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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范式;傳統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公共管理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1)10-0053-02
1962年,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在其《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阿次從學術的角度明確提出了關于范式的概念。庫恩指出:在科學的意義上,一個范式就是關于現實的一套較為系統的假設。這一套假設主要包括用以闡釋和說明某一類現實的規則,而這些規則表現為人們觀察現實世界的觀點、理論和基本的價值判斷標準。關于范式的作用,塞繆爾?亨廷頓這樣評價:人們可以宣稱只是根據具體的客觀事實采取行動,但事實上因為“在我們的頭腦中隱藏著一些假設、偏好和偏見,它們決定我們如何看待現實,留意什么事實和怎樣判斷它們的重要性和價值。”這就是說,由于人們必須清楚地闡述理論或模式,并運用經過闡釋的理論或模式來指導自身的行為,因此,范式對于人類的思想和行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公共部門管理在100余年的發展歷程中,發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轉換,即從傳統的公共行政學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學。
一、傳統公共行政學范式
這種范式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并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主要建立在科層制理論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礎上。它將自己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組織或官僚體制上,以組織的內部取向,注重機構、過程和程序以及行政原則的研究,并以行政效率作為追求的最高目標。
傳統公共行政學范式的兩大理論基礎: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論。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主要由美國學者威爾遜、古德遜等人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提出。該理論認為在所有的政府體制中都存在兩種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國家意志的表達功能和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這兩種功能分別稱做“政治”與“行政”。也就是說,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政治不能干擾行政,政治追求民主,行政保持價值中立,以追求效率為目標。官僚制理論形成于20世紀初,最集中地表現在馬克斯?韋伯1922年出版的《社會與經濟組織》一書中。該理論首先把組織權力劃分為傳統型權威、魅力型權威和法理型權威三種類型,并把官僚制看成為一種組織形態。官僚制理論強調法制條件下的層級制組織結構模式,重視機關內部的規范管理;強調官員職位,包括職業化、專業培訓、職位上級任命、終身任職、定額薪金等。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出現了兩種取代傳統公共行政學范式的嘗試:一種是以弗里德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1968年9月,由當時任《公共行政評論》主編的美國行政學家沃爾多發起和贊助,32位年輕的行政學學者聚集在錫拉丘茲大學明諾布魯克會議中心舉行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尋求公共行政今后的發展方向,通過回顧和總結公共行政的發展歷程,討論這個學科的重點應該放在何處以迎接未來的挑戰。會議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馬諾力主編的《邁向新公共行政:明諾布魯克觀點》一書中。該書被稱為“新公共行政學”的宣言。其中弗里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種新的公共行政學》一文,以及他在1980年出版的《新公共行政學》一書,集中體現了“新公共行政學”的基本觀點,他本人也成為“新公共行政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靶鹿残姓W”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研究公共行政領域,他們不滿于傳統行政以國家為中心來提高管理的效率、經濟和效果,不滿于POSDCORB以及諸如操作研究、決策科學、系統理論、PPB、MBO及其他強調“理性”、“科學”、“行為主義”的技術職業性發明。它摒棄政治與行政二分法,更多關心社會公平和有關的價值問題,研究重點也由政府組織機構的靜態制度層面轉為關注公共政策過程與公共行政過程等動態層面。它強調一種民主取向的公共行政學,但由于新公共行政學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缺乏概念的連貫性,沒有明確限定的憲法基礎等。它沒有成為行政學研究的主導范式,然而正是由于它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追求,對公共行政“公共性”的關注,公共行政學自此開始步入“自覺構建公共性”的歷史階段,推動了公共行政的發展,在某些方面它為新公共管理的產生做了理論準備。
二、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學范式
從公共管理學科的視野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策科學是作為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替代范式出現的,在七八十年代它成為公共部門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的主導范式。該范式有如下特點:提倡以問題為中心而不是以學科為中心。認為人類所創造的科學知識和方法都可以運用于政策研究之中,運用于改進公共決策系統,以提高政策質量;它以實踐定向,以發現和解決社會的政策問題為宗旨,指導執政黨或國家的各項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的實踐活動;它必須明確地理解和把握社會發展的方向;它必須與客觀政策密切相關,即必須具備一種能夠包容每個微觀具體政策的宏觀性格;政策科學對時間非常敏感,它將現在看做過去和未來之間的橋梁,它既強調歷史,又注重未來發展。為達到這一學科目的,政策科學重視系統化的知識及理性化的認識,同時又能“客觀地”處理超理性過程和非理性過程的變化現象;在傳統的學科特別是行為科學和管理科學之間架起橋梁,必須整合來自各種學科的知識,構成一個集中關注政策制度的跨學科系統;應在純粹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架起橋梁;政策科學除了使用成規的研究方法外,還將不證自明的知識和個人的經驗當作重要的知識來源;它是關于民主主義的學問,它涉及個人與集體的選擇,必須以民主體制作為前提;政策科學的目標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科學有時間的敏感性,強調政策的歷史脈絡,特別重視對未來的研究,要求從現有的事實和現狀推測未來發展趨勢;政策科學采取一種全球觀點,將全國、各民族視為一個命運密切相關的共同體;政策科學具有“發展建構”的概念,它以社會的變遷為研究對象,強調對變化、創新和革命的研究。
三、公共管理范式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公共管理范式在發展過程中有兩種研究途徑:一種是來自政策學院的政策途徑,簡稱為P-途徑;另一種來自商學院并受傳統公共行政學影響的商業管理途徑,簡稱為B-途徑。
p-途徑與政策科學范式相關,該
范式以政策研究定向,重視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經濟學分析手段的運用。但這種范式存在以下局限: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規劃的研究而忽視政策執行的研究;實際的公共管理部門很少要求正式的定量分析或重大的政策設計,卻對政策執行或政策管理有更多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政策學院的學者們轉向執行研究,興起了政策執行研究熱潮,公共管理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執行研究從兩個方面推動了公共管理的發展:一是執行研究將問題的焦點由組織轉移到公共項目及其產生的結果上。它首次使績效問題變成了爭論的焦點,公共行政學者們不能再自信地假定如果行政人員以正確的方式發起執行并調整行政系統的話,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就能產生有效的結果。管理績效問題超出了傳統行政學所能解釋的范圍。二是執行研究超出了公共行政學范圍而達到了一個更廣泛、綜合的跨學科基礎。執行運動的學者們想從績效重要性的發現中創立一種新的知識體系,而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帶來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知識基礎。正是這種由組織結構與過程向項目與績效的焦點轉移的趨勢以及不同學科學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公共管理范式的興起。20世紀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學院的教師們開始使用公共管理一詞,并開始設置公共管理課程。P-途徑的公共管理強調與政策分析的淵源關系,認為公共管理必須與公共政策的形成與制定密切相關。但又對政策分析所強調的計量分析和經濟學的應用的思路不滿,而是更看重政治和管理的層面。
為公共管理新范式作出貢獻的還有商學院的學者們。他們發展出所謂的B-途徑,即強調將工商管理和經濟學的概念、理論和方法應用于公共部門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關注組織結構與過程。B-途徑的公共管理重視的不再是內部行政管理的機制與過程,而是受管理主義影響,主張師法企業,以企業管理的方法來提升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經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進化,公共管理的P-途徑和B-途徑逐漸匯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1991-年9月20日,21日,來自全美的73位學者匯集于MPA項目發源地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麥克斯韋學院,舉行第一次美國的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這可以說是公共管理范式誕生的象征性標志。在此之后,全美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于1993、1995、1997年召開多次研討會。
依據張成福、陳振明等教授的觀點,公共管理范式具有如下特點:
1.公共管理是一種新治理。傳統公共行政學強調的是政府(行政機關)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除了政府行政機關外,還包括政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非營利部門或非政府組織,甚至私人部門。它強調的是治理,即由眾多行動者組成的一個關系網絡,和眾多行動者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
2.公共管理范式將傳統公共行政學的“內部取向”轉變為“外部取向”,重視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強調以最高管理者的戰略設計、政策設計為焦點。這使得戰略管理、項目執行、績效評估等主題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題。
3.在管理方法上,公共管理講究實用主義。認為公共部門與私部門所使用的管理方法是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主張在維持公共性的基礎上運用私部門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以解決公共問題,滿足民眾的需求。
4.公共管理強調價值調和與責任。公共管理強調價值的調和,不僅重視經濟、效率,同時也重視公平、正義和民主。公共管理在主張彈性、自主管理的同時,強調責任的重要性,并認為只有發展客觀有效的績效測量標準,政府的責任才能落實。
5.公共管理具有鮮明的實踐導向性。公共管理產生的基本原因,除傳統公共行政學舊有的學科局限外,還有回應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條件下公共領域中出現的大量新現象、新問題的挑戰之原因。政府部門的改革、再造、創新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體。可以說,隨著時展、政府改革的持續,公共管理理論亦將不斷發展。
6.公共管理具有理論上的包容性。傳統行政學主要是建立在政治學的基礎上,尤其是將官僚制理論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為其理論基礎。公共管理則基本上是一個科際整合的研究領域,它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借用了許多理論與方法。因為公共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多學科共同努力,只有在不同學科的滲透和融合中才能找到途徑和答案。
參考文獻:
[1]陳振明,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張成福,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關鍵詞: 公共管理學科案例教學完善
公共管理學科是一門綜合性極強的應用性學科,是培養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高級管理人才的主要陣地之一,其教學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公共管理人才的質量,而教學質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于教學方法的運用是否恰當。案例教學方法作為一種全新的教學方法,在國外近幾年來已被廣泛應用于專業實踐的教育與培訓的諸多領域,如法律、醫學、商學、公共管理、教育,等等。這種教學方法在國內的應用仍然處于初始階段,尤其是對公共管理這樣的新興學科來說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教學過程中科學地應用案例教學方法,就成為公共管理學科教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案例教學方法的內涵、特征及意義
案例教學的起源可追溯到1910年的美國哈佛大學。如今,在哈佛商學院,所有課程都用到案例教學,學生兩年中要學習400-600個案例;肯尼迪政府學院60%的課程運用案例教學,學生兩年中學習100-140個案例。哈佛的案例教學極為注重啟發、討論與互動,強調把現實問題帶到課堂、把理論變成解決問題的公開討論、把教師的單向講授變為師生之間的教學相長、把個人的思路變為集體的智慧。[1]哈佛大學商學院對“案例教學法”的成功運用和實施,使其成為一種風靡全球的、被認為是代表未來教學方法走向的成功教學模式。特別是在培養應用型、實戰型的管理人才方面,它具有獨到的功能和效果,受到管理界、教學界的重視、支持和歡迎。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課堂講授、案例研究、研討會等九種教學方法進行研究,分別在知識傳授、分析力培養、態度轉變、人際技巧提高、接受度和知識保留力等六個方面對各國專家做了廣泛調查,結果發現案例研究的教學方法綜合效果名列第一。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學方法呢?
關于案例教學方法,美國芝加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小勞倫斯·e.列恩下了一個簡明扼要的定義:“教師們以教學案例為基礎,在課堂中幫助學習者特定教學目的的一整套教學方法和技巧?!保?]p45與傳統教學的單一講授方式、教師獨自選擇教學內容、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控制等方面不同,案例教學方法具備如下特點[3]p47:1.教學以討論為基礎;2.學生知道得多,教師的知識并不是權威性的,學生們對自己的學識負責;3.知識和思想在教師與學生之間雙向流動,并在學生中間互相交流;4.通常學生是關注的中心,在論題選擇和討論方式上教師與學生共享控制權,而且教師經常作為輔助人員或資源提供者處于次要地位;5.總的目標是提高和增強學生的評論性的、分析性的思維和概括能力、辯論能力及說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實施案例教學方法對于培養高素質、專業化的公共管理隊伍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首先,案例教學能夠適應公共管理學科教學改革實效化的需要。作為一門實踐性和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公共管理學基本理論并不晦澀難懂,難就難在如何權變的應用理論上,只有通過案例分析的方法,才能讓學生明白。所以引入案例教學對我國高校管理教育思想及教學方法的改革發展起到重要的啟發和推動作用。其次,案例教學能夠適應公務員考試與公共管理教育職業化的需要。隨著《公務員法》的頒布與實施,公務員考試與錄用進一步規范化,具有了更強的篩選與鑒別作用。此外,公共管理專業本科畢業生有較強的進入公共生活的擇業訴求。為了適應這兩方面的需求,以公共管理案例分析為契機的教學模式轉變必須關注公務員考試及公共管理專業學生基本職業能力和職業潛能的培養。[4]再次,案例教學能夠促進公共管理學科發展,加強學界與政界的聯系。公共管理學科是一門實踐性和應用性極強的學科,它會隨著公共管理環境的變化而不斷發展和更新。透過案例,可以大致了解管理環境的變化趨勢,發現現有理論的薄弱和不足之處,從而推進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和完善。同時,通過學界與政界的交流與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教師的實踐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部門人員的理論水平。
二、實施案例教學方法存在的誤區
首先,教師思想認識上存在一定的誤區。有的教師沒有意識到案例教學是在教學觀念和方式上的一次深刻變革,他們認為,“案例”就是“例子”,舉例說明某個知識要點就是案例教學,而沒有真正轉換教學思維,也就不會真正做到以學生為中心,更不會使教學效果有明顯的改善。有的教師則認為“案例分析”是一個專門的課程,可以通過開設一門“行政案例學”課程來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有的教師甚至認為案例教學是可有可無的,不一定有效。他們認為案例教學無法替代社會實踐,學生們通過交流不成熟的意見不會學到任何東西。
其次,學生思想認識上存在一定的誤區。由于長期的傳統教育模式而形成的被動接受知識的依賴心理的影響,學生對案例教學的適應能力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養成了不愿主動學習、不愿參與討論的惰性。另外,我們在案例教學過程中也發現,學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都會影響到他們在課堂上的反應。尤其是受我國傳統文化的無形影響,很多學生即便對討論的問題有想法也羞于表達,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案例教學方法的有效實施。
再次,案例收集上存在一定的誤區。目前,我國公共管理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公共管理研究還不深入,我國多數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學仍然采用老套的“灌輸式”教學,以“兩教(教師、教材)為主體,“耳提面命”式地向學生講授單純的概念和課程邏輯體系,而對案例教學教材的編寫工作滯后,尤其缺乏適用、規范、本土化、針對性強的公共管理類課程的教學案例,影響了案例教學的實際效果。具體而言,在公共管理的案例教學中存在“三多三少”現象,所謂“三多三少”,即:舊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
三、完善案例教學方法的對策
1.建立和不斷優化案例資源。開展案例教學首先要有足夠的、高質量的案例資源,建立一個各教學單位可以共享的案例庫是一項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因此,我們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組,建立具有相應社會性的案例專門研究機構以形成穩定的案例工作隊伍,明確任務,專門負責對外的實際調查,搞好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組織的關系,以期比較容易地獲得高質量的第一手資料,構建全面而準確的專業案例庫,為公共管理案例教學提供案例源。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請一些公共組織的工作人員作為學校的兼職教師,幫助制作案例。這樣,既可以保證公共管理案例的真實性、及時性和指導性,又可以使學生接觸到更加貼近實際的素材。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學習國外的經驗,在全國范圍內整合公共管理的研究人員,形成穩定的力量,組成業務網絡,建立起各研究單位可以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庫。比如,美國早在1948年就由紐約卡內友公司資助,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撒拉克斯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等組成了公共行政案例編寫委員會,研究成果由各大學分享。
2.根據課程內容精心選擇教學案例。要有效地開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學,其前提是要根據課程內容精心選擇合適的教學案例。在案例選擇過程中,為確保案例的典型價值,應堅持以下原則:首先,案例的選用要符合教學目的。要充分考慮到案例與理論教學內容的相關性,選取的案例要與教學理論知識相吻合,針對這些知識的重點、難點。比如在“政府機構改革與職能轉變”教學中,我國“大部制改革”就十分引人矚目;其次,選取的案例應具有典型性、真實性、時效性、針對性。所選案例必須是反映公共管理實踐某些或某類情形的代表性事例,最好是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其內涵具有普遍意義,內容真實可靠,可信度高,通過對其分析可以獲得一般性的知識和技能,從而起到舉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在“公共危機處理”這一主題下,“911事件”、“抗擊非典”、“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出租車司機罷運”、“農民工上訪”等問題導向明確且較具代表性的個案就很易備受關注,具有典型意義。再次,教學案例應該具有開放性與挑戰性,能夠引發不同的觀點、思考和爭論,能夠對分析者的認知能力和決策能力形成一定的挑戰,使得這些能力經由不斷磨煉而得以加強。
3.運用現代化教學技術和手段配合案例教學,提高課堂教學的直觀性和生動性。案例教學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高度的擬真性和鮮明的教學目的中,提高學生的認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實踐能力。因此,案例教學不僅在教學理念和方式上與傳統教學不同,而且要求與一定的物質安排相適應。采用現代技術手段配合案例教學必然是未來案例教學的發展趨勢,選用聲像結合的案例,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和富于動漫色彩的課件,輔之以適當的背景音樂和短片,能夠創造界面友好、形象直觀的交互式學習環境,提供圖、文、聲、像并茂的多種感官綜合刺激,還能按超文本、超鏈接方式組織公共行政管理學科知識和公共行政管理教學信息。因而對學生認知結構的形成與發展有很大幫助,可大大提升課堂的直觀性,讓學生身臨其境、深受啟發?,F在國外甚至于已有學校嘗試租用衛星通道,進行遠距離乃至跨洲的案例討論與學習。這預示著,未來的案例教學將是“無縫式”的,案例教學傳統上被劃分為學習者先獨自對案例作分析,繼而以小組和全班的討論這樣一種學習環節的界線將逐漸消失,學習將成為一個連續的過程。
4.加強培訓,提高教師案例教學能力。案例教學是由教師、學生、案例三要素構成的一個動態過程,它要求教師具有很強的專業能力和高超的教學技能,教師教學方法的得當與否,直接關系到案例教學質量的好壞。因此高校應加大投入對教師進行系統的案例教學培訓,提高教師案例教學的能力。首先,教師必須轉換傳統的教學思維方式,發揮“引導者”的作用。所謂教師、學生和案例三者積極互動,就是強調教師以案例為主要素材,以自己淵博的知識和博大的情懷影響學生,以情帶學,以平等的姿態帶領學生一起進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討。教師要做導演、主持人、組織者,而不要做演說員、評論員、仲裁員。其次,完善案例研究,加強案例寫作。案例教學法須以高質量的案例研究為基礎,唯此才能真正高效地展現“問題”中所涵的沖突,發掘更多的洞見,更好地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奔巴薩特等方法論學者指出,案例研究要注意的程序是:(1)研究主題與目的的確立;(2)分析單位的設計;(3)單一個案或多個案的研究設計;(4)選擇對象的研究設計;(5)資料研究方法的研究設計。[5]p396再次,借鑒國外做法,積極開展高校與社會公共管理部門的合作,聘請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中具有豐富的政府工作實踐經驗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級管理人員擔任兼職老師,傳授公共管理中的實踐經驗。比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品牌教授、“大腕級”骨干教師多數有從政的經歷,有些人擔任過大型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還有一些人擔任過美國總統的經濟、公共政策和國際事務等方面的高級顧問或助理,大多是畢業于哈佛、耶魯、麻省理工學院等院校。他們從政經驗豐富,社會聲望高,學術功底扎實,影響力大,特別是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國防與外交等方面見多識廣,研究成果豐富。
5.注重評估,建立案例教學效果測評系統。
課堂案例研討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案例教學的完成。因為與傳統課題教學相比,案例教學中開放式的討論雖然更能激發學生的智能和各種技能,但缺乏客觀的評價依據,增加了教師評估學生知識接受程度的難度。因此,跟蹤研究教學實踐,注重教學評估意見的收集和反饋,建立與案例教學方法配套的教學效果測評系統就顯得非常必要。每次課后,教師應及時召集學生針對本次課堂案例教學進行討論,征求意見和建議,聽取學生對案例教學效果的反映,以便為案例教學的改進奠定良好的基礎。譬如:對學生的負責和鼓勵程度、課堂上的主要觀點和看法的清晰程度、課堂講授與自由討論之間的平衡程度、教師的優缺點、案例及閱讀材料的質量等情況向每個學生分發征求意見表并及時收集整理反饋,督促有關教師做好改進工作,提高案例教學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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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美]小勞倫斯·e.列恩著.郄少健等譯.公共管理案例教學指南[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
社團管理的效率與公平
嚴嘉榮 梁意鈺
(順德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順德 528333)
摘 要 高校學生社團在管理過程中常遇到效率與公平問題,從而制約其為學生群體提供更好的學生活動和社團服務,而這些問題恰與政府管理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具有相似性。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管理過程體現出的創新管理思維,能較好地處理上述問題,可供學生社團借鑒。本文試圖從公共管理的視角來探析高校學生社團管理過程中的效率和公平問題,力圖借鑒政府公共管理的有益做法為社團管理中效率和公平問題的解決提供新的途徑。
關鍵詞 公共管理 學生社團 效率 公平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x.2015.08.081
Efficiency and Equ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ssociations
Management under Public Management Perspective
YAN Jiarong, LIANG Yiyu
(Shunde Polytechnic, Shunde, Guangdong 528333)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 often encountered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efficiency and equity issues, thus restricting its better student activities and community services for the student population, and these problems exactly with the problem faced by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process has similarities. Governmen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ublic management process reflects the innovative management thinking,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better, for student organizations learn. 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management to 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efficiency and equity issues, trying to draw the governmen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neficial practices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address equity issues provide a new way.
Key words public management; students associations; efficiency; equity
0 前言
高校學生社團承擔著豐富校園文化、服務學生第二課堂和培養優秀學生干部的職責,它們的良好發展,無論對學校還是學生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當前得到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學者一致認同的觀點是,以學生社團的優質管理促學生社團發展。因此,高校學生社團能否創新管理模式,解決管理問題,越發受到重視。
“創新”一詞在企業家創業和公共組織機構的管理中被頻繁地提到,為了實現組織目標,不斷地進行管理的優化和創新是唯一的途徑。研究學者和實踐者通過不斷的研究和探索,在商業領域和公共管理領域提出了許多的創新管理理論,也通過大量的成功案例證實了這些理論的科學性和可行性。
本文重點分析公共管理視角下的創新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有別于工商企業管理,重要的區分點就在于前者的主體是政府(或非政府公共組織),且管理的目的著眼于社會的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周慶行等人對“公共管理”的解釋表明其目的是致力于為公民提供優質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①從這個角度而言,高校學生社團的管理可參考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原因在于:高校學生社團非營利性的特點以及為大學生群體提供高質量社團活動和社團服務的宗旨與公共管理的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更為直觀的理由則是,公共管理中經常提到的“效率與公平”問題,也恰是高校學生管理中所面臨的。
在前期文獻查閱的基礎上,結合在政府部門和S高校的實地調研,筆者認為,政府機關部門較為成熟的公共計劃制定、政策評估、責任確定、公共服務外包等內容,較好地兼顧了管理效率和管理公平兩方面,值得高校學生社團借鑒與思考。
1 高校學生社團管理的效率問題
一般認為,效率是指社會活動中的投入與產出的比例??梢?,成本與利益的關系是效率的實質。用最小的成本來實現最大的效益,可理解為高效率,反之則為效率低下。在公共管理中,所有公共事務都存在著成本與收益的衡量。
效率低下應該是每個組織在管理中最突出的負面問題。筆者在調研S高校J學院學生社團聯合會下屬的11個學生社團時發現,只有個別社團能做到財務狀況良好、社團成員的凝聚力高、計劃從制定到落實能快速而準確,情況最糟糕的社團一年都組織不了一次社團活動或服務,社團管理形同虛設。情況如下表1所示:
詳細分析一個高效的政府,筆者發現:其決策制定是快速、準確而能實施的,且能在預期時間內完成――有一個專門的決策分析、制定和評估部門;任務布置下去各部門的職責是明確的――部門職責甚至有明確的章程說明;權力下放,不做不擅長的事情――政府外包服務項目,培育社會組織機構;規范化的考核和激勵機制――360°績效考核及明確的個人晉升途徑;責任落實到人――一直到底的個人問責制。②③④規范化的制度約束以及恰當的人在恰當的崗位做恰當的事,保證了政府在一個政策周期內的高效運轉。
表1 S高校J學院11個專業社團2014年總體情況分析表
筆者將上述的一些理念運用在J 學院的11個學生社團中。社團指導老師、會長和副會長形成決策機構,由于是專業社團,要求會長與副會長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能為決策提供部分專業意見;決策形成的內容將細化為指標評分,作為360°績效考核的依據,而評分包括社團聯合會上級評分、其他社團同級評分和學生代表下級評分,分數高低將作為社團評優和個人榮譽的重要標準;社團專業性強的活動可借助校外力量,如金融協會模擬炒股比賽的軟件則由企業提供,無需學生自行開發。上述舉措,輔之以已有的日常管理制度,社團內部松散的風氣有所改善,由于引入了競爭機制,社團間的良性競爭也促使更多學生干部積極性的提高,由于學生的評價、老師的認可以及工作的完成與自身發展緊密掛鉤,學生干部更注重工作質量和服務意識,間接也提高了社團的公眾影響力。
2 高校學生社團管理的公平問題
廣義下的“公平”的概念被賦予了政治公平、經濟公平、倫理公平等多樣的形式,而在公共管理的實踐視角下,規則公平、程序公平、環境公平和結果公平是被討論得最多的公平問題。規則問題時指管理主體制定的規則應具有普遍約束力,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程序公平是指公共管理活動的開展應遵循正當程序。環境公平是指管理主體應為管理對象營造平等的競爭環境和條件。結果公平是指管理主體應保證按貢獻原則進行分配。一個注重公平的管理主體,應當在上述四方面的管理中有所體現。考察一個有責任心的政府,其在處理公共事務時必然注重其政務的公開程度,這好比古時明君開言納諫。只有保證了信息掌握的對稱性,社會大眾才有機會獲悉公共政策的信息,才有利于下一步的民意表達。第三方監督以及社會公民有表達意愿的渠道,也是基于同樣的道理,即保證強弱兩方信息把握的公平性。⑤而讓更多人有機會投身到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則是毋庸置疑且老生常談的,缺乏競爭對每一個組織的發展而言都是有害的。
學生進入學生社團一般不存在門檻高低之分,因此學生社團應當注重的公平問題集中體現在如何保證信息在強弱雙方間的一致性。缺少長遠發展眼光的學生社團往往就在活動開展前幾天通過發傳單、擺攤的方式讓學生群體了解其社團動態,而當活動結束,學生群體就再也無法掌握該社團的任何信息。同樣的情況發現在社團內部,干事往往只能接受任務,但對社團的未來發展或與自身相關的信息則了解甚少。合理的做法就是類似于政府的“政務公開”,利用互聯網、電子期刊、微信、微博等先進工具,更新社團的動態。筆者曾讓J學院社團聯合會把換屆名單在微信上,發現轉發和評論信息人次共達幾百次,很好地讓更多的學生獲取社團的日常信息。
另外值得關注的就是社團的評優問題。習慣性的做法是根據社團上交活動材料的準時程度以及活動規模的大小來進行評分,這樣的評判標準往往缺乏公平性和客觀性。筆者長期調研J 學院的社會調查與研究協會,發現其活動大多為社會調研和數據研究分析,活動性質并非如辯論賽或知識競賽的外揚,也并不能吸引很多社會研究專業以外的學生參與進來,但調研參與活動的學生對該協會的評價,持正面評價態度的占90%以上。這表明,活動的規?;蛐再|,并不能作為社團開展活動優劣的唯一評判標準。筆者認為,更加公平的做法是考察參與其中的學生是否受惠,并且是否能讓更多的學生受惠。精明的政府部門在進行決策時往往會不厭其煩地咨詢其服務對象的意見,這一點應當值得學生社團效法。因此,在考核社團績效時,會員(即學生)的態度應當占有相當大的部分比重。由此看來,應用360°績效考核來考評社團一年的工作表現,既是效率問題上的考量,也是公平問題的解決之道。
3 結論
本文從公共管理中處理效率和公平問題的一些做法進行描述和分析,發現其中的一些做法能提供給高校學生社團作為管理的參照。盡管高校學生社團不能照搬政府管理的方法,諸如企業管理上的一些理論對社團管理⑥⑦仍有相當程度的可參考性,但筆者認為,取其精華仍是值得肯定的做法。科學決策,高效運轉,學生干部在其位謀其職,社團信息傳遞順暢,能為高校學生群體提供更好的學生活動和社團服務,從這點來看,具有公共管理視野的學生社團在高校中無疑更有競爭力和發展前景。
注釋
① 周慶行.公共行政導論[M].重慶大學出版社,2006.
② 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③ 金太軍.論政府公共管理責任的承擔[J].行政論壇,2008(1).
④ 田萱.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績效評估[J].理論導刊,2003.
⑤ 李朝暉.論新媒體時代的政府公共管理[J].汕頭大學學報,2012(5).
摘 要 研究方法是學科得以不斷發展的重要基礎,對比中美兩國行政管理量化研究方法,發現國內量化研究方法本身成熟程度與美國存在一定差距,應用情況也與美國存在較大差距,進而提出了若干具體改進對策。
關鍵詞 行政管理 量化研究 比較
國內公共管理學科量化研究的起步比較晚,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才逐漸重視運用量化研究方法這樣一種尚不完全成熟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公共管理這一成熟中的學科。目前,公共管理學科量化研究的方法主要還是為使用起來技術門檻比較低的統計學方法。據統計,《中國行政管理》、《管理世界》、《公共管理學報》2009年前3期所刊登的關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中所用到的方法60%左右是統計分析法。
而美國公共管理學科和政治學科的量化研究起步早,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即有一定研究。相比較而言,刊登在美國《美國政治科學評論》等雜志上的定量分析相關文章所用數學模型和統計分析方法較國內要更為先進和繁雜。
對比中美兩國行政管理量化研究方法,發現國內量化研究方法整體上呈現以下差距:
一、方法本身成熟程度與美國存在一定差距
主要體現在首先研究方法數量較單一。正如前文所言,國內局限于一兩種方法,而美國對五種方法特別是針對系統科學分析法、數學分析法等更加擅長。其次研究方法技術較落后。國外采用的復雜數理模型和程序比國內整體要先進一個時代。第三與傳統研究方法融合不夠。美國學者比較注重于方法融合,傳統領域的學者一般也對量化方法略知一二。同時他們更加注重與統計學、心理學等學科間的交叉研究。
這一差距存在的原因主要是:(1)國內學者研究時間尚短。因為起步比較晚,公共管理學科整體發展滯后于西方國家等原因,真正國內大規模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還只有數年時間,故而發展有限。(2)缺乏核心研究群體。與美國的主流研究學派都推崇和使用量化研究相比,國內缺乏核心研究群體和權威研究專家,進而使得存在方向不一致,難以形成一盤棋的情況。(3)缺乏成果轉化的支撐。由于缺乏平臺,國內社科基金、自然基金等各類基金對量化研究類支持項目不多,客觀上也制約了相關研究。
二、方法應用情況與美國存在較大差距
量化研究在美國的應用非常廣泛,從大選到反腐敗都可以用到,與政治、社會等結合相當緊密。而國內目前遠沒有達到這一步,開展的研究都還是一些基本的、初步的探索,缺乏大型項目的支撐來實現大規模應用。
應用不多的原因除了方法自身的不完善外,主要還在于(1)國內學界對量化研究的認同程度還不高,部分學者對量化研究方法的先進性視而不見,或者采取選擇性忽略,對量化研究不甚認同。認同程度不高直接制約了應用范圍的擴大。(2)部分量化成果信度效度不高。由于部分量化研究學者研究不深入,統計學根底不深厚,導致某些量化研究成果與事實不符,缺乏信度和效度。還有部分學者玩弄統計學方法,沒有研究出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成果。這些行為都損害了量化研究方法的權威,使得部分不了解量化方法的學者對此產生懷疑,進而直接制約量化研究方法的進一步應用。(3)國內學界對量化研究整體上了解掌握不夠。量化研究方法運用具有一定的門檻,要求對統計學知識和計算機技術掌握較好,國內學者由于知識結構限制,對該方法整體掌握還不夠。(4)體制制約導致數據信息獲取難,缺乏第一手真實數據信息,大規模的應用研究也就無從談起。
三、減小中美公共管理量化研究方法差距的對策分析
第一,取長補短,大力借鑒西方經驗。當今時代美國的公共管理學很優秀,但是美國的公共管理學也并不是土生土長的,而是十九世紀末從比較發達的德國學習借鑒來的舶來品。正如此例,在量化研究方法上國內學者也應該積極謙虛地向西方學習,積極借鑒西方的最新理論成果和先進經驗做法,并努力“中國化”,以促進國內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
第二,強化方法,努力提升研究水平。盡快提升國內量化研究的水平,完善量化研究的方法體系,采用更多更完善的方法、模型、技術來推動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是縮小中美兩國量化研究方法差距的最關鍵途徑。類似于儒家的“內圣――外王”途徑,國內量化研究學者必須通過自身的努力以實現方法層次的提升和信度效度的完善,進而為量化研究方法贏得更大的一片天空。
第三,多方著力,大力培育研究隊伍。研究隊伍的培育要從幾方面著手。一是培育一個核心隊伍。要形成一批在國內有較大學術影響力和號召力的專家型學者,他們精通于量化研究方法,同時學貫中西。二是形成一個學術梯隊??s小差距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只要形成一個老中青相結合的學術梯隊,才能實現學術研究的可持續發展,進而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三是加大項目扶持,以“扶”帶“培”。國內的自然基金、社科基金等基金項目要進一步在項目扶持上向量化研究傾斜。
第四,加強融合,促進方法間學科間互補。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之爭最終是要走向融合,哪個國家在定量與定性研究的融合上占得先機,走得遠,哪個國家就能在公共管理研究上事半功倍。國內學者要擯棄條條塊塊,從知識結構上更新、從研究方法上融合、從不同學科間互補,通過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融合,提高定量研究的信度、效度和應用范圍,進而促進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政府部門 協作機制 戰略性機制 診斷性機制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網絡時代的來臨,公共需求日益多元化,公共問題日益復雜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行政組織或者行政部門僅靠整合自身內部資源,不足以有效應對復雜的公共問題,因此政府間部門協作日益成為政府治理的新方式,而如何構建部門間的協作機制也成為亟待解決的行政問題。
近年來,學術界對該領域的研究熱度持續攀升,并對政府間部門協作應該建立怎樣的機制進行了諸多探討。那么,國內外學者到底是從哪些方面來進行探討的?現有的研究成果有哪些?而研究的不足之處又是什么?本文根據對國內外文獻的梳理,對不同學者的觀點進行考察,把學者們的不同主張,歸納為四大機制:管理性機制、溝通性機制、戰略性機制和診斷性機制。
一、政府部門間協作的管理性機制
尤金 ? 巴赫達(Eugene Bardach)用動態的視角,分析了政府部門間協作機制,并將其分解為兩個次級過程:梯級平臺建設(platforming)和勢頭建設(momentum building)。他認為要實現協作的良性運行,不僅需要高水平的協作能力,也需要在目標、資源等方面達成共識。瑞英(Ring)把政府間協作看成是一個過程,并按時間順序將其歸納為四個階段:談判階段、承諾階段、實施階段及評估階段。阿格拉諾夫和麥奎爾在歸納協作活動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取代傳統公共行政的POSCORD 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四個階段,即激活(activation)、定位(framing)、動員(mobilizing)、綜合(synthesizing),這種觀點較具代表性。國內的學者也對協作過程或協作程序進行了探討,如徐艷晴、周志忍基于水環境治理的具體實踐,探討了我國部門間協作的程序性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如何構建和完善這種程序性機制。呂志奎、孟慶國認為在公共管理過程中,需要發展互動的、協作性和整體化的管理機制,促使政府各部門協同工作,使各部門實現功能整合,并有效利用各種稀缺資源。朱玉知認為,部門間協作關系的確定是構建跨部門協作機制的重要內容。在協作過程中,需要明確與哪些部門溝通,溝通的目的是為了達成什么樣的目標,焦點在協作過程、協作能力和績效管理等方面。此類研究雖然較多,但是比較散亂,缺乏系統、性綜合性的研究。
部分學者認為協作能力是政府部門間協作能持續運行的重要條件,對部門間協作的有效管理至關重要。埃莫森(Emerson)提出了一個由五種能力構成的協作能力框架,分別是:領導和管理能力;過程能力;分析能力;知識管理能力;職業問責能力。尤金 ? 巴達赫認為構建部門間協作能力,不僅要有現代的管理理念、人才、具有目的性的人才、能激勵人才并讓其擔負領導責任的能力,還有相互信任等。SUSAN PAGE HOCEVAR強調要保障部門間協作的運行,需要擁有一定的協作能力,他強調橫向機制是協作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橫向機制具體是指社會資本,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協作的工具和技術,并且其表示對協作成員的獎勵和激勵也是提高跨部門協作能力,完善部門間協作機制的重要內容,建議建立和完善獎勵和激勵制度。
此外,還有些學者從績效管理的視角,來審視政府部門間協作機制,他們多聚焦于建立激勵機制和完善權責體系。如朱玉知主張建立一個跨部門合作的激勵機制,明確各部門的權責,對各部門間的協作進行激勵,對各部門參與的協作體系進行有效的管理。孫迎春總結國外的部門間協作理論和實踐,從政策執行層面來探討部門間協作機制,提出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比如,在績效評估中,不僅關注單個組織自身的目標完成情況,還關注協作組織整體的目標完成情況以及對其他組織目標的貢獻程度。李海峰認為加拿大政府部門間協作管理的成功之處還在于它的協作機構的管理水平,他建議可通過設立共同監督小組和績效小組,完善部門間協作機制。
二、政府部門間協作的溝通性機制
根據已有文獻的梳理,發現多數學者對部門間協作機制的構建,有共同點,即強調信息、溝通的重要性,主張建立一系列信息網絡平臺和信息共享機制。如孫迎春認為部門間的協作需要做到信息共享,信息共享程度越高,部門間協作的水平越高,單個部門獲得的效益越大。徐艷晴、周志忍提出在我國政部門間協作中,信息孤島現象仍存在,對跨部門協作的實踐,造成嚴重的后果。李瑩立足于我國的海事管理現狀,突出加強信息交流和共享的重要性,提出建立網絡資源共享的平臺和確保各部門通訊設備的兼容性,以完善我國的海事管理的跨部門協作機制。王玉明、鄧衛文提出建立環境管理部門間協作機制,需要完善信息系統,并保證環境信息的及時、全面和準確,促進環境信息共享。朱玉知也強調建立相通的信息系統,打破單個部門的限制,促進政府各部門各層級縱向和橫向的有效溝通,建立信息共享機制。
要建立政府部門間協作的溝通性機制,除了重視信息互通的重要性,還需要確立傳播信息的組織載體,需要明確協作主體間的伙伴關系。國內外許多學者也對此進行了論述和研究。蔡英輝、申愛華從我國中央部委間的關系來探討部門間協作機制,他們不僅強調信息閉塞是影響部委間協作的重要原因,還強調打破層級限制,建立各部委間的伙伴關系,通過平等溝通、制度兼容等來推進各部門間的協作進程。朱玉知認為部門間協作關系的確定是構建跨部門協作機制的重要內容。在協作過程中,需要明確與哪些部門溝通,溝通的目的是為了達成什么樣的目標。孫迎春把跨部門協作機制分為等級制和協商制兩種。其中,等級制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信息灌輸,溝通具有強制色彩;而協商制則是在尊重對方意見的基礎上,交換信息、共同決策,而不是等級命令。
三、政府部門間協作的戰略性機制
協作戰略是具有前瞻性的,對政府部門間的協作具有指導意義的,因此,戰略性機制是政府部門間協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學術界對政府部門間協作機制的建立,確實不乏戰略性的審視和思考。
羅伯特 ? 阿格拉諾夫(Robert Agranoff)和邁克爾 ?麥圭爾(Michael Mcquire)基于美國公共管理實踐,建立了協作性公共管理的模型。他們基于美國地方政府的戰略協作,用兩個變量來構建協作性管理模式:一是城市協作性活動的水平,二是此活動作為城市治理戰略的程度。在這兩個維度下,將城市間的協作模式劃分為六種:1.基于轄區的管理模型;2.節制模型;3.自上而下模型;4.接受捐贈模型;5.保守模型;6.滿足模型。周志忍、蔣敏娟結合中國的國情,從戰略角度歸總了目前我國特色的政府跨部門協作模式分別是:1.以權威為依托的等級制縱向協同模式;2.以 “部際聯席會議”為代表的橫向協同模式;3.是圍繞專項任務開展的條塊間橫向協同模式。呂志奎,孟慶國從戰略層面分析和預測,協作性公共管理將會是超越新公共管理的一種新模式和新方向,他們從五個方面來論述部門間協作的五個基本維度:分別是價值層面的共識、協作性網絡和組織的建立、協同工作方式的確立、提供公共服務的新方式(主要體現在信息共享,聯合咨詢上)以及公共責任和動機。孫迎春認為部門間協作機制也就是實現各主體間的協同戰略。他在總結國外政府間部門協作實踐的基礎上,從宏觀戰略層面來探討政府間協作機制,并把政府間部門戰略協作歸納為兩種組織形式:政府內部高層協同機構與政府宏觀政策研究機構,通過把政府智慧和學術專家相結合,建立部門間協作的戰略性機制,以提升部門間協作的決策能力和戰略思考。
學術界對部門間協作戰略性機制的論述,體現在價值追求、決策共識層面。如秦長江、胡偉認為,要實現由新公共管理向協作性公共管理的變革,需要進行價值追求的調試,轉變行政理念,注重公共價值,通過協作各方共識的達成,處理公共問題。劉亞平在探討部門間協作的協作關系時,提到部門間的協作, 要求參與協作成員擁有整體戰略觀, 并能夠基于這一整體,形成和實現共同的目標。他強調了在部門間協作過程中,構建戰略性機制的重要性。王洛忠、秦穎從危機治理角度,對我國部門間協作機制的困境進行探討,認為中國文化特有的“內外有別”信任體系、中庸之道以及封閉性和排他性,不利于部門間的協作,應樹立多元共治的理念,培育信任的組織文化,從戰略視角,依據我國特色的文化背景,建立部門間協作機制的文化保障。
四、政府部門間協作的診斷性機制
很多學者立足于我國政府部門間協作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設政府部門間協作的診斷性機制。就已有文獻來看,周志忍、朱玉知、孫迎春、蔣敏娟、徐艷晴、王洛忠、秦穎等均對跨部門協作的診斷性機制進行過探討。
周志忍、蔣敏娟建立了一個診斷框架,用來分析中國政府部門間協作的現狀,并深層分析了部門間協作失靈產生的現象和原因,強調完善體制層面的不足,彌補技術層面的缺陷,運用結構性和程序性多重機制,其理論具有代表性,為今后學術界在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現實思考,為未來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徐艷晴、周志忍立足于我國水環境治理的現狀,建立了一個部門間協作框架,分別從協同需求、部門間協作的結構性機制和程序性機制三方面來分析我國水環境境治理中部門間協作的不足,并提出一些診斷性建議。蔣敏娟從中國部門間的協作現狀出發,揭示了中國特色的政府間協作機制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歸納了政府間協作機制的診斷性策略。李瑩揭示了我國海事管理部門間協作中存在的問題,在借鑒海事發達國家部門間協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對建立和完善海事管理政府部門間協作機制的建議,包括完善法律法規、成立領導協調機構、促進信息交流與共享等。孫迎春依據澳大利亞整體政府改革的實踐和經驗,來探討政府部門間協作機制,引進了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
朱玉知描述了我國“多個監管部門卻管不了一根豆芽”的現實困境,以這個問題為切入點,來分析我國政府部門間存在的協作難題,并在此基礎上構建部門間協作機制。孫迎春總結國外政府部門間協作經驗,提出部門間協作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并分別從宏觀戰略與政策層面、政策制定層面和政策執行層面解釋了政府跨部門協作的運行機制,指出在不同的層面,部門間協作的方式不同,運行機制不同,關注的焦點不同。王洛忠、秦穎站在公共危機治理的角度,從文化因素、組織因素、制度因素三個方面來闡述我國政府部門間協作的困境,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構建部門間協作機制的路徑,包括培育協作信任的組織文化、設立專門協作機構、實現目標整合、優化資源配置、建立信息平臺和實行協作問責等。趙成福在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下,對我國公共危機治理中,部門間協作的困境進行診斷,認為信任缺失、網絡失范、規范缺失是其存在的主要問題,主張提升個體層面的社會資本、團體層面的社會資本(如健全協作體系或協作平臺)和建立信任社會。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根據對以上文獻的梳理和歸納,本文認為目前學術界對政府部門間機制的構建研究較豐富,但有些方面仍缺乏系統性研究和深度分析。本文認為,目前學術界對政府部門間協作機制構建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第一,學術界針對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不少理論層面的探討,尤其在針對建立管理型機制、溝通性機制有較多的研究和論述,且從不同的視角和層面看問題,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第二,國內學術界在借鑒吸收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并結合我國的國情去探討部門間協作機制的構建,特別體現在診斷性機制上,多立足于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做宏觀分析和探討。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間協作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對部門間協作機制靜態的研究較多,動態的研究較少,把協作當成是動態的管理過程并系統地從實踐的角度去分析的研究比較欠缺;第二,宏觀研究較多,微觀研究較少。目前學術界立足于國家層面、整體層面對部門間協作機制的研究較多,大而寬泛,而專注于某些微觀實踐去探討部門間協作機制的研究較少;第三,管理層面的研究多,戰略層面的研究較少,目前,學術界從管理層面對部門間協作的研究相對較多,且比較散亂,而站在戰略高度去審視政府部門間機制建構的研究很少,對協作的價值共識、理念、普適性模式等層面的深層研究匱乏,且缺乏代表性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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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國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希望持續發展、提高國民生活水平,關于“國家競爭力”的定義及指標,邁克•波特以及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世界經濟論壇(WEF)的有關專家都一致認為政府職能的發展是國家追求永續發展的最重要指標。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以英國為首的很多發達國家開始進行行政改革,主要源于全球性的政府財政萎縮(見)。GeraldECaiden認為上個世紀80年代對政府行政體制的徹底檢討及激活政府組織的全球性努力,主要源于全球性的政府財政萎縮,以及希望用最少成本換取更多實效的需求。由于民眾持續對政府施壓,要求增加干預措施,很多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些臨時性的對策,這些對策卻導致大量的借款、史無前例的國債發行、通貨膨脹的加劇、貨幣貶值。另外,政府也必須縮小組織規模,以減少支出、人事、投資及服務成本,以期有較高的生產力及較好的績效;同時為改善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政府也不斷地被迫調整其角色與策略。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率和貨幣的一般性理論》,主張政府應積極參與及介入市場經濟活動,增加支出以減少失業;運用稅收、補貼等財政政策影響市場經濟,以加強政府經濟調控來振興經濟,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宏觀調控。然而,政府的介入與運作并未如預期的那樣彌補市場機制運作的不足,原因在于:政府機構缺乏競爭力,這是主要原因,官僚體系沒有生產成本的壓力,生產力落后,效率低下,造成資源浪費;許多公共事業或為自然壟斷,或由法律賦予壟斷地位,容易形成重復建設和過度投資,造成資源浪費;政府官僚組織無效率控制,雖然政府機構制定法令規章規范官僚體系的運作,但實際上由于信息不對稱,行政控制的效率極為低下。近年來,許多國家已經深刻體會到,政府干預經濟體系運作也有缺陷,政府相比市場而言同樣存在很多不足,于是提出利用新公共管理等推動行政改革。目前,學界對行政改革的分析架構,大致有三種:管理主義,即主張針對行政組織及其功能對癥下藥,提高行政效能、整肅貪瀆和加強便民服務;社區主義,結合政治力與社會力,尋求自下而上的建構“公民資格”、塑造社區意識,以凝聚公民社會,確立民主社會;自由主義,主張除保留必要的政策規劃及執行功能外,政府將絕大部分工作還給市場運作,集中力量以發揮行政效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被認為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也被看作是新公共管理的典型。該組織明確提出了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般性原則,包括:以效率和產出而非僅僅以過程為結果;顧客導向;競爭和選擇;授權;在可能的地方建立內部市場機制并運用以市場為基礎的手段;按照購買者和提供者在政府的利益之間進行區分。有學者提出行政改革的兩條途徑:一是治理傳統,將文官體制視為政治制度的組成,是國家的產物,行政改革針對的是扮演政府與被統治者之間聯系角色的政治機制,強調如何調整、強化與發展其功能;二是采取管理主義,以新公共管理為代表,認為文官體制強調的就是效能與效率的提高。我國行政改革始于十四大。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體制改革的歷史任務,明確了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三大體制改革的思路,明確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是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切實做到轉變職能、理順關系、精兵簡政、提高效率。1998年開始的政府機構改革,從總體上提出了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體制改革總目標。改革至今已經歷了從政策調整到體制創新的階段,改革已越來越多地觸及深層次的關鍵性問題,改革的目標也日趨明確合理。效率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目標,已是共識,這與新公共管理所追求的目標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首先,提高效率或實現政府高效化是行政體制普遍追求的目標,我國自然也不例外。政府行政效率體現為行政體系在一定資源條件下能夠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務,或者在保證一定服務水平的條件下能夠減少更多的行政成本。這就要求政府不斷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控制機構規模,削弱過度職權,降低社會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機構臃腫、職權龐雜、效率低下,并且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行政體制改革的直接目標就是在管理職能、管理領域、管理過程和管理方法等方面,對傳統低效的“大政府”進行改造,建設適度規模的高效政府,從而有效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調解矛盾、整合利益差異,順應并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發展。其次,提高效率也應當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優先目標。我國目前正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關鍵轉型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進入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政府在高速增長時期成功地發揮主導作用,是需要具備一定條件的,關鍵在于要有一個有效能的行政系統,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須有足夠的能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優化”。
二、新公共管理視角下的人力資源戰略
人力資源管理是政府等公共事業管理部門的一項核心管理職能。對政府部門而言,人力資源管理就是公務員管理,而在其他公共事業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就是公共人力資源管理。傳統行政管理部門沒有把人力資源管理作為重要管理任務,當然也不可能把人力資源管理作為一項核心戰略來落實,而僅僅是作為一項人事制度來進行管理。近年來,隨著公共行政部門管理改革的推進、新公共管理的推行,人力資源管理和人力資源戰略開始進入學界和實務界的關注范圍。人力資源管理之于企業組織的重要性,與公務員管理之于政府組織的重要性是一致的,新公共管理下提高政府部門效率必須加強人力資源管理。從國外的新公共管理實踐來看,人力資源管理已經成為落實和推進新公共管理的重要而有效的工具。人力資本戰略管理已經成為美國對公務員制度進行改革的重要工具和方法。美國聯邦政府近十年來不斷進行公共行政改革,其中包括公務員制度改革。1993—2000年,克林頓總統發動了一場以“國家績效評估(NationalPerformanceReview)”命名的重塑聯邦政府運動,并進行了公務員系統的“重塑人力資源管理(ReinventingHumanResourceManage-ment)”改革。2001年開始,布什總統推行稱之為“總統管理議題(President’sManagementAgenda)”的新一輪聯邦政府改革。無論是企業組織還是政府組織,人力資源管理都是其核心管理職能。一方面,組織的運營和管理需要有人員來維持,另一方面,對這些人員的管理也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如果把公務員管理作為政府的人力資源管理,那么人事部門就是人力資源管理部門?,F代人力資源管理理念認為,人力資源管理不僅僅是傳統人事管理,而應該是作為落實組織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作為配合輔助實現公司戰略的重要渠道,這就是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理念。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于1954年出版了《管理的實踐》一書,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資源”的概念。此后,人們對人力資源進行了深入探討。歸結起來而言:人力資源管理是管理人員所具有的一種管理職能,目的是為了對工作場所的個體進行管理,包括理解、維持、開發、利用和協調,從而實現個人、企業和社會利益的統一。人力資源戰略管理命題正是源于企業界的“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StrategyManagementofHumanResource)”。從概念變化的歷史進程來看,人力資源管理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即人事管理階段、人力資源管理階段和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階段。人事管理的起源久遠,伴隨著組織的產生而產生,如古代軍事組織中的人員管理?,F代意義上的人事管理是伴隨工業革命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19世紀的工業革命中產生了大機器生產方式,它不僅加強了人與機器的聯系,而且使員工的規模大量增加,從而也使對員工的專門管理成為必要內容。19世紀的人事管理確定了現代人事管理的基本職能,如人員招聘、監督、工資和福利等。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正是認識到人力資源、人力資本對組織的重要性,人力資源的質量直接關系到公司戰略目標能否實現。因此,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相對于傳統人力資源管理,把人力提到了更高層次。這一點與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盡管對新公共管理的目標有很多理解,但重視效率是毫無爭議的。提升政府績效,必須進行業務流程再造,同時也要真正提高公務員的素質和能力。應該將公務員管理放到更廣闊的空間加以考慮,通過培訓、考核、激勵等多種方式提升素質、增強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公務員的招聘錄用中應該考慮從整個政府組織的核心戰略出發,構建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框架,落實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目標規劃,明確公務員錄用的標準和能力素質體系,招聘錄用合適的人員。這也是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流程。
【關鍵詞】電子政府;概念;功能;價值
網絡和信息與通訊技術作為科技革命的產物是先近生產力的代表,在世界范圍內的迅猛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深刻影響。同時信息與通訊技術與國家上層建筑的結合順應了20世紀80年代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的各國政府再造改革運動,產生了電子政府(ElectronicGovernment)。電子政府最早起源于美國副總統戈爾領導的全國績效評估委員會提出的“運用信息技術再造政府”運動,隨后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業開展了電子政府建設。我國電子政府(ElectronicGovernment)建設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在我國由于文化背景和學者的理解不同有很多稱法,如“電子化政府”、“電子政務”、“網絡政府”、“數字政府”和“虛擬政府”等。但是電子政府是被大多數學者認同的合理的學科名稱。
一、電子政府概念與內涵
學者們對電子政府定義的差別,直接原因是對ElectronicGovernment翻譯的不同理解。根據學者們對電子政府的定義可以把電子政府的價值取向、技術平臺和功能作用把電子政府的概念分為三類:服務論、技術論和改革論。
(一)服務論觀點
服務論觀點吸收了新公共管理理念即批判和改革科層官僚制政府本位以民眾為顧客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的思想,注重強調電子政府的價值取向。認為電子政府是為民眾提供信息資源及服務的虛擬政府。張成福認為電子化政府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現代信息通訊技術,透過不同的信息服務設施,在其方便的時間、地點及方式下,對政府機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提供自動化的信息及其他服務,從而構建一個有回應力、有效率、負責任、具有更高服務品質的政府。于鳳榮、王麗認為:電子政府是運用信息及通訊技術打破行政機關的組織界限,構建一個電子化的虛擬機關,使得人們可以從不同的渠道獲取政府的信息及服務。以上是服務論的觀點,服務論著重強調政府的服務職能。
(二)技術論觀點
持技術論觀點的學者多是從信息與通訊技術、網絡平臺為出發強調技術的作用,多注重研究電子政府業務流程優化重組和辦公自動化傾向于電子政務方向。汪玉凱認為電子政府是將政府管理與服務建立在現代信息技術、辦公自動化技術和網絡技術基礎之上的一種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葛笑春認為電子政府是指在信息網絡化條件下,對傳統政府職能、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重組基礎上,主要以計算機網絡技術為平臺,實現政府的公共管理。張銳昕和黃波認為電子政府的主要內涵是運用信息技術及通信技術建構一個基于計算機網絡環境的電子化的虛擬機關,以改進政府組織,重組公共管理,最終實現辦公自動化和信息資源的共享。1技術論觀點主要是借鑒先進的管理技術和電子商務的建設成果,崇尚工具理性。
(三)改革論觀點
持改革觀點的學者認為電子政府是政府再造,重點在信息和通訊技術及網絡化平臺上通過改革政府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的重組和優化,構建政府管理體系。張志清認為的電子政府是指基于信息技術對現有的政府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進行優化重組之后,重新構造成的新的政府管理形態。劉寶潤認為電子政府由政務過程電子化、網絡化影響和推動,促使政府機制和體系重組,而形成的適應電子化、信息化需求的政府結構形式,實現政府再造,電子政府的核心內容是建構一個虛擬狀態的政府及其部門結構體系。許希亮、常春芹認為所謂電子政府通常是政府利用現代信息和通訊技術打破行政機關的組織界限,建構一個基于計算機網絡環境的電子化的虛擬政府,確立一個精簡、高效、廉潔、公正的政府運作模式。改革論觀點強調通過改革從傳統政府轉向電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傳統政府模式,從內在本質上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公平和服務品質。
對電子政府的不同理解,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對電子政府從價值趨向、技術平臺和作用功能不同認識構成的??梢哉J識到一點,電子政府是基于信息與通訊和互聯網為技術平臺構建的。他完全不同于現實中的實體科層制政府,他具有虛擬性,強調網絡化、信息化、數值化等特征,強調信息技術的執行功能。在他的背景環境下必然存在信息與網絡化的高度發達的虛擬社會。所以電子政府的構建完全取代實體科層制政府治理現在社會把政府的功能延伸到網絡社會和現實社會。討論電子政府必定把他的背景上升到網絡社會的范疇。電子政府具有技術主義和制度主義兩種思路,而制度主義是起主導作用的,也就是說制度按照自己的規則運用技術。技術和制度之間的護理效果不是直接的和結果性的,而是復雜的和高度依賴的。所以電子政府構建應該考慮如何把信息和網絡與制度和組織相結合起來,形成技術和制度緊密結合的規范與規則運行的政府模式,而不是討論如何運用信息與通訊技術和網絡為主導追求工具理性,更不是忽視制度與技術結合或制度磨合把現有政府組織結構和運行模式硬搬到網絡社會中。所以電子政府是基于信息與通信技術和互聯網平臺,實現政府的管理過程和信息采集自動化,重組政府業務流程的基礎上,重建行政職能、政府組織、構建為個人、企業、社會團體提供高品質服務,追求民主、效率有回應力、負責任的政府。
二、電子政府的作用
電子政府是科技創新和制度相結合的產物,他具有虛擬性,因為他服務于互聯網形成的虛擬社會中。他也具有實體性,因為他具有組織結構、制度基礎、服務站點和人員支持。電子政府的功能打破了傳統政府組織結構的束縛、部門的限制和行政區劃的阻隔,形成“無縫隙政府”,最直接的可提供7*24*365在線服務模式,極大地擴展了政府的服務時間和空間,擴大了政府的服務職能,也由于他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增強,填補了傳統政府模式缺乏監督的弊端。
(一)電子政府對傳統政府組織的沖擊
電子政府創新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公共行政價值觀的重構創造了條件。電子政府是在20世紀80年代新公共管理宏觀背景下誕生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對官僚制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漠視價值觀念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和批判。顏雅英、莊錫福在《電子政府是抑制之良策》中指出電子政府通過發揮以下功能:(1)電子政府促進民主;(2)電子政府抑制行政膨脹;(3)電子政府促進規模適度政府的建立。從而克服各種物流阻礙和組織阻礙,杜絕傳統組織形態和物質構成中強調分工造成的部門分割和層次繁多、互相推諉、手續繁瑣、公文旅行等諸多問題,最大程度地消除顧客使用公用產品和服務過程的成本,成為抑制的良策。
(二)電子政府的基本功能
電子政府是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重組后的政府,他也具有發揮政府功能作用為民眾提供服務和治理網絡社會的功能。徐曉日認為電子政府的功能有:(1)提升政府信息資源水平,(2)重建政府組織體系,(3)改進政府決策模式,(4)再造政府業務流程(5)優化政府人才結構。張成福把電子政府的功能歸納為:(1)提高政府決策理性和公共政策的品質,(2)促進信息流通利用和平等共享;(3)提高政府的反映力和社會回應力,擴大公民參與;(4)促進政府重組,節約行政,提高政府效率;(5)公開政府信息,實現開放政府。
矛盾總是存在兩面性,電子政府構建可以擴展政府的服務功能,填補傳統政府治理中的缺陷,但是也由于隨著民眾參與治理的程度提高和網絡的無邊界信息資源豐富易獲取性、治理客體的虛擬性,給政府的權威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削弱了政府的權力。電子政府推動了民主實踐的深度和廣度,但是一方面網上過度的民主會產生民主危機。張銳昕、黃波認為網上過分自由的信息傳輸有可能引發民主危機,如果任由網上“自由”、“民主”泛濫,社會將處于無序狀態,不僅造成政府宏觀調控失控,信息資源浪費,影響經濟發展效率,甚至會導致政府失靈,引發社會矛盾。另一方面,過度的民主也會滋生“無政府主義”。人們在追求民主與自由的同時,可能會產生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傾向,甚至有人可能會打著構建電子政府這一旗號,另有一番“心思”。因此,在電子政府建設過程中要把握好民主的尺度。
三、電子政府的價值追求
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絡在政府運作中的運用創造了電子政府的管理模式,這體現了科技及其工具理性的力量及其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飛躍性變化。科技及其構造的工具理性就會成為一種針對所有人的異己力量,窒息著人的生存價值和意義,造成人類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與生存危機。所以,技術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它需要價值觀的引導和制度的約束才能為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它自身蘊含的巨大力量。在無法找到更合適的代表更多人利益制度之前,民主必然是最佳的選擇,電子政府也同樣適合這種選擇。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給人帶來更深層次的民主是會引發“無政府主義”。所以電子政府應該追求合理的價值取向,學者們對電子政府價值取向作了研究。
(一)電子政府的基本價理念
電子政府有著與傳統政府不同的運營模式和基本特征,將導致傳統政府理念體系的重大變革,推動政府行政理念的重購和更新。李傳軍把電子政府的基本理念概括為:民主理念、科學理念、政治理念、責任理念、效率理念、公平理念、服務理念、安全理念、文化理念、形象理念。
(二)電子政府與公共價值觀的追求
電子政府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也同樣追求公共行政的價值追求。徐曉日認為電子政府為實現公共價值觀的重建創造了條件,電子政府是基于公共管理部門基于現代信息與通訊技術和網絡的虛擬政府。因此電子政府也追求公共管理重建以追求人為中心、效率、責任與公平的核心價值觀并重的公共行政價值觀。
(三)電子政府的價值理性層面是網絡政府
電子政府為網絡政府提供了技術前提,網絡政府則為電子政府塑造了價值的靈魂。在政府信息改革過程中應努力構筑電子政府的技術設施,同時將公平、民主、參與等人類價值追求滲透其中以構建網絡政府。紀麗萍提出:網絡政府是電子政府的價值理性層面,即在電子政府的技術設施上嵌入公平、民主、參與的價值,形成多中心治理的網絡政府。
(四)電子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與實現形式
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公共權益、正當程序等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趨向。信息與通信技術和互聯網的充分發展,使信息成為優勢資源,事實上,信息歸根接地是權力。在網絡社會中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網絡的使信息很容易獲取人們信息,并擁有權力,權力的產生必須有相應的規范和約束機制,民主就是最優選擇。民主與電子化信息化結合產生了電子民主。于鳳榮,王麗認為電子政府的最基本價值取向是追求民主和自由。也有學者以網絡和信息與通信技術為平臺研究電子民主(ElectronicDemocracy),提出電子民主是網絡時代的民主新形勢,宋迎法研究給出了電子民主的概念,認為電子民主是使完全網絡時代的民主。因此,如何加快落后地區的網絡和數字化建設,消滅“數字鴻溝”問題是電子民主能否實現的關鍵,也正是電子政府本身公平價值理念的體現。
電子政府出現和發展適應了新公共管理范式構建,作為政府治理新模式它還是一個新領域。在實踐中我國的電子政府建設經歷三個階段發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在電子政府建設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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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保障學的學科特點勞動與社會保障學科在我國屬于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社會保障制度在我國發展的時間也比較短,但其發展速度快,不僅政策變化周期短,而且國內不同地區在每項具體政策的執行上也存在很多差異。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社會保障學是一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此外,社會保障各項目也都正處于改革進程中,如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單純地依據教材,勢必會出現語焉不詳,課堂知識內容滯后于現實發展的現象,從這些方面來看,社會保障與其他課程相比,其自身的這些特點給實際教學帶來了很多困難。
(二)實踐教學環節不突出傳統的大學課堂教學中,傳授知識的教學方法多,忽視培養和鼓勵學生創造性地學習;在教學方法的整體結構上,運用多種有利于大學生獨立學習的方法少,特別是運用自學、獨立實驗、社會調查、討論、研究的方法少;在課堂講授中,學生參與度低;注重集體教學的方式,忽視個別化教學的形式,如小組討論、研究班、自學活動等;教師面對著存在差異的學生,但卻不能因材施教,不能將現代化教學手段與教學方法改革有機結合。再加上社會保障學的很多內容比較雜亂和瑣碎,受自身閱歷和教學內容的雙重影響,學生在學習過程難以尋求學習這門課程的樂趣,勢必會使課堂氣氛乏味,課堂教學效果差。
(三)實際教學中缺乏定量分析在實際教學中,教師仍欠缺一些定量分析方法。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培養目標要求學生獲得的知識能力包括數據的收集和處理、進行統計分析的知識和能力,強調運用經濟學原理和定量的方法處理實際問題,而不僅僅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問題進行分析。然而大多數學生還是不能夠較為熟練地運用經濟學理論和統計方法解決實際問題,這主要是因為多數生源來自文科生,數學和統計知識相對欠缺。
二、社會保障學教學方法改革探索
(一)讓學生充分認識社會保障的重要性社會保障問題近年來引起了越來越多和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討論甚至爭議,包括從學術界到平民百姓,不同學科間,不同學科內部,社會保障無疑成為了當前最備受關注的社會領域問題。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本身還不夠完善,與社會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另一個原因是在現當代,社會保障對一國的經濟、政治甚至文化發展的影響已經愈來愈重要,尋找既能符合當前國家發展要求,穩定社會,又具有可持續發展前景的社會保障機制,成為了各國發展進程中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二)凸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特色本校為財經類院校,因此,應突出財經特色,建立起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優勢。勞動和社會保障專業建設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突出專業特色。目前吉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擁有電子政務實驗室,在此基礎上,還應建立“社會保障信息管理系統”,讓學生模擬操作,開展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及生育保險等方面的實訓操作,提高學生應用現代信息技術,開展社會保障實際工作的能力。勞動與社會保障本科畢業生主要有三個去向:首先是進入有關學校和科研機構,這類學生往往會進一步深造,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在大學本科學習階段,只能打下一定的基礎;其次是進入各級勞動和社會保障政府部門,成為政府公務員,從事宏觀和中觀的勞動與社會保障管理工作;最后是進入企事業單位從事微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業務工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前面兩類去向的畢業生數量不多,大部分畢業生會在微觀領域從事具體、操作性強應用性強的業務工作。因此,在社會保障學課程體系設計和教學內容安排上就應該盡可能擴大學生的知識面,拓展學生的理論視野,為學生將來就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著重突出實踐教學環節針對社會保障學這門課程,應適時提高實踐課堂教學比例。傳統的教學方法一般注重理論知識的講解,學生學習過程只關心這些知識是不是考試的重點,忽視了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課程實踐活動。為了讓學生真正掌握社會保障的基本理論和重要觀點,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適時增加實踐課堂教學比例,如組織學生參觀附近的養老院,了解孤寡老人的社保問題;帶領學生到中小企業進行調研,對外出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失業保障的進展情況進行實地考查;在教學中要運用圖畫、案例、視頻等教學手段,讓學生扮演一些特殊角色,滿足學生視覺直觀需要,激發興趣,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北京也有一個任務:到2017年污染物減少25%到30%。為此,環保部門專門制定了一份行動計劃分解方案,北京市交通委立即推出了兩項新計劃:車牌搖號指標每月減少1萬;收取擁堵費。
北京從2011年開始施行車牌搖號政策,現在每個月新車指標大約為2.2萬輛,搖號中簽概率大約為1/132。在此基礎上再減1萬輛—這個數字的得出大約是根據任務分解而來的—搖中的人真的要很幸運。而人們對擁堵費的質疑在于:這項打著環保旗號的收費并未經過人大立法,不能說收就收,并且人們在購車和用車過程中已支付了高昂的購置稅、車船稅和燃油費。
《中國青年報》評價其為懶政,“總是喜歡揀軟柿子捏,拿沒權沒勢的人欺負”最喜歡從沒啥話語權的車主身上拔“毛”。北京已經通過行政手段實施了多項治理政策,從奧運期間的單雙號限行,到限購以減少1/3新車銷售量,再到本地居民才能參與的搖號政策。
算起來,這些政策斷斷續續已經實行了7年,而“搖號+限行”的政策也經過了三年,這政策顯然失敗了,我們看到的是:路依然擁堵,并且比以前還堵。一個來自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的數據是,今年上半年的交通指數是5.0,比去年同期增長6.4%;工作日平均擁堵時間是1小時40分鐘,比去年還多了30分鐘。
在實施新的政策之前,北京市政府應該對這些年的失敗做些梳理和反思,追責現在還不敢奢望,但如果不清楚一個雄心勃勃、寄望“畢其功于一役”的政策為什么失敗,然后在錯誤的政策上累加失誤,只能是錯上加錯。比如,在上一次政策出臺前是否意識到外地牌照車輛管理問題?公安部顯示的數據是截至6月底,今年在北京購買、在河北上牌的共有1.4萬輛車。買外地牌照的人無非是兩種:久搖不中和沒資格辦理本地牌照的。以我們雜志為例,由于在上海交稅,員工即便居住滿5年也無法辦理本地牌照。
外地牌照在北京很麻煩,必須有進京證,而進京證要到北京河北交界的幾個公路檢查站辦理,每周或每半年去辦理一次,高峰期還不能進五環,否則會被罰款100元,據稱懲罰力度還將加大—每次扣3分。不想用外地牌照,解決方法有類似于VIE協議控制的買車,這會帶來一系列的麻煩和潛在糾紛,還有每月花費上千元租牌照……
決策部門應該分析的是,為什么這么麻煩也要開私家車?北京的外地人口很多,大部分都是年輕人,普遍認為在他們結婚懷孕之后通常會買車—事實情況是否如此?我們還沒有看到權威的統計和分析。
一個抱著孩子去醫院的焦急的父母對公共交通的容忍度是很低的—我們還知道消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它要滿足一些特殊需求。經常提到的一個例子是,某天下雨打不到車,成為買車的理由。那么公共交通—我懷疑在北京的公共管理者至今還有一種錯誤的意識,出租車是一種奢侈的消費—是否能滿足人們需求?我們知道運行良好的出租車系統其效率遠遠超過私家車,為什么不在這個問題上解決這個買車主力的特殊需求?這就又回到北京到底有沒有能力管理出租車的問題上來,然后又回到這個行業的既得利益者如何挾持政府、出租車司機和乘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