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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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范文

長期以來，高等教育只是服務于社會中的極少數人。隨著中等教育的進一步普及，社會和個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高等教育已經開始向大眾化教育發展和過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均等性問題不存在了。當代高等教育并非勻質的系統，其中一部分高等學校辦學條件優越，社會聲譽卓著，畢業生更可能成為社會各行各業的精英。因此，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入學機會平等問題凸顯于這類高校。

在法國，其現代高等教育包括大眾化的綜合性大學（Université）和精英型專業性大學校（Les Grandes Ecoles）兩種。高中畢業生通過會考原則上都有資格上綜合性大學，但要想進入專業性大學校，則需憑優異成績擠進專門針對大學校的預科班，學習兩年并通過嚴格競試后才能進入大學校。如法國教育部材料所說，大學校是法國高等精英教育的場所，法國政治、經濟、文化、工商界的領軍人物，無論是高級管理人才還是技術精英，大多出自這個圈子，尤其是名牌大學校。有數據顯示，大學校雖然數量多達500多所，但多數在校生數都在100至500之間，其在校學生一共占法國高等教育學生總數的比例還不到30%。[1]進一步的分析還發現,大眾階層子女考取大學的比率約為1%，優越階層和教師家庭子女的考取比率高達18%。[2]顯然，能夠進入大學校的學生大多出身于社會優越階層，而出身于社會底層的子弟基本上被拒之門外。大學校日益被指責為“精英集團再生產的工具，其招生考試是精英集團保護自己的手段，蘊含了極大的不平等”。[3]大學校入學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也遭到越來越多的指責和抨擊，日益受到各方的關注。尤其是針對近年來法國社會動蕩的反思中，人們都認識到“在一個階層、群體、種族構成愈加復雜的社會，這種‘精英再生產’的狀況已不利于法國社會基礎的更新，不利于一個不斷變化的多元化社會的進步和發展”。[4]這一問題也受到了法國政府的深切關注，其高等教育改革委員會文件指出，“盡管三十余屆政府都竭盡全力,大學校存在的教育不公平問題仍在惡化。大學校學生中工人和職員子女的比例大大低于這些階層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今天的狀況已經是這樣，一個在不利郊區環境中的兒童，實際上無任何機會進入名牌大學校。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許多社會階層將無絲毫機會在某一天進入經濟和管理精英行列，對于整個民族而言這一結果是災難性的。”[5]

二、法國大學校入學機會不公平的深層原因：文化資本的影響

盡管上述入學不公平問題由來已久，但大學校的競考制度使得該問題較為復雜，尤富隱蔽性。因此，隨著當代高等教育民主化、平等化和大眾化潮流，學者們才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刻分析。其中，對大學校入學平等性問題的深刻分析，最有影響的是法國著名學者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文化資本理論。該理論指出，日常實踐乃是習性、資本和場域相互作用的產物。每個行動者所占有的資本決定了他/她在社會空間中所占據的位置，而這一位置又塑造了他/她的習性（性情系統、判斷圖式和感知圖式）。習性來源于早年的生活經驗，并得到教育系統的強化或者調節。因此，由于包括文化能力、文化習性、文化趣味等內容的文化資本影響，大學校實際上是社會不平等的復制者和精英階層再生產的工具。[6]

此后，學者進一步運用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理論，對大學校的負向社會功能進行了更廣泛的分析。其中，瓦里埃•艾爾鮑伊（Valerie Albouy）等人對1940年到1980年間考取大學校學生的社會家庭出身的細致考察表明，“文化資本”是導致大學入學機會公平問題的深層原因。[7]尤其是1995年，米歇爾•奧里亞特（Michel Euriat）等人的研究，使得對大學校入學不平等性的討論，一下子成了當時法國社會學界和教育界的焦點問題。文化資本的有關影響主要如下。

其一，作為家庭文化資本的內容之一，家庭其他成員的受教育程度對個體的學業發展存在著重要影響。2002年大學校錄取者中，13%的學生的父親具有大學校學歷，12%的學生的兄弟姐妹具有大學校學歷，34%的學生的家庭中還有別的成員具有大學校學歷。[8]法國教育部的有關調查也發現，將來是否讀預科班、備考大學校，80%的學生在初中一年級就已經拿好了主意。[9]可見，家庭文化資本對于個體學業生涯的重要影響。

其二，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獲取有關大學校教育信息的途徑存在重要差異。2005年法國政府對預科班學生獲取教育信息途徑的統計表明，干部家庭子女中有45%的學生表示可以從家庭中獲取教育相關信息，而工人家庭子女中只有17%表示可以從家庭獲取相關信息。而對于論壇和沙龍、學業定向介紹會、親友這三個信息渠道，兩種家庭背景的學生并未表現出顯著差異。[10]但是，這很好地佐證了布爾迪厄的觀點：即優越階層的家長不但可以對子女進行直接的學業幫助，更重要的是學生可以從家庭中獲取關于教育系統的知識和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于學生的學業選擇至關重要。

其三，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對各類文化活動的參與程度存在顯著差別，而這些活動是學生積累自身文化資本的重要方式。2005年法國政府對15歲以上青年人的文化實踐活動的統計發現，干部家庭的學生中每年至少聽一次音樂會的比例達到50%，而工人家庭中這一比例只有22%；在看歌劇、參觀博物館、讀書等方面，二者也存在相似的顯著差距。[11]

其四，更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國精英主義”素養，是進入這個封閉的精英小圈子的絕對原則。其考試通過筆試和口試方式不僅考查學生的文化、歷史和語言知識，而且考查學生的演說能力、思維方式、舉止氣質等。因此只有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學生才能通過這樣的考試。對于成長于社會底層的工人、普通職員，特別是移民家庭的子女來說，其文化資本是他們進入大學難以逾越的障礙。

總之，近些年來，隨著社會各界不斷的質疑和責難，大學校也逐步認識到了其入學機會平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尤其是文化資本的制約性。因而，許多大學校已經開始實施一些新的招生制度和采取一些措施，試圖從多個方面改善這種不平等現象。

三、法國大學校“文化資本補償計劃”的實施

在上述背景下，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法國大學校招生制度開始出現實質的革新，新近較為突出的舉措，就是實施文化資本補償計劃。

1.總體進展

近些年來，大學校也逐步認識到了其招生不平等問題，并承認其在精英的社會再生產問題上負有直接的責任，因而開始實施文化資本補償計劃。

被稱為法國“政治家搖籃”的巴黎政治學校率先開始了文化資本補償方面的嘗試。2001年以來，為幫助工人、失業者和移民家庭等弱勢家庭的子女也贏得進入精英學府的機會，該校開始實施“優先教育公約計劃”（Conventions Education Prioritaire），對“優先教育區”高中生采取特殊錄取制度，即高中的優等生可以不通過該校傳統入學考試，而只需通過一次“嚴格的口試”就可以直接進入該學校，接收學生的數量取決于他們的成績和才能。該校還委托這些地區的高中教師在畢業班中挑選具有學業潛力的學生，并派出教師對他們進行特別輔導，并與一些贊助方合作，為這些學生提供聽講座、參觀博物館和看展覽等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的機會，以幫助獲得通常只有富裕家庭孩子在課外才能獲取的知識。

上述計劃，得使社會輿論對其從批評轉變為贊賞。此后，越來越多的大學校和大學校預科班開始仿效。到2005年1月，參加大學校聯席會議（Conférence des Grandes Ecoles）的57所大學校簽署了《爭取精英教育機會均等》。近幾年，已經有約40所大學校開始采取各種相關措施。

各個大學校在該方面的具體做法和側重不同，但都重視通過文化資本補償方式，解決大學校入學機會平等問題。據大學校聯席會議的“社會開放”工作小組介紹，各大學校的有關舉措可以概括為：（1）為有不利于學習的家庭環境的同學提供住宿；（2）為強化學生報考大學校的志向而對其進行必要的、充分的心理輔導；（3）與高中校方攜手，幫助學生報考大學校；（4）評估并重視學生非學術方面的能力；（5）努力使競試與年輕人的“社會文化實際經驗”相適應。可見，這些舉措是有針對性地幫助來自中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在高中三年中充分挖掘其潛力，彌補家庭所屬社會地位給他們造成的“文化資本”的不足。[12]

2.具體運作案例分析：“大學校：為什么不是為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法國最著名的商業類大學校――巴黎高等經濟與商業學校（ESSEC）實施的“大學校：為什么不是為我？（Une Grande Ecole: Pourquoi pas moi?）”項目。最初該項目的實施集中于較為貧困的Cergy地區及其周邊，現在已在法國各地不斷得到擴展。因此，下面以此為個案，對文化資本補償措施的各個方面進行詳細解析。

該項目旨在為有弱勢家庭背景的優秀高中生提供培訓和影響，使其更好地認識自身的潛力，產生報考大學校的動機和抱負，從而“越過障礙而不是降低其高度。”[13]按照該項目的負責人蒂埃里（Thierry Sibieude）的說法，該項目的目的更具體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4]（1）發展學生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2）培養學生的自信，培養流利表達的能力；（3）讓學生更好地了解各個行業的知名企業；（4）使學生得到團隊合作的經驗，培養團隊精神；（5）使學生掌握提高自身成績的方法和工具；（6）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社會關系；（7）使大學校的招生更多樣化，更一般來講就是使精英教育的受眾更加大眾化；（8）使ESSEC的學生更了解法國社會的多樣性。

該項目的參與者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高中學生，來自ESSEC的學生輔導員和教師輔導員。也就是說，該項目采用“雙導師制”。在該項目中，高二學生每年的參與時間為100小時，高一和高三學生每年的參與時間為140小時。學生輔導員每周與高中生一起活動3個小時，教師輔導員主要指導參加項目的高中生如何在原有的高中學習和ESSEC項目活動之間合理安排時間。項目計劃具體從7個方面幫助他們（見下圖）。[15]據該項目2008年1月的統計，目前，高中生參與人數為160名（55名高一學生、55名高二學生、50名高三學生），這些學生分別來自8所中學；ESSEC有8名教師負責管理該項目的各個方面運行，24名教師擔任該項目的教師輔導員；每年有大約40名ESSEC的在校學生擔任該項目的學生輔導員，另外每年還有大約10名非固定學生輔導員參與該項目。[16]

參與該項目的高中生每個星期三的下午在ESSEC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聽取各種為他們準備的課程、與ESSEC的大學生們交流、參觀博物館、聽歌劇、寫作和口語訓練課，訪問各類公司以及其他一些有助于他們中學課業學習的活動。這些活動，能夠不斷地培養學生的求知興趣、演講的能力、討論和辯論的能力。

顯然，所有以上的這些措施對于學生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尤其是大學校的考取，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四、法國大學校“文化資本補償計劃”的成就與影響

七年來的實踐表明，文化資本補償計劃成效顯著，已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尤其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計劃實施的規模不斷擴大，切實幫助弱勢群體獲得精英教育機會

總的看來，到2007年1月，已經有30多所工程師大學校和管理類大學校啟動了與ESSEC類似的項目。這些項目分布在巴黎、馬賽、圖盧茲、雷恩、斯特拉斯堡等許多地方。由于這類項目的幫助，法國將有1萬多年輕人得到邁入原先不敢企及的名校之門的機會。

例如，在巴黎政治學校，目前有約1 500名高中生參加了其特殊機制下組織的考試，其中264名學生被正式錄取，且享受獎學金。這些學生中，有99人來自移民集中的巴黎北郊塞納圣德尼省，56名來自倒閉工廠礦區和失業工人集中的莫塞爾省，超過半數的學生是失業者、工人或底層職員的子女。這些參與項目的學生即使沒有被巴黎政治學校錄取，其中有80％最終也都進入了大學校預科班。[17]

又比如，從2003年開始，參與巴黎高等經濟與商業學校項目的高中學生人數一直在增加，2004年不到30人，2008年2月份這一數字已上升到160人。參與該項目的高中的個數量從最初的4所增加到了目前的8所。學生輔導員的人數從2003年的30人增長到了2008年的44人。另外，到2007年底已經有20多家企業參與到這個項目之中。據統計，2002年到2005年參與該項目的大約100名高中生中已經有77人成功進入了高等教育階段。[18]

2.項目產生了后續的良性影響，使弱勢群體在精英教育機構學得好

有意思的是，巴黎政治學校計劃實施之初，曾引起社會許多人的指責。人們認為，這不符合大學校建校之本――“共和國精英主義原則”，很多教師工會和學生團體甚至指責這種做法是在廉價出售文憑。但幾年的實踐表明，前述特殊舉措錄取的學生成績優秀，競爭力強，并不亞于通過傳統考試錄取的學生。以“優先教育公約計劃”首屆學生為例，每年能夠通過各項考試順利升學的比例高達90％，其中不少人還成為班中最好的學生。他們積極融入學校生活，多名學生成為學生組織的負責人，甚至創建新的學生組織。就是在就業市場上，他們的競爭力與基于傳統考試的其他畢業生沒有任何區別。[19]

3.最根本的成效：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和抱負

文化資本補償計劃為何迅速產生上述成效？最根本的一點是，所有的學生都認為，該計劃使他們開闊了視野，增強了自信，從而激發起去追求更有抱負的成才之路――讀大學校之強大動力。而在這項計劃開展之前，進入大學校甚至是他們想也不敢想的。

例如，2004年參加“大學校，為什么不是我？”項目的同學有23名。經過項目的幫助和指導，這23名學生都選擇了更有抱負的學業目標，至少選擇了比他們加入這個項目之初更有雄心理想的學業目標。在這23名學生之中，18人將來準備申請大學校。[20]正如一個名叫瑪麗•勞爾的同學所說，“三年來這個項目是我每周都去上學的主要原因，每個星期三我回到家里似乎變成了一個新人，有一種堅持、追求、贏得成功的沖動。我的夢想是能夠進入Compiegne的UTC大學校。”[21]

4.意外的收獲：促進了處境不利地區基礎教育的良性發展

應指出，文化資本補償計劃還意外地促進了處境不利地區基礎教育的發展。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學生們獲得了自信，由于激發了學生們的積極性，很多學生從深層次上改變著在校表現：學生們拋棄了消極的價值觀（“在學校學習一點兒好處都沒有”），認可了學習的價值。一股真正的、積極的動力已在教育優先區的所有高中啟動。[22]

文化補償計劃還對高中教師，尤其是相對困難地區的高中教師也起到了促其穩定的作用。教育優先區的教師人員流動性很強，但是隨著文化補償項目的進行，隨著學生們學習狀態的改善，教師的教學積極性也被逐漸調動了起來，他們愿意在工作崗位上貢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教師隊伍也變得更加穩定。[23]這一點對于處境不利地區教育質量的不斷上升，顯然具有重大意義。

六、對法國大學校“文化資本補償計劃”的進一步分析

綜上所述，長期以來，多數國家在促進精英教育入學機會平等性上的措施和改革多集中于經濟支持和有差別的政策傾斜，在文化資本方面的考慮和幫助還較少。法國大學校文化資本補償方面的實踐，有其新意，值得我們批判地加以借鑒。

法國大學校案例表明，家庭所屬社會階層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決定了家庭的文化資本，特別是通過早期教育和家庭教育影響兒童的習性，從而影響其獲取精英型教育機會的所需文化資本。同時，這也直接影響學生的文化參與度，例如參觀博物館、聽音樂會和觀看歌劇的頻率，從而影響到學生的文化資本。尤其隱蔽的是，學生報考精英型高校大學校除了考查知識儲備和智力水平，還需要信心和抱負、在公眾面前的語言表達能力、對所謂“精英社會”行動準則的把握等等。顯然，相比于家庭經濟資本對學生學業發展的顯性影響，家庭文化資本對學生的學業影響則是隱性的，但其影響的重要程度卻是不容忽視的。

“文化資本補償計劃”對我國分析和解決教育尤其是精英機會平等問題，有獨特的啟示。如前所述，文化資本差異所導致的優質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不平等問題在中國也是十分突出的，[24]其影響甚至明顯大于家庭經濟資本。[25]因此，從文化資本角度對我國精英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問題的研究將是非常具有價值的。在本論文中我們看到法國大學校采取的文化資本補償措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這些項目贏得了學生的廣泛參與，培養了弱勢家庭子女的自信，使他們有了更高的學業抱負，參加項目的學生最終大多走上了精英教育的軌道。該舉措有利于社會階層的合理流動，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該計劃可以為我國進一步解決精英教育機會公正問題提供智力參考。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該計劃仍然隱含這樣的假設，即下層社會、邊遠地區村民、少數民族等弱勢群體的文化是落后的，是無力的。這實際上就容易產生文化中心主義局限，導致單向性的做法，即只重視使這些群體的子女習得上流社會的、都市文明的主體民族的“高雅文化”，而忽視甚至歧視這些群體的文化。這對于弱勢群體子女進入精英校園后的良好適應和可持續發展可能會產生消極影響。從長遠來看，這對于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的社會和諧的建設，也會產生弊端。所以，理想地看，高校招生時在考核內容和方式上應力求多樣化，以尊重文化多樣性。這是因為，從多元智能理論來看，不同文化場景的人們有其智能強項。[26]此外，我們還應主張不同文化群體的孩子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學習。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科）國家青年基金課題《學生所處生態文化場境與其學習指導：民族地區初中生的人類學研究》（課題批準號：CMA06008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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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Report of ESSEC. Une Grande Ecole: Pourquoi pas moi? Programme Porte par la Chaire Entrepreneuriant social de l’ESSEC[EB/OL].,2006:3.

[16][18]Report of ESSEC. Une Grande Ecole: Pourquoi pas moi? janvier 2003-janvier 2008.[EB/OL].,2008：2.

[20][21] Report of ESSEC.Une Grande Ecole:Pourquoi pas moi?Succès pour la 2ème promotion et extension du dispositif au niveau national[EB/OL].省略,2006：2.

[22][23]Le rapport de l’Institut Montaigne,Ouvrir les grandes ecoles a la diversité,janvier,2006（1）．

[24]王偉宜,謝作栩.不同社會階層子女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差異的探討[J].東南學術，2004（增）.

[25]郭叢斌，閔維方.家庭經濟和文化資本對子女受教育機會的影響[J].高等教育研究，2006(7).

第2篇：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范文

群眾體育工作是我黨體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提高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提高國家的競技體育實力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筆者將個人從事群眾體育工作時遇到的實際問題歸納為需正確處理的十個關系。

這十個關系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群眾體育兩者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的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普及性和提高的關系；群眾體育與體育產業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群眾體育工作部門與運動項目管理中心是指導、服務和相互配合的關系；群眾體育工作部門與訓練單位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的關系；群眾體育工作部門與體育總會、社會體育指導中心是管和辦的關系；群眾體育工作部門與行業體育協會是業務指導關系；群眾體育工作部門與教育、文化部門是有分有合、各有側重的關系；群眾體育工作部門與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社會各界是相互幫助、共同提高的關系；體育總會與單項運動協會、體育俱樂部是業務指導和管理的關系。筆者厘清“十大關系”，并指出其重要性，力圖為群眾體育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和有效的參考。

摘自《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05.4.1～2

第3篇：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范文

群眾體育是指在人們群眾中廣泛開展的日常的和大眾參與的體育活動，以增強人民群眾的體質、豐富社會生活以及個人生活為主要目標，旨在提高人們的生存、生活質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體育以它自己獨有的魅力和特點正在逐步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群眾體育的大眾化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群眾體育參與的普遍性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體育的興趣也在逐步的增加。體育活動在社會中的普及程度也會越來越高，經常參加體育活動的人數也越來越多，盡管參加體育鍛煉的人目的不盡相同。

1　增強體質和促進心理健康的需要。社會飛速發展中，物質的刺激。金錢的誘惑，生存的壓力或多或少的使一些當代人陷入了亞健康狀態，再加上因生活節奏太快而缺少身體鍛煉，生活飲食的不規律。在“文明病”的困擾下，迫使一部分人加入體育鍛煉中去，成為體育人口的組成部分。

2　心理宣泄的需要。“缺少社會支持，孤獨感也會導致疾病”。隨著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悄然的發生著改變，有些人寧愿坐在電腦面前聊天而不愿意走出去社交，把自己封閉在虛擬的空間里，變得越來越壓抑，雖然有時表面上看來周旋在熱鬧的人群中，實際上內心卻異常孤獨，苦惱不已，參加體育活動可以使心理的壓力得以宣泄，讓自己的注意力得以轉移，有利于大腦活動的調節，促進心理健康。

3　休閑娛樂，豐富業余文化生活的需要。平淡不變的生活，不僅無助于健康還叫人覺得乏味，一些人開始把空暇的時間與休閑娛樂的體育活動結合起來，呼朋引伴地或釣魚或散步，或爬山或攀巖，或旅游或探險等，極大的豐富了自己的業余生活。

4　社會交往的需要。體育鍛煉是增進人與人接觸的最好方式，在體育活動中可以找到志趣相投的知己。尤其在具體的比賽中，往往通過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一種表情就可以了解伙伴的意圖，從而從中體驗成功與挫折，歡樂與痛苦的豐富感情，并在活動中不知不覺的形成一種安全感和自信心。

二、群眾體育活動內容的豐富性

中國是一個擁有著遼闊邊疆的領土和56個民族的大國，同時也擁有著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的傳統民間體育活動?如賽龍舟、扭秧歌、潑水節等，都聚集著大量的觀眾和參與者。2008是中國的奧運年，許多的社區為迎奧運也分別舉辦了好多的健身活動，并喊出了“我運動，我健康，我快樂”的口號，鄭州市就曾在2007年舉辦了“迎奧運河南省千萬婦女健身活動展示大賽”，像這樣的大型活動比比皆是，全國人民上下都表現出了巨大的運動熱情并積極投身其中。

除了大型活動外，一些小型的具有競技體育性質的活動也受到了青年人的熱捧：街頭三人籃球賽。街舞，健美操，攀巖，蹦極。

旅游是一種時尚的體育活動方式，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家庭開始出游，形成了“家庭體育”。老年人更是閑暇呼朋引伴的打打麻將，三五成群的散散步，或到社區廣場上喊上幾嗓子，娛己娛人。群眾體育活動以內容的豐富多彩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群眾參與。

三、群眾體育活動形式的多樣性

如果說競技體育追求的目標是“更高、更快、更強”，那么群眾體育追求的則是“強身健體與娛樂”。如果說競技體育是娛人的話，那么群眾體育則追求的是娛己。與競技體育相比。群眾體育活動的方式就要靈活得多。只要廣大群眾具備一定的體育知識。就可以以個人身體，年齡、愛好以及實際情況中選擇合適的運動方式，個人活動，小組賽，班級賽，社區賽等。還可以根據體育活動的地域為標準，展開城市體育，小鎮體育，農村體育；以參加體育活動者的年齡分為中老年體育、青少年體育、嬰幼兒體育；以體育項目為標準現代體育和民族傳統體育。以參加體育的單元分為家庭體育、社區體育、學校體育。靈活多樣的體育活動形式以開放的姿態吸納著更多的體育人口。推動著群眾體育的健康陽光的發展。

四、群眾體育活動場地的廣闊性

群眾體育不像競技體育那樣對活動場地有著嚴格的要求，它可以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的開展活動。社區廣場，農村的田間，學校的操場、秀麗的山川。廣襄的大海等都可以是群眾體育涉足的活動場地。具有廣闊性和靈活性，方便群眾從事體育鍛煉。

第4篇：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范文

關鍵詞：體育；競技；行政機構改革；讀后感

中圖分類號：G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07)04－0017－02

《體育學刊》2007年第1期刊登了特約記者古柏2001年4月10日對我國最后一任國家體委主任、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后第一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的采訪記，題目是《20世紀最后十年中國體育改革回顧――伍紹祖同志采訪記》。我對古柏同志秉筆直書的談話記錄(經伍紹祖親自審閱過)，讀之再三，感慨萬千。這篇談話記錄中有兩個問題印象特別深刻。

(1)伍紹祖闡明了體育的總目標和根本任務，批判了體育就是“拿金牌”的觀點。

有人認為，體育就是搞金牌的，和人民體質沒有關系。伍紹祖否定了這個觀點；有人說，體育是多目標的、多任務的，難分主次。伍紹祖說，必須明確，體育的總目標是增強人民體質，基本任務是“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體質關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設置體育部門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體質，而不是拿金牌。”“黨和政府辦體育事業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決全民族的身體素質。”并強調：“這個問題是我在90年代初期才搞清楚的，但現在許多同志，包括體育總局的一些同志，還只是想著拿金牌。”可以看出，伍紹祖講的體育不要以奪金牌為目的，但他沒有否定競技體育奪金牌。

(2)伍紹祖以極大的勇氣和膽識承認自己工作中最大的失誤是“群眾體育沒有搞好”。

伍紹祖坦言：自己“11年多來在體委工作中最大的失誤是群眾體育沒有搞好。”“對中國人的體質不如日本人而感到痛苦”。說這個話，不僅要認識深刻，更要有很大的勇氣和膽識。

他講：“我們群眾體育叫得多，做得少。對的指示，只重視‘發展體育運動’，而沒有真正重視‘增強人民體質’。”“體委只抓金牌，不抓體質，是本末倒置，形而上學的。”又講：“日本人現在對成績無所謂，1992年奧運會上他們只拿了3塊金牌，沒有多少人發表相反的意見。”

伍紹祖同志的這篇答記者問，實事求是地總結了11年多來體委工作的功過得失，不抹煞成績，也不文過飾非。中心問題是圍繞著提出的、被《憲法》肯定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做文章，不僅對以往的工作作了回顧，還總結了經驗教訓，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關于增強人民體質的重要性，確實是關系到國家的興旺、民族的強盛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13億多中國人的大事，這是貫徹“以人為本”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怎么講，也不會是夸大其詞，言過其實的。

關于增強人民體質的事情，有許多問題需解決，掛一漏萬，講兩點看法。

第一，體育和競技的行政機構要進行重大改革。

伍紹祖講：“既要搞群眾體育，又要搞競技體育，兩者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大不相同，甚至大相徑庭。”此話十分正確。體育(群眾體育)和競技(競技體育)雖有聯系，但這是兩個不同質的概念，目的、任務、對象、原則、評價標準都有所不同；雖然都可以運動為手段，但方法(鍛煉方法與訓練方法)有所不同。在身體鍛煉中，兒童、青少年、成年人的要求與方法有所不同；不同的競技項目，要求和訓練方法也有所不同。何況體育的普及和提高與競技的普及和提高也有不同。這種不同，就決定了在行政領導機構體制上也應有所不同。

伍紹祖講：“體育總局不只是為了金牌的，拿金牌是低一層次的事，是協會管的事。”“體育總局是管增強人民體質的，是實現增強人民體質任務的。”現在看來，無論是誰當國家體育總局的領導，要一手抓體育(群眾體育)，一手抓競技(競技體育)，兩手都要硬，而且把人民體質的事放在首位，但把全部的人力、財力、物力投入“增強人民體質”，肯定是不可能的。作為國家體育事業總管的體育總局，也不可能將競技的事業完全放手讓協會去管。所以，我認為，伍紹祖的顧慮是好的，但未必能實現，故而認識上解決了問題還不行，還要在行政領導體制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以我之見，國家管理體育(群眾體育)和競技(競技體育)的行政機構應該分開，體育局專管體育，以體育的規律來管理體育；奧林匹克中心專管競技，以競技的規律來管理競技。兩個機構同屬國務院領導，職責分明，并成立黨組，以加強黨的思想領導與組織領導。人力、財力、物力也作相應的調整。只有這樣，才能相得益彰，比翼齊飛，體育(群眾體育)與競技(競技體育)雙豐收。若仍由體育總局統一管理，勢必顧此失彼。重競技，輕體育；重金牌，輕體質，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變。解決這個問題，不是解決誰當體育總局局長的問題，而是應該在管理體制上進行徹底改革，此項工作，現在就要開始作好準備，待北京2008年奧運會之后，有計劃、有步驟的從上到下逐步推行。

第二，增強人民體質，單靠體育行政部門不行，必須要有教育、衛生等部門的密切配合。

影響人的體質的原因很多、很復雜，有缺乏身體鍛煉和鍛煉(訓練)不當的，也有受遺傳、環境、疾病、營養、勞逸等多種因素影響的，體育行政部門一家既不能全包，也包不了。因此，必須有教育、衛生、環保等部門的密切配合才能奏效。目前影響青少年體質最主要的因素是課業負擔過重，不要說缺乏鍛煉身體的時間，就是連必要的睡眠時間也嚴重不足，更談不到休閑玩樂。西方國家的學生基本沒有家庭作業，而我國是做不完的課外作業和復習檢測題，不僅是體力負擔重，精神負擔也重，近視眼發病率居高不下，神經衰弱也時有發生，這怎么能使體質增強呢?在睡眠不足和沒有休息的情況下，再去鍛煉身體，對健康有損無益。以往體質問題未能得到有關部門應有的重視，這不僅是體育行政部門工作的失誤，更是教育行政部門工作的失誤。

第5篇：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范文

【關鍵詞】后奧運時期 群眾體育 發展對策

隨著全民健身計劃的不斷深入和落實,河南省的群眾體育事業也取得較大的發展,人民體質得到了提高。但是目前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河南省群眾體育的整體發展水平與新形勢下的發展要求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以北京奧運會為契機,快速提高河南省群眾體育的整體發展水平、喚起河南省全民健身運動的熱潮,是目前河南省體育社會工作者面臨解決的一個新課題。

河南省群眾體育現狀的回顧與發展

河南省群眾體育的發展一直具有良好的傳統和堅實的基礎,在改革開放以后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和進步。

體育場地設施的建設是發展體育的基礎。隨著河南經濟和社會的進步發展,尤其是創建全國體育先進縣工作開展以來,河南省體育場地設施大有改善。2004年頒布的《河南省公共體育設施建設以獎代補的辦法》,更加有效地提高了河南省群眾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速度。大量體育彩票公益金的投入,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河南農村體育設施的現狀,有力地推動河南省全民健身活動的深入開展。

2007年是河南省積極落實《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第二階段(2005-2010)工作任務的重要一年,提高全省體育人口的數量成為本階段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全民健身與奧運同行,在一系列群眾活動的推動下,河南體育人口不斷增加,僅“省直三八婦女健身周”和“省直體育健身活動日”,參加人數就超過了10萬人。 “月月有活動,階段有,常年不斷線”,是河南省全民健身的顯著特點。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臨近期間,河南省體育部門抓住北京奧運會促進群眾體育快速發展這一歷史機遇,大力開展全省群眾體育活動,把全民健身引向了更深入、更廣泛的發展空間,不僅為北京奧運會營造了濃郁的氛圍,也把我省的群眾體育活動推向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更是對河南省的全民健身活動的開展起到了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我省運動員在北京奧運會上勇于拼搏,再創輝煌,讓河南的父老鄉親分享了體育發展的成果和驕傲。在河南近1億人口中,農民占大多數,并且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活水平較低的部分。因而,以農民問題為核心的“三農”問題,成為全面建設河南小康社會的核心和難點。河南省群眾體育發展的現狀也是如此。現實說明,目前我省農村體育發展水平緩慢和農民體質健康狀況落后已經成為全面建設河南小康社會中相當突出的問題。后奧運時代群眾體育發展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極大地增強了我國人民群眾的健身意識,也促進了全民健身運動的廣泛開展。但長期以來,河南省體育工作者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了競技體育中,對群眾體育的關注更多地側重于政策的指導,缺乏對影響群眾體育發展本質上的、深層次的探究。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著群眾體育的發展。

陳舊、偏頗的體育觀念影響著群眾體育的發展,農村體育是工作難點。長期以來,河南省農村教育普及率較低,體育健身意識發展普遍不成熟,一部分農民對體育的理解和認識僅停留在競技運動的層面上,缺乏自覺投身與參與;另一些農民則錯誤地認為從事農業生產的體力勞動者不需要體育鍛煉,日常的田間勞作就可以達到強身健體的作用。這些觀念直接影響著農村體育事業的發展。于此同時,我們長期以來都在強調城市文化對農村的導向與表率作用,忽視了農村文化對城市文化形成的基礎作用。

群眾體育管理體制不夠健全制約著群眾體育的發展。長期以來,我國群眾體育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一直沿襲計劃經濟下的管理模式,認為群眾體育是單純的公益事業,只能由政府來提供和包辦,不重視發揮市場主體在開展群眾體育方面的實際作用,這一方面造成了政府單一的供給能力與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參與性健身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也制約了群眾體育健身娛樂市場的培育與發展。目前我國縣以下的行政機構中管理體育的部門很少,河南省也不例外,負責群眾體育工作的人員大多屬兼職,且管理者缺乏專業知識和相應的培訓,基層群眾體育的公共事務管理工作,全部由縣體育局或合署的行政機構承擔。這種管理現狀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群眾體育的發展。

逐步完善群眾體育發展中的政策法規是發展群眾體育的關鍵。河南省是一個人口大省,制定體育政策法規應廣泛地涉及城鄉各地和各類人群,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盡管河南省體育法制建設在近幾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隨著體育改革的不斷深化和體育事業的迅速發展,群眾體育的法規建設相對滯后已是不爭的事實。針對群眾體育領域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新矛盾,河南省制定群眾體育的政策法規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和行之有效的法律手段。與西方等國實行的“體育自治、政府協助”的管理方式相比,河南省體育領域的行政干預現象還很嚴重,必須盡快立法規制,改變這種現狀。

后北京奧運時代群眾體育的發展對策

2008年北京奧運會喚起了國人極大的體育熱情,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熱潮。奧運會后,群眾對體育健身的熱情和積極性將會進一步增強,對體育的需求也會要求更高。這就要求我省體育工作者抓住這一歷史機遇,推動河南群眾體育事業發展再上新臺階。

領會全面建設小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確立群眾體育優先發展戰略。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明確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宏偉目標,提出要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體育是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載體。因此,我們要順應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牢牢確立群眾體育優先發展戰略。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通過推動群眾體育的發展來提高河南省全民健康素質,構建全民健身服務體系,既是河南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群眾體育工作的客觀需要,也是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對群眾體育的本質要求。

把握群眾體育的發展特點和趨勢,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統籌城鄉體育的發展。河南省過去受經濟和社會條件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參加體育活動人群呈現出老年人、青少年多,中年人少的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狀”。近年來,隨著河南省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和物質文化生活的進一步提高,參加體育活動人員的年齡已逐步向均衡化方向發展,健身條件的要求已越來越科學化。客觀情況的變化要求改變政府一家辦體育的狀況,而轉向以政府為主導、各種社會力量協辦體育的態勢。這也要求河南省群眾體育發展要在全面、協調上下工夫,統籌兼顧城鄉、區域之間、不同人群之間的利益和需求,建立健全政府統籌協調、體育部門具體管理、其它部門各負其責、社會各方面共同興辦和支持、全民積極參與的群眾體育管理發展機制。

抓好活動、組織、場地、宣傳四個重要環節,開創群眾體育發展新局面。在活動的組織上,要以人為本,繼續抓好“五個千萬人群”的活動,在全民健身月期間集中組織開展群眾基礎廣泛、喜聞樂見、不同形式和規模的健身活動。同時要繼續大力實施中原品牌帶動戰略,以點帶面,多點并舉,推動群眾體育活動的全面發展。

在組織網絡建設上,更加明確政府履行社會公共服務,提高人民健康素質的職能,充分發揮工會、婦聯、學校、農村村委會等群體組織和基層文化體育組織的作用,加強對各類體育健身活動站(點)的規范管理,發揮學校體育組織管理人才的優勢,建立健全社會體育指導員培養與培訓機構,同時要積極構建群眾體質監督網絡,定期開展群眾體質測定工作。

在體育場地設施建設上,要注意發揮區域優勢,統籌城鄉發展,重點扶持老區、貧困地區體育場地設施建設。要充分利用好體育彩票公益金,多主體、多渠道投資興建公共體育場館設施建設,積極整合體育場地設施資源,同時要發揮農村學校作為農村體育資源聚集地的作用,加快新時期河南農村體育的發展建設。

在輿論宣傳上,要加強傳播媒介的宣傳力度、廣度、提高認識,更新觀念;積極營造體育鍛煉氛圍、不斷強化中原農民的健身意識。

結 語

第6篇：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范文

1．1公益性體育健身設施不足體育場地設施是群眾體育開展的硬件保障，中部地區體育場地設施存在數量少(見表1)，質量差，布局不合理等多方面問題，成為阻礙城鄉居民參加體育鍛煉的主導因素。以2009年底中部地區人口總數4432．16萬人計算，平均每萬人擁有場地0．27個，人均占有體育場地面積僅為0．838㎡。且大部分體育系統的場地屬于競賽訓練的標準場地，用于全民健身的公共體育場地數量遠遠不足。

1．2體育系統場地發展存在的問題中部地區體育場地分布極不平衡，場地大多分布在各省的省會及中心城市。截止2009年，江西省南昌市擁有場地22738個，占全省場地總數24%;而中部的縣級城市，體育場地數量明顯偏少，江西省新余市體育場地數量在省內屬最少，僅1500個，不到全省場地總數1%。另外，中部地區體育場地設施種類結構不盡合理。

2群眾體育保障體系

2．1法律法規建設落后中部地區陸續頒布群眾體育地方法規及群眾體育法規性文件，但這些“紅頭文件”基本都是由各省體育局，對其他行政部門及單位缺乏約束力，使得省政府決策與地方政府執行嚴重失衡。另外法律法規不全面，各省缺少關于《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及體育法的細則。“等級社會指導員”等進修制度也相對缺乏。

2．2群眾體育開展的經費缺乏保障體育的政治經濟命脈由國家完全掌控，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體育體制使中部地區群眾體育經費的籌資遇到很多困難。據資料顯示，2009年中部各體育系統所得體育經費為28．41億元，僅占中部地區生產總值的0．04%，且這部分資金絕大部分用于競技體育，群眾體育所獲甚少。這是受整個政治背景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也將會成為中部地區群眾體育發展的長久制約因素。

3群眾體育信息宣傳服務體系

宣傳力度不夠，手段單一中部地區沒有形成符合本地區實際的宣傳形式，城鄉宣傳力度不平衡。如江西省過多重視對城市群眾體育的宣傳，通過建設體育頻道、利用公共場所電子屏幕等手段，配合電視、書刊進行宣傳，而在鄉鎮對農村居民體育文化認識宣傳力度明顯不夠，城鄉群眾體育發展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4中部地區群眾體育由弱到強的戰略性措施

4．1深化群眾體育管理體制改革政府應該轉變體育管理方式，放松對體育的掌控力度，在宏觀上進行監督調控;建立系統全面的群眾體育監督機制、評價機制等相關運行機制;充分利用政府職能，切實發揮領導協調的作用，避免出現政府管辦不分、包攬有余、責任不明確的管理問題。

4．2加強群眾體育保障體系建設加快群眾體育法制化建設。推進立法進程，在國家體育法律法規的大框架下，結合本地實際情況，依法制定出更具針對性的地方性法律法規及實施細則，立法應詳細具體，涵蓋各個階層、群體對群眾體育的需求。進一步加大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建設。

4．3加強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和管理在進行場館建設時，加大政府對體育設施資金的投入，注意完善和健全場地多功能化，以滿足比賽訓練及群眾健身的共同需要。同時增加場地建設投資熱點，引導社會資金參與，鼓勵社會多參與投資非盈利體育場所的建設，彌補投資經費來源單一，鼓勵更多單位及學校在不影響正常使用的情況下對外開放場地。

5結語

第7篇：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范文

關鍵詞：日本；韓國；北京奧運會；體育政策；啟示

中圖分類號：G81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90(2008)04-0049-03

Abstract:The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ports policy and theirs development after the Olympic Games, hopes to provid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for formulating the China sports policy after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Key words: Japan; Korea; Beijing Olympic Games; sports policy; enlightenment

1 問題的提出

由于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中國一直都是將體育發展的重心偏向競技體育，且實行的是“舉國體制”。因此，雖然我國的競技體育在國際賽場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國邁入了競技體育強國之列。但我國的基礎體育卻還很薄弱，出現高水平運動水平很高、基礎體育水平卻很低的畸形現象。

奧運會見證了我國體育的發展，即將舉行的2008年奧運會是我國體育史上的里程碑，也將是我國體育發展的分水嶺。如何借舉辦奧運會契機，促進我國體育發展方針的重新制定，消除現行體育制度的弊端，實現體育健康、高效、可持續發展。這些都是我國體育工作者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日本、韓國和我國同屬亞洲國家，體育都屬于外來文化，三個國家在文化背景、歷史背景等方面都有較多的相似之處，且舉辦奧運會前后體育發展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極為相似。日本和韓國都以奧運會的舉辦為契機，實施了體育方針政策的大幅改變，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分析日本、韓國奧運會后的體育方針、政策與體育發展的關系，借鑒其舉辦奧運會后體育發展的經驗，對北京奧運會后制定適宜我國體育發展的方針、政策具有重要的意義。

2 日本舉辦奧運會前后的體育發展狀況

2.1 日本舉辦奧運會的時代背景

眾所周知，二戰當中，日本軍事經濟畸形發展，國民經濟疲憊不堪。戰爭剛結束時，全國很多城市遭受美國的空襲，變成了一片焦土，日本的經濟基本處于癱瘓狀態。且由于在戰爭中日本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不恥與譴責。戰后，日本人民憑借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經過10年的不懈努力，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的復蘇，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幾乎已恢復到戰前的水平。此時，日本政府急于向國際社會展示其經濟成果，及取得國際社會的認同，消除戰敗國的負面影響，樹立和平民主國家形象。而獲得奧運會的舉辦權卻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綜合實力認可的標志。因此，對日本來說，能在本國舉辦奧運會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是展示其戰后國家經濟復蘇狀況的絕佳機會，也是取得國際社會認同的絕好途徑。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戰后日本經濟剛剛恢復后，就于1952年，著手申辦1960年第17屆奧運會的主辦權，雖然失敗了，但日本卻不氣餒，又繼續申辦1964年第18屆奧運會的主辦權，并最終獲得了在日本東京舉辦的成功。

2.2 日本舉辦奧運會前體育發展狀況

在二戰之前，日本具有較高的競技運動水平，在1932年第10屆洛杉磯奧運會上，日本獲得7枚金牌列金牌榜的第5位，而后在下一屆的柏林奧運會上，又以6枚金牌列金牌榜的第8位。由于日本競技體育的表現以及政府的努力，日本的東京曾獲得1940年第12屆奧運會的主辦權，但當時由于正處于戰爭狀態，最后放棄了這屆奧運會的主辦權。

自1945年8月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日本隨即處于美國的占領下，直至1952年4月，《對日和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生效。在此期間，體育因具有平等、民主等教育的功能，成為美國改造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有力工具，受到美國當局的重視，體育活動在此期間得到了普及和推廣，極大的發展了群眾體育。

1959年6月日本東京獲得了第18屆奧運會的舉辦權。為了向國際社會更好的展示其經濟成果及競技體育能力，日本運用了“舉國體制”來發展競技體育。為了保證在本土舉辦的這屆奧運會上取得好的運動成績，日本投入了20.6億日元的選手強化費。1961年1月，在JOC(日本奧委會)設置了奧運選手強化對策本部，并制定了“金牌榜名列第3位，所有參賽項目進入前6名”的奧運選手強化5年計劃[1]。因此，作為東道主的日本體育代表團在這屆奧運會上獲得了16枚金牌，5枚銀牌和8枚銅牌，總成績排名第三，僅次于美國和前蘇聯，取得了日本奧運史上的最佳成績。這些都很好的向世人展示其經濟水平及競技能力，極大的鼓舞了國民的士氣。

2.3 日本舉辦奧運會后體育政策的改變方向

東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對日本的體育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不僅使日本的競技體育水平在短時期內獲得了飛快的發展，而且也對群眾體育的普及起到了積極作用。據有關專家調查表明，申辦東京奧運會前一年的1957年，日本成年人在過去一年里參加過體育活動的人口僅為14%，而東京奧運會結束后第二年的1965年，這一數字達到了47%。此外，由于通過東京奧運會，日本向國際社會展示其經濟水平和取得認同的政治目的已達到，且感覺到國民的整體體質與歐美有很大的差距。隨后，逐漸將工作重心聚集到群眾體育的“普及”上，并出臺了相關的政策性文件。例1964年12月，發表了《關于增進國民健康和體力對策》的閣議決定，以促進群眾體育的普及，提高國民的身體健康水平。1972年12月，文部省又發表了《關于普及振興體育的基本策略》。這都標志著日本將發展體育的重心轉移到側重于群眾體育的“普及”上來。

由于體育方針政策的重心轉移到群眾體育上，日本對競技體育的重視程度相對來說就顯得不夠。因此，在東京奧運會以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初以后，標志著競技體育水平的奧運會名次出現了大幅度滑坡(見表1)。競技運動成績的這種滑坡，引起了國民的極大關注及不滿，在社會各界發出了重振競技體育的呼聲。為了順應民聲，在1989年11月，文部省發表了《關于面向21世紀的體育振興策略》，在文件中，重新把競技體育作為21世紀初體育發展的重點之一，自此，終身體育和競技體育兩手抓的現象已出現。在2000年8月，文部省出臺的2000―2010年體育發展中長期計劃――《體育振興基本計劃》中，繼續將終身體育和競技體育作為體育發展的重點[1]。在2001年，JOC“金計劃”又提出了提高國際競技力的戰略。從這些政策的制定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進入21世紀之際，在重視“終身體育”實施的同時，開始下定決心狠抓“競技體育”，其目標是――“達到提高國際競技體育的競爭力，實現全方位的體育強國”[5]。

2.4 日本通過體育政策改變所取得的成績

2.4.1 注重競技運動水平提高階段

如前所述，因急于向國際社會展示其二戰后的經濟成果及取得國際社會的認同。日本政府利用“舉國體制”來運行這屆奧運會，將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到競技體育當中。因此，在此屆奧運會上，獲得了16枚金牌，5枚銀牌和8枚銅牌，總成績排名第三，僅次于美國和前蘇聯，取得了日本奧運史上的最佳成績。

2.4.2 注重群眾體育普及階段

東京奧運會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向群眾體育傾斜，確保了群眾體育的開展資金。據了解，日本各級政府每年總共要投入7000多億日元用于群眾體育的發展，并修建了很多的體育場地設施，以推動群眾體育的發展。經過多年的努力，日本的群眾體育獲得了蓬勃發展。據日本1997《體育白皮書》和2001年《體育白皮書》中的統計數據表明，東京奧運會之后到2000年日本每年參加體育活動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率逐年增長：從1965年的45%到1982年的64.2%，再到1997年的71.7%。此外，2000年日本20歲以上的成年人每周參加2次體育活動以上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率已達40.8%，每周2次每次30分鐘以上者已達33%，這個比率遠遠高于我國。國民的體質和身高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人均健康壽命也位居世界第一位[4]。

2.4.3 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競技運動水平階段

正當日本的群眾體育得到蓬勃發展時，競技運動水平卻因為不受重視而引起了大滑坡。因此，日本政府部門又制定了相關政策，提出“在實施‘終身體育’的同時，努力提高國際競技體育的競爭力，實現全方位的體育強國”。經過不懈努力，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奪得了16金、9銀、12銅，共37枚獎牌，躍居金牌榜第5名，且金牌項目由2個增至5個，獎牌項目由6個增至10個，實現了歷史性突破[5]。

3 韓國舉辦奧運會前后的體育發展狀況

3.1 韓國舉辦奧運會的時代背景

與日本申辦奧運會是為了展示其經濟成果及取得國際社會認可不同，韓國申辦奧運會具有很強烈的政治目的。二戰以前，韓國一直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桎梏，二戰以后又經歷了南北內戰，且與北朝鮮長期對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建立外交關系。韓國政府認為，奧運會的舉辦對外可以樹立國家形象，對內可以促進國家的團結。在這些原因驅動下，韓國在國民經濟恢復后，申辦了1988年第24屆夏季奧運會，并獲得成功。

3.2 韓國舉辦奧運會前體育發展狀況

二戰以前，韓國一直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桎梏，從沒有打著本國的國旗參加過國際比賽，第一次以本國名義參加國際比賽是在1948年的倫敦奧運會上。其后，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而無暇顧忌體育。直到20世紀70年代，隨著韓國政府的經濟慢慢得到了恢復，才開始積極參與體育，但當是只是局限于競技體育，對國民的生活體育則是漠不關心。為了保障競技運動水平能持續提高，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措施，例建立保證后備人才來源的訓練體制；設立對高水平運動員進行科學管理、研究的運動處方所和體育研究機構；建立高水平運動員的獎學金、減免學費及提供食宿等制度；授予對國家有貢獻的運動員擇業優先的權利；授予在國際大賽中獲獎的運動員一次性巨額獎金制度等。這就意味著韓國從政策、制度、投資各方面繼續扶持和鼓勵高水平運動隊和運動員，竭盡全力提高競技運動水平，以使他們在國際大賽中創造優異成績，為國爭光[3]。

3.3 韓國舉辦奧運會后體育政策改變的方向

在1988年韓國漢城奧運會以后，以倡導繁榮經濟為主的金泳三政府提出了競技體育商業化的策略。但是，當時只局限于體育人口偏重的一些熱門項目，如職業棒球和職業足球，僅僅是商業贊賽事。真正開始實施競技體育市場化政策是在以復蘇經濟為主要任務而登臺的金大中政府時代，這一時期的政府積極促成了以前一直主要靠政府財政支援的競技體育的相當一部分移交給民間市場的政策[6]，政府對競技體育的投入大幅減少。此后，由于亞洲經融危機的發生，負責競技體育的大部分企業紛紛破產，從1997年11月到1998年4月，政府的體育行政組織也從1982年3月的3局改編為2局7科。在此市場化的過程中，競技運動水平出現大幅度滑坡。隨即，韓國政府為了提高競技運動水平及堅定競技體育推向市場的決心，2002年7月體育局再次調整為現在文化觀光部下屬的1局4科，管理著整個韓國體育領域。

和日本一樣，韓國也在漢城奧運會后將體育發展的重點轉移到社會體育上，加強了體育設施的建設、建立了完善的社會指導者制度、引導體育鍛煉內容、加強了健身方面的宣傳等。并出臺了《國民體育振興長期計劃》，明確地對社會體育的發展提出了規劃和部署，從制度上保證了社會體育工作的進行。90年代，韓國政府又制定了《虎計劃》、《國民體育振興5年計劃》和《社會體育普及計劃》，以振興國民的體育教育，使韓國的社會體育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3.4 韓國通過體育政策改變所取得的成績

3.4.1 漢城奧運會政策調整前

70年代，韓國將體育發展的重心集中到競技體育，由此，競技運動水平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并在國際賽場上取得了一系列的優異成績：在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上獲得1枚金牌、1枚銀牌和4枚銅牌，實現了零的突破；在1982年新德里亞運會上獲得28枚金牌，排名第3，進入亞洲體育強國之列；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獲6枚金牌、6枚銀牌和7枚銅牌，名列第10位；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上，以東道主的身份，獲得金牌12枚、銀牌10枚和銅牌11枚，位列金牌榜的第4，取得了歷史最好成績。

3.4.2 漢城奧運會政策調整后

漢城奧運會后，韓國將體育發展的重心偏向社會體育及推進競技體育的市場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社會體育方面，韓國國民的體育認識、體育習慣都有很大的提高。據調查統計，2000年，認為社會體育對國家發展有影響或大有影響的占97.9%；認為社會體育對人的生活質量有影響或大有影響的占98.8%；體育人口也占全國人口的65.9%，且從富裕階層、高校、男性為主逐步擴散到普通工人、農民、家庭及婦女；韓國男子的健康人群由1997年的54.3%增加到2000年的54.8%；而女子不健康人群卻由1997年的14.8%減少到2000年的13.2%。從上可以看出，韓國國民對社會體育的重視程度很高，社會體育的發展也極大的提高了國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

在競技體育方面，雖然在市場化的進程中，由于體育政策和財政調整的影響，競技體育出現了步履艱難的現象。但經過10年改革與完善，韓國競技體育市場化、職業化的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對競技體育投入如此銳減的情形下，韓國的競技體育雖然在綜合運動會上獲獎牌數有所減少，但在一些單項比賽中，仍舊保持著很大的優勢。特別是在2002年韓日世界杯上，韓國足球隊奪取了歷史性的第4名，震驚了世界。

4 日、韓兩國體育發展對北京奧運會后中國體育政策的啟示

4.1 奧運會的舉辦一定會激發國民積極參與體育的熱情，我國應抓住北京奧運會這個契機，在奧運會結束后，制定相關的體育方針、政策來向社會體育傾斜。例增加政府財政投入；加大體育場地設施的建設規模；完善社會體育指導員制度；加大社會體育的健康宣傳。使中國的體育人口保持大幅增長的趨勢，以提高國民的健康水平，促進生活質量的提高。

4.2 在競技體育方面，應循序漸進加大市場化、職業化的進程，樹立將競技體育推向市場的決心。但在進程中，應有重點、分批次，群眾體育基礎好的優勢項目，可全推向市場；群眾體育較好的潛優勢項目，可逐步推向市場；不利于推向市場的項目，應重點支持，逐漸發展成潛優勢項目。

4.3 在奧運會結束后，競技體育運動成績會在一段時間內出現滑坡，這個現象是舉辦過奧運會的國家普通存在的情況，對此我們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這個階段，也可以說是競技體育市場化、職業化最艱難的時期，除堅定信心外，還應對職業化的俱樂部實施有效的管理和監控，如果管理和監控有效，競技運動水平的提高是必然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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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來德淳. 中日兩國政府發展社會體育模式的比較研究［J］. 遼寧大學學報, 2002(7):82-85.

［5］ 日本體育協會. 公認體育指導員制度的變化(下)［J］. 體育季刊(日本),2004,259(3)(4).

第8篇：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范文

關鍵詞：公共體育；體育場館；管理績效；對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G81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13-0193-02

2015年底，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到1.57平方米，超額完成“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場地達“120萬個以上”、人均面積達“1.5平方米”的目標。《“十三五”公共體育設施建設規劃》，計劃著力構建縣（市、區）、鄉鎮（街道）、行政村（社區）三級群眾身邊的全民健身設施網絡和城市社區15分健身圈，進一步改善各類公共體育設施的無障礙條件。提高公共體育場館服務管理績效，既是發展群眾體育的需要，也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實踐中，我國在公共體育場館建設和運營中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公共體育場館運營主體意識不強、缺乏社會參與機制、運營模式缺乏創新以及缺乏績效評價機制等方面。深入研究提高公共體育場館服務管理績效的途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公共體育場館提高服務管理績效的需求分析

第一，發展群眾體育對提高公共體育場館服務管理績效的需求分析。在群眾體育對公共體育場館服務管理能力的需求方面，群眾體育的開展需要一定數量的體育場地、體育器材、體育服務等硬件條件作為基礎，特別是這種具有經濟學范疇內公共物品屬性特征的要素需要通過政府財政投入的形式達到其市場配置的高效率。因此，大力拓展公共體育場館資金來源渠道，提高公共體育場館投入能力和設施優化能力，是有效開展群眾體育活動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在群眾體育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方面，群眾體育本身是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產業是第三產業的重要形態，是具有較低能耗和較高經濟增加值的高級化產業形態，大力發展群眾體育能夠為各個經濟體形成新型市場需求、促進各經濟體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化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二，發展經濟對提高公共體育場館服務管理績效的需求分析。在經濟發展對群眾體育的需求方面：首先，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日益提高，閑暇時間不斷增多，通過參與群眾體育活動實現體質的提高和精神層次需求的滿足成為一種自然的內在需求；其次，通過發展以群眾體育為代表的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是實現經濟發展質量提高的重要途徑；最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必然要求更多的勞動投入，通過發展群眾體育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有效勞動者的數量是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在經濟發展對群眾體育的影響方面，經濟發展水平一方面決定了群眾的思維方式、生活觀念，進而決定了群眾參與體育活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也決定了群眾體育活動發展的廣度和深度；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群眾體育活動的投入強度。因此，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需要大力提高公共體育場館的服務管理能力提升，從而夯實群眾體育事業發展的基礎。

二、公共體育場館服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實踐中，我國在公共體育場館建設和運營中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公共體育場館運營主體意識不強、缺乏社會參與機制、運營模式缺乏創新以及缺乏績效評價機制等方面：

第一，公共體育場館運營主體意識不強。目前，公共體育場館作為國有資產的一種類型其產權關系隸屬于相關事業單位，而事業單位由于財政撥款等原因，導致其市場化意識不強，缺乏通過合理開發和實現公共體育場館社會價值和市場價值的意識。

第二，公共體育場館缺乏社會參與機制。通常而言，共同體育場館的初始投資較大，在后續運營的過程中也需要進行體育器材的更新完善等相關費用支出，現行的公共體育場館投資和再投資機制建立在以財政支出為主的基礎上，這種投資模式難以滿足群眾對公共體育場館數量和服務能力的需求。

第三，公共體育場館運營模式缺乏創新。公共體育場館作為國有資產的類型之一，應通過合理運營實現資產的保值和增值目標。目前我國公共體育場館經營方式主要有承包經營、目標管理、委托經營等。受制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部分場館經營者缺乏創新和開拓精神，經營理念落后、營銷手段簡單陳舊、缺乏創新；在經營項目上，沒有按照市場化的取向進行優化和重組，對市場反應遲緩。

第四，公共體育場館缺乏績效評價機制。通過對公共體育場館的產權和運營主體進行績效評價，是提高公共體育場館服務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事實上，公共體育場館的建設和運營本身是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在公共體育場館的績效評價管理體系以及與績效評價相關的激勵制度體系方面的建設有待進一步完善。

三、提高公共體育場館服務管理績效的對策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為提高公共體育場館管理服務績效，有必要通過經濟均衡發展實現群眾體育均衡發展，形成區域性群眾體育事業發展的自主投入機制；通過群眾體育產業化促進經濟高級化，建立公共體育場館管理績效評價和激勵體系；通過創新公共體育場館運營模式實現價值最大化，建立群眾需求驅動的公共體育場館服務優化機制：

第一，通過經濟均衡發展實現群眾體育均衡發展。經濟發展是促進群眾體育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也是區域間群眾體育發展水平差異性的重要解釋變量。因此，為促進我國區域間群眾體育的協調有序發展，應進一步促進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促進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發揮后發優勢，進一步縮小經濟發展的地區性差異，促進群眾體育協調發展。

第二，形成區域性群眾體育事業發展的自主投入機制。群眾體育公共服務設施屬于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共物品范疇，單純意義上的市場自主配置具有低效率特征，通過政府積極實施主體的自主性投入能夠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應通過制度安排形成群眾體育事業設施投入的自主性，從而保證群眾體育設施的質量和數量能夠有效匹配群眾體育的社會需求。

第三，通過群眾體育產業化促進經濟高級化。體育產業是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經濟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的重要發展方向。群眾體育事業的發展為加速實現體育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因此，深入挖掘群眾體育事業發展過程中的商業價值，能夠極大拓展體育產業發展的模和效益，進而通過體育產業的發展促進區域性經濟的發展，最終實現二者協調發展、交互促進的螺旋式促進發展模式。

第四，建立公共體育場館管理績效評價和激勵體系。建立公共體育場館管理績效評價體系，是提高公共體育場館服務能力的有效措施。在評價準則方面，應從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個準則層面進行指標細化和分解；在評價主體方面，應將公共體育場館的運營主體、上級管理部門、社會公眾等利益相關主體統一納入評價主體體系。最后，應建立基于評價結果的正向激勵和負向激勵配套制度體系。

第五，通過創新公共體育場館運營模式實現價值最大化。公共體育場館作為國有資產，應通過合理運營實現資產的保值和增值目標，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共贏。在具體運營模式中，可以通過冠名權、賽事冠杯權、廣告權和廣播電視轉播權等無形資產價值開發提高場館經濟收益，也可以通過與體育俱樂部結合，積極開拓體育場館與體育競賽表演相結合的形式開發公共體育場館商業價值。

第六，建立群眾需求驅動的公共體育場館服務優化機制。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體育需求是公共體育場館社會價值實現的基礎，因此，應建立群眾需求驅動的公共體育場館服務優化機制：其一，在公共體育場館設施的投資和建設環節，應充分考慮場館輻射區域內的群眾需求；其二，在公共體育場館的開放時間、活動組織等方面也應結合群眾需求進行確定；其三，可以建立公共體育場館服務的網絡服務平臺，提高信息化服務水平。

四、結語

提高公共體育場館服務管理績效，既是發展群眾體育的需要，也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實踐中，我國在公共體育場館建設和運營中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公共體育場館運營主體意識不強、缺乏社會參與機制、運營模式缺乏創新以及缺乏績效評價機制等方面。為提高公共體育場館管理服務績效，有必要通過經濟均衡發展實現群眾體育均衡發展，形成區域性群眾體育事業發展的自主投入機制；通過群眾體育產業化促進經濟高級化，建立公共體育場館管理績效評價和激勵體系；通過創新公共體育場館運營模式實現價值最大化，建立群眾需求驅動的公共體育場館服務優化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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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士韋，譚小勇，傅企明，趙成.建國以來我國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關系演變研究――兼論后奧運我國群眾體育發展的必然[J].

南京體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

第9篇：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范文

發展競技體育,必須打好群眾體育基礎,并在此基礎上提高。“大眾體育”也稱“群眾體育”、“社會體育”,由城鎮居民、企、事業單位職工及農民,為達到健身、健美、健心、醫療、娛樂等目的而進行的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身體鍛煉活動。成就體育強國需要體育運動大眾化,國民身體素質提高需要體育運動大眾化。冰雪體育運動是指人們借用滑冰和滑雪器械在自然和人工制冷的冰雪運動場上進行的各項運動。

2009年8月8日是我國首個“全民健身日”,全國各地以各種活動和形式迎接首個“全民健身日”。提高體育的大眾化參與,在城市建設中給民眾建造更多公園和市民廣場,留下更多活動休閑的空間,增添更多的健身器材,讓普通百姓也能夠便利地參加各種體育運動,讓更多的體育項目通過大眾化的傳播,而廣為人知,使大眾達到強身健體、快樂體育的目的,這些需要我們在“后奧運”時期加倍努力,真正躋身于體育強國之列,讓人們在體育運動中收獲金牌的同時,也收獲更多的健康和快樂。冰雪體育運動同樣也應該打好群眾基礎,走向大眾化。

現代冰雪體育運動主要包括冰上運動和雪上運動兩大類,具體項目頗多,共39項。冰上運動有花樣滑冰、速度滑冰、冰球運動、冰上游戲(冰爬犁、冰橇、冰陀螺等)、冰上障礙賽(流行于美國)、轉球等。雪上運動包括越野滑雪、跳臺滑雪、高山滑雪、花樣滑雪、軍事滑雪、多項滑雪、摩托橇、雪犁、狗橇賽、雪地曲棍球運動等。這些項目中有個別不適合以群眾體育形式開展,但是大多數是適合在群眾中發展的。

二、吉林省冰雪體育運動發展

吉林省地處北方,冬季寒冷漫長,應該鼓勵群眾減弱“貓冬”的習俗,進行更多的冰雪體育運動。

(一)吉林省冰雪體育運動資源

吉林省擁有得天獨厚的冰雪體育資源,屬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1月平均氣溫為-20―-14℃,冰雪期較長,每年11月至來年2月,山區雪深達40―50cm,雪質好,丘陵、山地高度一般在300―1000m左右,各類坡度的山地應有盡有。依據冬季長短、積雪深度、干雪保存時間、氣溫和山地坡度等冰雪體育資源開發技術評估要素分析,吉林省是具有冰雪體育開發優勢的區域。從各地冰雪體育資源對比分析可知,吉林省雖然雪量比黑龍江略小,雪期也略短,但輔以適時人工造雪,就可延長存雪冰期。冬季氣溫介于黑龍江省與遼寧省之間,冰雪質量軟硬適度,少寒風侵襲,這是凸顯的優勢。

吉林省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作為運動員的滑雪訓練基地。目前,吉林省具有22個一定規模的滑雪場,集中分布在長春、吉林、通化、延吉這幾個城市,其中有11個滑雪場集中在長春、吉林兩地。長春凈月潭滑雪場、長春蓮花山滑雪場、長春市五環體育館、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場、松花湖滑雪場、吉林省滑冰館、吉林省速滑館等一批場館是我國目前綜合條件設施最好的冰雪運動場館。這些場館不僅供專業運動員訓練使用,而且對市民游客開放。長白山高山冰雪訓練基地是我國唯一的高山冰雪運動訓練基地。

(二)吉林省冰雪體育運動發展現狀

除了上述資源外,吉林省還有一些以娛樂和健身為主的滑雪場,距離城市較近。有的就在市內,功能完備,交通便利,非常適宜發展大眾冰雪體育運動,但一些場地的基礎設施和服務水平還有待完善。而群眾性的冰雪娛樂場地在全省各地均有分布,但是以長春和吉林兩市居多,以娛樂和健身為主的冰雪體育活動在全省開展得尚可。

吉林省擁有品牌冰雪體育運動―中國長春凈月潭瓦薩國際越野滑雪節。自2003年開始舉辦至今,從第一屆有700人參與發展到如今的兩萬多人,從項目數量較少發展到54項精彩活動,從傳統活動項目發展到經典特色項目居多(如勇士殘疾人滑雪賽、“冰雪天使”評選等),參賽選手的國籍越來越多,年齡跨越得越來越大(年齡最大的80多歲、年齡最小的僅7歲)。這正體現了冰雪體育運動重在參與、沒有年齡界限的精神內涵。吉林省雖然擁有知名冰雪體育運動賽事,但是數量屈指可數。

2007年長春成功舉辦了第六屆亞洲冬季運動會,賽會擬設10個大項,49個小項。在給中國長春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將給予吉林省以極大的惠澤,無疑帶動了省內群眾對冰雪體育運動的熱情,刺激了冰雪體育運動的需求,激發了群眾冰雪體育運動的動機。

吉林省在2009年建立了冰雪體育運動展覽館,在全國尚屬唯一。有歷年收藏的珍貴實物和800多幅圖片,以圖片、音像、互動多媒體、現代化的藝術效果等形式系統形象地展示了吉林省冰雪體育運動發展的全過程和累累碩果。這就鼓勵大眾進行冰雪運動,熱愛冰雪運動。

吉林省為國家培養和選送了大量的冰雪體育人才,涌現出了諸多耳熟能詳的運動員,他們為國家、為吉林省贏得了很多榮譽。吉林省競技冰雪運動位于全國前列。同樣,在發展冰雪體育運動大眾化方面,吉林也應該走在前列,為全國體育運動大眾化發展樹立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三、更好地促進吉林省冰雪體育運動大眾化發展

由于人們體育意識的不斷增強,以體育健身、娛樂、觀賞的各類競賽及嘗試體育刺激與挑戰等為目的體育活動在不斷發展,已經進入了大眾體育時代。但是由于諸多方面的限制,致使吉林省冰雪體育運動的大眾化發展沒有更好地深入進行下去。如客觀因素中的目前成規模的冰雪娛樂公園僅限于長春、吉林兩市;冰雪體育運動器材昂貴,阻礙冰雪體育運動大眾化發展等。主觀因素中的體育行政部門發展群眾體育的重要目的只是從中選拔可塑之才,加以培養,這樣在無形中便影響了體育大眾化發展。

冰雪體育運動器材價格遠遠高于高爾夫和網球。雪鏡千元以上,雪帽、手套的價格都接近千元,雪杖4000元,滑雪服6000元,滑雪鞋也接近萬元,雪板、單板要萬元左右。有時候冰上器械的價格甚至比雪上的還貴。比如冰壺項目,單單一個壺5000元人民幣左右,冰刷的價格大概是7000元左右。花樣滑冰運動員冰鞋加冰刀最貴8000元以上。高昂的價格令大眾望而卻步。我國(包括吉林省)普及冰雪運動的有效辦法是選擇普及型的便宜器材,所以生產普及型便宜器材的工廠的生產能力、生產數量、產品質量要保證,以滿足普通群眾的鍛煉需要。