].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12)第5卷第6期
[3]王燕星:公關危機中的兩個關鍵性問題—-從三鹿集團遭遇的公關危機談起[J].中國鄉鎮企業,2004(07)
[4]楊俊:公關危機新探[J],秘書,2009(02)
[5]張培:淺析“全員公關思想”在酒店中的應用,[J].經營管理者,2009(24):207
第3篇：公共管理倫理困境范文
關鍵詞：建筑工程；造價管理；困境；策略
中圖分類號：TU7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064（2017）05-0130-02
1 工程造價管理的困境
1.1 工程投資、決策環節存在的困境
對我國建筑工程項目進行調查發現，很多都存在投資過度的現象，不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工程建設成本。建筑工程造價和成本提高，不僅影響建筑單位的經濟利益，而且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度浪費。所以說建筑工程投資決策階段做好造價控制是至關重要的[1]。
投資決策期間出現工程造價管理問題主要表現在：沒有在建筑工程前期對工程造價進行合理的規劃，甚至參考一些別的工程建設經驗、估算方法等，而不是對其進行總結和提取；沒有采取優化處理而是照抄照搬，不能和自己的工程建設有效的結合在一起，使建筑工程總投資大于預期造價。投資估算在前期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在前期沒有做好投資估算會出現我們經常所說的“三超”現象，而且影響范圍極廣、沒有辦法杜絕，對建設資金的使用不能更好的把控，從而造成資金浪費、成本增加。“三超”指的是結算超過預算、預算超過概算、概算超過估算。因此，工程投資、決策至關重要，這一階段對工程造價的影響率在70%-90%之間；對設計階段對工程造價的影響率是30%-70%；施工階段為5%-30%；竣工階段為0-5%。根據上面的數據就可知道投資、決策階段的重要性，因此，工程造價管理從前期開始就應該重點重視。
1.2 工程設計招標環節存在的困境
（1）設計招標環節做好工程造價管理也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這項工作沒有做好，沒有把招標細化，對工程造價會產生很大影響。施工工程方面與設計圖方面沒有招標，從而使這兩方面缺少競爭力，導致動力的缺失。設計招標環節如果沒有對工程造價進行細化管理與控制，就會造成管理混亂，使工程造價增加，不利于工程的進行。（2）工程造價的設計費不合理會使設計人員失去設計的動力，對于其設計的圖紙不能深入的規劃，最后得不到理想效果，甚至還有可能和采購人員串通提升工程造價，給公司帶來很大的損失和麻煩。（3）很多工程施工單位沒有對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沒有重視招標工作，從而把一些實力較低的施工企業召入本項目工程中，因此出現很多紕漏。比如財務部門，財務部門對經濟方面負責，在工程款結算階段，如果工程項目需要增加一部分費用，而財務部不與配合，就會嚴重影響這個階段的施工。一些實力較低的設計單位在通過招標以后，有可能會因為前期的準備工作做的不足，對工程內容沒有做深入的了解，使設計不夠完善，導致出現很多漏洞。（4）工程項目的設計招標環節沒有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對于一些問題不能有效的跟蹤處理，管理質量無法保證。沒有對材料市場進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使材料的造價過高，從而增加建筑工程總造價。因此，設計招標階段對工程項目建設至關重要。
1.3 施工單位管理存在的困境
施工管理的好壞不僅會影響工程施工進度，還會影響工程造價，因此施工管理至關重要。（1）造價管理意識落后。工程造價控制的模式比較落后，管理制度不完善；制定的工程施工計劃不合理，計劃太表面化不夠深入，存在很多的漏洞，與現實情況不能有效結合；在施工過程中部門的編排不合理，人員分配很亂，整個施工組織結構雜亂無章。對工程造價管理認識不足，不能對工程造價合理控制，尤其沒有重視開始階段的造價控制，而是到竣工階段才重視工程造價；對出現的問題不能及時發現，一旦事情發展到需要返工的時候，將會付出更多的代價，不利于工程造價的管理。（2）對施工現場管理不嚴格。對質量把關不嚴謹，出現大量返工的情況，從而使工程造價提高。對機械設備管理不到位，不注重視設備的日常維護，使其出現超負荷運轉，增加了故障發生機率，不僅影響工程進度，同時使工程造價增加。（3）對施工材料的管理力度不足。沒有建立完善的材料管理制度，對材料進出流水沒有做好記錄，在施工中出現材料浪費和損耗情況沒有采取措施解決，甚至出現丟失、盜竊問題，這些都會增加工程成本。（4）施工人員素質低。施工人員沒有責任心，專業技能不達標，再加上施工人員很多是農民工，教育程度低，導致施工人員各方面的素質參差不齊，為工程管理增加困難，無法為工程造價管理提高人力保障。（5）結算階段沒有進行工程造價控制，對建筑工程的效益造成很大影響，不僅會使工程造價增加，并且使工程造價的管理難度增加。（6）有的施工單位為了賺錢，謀求私立，篡改設計方案增加工程量。一些造價設計人員與施工單位勾結，增加工作量、提高建筑材料的格、重復錄入價格等，弄虛作假、提高預算，從而使工程造價增加，使建筑工程造價管理混亂。
1.4 工程監管存在的困境
工程監管部門在整個工程項目中起著重要作用，對整個工程項目起到監督、管理力度。但是監管部門在實際的工作中，沒有規范參與單位的行為和工作內容，沒有使施工單位各項職能正常發揮，無法保證施工人員的安全。在實際的項目工程中，很多建筑工程監管機構的監管作用沒有發揮，僅僅為了需要存在而存在。由于監管人員的收入普遍不高，專業水平參差不齊，職業道德缺乏，素質普遍偏低，造成其社會地位也不高，使監控部門得不到重視。一些監管人員沒有嚴格的自律性，為了謀求私利對工程驗收方面敷衍了事、放松關卡，讓沒有達到驗收標準的工程也得到了通過，施工單位方面就會出現偷工減料、偷懶耍滑、以次充好的現象發生，最終不能有效控制工程造價[2]。
1.5 設計方案管理存在的困境
（1）很多建筑單位對工程設計造價的管理不足，沒有對設計造價階段有良好的認識。通過調查發現，設計階段對工程造價影響率達到80%，而施工階段對控制工程造價影響率達到20%。所以說設計階段在工程造價中是重中之重，也是在實際操作中所欠缺的。（2）現在的很大一部分設計人員的節約意識不高，他們只是為了工作而工作，不能更多的考慮企業的效益。專業技能水平較低，設計費用的收取沒有一定的標準，設計方案往往都是敷衍了事，從而存在很多漏洞。（3）設計人員的思想比較保守，不能與時俱進，不能更好的與建筑工程造價相結合，做不到對工程造價有效控制，而且在施工的過程中經常要修改設計方案。
1.6 工程造價管理體系沒有與市場機制相結合
建筑行業的發展還存在政府保護地方主義的情況，政府的職能沒有得到改變，造成建筑市場競爭不夠透明化，出現不公平的競爭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工程造價的管理產生影響和限制。我國的建筑工程招標工作一般是以價格為基礎，這樣就會對施工單位的自行報價造成一定的影響。所以，建筑工程造價管理體系沒有市場機制相結合，不利于企業的發展。
2 建筑工程造價管理困境的策略解析
2.1 強化投資、決策階段
投資、決策階段的工程造價管理占的比重比較高，需要對各種投資決策方案進行比較和深入分析，做出正確的選擇，從而使工程造價降低；在投資、決策階段就應該提前把所需要的基礎材料準備好，并且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整合，一定要確保資料的準確性、真實性；要對建筑材料價格、水路、電力等情況進行詳細的分析，并對其進行深入調查，確保相關信息真實準確，絕不能虛假謊報影響最后決策。另外，為了更好的對投資決策進行正確的分析和判斷，不能一個人專權獨斷，要發動大家的力量，充分調動員工積極性、主動性，使員工都能更好的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見解。這樣不但能夠更好的保證公司的利益，降低建筑工程造價，還能使工程造價管理有條理的開展，對建筑工程單位的長遠發展起到重要意義。
2.2 對工程設計招標的應對策略
合同規定的內容要具有程序化和規范化，工程項目在經過中介機構對資質審核以后，按照法定程序以及公平、公開的原則進行工程招標、評標和定標。一般情況下，施工單位的中標價就是工程完工的結算價，如果有變更情況出現，也要按照相關規定進行結算。但是，一些工程經過招標以后，會簽訂合同將工程款按照實際來結算，這樣對工程的施工成本就缺乏控制力度。
（1）在工程設計招標過程中，一定要根據自身的實力，制定出適合企業長遠發展的招標方向和招標對象。企業應該將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為招標主方向。不是說中標項目越多越好，而是要保證建筑工程企業效益和施工質量為目的。（2）在工程O計招標過程中，要對建筑工程的技術、經濟等各項指標進行分析和控制，建立設計招標體系，制定合理設計招標制度，對招標流程進行全面控制，從而制定出合理的、全面的招標方案。（3）要對設計造價進行限制，對設計的內容進行定量分析，不能無限制的提高工程設計造價，要進一步改善設計費用的收費標準。加強對設計圖紙的審核，不能隨便對設計圖紙進行更改，要對設計圖紙變更的控制進行加強。（4）設計人員要主動的學習關于設計招標方面的知識，要對設計人員的工作情況賞罰分明，建立完善獎罰制度，充分的調動技術人員的積極性。（5）在工程設計招標過程中，要確保合同條款和招標文件足夠準確，加強對招標文件編撰的管理。建筑單位要和設計單位進行溝通，不能讓雙方對這兩個文件的理解存在差異。另外，還要將義務與責任在招標文書上得到明確的解釋，招標過程中的造價管理工作做好，以提高工作效率，為工程建設提供條件。
2.3 設計階段的應對策略
設計階段是整個建筑工程的開始，工程設計對工程施工過程起著重要作用，雖然設計費在整個工程造價中的比重很小，但是對影響整個工程項目的投資比重卻相當的高。
（1）要加強對設計圖紙的審核，充分發揮審查部門的作用，設計圖紙一般是不能隨意更改的，整個工程都會根據設計圖紙為藍本去建設，如果在工程進行中對圖紙更改，會對工程帶來很多的麻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仍然會出現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對設計圖紙進行更改，其中一方面由于業主的要求或者施工的需要，臨時增加一些項目，或者施工中需要對施工設計進行臨時調整等，這種情況是必須調整的。（2）制定工程設計標準，對工程設計造價進行限制。由于設計人員自身的原因，沒有深入了解工程的實際情況，對工程實際進度把握不夠，造成設計圖紙與實際情況不符，從而使工程量和成本增加。要加強對設計人員的技術培訓，提高技術水平，對設計方案盡可能不做變更，使建筑工程造價得到有效控制，并讓工程造價管理更加細化、更加有條理[3]。
2.4 強化控制工程預算
工程預算也是影響工程造價的重要因素，工程預算是否合理會影響工程造價的高低。所以說應當根據工程量來進行工程預算，其中施工所用材料、人員配備和工程所需要的設備等都必須參與到工程預算中，嚴格控制施工造價，避免工程預算之外的費用出現。
2.5 強化控制實施階段
對工程實施期間進行深入、全面的管理，并對投入的資金進行限額。根據材料市場制定出成本費用標準，對施工人員進行工作考核，并對其工作項目進行責任制劃分。
2.6 計價定額模式
計價定額模式是把一定的資金和工程量作為基礎，根據市場材料價格和施工人員的工資來計算工程實際消耗的資金。它能夠保證施工各單位的利益，在市場經濟競爭中這種模式非常重要，在國際上也起到重要的影響。
2.7 加強造價人員的管理
管理人員肩負著控制工程造價的責任，應當加強各個部門職員的管理。提高造價人員的素質，加強各部門職員的培訓，從而把工程造價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造價管理人員要不斷的學習造價管理方面的知識，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創新工程造價管理方式，為工程建設提供人力保障。
3 結語
建筑工程造價管理對工程建設成本產生直接影響，高強度的管理能夠提高工程質量，并能給建筑單位創造出很高的效益，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因此，要非常重視工程造價管理工作。在實際的造價管理工作中，雖然會受到各個方面的影響，但是只要對各個環節采取適當控制措施，就能將工程造價控制在合理范圍內，為工程建設提供保障，使建筑企業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劉玉梅.建筑工程招標投標無標底報價的博弈分析[J].價值工程，2015（34）：69-71.
第4篇：公共管理倫理困境范文
所謂公共管理倫理,是指與公共管理行為相關的基本倫理要素及道德規范的總稱。現階段對于公共管理倫理缺失問題的研究主要有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基于公共管理倫理涵義和基于全球公共管理倫理這三種不同的角度。
1·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我國傳統倫理觀念造成了公共倫理觀念缺失的思想和意識困境。一直以來,主流文化觀念對公與私的關系缺乏辯證認識,具體表現在以公私對立、崇公抑私、公私兩無為典型的公私關系的錯誤定位,以重個人修養與家庭成員之間的私德關系而忽視個人對社會和國家的公德關系為典型的公共道德的理解偏差,以私人關系的親情倫理被泛化為整個社會的存在方式、符合情理而不合法理、送禮文化、禮深情重等為典型的公共倫理的理性缺失和以歷經千年的發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文化導致的權力崇拜、與世無爭為典型的公民參政意識的淡漠。[1]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內因在于管理主體既有個人利益追求的自由,同時又掌握著公共權力,因而具有雙重人格;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外因則在于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和缺乏強有力的社會監督與制約機制。[2]
2·基于公共管理倫理涵義的研究。在理論上,公共管理倫理關系在作用路線與表現特征方面不同于權力關系和法律關系,它的作用路線是由個體到群體,因而其表現形式具有顯性化特點,這種倫理關系強調人人平等。[3]但是,在現實中倫理決策的標準差異及非倫理行為的標準差異,往往使公共管理者非倫理行為的產生存在多種原因,并與一定的社會制度、歷史條件和社會道德風尚等因素緊密聯系在一起[4],因而通常難以對非倫理行為的性質做出準確判定。對制度的過分強調和依賴是工具理性擴張的結果,這一結果導致了公共管理主體性喪失。道德責任感、良知和信念作為對主觀倫理性責任的自覺意識,是人們履行主觀倫理性責任的內在動力;制度性責任內在化和倫理責任外在化是體現公共管理責任完整性的重要途徑。[5]主體性的喪失和制度的不完善導致了目前公共管理倫理的缺失。
3·基于全球公共管理倫理的研究。公共管理倫理缺失在許多國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種現象并不為發展中國家所獨有。作為一種對世界經濟政治均有重要影響的社會道德規范,公共管理倫理應當有新的標準,尤其是區域性或世界性標準,以便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打擊公共管理領域犯罪。每個國家的公共管理人員都面對著腐敗和賄賂的誘惑,與腐敗和行賄受賄現象作斗爭是國際性任務,為此必須在自決權、自由、誠實、信任和穩定等各類價值觀上達成共識。[6]
上述三種不同研究角度雖然為本文提供了基本思路,但仍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商榷。一是現階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何從約束公共管理者行為的角度來討論公共管理倫理問題的解決,而很少從組織行為的角度探討如何約束公共管理機構的權力;二是把公共管理倫理觀念缺失歸因于文化落后,對腐敗問題的批判并不是主要針對違法犯罪主體,而僅是針對它們所依存的文化環境,這顯然沒有觸及公共管理倫理問題的實質;三是通過公共管理倫理的涵義這一角度分析問題,而不與中國社會發展特點及其公共管理倫理發展現狀結合,則顯得過于理想化;四是從全球經濟一體化這一角度來探討公共管理倫理缺失及相應標準建立等問題,對于解決中國社會的公共管理倫理問題缺乏現實針對性。
二、我國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主要原因
筆者認為,我國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管理者在對待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時采取了不正當的態度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內因決定事物的本質和發展方向。我國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組織及其管理者在對待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時采取了不正當的態度。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社會心理根源在于人們思想深處充滿了對于公共利益的淡化與侵占的動機,而這種動機的產生是以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管理者的倫理道德水平低下為前提條件的。這種倫理道德水平的低下狀況通常由組織及其管理者所奉行的是非觀念和價值觀念所決定。組織的是非觀、價值觀受組織創辦者所秉承的信念及組織發展歷史的影響,而管理者的是非觀、價值觀的形成則受其個人家庭生活環境、受教育情況和社會工作閱歷的綜合影響。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管理者在人格特質上應當具備在內心深處關心他人、尊重他人,關心公眾利益和公共幸福,具有較強的道德自律和約束能力,具有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管理者在對待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時所采取的不正確態度,從內因層面分析,一方面是公共管理組織的目標、使命、宗旨與社會要求出現嚴重偏差,比如管理者任用方面的失策,只重視能力、勤奮、業績等指標考核,而忽略了對其進行德性與廉潔方面的考核;另一方面則是公共管理者在具體管理工作中對自身道德約束要求的降低。
一般而言,人們都有獲取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欲望,但是持有不同是非觀念、價值觀念的人群,在具體獲取方式上卻存在顯著差異。個人在對待私人財富和公眾財富方面如何看待這二者之間的區別,對于自己不經過努力就獲得的非份之財,是否會面臨良心這個“公正的法官”的審判[7],是否會受到社會大眾的譴責和法律的嚴懲,這些都是公共管理倫理中非常重要的判斷依據。因此,私心和私欲是導致公共管理人員道德敗壞的心理根源。如果公共管理者缺乏一種自省自律意識,那么社會轉型和市場開放就會為這種不良欲望演變為腐敗行為創造條件。社會上存在的公共管理倫理缺失行為,在本質上是社會心理層面的問題,它同時又是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人群的是非觀念、價值觀念等倫理道德層面的問題。
2.公共管理環境中的各種刺激因素成為強化倫理缺失的外在力量
公共管理環境中的各種刺激因素,一部分來自于組織內部環境,如對于人、財、物、信息、政策等資源的控制與調配權力以及由此導致的地位和身份的變化,一部分來自于組織外部環境,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對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管理者潛移默化的影響。組織內部環境誘因,其形成基礎是組織傳統及其文化色彩;組織外部環境誘因,則與整個社會及其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一般而言,功利化組織中的各種誘因比較多,因而對于管理者的影響比較大;而非功利化組織中的誘因比較少,因而對于管理者的影響比較小。公共管理組織一般屬于非功利化的組織機構,其管理者在理論上不應當受社會功利因素的過度影響,但是在功利化色彩不斷向這些組織滲透的社會發展階段,這些組織及其管理者也會形成功利型人格,進而導致公共管理倫理的缺失。
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本身就帶有比較濃重的功利化色彩。在這樣一個社會發展階段,與社會經濟地位直接相關聯的各種利益因素,都容易蛻變為引起公共管理倫理道德缺失的外部力量。各種經濟誘因為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形成提供了客觀條件,尤其是由于過分強調經濟利益導向作用,使評價公平與正義的倫理精神中的是非觀念被商業文化中的價值觀念所取代。這種倫理道德標準概念不明確及其約束力缺乏的現狀使一些公共組織管理者的腐敗行為變得更加放縱,并使腐敗成為一種對社會經濟活動構成較大威脅的社會性問題。兼之體制改革這一過程本身導致了政府行為必須從大量經濟活動中逐步退出,并讓位于各個不同的市場主體,這就使一些掌握“公權”的部門或者組織有了與各個不同市場主體的“私利”之間進行“權錢”交易的機會。市場經濟體制下公共管理組織通常擁有較大權力,而且市場經濟越是向前推進,人們對于公共管理的需求就越多,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這些組織在與市場主體交往中容易發生腐敗。因此,社會轉型時期大量出現的政府監管與市場調節都無法直接介入的公共領域,客觀上成為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場所。腐敗現象控制不力和貧富懸殊的趨勢愈演愈烈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擁有很大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干預企業的權力并由此產生的尋租行為;問題越多越強化政府的權力,政府權力越強化問題越多,結果要看腐敗和法制的市場經濟哪一個跑得更快。[8]
3.公共管理倫理精神及其相關教育制度建設進程過于遲緩
世界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軌跡表明,公共管理倫理精神及其相關教育制度建設進程過于遲緩是造成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重要原因。我國公共管理倫理文化及其相關教育制度建設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在人口大規模流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社會大眾對公共服務質量要求不斷提升的社會轉型時期,與物質財富大量增加和快速積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社會對于公共管理倫理這一精神領域的投入明顯不足。政府部門仍然是公共管理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企業和個人則是這種產品的主要使用者。公共管理產品提供渠道的單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倫理沖突。在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經濟發展階段,傳統社會的公共管理倫理標準盡管不斷受到沖擊,但是仍然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公共管理組織對待這些傳統倫理體系的態度,往往也是只重視傳承而不重視發展。而能夠引導社會健康發展的一些新的倫理標準比如對于習慣、良心、理想等的新的解釋,既要符合當代人的生活習慣和內心信念,又必須經歷社會全體成員的服從、認同、內化的階段,這就必然導致對于社會發展真正具有指導意義的公共管理倫理精神的整體缺位。
公共管理倫理精神及其相關教育制度建設進程過于遲緩具體表現為:一是社會上對于倫理問題尤其是公共管理倫理重視不夠,理論界對于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管理倫理規范缺乏深入、系統、透徹的研究,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善、公平、正義等倫理范圍缺乏可操作的、具體的解釋,這就導致了實踐中倫理建設的具體目標不明確,精神文化建設所依賴的倫理工具的相對缺乏;二是一些公共管理組織以贏利性組織的倫理規范進行員工選聘和管理,處理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不僅導致了公共管理倫理水平的下降,降低了公共管理服務水平,同時還激化了社會矛盾,有的公共管理組織甚至以親情倫理、教育倫理和職業倫理教育替代了公共管理倫理教育,使公共管理倫理教育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三是倫理教育公益性特點不明顯,政府有關部門、大眾傳播媒體在這一領域的宣傳工作做得不夠,公共管理倫理教育受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驅使的現象較為嚴重;四是倫理教育體系不健全,公共倫理范疇概念不明確、缺乏導向性和實踐性,教育內容陳舊,體系不科學,方法簡單、手段落后,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仍在沿用傳統社會道德倫理指導現階段公共管理者行為;五是公共管理倫理教育缺乏明確指向性,沒有專門針對公共管理者的教育體系、教育內容,直接導致效果不明顯。
三、我國應對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策略
現階段,公共管理倫理缺失問題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在一些公共權力比較大的領域,這一問題顯得尤其嚴重。因此,防止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重點對象應當是那些擁有和使用公共權力的組織和個人。對于這些組織和個人,尤其需要進行公共管理倫理觀念宣傳教育。解決公共管理倫理缺失問題的具體措施有:
1.明確公共管理倫理的作用領域及其相應的規范標準鑒于我國公共管理活動領域不斷拓展,政府部門及相關機構應當加強對于公共管理活動的研究,明確公共管理活動的范圍及其相應的倫理標準,把針對公共管理組織的倫理要求與針對公共管理者的倫理要求作出明確區分,同時明確受公共管理活動影響的社會公眾的公共倫理規范。根據各類公共管理組織對于社會大眾生活的影響程度,制訂不同的倫理考核標準與道德規范,拓展公共管理倫理體系的層次和覆蓋范圍。加強公共管理組織倫理的研究力度,充實公共管理領域倫理精神教育內容。針對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管理者在對待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時采取不正當態度這一問題,要從加強組織文化建設與提升公共管理者個人道德素質這兩個方面來促進不道德行為的減少。為此,要在公共管理組織的監督上下功夫,同時加強對于公共管理者的道德約束與考核。
倫理建設要有針對性,不應將適用于一般組織的倫理考核標準運用于公共管理組織。要尤其強調公共組織管理者的道德責任感和對正義事業的投入以及廉潔自律情況,通過倫理教育與管理手段約束公共管理人員的私欲。在公共管理倫理精神及其相關的教育制度建設中,要與時俱進、有選擇地保留傳統社會形態中形成的倫理思想,如儒家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廉、恥,并明確這些范疇在當代社會背景下的具體內涵;同時批判地吸收國外的公共管理倫理思想,如西方倫理學中的善、幸福、德性、快樂、勇敢、大方、大度、溫和、友善、誠實、機智、明智、自制、堅強、自愛等倫理范疇。在建立公共管理倫理體系時,要把崇尚美好行為、善良與公正行為結合在一起進行思考[9],使公共管理人員成為公平正義的真正實踐者。
2.加強公共管理領域倫理環境質量監控
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與公共管理相關的活動不斷增多,因此要不斷加強公共管理領域的倫理質量監控,以減少社會環境中功利性因素對于各類公共管理組織的影響。建立覆蓋整個公共管理領域的倫理環境質量監控體系,對于政府部門的行為、事業單位的行為、一些具有經濟利益的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提出與其職能性質相一致的倫理要求并對其實施效果進行客觀評價。以行業協會為平臺加強對于危害公眾利益的公共管理行為的監督,對有維護公共管理義務但不履行職責、部門及個人制訂嚴厲的懲治措施。在公共管理倫理精神建設中注入理性精神和民眾意志,提高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和進行民主決策的意識,制訂反對腐敗的長期戰略。[10]公共管理組織要在約束個人利益的同時,謀求公眾利益的最大化,為社會提供優良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依法解決各類社會問題,使社會大眾之間的交往倫理化、秩序化。
針對社會轉型時期各種外在誘因對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管理者的倫理道德所造成的沖擊,應當建立起能夠覆蓋公共管理活動各個方面的道德規范體系。建立能夠在決策中充分體現公共意志的民主化、科學化的管理機制,要求公共管理人員在工作作風上要體現出公正、公道、平等、依法辦事并控制自身欲望的基本素質,使他們在對待個人利益上能夠體現出節制、適度,在對待公眾利益上能夠體現出具有實踐精神、慷慨對待弱勢群體。讓誠信意識、責任意識、法治意識、廉潔意識深入到公共管理人員心中,把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作為對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管理人員考核的重要依據,強化公共管理組織崗位的非經濟性特點,以服務型管理取代統治型管理,提倡在法制精神指導下的公民自由權,在公共管理組織中實施以道德為評價標準的人性化管理。
第5篇：公共管理倫理困境范文
關鍵詞：非政府組織；角色；和諧社會；倫理
1非政府組織在現代公共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政府搭檔”
上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福利國家的失敗，轉型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危機，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模式危機出現一個共同點，即人們對政府主導社會事務的能力和意愿產生懷疑。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市場作用得到強調，民間的一些非政府組織乘勢而起。“新公共管理運動”認為，為了維護平等和社會正義，政府必須確保各項公共服務和公共財政能被提供，但提供服務的的主體可以轉交給志愿性機構來承擔，而不必親自處理。因此，政府必須于自身之外尋找一個合作者。
非政府組織以其自身的特點和優點，成為政府挑選搭檔的天然候選人。首先，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目的是一致的。活躍在社會公共領域的非政府組織要么關注全社會的共同福利，如教育、環保、醫療、科技等；要么關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弱勢群體，如失業，老弱病殘等。這與政府的宗旨是一致的，而且非政府組織還能及時發現政府往往容易忽視的角落。現代西方不少公共服務領域都是由非政府組織開創的，后來才得到政府的重視與支持。例如在英國，為受虐待婦女提供咨詢服務、信息服務和避難所都是由非政府組織最早發起的，因而政府在挑選“搭檔”時，自然將目光投向與自己不謀而合的非政府組織了。
其次，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優勢互補，這使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合作在邏輯上成為可能。非政府組織的長處是對待社會需求比較敏感，善于動員民眾對公益事業的支持，如慈善募捐，招募義工等，其生產成本相對政府較低，而非政府組織的最大缺陷在于其活動所需要的開支與所募集到資源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缺口，Salamon將之稱為“慈善不足”（philanthropicinsufficiency）。在世界各國，志愿性捐款通常只占非政府組織開支的很小一部分，就連在支援捐款熱情高漲的美國，即使將義工價值折算在內，私人捐助也只占總資源的30%左右。在荷蘭，非政府組織近90%的開支來自政府；在德國，70%的收入來自政府撥款。就趨勢而言，政府補貼在各國的第三部門預算中所占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與政府的強制性征稅比較而言，非政府組織的資源動員能力是望塵莫及的。非政府組織和政府之間存在著這種依據各自比較優勢的分工，即政府負責資金動員，非政府組織負責提供服務。二者的合作可以使雙方各自發揮自己的優勢，揚長避短，達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因此，非政府組織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政府挑選合作伙伴的天然候選人，成為政府的最佳“搭檔“。
2非政府組織在現代公共管理中的功能發展趨勢
非政府組織作為與政府組織并立的公共管理主體，是一種道義的具有倫理基礎和倫理內涵的主體。這種倫理基礎和內涵來源于非政府組織產生的利益基礎，植根于非政府組織的本質屬性中,并以其靈活機動的體制和方式，在公共管理中，在促進人類道德文明發展中，在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中，發揮著政府組織所不具備的特殊倫理功能，成為現代社會管理中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公共倫理主體。
第一，非政府組織可以代表民眾直接參與公共管理，推動政治民主化，促進行政倫理建設的發展。政治民主化要求以現代參與型公民文化的組織形式，以其特有的身份直接進入了公共管理層面，有效地推動了政治民主化進程，推動了行政倫理建設。以美國的非政府組織為例，設在芝加哥的“改進政府工作協會”，設在華盛頓的“公仆廉政中心”，以及遍布全美47個州的“卡門考草根游覽組織”，就是通過參與公共管理，通過對政府官員不良行為的調查和取證，提出有關道德和法律對策，反饋于政府來監督政府，從而促進政府行政倫理建設。
第二，非政府組織可以彌補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不足，實現社會公平和公正，促進社會倫理的發展。國家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總是以主流民眾、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出發點，覆蓋面有限。事實上，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覆蓋社會的各個層面，有時某項政策的出臺會損害到少數人的利益，特別是某些弱勢群體和社會邊緣性群體的利益。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企業與社會逐漸剝離，傳統的“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社區人”，社區成為城市公共管理的基本單位，大量與居民切身利益相關的公共事務，政府管不了，企業不愿意，那需要社區依靠自身資源來解決。社區各種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將極大地彌補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不足，推動社區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進而推動整個社會倫理道德的進步。
第三，非政府組織可以調整國家民族關系，促進國際社會和平、正義、人道主義等國際倫理的發展。和平與發展是全球倫理的價值訴求，是全人類公共利益的的表現。國際間的非政府組織由于范圍廣泛，人員眾多，擁有強大的人力、物力和信息資源，組織機構和活動方式靈活機動，觸覺敏銳，反應迅速，故而在擴大國際交流、促進國際合作和制度創新、促進人類和平和全球共同利益發展方面，具有政府組織不可替代的重要倫理作用。在全球領域，非政府組織能夠幫助建立國際價值體系和行為規范，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困境，促進公共利益的發展，可以作為民間組織開展國家之間的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體育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促進人類精神文明的傳播與融合，推動人類和平事業的發展。另外，在國際救援、保護人權方面，非政府組織也具有政府組織所不具備的特殊倫理功能。
第四，非政府組織可以彌補市場的不足，促進經濟倫理的發展。市場經濟是一種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體制，可以激活生產力，促進社會生產力和物質文明的發展。但是，市場的利潤原則、功利原則，又極易誘發拜金主義、利己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由此產生經濟腐敗、貧富不均、社會不公、經濟秩序混亂等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一方面要靠國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規來調整和治理，另一方面也需要依靠非政府組織在經濟生活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來解決。非政府組織可以利用其多樣化的手段和靈活的機制，以市場為向導，合理利用人才、技術、信息等各種資源，為民眾和市場提供多樣化的服務，以彌補市場的不足，促進經濟倫理的發展。
第五，非政府組織的公益性、志愿性和非營利性，可以培養其成員良好的個體美德，促進公民道德的發展和提高。公益性、志愿性和非營利性是非政府組織的重要倫理基礎。這些倫理屬性決定了非政府組織成員的活動是以公共利益為宗旨的、出于道德良知和社會責任感而發生的、不謀取私利、不要求回報的自覺行為，是一種高尚的道德行為。非政府組織的這種道德優先性，在組織內部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關系和濃厚的道德氛圍。這種良好的組織環境和道德氛圍可以培養人們的社會責任感、人道主義、關愛他人和犧牲奉獻的美德，有助于道德人格的發展和完善。
最后，非政府組織也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力量。非政府組織能夠疏導、化解社會矛盾或避免矛盾的激化。作為政府社會職能轉移的促進者和主要承接者，非政府組織在倡導社會文明方面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在各種不同組織之間建立溝通、合作和協調機制，開發、整合大量分散于民間的潛在資源的同時，也為人們參與社會管理和增強民主意識提供了渠道。通過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人們學習和實踐公共道德，學習文明生活的規則，學習與他人友好相處的方法，關心共同利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為提高公民素質、倡導社會文明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在人與自然方面，非政府組織在保護環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諸多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參考文獻
第6篇：公共管理倫理困境范文
后現代主義是伴隨著上世紀中后期西方國家社會轉型和環境變革而產生的一種新的社會文化思潮。作為現代主義的辯證的“反面”，后現代具有強烈的反叛意識和鮮明的解構特征。它將批判的矛頭直指自啟蒙運動以來到20世紀現代主義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導與現代性理論、話語和價值觀相決裂，并致力于對現代性的發展理念、范式進行廓清和修正[1]。相對于以理性、高效著稱的現代工業文明所彰顯的同一性、本質性和封閉性等發展特點，后現代主義則扮演著反叛和糾偏的角色，將被現代性所忽視的諸如：差異性、開放性、去中心化、邊緣化、創造力等特征作為其研究的焦點，深入挖掘和反思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從而以更加獨特的視角全面地審視社會的發展。后現代公共管理理論是在后現代文化思潮和話語體系出現并跨領域進行傳播、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轉型都強有力地沖擊著傳統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石，導致現代公共管理遭遇著巨大的理論危機。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爾等為代表的一批美國公共管理學者遵循后現代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對傳統公共管理理論體系和方法論進行了深刻的質疑和批判，目的旨在消解傳統公共管理的思維禁錮和理解障礙，探尋其治理模式的困境與失范之成因，通過建構全新的公共管理話語體系和發展模式，為社會的多元發展提供新的范疇、理論和機理。后現代公共管理核心的創新在于將公共管理活動的本質定性為一種話語范式，通過真實、坦白和真誠的對話和溝通，以達到反抗等級制度、反對權威話語、釋放民主價值和超越僵化理性的公共管理目標，最終使公共管理的前進方向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相一致。
二、后現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現代公共管理的分析過程就本質上而言是對作為“元話語”的現代性理論在宏大敘事制約的背景下進行的懷疑和否定過程，事實上是文化代碼在語言層面上的解碼和再編碼。作為以否定和批判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現代公共管理擁有自身獨特的話語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為代表的建構性后現論認為，隨著行政環境的變革，傳統行政管理運作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大量社會問題已然無法在現代性的分析框架內獲得解決。更有甚者，傳統的治理“慣性”還強大地消解著諸如主義、社群主義等替代模式的發生，為此必須用后現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構公共管理的價值體系，以此引導和塑造行政體系新的行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構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導開放、平等、注重培養人們傾聽、學習、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勵多元的思維風格，提倡對世界采取家園式的態度等。”直擊現代性行政統治所導致的“單向度獨白”和異質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語言和理解障礙，有針對性地構建了后現代的分析架構。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場”的概念，為話語的溝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場”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會場所，即將公共事務還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現象學的在場[2]。通過這一場所，公民和政府可以進行各種對抗性的討論和“面對面”坦誠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話語在實踐語境中有目的地進行爭論。其中，“對話的基礎是充分的信任、學習和傾聽，其話語規則是交談者的真誠、表達的清晰、表達內容的準確以及言論與討論語境的關聯性。”毋庸置疑，該話語體系和對話機制的確立能夠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發展價值，從而端正公共管理的發展航向。其次，建構性公共管理理論還對現實中的政策對話種類進行了剖析。它認為“少數人的對話”和“多數人的對話”形式都存在著客觀的缺陷而無法滿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話語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對話”形式因為擁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與真誠性等突出的優點，故其更加接近真實話語形式和政策網絡建構的要求，在現實中更具有應用價值和可操作性。解構性后現代公共管理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爾，他將后現代公共管理視為“對現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認為后現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質是一種解放的嘗試，它要求公眾積極參與公共管理并實現充分的對話，提倡一種反行政的精神，打破傳統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級體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獨占話語的種種特權。法默爾認為采用解構性的后現代方法能夠質疑據以建立現代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開辟一種新的思維觀念，為擺脫傳統理念之定勢束縛而掃清障礙。同時，隨著現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為一種解釋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夠用一種反思性的話語分析視角去超越和彌補現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為了給后現論構建一個分析架構，法默爾深入考察了現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義、科學主義、技術主義、企業精神以及解釋學在具體應用中的偏失，對其進行了科學的解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解構性后現代主義的四個核心要件，據以推動公共管理范式的轉換。其中，“想象”作為后現代主要的特征語詞，是一種不依賴現代主義正統規則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對于拒斥官僚體制范式的影響和培育新的理論作用巨大。“解構”的價值在于透視和反思現代公共管理的支撐理論和基礎假定，使我們更好地認知當代政治和官僚體制的符號特征，從而在批判的基礎上擴大公共管理的語言體系。“去領地化”的本質在于消解現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維方式和管理理念，結合公共問題的情境破除壟斷和隔柵，從而為探索公共管理話語體系的創造力服務。“變樣”則通過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勵一種公共管理體系反叛態度的塑造，即以質疑和批判的思維去審視所有現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機構。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動持續突破傳統統治思維和方式的限制，也為公共管理改革路徑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動力。盡管兩種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徑和視角上存在著差異，但就總體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論立場上卻是相同的。其目標都在于將公共管理的發展與公共政策的運行置于嶄新的研究框架之中，從而推動其研究視閾的轉換和價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變革。后現代一改傳統公共管理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結合客觀情境提出了更為系統的研究方法，即知識獲得的解釋方法。該方法“更加關注價值（而不只是關注事實），關注主觀的人類意義（而不只關注客觀的行為），并且更加關注現實人們之間的關系所蘊涵的各種情感”[4]。從而促使人們以更加全景的視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進規律和發展目標，從而糾正了將民主、公正等價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狹隘思維。后現代分析認為，當前公共管理面對著的是一個多元化發展的社會，公共利益的復雜化和公眾需求的多樣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發展目標中全面回應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種價值追求，在管理和憲制之間尋找平衡，做到事實與價值的相互協調和并行發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進行了創新。后現代公共管理反復強調了多元參與的重大價值。面對著復雜多變的行政環境，傳統公共管理所強調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級觀念、權威統治的理念已然過時。對此，無論是建構性還是解構性后現代主義都認為必須要開辟新的思維模式，擺脫傳統行政發展定勢之束縛。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強調多元共生，主張打破絕對主義，消解一元化壟斷和等級隔柵，實現對立面間的差異共存和互動參與，使其后現代時期碎片化、開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態特征相匹配。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從“公共領域”到“公共能量場”的轉向，即通過公共能量場的打造，實現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相互交織、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訴求的群體得以對抗性的交流和爭論，在廣泛參與和真誠對話中決定政府行為與公共政策的內容，保證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義。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實現了轉移。傳統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礎是自由主義，其以代議民主為其治理模式，并始終將理性和高效作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標，從而過分關注其工具性價值。而隨后產生的社群主義，則以集體主義為其理論的基石，以參與式民主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糾正了自由主義的“效率至上”價值偏頗，但由于其在制度設計上缺乏統籌理念以及在應用中脫離體制的路徑依賴，最終也變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現代分析方法對前述兩種模式均進行了批判和解構，認為攻克上述難題的關鍵在于形成一種新的話語體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認為在傳統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標規制下，導致行政權力至上，政府和官員壟斷了公共話語權，而公民往往處于被支配的狀態，這種“單向度獨白”的對話形式與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馳。對此，建構性后現代公共管理認為政府必須摒棄以往自身作為唯一話語者的角色，推崇開放性的思維方式，廣泛傾聽社會力量和公民的呼聲，并通過持續不斷的話語交流來實現善治。同時，解構性公共管理也持類似的觀點，法默爾認為后現代公共管理作為對現代性的反叛力量，其應當致力于深刻解釋和修正傳統的官僚體制，而最有效的途徑便是反思性語言范式的應用，即通過一種具有游戲性和協調性的對話過程，來弱化傳統公共管理的正統教條，彰顯公共管理的民主價值，從而為公共管理的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進行了轉換。后現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過自身的語言體系和話語系統的構建，推動了公共管理認知和研究范式的轉變。在批判傳統公共管理認識論的基礎上，后現代主義提倡將語言和話語作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問題。其中，法默爾將公共管理視為一種獨特的語言體系，認為可以通過對行政信息的解釋、整理和安排來分別從公共管理語言的表層和深層探討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這種新的范式作為語言的解碼和再編碼，其實質就是公共官僚機構語言的潛在內容進行反思、協商和交流的過程，進而為公共管理的發展探尋解釋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則從另一視角論證了語言、話語體系對于認知和建構公共管理理論的重大價值。他們在梳理和歸納現存話語體系和對話案例的基礎上，提出了政策網絡中的“一部分人對話”的核心理論，修正了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理論中“元話語敘事”的框架。他們認為在公共能量場中，對話的達成必須有規則，這些規則必須確保公共話語的正當性，而“一些人的對話優于少數人的對話和多數人的對話，其針對特定語境的話語和不愿遭受愚弄與任意差遣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參與，切合語境的意向性和真誠性的提高大大超過了它的缺點[6]”。因此，部分人的對話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義的范式，使單向度的獨白讓位于了切合語境的多元對話；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規約的社群主義以及無政府狀態，最終形成了一個卓有成效的對話平臺和共治系統，推動了現代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和研究范式的轉型。
三、后現代分析方法對我國公共管理發展的啟示
后現代主義作為對現代性發展的一種辨證的“反”，其開放的思維方式和獨特的話語分析視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構主張均對我國當前的公共管理學研究和發展產生著巨大的指導和推動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關注：第一，后現論及其研究方法與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進我國治道變革之進程。后現代研究方法高度關注客觀行政環境的特征考察，結合公共事務復雜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發展的時代特征，其尤其強調開放化、差異性和多元整合的價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壟斷和等級隔柵的傳統統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體間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學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之合理內核的基礎上，主張構建“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定共同的目標等途徑，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從而致力于推進社會權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變。上述分析思路對于正處于社會轉型和行政改革攻堅階段的我國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后現代分析方法力圖使公共管理變成一個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話語系統和行動體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資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話語”，而應當將自身的職能收縮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積極支持和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將壟斷的權力合理地分放、讓渡于市場和社會，整合各種力量，將各類民間資源有效地導入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行列，打造權力共享、責任分擔、各司其職、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動的公共話語體系，從而高效地解決公共問題和最大化地增進公共利益。
第二，后現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學探索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現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傳統公共管理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對話”的理論基礎上，尤其強調解釋方法的應用，促使人們更加關注公共管理發展的終極價值。它科學地調試了管理主義和憲制主義辯證關系，將民主、正義等價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糾正了公共管理發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種分析理論的前提下，結合情境設計了合理的發展范式和對話方式。我國的行政發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義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價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確的方法是將自由主義的合理性和社群主義的合價值性統籌起來，尋找一條居間的改革、發展道路。具體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終遵循行政發展的民主化價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終堅持開展廣泛和真誠的對話，建立政府和民眾良好的溝通與合作關系，做到以民為本、以民為先，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務的高品質。另外，應加大體制改革、制度建設和機制創新的力度，積極借鑒工商業界和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從而持續管理的水平和績效，彰顯公共管理的工具性價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關系統籌和平衡中，穩步推進我國行政體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現代研究方法所建構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話語理論，對于我國公共決策的理論發展和實踐應用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后現代研究方法將“公共能量場”作為其話語理論的核心，“場”具有顯著的意向性和目標性，其反映到實踐層面便是政府的行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須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場”的提出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話語主體進行對抗流提供了場所，秉持著開放、民主的治理思維，后現代方法倡導多元主體在政策制定和實施中能夠持續進行互動參與和坦誠討論，從而徹底改變傳統模式下政府壟斷話語權之“獨白”狀態，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眾的知情和參與權，認真傾聽一切人的“聲音”，真正做到集思廣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導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事實上形成了一種科學的結構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續協調和整合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形成多元主體權力共享、責任共擔的合作格局，從而有效推進公共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最終消除政策執行中的各類阻滯因素。同時，后現代研究方法還對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單向決定和民眾多元選擇兩種模式的矛盾境況做出了分析，其中，作為精英政治的“少數人對話”，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權過于集中，從而令其民主性、正當性喪失，并且直接影響其科學性；而“多數人的對話”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實操性差和規則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導致無政府和無秩序之狀況。因此，兩者均無法與現實環境的要求相對接。基于此，后現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對話”的理論，即從特定的語境出發將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以及反饋置于由一定數量的政治參與者協調、對話和博弈的過程之中，克服了集權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雙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問題解決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又確保了公眾的意向性和目標性，從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論發展的路徑。
第四，后現代分析方法向公共管理者和參與者提出了更高的權責要求。后現代研究方法的中心目標是要打破管理的絕對主義、獨占和等級隔柵，并通過對抗流和真誠的對話，實現公共部門和社會力量的良好合作，從而最大化地增進公共利益。這一目標的實現客觀上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須具備更高的行政倫理水平，即“在公共治理的過程中，政府應積極地為‘公共能量場’的形成創造條件。”政府應保障公民參與的權利不受非法干預，并調動一切手段促成對話的實現。政府人員的公共責任不僅僅在于滿足民眾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進行理念的更新，即由管制性思維向服務性思維轉變，牢固樹立服務為民、民生為先的倫理觀念。政府應當確保政治對話的自由度和對話空間的開放性，傾聽公民的心聲、獲悉民眾的訴求，將與民眾良性的溝通和合作內化成自身的職業習慣。同時，充分采用現代化的通信工具和技術手段，消除時空、層級、等級之限制，形成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和相互協調的共贏治理狀態，推進善治之進程。另外，政府應當大力培育和強化民眾的權利意識。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應以回應公民需求為導向，通過不斷提升其服務的品質和效率來增強民眾的主體意識。同時，民眾的政策主張和意見表達應切實地為政府等管理部門所重視和尊重，其知情權、話語權、表達權、協商權、辯駁權應受到制度和法律的嚴格保障，真正營造權為民所享、利為民所謀的社會氛圍。此外，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上還要凸顯便民之精神，通過制度的配套和機制的跟進，切實增強民眾參與的熱情和監督的效度，實現權利邏輯的合理回歸。
第7篇：公共管理倫理困境范文
1. 公共管理體系
一般認為，公共管理和公共管理學是有所不同的，前者著重研究實踐活動領域，后者則著重研究理論領域。為了研究方便，本文不做嚴格的區分。
在我國，“公共管理”出現并廣為使用只是近幾年的事，雖然在解放前我國就引入了行政管理學的研究，但是在解放后，1952-1953 年的全國高校調整中，撤消了政治學的有關學科，行政管理學也在其中。直至 1979年底，行政管理學的研究才得到恢復和重建。后來國務院相關研究機構，修訂了學科專業目錄，將行政學、公共行政學，行政管理學從政治學歸劃到公共管理學中。從此公共管理學的研究體系才算正式形成。
所以在討論公共管理的問題時，不僅僅要解讀公共管理的體系構成，還要涉及行政管理學、政治學，行政學等相關的學科與行政管理關系，但國家有關部門對學科門類的編訂，將公共管理學歸屬到管理學的門類中，似乎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定論，所以本文對這個問題不做太多的討論。
本文著重討論的是行政和管理之間的關系、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關系還有公共管理體系這三個問題。
1.1 行政和管理的關系
管理和行政體現在人類社會活動同一過程中的兩方面，簡而言之就是只要有人類存在的地方即要有管理，試析公共管理體系與公共道德體系宋 鑫(浙江海洋學院，浙江 舟山 316022)又要有行政。而與管理不同，行政天生就具有“公共性”，一般的行政事務微觀的主體要兩個人以上。在傳統社會中，行政就已經存在了，只是那時的行政性質和現在的國家社會行政有區別而已。而現今管理與行政遍及整個人類社會，二者究竟是什么關系，是等同，并列還是包含隸屬的關系，值得深入研究。一般來講管理是側重在特定的組織內，通過計劃，組織、控制和分配各種資源，達到組織的目的，可以細致到具體事務的處理上;而行政則是比較宏觀的，側重于對全局的戰略行動處理。馬克思說，行政是國家的活動，掌握國家政務和公共社會資源活動。根據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國家在社會產生時位置就在社會之上，因此，國家行政具有宏觀性，涉及到誰執政，如何執政等問題。當我們把行政定位在對全局重大事件的把控上，“行政管理”就有了特定內容和新的關系。經過學者的多年研究，將行政和管理關系界定為：行政層級與行政性質成反比，而與管理性質成正比。即行政層級越高就越具有行政性質，而具有較少的管理性質。從橫向上看，往往領導職位上的公務員更具行政性質，而非領導職位的公務員更具備管理性質。我國政府經常在行政管理中出現的不該管，管不了的事情，和不同部門的推諉、扯皮現象，都是由于在理念上沒有清楚的劃分行政管理角色所造成的。
1.2 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關系
行政在天生就具有“公共性質“，夏書章認為行政管理學，實際的英文原文就是公共管理學，從這個角度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本質上是一致的。但是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著一些差異，這些差異表現為以下幾點：
從學科分類上看，行政管理屬于二級學科，公共管理屬于一級學科，顯然不能把他們等同看待，他們在學摘要：公共管理和公共道德在構建和諧社會主義道路上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對于什么是公共管理和公共道德體系，怎樣建設公共管理和公共道德體系，在當今的學術界一直懸而未決。本文解釋了什么是公共管理和公共道德體系，怎樣建設公共管理及公共道德體系，使他們在社會發展中起到應有的作用。關鍵詞：政府 公共道德 公共管理科內涵和外延以及研究的主、客體內容都是不同的。從靜態維度看，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公共管理在狹義上指的是公共管理中政府的管理，而在廣義上指得不僅限于政府工作;行政管理在狹義上是僅指政府的管理，而在廣義上非政府的機構也具有行政管理的職能。從動態維度上看，行政管理是先于公共管理行動的，公共管理是行政管理的未來發展及展望。公共行政是在近代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在未來的社會中，行政管理超越公共管理的范疇，但屬于行政發展的兩個階段。公共管理是由公共行政發展而來的，在未來的社會發展構成中，公共管理中又會形成行政的形式和內容。
從價值取向上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在實質上是有區別的。中國行政管理學有三大學派，夏書章派，郭濟學派和歐陽雄飛派。其中郭濟學派的影響比較大，曾經掀起了一陣“公共管理學”熱潮。但此學說認為世界上沒有“公共管理一說”只有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管理，這是對公共管理學的曲解。各個學說知識討論的側重點不同，沒有本質的區別。實際上，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都突出了管理的“公共”性，不同點在于側重行政還是側重管理。其實從實踐的角度上看“公共行政管理”是既有管理又有行政，可以作為行政和管理之間的媒介。
1.3 公共管理體系
以當下中國的來看，以政府為主體的公共管理是值得提倡和發展的。從政府為主體到社會為主體公共管理的歷史進程中，我國政府作為管理的主體和主導作用還尚未完全發揮。公共管理是相對私人管理而言的，一方面私人行政管理是不屬于國家和政府的管轄范疇，如果越界管轄會侵犯到私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私人行政和私人管理，以及非政府組織，也有公共事務，對這些公共事務的管理也可以稱作“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可非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國家機構的行政管理，它具有權威，廣泛，多樣的特點，第二種是私人行政和私人管理組織結合體，它其實是放大了的私人管理;第三種是非國家機構的公共組織。我國現在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現在效仿其他國家公共管理體系的多元化是不合時宜的，所以必須要加強以政府為主導，發揮政府在公共管理的參與主體性和不可替代性，這是符合我國道德體系和社會發展水平的。
2. 公共道德體系
道德可以分為社會道德，職業道德，家庭道德等等，人們通常把社會道德稱之為“社會公共道德”或者“公民道德”簡稱“公德”，但是本文中研究的公共道德是基于社會管理體系的，不同于公德。公共管理的體系類型決定著公共道德的體系和類型，有什么樣的公共管理就有什么樣的公共道德。政府行政管理必然會存在相對應的公共道德，政府公共道德屬于職業道德的一種。政府在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中要履行的職能包括社會管理和階級統治，這導致了政府公共道德的特殊性。這種既體現了社會階級屬性又體現了社會管理的綜合道德，叫做行政管理的公共道德或者叫做道德的公共性。它在公共道德體系中起著表率和示范的作用，無論正負方面都影響重大。
張康之教授指出公共管理是建立在經濟學、管理學基礎和倫理道德基礎上的，公共管理活動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職業活動，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公共利益的實現。在所有的社會活動中公共管理是直接服務于公眾利益的，所以，在公共道德素養是公共管理中最具現實意義。不論是公共利益的保障方面，還是社會生活的指導示范意義方面，公共道德都發揮著直接的作用。
通過本文對公共管理的闡釋，認同陳慶云先生的三級公共管理體系，認為公共管理體系分為三個部分，那么公共道德就應該分為政府道德，非政府的公共組織的道德和公民道德三方面。從公共管理各種類型的角度上來看，公共道德體系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國家機構的政府以及私人的行政管理道德以及作為政府公共職能的公共行政組織管理道德的宏觀公共道德體系，或者叫宏觀道德生態，這種體系下公共道德的承擔者因為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而變得多元化了，如同政府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一樣。其二就是政府行政所承載的道德體系，它主要有四個內容組成，分別是：政府的理念、制度、體系和組織結構。
所謂以德治國，主要是指以德治人，尤其是政府的公共行政人員。相對于政府公共管理人員的公共道德相比，公共道德化的政府里面，機構設置，政策制度，決策更具根本性。只有通過全面道德化的政府建設，制度建設，組織建設、決策建設，才能使政府工作人員將道德牢記于心，行為和行政管理工作更具道德化，更好的為民謀利。
第8篇：公共管理倫理困境范文
（一） 教育政策倫理研究背景
教育政策分析是伴隨政策科學和政策分析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政策科學和政策分析是在20世紀中期以與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決裂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在公共政策科學和政策分析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研究重心的轉移。在初階段，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規劃的研究而忽視政策執行的研究，從70年代起重心就轉向了對執行過程的研究。公共管理正是在“執行研究熱潮”中，作為解決方法而出現的。［1］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諧社會的理念深入人心，民主、公正的教育管理價值理念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共識。［2］管理倫理學和公共管理倫理學，正越來越成為管理學科和公共管理學科中的核心課程和主流研究領域。相比于企業管理和公共管理，教育管理無疑是更加需要倫理精神關照的一個特殊領域。［3］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政策倫理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
（二） 關于教育政策倫理的內涵
對教育政策倫理的研究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倫理的政策化，即研究某種倫理規范如何通過政府，以政策的形式加以制定和推廣。如通過制定專門的法律框架來加強教育管理倫理的建設，通過法制權對教育管理進行有效的監督，在輿論、良心等約束手段之外，另外開辟政策約束的通道，使道德成為公共生活中的普遍行為方式。二是教育政策的倫理化，即對教育政策進行倫理評價，從倫理學的角度對每一個教育政策進行審視。［3］教育政策倫理是指國家公共權力部門為實現特定教育目標,在調節與分配有限教育利益與資源的過程中所遵循的倫理價值原則。教育政策倫理的研究對象，就是政府教育部門在特定時期分配與調節教育利益與資源時，應該遵守的倫理價值規范與準則，即解決教育政策的“應當性”問題。［4］要正確理解教育政策倫理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教育政策倫理是指“教育政策中的倫理”，強調的是教育政策的道德性，是人們對教育政策的倫理價值判斷和道德追問，教育自身的合理性是教育政策倫理主要的實現方式。對于教育政策而言,其不僅要在整體宏觀層面上接受公眾的倫理價值評判，符合公共倫理精神；同時，在具體政策執行過程中，還應體現出最基本的“人本”倫理精神。
第二，教育政策倫理是貫穿于整個教育政策活動過程之中的倫理規范與道德原則的系統總和。教育政策活動既涉及教育政策制定程序、立法等制度方面的安排，也涉及政策問題的擇定、方案的規劃、政策執行、政策評估等具體的政策活動。教育政策倫理即是貫穿于其中的一系列倫理精神與道德規則的系統總和。
第三，教育政策倫理既包括一般倫理理論在教育政策活動過程中的具體實踐，即運用抽象的倫理原理解決現實教育政策制定或執行過程中的道德難題與困境，也包括對教育政策系統這一特殊政治活動所進行的倫理學論證與考察。［4］
（三） 關于教育政策倫理的結構及內容
在現有的資料中，只在劉世清的《論教育政策倫理的內涵、結構與意義》中明確提到教育政策倫理的結構及內容，他從宏觀、微觀以及中觀三個角度，提出了教育政策倫理的結構與內容。
從宏觀層面講，教育政策倫理主要針對政府部門代表的公共利益與政策指向的目標群體總利益之間的抽象關系，論證與建構公共利益公平與公正分配有限教育資源的倫理基礎，也就是所謂的對教育政策的“正義”或“善”的倫理追問。從這點來看，教育政策倫理是對政策活動的普遍倫理規范和道德訴求。在這一層面上，教育政策倫理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制定教育政策，解決教育問題的倫理依據是什么；制定公共教育政策背后的制度安排是否符合倫理要求；對制定的教育政策進行倫理論證，提供道德合法性的辯護；等等。
從微觀層面上，教育政策倫理要解決的是政策主體（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與執行者）的個人利益問題，試圖對政策主體的德性或職業道德問題作出回答。從這個層面來講，教育政策倫理體現的是對政策主題的德行要求。這里的研究內容是教育政策倫理必須對政策主體在教育政策活動中正當與不正當的行為規范、職業倫理精神與信念、政策主體的權責、政策主體之間(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同事之間)、政策主體與組織之間的道德關系與要求等相關問題作出回答。
從中觀層次上講，“合乎德性”的政策主體在政策活動中應用與實踐普遍的倫理規范，即政策主題應該通過具體的政策活動將普遍的倫理理論與具體的個體德行結合起來。在這一層面上，教育政策倫理主要研究:教育政策主體如何依據特定的倫理原理，通過公眾賦予的公共權力，將有限的教育資源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進行合乎倫理或“正義”的制度安排；教育政策如何定位合理的倫理目標，選擇正當的政策手段；對弱勢群體采取何種措施進行倫理安排與制度補償；等等。
（四） 教育政策倫理評價的標準
教育政策倫理的評價標準只有兩點，一是公平原則，公平乃公正和平等，是教育政策倫理的首要標準。［5］從教育的本質和承擔的社會責任來看，公平應是教育、教育政策的基本屬性之一。［6］羅爾斯提出了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的結合是制度倫理的原則之一,主要調節社會和經濟利益的不平等問題。第一個原則優先于第二個原則,而第二個原則中的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又優先于差別原則。［1］二是效率原則，效率是經濟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談到教育政策效率，人們更多的是關注教育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投入和產出率，即效率的物質基礎。教育政策滿足效率原則要求，應從物質效率和道德效率兩方面著手。一方面是物質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投入和產出率；另一方面是道德效率，道德效率的提高關鍵在于教育政策主體的個體道德。［5］
（五） 關于教育政策倫理研究的意義
教育政策制定及實施過程是否合乎道德及價值規范關乎全國人民的利益，因此，教育政策倫理研究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教育政策倫理研究的意義可以體現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倫理學可以分為理論倫理學與應用倫理學：從理論倫理學角度來說，教育政策倫理研究試圖為教育政策提供倫理原則與道德規范的理論支撐，為教育政策理念、目標、原則等提供內在的道德“合法性”的證明，并對教育政策活動進行倫理價值以及道德規范進行論證，有利于拓寬學科基礎,促進教育政策科學的學科發展；從應用倫理學角度來說，教育政策倫理研究是以解決教育政策活動中的倫理困境與道德難題為目的的，有利于深化與創新研究視角，把握教育的重大問題，有利于為教育政策制定與執行提供新的標準與參考。［4］
（六） 關于教育政策倫理現狀
史翠蘋從教育政策倫理基本原則和具體規范的缺失兩個方面說明教育政策倫理的現狀不容樂觀，并從教育政策自身因素（如政策的觀念、體制、機制問題）、外部因素（如制度、經濟、文化因素等）兩方面分析我國教育政策倫理缺失的原因。［7］
此外，在教育政策倫理研究中還涉及教育政策研究倫理道德規范體系，教育政策倫理研究作為一種職業或是社會活動，研究者本身也需要有一套明確的倫理道德規范，要遵守客觀性、對顧客負責、公眾利益優先以及權利優于善的原則。［8］還有對具體的教育政策倫理缺失狀況進行分析評價，如江應中的《教育資助政策的倫理困境與價值實現》。［9］
二、 研究視角
（一） 教育管理倫理視角
其實，在研究教育管理倫理的相關文獻中直述教育政策倫理的很少，只是把教育政策倫理作為教育管理倫理的一個內容去分析。教育管理倫理研究主要把握教育管理活動中的倫理關系，探討教育管理理念、政策、制度與行為的倫理價值，及其實現的可能和路徑，對教育管理活動中的道德問題進行思考和分析，探尋教育管理活動道德實現的現實保障。［3］由于教育管理的特殊性，如今更強調管理者的責任、以人為本、注重人性以及自律等倫理要求，在管理中強調道德性和管理者的倫理意識。其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求管理者在實踐中體現公正性。［10］
（二） 公共政策視角
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是對現實的社會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進行調整。分析者在對政策目標的妥當性進行論證時，應當對政策的受益群體、非受益群體、負受益群體作出明晰而準確的區分，并進而對受益群體的幅度與分布、非收益群體的可能反應和負受益群體的受損程度等作出客觀而翔實的說明，尤其是在對政策目標實現途徑的合理性進行論證時，應當把公共部門對負受益群體的社會補償明確計入政策的成本。［11］很多學者是從政策的環境、內容以及制定與執行主體等方面來探討公共政策的價值和倫理關系。高紅《公共政策規范倫理分析框架的構建》，通過考察3種公共政策理論框架對倫理研究的缺失，指出了倫理學思想滲透到政策研究的過程中的方法。文章主要探索的是尋找學科之間的結合點。楊軍指出,現代社會的公共政策的價值判斷應該以功利主義為準則，同時指出政策過程的價值失范表現，進而得出避免價值失范的途徑是事前的評估與事后的問責。［12］
（三） 制度倫理視角
張燁認為，制度倫理是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價值訴求的契合點，他從教育政策價值特征的三個向度即價值選擇、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間的關系以及教育制度時常扭曲制度倫理的一些表現來論證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都關聯著制度倫理。因此，他認為從制度倫理的視角將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聯系起來，考察兩者的動態發展變化及其相互關系，對教育政策的分析才有可能更加科學，而制度倫理的核心就是公正。他認為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框架。［1］而教育制度倫理公正就是通過對教育制度倫理的價值論證，為教育制度倫理確立一種可能的實踐倫理基礎和普遍性的倫理規范基礎。［13］王本陸也說過教育公正是教育制度倫理的核心原則。［14］弱勢群體問題的日益嚴重，違背了社會公正原則。公正是人類社會永恒的價值理念和基本的行為準則。［15］
三、 教育政策倫理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當前國內教育政策倫理研究還處于初步階段，在許多方面需要改進。
在研究方法上，描述過多而哲學反思不夠。從搜集的資料來看，大部分學者都采用理論的研究方法，而很少有實證研究方法，更缺少比較研究法。其實，在國外教育政策的倫理研究已經不是一個新話題，但是很少有學者將國內的研究與國外的研究進行比較，這是較為遺憾的一點。
在研究內容上，比較分散而不成體系，有一些重要方面還沒有涉及。這些不足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理論研究薄弱，這極大地影響了教育政策倫理體系的建構。在檢索到的文章當中,篇名含有“教育政策倫理”字樣的只有6篇，這說明把教育政策倫理當做一個明確主題的研究還非常少。
筆者認為，導致教育政策倫理的理論研究薄弱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教育政策倫理研究的復雜性。一方面，教育政策是教育管理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目前教育管理倫理學研究方面的理論研究也很少，在缺少其母體的理論研究支持下，要進行教育政策倫理的理論研究是很困難的。另一方面，它又從屬于公共政策倫理學的范疇，而這也是剛剛興起的一門學科，理論研究也不充分。其次，教育政策倫理涉及了教育學、倫理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門學科的知識，這對理論研究者的要求就非常高，必須具備多方面的知識才有可能從理論角度來分析教育政策問題。
四、 教育政策倫理研究的未來走向
教育政策倫理研究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有很多問題亟待人們去研究，筆者以為，其未來走向或者說進一步的研究方向有以下幾點：
（一） 加強基本理論研究
理論是實踐的基礎，沒有正確豐富的理論指引，實踐也不能很好地發展。教育政策這個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更需要正確的理論進行指導，這樣才能有助于教育政策制定者更全面、周到地考慮政策的內容是否合乎全國人民的真正利益。
目前的教育政策倫理研究內容過于狹窄，主要集中在對其概念、內容及意義等基本層面的研究，同時還有圍繞教育政策的公平、正義、保障個體的自由和價值、教育機會均等等方面的研究，但是沒有深入，研究范圍過于狹窄。方法過于單一，主要就是理論研究，且還是最初步的理論研究。因此，筆者以為，今后的研究方向是要運用多種研究方法進行更廣泛的教育政策倫理研究。
（二） 加強國外教育政策倫理研究相關成果的進展介紹
教育政策倫理研究在中國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開始的，而國外的研究早于我們十幾年，但是我國對這方面的介紹卻很少見。因此，國內學者應多關注國外的研究動態以及研究成果，分析比較，去其糟粕，留其精華，為我所用，使我們的研究可以跟隨時代潮流，盡快發展、完善。
（三） 加強學科的關聯性研究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政策倫理是政策倫理和教育管理倫理的一個分支，或者說教育政策倫理均屬于它們兩個的研究內容，因此應該加強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或者說可以綜合研究，這樣才能更全面地看待教育政策倫理這一問題。
參考文獻：
［1］ 張燁. 教育政策分析的制度倫理視角［J］.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5（01）.
［2］ 郅庭瑾. 教育管理制度倫理問題研究［J］.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6（12）.
［3］ 郅庭瑾.教育管理倫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J］.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5（09）.
［4］ 劉世清. 論教育政策倫理的內涵、結構與意義［J］. 天津市教科院學報，2006（05）.
［5］ 石火學. 和諧社會建設中教育政策倫理的選擇［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01）.
［6］ 劉曉. 構建以公平為目標的教育政策［J］. 教育與職業，2005（13）.
［7］ 史翠蘋. 我國教育政策倫理現狀及其成因［J］. 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02）.
［8］ 陳能浩，李曉東. 教育政策研究倫理道德規范體系探討［J］. 當代教育論壇，2004（01）.
［9］ 江應中. 教育資助政策的倫理困境與價值實現［J］. 教育發展研究，2007（11）.
［10］ 張丹丹. 教育管理的倫理向度探析［J］. 教育導刊，2006（11）.
［11］ 朱光明. 論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倫理問題［J］. 理論學刊，2004（06）.
［12］ 楊軍. 論公共政策的“價值失范”［J］. 甘肅社會科學，2005（04）.
［13］ 劉歆立. 公共政策道德性及其意義初探［J］. 重慶社會科學，2005（07）.
第9篇：公共管理倫理困境范文
關鍵詞：地方政府；協作管理；公共危機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3-0053-02
1 政府危機管理的概念界定
隨著社會問題的日益增多，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行使主體，時刻都要面對不同程度的危機，而政府處理的危機是屬于公共范疇的，被稱為公共危機。所謂的公共危機是指“由于內部和外部的高度不確定的變化因素，對社會公共利益和安全生產嚴重威脅的一種危險情況和緊急狀態，那么能夠引起這種危機情況的緊急狀態的事件就是公共危機事件”。學界通常對“政府危機管理”和“公共危機管理”作為等同的概念，不做嚴格的區分。但是以張小明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政府危機管理具有雙重意義。政府作為一般的社會組織和其他的組織一樣也會面臨自身體系內外的一些危機狀況，比如財政危機、生存危機或人力資源危機等，關于應對這些危機的管理活動是政府危機管理的第一層含義。政府作為社會的管理者這個身份行使社會管理職能時，政府應對的危機是屬于公共范圍的，是對公共危機的管理，這屬于政府危機管理的第二層含義。文中使用的“政府公共危機管理”與“政府危機管理”不做區分，且是從政府危機管理的第二個層面出發研究政府的公共危機管理。由于公共危機普遍是由地方開始引發和蔓延的，地方政府在預防、遏制公共危機中處于主導地位，本文強調從地方政府的角度分析協作式公共管理在政府危機管理中的存在狀況。
2 地方政府協作式管理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
協作性公共管理“描述了在多組織安排中的促進和運行過程，以解決單個組織不能解決或不易解決的問題”。協作性公共管理從方向上可以分為縱向協作和橫向協作。縱向協作強調政府組織內部層級間的協作活動，政府部門直接，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合作；橫向合作強調政府和非政府直接的聯絡和合作，通過伙伴關系、網絡、契約關系、結盟、委員會、聯盟、公會和理事會，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管理者代表其組織共同制定戰略，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本文側重于研究地方政府的橫向協作管理。
奧圖爾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為何跨越組織(例如組織間網絡的管理)，普遍存在且有可能增加的五個重要原因。協作性公共管理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眾的需求多樣化和政府失靈的矛盾以及協作主體的成長造成的。
處理艱巨或者復雜問題的政策可能需要這樣的結構來執行。政府面臨的公共危機和問題越來越復雜。問題的環境更加惡劣，單個部門已經不可能獨立解決這些復雜的問題，更不用說嚴重的公共危機，協作成為了政府管理的必然選擇。
基于政府直接干預范圍上的局限性鼓勵而不是抑制了基于網絡的解決方法。隨著社會和市場的發展，公眾偏好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和產品而同時要求政府減少干預。此外。政府失靈一個重要的體現就在于不能為公眾提供個性話的公共產品，為了滿足公眾的這些需求，政府只有與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協作才能做到。
政治驅動力誘導出需超越因政策目標而可能必要的聯網；行政管理者經常必須平衡清晰集中的項目權威的技術需要與要求包容和更寬廣影響的政治要求。
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管理意識的增強和途徑的增多，為政府橫向協作管理提供了可能性；組織網絡的建立和信息技術的現代化為政府間縱向協作提供了平臺。
3 政府公共危機管理協作主體分析
3.1 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非政府組織是指除了政府和企業之外的所有社會組織；狹義的非政府組織是指地方、國家或國際級別上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的、自愿公民組織。文中采用的是狹義的非政府組織的概念。非政府組織從產生開始就與政府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系，由于非政府組織非營利性的特征，在我國政府成為非營利組織獲得經費的來源之一。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協作形式主要是采取合作和賦權的方式，關鍵是利用非政府組織在專業技術方面的優勢，取得在危機管理中的更好效果。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發生時起到了很好的社會整合作用，由于非政府組織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以公共利益為所有活動的最后依歸，能夠得到公眾的信任，以最快的速度和號召力整合社會閑置資源為地方政府解決危機提供協助。此外，非政府組織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在社區中的活動頻繁，為地方政府解決公共危機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國家誠信機制的缺陷和公民志愿精神的缺失成為非政府組織走不出的困境。公共危機的管理中，政府仍然處于主導和支配地位，對公共危機管理的參與主體起監督和指導作用。然而政府在危機管理中甚至不能避免組織內部的尋租行為，更不用說能很好地監督和避免非政府組織在危機管理中謀取私利。
3.2 營利性組織
營利組織主要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組織，在地方治理理論中，企業作為政府協作的對象，主要以外包和委托的形式納入地方政府管理的領域。營利性組織活動的最終目的是利潤最大化，提供的是多樣化的私人物品。營利組織的高效性和對環境變化的高度適應性是區別于政府低效、反應遲鈍的特點。現代政府面臨的是更多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不僅要對公共危機事件作出快速的反應還要解決手段陳舊的問題。營利組織在這方面的優勢彌補了政府的不足。公共危機管理是有一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在危機發生前和發生中更多的是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力量，但在危機發生后的重建階段，政府需要營利組織通過契約和合同的形式將政府的部分工作外包給企業去完成。政府將危機管理的部分職能轉移給企業，并不意味著放棄所有的監督管理權。與政府的協作關系并不能改變營利組織追求私利的特性，為避免營利組織的外部不經濟行為，政府應該建立起完善的協作模式，以達到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我國政府在管理中往往重結果不重投入，就會出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對等的結果。
3.3 公民
政府與公民的協作關系主要體現在公民和政府協調合作共同創造社會安全文化和在應對危機意識和能力上的提高。群眾的危機意識、危機預防能力和應對危機的能力是影響地方政府危機管理的重要因素。公民是公共危機的直接受害者，社會安全文化是需要在政府的管理下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在公民的廣泛和積極參與下形成的，反映了一種社會的倫理和文化。在預防公共危機的管理中建設安全文化有三層次的要求：一是觀念意識，主要是社會管理者和民
眾一起培養起來的安全意識和安全理念，只有在觀念上形成了預防公共危機的意識才能最大限度地預防公共危機的發生，很多危機都是在不經意間發生的；二是行為文化方面，行為文化是觀念的反映，同時又作用于觀念，“公民社會”的發展使公民增強參與政府管理的積極性和增加了參與社會管理的渠道，公民行為文化的發展為公共危機管理中快速動員社會提供了基礎保障；三是制度文化方面，政府在長期的安全文化的培養和管理中形成有效地管理制度，為創造良好的社會安全環境提供制度的保證，為社會的安全創造良好的環境，出現社會、政府與公民的良性互動協作關系。
4 地方政府協作管理的困境
4.1 公共危機協作管理的責任問題
責任是一個控制問題，明確責任是協作管理的難題。在官僚制體制內，組織的層級結構極其嚴密，嚴格規定了不同層級和職位的職責。而在協作性管理中納入的主體本身是處于體制外的組織。這些政府組織外的組織要承擔政府在處理公共危機中的部分職能的時候必然存在責任的分配問題。政府不管與那個協作主體合作都要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其他主體是否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要的話責任的大小如何分配，這是協作管理中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
多組織條件下的責任喪失出現在合同關系中，現在已經大量存在。最讓人擔憂的是合同組織的雇員會追求與政府不一致的目標，實際上也存在這種不一致的現象。凱特爾描述了合同關系中的這種不一致的情況，他認為合同外包的哲學假定是，政府與承包人的基本關系是委托關系，受委托的主體是在政府的有效監督下進行管理的。現在存在另外一種情況，那就是委托關系的雙方達成一個不受政府約束和監督的內在的隱性的關系，致使行政監督和委托關系發生斷裂。在法律和制度健全的發達國家會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同樣也會出現這樣的困境。由于體制上的漏洞，為政府管理者的尋租行為找到了機會。政府重結果輕投入的導向性為協作的破裂制造了更大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